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①
  译者序言
  本书 《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The Origin of the State )是恩格尔（Frederich——theFamily,PrivatePropertyandEngels）最有名的主要著作之一。第一版于一八八四年（在他的六十五岁，即马克思去世的第二年）行世，大加修补的第四版于一八九一年（在他去世的四年前）行世。故读了本书，可以知道他们二人对于唯物史观、国家、家族等之最成熟的意见。
  本书有如著者在《序言》中所说，是恩格尔继承马克思在生前有志而未遂的工作所完成者，他根据关于这一问题的摩尔根之划时代的研究，加上自己的研究，并插入马克思的评注 ——在本书中引用马克思所说之处就是 ——把自蒙昧、野蛮以至文明的人类生活之历史，由唯物史观的见地，简单地论述。我们从本
  ①本书原著者是德国恩格斯，译者署名“李膺扬译”。书中原著者署名原为 “恩格尔”通译恩格斯（FriedrichEngels，1820—1895）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本书今，译本书名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译，述文字亦与本书多有不同。然而，本书却为该名著在中国的第一部全译本（上海新生命书局1929年出版），曾先后再版七次，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颇有助益。本书初版时，在《译者序言》之前，排印有陶希圣所撰《序》。今由编者移作本书附录（见本卷第 300～302页）。
  书，不仅获得在历史研究方法上的一般的指示，更可看到人类原始生活中许多有趣味的事实，与三千年来为我们文明基础的一夫一妻家族，私有财产制度及国家之沿革，还有锐利的马克思主义的对此之批判。要想知道马克思学派怎样地看男女关系，怎样地看国家，本书便是极有兴味而且重要的指针。
  现在为帮助读者容易了解本书起见，特把本书的内容简单解说如次：
  现代社会之为以布尔乔亚汜①与普罗列搭利亚特②之对立斗争做中心，还有国家之为这种斗争之一机关；原是研究社会科学者之常识，无用在此多加说明。而在社会生活上之这一斗争，即在家庭生活中也表现其缩影；今日之一夫一妻家族 ——除出普罗列搭利亚特的 ——是不为男女之和好而为其斗争 ——代表社会生活上布尔乔亚汜之夫与代表普罗列搭利亚特之妻之斗争 ——之场面；因之其结果不属于法兰西式盛行的通奸，便属于德意志式家庭中的倦怠：这些便都是恩格尔所断言的。
  这两种的斗争形态 ——国家与家族 ——是不是永远不离人间的呢？出则阶级斗争，入则家庭斗争：这二者是不是人间不得免的运命呢？它的原因何在？在过去的社会生活家庭生活是怎样？将来的又将怎样？ ——从唯物史观的立场，研究这些问题，同时以过去及现在之事实证明唯物史观之理论者，即为本书。
  读本书时最先值得注意者，为区别时代之标准（第一章）。恩格尔依从摩尔根将世界史分为蒙昧，野蛮及文明之三大期，更将 前面二期各分为下，中，上三段；这个区别之标准，决不是任意的，而是以生活资料获得手段之发达程度 ——生产力之发达程度——来规定的。即以火之使用，弓矢之发明，制陶器术之应用，家畜之饲养，与植物之栽培，以及铁之发见等，作为划时代之唯一标准。这一标准之如何妥当，换言之，唯物史观理论之如何正确，读本书（特别是第九章）者自会知道。这里且把其中最重要的后面二项略加说明。
  最初的人类，是以获得自然长成的动植物来生活的。但因牧畜及植物栽培之发明，就开始了用人力以支配自然之作用。这一支配因铁之发见更得到决定的发达。而这二者，实成就了人类生活上未曾有的大革命。因在人类专靠自然的产物以生活时，人之劳动力只能产生为维持自己所必要的生产物，不能产生比必要更多的生产物；住于一定地域内的一团人，只向共有的自然界共同取得每日必要的生活资料以共同消费；因之在那里没有发生私有财产之余地 ——除出极其微细之物 ——而是共产主义的。
  然因为牧畜及植物栽培之发明，人间劳动之生产力就急速增加。铁之使用更促进它的发达。于是人之劳动力得产生比维持生活所必要的更多的生产物。剩余物由是发生，交换由是开始。而下列二种以前所全不知道的事实也由是出现。
  （1）人之劳动力得产生维持生活以上的生产物，就造成了榨取他人劳动力之可能性；
  （2）所蓄积之富，不属于团体而归于个人之手（私有财产）。
  这个与他人之榨取相连结的私有财产之发生，究有如何影响及于人类之社会生活及家庭生活，便是本书之中心问题。恩格尔先说对于家庭生活之影响（第二章）。我们读了这一章，就得明白了解今日之一夫一妻制 ——如前述的含有男女之斗争，男性之支配，通奸，淫卖或倦怠的一夫一妻制 ——是全为私有财产之产物，而决非人间本来之男女关系，且因之它的运命是必然地与私有财产之运命相一致的。
  自第三章至第八章，详细述说私有财产对于社会生活之影响。恩格尔先就各种民族，说明当尚未发生私有财产时之人间是过如何自由、如何平等又如何友爱的共同生活；然后说明这样自由、平等、友爱的社会是如何地因财产之私有而转化为相反对的社会。即“私有财产”同在家庭生活上产生如今日的一夫一妻“家族”一样，在社会生活上便产生了“国家”。至于私有财产因何种理由而产生国家，又使国家来尽如何的使命，这在第五、第六，第八及第九章有详细的说明。
  如斯，今日之家族及国家是私有财产所生之双生儿。于私有财产基础之上，发达生产力；国家之形态也有种种变动。然国家之本质是不变的，因做它的基础的私有财产之本质不变。即在今后只要在这一基础存在的限度内，无论如何修正宪法，如何改订选举法，而国家之本质将不会变。然则这一基础究是什么呢？
  私有财产是要消灭的。这在本书中当作自明的理以议论。因为私有财产如何消灭这个重大问题是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被说明的。《资本论》中说私有财产并非因人间之意志而是因经济的必然，不得不归于消灭。然因这个必然性以消灭时之家族及国家变成怎样？这是本书第二章之终及第九章之终所论及的。这在形态上在许多点将和私有财产发生以前的状态相似。为什么？因两者都有所谓缺少私有财产这一共通基础之故。因此，我们遂得了解恩格尔之所以要在第三、第四章中详说私有财产发生以前的氏族制度之用意。原来他是不用空想以描写未来社会之光景，故特就与未来社会有共通基础的原始社会详为叙述。然未来社会并不是原始社会之复现。前者乃是与后者在重大点上有差异的即生产力为极大发达之社会。一是为了生产力发达而灭亡的社会，一是生产力极大发达的结果所生的社会。用想像来描写这一社会要取如何的样态，是科学者的马克思与恩格尔所不为的。
  再，本书以 ErnestUntermann①的英译为底本；当翻译时，并参照西雅雄氏及田中九一氏根据德文版的二种日译本，附此声明。
  译者
  一九二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日本
  著者序言
  一为第一版一八八四年
  以下各章，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遗言的奉行。卡尔·马克思（KarlMarx）实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欲把摩尔根（Morgan）的研究的结果开展起来，和他的 ——在某种限度内可说是我们的 ——唯物史观相联贯，即希望由此以阐明这个唯物史观的全意义。因为摩尔根在美国，曾经重新发现过已在四十年前由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史观；在比较未开化与文明的主要点上，还达到与马克思同样的结果。而且恰如《资本论》之久被德国职业的经济 学者所热心剽窃，又是强被抹煞一样；摩尔根的《古代社会》①也复受英国 “先史 ”（prehistoric）学的代表者同样的待遇。
  本书仅对于我的故友②所未能完成的工作，做成一点补充而已。然我因得有他从摩尔根一书的节录中所加的评注③，故把它完全转载于此。
  依据唯物论的见解，历史上最后决定的要素是直接的生活之生产与再生产及它的物质要件。但这又可分为两方面来说：一方面是生活手段（衣食住及必要的工具）之生产，他方面是人类自身之生产，即种族之繁殖。为某一时代及某一地域之人民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制度，是受两种生产形式的制约，即一方是劳动之发达，他方是家族之发达。劳动之发达愈幼稚，它的生产之量，从而社会之富愈有限制，那么社会制度愈可看出是受血统关系的支配的。然在这种以血统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组织之下，劳动之生产力逐渐发达。同时，私有财产与交换，富之差别，他人劳动力之掠夺，从而阶级对立之基础也渐被形成。这种新的社会要素竭力谋使旧的社会制度适应于新的境遇，一直到了两者调和的可能性告终，遂引起一个完全的革命。这个以血统关系为基础的旧社会，在和新发达的社会诸阶级之冲突中，就被废除。以后新的社会出现，被结成为国家。它的单位不复是血族团体，而是地方 团体。在这有个社会中，家族关系完全受制于财产关系，而构成从来一切成文历史的内容之阶级对立及阶级斗争，也由此自由发展。
  摩尔根发现而且重建那我们的成文历史的这一基础上之要点，又从北美印第安人的血族团体中寻出一个键来可以剖析太古希腊、罗马及日耳曼历史上迄今尚未能解的一切最重要的谜，这实是摩尔根的伟业。但他的书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在四十多年间，他和材料奋斗，直到完全制服了才止。因此他的著作成为当代少数划时代的出版物之一。
  在以下的叙述中，读者将在大体上容易分辨哪些是属于摩尔根的创见，哪些是为我所附加。在论希腊及罗马的历史的几节，我并未受拘于摩尔根的引证，曾经附加上我所能供给的材料。关于克勒特（Celt）人及日耳曼人的各节，大部分是属于我的。在这方面，摩尔根仅有些少无关重要的引例；至关于日耳曼的事情 ——除出塔西佗（Tacitus）①以外 ——只不过从福礼门（Freeman）②引用了无价值的未经选择的虚伪资料。③经济的说明，这在摩尔根的目的上虽然适合，而在我的目的上是全然不充分的，故我已完全把它改写。最后对于一切结论，在未显然引用摩尔根之处，当然由我负责。
  菲特力克 ·恩格尔
  二为第四版一八九一年
  出许多部数的本书以前的旧版，差不多售罄了已将半年。发行者方面曾几次请求我准备新版。①惟因羁于要务，迄今尚未着手。自本书初版发行以来，已过七年；在这期间，关于原始的家族形态之研究已有重要的进步。故这次自有加以改订增补之必要；何况这一 “新版的 ”本文，如果上了预定的纸版，一时再要修改便不可能了。
  因此我已就本文全体，过细校阅，且有许多增补，希望由此可以对科学进步的现阶段有相当的认识。还有，在这篇序文之后，我把自巴苛芬（Bachofen）至摩尔根各家对于家族历史的发达作一简单的概要。我之所以要这样做，其主要理由是在英国的，混杂着排外主义（Chauvinism）②的先史学派，还在不断地用着全力去抹杀那受了摩尔根发现的影响所致的关于原始历史观之革命；而同时这家学派却不踌躇地冒用着摩尔根研究的结果。在他方面，这一英国的例子也在很广泛地被袭用着。
  我的这本书已被译成几国文字。最先译成意大利文： L' o-riginedellafamiglia ,dellaproprieta privataedellostato ,Ver -sionerivedutadell'autore,dipasqualet Martignetti ; Beneven -
  to，1885.其次译成罗马尼亚文：载在自一八八五年九月至一八上八六年五月 Jassy所发行的杂志 Contemp oranul, Origin afamilei , proprietatei private si a statului , tradus a de Joan Nadejde.更译成丹麦文：Familjens , Privatejendommens og statens Oprindelse , Dansk ,af Forfatteren gennemgaaet Udgave , besφrget af Gerson Trier , Kфbenhavn , 1888.以这本德文版为原本的 Henri Rave所译的法文本，正在印刷中。①
  到一八六〇年之初，关于家族的历史并没有什么可讲。历史学的这一领域还是完全受着摩西（Moses）②十诫的影响。摩西的那比任何人都要描写得详尽的家长的家族形态，是不但无更多的评论，被视为最古的形态，而且还视为与我们今日的家族是同一的。故那时连家族之历史的发达也并没有认识。至多不过承认在原始时代或者曾有性的无规律（sexualicense）之一时期存在过罢了。
  在一夫一妻制（monogamy）之外，尚知有东洋的一夫多妻制（polygamy）与印度、西藏的一妻多夫制（polyandry），确乎不错；但这三种形态并不能列入任何历史的顺序中，不过是毫无关联地并存而已。至于在古代史的某几个民族及现存的某几个野蛮部落中，认血统不由于父而由于母，从而认母系是唯一正当的系统；又在今日的许多民族中，于——当时（一八六〇年以前）尚未确定其范围——某种大集团内禁止通婚，而且这种习惯在世界各处皆可见到：这种种事实确被知道，还有更多的事例被继续搜集。但没有人知道怎样去利用它们。故即在泰娄（E.B.Taylor）①所著的《人类原始历史之研究》(ResearchesintotheEarlyHistoryofMankind,1865)中，也仅把这些事实视为“奇习”，与野蛮的禁用铁器去接触燃烧着的木，以及相类似之宗教上的悖理行为相并论而已。
  这个家族的历史是从一八六一年，即巴苛芬的《母权论》 ( Mutter echt )出版的一年开始的。在书中著者提出如下的主张：
  1.人类最初过着无拘束的性交生活，他不大确当地称之为杂婚制（Letaerism）
  2.这一种的性交使认知父亲的方法为绝不可能；从而血统只能从母系——由母权——追溯；而且这是古代各民族一律通行的事实。
  3.其结果，女子当作母亲，为后一代人所确知的唯一的亲长，遂受高度的尊敬，据巴苛芬的意见，这个尊敬遂提高至完全的女性支配（gynaicocracy）。
  4.一个女子之专属于一个男子的一夫一妻制之过渡，含有原始的宗教戒律之侵害（即实际上其他一切男子对于这一女子的传统的权利之侵害）的意味，而这种侵害必须由女子在某一定时期内把自身献给大众以资取偿，换言之，即购得其默认。
  巴苛芬为证实此种命题，特从古典文学中引用由辛勤搜集到的无数的事例。由“杂婚制 ”到一夫一妻制，由母权到父权的过渡，据他的意见 ——特别在希腊人 ——是在宗教观念的进化过程中完成的。即为新观念之代表的新神，加入到为旧观念之代表的传统的神群中；而后者逐渐逐渐被前者所压倒。所以照巴苛芬看来，引起男女相互的社会地位之历史的变化者，并不是人类现实的生活条件之发达，而是对人类头脑的这种生活条件之宗教的反映。因此巴苛芬举示伊士奇洛斯（Aechylos）的《奥勒斯提雅》（Oresteia），①当作行将没落的母权与在英雄时代出现而得胜利的父权间斗争之戏曲的描写。
  克里达姆内斯脱拉（Klytaemnestra）为了她的爱人伊吉斯搭斯（Aegisthos），把从特洛耶（Trejan）战争归来的她的夫阿加绵农（Agamemnon）杀了。但由阿加绵农所生的她的儿子奥勒斯提（Orestes）杀了他的母亲以报父亲的仇。为此，保护母权的鬼神们厄麟尼斯（Erinyes）告发他，因照母权制，杀母是最重大不可赎的罪。但由于他的神托（oracle）鼓励奥勒斯提去做这种行动的阿玻罗（Apollo），与被请来当裁判官的雅典尼（Athene）——这两位是代表新的父权制的神 ——保护他。雅典尼听受两方的辩诉。一切争点，如今可用在奥勒斯提与鬼神们中间所行的辩论要约之。奥勒斯提的主张是：克里达姆内斯脱拉杀了她的夫，又杀了他的父，所以犯了二重的罪。但为什么厄麟尼斯告发他，而不告发更犯重罪的她？
  她们的答辩却可骇异：
  “她对那个她所杀死的男人，是没有血统关系。”
  杀死一个没有血缘的男人，即使他是凶手的夫，还是可以赎罪的，故这对厄麟尼斯并无关系：她们的义务只在告发有血缘者的杀害事件。而今却是一件按照母权制，最重大而不可赎的杀母案。当下阿玻罗为辩护奥勒斯提发言。于是雅典尼就叫亚掠帕吉提（Areopagites）——雅典尼的陪审推事 ——投票表决，投票的结果对于宣告无罪与有罪是同数。因此雅典尼以裁判长的资格，投有利于奥勒斯提的票，而作无罪的判决。这样父权制便战胜了母权制；照厄麟尼斯自己的用语，是“新时代的神 ”消灭了厄麟尼斯。终于后者也被劝诱了在这个新的秩序之下接受一种新的任务。
  这一新的，但是绝对正确的奥勒斯提雅的解释，是巴苛芬的全书中最美而且最善的处所之一；但同时它也证明巴苛芬自己至少和古代伊士奇洛斯同程度地相信厄麟尼斯和阿玻罗及雅典尼。他实在相信当希腊的英雄时代，此等神们已成就了由父权制颠覆母权制的奇迹。这种拿宗教当作世界史的主要原动力看的类似的概念，结局一定要归于纯神秘主义，是显然的。
  故把巴苛芬的这部庞大的书来通读，乃是费力而不能得益的事情。但这种种仍不减低他的先驱事业的价值。他是最先用用如下的证明，以补充关于无规律性交之存在不明的原始状态的空言者。即是古典文学告诉我们许多证迹，表明在一夫一妻制之前，在希腊人及亚细亚人中间，确有他种性的关系之存在；这种性的关系不但容许一个男子与几个女子性交，且也准一个女子可以自由地与几个男子发生性交，而都不算违反良善的道德。这种惯习并不完全消灭，却残存着一种痕迹，即女子必须由在某种限定的时间，献身给大众的形态，以购得一夫一妻制的权利。因此血统在最初只能由女系即从母到母追溯上去。这个女系的唯一合法性，虽在远至父之地位已被确定，或者至少已被认识的一夫一妻制时代还被保存。其结果，这种当作子女唯一确实的亲长之母的原始地位，给她们乃至其他一切妇人确保了一种比向来所占有的更高的社会地位。巴苛芬虽然因受了他的神秘的概念的影响，没有这样清晰地构成这种种命题，但他仍证实了它们的正确，所以这就等于一八六一年的一种完全的革命。
  巴苛芬的庞大的书是用德语写的，即是用当时对于今日家族的历史最不感到兴味的国民的言语写的。因此他的书终于未闻于世。在这方面最先继他而起的人，虽与一八六五年出现，但对于巴苛芬并未有所知道。
  这个继起者是马克楞南（J.F.Mclennan）①，他却和他的先驱者正相反对。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不是天才的神秘家，而是干燥无味的法律家；不是郁勃的诗人的想像，而是喋喋不休的辩护士的拉杂。马克楞南从古代及近世的许多蒙昧、野蛮或甚至文明民族中，见出一种婚姻形态，是强制新郎，或者单独，或者与他的友人连合，须用暴力去掠夺新娘。这必是一种古代惯习的遗制，那时一部落的男人确须用暴力从别个部落中掠得他们的妻。然这种“掠夺婚”是怎样发生的呢？当男子能在自己部落内认到足够的女子时，是绝对不会有这样掠夺的动机的。但我们时常从未开化民族中，见有某种集团（这在一八六五年时，还常被视为与部落自身同一的），在集团内部禁止通婚。因此，某一集团的男子（或女子）只好向集团之外去求他们（或她们）的妻（或夫）。惟在别个部落内，却又奉行一种惯习，必须他们的男子仅从自己集团内求得他们的妻。马克楞南叫第一种为族外婚的（exogamous），
  第二种为族内婚的（endogamous），且由此组成一个在族外婚与族内婚的“部落”间的严格的对立。他自己的族外婚的研究虽然明白地表现这个对立，在许多方面（虽不是大多数或甚至全部），只是存于他自己的想象中，可是他仍把它作为他的全部学说的基础。照后者的说法，族外婚部落仅许从别个部落中娶他们的妻。而且顺应于他们的蒙昧状态，在这种部落间发生不断的战争，故妇女仅能由掠夺以获得。
  马克楞南更问：这个族外婚的惯习从何处发生？他的回答是：血缘关系与近亲通奸的观念对它是全无关系的，因为这种种概念是很迟才发达的。但在蒙昧人中间，当女孩儿生后即予杀死的惯习却很盛行。这当是它的起因。因这样，在这种部落内自然发现男子的过剩，其必然的结果便是几个男子共有一个女子 ——即一妻多夫制（polyandry）。更有一个结果是，惟有孩儿的母亲能被确认，而父亲是不知道的；从而亲族关系仅由女系追溯，而把男系除外 ——即母权制。又部落内妇人缺少 ——这个缺少虽由一妻多夫制略见缓和，但未被除去 ——之第二个结果，必然是用暴力去诱拐别个部落内的妇人。
  因族外婚与一妻多夫制是起于同一个原因 ——缺少两性间人口的均衡 ——我们就不得不视一切族外婚人种是本来曾行过一妻多夫制者。..因此，我们必须视在族外婚人种间，最初的亲族制度是仅由母亲认血缘者，为无可争论。 ——见马克楞南的《古代史研究》( Mclennan ,Studie in AncientHistory,1886. PrimitiveMarriage,P.124. )
  马克楞南的功绩，在指出他之所谓族外婚者是一般的存在而且有重大的意义。可是他绝没有发现族外婚的集团之事实；也并没有正确地理解它们。除出以前许多观察者之片断的记录——即为马克楞南所引用者 ——以外，雷搭谟（ Latham）①曾就印度的马格尔（Magars）人间的这种制度，有过详细的正确的记述——见他的《记述人类学》( Descriptive Ethnology , 1 8 5 9 ) — —且说明这种制度曾在地球上各处普遍存在。这是马克楞南自己所引用的。还有，早在一八四七年，我们的朋友摩尔根也已在他论易洛魁人（Iroquois）的书信中（在AmericanReview杂志上）及一八五一年在所著《易洛魁同盟》(TheLeagueoftheIroquois)中，对这个制度有过说明及正确的记述。而我们在下面，就可看出马克楞南的辩护士的本能是怎样地在这个问题上，比巴苛芬的神秘的想象在母权领域上造成了更大的迷妄。
  马克楞南的又一功绩，是在他承认由母权追溯血统的惯习是原始的，虽然他后来也自认巴苛芬在这点上已比他有先见。不过即在这个地方，他也不是完全清楚。他时常说及“专由女系的亲族关系”（kinshipthroughfemalesonly），且使用这种语句，不但正确地适用于初期的阶段，也复适用于后期的发达阶段，即当血统与继承虽仍然专由女系追溯，但同时由男系的亲族关系也开始被承认而且表现的阶段。这样作成一种固定的法律语，而且不绝地用以说明那早已不复能适用的状态，却是法律家的偏见了。
  但不管如何强辩，马克楞南的学说即在著者自己看来，也不像是有确实的基础的。至少他觉得“那‘假想的’妇人掠夺之状态，如今正在已行男子亲族关系‘或可称为依男系的血统’的民族中为最明白显著的这件事，是值得注目的。”（《古代史研究》，
  一四〇页）
  他又这样地说：“据我们所知道，在族外婚与最古的亲族形态并存的地方，是并没有组织地杀婴儿的这种制度的：这是奇妙的事实。”（同书，一四六页）
  这两种事实都直接地否认了他的说明方式，所以他只能用新的更其错杂的假说来对付它们。
  虽然如此，他的学说却在英国获得大大的赞许和流行。在英国，马克楞南是一般地被认为家族历史的创始者，又是在这问题上的第一个权威者。他的族外婚及族内婚“部落”的对立，虽是认有许多各个的例外与修正，但依然被视为一般通说的基础；而且成为使在研究领域上一切自由的观念及一切决定的进步为不可能的眼障。我们的义务，便在用如下的事实，以对抗流行在英国，又被仿行在他处的马克楞南的过度的评价，即是他由完全错误的族外婚与族内婚 “部落 ”之对立所生的害毒，比之他由研究所生的贡献还要来得多。
  还有，到了后来，有更多的事实发现出来，都是不适合于他的假说的。马克楞南仅知有三种婚姻形态：一夫多妻制，一妻多夫制及一夫一妻制。但一经注意到这一方面，才有更多的证据发现出来，知道在未开化民族中间，还有一组的男子共有一组的女子之婚姻形态存在。拉布克（Lubbock）①在他的《文明的起源》 (Origin of civilization ,1870）中，曾承认这种集团婚（communal marriage）为历史的事实。
  翌年，即一八七一年，摩尔根就发现了新鲜的、而且在许多方面还是决定的材料。他相信在易洛魁人间所流行的特殊的亲 族制度，虽然和由在那里行使的婚姻制度所生之亲族等级直接冲突，但是共通于在美国的一切原始住民，而且广行于全大陆的。他特请于联邦政府，利用他自己起草的质问表，以搜集关于其他诸民族的亲族制度之报告。从答复中得到下列的结果：
  1.美国印第安人的亲族制度也在亚细亚流行，又以略经改变的形态，在非洲及澳洲的许多部落间流行。
  2.这种制度由现在在夏威夷及澳洲的某几个岛上行将灭落的集团婚之一形态可得完全的说明。
  3.然与这种婚姻形态相并，在这种岛上还奉行着一种亲族制度，是只由更原始，而如今已归消灭的集团婚形态所能说明的。
  这种所搜得的报告与摩尔根的结论，发表在一八七一年的他的《血族及亲族制度》(SystemsofConsanguinityandAffinity)①一书中；而且由此引起了范围更广大的讨论。他由亲族制度出发，重建相应于此的家族形态，从此开一条向人类先史时期的科学研究之新路，与更辽远的回顾。这个方法一经应用，于是马克楞南的绮丽的构造自将化为乌有了。
  马克楞南在《原始的婚姻》(PrimitiveMarriage,studiesinAncientHistory,1875）的新版中辩护自己的学说。他自己虽是最巧妙地用许多假说构成家族的历史，但另一方面，他不但向拉布克及摩尔根要求他们所主张的每个证据，还更要求像那在苏格兰法庭所认可的，有无可争论的确实性之证据。而且这一个人还是无踌躇地断言，以下的民族都是奉行一妻多夫制的：日耳曼 人，在母的兄弟与姊妹的儿子间有密切关系；布立吞人（Britons），据彻萨尔（Cesar）报告，他们是十人至十二人共一妇女；又野蛮人，有古代著作家关于妇女共有的其他一切报告。我们于此，不禁想起一位律师的故事来，他在自己论述的时候虽得一切的自由，但他对被告律师却要求最正式的、法律上有效的每句话的证据。
  他主张集团婚是纯粹想象之所产；这样，他便比巴苛芬落后的多了。不过是社会的礼仪的规则，可拿他说摩尔根的亲族制度，印度人向白种外国人也称呼为兄弟或父的事实以证明。这正和主张父母、兄弟、姊妹的称号只是无意义的称呼形式一样，因为天主教的神父及僧尼，或被称为父与母，或被称为僧与尼，甚至如共济会员（free-masons）及英国职业俱乐部会员在庄严的集会上，也被称为兄弟及姊妹。要之，马克楞南的辩护是异常脆弱的。
  然还有一点留着未被攻击。就是为他全部学说基础的族外婚及族内婚部落之对立，不惟全未摇动，甚至还被认为家族历史全体的枢纽。大家虽承认马克楞南想说明这个对立的企图是不充分，且与他自己所举事实相冲突。但是对立的自身，各不相容全然独立的二种种族的存在 ——即在一种种族内，从自己种族内部娶妻，在其他一种种族内绝对禁止这类习惯 — —还是被认为不得争论的教义。请比较吉刺德条隆②的《家族之起源》（Gi-raud -Teulon ,Originesdela famille ,1874）及拉布克的《文明之
  起源》（一八八二年，第四版），便可知道。 摩尔根的主要著作《古代社会》（一八七七年），对于此点即有所伸说。本书即以该书作基础的。摩尔根在一八七一年尚不过朦胧地预感到，现在在这里是明显地证实了。族内婚与族外婚决不是对立的；族外婚的 “部落 ”直到现在还未被发现。不过当集团婚尚存在的时代 ——这或者倒是曾经在各处存在过的 ——一个部落曾分为在母方有血缘的许多集团，即“氏族”（gentes），在氏族内部是绝对禁止通婚的。因在某一 “氏族”的男子虽能在部落的内部娶他们的妻，而且普通原是这样做的，然他们必须从“氏族”的外部娶妻。如此“氏族”虽为严格的族外婚，而包括“氏族”全体的部落，却是同样严格的族内婚。这一事实就给马克楞南的人工构造以最后的击破。
  但摩尔根并不就此满足。他以美国印第安人的 “氏族 ”为基础，更走上在研究领域上第二个重要的步骤。他发现由母权制所组织的这个 “氏族 ”，乃是后来由父权制所组织的“氏族”所由以发达的原始形态，如我们在古代文化民族中所看出的氏族就是。向来为一切历史家所不能解决之谜的希腊及罗马的“氏族”，如今从印第安人的“氏族”中可以得到说明。这样对于全部原始历史的一个新的基础就被发现了。
  成为文化民族中父权“氏族”前阶段的这个原始的母权“氏族”之再发现，在原始历史上的意义正和达尔文的进化论之于生物学，马克思的盈余价值说①之于经济学相同。因此使摩尔根得以描写家族历史的轮廓；至少在当时获得的资料所能容许的限度内，可以确立这个古典的发达阶段。这在研究原始历史上画一新时期的事情，是对任何人都非常明显的。母权 “氏族 ”就成为这一整个科学的枢轴。从她的发现以后，我们得知向什么方向继续我们的研究，用什么方法整理研究的结果。因此，现在在这领域上所有的进步，要比在摩尔根的书出版以前急速得多了。
  摩尔根的发现，如今即在英国，也被先史学者所一般承认，或者竟被剽窃。但差不多没有一个人肯公然承认这种思想的革命是起于摩尔根的。他的书在英国是被尽量地抹煞，他自身在生前也不能受到对于他初期功绩的应有的赞赏。他的记述中的细目虽曾被过细批评，但他的真正伟大的发现竟硬被蒙蔽。故《古代社会》以原版而绝迹；在美国，这类的书是没有销路的；在英国，这本书似有组织地被禁遏；而唯一尚在流通的这一划时代的著述的版本，却是德文的译本。
  这种禁遏究从那里发生？我们“无以名之”，只能叫她是种抹煞的阴谋，尤其因为英国有名的先史学家的著述中，竟充满著无数无意味的而有礼貌的引证及其他友谊的表示，更有此种感想。只怕是因为摩尔根是个美国人，而在英国的先史学家看来，依靠两个有天才的外国人有如巴苛芬与摩尔根，以决定他们所搜集的资料之整理与分类 ——虽是这种资料的搜集是非常辛勤值得嘉奖的，是颇有些难堪之故吗？要是德国人的话，他们尚可忍受，但是一个美国人？对于美国人，一切英国人都富有敌忾心的。我在美国曾见到只这个事实的许多趣例。还有一层，必须记住的，就是马克楞南是个所谓英国先史学派的 “奉旨 ”（official）创办者兼指导者。用最高的敬意巧制一种自杀婴儿经一妻多夫制及掠夺婚以至母权制的历史构造，怕也是一个好先史学家礼貌的条件。关于绝对不相容的族外婚与族内婚部落之存在，若怀一点点的疑问，也被认为一种轻佻的亵渎。因此摩尔根将一切这些神圣的独断（dogmas）化为烟消雾散，就算犯了一种肆无忌惮的渎圣罪。而更糟的，是摩尔根单把只些独断说一旦消散，便尽够显出它们的不可靠，使人立刻了悟；从而向来只在族外婚与族内婚之间彷徨无路的马克楞南的崇拜者，遂至于不得不叩首以极叫： “我们是何等的愚蠢啊，竟不会老早把它发现出来！”
  好像摩尔根从官僚的先史学者单受冷静的排斥还不算成罪似的，他更要做得过分些。所以然者，因他不仅用附和傅立叶（Fourier）的态度去批判文明，商品生产社会，现代社会的根本形态，而且还用马克思所曾用过的言语来说及未来社会的改造。故结果他便受到应受的报应，即马克楞南忿然地非难他，自称最嫌忌这种历史的方法；而日内瓦的葛劳条隆也竟于一八八四年赞同这种见解。这一位吉刺德条隆教授还不是在一八七四年《家族之起源》尚茫然彷徨于马克楞南的迷宫中，后来靠摩尔根才被救出来的！
  摩尔根所贡献于原始历史的别项进步的形式，用不着在这个序言中详说。那些必要的事项在本书正文里自将叙述。从他的主要著作出版以来的十四年间，有贡献于原始社会之历史的资料已大见增加。在人类学家、旅行家及专业的史学家以外，复加上比较法学家，一面附加新材料，一面又开辟新见地。摩尔根的几种特殊的假说也有为之动摇，甚或不免陈腐的。但没有一个例子，足以证明新的资料已到了打破他的主要见地的地步。他在原始历史上所设定的顺序，在要点上，今尚有效。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倘若这个伟大的进步之创始者，他这一事情愈加隐匿，那么这个顺序将愈得正确的承认。
  菲特力克 ·恩格儿
  1891年6月16日
  伦教第一章先史时期（prehistoric stages）
  摩尔根是企图向原始社会的历史应用论理的顺序之第一人。在未经获得更多的资料以前，将没有改变的必要，他的分类确乎可以长期有效。
  在三个主要时代 ——蒙昧（Savagery）、野蛮（Barbarism）及文明（Civilization）——之中，自然只有前二者及向第三者的过渡足以惹起他的注意。他依据生活手段生产上的进步之程度，把每一时代又分为下期、中期与上期。他所以这样区分的理由是：人间征服自然的程度是受规定于生产生活必需品的能力的。因在一切生物之中，只有人获得了一种几乎无限制的支配营养生产的能力。照摩尔根看来，人类进步的一切伟大时期，是与生活资料的丰富时期，多少有直接的适应。家族发达的进程虽也大致相同，不过在时期区分上，没有表现那样显著的目标。
  一蒙昧
  一、下期。人类之婴孩期。他们依然住在原始的住所，即在热带的或亚热带的森林中。他们至少有一部分的时间是过的树上生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大猛兽的进攻以保住生命。果实、坚果及根块是他们的食物。明晰的言语之形成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结果。在历史时代的范围内所知道的一切民族之中，没有一种是属于这一原始时期的。虽然这或许会继续至数千年之久，但我们不能用直接的证据去证明它的存在。而人类由动物界继续血统这件事情一经承认，那么这个过渡时期也便无法不承认了。
  二、中期。开始于鱼类（包括甲壳类、贝类及别种水栖动物）之食用与火之使用。这两者是互相倚存的，因鱼类全靠火之使用才能有味。而有了这种新的食物，人类即得完全离气候及地势而独立。他们即在蒙昧状态中，也得沿着河流及海岸，散布于地球上的大部分。用粗杂不削尖的石器的所谓初期石器时代的古石器（palaeolithic）时代①，差不多全部是属于这个时期。由这种石器之广布于一切大陆上，便是证明这些蒙昧人的移动范围之大。不断地活动的发明欲，与摩擦生火的占有相待，得在后来占据的新地域也产生新的营养手段。例如淀粉质的根与球茎，可焙在热灰及烧穴（地灶）中。当最初的武器即棍棒与投枪一发明，鹿等的兽食也有时加入菜单中。像我们有时在书籍所见到的那种专靠狩猎以维持生活的民族，实在从未学过；因为靠狩猎以得获物是太不确实。由营养来源长期不稳定的结果，食人之风（cannibal-ism）似乎在这时期开端。这种风气继续了许多时候。即在今日，澳大利亚人（Australians）及玻里内西亚人（Polynesians）还留在这个蒙昧的中期。
  三、上期。以弓矢的发明开始，拿兽肉做日常的食物，视狩猎为一种正常的业务。弓矢及弦是一种颇复杂的工具，这些工具的发明要有长期集积的经验及锐敏的头脑更以熟悉其他许多的发明为前提。
  现在若就善用弓矢，但尚不知陶器（摩尔根以为这是向野蛮期的过渡）的诸民族来比较一下，我们就可从他们中间看出村落住定的开端，食料生产的支配，以及木制的容器与工具，用树皮 纤维的手织物（没有织机），用树皮或芦编的篮，以及削尖的（新石器时代的 ——neolithic）石器。火与石斧也已一般地用以制造独木舟，并在各处用木材与板以建筑房屋。一切这种的进步，我们举例来说，在美国西北印第安人间都可见到，他们虽使用弓矢，却尚不知有所谓陶器。在蒙昧期的弓矢，正犹在野蛮期的铁剑、在文明期的火器，都是操胜的武器。
  二野蛮
  一、下期。由制陶器术的应用开始。陶器在许多地方可以证明其来由，或者还在一切地方可以说是由于用粘土涂在木制或编制的容器，使能耐火的惯习发生的。不久之后，人类又发现成型的粘土虽没有别的材料做内边的容器，也可以有同样用处。
  在此以前，我们可以观察进化的过程，是一般地对于某一时期的一切民族皆得同样通用，而不必顾虑所在地之为何。但到了野蛮期的开端，我们达到了一个阶段，即两大陆的天然资源之差异发生影响。野蛮期之显著的特色在动物的驯养与植物的栽培。如今东大陆即所谓旧世界①差不多一切适于驯养的动物与除一
  种以外一切适于栽培的谷类皆属具有；而西大陆即美洲在得驯养的动物中只有一种骆马②（就是这一种也只在南部某地方有），在栽培谷类之中，虽有最上等者，但也只一种，就是玉蜀黍。从此以后，这种不同的自然环境就使得两半球的居民各循着相异的路途前进，而立在各个阶段的境界上的标石，在两方面也各不同。
  二、中期。在东大陆始于家畜的驯养，在西大陆始于食用植 物的栽培与灌溉，及建筑上干砖（adobes用日光晒干的砖）与石的使用。我们先从西大陆说起，因在那里，在未被欧罗巴人征服以前，从未脱出这个阶段之故。
  在野蛮下期的印第安人（凡是住在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当他们被发现的时候，已行小规模的庭园耕作，栽培玉蜀黍，或者还有南瓜，甜瓜及他种野菜。他们营养上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这样产生的。他们住在木造房子，筑有防御物的村落中。西北的部落，特别是住在哥伦比亚河附近的部落，尚在蒙昧的上期，还不知有陶器及任何种类的植物栽培。但反之，新墨西哥的所谓坡蒲罗印第安人（PuebloIndians）①，即墨西哥人，中央阿美利加人及秘鲁人，当征服时，已在野蛮的中期。他们住在用干砖及石造的城堡似的房屋中，栽培玉蜀黍及其他适于各种环境及气候的植物于人工灌溉的田圃内，作为主要的食物且更有驯养若干种动物的— —墨西哥人是火鸡及他种鸟类，秘鲁人是骆马。再，他们还知道金属的使用 — —惟有铁是除外，即为此故，他们尚不能不靠石的武器及石的工具以生存。然而西班牙人的征服，就把以后一切独立的发达中断了。
  在东方，野蛮的中期始于供给乳及肉的动物之驯养，而植物的栽培似乎到了这个时期之终犹未被知道。家畜的驯养繁殖与较大的畜群的形成，似是使雅利安人（Aryans）与塞姆人（Semites）②和其余野蛮大众区别的动机。家畜的名称，在欧罗 巴的雅利安人与亚洲的雅利安人中还是共通；惟有栽培植物的名称，差不多全然各别。
  在适当的地方，畜群的形成引起了游牧人的生活；如塞姆人之在幼发拉的河①与底格里斯河的草原，雅利安人之在印度的草原，奥克斯河、耶克塞推斯河、邓河及杜尼埃泊河②的草原。家畜的驯养，在这种牧场地方的附近，一定是最先实现，惟后人，抱有一种错误的观念，即以为游牧部落的起源是在被想像为人类之摇篮地的区域中，实则这种区域不特是他们蒙昧的祖先，甚至连在野蛮下期的人也将认为差不多是不适于住居的。反之，这些中期的野蛮人一经习于游牧的生活，再也不会自发地想从多草的河流平原回到曾为他们祖先之故乡的森林中去。就在当塞姆人及雅利安人被追逐到北部及西部的时候，要他们住在西部亚洲及欧洲的森林地方，若不因为可由农业也得在贫瘠土地上养活他们的家畜，特别得过冬季的话，还是不可能的。而且谷类的栽培，当初以供家畜饲料的需要为主，往后才成人类营养上重要的因素，当是更可确定的事实。
  雅利安人及塞姆人能有优越的发达之原因，恐怕是由于两人种间都有丰富的肉与乳的营养，特别是由此等食物及于儿童发育上的良影响。事实上，差不多专取植物性食物的新墨西哥的玻蒲罗印第安人，确要比在野蛮下期的食较多的鱼及肉的印第安人有着更小的脑。惟无论如何，在这个阶段中，食人之风逐渐消灭；仅不过当作宗教的仪式，或者差不多是同样地当作魔法的 治疗而存续而已。
  三、上期。始于铁矿的熔解，且由文字的发明与它的文献记录的利用而移于文明期。如前所述，这一阶段只在东半球独立完成，其生产之进步，要比过去各阶段的总计还要来得丰富。英雄时代的希腊人，比罗马建设稍前的意大利诸部落，塔西佗（Tacitus）所纪述的日耳曼人，海贼时代①的诺曼人皆属于这个阶段。
  我们在此地开始遇到铁制的由家畜拖曳的犁头，它使大规模的耕作即田野耕作可以实现，且由此得以无限制地增加当时的食粮生产。还有一种结果，是采伐森林，把它转成耕地及草地——这一转化，要是没有铁斧与铁锄的助力，也是不能有更大规模的继续的。很自然的，这种种进步又实现了人口的急速增加及在小地域内的人口集中。当田野耕作以前，若有五十万人口在一个中央指导机关之下而得统一的话，那也只有在异常优良的境遇下才属可能；惟恐怕这种样的事情是决不会有的。
  野蛮上期的最伟大的成就，在荷马（Homer）②的诗篇，特别在《伊里亚特》（Iliad）③中可以见到。如改良的铁器、鞴、手捣臼、陶器制造车、油及酒的制造，在美术工艺以前的颇发达的金属工、货车及战车，用梁及板的造船术，艺术的建筑的开始，国以有塔及女墙的城壁的都市，荷马的叙事诗及全部神话 ——这些都是希腊人由野蛮引渡给文明的主要遗产。我们若把这种种成就 和由彻萨尔或者甚至由塔西佗对于日耳曼人的记载比较一下，①——因为日耳曼人也是在希腊人预备由此行向更高阶段的那个同一进化阶段的初期 ——便可认出在野蛮上期是含有如何丰富的生产发展了。
  我根据摩尔根在这里所描写的人类由蒙昧野蛮以至文明开端的进化光景，即在现在也算富有新的特征，而且这些光景，因为直接由生产描出，所以是无可争论的。但若把这幅光景和当我们研究之终展开在眼前的全景一相比较，它就会显出贫弱与暗淡的色相来。只有在那时候，才能十分明了由野蛮到文明的过渡与它们间的显著的对立。在目下，我们还可把摩尔根的分类节约如下：蒙昧 ——以获得现成的自然生产物为主的时代，人类之技术的生产物大概是帮助这种获得的工具。野蛮 ——获得牧畜及耕作的知识，以及学习由人类的活动以增加天产物生产力的新方法之时代。文明 ——习得天产物的更广大的利用，从事制造及艺术之时代。
  第二章家族
  摩尔根，他把生涯的大部分送在住于纽约州的易洛魁人中间，而且过继给他们的一个部落，即塞奈卡族（Seneca）②做养子，他从他们中间发现出一种和现实的亲关系相矛盾的亲族制度来。在他们中间行着一种摩尔根称为 “对偶婚 ”（syndyasmian orpairingfamily）的双方容易离婚的一夫一妻制。这种夫妻的儿女是受世间一般的证明与公认的。在那里，对什么人用父、母、子、女、兄弟、姊妹等称呼，是没有何等疑问的。但此等言语的实际应用，并不和它们的根本意义相一致。因易洛魁人的男子，不仅称自己的小孩为子女，即对他的兄弟的小孩也称为子女，而他就被一切小孩们称为父。惟对他的姊妹的小孩，他称为侄及侄女，他们称他为叔父。另一方面，易洛魁人的女子，称呼自己的以及她的姊妹的小孩为子及女，小孩们称呼她为母。但她的兄弟的小孩被称为侄及侄女，小孩们称为她叔母。同样，兄弟所生的小孩们互称为兄弟姊妹，姊妹所生的小孩们也复如此。但一个姊妹所生的小孩和她的兄弟所生的小孩，互称为从兄弟及从姊妹。这种种称呼并不是单纯的空名，而是表现实际所行的血族关系的亲疏及等级之概念的。
  这种种概念是用以为一个完全构成的亲族制度之基础的，是足以表示某一个人的数百种亲族关系的。还有，这个制度不惟为一切美洲印第安人所完全奉行 ——至现在尚未发现过例外 ——而且在印度的原住民中，在得康（Dekan）的杜拉维狄安（Dravidian）部落中，及在印度斯坦的哥拉（Gaura）部落中，也都差不多照样通行。
  南印度的泰米尔人（Tamils）及纽约州的塞奈卡易洛魁人所用以表现亲族的名词，就在现在，对二百万种的亲族关系是一致的。但在此等东印度人中间，也和一切美国印第安人同样，由现行家庭形态所发生的亲族关系，是和亲族制度不相一致的。
  这将怎样说明呢？鉴于在一切蒙昧及野蛮民族中，亲族关系对社会秩序所表现的重要作用，我们是不能单用文句去磨灭这样广布的制度之意义的。一种制度，在美洲被普遍奉行，在亚洲的全然异种族的人民间也复应用，在非洲及澳洲全土也用多少变更的形态存在，像这样的一种制度是应有一个历史的说明，不能有如马克楞南的尝试，简单地把它打消了的。父、子、兄弟、姊妹的称呼，不单是敬语而已；它们还带有一定的很恰当的极其严格的义务，这种义务的总体形成为那种民族的社会组织的非常重要部分。这样，说明就找着了。在散得维齿（Sandwich）诸岛（夏威夷）中，到十九世纪的前半，还存有一种家族制度，其所应用的父、母、兄弟、姊妹、叔父、叔母、侄子、侄女，正和古代美洲印第安人的亲族制度一样。然而更有希奇的！在夏威夷所行的亲族制度，也是和实际存在的家族形态不相一致。因在那里，凡是兄弟姊妹的小孩认为共通的儿女，就是他们两亲的一切兄弟姊妹所生的小孩，都无例外的看作兄弟姊妹，又，不仅他们的母及
  她的姊妹，或他们的父及他的兄弟所生的小孩，也是无差别地认为共通的儿女。因此，一方面美洲的亲族制度虽以现今仍在夏威夷实际存在的一种绝对的家族形态为前提，但另一方面夏威夷的制度还指出一种更原始的家族形态；这一种家族形态的实际存在，我们虽不能有更多的证明，但它必定是曾经存在过的，因为不是这样的话，相应于此的亲族制度便不能发生出来。照摩尔根讲，家族是能动的要素；它决不是静止的，而是和社会之由低的阶段进向高的阶段的发达有点相似，由低的形态进步到高的形态的。但亲族制度是受动的。它们仅于长时距中记录家族与时俱进所成的进步，又仅能当家族发生急激的变化时，才受到急激的变化。马克思更说：“而且就在一般政治上、法律上、宗教上及哲学上的体系，也是同样的。”当家族在继续发展时，亲族制度硬化了；后者依旧存续时，家族又超越它而向前发展。屈维儿（Cuvior）①从巴黎附近所发现的有袋动物的骨片，推论今已绝迹的有袋动物曾在那里住过；我们以这个同样的确实性，也可由历史所传下的亲族制度，推论适应于这个制度的、今已绝迹的家族形态从前曾经存在过。
  上述的亲族制度与家族形态，在每个孩子有数个父母这一点上，是与现行制度有不同的。在与夏威夷制度相适应的美洲制度下，兄弟及姊妹不能成为同一孩子的父与母，但夏威夷制度正相反，是以这为原则的家族做前提的。我们在此，就遇着许多家族形态，它们是与以前习惯上认为唯一妥当的那些形态直接冲突的。传统的概念仅知有一夫一妻制以至一夫多妻制，或者一妻多夫制。但实际的习惯默然地且无顾虑地弃去了这一官僚社会所设的限界，把这事实适应着道德化的俗物，在沉默中隐去。反之，原始历史的研究，告诉我们以这种状态，即男子实行一夫多妻制，同时女子也实行一妻多夫制，从而他们所生的孩子认为大家所共有：这种状态在过渡到最后的一夫一妻制以前，又经过许多的变化。这些变化是这样的：它把通婚的纽带所抱拥的范围逐渐地缩小，一直到仅留着今日所通行的一对的夫妇才止。
  摩尔根这样追溯家族的历史，就与他的许多同伴相一致，到了一个原始的状态，在那里，一部落之内行着无拘束的性交，从而一切女子属于一切男子，而一切男子也属于一切女子。
  从十八世纪以来，对于这种原始状态，已有许多论议，但仅不过极平凡的语句而已。惟巴苛芬②能认真对付这个问题。又，
  于历史的及宗教的传说中去求这个原始状态的痕迹，实要算他的伟大功绩之一。现在我们知道他所寻出的这些痕迹，并没有追溯到无规律性交的阶段，不过止于着实在后的形态即集团婚。那个原始的阶段，假令确曾存在的话，也是属于非常辽远的时代。因为这样辽远，所以我们也就难望能在那些社会的化石，即落后的蒙昧人中间，找出它曾经存在的直接证据。巴苛芬的功绩便在把这个问题提到研究的前面。①
  最近否定这种人类性生活的初期阶段，以期免除人类的“污辱”，已成为风气。而且他们不仅主张没有直接的证据，还引用其他动物界的实例。利托拿②（《婚姻及家族之进化》Letourneau,Evolutiondumarageetdelafamille,1888）③即从动物界中引用许多事实，说是可以证明即在动物间，绝对无规律的性交也是属于低的阶段的。但是我从这些事实所能得的结论，只有说一切这些事实对于人及其原始时代的生活关系绝对无所证明。脊椎动物之比较长期的对偶关系，可由生理的原因，例如鸟类当孵卵期间，雌者需要扶助，得到充分的说明。但在鸟类间忠实的一夫一妻制之实例，并不供给对于人类的证明，因为人类非由鸟类传来之故。
  又，若严密的一夫一妻制算是至上的道德的话，那么椰子之叶①应当归于绦虫所有，因在它的五十个乃至二百个体节中，都有一套完全的雌雄生殖器，而且终生在各个体节中行各自的交接。但若把我们的观察限于哺乳动物，我们可于此看出性交的一切形态，即有无规律者，有类似集团婚者，有一夫多妻制及一夫一妻制。只有一妻多夫制不能见到，那是惟由人类才得实现的。即在我们的近亲猕猴类，在雌雄的群居上，也表现种种可能的配合式样。又，若我们更把限界缩小，仅仅观察四种的类人猿，那么利托拿仅能这样告诉我们：它们是或者一夫一妻制，或者一夫多妻制；然照吉刺德条龙说，沙雪尔（Saussure）②却主张它们是一夫一妻制。又，最近由惠司特马克③（《人类婚姻史》W estermar -ck,theHistoryof HumanMarriage,London,1891）所主张的类人猿之一夫一妻制说，也决没有什么证据。要之，忠实的利托拿承认： “在哺乳动物中，在知的发达的程度与性交的形态间，毕竟没有何等严密的关系。”厄斯皮那斯（Espinas）④也率直地说（《动物之社会》⑤DesSocietesAnimals,1877)：“群（herd）是在动物中间所见到的最高的社会集团。它似由家族所构成，但从最初家族与群即相对抗；各在直接反对的关系内发达。”
  从上面所述的看来，这是显然的，我们对于类人猿的家族及其他社会的集团，没有什么确实的知道；各种报告都是直接互相矛盾的。这原没有什么希奇。即在蒙昧人部落上我们所得的报告，也是非常矛盾，非常需要批判的研究与推敲的。惟猿的社会，更比人类社会难以观察。因此在现在，我们必须避忌一切从这样绝对不可信托的报告，来下结论。
  然而上面从厄斯皮那斯引用的话，可给我们一个较好的线索。在高等动物中，群与家族并不互相补充，却相对立。厄斯皮那斯很巧妙地记述在交尾期内雄的嫉妒是怎样地弛缓或者暂时解散群居的集团。
  在家族有严密组织之处，群的形成只是一种例外。但在自由性交或一夫多妻制存在之处，群会差不多自然地发生。..为使群可以形成，家族的束缚必先解松，个体必须自由。因为这个理由，我们就难得在鸟类中见到有组织的群。..然在哺乳动物中，我们却见到几分有组织的集团，这正因在这里，个体并不构成家族之故。..从而群的共同感情发生之大敌，莫过于家族关系之意识。我们不怕这样断言：比家族更高级的社会形态之发达，仅能由它包容已受过一种彻底变化的家族而成就。但这并没有否认这些家族以后在无限优越的境遇之下得以改组的可能性。（见上述厄斯皮那斯一书，由吉刺德条隆之所引用 Origines du mar iage et dela famille, 1884 , P518— 520)
  由此可见，动物的社会在作成对于人类的社会之结论上，确可以有若干的价值 ——不过仅是消极的罢了。高等脊椎动物，在我们所知道的范围内，只有二种家族形态：一夫多妻制或一夫一妻制。无论在何种形态，只许有一个成年的雄，一个丈夫。为家族的纽带又为其限制的雄之嫉妒，引起动物家族对群的对抗。较高级的群居形态的群，为了雄的嫉妒，不是变为不可能，便是被弛缓了，或者在交尾期间被解体了，即算在最好的场合，也要阻止它的继续的发达。这一事实的本身，就是具足的证明，即动物的家族与人类的原始社会并不是一致的；由动物性力谋向上的古人，是全然没有家族的，即使有个家族，也不是在动物间所存在的。在进化途上，像人类那样无防卫能力的动物，即在相互隔离的状态中 ——它的最高等的共居形态，有如惠斯特马克根据猎人的报告，归于大猩猩与黑猩猩的，是一夫一妇制 ——怕也只有少数得继续生存。然为脱离动物性而向上发达，为实现自然所指示的最大的进步，尚有一个要素是不可缺的，即由全群的协力与合作以补足个体所不具的防卫能力。由野兽向人类之过渡，如由今日类人猿的生活状态出发，将绝对不能说明。这种类人猿宁是给我们一种所谓旁系的印象，即是逐渐行向绝灭，至少也是在衰落的道上的。单从这件事实，也就够否定一切要由它们的家族形态以类推原始人的家族形态之并行论法了。但只有已成年的雄之相互忍耐与嫉妒之解放，才是构成那样大而且永常的集团之第一条件，而由野兽到人类的进化，便惟有在那种集团内能以实现。又在实际上，我们能找出些什么来，可算为在历史上不容否是地证明，且在今日还可从这里那里发现之最古最原始的家族形态呢？那是集团婚，在那种形态之下，全团的男子与全团的女子互为所有，所以殆无嫉妒的余地。其后在更发达的阶段上，我们见出一妻多夫制的例外形态，这是打破了一切嫉妒的感情，所以在动物界是不知道的。
  但是为我们所知道的一切集团婚的形态，因为伴着这样特别错综的条件，所以必然地要回顾到以前较简单的性交形态，且最后还须回顾到和由动物向人类的过渡相适应的无规律性交的一个时期，因此，说到动物的婚姻，就要引我们回到那一点上，即正为我们所当永远离去的。
  然则所谓“无规律的性交”是什么意思呢？简单不过是现在所施行的禁例没有正式奉行罢了。我们已经述过嫉妒的障壁之倒坏。要是真有这种事情的话，那么嫉妒的发达当在较后的时期中。血族相奸（incest）也复如此。不惟兄弟姊妹本是夫妇，即亲子间的性交，在今日许多民族中也还受许可。班克洛夫（Bancroft）①曾举出白令（Behring）海峡的加惟提（Kaviat）人②、阿拉斯加（Alaska）的卡打克（Kadiak）人③、英领北美洲内地的廷涅（Tinneh）人④以作证；利托拿也曾从斥北韦（Chippeway）印第安人⑤，智利的库库（Coocoos）人、印度支那的加勒皮人（Caribeans）、⑥卡梭人（Carens）⑦搜集同样事实的报告；至于古代希腊人及罗马人关于帕提亚人（Parthian），波斯人（Persians）、西徐亚人（Scythians）⑧，匈奴人（Huns）等的记述自更不必说了。在血族相奸被发现之前（这是一种发现，确乎有最高价值的发现），亲子间的性交，比属于异世代的别人间的性交，并不更觉可惊；而后者即在今日最褊狭的国家，也尚在实行，没 有引起什么惊奇。有时六十岁以上的老“姑娘”，假便她们有足够的钱，也会与不过三十岁的青年男子结婚，倘若我们从我们所知道的原始家族形态中除去血族通奸的那些观念 ——与现代我们所有的全异且发生直接冲突的观念 ——我们就到达一种仅能够为无规律的性交形态。这所谓无规律，是说后来由道德惯习所设立的制限尚未存在之意。这却不一定就指当作日常习惯的杂乱无章的性交。一时的一夫一妻制，并不是没有，而且即在我们这时代的集团婚中还是常有的。又若最近否认这种原始状态的人，即惠斯特马克，称那种两性在未生孩子以前一直保持配偶关系的状态为婚姻，那么这就等于说这种的婚姻，即在无限制的性交期内，也可与无规律性 ——即不由惯习设定性交制限 ——不相冲突地泰然存在。惠斯特马克自己根据这样的见解，即以为： “无规律包含个人的情感之厌遏 ”，从而“卖淫是它的最纯正的形态。”在我则宁以为只要是戴妓院眼镜去看它们，便将永不能理解原始形态的一切。关于此点，我们当于论集团婚处再说。
  照摩尔根，以下几种的家族形态是在很古的时期由这个无规律性交的原始状态发达的：
  一、血缘家族（TheConsanguineFamily）①——这是家族的第一阶段。在这里，婚姻集团是由世代而区分的：即在家族的范围内，所有祖父母皆互为夫妻；他们的子女即父母也是一样，再由他们的子女成为共同的配偶的第三群。这批人的子女，即第一群的曾孙们又成为第四群。从而在这样的家族形态中，只有祖先与子孙是被排除在我们所欲称为婚姻的权利与义务之外的。此外的兄弟与姊妹，第一第二及更远缘的从兄弟与姊妹，都是互 为兄弟姊妹，且正因这个理由，就互为夫妻。兄弟姊妹的关系在这一阶段，当然包含性交的行为在内。①
  这种样的家族之典型的形态，恐怕是由一对夫妻的子孙成功的，他们复代表了各个等级的子孙，互为兄弟姊妹，从而又互为夫妻。血缘家族是已经绝迹了的。即使历史上最最粗野的民族，也不曾表现可以为证的例子。但现在在玻里内西亚全部所施行的夏威夷式的亲族制度，却强制我们承认血缘家族之曾经存在，因为它表示了血缘的等级，这是只有在这种家族形态之下才能发生的。而以后家族的全体发达，又使我们承认这种形态是一 个必然的先行阶级。
  二、普那路安家族（PunaluanFamily）①组织之第一个进步在于禁止亲子相互间的性交，第二个进步便在禁止兄弟姊妹间的性交。这一进步为了关系者在年龄上的更较接近，故比第一个进步重要得多，但也困难得多。它是逐渐实现的，恐怕先由本身的姊妹（即母方的）之除外开始，最初是单独的，以后渐成为惯例（在夏威夷，当十九世纪尚有例外），终于到了禁止远缘的兄弟姊妹间的婚姻，即我们所称为兄弟的及姊妹的子、孙及曾孙间的。照摩尔根说，这一进步是适好的实例可以说明自然淘汰的原则是怎样地作用。由这个进步限制血缘性交的部落，比那些依然把兄弟姊妹间的结婚当作规则法律的部落，要有更快而且更完全的发达：自是无疑义的事。至于这个进步的影响是怎样有力，可于由这个进步直接所发生而远远地超出这个目的的氏族之制度来证明。氏族是纵非全部但是大部分的野蛮民族的社会秩序之基础，而且在希腊及罗马，我们是由此直接进于文明的。
  一切原始家族，至迟在二三代之后，必然地要起分裂。到野蛮中期尚在盛行的原始共产的联合家属（household），对于家族共产体的大小颇有一种最大限度的制约，虽也视境地而有差异，但大致仍是限定的。到同母所生的子女互行性交是不当的观念一经发生，就自然地影响于旧家属共产体的分裂与新家属共产体的成立（但这个家属共产体②不一定与家族集团相一致）。一系列或者数系列的姊妹成为一家属共产体的核心，她们的兄弟又成为他一家属共产体的核心。以这样或者相类似的方法，由血 缘家族而被摩尔根名为普那路安家族的形态，就发达起来。按照夏威夷的惯习，许多本身的或远缘的姊妹（即第一第二或更远等级的从姊妹）成为她们共同之夫的共同之妻，然她们的兄弟是除外的。此等男子现在不复互称为 “兄弟 ”——他们已没有这个必要——而称为 “普那路亚 ”（punalua），即是亲密的伴侣，所谓 as-sociate者是。同样，许多本身的或远缘的兄弟和许多不是姊妹的女子结为婚姻，此等女子也互称为 “普那路亚”。这是家族形成的古典的形态；以后虽受不少的变化，但它的主要特征是在一定的家族内共有相互的夫妻，其中最先是本身的兄弟（或姊妹）以后是远缘的兄弟（或姊妹）都除外的。
  这个家族形态，现在是最精确地告诉我们以美洲制度所表现的亲族等级。我的母亲的姊妹的子女还是她的子女；同样，我的父亲的兄弟的子女也还是他的子女；而他们全体都是我的兄弟姊妹。但我的母亲的兄弟的子女，现在是她的侄子侄女，我的父亲的姊妹的子女，是他的侄子侄女，而他们全体是我的从兄弟与从姊妹了。所以这样说者，是因我的母亲的姊妹的丈夫也是她的丈夫，同样我的父亲的兄弟的妻也是他的妻 ——即使事实上不一定永远如此，而在法律上是如此的。 ——兄弟姊妹间性交之社会的禁止，现在已把向来无差别地视为兄弟姊妹的那些亲族分为两类。即一方照前一样，互（远缘的）为兄弟姊妹；他方或为兄弟的子女或为姊妹的子女，而不得再为兄弟姊妹。后者不复能有共同的父母，无论是共同之父或母或两者皆不能有。因此，在以前家族制度下或被认为不合理的侄子侄女，从兄弟从姊妹的阶级现在开始成为必要了。美洲的亲族制度，它在任何种以一夫一妻制为基础的家族形态上看来似乎是全不合理的，都可由普那路安家族，连在最微细之点，都获得了合理的解释与自然的根据。凡有这种亲族制度实行的地方，就也必有普那路安家族或至少类似于此的形态存在在那里。
  倘若敬虔的教士，像在美洲的西班牙僧侣一样，能把这一种反基督教的关系看作不单是“恐怖”，而是具有在此以上的意义，那么曾在夏威夷证明过实际存在的这种家族形态，大概当已被全体玻里内西亚传受到了。①彻萨尔的报告，说当时在野蛮中期的布立吞人，“每十人或十二人共有一妻，而且大多数是兄弟和兄弟，亲和子”，这惟由集团婚最能说明。野蛮时代的母亲，没有十个或十二个儿子，其年龄大到足以保有共同的妻；但适应于普那路亚家族的美洲亲族制度，因为一个男子所有一切近亲的及远缘的从兄弟皆是他的兄弟，所以能有许多兄弟。所谓 “亲和子”这一语或许是起于彻萨尔的谬见，但这个制度却并不绝对排除父与子或母与女在同一婚姻集团内之存在。惟父与女或母与子之关系是绝对不得有的。这一种或相类似的集团婚形态，对于希罗多德（Herodotus）②及其他古代著作家关于蒙昧及野蛮民族妇人共有的报告，也予以最容易的说明，还有，这对于瓦特逊③及卡耶④ (WatsonandKaye,thePeopleof India⑤)说及奥士地方（Audh）（在恒河之北）的底库尔人（Tikurs）的如下的话，也是确实的：“他们在大共产体之中，差不多无差别地过着共同生活（即性的方面），所以即使有二人或许被视为结了婚姻，但这个约束仍不过是名义上的。”
  氏族的制度，在大多数例子上，似由普那路安家族起源的。的确，那个澳大利亚的阶级制度也给它一个出发点。澳大利亚人虽有民族，但尚未有普那路安家族，只是一个更粗野的集团婚形态而已。
  在一切集团家族的形态中，谁是孩子的父亲虽不确定，但谁是它的母亲是确定的。虽然她称一家内的一切子女为她的子女，而且还有对于他们的母的义务，但她仍能知道她的本身的子女。所以在集团婚存在的范围内，血统仅能由母方证明，且只有母系被确认，自也是显然的事。在一切蒙昧及属于野蛮下期的民族间，确是这种情形。最先发现着这一点，是巴苛芬的第二种大功绩。他用“母权”（mathernallaw）的名称，称许这种专由母系认识血统及在时代经程上由此发生的承继关系。这一名称虽因在这个社会阶段上尚未有法律意味的什么权利一类的见地，故并不算正确；但为了它的简单，所以我还保留它。
  如果我们现在从普那路安家族的两种根本集团中，单取那一种本身的及远缘的姊妹的一系列（即本身姊妹所派生的第一，第二乃至更远缘的等级）和她们的子女及她们在母方的本身及远缘的兄弟（照我们的前提，他们并不是她们的夫），那么我们就能确实地知道那一团人的范围，即后来当作氏族的分子，出现在这一制度的原始状态中的。她们全体，由于所生各同时代的女性子孙，皆是妹姊，故有一个共同的始祖母。但此等姊妹的夫，再也不能从自己的兄弟辈中选出，不能为由同一个始祖母所生出者，从而也不属于后来成为氏族的血缘集团。然而她们的子女属于这个集团，这因只有从母系的血统才算确实，也为最后的决定之故。当兄弟姊妹间的，甚至母方最远缘的旁系亲族间的性交禁止一经确定，上述的集团即转化为氏族；换言之，即组成为一个由女系血族关系者所成，不许互相通婚的确定的群；这个群以后因有社会的或宗教的别种共同制度，愈益强固，且与同一部落内别个氏族有所区别。这一点容后再为详说。
  我们见了氏族不惟必然地，而且也是当然地从普那路安家族发达起来，那么认定在一切有这种氏族可以证明存在的民族中，即差不多在一切野蛮人及文化民族中，确实是有这种家族形态存在过的，也是显然的了。
  当摩尔根著他的书时，我们关于集团婚的知识尚是非常浅薄。我们对于有阶级组织的澳大利亚人的集团婚，简直所知极少；而摩尔根已于一八七一年发表了他所接得关于夏威夷的普那路安家族的报告。这种普那路安家族，在一方面，给为摩尔根全部研究出发点的，在美洲印第安人间所行的亲族制度以完全的说明。在他方面，它成为理解母权氏族由来的根据。最后它表示比澳大利亚阶级更高等的发达阶段。
  所以我们很容易明白，摩尔根是怎样地把这个形态视为必然地先于对偶婚（pairingfamily）的阶段，又以为是在以前时代所一般通行的。自后，我们知道了集团婚的其他几种形态，现在又觉得摩尔根在这方面走到极端了。但虽然如此，他于普那路安家族上，遇着最高的古典的集团婚形态，且由此得以最直接地说明向更高阶段过渡的情形，终算仍不失为他的好运。
  予我们关于集团婚的知识以最基础的贡献者，要推英国教士罗里摩 ·费沙（LolimerFison）①，他曾在这种家族形态的古典的故乡——澳大利亚研究过多年。他从南澳大利亚甘比亚（Gambier）山②附近的澳洲黑人（papuan）中发现最低度的发达阶段。在这里，全个部落分为二大阶级：克洛基（Kroki）与库米德（Kumits）。在此等各个阶级内部的性交严受禁止。但一个阶级内的每个男子是别个阶级内每个女子的生成的夫，反之后者也是前者生成的妻。不是个人对个人结婚，而是全集团的，即阶级对阶级的。而且这是很显然的，无论何处，并不因年龄或特别的血缘而使结婚有何等的制限，除非是分成二个族外婚的阶级，才有什么限制。克洛基的一个男子以库米德的一切女子为他的妻。而他自己的女儿，因是一个库米德女子的女儿，故从母权也算为库米德的人，因之她是每个克洛基的男子，也就是她的父亲的生成的妻。至少在我们所知的范围内，阶级组织并不排除这种情形的可能。所以这种的组织或者可说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即虽有想限制血缘性交殖的种，朦胧的冲动，而亲子间的性交尚未被认为特别可以嫌忌的；倘若真是这样情形的话，那么这个阶级制度当是由无规律性交状态直接发生出来的。又或者可说是当阶级成立时，亲子间的性交是已被惯习禁止了；若是这样情形的话，那么今日的状态当是血缘家族的反映，且是由这脱离的第一步。恐怕后者一方面的情形为更合事实些。因为就我所知，在澳大利亚并无亲子间性交关系曾经存在的例证的表示。即使是为族外婚后来形态的母权氏族，通常也是默默地以当氏族成立之初即已
  有禁止这种性交关系的事实存在为前提的。
  这个分为二阶级的制度，不特见于南澳大利亚的甘比亚山附近，且也见于更东方的达林河（Darling）①流域及昆士兰（Queensland）的东北。所以这个制度是广布的。它仅把兄弟姊妹间，母方的兄弟的子女间与姊妹的子女间的结婚，因属于同一阶级之故，除外不计；但姊妹的子女能与兄弟的子女结婚，反之也然。更进一步的血缘性交制限，是见于新南威尔斯（NewSouthWales）②达林河流域的卡米拉罗依（Kamilaroi）人中间，在那里，两个原始的阶级分裂为四个，而各阶级皆同样地与其他某一阶级行全体的结婚。最初的两阶级互为生成的夫妇。视母之属于第一或第二阶级，定子女之属于第三或第四阶级。这后来的两阶级的子女，他们也是互相结婚的，再分属于第一及第二阶级。这样，最初的一代属于第一及第二阶级，第二代属于第三及第四阶级，以后的一代重属于第一及第二阶级。因此本身的兄弟姊妹的子女（在母方的）虽不得为夫妻，但他们的孙子孙女却可以为夫妻。这个特别复杂的制度 ——虽是以后的事情 ——因母权氏族的接合，愈变为混乱。惟我们不能对此再多所论及。血缘性交制限的冲动，虽然曾经几次要求实现，但并无明确的目的意识，是全然在自发的摸索中以行的。
  集团婚在澳大利亚所表现的，是阶级的结婚，即是时常分布于大陆全部的整个男子阶级与同样广布的女子阶级间之集团的结婚。详细地观察这种集团婚，并没表现有如见惯妓院状况的俗人所空想之那样恐怖状态。反之，即在有人仅仅推测有这种婚制 的存在以前，原已经过了悠久的年代，何况在最近期内，又复否定了它的存在。在皮相的观察者，曾得着一种放纵的一夫一妻制及有时不免破坏贞操的一夫多妻制之印象。要发现那平常欧罗巴人，从实践性上所表示的结婚状态之规律的法则，有如费沙及胡威德（Howitt）①所为，正非有数年工夫不办。这一法则是使异族的澳洲黑人到离本乡数千里之远的地方，从说为他所不懂的语言的人间，常从群到群，从部落到部落，去探求那既不反抗也不怀恶意而服从他的妻之法则；这一法则又是使那按法得有多妻的人，让与一妻给他的客人过夜之法则。那在欧罗巴人视为不道德与无规律的地方，事实上正行着一种严格的法则。此等女子属子这个异族的婚姻阶级，所以她们是他的天生的妻。这一指示两个阶级相互结婚的道德律，用驱逐的刑罚禁止相互所属的婚姻阶级以外的一切性交。就在时常在许多地方当作通例的女子被掠夺的时候，这个阶级的法则还是慎重地被遵守着。
  更就女子掠夺来说，向一夫一妻制过渡的形迹也就在这里发现，至少是在对偶家族的形态上。如有一个男子因友人的帮助而掠得一个女子，那么他们虽可以轮流地与她性交；但到了后来，这个女子被认为那发动掠夺的青年男子的妻，再如有一个被掠夺的女子背弃了她的丈夫而逃，被别个男子所捕获，那么她就成为后者的妻，第一个男子就失了他的特权。与一般尚存在的集团婚并行又在其内部，形成了这种样的排外关系，即与一夫多妻制并行的长期或短期的对偶关系。故即在这里，集团婚也正在衰 落。因此，问题便只在在欧罗巴人影响之下，集团婚与遵守它的澳洲黑人，究竟是哪一项先行消灭。
  在澳大利亚所行的那种全阶级的婚姻，的确是集团婚中之极低度而原始的状态；但普那路安家族，就我们所知，乃是它的最高度的发达阶级。前者似是适应于漂流的蒙昧人之社会阶段，后者比较的需有住定的共产主义的共同体，而且直接引人到其次更高度的发达阶段。在这两种中间，我们还可看出许多种的中间阶段。但这里便留着一个仅仅公开而难以措手的研究领域。
  三、对偶家族（pairingfamily）①。某程度的对偶关系，时期虽有长短；但即在集团婚期间或者还在它以前，是已存在了的。一个丈夫在他的许多妻中间，有一个正妻（还不能称它为爱妻），而他对于她也是在许多夫中间的一个主夫。这一事实对于那视集团婚或为一种无规律的女子共有，或为一种任意的通奸之教士们，曾给以不少的惶惑。然这一种习惯的对偶关系，因氏族之愈趋发达，不许互相通婚的 “兄弟 ”及“姊妹 ”的阶级人数之愈加多，遂也更见确定。那由氏族所发动的限制血缘者间结婚之冲动，仍在发生更大的作用。这样我们在易洛魁人及在野蛮下期的大部分印度人中间，就发现在他们亲族制度内一切有关系者之间是禁止结婚的，其种数且多至数百。因这种婚姻限制之益见盛行，于是集团婚成为愈不可能，由对偶婚起而代之。在这一阶段中，一个男子与一个女子共同过活；不过一夫多妻制和不时的通奸，依然成为男子的特权，虽然前者因经济的理由不大发现。而女子当同居期内，大抵须严守贞操，如她们有了通奸，是要受残酷的处罚的。惟婚姻的约束可由任何一方容易废弃，子女与前一
  样，只属于母。
  即在这样愈见盛行的限制血缘者间结婚之事情中，自然淘汰依然发生效力。用摩尔根的话，便是：“非血缘氏族间的婚姻，产生肉体上及精神上更强壮的人种；两种进步的部落通婚，新的头盖与脑髓自然一直扩大，到它们包容了两方面的能力才止。”这样，包含氏族的部落必然地支配了落后的部落，或者由于他们的模范将落后部落提高。
  这样看来，家族发达的基础，在于继续地缩小通婚的范围，这个范围最初是包括全部落，在其内部实行两性间的婚姻共有的。后来先从近缘的，次从远缘的亲族，最后连不过法律上姻戚关系的人，都逐渐地禁止通婚，因此一切种类的集团婚在事实上皆成为不可能。最后便只剩下一时的又松懈的所结合的一对偶；那是一解体就算消灭婚姻的原子。从这件事上，我们也可以推知近代意义的个人性爱是如何的与一夫一妻制的起源全无关系了。而由在于那一阶段的各民族的实践上，还可以见出更多的证明。在以前的家族形态中，男子决不苦于女子之不足，倒反有足够以上的女子；但如今女子变了稀少，而须搜求了。所以自有对偶婚以来，女子的掠夺及买卖也就开始 ——那只是一种新起的更根本的变化之普遍的征象。然炫学的苏格兰人马克楞南竟把这些不过为获得女子方法的征象，在“掠夺婚 ”与“卖买婚 ”的标题之下，变为特殊的家族阶级了。还有，在美洲印第安人及别种在同一阶段的民族间，婚约并不是最有关系的当事人的事 ——他们是常连问也不被问及的 ——而是他们的母亲的事。所以两个全不相知的人，这样地订成婚约，直到婚期逼近时才知道约束已定的事情，是常有的。结婚之前，新郎送礼物给新娘的母方的亲族（不是她的父亲和他的亲族），作为让渡那个少女给他的代价。已结婚的当事人得任意解除婚姻。但在许多部落中间，例如易洛魁人，否认这种离异的舆论已逐渐形成。当有家内争论发生时，双方氏族的亲族出而竭力调解，等调解不成功时，才实行离婚。解婚时，子女归妻所有，以后双方得再行自由结婚。
  这种对偶家族，因为太微弱，太不稳定，没有成为一个必要的或单单希望的独立家政之力量，故决不会取消从前代所传下的共产主义的家属。但共产主义的家属含有一家内由女性支配的意味；这与只能认识生身的母而不能确认生身的父，含有尊崇女性即母的意味者，正复同样确实。说社会开始时女性为男子的奴隶，乃是从十八世纪启蒙主义所发生的最荒谬的观念之一。在一切蒙昧人及在下期与中期甚至有时连一部分上期的野蛮人中间，女性不单有自由，且居于大受尊敬的地位。至她们在对偶婚之下尚属何种情形，可引在塞奈卡易洛魁人间传道多年的教士奥沙·来特（AuthurWright）①的言作证：
