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在第一章中，我们已知为今日国际情势的特征者，是苏维埃联邦之社会主义的建设，与资本主义之安定，同时并进。如今资本主义的安定，我们知道已开始现实地暴露其矛盾；以下便就苏维埃联邦之建设究竟是怎样巩固，又是怎样进展，来考察一下。
  一、苏维埃联邦之外交
  先当从苏维埃联邦之国际关系的变迁来考察。
  在过去十年间，苏维埃联邦之国际的地位，有极大的变化，经过几多的阶段。当十月革命后之第一期，苏维埃共和国受着德意志帝国主义者的袭击。德国占领了乌克兰的一部分之后，遂强制劳农共和国不能不同意于有如列宁所称呼的“污辱的”布里斯特和平条件。①这终算给了苏维埃联邦约一年的安息时间。其后 便开始一个与资本主义同盟诸国之武装冲突的长时期。由这种国家的力量，助成了哥尔恰克、台尼金、优台尼丘及乌拉葛尔的反动军队。①在这个直接的斗争之中，苏维埃之劳动者与农民，竟把帝国主义者与白卫军打个粉碎。劳动者及农民遂强制他们撤去联邦的领域。
  这样，市民战争告终。长期的息养时间由此开始。在这期间，苏维埃联邦之代表与资本主义国家之代表在日内瓦与海牙相会。在苏联一方面终想得到列强的谅解以尽力延长这个息养的时间，并在敌人包围之中想订结得以保证劳农国家和平存在的条件。但无论在日内瓦或在海牙，苏联的提案都被最重要的资本主义各国的代表拒绝了。
  现在的苏维埃联邦却已过了多年的和平关系。它与列强维持正常的友谊的关系，正在与二三国家商议争论问题之解决与借款问题之整理。且因国内的稳定与苏联国际地位之强大化，像从前希望同意于在日内瓦与海牙所提的条件，早已成为没有意义了。那时的苏联比之已过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的现在，正要十倍的衰弱。因此，当时的苏联只好委曲忍辱。但现在的苏联比初与资本主义世界的代表在日内瓦与海牙会见时，已不可同日语了！
  这种情形，即在与法国及其他诸国有所商议时，也可决定联邦之态度、此等商议是关于苏联与资本主义世界正常的经济关系之发展的，因这种经济关系之发展，不仅对苏联为必要，即对 资本主义诸国也为必要，故在苏联是非常有利地在进行着。
  联邦之外国贸易在最近几年间逐渐发达。在一九二一 ——一九二二年的经济年度，苏联之外国贸易为三万万三千万战前罗布。至一九二六年便超过了十万万战前罗布。由此可见外国贸易在五年之间增至三倍以上。但外国贸易关系之发展，至现在为止，还比在最近年间有显然成长的国民经济之一般的发展落后。这种经济关系之扩大的发展，乃是确保和平上最重要的因子之一。
  二、在过去十年间国民经济之发展
  在这苏维埃联邦之十年间，由劳动大众辛勤坚苦地奋斗，一面对市民战争、列强干涉、饥馑寒冷作战，一面为破坏旧国家机关，断绝旧社会关系，努力不懈；在人类历史上真是无比的业绩。这数百万劳动大众努力的径路，便在国民经济之再兴与依据社会主义原则之变革。
  但他们拿什么来开始建设？
  在现在经过种种战线上的十年斗争之后，回顾他们过去的作为之际，我们当不免忘记劳动者阶级究用什么开始国民经济变革之创造的事业，在何种根底之上开始社会主义的建设。
  据国家计划经济委员会协作者的计算，战时中（自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二四年）之支出，可以匹敌七年间俄国全体人民的总生产；若用金钱的价值来说，帝国主义战争间国民经济之损失达四百万万罗布，为市民战争与封锁所受损失，在五百万万罗布以上。
  自然这种计算不能说是绝对正确，只不过一种近似的例证而已。但由此等数字，已足见在帝国主义战争及市民战争间所生破坏之大。苏联的劳动阶级在过去数年间，便把这等大伤口有大部分治愈，而且着手于新建设了。
