慈溪市图书馆

今日文明国的教育，具有两个矛盾的目的。一是希腊式市民教育的复活，一是代中世纪徒弟教育②而兴的职业教育。前者为对于中世纪贵族教育高唱军国政治的集合意识而压迫个人的反动，故立于以个人为绝对的意识之上。后者的态度则欲将徒弟教育的组织加以分解，而移于市民的支配之下；这种过去的徒弟教育，本是根据于职业集团的自主倾向，于军国的支配者相对抗而另行组织的。
  中世纪的教育，因以中世社会的割据状态为根据，故也成为割据的。军国的支配阶级有他的自己社会的教育，各种的职业集团也各有他们的自己社会的教育。所以这两种教育互相隔离，自成一体；即两者之社会的传统与生活之组织等等，也是互相分立，各不相通。所以然的缘故，乃由社会的统制在两者之间分别成就，即在社会方面显然呈现了分裂的状态。从而所谓抽象的教育精神，也和原始的部落社会间的宗教一样，一方的教育精神与他方的教育精神互相反对，而不能有如今日所谓一般的教育学之成立。这就因教育的实际并没有统一，也就因社会存着分裂状态之故。
  因近代的社会已由前世纪的割据状态而移于某种意味的统一状态，故近代的教育也有了所谓统一。而这个所谓社会的统一，在近代历史上的意味，是一种所谓国家的统一；即封建式分割的小国家，事实上已失其独立性，因而成为民族国家的统一。又，这种运动的动机，是产业的，由封建的经济组织进于国民的经济组织，更由国民的经济组织进于世界的经济组织。政治也与经济相适应，由封建大名之间的国际关系变而为较大的国家间的国家政治。而在这个产业的世界趋于共通的过程中，其先则有国民生活的成立以为之单位。故近代的社会组织，形式上为军国的统一，实质上乃是产业的统一。然进一步，产业组织也遂卸下了军国组织的外衣，而有所谓市民阶级者出现。所以实际上，现代的产业统一，是由市民阶级为主的。而所谓国家，所谓民族，皆不过一块招牌罢了。因之近世的教育统一，也即由于为现社会主人翁的市民所主持而实现的。
  市民阶级的教育为新产业组织的产物。在中世纪为自主的职业集团，到现代被新的市民阶级之资本主义的产业组织所吸收，已渐次失其独立性，而变形为近代工场组织之机械的劳动集团。在这种过程上，所记市民阶级的一般教育，也就以改造职业阶级，使适于近代的工场组织之目的为本分。而要实现这个改造，就必须采用二种方法：一是养成专门的技术家，一是养成机械的劳动者。
  近代的产业组织，因极端的分业之发达，就不需要中世纪综合的职工技术（craftsmanship）；现代的职工技术是异常简单，要熟练它，再也用不着费十年、二十年的长工夫。惟在他方面，因精密的机械工业组织之发达，同时就必需有专门技术家；这种专门技术家的人数虽不妨少，但技术总要高明。故市民国家的教育方法，即为制造这两种的工具而设施。一方为养成专门技术家，就有高等的大学校和专门学校等出现。他方为养成一般劳动者，就有全非技术的所谓普通教育出现。然在这两者中间，就含有矛盾的要素。前者因是技术专门的教育，目的在乎修得高级的机械技术，养成精密的技术家，故对于所谓“精神”者竟不顾及。后者因是普通教育，技术是不要的，故主要的是以“精神”的涵养为目的。而这个所谓“精神”者又是什么呢？这种“精神”乃是以养成适于在市民阶级的产业组织下做书记乃至劳动者的服从性为事。换言之，即在养成市民的隶属精神以代替军国的隶属精神。故一方的教育，以技术为主；他方的教育，则以隶属的精神为主。这样要以一种的“教育精神”来结合上述两项目的，就有大大的矛盾。石与糖无论用什么方法把他们造成为一种液体或固体，然而两者的庞杂性终不会消失。
  然所谓矛盾者尚不止此。市民阶级既把前世纪为职业集团自主组织之教育制度，移在市民阶级之手，同时又把这个非职业集团而为支配者集团的市民阶级本身的教育也不得不拿在手里，且以之为统一的教育之中心。