  讲到他们的家庭，当他们还住在老式的长屋（longhouses多数家族之共产主义的家属）中时，..常有一个氏族（clan即gens）统治，从而女性从别个氏族中选择她们的夫。..通例，女性方面支配这一家；贮藏品为大家所共有；但因过于怠惰过于笨拙，不能向公共贮藏贡献他的命分的不幸的丈夫或爱人，就要受罪。不管他在家内有如何多的子女或如何富的私产，他须随时受命，搜集他的所有物到别处去。而且他也不敢企图任何种的反抗；家已使得他非常难 堪了，他除回归自己出生的氏族，或像最普通的情形到别个氏族中去寻觅一个新的妻以外，再也没有出路。女性在氏族（clan）及此外任何地方，皆握有支配的权力。有时她们可以毫不踌躇地罢免一个酋长，把他降为普通的战士。
  这种共产主义的家属，即大部分或全体的女子虽属于同一氏族，而丈夫却来自不同的氏族的，实为在原始时代普遍通行的女性占有优越的支配之物的基础。这一事实的发现，便是巴苛芬的第三种功绩。
  为补充起见，我愿声明；旅行家及教士们关于在蒙昧人及野蛮人中间女性负担过度的劳动之报告，实与上面的记述一点也不冲突。两性间的分业，是由和女子在社会上的地位全然各别的原因所引起的。在那种民族中，即女子的劳动必须多于我们所认为相当的量的，他们之尊敬女子，实比欧罗巴人还要来得厉害。文明国家的贵妇人，外面套上尊敬的假面，对于一切实际劳动完全隔离，她们比起野蛮时代辛勤力作的女性来，实站在一个无限低等的地位上；后者在民族中被视为真正的贵妇人（frowa-lady-mistress）
  在美洲的现代的对偶婚是不是已完全驱逐了集团婚，只能由尚在蒙昧上期的西北诸民族，特别是南美诸民族中作精密的考察，才得决定。对于后者正有许多无规律性交的报告在流传，故说在那里已完全断绝了古代的集团婚，殊难相信。显然地，它的全部痕迹尚未消灭。至少在北美的四十个部落中，与长姊结婚的男子有权利使她的妹一到适当的年龄即成为他的妻，这就是姊妹全体共有丈夫的遗制。据班克洛夫说，加里福尼亚半岛上的印第安人，为了无差别性交的目的，联合几个“部落”，举行一种典礼。这显然是那种氏族，把从前一氏族的女子以别个氏族的全体男子为她们共同的夫，而反之也复如此的时代，在这些典礼中保存了一点朦胧的回忆。同样的惯习，在澳大利亚仍在奉行。在有几种民族中，有时发现年长的男子，酋长及为魔术师的僧侣，为了自己的利益，夺取女子的共有，且独占所有的女子。但为报酬计，当举行某种典礼及大集会期间，他们必须回复以前的女子共有，让他们的妻去和年轻男子寻乐。这一种在短期间回复古代自由性交的周期的撒特恩节（Saturnalia）①之许多实例，惠斯特马克（在他的《人类婚姻史》二八 ——二九页）在印度的和人（Hos）②、散塔尔人（Santals）③、判查人（Punjas）④及科塔尔人（Kotars）几种非洲民族，及其他人种中引述过。惟惠斯特马克由此推出结论，以为这并不是为他所否认的集团婚的遗制，而是原始人与他种动物所共有的交尾期的遗制，却希奇已极了。
  这里我们要说到巴苛芬的第四个大发现：由集团婚到对偶婚之普通的过渡形态。巴苛芬所称对于违反古代神圣法制的赎罪，即女子由此以买回对于贞操的权利者，事实上不过是这一种赎罪之神秘的表现，即女子为了脱离古代男子共有的束缚而获得专委身于一个男子时所行的。这种的赎罪由女子之制限的委身以行：巴比仑⑤的女子，必须一年中有一回献身于迈立泰（Mylitta）的神殿；其他西部亚细亚的各民族，送他们的女儿到阿那的司（Anaitis）的神殿。①在那里她们须与自己所选的爱人实行自由恋爱，如是者数年，然后才实行他们结婚。套上宗教面目的同样的惯习，在地中海与恒河中间的差不多一切亚细亚民族内，皆是通行。购得自由的赎罪行为，有如巴苛芬所指说，跟着时代的经过，愈益趋于容易：
  年年反复的委身，改为一生只一度的牺牲；老妇的杂婚制变为少女的杂婚制；在结婚期间也奉行的乱交变为单在结婚之前奉行；对一切人无分辨的性交变为对某几个人的性交。（《母权论》，序文十九页）
  在其他民族间，这种宗教的假面正在消失。在别的民族间 ——古代的色雷斯人（Thracians）、克勒特人（Celts）②，印度的许多原始住民，马来民族，现代的南洋群岛的土人及美洲印第安人 ——少女在结婚以前享有绝对的性的自由。特别在南美洲，到处都是如此。无论何人，只要稍稍到过内地的都可证实。阿伽西③（《巴西旅行记》Agassiz,AJournlyinBrazil,BostonandNewYork，1886，P.266）曾有一段讲到属于印度系统的一个富家的轶话。当他被介绍给这一家的女儿时，问及她的父亲，以为他当是与巴拉圭（Paraguay）作战时为军官的这位母亲之夫。但母亲微笑着回答： “Naotempai，hefilhadafortuna”——她是没有什么父亲的，她是偶然生的女儿。
  印第安人或混血种的女子，常是这样地说到她们的婚姻外所生的子女；她们说这种的话是没有什么羞耻或责备 的情调的。这既已这样不是异常的情形，故在一般人中间，相反对的情形倒像是例外了。孩子们可以知道母亲，因为一切的养育与责任都由她担负。但对于她们的父亲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又在女子方面，似乎也一点不想到她及她的子女可以对他有什么要求。
  这些在文明人看来像是奇异的事情，在母权制及集团婚上却不过是通例。
  又在其他民族中间，新娘的朋友亲戚或婚礼的客人可以要求对于新娘的传统的权利，而新郎反落在最后。这种惯习在古代流行于巴利阿利诸岛（Baleares）①上及非洲的奥及类人（Augilers）②间；而在阿比西尼亚（Abysinia）的巴雷（Bareas）人③中，现在尚在奉行。更在他处，一个有公职的人 ——即部落或氏族的长、酋长、黄教僧（Shamane）④、僧侣、领主及其他有称号者 ——可以代表团体，以行使对于新娘的初夜权。不管一切新浪漫主义的粉饰，这个初夜权（jusprimaenoctis）虽至今日，还当作集团婚的痕迹，仍流行在阿拉斯加的大部分土人中（bacroft，NativeRaces，I，81），北部墨西哥的泰和人（Tahus）⑤中及其他民族中。又当中世纪的全时代间，至少在原始的克勒特（Celtic）人诸国，例如阿拉哥尼亚（Aragonia），是直接由集团婚传受的，曾有过这种惯习。一方在加斯的利亚（Castilia），农 民虽决不是农奴，但在阿拉哥尼亚却行着极端的农奴制，一直到一四八六年经天主教王〔徒〕斐狄南（Ferdinand）①的判决才告废止。在这一文书中，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判决且宣告上述领主们（senyors男爵等）..不得和农人之妻在结婚后之第一夜同衾，也不得在结婚之夜，当女子已就床时，当作他们的权威的表征，跨越所说的女子或床。还有上述领主们，对于农人的女或子，无论付代价与否，不得违反了他们的意志去使用。（由苏根海姆②的《农奴》③ Sugenheim , “ Serf dom ” , Petersburg , 1861，P. 355用 Catalonian语的原文所引用者）还有，巴苛芬主张由他所名为 “杂婚制 ”（hetaerism）或“亲族通奸的生殖”（incestuousgeneration）者向一夫一妻制之过渡，本质上是由女子形成的，这也非常正当。在经济发达经程上，跟着发生古代共产主义的没落与人口密度的增大，从而传统的性的关系愈加失去了它们的适于原始森林时代的素朴的性质，于是在女子方面也自然地感到更低微、更被压迫，且终于对于贞操的权利，即暂时的或永久的只与一个男子结婚以资救济的希望也不得不更加强。这种进步之不能由男子方面形成，就只为了一个简单的理由：他们对于现实的集团婚的愉快，绝对不会想到要放弃的，虽是到了现在也还如此。直到女子已把向对偶婚的过渡已经完成了，男子才进于严格的一夫一妻制 ——自然，实只是专对女子的。
  对偶家族发生于蒙昧与野蛮之间的境界上，大概是在蒙昧的上期，还有几处是在野蛮的下期。这是在野蛮时代的典型的家族形态，正犹集团婚之于蒙昧，一夫一妻制之于文明一样。它在发达成为确定的一夫一妻制之前，尚须有除上述诸种作用以外的原因。在对偶家族中，集团已经减缩到它的最后的单位，仅由两个原子而成的分子，即一男与一女。自然淘汰由于继续不断地限制婚姻共有的性交，已经完成了它的目的。在这方面，自然淘汰再也没有待做的事了。若不是有新的社会的原动力活动的话，便没有理由应有一个新的家族形态从对偶家族中发展起来。但是这种种原动力竟是活动了。
  我们现在且离开为对偶家族之古典乡土的美洲。说在美洲曾有较高度的家族形态发展过，说美洲在被发现及征服以前曾有确定的一夫一妻制在新世界①的任何处所存在过，实在并无何等证迹可以容许这类结论。但在旧世界中就不如此。
  在旧世界中，家畜的驯养与畜群的繁殖已开辟了一种为以前所未知的富源，且创造了全新的社会关系。到了野蛮时代的下期，固定的富差不多全由家屋、衣服、粗草的装饰品以及获得并调理食物之工具，即最简单样式的舟、武器、家具来代表。食物本来必须是每天获得新鲜的。但如今有了马、骆驼、驴马、牛、羊、山羊及豚的畜群，这些新进的游牧民族 ——住在印度的判查（Pu-niab）地方，恒河地方及比现在还更富于水利的奥克斯（Oxus）及
  查克萨提（Jaxartes）河①岸之草原的雅利安人（Aryans）；住在幼发拉底及底格里斯流域的塞姆人（Semites）——已获有许多财产，只须加以最微细的注意与养育，就得继续增长地繁殖种类，供给最丰富的肉与乳之营养。以前一切获食的方法，如今皆只好废弃。从前绝对必需的打猎，今且变为一种游戏了。
  但是这新的财富归谁所有呢？无疑地，最初是属于氏族。然对于畜群的私有财产一定早已发生。所谓创始记之著者，长老亚伯拉罕（FatherAbraham）之成为他的畜群所有者，究竟由于他做共产主义家族之长的特权，还是由于事实上世袭的氏族之长的资格，正难断言。惟我们必须不把他看作现代意味的财产所有者：这是可确信的。更有一点在初跨上成文历史之国时，无论那里都把畜群算为家长的特有财产，正和野蛮时代的工艺制造品，如金属器，奢侈品及最后人畜 ——奴隶完全一样；也是确实的。
  因在当时，奴隶制度也发明了。本来对于下期的野蛮人，奴隶是无用的东西。所以美洲印第安人处置他们所征服的敌人之方法，与在较高阶段的民族所行者全然不同。男子或者被杀，或者当作兄弟编入胜利者的部落中。女子或者结为婚姻，否则偕了她们残存的子女一起收容过来。在这个阶段内，人类的劳动力尚未能产生比维持生活费更多的量。但自有了家畜、金属工业、纺织及最后的农业，变化就发生了。正犹以前容易到手的妻，现在有了一种交换价值须得购买一样，劳动力到现在也是这样地产生出来，特别当畜群确乎成为家族的私财以后。家族的增长并不如家畜一般的急速。故为照料畜群计，必须有比前更多的人；因 此就把所俘虏的敌人利用起来，而且他们同家畜一样，还能繁殖。
  这种的富，它们一经成为家族的私产，且急速地增加以后，就给建立于对偶婚及母权氏族上的社会以强有力的冲动。对偶婚对于家族本已提供一个新要素。即在生身的母以外，它又立了一个确实的生身的父，他也许比现代许多的“父”来得更确实可信。依据那时期家族内的分业，获得食物及制造所必要的工具之责任，由男子担负；因之他占有了那些工具，当离婚时，如妻之保留家具一样，他就带那些工具以行。照当时的社会惯习，男子也是新的生存资料即家畜之所有者，后来便是新的劳动力即奴隶之所有者。但照同一的惯习，他的子女不能继承他的财产，因有如下的理由：根据母权制，即血统单由母系追溯的期间，又照氏族原始的继承的惯习，氏族的亲族从死亡的氏族分子继承他们的财产。这财产必须仍留在氏族中。因继承物并没有什么重大的关系，在惯例上，或许已移于最近的氏族之亲族即母方的血缘者之手。然死亡的男子之子女并不属于父的氏族，而属于他们的母之氏族。他们最初和母的别个血缘者共同继承，到后来怕最先继承。惟他们不能从父继承，因他们不属于他们的父之氏族，父的财产仍须留在他自己的氏族。所以，畜群的所有者死亡以后，这畜群将归于他的兄弟，姊妹及他的姊妹之子女，或者归于他母亲的姊妹之子孙所有。他自己的子女是不继承的。
  这样财富愈增加，男子在家族的地位也愈比女子重要；且利用这个强固的地位，为他的子女的利益，以推翻传统的继承法则的欲望也发生。但在母权制继续有效的时期，这个没有实现。因此非先把母权制废止不可，而母权制竟是废止了。这却决不如我们今日所想到的那样困难。因为这一革命 ——人类所曾经验过的最激烈的革命之一 ——并没有须侵害氏族中任何一个活着的氏族员之必要。全体氏族员仍能照常过活。只要有一个简单的决议，说从今以后，男子氏族员的子女应属于氏族，女子氏族员的子女应该除外而转属于他们的父之氏族，就很够了。这样一来，由女系追溯血统及母方的继承权即被废止，而由男系追溯血统及父方的继承权即告成立。至于这一革命，是怎样的又在何时为地球上诸民族所完成，我们毫无所知。这是完全属于先史时代的。不过它的已经完成，是特别可由巴苛芬所搜集的许多母权制的证迹作十二分的证明的。它之如何容易成就，还可从许多的印第安部落中见之；在那里，半由富的增长与生活样式的改变（从森林移住到草原）之影响，半由文明及教士之道德的感化，这一革命最近方才通过，或者尚在进行。在八个密苏里（Misouri）部落中，六个有了父系血统及继承，只有二个还是女系的。在勺泥人（Shawnee）、迈安密人（Miami）及德拉瓦人（Delaware）①中，皆行将子女编入于男氏族的惯习，给子女取父的氏族所有的氏族名，借得继承之权。“人类的先天的诡辩癖，用改变名称以改变事物，且当有直接的利益给以充分的冲动的地方，尚可以看出在传统之内为破坏传统用的口实。”（马克思）这就使得混乱更甚，却只有向父权制的过渡才得补救，且有一部分已得补救了。“这似是最自然的过渡。”（马克思）至于这一过渡如何在旧世界的文化民族中完成，就比较法学家的意见言之 ——虽然只是假说 ——可参照科瓦勒勿斯基②的《家族及财产之起源与进化概编》 (M. Kovalevsky ,Tabl au desoriginesetde L 'evolutiondela famille et de la propriet ,stockholm , 18 90 )
  母权制的颠覆是女性的世界史的失败。男子在家庭中也握着支配权，女子已被贱视，被隶属，成为满足男子欲望的工具与生产子女的机器。女子的这种卑下的地位，特如在希腊的英雄时代及其古典时代所公然表现的，却渐被美化，被假装，甚或用更缓和的形态被粉饰。但无论如何决不被消除。
  已经确立的男子独裁的第一种作用，如今由正在生长的家长制家族（patriarchalfamily）的中间形态中显示出来。它的最重要的特征，并不是后面要讲到的一夫多妻制，而是
  一国的自由人及非自由人在家长的父权之下组成为一家族。在塞姆人的形态中，家长过一夫多妻制的生活，非自由人也有妻子，而整个组织的目的是在一定的地域中放牧畜群。
  它的本质是非自由人的同化与父权。故这种家族形态的理想型式是罗马的家族。家族（familia）这一词，本来并不含有由感伤性（sentimentality）与家庭不睦所组成有如今日俗人所理想之意味。在罗马人中间，当初连主要的夫妻及其子女都不相关，只是应用于奴隶罢了。famulus意思是家内的奴隶，而familia便是属于一个男子的奴隶之总体。在给雅斯（Gaius）时代①“家族即父的遗产”（Familia，idestpatrimonium）尚由遗言以传授，。这一语由罗马人所发明，以期表现一种新的社会有机体，即在父权之下，家长有妻、子及许多奴隶，且照罗马法，有对他们的生杀与夺 之权。“所以这一语并不比拉丁部落之武装的家族制度来得早，那个家族制度是在农业及合法的奴隶制度发生之后，又在属于雅利安人种的意大利人从希腊人分派之后发生的。”马克思附加着说：
  近代的家族，因当开始时与农业有了关系，所以在胎种中，不惟包含奴隶制（servitus），也包含农奴制。它是具体而微地包含以后在社会及由社会所发生的国家中所更普遍发展的一切对立。
  这一种的家族形态，表示了由对偶婚到一夫一妻制的过渡。为确保妻的贞操以及父系的稳固，故将女子完全引渡到男子的权力之下；夫之杀妻，只不过行使他的权利罢了。
  跟着家长制家族的发生，我们就进于成文历史的领域，在这领域上，比较法学是能给我们以多大援助的。而且事实上，它确于此引起很大的进步。今日在塞尔维亚人（Serbians）及保加利亚人（Bulgarians）间，于zadruga（友谊）与bratstvo（同胞）名义之下，又在东方诸民族间，于多少变化的形态之下，尚可见到的那种家长制家属共同体（patriarchalhouseholdcommunity），证明它之成为由集团婚发生的母权家族与近代世界的一夫一妻家族间之过渡阶段者，实是马克西姆 ·科瓦勒多斯基 ( T ableau etc.dela familleetdela propriete ,Stockholm ,1890 ,P. 60—
  100）之功。这个至少在旧世界的文化民族，雅利安人及塞姆人间，似可以有确证的。
  南斯拉夫的撒多格（Zadruga），供给此种家族共同体今尚存在的最好实例。它包括一父所生的几代子孙以及他们的妻，他们一起住在一处田地上，共同耕地，由共同的贮藏中以衣以食，且共同的占有收获的盈余。这一共同体由家长（domacin）管理，他对外有代表团体之权，故得出卖细微的物品，掌管出纳，并对出纳及通常的事务经营虽有责任。他由大家选出，却不一定是最年长者。一般女子与她的工作由通常为家长之妻的主妇（domacica）指挥。她当少女选夫的时期，还有重要的且常是最后决定的发言权。但最高的权力，在于由全部成年男女组成的集会，即家族会。家长对这个集会负责。集会决定重要的决议，行使对家人的裁判，以及重要物件尤其是土地等等的卖买。
  证明在今日的俄罗斯也有这种家族共同体之存在，还不过是十年前的事。现在一般地承认它是与bscina或村落共同体同为深入于俄国的民族惯习上者。这可以在俄罗斯最古的法典即惹罗斯罗（Jaroslav）①公之Pravda②中见之，用与在达尔马提亚（Dalmatian）③法典中同样的名义（vervj）表现；且还可在波兰及捷克的史料中考证出来。
  同样，在日耳曼人间，照Heussler④（《德意志的法律制度》⑤）看来，原始的经济单位也不是近代意味的单一家族，而是包含几个世代或许多单一家族，且更常有许多非自由人的“家族共同体”（collectivehousehold）。罗马的家族也可追溯到这种型式，因之家长的绝对权力以及别的家人对他之无权利，成为最近热烈的争论。同样的家族共同体据说在爱尔兰的克勒特（Celts）人间也曾存在过。在法国，这种形态用 “parconneries”的名义，在泥味内（Nivernais）①
  1地方，一直保持到法国革命以前；而在法兰斯孔德（FrancheComte），虽在今日尚未完全消灭。在路安（Louhans，即Saoneet Loire）③地方，我们见到巨大的农家，有公用的高到屋顶的中厅，四周是用六级至八级的梯子可以登上的寝室。属于这一家的好几代皆住于其中。
  在印度，带着共同耕作的家族共同体已在亚力山大大王的时代由泥阿卡斯（Nearchus）④记述过，即在今日，尚在同地方，即判查（Panjab）及该国的西北部存在。在高加索，已由科瓦勒勿斯基自己证明过。
  在阿尔加利亚（Algeria），仍在卡巴尔（Kabyles）⑤人间存在。即在美洲，据说也曾有过。这与古代墨西哥之图里塔（Zurita）⑥所记的卡尔帕里（calpullis）⑦制度，有人说是一样的。然在秘鲁，库诺⑧《海外》⑨杂志（CunowAusland. 1890. No. 42—44）却很明晰地证明，即当秘鲁的征服时，代，有一种村落共 产制度（很奇妙的称村落共有地 mark为marca），带有耕地之定期的分配以及个别的耕作，曾经存在过。
  无论如何，伴着共同的耕作及土地所有的家长制家族共同体，如今是有与以前迥不相同的意义的。我们对于它在旧世界的文化民族及别的民族间，当由母权制家族过渡到单一家族时所尽重要的作用，早已不能怀疑。到了后面，我们将再说到科瓦勒勿斯基的如下的结论。即家长的家族共同体也是这样的一个过渡阶级，为伴着个别耕作以及耕地与草地之最初为定期的以后为永远的分配之村落共产体或马可（Mark）共产体所由以发达的。
  说到这种家属共同体内部的家族生活，有必须注意之点，即至少在俄罗斯，家长常有对共同体的年轻女子，特别是他的媳妇（daughters-in-law）滥用他的地位，且把她们成为自己的后房（harem）之评判，俄罗斯的民歌对于这点是最有明显的表示。
  在说到因母权制之颠覆而急速发达的一夫一妻制之前，容我再就一夫多妻制与一妻多失制说几句话。这两种婚姻形态，在不能在同一地域并行的限度内（这显然不是事实）只能算是例外，即所谓历史的奢侈生产品而已。由一夫多妻制所排除的男子不能从由一妻多夫制所残余的女子身上获得安慰，且以前男女之数，不管社会的制度如何差不多是相等，故欲使任何一种的婚姻形态获得一般通行的特性，当然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一夫多妻制显然是奴隶制度的产物，以某种例外的情形为限。在塞姆人的家长制家族，只有家长自身，至多也不过他的几个儿子能过一夫多妻制的生活，其余诸人必须以一妻为满足。在一切东方诸国，今日尚属如此。一夫多妻制是富人及贵族的特权，且大概由女奴隶的购入以实现。民众的大部分是过一夫一妻制的生活的。在印度及西藏的一妻多夫制也同样是个例外。它之起源于集团婚，确乎有不少的兴味，但尚需要更详密的研究。然在实践上，它似乎比回教徒之富于嫉妒的后房制度（harem）要更来得可容忍些。至少在印度的奈尔人（Nairs）①间，的确是三四个或更多的男子共有一个女子；但他们每人可以和别的三数个男子共有第二个妻，照样有第三个第四个以下的妻。马克楞南竟未在这种婚姻俱乐部中，即一个人可以在几个俱乐部做会员，又为他自己所记述的，发现“同乐婚姻（clubmarriage）②的新部门，实为可异。但这个婚姻俱乐部制度，决不是真正的一妻多夫制。却正相反，有如吉刺德条隆所已批评过的，是一种特殊化的集团婚形态。即男子过一夫多妻制生活，女子过一妻多夫制生活。
  四、一夫一妻制的家族（TheMonogamousFamily）③。这已如上述，是当野蛮中期过渡到上期的时代由对偶家族发达的。它的最后的胜利是正在开始的文明的一个标识。它是建立于男子支配权之上，这种支配权的目的是在生育有无可争的父系的子女。这种父的血统，为了子女将来继承他们的父亲之财产，所以有它的需要。一夫一妻制家族与对偶家族差异的地方，是在婚姻的约束更来得坚固持久，所以不能由双方任意解除。通常，仍是只有男子得解除婚约，离异他的妻。男子的通奸的特权也依然至少是由惯习而得保证（《拿破仑法典》④显然给男子以这种特权，只要他们不带情妇到他们的妻的家中），社会愈发展，这种特权也愈盛行。如果女子记起了古代的性交习惯而企图复活，她就要 受到前所未曾有过的严酷的刑罚。
  这一新的家族形态之一切严肃性，在希腊人间可以见到。神话上的女神的地位，如马克思所指示，虽表示一个更早的时代，那时女子尚占有比较自由与受尊敬的地位。但当英雄时代，我们便见到女子是已因男子的优越的支配与奴隶的竞争而被贬抑。从《奥德赛》(Odysseia)①中，就可读到忒楞马卡斯（Telemaches）是如何的侮辱他的母亲。照荷马讲，被捕的年轻女子皆交给胜利者发泄性欲。首领们因他们地位之高，得选择最美丽的俘虏。全部《易利亚德》(Iliad)②便是出名的为在阿溪里（Achilles）与阿加绵农（Agamemnon）间以争这样的一个女奴隶做中心的。在荷马书中表彰任何一个重要的英雄时，终要讲到一个与他““共枕席”的俘虏少女。此等少女，也有被带到英雄的故乡及他的家中去的，如在伊士奇洛斯（Aeschylos）之阿加绵农带去喀萨德赖（Kassandra）就是。由此等女奴隶所生的子女得接受小部分的父的遗产，且被认为自由民。推喀纶斯（Teukros）便是这样的一个私生儿，得袭用他的父亲之名。妻被期待着容忍一切，但自身须遵守严格的贞操。虽然在英雄时代的希腊少女要比文明时代的更受尊敬，惟对于她的丈夫，她毕竟不过是他的嫡子之母，他的管理家政之长，以及他可任意成为妾的女奴隶之监督而已。
  便是这一种与一夫一妻制并行的奴隶制度，毫无限制而属于主人的年轻美貌的女奴隶之存在，就从一夫一妻制开始的时期，给以一种特殊的性质，即所谓一夫一妻制者是专为女子，却 不是为男子的。而且到了今日，这个特性还是存在。
  对于后来的希腊人，我们必须于多利亚人（Dorians）①与伊奥尼亚人（Ionians）有所区别。前者以斯巴达为他们的古典的例子，在许多地方，尚有甚至比荷马所描写者还要古的婚姻惯习。在斯巴达有过对偶家族的形态，受当时的国家观念而有所修正，在许多方面依然有着集团婚的形迹。不育子女的婚姻可以解除。阿那克山特力达斯王（Anaxandridas，在耶酥纪元前约六百五十年）②于无子女的妻以外，易娶一妻，且分为二家。同时代，阿里斯吞王（Ariston）③于无子女的二妻以外，更娶第三个妻，又把以前二妻中之一人离去。还有，几个兄弟可以共有一妻；一个爱友人之妻比爱自己之妻更甚的，可以与那个友人共有其妻；把一个妻委给有如俾士麦（Bismarck）④所欲说的倔强的“种马”（stal-lion）所处分，即使他并不是个自由市民也不被认为猥亵的事情。在波卢塔克（Plutarch）⑤的一节中，说到一个斯巴达妇人，把屡次想献身给她的一个爱人，告诉给她的丈夫，这照萧曼（Schoeman）⑥看来，似乎是表示一种更大的性的自由。而真的通奸，在夫之背后的妻的不贞，也不被注意。在他方面，斯巴达的家内奴隶制，至少当全盛时代，并无所知，所称为希洛（helets）的 农奴则住于散在的田园。因此对斯巴达人①和别个女子性交的诱惑，比较的少。在这种情境之下，斯巴达女子要比其他希腊人的女子占更受人尊敬的地位者，自是当然的事。斯巴达女子与雅典艺妓（Hetaerae）实是惟一的希腊女子，如古人所尊称，且认她们的言行为值得注意的。
  但在以雅典而代表的伊奥尼亚人中间，情形全然不同。少女们只学习纺织缝纫，至多也不过学些读写。他们实际上是被拘禁，只能与别个妇女有所交际。女子的房间是在楼上或在后宅，成为全家隔离的部分，男子尤其是陌生人不容易入内，要是有男子来访，她们就要退避。女子没有女奴隶作伴，不能离家外出。在家里也严受监视。阿里斯多芬（Aristophanes）②曾说及摩罗西安（Molossian）的犬，它们是用以威吓通奸者的。又至少在雅典各都市，用去势者③以防卫女子。即在希罗多德（Herodotus）④时代，已有这些去势者为出卖目的而生产，据华克斯莫德（Wachsmuth）⑤说，还不是专卖给野蛮人的。在幼里披底（Eu-ripides）⑥之诗中，女子被名为奥伊库来马 “Oikurema”，这是表示供家政用的物件之一中性名词，故女子除生育子女以外，她对于雅典人，不过是家婢之长，别无用处。男子虽有竞技运动与公 共集会，而女子皆被除外。此外，男子尚时时可有女奴隶供自己自由使用，当雅典全盛时代，又有大规模的，至少受国家保护的卖淫事业。伊奥尼女子的唯一无二的艺妓制，正在这一卖淫的基础上发达起来。如斯巴达女子之以人品见称，她们却以才智及艺术的嗜好超越古代女性之普通的水准。然在做妇人之前，必须先当艺妓，实成为对雅典家族之最峻酷的批判。
  这个雅典的家族，因时代的进行，成为一种模范，不特其余的伊奥尼人要取法，即全体在内地及在殖民地的希腊人也都逐渐模仿以构成他们的家族关系。但不管有种种的关闭与监视，希腊女子却找着可以欺瞒丈夫的充分的机会。而那以向他们的妻假装任何的恋爱为可耻的丈夫乃以艺妓为对手，作出种种恋爱行为以自慰。但侮辱女子的事情，即在男子身上得到报复，且也给他们以侮辱，直至他们堕落到可厌忌的男色（boy-love）。又依据甘尼美（Ganymedes）①的神话，他们还侮辱神们和他们自己。
  这就是一夫一妻制的起源，如我们于古代最有文化且发达到最高度的民族中可求得的。这决不是个人性爱的结果，且与它是全无关系的，因婚姻依然还是以前因袭的婚姻。一夫一妻制是不基于自然的条件，而基于经济的条件，即在私有财产对于原始的自然发生的共有财产而占胜利的基础上所建立的最初之家族形态。在家族内的男子之支配与可以专成为他的后裔且命定为他的财产继承人的子女的生产 ——这种种便是为希腊人所公言的一夫一妻制之惟一的目的。除此以外，这只是一种对他们的负担，一种不可不履行的对神，对国家及自身祖先的义务。在雅典，法律不仅强制婚姻，也且强制在男子一方面的所谓婚姻义务的 最少限度之履行。
  这样看来，一夫一妻制决不是为和解夫妇而现于历史，更不是当作最高的婚姻形态而出现的。反之，它却是当作男性压迫女性，当作为以前历史所未知的两性斗争之宣言而出现的。在一八四六年由马克思和我所写的一篇未刊的旧稿中，我发现如下的一节文字：“最初的分业是为生子女的男女间的分业。”而到现在我更得附加几句：历史上所表现最初的阶级对抗是与一夫一妻制中男女的对抗之发展相一致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与由男性对女性的压迫相一致的。一夫一妻制是一个伟大的历史的进步。但同时因有奴隶制及私有财产制，它便开辟了这样的一个继续到今日的时代。就是虽有如何的进步，却带着相对的退步，且一个人的幸福与发展是靠别个人的苦恼与抑压以成就的。它是文明社会的细胞形态，我们得由此以研究在文明社会正在完全展开的对立与矛盾之性质。
  但古代之比较的自由性交，决不因对偶婚或一夫一妻制之胜利而归于消灭。
  由于普那路安集团之逐渐的消灭而更缩小范围的古婚姻制度，仍然包围了正在发达中的家族，且延及于文明期的开始。..它到最后终算没入于杂婚制的新形态中，而这种杂婚制恰如掩蔽家族的暗影，到了文明期还在追踪人类。
  （摩尔根，《古代社会》，五〇四页）
  摩尔根所称的杂婚制，是指男子在一夫一妻的家族以外，与未婚的女子发生性的关系而言，这种杂婚制有如世人所熟知，是在整个文明期内以种种形态而繁荣，且是逐渐趋于公开的卖淫的。这种杂婚制是直接由集团婚发生，由女子为购得贞操的权利因将身体作牺牲的贡献而发生的。为金钱而献身，最初是一种宗教的行为；这种行为在爱之女神的神殿中举行，所得的钱也归于神殿的财产。在阿美尼亚（Armenia）的阿那的司神（Anaitis）①与在科林斯（Corinth）的阿富罗底神（Aphrodite）之巫女（hierodu-lae）②以及属于印度神殿的宗教的舞女即所谓bajaderes（由葡萄牙语的舞女“bailadera”一词所引出）便是最初的娼妓。本来为一切女子之义务的献身，以后专由此等巫女代表其他女子来实行，在其他民族中，杂婚制是由容许与结婚前的少女可有性的自由而生 ——故也是集团婚的遗制，不过由他途以传于今日而已。跟着各种财产关系的发生，在野蛮上期，工资劳动与奴隶制并着出现，同时当作必然的连带物，自由女子的职业的卖淫也与女奴隶的强迫献身一起发生。这样集团婚所让渡给文明的遗产，是与由二面的，表里不一致的，分裂而对立的文明所产生者，一样地为二面的。即一面是一夫一妻制，他面是伴着所谓卖淫这样极端形态的杂婚制。杂婚制也与别的一切制度一样，同为一种社会的制度。它继续着古代性的自由 ——为男子的利益。实际上它不但被容忍而已，也且由支配阶级一心一意地奉行着，不过在口头上予以非难罢了。而这种非难，在实际上，也决不是对热中于此的男子而发，还只为了女子。为重行宣言男子对女子的绝对的支配是社会的基本法则起见，所以她们不能不被社会所驱逐所排斥。
  然第二种的对立也即在一夫一妻制本身中发展起来。在以杂婚制娱乐自己生活的丈夫之旁，站着一个被抛弃的妻。正犹吃 了半个苹果之后不能复有整个的苹果一样，有了对立之一面也就不能不有其他的一面。虽然如此，当男子没有被妻给以教训之前，这在男子方面还以为是可能的。跟着一夫一妻制之发生，有两种为以前所不知道的永久的社会人格出现：妻的常住的情人与奸妇之夫，男子虽已得到对女子的胜利，但荣冠还是由败者泰然承受。在一夫一妻制与杂婚制之外，更加上一项奸通，成为不可免的社会制度 ——虽被禁止，严罚，但终不得压伏。父子关系的确实性，依然只不过依赖道德的信念，而为解决不能和解的矛盾计，拿破仑法典特在三一二节中规定： “L' enfantconcupen-dantlemariageapourperelemari”在婚姻期间怀胎的子女，属于婚姻上的父 ——夫。这算是三千年来一夫一妻制最后的结果。
  这样，我们在一夫一妻的家族中，至少在那种正确地基于历史的发生而显然表明由男子的专制所引起的男女斗争之例子中，可以见到一般社会的对立与矛盾之缩图。自文明期开始分裂为阶级的社会，终未能调解并克服此种反抗。自然，我在这里所说及的，只是那种一夫一妻制的例子，即婚姻生活在实际上依然顺从于全制度之原始的性质，而且妻对于夫的支配是反抗的。没有谁能比日耳曼的俗物更知道清楚：即一切婚姻并不都是走这样的路。他不懂得怎样把在家庭内的支配比在国家的更处理得好些，从而使他的妻得以操纵为他所不应得的完全的权利。但他还自以为比他的不幸的常遇着更恶劣之境遇的法国朋友要优越得多。
  又，一夫一妻家族，决不是到处随时以在希腊人间的那种古典的严酷的形态出现的。在当作未来的世界征服者具有比希腊人虽少一些精炼但更锐利的见识的罗马人间，女子就更多自由，且更受尊敬。罗马人相信妻的婚姻上的贞操，尽可由他对于妻的生杀与夺之权力而得充分的保证。还有，女子同男子一样，可以由自由意志解除婚姻。然在一夫一妻制发达上最大的进步，显然是由于日耳曼人的加入历史。恐怕因为他们的贫穷，所以他们的一夫一妻制并未能完全超出了对偶家族。我们由塔西佗所举的三种事实可以维护这个结论：第一，婚姻虽是非常神圣地举行 ——“他们以一妻为满足，女子用贞操来防卫 ”——但一夫多妻制仍在贵族及部落之长间行使，与美洲印第安人所行的对偶婚情形相同。第二，由母权制到父权制的过渡仅能在很短的时期以前实行，因为他的兄弟 ——依母权制是氏族中最近的男亲族 ——还被认为比生身的父差不多更来得近的亲族，这也是与美洲印第人的立场一致的。这一美洲印第安人的立场，照马克思自己的证明，是供给他以一个了解日耳曼人原始历史的键①的。第三，日耳曼女子是很受人尊敬，且对于公共事务也有势力的，故这一事实正与一夫一妻制的男子支配相反对。在这种种事情上看来，日耳曼人差不多与斯巴达人相一致，如我们所知，斯巴达人也是没有完全克服对偶婚的。因此，在这一点上，一个全新的要素跟着日耳曼人继续至于世界的支配。如今在罗马世界的废墟之上，从民族混合之中所发展起来的新的一夫一妻制，给男子的支配以更和缓的形态，而给女子以一个至少从表面看要比古典的古代更自由更受尊敬的地位。直到了这个时期，才开始从一夫一妻制 ——因情形的不同，或是在其中，或是与之并行，或是相反 ——有发展最高的道德进步之可能，由这种的道德进步才有为以前一切时代所未知的近代之个人性爱。
  这个进步显然是由这样的事实发生的，即日耳曼人尚过着 对偶婚的生活，且竭力使一夫一妻制接近适应于对偶婚的女子的地位。这决不是由于日耳曼人之传说的异常纯洁的自然性质而发生者。这些性质是限于这样简单的事实，即对偶婚确不象创立一夫一妻制之显著的道德的对立。反之，日耳曼人，特别是在东南部与黑海岸之游牧民族相接触的，在道德上非常堕落。除骑马术之外，他们又从这些游牧民习得些异常不自然的恶德。这由阿密亚那斯（Ammianus）①就退易发利人（Thaifali）②与普洛哥布（Prokop）③就赫留来人（Heruli）④有明显的证明。
  虽然一夫一妻制是近代的性爱所由发展的一切为我们所知之家族形态中之惟一形态，但这并不说是个人性爱完全地或主要地当作夫妇相互之爱而发展。在男子支配下的严格一夫一妻制的本性却是排除这个的。在一切历史上能动的即支配的阶级中间，婚姻依然是那种由对偶婚当时就如此的形态 ——一种因袭的由父母安排的事情。而当作热情，当作每个人的品性（至少是支配阶级的），当作性的冲动之最高形态的特征 ——像这样最先在历史上表现的性爱之形态，是中世纪武士的恋爱，决不是婚姻上的恋爱，却正相反对。在它的古典的形态，在普罗温斯（Provencals）人⑤中间，它是带着满帆的风向通奸突进，而他们的诗人且加以赞美。为普罗温斯恋诗之精华的 Albas①，就用着光耀的色彩，描写武士是如何的与他的心爱者 ——他人之妻 ——同睡，侍者站在窗外，一见晨曦（alba）初上，马上唤醒他，让他得安然逃走，不被人知觉。诗的最高潮，便在叙述离别的情景。同样，北部法兰西人及正直的日耳曼人也采用这种诗风与适应于此的武士的恋爱式样。老乌弗兰·丰·厄申巴哈（WolframvonEschenbach）②曾留给我们讲到这个问题的三首奇美的《朝之歌》（DaySongs），我之喜欢这些歌，比喜欢他的三篇英雄诗还要已甚。
  今日市民的结婚是有二种。在天主教诸国，父母依然照向例为儿子选择合当的配偶，其自然的结果便是一夫一妻制所固有的矛盾之充分的发展：在男子方面是耽溺的杂婚，在女子方面是耽溺的通奸。天主教会之禁止离婚，怕即为了对于通奸和对于死是同为不可救药的理由。反之，在新教诸国，通常市民的儿子在选妻上多少有点自由。所以这时候，某程度的恋爱可以成为这种婚姻的基础，且应于新教的伪善，为体面计，这还是常作前提的。因此，男子的杂婚为之稍减，女子的通奸也不那样通行。然在无论何种婚姻形态之下，人终不脱结婚以前的性质，且新教诸国的市民又大都是俗物者流，所以这种新教的一夫一妻制，即使拿最好的例子来看，也不过使夫妻感到号称家庭幸福的铅样的倦怠罢了。这两种结婚方法之最好的反映镜是小说，法兰西的小说是讲天主教的，日耳曼的小说是讲新教的。在这两种小说之中，都 是“彼此有所获”；在日耳曼小说是青年得少女；在法兰西小说是夫得通奸之妻。这两种中以那一种为更不幸，常常是难以说定的。因此，法兰西布尔乔（bourgeois）①之嫌忌日耳曼小说②的倦怠，正和日耳曼俗物之嫌忌法兰西小说的“不道德”相同。最近，自柏林成为世界的都市以来，日耳曼的小说也开始不大敢描写那在许久以前成为该地常事的杂婚与通奸了。
  在这两种结婚方法中，结婚皆受当事者阶级的地位之影响，而在这一点上，还依然常是因袭的。这种因袭婚姻的结果，便很足以变形为最显著的卖淫 ——有时是双方的，但以女子方面为更普通。她与平常娼妇不同之点，在于她不像商品，每一度以得金钱而出卖肉体，却是当作奴隶而永远出卖的。傅立叶（Fourier）论一切因袭婚姻的话是很对的：“如在文法上，两个否定成为一个肯定，在婚姻伦理上，二种卖淫也可认为一种德行。”男子对于妻的关系上的性爱，仅在被压迫阶级中间，在今日的无产阶级中间，成为也得成为真实的规则 ——至于这种关系是否得到公认，则可不论。
  这里，一切古典的一夫一妻制的基础已被废除。一切财产，即专为了它的保护与承继，使一夫一妻制与男子的支配有以确立的，皆不存在。从而一切使这个男子支配可以实现的动机也是没有。不唯如此，即它的手段也属不见。保护男子支配的民法，仅能应用于财产所有阶级及他们与无产阶级的交涉上。要适用民法是需金钱的，劳动者因为贫乏，所以民法在他对于妻的关系上就无意义。在这时候，全然各别的个人的及社会的关系能有效 力。最后，自大工业发达，把妇女从家庭移到劳动市场及工厂以来，在无产者家庭中男子支配的最后遗物，便失去了它的根据 ——或者自一夫一妻制施行以来所广行的对女子的虐待，尚有一部分残留着。这样，无产者的家族，即使夫妇具有最热烈的爱及最可靠的贞操，又不管有任何种宗教的及世俗的制裁，再也不复是严格的一夫一妻制了，是故为一夫一妻制永远伴侣的杂婚与通奸，在这里也只有极不重要的作用。女子在事实上已回复了离婚的权利，假使夫妇不能和好的话，他们宁愿分离。要之，无产者的结婚，不过是语源意味上的一夫一妻制，可决不是历史意味上的。
  的确，我们的法律家是主张立法的进步，愈益减少了女子方面可诉不平的理由的。因近代的民法制度，第一承认为使婚姻合法，婚姻必须是一种根于两造自由意志的契约；第二承认在婚姻期内，两造的关系当立于平等的权利义务之上。故他们主张这两种要求如果合理地实现，那么女子就可以有她们所得要求的一切。
  这个纯法律家的主张，正与急进的共和主义的资本家当愚弄无产者时所用的论法，恰巧相同。劳动契约据说是根据两造的自由意志而成的。但这是当法律把两造放在纸面上的平等地位时，被认为自由意志的。由阶级区别所给于一方的权力，又由此加于他方的压迫，——两者真实的经济的地位 ——这一切是并不与法律相关。再当劳动契约继续期间，只要一方没有明白抛弃他的权利，两造是算作有同等权利的。那经济的事情逼迫劳动者甚至不得不抛弃最后的外观上的平等，也不与法律相关。
  至于婚姻，即最进步的法律也只要当事人已经在形式上宣布了他们的自愿以后，便算十分满足。在现实生活进行之处，在法律背景后面有什么在活动，还有他们的自由意志是如何现出，这些都不关于法律及法律家的事情。但就是最简单的法律之比较研究，也将使法律家看清这种的自由意志究是什么意思。在法律上保证子女可得亲的财产，从而不能不继承的各国 ——在日耳曼及其他用法国法的诸国 ——子女的婚姻是必须经父母的同意的。在用英吉利法的诸国，那边父母的同意是并不算结婚的法律要件的，故父母对于传授遗产给谁自有完全的自由，且得任意剥夺子女的承继权。因此可以明白：在有何种财产遗传的阶级间，结婚的自由在英国与美国，并不比在法国与德国大过丝毫。
  在婚姻上男女之法律的平等，没有比这更好的了。从以前社会阶级所承受的男女之法律的不平等并不是女子受经济压迫的原因，而是它的结果。在包含许多夫妇和他们子女的古代共产主义的家属中，将家政委托给女子处理，这与男子的生产食物同为一种公共的职能，一种社会所必需的产业。在家长制的，又在一夫一妻制的家族中，这种状态就改变了。家政的处理失其公共的性质。这不复成为社会的事业，这只成为一种私的服务，女子变为最初的家庭服役者，不得参与社会的生产。只有因现代的大产业，对于女子 ——但仅限于无产阶级的女子 ——开辟了再接近社会生产的路。然这是在这种样的情形下成就的，即她们如果在家庭中尽私的服务，依然不能参加公的生产，不能有什么收入；或者如果她们愿意参加公共生产，独立生活，那么就不能尽家内的义务。故在女子，她们从事于一切职业部门一直上至医生及律师，也与在工厂中的状态一样。近代的一夫一妻制家族是建立于女子之公然的或假装的家庭奴隶制之上，而近代的社会是以纯粹的一夫一妻制家族为分子所构成的一个集团（mass）。在大多数情形上，男子须得谋生，赡养他的家族，至少在所有阶级是如此。因此他便获得一个无需有法律上特别权利的优越地位。在家族中，他便是资本家，妻则代表无产者。然在产业世界上，仅有当资本家阶级的一切特殊权利废止了，两阶级在法律上的完全平权确立了之后，才见那加于无产阶级的经济压迫之特性，以最尖锐的形态表现出来。一个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并不废弃两阶级间的对立；反之，它却供给使这个对立可以作战的地盘。同样，在近代家族中男子对女子之支配的特性，以及使两者社会地位真实平等的必然性与方法，要在两者能享有法律上完全的平等权时，才在光天化日之下映射出来。那时可以看出女子解放的第一条件是在女性全体之重行参加公共的产业。为要达到这个地步，便非把当作社会经济单位的一夫一妻家族之性质除去不可。
  这样，我们研究过三种主要的家族形态，大体是与人类进化之三个主要阶段相适应的。即在蒙昧的集团婚，在野蛮的对偶婚，在文明的由通奸与卖淫所补充的一夫一妻制。在对偶婚与一夫一妻之间，当野蛮的上期，有男子对女奴隶的支配与一夫多妻制夹在里边。
  如以上的全部论述所证明，在这一系列的现象上所呈现的进步，是与集团婚时代之性的自由，逐渐从女子方面剥夺却不从男子方面剥夺的特征是相关联的。而实际在男子方面的集团婚，至今日还在继续。凡对女子认为犯罪因以惹起法律上及社会上重大的结果的，对男子反视为荣耀，即算是最坏的时期，也不过当作道德上的小小过恶而安然容忍之。但自古相传的杂婚制在今日因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而愈受变化，且愈与之相适应，则杂婚制也愈无形为露骨的卖淫，它的作用也愈趋于颓废。而且它使男子颓废比女子还要已甚得多。卖淫并不使全体女性堕落，只有做了它的牺牲底一部分不幸女子，而其程度还不若被一般人所想像之已甚。可是它把全部男子的人格，老实堕落了。特别是一种长期的订婚状态，十中之九，是一个完全的教以婚姻上不道德的预备学校。
  现在我们且来研究一个社会的革命，这时期，一夫一妻制的经济基础将与为它的补充物底卖淫之经济基础，同归于消灭。一夫一妻制是由把大富集中于一人之手 ——是男子的手，及把它专传给这一男子的子女而绝不传给他人的欲望所发生的。这却使女子方面有一夫一妻制之必要，可不是男子方面的。因此，这个女子的一夫一妻制决不致妨碍男子之公开的或秘密的一夫多妻制。然未来的社会革命，因为至少要把永远底可遗传的富 ——生产手段① ——之无限大的部分转化为社会的财产，故将把这种财产继承上的顾虑减少至最少限度。既然一夫一妻制是由经济的原因发生的，那么当这种原因消灭的时候，它不是也要消灭吗？
  一个人可以有理由地回答：它不仅不消灭而已，反将充分实现。因为把生产手段转化为社会的财产。同时工资劳动，还有无产阶级以及女子的一定数 ——统计上可以算得出的 ——为金钱而献身的必要，都要归于消灭。卖淫消灭了，一夫一妻制不是没落，将终成为现实 ——对于男子也复如此。
  要之，男子的状态确要大变。然女子的，一切女子的状态也将受着显著的转变。跟着生产手段之转化为社会的财产，一夫一妻制也不复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私的家政变为一种社会的产业。子女的教养成为一种公共的事务。社会对于一切儿童，无论 是合法的或是私生的，都平等地养护。这使得现在成为本质的社会因素的 ——道德的及经济的 ——阻止一个女子无条件地委身于所爱的男子的，那种对于“结果”（consequences）之顾虑，可以除去。这难道不成为充分的理由，可以使更不受传统束缚的性交与对于处女的名誉及女性的羞耻之更宽大的舆论，逐渐发生吗？最后，我们岂不见在近代世界中，一夫一妻制与卖淫，虽是对立的，但是成为不容分离的对立，且为同一社会状态的两极吗？若不同时把一夫一妻制沉没，卖淫能消灭吗？
  这里有一个新的要素，当一夫一妻制发达时还不过存于萌芽中的要素，即个人的性爱，开始发生作用。
  在中世纪以前，个人的性爱尚未成为问题。自然，个人的美貌，亲切的交情，融洽的旨趣等等之唤起异性者间性交的欲望，以及和谁进于这种最亲密的关系中，无论对男子或是对女子都不是全无关系的：这原是无待多言的事。然而这与今日的性爱尚相距甚远。古代的一切婚姻皆由父母替当事人安排，当事人就完全顺从。古代人所仅知道的夫妇爱，并不是主观的爱情，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结婚的原因，而是结婚的附加物。近代意味的恋爱关系，在古时代，仅能在公的社会的外部发现。那由提奥克立塔（Theokritos）①与摩斯卡斯（Moschos）②歌咏他们在恋爱上的喜与忧之牧人，有如琅哥斯（Longos）③的达夫尼斯（Daphnis）与克鲁依（Chloe），都是纯粹的奴隶，在国家即自由市民的日常生活上一点也不得参与的人。除奴隶以外，我们所得看到的恋爱行 为，仅为当作正在没落途中的旧世界之颓废的产物。他们的对象是也站在公的社会以外的女子，即为外国人或为被解放的奴隶的艺妓：例如在雅典，是从它没落的开始，在罗马是在帝政时代。倘若恋爱行为真在自由的市民男女之间发现，这只有在于通奸的状态。而在为古代典型的恋爱诗人的老亚纳喀琅（Anakreon）①看来，现代意味的性爱是这样的不重要，所以他对于被爱者的性别也是一点不关心的。
  今日的性爱与古人单纯的性的欲望即所谓伊罗（eros）者，在本质上有差别。第一，这是以互爱为前提的。在这点上，女子与男子同等；然在古代的伊罗，女子的同意是决不需要的。第二，现代的性爱具有某程度的热烈性与持久性，故在双方的眼中，皆视不能得到对手以及与对手分离为一件大的，虽不是最大的，不幸。为互相占有起见，他们敢冒任何种的危难，虽至牺牲生命也所不惜，而这种事情在古时代是仅能于通奸之际听到的。最后，批判性交的一种新的道德标准发生。我们不仅问：“是嫡出的还是私生的？”而且问：“是不是由相互的恋爱生出的？”自然，这个新的标准，在封建的及市民的实践上，并不比其他一切道德标准更受重视 ——这只有被漠视罢了。不过也不见得特别轻视。它与别的标准能受同等程度的承认 ——在理论上，纸面上。而我们现在所得期待的也只好止于此。
  古代对于性爱所欲阻止其突进的，到中世纪又复出发：就是通奸。我们已叙述过那创造《朝之歌》的武士们的恋爱。从这种企图破坏婚姻束缚的恋爱到必须建设婚姻的恋爱，其间有很远的距离，为武士们所从未完全通过的。我们即使由轻薄的罗马氏族 转看庄重的日耳曼人，也可于《尼柏隆根之歌》(Nibelungen)①中发现如下的事实。即克里姆喜特（Kriemhild）之心爱栖格夫里（Siegfried），并不亚于栖格夫里之爱她；而且当君特（Gunther）宣布他已立誓将她许给一个武士——他没有说出名字——结婚时，她简单地回答道：“你是无须征求我的同意的；我于你所要求的，无论何时都可遵命；哪一位，你先生，要选做我的丈夫，我将欣然答应这个婚约。”这样，她的恋爱在此应该有所考虑的事情，是全不为她所想及的。君特向布纶喜德（Brunhild）求婚，厄策尔（Etzel）向克里姆喜特求婚，都是一回也不曾见过面的。同样，爱尔兰的谷德隆·息泽柏特（Gutrunsigebant）之向诺威的乌德（Ute）求婚，赫泽林根（Hegelingen）的赫德尔（Hetel）之向爱尔兰的喜尔达（Hilda）求婚，也复如此。最后当摩尔兰（Morland）的栖格夫里，奥拉尼安（Oranien）的哈德摩特（Hartmut）及西兰（Sealand）的赫味喜（Herwig）向谷德隆（Gutrun）要求结婚时，才第一次看见后者的女子由自由意志决选最后的一位武士为夫。通例，年轻公子的新娘是由父母选择的。只有当两亲已不在世的时候，他可以得大封建主的劝告自选新娘，大封建主在这种事情上是有决定的发言权的。除此以外，再也没有别法。无论对于武士及领主（baron），或对于王侯，结婚都只是一种政治的行为，一个由新的同盟以增进势力的机会。决定的要件是一家的利害，而不是个人的任情。在这种情势之下，恋爱怎能获得一个得最后决定结婚问题的机会呢？
  对于中世纪都市的市民，即基尔特②会员，也复同样。保护 他们的特权，基尔特的规约，法律上或由别个基尔特，或由他们的职工及学徒以区别他们的琐细的境界，这种种已经使得选择适当配偶的范围十分狭隘。故在此种复杂的制度之下，决定那个女子为最适当的问题者，绝对不是由于个人的好恶，而是由于家族的利害。
  这样，结婚的契约，到了中世纪之终，差不多普通一般的例子，依然是保留与开始时同样的状态：即不由最有关系的当事者来决定。最初，人从诞生的时候即已结了婚 ——与异性的全集团结婚。在集团婚之后的形态，仅仅集团渐趋于狭小，而类似的关系恐怕还在保存。在对偶婚，通常是由母亲决定子女的婚姻。这里对于增强年轻夫妇在氏族及种族中地位的新的亲族关系，也很予以顾虑。以后到了私有财产比共同财产占有优势，继承的利害关系着重，同时父权制及一夫一妻制握得支配，于是结婚才更为经济的顾虑所左右。卖买婚的形色虽归消灭，但其实体更加强烈，以致不仅女子，即在男子也有一个定价 ——不照个人的性质，而照他的财产。说结婚的当事者应以相互的爱情为最高因素的事情，在支配阶级的实践上，是一直未经听到过的。这样的事情，至多不过在传奇上，或者 ——在不值得注意的被压迫阶级间发现罢了。
  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是当地理的发现时代以来，将由世界贸易及制造以支配世界时所遇见的状态。有的人将以为这种结婚的样式当受资本主义的极端欢迎，事实上确也如此。但是 ——运命的奇数是不可知的 ——资本主义的生产不能不给这一结婚的样式以最后的结果。它因把一切事物变成商品，就崩坏了一切旧来的因袭关系，用卖买的 “自由契约 ”去代替传统的惯习，历史的权利。于是英国的法学家缅恩（H. S. Maine），当他说我们所胜过以前时代的全体进步是在于由身分到了契约，（from statustocontract）由承袭的状态到了自由意志的契约状态时，便自以为已成就了一个伟大的发现。但这在正确的范围内，固已于《共产党宣言》中说及了。
  然而为要结契约，人们必须有对于人身、行为及财产的完全自由；且必须立在相互平等的权利之上。这些“自由”而且“平等”的人们的创造，正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职能之一。这虽是最初不过在半意识的，并套上宗教假面具的样式内行使；但自路德（Luther）②及卡尔文（Calvin）③的宗教改革以来，已有这样的命题确立起来，那一个人只有当一切行动起于完全的自由意志时，才有对这些行动的完全责任，而且对于不道德行为的一切强迫予以反抗，也被认为道德的义务。然这与流行的结婚行为有多少一致呢？婚姻据市民的见解，是一种契约，一种法律行为，且因它是决定两个人终身的肉体及精神上的祸福，所以又是一切事情中的最最重大者。故在当时，婚约在形式上确由自由意志以缔结；没有当事者的同意，是不行的。但人人对于如何获得这个同意，又有谁可为实际上的结婚者，是非常明白的。但别的契约都要求决定的完全自由，何以这件事情却不如此呢？这两个将要成为配偶的青年，没有可以自由处分他们自己，他们的身体以及身 体的诸器官的权利吗？不是性爱已由武士而成为惯习，且不是对于武士的通奸之爱，而夫妇之爱已成为正当的市民的性爱形态吗？又若互爱成为夫妇的义务，那么只有相爱者互相结婚而不与另外人结婚，不是也一样成为爱人的义务吗？不是爱人的权利高出于父母的，亲族的，以及其他习俗的婚姻掮客与媒妁的权利吗？如果自由的个人探讨的权利可以无拘束地深入于教会及宗教的领域上，那么同一权利怎能容忍得住欲处分后一世代的身体、精神、财产及幸不幸的那个前一世代的难堪的要求呢？
  这些疑问，当一切旧社会的约束弛缓，一切传统的观念动摇的时期，必须提了出来。世界的范围在一刹那间差不多增大了十倍。现在展开在欧罗巴人的眼前的，不复是一半球的四半分（quadrant），而是整个的地球，而他们急于要占有其他七个的四半分。正像旧的狭隘的对婚姻之障碍物一样，千年来中世纪传统的思想式样之障碍也崩坏了。在人类的眼前，无论是内的，是外的，有无限扩大的视野展开了。在为墨西哥及波多西（Potosi）的金矿银矿所引诱的青年男子看来，温文的礼貌还值什么，即几世代所继承的有名誉的基尔特特权又值什么呢？
  这是布尔乔亚汜（bourgeoisie）的武士巡游时代。它虽有它自己的浪漫史与恋爱梦，但是立在布尔乔的立场上，且结局是具有布尔乔的目的的。
  如此，新兴的布尔乔亚泛，尤其是在旧有制度最受动摇的新教诸国的布尔乔亚泛，也更加承认对婚姻契约缔结的自由，且以上述的样式来实行。婚姻虽依然是阶级的婚姻，但在阶级的内部已容许当事者以某程度的选择自由。而且在纸上，在道德理论及诗的叙述上，承认不基于相互性爱及夫妻完全自由结合的婚姻皆为不道德的观念，比任何其他观念更要不可动摇地确立起来。要之，恋爱结婚已被宣言为一种人权，不只是 DroitdeI'homme（男子的权利），也且一度是 Droitdefemme（女子的权利）了。
  但是这种人权，在一点上，是与其他一切所谓人权有不同的。所谓其他人权，虽然在实际上，依然是支配阶级即布尔乔亚泛的特权，对于被压迫阶级即普罗列搭利亚特是直接或间接地被侵害的；但就在这方面，历史的不思议的命运也复现出。支配阶级依然受支配于大家所熟知的经济影响，故仅在例外的时候，才表示自由选择的婚姻。但在被压迫阶级中，恋爱结婚却是通例，有如我们所曾述过的。
  因此婚姻的完全自由，仅能由资本主义的生产与由它所创出的财产关系之废止，把今日尚有力量足以左右配偶者选择的一切经济顾虑除去以后，才得通行。到那时候，除相互的爱好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动机存在了。
  性爱在它的本质上既是排他的 ——这个排他性，今日虽仅实现的女子 ——故基于性爱的婚姻，一定是一夫一妻制的。我们已经见到巴苛芬视由集团婚到一夫一妻制的进步，大半是女子的工作，实是很对。只是由对偶婚到一夫一妻制的进行，却靠男子之力。这种进行，从历史方面看来，含有使女子的地位颓落，使男子的不忠实更多机会之意味。如果除去了那现在强制女子屈服于男子之习惯的不忠实之经济的顾虑，那就使女子站在与男子平等的地位上。据一切现在的经验，可以证明这一地位之足使男子趋于真正一夫一妻的方向，实比使女子倾于多夫的方向，为有更强大的作用。
  但那种因由财产关系的起源而深印在一夫一妻制面上之特性，即男子的优越支配与离婚的禁止，将决然消灭。因为婚姻上男子的优越支配只不过他的经济的优越之结果，故将随后者的废止而归于消灭。
  离婚的禁止，一面是使一夫一妻制发生的经济情形之结果，他面是从这种经济情况与一夫一妻制间的关联尚未清楚理解而被宗教所极端夸张的时代以来之传统。到了今日，却已大受破坏了。如果只有根据爱情的婚姻是道德的，那么只要恋爱继续的婚姻，一定是道德的。个人性爱发作的持久程度，视各人的性情，特别是在男子方面的，而大有不同。当爱好真的停顿了，或由新的情热的恋爱而被替换了，那时候的离婚，无论对于双方，对于社会，都是幸福。而人们也得免去离婚诉讼等无用的手续。
  在未来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废止以后，对于两性关系的秩序上，我们所得推想的，大概是属于消极的性质，且大都限于要消灭的要素。但有什么可以附加的呢？这当在新的世代成长之后可以决定 ——那个世代是：男子的一生，从未遇到须用金钱或其他经济的权力以买得女子的委身之时机；女子从未遇到为了恋爱以外的任何理由而委身于男子，或者为对于经济的结果之恐惧而拒绝委身给她们的爱人之时机。这样的人们一经出现在世界上，那么对于我们今日所信为当做的事，他们将一点也不劳心。他们自会奉行他们自己的习惯，形成他们自己的对于各个人实践的舆论 ——就只有这样，没有别的了。
  且容我们回到相离甚远的摩尔根。在文明期中所发达的社会制度之历史的研究，超过了他的著书的范围。所以就这期中一夫一妻制的变迁，他说的异常简单。他于一夫一妻家族的发展中也看出一种进步，一种行向两性完全平等的接近；但他没有想到这一目标之终于充分实现。他说：
  若是家族已依次经过四种形态，而现在在于第五种形态中之事实被承认的话，那么这一形态将来是否永远存在的疑问，就要立刻发生。唯一可能的回答是：它也与在过去所作为者相同，一定要随社会的进步而进步，随社会的改变而改变。这是社会制度的生成物，故将反映他的文化程度。一夫一妻的家族，从文明开始以来，已经大有改进，尤以在近代为最显著，故我们至少可以这样推测：它仍有更向前发展之可能，直至实现两性的平等。然要是在远的将来，一夫一妻的家族不能适应社会的要求，负起文明继续进步的责任时，它的继起者果具有如何的性质，却难预言。
  第三章易洛魁人之氏族（ T he Iroquois Gens）
  我们现在来讲摩尔根的另一发现，那至少是与由亲族制度的原始家族形态之改造同一重要的。这便是如下的论证：在北美洲印第安人部落内，由动物的名称命名的血族团体，在本质上是与希腊人的genea①及罗马人的gentes②同一物的；美洲的形态是原始的形态，希腊罗马的形态是后来从它派生的；原始时代希腊人及罗马的氏族，大氏族（phratry）③及部落（tribe）的全社会组织是可于美洲印第安人的组织中见其精密的符合的；氏族是在文明期以前为一般野蛮人所共通的制度 ——至少就我们现在所得的资料而言。这个论证，已于一刹那间把希腊、罗马最古历史上最难解的部分阐明了。同时它给我们关于在原始时代 ——国家形成以前 ——社会组织的根本轮廓上所未预料的解说。在 我们一旦知道了之后，虽觉得事情是这样简单，但这仍是由摩尔根到近来才发现的。在一八七一年的他的著书中，他还未曾发现这个秘密。自这个秘密公开以来，暂时之间，使得往常那样自信过强的英国原始历史家们完全沉默下去。
  为摩尔根所常用以指说这种血族团体之拉丁语gens①，是与同意义的希腊语genos一样，由意为生殖的雅利安（Aryan）语之共通语根gan传来的。Gens，genos，梵语（sanskrit）之 dschanas，哥德（Gothic）语②之 kuni，古代诺威（Norse）及盎格尔撒克森（Ahglesaxon）语③之 kyn，英语之kin，中部高地日耳曼语之kunne，皆为血统后裔之意。然拉丁语之gens，希腊语之genos，虽是特别指说那种以共通的血统（由一个共通的祖先的）相夸，且因某种社会的宗教的制度而结成一个特殊共同体之血族团体，但它的发生与性质，仍为我们一切历史家所未解。
  另外当说普那路安家族时，我们已知道在原始形态的氏族是怎样地构成。它是怎样的一切个人构成的，即：他们由于普那路安的婚姻，且顺应于在这种婚姻中由所必然发生的观念，被认为那个氏族之创造人的某一始祖母的子孙。因在此种家族形态中，父性是不确定的，故只有女系以为正确有效。又因为兄弟不得与自己姊妹结婚，仅许与异血统的女子结婚，故由此等远缘女子所生的子女，照母权制，并不属于氏族。因此只有各世代的女儿的子孙留在同一血族团体之内。而儿子的子孙皆移于各自的母的氏族中。这样，当这种血缘集团，自成为一特殊的集团，与在 同一部落内的类似的集团相对立时，其结果将怎样呢？
  摩尔根选出易洛魁人的，特别是塞奈卡（Seneca）部落的氏族形态，当作这种原始氏族之古典的形态。这个部落有八种氏族，皆取动物名以为名：（一）狼，（二）熊，（三）龟，（四）海狸（beaver），（五）鹿，（六）鹬（snipe），（七）苍鹭（heron），（八）鹰。在各个氏族之中，奉行下列的惯习：
  一、他们选出氏族的酋长（sachem和平时期的元首）与氏族的首领（chief战争时的军长）。酋长必须从氏族内选出，他的职位在某种意义是世袭的。但一有缺位，必须立刻补充。战时的首领得由氏族外选出，他的职位有时尽可暂缺。酋长的儿子决不能继承他的父亲做酋长，因易洛魁人奉行母权制，从而儿子是属于别个氏族的。惟有兄弟二姊妹的儿子得常被选为继承者。选举时，男女皆有投票权，然选举须得其余的七个氏族的承认，然后被选为酋长者才得奉全易洛魁同盟的共同协议会之命，正式就任。这一事件的意义，以后再来说明。酋长在氏族内的权力，是一种家长的，纯粹道德的性质。他没有何等强制的手段。他在职务上，又是塞奈卡族部落协议会与全易洛魁人同盟协议会的会员。军长仅在作战时有发令权。
  二、氏族得任意罢免酋长及军长。这也是由男女联合举行的。被罢免者与其他一般人一样，被看作单纯的战士与私人。又部落协议会也得罢免酋长，即使是反于部落的意志。
  三、任何人不许在氏族内通婚。这是氏族的根本原则，为维系氏族的约束，这是极积极的血缘关系之消极的表现，由于这种血缘，是使属于它的各个人成为一个氏族的。因这一单纯事实的发现，摩尔根才得阐明氏族的性质。以前的人是如何的不了解氏族，可由以前对蒙昧人及野蛮人的报告证明，在此等报告中，凡构成氏族制度的诸团体皆无理解无差别地混称为部落、氏族、宗族（thum）等等。有时说到在这些团体内的结婚是被禁止的，这便引起了不可救药的混乱。马克楞南就从这个混乱中当作拿破仑挺身而出，且用如下的命令设定秩序：一切部落分为禁止在部落内结婚的（族外婚）与许可结婚的（族内婚）二种。这样他把问题弄成根本的纷纠之后，便埋首于深沉的考虑中，来研究在这无稽的两类 ——族外婚与族内婚 ——中，以那一种为较古。到了发现氏族是基于血缘关系与由此而生的成员间之结婚禁止，这一无常识的说法才自然归于消灭。现在在我们所见的易洛魁人的阶段中，严格地奉行氏族内的结婚禁令，自是当然的事。
  四、死亡者的财产归于其余的氏族员所有；它必须依然保留在氏族中。易洛魁人所能遗留之物因为不是怎样重大的，故凡是近亲的氏族员皆得分受。如死者是个男子，那么他的同胞兄弟姊妹以及母的兄弟皆分得他的财产。为了这一理由，夫妇不能彼此继承，子女也不得从父继承。
  五、氏族员有相互援助，保护及特别当报复异族人的侵害时扶助之义务。个人的安全依靠氏族的保护，而氏族也能对他保证。有侵害个人者，便算侵害了全氏族。由这个血缘发生了为易洛魁人所无条件地承认的复仇之义务。假使一个他氏族的人杀害了一个氏族员，被害者的全氏族必须为他复仇。最先试行调解。加害者的氏族开会商议，且大致用道歉的表示与贵重的礼物，向被害者的氏族协议会提议求和。如果这些都被接受了，那么事情就告解决。要是不然的话，被侵害的氏族指定一人或一人以上的复仇者，他们负有追求加害者而杀害之之义务。如果他们成功了，被复仇的氏族没有诉怨的权利，这笔账就勾消了。
  六、氏族有一定的名字或许许多多的名字，为在部落内的其他氏族所不许使用的；因此个人的名字就指示他所属的氏族。氏族名同时带着氏族权。
  七、氏族得收异族人为养子，因此他们得过继于全部落中。未被杀戮的俘虏，因被收容为一氏族的养子，就成为塞奈卡族的部落员，且因此得享有完全的氏族权与部落权。收容养子的事情，由几个氏族员的动议以举行，如氏族员为男子，收异族人为兄弟或姊妹，如为女子，则收他为子女。为确认过继计，必须举行严重的氏族加入礼。故常有例外地减少人口的部落，获得他氏族的同意，把大批的异族人收容过来，因以增强力量的。在易洛魁人中间，加入氏族的典礼在部落协议员的公共集会中行之，故事实上成为一种宗教的仪式。
  八、印第安氏族中有特殊的宗教祭礼存在的事情，很难实证。然印第安人的宗教仪式是多少与氏族有关联的。在易洛魁人每年六次的宗教节中，各氏族的酋长，元帅皆加入 “信仰拥护者 ”（Keepersofthefaith）之列，且行僧侣的职能。
  九、氏族有共同墓地。在纽约州的易洛魁人中间，他们的四周是全住满着白种人的，墓地已经消灭，但从前曾存在过。在其他印第安人中间，今仍有存在者，例如易洛魁人的近亲即塔斯卡罗拉（Tuscaroras）人①就是，他们虽是基督教徒，但各氏族在墓地中，有一定的系列；母可葬于与子女相同的系列，但父不能如此，又在易洛魁人中间，死者的全氏族须参加葬仪，预备墓地，及宣读吊词等等。
  十、氏族有协议会，是一切成年男女氏族员有平等投票权的民主主义的集会。这个协议会选举且罢免氏族的酋长与军长；又 对于其余的 “信仰拥护者 ”也如此。它决议被杀害的氏族员的赔偿或复仇，它收容异族人加入氏族中。总之，它是氏族最高的权力机关。
  照摩尔根说，以下各项是典型的印第安人氏族的特权：易洛魁人的全体成员皆是自由人，有相互防卫自由的义务；他们在特权及个人的权利上是平等的，虽是酋长或军长也不要求何等的优越权；而且他们由血缘而结合为兄弟关系。自由、平等、友爱虽从没有化为公式，却是氏族的根本原则，又是全社会制度的单位，组成印第安人社会的基础。由这种单位所构成的组织体，必然的要具有它们的特征。在印第安人品性上所具有的独立意识与个人的庄严态度，正可由此以说明。
  在发现的当时，全北美洲的印第安人是由母权制而组成为氏族的。仅有
  在某几个部落如达科他族（Dakotas）间，氏族已经废除；在另外几个部落有如奥杰布华族（Ojibwas）、奥马哈族（Omahas）及犹嘎旦（Yucatan）的马耶族（Mayas）间，血统已由母系改为父系。
  在有五六个氏族的许多印第安人部落中，我们见到有三四个或更多的氏族是结成为一种特别的集团，这种集团由摩尔根用同等的希腊语把印第安语忠实地翻译出来，称之为 phratry（兄弟关系）①——大氏族。这样，塞奈卡族有二个大氏族：第一包括一到四的氏族，第二包括五到八的氏族。若详细研究起来，便可见此等大氏族大概是代表当初构成为部落的原始氏族的。 因氏族内的通婚禁令必然地要使一部落内至少包括二个氏族，以期实现它的独立存在。由于部落的增大，每个氏族再分裂为二个或二个以上的新氏族，这种新氏族如今虽当作各别的氏族而存在；但包括一切女儿氏族的原始氏族还当作大氏族而继续下去。在塞奈卡族及其他大部分的印第安人中间，“在同一大氏族内的氏族，彼此都是兄弟氏族，但对别个大氏族的氏族是从兄弟氏族 ”——这些名称，如前所述，是在美洲的亲族制度中有极现实而富于表现的意义的。本来塞奈卡族在大氏族内不许结婚，惟这种惯习久已废置不用，今仅限于氏族。据塞奈卡族的传说，熊与鹿是二个原始氏族，其他氏族皆是由它们派生的。这个新制度一经确立以后，它应于环境的必要而受修正，如一大氏族的氏族灭亡的话，有时经相互的同意，由他一大氏族的氏族员全体移转的事情也是有的。为此，我们得于种种部落中，看到有属于各个大氏族的同名的氏族。
  “在易洛魁人间的大氏族之职能半是社会的，半是宗教的。”（一）大氏族互相对抗而作球戏。每一大氏族派出它的最优等的运动员，其余的各取阵地参观，且互赌输赢。（二）在部落协议会中，各大氏族的酋长与军长相对地就坐，各演说者向各大氏族的代表演说，仿佛是各别的团体似的。（三）当部落内发生杀人事件，加害者与被害者不属于同一大氏族时，被侵害的氏族常诉于它的兄弟氏族。这些氏族就举行大氏族协议会，以全体对付别个大氏族，使后者召集会议，以谋事件的解决。在这时期，大氏族重现出它的原始氏族的资格，且比它的女儿氏族的微弱氏族有更大的成功之希望。（四）当重要人物死亡时，对方大氏族准备埋葬及吊礼，死者的大氏族则当作送葬者参与葬仪。酋长死时，对方大氏族通知易洛魁人的同盟协议会以缺位的事情。（五）当选举酋长时，大氏族协议会也有活动。得兄弟氏族的承认，一般虽认为当然；但他一大氏族的氏族可以反对。这时候，这个大氏族协议会就要开会，如果协议会主张反对论为有理的话，选举就算无效。（六）以前，易洛魁人有被白人称为魔术小屋（miedicinelodges）①的特殊的宗教秘密仪式。这种秘密仪式在塞奈卡族，是由二个宗教团体为新的成年者举行加入特礼时所执行的，此等团体各有所代表的大氏族。（七）在征服当时位于达拉斯加拉（Tlascala）②四区的四个氏族（lineages），如果确实为四个大氏族的话，那么，大氏族之同时为军事的单位，有如希腊的大氏族，及日耳曼人的相类似之性的团体一样，也可由此证明。这四个氏族当战争时各成为独立的集团，有特别的制服，军旗及自己的军长。
  正犹几个氏族形成为一个大氏族，同样在古典的型态上，几个大氏族形成为一个部落。有时，在极衰微的部落中，大氏族这种中间集团是不见的。
  什么是美洲的印第安人部落的特征呢？
  一、独自的领域及独自的名称。每一部落在实在的住居场所以外，尚有一片供渔猎的广大领土。在这片领土的那一方，有接近另一部落境界的中立地带；在言语相近的部落间中立地带较小，在语言不通的部落间，中立地带较大。日耳曼人的境界林（BoundaryForest）凯撒的苏汇维人（Caesar'sSuevi）在他们领土四周所作的荒地，在，丹麦人与日耳曼人间的isarnholt（丹麦语为jarnved，拉丁语为Limeidanicus），斯拉夫人与日耳曼人中间 的萨克逊森林及为 Brandenburg地名之根源的 branibor（斯拉夫语 ——防卫林），皆是这种的中立地带。由这种中立地带所围绕的领土为部落的共有财产，且为别的部落所同样承认，又被防卫以对付他部落的侵入。这样不确定的境界，仅在人口非常增加之后，才成为实际的不利益。
  种族的名称，大概似由于偶然的结果者为多，而由于意识的选择者为少。经过相当时间之后，一个部落常有被邻近部落取定名称，而不是由它自身所选定的。日耳曼人之从克勒特人取得他们最初的历史名称，正是如此。
  二、特殊的为这个部落所专有的方言。事实上，部落与方言是一致的。因分裂而形成新部落与方言之事情，直至近来，尚在美洲进行，而且无疑地今犹未完全停止。当两个衰微的部落融合为一的时候，会得例外地发生二种非常近似的方言在同一部落内应用的事情。美洲部落的平均人数，在二千人以下。然拆罗岐族（Cherokees）①却有二万六千人，实为在美国中使用同一方言人口最多数之印第安人。
  三、正式任命由氏族所选出的酋长与军长之权利。
  四、虽反于氏族的意志，而仍得罢免他们之权利。因此等酋长及军长都是部落协议会的会员，故部落对于他们的这种权利，是当然的。在部落的联盟已经组成，一切部落皆有代表在联合协议会的地方，则由联合协议会运用这种权利。
  五、共通的宗教观念（神话）及礼拜制度之保有。“美洲印第安人，追从野蛮人的习俗之后，是一种宗教的民族。”他们的神话尚未被批判地研究过。他们把宗教的观念 ——一切种类的精灵 ——用人间的形态具体化，但他们所过活的野蛮下期，尚未知道有所谓偶像。这是进化到多神教的经程中所看出的对自然与元素的崇拜。各部落皆有正式的节日，用一定的礼拜形式，特如跳舞与竟技来庆祝。其中尤以跳舞为一切宗教祝典之主要构成部分。每一部落的祝典，是各别举行的。