  国民经济之衰退与跃进。农业总生产之价值，在一九一三年为一百十七万万九千万罗布，在一九一七年为九十五万万罗布（即比战前生产之一半稍多）。但在一九二七年农业的总生产已有一百二十七万万七千六百万罗布，是已超过战前的水准了。据预计，要是没有灾害的话，农业可能的生产，在一九二八年度可有一百三十一万万八千六百万罗布，即将比战前水准增至一〇九％。
  大工业总生产之价值在一九一三年为六十三万万九千一百万罗布，一九一七年为四十四万万六千八百万罗布，当一九二一年再建设之初，不过十三万万四千四百万罗布（即比战前水准五分之一稍多一点）。但自一九二一年以后，即大见增进。如当第十周年纪念时，已超过战前的水准（六十六万万三千七百万罗布以上）。本年预计当增至七十五万万九千二百万罗布，即比战前水准增出一五％。
  以上几种数字是表明过去十年间在最重要生产部门的经济发展之一般形态。其间有严重危机的退步与异常急速的生产，可为全经过期间的特征。
  农业。照上述报告，工业生产虽曾降落到几乎战前百分之二十的地步，但农业总生产之水准决不曾跌至战前百分之五十以下，可见农业是比工业少受打击。耕地面积在一九一四年为一万万九百万台西阿的①；一九二二年虽减至七千五百万台西阿的，但到一九二七年已近于战前之数了。
  农业之衰退与成长之程度，更可由以下报告而见其特性。即
  在帝国主义战争与市民战争之间，农民阶级（据统计机关的计算）男子劳动力的损失约百分之三十，动产不动产皆受剧减。牧畜低下至百分之四十。而农业之商品量，约减少为四分之一。但至一九二七年，我们见有极大的变化。他们已有与战前大致相同的耕作面积，牧畜也比战前增至百分之一〇一。
  耕作面积的数量虽比战前减少，但因总生产之成长，可知农业上已有质的变化。这个过程里与复农耕法及机械化的过程以及在经济上其他的改良有关连的。
  在农业上新的投资范围近也增大。在一九二六 ——二七年度，在各方面所支出的（预算农业信用等）投资额，多至四万万一千八百万罗布；在次年度据说为农业建设在最重要场所所支出的有五万万二千万罗布。
  工业。帝国主义战争及市民战争对工业所生损害特别厉害。“革命的巨费”即为普罗列搭利亚独裁所消耗的，当市民战争期间，比较对于国民经济其他一切部门，以对于工业的压迫为最大。
  工业的总生产在一九二一 ——二二年异常低落，即降至战前百分之二十八。在工业上活动的劳动者数比一九一三年减少一，九一八，〇〇〇人，即仅有一，二九四，〇〇〇人，还不及半数。再加以原料及燃料之缺乏，运输机关之破坏，大多数工场〔厂〕之悲惨状态，都是人人所不能忘却的事情。可是市民战争一告终结，飞跃的增进也即开始。劳动阶级用在工业领域上的精力与意志，真值得钦佩。故在一九二一年的生产虽不过战前的五分之一；但至一九二七年，即比战前水准增多百分之三十九。这个进步还是在五年之中达到的，无论何国是没有这样暴风雨般的再兴的。这一事实，要是大家注意到在苏维埃联邦经济之再兴还比其他诸国落后四年，当益可明了。
  十月革命之后，帝国主义战争之结果，运输组织完全破坏。当市民战争起后，对于运输事业更加上困难的打击。在破坏最甚的时代，运输能率仅及战前五分之一。但至现在，铁道运输，已达到战前能率，在有些地方还突破战前的状态。劳动工资在市民战争期间中，如一切劳动者所知道的，是饥饿工资而已，不能比这再多一点。到了现在，工资也比战前为高。一九二一年及一九二二年，劳动者一人每月的工资，照预算表不过八 ·八四罗布；现在则在二八罗布以上。（战争时代为二五罗布）。在苏联国家收入中劳动阶级所占之数，一九二四 ——二五年为百分之二四·一，一九二五 ——二六年为百分之二九·四。
  普罗列搭利亚国家之政策是对的吗？这种成绩即为在过去数年间普罗列搭利亚国家之政策是否正确的答案。我们决不能主张过去全无部分的谬误。谬误之发生是无疑的。然就大体讲，如十年来工作的结果所表示，在过去所实行的政策实是完全正确的。
  过去的十年，通常可以区别为二个主要时期。即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与新经济政策时期。