  在市民阶级本身的教育上，希腊式市民教育就复活起来。中世纪的军国教育因以集合生活之军律的统一为必要，故以极端地提倡集合意识，压迫个人意识，使个人埋没于阶级社会里，为军国国家支配阶级自身的教育精神。但因近代的产业以个性的能力之解放而成立，且反对国家的强制，而以自由放任的经济为社会组织之根柢，故这种集合主义已自然的趋于崩坏；同时教育的目的也成为个人主义的。于是以集合意识的解放，即个人意识的高唱，为教育精神的根本。社会的功利与个人的绝对性，也代替了迷信的统一精神而成为教育信条的基础。这就是所谓从希腊的精神而脱离了种族国家式的统一倾向与小国家的统一倾向。本来希腊式教育一方因有极端的个性的倾向，而他方同时也受小国家的强烈的统一意识所支配。惟带着近代产业性质的大国家主义，于个性的一点颇似希腊，而小国家的统一精神欲为产业之国际的性质而受当然的排除。故市民国家的教育精神以造作个人的支配之意识而替代统一的支配之意识为事；于是这种教育的精神即为“我”。
  市民阶级虽从自己支配阶级的社会构成之必然而不得不以个人的自由主义为教育精神；但在他们所统御的一般教育上，也到彻底实现他们本身阶级的教育精神，实不可能。这因市民国家的一般教育，如前所述，乃以养成他们的产业组织之机械的使用人为主要目的。从而就不得不造成顺从的专门技术家与没有技术的服从者。若向一般教育而也欲实行个人的自由主义，岂不变为与教育目的相违反了？因此市民阶级发现了二重人格，即必须在一般教育上实现那种与支配阶级的市民之教育精神全然各别的教育精神——集合的隶属精神。而这种教育精神固已实行了。
  这种矛盾，在无论何国都会露骨地或隐约地暴露着。如在英国，他们的市民阶级是专受所谓“士君子”（gentlemen）的教养，而不受职业教育的，在意识上明白地排除矛盾，把大学的性质以适合支配阶级的目的为限。对于一般教育，则力谋脱离国家之手，而任其归于有社会性质的不统一状态中。然市民国家的产业，并不和昔日的国家一样，为向一般人民行掠夺的组织，而是使一般人民在他们的产业组织之支配下行劳动的组织；故英国的市民阶级，于某期间想反抗贵族的时代，一般教育也不属于国家，而欲属于市民阶级。如旧俄罗斯多数人民为农民的场合，市民阶级原与中世纪的支配阶级相同，皆无视一般教育而惟以埋头于贵族的阶级教育为务。然现因近代国家的性质发达，同时专门教育及一般教育也遂不得不归于支配阶级之手。日本更是一跃而实现了具有近代国家矛盾性的教育统一，其矛盾性且愈见显著。
  在支配阶级有特别的教育精神的场合，有如从前的样子，它与一般的徒弟教育没有交涉。换言之，不把职业教育及一般教育拿在自己统一的范围内，故无论是教育学，是教育政策，皆可以极矛盾地贯彻其阶级的精神。孔子对于想学农业的弟子而骂为“小人哉”；亚里斯多德对于商人、职工或农民，不承认其为市民。由这可见，那时是到把社会的生活者即生产者隔离起来使成为另一组织，支配阶级似乎仅为向他们行掠夺的军国组织，故可宣言为别无关系。但今日的支配阶级，欲不复如此。他们是站在不能不把商业、工业、农业的教育都归统一的地位，而且更处于不能不拿另一种与本阶级不同的教育精神实施起来的难境。
  但这种事情不能顺利地进行。因为市民国家的教育，必然地要把它的自由主义酝酿在一般社会意识之中；而此事跟着产业组织由强制的管理而趋于产业自体有机的管理之过程，也趋于造就生产阶级之自主的地位。市民国家的教育自然为帮助此事而工作。于是在这里，矛盾就露骨了。市民阶级也遂不得不对于自己行事的结果而觉得狼狈。他们对于专门教育与普通教育，乃认为近代的精神已闯下了一场大祸。因此，遂以为非采用中世纪的统一精神不可。而在近代自由国家主义的丰期，教育方面竟来一种压迫的逆袭，也即为此。
  对于这种样的矛盾应当怎样去修正它才好，遂成为近代国家的教育学及教育精神之问题。在国家教育的实际方面，虽未想得有回复中世纪式压迫的手段；然在实际上，欲认为这个是可以的。所谓近代的“教育学”，所努力的，也即在怎样可以至少于意识上把矛盾性抹煞了。这种努力所取方法分为二种：一是被称为纯科学的教育学的倾向，其他就是观念哲学的教育学。
  所谓教育的科学化，实即把教育化为纯粹现代的资本主义产业之机械。能率主义的教育就指这个。这种教育，除出从一般社会人士养成可为产业机械的“精神”以外，还要造成机械化的人间。为此，心理学及生理学等科学皆被利用。在美洲地方，教育且向着无“精神”的科学化方面进行。同时，在他方面，竭力地把“教育精神”从社会的现象分离开来，而单谋造成观念界之所谓“学的精神”（academicspirit）的超越的意识。基于文化哲学价值哲学而成的教育学，就是这件东西。这种教育学与基于此等哲学而成之政治学、国家学乃至社会学等，有其相同的目的，有其相同的形式，有其相同的作用。