  六、为公共事务的部落协议会。它是由个个氏族的全体酋长与军长所组成，他们在任何时候得被罢免，所以是真正的代表人物。议事时向大众公开，其余的部落人员皆围在四周，他们有参加讨论并要求采取意见的权利。但决定之权在协议会。通常，出席的人皆得因要求而发言。女子也得选一个发言人，陈述她们的意见。在易洛魁人间最后的决议，同日耳曼的马可（mark——边界）共产体之许多决议的情形相同，必须是全体一致的通过。规定与异部落的种种关系，为部落协议会的特别的责任。协议会曾接受并派遣使者，宣告开战且订结和约。战争大都由志愿兵担任。“理论上，每一部落与未订和平条约的其他部落，终是在于战争状态的。”
  对付这种敌人的出征军队，大概是由各个优秀的军人组织的。他们举行一种战争跳舞，凡加入跳舞的人，就由此宣告他的加入出征军队的志愿。于是把队伍编成，立刻开始行动。那被进攻的部落领土之防卫，也是大概由志愿兵担任的。队伍的出发与凯旋，常成为公共祝典的动机。对于这种出征的部落协议会之同意是不必要的，既不被请求，也不被给与。这与塔西佗（Tacitus）所记述的日耳曼随兵（followers）①之私门的出征却相符合。不过这些日耳曼的随兵集团，已具有较永久的性质，成为一种在平
  时也有组织，在战时再号召其他志愿兵的强固核心，仅有这一点是不相同。这种军队的人数大概无多。印第安人的最重要的出征，即使是行向很远的处所，也用仅少的战斗力求实行。如有许多集团联合远征，各集团只服从它自己的军长。野战计划的统一，是由此等军长的协议会以资保证。据安密亚那斯·马塞里那斯（AmmianusMarcellinus）①的记载，第四世纪阿利马尼人（Allemani）②在上莱因（UpperRhine）的作战，就是如此。
  七、在有几个部落中，有一个最高的元首，但他的权力是有限的，他是酋长中之一人，当需要紧急行动时，在未召集协议会决定办法之前，有谋临时对付的任务。他代表一种具有执行权力的官吏，是微弱而后来没有充分发展的。因为这种官吏，如后面所述，大概是由最高的作战领袖发达起来的。
  美洲印第安人的大部分，没有超出部落联盟的范围。在二三个人口不多的部落，由广大的境界地带互相划分，由不绝的战争变成衰弱，他们就以少数的人口占有辽阔的领土。近缘部落间的联盟常因暂时的必要而结成，等到境况稍佳就告解散。但在有几个地方，同一血族的部落从分裂状态再行团结，构成永久的联盟，为形成国民的初步。在美国，我们于易洛魁人中，见到这种联盟之最发达的形态。他们从大致成为达科他（Dakota）家族一分支的密西西比河西部的住居地域迁移出来，在长远漂泊之后，最后定居于今日的纽约州。他们共有五个部落：塞奈卡（Senecas），揆尤加（Cayugas），温嫩多加（Wnondagas），奥奈达（Oneidas）及 摩和克（Mohawks）。他们靠鱼类，兽类及粗末的野菜过活，住于用栅防卫的村落中。他们的人口从未超过二万，有几个氏族是为五部落所共通的。他们讲同一言语之非常近似的方言，占有互相接连的领土。因为这块领土是战胜得来的，故他们联合一致以抵抗被驱逐的从前的住民，自是当然的事。到至迟也不过十五世纪之初，这种协力的习惯，已发达为一种正式的 “永久联盟 ”（cter-nalleague），一种誓同生死的团体，不久它赖新得的势力，便带有侵略的性质。约在一六七五年，它的势力到了绝顶的时候，已征服了四周广大的土地，把住民一部分驱逐出境，一部分使之朝贡。易洛魁联盟代表了未超出野蛮时代下期的印第安人所曾到达的最进步的社会组织。这是仅把墨西哥人，新墨西哥人及秘鲁人除外的。
  联盟的根本规约如下：
  一、以在一切内部的部落事项完全自由及平等为基础的五个血缘部落之永久的同盟。这个血缘关系成为联盟之真实基础。五个部落之中，有三个称为父部落，互为兄弟；其余二个称为子部落，也互为兄弟。三个最古的氏族在全体五部落中由尚生存的成员代表，此等成员皆被视为兄弟。其他三个氏族在三个部落中尚有生存者，他们的成员也互称为兄弟。仅仅因方言而稍有差异的公共言语，便是他们的公共血统之表现与证据。
  二、联盟的正式机关是由地位及权威都是平等的五十个酋长所成的同盟协议会。这一协议会在一切同盟事务上有最高的决定权。
  三、当创立联盟之际，这五十个酋长被分配到各部落及氏族，当作为联盟目的所特别设置的新官职的主持者。一有遗缺，即由氏族内选人补充，而任此项职位的人得被随时罢免。然任命官职之权利，属于同盟协议会。
  四、此等同盟的酋长，同时为他们的部落的酋长，在部落协议会中有议席与投票权。
  五、同盟协议会的一切决议，必须是全体通过。
  六、投票是由各部落行使的，这样为通过一个有效的决议，每个部落与每个部落的协议会会员必须一致赞成。
  七、五个部落中之任何一个得召集同盟协议会，但协议会不得自行召集。
  八、同盟会议在召集的民众面前公开举行。每个易洛魁人得
  以发言，但最后的决定归于协议会。
  九、联盟没有公的首脑，没有执行的领袖。
  十、但它有二个具有平等职能及平等权力的高级军长（斯巴达的二 “王”，罗马的二执政官）。
  这是全部的公的制度，易洛魁人在这个制度下过活了四百余年，今犹在生活中。我跟从摩尔根之后，把它更详细地记述之理由，是因我们在这里有一个机会可以研究尚未知有国家的一种社会的组织。国家是以有与构成员的全体相分离的一种公的强制力为前提的。马娄（Maurer）①，以正确的直觉，承认日耳曼的马可制度为一种纯粹的社会制度，虽然它供给了可为后来树立国家制度的基础，但本质上是与国家制度不同的。因此在他的一切著作中，他要研究马可村落，田庄及都市中的及与之并行的公的权力之逐渐发生。我们从北美印第安人，就可看出怎样地一个本来单一的部落渐渐地散布于广漠的大陆；怎样地部落因分裂而成为诸部落总体的民族；怎样地言语改变，使他们不仅不能 互相理解，且至消失了以前单一性的种种痕迹；同时怎样地一个氏族分裂为好几个氏族，怎样地古的母氏族被保留在大氏族中，而且怎样地此等最古氏族的名称仍在辽远的又是久别的部落中存在 ——狼与熊在大多数的印第安部落中还当作氏族的名称。而以上所记的制度在本质上可以对它们全体应用，所异者只是有许多并未达到构成近亲部落的同盟之一点而已。
  然氏族一经成为社会的单位，我们又得见到氏族、大氏族及部落的全制度，是怎样地由这个单位以差不多强制的必然性 ——因为自然性之故 ——发达起来。这三种都是血缘关系有疏密差异的集团。每种在它的自身是完成的，调度各自内部的事情，又各相互补助。它们所尽职能的范围，包括下期野蛮人的公共的事务。
  在有氏族成为一民族之社会的单位的地方，我们也得追求与上述情形相同的部落组织。而且如在希腊及罗马的历史中，有丰富的资料存在之处，我们不仅能发现这种组织，更能确信在未获资料的地方，因与美洲血缘团体之比较为足以帮助我们解决最困难的疑问与哑谜。
  这种氏族制度在它的一切自然的简单性上，是如何的可以惊奇啊！没有军队、宪兵及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知事或审判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但是万事依然顺利地进行。一切的争闹异议，皆由有关系者的全体，氏族或部落在各个氏族之间来解决。仅有在非常希罕的时际，才有当作极端手段的复仇行为威吓地存在。我们今日的死刑，只是这种复仇的文明形态，而带有文明的一切利益与弊害的，虽然有比今日更多的共同事务有待解决——共产主义的家属是为许多家族所共同的，土地属于部落，仅有园圃暂时划归家属 ——但他们并不需要有如今日那样麻烦复杂的行政制度之形迹。有事件发生，对于这事件有关系的各方面把它解决，而且大部分，数百年内的惯习早把万事规定好了。可怜的贫家的人都不会有 ——因为共产主义的家属与氏族知道他们对于老人、病夫与残废者的义务。一切人都是自由，平等 ——女子也包括在内。容奴隶的余地已经没有，压迫异部落的余地也不存在了。约在一六五一年易洛魁人业已征服伊里人（Eries）及“中立国民 ”（neutralnation）①时，他们还提议把他们平等地容纳到联盟中。仅到被征服者拒绝这个提议时，才把他们驱逐出境。
  这种样的社会产生出何等漂亮的男女。这从凡曾接近过尚未堕落的印第安人的白人都要赞美这种野蛮人之庄严，公正高尚及勇敢的事情上，可以为证。
  我们近来又在非洲获得这一种勇敢的证据。咀鲁人（Zulus）在数年前，努比安人（Nubians）在数月前 ——都是氏族制度尚未绝灭的部落 ——曾做过为欧罗巴军队所不能做的事情。原来他们没有火器，仅仅用柄枪②与投枪（lancesandspears）武装着，便能从英吉利步兵 ——在密集部队战斗上认为世界第一的 ——的后膛枪的弹雨之下，一直突进到枪剑的前面，而且不止一次地把他们冲乱，甚至迫他们退却，并不管自己的武器是如何的不统一，也不管自己是全没有兵役且不知道什么操练的。他们的抵抗力与实行力之伟大，可由英吉利人的诉苦中证明，因英吉利人曾惊叹一个卡斐人（Kaffir）竟能在二十四小时内走尽比马还 要速的远路。“最小的筋肉也会跃上，像鞭纽一样的坚硬强韧 ——一个英吉利画家说。
  在没有种种的阶级分裂以前，人类及人类社会就是如此。倘把那种的社会状态与今日文明社会极大多数人的状态比较一下，就显出今日的普劳来搭列亚①及小农与古代自由的氏族员间的距离，有无限的大。
  这是问题的半面。但我们对于这种组织之没落的运命，必不容忽视。它并不曾超过部落的范围。部落的联盟，如后所述，又如易洛魁人想压服他族人的企图所示，正表示它的没落的开始。凡是部落以外的事便是法律以外的事。在没有和平条约存在之处，就有着部落对部落的战争。而且这种战争是以特种的残酷来实行的，这种残酷把人类从别的动物区别出来，到后来仅因私利而见缓和。
  在全盛时期的氏族制度，如我们在美洲所见的，是以极未发达的生产状态，从而在广大地域上仅有稀薄的人口散布着为前提。人类差不多是全由与他无缘的为他所不了解的自然所支配。他的简单的宗教观念，就是显然反映着这个的。部落对于人类，无论对自己以及对部落以外的人依然是一种限界。即氏族，部落和他们的制度都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它们是一种自然所赋与的优越权力，个人的感情，思想与行动依然要无条件的地对它们服从。这时代的人们在我们看来虽是非常威风，但在中间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他们还是，如马克思所说，附属于原始共同体的脐带的。 这种自然发生的共同体之权力是不能不被打破的，而且它已被打破了。但它是由我们从最初认为堕落，认为从古代氏族社会之单纯的道德顶上之堕落的势力所打破的。新的阶级制度之开始，是起于最卑下的动机 ——鄙野的贪念，狂暴的情欲，卑劣的吝啬，共有财产之利己的掠夺。无阶级的古氏族社会之崩坏是由于最可鄙的手段 ——偷窃、横暴、诈欺、叛逆。而这一新社会自身，当它存在之几千年间，除以大多数人的被榨取、被压迫为牺牲代价以谋少数人的发达以外，从没有别的事情。而这种情形在现在还比从前为已甚。
  第四章希腊人之氏族
  希腊人，皮拉斯齐人（Pelasgians）以及别的同部落的民族，皆已从先史时代以来，由与阿美利加人同样的组织，即氏族、大氏族、部落联盟构成起来的。大氏族亦许缺如，有如多利安人（Dorians）；部落联盟亦许都没有充分发达；但氏族在无论何处，终是单位。当希腊人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时，他们是已走上文明的国了，在他们与上述美洲诸部落之间，横着两个极大的进化时期。英雄时代的希腊人，就是比易洛魁人进步的多。因此希腊的氏族不复保留易洛魁氏族的古代的性质。集团婚的痕迹也显然消失。母权制已让位给父权制。同时勃兴的私有财产也就在氏族制度内开始它的第一种作用。而第二种作用又自然地跟着第一种发生；即父权制现已实行，富有女继承人的财产当归于她结婚的她的夫。那就是说，她的财产要从她自己的氏族移转给她的夫的氏族了。于是氏族权的基础被破坏。当这时候，氏族为保留财产计，不惟容许少女在氏族内结婚，且也命令她必须这样做了。
  据格罗脱（Grote）①的 “希腊史 ”，雅典的民族是由如下的约束维持的：
  一、公共的宗教祭典，以及僧侣阶级之独占权，他们是奉祀一定的神，即想像上的氏族祖先，而用适合这种性质的别名被称呼的。
  二、公共墓地（参照德谟士内斯②的《攸彪利低》 Demosthenes ' E ubulid es )。
  三、相互的继承权。
  四、当受侵害时相互援助，保护及支持的义务。
  五、在某时期，特别是为失两亲的少女或女继承人，在氏族内结婚之相互的权利与义务。
  六、财产之共有，至少有二三处是如此的，且如此特举 ar-chon（管理人）③及会计。
  大氏族结合许多氏族，不过很不严密。惟虽如此，我们仍能于此见到有同样的权利与义务，特别是公共的宗教仪式及当大氏族员被杀时告发杀害者的权利。还有一部落的全体大氏族，有共同的定期循环的宗教节日。在由贵族（eupatrides）中选出的 phylobasileus（部落长）主宰之下举行。
  格罗脱所说，至此为止。于是马克思附加着说：“在希腊氏族中，蒙昧人（例如易洛魁人）仍能显然看得出来。”这种蒙昧人之存在，当我们更进一步研究时，就可有益发明了的证据。因希腊 人的氏族尚有如下的属性：
  七、父权制的血统。
  八、除女继承人以外，禁止氏族内的结婚。这一当作法律而构成的例外，很可以证明古代规则之尚在行使。另外还有一种公认的惯习，愈足以证实它的真确，即结婚的女子抛弃她的氏族的宗教仪式，而采用丈夫的氏族的宗教仪式。她还被加入到他的大氏族。由这种惯习及狄卡尔珂斯（Dikaearchos）①的著名引述看来，氏族外的结婚是种通例。于是柏刻（Becker）②在“Charikles”③中就率直地主张无论何人是不许在自己的氏族内通婚的。
  九、收容养子到氏族的权利。这是在公开的仪式之下，由于家族的收养以行使的，不过只是例外的事情。
  十、选举并罢免执政官（archons）之权利。我们知道每一氏族皆有它的执政官。但说到这一官职之世袭，并无可信的资料。迄于野蛮期的告终，事实似是常反对严格的世袭的。因这种世袭是和富人与穷人在氏族内有完全平等的权利之状态不相容的。
  不仅格罗脱，还有尼布尔（Niebuhr）④、蒙森（Mommsen）⑤及其他一切的上古史家，都为氏族所困惑。虽然他们正确地明白了许多氏族的特点，但是他们仍然把它看作家族的集团，从而使他们对于氏族的性质与起源之理解为不可能。在氏族制度之下， 家族决不是个单位，也不得为单位。所以然者，因夫与妻必然属于二个不同的氏族之故。家族全被包容在大氏族之内，大氏族则在部落之内。但家族之一半属于夫的氏族，一半属于妻的氏族。国家也并没有在公法上承认家族。到今日为止，家族不过在私法上有一地位而已。惟一切历史的记述还是从不合理的前提出发的，这种前提当作十八世纪间差不多认作神圣不可侵犯，即以为与文明差不多同时发现的一夫一妻家族的制度是为社会及国家在它的周围逐渐结成的中心。
  马克思插说： “格罗脱君也当注意：希腊人由神话所说明的氏族是比神话还古。后者以及它们的神与半神是由氏族所创造的。”
  格罗脱被摩尔根当作卓越的十分可信托的证人，乐于引用的话。格罗脱说：每一雅典氏族有从他们想像上的祖先所由来的名称，在梭伦（Solon）①时代以前，甚至在梭伦以后，通常当死亡者无遗言时，由氏族员继承他的财产；又当有杀害的事情时，最先被害者的亲族，其次氏族员，最后大氏族有向法庭告发犯罪者的权利与义务。“凡我们就最古的希腊法律所能知道的一切，皆是基于氏族及大氏族的组织上的。”
  氏族由共同的祖先传来这件事情，已引起“学究的俗物”（schoolbredphilistines）②，如马克思之许多烦恼了。他们把这个由来看作纯粹是神话的，所以决不能解释氏族怎会从独立的全无关系的家族中发展起来。但他们为想说的氏族的存在，终不能不作这个解释。于是他们就坚执着一句成语： “系谱（pedigree）虽确是寓言，但氏族却是实际。”最后格罗脱这样说 ——括弧内的话是马克思的：
  我们难得听到这种系谱，因为它仅在举行某种典礼时才公开使用。但不大出名的氏族也同出名的氏族一样，有他们共同的宗教仪式（非常奇特，格罗脱君！）与他们共同的超人的祖先及系谱（这是怎样的非常奇特，格罗脱君，在不大出名的氏族中！）根本的计划，与理想的基础（我亲爱的先生！不是理想的（ideal）是肉体的（carnal），在英语是“fleshy”）在一切方面都是相同的。马克思把摩尔根对此的回答综结起来如下：
  适于原始氏族形态 ——希腊人曾经与别的人类一样，保有过它 ——的血缘制度，互认一切氏族成员的亲族关系。他们从孩儿时代就由实践以学习这种重要的事项。到了一夫一妻的家族一开始，它被逐渐忘却。氏族的名称创造一个系谱，与之并行的一夫一妻家族的名称就看似无关重要。这个名称，现在便有了保证后人由共同血统传来的功用。但氏族的系谱追溯得那么远，所以除出有理的比较新的共同祖先之外，氏族员早不复能现实地指出他们相互的亲族关系。名称的自身是共同血统的证据。且除出养子的情形以外，永远是有力的证据。反之，像格罗脱及尼布尔把氏族变为纯是假设的空想的产物，从事实上否认氏族员间一切亲族关系的事情，真不愧为“理想的”科学家，也就是书蠹。因为血族的关系，特别当一夫一妻制出现时，被推开至很远，而过去的现实似是反映到神话的想像中，于是勇敢的老俗物作出了又在作着幻想的系谱创造现实的氏族之结论！
  大氏族，如在美洲的，是一种包容许多女儿氏族的母氏族，且他们常是由同一祖先派生的。据格罗脱说：“海格推奥斯（Hekataos）的大氏族之全部同时代的成员是在第十六世纪的一个又是同一神的祖先所传来。”从而这一大氏族的全部的族在名义上都是兄弟氏族。在荷马看来，大氏族是一军事的单位，在那有名的一节里，涅司忒（ Nestor）劝告阿加绵农（Agamemnon）说：“按大氏族及部落来整顿兵士，以便大氏族可以授助大氏族，部落援助部落。”此外大氏族有处杀害者以死刑的权利与义务，故在以前也有复仇的义务。它更有共同的宗教仪式与节日。这样事实上，由传统的古代雅利安人的自然崇拜而来的全部希腊神话的发达，本质上是受氏族及大氏族的制约，又是在它们内部行进的。大氏族有一元首（phratriarchos），据得·库兰给（De Coulanges）①说，还有集会与约束的决议，审判与行政。就是否认氏族的后来的国家，也还让某种公共机能许于大氏族。
  部落是由许多近亲的大氏族构成的。在雅典有四个部落，每一部落有三个大氏族；而在每一大氏族中有三十个氏族。这样的集团之正确的划分，便表示对自然发生的秩序有了意识的计划的干涉之事实，至于它是怎样的，在什么时候，又为什么被成就，并没由希腊史公布出来。希腊人自身的历史记忆只不过至英雄时代为止。
  密集在比较狭隘领域中的希腊人，他们的方言的差异，没有像在广大的美洲森林中的显著。但就在希腊人中，我们也看出惟有使用同样主要方言的部落结合成更大的团体。故如小雅典 （LittleAttica）①尚有她独特的方言，后来成为希腊散文上的通行语。
  在荷马诗中，我们一般地可以看出希腊的部落已结合为小民族，但他们的氏族，大氏族及部落仍各自保留完全的独立。他们已住于用城墙防备的都市中。人口随着畜群及田野耕作的扩张，又随着手工业的开端，一起增大。同时财富的差别更形显著，且在旧的自然发生的民主主义之内部发生一种贵族的要素。各个小民族为要占有更良的土地，也为掠夺战利品，继续着不断的战争。俘虏之奴隶制是早已确立起来了。
  这些部落与小民族的制度如下：
  一、常设的权力机关是协议会（boule）②，这个本由氏族的执政官（archons）构成，以后因人数过多，改由选举补充，即因此形成了并且强大了贵族的要素。狄奥尼希阿斯（Dionysios）③曾公然说英雄时代的协议会是由贵族（kratistoi）组成。协议会对于一切重要事项有最后决定权。故如伊士奇罗斯说，底比斯（Thebes）的协议会要决定厄提奥克利（Eteokles）的身体要用盛礼下葬，而玻里尼开兹（Polynikes）的身体须抛弃了让狗来咬。等国家发生之后，这个协议会就变为元老院。
  二、民会（agora公共会议）。④我们已知道易洛魁人的男男女女皆列席于协议会的开会，能有秩序地参加讨论，并影响于决议。如今在荷马所表现的希腊人中间，这种列席已发达为完全 民会。这与古代日耳曼人的情形相同。民会由协议会召集，以决定重要的事务。一切男子皆得发言。最后的表决方法是用举手（伊士居奇罗斯①的《请愿保护者》 ②TheSuppliants, 607)或欢呼。民会的决议是最高的，终局的。萧曼 ( Schoemann )在《希腊的古代》 ( Antiquities of Greece)中说：“当讨论到一件事情，这事情是必须有民众参加以执行的，究用什么方法能反于民众的意志而强制他们去服从，荷马并未有所指示。”这显然是当一切成年男子的部落员皆为战士的时代，是尚没有得以对抗民众的与民众相分离的公共权力存在过，自然发生的民主主义依然盛行，而且仍为批评协议会及军长（basileus）的权力与地位之出发点。
  三、军长。马克思有如下的话：大部分生而为王侯之奴隶的欧罗巴科学家，视军长为近代意味的君主。对此，美国人（yankee）共和主义者摩尔根提出抗议。他极其俏皮地而又真确地说及阿謀的格兰斯顿③（ Gladstone）与他的 “JuventusMundi”④— “格兰斯顿氏，他对读者提示英雄时代的希腊长官为王为侯，更附加上绅士的风度，然他自身又不能不承认这样的事情，即就全体上言，虽像充分地通过长子继承的惯习或法律，但是没有过于明确地规定。”事实上恐怕格兰斯顿自身也必已经知道那种立在 “充分但并不十二分明确 ”的定义上的长子继承制，只不过与全不存在有同等价值罢了。
  我们已经见到在易洛魁人及别的印第安人中间，世袭的规则是怎样地应用于酋长及长官的职位上。一切官职是由氏族员所选举，因此在氏族内是世袭的。当有遗缺时，自应选最近的氏族亲族——兄弟或姊妹的儿子——使之继任，除非有正当的理由可以摈除他。从而在父权制之下的希腊人，军长的职位通常传于儿子或儿子中的一人，仅不过表示儿子具有由公共选举以继承的盖然性而已；可决不是证明不经民选的合法的继承。我们于此所能见到的，是在易洛魁人及希腊人中间特殊的贵族之最初的胚种，这到后来又成为在希腊人中世袭的元首或君主之最初的胚种。因之事实当拥护这样的意见，即在希腊人中间，军长与罗马的王（rex）的情形相同，不是由民众选出，即由为民众所承认的机关——协议会或民会—
  —所认可。
  在《伊里亚特》中，人类的统治者阿加绵农，并不像是个希腊人的最高的王，而是个包围城市的同盟军的总指挥。又当希腊人间内讧勃发时，奥特修斯（Odysseus）①曾在有名的一节文字中，指出这一性质：“多头的指挥是不好，让一人做统治者，一人做长官”（尚有关于王权的可爱诵的诗句加在后面）。奥特修斯并没有讲到什么政体，只是要求对总指挥须服从。
  在特类（Troy）战争②前，希腊人仅表现军队的性质，而他们的民会的进行，是十分民主主义的。阿溪里（Achilles）③说及赠 品即战利品的分配时，他常常把分配不让给阿加绵农，也不让给别的军长，却让给“阿奇亚人（Achaeans）的儿子们”即民众。由宙斯（Zeus）所生，由宙斯所养的称号，并不证明什么；因一切氏族是由一个神传下的，即部落之长的氏族也是由一个 “卓著 ”的神——在这里是宙斯 ——传下的。就像饲豚的攸米阿斯（Eu-maeos）及其他非自由人，也是“神的”（dioi，teheioi），而这还是在《奥德赛》即比《伊利亚特》迟后得多的时代的事实。在同一《奥德赛》中，所谓“英雄”的名义，还给予传令官么里阿斯Mulios及盲乐师德谟多可斯（Demodokos）。要之，希腊著作家所用以指说荷马之所谓王政（因为军队的指挥是它的主要的特征，在它之外有协议会及民会并存）的“basileia”这一字，其意不过是军事的民主主义而已。（马克思）
  军长除军事的职权以外，也有祭祀的及司法的职权。司法的职权虽未被详细规定，但牧师的职权是由于部落或部落联盟的最高代表的地位以规定的。对于民事的行政的职权从没有什么说明；但看起来在职务上他是协议会的议员。从而把basileus翻译为王，在语原方面看，完全正确。因王（Kuning）这一字是由Kuni、Kunne出来，有氏族之长的意味。但王字的现代的意义，决不指示古代希腊的Basileus的职权。修昔的底斯（Thucyides）①称旧的 basileia为patrike，那是“由氏族引出的”，且说它有明白规定的职权。还有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说，英雄时代的 basileia是自由人的领袖，而basileus是一军事长官，一法官及一高等僧侣。所以 basileus不是有近代意味的统治权。①
  这样，在英雄时代的希腊制度中，我们仍得发现古氏族组织之尚有活力，但我们也见到破灭它的要素之开端 ——父权制及财产之由儿子继承，藉以促进家族中财产的积聚，并给家族以分离氏族的权力；因世袭的贵族及王政之最初萌芽之形成，而使富的差别及影响于制度；奴隶制，当初限于战争的俘虏，但已作了役使部落员及氏族员的准备；部落间的旧的斗争，已因为获得家畜，奴隶、财宝而向陆上海上作有组织的掠夺而堕落为一种正常的营生方法。要之，财富当作最高等的宝物而受崇敬，旧的氏族制度为要证实财富之掠夺之合理而被滥用。然仅缺少一件事情：就是一种制度，它不仅对于氏族之共产主义的传统要拥护各个私人所新得的富，也不仅要宣言以前那样被轻视的私有财产为神圣，又视保护这种神圣化的财产为人间社会最高的目的，且也要把在逐渐发达中的获得财产的新形态，即在继续增加中的富的新形态，与以社会普遍承认之印证。这一种制度，不仅给新发生的社会阶级的分化以永久性，且也给所有阶级去榨取并统治无所有阶级之权利以永久性。
  于是这种制度被发现了。国家发生了。 第五章雅典国家之发生
  我们要知道国家是怎样地逐渐发达，怎样地半由氏族制度的机关之改变，半由新的机关之替代且终于成为现实的国家官厅；还有在氏族，大氏族及部落中以自卫为目的的武装民众，是怎样地被掌握在这些国家官厅手中且也用以对抗民众之武装的公共权力所“取而代之”；除在古代雅典得以观察这一出戏的第一幕以外，再也找不到旁的机会了。关于各项形态的转变，在主要之点，虽由摩尔根所叙述；但所以产生是项转变的经济的内容，大部分是由我自己补足的。
  在英雄时代，雅典人的四个部落依然住于互相隔离的地方。就是构成它们的十二个大氏族，也似乎在栖克洛普斯（Ceciops）的十二个都市中有各自的住所。制度也是和这个时代相适应的 ——民会（agora）、协议会（bule）及军长（basileus）
  在成文历史上我们所得追溯的限度内，我们发现土地已被分配，为各个私人所占有。这因当野蛮上期之终，商品的生产及由此所引致的贸易已很见发达。谷物、葡萄酒与油，都是重要的物品。在爱琴海（AegeanSea）的海上贸易，益把腓尼基人（Phoenicians）的势力排除，而落在雅典人之手。因土地的卖买，农业与手工业、商业与航海间分业的进行，氏族、大氏族及部落的属员忽然大生混淆。大氏族及部落的区域中，也就不能不接待那些虽为同一民族员，但并不属于这样团体，从而在他们自己的住所中只算得异族人的住民。当和平时期，每一大氏族及每一部落各各处理自己的事务，并不和雅典的协议会或军长相商议。惟不属于大氏族或部落而住于他们区域的住民不得参与这些团体的行政。
  这样，氏族制度之规则的活动已经趋于紊乱，故当英雄时代有讲救济之必要。于是由提秀斯（Theseus）所制定的制度被引用。这一改变之要点，是在雅典设置一个中央行政机关。以前由各部落独立处理的事务之一部分，如今宣言为共同的事务，移归在雅典的共同协议会管辖。雅典人的这种办法，比在美洲的任何土著民族所行者为更进一步。因自治的部落之单纯的同盟如今变为一切部落结合为一个集团。第二项结果是发生雅典一般的民族法，超于部落及氏族之法律的传习之上。它给雅典市民以一定的权利与法律的保护，即在并不属于他们部落的区域中也得享受。这又给氏族制度以另一打击；因为它开始容许不是任何雅典部落的且完全站在雅典氏族制度以外的人也认为市民。
  第二种由提秀斯所制定的制度是把全民族，不问氏族，大氏族及部落之如何，分为 eupatrides即贵族，geomoroi即农民，及 demiurgoi即手工业之三阶级。贵族有就官职之绝对的特权，也包括在这一个改制中。然除出这个特权以外，新的区分依然没有何等影响，因它对于其他两个阶级，并未设定任何法律上的差别。不过它指示了在暗中发展的新的社会的要素，所以是极其重要。它表明如下的事情：由某家族习惯的占有氏族的诸种官职，已经发展为事实上无可争的特权；不仅如此，这种因财富而具有势力的家族又开始在氏族之外结成一个有特权的阶级；而刚在兴起的国家把这种越权又认可了。它更指出：农民与手工业者间的分业已经发展强大，足以抗争由氏族及部落所分成的旧社会之优越。最后它更宣言氏族社会对国家之不能和解的对立。形成国家之最初的企图，在由于分各氏族的成员为特权阶级与非产特权阶级，又把非特权阶级分属于两种不同的生产部门，而使之互相反抗，因以破坏了氏族。
  雅典以后发生的政治史，迄于梭伦时代，所知道的甚不完全。军长的职位是废除了。由贵族们所选出的执政官（archons）占有国家至高的地位。贵族的权力继续增大，直至约纪元前六〇〇年时遂成为难堪的现象。压迫人民自由的主要手段，便是货币与高利。贵族主要的住所在雅典及其附近。在那里有海上贸易及时或当作生利事业的海盗行为，能使贵族富有，且把货币集中在他们之手。从此，继续发达的货币经济，遂如破坏的硝酸似的，浸蚀到基于自然经济之地方团体传统的生活式样。氏族制度与货币经济是绝对不相容的。雅典农民的荒落是与保护他们的旧的氏族约束之弛缓同时开始。债务证书及不动产抵押（因押当权也被雅典人发明了）既不顾到氏族，也不顾到大氏族。而旧的氏族制度对于货币、垫款、债务都无所知。因之，益趋扩大的贵族的货币支配，为对债务者而保护债权者，为认可货币所有者向小农的榨取，又创出一种新的习惯法。雅典所有的耕地皆竖满抵当的牌子，上面记着这一块地抵押给某某人，值多少钱的字样。至于没有被这样指定的田地，大概是已因为抵押过期或利息而出售，转让给贵族的放高利贷者了，倘使一个农民被容许当作租地人仍留在那里，靠劳动收获的六分之一以维持生活，而把其他的六分之五作为地租付给新主人，还是该谢天谢地的。但有更不幸的，倘若出卖土地的钱不够偿还所欠的债，或者这一项债务没有抵押的保证，那么债务者为满足债权者的要求起见，只好把自己的子女出卖，到海外去做奴隶。父的出卖子女 ——这是父权制及一夫一妻制第一种的果实！要是那还不足以满足吸血鬼，那么他们也得把债务者自身出卖做奴隶。这就是在雅典人民中文明的可喜的曙光。
  以前，当人民的生活状态尚与氏族制度相适应时，这样的变革当是不可能的。但现在居然来了，没有人知道它怎样的来。容我们暂时回到易洛魁人。那种加在雅典人身上，几乎好像没有他们的协力，又确乎违反他们的意志的事态，在易洛魁人间是不能设想的。他们的永远不变的生产式样，是决不会产生这样的冲突，即为由外部的情境所引起的在富人与贫人，榨取者与被榨取者间的对立。易洛魁人虽离支配自然势力的地步尚甚远，但在由自然所容许他们的限度内，他们却能处理自己的生产。除出不能在小园中栽培，在河内湖内的鱼类或在林中的野兽绝迹以外，他们常知道谋生所用的方法将引起何种的结果。那所得引起的，当是多少有点丰富的食物资料。可是决不至于引起不预想的社会的动荡，氏族约束的破坏，及因阶级利益冲突而互相对抗的氏族员的分裂。生产是在最最狭隘的状态中进行的。但——生产者支配他们自己的生产物。这种野蛮的生产之莫大的利益，到了文明期开始，便被丧失。要把它回复过来，置于在人类现在所有伟大的自然支配及由此变成可能的自由结合之基础上，那将是下一世代的任务。
  在希腊人间并不如此。畜群与奢侈品之私有，形起了各个人间的交换，又转化生产物为商品。这里便是如下的全部变革之根源。当生产者不复消耗他们自己的生产物，却用以交换他人的生产物时，他们已失去了对于它的支配。他们不曾知道还要变成什么。而为剥削及压迫生产者计，转利用生产物以反抗他们的可能性却具有了。因此，在废止个人间交换的社会，要想永久维持对于自己生产的支配与对于生产过程之社会的作用的统制，终是不可能的。
  然在个人间的交换发生之后，又在生产物转成商品之后，生产物是怎样迅速地表显它对于生产者之支配，是雅典人所不能立刻经验到的。与商品生产同时，为自己打算的个人的土地耕作也发现，不久就成为土地之私人占有。更有对一切人皆得交换的一般的商品即货币也同时出现。但当人创出货币时，他们全不想到他们是在创造一种新的社会权力，为全社会必须对它下跪的一种普遍权力。但就是这个新的，并没有自身创造者的预知与意欲而忽然跃出的权力，用着全部青春时代的残忍性，叫雅典人不能不感到它的支配。
  应当做什么呢？旧的氏族制度不惟证明无力反对货币的凯旋行军，而且也绝对不能在它的范围内有包容货币债权者、债务者及债务之强制的征收等类之余地。然新的社会权力一经出现，既不是对于复归善的旧时代之虔诚的愿望，也不是那种恋想，能把货币及高利驱出于这个世界之外。还有一层，氏族制度已经受了许多从属缺点的害处，在全雅典地方的特别在雅典市自身的氏族员及大氏族员之无分辨的杂居，已经是一代厉害一代。就在当时，一个雅典的市民虽能出卖在氏族以外的土地，却不许出卖他的住宅。各种生产部门间的分业① ——农业、手工业、在手工业内无数的专业、商业、航海业等 ——跟着产业及交通的进步，愈益完全发达。住民现在依据职业分成十分确定的集团，各个集团有各别的利害关系，因不受氏族或大氏族的保护，故有创设新的官职的必要。奴隶的数量大大地增加，且确乎超过了当时自由的雅典人数。氏族社会本不知有奴隶制，所以也不知道管辖这批奴隶大众的何等手段。最后，因贸易的发达，把许多外国人吸引到雅典来，他们为在雅典容易赚钱，就移住在那里，按照旧制度， 外国人既没有公权，也没有法律的保护。虽受传统的默许，但他们终是捣乱的异族分子。
  要之，氏族制度已到了它的末路。社会一天发展一天，超出了它的范围。即在它的眼下所发生的最不幸的恶弊，它也没有力量去阻止或镇压。而同时国家已在暗中发达。由于最初在都市与农村间，然后在种种都市劳动的部门间之分业所成的新集团，为拥护它们的利益已创出新的机关。一切种类的公职已经设立。而更其重要的，是当时新生的国家需有它自己的武力。在航海为业的雅典人，最初是需有海军，以供时时的小战及保护商船之用。在梭伦以前的不知什么时候，有称为诺克拉里（Naukrariai）的小领土区域创设起来，每部落各有十二个，每一诺克拉里必须准备一艘军舰，配上武器，派定船员，此外再选送二个骑士。这种规定实与氏族制度以两重打击。第一，由于它创设了早已不复直接与武装民众的全体相一致的公的强制权力。第二，由于它开始不依亲族集团而依地域的共同住居，为了公共目的而区别民众，这究有什么意味，我们就即刻可以明白。
  氏族制度对于被榨取的民众既不能有所援助，于是他们所能希望者便只有新兴的国家。而国家的援助是在梭伦的制度形态中实行。同时它更牺牲了旧制度以增益自己的力量。梭伦用对于私有财产的侵害，以开始一套的所谓政治革命。至于在纪元前五九四年他所用以完成这种改革的手段，我们可以不问。一切从来的革命，都是为保护一种财产以反对他种财产之革命。它们要不侵害他种而保护一种，是不能的。在法兰西的大革命，就为了救护布尔乔的财产，把封建的财产牺牲了。在梭伦的革命，是债权者的财产不能不对于债务者的财产有所让步。他老实宣言债务为无效。我们虽不获知其详情，但梭伦在他的诗中，曾经这样自夸：他除去了债务者土地上的抵当牌子，他使一切为了债务逃亡或被卖至海外的人都回乡来。这只有公然地侵害私有财产才能实行。而且实际上，一切所谓政治的革命，皆是由没收或者也叫做盗窃他种类的财产以保护一种类的财产而发动的。二千五百余年来，私有财产仅由侵害私有财产才得维持的事情，是绝对真实的。
  但现在必须想出一个法子以防止自由雅典人之这种奴隶制的再现。这个先由一般的方法，即禁止把债务者人身抵当的契约着手。再规定每个人所能占有的土地之最大限度，以期稍稍限制贵族对于农民所有地的热望。但以后尚继续发生许多制度的修正。其值得特别注意者如下：
  协议会议员数增至四百人，每一部落为一百人。故在这一点上，部落依然当作基础。但这不过是旧制度被转入新国家团体之惟一遗物，因为在别方面，梭伦把市民按照他们的土地所有及其收获分为四个阶级。五百、三百及一百五十medimnoi（medimnoi等于一.一六bushels[一bushel等于半斛]的谷物量，作为前面三个阶级最低限度的收获量。所有土地少于此数或竟一无所有的人，全属于第四阶级。只有前面三个阶级中人能就官职；最高的官职则由第一阶级中人任之。第四阶级只有在民会中的发言权与投票权。但在这里，选出一切官吏；在这里官吏不能不负责任；在这里制定一切法律；又在这里，第四阶级是占大多数。贵族的特权，有一部分虽因财富的特权形态而得复活；但民众保有最后的决定权。这四个阶级又成为改组新军队的基础。最先的二阶级担任骑兵；第三阶级担任重步兵；第四阶级担任不着甲胄的轻步兵及在海军中服务。在这时候，第四阶级恐怕还受有饷银。
  这样，在这个制度中就有所谓私有财产之全新的要素加进来。国民的权利与义务即按他们所有土地的财产，分别规定。凡用财产分类的制度获有势力的地方，旧的血缘关系的集团就要退避。于是氏族制度又受了一度失败。
  然据私有财产以定政治权利的办法，并不是没有它，国家就不得存在的一种制度。自然，它也许在某种国家的宪法史上尽过重大的作用；但在许多的国家，而且最是完全发达的国家，并不以它为必要。就在雅典，它也不过尽了过渡的作用。自亚立斯泰提（Aristides）①以后，一切官职便已对全体市民公开了。
  在嗣后八十年中，雅典的社会更向着以后数世纪间发达的方向徐徐地前进。对于梭伦以前之不法的地租，还有对于土地所有之无限制的集中，皆加禁阻。商业及因奴隶劳动发达愈趋于大规模经营的手工业与手工艺，成为谋生上重要的因素。民智也有进步。雅典人如今不用旧式残酷的方法剥削自己的民众，却大概向着奴隶及外来的顾客谋榨取。动产，即货币的奴隶的以及商船的富，愈见增加。但这个已经不像在当初愚蠢的时代，单单用为购买土地的手段，而是成为在它本身的目的了。这一工业上、商业上富的所有者之新阶级，今已对着旧的贵族，敢行一种优胜的竞争，于是旧的氏族制度之遗物丧失了它们最后的地盘。氏族、大氏族及部落，如今因为它们的成员已经散布于雅典各地，且完全混居，所以不能再成为政治的集团。许许多多的雅典人并不属于任何一个氏族。他们是移民，虽被收容为市民，却不编入任何一个旧的血族团体中。此外，还有一种继续增多的外国移民，他们则仅由固袭的默许而受保护。 这时候，有党派的斗争进行，贵族想恢复他们以前的特权，曾暂时重获支配，直至克来斯特纳斯（Kleisthenes纪元前五〇九年）①革命起来，才给他们以最后的颠覆，且完成了氏族制度的没落。
  克来斯特纳斯在他的新制度中，否认以氏族及大氏族为基础的四个旧部落。它们的地位用一种全新的组织代之，这种组织是以他近来所试行的依据住居场所把市民分成诺克刺里（naukrariai）的办法做基础。故属不属于血族团体，已不复为主要的事实，只有住居区域才成为标准。现在所要区分的，不是民族，而是领土；住民仅成为领土之政治的附属物。
  雅典全土分为一百个叫做得莫伊（Demoi）的共同区域，每一区自治行政。住在一个得莫斯（Demos）内的市民（得莫托伊 Demotoi）选举他们的长官（demarchos）以及会计与审判轻微案件的三十位审判官。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神殿及守护神或英雄，并选出他们的僧侣。得莫斯的统治权，握在得莫托伊的协议会。这正如摩尔根所正确地说明的，是自治的美洲都市团体之原型。近代国家在它的最高度发达上所到达的这个单位，就是在雅典生长中的国家开始时所根据的单位。
  十个的这种单位（得莫伊）形成一个部落；但是这种部落为要与旧的血族部落有所区别起见，现在被称为地域部落。地域部落不只是自治的政治团体，且也是军事团体。它选出指挥骑兵队的菲拉尔克（Phylarchos）即部落长，指挥步兵队的塔克西阿尔克（Taxirachos）及指挥由全领土征募来的全军之战略领袖 （Strategicleader）。它更要准备五艘军舰，及军舰上的设置与全部的人员。它取那为守护神的雅典的英雄之名以称呼自己。它又选五十位议员到雅典协议会中。
  现在我们来讲雅典的国家。它由从十个部落所选出的五百议员所组成的协议会来统治，服从那个每个公民皆有出席权与投票权的民会之决议。此外，由雅康（Archons）①及其他官吏主持各部的行政及司法。至于具有执行权力的最高官吏，在雅典是不存在的。
  因这个新的制度与对于半由移民半由被解放的奴隶所成极多数的保护民予以市民权，于是血族制度的各机关，皆为公共事务所取代。它们仅成为私的及宗教的团体。但它们的道德的影响，因袭的观念及思考样式尚长期存在，只是徐徐消灭。这在另一种国家制度上也可显见。
  国家之本质的特征是在于大众分离的公共的强制权力，我们已经见到了。雅典在当时仅有直接由人民所准备补充的陆军与海军。用这些以外抗敌人，内制奴隶，奴隶在当时是已占人口的大多数了。对于市民，这一公的强制权力在起初不过当作与国家同时发生的警察的形态而存在。所以十八世纪天真的法兰西人，有不说文明的而说警察的国民（nationspolices）之习惯。这样，雅典人在他们的新国家内，创设警察，是步行与骑马的携带弓矢的真实的武力。然这种警察队是由奴隶编成的。至于自由的雅典人看这种警察勤务甚为可耻，所以他们与其自就此种贱役，毋宁被武装的奴隶所捕。那仍然是旧的氏族精神之表示。国家无警察固不能存在，然雅典国家非常幼稚，尚未具有充分的道德的
  尊严足使那必然地在古氏族要视为不名誉的职务发生威信。
  如今在要点上已告完成的国家，是怎样地适合于雅典人的社会状态，可于财富、商业及工业之急速生长上见之。为社会的及政治的制度之基础的阶级对立，已不复是贵族与平民，而是奴隶与自由民，保护民与市民。在全盛时代，全雅典的自由市民，连女子及儿童在内，总数为九〇，〇〇〇人，男女奴隶为三六五，〇〇〇人，还有保护民 ——外国人及被解放的奴隶 ——四五，〇〇〇人。故对于一个成年的男子市民，至少终有十八个奴隶与二人以上的保护民。奴隶人数之多，是因多数的奴隶在大工场中于监督之下一起工作之故。然因商业及工业的发达，发生了少数人的富之积聚与集中。自由市民的大众遂趋于穷困，他们所能走的路只有二条：一是靠自己的手工劳动以与奴隶劳动相竞争（奴隶劳动在他们是认为耻辱，卑贱，而且前途没有什么希望的）；一是破灭以尽。在当时的情境之下，他们是必然地走后面的一条路，且因他们是大众，就把全雅典国家崩坏了。故雅典之所以覆灭，并不如谄媚王侯的欧罗巴炫学者所主张，是由民主主义所引起，却是由驱逐自由市民之劳动的奴隶所招致的。
  在雅典人中国家的发生，可为国家组织上一种非常典型的形态，因为它的实现，并没有外的及内的暴力行为的干涉 ——庇士特拉妥（Bisistratos）①的篡夺，并未曾留有它短时期的何等痕迹。在他方面，它又使所谓民主共和国的极高度发达的国家形态，直接从氏族社会中出现。而最后，我们是充分地知道这一过程中之一切主要的细目。第六章在罗马的氏族及国家
  据罗马建设的传说，最初的殖民是由许多拉丁氏族（据说有一百个氏族）结合为一部落以行，不久加入一个萨柏力安（Sabellian）部落（据说也由一百个氏族成功）；最后有成于种种要素，但仍为一百个氏族的第三种部落，和它们联合起来。这一全篇故事粗粗一看，表示除氏族外，再没有自然发生的，而且氏族自身在许多地方不过是在故乡尚存在的母氏族之一支族。这种部落虽然在前额上刻着人工构成的标记；但它们仍由亲族的要素而成，且仿着不是人为而是自然发生的古部落的原型而造的。同时，一个真正的古部落得成为三部落各各的核心，也不是不可能。为中间关节的大氏族成于十个氏族，被称为库里亚（Curia）。因此，共有三十个库里亚。
  罗马的氏族与希腊的氏族相同的制度，是被一般所承认的。希腊的氏族是同一社会单位的连续，它的原始形态为我们于美洲印第安人中可以见到者，这对于罗马氏族，自也适用，故我们得更简单地论述。
  罗马的氏族，至少当该都市最古的时代，是具有如下的制度的。
  一、氏族员之相互的继承权；财产保留在氏族中。在罗马氏族中，已经与在希腊氏族中相同，行使父权制，故女系的子孙是除外的。据我们所知最古的罗马成文法即十二铜表①，最初是亲 生的子女继承财产；若没有亲生的子女，则由阿格纳蒂（Agnati男系的亲族）继承；若连阿格纳蒂也没有，则转到氏族员继承。在无论何种情形之下，财产终是留在氏族内的。我们于此见到因增加的官及一夫一妻制所引起的新的法律规定，徐徐地侵入到氏族的惯习中来。氏族员本来平等的继承权，最先因惯习而限于阿格纳蒂 ——自然是在很远的时期 ——后来再限于亲生子女及男系的子孙。惟在十二铜表上，这个顺序自然是相反的。
  二、共同墓地之所有。称为克罗狄亚（Claudia）的贵族氏族，当由勒吉利（Regilli）移住到罗马时，在被指定的一片土地以外，还在市内得它自己的共同墓地。以后更在奥古斯都（Augustus）①治下，在推托部革之森（TentoburgerWald）被杀的未拉斯（Varus）②之首领，运到罗马，葬在 gentilitiustumulus（氏族之丘）；可见他的氏族（quinctilia）尚有自己的墓地的。
  三、共同的宗教仪式。它们用氏祭（sacragentilitia）的名义，颇为有名。
  四、在氏族内不通婚的义务。这在罗马虽决不是一种成文法，但依然有这种惯习。在无数传给我们的罗马人夫妻的名字中，并无一例是夫妻有相同的氏族名的。继承权也证明这一规则。因为结婚，女子就丧失了她的亲族法上的权利，为氏族所排除，而且她以及她的子女皆不能继承她父亲的以及父之兄弟的财产；因为不是这样的话，她的父亲的氏族就会失去他的财产之故。这种规则是只有当女子不许与氏族员结婚的前提下，才有意 义的。
  五、共同的土地。这在原始时代，当部落的领土开始分配的时候，是常存在的。在拉丁部落间，土地的一部分属于部落，一部分属于氏族，一部分属于在当时尚未成为单一家族的所有。相传罗缪拉斯（Romulus）是第一个对各个人分配土地，大约每人可得二、四七英亩（二Jugera①）。但以后我们仍见有土地在氏族手中者，至于为共和国全部内政史之中心的国有土地，自不必说了。
  六、氏族员互相保护及扶助之义务。对这规则成文历史仅有断片的记载。罗马的国家，从最初就表现这一种优越的权力，以后就发展为反抗不正义务。当阿批乌斯·克劳第乌斯（AppiusClaudius）②被逮捕时，他的全氏族，连他个人的敌人在内，都为他服丧。当第二次布匿克（Punic）战争③时，诸氏族为谋释放他们被俘虏的氏族起见，特行团结。但元老院不予认可。
  七、用氏族名的权利。这在帝政时代以前，一直有效。被解放的奴隶虽得引用他们从前主人的氏族名，但并无氏族权。八、收容异族人入氏族的权利。先过继给家族（如印第安人所行者），然后算编入在氏族。九、选举并罢免首领的权利，任何地方皆没有说及。然在罗 马的初期，从王以下，一切官职全由选举及指名以任命之；又因库里亚也选举他们自己的僧侣，故我们认为对于氏族的长（principles）当也如此 ——不管从同一家族中选出候补者的规则已经是很确立。
  以上所述，是罗马氏族的权能。除出已完成的到父权制之过度而外，它们实是易洛魁氏族的权利义务之真实影像。在这里， “易洛魁人中亦仍显然可见 ”。
  讲到罗马的氏族，就是在现代最著名的历史家中，他们的意见也是非常混乱，这可举一例以明之：在蒙森（Mommsen）论及共和制时代奥古斯都时代罗马家族名词的论文（《罗马研究》 Romische Forschungen ,Berlin , 1864 ,Vol. I. )中，他这样写着：
  氏族名不仅给于全部男子氏族员 ——包括被收容者及保护者在内，但奴隶自然除外 ——但也给于女子。..部落（蒙森却译为氏族）是起于一个共同的 ——现实的，假定的或者甚至虚构的 ——祖先，而由共同的仪式，葬地及继承的惯习所结合的团体。一切自由的个人，连女子也一样，得以而且必须要求为该团体的成员。然已结婚的女子之氏族名，有点难以规定。只要在女子不许与氏族员以外的任何人结婚的时期内，这样的事自然是要除去的。而且我们有证据，女子曾在长期间，觉得与氏族以外的人结婚比较在氏族内要困难的多。这一种与族外人结婚的权利即 gentisenup-tio，在第六世纪，尚当作个人的特权与报酬而被授与。..但在原始时代遇有这种族外结婚的地方，女子一定要被转移到她的丈夫的氏族中。像女子因古代宗教的婚姻，完全转入到她丈夫之法律的及宗教的团体，而脱离她自己的团体这样确实的事情，再也没有了。谁不知道已结婚的女子是要解除她对于自己氏族之积极的与消极的继承权，而加入到她的丈夫、她的子女及他的氏族之合法团体呢？而且假使她的丈夫当作子女把她收容于他的家族，她又怎能永远脱离他的氏族呢？（九——一一页）
  蒙森在这里主张属于某一氏族的罗马女子，本来只许在她们的氏族内有结婚的自由；所以照他看来，罗马的氏族是族内婚，不是族外婚。这一种与其他一切民族的经验相冲突的见解，虽不是完全，却有大半是基于李维（Livy）①的最多争论的一节而来。（第三十九卷第十九章）照这一节文字看来，元老院于罗马历五六八年即耶稣纪元前一八六年，有如下的决议——uti Feceniae Hispallae datio , deminutio , gentis enuptio , tutoris op-tio idem esset quasi ei vir testamento dedisset ;utique ei ingen-uo nubere liceret ,neu ,quidi ei qui eam duxisset od ib fraudi ig-nominiaeveesset——即说：费凯尼亚·歇斯巴赖（FeceniaHis-palla）②将有权利处分她的财产，减少她的财产，在氏族以外结婚，选定保护人，好像她的（亡故的）丈夫已由遗嘱把这个权利让渡给她；又说：她将得被许可与自由人结婚，而在与她结婚的男子方面，这并不成为一种恶行，或是一种耻辱。在这里，的确无疑义地，一个被解放的奴隶费凯尼亚获得了在氏族外结婚的许可。又同样无疑义地丈夫有权利可用遗嘱将在他死后得在氏族外结婚的权利授给他的妻。但是在哪一个氏族外呢？ 假若如蒙森所主张，一个女子必须在氏族内结婚的，那么在她结婚以后她当依然留在氏族之内。然这样一来，第一须将族内婚氏族的这个主张有所证明。第二假若女子必须在氏族内通婚的话，那么男子也当如此，因为不如此他将不能结婚。于是我们可得一个结论，即男子得将他自身所未有的权利遗赠给他的妻。这是一种法律上所不可能的事情。蒙森也意识到此，所以又推想着：“氏族外的结婚，恐怕不仅需有遗言者的同意，还需有全氏族员的同意。”（一〇页注）这不特是一个非常大胆的推测，而且也与这一节明了的语意相矛盾。元老院当作她丈夫的代理人，给她以这个权利；这所给于她的，显然是比她丈夫所能给者既不多也不少。惟所给于她的，是绝对的不受一切制限的权利，所以她若利用这个权利，她的新夫也不致于为此受到损害。元老院甚至训令现在的及将来的执政官（consuls）与大法官（praetors）要注意不至有什么不便之事会因她的使用这个权利而发生。故蒙森的推测是全然不能成立的。
  还有，假定一个女子与别个氏族的男子结婚，但她们留在她自己的氏族内。照上述的一节文字看来，那么她的丈夫当有权利可以允许他的妻，在她自己的氏族外结婚。换句话说，他当有权利可以处置全然为他所不属的氏族的事务了。这乃是这样的极端无理的事情，所以我们无再就此费词的必要。
  因之所剩下的，只有这样一个推测，即女子当第一次结婚时，她与别个氏族的男子结婚，且就此成为丈夫的氏族之一员。蒙森对于这些例子也承认这一推测。于是全篇事实就立刻明白了。因结婚而被她的旧氏族除外，被收容于她丈夫的氏族团体的女子，在新氏族中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她现在是一个氏族员，不过不是由于血缘的亲族。她的加入新氏族的习惯，对于在她因结婚而加入的氏族内不许通婚的一切禁例，是以最初就排除的。她是被收容于氏族的家族关系中，且当她的丈夫死亡时，可以继承他的财产，即一个氏族员的财产。这样，这份财产仍留在氏族内，而且她负有与前夫同氏族的男子结婚而不与他人结婚的义务，岂不是最自然也没有的事？但要是有例外发生，除出能遗赠他的财产给她的第一个丈夫之外，试问谁有权能给她以这样的权利呢？在他遗赠财产的一部分给她，且同时允许她因为结婚或当作结婚的结果把这一部分财产让于异氏族的瞬间，他仍是这份财产的所有者，所以照字面地他可以处分他个人的财产。至于女子及她对于丈夫的氏族的关系，那是由他根据他的自由意志的行为 ——结婚 ——把她介绍到他自己的氏族来的。所以他之成为适当的人物，能给她一种因第二次结婚而得离开这个氏族的权利，似是十分自然的。要之，只要我们一抛弃所谓族内婚罗马氏族的荒谬的观念，而接受摩尔根的本来是族外婚的见解，那么问题就变为简单而明白了。
  但前后尚有另一种见解，这恐怕是有最多数的人主张着的。照他们讲，上述李维的一节文字不过是说：
  被解放的女奴隶（libertae）没有特别的许可，不得在氏族外结婚（egenteenubere），也不得有任何种的行为，这种行为是与家族权的丧失（capitisdeminutiominima）在一
  起，可使 liberta转移到另一氏族中去的。（朗格①的《罗马的古代人》②(Lange,RomischeAlterthumer ,Berlin, 1856, I. P. 185，）为上述李维的一节由引用胡栖凯（Huschke）①的话以解说之处。）
  如果这一见解是正确的话，那么这一节文字，对于自由的罗马妇人的关系，更没有什么证明；至于说她们负有在氏族内结婚的义务，尤其是没有理由了。
  enuptiogentis（在族外的婚姻）这种字样，只有在这一节中发现，此外在全部罗马文献中再也找不着enubere（在氏族外去结婚）这一词，也同样只有在李维中发现三次，而于氏族是无关系的。那种说罗马妇人不能不在氏族内结婚的空想，只有从这一节文字中获得它的存在。但它不能绝对的维持。因为这一节若是说到被解放的女奴隶之特别制限，则于自由的妇女（ingen-uae）并没有证明什么。否则，它若也可应用于自由妇女的，那么倒是证明女子通常是在氏族以外结婚，且因她们的结婚而转移于她们丈夫的氏族。这便将成为摩尔根反对蒙森的要点了。
  差不多在罗马建设之后的三百年间，氏族的约束还是非常坚固，故称为费边（Fabians）的一贵族氏族，能得元老院的许可，独立地对邻近都市维爱（Veii）作战。据说有三百〇六个费边人上阵，为伏兵所杀。只有一个男孩遗留下来以繁殖这个民族。
  我们说过，十个氏族形成一个大氏族，叫做库里亚。它被赋与以比希腊的大氏族更重要的职能。每一库里亚有它自己的宗教仪式，礼拜所及僧侣。这一库里亚的僧侣的全体构成为罗马僧 侣团之一。十个库里亚成为一部落，她恐怕与其余的拉丁部落相同，本来有它自己选举的元首 ——军长兼高等僧侣。三个部落一起合成为罗马民族即 PopulusRomanus。
  故属于罗马民族的人，一定要是罗马氏族的一员，且由此成为库里亚及部落的一员者才可。罗马民族最初的制度如下：公共事务由元老院处理；元老院，如尼布尔（Niebuhr）所最先正确地叙述，是由三百个氏族之长构成的。因为他们都是氏族的长老，故他们被称为父（Patres），而全体则被称为元老院Senatus（长老的协议会，中老年Senex而成）。他们从氏族的同一家族被选出的惯习，在这里也就发生了最初的世袭贵族。这些家族被称为贵族（Patricians），且要求有对于元老院议席及其他一切官职独占的权利。民众随时代的进行，承认这个要求，因之它就成为现实的特权之事实，是由罗缪拉斯（Romulus）予贵族的身分及其特权于最初的元老院议员之传说证明的。元老院，如雅典的部尔（boule）①，必须在许多事情上作最后的决定；对于较重要的事项，特如制定新的法律，又须有预备的讨论，然后，由所谓comitiacuriata（库里亚会议）的民会决定之。民众在库里亚集合，大概是依氏族分团，表决之际，三十个库里亚各有一权。库里亚会议通过或否决一切法律，选举连rex（所谓王）在内的一切高级官吏，宣告开战（然讲和归元老院），又当作最高法院，判决一切起诉的案件，包括对于罗马市民的死刑的宣告。最后在元老院及民会之外，尚有勒克斯（rex）②存在；他与希腊的巴西留斯（basileus）相当，可决不是有如蒙森所述为近于专制的王 者。①勒克斯又是军长，高等僧侣及某种审判上的审判长。他除由军长的统制权及审判长的判决执行权所赋与的权力以外，再没有别种机能，也没有对于市民之生命、自由及财产的任何权力。勒克斯的职位不是世袭的。反之，他恐怕是由前任勒克斯的提议，经库里亚会议选出，然后由第二回会议正式任命。他之也得被罢免，可于塔克文尼阿斯 ·苏必布斯（Tarquinius Superbus）②之运命证明之。
  如在英雄时代的希腊人一样，在所谓王政时代的罗马人，也生活于一种军事的民主主义之中，这种军事的民主主义是以氏族、大氏族及部落的组织为基础且由此以发达的。纵令库里亚及部落有一部分是人工的形成，但它们也是按照为它们所由发生且尚在各方面围绕着的那种社会之真正的自然发生的模型而造。又纵令强固的 patrician贵已经获得地盘，纵令勒克斯们企图徐徐地扩张他们的权势 ——一切这些事情并不改变制度之原来的根本特征，而且只有这个根本特征，才是要件。
  其间罗马市及因战胜而扩大的罗马领土之人口，半因移住民，半因被征服区域一 —大都是拉丁诸国的 ——之住民而增多。一切这些新的归属者（这里暂置被保护民clients不论），皆立于旧氏族、库里亚及部落之外，从而不成为PopulusRomanus即本来罗马民族之一部分。他们在人格上是自由人，得占有土地，且负有纳税及服兵役的义务。但他们没有资格就官职，无论是参加库里亚会议或分配到被征服的国有土地，也皆不可能。他们形成为从一切公共权利除外的民众即ploos（平民）。然由于继续不断的人数的增加，由于军事的训练及武装，他们却成为对于如今顽固地拒绝一切新要素的旧国民（populus）之一种威吓。所以土地似乎已在国民与平民之间平均分配，而商业与工业之富，虽然尚不算十分发达，或许也已有大半是握在平民手中。
  为了包围罗马传说的全部原始历史之大黑暗 ——因后世受过法学教育的著作家对这问题作合理主义的过于铺张扬厉的解释与报告而更增剧的黑暗 ——要对那推翻古氏族制度的革命之时代，经过与动机，有任何确实的叙述都变为不可能。我们所能确知的，不过是革命的原因是起于平民与国民间的斗争罢了。
  说是由勒克斯塞维阿·塔力阿（ServiusTullius）①所制定，根据希腊模型特别是梭伦的所生之新制度，创设了一个新的民会，它是不问国民或平民，只问是否担任兵役而定参加或除外的。服兵役的全部人口，按照财产分为六个阶级。前五阶级之最低财产为：第一，一〇〇，〇〇〇阿司（ass）；第二，七五，〇〇〇阿司；第三，五〇，〇〇〇阿司；第四，二五，〇〇〇阿司；第五，一一，〇〇〇阿司；据都梭·得·拉·马尔（DureaudelaMalle）②说， 这些数目约各等于三·一五五元，二·三三三元，一·五五五元，八〇〇元及三八八元美金。第六阶级，普罗列搭利亚，是由那些财产更少而免除兵役及租税者组成的。在这个森都里亚（centuriae）的新民会（comitiacenturiata）①中，市民每百人组织军队格式的队伍（森都里亚），每一森都里亚有一票表决权。这样，第一阶级出八十森都里亚，第二阶级出二十二，第三阶级出二十，第四阶级出二十二，第五阶级出三十，而第六阶级为体面计，也出一个。此外还有由最富裕者所组成的十八森都里亚的骑兵。合计起来，共有一百九十三个森都里亚，过半数为九十七票。现在单单骑兵及第一阶级总计便有九十八票。因为他们占多数，所以他们只要一致，就不必征得其余阶级的同意，自可作成任何有效的决议。
  这一新的森都里亚会议，取得以前库里亚会议的一切政治的权利，仅有少数名义上的特权除外。库里亚及构成它们的氏族，如今已降落为单单私的及宗教的团体，与雅典的原型相似，且这样地存在了许久。但他方面库里亚是立刻就消灭的。又为驱除三个旧部落计，有四个地方的部落新行设立。每一地方部落分占罗马市之四分之一区，且有许多政治的权利。
  故这样即在罗马，也已在所谓王政废止以前，把基于血统关系的旧社会秩序破坏了。一个基于领土区分及财产差别的新制度起而代之，且现实地创立了国家。公共的强制权力在此是握在有服兵役义务的市民之手，他们不仅用这权力以反抗奴隶，也且反抗从兵役及武装除外的所谓普罗列搭利亚。
  在已篡窃现实的王权之最后一个勒克斯塔克文尼阿斯·苏 必布斯被放逐以后，这个新的制度更因设置两个有同等权力的军长（consuls），也可与易洛魁人的习俗相比类的办法而益进步。全部罗马共和国的历史即在这一个制度的内部进行：贵族与平民为就官职与分配国有土地而不断地斗争，贵族阶级终于发达。为大土地及货币所有者的新阶级，这一新阶级逐渐吸收因兵役而致荒废的小农的土地；役使奴隶去耕种这些广大的新的所有地；因此减少了意大利的人口，不仅为帝国的暴君作先导，也且为他们的后继者日耳曼野蛮人开门路。
  第七章在克勒特人及日耳曼人间的氏族
  对于今日在蒙昧与野蛮民族间，以多少纯粹的形态尚存在的氏族制度，或在亚细亚文化民族的古代历史中所发现的这种氏族制度的痕迹，因限于篇幅，不及详细讨论。但这种或那种的形态，是到处可以遇到的。现在试举数例以明之：当氏族的存在尚未被认知以前，曾有为误解它而费最大努力的人，即马克楞南，就卡尔马克人（Kalmucks）、塞加西安人（Circassians）、萨摩耶人（Samoyeds）以及华拉耳人（Warals）、马格尔人（Magars）、莫尼玻尔人（Munnipurs）之三印度民族，指出氏族的存在，且在大体上也算叙述正确。最近有科瓦勒勿斯基（M. Kovalevsky）在北萧胡人（Pshavs）、显胡稣人（Shevsure）、斯伐纳人（Svanets）及其他高加索部落间有所发见，且加记述。在这里，讲到在克勒特人及日耳曼人间氏族之存在的，仅有二三种简短的注解。
  今尚保存的最古克勒特人之法律，仍可说明全盛时代的氏族。这在爱尔兰，当英吉利人用暴力排除之后，今尚本能地生存
  于民族意识之中。在苏格兰，当十八世纪中叶以前，还是全盛，而且它也仅受英吉利人的武器，即法律与法庭之屈服。
  在英吉利人侵入以前的数世纪，至迟也当在十一世纪所制定的古代威尔斯（①法律，虽然只能算是例外的当作以前一般的惯习之遗物，但依然能说明全村落之共同耕作。每一家族有供自己专用的五英亩（acre）地；此外另有一定的土地，须共同耕作，收获物则分配于各家族。此等村落团体之为代表氏族或氏族的分支，虽因详审威尔斯法律 ——我因没有时间，不能从事（我的注解是一八六九年的）——未足直接证实，但因爱尔兰及苏格兰的类推，当无可疑之余地。而由威尔斯及爱尔兰法律所能显然证明者，为在十一世纪的克勒特人中间，对偶婚实尚未为一夫一妻制所驱逐。在威尔斯，婚姻经过七年之后，才成为不可解除。倘使满七年仅仅只差三夜，夫妻还是可以分离的。那时他们的财产被划分：妻主持划分之事，夫则任选其中之一份。家具是按一定的非常有趣的规则划分的。如果由夫提议离婚时，他须将妻的结婚礼物及其他二三种物件还给她；反之如果妻愿意离婚时，她当少得一点东西。如有三个子女，夫取其二，妻取其一，即是第二个。妻若在离婚之后另外结婚，而她的前夫要求她复归时，即使她已把一脚踏上新夫的床，也须顺从前夫的要求。但若二人已同居七年之久，即使以前并未正式结婚，也算为夫妻。至结婚以前的少女的贞操，是决不严密监视，也毫不要求的。关于这一点的规定，是具有非常轻佻的性质，而与文明人的道德相冲突的。妻犯通奸时，夫有殴打她的权利 ——这是三种情形中之一种，他可以应用而不受罚 ——但除此以外，他再不能 有别的要求，因为“对于同一罪行，或者可以要求赔偿，或者可以要求报复，但不得同时兼行。”得使女子提起离婚而无损于她的对于公平解决的请求权之理由，是非常广泛的：只要男人身有臭息，便很充分。为赎回初夜权所付于部落长或王的赔偿费（gobrmerch以后就有中世的名字 marchetad，“法兰西语 mar-quette），在法典上是尽很大的作用的。女子在民会中有投票权。除此以外，在爱尔兰，有同样的状态可以保证；那里一时的婚姻也是十分通行，妻当离婚时有宽大的精密规定的特权，甚至得要求对于家内服务的报酬；“正妻”与其他之妻并存，无论是嫡出子或私生子，皆无差别地得接受他们的亡父的财产 ——我们于克勒特人间可见对偶婚的容态。北美印第安人的婚姻形态和克勒特人的一比较，似乎来得严格，但要是我们记住克勒特人当凯撒时代还生活在集团婚姻中的事实，便不足为奇了。
  爱尔兰的氏族（即sept，部落称为clainne，clan）不仅由古代法典所证实记载，且也为十七世纪的英吉利法学家，因改变氏族地为王家领土而被派遣者所证实记载。在十七世纪之前，除出已由首领仍据为私有以外，土地是氏族共同的财产。当氏族员死亡，从而家属消灭的时候，氏族长（英吉利法学家名之为csputcognationis）对于其余的家属，重行分配全部领土。这种土地的划分，大概当依照在日耳曼所行的规则。约在五十年之前，村落共有地还极普通，而有几种所谓朗得尔（Rundales）的制度尚得在今日见到。一朗得尔的农民，即以前属于氏族所共有而后被英吉利的征服者所掠夺的土地之各个佃农，对于各自的小块土地须纳租金。但他们全体把土地合并，按照地位及土性为之分配。此等小块土地，在日耳曼的莫绥尔（Mosel）河地方称为 “格完纳”（Gewanne）①，是由共同耕作，而将收获物平均分配的。沼地及牧场皆公共使用。五十年前，新的划分依然时时举行，有时每年举行。这样朗得尔村落的耕作地图，看来极似在莫绥尔河或在赫喜华尔特（Hochwald）的日耳曼之 “给海伏雪夫脱 ”（Gehofer-schaft耕作自治体），氏族也在“factions”（徒党）之中残存着。爱尔兰的农民常常分成党派，一见似在极端背理成无意识的差别上成立，而为英吉利人所全不了解的。此等徒党之目的，显然似只有互相争斗。它们是破灭的氏族之人工的复活，新式的代用物，表示旧有氏族本能之继续存在者。此外在有几处地方，氏族员尚集居在他们旧有的领土。故如在一八三〇年代，摩那安（Monaghan）旧州的住民之大多数尚只有四个家族名，换言之，即仅由四个氏族或部落（clans）所传下者。②
  苏格兰氏族制度的颠覆是从一七四五年暴动镇压的时候起。至于苏格兰的克兰（clan）代表这一制度的哪一环，尚待研究；只是它为制度中之一环是无疑的。在窝尔忒 ·司各脱（Walter Scott）①的小说中，可看出这个苏格兰高地的克兰之生动的描写。这有如摩尔根所说，是
  在组织上及精神上氏族之优秀的模型，氏族生活对于氏族员支配之显著的实例。..我们在他们的争斗及复仇上，在由克兰的领土分配上，在共同的土地利用上，在克兰成员对于首领及相互间的忠诚上，得以看出经常的永存的氏族社会之特点。..血统由男系追溯，所以男子的子女们仍留为克兰的成员，而女子的子女则属于他们各个父亲的氏族。
  然以前在苏格兰曾行过母权制的事实，由批克脱（Picts）的王室家族可以证明，据柏达（Beda）②讲，他们是奉行女系继承的。不但如此，即普那路安家族的遗迹，也如在威尔斯一样，是被保存在苏格兰。因在中世纪以前，克兰的长或王，当作从前共同之夫的最后代表者，有对于每一新娘行使初夜权的权利，除非已纳过赎身金才得除外。
  日耳曼人直至民族大移动以前，是为氏族的组织，乃是无可疑的事实。他们在耶稣纪元前数世纪的时候，显然是住于多脑河（Danube）、莱因河（Rhine）、维司杜拉河（Vistula）③及北海一带的地域。辛布赖人（Cimbri）及条顿人（Teutons）那时尚在大迁移中，苏埃比人（Suebi）直到凯撒的时候才找得固定的住所。凯撒明白地说过：他们是各以氏族及亲族（gentibuscognatibusque） 移植的；又从一个属于朱里亚（Julia）氏族的罗马人所说，这个gentibus的名词具有不可打消的确定的意义。这对于全体日耳曼人都能通用。而且他们由罗马人那里所得到的各州，也似分成氏族以移住。阿勒曼尼人（Alemanian）的法典证实这个民族以血族（Genealogiae）的组织移住于多脑河以南的征服地。这所谓genealogiae一语，正与后来的mark或darfgenossenchaft（马克共同体或村落共同体）有同意义的用法。科瓦勒勿斯基近来主张此等Genealogiae是大的家属共同体，土地在其间分配，以后的村落共同体由此以发展。同样的事情，对于fara这一名词，也可适用；这一语之于勃艮第安人（Burgundians）及兰哥巴带人（Langobards）——从而对于哥德部落，赫米诺尼安（Herminoni-an）部落或高地日耳曼部落 ——与阿勒曼尼人法典上①上的 ge-nealogiae虽不是全与相同，却也相差无多的。惟究竟这是氏族还是家属共同体，尚待详细的研究才能决定。
  到底全体日耳曼人有否表示氏族的共通言语，这一名词又是什么，言语的记载并未让我们清楚知道，却让我们发生疑问。就语源方面来说，哥德语之 kuni，中部高地日耳曼语之 kuune，是与希腊语之 genos，拉丁语之 gens相符合，且以相同的意义在使用的。我们用那表示 “女性 ”的名词，即从同一语根化生的 ——希腊语之 gyne斯拉夫语之 zena，哥德语之 qvins，古代斯干狄那维亚语之 kona，kuna——可以回溯到母权制的时代。
  在兰哥巴带人及勃艮第安人中间，已如前述，我们看到由格 里牧（Grimm）①从假定的语根fisan（产生）所引伸的fara这个名词。但我为要称呼那十分自然地由亲族构成之强固的移动队的一枝队，宁愿把它追溯到更明了的语根faran（日耳曼语之fahren，驰驱或移动）。从西到东又从东到西地这样移动几百年的结果，这一名词就渐渐地被应用到血族团体的本身上来了。
  更有哥德语之 sibja，盎格鲁撒克逊语之 sib，古代高地日耳曼语之 sippia，sippa，高地日耳曼语之 sippe。古代斯干狄那维亚语，仅有复数的 sifjar（亲族）；其单数只当作女神之名即 sif而存在。
  最后，另有一语在《喜尔得布兰之歌》②（HildebrandSong）中发现，那里喜尔得布兰问哈特勃兰（Hadubrand）：在民众的男子之中谁是你的父亲..或你的血族是什么？”（eddohuellihh-escunoslesdusis）假使有表示氏族的共通日耳曼语，那恐怕是哥德语之kuni了。这不仅因为与相应的亲族语的名词相一致，也且由于这样的事实，即kuning（日耳曼语之konig，英语之king）这一字是由它化生，本来皆指氏族或部落之长而言的。sibja（日耳曼语之sippe亲族）似乎没有考虑的必要。至少，在古代斯干狄那维亚语的sifjar，不只是由于血统的亲族的意义，而也有由于婚姻的亲族的意义；所以它至少包括两个氏族的成员，而sif这一名词就不能应用为表示氏族自身了。
  日耳曼人也同墨西哥人及希腊人一样，在战斗队伍上，要按 氏族团体以编制骑兵及步兵之楔状纵队。塔西佗说过“由家族及亲族别”的不确实的言语；这可用如下的事实来说明，即当他那时候，氏族之在罗马早已不复成为有生命的团体了。
  塔西佗的另外一节文字，却是决定的。他说：“母亲的兄弟把他的甥看做他的儿子；有些人甚至主张母方的叔父与甥的血之纽带，比父子之间的更要神圣而密切，所以当要求以人做抵押品时，姊妹的儿子比起那在受约束的男子自身的儿子还要认为更好的保证。”在此，我们有了母权制的，因而是自然的氏族之确证，且当作日耳曼人之特征而被记述。①假使这样的氏族的一个成员把他的儿子为实践誓约起见作为抵押品，且这个儿子当他的父亲违背誓约时候须成为牺牲品，那也不过是父亲自身的事情。但若所牺牲者为姊妹的儿子，那就算侵犯了最神圣的氏族之权利；那负有保护少年或青年的义务之最近的亲族要对于他的死负起责任；他不是不应当把少年抵押，便应当严守契约。如果我们于此以外，不复有其他在日耳曼人间的氏族制度之痕迹，那么就只这一节也可成为有力的证据了。 但在古代斯干狄那维亚的诗歌“神们的曙光”与“世界之没落”即Volsupa中，另有一节，因为是八百年之后的作品，故可为更有力的证据。在这个《预言者之幻想》中，即为近来邦格（Bang）①与部革（Bugge）②证明基督教的要素业已存在，且描写那引起大收场的一般的堕落与颓废之时代的处所，有着如下的一节：
  Broedhr munu berjask ok at bonum verdask
  Munu systrungar sifjum spilla .
