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产儿制限这个问题，现在由多方面加以讨论。譬如有一方面是由于经济的见地的，旧马尔撒斯②派的限制生产说，即以此为根据。这派的主张是：人口的生产，势将超过维持生活所需的食物的生产，所以若不用人工来制限生育，则自然界也将用战争、疫疠、饥馑等更惨酷的方法来达到这个制限生育的目的。到了现在，这一派的论调还是极有势力。有许多研究最精明的人，也似承认这个议论当中含着一种真理；虽然他们是并不承认，那最初所发表的马尔撒斯律③。
  还有一方面，是由于进化的或动物学的见地。照这派的论调，以为从事实看来，自然的进步的全部历程，是在对于有生之初所获得的那个无限的生殖的动力，加以制限。经过进化的历程，对于生育的数量，已有不少的减少——唯下等的生物能生存的比较的少些——而且这个量的减少，就跟着质的增进。这对于以后的生存，真是很有利益的。产儿制限，就是继续这一种的进化的步骤，成为有意识的、自主的、审慎的工作。但实在都是很自然的。
  更有一方面，是由于社会改造的人道主义的见地的。这派注重在劳动阶级，含有平民主义的意味，关于这问题的各种议论中，是最受欢迎的一种。无论何人，只要熟悉工人的生活和工人的家庭的，不管这工人是在最富裕、最进步的国家里，一定会晓得工人们所受于子女过多的苦痛。因为这些子女实在是不必要的，是不能得到适当的养育的。做父亲的为此而增重负担、劳苦；做母亲的为此而发生疲惫、疾病；做儿童的为此而陷于最恶劣的环境，无从得到好的养护。实在这些儿童当中，有许多是决不应该生出来的。故有很多的人一出世就死去了。这样的结果，就是到处形成困苦、悲惨的情景，而使一个地方的社会程度发生低落的影响。具有善心、勇气的人有见及此，遂主张产儿制限，愿意牺牲一切，为社会洗净这个污点。
  但有一派抱单纯的医学见解的人，对于产儿制限的态度，就大不相同了，他们不发任何种广泛的概括的话，他们仅仅这样断言：在某种致病的境遇里，若是妊娠了，势将引起严重的危险——如心脏病，或是一个妇人临产时要发狂——则避妊便属必要。这一种见解，被开通的医生所承认，已有五六十年了。
  最后还有一方面，是优生学的见地，这和上面所述进化的、经济的、社会的及医学的各种见解都不同。这虽不是一种新的见地，但在今日，既有许多主要的白种人民因为受了那以前不知名的疾病的影响，竟把种族上的生活力日渐减弱，①——这比疫疠还要利害。因为古代各种大的疫疠，尚不至于连强有力的人也归于灭亡——所以产儿制限问题的这一方面，便有了最重大的意义了。
  我们在产儿制限上有着一种极贵重的工具，不仅可以直接的改善社会，并可提高人种的品质。这个事实，在现代富有思想的优生学者虽不欲过于重视，但几乎没有一人不默认的。他们所
  以不过于重视的理由，因为他们承认，仅仅避免妊娠在改善社会的境遇上虽尽有好处；但在种族上并无必需的改善的效果，甚或竟会生出相反的影响。譬如：仅仅随便制限人群的繁殖而不注意到这人群的种族的性质，则终不能把这人群的性质改良起来。这是很显明的事实。还有，在实际经验上，像现代所实施的那种新马尔撒斯派的方法，或者竟是使人种变坏（dysgenic），并不是改良。因为采用这些方法的是优秀的人群，至于无知无行的劣等人种，反让他们自由生殖的缘故。从优生学的见地所认为应该需要避妊知识的人群，反而不能受着影响，于是不幸的结果，就要出现。从现在的情形看来，这种方法，显然是不能再无限制的继续了。因为需要社会担负的个人，以同样的比例，继续增加，而供给这些担负的人，在数量上比较的日渐减少，故只好永远增重担负。所以我们若愈认识这种紧要的事实，也将愈尽力去传播避妊的知识于那些子女过多的人，解救他们的不幸了。