要之，不外想把意识从现象隔离，因以修正现实与意识之矛盾。但教育精神原为社会的现实之要求，在养成可以维持那时代社会生存的人间能力之社会过程上，得为一致的意识而产生的；因之，在现实生活上有矛盾时，意识上也不容不把这个矛盾反映出来；而含有如此矛盾的近代国家的教育，势必也成为教育精神的矛盾而表现出来。假使要在生活的现实上修正这个矛盾，毕竟非破坏资本主义的产业组织之矛盾不可。但这个大的现代矛盾，如其认为无论如何是不可以有的，便不能接触到这个矛盾了。结果，只在教育精神的矛盾上可以设法。于是从现实方面把“精神”引离，就成为观念世界的实物。使学者投于观念的漩涡——观念的游戏——之中。各式各样样的超越的思索，纠缠回环，益与经验的意识远离，而成为美妙的观念的构造物。所谓文化哲学价值哲学的教育学，就是如此这般而完成其所谓学的。同时，这种教育学在社会方面欲全是无意义的东西。这种现象，不惟见于教育学，即在最近的政治学、国家学、社会学等的现状里，也是一样得见的。
  但这种教育学在社会方面虽无意味，而在阶级的支配上欲有其效能。一方面可以用为行将崩坏的阶级在观念上的自慰，他方面可以投向一般社会人士之观念的倾向，而用为对于现代精神之“定心丸”。今日的普通教育与专门教育，虽有其非常机械的及功利的之目的与内容。但在受这种教育的社会人士，因由于青少年期之观念的倾向，不绝地对于机械化的作用感到不满，既然别无可以逃遁此项不满之任何手段或希望传授给他们，自然只有拿观念做个逃遁场。而这个所谓“观念的”，是与所受被压迫、被机械化的教育等其程度。近代国家之观念的教育精神，在某种时际，得以惹起含有类似这种倾向的青年的观念生活。故如与以这种的一种观念过程，即不能以科学的认识现在生活的经验过程之能力相授与，则将难免误为解决本问题最可宝贵的关键。在这里，就有了观念的教育精神之作用。由此遂得从意识上帮助阶级的统一之目的。这个也就是对社会毫无意味的教育哲学与社会哲学所以大获奖励的理由。这个也就是这种哲学在青年人中间所以流行的理由。从前宗教所努力的麻醉剂的作用，现在这等哲学的意识也正在努力。
  但现实是不管这个的，它欲要走必然的过程。教育精神尽管仍旧，教育制度也尽管仍旧，而社会过程必要转回为产业过程。立脚于矛盾的市民教育，在现在的社会一般人集团即生产者阶级集团上，已失其实际的权威。科学化的教育方法，在无论何种社会里，或有其可以成为方法上有效的部分，但今日的教育方法，固已不存在这种社会的作用了。生产阶级者之组织的进化，取了与这个全然各别的科学的转回，乃至于有了可以使机械的科学化变成无效之组织方法。即在生产者集团之过程中，发达了一种使人间成为机械的使用这件事情变为不可能的组织。同时，已受“精神化”的市民阶级的教育，除为了国民的义务而受之以外，完全被拒绝，因为生产者集团自身之社会的教育，已在他们中间发达。对抗市民支配的生产者支配的教育，已用急激的速度广行于社会。这种现象，乃是由于生产者集团已成组织，它的社会的构成已有了足与市民阶级的社会的构成相对抗的实质之故。
  这种变化，不仅表现在外观，其内容实更有进益。无论科学的研究之机关，社会的意识构成之手段和方法，在无产者集团间，虽皆不能与市民国家的相提并论，但即在这样的不便利不完全的境遇之间，而生产者集团有社会意味之教化的内容，尚且充实着颇有希望的倾向。另有在科学上更有希望之点，是在社会现象之认识上，生产者集团之认识，已能免除错觉的影响。社会组织的进化，实以认识之确实为其出发点。当宗教国家灭亡而军国国家兴起之时，其出发点即为对于错觉的宗教国家认识，而以军国国家现实上的确实认识为根本条件。在免除这个认识之错误的过程上，生产者集团方面实比市民阶级集团要进一步。故错觉的教育精神，于现实上为生产者集团所无视，也属当然的结果。
  现代的国家教育正在如上所述的崩坏过程中，而新的社会的教育之意味，跟着产业组织之进化，正在生产者阶级之社会集团中发酵，从此新的社会的教育与这种教育的精神也正在成立。

①本文译自日本长谷川如是闲之文。本篇署名：姚应夫。 ②中世纪徒弟教育 中世纪徒弟教育即西欧中世纪由商人和手工业者的行会组织施行的职业技术教育，主要通过学徒制进行。通称为行会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