  兄弟们将互相争斗而且互相杀戮，
  姊妹的儿子们就要破坏血族的约束。
  systrungar意为母亲姊妹的儿子，在诗人眼中看来，血缘的否认比了兄弟的互相杀害还要罪大恶极。其所以为重罪，是由于注重母方亲族关系的 systrungar这一语。倘若有 syskina-born（兄弟姊妹的子女）或syskina-synir（兄弟姊妹的儿子）的名词已被使用的话，那么将有更轻微的影响，而不是大罪恶了。这就表示虽在作成voluspa的海贼（vikings）时代，在斯干狄那维亚的母权制之回忆，尚未见消灭。
  然在为塔西佗所熟知的日耳曼人间，母权制则已为父权制所替代。子女由父亲继承；如无子女时，由兄弟及双方的叔父们继承。而许容母亲的兄弟继承这一事，实为母权制的遗物，且可证明父权制在当时的日耳曼人间只是新近才采用的。母权制的形迹，一直迟至中世纪，还在保存。这仿佛表示虽在那个时期，一般人，特别是农奴，尚对于父权制怀着疑问。因当领主要求逃亡 的农奴由都市送回的时候，例如在奥古斯堡（Augusburg），巴塞尔（Basel）及凯撒斯劳腾（Kaiserslautern），最先所要求者，即被告之农奴身分，当由他的最近亲的六个血族关系者，而且须属于他的母亲方面的血族的，宣誓以求确认。（马娄的《都市制度》Maurer,stadteverfassung ,I,page 381. )
  另一种表示趋于衰灭的母权制的遗物，是（从罗马人的看法）几乎不可理解的日耳曼人对于女性之尊敬。贵族的处女被认为与日耳曼人结契约上最安全的担保品。当战争时，最能鼓舞他们的勇气的，无过于他们的妻女万一被捕而成为奴隶之可怕的思念，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可与并论。女子之于它们，是神圣的，能预言的；在最重要的事情上，他们还须听命于她。例如在立贝河（Lippe）畔布刺克忒赖人（Bructerian）的巫女维莱达（Vele-da）①是巴达维亚人（Batavians）暴动之指导的精神，在这一暴动中，雪外力斯（Civilis）②立在日耳曼人及比利时人的前面，竟把在高卢（Gaul）的罗马人的基础摇动了。女子在家庭中，也据有不可抗的支配权。照塔西佗说，因为男子要猎兽、饮酒、游惰，故她们和老年及小孩在一起，必须担任一切的工作。惟他不曾说明谁负耕作之责，可据他的明白叙述，奴隶也只缴纳租税，并不强制劳动；故看来成年男子是必须尽土地耕作上所需要的那一点劳动的了。
  婚姻的形态，如前所述，是逐渐过渡到一夫一妻制的对偶婚。这尚不算严格的一夫一妻制，因为富有者之一夫多妻制还被 容许。少女的贞操，在大体上，很受重视，这是与克勒特人的惯习不同的。所以塔西佗又用特别的热心，说及日耳曼人间婚姻约束之神圣。他只举出女子的通奸，就成为离婚的理由。然他对于这一问题的报告，有不少的缺点，而且为告诫淫荡的罗马人，也太夸张着道德的龟鉴了。仅仅如下列的事，是确实的：即日耳曼人在森林生活中，纵能算是例外的道德规范，但只要与外界有一点接触，便尽够使他们堕落到与一般欧罗巴人同等的地位，纯洁的道德之最后痕迹，在罗马人生活的世界中，竟比日耳曼语还要消灭的快。这个只须一读都尔（Tours）的格列高里（Gregorius）①就能明白。在日耳曼人原始的森林中，没有过像在罗马的那种奢侈淫乐的生活，自是显然的事。故在这一点上，明见日耳曼人确有比罗马人社会优越的处所，而我们也就无须为他们加上那种为任何民族从来所无的品性即所谓节制与贞操。
  氏族制度的结果，生出继承父的与亲族的仇敌关系乃至友爱关系之义务。还有对于杀戮或伤害，向用报复手段者，今以罚金（wergeld）赔偿的习惯代之。三十年之前，这种罚金认为日耳曼人特有的制度，但如今知道有数百民族已经采用了对于氏族复仇之这种缓和的形态。我们于美洲印第安人中，见有此种情形，正与接待客人的义务相同。塔西佗所记述之款待客人如何奉行的风习（germaniachap.21）是与摩尔根所记述者几乎完全一致。
  在塔西佗当时，日耳曼人是否已将耕地作最终的分配，又关于这一问题的经过该如何说明，像这种热烈而无终局的论争，如 今已是过去的事了。事实的确定有如下列的情形：差不多一切民族之耕地是由氏族以后又由共产主义的家族团体共同耕作的 ——这是凯撒在苏埃比（Suebi）人间所见到的惯习；当作这种惯习的结果，土地要定期的重行分配；又这种耕地之定期重行分配，在日耳曼，直至今日尚在保存 ——有了这种证据，我们就无用再就此事费词了。在一百五十年间，从共同的土地耕作 ——有如凯撒就苏埃比人所明白记述的 ——过渡到把土地之每年重行分配的个别耕作 ——有如塔西佗就日耳曼人所见到的 ——实足以称为充分的进步了。在这样一个短促的期间，而且没有何等外界的干涉，要由这一阶段更过渡到土地完全私有，当有绝对不可
  能的意味含在里边。因此我只能从搭西佗读他所记述的这些话：他们每年改变（或重行划分）耕地，另有充分的地留作公共使用。这是土地耕作与土地占有的阶段，正与日耳曼人当时的氏族适相符合的。
  上面的一节，我仍照旧版未曾改动。但其间问题的中心却变了。自从科瓦勒勿斯基证明当作母权制共产主义的家族与近代孤立的家族之中间阶段的家长制家属共同体差不多到处存在以来，问题已经不复是如在马娄与惠兹（Waitz）①间所讨论的 “共有财产或私有财产？”而是 “共有财产之形态如何”了。当凯撒时代，苏埃比人不仅是他们的土地之共同所有者，也且是共同耕种那土地的：这是什么疑问也没有的。只有这些问题，即经济单位是氏族，或是家属共同体，又或是两者之间的共产主义的集团，更或者因为各地的情势，同时有三种集团存在，或许还成为长期的争论。科瓦勒勿斯基的主张，则以为由塔西佗所描写的状态， 不见于马可共同体或村落共同体，却见于家属共同体，这家属共同体一直到了后来，始因人口的增加而发达为村落共同体。
  是以日耳曼人在当罗马时代所占领的领土上及后来从罗马人所夺取的领土上之移住，当不是由村落而成，而由包括许多世代的大家族共同体而成，这一大家族共同体耕种足够的土地，又和他们的邻居共同利用四周的荒地。如果情形确是如此的话，那么塔西佗论及耕地改变的一节，实际上当具有农学的意义；即共同体每年耕种一块不同的土地，上年的耕地不复耕用，或竟全然归于荒芜。因为人口稀少，所留有的废地当有许多，即不必为土地占有而发生一切争论。然至数世纪之后，因家属共同体的人口增多，以致共同耕作不能与当时的生产状态相容，于是家属共同体就被崩坏。以前共有的耕地及草地，就用一般知道的方法，分配给如今业已成就的各别的家族。这种农地的分配当初是定期的，后来是永久的；而森林，草原及沼地依然是共有的财产。
  这一发达的过程，用历史的考察，似在俄罗斯方面已完全实证的。至在德意志及其他日耳曼诸国，这个见解比之追溯村落共同体到塔西佗时代的见解，要在许多点上提供更好的历史资料之解释，且更容易解决难点：这是不容否认的。例如最古的文书即罗来斯哈蔓西斯之法典（CodexLaureshamensis）用家属共同体来解说，就比用村落共同体来解说要容易的多。在他方面，新的困难现在发生，新的问题也自行提出有待解决。要获最后的结论自当靠新的研究。但我不能否认家属共同体之中间团体，实有很多的盖然性。
  在凯撒时期的日耳曼人虽然一部分刚得着确定的住所，一部分尚在探寻，但在塔西佗的时代，他们已住定足有百年之久了。其结果，在必需品的生产上自有显然的进步。他们住在木屋中，衣服还是森林时代的原始式样，用粗末的羊毛外套，兽皮，女子及贵人则用麻的下衣。他们的食料是乳、肉、野生果实及普林尼（Pliny）①所附加的燕麦之粥 ——是在爱尔兰及苏格兰地方的克勒特人的普通食物。他们的财富是由较劣种的家畜所成。牛是小而难看，没有角；马是小驹，不能骑乘。货币只有罗马通货，难得使用。他们并不作金银的装饰，也不重视这种金属。铁不多，至少在莱因河及多脑河畔的诸部落间是只有输入，而没有自己开采的。鲁纳（Runen）文字（模仿希腊及拉丁文字者）仅用作暗号，且专供宗教的巫术用的。人身的牺牲还在流行。要之，他们是一种才由野蛮中期进于上期的民族。但与罗马人直接接触的诸部落虽因为便于输入罗马的工业生产物，所以妨碍了他们自己的金属及纺织产业之发达；而在东北部巴尔的海岸的诸部落，却确有此产业之发达。在什列斯威（Sleswick）的沼地所发现的武器之断片 ——长的铁剑，铠甲，银兜，等等，及第二世纪之终的罗马铸货 ——及因迁徙而分布的日耳曼金属器，即使有些本是模仿罗马的型式以制造的，却都代表一种有更优秀技巧的特殊体裁。除英国以外，凡移住到文明化的罗马帝国的，到处都消灭了这种的家庭工业。至于同时这种产业是如何的发生而发展，可举青铜的金物为例以表示之。在勃艮第（Burgundy）罗马尼亚及在阿索和（Asew）海岸所发现的标准，或许是和在英吉利或瑞典所发现者由同一工场中制造，而且无疑地是起源于日耳曼的。
  日耳曼的制度也与野蛮的上期相适应。据塔西佗说，领袖（principes）的协议会一般地决定轻微的事件，但重大的事件须 先审议然后交给民会去决定。就我们所知在野蛮下期的民会，例如在美洲印第安人间的，是仅由氏族举行，不是由部落或部落联盟举行的。和平之长（principes）依然和作战之长（duces）有严重的区别，正像在易洛魁人间一样。和平之长已有一部分是靠氏族员的荣誉的寄赠物如家畜谷物等以过活。他们有如在美洲的，大概由同一家族中选出。向父权制之过渡，如在希腊及罗马然，使官职由选举而渐变为世袭。因此在各氏族中渐渐地产生了“高贵的”家族。这些世袭的贵族，大多数在民族迁徙中或不久之后即趋于没落。军事的领袖是全视他们的能力当选的。他们的权力非常微弱，且必须依靠先例以行动。至于军队中真正的统治权，有如塔西佗所明说，是由僧侣们把持的。民会是现实的权力机关。以王或部落长主席，由民众决定。否决时口出怨言，赞成时用喝采及鸣武器。民会同时是个审判法庭。诉讼在此提出在此判决，死刑也在此宣告。只有卑怯，反叛及不自然的肉欲才处死刑。氏族及别的小分族也在领袖主席之下，由全体作成判决，这一领袖在一切日耳曼原始的审判上，只是审理的指挥者及讯问者而已。在日耳曼人判决这件事，是从开始以来，又在各处都由全体的，名义以宣告的。
  部落的联盟，自从凯撒时代以来，就存在了。有几个且已有王。最高的军长，如在希腊人及罗马人间的一样，已开始谋做篡窃者，有时也能达到目的。这种成功的篡窃者决不是绝对的统治者。但他们固已开始破坏氏族的约束。被解放的奴隶因为不能做氏族的成员，故大体仅居低微的地位，惟新王的宠幸者常能获得地位财富与荣誉。同样的事情，当如今已成为大国之王的那批军事领袖征服罗马帝国之后，也曾发现。在法兰康（Frankon）人中，王之奴隶及被解放者，起初在宫廷，以后在国家皆是重要的脚色。大部分的新贵族是由他们出身的。
  有一种制度是特别促成王政之出现的 ——是随兵（militaryfollowing）。我们已知道在美洲红色人中，私战的团体是如何的在氏族之外，独立形成。这种私的团体，在日耳曼人间，已发展为常设的团体。已博得名声的军长，集合一群喜欢掠夺的青年在自身的周围。他使他们宣誓负有个人的忠诚之义务，他自己也向他们宣誓。他扶养他们，给他们礼物，并按阶级的原则组织他们。临时对付及小的出征用卫队及部队，大的出征用熟练的军官队。此等随兵一定是很微弱的，事实上后来在意大利鄂多瓦（Odoaker）①麾下的他们，我们曾见是如此的，而且他们还是古氏族自由崩坏的先兆，当民族迁徙中及其以后的事情，又证明他们是害恶的先驱。因为第一，他们促进王权的生长。第二，如塔西佗所确证，他们仅能由不确的战争及掠夺才得以维持。劫掠成为他们终身的目的。假使在附近无事可做的时候，随兵的队长就率领部下，侵入到有战争可起有战利品可得的别个民族中去。在罗马旗下甚至对日耳曼人作战的日耳曼援军，有大部分是由此等随兵编成的。为日耳曼人之耻辱与祸患的佣兵制度（land-sknechtprofession）已于此下了最初的胚种。当征服罗马帝国之后，此等诸王之随兵，与非自由人的罗马之宫廷使臣，都成为日后贵族的另一部分。
  于是就全体看，联合为民族的日耳曼部落中，有与在英雄时代的希腊人及所谓王政时代的罗马人中所已发达的相同的制度存在：即民会，氏族长协议会及企图获得现实王权的军长。这是氏族秩序所能产生的最高的制度，是野蛮上期的模范的制度。倘使社会越过了为这一制度所满足的限界时，那么氏族的秩序就告终结。它崩坏了，而国家代它以起。
  第八章在日耳曼人间国家之形成
  据塔西佗说，日耳曼民族的人口是极多的。关于各个日耳曼民族人口之概略的观念，可由凯撒得之。他说，迁住莱因河左岸之攸西配旦人（Usipetans）与汤克忒赖人（Tenderans）的人口，包括妇孺在内，共十八〇，〇〇〇人。故每一民族约算一〇〇，〇〇〇人。①这比全盛时代的易洛魁人还要多得多。那时易洛魁人不过是二〇，〇〇〇人口，但已成为自大湖地方至俄亥俄（Ohio）及颇陀麦克（Potomac）全部分的恐怖了。倘使我们根据历史的报告，将莱因河近旁最著名的诸民族配置起来，那么每个民族在地图上所占的地位，平均是普鲁士行政区域那般大，即约为一〇〇，〇〇〇万平方基罗米突②或日耳曼地理学上的一八二方哩。然达于维斯杜拉（Vistula）的罗，马人之大日亚（Germa-niaMagna），大概拥有五〇〇，〇〇〇平方基罗米突。若各个民族的平均人口算为一〇〇，〇〇〇人，那么大日耳马尼亚的总人口，当上五百万。这就一个野蛮的民族集团言，已要算是大的数 目，虽然比之今日的状态 ——一平方基罗米突住十人，或一地理学上的平方哩住五五〇 ——仍然是非常之小的。惟这个数目并未包括当时生存的日耳曼人全部在内。我们知道沿客尔巴阡（Carpathian）山脉以至多脑河一带所住的哥德种之日耳曼民族 ——巴斯泰尔尼（ Bastarnians），倍基尼安（Peukinians）及其他 ——的人数是非常之多，因之普林尼（Pliny）就说他们是日耳曼人的第五种主要种族。远在纪元前一八〇年，他们是马其顿王百尔修（Perseus）①的佣兵，当奥古斯都（Augustus）的初年，他们仍进军至亚得里雅那堡（Adrianople）附近。假定他们不过是一百万人，那么在第一世纪开始时日耳曼人之概数，至少也当有六百万人。
  在日耳曼定住之后，人口数当必以加速度而增多。上述产业的进步即足为充分的证明。在什列斯感沼地所发现的物件，由一起发现的罗马货币来判断，是属于第三世纪的。所以在那时候，金属及纺织产业已在巴尔的海有很良好的发达，与罗马帝国繁盛的交通已在进行，而富有阶级之某种奢侈品的享乐也已开始 ——这种，都表示人口的增加。但同时日耳曼人侵入罗马的战争，已在莱因河全线，罗马的边墙及多脑河，从北海以迄黑海之一带发动。这又足为愈益增多而向外压迫的人口之证据。在这个延长至三年的战争期间，哥德民族之全部主要种族，除出斯干狄那维亚的哥德人及勃艮第安人以外，皆向东南部进军，形成为大攻击线的左翼。在上多脑河的高地日耳曼人（Herminonians）向中央进攻，现在称为法兰克人（Franks）的在莱因河地方的易斯卡伏尼安人（Iskaevanions）则向右翼进击。不列颠（Brittany）之 征服，终归于印格伏尼安人（Ingaevonians）之手。至第五世纪之终，无力无气援助的罗马帝国遂为日耳曼人所攻入。
  在前面数章中，我们是站在古代希腊及罗马文明的摇篮边。如今我们却正站在它的墓旁了。地中海沿岸各国受罗马世界权力之支配者已有数百年之久。希腊语既无抵抗的能力，其它一切国语也就被腐化的拉丁语所压服。在那里什么民族的差别已不复存在，高卢人、伊伯利安人（Lberians）、力究利安人（Ligulians）、诺立克人（Noricans）都没有，他们都已变成罗马人了。罗马的政治及罗马的法律，到处解除了古血族团体，因之破碎了地方的及国民的自治之最后的遗物。新生的罗马文化对于此种丧失不曾有过什么补充，因为它并不表显任何国民性，它只是表显国民性之缺乏。构成新国民的要求，到处存在。各州的拉丁方言愈加分化。但以前曾使意大利、高卢、西班牙、阿非利加为独立领土的自然的境界，依然保存，而且依然使它们自己感到。只是把此等要素联成新的国民之力量，尚没有一处存在。发达力抵抗力之痕迹，也一点都没有，至于创造力自更绝无了。那样广大领土中的庞大人类，所借以共同约束的只有一种纽带，就是罗马国家。但是这个国家其时已经成为它的臣民之最恶的敌人与压迫者。各属领已把罗马破坏了。罗马固已成为与其他一样的一个地方的都市，特权虽有，只是已不复是统治的，已不复是世界帝国的中心，已不复是皇帝及副皇帝的住所 ——他们是住在君士旦丁①、特拉扶（Traves）及米兰（Milan）。罗马国家已成为一架异常复杂的机械，专用为榨取臣民的膏血。地方税、国税及各种赋役愈压迫人民陷于穷困之底。因总督、收税吏 及兵士的勒索威逼，竟使这种压迫到了难堪的地步。这便是罗马之世界支配的结果。这一国家的生存权是建于对内维持秩序，对外反抗野蛮人的基础之上。然而这个秩序却比最坏的无秩序还更恶，那为国家自称要抵抗以保护人民的野蛮人，却被人民高呼为救主。
  社会状态也同样是绝望的。当共和制之最后数年间，罗马的统治者业已发明无顾惜地榨取被征服诸属领之方法。帝政没有取消这种榨取，反而把它规定。帝国愈趋于衰微，租税及赋役愈加增高，官吏的掠夺中饱愈加不堪。商业与工业从未成为支配的罗马人之注重点。只有在高利上，他们要比以前的及以后的别国民要优秀。由商业所创设以维持者，已被官吏的剥削所破灭。只有在东方，在帝国的希腊部分，尚留有一点商业，但这是在我们研究范围之外的。一般的穷乏，交通、手工业技术之退步，都市的灭亡，人口的减少，农业之复归于较低的阶段 ——那是罗马的世界支配之终局。
  但在整个旧世界为最卓著的生产部门之农业，如今再获得未曾有的重要。在意大利，那从共和制末期以来差不多包括全领土的大地主制（Latifundiae）①已用两种方法来利用：或者当作牧场，那里只有牛羊而无人民，用几个奴隶就可胜任看守之事；或者当作田庄，那里用大群的奴隶从事大规模的园圃耕作，半供所有者的奢侈享用，半为向市场出售。大牧场一直保存，而且有几处还有扩充。惟田庄及园圃耕作，为了所有者的穷乏及都市的灭亡已趋于衰微。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Latifundiae经济再也不能获利；然在当时，它是大农业惟一可能的形态。不过现在，小农 生产复成为唯一有利的形态。田庄依次区分为小的地面，租给缴纳一定租金的佃农，或者借给每年能得劳动生产额六分之一或仅九分之一的与其称作佃农无宁称为管理人之帕替阿里（Par-tiarli）但这些小农地，大概是分配给移民，他们是每年纳一定的款，且可与他们的农地一同出售的。这批移民虽不是奴隶，却仍非自由人；他们不能与自由人结婚，而且他们同类中的婚姻并不认为有效，仅同奴隶似的婚姻一样，当作偏房（concubinage）看待。他们实是中世纪农奴之先驱者。
  古代的奴隶制业已失去它的活力。无论在行大农业的处所，无论在都市的工场手工业，它都不曾生产任何更多的利益 ——因出售它的生产物的市场业已消灭。帝国繁荣时代之伟大生产如今虽已萎缩，而成为小农业及小手工业，但它也没有可收容多数奴隶的任何余地。只有供富人家内及奢侈用的奴隶，尚为社会所保留。但这个正趋衰减的奴隶制尚尽有力量足以使人鄙视一切生产的劳动为奴隶的工作，且降低了自由的罗马人的威严；如今人人固皆是自由的罗马人了。这样，一方成为主人重荷的过剩的奴隶之数愈减，他方移民及乞丐化的自由人（恰与在美洲各奴隶省的穷苦白人相似）就愈多。基督教对于古代奴隶制之徐徐衰灭，完全不负责任。因为它在数世纪间已参与着罗马帝国之奴隶制。它决不会阻止日后基督教徒之奴隶卖买，如在北方之日耳曼人的，在地中海之威尼思人（Venetians）的，或后世的黑人卖买。①奴隶制是死灭了，因为它已不复能有补偿。然它留下了它 的有毒的刺，即污蔑了自由人的生产劳动为微贱下劣。它引导罗马世界走入狭弄中 ——罗马人是不能由此逃避的，奴隶制在经济上为不可能，而自由人的劳动却受着道德上的侮蔑。其一已不复能存在，其它尚不能成为社会生产之基本的形态。这时候除出完全的革命以外，别无可走之路了。
  在各属领的情况，也不见得更好。我们所有关于此事最完全的报告，是由高卢来的。在那里，除移民之外，尚有自由的农民与之并存。为对于官吏，审判官及高利贷之横暴以谋自己的安全起见，他们时常求助于一个有力者之保护。而且不仅各个人如此做，即全团体也复如此，因之第四世纪的皇帝屡次发布命令以禁止此种行为。但此种保护对于移民究有什么好处呢？保护者对他们提出这样的条件：他们把土地的所有权转让给他，而他则以保证他们的终身自由享用其土地为报。——这是一个阴谋，是神圣的教会所记住，当第九世纪及第十世纪，为了上帝的更大的荣誉所大胆仿行的。然在第五世纪，即约四七五年时，马塞（Mar-seilles）的主教塞尔维亚奴（Salvianus）①尚怒斥此种的窃盗，且说罗马的官吏及大地主之压迫如此已甚，故有许多“罗马人”已逃至为野蛮人所占领的地域，再也没有受罗马人支配的那样厉害的恐怖了。同时父母们常把自己的子女卖为奴隶之事，可由禁止此种行为所发布的法律以证明。
  日耳曼的野蛮人因有使罗马人从他们本国解放出来之功，遂占有他们全体土地的三分之二，自行分配，作为报酬。这个分配是依氏族制度而行的。因胜利者的人数比较的少，故大部分的 土地依然未被分配，为民族，部落或氏族所占有。各氏族用抽签的方法，将耕地与草地分给各个家属。至于那时候的分配是否反复举行，我们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这种办法在罗马诸属领是不允即废止的，各人所分得的地变为可以出售的私有财产，即所谓自由保有不动产（allodium）。森林及草地依然未经分配，而为共同的利用。这一利用及所分得土地的耕种方法，由惯习及全体的决议以规定。氏族在它的村落内愈久住，日耳曼人与罗马人的事情愈融洽的话，亲族关系的性质就愈消失，而地域的约束便愈巩固。氏族在马可共同体中虽然消灭，但它的成员仍然表显出亲族关系的痕迹来。那在马可共同体仍旧保存的各国 ——北部法兰西，英吉利，德意志，及斯干狄那维亚 ——氏族制度逐渐没入于地域制度之中，且因以获得适应一个国家的能力。惟这种地域制度保留了为全氏族制度特色的原始民主主义的性质，故即在后来受强制而颓废的时候，还得维持氏族制度的片断。这就是留一件武器在被压迫者的手中，即至现在还可供他们随时使用。
  这样在氏族内血统的约束之忽然丧失，当作征服的结果，自必引起部落及全民族的氏族制度机关之颓废。我们知道对于被征服的人民之支配是不和氏族制度相一致的。这里我们就有机会可以大规模地观察。做罗马各属领之主人的日耳曼民族，自须把他们所征服者加以组织。但是他们既不能把罗马人当作团体收容到他们的氏族中，也不能用氏族机关去统治。于是在大部分尚保存的罗马地方行政团体之上，不能不设置一个可以代氏族机关之代替物，而这一代替物必须是另一个国家才可。因此氏族制度的机关不得不变为国家的机关，且在形势紧急之际，它就很迅速地成功了。现在征服民族之最初代表人是军事领袖。
  为对内对外确保被征服领土起见，有增大他的权力之必要。由军政转入王政的时机由此到临。而且这个改变竟实现了。
  试举法兰克王国为例。胜利的萨利安人（Salians）不仅占有了广大的罗马国有地，且也占有了未被分配给大小马可共同体的全部大土地，特别是全部大森林地。如今已成为真正君主的法兰克王所行之第一件事，便在转化国民的财产为王家的财产，从民众方面盗来以之赠与或借给他的随兵。本来为他个人的战时从者及下级的军队指挥官之随兵，因有懂得书法，受过教育，熟悉罗马的语言法律以及拉丁的文学而见重于王之罗马人即罗马化的高卢人，其数为之大增。但奴隶，农奴及被解放的奴隶也成为他的廷臣。从这些人中间，他选出自己的宠爱者。最初，他们获得公有地的赠与，后来这种利益大抵在王的生存中被授与。这样新贵族之基础是靠牺牲了民众以造成的。
  但不仅如此而已。领土大扩张的帝国是不能由旧的氏族制以统治的。首要协议会，即令没有长期消灭，但也已不能召集会议。所以不久它就为王的供奉员所替代，旧的民会之外貌虽依然存在，但也变成军队的下级指挥官及新兴的贵族之会议。
  恰如以前在共和制末期的罗马农民然，如今构成法兰克民族大众的自由的土地所有者，也因为永远的内乱与征服的战争而趋于疲惫与贫乏了。他们那些曾形成为全部军队而在法兰克王国之征服以后又成为核心的人，当第九世纪之初，已经陷于这样穷困的地步，所以连从五人中选出一个兵士以作战，也几乎不能办到。以前由王直接召集的自由农民的军队，今则以由新兴贵族的仆役所组成的军队代之。在这些仆役之中，还有那些隶属民，即只认有王不认有主人甚至在更早的时期连王都不认的农民之后裔。在卡尔大帝（Charlemagne）①后继者的治下，法兰克的农民阶级之零落，因国内战争，王权的衰弱，以及相应于此的贵族的跋扈而益加甚。这些贵族因由卡尔大帝任命为郡②的长，而身分益高，他们且谋获得这一官职的世袭，最后更因诺曼人（Normans）之侵入，遂完成了农民阶级的解体。卡尔大帝死后之五十年，法兰克王国毫无抵抗地伏在诺曼人的脚下，正和四百年前罗马帝国之伏在法兰克人脚下一样。
  不仅外部的无力差不多相同，即内部的社会秩序或者宁是社会的无秩序也几乎相同。法兰克王国的自由农民，觉得他们自己是处于和他们的先驱者即罗马的移民相类似的状态。他们被战争和掠夺以至零落，只好求保护于贵族及教会，因为王权已经过于衰微，再也不能保护他们了。但为获得保护计，他们必须付高的代价。与以前的高里亚（Gallic）农民一样，他们须将土地所有权让给他们的保护人，转向他们用种种的形态，当作承租人收回土地，但往常总只是用劳役及纳税以取回的。一经陷于这样的隶属的形态，他们就逐渐丧失他们个人的自由。在数世代之后，他们大都已变成农奴。至于自由农民之没落是如何的快，可由当时在巴黎附近，如今在巴黎之中的SaintGenrmainDesPres③修道院之土地纪录证之。在修道院附近，广大的所有地上，有七八八户的人，差不多全是取日耳曼名字的法兰西人，在卡尔大帝时代尚生存的，其中有二〇八〇户是移民，有三五户是半自由农奴（lites），有二二〇户是奴隶，只有八户是自由所有者。以前由 萨尔维亚奴宣告为非神的行为，即保护人要求把土地所有权让于他们而给以前所有人以终身利用土地之权的习惯，如今已由教会在对付农民时一般地实行了。现在已渐趋流行的强迫劳动，是依照罗马的安泽力亚（Angariae）即为国家的强制服役，又按照日耳曼马可团员为修桥造路及其他共同目的的工作之服役，而保持那种原型的。这样看来，在种种外观上，住民的大众在四百年之后，已到达同一的旧目标了。
  然而那不过证明如下的二点：第一，在趋于没落的罗马帝国内社会的分化及财产的分配，是完全适应于当时农业及产业上的阶段，因之是不容避免的；第二，这一生产阶段当以后的四百年间，在本质上未见向上，也未见衰落，从而以同一的必然性，产生出同一的财产分配与同一的人民阶级。在罗马帝国之最后数百年间，都市对于地方所有的支配权业已消失，到了日耳曼人统治之最初数百年间尚未见恢复。这是以低级的农业与产业之发达阶段为前提的。此种一般的形态必然的产生支配的大地主与隶属的小农民。要使用奴隶劳动的罗马latifundian经济，或用强迫劳动的新的大规模生产，和这种样的社会相接近，其为如何不可能，可由卡尔大帝之大规模的然而差不多不留痕迹在后的有名的皇室庄园之实验以作证明。这种实验仅由修道院以继续，所以反对修道院发生利益。但修道院是以独身生活为基础的变态的社会团体。他们虽能做例外的事情，然正因此故只好一切止于例外。
  然在这四百年间，也当有些进步。纵令我们在临了所发现的主要阶级是与在当初的一样，但构成这种种阶级的人间固已有改变。古代的奴隶制已归消灭；轻视劳动为奴隶之乞食化的自由人也已绝迹。在罗马的移民与新的隶属民之间，有了自由的法兰克农民存在。那趋于灭亡的罗马民族之“无用的记忆与枉然的抗争”已死亡而葬没了。第九世纪之社会阶级，是形成于新文明之阵痛中，却不在于没落道上的文明之颓废中。新的种族，无论是主人，是仆从，比之罗马的先驱者，则皆是男子的种族。为在古代世界终于非没落不可的那有权力的领主与服役的农民之关系，在法兰克人方面，却是新的发达径路的出发点。还有，在这四百年间虽似怎样的不生产，可是他们曾留下一件大的生产物——即近代的国民性，为下一期历史的西欧罗巴人类之改造及分化。日耳曼人在实际上确已给欧罗巴以新的生气。所以日耳曼时代国家之解体，并不以如诺斯萨拉森（Norse-Saracene）人之屈服而终，却以王家受惠者的财产之继续增进及对封建制之继续降服（commendatio），而且在不及二百年之后虽有十字军的大流血也不受到何种损害的那样人口之大增加而终。
  然日耳曼人用以灌输新生命给趋于死灭的欧罗巴之神秘的魔术是什么呢？是不是有如我们主张侵略外交的历史家所描写，为日耳曼民族固有的魔力呢？决不是。自然，日耳曼人是天资优秀的雅利安支族，尤其在当时，是正在有力发达的过程中。但他们所用以使欧罗巴返老还童者，并不是他们特别的国民性，而只是他们的野蛮性，他们的氏族制度。
  他们的个人的效能与勇气，他们的爱好自由，以及他们的视一切公共事务为自己事务的民主主义的本能，总之为罗马人所已消灭但只有靠它才能从罗马人世界的泥泞中，形成新的国家又生长新的国民性之一切此等性质—
  它们除出是上期野蛮人的特征，氏族制度的果实以外，又将成什么呢？
  倘使他们改造了一夫一妻制的古代形态，缓和了在家族中男子的支配，且给女子以比古代世界所普知道的更高的地位时，那么若不是他们的野蛮，他们的氏族制度，从母权制时代继续存在的继承制，又将有什么东西能使他们这样做呢？
  倘使他们能至少在三个最重要的国家 ——德意志，北部法兰西及英吉利 ——把纯粹氏族制度的痕迹，即马可共同体，安然地移于封建国家，且因此能给被压迫的阶级即农民，以地方的团结及抵抗的手段，即使是在最苛刻的中世农奴制之下 ——这种抵抗手段是古代的奴隶和近代的普罗列塔利亚，皆未曾把持到的——要是也不是他们的野蛮，他们的全然按照氏族定居的野蛮样式，又将归功于什么呢？
  最后，倘使他们能把在故国所奉行的，又在罗马帝国也逐渐代奴隶制而兴起的那种温和的服役形态发达起来，又普遍地介绍过来时，——若不由再是他们的野蛮，使他们得不至于成为既不如古代劳动奴隶形态，也不如东方家内奴隶形态之完全奴隶制，又将何由而致呢？
  这种较温和的服役形态，有如傅立叶所最先说明，是给被压迫者以当作阶级而渐次解放的手段的（fournitauxcultivateursdesmoyensd'affranchissementcollectifetprogressif）；所以为比不经过渡阶段而个人得直接解放的奴隶制更优越的状态。古代并不知道用反叛以废止奴隶制，但中世纪的农奴却逐渐实现当作阶级之他们的解放。
  日耳曼人所用以扶植罗马人社会的每种生命力与生产力，莫不归于野蛮。实际上，得以苏生那呻吟于垂毙的文明之世界者，仅只有野蛮人为有这能力。而日耳曼在移民之前所谋到达的野蛮上期，恰正好预备他们做这个工作。所以这一件事就可说明一切。
  第九章野蛮与文明
  我们已经从希腊人罗马人及日耳曼人三种具体的实例中，见到氏族制度之解体；现在在结论中，就要来研究一般的经济状态，那是当野蛮上期因颠覆了社会的氏族组织而开始，又当文明初启时把它完全除去以告终的。马克思的《资本论》便将与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同为完成这件工作所必要。
  在蒙昧中期所发生，在其上期更发展的氏族制度，就我们的资料所得判断的限度内，是在野蛮下期达到了它的全盛时代。于是我们的研究也就从这一阶段开始。
  从我们的标准实例，即当时的美洲红色人中，我们见有完全发达的氏族制度。一个部落已区别为好几个氏族，大体则分为二。因人口的增加，这个原始的氏族复分裂为许多的女儿氏族，且使母氏族成为大氏族。部落自身分成许多部落，在每个部落中，我们又遇见许多旧氏族的代表。在某几种例子上，有联盟以结合近亲的部落。这一单纯的组织，是能完全使它所由发生的社会状态满足的。它不是别的，只是这种状态所固有的自然发生的集团罢了，而且它对于在这个社会组织的内部所发生的困难，大有缓和的可能。对于外部的纠纷则由战争来解决。这一种的战争只能以部落的灭绝而告终，却绝不能以它的征服而告终。这是不容有支配与隶属存在的氏族制度之伟大点，而同时也是制限点。对内，权利与义务间的差别尚未发生。是否他有权利参加公务，实行复仇或要求赔偿之问题，在印第安人看来，将与他是否有吃饭、睡觉、打猎的义务这一问题，同样的荒谬。氏族或部落分成为各种不同的阶级之事实也不容发生。这就引导我们来研究这种状态之经济的基础。
  人口在数量上是极稀薄，它仅在部落的领土上密集以居。在领土的周围，是范围广大的猎地。再有中立的森林作为和他部落的分界线。分业是很自然发生的。它仅在两性间而存在。男子外出作战、打猎、捕鱼、制备食料及此等事业所需的工具。女子管理家事，预备衣食，以及烹调、纺织、缝纫。两性各为自己活动领域上的主人 ——男子在森林，女子在家内。两性又各占有自己所制造及使用的工具 ——男子是武器，渔猎用具的所有者；女子是家庭货物及器具的所有者。家属是共产主义的，包括数个，而且常是许多的家族①。凡由共同所产生及使用的东西都视作共有财产：家屋，庭园，长舟。在这里，也只有在这里，我们才见有“自己辛勤得来的财产”，即为法学家及经济学家所假称为文明社会所有，而为近代资本主义的财产所由倚恃为合法之最后欺人的口实。
  但人类并不是到处止于这个阶段的。在亚洲，他们发现可以驯养又可以繁殖的动物。野生的雌的水牛虽不须猎得；但被驯养的牝牛每半年可生一头小牛，并得经常供给牛乳。有几种最进步的部落 ——雅利安人（Aryans），塞姆人（Semites），恐怕还有条耳民族（Turanians）——最初专以家畜的驯养，后来则以家畜的繁殖与饲育为他们主要的劳动部门。牧人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分化出来，实为最初的社会劳动之大分业。这种牧人部落不特比其余的野蛮人产生更多的食物种类，也且产生不同的生产门类。 他们之所以优于他人，不仅因为他们占有多量的牛乳，乳制食物及更丰富的肉，也且因他们有兽皮、羊毛、山羊毛，及由继续增多的原料以致普遍应用的纺织物。从此，有规则的交换才开始可能。在以前的阶段中，交换仅能偶然举行，而在武器及工具之制造上的特殊的才能或许已经引起了一时的分业。举例来说，新石器时代的石器工场之无疑的遗迹，已在许多处所发现。在那种工场中发展他们才能的技术家，恐怕是和印第安氏族制度中的技术家一样，为全体以工作的。总之无论如何，当那个阶段，除出在部落内部的交换以外，是不能有他种交换的，而且便是那部落内的交换还是一种例外。但从牧人部落分化以后，我们见有种种条件是倾向于在异部落的集团间之交换，且倾向于使这种卖买方法更发展而成为固定的制度。本来，部落与部落间的交换是要经过部落长之手的。但到了畜群归于各个人私有，于是个人间的交换愈加流行，直至成为确定的形态。牧人部落在交换上所给于邻人的主要商品是用家畜的形态的。因之家畜遂成为用以评价其他一切商品以便交换的得意商品。要之，家畜在这个阶段中，是带有货币的功用，且已尽了货币的使命。以这种样的必然性与急速，便在商品交换的发端期，发达了对于货币商品之要求。
  大概为野蛮下期的亚细亚人所未知道的庭园耕作，在虽迟也不出中期的时候，已当作田野耕作的先驱而发生了。条尔民族高地的气候，若不预备好供长而严寒的冬期用之食粮贮藏，是不许有游牧生活的。因此牧畜栽培与谷物耕种就成为不可少的条件。这就黑海以北的草原而言，也复相同。为家畜用之谷物一经生长，立刻便变了人类的食物。耕地虽尚属于部落且最初指定为氏族所有，但后来由氏族把它分配给家属，最后更给了个人；然他们仅能使用，却不许占有。使用人或者有某程度的土地所有权虽未可，但不能比这更多。
  在这个阶段的产业获得物之中，有二种是特别重要的。第一种是织机；第二种是矿石的熔解与金属在制造上的利用。铜、锡及用两者合成的青铜，算是他们中之最重要者。青铜供造工具及武器之用，但不能替代石器。只有铁可以替代，但铁的生产物尚未被知道。金与银是已用为装饰，且一定比之铜与青铜要贵重得多。
  在一切部门 ——牧畜、农业、家内的手工业 ——的生产之增进，足使人类劳动力生产比维持生活所必需的更多之物。同时它更增大氏族家，或单一家族的每个成员所负担之每日劳动量。新的劳动力之参加，是所欢迎的事情。它由战争而得供给 ——把俘虏转变为奴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下，社会劳动之最初的大分业，是因劳动生产性之增进，富之加多，又因生产活动领域之扩大，必然地要引起奴隶制的。从社会劳动之最初的大分业，发生了社会之最初的大分裂，即主人与奴隶、榨取者与被榨取者之二阶级。
  至于怎样又在何时把属于部落或氏族共同所有之畜群转化为各个家族长的私产，我们尚不得而知。但它之在这个阶级，已经实际完成，是无疑的。如今畜群及其余的新财富，引起了在家族中的革命。获得谋生的手段，常是男子的事情，生产的工具是由他所制造，也即为他所占有。畜群是新的生产工具，它们的驯养与繁殖便是他的工作。因此家畜与交换的商品与奴隶，皆属他之所有。如今由生产所得的一切盈余就落在男子手中。女子虽得一起享受，但不得要求占有。“粗野”的战士与猎人以在家内占第二位，让女子居上席为满足。惟“较温和的”牧人，恃有自己的财富，僭居首位，而强迫女子退居第二位。她也竟得不到时机以申诉不平。在家内劳动的分业，已规定了夫妻间财产之分配。这一种的分工就继续着依旧不变。只因如今在家族外的分工已经改动，所以从来的家内关系为之颠倒。与以前同一的原因，即保证女子在家内的支配权的 ——限制女子专做家内的劳动 ——现在却保证了男子在家内的支配权。因女子的家内劳动比起男子谋生的工作来，实属不关重要。后者是一切，而前者是一不足取的附属品。在这个古的时代，我们已能看出女子的解放以及她们对男子的同等，只要在女子不得参加社会的生产劳动而受制于家内劳动的限度以内，终是不可能而且永久如此的。女子的解放，要到女子得以大范围地参加社会的生产事业，而家内劳动仅在不重要的程度内要求她们担任的时候，才有实现的可能。这一种的情境，是由近代的大工业所引致的，近代的大工业不仅容许女子得自由参加生产事业，而且实际上正有要求于她们，此外更企图将家内劳动也转化为公的产业。
  男子到了握有在家内的实际支配权，是对于他的普遍支配权的最后障碍物也被除去的征兆。这种无限制的支配，因母权制之颠覆，父权制之发生，对偶婚之徐徐过渡于一夫一妻制，益得重视与永久化。它对旧的氏族制度就给与一个打击。因一夫一妻制成为一种势力，且对抗氏族加以威胁之故。
  其次一步导我们到了野蛮的上期，即为一切文化民族在此通过它们的全盛时代的。这是铁剑的时代，但也是铁犁与铁斧的时代。铁已成为人类的仆役。这是在历史上尽过革命任务的一切原料中最后而且最重要者。——假使我们把马铃薯除外，是最后的。
  铁产生了大规模的田野耕作，开垦了广大的森林地域。它供给手工业者以这样坚牢而锐利的工具，就没有任何的石，任何别的知名的金属能与之相抗。这些都是逐渐形成的。最初的铁常比青铜还要柔软。所以石器是很慢很慢才消灭的。不仅在《喜尔得布篮之歌》（HildebrandSong）里，又在一〇六六年的哈斯丁斯（Hastings）一役①中，尚见有石斧用以战斗，但进步终是不可抗拒，差不多没有间断，只是更急速地进行。用石造的城壁及塔楼以围绕石造或砖造的家屋之都市，成为部落或部落联盟之中心地。这很可以表示建筑术已有惊人的进步，然也足见危险的加多与要求防卫的急切。财富固增进得很快，但那是各个人的私财。织业、金属工以及其他愈益分化的手工业，使生产上的样式与精巧愈益发展。农耕除供给谷物，豆类及果实以外，还供给那制法如今已经学得的油及葡萄酒。象这一种多样的活动，已非复任何个人所得完成的了。于是劳动之第二种大分业就发生 ——手工业从农业分离出来。正在生长的生产强度与增大了的生产性提高了人类劳动力之价值。在前一阶段尚在发生中又不过散在各地的奴隶制，如今已成为社会组织之基本部分。奴隶们已不复仅居于辅助的地位。他们如今已被大批的驱到田野中工场中去劳动。生产分为农业与手工业之二大部门，同时就成立了为交换的生产，即商品生产。商业也在这个时候发生，不仅行于部落的内部及境界上，也且有越海而行者。然此等一切尚都属极未发达的状态。贵金属虽已被重视，当作一般的货币商品，但依然未经铸造，且视现实的重量以行交换的。
  其时在自由人与奴隶之外，又加上富者与贫者的区别。这个与新的分业都构成为社会之新的阶级分裂。各个家族长所有财 产数量之差别，陆续地破坏了旧的共产主义的家属，只要在它们迄今犹在保存的地方。而为全团体所行之共同耕作也告终结。耕地分配给各个家族使用，当初是定期的，后来却变为永久的让与。到完全私有财产的过渡，是徐徐地且与由对偶婚到一夫一妻制之过渡并行地所完成。一夫一妻家族开始成为社会之经济单位。
  人口增多之后，遂有为对付内敌与外敌大家结成更密切的关系之必要。于是近亲部落之联盟就成为不容避免的事情。不久，它们的合并，乃至各别的部落领土之向一个民族全领土之合并，就跟着发生。军事的领袖 ——rex，fasileus，thiudans——成为不可缺少的常设的官职。民会发生在尚未存在过的处所。军长、协议会及民会形成为即由氏族制度中所产生的军事民主主义的诸机关。军事民主主义 ——因现在战争及为战争的组织，是社会生活之正规的职能。邻人的财富挑拨了那开始视获得财富为他们生活目的之一的民族的贪心。他们是野蛮人：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从事生产劳动为更容易且更荣耀。以前仅仅为对于侵略的报复或为扩大太狭小的领土的手段之战争，如今只为了掠夺而行，且成为正常的事业。高峻的城墙气势森严地围绕着新设有堡垒的都市，这样子并不是无谓的：广开着大口的壕表明是氏族制度的坟墓，而尖塔则耸立在文明之空。至于内部的事情也受了同样的变革。掠夺战争增大了最高军长及下级指挥官的权力。由同一家族选出后继者的习惯，逐渐转变为世袭的制度；这种世袭，最初是由于默许，其次由于要求，最后便由于篡夺。因此世袭的王位与世袭的贵族之基础为之安定。氏族制度的机关，也这样渐从民族、部落、大氏族及氏族中绝了根源，全氏族制度适变为相反对之物。为事务的自由处理而设立之部落组织，转成为邻人的掠夺与压迫之组织。氏族的机关也由民意的工具而变为压迫自己民众的独立机关。但这种事情，如果对于富的欲望未曾把氏族员分成富者与贫者；如果“同一氏族内的财产差别未曾把利害的一致转化为氏族员的敌对”（马克思）；又如果奴隶制的推广，未曾因视谋生的行为为奴隶的工作且更比掠夺为可耻，那么是断不会发生的。
  现在我们到了文明的入口。这一阶段是由分业上的一种新的进步所开始。在野蛮的下期，人类单为了自己的使用而生产；有时虽也有交换，但都是个别的性质，当有盈余出现时才行的。至野蛮中期，我们见到家畜的占有，对于蓄有大畜群的游牧民族已供给正常的盈余。同时在游牧民族及没有畜群的后进民族之间有了分业。还有并存的两种不同的生产阶段准备了为正常的交换所必需之条件。至野蛮上期，有了农业与手工业间的分业，从而发生了专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之继续增量的生产，以至各个人间的交换成为社会生活所必要之机能。文明使一切已确立的分业加强而增剧，尤其是更激成了都市与农村的对立。这里或者有如古代，都市握有对农村的经济支配，或者反之，有如中世纪，农村握有对都市的经济支配。于此尚有第三种分业因文明而添加：即创出了一个阶级，它并不参加生产事业，惟专从事于生产物的交换 ——商人。以前一切阶级形成的发端，是专与生产有关系的。它们把生产者分为管理者与实行者，或者分成大规模的或小规模的生产者。然至此开始出现一个阶级，即丝毫不参与生产事业，而夺得一般的生产管理，且使生产者隶属于它的支配。这一个阶级成为两个生产者间不可缺少的中间人，且向两方面实行榨取，其口实则在为他们省去交换的困难与危险，为扩张他们生产物的市场到远离的地域，因而自己成为社会上最有用的阶级；这一个阶级是由寄生物，纯粹之社会的寄生动物所成的，它从国内及国外的生产吸取精华（cream），算为非常不重要的服役之报酬；它积聚了莫大的财富，攫得了相应的社会的势力；它又为了这一理由，博取了在文明全期间中日新的荣誉与生产上更大的支配，终于发现了他们自己独特的生产物 ——周期的产业恐慌。
  在此刻讨论中的生产阶段里，我们的年轻的商人阶级确尚未有对于那横在他们前途的伟大希望之预感。但他们只是继续去组织，使自己贵重得非凡，这样在当时固已仅充分了。同时金属货币已经使用，借此又发生了支配生产者及其生产物之新手段。那秘藏一切其他商品于其神秘怀中的商品之商品，即得被任意转化为一切所爱好的或可欲的事物之魔术，已被发现。据有它的人就掌握了生产的世界。但是谁比其他一切人多占有呢？是商人。在他的手中，货币崇拜是安全的。他专心于使一切商品，又从而使一切生产者必要拜跪于货币之前的这一事实，明白易晓。他由实际证明在这个富的具体化之前，一切其他形态的财产都不过是它的假象而已。货币的力量，要能表显像在它青年时代那样的原始的粗野与强暴，再也没有了。在为货币而出卖商品之后，继起的是金钱贷借，其结果遂为利息与高利。而且后世的任何立法，要像古代希腊及罗马的法典那样无慈悲地掷债务者于投机的债权者之脚下，是没有的 ——这两种法典都是除经济压迫外别无其他压迫，当作习惯法而自然产生的。
  商品及奴隶之富如今因土地大占有之富而益加增多。各个人对于以前由氏族或部落让渡给他们的土地之所有权，因为已经确定，故这些土地如今即为他们所占有且得世袭。最近他们所最希望获得的，是从氏族共同体所有对他们的土地之要求中解放出来，因为这种要求业已成为他们真实的束缚。他们果得从这个束缚中解放出来，——但是不久也就从他们的土地所有权中解放出来了。完全的自由的土地所有权之含义，不仅有无限制地占有的可能性，也且有出售它的可能性。在土地属于氏族所有的限度内，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但当新的土地所有者从氏族与部落之优先的财产之束缚中摆脱出来时，他连以前久远地把他与土地结成不可离之关系的约束也破坏了。这件事所含有的意义，由和土地之私有财产同时发明的货币使他有所感知。土地如今可以成为被买取与出售的商品。当土地的私有财产尚未实现时，抵当是已发生的了（见雅典）。如杂婚制与卖淫之紧跟于一夫一妻制之踵，自后抵当也紧跟着土地的私有。你们固已渴望自由的完全的可以出卖的土地，那么正好，在那里你们有了 ——tu l' -asvoulu，GeorgesDandin；——这是你们自己的愿望，乔治 ·洞当！
  这样，产业的推广，货币、高利、私有土地及抵当，同着财富之积聚及集中于少数人阶级之手，一起进步，而大众的愈趋穷乏，贫民的愈加增多，也跟着发生。新的资产贵族，在和旧的部落贵族并不合致的度限内，遂永远迫后者退到后方（在雅典，在罗马，在日耳曼人中）。而这种视他们的财富把自由人分成阶级的现象，特别在希腊，就伴着发生奴隶数量之大增加①，这种奴隶们的强制劳动遂成为全部上层建筑所建立的基 础。
  现在让我们来看在这个社会变革之下，氏族制度变成功什么东西。氏族制度对于不靠它的助力而已经勃兴的新要素，是没有力量地站着。氏族制度存在的条件是靠氏族或部落的成员在同一领土内居住且成为它的独占的住民。但那在许久之前就不如此了。氏族及部落到处被无望地混淆，奴隶、保护民及外国人杂居在市民间。在约当野蛮中期之终才获得的定住，因由于商业的指挥，职业的变化与土地的转移而有改动住所之必要，不断地时被破坏。氏族团体的成员再也不能为处理公共的事务而集会。只有如宗教的祭礼那种不重要的事项，尚在虚应故事地举行。在氏族团体原有顾虑的责任与能力之需要及利害之外，又有与之并行的新的需要及利害从生存条件的变革及为其结果的社会分类的变化中发生。这种种新的需要及利害不特对于旧的氏族秩序无关系，而且在各方面还与之冲突。由分业所发生的手工业者的利害与农村对立的都市之特殊需要，皆要求新的机关。但此等集团之各个都由种种不同的氏族、大氏族及部落的人民所组成；他们甚至包括外国人在内。故新的机关必然地要在氏族制度之外以形成。但与氏族制度并行的意味实为反对氏族制度。而且在各个氏族团体中，发生利害的冲突。这种冲突，更因在同一氏族及部落中，把富者与贫者，高利贷与债务者结合在一起，而达于顶点。还有，与氏族共同体无关系的新的住民大众出现。这些异族人有如在罗马，可以变成极有势力，且因人数过多，不能为氏族及部落所逐渐吸收。氏族对于这些大众，当作有特权的各个人之坚固团体而对立。本来曾为自然发生的民主主义，已转变为讨厌的贵族主义。最后，氏族制度从不曾知有何等内部的冲突之社会里发生，且仅对于这种样的社会才适应。它除舆论以外，不具有强制的力量。但如今有一个社会已经发展，这个社会靠它的经济的生活条件把人类分成自由人与奴隶，榨取的富者与被榨取的贫者。这个社会不仅绝不能调解此种冲突，反而更激成他们达于顶点。像这样的社会是只能由一切阶级相互间的不断的公开斗争，或者在那藉口于站在相斗争的阶级之上，阻止他们公开的冲突，又仅容许在经济领域上，用所谓“合法的”形态，以从事阶级斗争的第三种权力的支配下面，可以存在。氏族制度已终止了生命。它为分业及为其结果的社会之阶级分裂所摧残。它由国家取而代之。
  在以上几章中，我们已用三种具体的实例，表示了在氏族制度的废墟上建立国家之三种主要的形态。其中雅典代表最单纯的、古典的形态 ——在这里，国家是直接地又主要地由在氏族社会内部发展的阶级对立中发生的。在罗马，氏族制度在许多站在外部只有义务而无权利的平民之中，成为排他的贵族主义。平民之胜利虽爆破了旧的氏族秩序，且在它的废墟之上建设国家，但不久氏族的贵族与平民都在国家之中融化以尽。最后，在征服罗马帝国的日耳曼人中，国家是当作非氏族制度所能支配的直接由大的外国领土之征服的结果所发生。但是这一征服，并不一定要和旧住民发生严厉的战争，或者更引起进步的分业。因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经济的发达阶段差不多是相同，从而社会之经济的基础可以依旧不变。氏族制度也由此得以在数百年间，用马可共同体的形态，保存一种不改变的领土的特性，且甚至得在后世的贵族及patrician（Dithmasia）①中的，把自己复兴起来。
  这样看来，可见国家决不是由外部强制社会的一种权力；同样，它也不像黑智尔（Hegel）②所主张，是“伦理的观念之现实性”，“理性之影像及现实性”。它不过是在某一进化阶段中的社会之生产物，它是这个社会已经无望地分裂以对抗自身，已经把自身陷于不能和解的矛盾中又无力量以消除矛盾的自白。为要使此等矛盾，此等有相对抗的经济利害之各阶级不于无益的斗争中绝灭自己及社会，故有一种权力成为必要，即在外观上立于社会之上，具有镇压冲突及维持“秩序”之功用的。而这个从社会中生长，但假装居于社会之上位且愈趋于远离社会的权力，便是国家。
  国家和氏族制度区别的所在，第一是在它由领土以区分国民。因为我们已经见到，团结氏族团体的血族关系之旧带，为了它们是依靠如今不复成为事实的条件即全体氏族须住在一定领土之上，故已变成没有效力。领土虽还是一样，但人类已有变动。故由领土的区分就被选为出发之点，使市民不必顾虑氏族及部落之为何，只要在他们住定的处所，实践他们的权利与义务。这个按照地域的住民之组织，是一切国家共通的特色。现在在我们看来，好像是自然的。但我们已经知道在雅典及罗马，在它的替代由血族关系的旧组织之前，是需要如何长久且激烈的斗争了。
  第二个特点，是国家创设公的强制权力，它和旧式自己组织 的武装的住民已不复合致。这个特殊的强制权力，因人民之自己组织的武装自从社会分裂为阶级以来已变为不可能，故殊属必要。奴隶也属于社会。比之三六五，〇〇〇人的奴隶，这九〇，〇〇〇人的雅典市民不过成为一种特权阶级。雅典民主主义的国民军，是一种贵族的公的权利，用以压迫奴隶的。但如前所述，为维持市民间的秩序计，警察也成为必要。这种公的权力，在一切国家中皆存在。它不仅由武装的人间以成，还具有为氏族社会所不知道的附属物，有如监狱及惩治场等。它在阶级对立尚未发达的社会中，及在隔离的领土中，有如在美国的某种地方曾经有过的，或许是极其微弱，几乎是有若无的状态。但在阶级对立更趋激烈，近邻的国家更增大而且人口更增多的地方，它也以同一的比率强大起来。要举显著的实例莫如近代的欧罗巴，在那里阶级斗争及征服战争已把公的权力孕育长大，至足以吞灭全社会及国家本身之程度。
  为维持这个公的权力，就有国民负担的必要 ——租税。这在氏族社会中，是绝对不知道的。但在今日我们十分明白。因文明更有进步，这种租税不复能应付公的支出。因此国家要有预算，募借款即公债。老欧罗巴就能说明这些情节。
  官吏掌握着公的权力及征税的权力，如今便当作国家的机关，高居于社会之上。以前所给与氏族制度各机关之自由的志愿的尊敬，即令他们可以获得，也不复能使他们满足。为与社会远离的权力之代表人的他们，便必须厉行那种足以使他们变为特殊地神圣而且不可侵犯的特别法，以取得尊敬。文明国家的最低级的警官，具有比氏族社会的全部机关联合起来还要大的“权威”。但文明时代最有势力的王侯及最伟大的政治家或将军，也许要艳羡那最微弱的氏族长所独得之自发的无可争的尊敬。其一定于社会之中，其他却被迫得占居一个在社会之外又在其上的地位。
  国家是起于抑压阶级对抗的欲望。但又因为是从此等对抗之中所兴起者，所以它通常终是最强有力的在经济上能支配的阶级之国家。这一阶级靠它的经济上的优越，也就成为政治上的支配阶级，且因此获得抑压并榨取被压迫大众之新手段。故古代的国家，是以压制奴隶为目的之奴隶所有者的国家。封建国家是为压迫农奴及隶属农民之贵族的机关。而近代代议制的国家是资本家榨取工银劳动之工具。然在某时期，例外的事情，如相斗争的阶级互保均衡，使国家权力当作外观上的调停者而一时获得某程度的独立性，也是有的。十七世纪及十八世纪的绝对王权，就居于这样的地位，使互相对抗的贵族与市民阶级暂保平衡。第一及第二法兰西帝国的波那帕脱主义（Bonapartism）①也是如此，那时是普罗列搭利亚特与布尔乔亚泛竞争，又布尔乔亚泛与普罗列搭利亚特竞争。支配者及被支配者同等地表演把戏的此种最近的杰作，为俾士麦克式（Bismarckian）国民的新德意志帝国，在那里资本家与劳动者得相互平衡，又为了堕落的普鲁士田舍贵族（cabbagejunkers）的利益而同样受骗。
  在大部分历史的国家中，国民所得的权利是按照他们的财产以区别的。由此即可直接证明国家乃是为保护所有者阶级以对抗非所有阶级之组织。雅典人及罗马人之按所得分类是证明这个。中世纪的封建国家，政治的权力视现实的所有地之量以 定，也是证明这个。近代代议制国家之制限选举，又是证明这个。但这种财富差别之政治的承认，决不是本质的。反之，它却表示国家发达的低级阶段。最高的国家形态，即民主主义共和国，公然不知有所谓财产差别。这种的国家形态，在近代的社会关系之下，愈益成为不可避的必要物。在普罗列搭利亚特与布尔乔亚泛间的最后的决战，只有在这种国家形态之下才能实现。在这种样的国家中，财富之运用它的权力，是间接的，但是更稳定的。它的方式有二：或照着美国之古典的模型，用直接的官僚之腐化形态，或者用政府与银行联盟之形态。而后者当公债增多，当公司不仅把运输手段又把生产自身都集中于它们的手中，又利用股票交易所为一中心点的时候，尤为容易完成。美国和最近的法兰西共和国，都是显著的例子，而良善的老瑞士也在这一方面表演了它的任务。然股票交易所与政府间的这种联盟并不以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为必要，这除英吉利可为证明以外，又在新德意志帝国也可证明，因在德国采用了普通选举法，究竟俾士麦与布拉罗道（Bleichroedor）①两人，谁得更多的票，还是疑问。而最后有产阶级却直接由普通选举法以支配。因只要在被压迫阶级，在这里是普罗列搭利亚特，尚未成熟到可以作他们的经济解放的限度以内，他们的大多数人终是要把现存的社会秩序视为唯一可能的秩序，且形成为资本家阶级的尾巴，与最左翼。但普罗列搭利亚特向着自己解放之路愈成熟，他们也就愈构成为独立的阶级，且选出不是资本家的而是他们自己的代表。普通选举法即是劳动者阶级成熟之测度器。它在今日的国家中，不得有，也决不会是在此以上的。但仅此也尽算充分。到了普通选举法的寒暑表表 示劳动者阶级间的沸点时，他们以及资本家自会知道做些什么。
  故国家并不是从永昔就存在的。没有国家，对于任何国家或公的权力也无所知的社会，曾经有过。在因社会分成阶级所必然引致的经济发生上的某一阶段里，国家才成为这种分裂所不容免的结果。我们如今是正在以急速的步调，行近生产发达上的一
  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中，阶级之存在不仅已成为不必要，且变了生产之积极的束缚。是以此等阶级自将同以前之不可避免地兴起一样，而不可避地归于消灭。国家也必跟了它们不可避地归于消灭。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结合为基础以改组生产事业的社会，将把国家的全机构 ——那时它将归属的 ——与纺车及青铜之斧相并，移入到古物博物馆去。
  这样，所谓文明也者，据以上的记载，乃是分业，由此发生的个人间的交换，及连结它们的商品生产，在此达到它们最高度的发达且变革以前全社会的一个社会之阶段。
  一切以前社会阶段的生产，在本质上是共同的，而消费也在多少共产主义的小团体中由生产品的直接分配以进行。这种共同的生产虽只限于最狭小的范围以内。但它却含有由生产者支配生产过程及生产物的意味。他们知道，他们的生产物变为什么。在未被他们消费之前，终是不离他们之手的。只要生产是在这个基础上运行，它便不能超出生产者的支配以外，也不能创成任何反抗他们的不思议的怪物似的权力。然在文明时代，这乃是不可避的通例。
  在这样单纯的生产过程之中，分业渐渐伸入。它颠覆了生产及消费的共有，它把各个人之生产物占有作为通行的规则，且由此产出私人间的交换，其情形有如以前所述。徐徐地，商品生产成为支配的形态。
  这种为了交换不为自己消费的生产，必然地要把生产物从这人到那人地移转过去。生产者在交换中让渡了他的生产物。他不复知道这生产物变为什么。到了货币及当作生产者间之中人一经出现，交换过程变为益形复杂。生产物的运命变为益不明了。商人的数量甚多，他们中的一人并不知道别人在做什么。如今生产物不单从手到手地转移，也已从市场到市场地转移。生产者固丧失了在他们生活范围中的全生产之支配，但商人却尚未获得这一支配。故生产物与生产都只好委之于偶然。
  但偶然不过是关联的一极而已，其他一极则称为必然。在那偶然似乎也有支配权的自然界中，我们已于许久以前论证过在一切方面规定偶然之径路的内的必然性与合法性。但通用于自然的，也通用于社会。凡在一种社会的活动或许多社会的现象力量过强不能由人类支配之时，在它们超出了人类的掌握中有若一任偶然支配之时，那么这种过程所特有的而且内在的法则，就要用基本的必然性来形成偶然的径路。这种样的法则也支配商品生产及商品交换之变迁。对于各个生产者及交换者，这些法则可以说是外来的常不能知道的，其性质须待苦心研究解明的力量。商品生产之这种种经济法则是随这个生产形态的发达阶段之差别而变化的。但一般地说来，文明的全时代是受这种法则的支配。故到了今日，生产物支配着生产者。到了今日，社会的全生产不由于统一的计划而由于盲目的法则以统制，这种盲目的法则是以本源的（elementary）强力支配，且于周期的商业恐慌之暴风雨中找出它们终局的出路的。
  我们已经见到在很早的生产发达阶段中，人类劳动力就能生产比维持生产者生活所需要多出异常之生产物。我们也已看出这个阶段在大体上是和分业及个人间交换的开始相一致的。然距此不久的时候，人类自身也得为商品。且由于把人转化为奴隶，人类劳动力也得被交换被利用的这个大真理，就被发现。差不多人类间的交换一经开始，他们的自身也己被交换。不管人们要不要它，主动的财产固已变成受动的债务了。
  在文明期达到它的最高度发达的奴隶制，把社会分成榨取及被榨取阶级的最初大分裂发生出来。这个分裂在全文明期间一直继续。奴隶制是为古代世界所特有的最初的榨取形态。以后跟着发生中世纪的封建制与近世的工资劳动制。这些便是隶属之三大形态，足为文明三大时代之特色。或者公开的或者如近代之假装的奴隶制度，便是它们的不变的特质。
  为文明所由开始的商品生产之阶段，在经济上是由以下四项的发生以作标征：（一）金属货币，从而货币资本，利息及高利贷；（二）当作生产者间中人的商人；（三）私有财产及抵当；（四）当作支配的生产形态之奴隶劳动。与文明相适应又成为它的显著的惯习之家族形态，是一夫一妻制，是男子对女子的优越，及当作社会之经济单位的单一家族。文明社会的总体是国家，而这种国家在所有典型的时期中，皆是支配阶级的国家，而且在一切时期中还是主要地为统治被压迫被榨取阶级之机关。此外尚有可为文明的特征者，一方面是由固定了当作社会分业基础之都市与农村间永远的对立；他方面是由发生了使财产所有者在死后尚得处分他的财产之遗言制。这种制度是直接给古氏族制度以打击，且在希腊梭伦时代以前所未曾知道的。在罗马，它的实施虽甚早，但我们不知是在何时。①在日耳曼，是由僧侣输入这一制度，以便使正直的日耳曼人得毫无妨碍地收他的财产遗赠于教会。
  用这种基本的制度，文明已完成了为古氏族社会无论如何所不能及的事物。但是这种的利用，是靠人类最下劣的情欲及本能之活动，且由牺牲了其他一切禀赋以发达它们而后完成的。卑鄙的贪欲是从第一日以至今日的文明之主动的精神；第一是财富，第二是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而是弱小的各个人的财富，是文明的唯一而终局的目标。即使科学之向上的进步以及时时反复的艺术之黄金期会落到文明的膝下，那也不过为了没有它们则现代财富之最高利益将不能获得罢了。文明的基础在于一阶级之为他阶级所榨取，故它的全部发达是在不断的矛盾中进行着。生产之一切进步，即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条件之退步。一阶级的一切利益，必然地是他阶级的害恶，一阶级的一切解放即为他阶级的新的压迫。供给它的最显著的实例者，是由于机械的应用，其结果已为今日所熟知。在野蛮人间，如我们所见，几乎是没有权利与义务之差别的；但文明却使这两者间的差别变成非常显明，无论如何愚蠢的人都不难知道。因为
  ①作者注：“拉萨尔的《既得权之制度》(Lassal e ,System of Acquired Rights ) ,在其第二部，大概是论证这一个命题的，即说罗马的遗言制是与罗马自身一样的古，在罗马历史中，决不曾有过‘无遗言制的时代’。照他的说法，遗言制倒是在罗马以前的时代由死者崇拜以起源的。当作顽固的旧黑智尔主义者的拉萨尔，不由罗马人之社会的关系，而由意志之‘思辨的概念’以演绎罗马法律之条文，且由此以达到这种完全非历史的结论。我们对于那一本书，即基于同一思辨的概念，说出在罗马的继承制中，财产之转移纯是附属的结果之结论的，自也不足为奇，拉萨尔不仅相信罗马的，特别是在初期的法学家之幻想，且还追过了他们。”
  现在对于一阶级差不多给以一切的权利，而对于别一阶级却差不多课以一切的义务。
  但这样的事并不是可以容认的。即凡对支配阶级为善的事情，主张对全社会也为善 ——支配阶级视全社会与他们自身为一体。故文明愈增进，那么由此所必然造成的害恶要愈掩饰着仁爱的外套，愈要辩解它们或者否认它们，终之要产生一种因袭的伪善，以达到如下的主张：被压迫阶级之榨取是由榨取阶级专为了被榨取阶级的利益以行使的。如果后者不惟不认可它，甚至变成叛逆，那么这不过是对于恩人即榨取者之最恶毒的忘恩罢了。①
  而现在在结论中，让我附说摩尔根对文明的批判（《古代社会》五二页）：自从文明开始以来，财产之增加如此广大，它的形态如此复杂，它的应用如此扩充，而它的管理为了所有者的利益又如此巧妙，故它对于民众已成为难以支御的权力。人类的精神在它自身的创造物之前，迷罔地站着。然一个时代终要来临，那时人类的理智将起而支配财产，且规定国家与国家所保护的财产之关系，以及所有者之义务与权利的限界。社会的利害绝对地居于个人的利害之上位，而且两者必须引入于公正而调和的关系。如果同在过去时代一样，进步依然
  ①作者注：“我最初本打算把散见于傅立叶著作中有光辉的对文明之批判，与摩尔根及我自己的意见并载。不幸我不能有这个时间。现在我只想说明几句，即傅立叶已认一夫一妻制及土地的私有为文明的主要特征，又称呼文明是富人对贫人之战争。我们还看出他有这样的深沉的观察，即各个人的家族（lesfamillesincoherentes）是一切不完全的因利害相反而分裂的社会之经济单位。 ”
  当为未来的法则的话，那么单单财富的追求并不是人类最后的运命。从文明发端以来所过去的时间，不过是人类生活过去持续期间之一断片；且也是未来当到临的年代之一断片。社会之解体可有终止那以财产为唯一最后目标的历史进路之希望，因这种样的进路含有自己破坏的要素之故。政治上的民主主义，社会上的友爱，权利义务的平等，以及义务教育，即为经验、理智及知识所不断地倾向着的下一较高阶段的社会之前兆。它将是古氏族的自由平等及友爱在一个较高形态的复活。
  〔附〕陶希圣序①
  约六十年以前，欧洲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多以为人类是上帝创造的，世界上有多数的民族，是由于人类史大灾异发生以后分散到各地。文化落后的民族是由创造的原状退化下来的。这叫做退化说。约在前五十年之间，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始普通承认社会进化说。但是有卓识的学者在七十年前已经建立进化论。Goldenweiser说道：“依卢弗觉爱教授所指示，康德在他的几个观念上是一个进化论者。黑格儿的辩证的三分法包括简赅的进化论。黑格儿的潜势的进化论，还有待于其门徒之一人 ——马克斯，以“物”的观念转换黑格儿精神的观念哲学，遂奠定历史的唯物论之基础。”21)
  ( Early Civilization , P . 马克斯发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在一八五九年；达尔 文同年也发表了他的《物种由来》。《政治经济学批判》序文中，已决定唯物史观的结论。至于民族学家社会学家的进化论著作，一八六一年有巴学芬的《母权论》；一八八六年有麦克列兰的《古代史研究》；一八七〇年有卢抱克的《文明的起源》，一八七一年莫尔干发表了《血族及婚姻制度》，一八七七年又发表了《古代社会》。《古代社会》是依人类所使用的工具，分人类文化为若干阶段，来说明社会进化的最初的巨著。而一八八四年，恩格尔依马克斯的遗志，根据《古代社会》一书，并参以希腊及罗马与日耳曼民族的历史，发表了《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
  这本书的重要，是在以历史的唯物论来叙述民族学家所发见的材料。这本书的价值，是在民族学家所发见的事实能作历史的唯物论的证明。
  五十年来，莫尔干《古代社会》的论断，支配着民族学与社会学。七十年来，马克斯的唯物史观及经济学说支配着社会思想。作两家巨著的联锁之本书，无论如何有介绍给读者的必要。
  在介绍本书时，有应当说到的是，莫尔干的《古代社会》在近来是民族学家社会学家批评之矢所集中。恩格尔的这本书也是马克斯主义文献中最受批评的一种。五十年来民族学人类学考古学的发现，足资以推翻《古代社会》的假想与论断者，不一而足。由乱交说以至于文化阶段论，在今日都有反证及反对的理论。今日的民族学家社会学家没有不从批评或确认古代社会着手的，而今日的社会思想家也莫不从批评或确认马克斯的唯物史观与经济学说着手。本书所以受批评最多，便由于此。
  如上所说，本书是民族学开山巨著与历史唯物论交流之产
  物。我们介绍本书因此也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在使读者得知历史唯物论的具体论据。第二在引起读者对民族学研究的端绪和兴趣。
  陶希圣
  一九二九，六，十四
  上海
  青年期的心理与教育①
  译序
  关于本书的来历，已由原著者荷尔②博士在序言中说明白了，我可以不再多言。我在这里所想说的，只是就本书的价值一方面。
  史坦利·荷尔博士本是美国心理学界的泰斗。不讲别的，只讲他所主持的克拉克大学，那便是个以造就许多专攻心理学的学者出名的：从博士门下出来担任美国诸大学的心理学教授的多至一百数十人，就不难了解博士在心理学界之如何有权威了。
  他的大著《青年期》，更是青年心理学上惟一有权威的著作；象在这两大卷中所包含的周到的议论和赅博的学识，是没有一个读者不为之叹服的。只因该书的内容太丰富了，资料太浩瀚了，要精读领悟，殊非易事；加以价格也颇不廉（美金十元，约合国币二十余元），故推行范围自也不免狭小。幸而著者容友人们的恳请，将该书节要拔萃，另成一册现所翻译的《青年期的心理与教育》（按：原名 Youth :its Education , Regimen and Hygiene ,直译起来，当为《青年：它的教育、营养及卫生》）。本书固然也可以看做《青年期》的缩本；但实际上，它却是把荷尔的那样丰富的心理学及教育学之知识蒸滤过来，而撷取精粹的要领的。还有，书名虽然题为《青年》，而对于儿童研究上也是颇多贡献的。所以本书在青年教育上及儿童教育上，实可说是供给了许多参考资料。
  惟因原书的文字颇多晦涩，又因为是大册子的节约，时不免有难于索解之处；所以在翻译时，着实感到不少的困难。虽经和日文译本（和田琳熊译）相参照，仍然觉得未尽满意；再因篇幅关系，特就原书举例太多之处、文章重复之处或议论枝叶之处，略有删节。这些都是该向读者声明，并请指正的。
  一九二九年八月
  译者
  原序
  自我于一九〇四年出版大册子的《青年期》(Adolesconce)以来，时有人来请求我将该书中关于实际的方面，尤其是关于教育的方面之结论，加以精选摘要，用最低的价格印行，以便供一般做父母的、教师的以及读书界、师范学校及大学学生们的应用。这个，我终算已得出版家的协作及英的安纳波里市的视学垦达尔（C.N.Kendall）的多大的帮忙，从事试做了。是书大体，悉依原文；不过为使论旨新颖起见，曾应必要有过小小的修改与增补，更加上新的一章讲道德的及宗教的教育。这一章原非《青年期》中所有，而是就别处印行的一篇论文加以订正而成。凡欲知道我在本书中所述教育意见之所由来者，自必须参阅我的《青年期》。克拉克大学的斯密司博士（TheodoteL.Smith）替我查核一切参考书，校正稿样，并帮助我修改小的处所，我当向他致谢。
  第一章少年期（先青年期）
  绪论：自八岁至十二岁时期的特征 —重演人类原始发达的阶段之时代 —接近自然的生活 —这个时代也是适于训练，形成习惯，记忆及第二萌芽的时代 —少年期为青年期之准备时代，然而大有区别。
  约自八岁至十二岁的这几年间，是人间生涯中独特无伦的时代。这时候，齿的旺生时期正在过去；脑髓之大与重量，殆与大人相等；健康差不多是在最良好的状态：活动要比在前的或在后的任何时代都要旺盛而且复杂；更具有特别的忍耐力、活气及抵抗疲劳之力。儿童自于家庭的范围以外，发展自己的生命；要像这时候般的不受大人的影响而一任自然的嗜好“以生活”之时期是再也没有的了。知觉力（perception）非常锐敏，对于危险及诱惑之感受性极少。而理性，真的道德心、宗教心、同情、爱情及美的享乐等，都是十分幼稚的。
  要之，从各方面看来，这个时期正可代表人类远古祖先的成熟期 ——人类之有此种成熟期的时代，是非常长久，非常迟滞的；即和当初我们年轻的祖先（大概身体是很小的），要脱离两亲以趋于独立的状态有些相似。从人类进化的历史来说，在少年期（先青年期 pre-adolescence）所发达的遗传的性质，要比后年才发达的心身上的遗传的特质古老得多。后者恰如以前者为基础的新的上层建筑物；因之前者实比后者为更稳定更强固。自然，在少年期所构成的人格之要素还是稀少；但是，这些要素却好好地组成在简单而有效的素地上。凡由我们远祖所遗传的此等特质，寓有伟大的动力；我们常可把此等特质和后来发现的遗传的特质显然区别。所以在一种新的意义上，儿童乃是成人之父；即因儿童所有的性质，“在人类进化的历史上”，是非常古旧，远在更显著的人类属性出现以前，即具固定的形态以存在了。当儿童六岁前后，即呈现二三点远古时代的特质之微光；这事却使我们可以推知：好像在健康犹未稳定的幼儿期中，它已表现了远古时代的青春期的特征。我更有理由可以作这样的结论：不管性的机能如何有力，但因它的成熟期非常不定，竟可和其他许多在平常有密切关系的各性质不相关联，所在古代虽作为性的成熟之结果以表现的，今则大都在个人生活上，反先于性的成熟以表现。
  卢梭（Rousseau）主张，儿童在十二岁以前，可以完全放任，但凭遗传的冲动，让野蛮性赤裸裸地发挥无遗。在生物学的心理学上也有许多有力的理由，可以确认这种见解，只要能与以适当的环境。儿童对于野蛮的事是异常爱好的。所以倘若容许他们在山野中掠夺、渔猎、争斗、遨游、嬉戏，尽量地逞其种种本能，又让他们生活于在今日社会中到底像是无望的境遇之下，那么他们恐怕可以被造就为比现在第一流学校所能培植的更富人间性、更要大度一点的人。像今日的情形，精神的根本机官受着压迫、错乱或者妨害，到了日后，自将发生可怖的结果；但若反之，把他们放在上述的境地，那么时期一到，此等根本机官自要充分发达，并依从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的所谓“清净”（catharsis）之原则，精神渐被洁净，至成长之后，可不再染有野蛮的性质。而对于这个“清净”一词，我要比亚里士多德在他那时代所能见到的有较广大的意义。
  这些天生的多少带着野蛮性的本能，在相当范围之内，自可以让其自由活动，也且有其必要。原来，这种种原始的经验与行动，是人类的祖先迫于“生存的”必要所习得者。所以各个少年对于这些的热望，不当轻轻看过；而当用种种方法，如从文学、历史及传说中，将古昔英雄的单纯的道德的事迹讲给他们听，至少也应有几分可以满足。这样地做，又加上儿童的活泼的想像力，他就得仿佛在眼前见到过去的光景似的，而使在内的各种倾向随着年龄以发展，既自然而又充分。此等本能，比起远祖的盛大丰富的生活来，虽只不过止于反响；但惟此等反响，正是防止到处遍在的所谓早熟这种危险的唯一守护神之微语。所以，充分地活动儿童的本能，不惟得免损失之危险，还可利用高等遗传之结果以增进精神之发达；此等高等遗传之结果，实是地球上最贵重又最有力的东西。即在我们的犹如温室的都会生活中，什么事情都有早熟的倾向，因之对于都会的儿童必须教以自然。惟在教自然时，却不可采用更远离自然生活的方法；而当不绝地鼓励儿童们到田野、森林、丘陵、海滨，或者有水流、有花开、有鸟兽居的处所去游玩。这些处所，原是野性未驯服时期的儿童们的本家，只可惜：现在的社会并不曾向他们供给这类场所。静坐读书，是不适合少年“脾胃”的；因为他们的心身都渴望更活泼的具体的生活，又要求能直接的观察自然与人间。因之，当此时期，或在家庭，或在外界，用这些极自然的（非正式的）方法，供给儿童们以故事与自然的两种资料，实为教育的本义。
  然在现在，文明非常复杂，我们不得不学习种种的知识与技艺，这件事情又要强使儿童远离自然。儿童一至八岁，便被送到光线不足、通气不良、温度不适的小学校里。其后必须隔绝自然，做个“读书人”。又要坐在不合卫生的板凳上，只许运用舌头和手指的小筋肉，而让其他几占体重之半的大筋肉归于衰废。他更须屈从于严密的训练，过和大人一样的规律的生活；问其理由，则说儿童不只是自然的产物，还是要发达而成为高等人类的候补者。在儿童一方面，对于大部分的此种影响，从开始就不发生什么内心的反应。因为如洞察力、理解力、兴味、情操等等，今不过仅仅萌芽；而大部分应属于成熟的成年时代的，尚未发达。故从教师方面认为最聪慧的要求，在儿童方面看来，只是多少外铄的专横的他律的假装的场面。因此，儿童即有服从命令的事情，大都也并不是真心服从，而是被强制服从，有时且不免积极地抵抗、顽强地敌对。
  然而少年的感觉是锐敏的、活泼的；对于刺激的反应是强固的、敏捷的；记忆是迅速、确实而又持久的；关于空间、时间及物理的因果律之观念，与关于道德上、社会上正当不正当之观念，也在急速地发展。像这个时期那样适于接受训练陶冶，适于构成习惯，适于顺应新境遇的时代，是再也不会有的。这正是“适于”外部的机械的训练之时代。读书、写字、绘画、手工、外国语及其发音、算术、几何以及各种技巧之进步，皆以此时为它们的黄金时代；设若不于此时发达这些能力，后来即想发达，也恐“事倍功半”。为训练这些能力，从身体的健康上或感官、智力、道德心上看来，或许有点不便。因之，做教师的，应该讲究教授的技术，要不失时机而又深刻、迅速，尽可能地减少儿童的劳苦，尽可能地减少说明与人为的方法，却要诱起自然的趣味，使能“视药物为果点“。这与其说是正当意义的教授，无宁说是练习、谆嘱与组织。其方法应该是机械的、反复的、权威的、独断的。少年的自动能力的旺盛，现正达于顶点，他们能比今日在腐朽状态的教育学所知道或梦想的做得更多些、更容易些。在这点上，我们可以从中世纪的甚至古代的教育者获得一点教训。即当教授这些根本上是形式的、在儿童看来又是乏味的学课时，只能采用古人所试行的办法，即缩短授业时间，尽力与以深刻的印象。只取强制的或奖励的态度；而不要一任儿童的兴味与理性，或不待教师的督促也会独自用功。这些方法和上段所述，更多含教育意味的要素，是显然各别的。即上述的教育的要素，能适于儿童的本性，为儿童所极欢喜，兴味可多，内容又丰富，加以一日的时间表、方法、精神以及周遭的事情、教师的人格，都有比较地可以通融的便利。这两种要素之不同，在一年的某节季上，差不多有如工作与游戏之差别，更有如严厉成性的将军与亲切有味的妇人之差别。
  青年期是新生命之开始，因从这时候起，有更高等、更完全的人性产生出来。这时期所开始表现的心身之特质，“在进化的历史上”，是比较更新颖的。儿童反映远古的时代；青年则遗传比较新的祖先之特质。从而在青年身上，那些后获的人类的经验渐占势力。这时期的发达是急激的、突飞的，暗示我们以人类祖先进至某个进化阶段时的风云时代。身长、体重与筋力之年年增加率，都非常加速，有时为从前的二倍，甚或更多。新的重要机能，现在也表现了。身体各部分及各器官生长之比例，也与从前不同，某部分是永久生长，而某部分仅为一时生长。有的到老年期依然生长，而有的不久即行萎缩。从前所用关于身体各部容积之度量，今已废止；以前所见到的调和，今已破坏。在身体上或精神上之个性的差异，如今益形显著。有发达极迟或极慢，长保儿童状态的生活者；有骤然突进，早早成熟者。骨与筋肉为青年身体诸器官中之最占优势者，但它们好像在互相竞争：骨胜则身体软弱，筋肉胜则身体紧张。自然为帮助青年将来得过奋斗的生活，特赋与以所有的能力 ——敏捷的行动与肩、腕、背、脚、颚等之力；又强大头盖、胸部、臀部等；并使男子备有适于进攻的体格，使女子具有适于为母的结构。
  第二章总论筋肉及运动
  筋肉是意志、品性，甚至思想的器官 —筋肉的德性 —大筋及小筋 —精神的及直立姿势的发达 —小筋是思想的器官 —今日的学校过于使用小筋 —舞蹈病 —儿童的自发运动之特多—自发活动之纷繁 —身体的平衡，统制及冲动 —笔与舌的逞威 —静坐的学校生活与自由的户外活动 —近来儿童的，尤其是女孩的筋肉之衰败 —青春期运动习惯之可塑性。
  普通壮年男子的筋肉，其重量约占全身的百分之四十三。壮年男子的全身活动能力之大部分，为筋肉所消耗。据最近的估计，竟多至五分之一。主宰随意筋运动的神经中枢，据有大脑中精神地带（psychiczones）之大半，故随意筋的发达，正是构成大脑的基础。在一种意义上，随意筋是消化的器官；它似在这个职能上是占非常重要的地位的。筋肉又和意志有最密切的关系，在特种意义上，还是意志的器官。造成全世界的一切道路、城市及机械，著作一切书籍，讲谈一切言语，以至一切凡为人类用物质所完成的，没有一样不靠筋肉之力。倘若筋肉不充分发达，或者变成弛缓软弱，那么在良好的意欲和它们的实现之间，势必发生很远的距离。品性，在某种意义上，似可称为运动习惯的结晶（Plexus）。马太 ·亚诺尔特（MatthewArnold）①说，人类生活的 四分之三是行为；索本华（Schopenhauer）①说，人类有三分之一是智力，其余三分之二全是意志；劳勃生（F·W·Robertson）说人的本质由他的行动如何以定；换句话说，人是他的运动之总计；摩咨力（Maudsley）②说，品性只不过是筋肉的习惯；“教育家的林布兰”（RembrandtalsErzieher）的匿名著者说，如今艺术的时代正在慢慢地代科学的时代以兴，迟早艺术家终要把大学教授们驱逐以尽；伯伦智理（Blunts.Chli）③说历史是显然有意的运动；另有人说所谓势力或能力之概念，只有靠我们自己之筋肉的努力才能成就；又有人说，人类的思想是由多少和它发生关系的筋肉而变化的。 ——以上种种说法都表示，以前西塞禄（Ci-cero）④的“生活是思想”之概念，如今已变为“生活是意志”之概念；且得由此使我们明白，筋肉的发达与摄养之如何重要。
  近代心理学就这样地承认筋肉为一切向外的精神活动之表现器官。除出筋肉的一切可证明的功能以外，我们知道每一种精神状态之变动，能于不知不觉之中及影响于筋肉的紧张程度；因之筋肉不单是意志的器官，也正是思想及感情的器官。现在有些人甚至由此相信，康德之所谓 “物自身”即世界的本体，简直就是筋肉，而筋肉就是力之人间化的。不特此而已，连所谓信仰的根柢，也受着习惯的规定，即筋肉的规定；思想则是受压迫的行动；而圆满发达的人的言语，是行为却不是议论。运动中枢与精神中 枢具有密切的关系，两者有大部分是占同一的地位的；在今日所能证明的限度内，实以筋肉的发达为最能促进脑髓的发达。习惯、模仿、服从、品性、甚至礼仪风俗，莫不以筋肉为根据。所以对于少年，运动的教育最为重要；幸而现在的社会也渐能予以承认。就全体讲，凡忽视运动方面的教育，都是不完全的。熟练、忍耐与坚持，差不多可以称为筋肉的美德；反之，疲劳、怠惰、率性、退屈、不镇静、缺少统制与平衡，都成为筋肉的缺点。