  现在，我们且把这个暂时的过渡的情形搁置一边，唯应该记取单单限制生育。在他的本身，虽不能算做达到优生学上人种选择的方法；然而产儿制限，终还是个唯一的利器，足以实现优生学上选择的作用。当一百年前马尔撒斯发表他那新的革命的主义，从经济的见地说明限制生殖的必要时，他只晓得劝人戒除性交，来实现他的主张，并不晓得别个更好的方法。在那一个时期，节欲算是限制多产唯一的方法，这在某种情形里也许可以有的。但是这个方法，并不适于实际应用。因为已经结婚的人，能从某种动机，尤其是优生学的动机，肯不顾自身幸福，专为实现这一种方法而勉力自制的，一定极少。至于能服从这些高尚的动机，具备坚强的意力以从事于自制的，固然也有；然从优生学的见地看来，却反是我们所希望到了最后始可制限生育的一种人。所以，禁欲的方法实在是不切实用的。唯有用避妊的产儿制限法，一方面既能使具有通常智慧的一般人民，对于生殖有支配限制甚至或避免的权力，他方面仍能使已经结婚者运用其功能，无须取无谓的禁欲的空名，也不至引起心身上健康的损失。所以不但是一种方法，实还是唯一的方法。
  现在，我们可以进而讲究优生学了。初创优生学的人，因为晓得这个问题关系的重大，终不敢显然主张。就像第一个也是最有势力的优生学者哥尔登①，虽然对于优生学的目标和宗旨，叙述得非常合理、非常和婉，而于使优生学可以实际应用的方法的性质，却从没有特别注重过或明白发表过。哥尔登差不多常说，生育与结婚是同样的事情，所以不配生殖的人便不配结婚，凡在结婚典礼上所有心身两方面的个人利益，统统不应享受。但这种要求，显然是不能实行的，且也为舆论所不能容许的，而对于多数优秀的人，反给与以一种难以胜任的负担。结果只把优生学被人误解，被人嘲笑，当作妄想看待；一方面又使许多有意信从优生学的人，保持一种不可能的误谬的见解，到底对于优生学的主义还是怀疑，不敢置信。
  但从哥尔登第一次在一八八五年发布关于改良人种的新理想以后，不到几年，就有一位克拉褒顿（T.H.Clapperton）女士在她的《科学的世界改善主义》(ScientificMelirism)上明白宣言：用新马尔撒斯主义的方法自愿的制限生产，而不是出于经济的和节欲的动机，实为“国民更新”（nationalregeneration）的必要条件。又，第一次使公众晓得，在产儿制限的方法里，可以达到优生学的目的，且可使一般人类也能到达那专尚理论者虽不是幻想者所能到达的地方。从此以后，这种道理已经很快的传播到一般能想及这方面的人生的人间。到了现代，只有愚蠢的人、迷信的人和许多想做议员的人，仍抱着旧的见解，以为生育跟了结婚而起的，要限制生育只有禁止结婚。然在现代，对于优生学的进步这一个大问题极其关心的人，必将相信，改良人种最切实的工具全在于产儿制限。所以，我们如果希望把人种的一般程度有满足的提高，自必要用了逐渐增长的关于遗传的知识，来调节妊娠，限制妊娠，甚至在必要的时候来防止妊娠，才能有效。
  优生学上有两个目的，在现代更比从前需要的，便是：（一）阻止劣种的生产；（二）鼓励优种的生产。而阻止劣种生产这件事，似应最先施行。因为这不但在进行上最有把握，而且他的本身，还可间接的甚至直接的来促进优良人种的发达。
  现在一般人社会的和经济的地位，极不平等。我们希望，将来能渐趋于平等。但这个问题，此刻且不暇讨论。我们单从优生学的见地，以为现代社会大约可以分为优秀的和低劣的两种人。这两种人，虽是互相掩覆而且渐渐的互相融合。但在表面上看来，确是两种分明而且相反的团体。在今日，或在前一世纪的大部分，一般的影响——包括最好而最博爱的动机在内——已有阻止优秀者的生育而促进低劣者的生育的现象。而大部分社会进步的动力，不但要靠慈善的行为，并且要靠法律和行政，来实行使优秀者负荷低劣者生活责任的主义。这样的结果，就是使强健的、能力作的、聪明谨慎的人的继续的增重经济上及别种的负担，因以减少他们养育自己子女的实力；而别方面，却使惰懒的、无远虑的、有疾病的人，不但自身不受这些恶习的危险，还得受人供养，多生子女。这个步骤，已经进行了许多年代，而在最文明、最进步的国家，尤其进行得快，因此便阻滞了进步，减低了文化。这次大战，使各交战国及受着大战影响的中立国，愈加促进这种病态进行的步骤。如：优秀的人已觉得自己方面的数量大为减少，同时所负担的责任反无限增加。至于低劣的人，正在日日推广。这不仅因为，他们发见比以前更不适于对付较难的环境；还因为，他们当中多数属于中等阶级的人以及从前曾经有优秀能力的人，一到现在，都被逼迫而沦于下等的社会阶级的缘故。