  战时共产主义组织，是和为普罗列搭利亚权力即苏维埃国家之直接的防御，当用全力以援助的时期相适应的。其他一切的利害与联邦之全部政策皆从属于这个决定的任务之解决之下。劳动者与农民为苏维埃国家之存在，努力抵御世界布尔乔亚汜之攻击。他们一开始确立新的国家及经济之组织与直接的组织的劳作，便抱着革命的一切巨大费用可以完全取偿的确信，来防御联邦。
  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之后的新经济政策时期，很可证明劳动者农民的这种希望之正确。如上述那样飞跃之国，固已表示 “革命的巨大费用 ”，已在许多部分（有很多是全部的）被取回了。
  战时共产主义之政策，在非此不能有社会主义的建设，与使劳农大众知道对于阶级敌人必须占胜利的意味上，是正当的政策这一事，已被证明了。
  当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实现了劳动者与农民之斗争同盟。当新经济政策时期结成了为建设新社会之劳动者与农民间之经济的同盟。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哪个将得胜利？这个时期通常名为复兴时代。这一名词，在一般人看来，是和一切参战国家当战后时期所使用的有同等意义。但实际上苏联之复兴时代，是和资本主义诸国相当的复兴时代有着全异的内容，与全异的任务的。因为法德及英帝国的经济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之社会经济关系所形成的那个旧圈套中在复兴。而苏联的复兴时代，是立于新的根柢，即所谓在工场〔厂〕、职场〔织厂〕、铁道、土地、财产等私有财产解体的基础上，创造新的经济关系与经济组织的时代。
  苏维埃联邦之工业，是当作经济之社会主义的要素而再建的。商品流通是在由国家商业与协同组合的市场掌握之下而发展的。农民经济常在社会主义的工业与普罗列搭利亚独裁之其他经济指导有益影响之下而向上的。故在普罗列搭利亚特独裁之下的复兴时代，同时即为增进经济上社会主义要素之作用的斗争时代，也是克服在经济组织内资本主义要素之时代。
  在苏维埃联邦，当社会主义的社会之组织未经终了以前，阶级还是存在的，因此为确保经济上及政治上之影响的阶级间之斗争也是残留的，从而相互的关系也将受着变化，这些都是无疑的事实。
  为此我们要综合成绩，比较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之成长时，实必须从阶级关系之观点来观察，且当注意到社会主义要素的作用。以下特引用二三种数字以记述由阶级观点所成事件之特性。在一九二四 ——二五年，社会化的扇形，占全交易百分之七二 ·六。在一九二七 ——二八年，这个比率即升至百分之八四·五。私有经济的部门所占成分，不过是百分之一五·五。又工银劳动之压倒的多数即百分之八十以上，也集中在社会化的扇形上。经过数年再来比较时，这个比率当能表示年年向上。此等数字都可为国民经济社会化之效果的具体例子。
  同时此等数字也可作为对于社会主义胜利还是资本主义胜利这一问子〔题〕的答复。反对派中人关于此问的答复，常有说在二三年前要比现在为良好的倾向。照他们的见解，在当时，以在社会主义的要素方面为有一切利益；然到现在，这方面却愈见恶化了。
  但从上述关于苏联经济发展之报告看来，是非常明确地可以证明此种立场为全无根据。一九二一 ——二二年，劳动者阶级之数的势力略略超过二百万。大多数工场是在停闭。生产量降至战前五分之一，商业上以私人商业为占优势。什么协同组合及其他社会化的经济设备，在农村简直还不知道。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之可能性与今日所已成就的效果，还不承认的人，只要把今日最最活泼运转的工业，在工业中工作的劳动者数，协同组合网之发展，劳动者阶级与农民阶级之今日状态及现在所有一般的结果，与在四年五年前的一般状态对比一下，便可知其见解之毫无根据了。