  我们如要理解，在为青年期特征的运动机能上所起的重大变化，必须离开了运动机能的数量方面来观察。在研究一切筋肉的构造与机能的正常发达上最好的方法，当莫如由根本的筋肉开始，然后及于附随的筋肉。所谓根本的筋肉及机能，是指躯干、大关节、颈部、背、腰、肩、膝、肘等的筋肉及其运动而言；有时称之为中枢筋肉及中枢机能；在大体上，又是人和其他高等的伟大的动物相共通的。这根本筋肉，即大筋之活动，种类甚少，其大部分差不多是四时活动的；其活动的方法，像步行时的两足一样，是交代的、律动的（alternatingandrhythmic）。在“不学无术 ”的劳动者及妇人中，大筋特别发达；在白痴中也往往如此。
  附随筋即小筋之运动，是指手、舌、颜、发音器官等的运动而言。这些运动互相结合，以构成多种运动的一大连锁；例如在写字、谈话、弹琴等时所使用的就是。这时候所活动的筋肉，是许多的附随筋即小筋，其功能的发达都比大筋要迟，从进化的见地上言，是在较高的地位。做此等微妙运动的小筋，大致和精神活动有联络，且受精神活动的变化而不绝地改变其紧张的程度；但这种变化，不一定是引起实际运动的。
  在小学儿童中间，特别当他们感情激昂或者疲劳的时候，有不禁颤动手足或发生颜面痉挛者，这就是此等易起障碍的小筋出了“毛病”所致。当全身麻痹的时候，最先出“毛病”的也是小筋，使高等的运动归于停顿；即全身麻痹发现的第一种征兆，为舌或手，或者双方都不能做精确致密的运动。要之，先从进化最高级的开始衰弱，等到病势加剧，濒于死境时，许多的根本筋肉即大筋也终止活动。
  最足以表示大筋与小筋活动之差别者，莫如动物的前肢与人类的手之比较。动物的前肢之最幼稚者，为鳍、桡足（paddle）或有蹄的脚，其功用专在搬运身体。稍进而至有爪的肉食动物之中，有为撕物握物而使用前肢，为掘地而使用后肢的。再进而至树栖动物之中，似已把前肢的先端发展为如猿之手，用于前肢及其附属物即指之形状及机能上发生了一种革命。猿猴类及其他爬树的动物，不仅需要把他们的前肢能适应树枝间的脱离和树枝的粗大，更为采取、搬运及吃果实起见，必须能多少自由地运用前肢；大概人类之由四足兽的状态进化而取直立的姿势，这当是个主要的原因。假使人类没有这种样的手，怕到底不能获得有如今日的知识呢。“当我们想用运动的形态来研究人类和下等动物之差异时，我们发见其差异之大，直和两者在精神上之差异不相上下。”这是柏克（Burk）说的话。但实在猿猴类和人类在智力上之差异，也正和两者在运动上之差异，其程度极相近似。
  人类的婴儿之逐渐发育以至终于直立的顺序，是很珍奇地复演上述动物进化之长历史的。即起初婴儿的四肢，差不多并不用以移动身体；只不过附着躯干的大筋和移动大关节的大筋，多少做些痉挛的运动而已。其次开始匍匐运动，但使用的只有臀部肌肉，从膝下的筋肉全和指的筋肉一样，皆无用处。再其次，腿和脚渐渐退化，专管身体的移动，拇趾也渐渐减少其活动；反之，拇趾却渐渐增加其伸缩力与抵抗力，其他手指也发达得更活动，更容易受意志的支配。其后身体到了逐渐得以直立的状态时，胸部的形状也趋于改变：以前身体前后的直径大于左右，如今则变为左右的直径大过前后了。肩胛骨已不像四足兽那样的并行，而是渐渐向外扩大，差不多成为同一的平面。人类的臂，即由此得以自由地做侧面运动；猿的臂不能回转百度以上的角度，而人类的臂却能回转至一百八十度。因之，在以两臂为半径的球形范围之内，无论任何一点，手都可以接触。
  握物之力，半为移动身体而发达。半为其他事情而发达，手与指之痉挛的盲目的自发运动，以及缓慢的律动的屈伸运动 ——这或者是树栖时代或水栖时代的遗传，也未可知 ——逐渐互相联络；左右而且同时并行的大筋之律动的运动，逐渐受着小筋运动的补助。此等小筋运动，当生长时期快要终了时，所受于环境的影响实比所受于遗传的为多。在某意义上说，所谓人类，不问其为大人或小人，都是他所做的运动或所欲做的运动的倾向之总数；而自然与本能是规定我们的根本的活动，教育是规定附随的活动的。
  整个小筋系统，就这样地在自己表现作用的发达上，具有极重要的关系。称呼这些小筋为思想的器官，也无不可。实际极微弱的心理变化，必及影响于小筋的紧张状态；例如在语调、颜面表情、笔迹及种种所谓读心术（mind—reading）——这在事实上还是读筋术（muscle-reading）——上所表现的都是。世有智力低下的劳动者，他只知道五百个字的语汇；他动一指时，其他各指也不得不跟着齐动；他不能任意地皱眉或蹙额；他的语法又非常单调；像这种种现象，都是由于细微的进化的小筋系统受了阻滞或萎衰所致。反之，在一个或全体的小筋都早熟的孩儿，他的大筋就不容易十分发达。事实上，使各小筋充分发达，乃是使致密的高等肌肉作用能充分发达的必要条件。有些青年，极为拙笨无用，这就表示小筋的发达未能适当。然在学校及幼稚园中，却未免过用那全体重量还不过二三盎斯的小筋，如叫他们动舌，运笔，做其他需要精密的工作，都属使用不当。在幼稚园时代，因为不先谋大筋与小筋的适应，而即会做十分致密的工作，固然很多危险；但即在青年期，使于长时间内做需要非常精确的工作，也足发生厌倦，招致和幼稚时代相同的危险。这种筋肉的生长程度和功能间的不调和，往往成为舞蹈病（chorea）的原因。其主要的危险是阻止小筋的发达与不能控制小筋。反之，却有许多职业及运动家，一味运用大筋而忽略小筋的。长于激烈运动的人，无疑地要迟钝他们的运动反应，不仅变为不正确，不轻巧，简直会对于微妙刺激全不发生反应；一若他们的大筋过度发达而小筋受着阻碍似的。在另一方面，则有许多青年，尤其是青年女子，对于他们的大筋，绝不运动；独对于细微的小筋，特别多用，且是过早就用。这或者是最足以表现早熟的生理特征，其结果成为神经及筋肉的过敏。青年期内筋力之伟大发达，不仅为人类繁殖所必要，也正表示元气的旺盛；但视注意如何，可以增减。所以在青年期注意筋肉的摄养与练习，实为心身发达上最最重要的一个时期。这时期的运动虽有激烈性，一时且有爆发的倾向；但这是本能的，也是需要的。正和那些可以称为将来复杂的精致的有意运动之入门的许多小的自发运动，同为本能，同属需要的一样。麦克（Mercier）和别的许多学者曾说，文明社会的学校及各种近代的生活，如需要非常熟练的职工的样子，是过度地又过早地重视那种需要精确的小筋活动。要矫正这种弊病，须奖励大筋的活动。盛行大筋运动，即在治疗小筋系统的病症上也有效果。例如当心不安定或气分紧张的时候，要回复平衡及自制力，实以运用
  大筋为最好的方法。即想治疗舞蹈病，也以加重大筋的活动为最有效。
  儿童所能做的运动之数目、次数、种类、联络以及总的运动量，都可惊奇。差不多每一种外部的刺激，他们都生反应。德雷斯娄（Dresslar）曾观察一个十三个月的幼儿凡四小时，发见在幼儿所做的运动中间，不仅有如普累埃（Preyer）①所分类之冲动的反射的本能的模仿的遏制的表现的运动，甚至有思虑的运动，对于律动大感兴味，差不多任何运动都想试做，活动力又差不多没有尽藏。著者的一位朋友，曾就四岁幼女在一天某数小时内所说的话，一一纪录；结果觉得，她是各种言语都乱讲的。某教师曾观察一个十四岁男孩在一天课业中所做的一切活动，也得着同样的结果。
  林德力（Lindley）研究儿童普通的自发运动凡八百九十七项，结局分作九十二种；其中有四十五种属于头部，有二十种属于脚及腿，有十九种属于手及指。他又按照各种运动反复的次数，排列成如下的表：指、脚、唇、舌、头、躯干、手、口、目、颚、腿、额、颜、臂、耳。其中只有最后的五种，是青年比儿童为多反复；至儿童比青年为多反复者，照顺序来说，以头、口、腿及舌为最。然著者相信，儿童自发运动之数，当比在林德力所搜集的材料中者还要多些。
  要研究自发运动，以观察学校生活，特别是低年级生的生活为最好。如下列各种自发运动，就是为一般人所熟知的：舐物、鼓舌、切齿、爬搔、敲击、扭发、嚼发、咬指甲、耸肩、皱弄、拉钮扣、扭 衣服及线、扭铅笔或拇）〔扳〕指、转头、点头或摇头、斜视或瞬〔眨〕眼、向左右摇摆身体、曲嘴或歪面、擦地板、摩两手、抚物或轻打、弹指、向前后动指、拨指发声、故作鼻音、摸面、交指、使关节作响、做指戏、咀嚼、跨大步、吸物等等。
  据斯密斯（Smith）①的统计，自发运动之数，每百人中，儿童为一百七十六，青年为一百一十之比例。前后左右地摆动身体以儿童为多，用手指游戏或拨打以青年为多。指及脚的运动，并不随年龄以衰微；而眼及额的运动，则随年龄以增加，这在注意力的发达上颇有关系。摆动身体，在女孩方面为特多；即指的自发运动也不算少。但在舌，脚及手的运动上，要让男孩居上。如果坐的时间过久或课业过难，那么自发运动就要增多；运动的性质虽因课业而有差异；但为课业而直接使用的筋肉，是没有自发运动的。自发运动到幼稚园时代逐渐增长，到小学校时代骤然减落；大概在做细巧运动的工作时，要比做粗大运动的工作时，要多有自发运动。大凡自发运动的发生，常为工作困难之一征兆。儿童在教室内所时常表现的动摇不安，是表示疲劳的一种最普通的征候。儿童的自发运动，大都起于小筋；至于大筋的自发运动（身体、腿及臂），早随年龄而归于消灭。眼、眉、颚等的自发运动，虽与年共增：但就大体讲，它们反复的次数，是跟成熟的进步而减少的。
  有时，此种自发运动常于不知不觉之中，进而成为舞蹈病的病态的自发运动；其异甚者，便为病人无目的地用手指做突刺及抽拔的运动。若在白痴，高等的活动力一经受阻，同时即有此种运动过分发达，如妄打自己的头（这仿佛和自然叫半盲人为接触 光线计，不绝地擦其两眼的情形一样；自然也叫低能儿自击其头以自己庆幸）、频频地摇动身体、伸其四肢、咬嚼东西等等，都是实例。自发运动又常会形成身体四肢之固定的姿势，而搅乱屈筋与伸筋间的均势。对于此种结果之为脑髓的习惯状态与紧张状态之符号而具有重大的意义，是为窝涅（Warner）①所曾巧妙地说明过的。
  自发运动之丰富与有力，宁是需要的事情；就连儿童们的非常的躁切不安，也是一种好的征兆。今日所常被称为神经病或舞蹈病的征候，例如当阴天或常在放假之后，儿童在学校内之心不安定：做笨拙过分的运动、烦躁苦闷、拚命努力、感情激发、疲劳、思睡等等。凡此种种，都不过是儿童在充分地发挥遗传的要素。我们也可由此见到造成智力，感情，特别是意志的天赋原料，是如何的丰富。所以在当初，身体的各部务必自由地作成多样的活动。其中有些活动，比起后来发达的意识运动来，实为增大身体上所更需要的。在这里也同在别处一样，有同一法则可以适用；即在制止力或使用力的中枢能力发达之前，先当把力自身发挥起来。一切的自发运动都应实现，以期可以预防身体之病的萎缩。又不仅此而已，对于有些儿童，还当特与刺激，使发现自发运动，使他得以经验种种的感觉。有时很注意地使于适宜的限度以内，经验饥渴的感觉、冷热的感觉、味觉、听觉、嗅觉、触觉、视觉等，也是好的；即为引起他的笑、哭等等之复杂的功能计，也不妨给他一点喜悦及苦痛。一切意识的或无意识的模仿，也足以助成感觉与运动的关系，从而使身体组织与特质世界能有直接的调和。我们若能趁适宜的时机，力谋各种自发运动的发达，当可获 得良效；假使我们能知道那种时机，自然更好。老早就由高等中枢来统制自发运动，或者把自发运动并入复杂的高等活动及习惯之中，实为阻止它们的发达，而且是极不经济的。自发运动是构成将来意志的要素。故若当自发运动顺次发达的时期中不加以无理的压迫，那么他日意志的成熟自可以更强固、更有力。
  但其次，有许多 ——虽不是大多数 ——自发运动，当它们发现之后，有一点发达的时候，就须加以制御，或者把它们组织为更高等，有时且更连续的复合体。不过，这种制御自发运动的事情，在当初，颇不容易。譬如儿童强欲静坐不动，他就会得咬住牙齿，停止呼吸，握紧拳头，或者竟用强力使每条筋肉都紧张，而疲劳也就立刻发生。此种制止自发运动的功能，恐怕不是由于特殊的神经中枢之作用。我们不能确信如海尔巴脱（Herbart）①所说的意义，是由于和“阻止作用的总和”之冲突；也不能确信如冯德（Wundt）②所说的意义，是由于某刺激给细胞以破坏的影响。从许多事实推测起来，制止作用这样东西，是以前各自孤立的各部脑髓，渐渐伸展其力，结成相互间的关系，以至发为复杂的活动，而使能力 ——不论是自发的或反射的 ——转到别方面使用之故。这些复杂的活动是更高等的作用，超乎反射运动之上，受最高中枢之影响的。这种活动一经发生，那么我们的行动已不复由许多孤立的中枢而起，此等中枢却徐徐地互相联结。其结果，使一部中枢所受的刺激可以及于脑髓全体；而且对于任何刺激都得发生任何反应。 脑髓愈是统一，那么脑髓一部分的活动所及于全部的疲劳愈可以减少。在时间上、空间上，脑髓各部分间互相一致之点愈多，那么，一群神经细胞向着那些紧张程度更少的神经细胞群发射之倾向可以愈强。倘若脑髓一部分的活动能传播其势力于全体之倾向愈强，或者其他部分对于活动部分所供给的营养愈加迅速，那么由一种活动移于别种活动时的休息可以愈少，而伴着集中与偏向的危险也可愈少。以前，对于自发运动之目的，是在使脑的各部活动；现在则在谋各部的联络，使脑的活动趋于统一。在脑髓中，有了这个组织完善的交换器（swith-board），各种反应就可不必全由各部分独有的刺激而起，却可对任何刺激而发生；从而每一种特殊性质的动作 ——例如手指的运动 ——都可以使脑髓全体感到疲劳。脑力劳动者之所以往往不仅在短时间的腕力试验上，而且还在需要持久努力的腕力试验上，能凌驾筋肉劳动者，就为了这个理由。具有好脑髓的，或者具有好机械的，他的力量就得这样地扩大到脑的皮质的大部分，又得把全力集中在皮质的一小部分上；因之，脑髓的活动偏于一方的危险也得以减少，其程度正和自我的要素由此密集在一起者恰恰相等。人类之所以能超绝于其他高等动物之上，与其说是由于构成脑髓的要素不同，实远不如说是由于此等要素间的联络来得复杂微妙。而此等力量之黄金时代，则在青年后半期。婴儿身上的许多无目的的冲动，即由这样的分解综合之作用，逐渐发达，终于成为适于现在环境的习惯与行为。
  然在第三点，这种长时期健全发达的统一作用，有时会得在中途受着障碍。如某种自发运动不接受意志的支配，而两者同归于过度的疲劳，是常有的事情。这里，我们必须对于以下的三种自发运动常为区别：（1）生长旺盛，以期将来构成意志者；（2）为了疾病或疲劳，趁意志丧失支配力时，猛烈地发现者；及（3）为了应当支配自发运动的中枢，本身发生故障，从未受过意志的支配者。在自发运动之中，有许多是可以显然作此种区别的；又，在一部分儿童之中，要比其他儿童为有更明白的区别。儿童在十二岁以前，应造成许多良好运动的习惯。如弹琴、图画、习字、外国语发音、跳舞、唱歌及其他种种技艺，凡需要精确与优美的特殊动作，须在小筋的生长尚未受阻碍，腕力尚未大发展之前，好好地着手。据罕科克（Hancock）①所记述，有某儿年虽十二三岁，却不能两腿靠紧站立，不能闭目不动，不能向后走，不能静坐半分钟，不能自己穿衣，不能将线的两端打结，不能将薄板合套，不能绕线，不能放风筝，不能用趾或踵直立，不能独脚跳，不能捶钉，不能滚铁环，不能滑冰。像这种的儿童，就是自发运动最显著的实例；否则便是生来鲁钝，不堪教育的儿童。
  自发运动的结果，有终于给儿童的语调及举动以一定的特色者，也有变成病态而致口吃者；也有表现于走路、写字、颜面痉挛及其他种种变化上者。照理，自发运动应随年龄消灭；但也有不消灭的。如年老盲人之频频歪曲、年老聋子之屡发不清澈的音节，都是实例。不仅如此，自发运动竟也会有随年龄益发变成异状，一若现出第二种人格而为独立的运动者，或者一若成为运动上的寄生物而妨碍心身能力之发展者。
  然在青春时期，筋肉的习惯是如此的富有可塑性，在运动的量与质之间，以及在意志作用与反射运动之间，又有一种新的关系；故在此时，残存的自发运动若不形成为好的习惯，那么就有构成为恶习惯之倾向。就大体来说，良好的运动形态，和技巧一 样，都是最经济的做法；不过，这个时代也正是不经济的事情独多时代，是徒然消耗精力，组成一种将来非用大力不能破坏的运动习惯之时代，又是笨拙、丑陋、不绝地浪费生活力的时代。恰像在四岁至八岁之间，有一种很大的危险，即过分使用小筋以至成为舞蹈病之原因；现在到了青春期，另有一种更大的危险，即因做过于细密的工作，特别为了忽略大筋的运动，以致引起神经过敏及可怕的早熟（这种危险，在少年期是差不多不存在的）。青年期更是一个基本筋肉即登山筋肉之时代，一方活动脚、背、肩等的大筋，他方活动心脏、肺脏、胸部等的大筋。这个时候，坐在通气不良的斗室内读书，仅仅使用笔、舌与眼就有过劳小筋的倾向。这对于都会儿童特别有害。因当未成年时代，运动力的供给与消费之关系本来极易失调，如今都会儿童又更有非常过度地使用运动力的趋势之故。这样的教育法，便不是自由的或养成能力的教育，而是制限能力、减弱能力的早熟、偏向的教育。要补救这种缺陷，也便不是人为的夸大的什么体操制度所能为力的了。
  如布赖安所说的话，可说是正当的：“据我们所知，机械的效率是看它的运动力、速度、广度及运动方向的多样，到个什么最大的限度；又看在最大限度以下的程度内，对于以上四点能正确地支配到什么程度以定的。”人的运动上的效率，也靠他在这几方面的能力以定。还有，教育小筋及巧妙地调整大筋，不仅可为身体上的训练，也且差不多能给同样的训练于精神。因为这些小筋原是思想的筋肉；它们如果充分发达，便可由于紧张状态的微微的变化，以表现每一种精神上的变化。不过脑髓本身，自比这些小筋为更直接、更密切的思想器官。
  根据这种种事实和它们的应用，我们就得进一步来考察在何种条件之下为最能发达青年筋肉的问题。可是在这里，我们不能不遇着现代最大最难的一个问题。即因近代的运动上的生活，是非常广泛而且激变，于是有几种足以威胁文明人类的大危险发生出来。这所谓运动生活的激变，固不仅指最近五六十年间劳动方式的突变，也是指构成原始人身体的大筋活动为新的产业制度骤然一扫以尽。就连为从前进步的国民于年轻时所盛行的游戏、竞技、娱乐等等，今也趋于衰落，或被变形；还有，从前所谓游戏时代，不仅包含中年期，而且也包含老年期的，现在也大为减缩。那种为我们所习见的学校里及事务所里的长坐生活，正在减少我们下肢的气力与力量。现代的产业，不复行于户外或田野之间，而是行于空气恶劣、光线暗淡的室内，早已不适于我们的健康；在产业上所需活动的种类，又非常狭小，仅仅限于单调的专门的工作。这种情形，尤以在都会为特别显著。在商店、事务所、工厂及学校中过活的少年之患病者、发音不良者，就逐渐增多。工作又严受一定时间、一定标准及一定分量的限制；从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一件物品的，今则只须做成一部分，对于前后的过程竟是全不知道。从前应用大筋所做的工作，今由机械替代；反之，需要过费神经的致密运动日益加多，从而小筋的负担就要加重，如举重物、搬重物及挖掘等粗率的用力工作，今也各各成为专门的分业；而熟练的劳动，也竟需要更多的脑力。曾有人估计，在一八八四年做一件定量工作所需手的劳动分量，比起在一八七〇年做同量工作所需手的劳动分量，已减少了百分之七十。从前职工对于自己所做的工作，具有兴味及责任，又可以享有制成的物品，——这些都成为过去时代工作的灵感与真髓；但现在，这种事情也渐渐归于湮灭了。倘能认识在今日青年男子中，能具浓郁的兴趣、有规律地从事游戏者甚少；能努力以期造成新纪录的运动家更少；他就不难了解，为什么普通人未能充分地运用其运动的能量，未能充分地实现自然所给与他的计划的原故了。
  太古游牧时代的原始人，也许每年要转移住所；且得搬运很重的物件；而现代的我们，则可乘火车、轮船远行无碍。他们用极粗笨的农具耕种，我们则用几百倍于人力的机械。其次，在石器时代、铁器时代、青铜器时代，他们用非常的苦心与劳力，造为石器及金属器，然后制成物品；而我们现在，可连制造法都莫明其妙而买得日用品。他们打猎时，在看到了猎兽之后，须赶紧追赶，搏击，有时差不多要拚命格斗，才能制胜；然而现代人，可在很少危险的远处，也不费什么大力地射击猎兽。又在战争时，他们须手对手、目对目地力斗；而我们只消用一撮火药，就可杀敌。他们为获得有用的家畜，须捕捉几十只野兽加以驯养；捕鱼时，须有大耐心与熟练以补工具的不完全；祭祀时，须模仿动物，重演自己的各种动作，这样跳舞到筋疲力尽；这在现在的我们，是只消在室内按照规则以行动的。他们穿兽皮，织我们所不能织的篮及我们仅能用机械约略仿制的编物，制成陶器，做各种强健心身的游戏。他们要娶妻，也须诉于勇武、技巧，即大有赖于体力与毅力。
  在筋肉发达全盛时代的青年女子，特别是中流阶级的，及在上级文法学校与中学校的，所受于这方面的缺憾，怕为最多。儿童劳动这件事，固有极严重的弊害；但我以为，在我们美国，受苦于身体操练过少的青年，远比受苦于身体操练过度的要多。即令有因操练过度而受苦者，那也为了操练之过于单调、偏于一方、特重小筋、或在不健全的境况下操作；可不是为了运动的分量过多。近代的产业，就这样地不复成为发达体力的一种手段，务须用别种运动方式以便补充这项缺陷。为减轻劳力所创制的机械，同时即成为过劳神经的机械；因之，现代的问题之一，在于怎样得以保存或恢复神经的能力。惟像今日这种的产业制度，是只会增长此项弊害，而不会有改善的希望的。健全的自然的产业，势将愈趋衰颓、不能接近青年。所以在有意要补救此项缺陷的体育家，是非谋解决这个新的问题即产业制度不可的。
  这种种不健全境遇之结果，有的表现在身体大小、比例、筋力、技巧及自制力的平均量上。即令有少数人具有优越的体格，但就一般儿童及成人的体力看来，实足以证明近代生活之为有害；要不亟谋革新、复活广泛的筋肉运动，那么我们的国民及我们的种族，只有日益衰颓的。为今日大多数青年所不能做的事情，非常之多；即在他们所能做的运动种类中，也有许多人是不及格的。他们的四肢瘦瘠，肩与胸部削落，左右失去均衡，心脏、肺脏与眼皆弱，声音小而浊，面色苍白，随时呈现倦态，多自发运动，胃弱。凡这种种缺点，都是由于把人类能力中最重要又最容易教育的运动能力长久忽略所起的可痛的结果。具有这样可羞辱的体格的人，若不像从前斯巴达的办法，带到严肃的审判官前，指斥他们的缺点或不自认堕落、痛感生理的救济之必要；那么到底是不能有体格革新的曙光可睹的。在世界历史上，像这样体格革新之事，仅只有二三回；而在每回革新之后，终跟着发生二三次历史上最灿烂的文明时代，且形成了人类发展上的新时期。据人类学者的研究，实有许多证据表示，野蛮人的体格是怎样地优于文明人。如在身体的匀称上，在忍受疲劳、困苦的各种方式上，在齿、发的发育保存上，在感觉的灵敏上，在畸形的不存在上，以及在许多现代人所患疾病的免除性上，皆有其例。就是野蛮人的妇女，也比我们男子为强壮，为能耐艰辛，更没有如文明国妇人那样的受月经及分娩之苦。所谓文明者，从一方面言，虽因医术的进步，能使藐小的体躯保持较长的寿命，且免受传染的病症；然在他方面，实在大害身体，所以竟要有人称它为一种疾病。
  不过，一般人对于这种种倾向，已能进而认识，遂能促进教育运动趋势上及在身体摄养上的最好最大的改革。在学校中，正在采用可以增进健康与筋力的运动法，发达那久被忽视的运动中枢，并大大地扩张其范围。在现在，具有新的兴味与热诚以谋身体发达的青年，已有很多。各种类别、各种程度的体育机关，已组成了不少。更有无数的体育书报、无数的专门家、特殊技术、新器械、实验、体育改良运动、各种方法以及各种学说；就是新闻杂志，一般民众和教会，也皆对于身体及它的力量具有新的趣味。凡这种种，原都是可喜的现象；只不过仅有这些，不足以适应新的需要，抵制有大力的危险。未免有点遗憾啊。
  第三章产业教育
  商人阶级及学校，在国际市场上两者的地位一美国的危机与德国职工的优秀 —关税的影响 —介乎幼稚园与产业学校之间的学校状态—法国教师的均等薪水—由机械所产生的危险 —在古昔新英格兰农场上生活的优点 —此种生活和美国的黑人及印第安人教育之类似 —此种生活所及于筋肉各方面发达上的利益。
  自本章起，我们将依据如下的顺序：产业教育、手工训练以及体操、游戏、竞技，来观察几种筋肉发达上最适当的代表的方法。
  在今日，凡欲在农业、工业、商业上占有优越地位的国家，莫不以产业教育为绝对的必要；这不仅因为生存竞争地增剧，也因为徒弟制度的衰微，产业方法的复杂，人人为谋生计，遂不得不具有相应的技巧。近来我国中等学校学生之转入新设立的工商专修学校者，其数甚多；此等学校教授如下的种种科目：钟表制造、玻璃细工、叠砖、木工、铁工、裁缝、烹饪、排字、订书、酿酒、水手业、皮革业、橡皮细工、园艺、照相、造篮、家畜饲养、打字、速记、簿记以及商业实习等等。在这方面，德国的进步殊可惊人，不独在美国算最进步的波士顿远不及柏林，即德国的职工及店员比较英国的也要渐占优势。因此，要不是用高率的关税以保护我国幼稚的工商业，那么在我国民身上的生存竞争的压迫势将愈益厉害。在德国，这种训练的分类，要比我国特别来得细密；他们时常参酌各地流行的产业状态，又用夜学校、星期日学校①及学徒制度，以更趋于专门的发展。关于手工教育的福勒伯尔（Froebel）②之影响，深入于八年间的学校生活中；下级的手工教育，在某方面要比我们的为优良。但德国的男女同学，非常之少；课于女生的裁缝、编织、机织等等，并不算为手工训练。现在在德国教授手工训练的学校和工场共有一千五百所以上；其中有二十五所是独立的学校。对于下级学生，注重薄纸细工及厚纸细工。又令造作许多供科学参考的实物，有一学程包括参奈（Seyn-er）的水车。 在法国，为增大手工教育的效果起见，特采用全国教员薪水一律平等的方针，以期地方的手工教育可以改善。技巧为在生存竞争场上所最必要的事项；而由实习以获得技巧的黄金时期，实为青年期。大致，这种的筋肉运动教育是最少自由，而须受制于工具、机械、生产方法、生产物，甚至生产的目的。为此，健康及发育就要受害，心身都有偏颇发达的趋向。这种手工工业所抱的理想，是尽量地发挥赚钱的伎俩；因之，对于什么恶习惯的形式、片面的筋肉发达、过长的工作时间、不卫生的环境等等，都可赞同。在这种训练上，能感受到艺术运动的影响，而赋与制作品以几分美感的，实是绝无仅有。学习此种课程的，原要比不学习的多获成功；然因目的全在实利，于体力发达上毫无好处；或许只会阻止发达或使衰颓而已。
  若手工教育的方法、过程不止一种而有多种，那么上述的缺点可以大减。在一切职业学校中，其最能发达筋肉者，怕要算一个良好的农场了。这因工作富于变化，环境适于健康，从远古祖先承受的先天的助力特别丰富之故。著者曾就一个小镇，依照今日统计上的分类，把在六十年前所盛行的产业种类举出约六十项之多。它除出上述优点之外，更有许多特征，可以作为理想的青年教育的环境。那就因把身体的产业的发达，和社会的宗教的要素巧为联络；又因表现美国宪法编纂者所想像的理想的市民生活状态之故。
  试把这种生活和在今日制靴工厂中“手”的活动相对照，就可发见绝大的差异。在制靴工厂中，从一张韧皮造成一只靴，共须经过八十一种手续或阶段；但每个靴匠，从早到晚，只在一个阶段里边反复工作。再看衬衫制造店的情形，也复相同：三十九个职工各各分担一项单独的工作，他对于这一项单独的工作是须有大精确、大速度、大技巧的；然对于衬衫全体的做法却绝无所知。从这种情形看来，今日社会之开始对筋肉教育发生兴味，决不能说是过早。这种的筋肉教育因是非常自由，故有几分恢复原始状态之观；另有许多青年教育机关，在许多方面模仿着野蛮人的运动方式；例如阿波次和谟（Abbotsholme）式及其他种种，便以训练殖民地时代的原始生活状态为目的。又，近来为下级学生设立庭园的学校已有许多，这是可以唤取自然研究的动机的。田园生活的训练如果进行得法，就能引起爱好乡间的心，涵养所谓田园趣味；这种理想有几分是从哥德（Goethe）①的《教育的村落》或者竟由纪尔曼（Gilman）②的《Pie形的社会》借来的。所谓“Pie形的社会，”是以村落位于正中，在其周围有呈放射状的田园的。在英国，依据长子继承法，所有地的面积大，而所有者的人数少，故这种训练素不发达；若在法国，差不多每个壮年男子都可占有土地，且大部分人是土地所有者，故此种训练大为发达。手工教育的程序，也复如此。当我在德国为学生时，对于订书、造玻璃、制靴、制铅管、锻冶等，都有练习；即对于金箔术，旧式制帚术，也曾浅薄地练习过；学校工场中关于教这些功课的装置，一切完备。靠练习之福，我到了现在，依然仍能刈草、磨刀、斫柴、用犁、榨牛乳、制干酷、造肥皂、用棕榈叶编帽子、纺纱、结物，甚至用手织机织出模样。凡这种种，都是我所引以自豪的。不过，一旦看到在美国最好的教育黑人、印第安人的机关及少年感化院中青年受手工教育的情形，我的自豪的气概，只好低下；因为他 们不仅大都受着二十种以上的职业训练，而且若从智力、道德、健康各方面每年的发达上来判断，据我的意见，他们现在实要算为在受美国最良的训练。这种教育不是在令他们于毕业之后，在自家附近找个舒服的现成的地位；而是在促进他们到边疆僻地去，经营新事业，发挥创业的手腕，以开辟新世界。受过这种训练的青年，任被投往什么海上，也会像用四脚游泳的猫，即刻跳上陆地，抖擞着精神，预备作生存的竞争。
  农业、工业、商业实为国家繁荣的基础；今日的各种职业、制度、甚至文化，都要日益倚存在它们之上，旧的专重诵读与用脑的理想是很快地变成陈腐了。我们实在只能保留那些可供应用的知识；对于新的进行方法，应像博物学家对于新的物种一样地发生兴味。凡是离开学校的人，不问其年龄与阶段如何，务必求其最能适应实际生活，而不是不善适应，无目的，终于丧神落魄的。我们不当造出失败与失望的人，而当锻炼出多德（Daudet）①所谓“为生而奋斗”的人。我们又必须及时地训练，毋使青年对于这种利益的获得太迟了，以致枉费多年光阴于不能有实益的学科中。倘用这种方法以教育，就是血色苍白的，未发育的，安逸过活的都会青年，也将可以恢复心身的活力。在今日世界上所有最古、最富、最有名声的学校中，有些本为对于自力谋生的贫儿，当作慈善事业以建设的；但这种学校的前途，实有无涯。只有这种学校，是最适于有价值地运用筋肉的生活；恐怕在今日的社会中，这种训练是应成为一切的中心的了。这种多方的训练，是可以把人类祖先为衣食住，为生活的安全幸福而使用的筋肉活动、发达起来的。原来人类的自然生活状态，是和平而非战争。陶逊 （Dawson）①所谓过去人类的身体活动有四分之三是为和平而用。这话当是合理。筋肉发达的性质与方向，已由产业来决定；青年之爱好动物、耕土地、建造房子、制造物品、使用工具、熟习初步的技艺，实可说是在重演人类祖先的历史。这种倾向，又可成为智力发达的基础。纯粹科学以及它的高等技术之研究，都是起于这种经验之后，而非起于这种经验之前。就最广大的意义来说，从根本的概括的器官与机能先行发达，然后及于附随的特殊的器官与机能，是自然的顺序。又，像这样的一种顺序，是最能以根绝病态的自发运动的。大体上，筋力最速增加的时期，是当置重大筋训练的时期，故在中等教育上，对于大筋的训练务必要比手工教育为多。惟据最近的调查，在美国应受此种训练的人中间，实际正在受着的，仅不过占百分之一。这未免为可痛的事实了。
  第四章手工教育与“斯罗特”
  手工教育运动的历史—它的哲学 —手的训练在发达脑髓上的价值及在完成人格上的意义 —现时手工教育的缺陷 —斯罗特式手工教育的缺点 —威廉莫理斯的新运动 —它的精神是可欢迎的 —短时期猛烈工作的奇效 —儿童绘画本能之自然的发达。
  手工教育的起源虽有多种；但现在采用最广的手工教育，是三十年前从莫斯科发生的。如今在美国实施此种教育的代表学校，即为新设的常常规模颇大的中等手工学校及在其他公立学 校中的许多学程。这种事业，正可适应我国近年来日渐增长的对于实际教育之需要；惟学校的收容力，尚难和需要的程度相应。说到这种运动所根据的哲学——假使可以这样称呼的话——是单纯的有力的而且健全的，适和裴斯塔洛齐（Pestalozi）①的所谓“没有技巧就没有知识”相同。它的意义，即在减少思想和行动的距离，给自制力及技巧以产业的兴味，有益能欣赏善良的正直的工作之倾向，促进对于某种学科的新热诚，稍稍延长普通的求学期间，使有对自己的能力及价值之意识，且能作成从事种种职业的准备。以上各项要求，都是很有根据；而手工教育之于各国教育，实为一种有力的要素。我们既知人类之超越于猿类者，不仅在精神上，也复在手力上；又知大脑中手工中枢与精神作用中枢所占的面积同样广大。那么，自可明白手不仅在训练感觉及意志上，而且也在启发智力上，一样是个有力的工具了。
  但要是我们反观受手工教育的学生的需要，就会发见可悲痛的教育方法上的缺点和制限。即在上述手工学校中的事业，独置重于手的训练，而对于两腿等的筋肉，差不多全不注意。岂知两腿正是大部分筋肉组织所在之处，也为训练效果最能显著之处，而在今日的青年间又是最有衰废的危险的。其他对于背与躯干，也绝不加以训练。对于身体的配合均衡与左右对称，也完全忽视不顾。贝力（H.T.Bailey）曾说，要精通一种技艺，必须备具四项资格：第一，了解理想及应用理想的才能；第二，利用一切神经的能力与关于许多方法、设计、手续、发见、机械等的心得；第三，关于工艺的历史之知识；第四，在技术程序上的技巧。而美国 学校所注重的，就只有最后一点。
  此等手工学校所设的课程，因为未曾接触到现正成为一切产业的基础之科学，所以不能说是博大自由。即除几何学的及工艺的绘图以外，差不多就没有一项得称为科学的知识。此等学校，本能地怕惧而且排斥所谓明白的直接的实利，或者怀疑于实利的教育价值。无论何处，无论何时，所谓产业者，终是以生产物为目的；如果像讨厌蛇蝎似的弃绝生产物，那是一个致命的错误。不顾及为目的的生产物，而只用力于制成的手段，正足以发生那种为形式而牺牲内容的殆近悲剧的结果，实为古来教育上的一大缺陷。人原是使用工具的动物；但工具只不过是一种对目的的手段，而且目的还足以促进工具的发明。所以，学校仅仅教授工具的处置，而绝对忽视制作品的结果，已使大部分的手工中等学校成了幽灵似的空虚的不自然的教育机关。
  然在更进步的教育中心地方，目下正在实验许多新的方针。就大体说，今日的产业生活正在探求新的教育要素；结局，如橡皮、铅、玻璃、织物、冶金术、农业以及各种器具、各种机械，确实能贡献最好的教育要素。无论用那一种，最先当注意的，是青年各年龄的身体及意志之性质与要求，它们的摄生与健全的发育；其次，对于智力，也当本同样的目的，在一切点上与科学保持最密切的关系。当研究各项动作及各种工具 ——锯、刀、刨、螺钉、锤、凿、砂纸、旋盘之类 ——时，应注意于矫正身体的畸形，保持左右的对称，发达筋肉，确定好姿势及运动习惯；而如法国所行的划一制，如强令全级学生在一处锯木，使刨、算数、下号令等等，实非好法，势将改用个别的做法，让各学生可以自由。
  斯罗特（Slyod）式，自有一定的特征与主张。它的字义是熟练，妙手。这种运动，起于瑞典，约在二十五年之前。其用意在：防止农夫因机械而于冬季长夜废弃家内工业。不久之后，即在那斯（N■■s）所设的一个教育养成所内，采用了斯罗特式的家庭手工练习。这种手工方式所用的材料完全为木，不大需要机械，最可适用于自十一岁至十五岁的儿童。它的目的，不复在养成职工，而在借这种操作以资心身的发育，教成男女两性不仅为有用的人，且为能自动自尊的人，又教他们重视精密、正确为忠诚的一种形态。它假定：一切人，特别是有活动精神的人，只能对他们自己所成就的事物有真确的理解；又以为，每个人可以像农夫般劳动而像哲学家般思索。所以它的旨趣，不像俄罗斯那样的造成局部的物，而是在造成全体的物；它的根本性质，是在教育的一点。正有如某个重要代表人物所说：为欲保存这种手工教育的最好的效果起见，即使把两手截断了也所甘心：由这可见，斯罗特式手工练习之如何置重于它的教育性。
  斯罗特式的特长，在力谋使练习、工具、图画、模型这四组互生关系。每组都须各有进步，以期其中的一组有了进步时，同时其他三组也可有同样的进步；它又主张，这四组能适合儿童所具各种力量发达的顺序与程度。惟想从生理学上或心理学上，企图把斯罗特式教育法各组中的任何一个阶段或四组的相互关系，发见可以认为合理的理由者，殆还没有。若果像主张斯罗特式者所主张，它的课程都能适于儿童发达的程度，那么它真可被颂扬为和谐、美丽、统一而又多样等等的模范了。但对于“四十五种工具、七十二种练习、三十一种模型，其中有十五种是附关节的”，教师要在授业余暇的一学年内、学生要在四年内全部学会，却未免为过偏方法；又，这么样复杂的系列，要同时使之互生关系，也是不可能的事情。一个哲学家，也许能于宇宙的最小部分窥见宇宙的全体；但他的全部学说，终不能于片断中重生出教育上的全体。斯罗特式在相当的范围内，未尝不具有实在的价值；只是它的热心提倡的领袖，未免过于说的夸大。它所适用的地盘，虽及于从幼年期到青年期的这个大转机时代；但无论看它的文献，或看它的实际，我们都找不到一点对于青春期适用的教育上的新动机与方法。特别像斟酌美国情形而经过修正的斯罗特式，竟是完全的成年的，或者还可说是学者的，到底不适合于儿童。惟像一个不完全的动力机械，有时为了原动力的水流急速、水量盛大会得运转最精巧的机械似的。即使是比现在更不完全的斯罗特式，也为了对于运动教育的大潮流所推荡，自也能有几分的成功。它又特别地排斥其他的运动方法，峻拒对它们的提携；所以除出手的发达之外，对于别种事情是非常冷淡的。
  现在来讲艺术与技术的运动，这是起源于喀莱尔（Carlyle）①的“勤劳之福音”及纳斯钦（Rushin）②的中世主义，而经威廉·莫理斯（WilliamMorris）及其弟子们的发展的。虽有一时受所谓“忍耐”的滑稽歌剧之嘲弄而归于顿挫，但其后又因哥布登 ·散得孙（Cobden-Sanderson）而复活了一部分，最近在美国各大都市也颇有采用的。这一运动的理想，在乎复兴上古七结社（Sevenancientguilds）与鞋匠诗人罕斯·萨克斯（HansSachs）③的时代；因为那个时代是这般模样的：受良心与美的鼓励以做工，又用手做成为机械所仅能仿制粗糙的东西。在现代， 我们并不重视劳动；然在古代，劳动是大受赏赞的。到了今日，文雅上品的男女，追怀往事，恍若已失的乐园，而谋有以恢复。于是他们制成绫织与棉纱的图案，更用手织出；又用手印刷并装订优良的书；在古柽树上雕刻，煅炼黄铜以及其它种种事情。要之，他们不仅对于家具、装饰品、建筑物，甚至对于衣服、风度，都要仿照古代的质朴与坚牢。凡这种种劳绩，在重视美术家与职工，更比重视仅仅知而不行者为甚的新社会主义的国家，是足以大增人类的光荣的。如今单就知识多发议论的大学教授的时代已经过去，而能创造的实行家的时代已经来了。脑髓与手，因绝缘的太久了，以致各归于衰弱卑微；实利与美感，各自分离，遂流为粗俗；学问与劳动，也各不相谋，成为失却灵魂的躯壳。凡这种种，以后都当联结一致，不容隔绝。人类要能过更高级的生活，当有赖于这种的结合。要之，这一主义的理想，在使穿围裙、戴纸帽的工人能受新社会主义，或由司各脱（Scott）①所复兴的中世骑士精神、窝涅（Wagner）②所复兴的古代德意志精神（Deutschen-thum），腾尼孙（Tennyson）③的亚搭尔王故事之鼓动而已。
  虽然这一运动因由比较年老的人所主张，总不免有老人追慕往古的情趣；但从人类壮年期的今日，回想当人类青年期的祖先时代，也可感到那时代所充实着的光荣。又，人类的壮年期，正是一个最能欣赏自己所创造与将来自己得创造的事业的真价之时代，且为实际能复兴有光荣的生活而为人类最大的灵感所鼓励之时代。在这点上，它就具有给与我们的教训。因为凡是手工 教育，都可和学问教育同具高尚的理想，故于手工教育上稍稍采用艺术、技术主义，正是很好的事。这样一来，手工教育也得富有精神、兴味、内容、美丽以及好尚。由此，过去最好的势力，可以利用为形成及贡献于现代最好的倾向。而如上述宣传劳动的福音的著作，不仅在手工业中等学校、斯罗特，甚至在学问程度更低的产业课程上，都能给与良好的影响，也且应当给与；又在事实上，即到将来还是可以给与的。但无论那一种，倘若单独存在，是不完全的。所以凡是木工、铁工、图案家、雕刻家或志愿研究利用物质以供人类应用，且希望获得这方面的教师许可证者，都有阅读这种种书籍或学于富有此项精神的学校以作精神修养之必要。以前小筋运动的训练，因为散漫不专，没有什么效果；今当讲究训练统一的方法，务求其能适应青年期一切的需要。在作此种大统一时，不特美术的神，就连音乐的神，也将有多少的发言权。但虽如此，又决不是就把工作变为游戏。实当使工作更坚强，更和游戏有别；因为照此做去，工作得以具有它的固有精神，且得更鲜明、更丰富地发挥它的独特的生命。
  在结束本节之前，我必须简单地说及两种重要的研究。这两种研究，是在解决青年期固有的工作应当怎样的这件事情上，各已供给了新的且是重要的条件的。
  在干线的电报局，每个技师必须具有每分钟内处理七十个字以上的速度之能力。就发信方面讲，这个条件不算十分困难；通常有了两个月的练习，就能及格。但在受信方面讲，这个条件却要困难的多，即练习时间也须延长。据教授电报术的学校的答复，在开始练习之后，不能达到这个程度而落第者，居百分之七十五；因之他们就不能受雇佣。布赖安（Bryan）及哈忒（Harter）曾说明在发信与受信上的进步率，且用曲线表示如下页图。
  起初，发信练习的进步非常迅速，它的达于规定程度的时期，也比受信练习要早二三个月。反之，受信练习方面竟会得终不及格。图中之 1与2，表示同一学生的成绩。我又加上了的一线，以表示占全体四分之三的不合格者的成绩。受信的进步，远不如发信的速，年年以通常的速度日日练习，也不会达到他的最高点的速度；他只止于一个低的“高原”上，不能有某点以上的进步。但因大的刺激或因猛烈的意力，也得一跃而及格。以后每一段的进步，也必须有同样的努力。到底，受信的练习竟能有比发信更大的进步；即受信的曲线，倘若延长的话，可以越过发信的曲线。当学习外国语时，以话法开始，最为容易；而听的方面比较困难，进步也慢；但到后来，突然跃进的事情也是常有的。恐怕这种情形，对于每一种才能都可适用。据布赖安的意见，以为这是习惯的一种系统，即低级的习惯要趋于它们的最高点，但尚不成为充分的自发运动，可先注意进迫高级的习惯。至由自发运动引起的从苦闷到自由的第二度上升，往往和第一度上升一样的跃进。人类的这种跃进，可把以前几度注意而未成者，今因一旦的奋发，获得意外的成功。名人与庸人、天才与凡夫的区别，即在能否有这一跃的进步。青年们在当初，兴味上、能力上都止于低级；但一到某时，精神奋发，光景大变：以前困难的成为容易；以前低等的生活下沉，而新的高等的生活发生。实现这种种进步所必要的条件，是用大努力以集中精神于工作。上院议员斯丹福（Sena-torStanford）曾就训练比赛用的小马，从早就使在不过长的时间内作颇猛烈的练习一事的利害说：“所以使马发达者，就是这种非常的努力。”
  另一种研究虽和第一种研究全无关系，但有一部分是为同一原则之特殊的应用及实例。
  儿童当四五岁时，只能随笔乱涂，他们对于图画的兴趣是在那完成的作品上；然稍进而至第二期，即朗格（Lange）①所谓美的幻觉时期，儿童对于自己的作品，不单看出表面上所呈现的物象，还能用想象看出在背后的影像。这个时期，就成为发达儿童美术的创作力之黄金时期。他因为对于画的这种动作，觉得快乐，所以无论什么都喜欢画；至对于所画成的结果如何，是全不关心的。他所画的，又是他自己头脑中的想像，而不是在他眼前的事物的临摹。在这个黄金时期，无论什么都是大胆描画。倘若他跟从教师，小心翼翼地模仿，那么他对于所画成的画是会得不满意的。有时他们画印第安人、画火车、画战争等等；但画的全部意义，除出这些小美术家自身以外，是不能了解的。到了批评发生及须严密地依照自然以作画，这个美妙就要破坏。因为这时候的画是机械的复现，而为儿童所绝不发生兴味者。这使得他从梦中醒来，知道他是不能画的。故在十岁至十五岁之间，儿童认知事物的力量虽然确实地增长，但他的画法简直没有进步。到了青年期，创作力虽被唤起；但从十三四岁起，对于画的欲望和能力 却受阻止而趋于退化。表示这时期状态的曲线图，是班兹（Barnes）①所记述的所谓高原（plateau）。儿童把自己所画成的画致细端详，而发见它们的缺点，于是勇气消失，不高兴再画画了。班兹发见，儿童从十二岁起，日益不喜图画。卢肯斯（Lukens）②也以为这是一般美术教师的意见。学童也许能很正确地画，且于技术上有进步，但他们对于画的兴趣已经消失了。一般的人士，终生就保持着这个状态。惟欣赏的能力得以不绝增进。只有少数有天才的青年，能在这时期开始发达创作的新热诚，是和从五岁至十岁这个时期相匹敌而再热心地从事绘画。这种人，便是艺术家，是富有活动力的。
  卢肯斯于儿童图画的研究上，发见有些人当青年期，有艺术创作力的复兴。这时候，他只为了创作的有趣而从事于创作，对于由所制的作品所得的快乐与利益，还不算是重要的动机。因此，儿童生活的第一个黄金时代重行出现，对创作本身重复感到最大的满足。约在十四五岁时，是个过渡时期，以前幼稚的能力，至此会得非常急速地发达。卢肯斯曾作有如下这个有趣味的曲线图。 上图约略表示创作力和欣赏力的相互关系。在音乐上也有极相类似的情形，或者这是发达的一般法则也未可知。的确，青年的统觉力及欣赏力，实以十六岁前后为最能超越于他的创作力或模仿力。即当这个时期，最能深切地感受印象。大凡所称为第一流的艺术家，是到年纪稍长、发表力发达时，能把青年时代所最深感、最熟知的事物描写出来的人；可决不是到了二十七八岁之后，已处于新环境内而求描写新境遇的。一切年轻人，最善描写那些他们所最爱好的事物；所以制作品的熟练程度，应足以表示他们的心理内容。要之，他们必须把自己的感想表现在一幅画里。为此，当艺术的欣赏力开始萌芽于青年的心上时；应令其接触世上艺术的杰作，以刺激其审美的趣味，更教以应该如何玩赏。又，对于技术、批评及画派的鉴别等等，也当随时教导。这时期所当发达的艺术，不是以艺术本身为目的，而以养成青年的感情、品格、生活、行为等为目的；即必须成为道德、历史及文学的附属物。总之，主要目标在乎薰陶教化；故不当以教师的兴味为本位，而当以学者个人的兴味为指导。制作的强制应该解放，对于现〔学〕方濒于饥渴的变动的想象，则应用故事及别项辅助物以滋养发皇。如果这样教导，潜匿的创作力（假使存在的话）自可达到充分发展的程度。通常青年创作时，最初是不用教师所选平凡的题材，而是在自己想像所及的范围内，自选高远的题目的。创作力也许幼稚浅薄，但总会得进于崇高伟大；假若在他的艺术意识上是独创的，那么总会得表现在他的作品上。大多数富于独创力的画家，早在二十岁之前，已能把捉住文学上绝大的光景、历史上重要的事件、至高真理的表现或最所渴仰的理想等，作为绘画的题材。如今凡得称为艺术家的人，决没有从事抄袭的；即全照自然模写的事情也复极少。倘若做教师的，抑制或者酷评这一种天才的萌芽，或者对于这时期青年所难免的技术上的大缺点而不能谅解，那么他就不是教育者，而是强迫者，是教育上的俗物（philistine），犯了同教师职业上别方面许多事情一样的摧残青年期最脆弱的嫩芽的大罪。我们对于六七岁的儿童，要奖励他去描写他的日常生活上最复杂的事态；同样，对于青年，也应让他充分地描出他的内部生活上混乱错杂的事态。但大多数的青年，却只有欣赏而无创作。我们对于这些青年，应使他的心上 ——假若它有它的权利 ——充实着关于艺术的最好的印象与情操。因为这个时期，他们最能记忆艺术的事情，且最深入于真情与生命的境域中。现在，纵令他的手不晓得画，但他的想象，可以画出具有最灿烂的色彩和最美妙的形态的世界；要像这样最适于向人类的心灵灌输理想、希望、乐天精神与勇气的机会，是再也不复来的了。当这个时期，人人都成为天才；只不过有：大多数人仅属一时，少数人比较延长，而特殊者方永远继续之差别。然我相信，当这个时期，天才青年之最受现代教育学说及实际之压迫者，实莫如艺术的方面。
  最后，当说及产业教育与手工教育之互相绝缘，乃是病的现象；为此受害最大者，便是高等工艺教育。康奈尔大学的忒斯吞（Thurston）①教授最近从外国视察回来，有如下的报告；即美国如欲和德国立于平等的地位，我们现在就需要：“第一，设立二十个工艺大学，在其中工程科的每一学校中，当各有五十个教授与五百个学生。第二，设立二千个中等工艺学校或手工学校，每校至少当有二百个学生和十个教授。”倘若连初等工艺学校附设在 内，那么中等工艺学校就可有七十万学生和二万教师。关于这点的经济上的争论，非我们这里所欲论及；但从这个见地来看，因了今日的教育方法与内容将使青年不适于生活的倾向颇盛，故在下一章中当有所指说。
  第五章体操
  扬的理想 —这一运动在德国所产生的影响 —发挥潜势力的理想 —瑞典式体操 —令的体育计划 —保持身体左右相称及正当比例的理想—四种理想都各无关系 —组织的训练之大效 —体育的记录 —希腊的体育
  体操（gymnastics）这个名词，原指单纯的操练，即于身体的训练以外不具有任何实利的目的的操练而言。但这种意义的体操，根本是近代的，是为古人所不知的；古人之训练身体，乃是为了竞技、为了战争等等。在这个体操的运动之下，发生种种理想；它们虽也互相密接地关联，但仍显有区别，在如今实尚未能完全一致。今试把此等理想叙述如下：
  （甲）把身体看作一种机械。凡是物理的可以做的事情，叫身体都能做得：这是扬（Jahn）的一个理想。这一理想，后经司皮士（Spiess）和他们的继起者的努力，益形发展。他们提倡了许多种为日常生活所决不能求得的姿势及态度。其中有数种非常希奇，为欲实行，势须创制各式各样的新装置，扬曾发明过许多新名字，以表示他那种扩大运动生活的发见。照他们看来，普通的运动、产业甚至竞技，只能训练少数的筋肉，而有许多组的筋肉未获活动；因之潜伏的诸种势力无由表现，渐因不用而归于衰微。现在不但有发挥此等潜势力的必要，而且为近代进步的人类所开始认识的新能力也有发达的必要。然在现在一般未受训练的青年所不能做的运动中，竟有许多是极普通的运动；这种运动筋肉，是只要加以训练都能发生效力的，而大多数人竟没有获得训练的机会；训练青年身体的人便当注意及此，以谋此等筋肉的运动。将来的人类也许能做，而且必须做过去人类所不能做的事情，且获得许多种非由遗传的新的运动力。为此，我们必须详密研究人类的身体组织及其能力，作成目录，重行评价，确定对于各种自动筋肉所需要练习的种类和程度。这样，我们才能训练出真像人类的身体，足和由博大的自由的非职业的教育课程所训练的各种精神力相对比。也唯这样，我们的身体才获享受文艺复兴的教育精神之恩惠。以上为提倡这一主义者的大体意见；有的人便相信，因此已得发见为从前所未曾梦想到的可贵的新活动，且已创出具有矫正与发达两项目的的特殊训练法，从而奉为金科玉律，发行数十种小册子以宣传于世。然在另一方面，却有人向着正反对的方向怀抱希望，主张尽可能地作各式各样的运动，以发达运动能力的最大的全量。尤其是扬，视体操为特殊的艺术，且唤起人类的热诚；他的弟子们所歌唱的，更含有人类改造、祖国膨胀及团结的意味。这一点，实为扬的事业能在世界上占有独特地位的根据，也为使他的弟子们能自夸如下的事实之所由来，即从扬的主义全盛以后的约三十年，即一八七〇年，德意志发扬了她的自古罗马以来所未曾有的世界最大武力，且在教育上、科学上居有领导的地位。
  这一主义的各种理论，即使趋于极端，也不仅富有教训，且更给与教育界以大热心与新理想。这种热心与理想，是正巧妙地适应青年期的要求的。即它的能发挥潜在的趋于衰微的或甚至新生的能力，而获得种种的训练与成绩，实为这一主义最投人意、最足鼓励之点。这一主义更唤醒爱国心，藉以增进对于国家的服务，且使德国在耶拿战败之后，得再勃兴而完成统一的大业。现在，宗教的理想也受它的理想而为之一变，即使灵魂得具有一个更好、更健全的机体以贡献于上帝和教会。把训练身体这件事情看作赞美上帝、服务人间的一种形态，而由以造成健全的思想，使身体成为圣灵的神殿之新卫生学来促进以上两种的动机。如斯，在基督教青年会附设的练习所及体育场中，也用了新的形式以宣传基督教的福音；而谋人类肉体上的救济。正犹古代希腊人之为尊敬神们以举行竞技，今也为了更能颂扬上帝而训练身体；于是摄生、洁净、节欲都具有新的意义。倘若把由此所引起的身体获救的事情详为记载，当成为近世基督教史上最有光荣的一章。如今在宗教的礼拜及赞美歌中，也复兴了尚武的（military）理想，以激励对于在身内身外的敌害的作战。一面祈祷强力（strength）的赋与，一面要把所赋与的强力用于人类最高的目的。由此所广大地发达的势力也得应用于体育竞赛上，而所获的胜利即足为将来在道德上宗教上有更光荣的成功之预兆，故有很大的价值。
  至于这一多方面训练的理想之含有何种误谬以及误谬之危险及根源何在，是非常的明显，简直不要说明。不过这种缺陷，尚不至没杀它的至大的优点。现在试讲缺陷。第一，给每种筋肉练习定出适当的分量与形式，虽是计算练习的定量上所必须；但这一理想对于此事实不可能。以前从未有人想出可以实行这种计算的方法，只不过有时正确时谬误的任情而推测的估计而已。第二，从遗传方面看来，在被一般忽视的运动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又在一般认为重要的运动之中却有价值无多的；可是扬的理想，对于这所谓遗传实未重视。如我们下面所陈述，在遗传上视为最切要的，是种族的要素；如果缺少了这一要素，无论在他方面有任何长所，其个体终将虚弱。若人类间发展着新的力量，它们的生长必须是非常缓慢，且必须当作柔嫩的芽，培养至数代之久。第三，筋肉的训练很要斟酌各人的状态；但上述的体育理想却太不注意于此种各个人的广大差别了。
  （乙）在实际上，扬的理想可并没有和以后所要述的别种理想隔绝关系。恐怕最和这一理想有亲密关系的，当推那个以增加自制力为目的的理想了。人大半是一种习惯的生物，人的许多活动是多少对于环境的刺激之自动的反射。每一种用意志以支配此等反射运动的新势力，足以使人从束缚底下解放，足以扩大自由的范围。获得用意识与意力以作一切行动的力量，是所以使身体精神化，将支配及于更高的脑中枢，使活动不受低等中枢的控制的。这样就是精神统治了肉体。这一目的即为瑞典式（Com-mands）体操所赞同；它须灵敏地注意，把语言的命令立刻转变为行动，有时也须敏捷地模仿教师的行动。音乐与律动（rhythm）的刺激，因被认为足以妨害这种体操的目的，故加以排斥。总之，无论什么事情，甚至在本能领域上的，都用意识来实行，是这一主义的主张。意识愈明了，因之感觉的印象也愈明了；而感觉的印象之明了程度，直接和身体运动的增加成正比例。这一理想先事分解如习惯或本能这样固定的组织的运动为各个要素，然后重新把此等要素组成为第二期的组织的运动。老练的运动员当竞技中气力渐衰时，常用这种方法持续运动，故这为运动专门家成功之秘诀，也为他们理论的法则。因此，每一种未经训练的自发运动，有受驯致之必要；一切随意筋也当使其能受意志的支配。如虚耗精力的筋肉紧张与痉挛等，即得因意志的命令而获救济。散道（Sandow）①的 “筋肉跳舞 ”，即左右手运动的分化 ——譬如一手在写法兰西的恋爱短歌，而另一手在画乡村跳舞的画；或者两手同时在钢琴上弹节奏完全不同的调子 ——任意地支配心跳、活动耳朵、笑、哭、赧颜、大便等等；抑止反射作用、擅长各种妙技、熟悉各种工具、精通各种游艺 ——凡这种种，都足表示这一方面的极端。
  这理想也有足以鼓励青年之处。一切都用意识来做，实为矫正恶习与造成专技的手段。我们的运动的生活，有时须扩大范围，有时则须缩小范围。运动的生活如果得当，那么我们无疑地可以实现比今日所见要伟大得多的成绩。不仅如此，即在仪表上、道德上，因为它们的根柢也不过是运动的习惯，所以也可用同一方法以改善。而且意识自身，在它的本质及根源中，的确也有大半或者竟是全部，是具有矫正的性质的。人类的生活，即由斯得以顺应新境遇。倘若柏拉图的假定是正确的，即由自然与由本能来的未经训练的德性不算是德性，德性必须是为反省与理性的产物；那么这个主义的确是很对的。但要知柏拉图流的思想，是由对于生理的人性极不信任所起的谬见，而为近代的常识以及心理物理学与教育学要向之提抗议的。因生理的性质如何，致有个性的差异；要想矫正个人的运动生活，自非斟酌他的生理状态不可。这种斟酌，固然很难，但属必要。如果我们用了意志力以发达一部分的生理作用，那么今日视若最不可信的奇事，将来定能做到。惟分解总须为了综合而行；无综合之必要，就无所用其分解。因之，我们的意志不在只选一部分的生理作用使之发达，要当为与全体的生理状态可以综合地活动而使之发达。如果 将来出了许多有哲学精神，并通现代心理学事实的体育专家（虽然在今日，这种人还是太少），对这方面深加研究，那么体育界的前途，实在无限远大：这当为每个学者所深信无疑。所以，要像今日这样切望这种体育家出现的事情是从未有过的。
  （丙）再有一种互相密接的理想，是注重经济的姿势及运动的令（Ling）①的理想。当初令虽以矫正恶姿势及身体的缺陷为目的；但他的主义，与其说是矫正身体，无宁说是以正常地发达身体为主。他的一派人，对于呼吸器及筋肉系统的发达，最为留心。使屈筋弛缓，伸筋紧张，竭力改造身体的形状使和胎儿身体适相反对，便是他们许多重要目的中的一个。（人当坐时、疲乏时、元气衰败时，最和胎儿的姿态相近似。）头必须平放在脊椎之上，可不致有另用颈部筋肉以防其下垂之必要；肩的重量必须落在胸部的后方；脊柱必须正直，以便腹部可以自由运动；股的关节要扩大；手与臂要仰向等等。总之，必须利用骨以减轻筋肉与神经的活动。这就是身体的经济，可使生活力大为节省。因为伸筋的活动伴着精神的发扬，屈筋的活动伴着精神的消沉；倘若利用这种体育法，就得充实勇气、快活、希望，而克服种种阻碍。凡用大努力做的事情，从一方言，固为成功的原因；但从别方言，有使身体的另一部分过于疲劳的弊。所以，我们总要力谋身体运动的轻易，使精力仅有最小限度的消耗。还有内脏器官的养护，也最切要，不可或忘。这种体育法，承认有训练虚弱的被忽略的筋肉之必要，且和下述第四种理想相似，变为用赞得（Zander）的机械所做的受动运动，竟致没有什么区别。据这一体育法看来，有 某几项活动已在日常生活中充分地或者过分地被实行，对于这些，尽可放任；现在只要注重那些向被忽视的运动就好。所以决不是要求全体运动的练习，主要乃在弥补缺陷，以保证人类身体之因日常生活而趋于偏颇，畸形，且以补救过于专门的弊病，而使娱乐、休养的旨趣可以更确实地执行。
  这种体育理想，欲对于随现代文明以起的损害身体福利的一个大害相抗争，实为健全有益的方法，且在某方面讲，也是容易实行的。全体学生及大多数的城市居民，为了坐时太多，很有害及健康的倾向；若从解剖学上来研究人体的纤维组织，特别是鼠鼷的血管，便证明人类实尚未能充分地取得直立的姿态。所以，采用强健膝、股、脊柱及肩的方法，或采用和学生在学校坐的姿势相反的方法，实最足以满足世间急剧的需要。在伸脊或欠伸〔身〕的动作中，自然本身就有这种矫正和预防的作用。这一体育法的缺陷，是在它的不通融及过于为学者的处置。如其只谋增进血液循环、呼吸、健康或内脏器官与主要生理活动的功能，自然用此法已很有效；但若希望有比这更多的作用，那么便有对各个人注意差别形态之必要。今用善于服从意志命令的筋肉以包围全副骨骼，不仅足以增长气力，促进活动的习惯与效率，也且足以增进健康；又，在它的物质设备上言，也有费用上经济的利益。在采用这一方法最善的地方，得以不绝地指出个人的缺陷，更于获得生理学及医学的知识上有显著的优点。
  （丁）第四种体育理想，是保持身体的左右相称及正当的比例。根据这一理想的体育法，最先要做的事为对于身体的测验，即量出身体的大、重及筋力等等，记其平均数于年龄表上。拿这做标准，叫各个人去行最适于矫正他的缺点的练习。这种测验的结果，可以发见在青年中间是大有差异的。如有的能举重一千磅，而有的不及一百磅；有的能举重至四十回，而有的连一回都不能；有的腿力最弱，而有的以肩部，或以背部，或以胸部为最弱。采用这一体育法的，青年为检自己的身体，将或摄照相，或用卷尺，或用天秤，各以浓厚的兴味注意于身体的状况，竭力以谋克服各人最大的缺点；而那些天禀较强，可以达到理想的程度、造成新纪录的青年，也得从这些方面获得鼓励。由此观之，这一理想也大有—
  —虽不是排他的——矫正身体的效用。
  青年由于这一方法足以自知长处与短处，又记载各种成绩，知道应作何种筋力的练习以造成新纪录，甚至知道由练习可以补救遗传上的缺陷，因而对身体的生长发生深切的兴味。后来对于心灵上的事，也会具有热烈的欲望。生长这件事情，固常有它的自私自利的方面。如大学的年轻学生，有时过分自觉地查验自己身体的生长状态以自鸣得意，可为此事的例证。但从大体言，这一方法实为健全的矫正法；而这一种力求圆满发达，免避生产阻碍的奋斗形态，他日也可变为智力的道德的努力。欲发挥自己各部分身体美的意识，有如雕刻家所怀抱的，要不是偏于腕力，而能善保平衡，即能渐次向上，终于见到理想的精神美之幻影。如斯，为了自己修养而从事艰辛、忍耐、正规的工作，同时即可以有道德上独特无伦的效果。
  但这一方法的危险，也是显然的。大凡自然所具的意向，不容过于使之违拗。正犹在精神教育上，须谋个人长处的发达。如今在体育上，岂不也是在某程度内，有时甚至绝对的，以发达各人的长所，为比谋一切人类之单调一律的发达更其必要吗？虚弱与有缺陷的部分，最容易过于劳苦，以致引起反动，或竟永远受害。再，以矫正为目的的练习，缺少自由游戏的内容。这个矫正的观念，实使人感到不大愉快；受了祖先缺陷的罪孽而使之作矫正治疗的练习，这何异把病院的空气 ——即使不是监狱的 ——吹到运动场中去！
  以上四种理想，虽是有这样密切的相互关系，但离一致协调的程度还甚远。无论是瑞典式、忒涅（Turner）式、萨真特（Sar-gent）式或美国式，都是不幸的很：不见人家的长所，而只知人家的短处。他们之所以不能结合，是为了受阻于偏信单独的一家派，更为了热心于销售各自的器械与书报，或为了训练依照一套规程的教师。但是，要知道真正的一只象，并不像寓言中所讲盲人们的争论，可以拿各人所接触的部分来概括全体，故既不像一把扇，也不像一条绳，更不像一株树，当然又不像一块木头。领袖们的这种不能联络，实为民众对于任何一种理想都不信任、都不赞助的原因。实际这四种理想合并起来，也只能代表青年要求的一小部分。今日世界所要求者，是美国还从未有过的，即具有如下资格的人物：他知道人的身体、体操的历史，及过去各种伟大的竞技传说；他将重新研究运动的全盘，像上一世纪的二三个大领袖所曾试做的；他将搜集过去的文献与经验，认知它们相互的关系，且具有对将来负责的感觉以之贡献于社会；他将本着新的热情、新的要求以考察军队的训练；他将知道怎样可以像忒涅派人在回想起古昔条顿民族奋斗的生活而思重兴那种精神的样子，如今也来复活古代的精神以鼓舞于青年之间；他将攫住在民间所通行的古今各种游戏的精神，认出两者间的适当关系；又将研究产业与教育，以补叙两者所及于健康上的恶影响，而他自身也将具有对未来的道德上及人道上的大希望与大信仰，以自行鼓励。如果竟有这种样的人物出现于世，他将立刻成为青年所崇拜的偶像，能知青年们身体上的秘密，差不多变做一个人类身体的救主，也将如扬那样感到他的职业与工作是神圣的，他所设立的机关是每一种为精神而举行人体运动的殿堂。今日的青年社会，尤其是坐在斗室中咬文嚼字的青年们，实在是渴望着这种救济者的出现。在他未出现之前，现行教育之于大多数青年，不惟无益，甚至有害。然近代式的体育场，以向青年服务为主，故凡是青年都当大为利用。在体育场中，总是充满着快活的精神，生活的喜悦得在那里达于高潮。刺激竞争心及造成纪录的事情，也不排斥，另由团体练习及俱乐部的精神以培养社会的感情；但事实上，因为鼓励竞争、比赛及用奖赏与展览的人为动机，故修养的方法大半是个人的。顾虽如此，在美国每年举行的忒涅节日（Turnerfest）①中，常集合自全国各地来的四千或五千人，有时还在一个指挥者之下，全体都做某种标准的操练。今日体育上的真问题，不是如何可以造就几个运动选手，而是怎样可以提高一般人类的生活力，使少年及青年都堪受近代文明的压力，抵抗传染病，并且战胜都会生活的虚弱影响。毕竟，有组织的身体训练，能发生至足惊异的效果。如散道这样本来虚弱的孩子，后来竟有那么样壮健的体格，即受此种秩序的练习之结果。这是他自己说的。
  以下揭载可信为代表的两个报告。恩内布斯克（Enebuske）的报告是：平均年龄二十二岁四个月的青年女子做体育练习七个月的结果。数字是用百分比例。如下表所示： 续表
  培耶（Beyer）拿他所认为标准生长的记录，和刚在体长最急速发达时期之后，受过特别秩序训练的年龄在十六岁至二十一岁的一百八十八名海军士官候补生相比较，得着如下的结论：即四年间秩序训练的效果，身长约增加一英寸有零。这种身长的增加，以当训练初期为最大，又以最年轻的候补生为最大。他也发见这种训练的结果，体重有显然的增加，且从十七岁到二十一岁，每年有同量的增加。他以为，体重方面要比身长为更易见到练习的效果。我们知道，肺量的增加大于体重的增加，是良好练习所生重要特征之一。但是培耶发见，因练习所得的肺量增加，并不足以匹敌因练习所得的筋量增加；而且在那种由特殊体育训练而获增进体重与气力的人，他们的肺活量往往变为更小。全体的筋力也能因练习而大增。据培耶的意见，在十六岁至二十一岁之间，全体筋力的增加可比普通增加大过五倍。他又加说；“我坚决地相信，今日那般强健人所发挥的那么样耸动世人耳目的筋力，即在大部分普通健康的人，也能做到，只消他们抱有决心，不怠地做那必要的练习。”人类身体器官之能反应这种良好练习而因以增进气力，大致是可持续到中年时代的。
  今有一件非所希望的事，即据某学者最近的调查，现在对于美国全国人口的医生人数的比例，要比对于学校学生数的校医人数的比例多七十倍。对于美国人口的医生数的比例，二倍于英国，四倍于德国；即在每千人中有二个医生，此外，牧师人数为一点八人，律师人数为一点四人。即令全体体操教师单教兵役年龄的男子，对于每一千人，也只要〇点〇五的教师。倘若仅就学校人数来计算，对于每一百万学生便只要二十个教师。因此，聪颖的合格的教师的需要，在现今实比什么都觉得急切。但今日的青年，尚得自由利用设备完好的体育场，总算是件幸事。即令无秩序的随意的练习，在很稀少的时候也有受害的。定期的前往体育场练习，固于健康有益；就是偶然利用，也可得到良效。不惟如此，利用了体育场，以前因不节制而发生的身体缺陷，也可以给他以多少的教训；自己之有许多缺点，也可因经验而恍悟，且即由此以获得健全的自觉与刺激。
  古希腊所行的全国大竞技会与今日的竞技会同为最能发挥青年的特质与要求。惟关于古代竞技的时间及距离之纪录全未能保存；只有格刺斯柏格尔（Grasberger）及其他学者相信，古代的选手要比今日的优越的多，特别是在跳与跑两项运动上。现在的体育法，虽不能说专以增长筋力为目的；但比起希腊人的体育法来，实不免为过于偏向。希腊人的体育规范是统一的，是基于为精神而发达身体的理想的。如我们现在所认为用机械的装置，练习及身体测验以行的体育法，全非希腊人所知道；他们对于体操的理想与动机也同方法一样，皆和我们的全然各别。就我们所知，希腊人是绝对没有为要矫正因工作所受身体上的缺点，或为要除去遗传的缺陷而从事练习的；又，在他们之间，除非到了筋力的竞技已经衰微，也决没有单独为了发达筋肉而做体操的。
  就全体言，近代式的体育法，一向是对于躯干、肩、腕等的练习，要比对于腿的练习为重；到了今日，它就成为过于自我中心的，缺少精神方面的刺激，对于伦理的或智力的发达更少留意。但依据这种体育法从事练习的人，也大足以增进身体的健康，且能防卫德性及节制。它所需要的，是在借助于最新的心理生理学的科学，从根本上改正各种的练习法及学说，且使它们互相调和。
  现在，各学校极热心于谋身体的发达，其最感需要者，是和身体测量学（anthropometry）须有密切的关系。将来有理想的体育场出现时，这个重要的正在发达的部门，一定可以占个地位。即：
  第一，设有测量人体的比例及左右相称的机械之课程，附设体力测量室，向青年教授听诊法的大要，弯脚器、脉搏计量器、肺量计、血量计、运动计量器等的使用法，曲线图的制作平均错误的计算，百分比统计表的调制法等。
  第二，教授解剖学，特别关于筋肉、骨骼、心脏、皮肤等的，以及关于此等之生理学的、细菌学的知识，体操及于循环系统的影响的调查，直立姿势的发达及其他一切关于体操的知识。
  第三，对于身体的保持、摄生、睡眠等充分应用卫生学的知识，此等一切，皆以近代的生理学为基础，并教授机械的治疗法、各种机械及练习的目的与方法、各种运动器具的使用法等。
  第四，教授从希腊体育法最发达的时代以迄于今日的体育沿革史。这种历史，虽富有兴味，在青年教育上，又为极有益的研究。但今日尚未见有充分的研究。
  这个部门，无论在实际上或在理论上，都当为激励居百分之七十以至七十五的未受体育影响的学生起见，给他们以充分的奖赏与奖励金。倘若采用这种种方法，那么以前虽曾经热心奖励体育而大部分归于无效的，今当可借以促进那各种在性质上不近似游戏而近似工作的练习之智力化，且使学生对此具有兴味。谷兹莫士（Gutsmuths）①最先对于体力的竞技（athletics）所下的定义，确为“披上青年快乐的服装之工作”。我们也当用同样的精神，使学生有兴味于体育的练习。所以，如其发展上述的课程，就得使从前互相隔离的体育学校的课业与大学的课业有个联络，也得由此以扩大大学课程的范围。又，除出我所高喊的它的修养价值以外，也能造就新的重要的以前非常缺少的体育指导员。这一方法更具有发达青年学生的道德之潜势力。格罗脱（Grote）②说，古代希腊全体教育的一半是用于体育；哥尔通（Galton）③也说，古代希腊人之优越于我们，正和我们之优越于非洲黑人相等。希腊人抱着这样的见解：倘若身体圆满发达，道德及智力方面的发达也将跟着发生；倘若没有圆满发达的身体，国民文化的基础就不稳固。在我们现代，另有许多新的理由可以相信：未来最优等的国民，将是对身体有最聪明的注意的国民。
  第六章游戏运动及竞技
  格洛斯的见解之偏颇 —游戏为复演祖先的活动之说法 —希腊体育的光荣，它的理想及结果 —婴儿最初的自发运动可视为人类祖先的生活 —在个人所特有的筋力发达之前，先当发达根本的筋力 —游戏兴味之遗传的说明 —用人 形的游戏 —游戏视年龄以区别 —儿童之特爱游戏及其理由 —律动的深意 —跳舞的价值及其意义，历史与重行实施的需要 —争斗 —拳斗 —角力 —武士道 —足球 —军队的理想 — “出风头 ”—冷水浴 —登山 —运动场问题 —游戏的心理 —游戏与工作
  游戏、运动及竞技，比较体操种类更多、历史更古，受人欢迎也更甚。在这里，充满着为体操中所不能见到的特殊的喜悦之情。人为的要素虽也可以加入，但若没有遗传的要素做根柢，总是不能永存的。因此，我们最先所当解决的问题，是有什么运动倾向与心理动机为自古代遗传给我们的。格洛斯（Groos）①说，游戏为对于未来壮年期活动之准备练习。实属非常偏颇、浅薄的谬见。因为它忽略了可以解释一切游戏活动的人类过去的经验。真正的游戏，决不是练习那属于人类的新经验的。所谓新经验，大都从产业生活而起；然真正的游戏，却是种种遗传的原始的机能之作用。在此种机能之中，有许多是在成熟之前即归消灭的；然也有如蝌蚪之尾，用游戏的形式继续活动的。照著者的意见，游戏当是人类远祖的运动习惯与精神当作原始的机能继续至今的。所以，倘想知道远祖时代的壮年者在做什么样的活动，最好去看儿童游戏中所表现的本能的运动。看了儿童的本能的运动，就能正确地了解他们以何种活动为必要。如斯，儿童的本能的运动，实和祖先的习惯的运动同其种类；不过活动的范围较为狭小。因之，即令现代人的职业形态有什么改变，但游戏的本质决
  不受其影响；即使有变，也只限于几种外表的模仿的形式。当太古时代，此等运动是于拼命的生存竞争中逐渐加以精练的。现在，在各个人身上，这种人类筋肉历史中最古的运动要素，最先表现，那种新的运动，则在后来依次表现。因为这种关系，所以儿童要像羡慕 “极乐园 ”似地羡慕游戏了。也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当游戏时，便和做体操不同，它不仅活动身体而已，也且活动精神；更像俗语“人只有当游戏时才完全”所暗示，在最纯粹的游戏上，可以有身体和精神的统一。倘若过度练习身体，只会增强血肉；又若过度重视精神，就要引起虚弱及自发运动。因之，儿童运动上的理想形态，最能促进生长；及在质量上、分量上最能自行节制的，莫如游戏。青年为了游戏的形式，感到异常的兴味。无论是外的冲动或是内的冲动，游戏都能自由适应。青年热望感情之紧张，游戏就能满足这种欲望。青年如果不得满足这种欲望，就常有狂酒〔饮〕烂醉以谋发泄的。而游戏最有价值的地方，即在得以实现忒涅派的标语： “活泼、自由、愉快、敬虔。”
  古代希腊人，是最能代表青年对于游戏的热情的。他们的历史与文学，之所以能永远照耀于后世者，即因他们代表了世界之永久的青年。雅交（J■ger）、季尔德斯里夫（Guildersleeve）以及格刺斯柏格尔（Grasberger）等，都说希腊的竞技，特别是阿灵匹克①运动大会，是集合了近代的悬赏展览会、野外集会、定期市集、竞马、瓦格涅祭、不列颠协会、乡村家畜展览会、大学校际竞技会及中世纪比赛等的精华的；又说，希腊的竞技达于“祭礼生活的绝顶”，凡爱金钱及名誉的，皆被号召集中于此，他们视竞技的光荣，简直是无可比拟，世上像再没有比不得这种光荣为更不 幸的事了。希腊人把青年竞技者的成绩归于神们鼓励之力。对于优胜者给他戴上月桂冠。有时为了优胜者的出生地，竟有几个都市互起争论的。都市的城墙，有时为了欢迎优胜者进来而拆除，事后立刻重建；雕刻家争刻优胜者的勇姿于石；诗人追叙他的家谱，直通于神；又有歌唱世间除手足卓越的人以外别无伟大的人之诗人品达（Pinder）①，竟颂扬优胜者的胜利，为善势力永远优越于恶势力的象征。希腊人抱有这样的见解：最健全的身体寓有最健全的精神。即柏拉图也主张，教育必须能使身体可以保障精神，且暗示，强健、幸福即是哲学家。要之，希腊人不相信离了精神教育而可以有体育；他们以为，身体训练无非为了精神训练。说健全的精神能寄托于不健全的身体，到底非他们所能设想。从这个见地来说，为知识而得知识乃是危险的迷信；因仅给精神以自由而不与以自制力是大不幸之故；所以，以为与其有那种不能发达筋肉运动的知识，倒不如无知之为愈。一切筋肉练习，固然同时即在构成脑髓；反之，像那每日惯坐、臀部坚实、手足松软的书蠹，或像那朝上呆钝、晚上活泼的贫血性女子，直可说是怪物。
  游戏行得最好时，实是一个伦理的学校。它不但增进体力，又能助成勇气与自信，使日常生活及习惯趋于单纯。给意志以力量、果断与敏捷，成为不幸时的慰藉、困难时的指导，更可以发挥各自的个性。
  在苏格拉底的时代，体育理想之能完成德育及智育理想，可由视知识与德性为一物而推知。只有极端的偏面的主知论者，才把它们区别为二，且主张知易而行难。从伦理的见地来看，哲学 以及一切知识，皆是实行为善的技术；行为才是知识唯一的本体；从而除道德以外，可说别无学问。色诺芬（Xenophon）①说：最善的人，便是常在研究改善方法的人；最幸福的人，便是自觉日在改善的人。生活是和手工一样的一种技术，而真的知识，不外是意志的一种形态。道德的生活与身体的发达，不只是相似而已；要是知识和行动互相分离，那么知识变为神秘的抽象的死物，行动成了无意味的习惯。
  不仅游戏 — —这是运动遗传之最纯粹的表现 — —即连工作与一切练习，它们所有的快乐，大都出于祖先经验的赐与。凡健康的人由各种正当练习所受最初的影响，即为幸福与喜悦的感情。正因为有这种感情，所以人方对于许多特殊形态的活动，会具有不可思议的热诚；又因这种感情是异常强烈，所以连健康上有害的行动，也会高兴去做。无论何人，若用全身精力勇猛活动，实能发生快感，有时还成为热烈的情绪。凡是动物，必须运动；如果没有运动，就要中止生长，终于死灭。一方面衰弱算是苦恼、不幸；反之，他方面强健即为愉快、光荣。人若强健，就有优越、庄严、忍耐、勇敢、自信、志望、权力、人格的强固，高尚的德义等之自觉。所谓活泼、敏捷、强健，特别算是青年的光荣。人类因为活动，可以发扬精神，差不多臻于极乐天的境界。由活动所起生理的快感，当性欲早熟的弊病最可恐的时期，足以和缓性欲的紧张。又在适当的时期，以适度的程度，给人的性情以永久的弹性，养成道德的克己心，唤起爱好自由的心情，且满足一切高等的人类的欲望。
  由运动所起快感的大小，往往和遗传的时代远近及力量强 弱成正比例。在游戏中，我们即能最充分、最深切地感到祖先的快乐。这种运动在祖先时代，自然也未尝不伴着苦痛；但用今日游戏的形式以表演时，苦痛已随了我们的祖先同归于尽，只有纯粹的快感留给我们享受。它的种类之多样而且变化，实为丰富我们的生活内容之由来。原始人，还有动物，也都有游戏，那在我们身上也留着痕迹。有人主张，工作是游戏的进化或退化。但因游戏，不论何时何地，总是少年期的别名，所以随世代的绵延，未成年期益发展长，游戏的范围也益发广大。无论何人，在游戏时，也只有在游戏时，都成为少年，不游戏的便不算是少年。表示老年的最好的特征，即为缺少了游戏的精神和身体。在老衰的过分专门化的脑髓、心脏与筋肉中，是一点也不知道有所谓游戏的。
  加力克（Gulick）曾主张，各种运动兴味之所以有大小，是祖先生活状态的结果。如正确而且迅速地掷物的能力，在祖先生活的某一时代，曾为生存所必要的技术，不能投掷者即被淘汰。投掷最巧妙的人，就能战胜敌人，杀死野兽，并能保护家族。现在儿童的神经系统及筋肉系统，已组成为某种一定的倾向；在它的背后，就含有种族遗传的势力。如快跑、巧避、具有忍耐心、用棒打击，在过去也都成为打猎及争斗上的基础活动。到了现在，此种运动虽于日常生活上不大有什么应用；但在完成身体的机构上，依然是需要的。例如棒球运动之所以通行于世，即因在这里面含有在过去曾为自己保存所必要的许多活动之故。凡是最好的体育游戏及竞技，都由这类人种上基础的要素所成。故知道人类的筋肉发达史，实为教育上的大要事。加力克曾问：为什么都会中人是那么样地欢喜终日坐着钓鱼？这就因为这种兴味的根源远在不容记忆的太古时代。原来我们都是渔夫的后裔，我们的祖先住在水滨，拿鱼过活（即在今日，我们还在拿鱼供食用）。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运动兴味有着差别。即对于某种运动之所以特感兴味者，是因那种运动能接触而且复活人类深切的根本的情绪之故。由此，我们可以明白，游戏并不像格洛斯所讲，是在准备将来的活动，却是在复演人类进化的历史。游戏与竞技，只在它们的外表上有改变；至于根柢的神经及筋肉之活动及它们的心理内容，都是相同的。正犹人须各视年龄以渐进的发挥他的心理状态，故也须各视年龄以发挥他的身体活动。
  因此，对未成年者最适当的运动法，比起发达各人所特有的力量来，应该多多发达那渊源于人类远古历史的根本的力量。发达根本的力量之最好指导，便是兴趣、热诚及自发性。又，神经中枢发生功能的顺序，也受遗传动力的规定。即人类历史上最古的运动，最先表现；高等的出于意志的运动，直到年龄很大时才有。约克孙（HughlingsJackson）①曾经说过：说话的器官和吃的器官差不多相同；两者不同之点，仅在说话的器官是比吃的器官要受更高等的神经细胞之支配而已。所以，倘能有正当地咀嚼余物或吞咽食物的动作，就可发达说话的器官。由此可知，不特各种运动的种类，即各种运动表现的时期同程度，也是都受遗传的节制的。
  凡是生长，多少总是律动的（rhythmic）。在急剧的生长时期之后，跟着来一个休息的时期；然后或更有生长的时期继起，而这种事情也许要反复多次。据罗伯（Robert）②的报告，倘在适当的年龄做有组织的体操，会得立刻使肺量发生惊异的发达；但若 让十二岁的男孩做这种体操，将全无效果；这因适当的时期尚未到来之故。要之，身体的练习，应能发展自然所具最初的意向，适合发生时期的法则；若不是这样，不仅无良效可收，且会发生大害。故决定各种运动发现的时期，无论在学问上、在实际上，都属非常重要。以下便是今日以前所做这一方面的几项主要结果。
  玩人形的曲线，以在八岁至九岁间为达于最高点，至十五岁时大概终止；但也有再继续的。倘若问儿童为什么不再玩人形的理由，总不出以下几种回答：因为另有更可喜欢的东西；或因为年纪大了，再玩人形是可耻的，现在应当爱好真正的婴孩。罗马的女子，一到了结婚的时代，即把幼时所玩的人形献给美与恋的女神Venus①，作为一种愿誓。喀莱尔夫人当自己到了不得不中止玩人形的时候，曾为人形特制美丽的衣服与眠床，并仿效带多（Dido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的办法，将人形放在积薪之上，在述过告别辞以后，便用小刀刺她自己。大致到十三四岁时，因为人形没有内心生活或感情，所以更清楚地认识了人形的虚假；但仍有许多人，在暗中继续玩弄人形，直到十八九岁或二十几岁才止的。偶然也有独身妇人或已结婚而无子女的妇人，甚至有些已有子女的妇人，一辈子玩弄人形的。在青春期以前所玩的人形，以成人型者居多；青春期之后，差不多全是幼儿或婴儿型的了。一旦进入青春期，对于人形的有无生命，已不复成问题；对于人形抱幻想的事情也不再有。倘若在青春期以后再有这类事情，那是更古的遗传的影响。当人形热达于绝顶时，假定人形为将来自己的儿女者，只不过极少数人；而“第一个小孩是最后的人形 ”的 俗语，也认为不确。又，最热心把人形假定为自己儿女的女孩，将来是否成为贤母，或玩人形是否能有作为母性初步练习的价值，都是疑问。不过，由这种游戏的形态所鼓舞、所联结的许多筋肉活动，确有可使用于健全的方向的；一向却被心理学家及教师忽略过了。
  在一篇有趣的论文中，加力克博士把儿童的游戏分作三期，以三岁和七岁为分界点，且谋表示由十二到十七岁的青年前期及十七到二十三岁的青年后期的游戏之特色。他说，在前面两期中，即七岁以下的儿童，难得有自发地做竞技游戏的，只不过常常受了年长的刺激，想这样做。从七岁到十二岁所做自发的竞技，差不多全是个人对个人的竞争。然在青年前期，受着两种要素的支配：第一，竞技变为团体的，即由团体对团体以行竞技；在这时候，个人多少要为团体而有所牺牲，要服从队长，要大家协力以达一定的目的，且游戏具有一定的规则与目标。第二个特征是关于游戏性质的，好像全是野蛮人的野外的生活，即打猎、捕鱼、偷窃、游泳、划船、争斗、英雄崇拜、动物爱好等等。这种特色，在男孩子要比女孩子为显著。大概青年期的游戏是社交性的，要求勇敢，忍耐、克己、胆量、忠实、热诚等野蛮的德性。