  到了现在，没有人敢郑重提议，说优秀的人种，应当不管他们的负担将增重到怎样一个地位，才可以把这些负担统统放弃，让低劣的人种自去求生。这是因为，百几十年来盛行着一种人道的理想和努力，而且渐渐的暗暗的流行了已在百年以上。现在如果有人作上面的提议，不是和这些理想及努力相反背的么？实在的讲，从古以来，没有所谓选择的自由；就到现代，还有人相信我们应当救济那些并世存在的不幸者。不过到了近来，已有一个关于人种的大希望照耀在我们的眼前了。这就是：要我们明明白白的晓得，若根据那遗传上优生学方面，发达无已的知识，很聪明的使用产儿制限的工具，就可在我们看得到的最近的将来（不必在千年以后），断绝了不幸者的供给，减少了低劣人种的生产。我们从前枉费心力，想去阻止婴孩的生后作恶；现在却已学得秘法，可以在未生产前预防了。
  但从此要发生问题了，就是：我们当采用何种实施方法呢？我们则以为，要使优生学的理想在社会的及人种的生活上发生实效，至少可以有三个方法。这些方法，不必定要国家或团体才能做得，就在个人也是可以实行的。
  第一——在增进并提倡遗传律的知识。
  凡在实行以前必先有知识。现在我们所有的遗传，对于优生学上相关的趋势的知识——无论是从统计方面研究，从曼兑尔派（Mendelian）①研究，或离开了理论单由精密的观察——实在是极不充分。目前这方面的知识，虽是发达很快，条理渐备，然如果要作为实行的指导，还得扩充范围，多具实例，以期愈加详细，愈加精确。推广这种知识的责任，虽可以望于专门研究生物学的人，但决不是全然由他负责。如医生遇有关于家族遗传的病症，可以探索的，就须把这种病症记载下来。又如一个人倘能追溯到几代的祖先，就可以把一代一代的情形叙述一下。即使不为研究遗传计，也可为个人的德业、模范或儆戒来做这件事；又有一种人，如其他们对于我们几百年来的祖先有能追溯的，也可在我们身上作一种富有兴味与教训的研究。凡这种种，都是在自己家庭范围以内可以做得到的。
  第二——普及产儿制限的方法的知识。
  在十八世纪的时候，用避妊为限制生产方法的知识，似仍限于时髦的一班游冶儿，而且常为不道德的事情而使用。若认这为道德的而且节制的行为，不过是百余年间的事。可是，从此就在全世界各文明国里传播起来。至于开始采用这项方法的人，自然是那些最有学问、最开通的人，以及在道德上深知做父母的天职，且有先见，能克己，实践这种责任的人。所以，这个运动最初是限于上流社会。但向下面推广的势力极其快速，从一八七六年勃拉特劳（Bredlaugh）及皮珊脱夫人（Mrs.Besant）为散布关于避妊知识的小册子被官厅讯鞫以后，更有许多文字上的宣传继续发展，突过从前。他的影响，竟及于较高等的劳动阶级，他们是很有智慧，有志气并有研究心来获得有切身关系的知识；就在那被虚伪的贞操观及愚昧无知所拘束，足以妨碍宣传的地方，也不免受着影响。因为现在这种宣传，已能用文字的方法传播到下级社会，就像那些终日力作，没有学识，即使有意求知，也是困难得很的人，现在也将受着影响了。
  这样，现在过渡的时期中，在优生学上有价值的优秀分子占最多数的阶级，是属于最愿意也最能限制生产的一级；而低劣分子占最多数的阶级，却仍得不到限制生产的知识。即使有了志愿，还是无法实行。像这一种过渡的情景，实在是可怜的。我们现在所能设法的，只有亲身把必需的知识向下层社会的人讲述。因为他们是不通文字的。我们一辈人，立在中流的地位，决不能向后退步。只有前进，方能得救。像那些假贞节的无知识的反对文明开化的人所抱的态度，高贵的威权高呼“我全然不赞成这种方法”的，到现在已经是成为可笑的了。因为他们是过去的人。大战一起，他们的运命就告终了。我们生存现代，和这一种普及全世界的伟大而巩固的运动，实在深有关系。这种运动，在最有文化的地方继续的流行。然这个步骤，却是从最下等的动物界开始，而且得着“自然”的许可的。