  过去的十年，很能证明获取国家权力的劳动阶级是有确保最速的经济的飞跃，并引导这种飞跃到社会主义轨道中的能力的，也能证明同时在生产在商业上资本主义的关系是被压倒的。更有一点不可不指明的，即普罗列搭利亚特与农民同盟以完成这一伟大的业绩时，他们所承受的地盘及其出发点，乃是被帝国主义战争及市民战争连根破坏了的后进国之经济，而且不仅受不到外部些少的援助，还是处在资本主义诸国之压迫下的。
  俄罗斯用自己的力量建设。
  列宁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一般在资本主义诸国，特别在沙皇治下的俄国，重工业是全靠外国资本的助力而发展的。”实际上，一九一五年西欧所投于俄国工业的资本，乃有数十万万罗布之多。故当列宁指示上项事实时，曾有不少人怀疑于在普罗列搭利亚特独裁之下，是否果有经济发展之可能。这些人是对于克服在布尔乔亚诸国之经济方面所难以制胜的上项困难之可能性过少评价了的。试看上述的苏联发展的结果，不是全用自力完成的吗？因为无论是日内瓦，是海牙、都不曾给过苏联以何等的材料啊。
  在重工业领域上，苏联用这一产业部门上的合理化运动而达目的。然在获得燃料方面，不管怎样努力，终不能有金属业那样的成绩。俄国之燃料预算常告不足，须由外国之燃料输入以补足之。故不管经济发达如何，燃料危机终是经常的现象。然后来因煤、石油、及泥灰之产出获得成功，大电气发电所也筑造了，于是形成了联邦对于动力经济的坚固基础。现在铸铁之熔融与压展机生产虽不过战前水准百分之七三，然数年之内，在这方面也有大可改良的准备。
  第二个十年的开始，如今苏联已走上第二个十年的初步，有更大的任务急待解决。此地关于国内工业化的根本任务，将不详细说明。要之 “复兴时代 ”的成功，对于国民的生活状态，及社会主义的要素与全部经济的发展，是有强大的影响的。每年每年地，技术的基础在量的方面有增长，在质的方面也有急速的进步，将来所能实现的成绩，一定当更大更可惊人。
  对于第二个十年间的计划的要点，是全经济、工业及农业之政策与新装。经济建设的第二个十年，对于生产技术与劳动者组织自将有根本的变化；这与以前所行者当有区别。在今日以前劳动者阶级与农民阶级拿旧的落后的沙皇治下所传下的遗产，对困难与饥馑作战，在将来劳动者阶级与农民阶级自将每年以更大的规模去利用一切技术的收获与人间精神的收获。同时一切文化的问题也得特别的意义。全经济之合理化与复兴之问题，要是没有联邦会人民大众之文化的进展，是不能解决的。文化之意义与作用，技术与智识之意义，在未来时期，自当显然提高。
  又经济发展的未来时代，计划的指导之意义与作用将益形增加，这与以前所经验者也有区别。今日由计划经济部所定的五年计划，是形成一个转换点的。经济发展五年计划，在普罗列搭利亚独裁之条件下，便是社会主义建设之五年计划。
  三、横于前途的困难与 “反对派 ”之迷混
  但同时苏联今后之发展，也有危险的存在，我们是不容看过的。这在国内是富农及资本家（nepmen）之势力，在国外是帝国主义诸国使苏联孤立，或欲粉碎之，或欲堕落之于资本主义的地位。
  就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上国内的危险言之，因由租税政策（极度之累进税）价格政策（物价安定，使投机不可能）、信用政策（由贫农中农及所组织的协同组合以谋金融之便利）及其他压迫政策，足使劳动者与贫农及中农的同盟益形巩固，富农及资本家益形孤立，其势力愈加衰落。故这种危险，今后由政府的正确的政策与大众对比之强力的支持，当能完全克服；这是我们敢于断言的。
  所可怕者，只是从国际方面来的危险。这在第一章中已有详细的叙述。今日此种危机之所以尚未爆发者，一因在他们帝国主义的各国之间还未形成一致的战线（参看第一章），二因他们的准备也未充分完成；在这准备上最有重大意味者，是对国内民众之完全的支配与对被压迫民族之彻底的压迫。