  克洛兹卫尔（Groswell）①就二千个儿童调查的结果，发见他们所喜欢的游戏共有七百种，其中最多数是属于体力练习的游戏。他说： “八岁以后，每年作体力练习的游戏的数目，约为其它游戏之二倍，而在十六岁的男子间，则增至四倍。”游戏种类最多的年纪，是从十岁到十一岁，约有十五种；自后八九年间，种数逐渐减少，但有某种进步的特殊化的游戏发生。在遗传的游戏上 极有兴味的追捉戏（Chase），当男孩六岁时占全游戏百分之十一，九岁时占百分之十九，但不久即趋于减少，到十六岁时便不过百分之四了。玩具游戏及想像的游戏，衰落得更要早些；球戏却着实地迅速地发达，直至十八岁为止；纸牌及桌上游戏，从十岁至十五岁不绝地发达，惟增加的比例，以女孩方面要比男孩为特别显著： “刚上十二三岁时，竞争的游戏占男孩全部游戏中的三分之一以上 ——这种游戏的目的，是要在某一方面取得胜利，其兴趣集中于同伴间的竞争上。”
  “儿童年龄上了十二三岁之后，另有一种趋向发生，最好的例，莫如有一女孩不复做游戏，而去做有实效的事情。”所以做父母的及社会一般必须设备最顺利的环境，以供各种年龄的儿童可以得到适合的游戏事项。儿童年纪大了，社会对于儿童的游戏愈有重要的作用；从十三岁起，“游戏显然带上协作的和竞争的性质，一切动作也更具有某种确定的目的。在这个时期的课程，应集中努力于比较少数的竞技事项上”，从而对于每种竞技所费的时间应当加多。到这时候，精通竞技的欲望，达于顶点。不求助于人的本能，也强盛起来，只想保持自己的特立独行。十四岁时，在手艺上，谋有所成就的冲动特盛，或者还有与人协作的冲动。
  麦克·基（McGhee）搜集了一万五千七百一十八个儿童所爱好的游戏种类，发见如下的结果：女子从九岁到十八岁，对于竞走的兴味逐渐减退；反之，对于机运游戏（playsofchance）的兴味，从十一岁到十五岁急速增加，尤以从十六岁到十八岁为最增加得快。在模仿的游戏上，从十一岁起渐渐衰落，至十四岁前，达于衰微的极点；衰微的比例，以女孩方面为比男孩异甚。含有胜负意味的游戏，从十一岁到十六岁急剧增加；这也以女子方面为甚，到十八岁时其比例数尚能多过男子，即在一百个女子中竟有七十个欢喜这种游戏。青年期，男子从十三岁到十九岁之间，虽然对于某几项游戏的专门化倾向的显然增进；但在女子方面，就一般而论，游戏的门类原有许多，可没有什么特别优越的。即令上了这个年纪，在男子虽有极强烈的对于游戏上组织原则的要求，但在女子简直丝毫没有。在青春期表现兴趣最浓的游戏，在女子要算croquet（是一种户外游戏），在男子则为游泳；此外为男子所最爱好的棒球和足球也迅速地发达。还有一点，麦克基虽未明说，但从他的报告上可以看出的，是在男子方面，游戏门类要视节季而有变动。这至少是因男子的野外活动要比女子为多的缘故。
  斐勒罗（Ferrero）①及别个学者说原始人的活动，如果性质较为热烈的，便有成为律动的及自发的倾向。实际上，在一切种类的运动形式中，通行最广的，莫如跳舞。跳舞不仅性质上热烈而已，且在它的大筋肉运动之中，可以表现人类一切重要的动作、职业、情操或其他事项；因为它的表现形式是非常的普遍而且象征，所以连音乐同诗歌也像是由跳舞中发生出来的。在黑暗的历史背景中，实有许多证据足以证明游戏、艺术与工作三者曾有过不相分离的时代。这三者，也许是由生物学上有浓厚根柢的律动运动中起源。因这种运动，能使我们费最少的劳力而获人生最大的欢乐之故。据说，从前爱神 Erco②曾用这种律动运动，使混沌世界有了秩序。如今人类若能适当地利用这种律动运动，那 么人类的精神，当也可因此而向高远的理想奋勉前进。工人们当举重、曳物及使用各种工具时，常唱许多工作歌以齐一行动。这种歌的一张一弛，即表现筋肉的屈伸；声调提高，便是筋肉紧张达于极顶；又，表示律动之使工作容易，使工作变为社交的。然在现在，有大部分古的工作赞美歌，已经消失，机械已把工作变成更有连续性。假令有所谓律动运动，也属由外部强制，要像从前所常表现的自由空气，是一点也没有的了。现在一切根本的中心的或筋力的运动，有和野蛮人的音乐相似，趋于律动、自发或反复的倾向，恰像原始的大海之波还向它们打来的样子；反之，在后来发达的小筋肉运动方面，却不是律动的，而有成为连续的特殊的非凡复杂而纷歧的趋势。因之，当筋肉发达最旺盛的青年期，要差不多特别注重全部大筋肉运动的律动作用，实为自然之理。当青年期之始，男子爱好进行运动（marching）；又据我们所收到的答案看来，对于律动地拍手、跳跃等等的热望，实为非常显著。大概运动反复的成分愈得势，运动就愈成为自发，为要适应运动所费的心思与注意愈可减少。如大学生的呼号（yell），欢呼（cheer）、划船、行进、行列、乘脚踏车、赛跑、拉绳、体操，特别伴着音乐的体操、骑马等等，都是律动的，而如网球、棒球、足球、篮球、goef①、polo②等等，则以互争胜负为主，性质猛烈，律动的地方就少。在拳斗及角力中所表现的，更要加重心理上注意的要素及技巧的熟练。瑞典式的体操禁用音乐，实为错误。加入音乐的效果，可以使练习成为更根本的自发的，且可以减少劳力而让在精致运动上所需神经筋肉的机体得以休息。 青年时代为律动发生的黄金时代。在这以前，许多儿童对于律动的感觉非常迟钝；即使是那种从小就按着拍子以行进、歌唱、游戏或读诗的人，一旦进入青年期，也要扩大意识的地平线，加强注意力，深感字句的意义，并感到音律之美妙；毕竟这是由于以律动占优的筋力运动之春天已经来了之故。单就最古的乐器即大鼓来看，也可明白，那是只求拍子合调，发音强大；至于形式如何，并不着重。在音乐中讲究音律同文句，都是后来发生的事。野蛮人只要有律动的拍手或踏脚，就能精神奋发，进攻的勇气勃生，且有齐心协力的意识出现。我们研究律动的心理，就可知道它有增强精神力量的根本价值。如果没有了律动，我们将不能设想战争，恋爱和宗教究是什么。古格言所谓：“散文之父母为诗，诗之父母为音乐，音乐之父母为律动，律动之父母为神。”这似不特可由历史作证，也是可由思想及注意的性质作证的。
  跳舞为最能代表纯粹游戏及青年需要何种运动的实例之一。跳舞在一切运动教育之中，怕要算为最自由的了。索本浩以为，跳舞便是最高的生理上的刺激，且使动物的生命能因此最明显地意识自己的存在，并感到极大的快乐。在远古的中国，于每年春季举行跳舞的仪式；十三岁以上的男子教育，即以跳舞为科。在日本、古罗马、埃及、古希腊等，跳舞也用为礼拜的一种形式。圣·巴锡尔（St.Basil）①劝教育中用跳舞；圣·格里高里（St.Gregory），也应用之于宗教仪式中。初期基督教的主教们，在祭坛的周围，行宗教的跳舞，只有在六九二年，后来又在一六一七年，教堂中才禁止跳舞。尼尔（Neale）及别个学者曾说，从 前基督教要使野蛮人改宗时，所用最有力量的方法，却不是说教，而是著庄严的法服，奏优美的音乐，同时为行进的唱歌队之行列；因为野蛮人不懂得教会的言语，所以讲道是不大生效的。野蛮人差不多全是大跳舞家。在跳舞之中，他们能模仿所知道的各种动物的行动，表现出他们自己传说中的故事；而因跳舞方式非常严格，故一有错误，竟会丧失性命。从一个民族的跳舞中，往往可以发见他们的特性；摩利尔①（ Molière）甚至说：
  民族的运命即看跳舞如何以定。在受过大屈辱的人民中间，常出有极奔放佚乐的跳舞家。大概潜伏在人心的某种秘密，只有在跳舞中才能发泄，这看基督受难剧，也可明白。
  倘若我们研究凡俗的跳舞之历史，便可知道，有几种跳舞，当最初创始时或流行时，足以激起极大的热诚。据某作家说，当Polka②舞受英法两国民大欢迎的时候，竟使得政治家也忘记了政治。可是从前的跳舞和今日的跳舞，大有不同。从前的跳舞，是把恋爱、悲哀、公正、惩罚、恐怖、忿怒、安慰、宗教的礼拜、哲学的思想及其他一切人类生活上的特色，表现在身段及姿态之上的；而在近代跳舞场中所有的跳舞，实只是堕落的遗迹，就算是顶好的，也差不多没有文化上的价值。反之，引起恶劣联想的污点却不绝发生。这对于青年，要算为最大的不幸；为了他们做救济改善的工作，便是极大的急务。这因跳舞正像最能表现情绪的言语，在情操及意志的修养上，也是一个最适当的方法之故。即音乐也可有同样的效果。正当的跳舞，足以给精神以律动，给神 经以平衡与节制，给大筋与小筋之间、感情与知识之间、身体与精神之间以协调。跳舞又能觉醒才智，抵抗诱惑，使品性向上发展。而利用跳舞以治疗精神病，更可成为有兴趣的一种研究。
  在青年的自发活动和人类祖先的劳动之间，今发现了另一个一致点，这乃是在科学上富有兴味，在事实上又富于暗示的。野蛮人和文明人最大差异点之一，是在劳动和休息相交代时间的长短。在野蛮人方面，有时好几天，好几星期，甚至好几月，懒着闲过日子；一旦到了活动期，便将全力用于跳舞、狩猎、战争、迁移及其他种种事情，有时简直废止睡眠，表现极长的耐心。但到了文明进步，分业益精，时间就愈有规则。文明人的一切习惯，从饮食、睡眠以至实践宗教的或社会的义务，都逐渐按着秩序以行。妇女之受秩序生活的训练，远比男子为早。据部社尔（Bücher）①说，叫野蛮人过文明的生活，其困难正不下于叫猫拉犬车。野蛮人之所以厌恶文明人的劳动，却不是怕吃苦，而是厌工作方法的单调。野蛮人的用力，要比文明人猛烈的多；但休息的时期，也比文明人为长，而且在休息中，是极无气力的。有时，他们使用体力到精疲力竭的地步；有时，便过着完全同植物一样的生活。青年的筋肉习惯，就有很多处所类似这种状态，所以对于学生，特别是大学生，最好不要强制他们过过于规则的生活。在这时期，做猛烈活动到感觉疲劳的程度，也能成为他们的热望；这种热望和对活动本身有快感的冲动或成功的志愿，是可显然区别的。在这时候，因身体的各组织具有勃兴的倾向，故正像婴孩的哭，会得膨胀血管，几乎到了泛溢的程度，把血液输送出 去，以滋养新生长的各纤维、各细胞及各器官。因之，全身紧张，皮肤发赤，于此时高声狂叫，作野蛮的运动，实为足使青年陶醉的痛快万分的事情。但身体一经成熟，这种必要即行消灭。假使这一见解是正确的话，那么为青年期显著特征的第二呼吸的现象——这在酒醉时也可见到 ——可以说是复演远祖时代之律动的特色。青年有时竟要稍稍过度劳动以补劳力的太不充分；也要减少些睡眠时间以抵制过度的睡眠。如果没有这种应时的过度劳动，各种力量为了缺少刺激，就难免萎缩或阻滞；故当这个可塑的时代，自然往往有种准备，让心身的潜势力向各方面发展出去。
  次于跳舞而及遗传的影响于人类游戏中者，是像角力、攻击、拳斗、决斗的人同人的争斗；在某种意义上，狩猎也包括在内。动物的世界，因为生存竞争猛烈的世界；即原始人的生存竞争，也是赌生命的决战，是各个敌对者的肉搏，以眼对眼、手对手相竞的。这里，一方的胜利是他方的失败甚至死亡；这里，生命是往往要用生命去挣得的。战争的形态愈是野蛮，就愈发挥人类最劣等的性质。柏克（Burk）曾说，在儿童时代，存留着最野蛮的这些本能，他们所作的争斗往往是异常暴乱的。譬如咬鼻、撕耳、踢感觉灵敏的部分、拉发、扭臂、撞头在石上、折指等事情都有；更甚的，竟有故意绞死对手、抉去眼睛、撕下耳朵、拔去舌头、打损牙齿、鼻管、骨头，或蹩歪下巴及别种关节，扭转头颈，咬去嘴唇，及其他种种不堪言说的乱暴行为。当人发怒到极点不容自己节制时，就会变成嗜喝对方之血的恶鬼。你试看他：面孔歪转着，鼻息粗大像野兽，破口恶骂，狂呼，号哭；但见了对方受痛，不禁衷心喜悦，为之捧腹大笑。而结果，大家都受了损伤，染了血污，气息奄奄。气质粗暴的人，看到这种纠纷，极感兴味；但病态的气虚的人，只要稍稍看到一点轻微的冲突，就会心悸不已。这一类的本能，虽在儿童期，也有多少发达；然至青年期，当气力与技巧尚未充分发达足以引起严重的犯罪行为之前，大概是被抑压的。像这一类粗暴的野兽般的发怒，原是极可讨厌；但它的冲动，是不能也不当消灭的；只要善为利用，引导它去和人类所需征服的恶作战就好。正当的发怒，实为道德教育上的重要项目。如果对于任何种的刺激都不抵抗，是没有丈夫气的怯弱的懦夫了。倘若一位青年男子，虽有健全的体格，但不能用体力去为正义斗争，就难有高尚的真正的对荣誉的意识，而是个不知羞耻、妇孺气的卑怯者。所以，不去压伏争斗本能，而去调整指导，实是体育上、德育上的大问题之一。
  从前，斯巴达人竭力于儿童时代培养这种冲动；即在英国有名的学校中，几百年来也予以默认。近时则用惯习加以节制。在他们的文学及传说中，就包含着许多实例，证明由此所薰陶出来的大人物，而如休兹（Hughes）①及亚诺尔特（Arnold）的大教育家，也欣赏着这种教育法的价值。大概为人类堕落之特征的意志薄弱与廉耻心缺乏，可由这种冲动加以防止。真正的德性是需要敌人的。妇女、老人及妇孺气的男子，虽要求稳静的舒服的和平，但一个真正的男子，必须以抱大牺牲为正义争斗，由此以涵养勇气为人生的快事。过好争闹虽不算好；但一个好闹的孩子总比那怕惧争斗的孩子要好些。健全的青年男子，最好都学拳斗。但从事拳斗时，同跳舞一样，应当防止恶的联想之发生，而利用它的教育力量于道德方面。拳斗行得好时，确是丈夫气的技术，为敏捷眼与手的运动，又为养成决断力、意志力、克己心的最好方法。
  因为若于拳斗中缺少了这种要素，就会从对手方面受着打击的。所以在矫正气短易怒的性质上，这是最稳健的方法；此外在矫正任情使气以及怯懦的性质上，也是大有效果的。
  决斗的效果不及这一种拳斗；即在比较上算是无害的德国学生间所行的决斗，也到底没有像拳斗的价值。格黎谟（JacobGrimm）①俾斯麦（Bismark）多赉乞克（Treitschke）②虽然热心地拥护决斗；但包尔生③（Paulsen，哲学及教育学教授）、士赖姆夫（Schrempf神学教授）则说，决斗只是害恶较微的恶习。美国人中，也有因实行决斗可以减少虐待的事情而认可的。说到决斗的缺点，是在过于发达名誉的观念；常有为了有毁坏名誉的嫌疑，就宣告决斗的。原来，决斗是由所谓表现神的裁判这样宗教的浪漫的思想而起。受侮辱者为了维持自己的名誉，就得准备拿身体甚至性命来作赌。即到今日，这还认为决斗的理想。惟决斗自然也有优点，即各人因此可以对自己的行为负起责任，多少还可以做些身体训练 ——虽然是有点偏颇。决斗的规则，是直接由法国的军队生活中取得，而对于名誉之是否为真名誉抑假名誉，对于侮辱之损害自尊心，是由本人的神经过敏所幻想或由本人的自大所假托，都是不加分辨的。所以就决斗的现状而言，是不能视为防卫人格的最好方法。决斗的辩护者虽将说，决斗有防止不洁的肉欲之作用；但我们常容易联想到：决斗家往往便是啤酒 的狂饮者。
  击剑是颇能向上发达的技术，于改进姿势及体重上，都有价值，且需要极敏快的手臂及腕关节。这种技术，是偏于一面的，又不像决斗那样定要给对手以实在的痛苦。
  武士道是指日本人在行为上或战争上所抱对于名誉的概念而言。日本的少年是受着托摩·布朗（TomBrown）的理想之薰陶，即所谓：“要把既不虐待小儿也不为大人所背负而逃的芳名留于后世。”它表现日本人对于公正、爱国及正当地生活、高贵地死之理想。它也含有同情、怜悯、爱情、惟最勇敢者能最温柔、最深于爱情者能最果决，以及礼仪和作诗等的意义。名誉是人格尊严与高贵的意识，所以武士不用宣誓而自忠诚。武士（samurai）当五岁时，即受一把真剑，使他具有自尊心与责任心。十五岁时，授以两把锋利的艺术的剑，一长一短，他必须终身佩带。剑由铁匠制造，铁匠的店是座圣殿，开工时须先祈祷。武士要学剑术、弓术、骑术、兵学、枪术、道德与文学，以及进攻用与防卫用的解剖术。他必须无视金钱，轻视生命，什么都比不上名誉的值得看重，倘若名誉丧失，只有一死。这一种的武士气节被称为日本民族的魂；这种气节一消失，生命就无价值。要之，武士道是一种伦理的规则，也是一种身体的训练。
  足球，如果参加者重视名誉，是很有意义的一种竞技。最近，英美两国的选手有足球比赛之举。起初双方同点，然到快要终了时，美国选手表演非常的失误，几使美国丧失了选手权。可是英国选手却不愿乘人之危机以取胜，遂故意也做出一种相似的错误。大抵他们是确信，竞技的胜败，应当由正正堂堂的斗争以决定的，故不屑做那种利用敌方弱点的卑怯行为。现时美国足球界的主要缺点，就在只谋得胜，什么手段都可采用，其结果往往是弄诡计，以侥幸取胜。因此，有几处大学竟要提出足球存废的问题来。像这类卑怯的行径，的确是毁坏为青年德育上最有力要素之名誉的感情的。这将道德上的堕落，直比因足球所发生的折骨丧身等等创伤还要不幸得多。
  角力（wrestling）是一种个人抵抗的形态，在古代极为发达，在今日看来，虽像是偏于肉体的锻炼，但实际上，它于各形式上是有特殊的训练价值的。角力本是人对人不拿武器、不受保护的最原始的格斗形式。以后渐渐消去了它的野蛮的处所，在希腊、罗马时代，又定出种种规则，于是它能比其他任何形式练习更多的运动种类 ——对四肢、躯干、颈项、手、脚以及在各种直立、前俯的姿态上。要获胜，用不着什么残酷方法；就是败了，也不感特别痛苦。因为角力时是体与体紧密地相接触着的，臂的屈筋的使用要多于伸筋的使用。故在角力上自有一种特别的格调，可以做出多样的活动，从而训练的效果，也得普及全身。
  大概对于士君子（gentleman）的观念最不相容的，怕要算是勃发暴风雨式的忿怒了。忿怒的勃发，实在是可讨厌的。就在右颊被打再给他左颊的无抵抗主义，也有它的胜利，可以成为一种道德的奋斗。我们能好好地节制意气，不让其乱发，已算含有运动的性质；但若眼看着人家的横行不法，虐待弱小，而犹隐忍旁观，是决不能成为美德的。真有丈夫气的，当这个时候，便该为了人道，为了社会秩序，挺身而斗。如其坐视不动，那么精神将归于消沉，气力也趋于衰败；正义的怒也要一变而为阴郁沉闷，大有损害于品性了。故正义的怒勃发之后，正像雷雨过后使人心地爽快的样子，也将一扫心中的暗云，而现出光风霁月的气象。与其卑劣地恐惧造敌，无宁自行造敌以表现自己的名誉之为可嘉。甚至为与敌争以致鼻被打凹，首被折损，颜面留着刀痕，更或把一成绩优秀的大学生的生命付于牺牲，也得比精神萎靡、只知讥嘲评论而不敢勇往健斗、德行堕落的人为优。不过，如有其他较好的矫正法，自不必定须这样做。
  恋爱与斗争是非常密切的。故当生殖机能成熟的时期，不仅斗争性大为增进，有如动物之发育角、牙、爪、距以及攻击和抵御的武器而已，也且发生了新的组织精神，可以造成团体或者巩固团体。足球、棒球，板球（cricket）甚至竞船，都能成为智育与德育的机会。即：第一，在竞技中往往有精密的规则，精通这些规则及有效地实践这些规则，都是精神支配身体的良训练。这些规则，又是不绝地在修订，在改进，竞技的每一种细目之组成与行动，先须对于人类天性有经验与洞察。第二，每个运动员有服从团体及其领袖之义务，这就足以发达社会的及协作的本能。第三，各队所代表的学校或城市的名誉，是为每个运动员及全队所当担负责任以保全的，这不特可以养成为都市、为国家、为人类尽义务的精神，并且可以养成对上帝及教会服役的精神。在竞技中，必须融合各个的自我，培养真正运动员的品格，与其弄诡计，施阴谋，无宁堂堂地失败。就今日的状态言，固尚伴有种种的弊害，但随经验的进步，自可渐谋改善。从大体言，今固已开渐次改善之端，故对竞技的将来，我们是可以抱乐观的。
  最后，军队的理想及精神、物理的教育方法，于节制争斗的本能上，殊有效用；且在大体上，要比单单美的趣味之运动法为更健全。如徒步行进，可给腿、臂以正当而有规则的运动，又可以正齐身体的姿势；兵器的操纵、队形的变更等，可以养成团体的感情；而一式的制服，更可以除去如普通社会所见的衣服上的差别。法、意，特别是德、俄诸国所行二年或三年的义务兵役，对于下级社会的青年，往往可和专门学校的课程相比拟；说军队是贫民的大学，也不算为无理。在军队中所有的，是严格的训练、精确的规律、固定的时间，虽质素而富滋养的食物、户外的运动、不避风雨寒热、远足、清洁的习惯，许多种有用的技巧，比赛拟战等等；别的功用且不问，单就这几项来看，也就大可以增进国民的健康与智慧了。还有，海军军官学校、骑兵学校、远洋航海、炮术演习以及其他外表上的军队生活的特征等等，都能给军人一种特别的精神，可以从事于将来任何方面的勤务。所以，青年们务必利用机会以受此种训练，教师也当造成机会把鼓吹军队生活的兴味之知识尽量授与学生。譬如将有史以来的军人生活及军人思想之沿革、大战争胜败之原因、各国各种陆海军学校所教最良的知识等等统合起来，告诉给青年听。这想也不算是大难的事吧。
  性的关系所及于青年竞技上的影响，也很微妙而且强大。就在鸟兽，当雄的出现于雌的面前时，更要表显它们的美丽及技俩。鸟兽的歌唱、回转、拟战等等，都无非是求异性爱的形式。一个在平常做事迟钝、行动平凡的男孩，一旦在自己所想望的少女面前转车轮而过时，却会显出漂亮、勇敢、机敏、壮健的身态，也是同一原则的实例。青年当了妇女之面，自己虽未尝意识，却难免筋肉偾起、动脉紧张。在一切比赛时节，如果有妇女在场，败则可得可耻之自觉，胜则愈有光荣。不论男女，都不断地从异性方面受着试验，而对于异性批评的标准，不和对同性的相同。不幸有的青年男子，竟以对同性的态度对待女性 ——于是像有些青年便为此而变成完全异样的人。男子在竞技上的优胜，即表示他对于未来的配偶者是有援助、保护，使她有信用与名誉之能力；而且为了获胜是不会有什么大损失的。体力与技巧，尤其是优胜与荣耀，实足使青年成为一个勇士，且满身披上浪漫的幻影的美，他这种得意的气概，虽为礼仪或习俗所掩蔽，但冥冥中是要受着深感而无可避免的。观客及同伴的拍掌，固然觉得愉快；但特别由妇女方面来的喝采，更足使他狂喜。美女归勇士，实是万人所同意的。这种样的刺激，真是健全的，而且是文雅的。如下面所述，一个怕羞的青年，常会选定一位少女看客，有时他的一举一动，竟会绝不自觉地受着她的支配。虽然他对她是个陌生人，毫未接近过的。在体育竞技上，这种动机很有文雅与良好姿态的作用。理想的武士，纵令怎样凶猛可怕，可决不许残酷无情，而须具有雅趣温情、大度及耐心。据进化论者说，妇女已驯服了、教育了野蛮的男人，她于对偶的性质上，保存那种可以遗传给后代的，而舍弃那种不合意的，由此以养成男人的一切德性。倘若果真如此，那么，今日的妇人是还在从事于古代妇人所做的工作，即男子在女子的面前，是具有希望渐成为女子所理想的男子之感触的。男女共同的游戏竞技，虽兼有男女同学的优点与缺点；但其中男女同在一边的，要比男女分立对抗的为少有使男子柔弱之弊。所以然的缘故，是因一个勇武的男子虽能尽力援助，但他的大病是在不肯打击妇女。因此，一般的说来，妇女所最能为力的，与其是跟男子共同竞技，不若做个同情的旁观者。在今日，女子在青年男子的体育上，正是一个重要的要素。
  目下，美国的学校正在因女性的势力而趋于改造。至于这种女性的势力究竟怎样普遍，可看教会的情形就能了然。今日美国青年男子之出席于教会的，仅不过百分之七；而教会会员及工作者的大部分，还是妇女。据加力克的说明，所以呈此种状态的，是因教会所要求于会员的性质，是所谓爱情、安息、祈祷、信任、忍耐、救济等的女性的性质 ——而这种特征，是未含有最能激励青年男子的理想的。但实际上，今日的教会尚未知有可诉于更男性的性质之途。费尔亭·霍尔（FieldingHall）曾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在世界大教祖中，为什么独有基督与释迦不为其乡里人士所尊敬？他回答说：因这两位教祖所信仰的和平、无抵抗及服从，是不适于男性的战士种族 ——犹太人及古代印度人；而基督教之所以在欧美大受欢迎，是由于那里已获解放的妇人的势力。反之，如儒教、回教等，是男性的，是土产的；在这种信仰及崇拜的形式上，妇女就没有什么地位。这也可以看出，支配人之心情的女性是怎样地统制男子了。
  冷水浴及游泳所及于青年的效果，非凡伟大，有非言语所能尽说者。行冷水浴时，半因皮肤内的毛细管及皮下组织内的血管收缩，半因皮肤表面受着水的压力，就送血液到身体内部，而使肾脏、肺脏、胃肠等的活动旺盛，又因反应所生的赤热，实为促进血液循环的最良方法。在强壮不随意筋及心脏与血管上，也以冷水浴为最适宜。冷水浴又能使皮肤清洁，保全皮肤最重要的功能，足以补偿近代生活中极易发生的缺陷。至于跳入深的冷水中游泳，更能涵养勇气、矫正神经过敏之弊。当游泳时，差不多一切种类的运动都要应用。从这点来看，游泳在体育上也当占一个特别的地位。游泳之能增进心脏及肺脏之健康，更是一般学者所公认。在防止生殖器官的充血上，也莫有如游泳之能立见效果的。即单把衣服脱去，在海滨奔走，也尽足感到畅快，像在大自然界呼吸着自由空气的样子。若没有什么不便，就只裸体游泳，也很可以。温浴要使人体弱，惟有冷水中的自由游泳，才是最良的强壮剂。
  幸而近来都市的官吏、教师、卫生委员等，渐能认识冷水浴所及于心身上的良效，进而设置海水浴场、游泳池及其他各种水浴设备；且还有教授著衣游泳、在水中脱衣、在水中步行及救助工作的技术的。在三藩市附近，由某有志者的捐助，已筑成了极伟大的公共浴场，其中有温水浴场、有冷水浴场及淡水咸水依种种比例混合着的许多浴场。此外尚有室内浴场、海洋浴场、小儿浴场等一切种类的水浴设备，更有许多游泳教师及各式器具。其全部分，则用一张大天幕盖着，中设可供二千看客的座位。即在他处的游泳场，今也设有参观席，希望参观者多多前往。有时洗濯所及公共洗衣作也有附设的。公开的时间也在延长。
  在青春期之初或稍在青春期之前，爱好那种受动的运动，即身体自然落下的像秋千一类的运动。据李（Lee）①的报告，在寒冬的时候，为想打秋千而等待自己的轮着直至日暮未去的儿童，实有许多。乘脚踏车与溜冰，在心理学上看，也与打秋千同一性质。
  腿的练习或者有比其他任何部分的练习更高的价值。人的定义，本为一种直立的动物。但做到直立的地步，是在许久时期的准备以后才成功。这样一来，手就免去了担任移动身体的责任，而变为专受心力的支配。在近代的学校及生活中，有坐的习惯的倾向；要矫正这一倾向，须作移动身体的运动。登山这种动作，最能刺激心脏、肺脏及血液。希波革拉第（Hippocrates）②甚至说，真的呼吸，只有在山顶上才可能。步行、奔走、跳舞、溜冰、海边散步等等，都有节制性欲的效能。那些过着坐的生活的人，往往苦于肉欲的骚扰及意见、情感的激烈。有人说，鞋匠具有革命的性质。即因他们每日坐着工作之故。 游戏问题，今已公开引起了世人的注意。这个问题所关系的范围，也很广大。如屋顶运动场、散步栈桥、学校庭园甚至校舍等等，已渐渐地在课业开始前及终了后为儿童开放；其他尚有许多问题正待解决，如各种的旅行问题、可视为青年犯罪期的暑期中的作业问题、青年与戏剧的关系、青年的自治俱乐部、自然研究、各国民对游戏的要求与倾向之差异、在厌恶作业时期中的作业与游戏之关系、“不得运动场的孩子将成为不得职业的父亲 ”之恐惧、游戏与性欲的关系等等都是。
  萨真特博士（Dr.Sargent）及其他许多学者都曾指出，体育的竞技，在矫正学生风习问题的解决上，能提供许多有益的新题目。即：第一，它促进关于学生食物及摄生的研究。第二，它定出对于名誉的新的标准。因竞技者如果懒于练习，将认为不对团体负责而受谴责与除名。第三，它供给一种优秀的动机，可以抵制那损害身体的一切错误与恶习。第四，它是一个健全的出口，可以发泄郁勃于青年胸中的元气，免致横冲乱暴。第五，它准备为作文的新而有益的题目。第六，它能大有助于规律的训练，教以重视行为应比重视言语或约束为要紧。第七，它能令教师发生对课业具有兴味的感觉，以防止因运动竞技的兴趣而有对课业冷淡的弊病。第八，在大竞技会中处理全体的事务及重要而困难的财政（有时达十万金元以上），是训练青年的好机会，由这种经验，足以养成他们为将来的大事业家。但竞技的弊害，也有多项。如：厌忌学问的研究；为过重胜利而不惜施用诡计；争斗的冲动受过度的刺激；想把事情一口气就做成；非难裁判员的裁决；竞技之后，有趋于放纵生活的一种反响；因竞技中感情兴奋，使心身过分紧张，头脑迟钝；只重肉体生活的偏面发达；容易早衰；小筋肉发达的不充分；精神永在兴奋中，使镇静的持久的勤学变为单调沉闷、难耐的样子；等等。
  游戏的范围，同人类生活一般广大；它的种类之多，还超出产业及职业的种类之上。游戏与竞技，可因节季、男女及年龄而有不同。据麦克基调查约八千个儿童所得的结果，可以知道：欢喜奔跑游戏的，大概是从六岁至十七岁的男子；在女子就远不及男子，且从八岁至十八岁之间，特别减少奔跑。在选择的游戏上，男子仅于十六七岁时略见增加；惟女子从十一岁起骤见增加，至十六岁后更要增加得快。模仿的游戏，以女子方面为盛；然至青春期，要比男子衰落得快。在敌对的竞技上，当初以男子方面为盛，但到十八岁时，女子可以追及男子；而双方都见显然增加的时期，是在青春期。游戏的种类，在女子方面虽要比男子为多；但特别嗜好的游戏，却比男子为少；而且大部分女子的游戏，是无组织的。约翰逊（Johnson）曾从许多游戏竞技中选出四百四十项，且把它们中之最好的按排在小学校一年级至八年级的课程内，更依它们所及于教育上的效果的大小作排列的顺序；这所谓教育上的价值，是教授观察、读法拚法、言语、数学、地理、历史、传记、体育，特别是训练腿、手、臂、背、腰、腹部筋肉及胸部等地。他说，在美国所有最好的竞技，大都是很古的，且以为这种竞技在今日是已经衰退的。但儿童不能自行发明新的竞技，总只会模仿他人的竞技；而学习新的竞技，在儿童自也容易。自一八九四年在柏林举行游戏大会以来，一般人已感觉到竞技为国家所必要，且认竞技之助长心身的发达为在体操之上。因此，到了今日，就有游戏学校、游戏教师、游戏场所、游戏学课。一方面是承认游戏本身的价值，另一方面是承认因游戏的动机以减少学业的劳苦。现在，已有不少人根据没有快乐就没有利益的原则，想到要施圆满的自由的教育，只有靠游戏与竞技才可能的。
  游戏是运动上的诗。所以，过早地教以游戏与工作的区别，是不行的。教育的第一步，恐怕还当从正确地指导儿童的游戏着手。福勒伯尔曾认游戏为儿童一切活动中之最纯洁、最富感动的，是未来当发展的全生命的萌芽。原来游戏能活泼精神，游戏的快乐又能旺盛内脏器官的活动。所以缺少游戏快乐的学校教育，是只会致儿童于迟钝不灵的。步林顿（Brinton）①说：“工作的价值视其中所含的游戏之量以定；游戏的价值视其中所含的工作之量以定。”约翰逊补充他的说法：“倘若一个伟大人物，在他的终身事业中未曾寓有游戏的兴味，那么他究能完成事业与否，还是一个疑问。”萨立（Sully）②近来对于“不笑的人”之增多，不胜慨叹；他以为，在从前的英国，每个人都会游戏，而在游戏中所自然伴随的笑声，是到处可以听得的。即在伊里沙伯女皇的高贵的侍女们，也曾高高兴兴地玩过捉戏（tag）。但到今日，为了工作的严重紧张，似已把游戏的精神渐渐消灭了。实则笑这件事情，有若昆尼（Kühne）③在从前所说，正是一种最可宝贵的运动方式，足以催进动脉的血行。
  普通的人往往误解游戏与工作的差别。其实，两者根本的异点是在精神、物理的动机之强弱。儿童们在平时所感为最困难的事情，在游戏中竟能安然做去。约翰逊曾讲过这样的话：有人想把一堆石头投入沟中，于是一面在沟中点火，一面即呼唤在那里玩耍的儿童说：现在有火起了，你们可把石头看做水桶，投向火中以熄火；这时候虽是已告疲倦的儿童，居然齐声叫喊，元气十 足地把这件费力的工作即刻做毕。原来，游戏从一方言，是一种超出消化作用、呼吸作用及其他有机器官的活动所必需的能力以上的过剩能力；所以有了游戏的机会而不能游戏的儿童，若要他们用功或工作，是非过分消耗他们的活动力不可的。从另一方言，游戏又同工作一样，是要使人过于疲劳的。又因为它要汲取精神、物理的冲动之源泉，故若游戏过了度，难免有身体更衰、活动力告罄之忧。游戏之所以能同工作一样做艰辛的事业，是因对我们所爱好的事业，可以使全心全力之故。但世人所认识的工作，常是完全身体的活动而无精神的活动，工作的强制是外铄的、机械的，或者是出于某种恐惧，即有所不得已而做的，却非出于心愿。这种样的不是努力而是索然寡趣的苦役，不能不说是人生的悲剧。但工作本身，可不一定是悲剧。兴味与游戏，正像身与心之为一体而不可分。所谓义务，若不伴有快感，也将不能充分明了或被感觉。想把这种样的义务，叫儿童永远热心地实行，殊为无理。游戏为由内在的遗传的冲动而起，在有机地连络各种本能上，是最好的一种方法。本能这类东西，若放置不管，就有倾于错误方向的危险；而欲引导之于善良的方向，就有赖于游戏之必要。游戏又是自己表现的最良形式，疲乏时休息，有余力时自由活动，无论怎样都得变化运动，即为它的优点。游戏又不唯是帮助心身统一的有力要素，又具有强固各个人间的结合的社会功能。野蛮人于跳舞、飨宴、竞技中模拟狩猎及战争，又于跳舞中演出古来的传说，而使个人及种族得互相团结。然在工作方面，因需要规则及精确，缺少愉快的成分，故易于养成不规律的习惯。从这种样的形式看来，游戏与作业虽常是互相对抗；但我们未尝不可以使工作寓有游戏的精神，或使游戏寓有工作的精神。只要能如此，那么如今日所见的游戏与工作的差别，就可消灭；由游戏而移于工作，也将减少它的悲剧性。还有，青年的活动也得渐渐被统一为一个整体，更适于他的天性与要求；至少也得保存工作与游戏间所有真正的比例及关系。
  由勉强地做不感兴味的事情所生最坏的结果，为如普通所见的疲劳。一经疲劳，步伐就迟，过失就多，且形成堕落、退屈的习惯，意志变成轻躁，欲望减弱，脾气易发，且成神经衰弱的征候。个人与个人间所存最大的差异，恐怕是在对于一桩事情长久集中注意能力的大小。伟人的特征，即在他的大的集中力。无论那种教育，在它未及其效果于运动习惯上之前，都算无效；即在儿童的精神未经善为统一，对于任何事情未得集中其精力以前，都不能算为完成的。未经训练、未能统一的脑髓，借用利希脱（Richter）的格言，是和硝石、硫磺、煤炭即火药的原料同一的物质所成立，可决不能有当作脑髓的统一的作用。所以，有决意的行动，竟可视为表现完全人的言语，也便是教育的目标。当一切行动都因正当的习惯而机械化时，正有不少利益；因为以这种习惯为基础，不仅我们的精神获得解放，得以从事于其他更高远的事业，并且还能规定我们的行为、品格甚至信仰。倘若好的习惯没有养成，那么即使有怎样大的智力以研究行为的善恶，也将终于无用。意志的教育是力的教育，应能防卫我们不受任何危险的影响。但如今为了注入主义、智力主义的教育，无论是个人或是社会，都陷于疲劳的状态。而这种疲劳，是妨害青年的意志的。其结果，使我们不具有可以顺从的健康体，却具有支配我们的虚弱体。它又使知与行分家。这种分家，为从前的希腊人所设想不到，因为希腊人的知识终是和技巧的熟练相联结的。最纯粹的思想（只要是真理）只不过是行动所蜕化的更实际的形态。不但筋肉的发达先于精神，意志的发达先于才智，健全理想寓于运动的基础；而且一切实际无用的知识，还更有当作误谬或迷信而见弃的倾向。游戏的根柢实和创造的想像及理想主义的根柢非常接近的。
  和工作游戏化正反对的事情，为学生以恐怖、奖赏、试验及一切人为的赏罚为动机以从事学问。这种办法，只会使学问变成皮相的东西，使生活如梦一般地过去。一切教材，如果是这样组织的，虽在它们本身很觉高贵、很有秩序，但到底不免为镀金式的虚文。它也许可以造成学究的诡辩的心理，但做这种学问的人，将会自己感到一切知识的空虚，不能成为生活的准则，而有一种悲观的倾向侵袭到他的心上来。倘像纳斯钦（Ruskin）所说，一切真的工作全可嘉奖的话，那么一切真的游戏，也可说是爱情，是祈祷。如其不然，硬叫儿童做他们所不感为有最高价值的，不能成为他们的活泼生活与促进这种生活的所谓学问，那么他的元气就会渐次衰落，自发性渐次萎缩，游戏的源泉渐次干涸，终于化为“老少年”。儿童本来是本能的、感情的、直观的，而以游戏的形式来表现自己；但今日的教育，对于这方面全不顾问，惟致力于矫正遗传的短处，其结果便成为治角而杀牛。最好的游戏简直就是真正的天才；天才总是以游戏的形态出现于世，也以游戏的形态做他的事情的。然强制地装在记忆袋中的知识，却是外加的重荷，而不是活力。格洛斯（Gross）说的对：“儿童是因为游戏而年轻，可不是因为年轻而游戏。”把这个意思推衍起来，还可以说：人是因为停止了游戏而老，却不是因为老了停止游戏。因为所谓游戏，根本就是生长；而且智的生活之极致，只是由爱真理的心以探究真理，故也为一种游戏。我们从一个最高的标准，以度量家庭、学校、教会、国家、文明等的价值；这所谓标准，就看此等机关是否能充分地致儿童于成熟之境，又用什么方法以致之。恶行、犯罪、堕落等的原因，也往往由于儿童先天性发育的中绝或退步或逆转所致。把心身发达的最高形态一一排除，使国民及民族趋于退化，还有精神受着过度的刺激，都足为一般营养不足的原因。如果在心理学家中，有想抛弃微小的枝叶问题的研究而欲对人类有所贡献的人，他就可以在此地发见一个大的机会：而且他还该记住贺来斯·曼（HoraceMann）①所说的： “对于一切生长的，一个创造者抵得过一百个改造者。”
  第七章过失、说谎及犯罪
  儿童过失之分类 —特殊儿童 —真的过失与为教师所厌忌的行为之区别 —浮浪生活，它的性质及效果 —犯罪发生的顺序 —说谎，它的种类及对想象的关系 —掠夺的活动 —结党 —犯罪的原因 —犯罪故事的影响 —犯罪处罚问题 —青年的犯罪及其处分法。
  济葛特（Siegert）把成为问题的儿童分为如下的十六类：阴郁者；大善或大恶者；星的凝视者；轻率者；冷淡者；厌世者；疑忌而善附会者；非凡谦逊者；批评者；实行者；鲁钝而粗野者；过分质朴者；滑稽者；怀旧情深者；求知心切者；欲望稀少者。他以为，此等儿童的共同缺点，是无忍耐心、无先见之明、无自制之力。
  科兹来（Kozle）曾做过一项独特的极有兴趣的研究，即把自 裴斯塔洛齐（Pestalozi）以来，凡对教育问题有所论及的德国著作家三十人所用以叙述儿童过失的文句通通搜集，编成类别。总计过失数目达九百十四种，竟比他们的美德要多出许多。他把这些过失分成以下几类：先天的与后天的；急性的与慢性的；利己的与利他的；贪欲；不正的名誉心；任意；虚妄；懒惰；拘泥小事；纷心；早熟；胆怯；嫉妒怨恨；忘恩；喧哗；残忍；迷信；等。
  波哈诺（Bohannon）根据问答法所得的答案，把特殊儿童分为如下各类：体重者；身高者；身矮者；体小者；强壮者；虚弱者；灵巧者；敏捷者；迟钝者；美丽者；丑陋者；残缺者；有黑痣者；伶俐而早熟者；感觉有缺陷者；智力有缺陷者；言语力有缺陷者；神经过敏者；清洁者；有洁癖者；污秽者；有规律者；顺从者；不顺从者；无规律者；戏弄人家者；轻快者；滑稽者；残忍者；自私者；宽大者；同情深者；探究切者；说谎者；脾气不好者；静默者；有威严者；坦白者；多言者；勇敢者；胆怯者；叹息者；淘气者；贪食者及独生子等。
  马罗（Marro）在意大利的中学校（gymnasial）及高等学校（lyceal），观察从十一岁至十八岁的学生凡三千零十二人的行为，用如下的曲线图表示之。
  他根据教师的评价，分学生的行为为善、恶、中性三项以作统计：在一百次行为中，属于善者，在十八岁时占百分之七十四；十一岁时占百分之七十；十七岁时占百分之六十九；在十四岁时仅占百分之五十八。其次属于恶者，以十五岁时为最多；十三四岁时比较减少；在十六、十七、十八岁时大减。大概地说，善的行为以十一岁时为最高；在十二、十三岁时退落；而以十四岁时为最低落；以后又随年改进，在十七岁时差不多同十一岁时一样地好；至十八岁时，更要增高四分。
  马罗又在意大利的几个学校中，调查青春期相近的男女学生处罚的原因，制成如下的百分比表：
  栖亚斯（Sears）也曾调查过一千个儿童处罚的原因，制成的百分比统计如下：
  他举出应行处罚的过误之种类甚多，其中有恶意、说不逊之言、猥亵、傲慢、说谎、欺骗、不整饬、粗暴、侮辱、阴谋、不服从、固执、鲁莽、喧哗、嘲笑、毁损书籍、房屋或别种所有物等；他又详细分析以下各项：罚的种类；适应于儿童性质及过恶的处罚方法；自然罚；过误与处罚间所经过的时间；处罚务期从轻但须确实的原则等。
  的黎玻来特（Triplett）曾就教师方面所见到的儿童之过失与缺点，有所调查。其结果以不注意为最多的缺点；其次为感觉及言语的缺陷、疏忽、漠视、名誉心及克己心的缺乏、懒惰、“没精打彩”、神经过敏、低能、漠视他人、虚荣心、率性任情、不服从、不忠实、多怨言等等。不注意这个弊病，到了使一个儿童完全成为境遇的奴隶，使他的精神永远在纷乱的进步，自然要为教师所觉察。然就儿童对于自己的或别个儿童的过失之见解观之，结果大相径庭。即最多者为争斗、粗暴及欺侮；其次则为偷窃、无礼貌、说谎、不服从、赖学、虐待动物、不整饰、自私等等。至于两亲对于这方面的意见，据的黎玻来特的调查，又有不同。他们以为，最多的过失是倔强、执拗，其次为侮弄、口角、厌恶用功、厌恶辛苦以及其他种种。大部分他所指出的过失，是和所谓“七大罪”相符合的。（译者按：所谓七大罪，是指傲慢、愤怒、嫉妒、淫欲、贪食、强欲、怠惰而言。）
  得克斯透（Dexter）①对于儿童的行为和天气的关系，曾作有趣的统计的研究，而得如下的结果。即空气过湿的时候，为儿童作恶最多的时候；当温度升至九十度至一百度，坏行为的或然性增多百分之三百；温度为八十度至九十度，坏行为增多百分之一百零四。异常的气压，不拘大小，将增进恶行百分之五十；异常的风向，将增进恶行百分之二十以至百分之六十六。但节季的变化以及降雨、降雪等等，似于恶行全无影响。监狱及感化院中的管理员、教师与理事们，对于天气所及于犯罪的影响，皆善认识；就是伦敦的银行家也予首肯，故于浓雾之日，他们不令行员做更重要的簿记。但就天气所及于一般人的行为之影响，若想得更贵重的统计表，尚需有搜集更多的材料之必要。空气的温度能及显著的影响于犯罪，特别是自杀及缺席，是人所熟知的事情。例如天气恶劣之日，工人要减少活动能力、血压要受变化等等就是。
  克赖恩（Kline）当研究浮浪生活时，先作二个假定：第一是，无论何时，人总在意识地或无意识地想尽量从无生物中造出自己身体的生活物质；第二是，人类的迁徙，大概从极寒、极热的地方，行向温带的地方。浮浪生活与脱走，以在青春期为最显著。当这个时期，讨厌学校，爱好户外生活，对于人和自然具有更普遍 的兴味。所以儿童之脱走，可以视为对于四周的束缚、不自然的教育法以及不良家庭之本能的反抗。脱走的最大原因之一是饥饿，不过本人常不自觉而已。从这时期起，对于相处成习的环境开始感到无聊；对于束缚的不安之念却非常增剧。有时变成病态，只想离家远飏，以享受漫游生活的自由。正像平常的好人当住在外国时，会自满于不当的行乐；青年而行浮浪的生活，也即为犯罪增加的原因。青年想接近水边或游于水中之欲望，常会意外地强烈。在他们看来，特别到了春天，在户外过活，眼看着青青的森林与田野是何等的可爱；要克服这种诱惑而甘心在教室中苦读，真是万分的困难；所以青春期的男孩子，甚至女孩子，常觉得自己无异是受拘禁的动物。他们渴望着得过野外的生活，最希奇的是脱去了靴子、帽子甚至衣服，一任着本能以重现原人的形态。正当地说，这种冲动之所以表现，实由境遇不适于儿童性质的这个大缺陷所致。当表现这种冲动时，若家庭的防范一经松懈，犯一切罪恶，特别是偷窃的倾向就无限增强了。浮浪性的儿童，虽据克赖恩的测量，其身材要比普通儿童的小些，但其气力要比普通儿童为大，在从事户外的作业上，也更能活动。此外，由于不供给儿童以适当的有趣的运动身体之机会，也足以增长浮浪性。
  凡具有浮浪性之人，是发达受阻碍或退化之人，而且讨厌工作的。在他们自己还认为，社会应该供养他们。浮浪的经验大概从十三四岁或者比这稍早的时期开始。这是青年期的一种慢性空想，因了这种空想，使他们觉得“别处”（“elsewhere”）是具有特别的魔力的。他们视日常经验的事物为平凡，为无一顾的价值，甚而至于单单为了日常的经验这个理由，就会欲呕似地讨厌那件事物。对于这种样的人，无变化的世界是不堪见的世界；他们觉得人是移动的，不当固定在一个场所的；因此当浮浪生活开始的瞬间，所有固定生活的束缚和责任就全归消灭。这时候，他们会去偷窃，且不被人发觉；又因为不被发觉，遂作第二度的偷窃。他们既没有可以叫做外部的良心之公共感情（publicsenti-ment），从而连内部的良心也告缺如，其行动就变成和野兽一样的了。他们所认为特别讨厌者，是为都会、家庭及学校所束缚；但若于这种厌恶之上，加上爱自然之心及欢喜不绝的变化之上，于是造路人（roadsman）的根性就成功了。青年期虽是青年脱离父母的家庭而另谋组织自己的家庭之时期；但青年在能立身处世之前，必须先行广游世界以资生活的练习，以寻觅安身最适宜的处所。要之，青年期是个迁徙的当令时期，在正要定居之前，有财有志的青年而去广游世界，正是人间生活课程上所最切要的部分。不过，这一旅行的终局，应选定善良的处所，以自己的力量开拓自己的前途，而以满足与幸福度其人生。世之所以有慢性的浮浪者，正为了未能发展在这个人生迁徙期上的还元力（reduc-tives）之故。
  犯罪这件事情，仿佛是隐花植物，是在隐暗处所繁茂起来的。所以，虚言不仅便于犯罪而已，某种类的虚言且常成为犯罪的原因，也为其结果。如欲解决犯罪之问题，先当辨别好的虚言和坏的虚言。著者自己曾就普通儿童三百人，对于说谎作绵密的调查，而知有如下这种的类别。儿童当初虽不喜欢听到与事实不符的话，但其后，想象力发达，自己能想象实际所无的事情，且以为可向人告语，于是态度一变，竟热中于奇奇怪怪的故事。这种精神上的变化，有时非常显著。平常在儿童游戏之中最能看出。儿童的游戏，有一部分具有欺骗自己的妙用。他们假扮为马，为医生，为母亲，为死人，又模拟日常所见所闻的一切。这种想象的气质，有时竟会驱使三四岁的孩儿说他们看见了有五耳的豚、樱树上长着苹果，以及其他种种不可思议的事。实际上，这只表示他们已经有了一种离经验而独立的新的心理构成，却别无可以非议之处。有时候，他们的想象之内容非凡现实，恰如具有神话创作力似的。也有如夫洛秀马（Froschmer）所说，这时期儿童的精神活动以及映在他们心上的天地万象，全为想象的产物；从某意义上言，他们的生活全体，就不过是想象作用。这种想象纵令不是科学的，但不当一律排斥，宁应由此以养成最高等的忠诚，可使发达超越现实的思想，而作成想象的文学之准备。这个只消加以节制就行。哈德烈.哥尔利治（HartleyColeridge）的传记，就是一个好例：他有一天，忽然想象到堤防崩溃，洪涛流出，泛滥在行使理想的政治之大都会中；数年之后，这种想象还显明地浮在他的心上。詹姆士.玛金刀斯爵士（SirJamesMackintosh）当接近青春期的时代，读《罗马史》，辄想象自己是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且躬亲政务至数小时。自然，这种想象决不至于成为确信。不过，青年期大概便是此种空想的黄金时代，青年即由空想以补足现实生活之缺陷，且以完成人类的能力。为了空想而贻害于身体及精神之事固非没有，但所产生的良好性质当更多。如表现于诗歌、美术、理想主义上的空想，便是崇高的虚言。惟空想在教育上自以有聪慧的指导为必要。
  再有一点，儿童同野蛮人一样，他们的说真、说假大都要看他们的好恶而定。他们相信，对亲友讲真话；但对敌人，却觉得说谎话也是很对的。年轻人时常受朋友的劝告，不以说谎为不合；但要他们向母亲也说谎话是办不到的。男孩子比起女孩子来，最能长保共谋的虚伪；但一被诘问，即能自白。对于学校中自己所爱的教师，更不会行欺。他们的友情，以相互间的信任及秘密来维护，当友情疏淡时，即互守秘密的约束宣告无效之时。他们认欺上帝、欺牧师为最恶的虚伪。凡这种种，都使得对于儿童的友谊、儿童队伍中的领袖及知己们之特别注意成为必要；又为养成儿童的信实心，使得研究科学的这件事情具有极大的价值。
  最坏的说谎，怕要算那种从私利心出发的说谎了。这一类的说谎，是使儿童避难就易、掩饰自己缺点及恶行的便利方法；据我们的调查所得，这种谎话大致是最流行的。这也是对于儿童最有害处、难以矫正的。一切的恶习惯，特别跟着想隐蔽的心思以发生；做恶事者所讲的话，差不多是全属虚言。有时说了虚言，也会感到自心的卑鄙，若在学校中教训名誉心，当更增强这一感想。但在他方面，使这种感觉麻木的事情，例如说虚伪是有危险的，感情要变为激烈的，也复所在皆有。在这种时候，大概每人都要说谎；但时期一过，说谎的事也就轻轻地忘怀，为良心所责的事也属没有。为此，儿童并不认虚伪为怎样了不起的坏事。大概犯罪的倾向厉害的人，多说这一类的谎话，他们在这一点甚至还要超过虚言狂者以上。
  其次，有所谓英雄的说谎（lieheroic），常被认为达到高尚目的之正当手段。青年有视道德问题为全体而不加分析的这种健全的本能；故以为救父母的危险或给病人以慰安，他们实有说谎话的义务。在这种例子上，当初的目的固极高尚，说谎也很有限；但以后习以为例，即对于不足重要的事情也动辄说谎，就不可为训。青年往往由此种说谎以脱离无味的单调的道德律之束缚引以为乐；当这时期，做父母的因过于忧虑，不免有所失误。若青年真愿意感到义务之冲突，便当诉于良心，以自觉虚伪之为害。青年之诉于自己良心的法庭以求判断之需要，是从这时候起开始的。
  青年之中，有许多成为“咬文嚼字”（cravenliteralists）而非常注意于自己的语言中有无虚伪的患怕虚伪症者。他们对于些小的错误，也感为大过失似的，在讲话过后，有时会用微声，把 “没有错误罢 ”、“或者 ”或“我想 ”这类的字样反复至数百回之多。
  其次，在青年犯罪心理学上有兴味的，是虚言狂（Psendo-mania）。这在特别从十三岁到十八九岁之病态的女子身上为最多见。虚言狂的女子，私利心切，易生意气，又有想参加任何事情而引起他人注意之癖性。在千里眼及催眠术这种新近的书籍中，有许多关于这类男女的显著的实例。有如某人叫黑为白，某人以全然否定明白的真理及事实为有趣，都不能不说是奇妙的心理状态。如为了制造谎言以贡献其全生涯的大诈欺师，即其适例。像这样的人，不仅以能说谎话叫人受困为愉快，且也以变真为假、变假为真、以有为无、以无为有的事件本身为有趣的。
  瑟尔顿（Sheldon）的富有兴味的统计，使我们知道：美国儿童之组织掠夺的团体，以从十一岁至十五岁之间为最盛，其团员以男孩子为主。在此种团体之中，含有盗贼队、渔猎俱乐部、游戏军、交战队、筑城组等等。这种形式的团体组织，为十二岁男儿之显著的特征。十二岁以后，他们的兴趣渐渐移于组织较为松懈的运动团体。以下所举，即为瑟尔顿的统计表：
  掠夺的习惯，在小孩子也许可说是天真的；但若到了十二三岁时还不获自然地消灭，而让他们的力量转移到体育的竞技方面去，那就会成为危险的要素。终于把 “强盗的头目、海贼的领袖、野蛮的掠夺者成了他们的实在模范 ”。在他们中间，有所谓偷窃俱乐部者，不仅盗得食料品而已，且也盗得无用之物藏在洞穴、地下室或森林中的木屋中。其中有专门以偷窃电铃、电线、竞技用之棍或球为事的。在纽约的东部，每个街角上莫不有蔑视法律及秩序的团体；团体中的青年，独居时虽是胆怯，但一经合伙，就可无恶不作。他们且愿为警察所捕缚以自鸣为好汉。因为他们的心浸润在流血的文学及侦探的小说中，煽动了他们的虚荣心，什么恐怖与习俗全无所用其顾虑。里斯（Rüs）甚至于说：“单单列举这类知名的团体之名称，也就将占满本书的篇幅了。”我们若就团体的名称一看，尽够知道它们的性质。试举著者所曾听到的几个，则有：地狱厨房队、死人队、支付组、浪人队、岩石队、葡萄酒组、后弄组、剥皮部、拳骨队、野印第安人、洞穴及地下室部、月下咆哮队、垃圾俱乐部、瘪三社等。此等团体的会员，有全不知所谓家庭者；大都是生下来即用新闻纸包裹着被丢弃的人。他们长大之后，即成为街头的浪子、贫民窟的弃儿、社会的浮浪者，当冬季严寒时，大家为占领街角温暖处而争斗，或者挤居在比纽约第五大街还要高价的租屋中。他们许多人聚在一起时，任何事情都做得出，毫无忌惮。例如偷得来往的马车，驰下大街，停下来装入赃物，有党徒一人坐于车后，且向干涉的人放枪。有一队专以偷婴儿坐车为业，而把孩子寄放在人行道上。又有一队因向杂货铺索取不遂，就动手把店打坏。更有想割去一个犹太商人的头的。有一会员，因为别一会员叫他“不斯文”（“nogent”），遂把他杀了。有一回，在一星期中企图谋害的事件多至六次。用棒击警察，常成为他们的理想。任何国籍的人，皆得加入团体。凡为此等徒党所袭击的场所，或成为他们的巢穴的场所，地价竟至跌下，甚或无人过问。曾有一位住在赫特逊河畔的绅士，因为拒绝乘船而来的徒党上陆，竟受了榴弹炮的打击。他们且有暗号、口笛、标记；一有命令，立刻会从人所不知的地方集合过来；等解散时，马上如脱兔般隐入他们所熟知的狭弄、地下室、屋顶及廊下。他们有极强大的虚荣心。他们又自有其理想。曾有一个倔强的年轻党员，当被拘捕时，忽然夺去了警察的棍，冲入街心，把一个被恶徒所拐走的婴孩救了出来，然后再回来把自己引渡给警察之手。他们受极端黄色文学的影响非常之深。又，各团体要互竞勇气，这是增加他们的犯罪之一原因。他们最热望无限制的独立生活。如用非常周到的注意讲究矫正的方法，他们也能受着影响；不过一经疏忽，就要故态复萌。究竟有什么法子能根本的矫正他们，或者至少有那种对他们适用的安全瓣，应该怎样，又在何时使用这种安全瓣，我们对于此等问题的研究今方着手；不过，这种研究总是在以救济都会生活之堕落为目的的大事业上之一种新起的专门事业。在伦敦，这类团体有更好的组织，它的数量也较别处为多。于是团体相互间的争斗时常发生；互用武器以谋害的事情，也复所在多有。然这种掠夺的本能，若行之得当，可以无害地转移为体育团体的组织；这是最最安全的方法，能使人类渐趋成熟，以缓和那种本能，完成他们的事业的。
  犯罪的原因是可和人类罪恶的原因相比论的大问题。第一种原因自然在于遗传。其次则为出产前的环境恶劣，家庭不良，婴孩时代的不健康，贫民窟的混杂；这所谓贫民窟，随时有似无法律的状态，怕要算为犯罪的主要原因。约有十分之一的少年犯罪者，是无家的浮浪儿，而父母的离婚以及私生子，也当是犯罪的主要原因。如果凡是生理上的恶就是道德上的恶，凡是生理上的善就是道德上的善，那么身体的健不健，便成为伦理上有重大意义的事情了。智力的发达，显然足以减弱本能的力量，而逐渐减其确实的程度；因之，教育就常有破坏本能的倾向之危险。教育的主要目的，固当在使人类道德化；但单靠智育之不能战胜贫穷或罪恶，也是不容否认。自伦敦设立免费的学校以后，不是少年犯罪者之数反转增多了吗？小窃、狂饮、扒手等的小犯罪固然减少；然文书伪造、大规模的盗窃、巧妙的诈欺等新的大犯罪却反增多；大概受教育的犯罪者的比例是大大地增进了。集合许多小孩子，把不能理解的事实灌输到他们的头脑中，本来算不得教育；我们应当公开地承认，少年的犯罪实为教育无能的表白。同是犯罪人，而无学的犯罪者实比受教育的犯罪者容易发见，又容易裁判。每个人类学家都知道，原始人类的贫穷和无知，不一定就趋于不正直、不道德。只有这样的说法是极有理由的，即富有与贫穷的两极端，要比无知或甚至无节制，为更多产生犯罪之原因。教育者的确太把读、写、算的道德价值估量得过分，而忘记了婴儿期的品性是全由本能所成立；到了幼年期及少年期，渐成为习惯；更进而入于青年期，则能由理想以培养。青春期一旦开始，同时虽也有某种道德心的堕落，但不久即来一个精神上的风云时代，在最善的冲动和最恶的冲动之间发生大冲突，且有成为良性格或成为坏性格之特别倾向。等到内心的骚动渐渐镇定，我们就得看到：是精神的最善要素之世界抑是最恶要素之世界了。
  虽然小学教师们大大地主张学校教授之道德价值，但我找不到一位犯罪学者能满足于近代的学校教育；反之，却有许多人对之作猛烈的攻击。本来，儿童在道德上原是多少有点盲目的。据统计所表示，从十三岁至十六岁之间，要矫正他们的恶癖，其困难比其他任何年龄多出二倍或三倍。实在，人类在这个时期是无责任的，他们之患道德上的神经衰弱症，殆为大人所不解。如其我们这样设想：让女孩子假扮男孩子，过男孩子的生活，又让她感染和男子一样的堕落状态，其结果如何？或者让男孩子假扮为女孩子，强制他过女孩子的生活，其结果又将变成怎样？那么，我们或能了解青年之所以堕落，固也由于遗传的影响。但在大多数的时候，做恶事的青年或者是做了境遇的牺牲，或者是为了未成熟，着实是可怜而又有矫正的希望的。以这种情绪为动机，在意大利，就有札尔那台里（Zarnadelli）的改造刑法；在法兰西，就有洛雷（Rollet）愿意为每天在巴黎被捕的二三十个男孩子及八个或十个女孩子，于每朝出席法庭尽辩护之劳。
  少年犯罪的问题，是决非用制度及惩罚所能解决的。我们最先必须精密地客观地研究青年的状态，和他们一起生活以了解其真相。在我国，有如加力克（Gulick）、约翰逊（Johnson）、福布西（Forbush）、约达（Yoder），正在用种种方法作这方面的研究，且各有成功。大概少年犯罪者，要比普通的良少年为更有个人的特色。这因罪恶到底不像德性之一定，而是用种种方法以行之故。所以，研究少年犯罪，必须就各个人用所有的儿童研究法，从心身两方面详为观察。凡与这种儿童有关系的看守人、监护人甚至保证人，都当具有为父为母的心灵，担任教育的任务；他们应该知道性质最恶的犯罪倾向，也常为他们所具最善的性质所压伏；犯杀人罪的少年，常会是那种对父母、姊妹、儿童或所手饲的犬猫等非常和易的人；他们应该知道构成犯罪者心身的要素是和普通人所有者完全相同，只为了境遇而有了组成方法及分量之不同，或者为了要素与要素互相牵制而无由表现其力；故若洞悉了少年犯罪者的事情，在一般的时候，是将赦宥他们的。还有家庭的情操当特别注重；又要减少他们的不幸之感，使不致有因经济上的苦痛而犯罪的事情。而尤其必要的，在使他们身旁有友人、师傅及劝告者。
  我常想及，大概的儿童只要是在年幼的时期，那么虽读残刻的故事，有如Capitankidd、JackSheppard、DickTurPin等等①，不仅不致受害，或当反有良效。这因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净化（catharsis）原则，于适当时候唤起将来尚能发达的高等能力，足以阻止恶的中枢活动之故。我又想，公正而且严厉的叱责，是道德上的强壮剂，常属必需；又因它是良心对于为恶倾向之本能的反动，故若用之得当，还能大生效力。正义的情操，直可说是儿童的道德心之萌芽，故需有教育上的特别注意；又如游戏这类事情，不管个人的志趣如何，应加选择、鼓励使不偏于一方。其次，在这时期，还能养成做正义以上事情之心，即对世人行善，给四围的人以快乐的慈爱之念。使儿童讲真话这件事情，有如上面所说，是非常困难的问题。徒然割去空想的双翼，决不能算教育上的胜利；但努力扑灭那种谋掩饰过恶之怯弱的虚伪，自当竭力做到。大胆地自白事实，承受自己非行的结果之勇气，是道德的感情之一要素。预防偷窃心的最好方法，莫如养成他们对于金钱之正当观念，这在目下正在各学校中用种种方法以实行；而由格言及实例，或由所有权神圣的道德训练，大可施教。学校课业的守规及勤勉，虽也算为有价值的道德项目；但只有安分用功，决没有什么用处。教育者必当认识事实，即学校的价值，是由把儿童从罪恶过误中救出之道德上的效能以规定的。
  倘若学校中有诱起污秽风习的事情一发生，必须立刻检查，用人为的方法以改造这个环境。换言之，必须应用道德上的畸形疗法才是。加罗法罗（Garofalo）所新发明的 “最小恐怖”（“temi-bility”）之原则，在这点上或有大用。这个原则，是为使儿童犯罪时不再重犯起见，视必要的程度，惩罚儿童而使发生恐怖心的一种主义。罪之程度从无罪到极大罪，是有种种，我们要测定儿童所犯的罪恶之深浅，自属难能；但只要犯罪的倾向不是绝对的不可抗，我们总有几分可以测定所得制限其倾向的效力。为此，对于恶行的惩罚，务必采用自然的方法，而与恶行的程度适相应合；反之，对于善行的奖励，自也必须计及，以激起儿童的兴味。由此观之，不良少年的问题，是非用今日成人所承认的原则所能解决的。对待他们，不仅要防止他们所及于社会的恶影响而已，还当采用改造他们心身的方针。单把他们隔离社会，使过孤独无伴的生活，是只会使他们变成虚弱，容易烦闷，发生恐惧的；又若在正需要群居的年岁而课以此种惩罚，非万分小心地行使不可。固然，对于少年的犯罪妄取宽大，是非所宜。有如古谚所说： “赦杀人罪之慈悲，是亦一杀人罪也。”但若对于犯人的情形全不加以考虑，只是根据旧例 “杀尽一切罪人及嫌疑犯，上帝自将与以裁判 ”也无足取。哲学家哈德曼曾有一种意见，说政治家为要实地考察各种自治政体论是否可行，应在犯罪人的殖民地中试验。这一意见之可否容当别论，惟研究青年刑法学的人，当欲解决该如何组织犯人拘留所、儿童俱乐部及感化院等时，确当遇着这样的问题。如果真想根绝未成年者的犯罪行为，我们就需废止有罪宣告或陪审官这类的办法，而当采用悔过、恐惧、苦行、损害赔偿等的原则。又当知道，即令专门家认为被告是有精神病的征兆，但只要犯罪的性质尚未至于无改善的希望，那么这样的意见，在这时候，无论对社会或对个人，都是不成问题的。
  在所谓青年的概念及对于青年的处置问题中，要像关于犯罪问题这样需要根本的改造的是没有的了。在今日，单单为了一时的过误，而将前途大有作为的青年系于囹圄中者，并不算少。青年因为一时的感情激发，稍稍做了些粗暴的行为，而无知无情的舆论竟要对之与以给普通罪人一样的恶名。犯罪心理学之必要，实在于此。除这以外，我还将进一步作一结论，即对于在我们中学校等教育机关，把伦理学当作理论的历史的抽象的学课而教授之、研究之的现行方法，要提出极严重的抗议。无论如何，伦理的研究，总当从具体的显著的客观事实中出发，又当接近在德与罪间的热烈战争，而使伦理教授具有更多的血肉。这样下去，然后才有以丰富的事实为基石的平坦大道，青年行于其上，可以徐徐地达于高尚的伦理哲学；而由此所发展的伦理哲学，自将与今日在许多中学、大学中所教的幽灵般的伦理学大异其趣。
  第八章青年的传记
  骑士的理想及名誉—莎士比亚文学中的三十名代表青年—歌德 —窝涅 —奥尔德立赤—易遗忘的青年时代之经验—自叙传的夸张 —关于伟人的故事 —几种典型的热狂 —佐治爱略脱、爱迪生、察忒吞、何桑、喜替厄、斯宾塞、赫胥黎、摆伦、海涅、拿破仑、达尔文、马铁奴、阿伽西、罗兰夫人、路伊舍奥尔科特、柏涅忒、赫楞刻勒、马利巴士岐策甫、马利马克楞、亚达涅格里、第琴稷、斯图亚特穆勒、泽夫立及其他诸名士的青年时代的经验。
  欧洲中古时代的骑士及当时一般人民的理想，是与初期基督教的遁世的理想显然相反；在某几点上，倒有似于古代希腊人的理想。名誉为他们的主要理想，筋肉与身体的发达受非常的重视；他们的时代精神，实颇类似日本的武士道的概念。亚塔王（KingArthur）及圆桌骑士（theKnightsoftheRoundTable）的故事中所表现之纯粹骑士的精神，即为将基督教的要素与此种理想相结合者。此等故事，殆是在历史中所发见的青年理想之最善者，我们在下面将详加叙述。
  利培博士（Dr.M.F.Libby）在所著富有兴味的论文《莎士比亚与青年期》(ShakespeareandAdolescence)中，约略数出“喜剧中的七十四个、悲剧中的四十六个、史剧中的十九个可注意的青年”，他更选出“三十个人物，作为代表的青年；所谓代表的标准是：第一为他们的年龄，第二为他们的恋爱事件，第三为他们所表示的青年之感情的及智力的可塑性 ”。这三十个代表青年的名字如下： ①
  Romeo、 Juliet、 H am let、 O phelia、 Imogen、 P erdit a、 A rviragus、G uiderius、Palamon、A rcite、Emilia、Ferdinand、Miranda、Isabella、M ariana、O rlands、R osalind、Biron、Por -t ia、Jessica、Phebe、K at har ine、H elena、V iola、T r oilus、Cres-sida、Cassio、M arina、PrinceHal , and Richard of Glouces -ter。
  这些人物之为青年的证明是多方的。利培博士说，除此以外，在莎翁的短诗、长诗中，尚有关于青年的更广大深远的知识。他举 “Venus and Adonis ” ②为例，说这首诗从为艺术之哲理的 “情欲净化 ”之立场，最明了也最自然地讨论两性问题，是一种成功的尝试。
  读近代名士的自叙传中讲到他们儿童期的事情，可以得到很极端的例。即一方面是歌德（Goethe）式的记事，将细碎的事项缕缕记述，并加上致密的暗示的哲学上的观察。据歌德说，他的趣味、才干之发达及壮年时代之意识，都是少年期及青年期所发生事项之结果，尤其在青年期中，富有为自己认识所必要的最严重的问题。对于为人生暴风雨时代的青年期之生活，要像歌德那样下过绵密观察的文士，恐怕是没有的了。另一个反对的极端的例，是像窝涅（CharlesDudleyWarner）这样用自力修养的人。他年轻时在田园中过生活，在世上一切知名的自叙传作者中，再没有别个像他那样诅咒年轻时候的经验的。他不仅认真的诅咒一切，更强弄滑稽的笔调，将家庭中的人物尽情讥诮；即对于童时在新英格兰农场生活中可珍贵的回忆，也莫不认为荒谬。要之，在他的全部自传中，实没有一处是留著可以给有志研究儿童生活者以教训或暗示之痕迹的。
  约达（Yoder）欢喜研究伟人的儿童期；他对于古来之作伟人传者，全不注意于伟人的儿童期之事实及影响，深致叹息。他主张，传记大有教育上的价值，希望把从前波兰特派（Bolandists）所感觉到的对于传记之尊敬心恢复过来。孔德（Comte）①也根据波兰特派之精神，制成一种日历。将一八四九年所发生的三百六十五种逸话分配于一年的三百六十五日。约达选择近代的五十种传记，特别是自叙传，加以研究。他发见，有许多人的成功之原动力，乃在于他们的热心教育的伯母。照他的意见，伟人固以记忆优良见称，但想象力之卓越，更为使他们伟大之原因。他又重视贫乏之影响；说长子之成名者，要比次子或三子之成名者多二倍。他更提起这样一个问题，即身体之过分发达，是否足以使天才与才干愚钝。
  当研究青年期的各种现象时，有一件决不可不注意的事情，即青年期之经验极易忘却，在壮年时代的意识中，常会一点也不存在的。据兰加斯德（Lancaster）的观察，以为常常听到三十岁以外的人这样地说：我们从没有过这种或那种经验；有这种或那种经验的人是病态的；我们的经验要比儿童研究家所举示的少得多。兰加斯德又说：“在我所接触、无话不谈的许多青年中，没有一个人是不曾认真地想到自杀的。”但一到壮年，这些事就全然忘却了。这种实例原有许多，最好的一例，莫如一位年纪尚未及五十的妇人，她是受过父母的细心的教养的。一次，在听关于青年期特征的讲演，她因为自己绝没有那种种的经验，所以说自己一定是病态的。于是她的母亲取出她的旧日记来。这时候，她才开始读到自己的日记，从她十三岁那一年的正月的记事读起，那里载著某一项使她脸红的事情，以及叫她不立誓、不说谎等等决心的话，原来她是已经有过讲演中所说及的特征的。这种现象有时固然显著，或许要到年长时才发现；但要精确地回忆那时的感情与激动，到底是不可能的。
  怀特（White）①说过这样的事：在儿童村（Boyville）都会的周围有一道城墙，自青年走入城内时，这扇城门同时关闭，再也没有人可以进去了。壮年人虽能从城外窥视城内的情形，模拟城内所作的游戏；但他会看待这一切都当笑柄，一点也感不到趣味；而且自己早已混入老眼朦胧的大人队伍中了。这个儿童村的都会，当尼尼微（Nineveh）是个小村落时便老了；在今日还被太 古的法律所支配，有他自己的统治者与偶像；所不同者，仅不过从城外的壮年世界所发出的幽暗而非现实的声音罢了。
  因此我们就可知道，真确地记述青年期主要特色的传记作者，是非凡之少。壮年人要记起青年期之感情的及本能的生活，是很困难，因为那是消灭无踪的。至多不过从日记本，特别的经验或他人的回忆中得些零碎的材料。又因青年之精神发达，是大部分于潜在中进行，虽是最好的观察家，对于青年胸中的活剧，也只能窥见其一斑。我们只有当青年感情爆发的当儿，才得知道他们心上的秘密。要洞悉青年之心的最好材料，自然莫如自叙传，但不幸详细地记述青年期事情的自叙传，却很少见。
  如柏那姆（Burnham）①所言，用文章记述青年时代之特色者，因为很多是夸张的，有时更因为修饰文章而夸张事实的，即令如自叙传之基于本人的经验所写的书，也不一定为最好的参考资料。《忏悔录》之类，大概是大言的，粉饰的，尤其是苦痛之经验罩上了夸张的外套。夸张总是青年文学之一大特色。惟青年想使自己的行为合理，故他们所有的种种倾向，得于此找到一个无害的出口。倘若此等倾向不伴着这种合理的意识，而即应用之于实际，那就会引起大变。如从前杀死希腊暴君的二青年 Har-modius及Aristogeiton，如果他们是理论家的话，或者会因分析地研究利害得失，而把他们的情绪冷却，不致作出杀人的事来。
  兰加斯德搜集了一千人以上的传记，从其中选出二百，作精密的研究，以期表示种种活动之代表的倾向。其中：青年时嗜好读书者 120（人） 热爱自然者 109
  写诗者 58
  顿然表现大活动力者 58
  非常喜欢研究学问者 55
  一时倾心于艺术及音乐者 53
  极富于宗教心者 53
  自十三岁至十九岁之间离家者 51
  表现领袖才能者 51
  具多种渴望者 49
  发达科学研究之趣味者 46
  对自己的将来非常关心者 41
  感觉或观察力大为发达者 34
  增进健康者 32
  发生利他的热情者 31
  成功理想家者 23
  表现发明力者 23
  倾心于旧友者 17
  有志改革社会者 15
  厌恶学校者 7
  这些，和许多别的统计一样，因所根据的人数并不多，所根据的答案常不完全，故只有大体的价值。如今且介绍兰加斯德所举实例中之可为代表者。萨服那洛拉（Savonarola）①是个爱孤独、耽冥想的人，深感人世之罪恶，而
  立志改革，在二十二岁时，曾有一个整夜不睡，计划他的事业。塞理（Shelley）①在这些年纪时，也是不与人交际，爱空想，屡在月夜彷徨，与星月交谈，且与一个年长的人为伴侣。俾拆（Beecher）②醉心于自然，后来他向人说，这是他的生活所由感动者。佐治·爱略脱（GeorgeEliot）③在十三岁时，非常爱好音乐，善奏钢琴。十六岁时，她倾向宗教，设立救济贫人及动物的慈善团体，时有厌世的倾向。爱迪生（Edison）打算读尽底特律（De-troit）市免费图书馆的书籍，读到陈列架上的书高及十五英寸时，被人禁止，他说自后并未读过那么多的书。托尔斯泰（Tol-stoi）在这般年纪时，感到世上事物顿然改观。他想到为了好奇，不妨试一试最可怕的犯罪。他的将来，似已布满了暗淡的色彩。没有理由地会得大发其怒；并会想到自己是堕落了，为人所憎恶，或疑心自己不是父亲的儿子等等怪事。十七岁时，他孤寂地不与人交往，暝想着灵魂不灭、人类运命的问题，觉得死就在眼前，中止勤学；又幻想自己是个为人类发见新真理的大伟人。以后渐渐地本著新勇气、新决心，走上以前曾经过的道德的路，回顾过去，觉得耗费了许多时间。在这时候，他具有深切的宗教经验，感到开始走上新生活的轨道，不禁喜极而笑。二十岁以前，曾有过自己也莫明其妙乱说谎话的时期；自此则爱好音乐，后更爱好法兰西小说。卢梭（Rousseau）在这些时期，多不快意，闹恋爱，常常无端哭泣。歧次（Keats）④当十四岁时，精神大起变化， 经验到在心底里莫明其妙的冲突；突然智识欲炽盛，“热望一口气饮干了人间的经验之杯”。他是“在眺望朝的光景，当全世界要呈现美的霞彩的时候”，“他忽然变成一个诗人了”。察忒吞（Chatterton）①这位诗人，是非常傲慢的人，即使肚子实在饿了，也不甘受他人赐与的盛宴；而当十七岁时，因为人家不曾欣赏他的作品，竟自杀了。巴特里克·亨利（PatrickHenry）②在青年时代，是个极爱独自个儿漫游的人，常在树下闲过数小时；但后来从懒惰梦中觉醒过来。又同样愚鲁不肯用功的约翰·罕特（JohnHunter）③在二十岁时，也醒觉了。亚列山大·穆累（AlexanderMurray）自十五岁时觉悟以后，不及二年，便学会了几种外国语。季斐德（Gifford）十三岁往海上做鞋匠，深夜学代数，全不交际。立胆豪斯（Rittenhouse）十四岁时做农童，在围墙上满涂着数字，从此便措心于无限的时间与空间的问题。卞雅明·汤卜逊④（BenjaminThompson）十五岁时即染有学问癖；十七岁时日行九哩，往听剑桥大学的讲演；十九岁时与三十三岁的寡妇结婚。佛兰克林（Franklin）是爱海的人；十三岁，终夜读诗，写散文诗，在波士顿街上出售；十五岁时对一切怀疑；十七岁时离了家庭；在未及二十一岁时，在菲列得尔斐亚创办第一个公共图书馆。罗伯 ·福尔登（RobertFulton）⑤是贫 穷、空想、容易变心的人，但专心于自然、美术及文学。他成功一个天才画家，后成诗人。十七岁时离开家庭。布赖安特（Bryant）①十四岁以前身体病弱，以后永保健康；他是早熟的人，热爱着自然与宗教，向神祈求诗人的天才，他写 “Thanatop-sis”②还未满十八岁。哲斐逊（Jefferson）③十四岁时热爱动物与自然，十七岁时每天要用功十五小时。加飞尔（Garfield）④虽然住在俄亥俄，却渴慕海洋，自后一见海船便会心悸。何桑（Hawthorne）⑤也非常爱海，常想航海，航海复航海，不再接近陆地。以后想独自游历缅因州的森林。时常被袭著一种未到二十五岁怕就死了的恐惧。彼得库柏（PeterCooper）十七岁时离家，博爱为怀；十八岁时立誓要造一处地方像他的纽约学院。喜替厄（Whittier）⑥十四岁时读了本士（Burns）的诗，大受激动，生活为之一变。和谟兹（Holmes）⑦爱好花卉，十五岁时开始作诗，对于某种树木具有非常浪漫的热爱。特洛布立治（J. T. Trow-bridge）在二十一岁之前独学德语、法语及拉丁语；一面耕田，一面作诗，到了晚间把它写出。约瑟·亨利（JosephHerry）在奥尔巴尼的公共图书馆下面，看见一只逃兔，随踪而行，发见一个通 至书架的穴在地板上；他就不为人所知地读尽所藏的一切小说；以后改读物理学、天文学、化学，终于对科学大有兴味。后来在看戏时，又受激动，终成为一个爱美的（amateur）名伶。倍厄森（H.H.Boyesen）爱自然，且以自己是个诺斯人（Norseman）为荣。他饲养了几百只鸽子、兔子及其他可爱的动物；喜欢夜间在森林中；上学离家时，抱住了犊的颈项对它说再会。马克斯维尔（Marxwell）十六岁时，见人家折花、摘叶或捕蝇，差不多要战栗。扬（Jahn）当十六岁时，心中已大有是非曲直之感，——他后来相信，这是一切内部的幸福与外部的不幸之原因。南森（Nansen）①自十四五岁起，有时独自在森林中住上数星期，富有渴望勇气、利他心等。屡想远离他人过鲁滨逊式的生活。里德（T.B.Reed）在十二三岁时，爱好读书，十七岁离家，绘图，演剧而且写诗。卡特赖特（Cartwright）②十六岁时，听到“向上面看，汝之罪得赦”的天上来的声音。斯宾塞（HerbertSpencer）③过了一年的浮浪生活之后，即十七岁时成为工程师。他从未入过学校，只从伯父求学。詹姆士·玛金叨斯（SirJamesMackintosh）④爵士十一岁时爱好历史，幻想自己是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十三岁时欢喜隐遁的生活；十四岁写诗；十七岁与人恋爱。托马斯·伯克斯吞（ThomasBuxton）爱狗、马及文学，当骑一匹老马时，即带狗同行，且随行随读文学。十六岁时与一年长的女文学家相爱，因此大为奋发，以后在学校中获得全部奖赏。 司各脱（Scott）从十三岁开始作诗。巴斯噶（Pascal）①十六岁写成关于解析几何的论文，十九岁发明算术的机械。纳尔逊（Nel-son）②十二岁即在海上过活；十五岁时，指挥一只小船以冒险，同时为与白熊斗，离舟上岸。植物学家班克斯（Banks）在十五岁以前，极为懒惰，甚至不能独行已替他指明的路；有一日从浴场回来，为花的美丽所感动，就决志研究植物。梦坎（Montcalm）及乌尔弗（Walfe）两人都以十六岁做作战领袖出名。拉法夷脱（Lafayette）③十九岁来美，是受了美国人勇敢的自由战争之激励。考斯道夫·阿多落（GustavusAdolphus）十七岁时即宣言自己已达成年，不久即有声名。爱达·留伊斯（IdaLewis）十六岁时救出船上的四个人。阿克的佐安（JohnofArc）见到指引她日后生活的幻影，正是十三岁的时候。
  斯尉夫特（Switf）④搜集了有趣的传记资料，表示学校课业是分析的，而人生是综合的。因为学校范围的狭隘，遂使率性任情的青年跳出墙外，寻觅新而更好玩的牧场。照学校所定的标准来看，许多学生是愚钝而怠惰；但从他方面看，因为他们的天分过高，理想过远，学校到底是不能满足其要求的。窝涅在德勒斯顿（Dresden）的学校，原已是第二级生，但转到来比锡（Leipzig）的尼古拉学校时，反降到第三级，他因此大为不平，以后就不高兴再学言语学；用他自己的话，可说是 “变 为懒惰而不修边幅了”。普利斯特利（Priestley）①从未因任何秩序的学程而得进益。几卜生（W.H.Gibson）是非常的迟钝，为了速写耗费许多工夫而受叱责。詹姆士·拉赛尔·罗厄尔（JamesRussellLowell）②为大学二年生时，为“不注意论文、讨论、暗诵”而受责备，起初还是秘密的，以后竟公开了；终于在一八三八年“为了屡次忽视学生的职责”，被学校除名。哥德斯密（Goldsmith）③在早年时被他的先生目为最笨的学生，是她所从未教着过的。伊尔文（Irving）说，“青年时情欲不强，能将教师所指定的学课于四五年内辛苦学得的学生，或者会获得学校所给的各种利益与名誉。但我将把这种学生，相比于不发酵的永远混浊的酒。”赫胥黎（Huxley）⑤直过了二十岁，才不嫌恶写作。他的教育非常简单。他自说教师们之“注意于他的智育与德育，正仿佛他们是婴儿养育者”。汉符理德斐（HumphryDavy）⑥对于学课固然忠实，然天质并不高明，他博得“作诗虽是上手，但为一点也不认真用功的少年”之名声。到了后年，他却以当时未曾发挥自力为幸事。摆伦（Byron）⑦在学校时的成绩非常之坏，照当时所习行的级位名次颠倒的办法，他总是常占首席；教师常对他说： “乔治（译者按：是摆伦的名 字），现在我看你将在何时占得末席。”席勒尔（Schiller）①也常因不用功、不机敏而受责备，他的毕业论文还是不能满意。黑智尔（Hegel）②是成绩恶劣的学生，在大学时，据说“他的勤勉与智识都在中等，尤以哲学为最无成绩”。约翰·罕特（JohnHunter）差不多是个做家具的木匠。来伊尔（Lyell）③顶讨厌用功。佐治·科谟（GeorgeCombe）希奇为什么他在数学上面要远不及别个儿童。海涅（Heine）④同意于僧侣的见解，说希腊语是恶魔的发明。他说：“上帝知道我为希腊语吃过多少苦。”他又讨厌法兰西诗之韵律，他的教师也说他到底没有诗的灵魂。他在波昂（Boun）大学，始终是个懒惰分子，听了顽固教师们的“可憎的硬直的预先准备的调子”，每要为之“大窘”。洪保德（Humboldt）⑤当儿童时代虚弱得很，学业成绩也比一般儿童为劣。“在十六岁之前”，他说：“我对于科学的研究毫无嗜好。”他的智识，大半由自学得来，而大部分又还是后年才获得的。十九岁时，他尚未听到有所谓植物学。薛律顿（Sheridan）⑥是被称为学力低于他的同学的。他只以偷惰的习性和俊伟的仪表出名， “不特不善翻译，而且他的希腊文法尤属恶劣 ”。斯威夫特 为了 “学力不充分”的理由，竟不能获得学位；后来为了特别恩典算才被给与。威至威士（WordsWorth）①在青年时代，也是不大出色的。格兰脱（Grant）②将军在军官学校三年生时，伍长试验不及格，到最后一年，当作一个兵卒以服务。秀厄德（WH.Seward）③被称为太笨得不堪学习。拿破仑（Napoleon）毕时，列在第四十二名。但是“那些占拿破仑上席的四十一是谁呢？我们不连姓名都不知道么？”斯威夫特这样发问过。达尔文（Dar-win）“独独没有学习语言的能力”。当他离校时，他说：“我被一切先生及父亲认为一个极平凡的孩子，特别在智力上是在普通程度以下。我的父亲曾有一次向我说：‘你除出打枪、玩狗、捕鼠以外，什么也不留心，象你这样的人，对自己以及对家族，都是倒楣坍台的。’我也认为大失体面。”马铁奴（Harriet Mar-tineau）也被视为愚鲁异常。虽是个天生的音乐家，但在她的容易动气的教师之前，她简直全无所能。在二十岁之前她所写的字，常是非常恶劣。当十六岁那一年访问她的几位非常伶俐的表兄弟时，才大大地唤醒了她的未曾发展的天分。摩尔根（J. Pier-pontMargan）十六岁时，已经写诗，而且专心数学了。布洛·华盛顿（BookerT.Washington）④约当十三四岁时（他不知道自己的生年月日），感觉到人生的新意义，开始徒步旅行到罕普吞（Hampton）去，那是相距有五百哩之远，也不知道方向的地方， 业.最初的一夜，是在里士满（Rcihmond）市的人行道上过的。维多里拿达·斐尔特勒（VittorinodaFeltre）①从十八岁到十四岁，据说是全无进步，发达异常迟缓，若与后来的发展相对照，竟可说是一生中的黑暗时代。
  据兰加斯德调查一百个优伶所得的结果，他们最初大成功的平均年龄，正是十八岁。他所选择的优伶，都是自己志愿做优伶的。因为优伶是先天的，不是后天的。大概优伶到二十二岁之后才有最初大成功之实例是非常的少；自十六岁至二十，乃为他们发挥天才的好时期；固然在二十五岁前后也不无获得成功者，但那大概是和智力有关。其次，兰加斯德就一百个小说家的调查所得，他们的著作开始博得人赞美的平均年龄，以自三十岁至三十五岁为最多。五十三个诗人发表他们处女作的平均年龄是在十五至二十之间。又，在处女作上表示天才的平均年龄为十八，这与发明家开始获得特许权的平均年龄为三十三岁者相比，便迥不相同了。
  另有更其显著的一个对照，那是一百个天才的音乐家与一百个职业的音乐家之间的。所谓音乐这样东西，是一切技俩中之最早熟的、本能的。最初表露音乐天才之平均年龄是在比十岁稍稍低下的时候，百人中有九十五人是于十六岁以前表现非凡技俩的。然而职业的音乐家，平均在十四岁零十一个月毕业于音乐学校，若要表现音乐家的技俩，还得有十年的练习。五十三个美术家中，有百分之九十在二十岁之前表现技俩，平均年龄为十七 零二。在极西诸州扬名，又去国远行希图造诣的一百个冒险家中，最大多数是于十八岁以前离家的。据兰加斯德的估计，一百一十八个科学家中，开始对科学发生兴味的平均年龄是在十九岁稍稍以前。总之，以自己感情的特质为成功的基础者，比较纯以智力的特色为成功的基础者，要早几年表现其技俩。故从全体言之，前一种以感情的特色为基础者，其开始表现技俩的时候，以在十八至二十岁之间为最多。
  反之，在自然科学家的生涯中，能泄露这个风云时代的消息者，非常之少；不过这只是他们的成熟时期较迟，而大部分的科学家也是有同样的经验的。其例甚多，今试举出数个如下：