  实际活动的方法，自然须按照各地的情形，来斟酌适宜。如在荷兰那里，不但设立了产儿制限的讲授所（clinics），而且还由官厅设法鼓励。所以，要传达最好的优生学的知识是很容易的。又如在英国，因为政府受了假道德的无知识的反对文明开化论者的拥护，便出来作梗，不许明白地宣传产儿制限的知识。因此，要想传布这种知识，必须由医生及开通的公民多方设法，如或由救济无知，或由私人教授，或由养成进步的人种上的理想，或由鼓励地方官使觉悟他们的责任等等皆是。至于一般法律上救济贫民的官吏（poorlawrelievingofficers）——尤其像现在这样，由妇女担任这类职务，且比从前要高明得多的时候——遇必要时，以传授产儿制限的知识为最切要的事情，自然是很明显的。因为这种行为，即使离开了人种的见地不讲，对于贫民自身，本是非常重要。就是对于社会，也很有关系的。然现在在美国地方，这个问题却有些困难。因美国已经定了一种法律。这种法律实行以后，便生了一个障碍。其结果所得，使勇敢的先驱者，像玛格莱脱珊格尔夫人的，因为具着人道主义的热情，起而向法律挑战了。但改造不良法律的方法，若只用破坏手段，——即使法律破坏家的行为是起于最高尚的动机——实为本能的遵守法律的社会所不取。但是，若要实行一种高尚的事业，为人们及为人种的提高，在势不能不破坏法律。但这件事的本身，也许犯比法律更高的事情的。我们以为，在美国地方，用教育来教化地方，再与教育相应着改变法律，显然大有事情可做呢。
  第三——依据我们的知识来行事。
  仅仅有了遗传律的知识是不够的。仅仅传布关于产儿制限方法的知识，也是不够的。这两种分开来，虽各有应用之处，然与实际改良人种上面，将没有什么效果。只有把这两件事情联合起来，实施的人又能感觉到个人的责任，才可以为实行的指导而有所成就。因为这一种个人活动上高尚的责任的意识，实为全个问题的基础。如果地方上有多数的人能这样，则优生学的进步便成为可能，也成为切要。因为这一端能成功，全体也就可以成功了。
  这个意思，是说我们不必急于制定优生学上的法律及婚姻的章程。但在好新而浅率的人士，必将时时要求定这一种的法律和章程。他们把优生学者当作狂人，当作幻想者看待，以为不值得尊重的。但是在优生学一方面，他的进步的路线是很清楚的，到了健全的知识已经普及，或者到了我们确实晓得那些不肯依据健全的知识来实行的人是出于踌躇不决，或是为了他们生来没有能力做别种事情的时候，自也将取强迫的行动，用法律来执行了。因为这些人是构成低劣人种的要素，足以贻害社会，流毒种族。但在人数上，他们比较的是少数，而且可以制驭的。所以我们为促进现代的社会及将来的民族计，对于这些分子，不唯可加以必要的强制，简直是一定要这样做的。而这种强制的方法，在最温和的方面，可以用那种使人乐从的初步的社会的劝导。劝导无效，才用遏制生殖的方法。若在最后的极端的方面，则须用完全的隔离法了。我们如果要合理的希望人种的改良，只好照着这些路径进行，决不能用强制全般人民服从的那种笨而无用的方法的。
  我们各个人都能为这个目标而力作。由切实的知识与个人的势力所发生的影响，足使我们所欲绝灭的那些分子的地域，更定得确切些。现在这个在人种历史上的危机，就是对于我们最善的努力的挑战书。

①本文原作者是英国的爱理斯。 ②马尔撒斯 通译马尔萨斯（ThomasRobertMalthus，1766—1834），英国经济学家，著有《人口论》、《政治经济学原理》等。其人口理论通常被称为“马尔萨斯主义”。 ③马尔萨斯律 即所谓：如不遇阻碍，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而生活资料即使在最有利的生产条件下，也只能按算术级数增长；所以人口增长的速度超过生活资料增长的速度。 ①译者注：“这大概是指遗传病。” ①哥尔登 通译高尔顿（FrancisGalton，1822～1911），英国学者，生物统计学、人类遗传学及优生学的创立者。 ①曼兑尔派 通译孟德尔派。孟德尔（G.J.Mendel，1822—1884），奥地利遗传学家，遗传学的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