  但在帝国主义治下的国内民众及被压迫殖民地民族，果将到底为帝国主义政府之恐怖的反动与欺瞒的怀柔所压迫下去吗？要决定这个问题，须看立在此等民族与国内民众之先头，在正确地指导斗争的普罗列搭利亚党之力量与活动如何。要是他们的指导正确而且力量强大，那么在万国被压迫民众与苏联劳农大众的巩固的协力之下，自可把威协苏联之国际的危机克服下去的。看最近中国的新的解放运动之发展，与欧洲诸国劳动者大众的新的抬头，正是为指示向这个方向发展的先驱（参看第一章）。
  我们之所以不容〔易〕看过横于苏联前途的上述诸困难者，是为了要如何克服这种困难又不可不克服这种困难成为问题之故。这种态度，正是为历史的使命而斗争的普罗列搭利亚前卫所当取的态度。
  然而此等困难曾使一部分人混乱，发出悲鸣之声。如先由第三国际之中央执行委员会除名，继由苏联共产党除名的托洛兹基①、齐诺维埃夫②等，正是不敢对付困难见困难而倒退的人。 这批人原是从当初就常在困难之前不断地表示动摇的。如托洛兹基在一九〇五年之前，在布尔塞维克与孟雪维克①之间动摇；其后一九〇五年之革命失败，来了一个无比类的反动时代，于是重倾向于孟雪维克一边；到一九一四年之世界战争勃发，也不想由阶级斗争以克服战争，只是当作和平主义的悲呜之传导者以终；一直到一九一七年秋，俄罗斯大众之革命的能力已经强大，而且在各交战国内也渐渐地高涨革命之波，于是又随着潮流，加入布尔塞维克党，参加十一月革命。
  这样，普罗列搭利亚特之独裁虽然已经建立，但据他所怀抱的根本信念，还以为：
  倘若没有欧罗巴普罗列搭利亚特之直接的援助，那么俄罗斯之劳动者阶级要维持权力，要把一时的支配变为纯粹之社会主义的独裁，是不可能的。
  他之参加十一月革命，也是基于这个信念。对于在俄罗斯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并没有何等确信的。
  至一九二一 ——二二年以后，世界资本主义渐趋安定，在各国的革命潮流也渐形低落，于是他又开始混乱起来。这样在一九二五年四月之共产党会议以后，他便常喊党干部之资本主义的堕落，以至于今日。
  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之第十四次党大会之前后，虽至于与托洛兹基共行动的齐诺维埃夫与加梅纳夫②我们也可看出他们同样的在困难之前动摇的历史。当十一月革命之前，他们也与托洛兹基抱同样的信念，以为在俄罗斯，是不能有普罗列搭利亚革 命——即社会主义的建设的，所以拒绝参加革命，后因列宁将加以除名的处分，才勉强追随。在距此七年之前，即一九一一年，正是反动之高潮时代，在布尔塞维克之间，当讨论到是否须与孟雪维克，与其中的最左翼派托洛兹基分离时，对于列宁之断然主张分离，而反顽强地拥护托洛兹基者，便是加梅纳夫。
  他们到了今日，当苏维埃联邦之社会主义的建设遇着国内的及国际的困难，并不想如何克服，却专与政府为难，多方恶评。又不仅此而已，自一九二六年下期以后，竟破坏党的严重的纪律而另组fraction①；虽曾在是年十月十六日在大众的批判前面声明谢罪，但并没有中止那种运动；至一九二七年八月四日再声明谢罪，可是依然继续那种运动，更进而诉于党外大众，欲使党与大众分离，又与在国外的反革命分子（德国的马斯洛克、费西耶，法国的斯维林等）通款曲，谋用国际的力量推翻俄国共产党及苏维埃权力之权威。
  于是他们遂受共产党除名的处分。而且当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党第十五次大会中投票除名决议时，反对除名者四，一二〇票，而赞成除名者多至七二四，〇六六票，（即反对之票还不足全体百分之五）也可见他们尽管如何努力，然而大众已不信任他们了。
  不管有何种困难，不管小布尔乔亚的分子对困难如何动摇，然苏维埃联邦之劳农大众，还有世界之劳动者阶级及被压迫民众，在坚固的团结之上，在苏维埃政府正确的政策与第三国际正确的指导之下，终是要克服此等内外之困难的。而这一种愈趋巩固的苏维埃联邦的进步，正是国际解放之先导的明灯，有力的支 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