  泰绰·布利（TychoBrahe）①生于一五四六年，为丹麦的望族，过继给叔父，十三岁时入哥布哈根大学，学乘法、除法、哲学及形而上学。十四岁，遇日蚀，因其有趣，遂决志研究天文学。他能造出许多仪器，终于在三十一岁时建设乌兰尼堡天文台。说来希奇，他的研究的结果，却于占星术上有深奥的意义。他对于一个重要的新的星说：“起初是像金星及木星，故这时候，人间可以快乐；但它后来变为像火星了，于是人间就要来一个战争、动乱、捕虏、王公的死、城市的毁灭以及旱魃、流星、疫病及毒蛇之时代。最后，它变成像土星的星，那么饥馑、死亡、幽闭以及一切种类的不幸将发生了！”他说：“天文学之一个特别用处，在它能使我们从天国的运动中引出结论，应用于人类运命上。”他在那个建天文台的岛上，工作了二十年。他平素时常作诗，一日，将一首诗刻在地下天文台的人口；诗是描写女神乌拉尼亚（Urania）发见地球洞穴之中，有研究天体之人，而感到惊异的。 伽利略（Galileo）于一五六四年生于佛罗梭铁纳的一个穷落贵族家。青年时代成为琵琶名家（lutist），其后打算做画工；但十七岁，研究医学，而当在批萨大学①时，又热爱数学了。
  牛顿（IsaaeNewton）生于一六四二年，身体虚弱，孤独无朋，在学级中仅占末席；时作诗，十六岁时又试耕田。在大学中，有一次几何学的试验成绩非常之坏，竟受特别儆戒。后因受一高材生之剧烈的蹴击，遂成为发愤的动机，决心要把各学科及格，勤力用功，不久遂跃居学校之首席。他造成许多奇巧的玩具及风车、一辆马车（车轮是由乘者用手推的）及用水力推动的钟、幕、风筝、灯笼等等；尚未满十四岁时，与一个比自己大数岁的斯托丽（Storey）女士恋爱。十八岁时，入学于剑桥大学的 Trinity College ②。
  威廉·赫瑟尔（WilliamHerschel）③生于一七三八年，当七年战争发生时，他正十八岁，做军乐队队员。某次战后，他躲在沟中过夜，化装逃至英国，以教音乐为生。中年以前，他就以风琴家谋饭吃。在他许多后年的事业中，大受其姊加罗凌（Caroline）的帮助。当他一发明第六游星，名声顿起，自此即注全力于天文学之研究，且训练其独生子继续他的事业，至一八二二年死。
  阿伽西（Agassiz）十二岁时即嗜好搜集。他记住拉丁名字，由此汇成“Mss的巨卷”④。且“谦和地表示一种希望，在将来能定出每种知名动物的名称 ”。十四岁时，他违抗父之意旨，不入商界；自发宣言书，说是预备入德国大学，用功四年，然后往巴黎，从事著述。因当时书籍甚少，他得兄弟的援助，抄写了数大卷。有一次，在自己室内曾饲养五十只各色的鸟。
  赫胥黎（Huxley）十二岁时，就是个贪读者，二三年后，读尽哈密尔顿的论理学，对形而上学特有兴味。十四岁时，开始做尸体解剖之实验，因此变成冷情，更因此患了终身的消化不良症。他的教育没有规划；一手执德文书教自己，一手却做干草；考虑到急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物质与灵魂之基础及两者之关系。又责备自己不用功。十七岁时，企图将人间的知识分类，先立计划，然后决定将各题目顺次研究，等分类成功时，即用墨水把它们消除。“希望从早把这张表早弄黑了就好”，这是他当日的志愿。但其后经过数年，他的心底曾起不能说明的骚扰。他也做过制药业等。
  具有文学天才的女子，在忆起及记述此种风云时代的经验之能力上，或者要胜过男子。这恐怕一是为了妇女后年的生活较男子更为一般，而远离青年时代之经验者较少；或为了因谋生之必要，而阻碍能力充分发达之事也不如男子之多；再因她们更富情绪一点，以感情构成主要的心态又颇于青年期相似；或者更因她们比男子多注意于主观的状态之故。
  玛侬·菲丽朋（ManonPhilipon即罗兰夫人）①生于一七五四年。她的父亲是个雕刻师，境况颇佳。她最初的热情是寄于《圣经》及《使徒传》，她又差不多有博读群书的狂望。在她父亲之工场的壁角，她尝会读Plutarch①继续至数小时，梦想到古代的繁华，而且呜咽地喊着：“我为什么不生为希腊人呢？”她又志愿与古代的勇士相竞争。
  因书籍与花之影响，激起了她的热狂的梦想、浪漫的情操与向上的志气。她觉得法兰西社会到底没有供英雄生活的机会，于是在她的幻想中，追慕那种宗教的神秘主义之生活，而以XavierLoyola，St·Elizabeth及St·Theresa②做她的偶像。她甚至于愿望追求那种生活而污秽、贫穷、饥渴、不幸的信男信女之后，为基督而以身殉。她的自己牺牲的禀赋，怕是她的主要特质，她常渴望成就有如佐治·爱略脱（GeorgeEliot）的伟大生活。十一岁时，她被容许入了尼庵，在那里避去她的伴侣，惟在树荫下独自诵读及冥想。尼庵的环境虽是不自然，然的确有助于她的优美的感情、崇高的志趣以及神秘的想象。但后来，她的思想上、经验上发生大变化，这乃是对于年轻时代信心之怀疑的反动，这是百科全书的时代，她不特怀疑信条，甚至怀疑上帝与灵魂，只认“四福音书”为最好的道德教训而尊重之。其后，她自认当时她的智力虽然离神，惟心底依然无变。她十七岁时，虽不算是全法兰西最美的妇人，却是最伟大的妇人。她的处女生活就此告终。自然，她的一切特征还是因她日后伟大的生活，更因她的特别伟大的死而表见的。
  凡天资高睿的人，似是能永远保存青年期特色的人。青年期的可塑性与自发性，到壮年期而犹持续，确乎为天才之一特征。 有时，甚至连青年时代的热情、空想、与不时的变心也被保留着。读法国女小说家佐治 ·①的 “ H istori eod e 桑德（GeorgeSand）Ma Vie”（《我的一生的历史》），就可看出，这时期她承受了非凡的天赋的能力。她编造许多而且无终结的故事，日日不辍，她的亲友们想戏弄她，故常问她“王子已走出森林吗？还是尚未？”她又把反响（echo）人格化了，与它交谈。因为她这样地沉溺于幻想，故从这样幻想的世界回到现实的世界时，宜乎要大吃一惊。
  当她的伯母送她入尼庵时，最初一年间，她做“恶魔队”（lesdiables）的队长，玩了不少的恶作剧。十五岁时读《使徒传》，大感兴味，但对于奇迹还是嘲笑。一晚，她不经许可，参列尼庵礼拜堂的仪式。这原是不法的行动，但她却由此深感到礼拜的神秘与神圣的吸引；她忘记了四周的一切，一个儿剩落在礼拜堂内，就有几许不可思议的事情改变了她的心：她不用感官而用心灵“呼吸一种不能言说的香甜的空气”，忽然来了一个不能分辨的动摇，她的眼睛晕眩了，她被包围在白的微光中，听见一种声音在喃喃地说着写在尼庵中圣奥古士丁画像之下的Tolle，Lege，而且转身过来想着MathelAlicia②在说话，但她不过独自儿留着。她知道，这是一种幻觉。不过，发见信仰心已经占住了她，有如她所想望的。于是她哭了，向着未知的神祈祷，直到一尼听到她的哭声才止。
  后来移居到她的祖母处，这位祖母是福耳特耳（Voltaire）的弟子，人极怪癖，对于她的信仰屡加嘲笑，她为之惶惑不决。于是 她诉之于智力，认宗教是一种小说或比喻，居然发明一种故事可以成为宗教的，又发明一种宗教可以成为故事的，在某程度上她得以任意信仰。这一新宗教的名称与形态，在梦中显示出来。神之名为Corambe基督一样的纯洁，天使Gabriel①一样的美丽，人鱼及Orpheus②一样的优雅，而严格却不如基督教之神，具有男女两性。这位神显示肉体上及道德上多方面的美；善口才，通各般艺术，尤擅音乐的妙技；可爱如朋友或姊妹，同时也复可敬如神；不可怕，远离罪恶，只有一点不好就是太宽容了。她又作成许多圣书及赞美歌。因感到需有神坛及仪式，遂于园内小林中的草地上，以一棵树于为背景而设起祭坛，更用花轮饰之。因视牺牲为野蛮，思进而回复生物的生命与自由，特把蝴蝶、蜥蜴、青蛙及种种鸟类等放在箱中，而置于祭坛之上，等到“向善神恳求与动物以自由与保护”之后，即启箱把它放走。一日，被同伴男友所发见，走进那块圣地；“Corambe不复住此，森之神及许多天使们也离去了”。她这样地感到，同时却又如梦初醒，似非真实。以后她终于小心翼翼地把神殿毁灭，花轮及别种装饰则拿来埋在树下。
  路伊舍·奥尔科特（LouisaAlcott）③女士的浪漫生活，始于十五岁时；自后开始作诗，写吐露哀情的日记，在月夜闲游，深夜坐于树下，在先生宅前的石阶上留下野花，在Mignon的窗下唱她所制的歌。等到选定爱人以后，才文雅起来。她的日记全是写 自己的事的。
  假使她在镜子面前，照见自己的长发与美容，曾想抑制她的虚荣。她又因利口、易怒、贫乏及失意等，每日在心内作战，竟至不高兴再活下去；只不过有些事情希望解决，但觉得等待又是一件苦事。她想象自己的心，有如杂乱不堪的一间房子，须得清理一下；把无用的想头一律扫尽，重新用好的决心来整理；但她可不是一位良好的主妇，蛛网满室，竟觉得无法扫除。她又热望过舞台生活，一有闲暇，即从事编剧或者表演；而她的剧，只是高调，全不合乎实际。她颇有表演能力，喜欢把自己扮成赫姆雷特（Hamlet）①，而用英雄的口调说话。自十六岁至二十三岁是女士的人生实习时代。其间，教过书，寄过新闻稿，做过女佣，又爱缝纫，说是为了可以静心，解除束缚，并得任意思索。
  柏涅忒夫人（Mrs.Burnett）在青年时代初期，决不以傍花为孤独，却爱“对花讲话，俯身接吻，褒奖它们之对她‘垂青’”。又时常坐在门口，置肘于膝，而用手托颊，仰视天空，或竟躺在草上。这时候，她忘记了自己还在地面，却以为与星辰为伍了。
  伯斯（Beth）这个妇人，因天生活跃，做事都是突如其来的。当十二三岁时，身体已经发育长大，不好再叫人背、推或拉。一日，母亲命令她换穿衣服，她竟忽然立住不动。她以前终是用腕力被压服的，但如今母女两方的冲突，做母的觉得已不是用腕力可以制胜，必须用说服或道德的影响才行。某日，伯斯因为愤母亲的责备、骂詈及打击过甚，突然跳入海中，几经设法才被救起。她本快乐健康，但有时会得突然哭泣，就是自己也常为之受惊。因有病的同情心，为救人而犯重大罪恶的事情也曾有过。她更想 出占卜之法，譬如说：“当我在室内走时，如果木板不轧轧作响，那么我将很顺利地学习我的功课。”她常在夜间听到奇声。她就解作其时海上当有灾难。她从伯母处获得热烈的宗教心，为此身体瘦小，食欲减退，睡眠也不佳，有时因想及她的朋友在地狱中被火烧而觉着头痛，且谋救出她们。
  柏斯从未想到自己的姿容如何，一日偶然听见一位绅士说她颇美，一时惊喜交并，不觉赧颜，自后便常用极巧妙的方法，以察知朋友们是否批评她为美丽。又留心友人们的样子，不绝仿效。由是化装一事成为她莫大的要事，一切化装妙法都要试行。
  家庭常使她厌烦。一日夜间，从学校里逃了出来，觉得现在她是自由之身了，先伸腰张臂，吐一口大气，再高举两腕，喜不自禁地在木兰树四周跳舞，又把首埋入一朵一朵的大花朵中，用露水浴面。凡不可进去的地方统通进去；特别爱水，又以爬搔使足出血及食不熟的果实为乐。柏斯爱好孤独与自然。有时她会把自己关闭在室内，但踯躅在田野及林中的时候自较多。在学校住久了，回到家庭来时，她要先向树木、田野致意，然后向她的父母致意。她又有脱走的强习惯；而脱走的方法，常是月夜走那最危险的越过屋顶的路，逃出之后，跑，跳，自掷到地上，打滚，用手脚爬，翻筋斗，紧抱树木，与假想的仙女捉迷藏，以后觉得自己是在嬉戏，感到恐惧而逃出去。她求助于树木、星辰等等。
  柏斯的初恋是和一个漂亮少年发生的。那时是在礼拜堂中，他们互相注视，她的心花忽然放了，不绝地在惦念着他的影响，不禁喜极而笑，到第二天还感到一种新的喜悦。她守望着他从学校里出来。他一出现，“有一种最可喜悦的悚栗贯彻全身 ”。这样美的少年，她想是从未见过的。黄昏过后，他们时常见面，而且通信。但终于她厌忌他，中止来往，称他为低能儿，以至于自言自语地说是： “我一生最大的悲痛。”
  赫楞·刻勒（HelenKeller）①女士年轻时为欲了解 “恋爱 ”这一语所说的话，是很能感动人的。
   “它（指恋爱）是像花一样地芬芳吗？”她问。
  “不是的。 ”她的教师回答。
  “那么它像暖和的太阳？”
  “也有点不对。它是不能用手接触的。但是你会感觉到它所注射于每样物事的香气。没有恋爱，你将会不快乐，不想游玩了。”
  刻勒女士这样地写下当时的事情：“其时美的真理突然出现我的心上。我感到有些不可见的线，引张在我的精神和别人的精神之间。”大概她的生活要算是最纯洁，也最甜蜜的，而青春期是徐徐地又自然地降临于这位希奇的女孩身上了。实在要像她那样热爱自己经验到的自然界之各方面的人是没有的；又要像她那样锐敏地感到自然界的吸引和美的情操的魔力的人，也是没有的。她的青春期大概是在一八九三年，即她十三岁，正当芝加哥举行万国博览会，她经验到精神之伟大的发扬时，为最显著的表现。在这时候，她想入大学，和别个女子一样地享受各种学识的快乐之大志望也为之增强，她本是心身多缺陷的人，而能有此种决心，确不愧为人间最大决心之一。实际像她那样的人，正可说是世界所愿永久保存的这个黄金时代的最良冲动，很能长期 保存的人了。
  马利·巴士岐策甫（MarieBashkirtseff）是个为青年时所固有的夸张的自白之好例。她家世富有，且系望族，自一八七三年她十二岁时，开始将自己的经验绝无掩饰虚假地载于日记上。这本日记一直继续到一八八四年她二十三岁临死时才止。这日记在某种意义上，是可和卢骚的《忏悔录》相对比的女性的作品；而在别方面看，更是以非凡勇壮的与天才的心灵说到青年时代的烦闷之最可宝贵的心理学纪录。我（本书著者）曾彻头彻尾地读过二回，而且愈读愈觉有味。
  十二岁时，她见一个公爵而开始动心；公爵虽未尝知道有她，但她竟自描出种种愉快的“空中楼阁”，甚至想象到结婚后的生活。她热烈地祈望再见他，还梦想有一天，能上得舞台，歌喉婉转地演唱，使公爵见爱，而且将过一种圆满的生活，成为一个理想的夫人。她对着镜子，为决不定自己的面貌到底是不是美而非常苦闷，一心想就某青年男子问明此事；但又宁愿相信自己是美丽的，即使这是幻想也好。常向上帝祷告，能有以满足她的种种愿望；恳求上帝帮助她游戏获胜，并学会英语。可又常为失望所困，悲喜交作；在礼拜堂，看见人家做祷告，行仪式，认为是在替自己祈福。一日听到公爵结婚了，她几乎从桥上坠下去，心想万事皆休了，愤然把对于公爵祈求的心意完全改变。从此厌恶世人，为嫉妒、虚伪及其他一切可恐的感情所困；惟尚觉得自己不过在地面移动，她的心底已经冰冷了。当她的声音稍稍美妙时，流着喜悦的泪，觉得自己是个万能的女王。自己的日记，她决定作成为世界空前绝后的最富教训的书。她估量自己是个世界最贵重的人物，她可怜那些自以为能安慰她的人，又相信自己是个活神；向月祷告，望于梦中显示给她未来的丈夫，且时常望着自己的许多照片，好像多方诉苦似的。
  某时，她觉得自己实在美丽，将来定能成功，得意非凡；但某时，热情凶猛地袭来，又感到世界是贪眠而非实在的。她想把自己的感情通统用笔写出，但因自觉文字不充分，反而绝望发狂。她又尝轻视男人，怀疑于善人是不是永远愚拙，而聪明人是不是永远虚伪与卑鄙；但毕竟相信，自己终有一日要得到一位真正善良的伟人做丈夫。某时，她要夸耀自己门第之高，天才之富，而卑视万人及万物，想决不说一句平凡的话；但未几又觉得自己的生活已告失败，而且她是命定的要永远在期待中的。她跪下来哭着，张着两臂祷告仿佛上帝在她的室内；有时发誓要巡礼到耶路撒冷，步行十分之一的路；要奉献她的钱去做好事；她缺乏青春期应有的快感；常疑虑自己是否再会闹恋爱。某一祭日，她从窗口掷出花球到群众间，被一劳动者所拾得；却有一青年巧妙地扼住劳动者的咽喉，将花球抢去；就在这一攫夺间，她和青年爱上了。但这只是一时的事情，不久青年离她而去；她开始怀疑这或者是梦，或者是已被侮辱了。后来她患咳嗽，她以为是要死了；用数珠计数，向地叩首了六十遍。有时决心读《新约全书》，不能得到，就读Dumas以代之。读时，她想象自己就是每一幕中的女主人公；看见她的恋人，他们一起计划生活的方法，最后互相接吻。但未几，又觉得自己被压伏了，受冷待了，疑心那不是真爱，于是考察自己的嘴唇有无改变，怕自己已经屈服，怕眼睛已经瞎了。有一次读《圣经》时，她一面微笑，一面合起两手，向上注视，感到极大快乐；又定出人生种种计划，时时记住“我生仅一度”的这句话，想着如果人生有十二度，她希望于一次中过这十二度的人生。但一转念，又想到自己还只活着四分之一的生活。有时希望做个大交际会中的主角，便想象着自己已俨然做到。有时乘上诗人的双翼，周游于美的世界；但常感到心底里有着地狱，而所谓恋爱已渐渐成为无意义的字。虽时时受到退屈倦怠之苦；但因为承认妇人的生涯仅在从十六岁至四十岁，故虽一瞬间浪费她的贵重时间也以为不可。她批评她的母亲，嘲笑结婚及生育，以为这在洗衣妇女也所能做；她却热望得过更有光荣的生活。时而厌忌，又时而渴望见见新的人面；想把自己化装为一个贫家女儿，到外边去碰运气；又想到她的发狂的虚荣心是她的魔鬼。以后遇见另一个爱她的男子，但这种爱，她终觉得是同宗教一样神圣的。故一时虽也颇动心，但怕仍蹈旧辙，终于分离。她发见如果人家爱自己，而自己却使他尝失恋的苦痛，那么他所受的苦痛愈大，自己的幸福也就愈大。而为什么自己常常哭泣，她终不能明白。世人所讲的恋爱究是什么东西？这一问题也有明了的一日吗？她也发生过这种疑问。十七岁那一年的某晚，为了失望痛心，哀哭不已，后忽起立，攫取食堂里的时钟，奔出门外，抛到海中去，这一来方才爽快。 “可怜的钟呀！”
  某时，她忧虑自己已经轻易地使用恋爱的字样，决意不再求助于神；但隔了数日，又祷告于神，让她早早死去，为了每事都不如意。她的思想素无联络，她憎恶自己，也憎恶任何事物。但她希望自己死时，有人在唱婉转的歌，于和平中逝世。某时，她因觉得理发费事，颇想落发；她希奇在过去为什么口里说得漂亮，而实际那么愚蠢；她自夸，世上没有一种劝告能阻止自己去做所愿望的事。艺术虽是照耀快乐少而苦痛多的她的生涯之一大光明，但没有东西能把希望给她。
  十八岁时，一切任性任情都使尽了，她重用 “父子灵 ”的名义祈求新的愿望。这次的愿望，是自己变成一个富豪，回复她的歌喉，打扮男装而受竞技奖品，且与拿破仑第四结婚。她对自己的生长与变化，深切地意识到，以为再没有些儿老性质剩留了；又感到自己的性质中，有些东西太多一点，而有些东西却又太少了。
  到了十九岁，不，还在未满十九岁时，她感到自己之无能力，哭而求助于神。又觉自己已精疲力尽。其后，又以为自己认真起来，且敏慧起来。更开始认知所谓神者，并不像她以前所想的，但不过是自然生命或者运命而已。她构想出她所能绘的画，向她的教授表示一种精神爱的友谊，以为可与一个有二千七百万财产的老人结婚；但未几，又鄙视这个思想。她渐渐地觉得自己的耳朵有点聋了；十九岁那一年发见三根白发，悔恨过去之不能工作，徒然消磨时光于小说及纸烟中。作成许多好的计划，但又以为未免多自愚弄，反省已往的生涯。当医生发见她患肺病，嘱咐她当心饮食时，起初她不以死为意，拒绝服药，看见友人替她担心，反而愉快起来了；但其后也渐渐注意治病，深虞肺痨损害她的美貌。悟知死是绝灭，又想到自己体内有骸骨，迟早怕要出现于外部，发生可怖的念头。其后再读《新约全书》，重新信仰奇迹，祷告于基督及圣母。施与一千法朗给贫民。把夜间在脑筋里的幻想及日间奇怪的感觉笔记出来。因眼睛有点异样，又怕变成瞎子。迷信渐深，竟相信起征兆及占卜来了。某日在野外速写时，感受风寒，病渐加重，终于在一八八四年十月中去世，时年二十三岁。
  马利·马克楞（MaryMaclane）的自白，虽嫌过于修饰，为感动人而写作的；但关于青年期的事实，是难得的贵重的资料。固然这种实例，若不在美国，将不能见到；惟无论如何，终是这种经验的好标本，大概是受了巴士岐策甫的感化的。
  在劈头，她声明自己是个怪人，是天才，也是极端的自我主义者，没有良心，厌忌父亲；欢喜用脚擦地板，其理由是这种运动可以增长她的气力与美丽。不过，她的日常生活是极为闲散的。她是个热爱名声的女性拿破仑；是哲学家，也是懦怯者。她的心同木石一样，虽只十九岁，已是四十岁的心了。她爱快乐比爱名声更甚。只要有一点钟的快乐，什么名誉、金钱、德义、世评、真理、天才，都可立刻投给恶魔；恶魔之来，正是她所期待着的。她讨论那张肖像画，即附在自白录的封面的；她以强壮的体魄引为自慰，却仍用野狂的耐心等待恶魔之来临，把她牺牲了，还愿意把生命捧献给她。在全世界中，她只爱一个曾经教育过她的妇人。她不能分辨何者为正，何者为邪；仅有一物实在，便是恋爱。恋爱终能给她喜悦，但等待它这件事却是苦痛。 “啊！没用！没用！没用！世界上一切的生物！——宇宙也是没用！”她自己这样作结。她的心虽是“出奇的深奥”；但一有快乐到临，她要感谢那使她失去良心与德义的亲切的恶魔，为的是这样可以使她享受快乐。她的心灵，只是无目的地探求。假使这时候快乐来了，那么，她的心马上会得到沸腾、颤跃、苦闷、骚动、跳舞、突进、汹涌、狂暴、咆哮，对恋爱复仇泄愤的。
  所谓恶魔，在她看来，是具有迷惑人心的力与如铁的意志的人，她要与他恋爱结婚，而且甘心受他的凌虐。她在想象中与他说话；假若快乐不即来，她想自杀，这时候一想到死便觉大快。她自白，曾经做过窃贼；但所窃得的钱，她分给贫人，因引为自慰。有时她到乡间徒步旅行，在那里她可与那个恶魔作想象上的情话；但这个世界是那样地空寂、可怕、冷落，在妇人，特别是十九岁的妇人到底是不能堪的。她作成一篇祈祷文，向恶魔请愿，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慈善的恶魔君啊，请你从如女的男子中救出我！从美丽的青年中救出我！
  从锡的匙、假的齿、薄的靴救出我！
  等等。她除恋爱的真理以外，什么都抱疑问。一旦胸中有什么要叫喊时，她觉得一切的烦闷都属无益，而她自己是个呆子。“我热望培养自己心中的恶的性质。”她说明怎样可以造谎，又专费一章来说明怎样吃橄榄，更讨论她自己的形态，如足形、美发、嘴唇等。叙述自己所收藏的各种拿破仑的雕像，自说对每个雕像都生恋爱；且立誓假使与它结婚，到来一个破除今日之寂寞的佳日，那么，就是舍弃自己惊奇的天才也所不惜。当衣服之裾裂缝时，她仅用别针夹住，以为这样反能保持长久；若用针线缝好，反将使自己敏感着有破绽，这是她所厌忌的。“我知道我是个世界所未曾有过的大天才”，却犹觉得自己是个卑微的人，没有谁要对她留意。这个世界是不可言说的乏味，天是不绝地愚弄她，而她终将为恋爱的饥饿而死。
  亚达·涅格里（AdaNegri）则为表现另一极端而非常正直的妇人。她起初在意大利一个污秽的乡村小学里做教师，十八岁作诗，即以此得名。她虽从未看过戏剧，但曾热诚地读过剧本；也从未见过山与海，甚至丘陵、湖沼或是大的城市，但曾读过关于这些的书。等她开始写作后，她的朋友曾领她到城市中玩过二天。回来之后，仍穿上木制的鞋，教八十个儿童拼字了。她所作的诗，都是从她自己经验中来的。
  她虽渴望“天才与光明之见爱 ”，但可怕的不幸之神夜夜执着白刃，立在她的枕边。当时她的情绪，可从下面一首诗中看出：
  我没有声名 ——我的家屋是低陋而湫溢；
  我生长于泥中；
  父母也是不幸地见弃于人间；
  但是我的内心啊，却燃烧着不熄的火焰。
  无论何时，在她的身边终有一个小恶魔与一个为她祈求的天使。有时她想看看暗黑的地狱，但一见到可爱的孩儿们，心又为之柔和。对于胁迫她的可怖的灾难，她要嘲笑；但见到为了饥饿而致瘦瘠的孩童，似又不得不痛哭。她的全生活都可成诗。见街上的少年犯罪者，她会得动心，跑过去和他接吻。倘若自己死了，她深怕“无情的医生将来解剖我的尸体”；因之想象那时的光景而不胜战栗。她的诗歌大都是咒诅的。如一个为自由而战死的军人，从他的心胸涌出如雨的血潮；如在运转着恶魔的机械而空气污浊的工场中，可怜的少女们颜色苍白地作工终日。又如一个泥水匠从屋顶上坠地而死，她自己还参列他的葬仪。像这类事情，都是鼓励她写为诗歌的。一个街上的穷苦的老人，曾激励她去歌唱她所想象的苦中的乐。也有一种歌，是说革命时暴动者高喊“和平、工作、面包”和手中挥着的锄，以及在地下矿穴中挥着的铲的。她爱那种“失败者”，在家里没有火，且在洞中过活的。又描写在机械工场中工作的妇女的苦痛。十八岁时，“一架机织，两只美丽的眼，一件棉衣，一个恋爱，是我所有的一切。”使她动心的这个男子，乃是一个项颈粗大的铁工；他是她的恶魔，也是她的上帝，她之有他是她惟一自夸的极乐。她热望骑在马上，到焦灼的黄金色的砂漠中驰骋；希望暴风起来，把她卷上，飞行无际涯的天空。她告诉我们：“因了天才与光明，我是一个快乐的百万富翁。”在别处，又表示想看看高山巅上千载不融的雪，阿尔卑斯终古如斯的沉默；她更歌唱自己的“悲伤的二十年间”，“恋爱一去，万事皆空”。她想象自己跳入水中，水淹住她的身体，而她的裸体的灵魂，则悄然游行于凄寂的谷间。她觉得自己是只笼中鸟，盼望有人来替她开门，到广大的世界中，而以喜悦与光荣翱翔于天空。没有别的东西，只有渺茫无限的空间才足使她满足。
  同是文学家，但男文学家记载他们在青年时代的经验，在某几个要点上，似与女文学家的不同。
  第一，他们写得不像女子的随便。我不能忆起男性中有如马克楞式的人。男性的巴士岐策甫似难得看到，而如涅格甫那样怀抱社会改革的志愿的男性文学家当更少。男子当写青年时代的经验时，因为当初的热情已经冷却，或者要感到没有自白的必要。惟若过分看重这一点上男女的区别，反有判断错误之弊。
  第二个更显著的异点，是男子有比妇人将心中烦闷更多显现在行动上的倾向，他们会得冲出家庭的藩篱，另去开拓新的生活；或者企图做政治上、产业上或社会上的改革运动，否则也会描出此种运动的空想以消除心中的烦闷。然他们的理想，常多不能应用于实际生活，更难应用到自己无直接关系的环境中。这在像美国这种国家，尤为正确。为什么？因青年时代本是非常文学的主观的。但在美国，这一方面的发达极不充分，而只有所谓实用才被注重。
  第三，男子发表这一时代内部生活的方法，要比女子为多样；而且在青年时代，差不多有如运命似的支配他们生活的天才及技俩之种类，在男子方面也多于女子，从而个性的特色也更多表现。我们从此得见到许多极端的对照：有如特洛拉普（Trollope）①之咒骂自己的青年期者，也有如歌德之崇拜自己的青年期者；有如穆勒（Mill）之感情冷淡者，也有如泽夫立斯（Jefferies）②之感情进发者；有如昔蒙（Symonds）③之由美的立场尊重宗教仪式者，也有如菲尔丁·霍尔（FieldingHall）之抱进步的宗教思想，谋从宗教中放逐仪式者；有如奥力藩特（Oliphant）之再兴中世纪的修道院主义而重视道德的宗教的超越主义者，也有如米勒（Muller）与伊柏（Ebers）之作狂暴的宗教运动者；有如第·琴稷（DeQuincey）④之变态与早熟，也有如帕忒孙（Patterson）⑤之稳实的健康的发达；有如刻勒（Keller）及歌德之肉的恋爱与灵的恋爱同时发生，也有如佩忒（Pater）⑥之二元论者，即起初对自然具非凡猛烈的感情，以后则抱神秘的象征的世界观。又恋爱，在某种人是一时爆发，即告终结；而在另一种人，恰如永远的泉源之开发，徐徐而来，终生不竭。
  第四，从主观的状态来说，女子方面能比男子长保青年期的特色；而男子一到壮年，就要多方面地丧失青年期的特色。最后，就宗教方面来说，男子要比女子多费心于教理；而他的解决教理问题，大有待于智力上的活动。但青年男女之间虽有 这许多的不同，而两者间的类似点似更多，且更为全般的。
  此等一切传记中的事实，以与对一般青年用问答法所得的答案相比，没有不同的处所。毕竟此等天才的传记，可以视为普通人在青年时代心中所感到的代表的表现。以下我们依国别，从男性文学家的传记中，提出他们的青年期的经验，而因别无什么在美国青年所不能见的特色存于他国青年中，故此种区别法，于结论上不会有什么大影响。
  在第琴稷的从一七八五至一八〇三年的自叙传中，他记述这样的事情：六岁之前，他在比他大三岁的姊的感化之下，有良好的发达；但六岁之后，他的生活是终结了，是凋零了。
  在第琴稷记忆中的最早者，是当他尚未满二岁时，于梦中见到可怕的壮大的光景；大概这一事实似是表明他梦想的倾向，完全是先天的，而非由于“吗啡”；但他最初所感为寒心者，实为开始经验到这世界是个恶魔的世界的时候。他幼小时，和三个姊妹同育养于闲静的庭园之中，什么贫家压制等等的丑恶现象，全无所知；但一日，听到了女佣的很粗暴地对于一个垂死的姊之谣言，于是即在童年，就生出厌世的观念。但他觉得，小真内（Jane姊的名字）虽死，当来春玫瑰花开放时，一定要回来。因她的死，引起家庭的混乱，他自己也陷于可怜的境遇。但这类的事，他已不大记得，而且自己也感到以不能记得为幸。真内死时，他潜入放着她的尸骸之屋；当立起来时，听到一阵最凄凉为他所从未听过的风声，也许这是十万年来扫荡过人世间的；其后也曾屡屡地听到这种风声，但每次终要想起夏日开放着的窗与死骸。当他在真内的屋内时，想着天井开着上通于天的样子，他睡在那里，并且做梦站在她的身边，睡了几久自己也不知道。这时候，他感到有一条不能死的虫在他的心脏中；这所谓虫，实即孩儿们中间所发生的神圣的爱情。真内的葬仪，在他看来，是充满着悲哀与失望的。葬仪举行过后，他找到一个僻静处所，向天空注视，一若望见姊的姿态似的，一直至疲倦来了才止，也才觉得仍是独自一个。如斯，在六岁未满之前，他的精神已经达于青年期，虽然身体的发育并不良好，人生的低调支配了他，而且这个觉醒在他，也是件不容易的事情。
  其后，他成为一钱莫名的学童，每夜踯躅在伦敦街头；但他和几个为世所弃的女人发生亲切的友好的天真的交情。此等下流的妇人，在他那样的不幸儿看来，原不过是患难中的姊妹；但他却从她们中间看出人道、慷慨之心以及勇气、诚实的美德。当他和这些年尚未满十六的无亲友的女孩们在街道闲游已经数星期之后，在某晚，他们坐在一家的石阶上，他忽然病倒，要不是他的女友从她的小钱袋中取出兴奋剂，并且亲切地调度把他救活，恐怕他已经死了。许多年过后，他时常行经这家门前，他就要眷恋地想起年轻时的交情；他渴望得再遇见这位“高贵心肠的女子”——他对她是已经常常亲切地谈话的；他想寻着那个欺骗她的人而加以重罚，但是没有如愿；他又希望知道她的消息，以便向她道谢并报平安。
  他曾和他的哥在一起，与工厂中的孩子们相打，这种相打是每当散工时举行的。他们互有胜负。打时用石和棒。曾有三次被捕为俘虏，而其中一回。一个工厂的妇女向他接吻，这使他非常开心。他终于发明一个HartleyColeridge的王国，他称之为GomBroon①。起初他想不到地段，后来因他的阿哥的理想王国是在北边，于是他的王国择定在辽远的南方。这个王国的周围仅 不过二百七十哩，他自己做了国王，征收赋税，设置常备军，捕鲱当作肥料出售，而且经验到“头戴王冠是如何的感到不舒服”。他每日辛勤服务；虽然他的阿哥的王国来得大，但他自己的王国出过不少伟人，又有颇光荣的历史。他的一个朋友曾读过LordMonboddo的见解，说人类是由猿类发生的，且暗示GomBroon的住民有尾巴；因之他的兄弟告诉他，他的臣民尚未脱离猿猴时代，他必须发明去尾的方法。于是，第一种方法便是臣民必须每日就坐六小时。
  斯图亚特·穆勒（JohnStuartMill）①的自叙传，表示出青年期后半发生非常显著的经验上的变化之一例。一切男孩中，像穆勒那样从他的父亲受过热心而且认真的教育的是没有的；又像他那样能表现教育的效果的，也是没有的。他不能记忆什么时候开始学习希腊文，但听人说是在三岁的时候。他在十二岁以前，已经用原书读种种文学上的著作。仅此一端，已足为历史上空前的例，何况他又读过许多历史、政治、科学、伦理学及别种书籍。他不仅和他的父亲对谈，也和与父同资格的许多朋友对谈。但他客气地叙说，自己的成功统通由于环境，坚持自己的天资宁在普通以下，且说凡他所做的事情，每个有通常能力及健康的男孩都能够做。他的父亲承认，希腊人的节制或中庸为人间基本的德性；又认定，人生 “当青年时代的活泼与无限制的好奇心逝去而后，只是可怜的东西。”但他嘲笑 “激烈 ”，又轻视热情。
  穆勒在青年时代之初，是个有能的雄辩家，季刊的执笔者， 且专心于边沁（Benthan）①、理查（Richard）②及联想学派等学说之宣传。从十五岁起，他发见对于人生的一个目的，那就是改造世界。这个目的定后，曾给他以深切的永久的又是确实的幸福，奋力以谋功利主义推行于世的观念，似是他生活中一个有鼓动力的计划。但到了一八二六年，他二十岁时，他的神经状态忽呈鲁钝之现象，他再也不能感到愉快，凡以前能产生快乐的事情，今都成为索然无味。
  在这种心境中，我曾向自己发问： “假定你所定的一切目的都实现的话，你果能感到快乐与幸福吗？”对于此问，我的自己意识不得不明白地回答是：“否。”这时候，我的心完全消沉了；我的生活所由建筑的整个基础，已经倒坏了。以前继续向着目的而努力，算是我的唯一幸福；但如今，对于目的自身已经失了兴味，那么对于手段更何能发生兴味？我像再没有可以生存的理由了。起初我还希望这种精神状态有如云雾般自会消去，但它并没有消去。一夜的睡眠，是疗治生活中较小的忧虑之良药，但没有效果。我一醒来，仍要重新意识到悲哀的事情。而且这种悲哀，愈加觉得痛切。无论与人讲话或是做事，这种感情终是跟着不离。即使想得二三分钟忘却的方法，可也没有力量做到。不仅如此，在几个月间，这黑云像是愈积愈密了。哥尔利治（Coleridge）③的绝望（ Dejection）之时 ——我那时还不认识他 ——正是最能表 现我的心情的：
  没有苦痛的悲哀，空虚的，黑暗的，惨淡的，
  既无热，也无力，一个催眠的窒息似的悲哀，
  它找不到自然的出路或救助，
  在言语，或叹息，或流泪中。
  从前读伟人的传记，精神为之奋发；今虽仍想从爱读书
  中获得安慰，可是徒然。即使读了，也无感觉；就是有点感觉，也不发生兴味；而且我还想到爱人类之心业已消失。但我不欲向人诉说自己的怀想以求慰藉。假令有这样可爱的人，向他诉说了足以慰安我的；但我当不致消沉到这地步。我并觉得我的苦难并不是有味或是可敬的；在这里边，殊无足以唤起同情之处。我的父亲自是一个最后可以求助的人。但他也未见得能了解我的心态，而且就是了解了，他又不是医生能够救治的。我父亲给我的教育，并不预期有这样的结果；何况今又没有使他知道教育失败之必要，因为这种失败是几乎不可救药的，是全为他所无能为力的。不幸在当时，更无什么朋友，我能希望他来了解我的境遇，到底只有我自己十分知道。所以我深虑及此，便愈变成绝望了。
  他如今由事实上经验到以前所未能置信之一事，那就分析研究的习惯有冷却感情的倾向。他由这种研究的结果，对于德性或一般善行，都不感到喜悦。据他的自白：“虚荣心与大野心的源泉，似已与仁爱心的一起干涸了。”他的虚荣心在过于年轻时受了刺激，今则与其他早熟的快感同归于冷却，直至人间的一切欲望虽获满足，也感不到愉快。在机械地继续工作的心腔里，却充满了失望与忧郁。“所谓人生者，要是必须这个模样的话，我曾自问：我还能生活下去吗？或者我必须有生活下去的义务吗？这时候总是这样回答：我恐怕活不到一年以上了。”但经过约半年之后，他读到一篇动情的故事，说有一个微贱的男儿奋发起来，觉得自己可以救活家人，补偿家族所受的损失；这一种活跃的情景映射到他的心眼上来，终于感极而泣。从此而后，他的内心的重荷渐渐减轻。他发见自已的精神还未全死，尚有些建造品格与幸福的原料遗存；后来虽有过几回气闷，有的且亘续至数月之久；但像以前那样悲惨的事情是再也没有了。
  此等经验之结果，使穆勒心中起了两种变化。第一，他有了一种新的人生观，是和喀莱尔（Carlyle）的无我主义很相似的。幸福为人生目的的这种主张，虽未变更，但以为目的当间接达到，又不是自己所欲竭力获取的。第二个变化是他开始注意于内心的修养，特别是现已占有优势的感情的训练。他感知了诗歌与艺术的力量，深受音乐的鼓励，喜欢威至威士及自然；当失意时，眺望乡村美丽的景色便得慰藉。某时，他读了威至威士的《灵魂不灭》之诗，知道自己也早感到年轻时代新鲜的愉快之并不永存，及向他人求得慰安等事，而对这位诗人表示同感。在这大变化未起之前，形成穆勒的精神与生活者是他的父亲，但现在的穆勒是立在与父亲不同的立场，发达了他的独特的个性了。
  泽夫立斯（Jefferies）十八岁开始写他的《我的心中的故事》 (StoryofMyHeart)；本书，据他说，是完全真确的自白，写他的精神摆脱了一切传说与学问，而直接面对着自然与不可思议时的情绪之状态的。
  他的心为了缺乏感情，似是久已尘封，且已干涸了。因此他常到小山上去，使他的精神呼吸新的空气。“横倒在草地上，我在心中向着大地、太阳、空气及辽远的海说话。..我想到它的力气，它的秘密和光荣。我祈求太阳，把他的赫赫的光明、他的耐久力、他的疾走力分给我。我更眺望苍天，凝视到它的含蓄之无限，憧憬于它的美色与极香。这时候，我的灵魂飞扬于碧青的太空之中，而且安息在那里，因为郁郁苍穹是我的灵魂的安息处。我重新祈祷这种种。这时候，在我的心底，感觉到无可形容的一种情绪；而祈祷只不过这种情绪之一端。”他看见地就祷，触着花就祷，从指间落下尘埃就祷；因祈祷得大欢喜，因得大欢喜而又祈祷。“我埋首于草中，全身卧倒，终于忘了自己。..现在我知道我的一切辛苦都为了灵魂，即为了开发灵魂的知识。”向天空仰视过后，他要将头隐于草中，用两手紧握一切，直到他觉得已经深入地中，向它密语。无论何种自然的印象，如树木、昆虫、空气、云霓等等，他都要用以祈祷，“为了我的灵魂可以比生命的总体还要丰富。”他祈祷自己生命之向上，他感到自己的生命已经不朽，以为超自然只是自然的别名。有时当他两手握草，埋首草中的时候，他也会想望死，于高山顶上堆积松木，烧自己的身体，让他的灰到处飞散，落在他生存时所想望的那地方；但以为，这样烧自己的身体使归于原素的事情或许会得太耗费了。如斯，他的精神和自然界直接接触之结果，他具有了关于灵魂不朽与神的信仰和穴居时代的原始人所有的一样简单；而他所最常祷的语是： “给我以最深远的灵的生命。”
  然在某时，心地一变，因为觉得这世界不适于人间，故以为自己的精神到底不能与之一致。一见到丑恶的生物，他感到自然现象全是偶然生存的，不认有什么神之意匠。最后，他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在宇宙中尚有些比灵魂、比上帝更伟大的东西。于是他去搜求，终于在冥想中找得可爱的处所，每日向那里巡礼，驰心于无限深奥的苍空。但因身体虚弱，到底不能胜任他心里所要求的那种劳作。为此，他想把身体弄成强健。假若他已经强健了，他还要求更强健些。他常整日或直至夜半，在野外过活；他需要更多的光线；他愿意每日长至六十点钟；他喜欢到冷的地方，以为冷气可以苏苏人的生命。但是隐遁主义是他所排斥的。他考虑他的灵魂的起源和它的运命，可是找不到解决。他不赞成天地万物为最善的意志所造的说法；而谓“智力与人性发达的人，能有优越得多的意匠。”他发见，没有人死于衰老，只死于疾病；我们连衰老是什么样子也不晓得；怠惰不算坏事；在将来的十分之九的时间是闲空的，他将用他全副的精神以求达到这个目的。“当物质世界中一切深奥的意味开始明白，不能言说的志气充实于我心之时，还不过十八岁。”
  这个记录虽是这样多趣，但我们不能无疑，即夹在此等经验的开始与经验最后纪录中间的十七年，因为不知不觉地加上文学的修饰，故当作青年性质的文书看，是多少要减损一点价值的。
  菲尔丁·霍尔（H·FieldingHall）前著《人的灵魂》(Thesoulofapeople)一书，后来又写一本“TheHeartsofMen”①,先讲关于基督教的许多定义，批评基督教不是社会进步的妨害者而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之意见以后，进而讲一个男儿 ——怕是他自己 ——的故事；这个男儿直至十二岁为止，是全受妇人的照顾，且和比自己年少的儿童一起过活的。
  他身体羸弱，不信《旧约》而信《新约》；深信山上的教训，是万人所承认而为生活的规范；认战争与财富为不善，学问为危险。他的理想的生活，是劳苦多而幸福少的穷困牧师的生活。十二岁，他入学于寄宿学校，开始从妇人的世界进于男人的世界， 由《新约》进于《旧约》，由梦幻世界进于现实世界。自后，他以为战争是光荣的机会，是上帝所赐与暴风雨，使沉滞的万物具有新生命的。财富也被他所崇拜了，某种说谎还是名誉知识是异常需要之物 ——起初，他想这种种是新奇的可喜的，但也以为极端的恶。慢慢地，他厌恶起宗教的各种形式来了。他觉得，他的教师们都是伪善者；但他沉默着不响，因为他自己也不明白自己所乘的船还是仅仅抛锚呢，还是全部锚链都断了。十八岁时，他读达尔文的书，发见达尔文若是不错，那么“创世纪”是错了，人是进化的，决不是堕落的。即令是上帝创造世界，但治理世界者怕是恶魔，祈祷决不能感动上帝。为什么虽是人人口说信宗教，而真的没有一人信宗教呢？又为什么上帝是如此严正，但对人却如此偏私？三位一体又当如何说明呢？他提起此种疑问，再由自己作答。
  读传记及自叙传，可使我们像看照相般的知道许多青年时代初期的内心的斗争及经验。
  安秃尼·特洛拉普（AnthonyTrollope）的自叙传是可怜的。他既贫困，又为许多教师所厌恶、许多同学所嘲弄。他描写自己，像常在失体面似的。十五岁时，他每日二次往返学校，须各走三里路。什么人都敌视他，不许他加入游戏；除学些许希腊语及拉丁语之外，什么也没有学。仅有一次，因为火上心头，曾揶揄过且鞭挞过一个横暴学生。他记得到十九岁时，还未学过习字、算术、法语或德语。他相信，在活着的人类中，再没有比自己多受过鞭打的。别个学生都得到奖品，独有他从未得过一回。他描写那时候的自己是“一个懒惰、孤独、丑陋的人，对于将来的经历或职业全未想到”；但他因能和美丽的少女们相爱，故尚感到几分愉快。以后渐渐感到家庭的艰窘，他得免试受职于邮局。他不懂法语，不懂科学，拼法多错，写字又劣，倘若须受试验的话，他是无论何科都不堪尝试的。但他要优闲，终不可得。在他的内心，终要建筑某种的空中楼阁；继续至数周乃至数年，把同一故事绵延不绝，而主人公终是他自己。但离实际过远之事，他却不写。
  昔蒙（JohnAddingtonSymonds）写自己极爱宗教上的仪式。十三四岁时入学于寄宿学校，和同学们在自修室内设置祭坛，买得许多彩色玻璃碎片以饰窗，用金粉及朱色涂与十字架；他穿上僧衣，半认真地礼拜。当受坚信礼时，略有些新时代的气象。在冥冥中，他似觉得接近上帝，但尚未至于捧全精神以献于基督教的十字架。后来，他爱好古老的峨特式的教堂等等。
  菲次哲兹·史梯芬（FitzjamesStephen）①本来体弱，十三岁时，从鞭打了多年来曾虐待他的一个身体长大的男儿以后，成为一个勇士。十六岁时长了五英寸，但胆气仍然极小，自己也说：“我像在一群粗鲁的男儿中间的一个柔和的妇人。”惟对于多年来所受侮辱的反动，使得他的精神强毅地反抗压迫、横暴以及种种的不正为。他读了佩因的《理性之时代》（Pai”e'sAgeofReason），后来又靠读《圣经》“过活”。其情形，仿佛一个人由斫倒树木以通过森林。牧师们虽能把斫倒的树木重植起来，但他们不能使之生长。
  迭更斯（Dickens）②在他的小说中，曾描写过这种有兴味的青年；但此等青年之大部分，多是夸张的描写，要说是事实的记述是不能的。
  勺特豪斯（J.H.Sharthouse）在所著的《约翰印格力散特的浪漫史》(RomanceofJohnLnglesant)一书中，描写一个非常天才的青年，是在克林威尔及查理王时代大占重要地位的，又是长抱中立态度在罗马教会与英国政党之间的。他具有易为迷信和空想所动之性质，十一岁时，听教师说人可与灵交谈的神秘说，即加深信。十四岁时，神秘的柏拉图主义使得他憧憬。服从的推理和理性之当屈从于权威，是从小就受教过的；今日只求听从神圣的法则，谋从内部以发展自己的生命，就是他的信念。他的孪生兄弟Eustace深通世故，不久便导印格力散特入宫中，做王后的侍从。然其后，愈爱独自流浪各地，并以逞空想为乐。有一时，他完全在耶酥会教父指导之下，学知十字架上的圣像及念珠之事。十六岁时，神明启蒙说使他入于憧憬。他竭力求发见真的信仰生活之路，采用极端仪式的礼拜法。他为发达自己的神性、能见到神圣的幻影起见，也措心于炼金术及占星术。不久，他被介绍到称为“新教的尼寺”。那里有位高僧Ferran，看见他才智卓越，仪表非凡，为之心折。在尼寺中，属于极端高派的新教的礼拜，每日庄严地举行，他因之也厌恶清教主义，而渴望任为高派教会的职员。然在这时候，他遇见了霍布斯（Habbes），得听到对于罗马法皇制度的种种非难，遂中止了他的希望。十七岁时，有一夜，他见到刚才处死刑的Strafford①的幽灵。到了二十岁，就表演了他的青年期之最后一幕，他爱上了美艳的圣洁的 MaryCollet。有一位粗暴的清教徒Thorne曾向她求过婚，但她没有答应；而她和印格力散特两人却互相表示恋爱。不过这时候，她看出他们二人所当生活之路，是由在他们内心的冲动与光明所表示的。于是他们觉得，为要实践这个神圣的使命，就不得不捐弃恋爱。现在。印格力散特就站在查理王一方面而投身于战争的漩涡中了。
  斯替尔曼（W.J.Stillman）曾以非常的兴味而且正直地写出他自己年轻时的经验。
  儿童时代，他第一回看见海洋而狂喜；又屡在梦中鞭马，是他生平最显著的经验之一，为他所记忆的。有一时期，曾经奉行过自然崇拜。他第一次钓得鳟鱼，使得他喜极发狂。他叙述以下诸事：正统基督教，特别是复兴仪式的深刻印象；为逃避重罚而撒谎；十岁或十一岁时，在严寒的一天，在河中受洗，生活是智力的、缺少感情的；数年间，智力变钝了；有一天，在学校中，忽然激昂起来，鞭打横暴学生；怕因成绩恶劣，倒楣地送回家去。这种状态继续七年之后，到十四岁时“心雾忽然消散，而且在学期终了之前，我在分析拉丁语所需的时间上，要比以前暗诵拉丁语所需的时间为少；做欧几里特几何学的证明，其简易清楚，无异听故事。我的记忆力如此之好，故虽是长诗，一回读过，就能琅琅上口；学期试验之终，我能把勒戎德耳（Legendre）的几何学，平面的与立体的，从头到尾，全部暗诵而无疑难；而这样的好成绩，还是学校所未曾有过前例的。为什么有这种希奇的现象发生，我自己也不能加以说明；惟为对研究心理学者或有可供参考之处，故把它记述出来。”
  有位著名的美国人，写给我如下的关于他的青年期的事情；惟他的名字，他不愿意我发表：
  起初，我欢喜感情的事及浪漫的小说。我的心中充满着冒险、地下旅行的梦以及我所救出的呻吟于狱中的佳人。我用红墨水写过一篇故事，我自己从未读过；但我的一个女友读了，说是做得甚好。以后“少女热”高涨，使我把几个沙女理想化了。最初一个比我大五岁，其次一个大三岁，又其次一个是同年。我曾发过心，愿意替她们效劳，受她们凌辱一二年；但我怕羞得很，一回也不曾向她们中任何一个通过话，而我的同学也全未曾怀过疑。十四岁时，音乐狂也发过。以前虽曾厌恶音乐的练习，但今则不管父母的抗议，我已热望做个音乐家。我非常热心地练习钢琴，制乐谱，作好几百个的音曲之表；又描出空想来：在某奏乐场，许多听众之前，奏得意之乐，博得满场的大喝采，不欲让我出去。到了五十岁，还留着这种想像的痕迹。即在现在，当疲倦的时候，也还有梦想弹钢琴，使许多听众陶醉的光景。在嗜好音乐之后，我有雄辩的嗜好了。我要演说韦勃司德的《回答嘿因》(Webster's“ReplytoHayne”)、摆伦的《黑暗》、巴特利克亨利的演词，特别是《狂人》等。这时候，我是戴上火样红的领带，热热烈烈地狂喊的。我记得，有一次因有非难我的演说者，特爬上离家二哩远的秃山的高顶上，把自己演说的优点和缺点一一检讨。恰好那一天是礼拜日。我就发一决心，祷告于神，要使自己的生活理想化。我的立志入学于大学，也是起于那时候和那地方，所以那个山将永远是我的 Pis-agh与Mariah，也是Horeb与Sinai。我在风中走来走去，高喊着“我要使人民知道我，尊敬我；我要有所成就”，且叫四周的事物来作我立誓的见证，就是不达目的，决不再来此地。
  “哀哉！”他说：“从此而后，我就从未到过那里一回。某夏，朋友们邀我登山，我说明不能遵约的理由。因为我在那时所立的誓，是非常神圣的，背誓是不可以的。真的，那个经验到底是异常深切的不容忘记的经验，是一种非常重大的事件发生于我的精神之内的。”
  读歌德的自叙传，无论何时，终叫我们忆起两个特征。第一个是时代和场所，即歌德所住地方的仪式、祭礼、大行列以及种种触目的事件，是特别足以发生教育的影响，而引儿童的注意向外界的事物的。第二个是歌德具有一种极端的倾向，从道德的立场来看四周的种种事物，而欲从其中获得实行上的教训。这种事情，即在可视为歌德自叙传之附录的“WilliamMeister的练习与旅行”中，也能明白见到。这二书，都表现一种奇特的青年心理的形态；其中精妙的故事，到底是不容记载概略的。歌德从人形狂的时代起，至早熟的大学生活的时代止，终是有发现多方面的经验，然后反省这种经验，从其中见出道德上的意味，而欲把它诗化之大热情的。要像歌德那样用致密的观察与分析，研究自己未成年时代所发生的各种事项的人，恐怕是没有的。他又具有这样天赋的能力，即未成年时代的经验到壮年时代犹能清楚地记住。普通人不能充分利用自己的经验，知道自己的短处，并借以规定处世之途；但在歌德，只要对自己修养有助的经验，无论何种，都是不放弃的。
  歌德爱女性的第一个印象，是某晚名叫格累德辰（Gretchen）的少女，向他进葡萄酒时的事情；自后，少女的面影许久留在他的心内。他们每次的聚会，终给他一种快乐的刺激；他的恋爱虽也同许多初恋一样，但却是为善与美所激动而极其灵化的。他由此感到，全世界中发现一道新光明，又认接近少女这件事是自己生存之必要条件。一日，他知道少女从前曾经做过妇人手饰店主的助手，不觉吃了一惊；因为他自己原同一般贵族子弟一样，是爱平民的，但有贵族气质的两亲是不赞同的。最后，他们俩在她的家门前告别，作第一次也是最末一次的亲吻。从此便永不再见，虽然他一想及她是要下泪的。等到他明白，她虽比他仅大两岁，她却要把他看作孩儿的时候，他为之大大羞愤。他几经想抹杀她的一切可爱之点，而认她为可憎之女；但她的美貌，却不时浮在他的眼前。幸而青年固有的健全本能发生，使他丢弃小孩子气的动辄哭骂的恶习，而他因感到她之以孩童待己，也足以渐渐地治愈他的心伤。
  他非凡欢喜自己的名字，和平常不受教育的少年一样，要到处写上或刻上自己的名；后来一并写上新爱人安那德（Annette）的名，每一次看到有这妇人的名字写着的树时，他终要思念她，呜咽一番，且作牧歌。但他怨恨不能系住安那德的心，于是大大地发生了虐待她的感情；而安那德在以不可思议的忍耐忍受他虐待之后，终于避去不见。歌德伤心之余，竟成病狂。幸靠他的诗才的治疗力，把健康逐渐回复；《恋人的率性》一诗，即是用一种沸腾的热情写成的。为了神经的过劳，又在种种重大事件发生的当儿，他的脾气变成冷淡疏慢，不独自视为伟大，甚至敢冒危险。他又作种种恶剧，但没有什么预期。其后，他沉思于恋爱之一时性与性格之易变性；在困难发生时，他要作为诗歌以免受其苦痛。因此，他所做的事，有点虚矫无谓。他的朋友便想带他往教堂去，以期改正他的恶癖。但歌德因转住到来比锡，得逃免这个束缚。以后他慢慢地觉得，一个新时代来了，那时一切对权威的尊敬都归消灭；见了以前所知道的最好的人，也要怀疑，甚至绝望，而和一个日事戏谈的年轻家庭教师成为知交。他的气质往来于快活与阴郁之间。他又崇拜卢骚。同时健康衰落，终于大病，彷徨于生死之境者有过数天。等到可以庆幸无恙时，却又患了严重的疮。他的父亲的性质是谨严的，故若受父的感化，他当能成为一个气短阴郁的人；惟因他的母亲热心家务，足以使他倾向宗教，故当他回家以后，得与当时宗教的名士相往还。某时，有一个反对他的男儿说，他的父亲并不是真的父亲。这一气，使他气出病来；但趁病着的当儿，他用种种间接的考查，获得确实的真相。又当名士们过从时，他把人相一个一个地和自己对照，看有什么相似处没有。
  在未到来比锡之前，他以避去人目，且没有自我意识地到各处漫游为大乐。但是不久，他起了一种夸大的幻想，以为他已引起世人的注意，大家在批评他，所以他开始自己苦恼起来。从此，他欢喜住于静寂的乡村及森林中。同时，他抛弃了从艺术的见地以观取事物的旧习。却只为了自然物的本身而爱好自然物。他的母亲在这时候，也渐渐地了解歌德和比他小一岁的妹子之心。当歌德初尝失恋之苦味时，就把眷恋的情爱移于母和妹的身上。他又对于自己新生的一种感情，带着智力的形式的。以及对于一种精神的要求，即为感觉的影像而表现的，为之非常惊异。自后他坠入幻想中：竟对大学教授讲演或发起理想的大学。在大学时，起初虽热心听讲，但因程度过高，却受许多害处；又发见自己不能支配自己，因之感到不便。对于以前一向疏忽的服装，如今却感兴趣。他鉴于自己的兴味和判断之随时变动，不胜失望。更忧虑自己之必须根本变改心理，弃去一切从前所学得的。故有一天，因为大大地轻视过去的生涯，遂把自己所作的诗歌文章等等，统通付之一炬。
  他在当时，已知《圣经》的价值，且能爱读《圣经》；自承道德
  心的发达，全靠《圣经》之赐。《圣经》中的记事和比喻，深印在他的心上，故当嘲弄《圣经》的精神弥满于大学时，虽是信仰心不算深厚的他，也不得不表示愤慨。自从青年期起，他已和上帝交好；即令对于自己尽善意所做的事，上帝未与以十分的援助，他也以为是有某种理由可以宽恕上帝的。在这种影响之下，他改宗到犹太神秘教，对于结晶体、小宇宙、大宇宙等的说法颇感兴味。其次，他想出hermetical①或新柏拉图派之神，最后更想出相矛盾的称为Lucifer②的创造天体之神。他起初，很具体地想象天使的军队的光景，终于在内心组织好全部的神学。以后，他将镀金的乐谱台代用为祭坛，每朝烧香献物，以为这时候上帝是驾临的；直到有一天，大火起来，才突然把一应祭典烧个精光。
  圣·皮尔（Saint-Pierre）的“PaulandVirginia”③这部小说，是描写生在大洋中孤岛上，过极其自然简朴的生活的一少年和一少女入于青年期时之状态的。这种描写，是因袭当时的法兰西式，非常伤感的；然不管这种悲哀是如何的假装，其中却含有一线真理。这个故事，实从少年少女十二岁的时候写起，他叙述在少女维基尼阿的心中发生了恋爱心和忧郁症，而且暂时瞒着保罗，她的心上忐忑，她有了宗教的信念，后来两人互誓相爱，伤心惜别，以及不朽的恋爱，终于两人的悲剧的死与葬 ——都是非凡逼真，叫人动心的。这部小说和卢骚的《忏悔录》，在描写人间青春期的生活一点上，实可说是给法兰西文学添上特有的光彩的。 在卢骚①早熟的性质中，“一种可燃性的质素之初期爆发”是颇苦闷的，而且他觉得自己早熟的肉欲冲动。不过没有闯什么祸。他巴望：“跪倒在倨傲的专横的妇人之前，服从她的使唤或者恳求她的恕宥。”他只不过需要一位妇人，做个浮浪的骑士。十岁时，他把情热注于一位姑娘Vulson的身上，他曾公开地而且横霸地要求她是他一个人的，不许再有别人来接近她。但他对于Goton姑娘的情感另是一种，他们的关系固然也是纯洁，却是他的热情异乎寻常的高。在这两位姑娘势力之下，所发生出来及于他的影响自各不同。前者是种兄弟般的情谊，加上一种恋人的嫉妒；后者则是一种狂暴，一种激怒。到后来，他听到Vulson和别人结婚的消息，他愤恨极了，致立誓决不再见一个不忠信的女孩。一种微微的精神病，很长期地侵占了他的生活。
  佩耳罗提（PierreLoti）②所作的《一个孩童的故事》，是他四十二岁时写的。虽可说不曾包含事实，但视为记述内心经验的自叙传，却是无比的杰作。特别在末了数章，是写著者在十四岁半时的事情的，其材料尤为丰富。据他的记载，当著者十二三岁时，开始觉得心的醒悟，感到新的愉快，清楚地见到无底的死渊的光景。为了没有同年的男儿共玩，遂发达了对于自然的感情。忽然间欢喜恶作剧了，如某时调好一盘蝇的炒蛋，一面唱歌，一面带入行列中，某时，熔锡皿于火，然后投入水中，更埋入荒土中。他组织一班矿夫，自己带领着，仿佛很有把握地能深知矿脉所在，于是行到那地方，重把他的矿物发掘出来。这些都是神秘地进 行，有如部落的秘密。对于Chopin的音乐，以前被教过而不感兴味的，今则大有兴味。听了从远方回家来的长兄之话，为之心动，竟想到南洋群岛去；久不如愿之后，终于投入海军。他的内心，有着表面的自我与隐藏的自我两种。后者颇有些奇妙，除对二三个知心朋友以外，都是闭口不道的。他相信，自己的过渡期要比普通人为长，在这过渡时代，他是从一极端移到另一极端的；又颇有些怪异荒谬的举动，为此曾碰着种种人生的暗礁。他早年爱一个年纪比他大的女孩，而他的恋情的发生，是在读了AlfreddeMusset①的一首禁诗后在梦中实现的。当时他是十四岁，在梦中他感到，自己立在柔和的薰香的薄暗之处，他在花丛间散步，要找寻虽不知名而为己所热爱的人。不久，居然有使人陶醉的不可思议的奇事发生了。天色愈朦胧起来，在玫瑰丛中，现出一位年轻的女郎，面上呈着倦怠的神秘的微笑，可是看不见额和眼。天色真黑了，她的双眼也就露了出来，那像是一个以前曾经爱着过的人，怪亲切的；于是他遂充满着无限的喜悦与柔情。但一刹那间，他惊醒了，要想保存这一个美的梦景，却终于消灭无踪。无论如何，他终不能设想，所见到的女郎完全是梦；等到他确实知道，她已一去不复返了的时候，他是非常的失望。无疑的，这是真的恋爱活动的开始，他的忧闷，他的神秘，他的着迷，都是为了恋爱 ——恋爱像一种香料，一经接触，是要沾染着气息的。
  我想，如今这个时候，认青年文学为一种文学的阶级，且与以文学史上及文学批评上特别的地位之时期，是已十分成熟的了。我们必须提供一种青年读物，是适于各个的嗜好，且足成为 善良的刺激的。所谓青年时代，差不多是可以称为青年伴侣间自身的学校之一个时代。青年在这个学校里，固然互相陈诉，互相倾听；然对于壮年人是沉默不响的，而壮年人方面且有不能理解青年之要求的。还有，今后若不是记载这个转机时代的传记，特别是自叙传，便不配称是完成的作品。这是因为，人间将来的生活是建基于青年期；如果不知道青年期的事情，就不得明了壮年期以后的生活之故。我们能从青年期引出正当的教训，不仅可以不浪费所谓青年期这样未成熟而内容丰富的时代之经验，且可以使壮年期更健全、更完成。最后所欲说的，即不惟青年自己表白的技俩，普通是始于这个时期，且因在这期内有丰富的主观的材料；又因需要这时期特有的表现方式，故对于许多青年，宜奖励他们写出详尽的自白录的日记，且教他们认识自己。
  第九章社会的理想之生长
  从孩子的朋友变到年长的朋友 —为学生所爱好的教师之感化力 —儿童的志愿 —财产及金钱的观念 —社会的判断 —独生子 —最初之社会的组织 —学生生活 —在成人监督之下的青年团体。
  儿童年岁渐长，兴味随着发展，习居的家庭已不复能满足，从而想伸展其心力于更广大的世界中。这在上面因已略叙一二了。使幼小的孩子养成敏活地服从命令的习惯，差不多可说是儿童惟一的义务。当儿童在大人的面前时，他们总要迎合大人的意思。凡为大人所喜欢注意的，他们也将加以尊敬。恰如植物之向着阳光伸枝，他们也将视大人之兴趣为兴趣。在儿童所讲谎言之中，确有不少是为博大人之欢心。即使是非常躁急不安的孩子，在他的心底里，还是欢喜他人用强制力来取缔他。但到了某一时期，儿童会得忽然不听从两亲的命令，而使两亲吃一惊者，这是他们不复以两亲视为最高的理想人物之证据。一到此境，形成道德的习惯之时期正在过去；而找求自由，凭自己良心以行动之热情正在发生。这时候，常有依据所能有的最高理想以行动的事情。所谓纯粹的义务之冲动与快感，即由此以发展。新的道德的势力也可因此形成，且得使最高、最善，即内心之准绳而不是外力之束缚，成为实际生活之规范。青年之须具有此种自觉，在欲以最丰富的思想之力，彻悟道德的本能之真谛，使不致失却伦理的标准。这是真正的意志教育，足使青年发生排困难纠纷以猛进之决心。孩子们之所以时常倔强而不肯听从父母之命，即因有这种冲动之故。但虽如此，如兰加斯德所说：“在吾人生涯中，若有贤明而年长的人，视青年为同格者或更优越者，则青年之心悦诚服，盖无有过于此期者。反之，将青年视为不若己者而待遇之，便为良好训练之致命伤。”不过，世间一般做父母的，仍多以小孩子视为自己的子女，即使到了可以放手之时，还欲强加拘束。青年之中，固也有认自己的家庭为最好的家庭者；然如他们必须被关在自己家内的话，那么就是这类青年，也将为之发狂。若在幼年时代受过好训练的，到了青年时代，即令没有什么命令，也将依据自己的道德理想勇敢行动。在青年所不容宽恕的罪，虽为不振作、愚钝、不活泼、无兴味、对学校或教师不热心等等；但最大的罪，莫如过于失之严格。在这时期，务必特别注意于：不使学校生活成为索然无味的坟场。又当引导儿童参加家庭会议，使之觉悟凡自己所感为有味者，父母也具有同感。如果不这样做，儿童或者就要开始怀疑到自己的父母是否为真的父母，而有如现代许多青年所表现的状态。到这时期，一方面固然欢喜同年龄相若者交游；同时在他方面，更有早些达到成熟期的新欲望产生。而特别可注目的一个特征是：与其寻求比自己年轻的朋友或伴侣，宁愿找求比自己年长的朋友或伴侣。这一点，和少年之寻求与自己年期相若的友侣者恰好相反。这个，因也有多少受影响于在这时期为最发达的“欺侮弱小”之本能；但另外有个理由，是新发生一种求知的欲望，想就生殖问题以及其他种种问题，向年长者有所请求。因之，他们对于涉及这类事情的话，常抱静听的态度。据兰加斯德的调查，有些青年是为要求教种种事情而求年长之友；觉得年长者是更善良、更可靠的朋友；他们也为要求人的同情。而觉得年长者或是既婚的人为最能供给同情，有些青年则感到父母与自己的对谈，不若父母与其他成人的对谈为有味，尤其欢喜能有机会以听到与自己全无关系的对谈。他们常常感到，自己虽有了和大人相交的必要，可是大人并不有所了解，且痛恨大人之缺乏同情。
  斯退勃雷顿（Stableton）尝对青年初期的各个男孩子有过多趣的观察。他以为，对于这一时期的青年，有注重同情及尊敬之必要。我们和青年对谈时，要视他们为对等之人，这样，对于青年的勤勉习惯，甚至富有危险性的恋爱问题，也能有适宜的处置。他说：“今日在教育上最重大的问题，莫过于怎样得以正当地且有成效地对待这一时期的男孩子。大多数教师只知道学生的缺点，而不能发见他们的优点。凡不能体认这时期的学生所需要的自由，而仅以规律的训练自号成功的教师，应该去职；而以能洞悉学生的心情，且使学生一见之下即能感到是自己的朋友之教师代之。目下各学校最大的缺点，是在对于青年初期的男学生的处置方法。当学生尚未能知道自己的时候，若有一位善良有力的教师，能理解他们，信任他们，指导他们，终于得让他们独立于世，实为对他们无上的幸福。”
  斯摩尔（Small）①以为，教师是学生模仿的中心；从这个中心，能有许多心身上的影响及于学生。例如教师的声调、姿态、自发运动以至嗜好等等，皆能有意地或无意地为学生所模仿。教师所具每种的兴味，能影响到全级的学生 ——说谎的学生如为教师所信任，将变成正直；被视为绅士、淑女的学生，将做出绅士、淑女的行动。从爱师的口里说，某某能作如此如此的善行，某某就会具有实行善事的大志望；有些年纪稍长的学生，因教师之相待如朋友，因自己的长处被教师所认识，因教师在有错误时肯自行承受，故性格几为之一变。
  散福特·培尔（SanfordBell）曾调查过五百四十三个的男生及四百八十八个的女生。其结果表示，女子在十四岁，男子在十六岁，为感到从教师方面受得最善影响之时。又，男女以同在十二岁时，为讨厌教师最已甚之时，这种感情至十五六岁时才见衰落。此等学生以教师之给与目的，唤起理想，发生做伟人、做事业的欲望，便知人生的意义，鼓励以克服困难的勇气，总之，以激发自信自重的精神、指示活动的进路等等，为最值得感激。第二为欢喜教师的同情、和善、信任嘉奖等等。第三为欢喜对课业的帮助、亲切的忠告。此外，教师性格的强固与圆满、纯洁、无伪善心、有独立心、容貌美善，热心运动及富有精力等等，也大能引动学生之心。于此可以注意者，为男生的五分之四与女生的约二分之一，以受男教师的感化为最多。特别是相近青年期时，男教师似最能有助于男女两性。 在教师的性质中，最为学生所讨厌者，为恶意、讥嘲、不当的处罚、多疑、苛酷、严正、无笑容、不关心、威吓、违约、过分叱责、好打掷等。凡是不笑的教师，最容易引起学生的厌恶。儿童常常为了些小的事故而怀深恨。而且一经怀恨在心，极难消解。十岁以下的儿童，一度认为讨厌的事，往往到了壮年依然持续。有些儿童为了待遇恶劣或偏心，竟休学至一学期或一学年，甚至退学，实是不幸。
  曾将这样一个问题向约二千个的儿童发问：倘若父母与教师发生什么特别冲突时，你们将怎样办？其结果如下：年幼的儿童将依从父母的意见。但这种心理从约十一岁以后渐起变化，尤以女子在十四岁、男子在十五岁以后为最显著。即尊重教师权威之心渐趋发达。至于他们所以有这种选择的理由，也曾加以调查，即年幼的儿童，大概对于有绝对的权威者感到满足；而在青年，抽象的权威显占优越的地位。到十六岁时，以这个理由而尊重教师的权威者，殆占百分之七十五。而且他们表示，自己是能无伤于正义的意识而扩大权威的观念的。
  班兹（Barnes）提出：“你欢喜像那一个人，为你所曾听过或读过的？”答复者有一千四百个儿童，其结果如次：从直接所知道的人中选出理想的人物者，在女子方面要比男子方面为多得远；又在直接所知道的人物中，特别以从自己家族中选出理想的人物者为多。但当崇拜博爱的人道的伟人之时期，即青春期，却有许多足以历史上的人物或公共的人物为理想者，其范围不如以前的狭小。男子而以女性为理想的，非常之少；惟在美国，女子而以男性为理想的，在八岁时要占二分之一，在十八岁时要占三分之二。反之，女子而以女性为理想的，简直少至无限。跟着儿童年龄之增长，地方的理想于不知不觉中变化为世界的理想；但虽如此，所谓儿童，到底还是善受法则之支配的。所以，无论做教师、做父母的，用不着为了自己所教育的儿童是那样率性任情而叹息。
  图尔堡（Thurber）博士向纽约的数千儿童，问他们长大的时候打算做些什么，叫他们作文回答。他们的回答是很重要的，即贫苦的儿童志愿从事猛烈的劳动。一为青年，更愿认真劳动；而他们的理由也多比其他儿童为充分，殊足注目；他们都预期放弃儿童时代的快乐生活，而觉悟茹苦含辛的必要。十岁以前，具有两种以上欲望的人数虽渐渐增加；但到十一岁，其数骤减；到十二岁，又见急速增加；以后则慢慢减少。九岁时候的女子，以志愿做教师者为多；到十一岁，其数急减；十二岁稍增，以后减少。想继承父业的男子数，以九岁时为极顶，十二岁时为最少，十四岁时又稍增。志愿做商人者，以八岁时为最多，其后稍衰，十三岁时又增多。其次，就选择的理由观之，为了 “赚钱 ”的，十二岁时，占百分之五十，算最多数；以后急减。为了自己欢喜的，以十岁为最多，以后渐渐减少。为了对父母的利他心者，以十二岁半为最多，其后减少。想造就品格的欲望虽与年俱增，但以至十二岁后为急速。想为世人行善事的冲动，从九岁后慢慢增加，十三岁后骤然加多。由此看来，：“在十一岁时，一切的思想及倾向向着最高潮而进。在十二岁，发生为了父母幸福的这种爱他的感情，又感到 ‘赚钱 ’的必要：在十三岁，女子志愿做缝工、书记、速记者等。在十四岁，男子之志愿在银行或事务所中服务者为最多，同时人生无常的意识（这时十二岁时开始表现的），想造就为好人的欲望，想对世为善的希望，都达于最高潮。”
  对于 “设若这里有了一个新的理想都市，你愿在这个都市里做何种职业呢”的尉勒德（Willard）①之质问，有一千二百三十四个儿童的回答。他们所说出的职业种类，共有一百四十项；女子惟在十三四岁时，大都愿做裁缝工或妇人帽商；但在这以外的年龄，以志愿做教师者占大多数。男子除出十四岁与十六岁，多喜欢依自己的嗜好以选择职业外，其他各年龄，以赚钱的这个动机为最得势。继承父母职业的志愿，在男子以十三岁为最大多数，其后渐减；在女子则以十四岁为最大多数。博爱的动机，以男女同在十三岁时，为殆达于顶点。
  机吉（Jegi）对于密尔窝基市（Milwauke）的三千德国儿童调查他们的志愿，其结果也发现，所受于亲族的影响，在十三岁以前逐渐减少；又在青年初期，依自己的嗜好以选择将来的职业者增多：而男子从十二岁，女子从十三岁，选择易于从事的职业者，其数急增。
  据克赖恩（L.W.Kline）的调查，当儿童叙述自己的理想及选择将来的职业时，女子要比男子为保守；而说明选择之理由者，也比男子为多。在这一点，乡村的儿童要比都会的儿童为更近男性。乡村儿童固较都会儿童为不注意，但是他们的独立心较强，能更处理自身的事情。故由此可以明白乡村儿童的生活，在形成理想及性格上，实比都会儿童为有效。大概年少的儿童爱好生产的职业，而年长的儿童爱好专门的技术的职业。年少儿童对于正义或公道所下的判断，与其说是智力的，无宁说是感情的。乡村儿童之爱他心，比都会儿童为富。女子虽比男子更富于同情心，但易流于偏颇。又据克赖恩所收集的答案看来，在某种家庭或学校中，为了道德上的说教过多，儿童就具有感伤的道德性； 而如某儿童，就常有不信任他人的教训，却想表白自己伦理意见的强大欲望。儿童更有一种这样的倾向：对自己的行为判断是用这个标准，而对他人的行为判断则用那个标准。至于伦理的意见，也以男子比女子为多独创，而在乡村儿童，则比都会儿童为多独创。
  夫里德利治（Friedrich）①对于德国儿童问他们选那些人做他们的模范。他们的答复则因年龄、性别及宗教等的不同而有差别。第一种所选为理想的人物是历史上的人物，这可为对于第六学年及第七学年的儿童，将历史这一科目具有伦理的性质，或作为陶冶感情及气质之资的表示。因之，夫里德利治主张历史教授法应有所改革，他以为这个时期的历史教授，总当以伦理的旨趣为主。第二种所选的理想的人物是受《圣经》的影响。但在这些年纪的人，从日常所接触的人物中选出理想的人物者，仅占百分之四又五分之一。所以然的缘故，是因他们对于四围接近的人，容易见出其短处，而不易见出其长处。由此可见，宗教应以诉于儿童的情绪者为主，而不当诉于悟性。此外，又得从这个调查使我们知道，儿童读物中所包含的善例，应能在他们的环境中见到；还有教授的事项，应更能适应男女两性的状态。
  据夫里德利治的研究，在德国小学校的第七学年或第八学年，要比第六学年的儿童更置重于人的勇气；而第六学年的儿童宁置重于宗教的性格。他又把儿童的理想人物的性格分为三十五种；其中，以成就国民的大事业的人物做理想者为最多。与此不相上下者，为宗教的伟人，其次则为信仰坚定之人、勇敢之人、 谦逊之人、洁白之人；再其次则为慈悲心肠之人、富有同情之人、勤勉之人、温良之人、有忍耐力之人等等。
  泰罗（Taylor）、杨（Young）、哈密尔顿（Hamilton）、辰伯兹（Chambers）及其他学者，①也有对于儿童志愿的调查。其结果发见，青年之中，满足自己的现状而感到幸福者，只有极少数的人；而大多数，是多少抱有不满的。从自己的知己中间找出理想的人物者，在自六岁至十一二岁之数，其数急减；以历史上的人物为理想者，在十三四岁为达于顶点。从十一二岁至十五六岁之间，以现代的人物为理想者，渐渐加多。伦敦的儿童，不能像美国儿童那么地奉历史的人物为理想。又，女子方面，不拘年龄如何，其由相识的女朋中发见理想的人物者，总要比男子为多。这批学者，对于儿童之奉历史的人物为理想，也以为，主要原因是在历史教授。美国儿童之奉佐治·华盛顿为理想者固然非凡之多。但若拿这理想，和在英国之以同等伟人为理想者相比，便觉大有损色，与年俱减；而奉当代的历史伟人为理想者却渐增多。这一时期是儿童企求自由的时期；这一心理，又为教育上所可利用的心理。选择《圣经》中的人物为理想者，极为稀少，且大部分是女子；至由小说及神话中选出理想人物者却特别地多。如奉耶酥为理想者，与其说是重在他的神性，无宁说是重在他的人性。还有，奉教师为理想人物者，虽似也有；但事实上并不如此。从理想的体系上言，教师乃是次于家族中人物的理想人物。至青春期的男孩 子，大都爱好军队中的英雄或发明家的。
  在美国，凡达于学龄的女子，不问年龄如何，都选外国人为理想。这一倾向，随年龄以增长。她们抱有嫁给外国贵族的欲望。这有两种原因：一是为了变成贵族到底是妇人的光荣；二是为了接近于时髦社会的根据地的生活，是最感愉快的事，至少这在十六岁的少女是这样想的。在这种研究的结果中所发现为最可悲痛的事实，是美国的妙龄女子之半数，在奉男子为理想。这比英国女子之选男子为理想人物者，几乎多出三倍。还有，女子的理想人物之种类，要比男子多六倍至十五倍。从这件显著的事实看来，也可见到现代的妇女是怎样地脱离从来一切的束缚，而不具目的与确信地漂流在人生的大海中了。
  教科书中说及妇女的地方，可说绝无仅有。若想编制为妇女用的《圣经》，为妇女用的历史，为妇女用的学程等等，在女性们看来，就要发生一种恐怖之念，以为或许要把她们重回到古代的奴隶状态。男子选妇人为理想者固然极少，有之，也仅以极幼小时为限；但女子之奉男子为理想者，有时竟多至百分之六十与七十。又，女子所奉为理想的生活，还常和人类的要求全无关系。而特别觉得悲惨的事实，尤在这种情态兴盛的时期，是正值妇女固有之理想应该大谋发达、最感切要的时期。因之，妇人的性格就有被其破坏的危险。关于这一问题之统计的研究虽尚幼稚；但可以看出，妇人在后来是有慢慢地回至妇人的理想之倾向。这不仅由于妇人本性之力，也是由于她们所交接的社会之影响。
  儿童选定理想人物的理由虽有多种，惟尚未被显然规定。顾也有可言者，即公民的德性之加重，是确然的事实。而因物质的实例的理由以选定理想者，即在青年期，也似极少。为了地位、名誉、评判及其他一切的伟大而选定者，固然迅速增加。但为了道德的理由者，在青春期相近之时，增加最速，其后也继续增加；当选定此等理想之时，置重于伦理的社会的性质，虽是男女都逐渐增加；但以女子方面为更著。以艺术的智慧的性质为理想者，从十岁或十一岁起，虽更见增加；但其速度、其高度，总不及想做伟人、军人的男子理想之已甚。在这些研究上，特别引起我们的注意者，是于八岁至十四岁之间，对于历史的人物之年代观念非常增长。他们说及此等远古的人物，不复是像当前生存的了。大凡这种选择之不同，以由于趣味或性格之不同者居多。
  财产据克赖恩及法兰士两人所下的定义，所谓财产者，乃指“个人为维持自己的生命，为克服种种反对的势力，所获得的物件 ”。许多动物，甚至昆虫，也要为自身保存及种族绵延以积储食物。即在非常幼小的孩子，也似有所谓所有物的观念。据利托奴（Letourneau）所说，私有财产这种观念，在我们今日看来，虽成为当然的事情；但从人类历史上来说，是发生得晚而且缓，至在原始时代，还是只有共有财产这一观念的。又，财产之价值，有时由它的效能而定，有时由产生它所需要的劳力之大小而定。当青春期之前，占有当前发生效用之物的心理非常强固；一旦到了青春期，所有欲的形态为之一变，对于当初视为抽象物的金钱，竟加以重视，成为极端需要之物。原来金钱已被青年看出是获得一切有价值物的手段了。
  节俭的倾向，要算男孩子为最强。在美国学校中所教的算术科，大都是受金钱这一观念之支配的。学校内的储蓄银行，当初本为贫儿所设，今则推及于各阶级的儿童。这种重视金钱的观念，不仅可以预防贫困及放荡的生活，还大足以刺激儿童的想像力，养成措心于远的将来而从事追求的心理。自然，用金钱来估量一切事物及价值，当为教育上、伦理上所排斥；但在人类发达的某阶段上，贵重金钱这一事，是表示教育上的一大进步，且从人类进化上看，也是意味深长的。
  社会的判断·亲友·孤独以下所举的两种观察，可以表示儿童之道德的判断之发达。谢兰培根（SchalEnberger）曾向自六岁至十六岁各项年纪之男女孩各一千人发问：“设有一个少女，为博得母亲的欢心计，将客厅的椅子用漆涂上；试问对此少女应如何处置？”其结论如次：大多数的年幼儿童主张，应该鞭责少女；然自十四岁以上的，却极少作这样的答案。又，年幼儿童之欲说明那种行为为恶的理由者，似乎没有；然十二岁的有一百八十一人、十六岁的有七百五十一人似欲加以说明。其次，就施罚的动机观之，年幼儿童是以报复为动机；稍长的儿童是以防止恶行之重演为动机；更年长的儿童则以矫正恶习为动机。因年龄的增长，对于行为和行为的动机也有显然的区别；而少女也将感到涂漆这类事情是不知其为恶以行的。如斯，一达青春期，判断的立脚点为之一变，从前是从结果下判断，今则从动机下判断。又，只有年长的儿童才知道，世上可有不伴恶结果的恶行为。怜悯之情也是与年俱进的。
  自六岁至十六岁的各项年纪的男女孩各一百人，问他们以应如何处置窃贼的意见，在问题中附说在法律上是处以五年的徒刑。其结果，年幼儿童约有百分之九十是不管法律的规定，而主张另行施罚的；但十二岁以上的儿童，以赞成照法律处罚者为渐多；至十六岁，则有百分之七十四是主张依法办理的。如斯，“到十二岁或稍稍较迟，青年期开始的时候，他们就认识共同的生活之存在，尊重为共同的幸福所定的法律之观念渐次加强。”且不复视刑罚为个人可以任意施行的事项。
  奥古斯德·迈尔（AugustMayer）为研究儿童做事以协作为好，还是以独做为好，特就符兹堡（Würzburg）某小学校的第五学年及第六学年的男生十四名作精密的研究，且发表关于他们的社会的本能之有兴味的结果。迈尔所用的测验，是学生的默写、心算及笔算、记忆力与爱平荷斯的联合演习等。当测验时，竭力注意到使其他条件一律相等。这一实验的结果，证明了团体教授要比单独教授为有益。即在团体教授之下，竞争心可以增强，工作的进行可以较速而且性质可以较良。由此并得推论，学生之分组，不当以学力为标准；因为迟钝的学生由于与优等生一处学习，恶学生由于与良学生一处共事，将得受最强烈的刺激之故。在家自修的成绩之所以坏，即因没有这种健全的刺激。据实验教育学所表示，十一二岁的男孩子，与其关在闲静的室内，不若处于得刺激社会的冲动的境遇中为更能用功。
  自发的团体之萌芽加力克（Gulick）曾就十三岁以上的男孩子，组成团体以作种种活动之倾向。这种徒党所表现的态度及惯习，有如以下种种：造小屋、在林中举火、烹调栗鼠及其他动物，玩弄印第安人；在徒党中间互行石战，其猛烈有过于阿非利加的蛮族；使警察为难、毁坏人家的窗等等。当他们假装为印第安人作战时，非常兴奋，或者投入河中，或者在校内呐喊，猛烈地打掷，烧危险的祝火，用石击警察，且狂呼卑野的浑名。
  青春期的男孩子，自然地具有组织社会的政治的团体之倾向。曾于巴尔的摩（Baltimore）附近的某学校中，见到它的显著的实例。该学校建在有八百英亩的广大地域之正中，富有森林、池沼以及许多鸟类、栗鼠及兔等动物。自学校设立之后，即有男生们结成队伍，出去采集坚果。未几，在他们中间便实现了一种不成文的法律。照这种法律，如有人已先登树，摇落了坚果，后至者倘欲再登此树，摇落所剩下的坚果，必须先把前人所已摇落的积聚在一处；万一他不照办，就被大众视为不正直的人，要饱以老拳。因为积聚所摇落的坚果这件工作，异常吃力，所以后至者通常总是另找新树。从而最先登树的人，即使仅仅摇落一部分的坚果，但其结局，无异取得了全树所有的坚果。他们又得自由采取鸟蛋，假如发现鸟巢或鼠穴之类，发现者就在树上贴上自己的名字，以表示他的所有权。这种名标务必贴得结实，以便不致为风雨所澌灭。这种所有权，当初虽限定以一季为有效期，但后来全为少数的男孩子所霸占。此等少数的男孩子，慢慢地将权利收归己手，到毕业时，以相当的报酬让渡给他人。然后来在学生间有人主张均分地面，反对少数人之专有。（据SirHenryMaine的说法，在古代村落社会中，也常有同样的问题发生。）因此，渐有法律及裁判制度的发达，且有物价表的制定。我们于此，即可看到，他们殆用完全自发的而且可惊的速度，以复演人类之社会的发达。
  瑟尔顿（Sheldon）研究在一千一百六十六个儿童的作文上所表现的团体组织性，作成几项有趣的结论。据他说，美国儿童极富于团体组织性，不加入团体的儿童，仅不过百分之三十。在这里，儿童的模仿性大有影响，而女子之加入大人为儿童所组织的团体中者，要比男子为多。女子更比男子为多受大人的支配。当组织团体时，也多出于利他的动机；而男子，则较为接近原始人。在十岁之前，发生一个自然地模仿大人所造成的一切制度之时期。在这时期，儿童本着深厚的同情，模仿在四周的各人的生活状态。大致，他们要模拟家族、商店、教会等的情形，其理由只为对于大人人所做的事情具有兴味而已。社会阶级的观念在幼时简直绝无，到十岁时才见鼎盛，但其后即归衰落。他们所组织的团体之性质，自十岁至十四岁之间为一变；特别在男孩子方面，不复模拟大人的团体，而有组成野蛮的团体之倾向 ——即海贼、强盗、兵士及其他种种野蛮的结合，奉最有腕力与胆力的人为首领。这类野蛮的团体，倒未可以硬予排斥，它们也自有其地位，且能养成精力；惟若到长大时犹未见衰落，则社会将变成半野蛮的状态。在普通，一满十二岁，掠夺的机能自会压伏；若不如此，就有危险。因为儿童到了此时，不复能满足于空洞的游戏，而是比前强大，更能加害于人，且觉得行危险的事情甚有兴味，故将终于犯罪。最能转移此种野蛮的本能，使改向无害而健全的方向之方法，即为竞技。此外，在青年期之初，所发现的变化，是社交的文艺的博爱的团体以及以互助为目的的组织之增加。从现在起，以爱他心为动机所组织的团体就开始出现了。
  学生生活及团体要研究青年之自然的生活，怕要推学生生活为最好的对象；只可惜，这方面的研究今尚没有。今日我们所有学生生活之纪录，已有八百年以上的历史，且具有各时代的特色；惟其根本的特色，无论今古，一无变异。学生生活之根本的特色，无论用严格的寺院规律或军队规律，俱难改造，尤其在学生多数集合时为然。“学校”这一个名词，本已具有闲暇的意味，在劳苦污浊的世界中，它便是唯一的乐园。某学者主张，优良的青年，可不为生活问题纷心而得凭自己性向自由行动的，无论从生物学上看，或从人种学上看，都足为指示人类生活之归宿的指针。但虽是这样最良好的时期，要是青年的自发活动未能向适当的途上发展，则不唯贻害进步，且使退步的事情，也属常有。如果青年脱离了家族的关系，他们的社交本能就要采其他的一切形式以表现。于是以前被压抑的趣味及欲望，将因社交本能之力以增强，甚或使青年抱进攻的态度，做出野蛮的或半野蛮的行动。所谓自由，本是学生生活所固有的空气，学生由于呼吸这种空气以资生活。个人自由的感觉，实为道德的成熟所不可缺的要素。正犹要达真理，须冒陷于误谬的危险；要达于不犯罪的境域，也当先踏可陷于罪恶的险地。故做教授的，必须广为应用“单见到物的弊害而忘却其实益的方面是不可的”之原则。大凡学生，要做到富于自制力的真勇士，必当先能有偷惰，造成自己固有的小德，对于无价值的事情不加重视，在不相识的人中间无忌惮地做自己的行动，形成自己的人格，有时受革命的怀疑的思想之洗礼，虽非常极端的事也要作为等等的自由。实在，在这时期，所谓过度者，倒是以可惊的速度使人趋于智慧的。齐戈拉（Ziegler）①公然告诉德国学生，说他们中约有十分之一或者要为了这样的自由生活而招致道德上的堕落；但他主张，就全体言，自由生活倒比束缚生活能产生善果。其理由是：“所谓青年者，若应用于席勒尔（Schiller）的‘钟之诗 ’，正可比之钟尚在于熔解状态的时期。”
  那么，有什么方法可使学生不陷于这种恶弊呢？据我想，正当地养成重名誉的感情，实为这个时期最有效力的方法。所认为遗恨的，是对于世界各地学生名誉的一种不成文法，需要修正；此等不成文法，往往是偏颇、不认真，也有全不足取的。所谓名誉的真意，实有如康德（Kant）在庄严的教训中所宣布的：“既经成为义务，故汝有实行之力。”费希脱（Fichto）②说，在学生认为不名誉的事情，是怠惰、怯弱与不诚实之三项。要是学生研究历史，能了解自己所属的团体之精神，那么他们对于名誉这件事，将有更锐敏、更广大的观念。要是学校的教授们能感到假装有学识， 担任自己不感兴味的学科，或对有志探究真理的学生而不教以自己之所知，都为不名誉的话，那么在学生方面，也将痛切地感到如下的事情：即怠惰的生活，无论怎样在表面假饰，对于精神究无用处。单为要得毕业文凭，正有如某校教授所说，就是普通学生，只须每天研究一小时，也能如愿。过身分不相称的生活，徒然增加两亲的负担；用不正当的方法以获得学分或运动队伍中或社会上的地位，毕竟不仅不是士君子的行动，且是胆怯卑鄙。这种生活是将连根推翻的。名誉这一方法，应当驱使学生能到处不隐蔽自己的学校、自己的团体甚至自己的名字，应能使他们自保清白的身体，不和那种妇女相接触 ——据齐戈拉说，为了和那种妇女相接触，在一个年中，就叫柏林大学的百分之二十五的大学生“患了花柳病”去请教医生；应能使他们记住，别人的姊妹正和自己的姊妹一样尊贵；对于这样的罪恶，是应像发楞泰因（Valentine）之愤慨浮世德（Faust）奸污其妹，试作猛烈的复仇的样子，燃烧起人间之复仇心的；又应避免有如易卜生及托尔斯泰所描写过的那种神经的妄耗与衰弱。凡这些污辱妇人的事，都是青年名誉上最大的污点。
  由成人所主持的青年团体由成人们为了青年所创造并指导的团体，是和青年自动组织的团体大异其趣的。福耳步士（Forbush）分析此种团体的结果，视目的的异同，把它们分为如下的九种：体育的、手艺的、文学的、社交的、爱乡的及爱国的、科学研究的、英雄崇拜的、伦理的、宗教的。他的分类，虽和儿童年龄相对照；但大概以研究至十七岁而止。他研究何种年纪以加入何种团体为最多，主要活动的本能是什么，每种团体施行何种教育，青年对于此种团体的兴味到何程度，又有何种性质为了此种团体而发展。研究的结果用表说明。他推奖里士的方法，主张使成人做名誉会员，作为多少具有危险性质的青年团体之安全瓣：并解说，引导之时期的冲动到有益的方向之必要。他又提醒我们，说美国住民的约三分之一是青年，其中有三百万人是从十二岁至十六岁的青年；不仅如此；“凡称为异教徒者，不问其年龄如何，都是在过青年时期的生活”。
  今试略举美国的这方面的团体如下：
  （a）可为大地方青年俱乐部的代表者为“十指队”（“Cap-tainsofTen”，译者按：是使用两手的意味），本为八岁至十四岁的儿童所组成，后因成为毕业生的团体，改由十五岁以上的儿童所组织。在这个俱乐部所教授者，有制绒毯、造贴纸册（scrap-book），织席等等。格言是：“勤勉者之手握有支配权。”标语是“忠诚”。而主要目的是：“在促进俱乐部的会员对基督忠诚”，且学知关于基督王国的事情，并为这个王国服务。
  （b）阿伽西协会（AgassizAssociation）创于一八七五年，以奖励自然科学之个人的研究为目的。现有会员二万五千人，全国各地设有支部。在以自然研究而协作的目的所组织的团体中，这算是最盛大的了。它研究自然科学之应用的方面，发行《瑞士的十字架》（SwisCr oss）的月刊机关杂志。是会是不全由青年所组织，但活动者以青年为主。
  （c）加特力禁欲同盟（CatholicTotalAbstinenceUnion）是一个强固的广大的组织完密的团体，会员大都为青年。在会员誓约之中，有如下的文句：“余誓由神之助及基督的圣渴与苦闷之力，戒绝饮酒，又当尽力由于劝告及实例，为不使他人陷于不节制之罪及为排斥社会上饮酒之恶风而努力。”
  
  第十章智力的教育与学校事业
  青春期的一般变化及可塑性 —英语教授 —英语教授失败的原因：（一）外国语的时间过多，（二）各学的内容受制于文学的形式，（三）过早地置重于眼与手而不置重于耳与口，（四）过分使用具体的言语 —儿童对于言语之兴味 —儿童所爱好的言语 —俗语 —讲故事 —读书狂时代 —儿童所当读的书——儿童对于历史的兴味 —记忆力之发达。
  正犹在幼儿以绝对服从为惟一义务似的，从八岁至十二岁儿童之主要的智力训练，当为机械的记忆、练习、驯熟等，而极少诉于理解力。在六七岁这个重大的过渡时代终了之后，开始了另一个特别的时代，其特征为生长减少，活动旺盛，抵抗疾病及疲劳之力加强。在这时期，正当教以习字、读法、拼字、默诵、手工、机械的技术、专名词、图画、算术、用口述法的外国语等。手与脑髓最相接近的时期，即在这个时期。精神的内容，大部分由感觉输入，目与耳的两处门户，正该大大地开放。权威应当占有理性的上席。儿童对于事物，如果我们不加说明，倒能善为了解。说明这件事情，徒然挫钝儿童的直观力，使他们变成诡辩者，又将减弱理性自身的根本活力。这个时代，是当少讲方法而加重内容的时代。可称为这时期的良教师者，是善于驾御儿童的人。这时期的儿童，大概是情爱不深的；他们对自己所喜欢的人表示好感，而对所厌恶的人表示不服；他们是富于利己心而缺少情绪的。当这时期告终而十三四岁开始时，普通的儿童应该学习读写，选读数十种书籍，玩弄数十种游戏，学习一二种古代语及近代语 —— 假若必须学习的话，对于各项生产事业也有所知，对于自己感有兴趣的物品能够制造，又应加入运动团体及他种组织，对于四围的自然现象具有种种知识，能唱歌绘图，能记忆更多的事物，对于文学上的杰作，历史上的大事件或历史上的大人物，也能以故事的体裁，具有大体的见解。其次，在道德方面，他应已经验过许多——虽不是最多数 ——种为父母教师所通称为“恶”，或为约达教授所称为“卑鄙”的事项。他应已从事斗争过，互殴过，向淑女及困苦的人用过非礼之言，受过困难；善友固好，即与恶友也有过来往；且曾经验过道德上的失败。凡这种种，正像一度患过麻疹，可无再发之忧似的，经验过轻微的过失者，当能免去将来危险得多的过失。这决不是叫青年堕落的意思，只不过是他们通过野蛮的或半动物的阶段而已。所以在有学识、有度量、有真心爱护儿童的亲心者看来，儿童之过这种野蛮的生活，将不仅认为可爱，怕还要感到有魔力似的趣味呢。实际，对于儿童期的知识愈丰富，当愈明白大人对于儿童所抱的理想是如何的偏狭，如何的自私。今若有这样一个十岁的少年：极和善、用功、勤力、善思索、博爱、闲静、彬彬有礼、恭敬、服从、大方、雍容、明理，不喜听杀戮的话，宁愿与大人来往，不愿与同辈相交，免避一切下等的交游，说模范的英语，富于敬虔心，实践宗教上的义务；我们总觉得，这位少年缺少了些什么东西。像这样的男孩子，若不是失却活动力、贫血、早熟、压制过甚、终于成为一个不自然的人、一个伪善者，便是具有这种种状态的一部分或其全体的一个天才了。
  但一到了十三四岁，情形大变，处置的方法也有逐渐采用相反对的方针之必要。在这时期，儿童以突进的形势往上生长，体内运动能力之大部分都须供生长用。对于大人具有新的兴味，巴望成人以年长者待己，又自立将来之计划，对于大人所施于自己的赞赏与责难，有比从前更痛切的感觉。这时期是个大筋肉发达之时，故身体与精神都是不大灵活的状态。血管扩大，脸更易赤，新的感觉及感情发生，想像力旺盛，爱好天然之心发现，音乐的趣味更深。但有容易疲劳之缺点。倘若为了遗传与环境之优良，能使个人顺利地通过这个时期，则将成为与从前宛若两人的善人。前时期所用的练习的教育法，今当稍稍放松，而改用诉于自由心及兴味的新教育法。强制手段，今已不复能用；为使儿童之发育不受妨碍，必须采取指导与鼓舞之方针。以前的束缚儿童个性之绳，实有渐渐解放之必要。欣赏力之胜过发表力，理解力之胜过说明力，从未有比这一时期更显著者。因此，过分地要求智力的精确，反要萎缩儿童的精神。在这时期，因智力上及道德上所习得的事情，很快地沉入心底，故欲用试验以资唤起，殊不能无损于智力及意志。如今四周的事事物物，可说无一不与敏锐的感应于青年的天性者。故只要教授法得当，凡为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有价值的知识，都无不可以教授。但若不如实的教以全体，而只是敷衍、分解，有若撞钟的锤尽触着钟而不动，以致钟不能响似地，我们本着儿童不将以前所学的事项全能暗诵，决不前进一步的主张以施教，那么学者的心灵只好归于萎缩。为什么？因这一时代儿童的精神，全是直观的、感受的；可塑性虽达于顶点，表现力却异常薄弱。在内的工作阻止了向外的活动。特别是男孩子，他们往往有成为哑子似的，即令难得讲话的时候，也只是单句，不甚明了，颇有似于失语症。但在他所说的言语中，力量是有的，只嫌不流畅、文雅罢了。这种做法，是自然使得如此。故欲蹂躏这种纯根的青年气质之人，应加反省，而致敬于自然之所为。在这时期的青年胸中，发生了一种深切的兴味，其神圣正和宗教
  家恭候圣灵降临时无异。他们的精神，常取飞跃的形态以生长，足为他们大敌的疲劳，竟像全不放在眼中似的。但当教师方面稍稍发生倦意时，学生就会即刻心散意懒。故当这个时候，便有向尚未成熟到可以自求知识的精神而强欲灌输知识的危险，即和以前相反对的危险发生。
  （甲）国文及国语的教授
  为教育的真髓又为教育进化的根底者，是国文与国语。二者不唯是爱国的本能之工具，且是社交的本能之主要利器。社交的本能，已于前章述过。本章则欲从人种的爱国的本能之上，来考察国文与国语。
  野蛮人的言语多也不过数千，少则仅有数百；但英语之数多至异常。最大的英文字典“Century”①说有二十五万字数。英语本由“萨克逊”语成立，以后则不仅包含由古典语，且包含由印度语、阿非利加语、中国语、蒙古语等一切近世语之略加变化的英字。如今，从外国语转来的英语数，竟比纯粹的英语数要多得多。因此，使用英语的国家的儿童，便得老早就在言语这样丰富的世界中活动，又得在这种世界中呼吸健全的空气。他们固可以过只要使用数百字的农夫的生活；但也能过如赫胥黎教授般使用二三万字的生活。其次，就言语之内容言，有的只是关于民族间的传说、习惯及日常实际生活的字句；有的则是在富有的文学及科学中非常精练的。大柢言语之成为研究的对象，是言语已发达到某程度以后所发生。如在希腊，当诡辨学者开始作初步的文法时，希腊文学实已充分发达了。我们现今所使用的言语，也是有着议论纷纷的长历史的。在某时代，拼法算是最流行的事情。据 说十三世纪的时候，曾有二个教师为了某语的拼法，发生争执，终于决斗，后来胜者方面的意见为一般所采用。当约翰生（John-son）编纂字典时，言语的意义尚大受个人意见之支配。这虽是任何种言语都有此种情形；但特别在英语，正有如泰娄所说，是随便乱定的结果，后来经过几多年的有意或无意的改良，遂成为多少能适应近世文明要求的言语。
  因为这个缘故，在英语这种卓越的国语中所包含的自由精神，它之不能用文法上的规则来束缚，自是显然的了。假令能作成束缚英语的严密文法，那也只有如冯德（Wundt）①今方从世界各国语的文典中，撷取最善的要素以从事编纂的言语心理学那种东西宣告完成的时候才如此。说英语的国民，为什么在学外国语时竟要感到非常的困难，其理由是在英语不仅弃去了语尾的变化，还弃去了古文法上许多的法则。故如今新学外国语，便不得不回转头来去追溯人类发达的古代史。据说一四一四年在君士坦司②会议席上，西祺门皇帝（Sigismund）皇帝演说时误用了文法上的性（Gender）之使用法，被人指摘，他就回答： “朕乃罗马皇帝。例不受文法之束缚。”托马斯·哲斐逊（ ThomasJeffer-son）③最近写过：
  严守文法规则而不致减弱语势，则依从规则固无不可。但当虽稍稍违背规则而反能增强一种思想的能力，或使一个字能代表一个句的时候，而说也须拘泥于规则，便是愚极。 勃朗宁（Broivning）、惠特曼（Whiteman）②、吉卜宁③（Kipling）等诗人，常常有故意违背规则而反得独特无伦的良效之事情，他们既不要求谅解，也无需乎什么口实。
  美国中学校及大学校的学生，使用这种为世界最大的智力器官的英语之力量，远比古人为退步的事情，是一般的公论。不管英语的教授，从小学直继续到大学，且为各学科中最受重视的一门，但实际的结果却是如此。对于这个问题之详密研究，虽已有二十年光景；但英语学力之衰颓，是无疑的事实。据内布拉斯加的叔尔曼（Shurman）教师的意见，在过去四十年中，再没有像今日这样英语成绩之低下的了。诗圣但丁（Dante）曾写过：许多基督教徒虽竭力想借祈祷以接近上帝；但实际则愈着祈祷，愈远离上帝。今日学生们英语学力之衰颓，也有似于此。像这一种广泛的事实，自必有许多原因可说。
  （一）原因之一，是当学生在最适于学习语言的心理状态之时期，费了过多的时间在学习外国语。学校向有用种种国语说同一事件之传统，若想觉悟此种教育法之为无益而有害，实非容易。在世界各国的旅行者往来频繁之处，我们常可遇到能说数国语言的人；但若称呼这种人为语学家，那就无异称呼能将各种乐器都不高明地弹奏的人为音乐家。在应学本国语言的时期而兼学各种外国语，说是不会阻碍国语力的进步，乃是在心理学上不可能之事。从前的希腊人，除学本国语之外，决不再学外国语；但 如今美国中学校的男女学生，竟要学三种甚至四种的语言。在一八九八年以前的八年中，美国的中学生虽增加百分之一百七十四；但各地入大学者的人数，反逐渐减少，便因有拉丁语作梗之故。当拉丁语在教育界趋于鼎盛的时代，拉丁语是世界学者的通用语，即在一般学生，也是最注重的一门学科。男孩子虽在运动场上，也不许讲拉丁语以外的语言。他们是全靠拉丁语以思考、以感觉的。但到现在，情势已经大变了。据统计所示，今日以每周五小时学习国语至一年之结果，只不过学会了数百语。而在二年间所学得的语数，还不满二倍。何况要像本国语一样地使用外国语，还是绝对不可能之事。今日在中学校所教的拉丁语，正不过如见幽灵一样的一种神圣的遗物而已。一八九二年，德国皇帝竟宣言：善作拉丁语文章者是男儿的耻辱。瑞典及那威的中学校，固已在事实上废止拉丁语了。
  （二）第二种原因，是置重于言语形式的研究而忽视文学及内容。文法在言语的历史上，原是从古发生的；故一旦应用于比较无文法的英语上，常会多少变成学校的制作品似的，而过于束缚自由而且伟大的言语。在许多文法教科书上所载的事，都是幽灵，无复有造成此种言语时的精神存在。所谓言语学这样瑰丽的学问，也不是言语发生时代的产物。在文法根据地的大学中，英语教授们所抱的理想，也重在批评而非在创作，重在精读极少数的杰作而非在传授一般的知识。而所谓 “当每次举行试验时，大学教授所最注重者，是在有作文法上正确的英文之能力，而不在单单了解教科书中的文章 ”，还是某个代表的大学所宣言的。
  一味置重于文章的形式，不惟有使学生徒然措心于枝叶问题而忘却重要的内容之虞，且会使他们感到内容愈少，形式将愈好。德国的果物，看起来非常夺目，但吃起来难免有害胃肠。今日学生的文章，也颇有似于此。诺尔道（Nordau）曾举出许多实例，作为文学衰颓的证据。就全体言，所谓言语者，实比一个个的字的集合为更有意味。故当教授言语时，务必集中学生的精神在故事、历史、演说、戏曲、《圣经》之上，以吸收它们的美的，智的，特别是道德的内容。
  （三）学习言语，由目而不由耳，是困难的事情，在人类历史上言，也是后起的事情。由视官以认知言语，不仅要比由听官以认知者为缓慢，而且拿书上的言语和口讲的言语相比较，直像干燥的植物标本和植物园之比，或剥制的动物标本和动物园之比。文学的发明，在人类发达史上是新起的事件；在此以前，人类固已在许久年代之中讲说言语了。大凡由耳一方面来的言语，是富于色彩，充以热情，有音乐的调子，且为与自己相对立的活人精神之流露。反之，书籍是死的，多少是无人格的，只有在独居时才被理解，而内容又偏于智力。更有一点，它不是直接与人相语，而是间接的，辽远的。柏拉图之嘲笑亚里士多德为读书家而非独创家，勇敢的中世骑士痛骂读书为学者的把戏，即为此故。原是历史上的伟人中，尽有不能读书的；在不学者中，尽多道德上、智力上凌驾有学者的；但我们今日所主张，是在不要太急剧地过早地把书籍投给尚不认识实际生活的儿童。窃以为，最好的方法，莫如使儿童做口头的具体的工作，多用故事、实话之类，或者使读富有活气的读物。在美国，公共图书馆员中之采用此种读法者，要比教师为多。其目的，是在尽量使用为接受言语之器官的耳，对于声音、律动、发音法、言语的音乐调子具有敏锐的感觉，且不使远近可以自由看到的目，不致因局于狭隘的书面而受损伤。
  与此有密切的关系，而于心理上为害更大者，是拿笔与指来替代口与舌。
  言语这样东西，本来是当由精神直接传给精神的。书写这项工作，对于儿童实不若对于大人之适合；若儿童用笔以表现其思想，反要大杀其力。用笔表现和用口表现的效力之相差，实要大过目与耳的活动之相差。然在今日的我国学校中，纸与铅笔之使用，成为空前的盛况；有些学校竟像由于纸与铅笔，连函授都可办到。这种做法，固可以使学生忙于工作，安静而有序，所写的量，也有一定，且更有造字琢句的余暇；但用书信代访问、用笔写代口讲的这种事情，果算为有益的方法吗？在这点上，我们可以看到，今日的教育法实又违反了“儿童复演人类发达的历史 ”之大法则；还有，用笔表现自己思想的方法，从广大的历史立场上看，也不过是最新的流行罢了。
  自然，学生之必须写作，且必须写作得好，正和学生之必须读，而且要多读，是一样的重要。但学生过早地又过分地写作，势必大杀使用英语之力；而学校的英语也将变为无活气，不自然。故无论是少年，是青年，一经脱离这种束缚，就会舍弃这不自然的言语，重返于以前通俗的言语。要之，这种教授法是“由行以学行”（learningtodobydoing）这一原则之误用。要想写好的文章，不只是靠写就行；仍需靠读、靠听。若想做个好作家，必须有所诵读、感触、思想、经验，直至欲有所言为他人所愿听者。据对宋（GastonDeschamps）及布轮退尔（Brunetiere）①最近所说，法兰西文学的黄金时代是客室（salon）文学的时代，即会话支配文章，会话规定世间的流行，会话造成法兰西式的美之时代；而她的最衰落的时代，是“咬文嚼字 ”（bookishness）的风气盛行，人 民的谈话要以文章为准则之时代。
  （四）第四种原因，是表现感觉的事物及眼见的行动之具体言语，要比关于概念、观念及非物质的事物之高等言语要素占有优势。以言语上的知识及概念的知识或言语上的记忆为主的教育，是有危险的，故有实物教授当作一种反响以发生。但以后，不仅关于具体的事物，就连国语及外国语的教授，也要诉之于目。及至最近，初步的科学教授上，开始应用绘画及实物，在产业教育方面，更比从前扩大了物质的感觉运动的训练范围。据马克雷脱·斯密司（MargaretSmith）女士的计算，单单为向四十个学生教授一项技艺，须使用二百八十件的实物。教授也更趋于局部的、分析的，总括全体而教的事情益发减少。如斯，在近世教育上，实物益加跋扈，而无形的事物愈加被轻视了。
  这种现象之第一种结果，为近代的学校儿童，正趋于没有实物就不能学之一途。凡所讲、所写，都是感觉的、具体的，而非概念的。但我们不要忘记，在言语之中，是有高尚的要素的。而这种高尚的要素，是记号的、概念的而非直觉的、具体的。又，不仅要思虑接续在时间、空间以内的事物，更要思虑存于物与物之间的至高至美的类似。倘使人类没有这样高尚的要素，便不能希冀智力之大发展。必须有了这样的要素，人类才不仅得以如实地记述物质界的现象，还得以通晓更深的意义。
  现在我国的青年，正为了这个缺陷而受苦。假使他们的心理活动也能叫做思想的话，那不过是极幼稚的，仅由想象所成之半动物的思想。他们相互所讲的话，无非是关于卑近的，有直接兴味的事物。又不仅此而已，因为他们是单受感觉的心象之支配，故连创作的想象之要素也告缺乏。他们对于自己所熟知的人、事物及行动虽感兴味；但对于远离这些的伟大见解，是毫无兴味的。毕竟，深思熟虑这种事情，对于他们是太难了。教师以为，只要能供给感觉，自然会跟着发生推理作用及概括作用。在学生之中，从没有能就那种可以称为智力底问题，向人讲谈五分钟之久者。他们觉得，从事纯智力的研究为苦痛的事情；他们的心理，竟这样地受制于卑近的事物。其结果，他们就不能具有言语之最善的要素。这从神经作用上来说，好像在大脑中主持观念联合作用的神经纤维，已经衰微，而只有为感觉之媒介的求心的神经纤维及为运动之媒介的远心的神经纤维发达之故。
  如斯，为思想之器官的言语，是赖非感觉的概念的要素为其真髓。这在失语症的事实中也极显然。对于渐进的失语症，最近正有精密的研究；凡罹此症者所最先遗忘的言语，是关于日常所经验的具体事物。例如患者是缝工，他所最先遗忘的是白粉、量尺、剪刀等的名称。但他至最后犹未遗忘的，是神、美、真理、幸福、德性、繁荣这类与感觉的事物直接无关的言语。因此，即在不能说出白粉、量尺这些名字的患者，尚得自由地使用美、真理、道德这样的言语，滔滔不绝地谈论。倘若农夫患了此病，他虽不能说出自己所饲养的家畜之名；但对于政治问题，还能大发议论。这个理由是显然的。即具体的思考，具有名称与心像的两种形式，而心象颇有代理名称的倾向；所以物的名称尽管忘记，而因心像在，就不致感到何种不便。反之，概念的思考不含心象，而只靠名称，故概念的言语有牢记之必要。
  幼稚的言语之与具体的世界发生密接的关系，虽属自然之势；但言语之真正的光荣，是当日后发达为高等的概念的言语之后才表现的。因人类的精神，由于具有概念的言语，始得翱翔于智的世界，愈能深深地生活于心灵的实在之中。在最佳书本中所永久生存的最善之物，实为属于概念的世界者。然今日的学生，对于概念世界索然无味，其精神只彷徨于物质界的沿岸，要具绝大兴味跃入思想的大海，与千古的伟人论交或与海外万里的学者谈心就不可能。他们渐渐地弃掉言语之高等要素，堕落至有如幼儿或动物所行具体的思考之阶段。倘若学校中，照这样子，逐渐消灭有高尚意义的言语，学生只是盲目地忙碌而缺少沉思、闲静、论理的思考及创作的瞑想力等，那怕要说是最最严重的不幸了。倘若儿童不能独自活动，不见实物就不能设想，丧失思索的生活，冷心于社会的伦理的问题，不堪从事智力的研究，而只会读诗歌、美文之类，只有兴味于感觉的刺激，只知留意于商业上的利益、竞技的方法或实验室的工作，那么所谓学校者，不能不说是使方在成熟途上的高等能力，归于萎缩的了。
  移转视线来看儿童言语之研究方面如何？以前儿童言语之研究，以关于幼儿的言语为主；虽说是不完全，总算已成为关于这一方面知识之曙光。而且这点曙光，在如今还比其他什么都来得光明。从前，耶稣把幼儿站在群众中以教大人们；在今日，我们也得重把幼儿站在世人正中，以唤醒教育者之迷梦。因此，我们想先述今日以前儿童言语研究的大概，次讲由此所得的教训，最后论其应用。
  据威廉姆女士说，青年是热爱那表现筋力活动的字样的。他们对于言语，也具有同对实物一样的兴味。凡是新的字样、新的发音，他们固然更感兴味；但对于成为思想利器的字样，尤其大感兴味。其原因即在青年期，新的经验、感情、思想等，如潮流般涌起，旧有的言语不复能以表现。所谓“心有所思，口不能宣”者，是青年所时常怨诉的事情。这在女子也复如此。青年之所以具兴味于俗语（slang），即由于此。由威廉姆女士的研究所指示的第二点，是听觉在言语的感情方面占有异常重要地位。
  威廉姆女士调查自八岁至二十一岁的儿童凡二百五十一人，其中爱用俗语者的人数，多至二百二十六人。她用有兴味的曲线图，表示依儿童年龄的大小，以定使用俗语的多少。据此，青年初期实为对于俗语具有最大嗜好的时期，而以满十四岁为达于顶点。在十一岁以前，使用俗语者的人数虽是极少；但女子从此而后，其使用的比例，急速增加。十五岁至十七岁之间，又大减少。在一百〇四个女子中，竟有九十三人，不管别人家如何批评，她们还是继续使用俗语而不已。
  孔拉第（Conradi）搜集许多当时流行的俗语，加以印刷，以考查儿童对于俗语的嗜好。据他说，有二百九十五个男孩子及女孩子，统统自己承认是使用俗语的，更有百分之八十五的人说明从几岁起是最通用俗语的时期。他根据这个调查，特制成如下的曲线图，而以读书热的曲线图及言语正当使用的曲线图相比较。
  他们喜欢使用俗语的理由，依多少的次序来说，第一是为了俗语来得更生动有力，其次则为更正确、更简洁、更便利、发音洽意、不为形式所束缚、来得自然、勇敢、恰当等等。窝尔特·惠特曼（WaltWhiteman）说：“元来俗语这样东西，是由一般人想脱离从前言语上的束缚，自由地表示自己的意思而起。所谓诗人及诗歌，即为此种欲望最高的表现。”他又说：“说起来虽似大胆一点，但在言语发达的历史上，回顾俗语的起源及变迁，的确可由古今人类所使用的一切言语之混沌世界中，回忆起具有诗的性质之种种。”罗厄尔（Lowell）也说：“字典中有的是死亡。若像字典所写那样子把言语的意义过于严密地加以制限，连言语进步的基础也将同受制限。其结果，只能有盆栽式的文学而不能有健全的文学。”朗司布利（Lounsbury）①说：“俗语是欲比时下的言语说得更有力、更简洁、更逼真的一种努力。”还有孔拉第，在大体上说过这样的话：无力的俗语或不适当的俗语，固然不能永远存在；但得永存的有生气的俗语，实为适切的俗语。要之，取舍俗语之最后的权威，是操在人民手中。因此，与其禁止学生使用一切俗语，不若教以识别好俗语与坏俗语的方法之为愈。爱默生（E-merson）②称呼俗语为言语的萌芽，虽不算是上品，却是造成有
  生气的言语之原料。顾许多教师们以俗语破坏言语的好形式，又违反从来的习惯为理由，正在予以排斥。但今日儿童的要求，已不是数百年前的习惯所能满足，为什么尚需旧习惯来支配他们呢？
  对于这样广大的问题而只作这些单纯的研究，固然证明不出什么；但我们总可由此获得许多暗示。所谓俗语这样东西，普通是表现道德的判断的，故带有伦理的形式。平常它又和观念、情操、意志等有关，具有一种心理的内容，可决不像学校所教的国语，仅为感觉的事物之描写或行动之记述。用正当的英语把它 重述一遍，将成为伦理、礼仪、趣味、论理、正直、沉着、谦逊等方面的问题，且正为青年所必须之理想的超感觉的精神内容。但今日的实物教授法，把这点遗忘了。单单从形式上看言语的人，因为俗语的俗陋，就去排斥。要把这种俗陋的俗语改正为高尚的言语，只有青年可以胜任。粗野的俗语之所以多，正可说是教师未尝适当地启发学生智力之结果。在此等俗语之中，也有髓，也有肉，异日学生发达而为学术的分解的研究时，显然要有为此而使俗语简洁之必要。所谓言语之心灵的内容愈高尚、愈伟大者，其最初的形态也愈粗率之法则，即用俗语的实例，也得证明。我相信，俗语的研究今方着着进行，这一法则自当由此而益形明了。
  在青春期，更有想知道许多言语的本能，而向二方面表现。第一，是想把自己所想的事用外国语来说述；这和儿童盲目地讲演拉丁语，起于同一的趣味。许多青年之想学拉丁语及法兰西语，这也是动机之一。但这只是浅薄的动机，若加以精细的观察，便可知其并非真有兴味于外国语的本身，而只起于想比别人优越，使别人听了莫明其妙的欲望。第二种动机则极不相同，即想扩大本国的言语。学习用几种外国语以表现种种事物，倘若这件事会限制国语方面知识之推广，那就可说是反教育的。事实上，两者常常处于正相反的地位。当学生的本心需要一个新的本国语，而教师却教以同意义的外国语，这不算是正当办法。学生之学得国语知识不外两途：第一，先就感情、行动、事实或物体有了经验，然后去求表现它的言语；第二，用相反的方法，先对言语的发音、大小、珍奇、调子等感到兴味，然后去求言语中所含的意义。前者，学生已知道言语的意味，可能实际使用；而后者，却不可能。故教师有使学生将所喜欢的许多言语用于拼字及习字，了解其意义之必要。如此，学生将如新发见似地欢迎新语，以知识世界的扩张为足喜。当学习为思想利器的言语之欲望正在盛起的时候，我们务必不要使这欲望不获满足。
  对于讲故事的兴趣，在满十二岁或十三岁以前，逐渐增强；但往后骤然衰落。这或者因为到了青年期，以听的方面为比讲的方面有趣之故。正犹儿童欣赏图画的能力急速增加，而对于自己画图却不感兴味似地，儿童的读书热一增高，借耳以了解言语的兴味减少，而借目以了解言语的兴味加进。薄暮或暗夜，是加强对于故事的兴味之时；这便因种种感觉的妨碍消灭，想象力得自由活跃之故。青年的想像，固不像蝙蝠般非入夜不飞，而即在白昼，也是会大胆飞行的。但在夜间举火的天幕之内，或在自家炉火之旁，而讲谈动物、鬼怪或武勇冒险之话，也自足以养涵德性，增加新语，学习话法，并了解故事的内容。
  青年期读书热之所以旺盛，一方面，是由对于大人世界发生新趣味之原因以及其结果；另一方面，是由于这一时期的接受力远比创作力为发达这一事实之原因以及其结果。如今儿童超越自己的经验，而欲从他人的经验有所增益。在这时期儿童的精神中，有一个薄暗的世界，为非学校教育之手所能接近者。这个世界，真只是一线微光的世界，说个比喻，是搜索矿苗者所从事的世界，而不是矿夫所深入的世界。这时期，毕竟是轻轻地接触事物的时期。故所得的知识也不是精密的，只不过是暗示的。但是他方面，无论什么，一定能在心中留着多少痕迹。固然所读过的，未见能在后来照样口述；但当必要时，可以即刻有用。从前有人问奥古斯丁①关于上帝的事情，他回答说：“你若问我，我无所 知；你若不问，我很知道。”这番话实最能说明这时期儿童之智的生活。又，某女子向教师诉说：“只要你不加以说明，我倒能做得很好，又能了解得充分。”也属同一类的情形。哥尔德温·斯密司（GoldwinSmith）①及奥克斯福特（Oxford）所说，英语试验虽不是不可能，但总有产生有害结果之忧者，其理由也是如此。由此观之，对英语行暗诵及批评的注释殊不适当；常有为此而使儿童心中方在萌芽的优美的浪漫的作用阻止其发达之危险。这所谓浪漫的作用，实为文学保持人类的热情，增强一切善的动机，实行选择，普及同情，而与人生结成最亲密的关系之所由来。
  布洛克（R.W.Bullock）曾就自第三学年至第十二学年的学校儿童二千人，调查他们读书的兴味，而作成图表。据表观之，三年生每人“六个月间读四、九册，四年生五年生读三、六册；七年生读六、五册为最大数，自后渐减，至中学校之终结，即第十二学年仅读三册。”“就同学年盲，女孩子比男孩子多读，通常要比男孩子早一年达于最大数。这所谓最大数是五、九册，至第十二学年降至三、三册。”图书馆使用的便利之有无，似有影响于此等所读书的册数。
  对于八种故事之中最欢喜那一种的调查，虽曾行过，但这只有暗示的价值：“欢喜战争故事者，似以三年级的男孩子为最多；而且这种嗜好，似亘续至第六、第七、第八各学年，显呈特色。冒险故事，为在英雄崇拜期的全部儿童所爱好，而以第八、第九学年为达于最大数。对于传记、旅行记或探险等的嗜好，徐徐增高，至九年级达于顶点，以后还得继续保持这个高度。大概小学各学年的儿童，对于描写柔情的故事，极不感到兴趣；只有到了中学 校时代，才对恋爱故事具有兴味。六年级的男孩子，喜读侦探故事；但年岁一大，这种兴味即归消失。”至于女孩子：“欢喜冒险故事者，是在六年级的时候；而旅行的故事，不拘何种年龄，都所爱好。女孩子又欢喜传记。但至中学校时，她们之喜欢女性伟人的传记胜过男性伟人的；只有为了不能读到女性伟人的传记，才不得已去读男性伟人的。对于世界所产生的许多女性伟人，写成传记者竟如此之少，实为可惜。对于恋爱故事的嗜好，继续增加，至中学校时代之终为止。”由此观之，“读书最多的时期，实为自六年级至八年级，平均是在七年级。就年龄言，是平均在十四岁又一月有零。”布洛克更附说：“倘若男孩子有百分之九十五欢喜读冒险故事，或女孩子有百分之七十五称喜读恋爱故事，那么男女孩子所想读的书，还是同性质的。”所以做教师及图书馆员者，须得注意把这二类书籍成为最高洁的书籍。
  亨德孙（Henderson）①调查的结果，对于小说的嗜好，男女都以十一岁为顶点，后来这种嗜好的降低，女孩子远比男孩子为缓慢。在十三岁时，男子最富于旅行记、冒险故事的嗜好。年龄增进，对于历史的嗜好也跟着发生，而对于小说的嗜好则递减。
  喀柏·屈立克（Kirkpatrick）②调查自四年级至九年级的儿童五千人的读书兴味，把儿童的答案分类观之，发见六年级即约十二岁时，读书热突然增进，至少有三四年的继续。他更说：“男孩子所读关于历史及旅行的书，比女孩子多二倍；男孩子所读关于诗及故事的书，仅及女孩子的三分之二。由此可见，男女孩子之感 情及智的要求，从青春期以前已经趋向各异，是显然无疑的。”
  服斯脱罗夫斯基（Vostrovsky）女士调查一千二百六十九个儿童向图书馆所借读的书籍之结果，发见自满十一岁起，读书趣味急增，至满十九岁止 ——以后的事情，因未调查故不明白 ——渐渐增加。大概女孩子所读小说书要比男孩子为多。但男女自入于青年期，对于小说兴味之显然增加，是事实。若就儿童读某书的理由发为质问，自十三岁至十九岁之间，能渐有明白的答复。据他们的答复观之，他们是并不为了自己认某书为佳书或为希奇的书从而选读；乃是因有人说某书是佳书、是有趣味的书而读的。本自己特别的兴味以读书，是年岁稍长以后的事情。因他人的推荐而选读书籍的倾向，以女孩子方面为强。又，女孩子选择读书的方法是感情的，而男孩子是有几分理性的。在十三四岁时，男孩子所读关于刺激、冒险的事项之书，要比女孩子多出三倍。女孩子欢喜读家庭小说及描写自己所熟知的人物或光景的书。男孩子虽不喜欢光写女子事情的书，但女孩子是喜欢描写男子事情的书的。又，女孩子似欢喜妇人所作的书，男孩子欢喜男人所写的书。就选读小说时，男孩子要比女孩子有选择第一流作品的倾向。据女士说：“若放任儿童，让他们自然发展，则将有选择快乐刺激的成分含得特多，或使自己眼界狭小的那种书籍之倾向；此等书籍，是不能使他们适于日常生活的。”
  兰卡斯德以世上一般做父母的不知道儿童达于青年期，读书热趋于旺盛的时期，才是教育者养成其趣味而和恶劣书籍绝缘最好的时期，深致叹息。据他的调查，儿童之中，有的泛读各式各样的书，有的耽于一类，有的时读历史，时读小说，时读戏曲或诗歌，其兴味时常移动；而有的竟想读通百科全书。
  据雷耶（Reyer）博士精密的统计，读书热最盛的时期，是从十五岁到二十二岁之间，平均以二十岁为顶点。二十岁以前，读书热急速增加；其后因措心于生活问题，为之急速衰落。至三十五岁以后，读书者就非常之少了。要之，每个青年，都当有他或她自己的文库，册数固不妨少，但宜精选。自己置有书籍，固是愉快的事，由此足以培养保存之心，足以长保年轻时代的记忆，或足为追忆父母的体贴与保护的最具体的纪念物之一。现在出版的书籍非常之多，这时候，特别在年轻人所当注意的事项，是莫抱多读主义，而要专读性质佳善之书。文学固足使青年超越个体的制限，当作一切时代的旁观者以行动思索，而参与各种的生活式样；但为此而使读书热过度发达，是有危险的。现今在美国，有五千五百处的图书馆，书籍支配世界的形势日益增大。因之，青年忘记自己内心的灵感，为了多读而引致心身的虚弱，说起话来也带上书本子的腔调，丧失谈话的生命，满肚子的莫明其妙的观念，把独创性及自发性都湮没下去了。
  儿童的精神一经飞入书籍的世界，就以非常的热心从事读书。在孔拉第所调查的一切儿童之中，有百分之九十便都是读书家。其中却有百分之三十二，是为要刺激自己的感情而读书；若为欲得知识而读书者，真是少极。有些人是为消磨时光而读，有些人则为想成博学或熟习一种文体、增加许多字汇而读。有的有所专注，有的则什么都读。有喜欢读讲及儿童或对儿童讲话的书者，有喜欢神仙故事谈者，也有喜欢专读大人用的书者。其已甚者，读至深夜还未肯辍手。或者为了读痛快已极的冒险故事及诚实恋人的遭难故事而衷心激狂，视叙述之由悲惨而移于快活，他的心理也随之由哭而笑。且也有人能于一星期内读书至数册。有些人被禁止读书，就只好独自偷读。他们把禁书藏在抽屉内，或掩在教科书下。其中有为了此种读书热于非常浪漫的空气之中，生活过数年，结果使得青年的热情很早燃烧以尽，以后只好过干燥无味、平凡已极的生活。孔拉第举出二三百种在青年前期及后期所爱读的书及其著者之名，知青年前期儿童自然爱读的书，既不是古典的，也不是强制的或为一般所读的。这一时期，在读书的选择及趣味上，是全要求自家的独创的。
  要发达一种粗读许多书籍，即能领略其大要的习惯，其最善方法，第一为请求各方面的第一流学者，列举青年当读的良书和著者的名，并附简单扼要的说明，以之作成为表；第二为行关于书籍的谈话，以充实对于书籍的知识，但不要教以或规定读物的顺序。在得·隆（DeLong）教授之前，早有别人说过这样的话，即一瞬间读一页书的能力，有如数学家之一览而知一列数字的总计，或如艺术家多蕾（Doré）之一经翻书即已了解，是能由练习以成功的。青年为多读的本能所驱使，终于有想遍读百科全书，或读完图书馆的藏书的；但教师对于这种本能不可禁抑。所重要者，在一方任其实行多读主义，他方要有几种指定的书籍。但所谓指定，是仅指示当读书的种类，或举出许多当读书的名称，而任其选择。划一主义的教育家，以便于在一处教许多学生为本位，漠视各学生之个性的要求。这种教育最可悲的缺陷，在不供给学生的读书欲所要求的书籍，而大大地制限读书之范围。他们把文学兴味的源泉，不灌之于广大的平野，却掘成一条深沟，强引水流入其中，而让平野终于化为所谓无知蒙昧的沙漠。青年人的心理，固有人读我也读的模仿性，但也有人虽不读我也要读的个人欲望，此即成为个性的守护神。限制学生所读书的主义已经错误，而教师替学生选定读物的方法也是错误。试就所选定的书本检查之，有为果敢的男孩子所厌忌者；有为关于书籍的书籍，即离开实际生活至二重者；有为了妄用拉丁语，使具有撒克逊魂的男孩子，有若古代大卫穿沙尔王的甲胄以作战，而感到佶屈之苦者。而最糟得透顶的，是当选定青年读物时，只重形式及文体，而忽视最重要的道德上之目的，以及为了注释过多，不重内容而重言语，使得同情的欣赏之高等能力尚未发达之前，却生出批评的倾向。
  （乙）儿童对于历史的兴味
  在这时期，除出以上所述者之外，固尚表现种种新的智力及智力的倾向；但关于这些的研究，还极幼稚。例如所谓儿童之历史的兴味或历史的研究之能力，不管与文学的兴味如何接近，但对此而行观察者，总是甚少。今日关于此等问题之研究，恰可和瓦特望着沸腾的药罐，而梦想蒸汽机械的时代之状态相似。能改造将来的教育。增进其能力的新势力与新方法，今方受我们的认识；但要达到这一目的，只有等到劳多效少的长期研究之后。
  班兹（Barnes）夫人对一千二百五十个儿童讲一故事，但不说出故事中事件所发生的时日、地点、姓名及其中所含道德的教训，而把儿童对此所发的质问加以比较。她发见，女孩子之注意于“人物”者，以十二岁为最多；至于男孩子在十二岁时，虽和女孩子同数；但尚继续增加，以十五岁为达顶点。其次问及“地点”者，女孩子以十一岁、男孩子以十五岁为顶点；但以男孩子方面为特多。问及“怎么样”及“为什么”者，女孩子以十二岁、男孩子以十五岁为顶点；但其数不及对地点的质问之多。又，由年龄所生的差别也较少。问及事件之结果者，在全体的质问中为最大多数，女孩子以十二岁、男孩子以十五岁为达于绝顶。对于时日的问题及琐细的事件之质问，非常之少。其中，对于时日的质问，男女都以十一岁为最多。问及事件之真实性者，从十五岁时开始，至十六岁为更多；但在大体上，这种质问之数是极少的。从这种谈话中试引出推论者，虽是与年俱进；但十三岁后，增加率大为减少。正当的推论及批评底的推论，虽从十一岁以后增多；惟想像的推论，到此时殆已达于顶点。对于人名的兴味，同原始人一样，总是极强大的。问及 “什么人 ”、“什么地方 ”、“怎么样 ”者，以男孩子为多，问及 “为什么”者，以女孩子为多。就大体言，历史的好奇心，以男子方面为强，且比女孩子为慢达于顶点。从大洋的孤岛上，发见了板屋、小舟及矢等的这种想像的谈话中，看儿童能有什么推论，班兹夫人也曾加以调查。她觉得，正当的推论及想像的推论之能力，在十二三岁时发达很强；以后则表现为怀疑及批评的能力。这和塔刻（M.A.Tucker）所作的结论，即疑念在十三岁发达，同时主观的推论归于消灭，正复一致。
  夫人又将萨姆忒炮台（FortSumter）陷落的故事，用二种记录讲给儿童听：一是用学校中历史教科书的文句，一是用安特生少校所写一样长的书信。于是问他们以那一种为最好，应该记住，又为了什么理由。其结果，十一岁后，选取历史教科书的叙述者，人数渐减；选取书信者，人数加多；到了十五岁，前者达于最低点，后者达于最高点。儿童之喜欢书信，可为喜欢直接记录之证据。夫人更作种种研究，获得如下的结论。即儿童能概括许多事项而记忆之。而记忆最善者，为关于活动的故事，他们的记忆又非常正确。他们能把一般的事项变成为特殊的事项，从一篇连续的叙谈中，儿童所能记住的琐细事件，不能超过五十。由此可见，对儿童讲话之必须正确，关于中心人物或中心事件之必须详尽，内容之必须充实以活动，无关系于故事要点者之必须省略，原因、结果之必须明了，尽力使故事戏曲化等等，实为教育者所当注意之点。
  帕忒逊（Patterson）女士向二千二百三十七个儿童问：“一八九五是什么意思？”把答案搜集拢来。答称“不知”者，从六岁至八岁之间极为减少，以后还维持这个比例，无大变更。在八岁至十岁的儿童中，将“不知”一语稍加敷陈者，人数最多。男女之能有正当回答者，与年俱进，女孩子以十四岁、男孩子以十五岁为达于顶点。但其中真能表现历史的知识之性质者，只有男孩子。女士的结论是如此：“历史的时日之观念，在七岁的儿童都是缺乏，且可以说至十二岁以前都还是微弱的。”故以为历史这种知识，虽当不分男女之别，提前向儿童灌输；但“在十二三岁之前，教历史的方式，应该作为有趣的传记或事件，若在可能时，还当使用当时的短歌或记录，更用地图及历史图表等以说明，此外并当尽力搜集当时的器具、建筑物及人物等的绘画以资佐证”。以后到了十四五岁，对于历史应课以新种类的工作。教历史而用记录、书信及诗歌等，原是佳事；但其目的，不仅在表示变动的人类社会的状态，又必须成为供我们研究其中所表现的一个时代的社会组织、思想及感情之助。在这时期，教政治家、思想家、诗人等的事情，应比教探险家及军人的事情为重要。还有，反省、解释、判别真伪、比较研究等等，也当特别看重。但年龄更大，或进入大学的时代，自当采用更谨严的方法及专门的研究法。
  智力作用之研究，关于幼儿方面者，极为进步。关于初学年儿童的研究，也正在盛行；惟关于青年期的算术、图画、玩具（考验智巧用的）、迷信、采集、注意、理性等的研究，尚极幼稚。研究各学科教授法之改良，确为非常艰辛的工作；但这是现今教育界之一大要求，同时又是我们对于学生之义务。
  （丙）关于学生记忆力的研究
  研究学生记忆力之结果，我们知道，在记忆力方面是也有青年期固有的变化的。在这种研究之结果中，且已有即在学校予以应用者。
  波尔顿（Bolton）命一千五百个儿童笔记数字，借以考验记忆的能力。结果发见，年龄愈大，自然记忆力也愈大。他又发见，学力即有进步，但若年龄不进，记忆力不会增加。学生大概由诉于视觉以记忆，也可由此明白。就大体言，女孩子的记忆力要比男孩子强。又像短音急速地连续发生时，我们有计算音数比实际为多之倾向；同样，异常之多的数字要令儿童记忆，他们也有计算数字比实际为多之倾向。
  波尔顿又就芝加哥的儿童，用视听及反复以精验记忆数字的能力，得有如下的结果。从七岁到九岁，听的数字记忆力要稍比视的数字记忆力为强；但其后，以视的方面为善记。十三岁后，听觉的记忆只有仅少的增进，而比起视觉的记忆来，已落后至百分之十了。视觉的记忆之增进，至少可以继续到十七岁为止。由视觉与听觉协作的记忆，要比单独的记忆为强。若加上发音，可更增强。年龄相同的儿童，以学力优秀者为有好的记忆力。多少的例外虽然难免，但就大体言，记忆力进，理解力也进。不过，健全的普通儿童，理解力方面远比记忆力为劣。又，在这种实验上所表现的记忆力之成绩即令不佳，但不能因此即说他的智力全体为弱。
  肯齐斯（Kemsies）精密研究的结果，以为与年龄俱进的记忆之质的改良，要比量的增加为显著。
  孟洛（W.G.Monros）发见，无论是视觉的记忆或是听觉的记忆，当男女十五岁时，都有显然的增加。又说，男女们听觉的记忆最良的时期，是在十六岁，视觉的记忆最良的时期，是在十五岁。
  涅次埃甫（Netschajeff）向六百三十七个学童，其年龄自九岁至十八岁，各年龄的人数分配的甚为适当，作下列的实验。先用十二个种类完全不同的物品，给他们看，每个看二秒钟，看毕须将刚才所记住的物名记出。其次叫他们闭着眼睛，听十二种性质完全不同的音，再读出由二个数字所成的数目，由三个音节所成的日用品的名称，可以想到音响的物体、表现触觉的字、表现温度感觉的字、表现筋觉的字、表现感情的字、表现抽象观念的字等等。以上八种实验，每种各分十二项，叫学生追忆写出，其结果，可以见到，无论何种实验，都是年龄增加，记忆力也从而增加的。只有在青春期快要到临之前，有略见减少的倾向。其后又增加，至十六七岁时再稍稍减少。在行以上实验的年龄中，无论何时，总以对物体的记忆表示最大的增加；其次，则为表现感情的字。然在一切年龄中，后者远比前者为微弱。实际的印象之记忆，以男孩子为强；数及字之记忆，以女孩子为强。这二种记忆力之差异，在男子更比女子为已甚。男女记忆力差异之最甚者，为从十一岁至十四岁之间。从九岁至十一岁的儿童，缺乏记忆情绪之力。然到了十一岁，情绪的记忆，跟着抽象的观念之记忆，同有非常迅速的增加。九岁至十一岁的女子，记忆字的能力强于记忆物体的能力；男女则以对于物体方面为比对于字能记忆得好些。当回忆字的当儿，把意义、发音、抑扬弄错的事情，在幼年时代非常多见；然随年龄以俱减，至青春期，大见减少。在青春期之前，记忆之错误，以女子方面为多，其后则以男子方面为多。
  罗布森（Lobsien）研究的结果，知道把许多印象，不误顺序而正确地记忆之事，不拘年龄如何，总以女孩子远比男孩子为优。正确地记忆视的事物之力，女子为男子之二倍。从大体言，女子比男子稍优之点，为数、触觉的概念及声音等之记忆，比男孩子大优之点，为感情的概念、实物及视觉的概念等之记忆。
  柯尔格罗夫（Colegrove）曾就一千六百五十八人的幼年时代，调查所有的记忆。记忆事项总计六千〇六十九项。他画成曲线图，选定白人男女记忆中之最早的三种以示记忆力消长的形态。他说：“在青年期，三种记忆力统统增高。这表示男孩子在十二岁至十五岁之间，决不能有如在这时期前后那么样地唤起早年的记忆的。”其理由，则因这时期的男子，自己感到似乎已经很大、很丰富之故。十四岁男孩子最早的记忆，平均差不多是关于四岁的时候的。女子所能回想的最早的三种记忆，以十四岁时的记忆为比前后的任何年龄为高。七八岁时，所能回想的最初事物之平均年龄，比十四岁时约能提早一年。这表示青春期中，此心为眼前的事情所占据，故幼年期的记忆为之朦胧了。
  他又发见，男孩子最善记忆引伸的事件或屡屡反复的事件；女子则较善记忆新颖的事件或单纯的印象。运动的记忆，女子从十岁及十一岁起开始衰微；而男子从同年龄起开始增长，至十四五岁达于绝顶。十八九岁时，男女对于视觉的记忆都大增加；惟在女子，听觉的记忆也大有增加。记忆他人的活动，男女虽都增加；但以男子方面为好得多。要之，青年期是心理上大觉醒的时期，在这时期所表现的记忆之种类，非常之多。女子在十四岁，男子在十五岁，听觉的记忆颇为发达；发音运动的记忆，在青年期之始，殆达于顶点；对于自己疾病及其他不幸事件的记忆，这时甚为微弱。从大体言，这时期是以特殊感觉的记忆为多之时期，同时也是运动的记忆最盛之时期。青年又善记住高尚的道德、自我的牺牲及忘我的行为。这时候，已不再专想及自己的事及近亲的事，而是具有更广大的兴味，要考虑他人的事，又要长保记忆的了。
  从二十岁起，记忆的内容大有改变。视觉的听觉的记忆，在男子方面愈益增多；反之，在女子方面却逐渐衰落。对于自身的疾病或不幸事项的记忆，男子方面衰落，而女子方面增强。但对于他人不幸的记忆，男女两方都趋减少。由此可见，各种记忆都各有其全盛的时期，而和该时期的精神生活之全体具有直接的关系。如今所述的柯尔格罗夫的研究结果，不仅富于暗示，且又极为确实。
  对于愉快的经验和不愉快的经验，以何者为善记忆的质问之答复，用统计研究的结果，知道任何种经验的记忆，在男子，从十一岁都见增加，从十四岁起，愈见增加得急速，到十八岁达于顶点，但在十五岁稍见衰落。在女子方面，愉快经验之记忆，从十一岁至十三岁之间急速增加，在十四岁稍衰，十六岁再增加，十七岁为达于顶点。女子的不快经验之记忆，也约略相同；稍见衰落的，是在十五岁时。男子在二十二岁之前，愉快事情的记忆多于不愉快事情的记忆；但二者的增减，是互相平行的。一生中最善记忆之事，在男子为十六七岁时的经验，在女子为十五岁时的经验。大概青年期的经验最善记忆，七八岁时的经验最善遗忘。
  儿童们为毋忘与人约束的事情，有改换戒指的，有在手帕上打结的，有在梳妆台上放靴的，有隐藏衣服的，有联想颜面和覆面物的，有联想名字和名字所表现的事项的，有造为可以目睹之物的，有用数字及文字以联想色彩的。凡这种人工记忆的事情，在青年期似乎最称发达。
  第十一章女子的教育
  现时有女子和男子同受高等教育之机会 —妇人之新危险—从青春期开始的确定的两性之差异 —男女兴味之差 —性的紧张 ——女子比男子早熟 —在心理上及生理上男女间之根本的差异 —独身妇女 —女子教育改造之必要 —食物 —睡眠 —运动 —礼仪作法—宗教 —规则性 —女子课程的大纲 —永久的妇人性
  妇人及其同情者，为争得在教育上及其他问题上有和男子同等机会的斗争，已亘长期；到后来，大体的胜利终算为妇人所得。她们在学业上的造诣，已迫使保守主义者承认，她们的智力并不劣于男人。今日已不复有如古代的把妇人禁闭在修道院中的思想，却另有新的理想正在兴起。这种运动确乎不愧为正大堂皇的运动，且是妇女解放所必需的第一个步骤。在从前，年轻的妇女被人讥讽为 “其美如天女，而其蠢同鹅鸟 ”，她若从灶间来到夫君的书斋中，问起“二乘二等于几"的时候，他将告诉以在男子为四而在女子为三，而她还得嬉笑地说声：“谢谢你，心肝。”有的喜欢被人称为乖孩子，本能地从她们的恋人及夫君取得半个女儿的资格；有的以像那拉的“傀儡家庭”奉为最高的理想，①自甘于做个男子的宠物；更有的以像葡萄藤般随从夫君为理想，即令夫君在人生的战场上有所奋斗，她也取个“吾不关焉”的态度，像这种样的妇人，想来不久是当“寥若星辰”的。在今日，以妇人之无知无能为能投合男人意旨，可以造成幸福家庭，从而结成姻缘的，固然不是没有；但这种情形，到底是和现时的理想及趋势大相径庭的。可是在另一方面，男女的结婚，须以相同的兴味与学力，从事于智的事业的协作为条件，这距实现的前途，实在也极 辽远。
  现代的一位代表作家约旦（Jordan）认女子应不应受高等教育的问题，为与男子应不应受高等教育的问题非常相似。即令妇女的职务是四 K，即教会、儿童、烹饪及衣服（译者按：这所谓4K，是德文的kirche，kinder，kuchen及kleider，若译为英文，便是church，children，cooking及clothes）的话，大学教育自也能有助于她们。然对青年妇女最良好的教育，决不是那种对青年男子也已证明为不适用的旧式大学教育。大多数大学男生所志望的，是高等职业的教育；但妇人之抱有此种志望者，殆不多见。妇人在同情心、记忆力、技术上的忍耐力，文学及语学的堪能上，虽往往凌驾男子；但她们缺少独创力，不想解决未经解决的问题，其精神也不及男子之能动。不过，妇人的教育之重要，正和男子无稍变异。不仅如此，由教育以促进两性的接近，更是教育所能成就的最善的效果。因男女各别教育时，大概的女子教育是以趋于妇道的专门教育为主的。就全体言，女子的长所不在科学，而在文学及语学；不在行动，而在表示；她们的学识也许优于男子，但不及男子的有效。有教育的妇人是：“有精于技艺而不精于美术，精于方法而不精于实质之倾向。她可以知道得很多，但绝不能有所成就。”
  在不行男女同学制的女子大学里，传统的势力，大概要比在男子大学里为强。仅于男子大学中行女子旁听制度，到底也不能给女子以最善的利益。惟行了男女同学制，青年男子将更形真挚，仪态将更改善，道德心也更发达，在一切方面均将比在独学制度下为更文明。又在女子方面，也将比在独学时代能够自然地勤学，对于事物的见解也更公平，且得生活于更健全的刺激之中。以前她们视男子为一种珍奇的东西，如今因有了接触，自也减少不少对于男子的愚想。在实行男女同学的这等学校中，一切粗暴的行动和各种形式的丑闻，已少发生，以前谨慎行仪的事情，是学校方面的责任；但男女一经同学，女子就引为己责。又自男女同学实行以来，大学的品格并未降低，却反见增高。约旦以为，男女学生间的社交关系是容易节制的，寄宿舍制度大体也称非常良好。因在寄宿舍中，尊重大学校风的观念极为发达之故。男女同学有如此利益，顾尚有起而反对者，其理由：一为怠惰的男生虽不愿见女子之胜过自己；一为在女子面前不便做无赖行为。女子之受高等教育，起于自己的爱好；但男子的受高等教育，是起于自己前途的打算。故女子之从事研究，不若男子之富于实利的思想；她们为真理由而从事研究之倾向，殊比男子为强。但说到研究学术之蕴奥这一点，女子却不能和男子相颉颃。最后，约旦主张，男女同学为结婚的诱因。他又相信，男女有共通的兴趣，在学问上也得互相提携，实为结婚上的最善基础。
  然从种种事实推测起来，似乎妇人愈受高等教育，生育将更少，分娩将更困难，更危险，更可恐；而养育子女的能力，也将更趋衰落。但所以致此者，当不是为了研究学问，只是为了把现时为男子所设的高等教育照样地应用于女子。这一真理之从速而且明白地为世人所承认，实为我国文明所希望的事情。至少，我一人在拥护女子的高等教育一点上，具有决不下于任何人的热心与确实。且我于从来女子高等教育论者所有的理论以外，尚有更多的理由，故愿用更猛烈的热心为女子高等教育辩护。纵令女子未能获举同男子一样的成绩，我仍以为，得造可能的机会，使女子同男子一样地受高等教育。但若在表面标榜贤母良妻主义的教育（motherhood），实际却不授以做贤母良妻的准备学科，且嘲笑婴儿心理学为 “愚蠢 ”的那种女学校长之下的高等教育，著者都愿听世间的公评。
  目下在英国，正在行使关于男女同学的种种有兴味的实验。一派人殆不认男女间的差别，无论是学问，是游戏，都奖励女子去和男子一样地从事。因此，在英国的某学校中，有女子做级长者，有男女混合的斗球戏（cricket）队；有男女共同使用的运动场，男女学生的交际也不加以禁止。然在别个学校中，男女仅在暗诵（recilation）时间集在一处，以外如自修、游戏、出入，都各分别，相互间的交际也受限制。英国学者的意见，对于青年初期以前的男女同学，大体是一致的；自此以上，便趋于纷歧。一般承认，级中的男女生，如有一方占优势时，例如男子人数多于女子，或男子年龄大于女子时，那么女子方面将难以发挥女子固有的性质；但反之，也有人主张，男女的人数及年龄约略相等时，那么无论是男子或是女子，都得发挥他们（或她们）所专有的最善的性质。
  同在女子之中，有适于和男子同样的勤学及生活者，也有不适合者。男女同学时，女子受同化于男子之事，多于男子受同化于女子之事。许多人相信，更多受男女同学之影响者，当推女子，尤其以高级的女子为然。但无论如何，两者中间终仍有差别存在。例如足球及拳斗的竞技，女子就不能做；争斗也不会；女子结徒党的倾向来得强，因她们爱校的感情非常锐敏，故她们之处罚必诉于这种感情。在竞技上失败时，不能有如男子们的坦然自若。更其困难者，为她们之容忍学校摈斥多言饶舌的校风；但不久也自能守范。此外，受男子粗暴举动及言语的感化之危险，也有些少。男子易于怠惰，而女子则易于过劳。男子因受教师的命令，肯用功，做实验；女子则只愿安坐着默诵课文。若女子从事实验，往往穷于处置。也有人说，男女混合唱歌时，要比各别唱歌时音调较好。在许多事情上，因对同一题旨，男女所具兴味各不相同，因之同学时，研究范围自然扩大。手艺方面，女子长于美术的制作，男子长于木工。同学的结果，女子不唯得减少那种伤感的冲动的讨厌之点，而且她们的举动可更趋于审慎。她们又能感到一种责任，无论对于赏赞或非难，都须求其得当，因之有助于善良校风之养成。男子达于一定的年龄之后，再由女教师主持教育，虽会发生不幸的结果；但女生方面，单由男教师主持教育，其害也不致过大。在女子教育界，堪与男子教育界的伟人亚诺尔特（Arnold）①及司灵（Thring）相比的伟大女教师，似将绝迹。在这件事上，经济的动机恐有不少的影响。又有几位学者说，同学的结果，道德的格调得趋于健全。男子学校中所屡见的种种弊害，也因同学也渐归减少。对于女子的思想由此变为健全，不洁的思想衰落，烦闷也少。还有，男女互相模仿异性的心理减弱，尊重自性的观念增强。
  以上所述种种事实发生的原因，因男女而大有不同，其中且有正相反对者。教育男子虽也困难，究比教育女子为容易。其理由如次：男子之精神的格调，对于四周自然的及社会的现象，比较的不大关心；对于特殊事项的兴味，从早就有，且较强固；对于环境中讨厌的事情之反抗也更有力。这在高等教育上最为显著。而如今日高等教育之益具专门的职业的倾向，便益成为彰明的事实。然所谓妇女者，据我们所见，无论在精神上，在身体上，终比男子具有更多的当作人间的共通性；且因年龄的长进，愈加要求自由的人性的教育。惟在高年级中，男女之分化加剧，故要满足这个要求，更其困难；而且文明进步，男女区别当愈显著，乃是 自然所下的命令。因之，在将来的高等教育上，不能不把男女区别表现于许多的学科中，至少在教授法方面当如此。女子有受男子所受的最善教育的权利，已为一般社会所公认，所以女子自必须求能适于女子性质的高等教育。然女子在竭力谋成为男子模样的时期，她们始终将居于男子的下位；而且女子之模仿男子，还可说是赝造的模仿。实际她们所应做的，乃在开拓一个新世界，以使女子天性中最善的本能获得开发的地盘。
  一达青春期，两性的差异突然显著。故男女各别地生活，殆为世界识者一致的意见。即他们在这个重要时期，至少须于二三年间要有多少的隔离。在这期内，身体上及精神上的发酵作用发生，且使这时期所开始的某种机能趋于成熟。这种倾向，显然现于家庭生活之上。即自十二岁至十四岁之间，兄弟姊妹各过着比以前更独立的生活，无论是工作，是游戏，是趣味，皆有差别。这不仅是家庭生活，即在历史、人类学及社会学方面，也有许多例证。这全是生物学的现象，决不是病的现象。因之，学校及其他教育机关所必须做的事情，在不忽视这种男女间性质的差异，却使男子益成为男子，女子益成为女子。我们不可不尊敬男女差别之法则。又不可忘记做母和做父是大不相同的。男女当各各中止相互的模仿，而各各发挥其本性，谋调和的发达，于以合奏两性的大音乐。
  其次，就大学、中男女同学之缺点，可说的事比较的少。然用同一方法教育男女学生的男女同学，特别是在高等学校的男女同学，从理论上及实际上言，是否不伴有重大的危险，是否不与在其他方面所见的男女自然的差别相矛盾，还是个大可研究之问题。近来在美国，这种教育倾向之兴盛，远在世界人士所认知者之上。这里，寓有经济上有力的理由，著者也所承认。著者决不是男女同学废止论者。但就同学的利害问题，已能下大体的判决。即男女当互相与异性者共交时，固然无疑地发达了自己所固有的最善的性质；但同样地处置男女的这种同学，怎样，何时，又到何种程度，得能达此目的，尚是未决的问题。
  固然，照前所述，男女对于同一题目具有各别的兴味，因之常能扩大两者的见解，又得同情地了解双方的立场；但一方，特别是女性方面，是不是会被他性学生过分地吸引过去，仍是一个问题。有些女子，为了同学的结果，发达了妇人所有的一个大机能，即赏赞之公正，从而心有着落，行动审慎，责任的感觉加强，这固是事实。又为了同学的结果，有些男子的恶行趋于缓和，仪态趋于文雅，对于男女关系的思想也获比较健全之实例，原也有许多。而且因女子的成绩常常优于男子，男子受其刺激，学力为之增进的事情，也非没有。但我们所不可不问者，是当这个时期，自然所取的途径究是什么？即男子好不好为要发挥他的强健的男性的气质，而稍稍表现粗暴的生活，甚至对于同级女生引起反感呢？或者反之，女子好不好为将来能有最善的发育成熟，而无须通过容易动摇的感伤的时代呢？特别在十三四岁的时期，是月经的顺不顺，贻至大影响于女子全体健康的时期，又是女子要抑制自己的感情及本能，对人有隐匿必要的时期。从而与男子同学，是于女子健康上或者为不卫生，且为不自然的方法也未可知的时期。就在这样紧要的时期，女子是不是即令一时没有感伤的事情也无不可呢？这个时期，实为女子应避艰辛的生存竞争和学校中精神的努力，而安静生活的神圣时期。在现在医学家中，甚有主张这些年龄的女子，应该有四分之一的时间，停止一切智力的努力，且跑到草地上去躺着的。这些话虽然稍嫌极端，但现时医学家都异口同声地作此主张，当决不能全然忽视。
  但著者这里所想讲的，并不是这个问题，而是男女双方过于接近的结果，尤其是男女学生做同一事情，受同一待遇，处同一环境的结果为如何。
  据有力的统计研究之证明，足知十岁以上男子的理想，差不多永远是男性的；反之，同年龄的女子的理想，却逐渐离开了同性，而抱持男性的理想。青春期女子的理想，不属于世界伟大妇人或她们的文学中所表现者，却逐渐属于男性的事情，正好表示她们的理想和对于人类利益相适合的生活方式不生关系。不幸在今日公立诸学校所教的历史及文学之中，并未能给与适当的妇人之理想。近来，因世上妇人们爱自由的影响，连少女们也有离家庭束缚而做公司事务员的倾向。“在一百个女子大学生中，竟有十八个大胆地宣言，自己宁愿做男子而不愿做女子。那么，这种女子教育就决不能称为理想的了”。最近，某学者鉴于这种事实，曾说：“倘若照此潮流下去不加改变，早晚，妇人们就将丧失妇人的性格。”从八岁到十六岁之间，女子所奉为理想的种类，要比男子多出三至二十；单就这件事实来看，也足证明女子兴味之如何散漫，缺少明确的目的，且因之有统一组织的必要了。
  但就男子方面看，情形便有不同。在大多数的中学校，特别在上级，因女子人数多过男子，故事实上，上级的男生有若处于女学校似的；而且这时期，虽是很需要有力量的男教师的时期，而实际却以女教师为主。就全体言，男子的教育与环境，实当与女子有别。他们也需有不同的工作方法。女子所擅长的，是善于学习，善于记忆，根据教师的暗示和权威以从事温课；但坐下来做种种试验以发挥个性，则是男子的长处，为女子所未能适应的。对于不重内容而重形式的学科最先发生嫌恶者，以男子为多。男子是求有实益的学科的。如果学校不能满足此等本能，男子将自己也莫明其妙地离开了学校。反之，若像在英国的哈洛（Harrow）、伊吞（Eton）、勒格比（Rugby）等学校中所见的，能过着刚健活泼真是男性的生活，他们自将努力以求学校生活的圆满。学校的规律、精神、教师等等，都为女性的事情，是于男子有害的。自然，从全体言，这种女性的教育之结果，也将有使男子养成士君子气概的长处。而且这在女教师还是最所优为，能感到满足的。不过，十三四岁的男孩子，居然被称为“一个完全的士君子”，这里终不免有些缺陷存在。这种缺陷是应该等到将来收获蛮性的本能于健全活动中所生的结果时表现的。在这种事情之下，即有少数人从事足球的游戏；然所谓男子的气力，永远丧失。男子要有当作男子的充分发达，必须有某程度的男女区别。正像男子的言语动辄为女子所摸拟，故女子的幼稚的兴味、举动、标准趣味等等，也要为男子所摸拟。一方为了男女互相交际，固有两性间的某种差异愈显著之事实；但他方，也有某种差异渐归减少的事实。例如，男子有如女子般单以机械的记忆为满足的。为了男女的接触，反映在男子心上的女子，要略减几分的美；又，反映在女子心上的男子，也将没有像从前所想那么的理想。本来在异性面前，最足为鼓励努力的良机；如今因接触频繁，也要减少些吸引的魔力。男女像是互相知道心底似的，因之把行为趋近理想的心向，也要渐归澌灭。其结果，双方结婚的希望都会得减弱。礼仪作法，本为养成女子道德心的最良训练；但如今，她们对于这些事情，不加重视，即在服装方面，也不关心。还有，男子方面，通常在女子面前终不敢过于放肆；今若抛弃一切制限，其结果必将表现在性格之上而于冥冥中走向堕落之路。今日在有教育的青年男女之间，逐渐减少结婚的百分数者，说不定有些原因是起于这种事情的。
  若是正当发育的女子，到了十八岁或二十岁时，达于第一次成熟期。其时，她对于人生有极锐敏而且真确的思想。倘若身体发达，又当具有很大的忍耐力；或者是最接近于女性美与女性完成的理想之时期。这类的实例，我们可于前面第八章中见到。然在今日我们所处的环境中，略有一点危险。即这个时期即令一度安善〔然〕经过，而以后不安之情，会得徐徐发生。无目的地，无精彩地，若有些什么东西在寻求着，而终陷于不能获得的情态。为了这个缘故，颜色衰落，屈于年轻妇人所易陷的可恐的诱惑，慢慢地抱着不安的期待和非分的欲望，终于得不到“安身立命”之处。在女子大学生活上最切要的事，或者当在学校能阻止这种失望之不早发现。但著者近来读到，出身大学的几百位妇人在离校一年二年或三年以后所写的信，不禁稍有沉痛之感。此等妇人于毕业之后，从事美术、音乐、旅行、教授、慈善事业等等，屡次改业；或者另在找寻什么职业，期有以发挥她们的博爱心与牺牲心。她们对于这样自己的精神的紧张状态，殆难觉得，或者竟是全无意识的。这实由于她们对于人生具有锐敏的兴味。又由于当感受性极顶发达的时期，希望直接知道世界的欲念强固所致。看来她们为了获得知识之果，在健康上殊未免过于牺牲。她们要是对于纯粹智力的研究稍加节制，似较适宜。然女子为了具有增加世界知识，完成自己品格的欲望，即使身体的每个细胞与每种无意识的冲动，都在促使她们结婚，可是她们并不愿结婚。如斯，五年、十年过后，不健康的征候，即刻呈露在颜面之上。在独身妇人之中，原有不少是心身发达甚为良好的；但她们的缺点，是在未具为妻的资格。更大的缺点，是在未具为母的资格。
  要之，我们必须利用这类事实为刺激，以便进而研究在现行男女高等教育制度中是否有什么重大的缺陷。如其有的，又为何
  种缺陷。从新社会组织上言，使社会进步者既是男子，而先天的适于家庭生活及子女养育者既是妇人，那么男子学校之比女子学校为不适于发展女子这种先天的倾向，当不算是错误的判断。所以为不适当的原因，一种是道德上的。伦理学一向当作人生实际的力量以教授，还加上宗教的动机。然今日伦理学变为理论的、暝想的，动辄以形而上学及认识论的推论向人攻击。为此，女子有为勤学而过劳精神、贻害健康的。若在男子，普通变为怠慢，为冷淡，终于造成恶习惯。其原因大致如次：男子当十八岁这个危机时，为准备升学而作过度的用功；一旦入了大学，因学校对于用功并不强制，从而发生生理上的反动，驯致于厌忌用功。又，女子的成熟早于男子，而与女子一起求学的男子，在某点上也有比普通早熟的倾向。这样，他们的生长期为之缩短，活动量也为之减少。这里，确乎有些不自然的处所。我们于此，第一必须承认，有根柢甚深、原因复杂、需要教育上反省的缺陷，潜入此处。而且我相信，这必须是每个能审思熟虑的学者之义务。
  使女子在身体上、道德上、智力上，同男子一样活动，而且这样做不致发生什么害处的事情，是绝对不可能的。女性固有的特权及免感性（immunity），根柢甚深。十五六岁的美国女子，就为此而生出新意识，大受苦闷。故公立中学校的女学生，对于欲向她们励行男子规律的男教师或校长，屡作反对的主张。这件事实，表示同做牧师要成功，须得妇人的人望一样；做教师要成功，也须得女生的人望之时代已经到临。这种女学生的感情一旦在学校内发生大抵父母、学务委员、新闻纸及舆论，也皆为之受感。女学生之中，已有为此而献贵重的生命者。假若我们是教育界的罗马法皇，自当把此种殉教者立刻加入圣徒之列。中等教育渐归女教师主持，则剩余的男教师便有道德退化之虞。单有女教师学校的男校长，要维持自己的男性道德心，与女教师奋斗到底而获成功，也属困难。这种困难之自白，为我们所常见常闻；顾不仅此而已，即在男女混合学级的最能干的男教师，也尚且常常改变自己教育上的确信，而不得不谋妥协。故在这种学校执教鞭，在具有强健的男性性质的男子，并不是怎样欣羡的职业。加以近年女学生之数，非常增加，在某处的中学校，十年间女学生数增至二倍之多；因之，女子平均能力发生低下的现象，殆是必然之理。从前，女学生人数无多时，所谓女学生者，大都是精选的学生，在趣味上、学力上，都是超群拔类的。然至今日，入学资格的标准尽管提高，而大部分女生的平均能力却见低下。纵令因此增加了最大多数的最大利益，但为学生平均能力的低下，而立在不幸地位者，是男学生与教师。其次，住在善良的寄宿学校，一切饮食起居都受人监督的女生，比起对社会、教会及家庭要尽义务且多忧虑的通学女生来，其健康状态为较优良的事情，是一般人所承认的。这时期，固是月经开始的时间，自后数年间，都是非凡切要的时期。故为谋月经之顺利起见，必须将一切有妨害的事物完全除去。但在男女混合的学校，为了女学生而行某种的让步，在男学生方面便是阻碍，便要败坏风纪了。
  真正受过高等教育的妇人们，应以标榜新人道的自由的教育，且普及之于世，引为自己天职。这种人道的自由的教育，原为古昔的大学所标榜。而至今日，应于近世生活之要求，却有根本改造之必要。即在科学范围内，她们应以恢复科学的历史，科学家的传记上所表现的人道的要素，发挥科学之通俗的方面，一方重实用，同时也不忘却自然界之道德的宗教的诗的方面为目的。妇人是应随妇人通有的性质以发达，断不应仅在特殊方面以早熟。倘有时代精神者向妇人主张，不先与以广博的基础教育而即与以专门的职业教育，妇人就有对此种早熟的教育提出抗议之义务。“永久的妇人性”这一语，决不是空想，而是极明白的实在，为含有永远的青年之意味。详言之，当妇人在最完全的状态时，可决不像男子般超过青年期，而是无论何时，常保持青年期。由于青年所固有的多方兴味，情绪变移、热情及一切对真、善、美、勇的渴望等等，以光辉她们的生活。妇人因此得长保其新趣与娇艳；虽至老年，还具有吸引人的力量。又因此得比男子为更富于人间性，更具同情，更善评论事物。到了今日，还有人说男子在智力一点不喜欢居于妇人之下，且没有一个男子会因妇人智力的优越而至相爱者；反之，在他方面，有人主张妇人在智力一点希望嫁给比自己优越的男子。这两说都属误解。所谓男子者，无论在何种生活的阶段，总具有变移性，善趋于专精及特殊化的方面。倘若没有这种性质，男子的个性就不完全。男子在自己所专长的事项上，希望自己居于优越地位，有权威操在自己手中；绝没有想于结婚后，得妻之助力者。这决不是贱视妇人，而是妇人在天性上，尊敬甚至崇拜丈夫之专门的技俩，即在有教育的妇人也有渐作同样要求的趋势。同时，在他方面，妇人想于男子心中创作男子品格上所必要的属性；对于妇人的这件大事业，男子是最善服从的。如斯，男子发挥专门的性质，女子发挥人道的性质。于此可以见到，男女两性间的调和。为复兴人道的大学，需要妇人大为援助的时机，业已到临。倘若妇人作此种援助，真能造成自由的中学校及大学的课程，这当是唯一适于妇人的性质，最先充实妇人的要求的。不唯如此，就是正在当受人道的教育时期的青年男子，也将希望享受恩惠。而妇人由此便得尽其对于男子的责任，使男子的大学，不只成为专门考究学术蕴奥的场所，又使中等教育，可不陷于最严重的危机中。
  然即令这些事情都能办到，却尚不足为拥护男女同学的理由。在男女同学制中，是伴有危险的。即男子欲固守自己男性的性质之本能，有为了同学而早熟，而趋于极端的危险；而对于为女子所擅长的人道的修养，男子又有起而反抗的危险。为什么如此？因男子与女子交际，比较优劣，一在某种才能上发见自己胜过女子，就欲以此为根据，和女子对抗，其结果即成为早熟。其次，男子的成熟期通常要比同年龄、同年级的女子为迟，而此等男女的同学或结婚，动辄违反生理上的重大法则；即违反为了结婚者自身的利益。为了子孙的利益，需要做丈夫的要比做妻的长数年才行的法则。还有，男子如经常与女子交际，所谓结婚的这种念头，终要萦绕脑中，使自己感到苦闷；反之，如在数年间男女行隔离的教育，则虽具有种种富有燃烧性的欲望的青年男子，可不致为了结婚问题等而发生烦恼。惟若这种状态一直继续至修学年限的终结，那么异日应该结婚的时期纵令到临，也将对这个问题表示冷淡，或者在他的精神上已成为一个结婚无能者也未可知。男子在这一方面的消息，只要是妇人，不问她是教师也好，姊妹也好，或者母亲也好，到底是不能被了解的。故与其这样丧失男子性的性质，倒不如让他们同学。即使为此而使男子怀抱卑野的思想，或竟作出卑野的行动，而从人类进化上看，个人发达上看，还是比较有益的多。
  反之，在女子方面，多少有过于为男子所吸引，而至忘却女性所固有的某种理想之危险。但女子因比同级男学生在身体及精神上，能较成熟，故在女子心眼中，男子未免有点粗鲁，有点乳臭气，到底不适合于当作男子的理想。能引起女子爱情的性质，因尚未在同级的男学生中发达起来，故在女子，常有感到对于男子的爱情之失望的。纵令也尝发生订婚的梦想，但在女子背后，仿佛有些事物在牵制着，虽然不是什么意识的拒绝。因此，男子感觉到，自己被同级女生所看透而引为不快；而女子也觉得，自己为男生所误解，对男子失望。男子进入人道的教育之时期，虽迟于女子；然脱离的时期，却早于女子。故男子一旦进入这个时期，看见女子已经比自己早发挥了这时期的特色，他们处此不得意的境遇中，巴望从速越过这一时期，而早熟地走入职业教育的时期。为什么如此？因男子在获得面包及名声的熟练这一点上，很能与妇人相颉颃之故。自然，如上述男女间的影响，并不是用实验得证明，用统计得计算的。惟著者相信，此等影响是确实存在，无论如何不能避免，且终于比经济的动机及惯例之势力为更有力。
  所谓真正的妇人，含有发挥为母的性质多于为妻的性质之意味。所谓圣母马利亚的观念，是表现男子对妇人本性所能有的最高的理解。两性的关系虽短，而爱护子女及养育子女的时间实长。现在不做母亲的妇人日在增多。这种现象，即不说是病态，终确是现代大不幸之一。迈尔霍尔姆（Marhlom）说：
  现今靠艺术之福，妇人之腰变成蜂腰，腹且消失，恰像使妇人不必尽其天职的深虑中发生似的。我们不仅绝不见到妇人用两臂抱婴孩，甚至极少见到妇人与儿童居于一处。她们不像是生儿做母的妇人，只不过为诱惑男子所作的雕
  像。在蒙喜豪增的故事（Munchausentale）中，有一段记载，说是狼一面追逐逃奔的小马，一面从后面咬马的身体，到后来，他发见驾马具已落在自己的背上。同样，为母的妇人之性质，正在逐渐被为情妇的妇人之性情所蚕食。这种样的情妇，虽然在内心并不颂扬男子；但在表面上，不得不作喜欢男子的样子。而对不能指挥自己的男子，却极容易抱轻视之念；这样一来，妇人之心就变为驰缓而且没有活气了。
  男子为了过费精力，或为了过不自然的都会生活，或者为了饮酒、多情、贪欲，而致心身衰弱，腰屈、目眩、头秃、脚曲、颈细；或者适相反对，而形成野蛮、粗暴的行为，都要丧失那支配女子及发挥为女子本性的服从性之力量。故女子之乖戾作恶，乃是男子之过失。在男子未被女子轻蔑以前，他们不仅被女子奉为保护者、供给者，也且是她们的牧师。这样的男子，自足感动那能随人的意见以巧妙应付的妇人之精神。然在她们的内心，即使是年轻的女孩们，也常常经验到幻灭，觉得男子的渺小与无英雄气概，抛弃对男子尊崇之念，开始认出男子的愚蠢，从而使男子感到女子之无情。有时，为了女子对于男子所具的观念过于浪漫，过于高视，而现在在学校内日与男子接近，也常成为减弱对于男子的引力之原因。同时，为男子所不当或忘者，是在男子方面也往往不能了解女子所抱正当的预期及理想。倘若妇人有不如男子所希望地信任男子的事情，那大半还是男子方面应该负责。再有，男性居于女性下位的事情，在某种动物是很显著的现象；这在心理方面，是虽在人间社会中，也已有某程度的表现的。倘有男子不能和从前一样地为妇人所崇拜，那是因为男子无可崇拜，或者是更女性化了，以致不能激起且不能保留真正的妇人之伟大爱情。
  妇人中逐渐地增多不想做妻、做母的人，由此发生几多结果，其主要者有如下列几项：
  （一）妇人变成傀儡般的东西；多少有意识地低下到男子的水平线，不仅满足男子的欲望而已，甚至还要满足他们自私的任情的性行，而以使自己得过奢侈虚荣的生活为报酬。男子遂益形卑鄙龌龊。如斯，妇人既是服从男子，也且支配男子，她们不复关心到过去、将来的高贵生活，而只满足于当前世俗的快乐。这种事情的反动，会得在两性间发生敌对态度，终于厌忌妇人有如魔女，或像在无妻主义流行时代，视男女关系为起于恶魔的计划。今日即在剧场中，也已开始表演这方面的悲剧故事了。
  （二）对男子失望，在心中若有所丧失的妇人，行将主张她的自我。多少有意识地以这为目标，志愿把自己充分占有，又充分表现，却不愿传接给他人。因为已不复视己为一妇人，遂舍弃见爱于男子的高尚权利，而主张其他低等的权利。对于爱之欲望，也许会变为对于知识之欲望，或者以物质方面的成功，来替代内心的满足。丧失了得为人母的自尊心之后，她有满足个人的野心之动机，同时希图独立，非常清澈地知道自己所要求者为何；甚且由此开始智力方面的成就，舍宗教而谋科学，或者轻牧师而重博士。有时，甚或于不知不觉之中，模仿那不算顶是男性的男性行动，有时则感到自己内心恍若有所缺少。又，和男人竞争，而是常在男子为最野蛮，最顽强时，与之相竞的。又，时就艺术、科学、文学、改革事业等等，先后试做，但是终归失败。特别企图做她所不能做的工作，而且更寻求各种刺激，谋有以激动一向未获正当表现的感情。
  （三）第三型的妇人，是比前二者为更能发挥妇人的天性的，即把所谓自我者置于低下的地位；不追求个人的幸福，而怀抱献身主义，过服役生活。其中竟有如希梅尔曼伯爵夫人般做苦行者。或者成为热心的宗教家，成为圣人模样，在必要时，还可成为殉道者。但无论何时，终是审慎、谦逊、竭力避去公共的生活。
  以我国的文明程度，我相信，育于良好境遇的十八九岁或者十七岁的活泼女子，是已达于上述第一成熟期的特别阶段了。即她们直接地观察这个世界，有最良状态的感官，感受性与洞察力最为锐敏，身体的紧张力臻于极顶，可塑性与各方面的兴味也发达到极度，而且全体心理的素质最称丰富，无论何处都可见到善的与恶的倾向之正在萌芽。如StellaKlive、MaryMaclane、HilmaStrandberg、MarieBashkirtseff等妇人，都是泄露在结婚年龄前妇人心理的秘密之真实侦探。即在这时期的妇人，不具有一定的性格。无论做什么事，都属尝试；在某程度范围内，也会有所成功。要之，这个时期，是被感觉为人生既无统一也无目的，只是个混沌状态。然其后渐渐回想起这时代的经过，也将发见在这样混沌生活之中，正也有正当理由。有了这种发见之后，才开始明白所谓人生，是受比我们平常所感到者为更有根柢的深的动机所支配。对于在这时期的女子，是决不得有强制之类的事情的。妇人有了这种经验，才能对青年男子而有郑重的思考。这种经验，即在将来，也决不是完全消灭。男子之所以不能有如妇人般郑重地思量青年男子，并不为了男子经验无如女子经验的深刻，而只为了男子经验的范围无如女子经验范围之广。在女子生涯之中，要以这一时期最为男子所不能理解，也且最为女子自身所不能体认。许多做母亲者，之所以要对入学于大学的子女，或对于自己的丈夫，或对于社会，为保持她们的地位，而往往半秘密地从事种种的修养者，要也不外为这种经验的反响。
  然经过二三年之后，我相信美国女子，即在二十二岁时，一方有能力之急速的发达；同时在他方，也要开始能力之丧失或衰微。如其不能在这时期结婚，她们的精神就要弛缓，病弱的征候要表现，对于人生也要莫明其妙地感到不满足。而兴味、好奇心及勇气等等，也从而稍稍衰落。决意要寻求自己的快乐，即使须出非常高的代价也所甘心。这样清澈的曙光逐渐发晕，行将无意识地开始盲目的摸索。到了三十岁，她或要感到多少不快。对于小事也将更形放肆，且觉得自己应有获得幸福的权利。这种感觉，正像法兰西革命时代的男子，或近来热心于妇人解放运动的妇人，同其热烈。在这时期，她当已经开始一种“求、得、失、再求”的生活。她的气质是变了，精神是有点不活泼了，发生做事或旅行的欲望了，爱好起儿童来，且希望过继他人的儿女了。然有时恰恰相反，会得对儿童发生讨厌的心情。又，在这个时期，为了分解精神作用，精神活动为之减弱，只有洞察力过分锐敏。无目的地发生责任的感觉，心境稍稍变成阴郁，视社会只不过是人造的伪物；对于主张妇人的真正价值表现于子女之上者，提出反抗的意见。有时自尊心过了度，竟要求男子来崇拜自己；有时则感到自己之非常无能，对于被禁止的事项及男女的一般关心，也会发生种种梦想。
  当这时期，有一种在妇人生活中最最重大的新危险起来，那就是女子如今是在高等教育第一期的最危险时期。当这时期，女子实际所学得者非常之少，只不过具有可改造从前知识的资格与权利。而如教授法及教材，虽也才开始被根本改造以适于妇人的性质及需要；但妇人的智力生长实受阻碍，自己觉得已达到学问的终点，不复求进步了。现在大部分的女教师、女理事、女学生等，看见在某一二个男学校中，实行新的制度，于是只要在女学校有应用的可能，就不分皂白地贸然仿效。这种见解，原是最容易的，从而是最通行的。某一成绩卓著的女校校长所说的话，即足代表这种意见。她说：“谋儿童智力发达的方法，并无因男女而有区别之必要。对于增进儿童的体力，我也以同一思想从事实施。现在在我们学校的体操场中，便有着和男子学校体操场同样的设备。”这一派人的主张，是认人间的智力及学问没有男女工之别的。然若照这种论法，正也不妨说，人间的智力及学问是连年龄之别都没有的。因之，在教授法上，就无因儿童年龄的差异而有分别施教之必要。女子虽也能做许多事情，同男子一样地好；但这并不足以证明，女子应该做和男子一样的事，或者为男子所设的方法也一样地可以适用于女子。判麦夫人（AliceFroe-manPalmer）说：在女子教育之中，含有男子教育中所发生的一切疑难；除此以外，更有着许多女子教育所独有的更困难、更错杂的问题。这话的确不错。
  由此观之，女子能否受专门教育的问题，已由女子大学的成绩有了明白的解决；而对于施以何种教育为适当的这一更重大的问题，今尚不获解决。世上虽也有人认第二个问题为已解决者，这当是不幸的话。著者曾读到由被称为有力教育家所举行的女子教育会议的精密报告。这个会议，虽不说是没有例外，但就大体言之，是充满了多年间成为妇人生活之咒诅的同一乏味且是假饰的人为细工。现今的女子大学不惟不自行研究这个大问题，甚且对于研究本问题者还常抱排斥的态度，实为不合。著者于此等学校关系人中，曾未见有一人为阐明男女之生理的心理的差异而作认真的研究者。而学校当局或为了生来是保守的，或者为了生恐把这问题作根本的研究，行将引起舆论上的惊惶，故对于男女关系问题，墨守着一切都不过问的旧习惯。
  我对于妇人之要求为她们所得利用的一切机会以及不令任何人怀疑于她们的能力，是深表同感的。惟女子大学的最大缺点，我认为是在以如可〔何〕的假定为基础，即以养成女子的独立自助为训练的主要目标，而把结婚及母道全委诸自然。倘若这些大学是如上述的统计所示，以教育一辈子不结婚的妇人为教育的主旨，那可以不生异论。这类的学校，或当变成养成独身者或无生育能力的妇人之机关。从古以来，属于这一阶级的妇人，曾出过应为世界所必须大大感谢的恩人，著者也所承认。不仅如此，而如某妇人者，在她的献身的精神上，在她的功绩的伟大上，在将为妻或为母的爱情倾注于人类上，实都表现了人间最高的理想。属于这阶级的妇人，固有可归入过剩无用的妇人一类者；但其中，也有可视为崇高伟大的爱他心之模范的优秀妇人。然如这样优秀的妇人，竟为了独身，而不得替将来社会留下善种，殊不能不说是社会的损失。勒斯力·史梯芬（LeslieStephen）曾说，欧洲有修道僧（Monks）之发生，实为招致欧洲黑暗时代的一原因；理由是：此等修道僧都是当时的精选人物，为了他们隐于僧庵之中，而不替社会产生优良子孙，所以欧洲就退化了。伟大妇人独身的结果，也要引起类似的结果。然而近世的女子教育家，向着本来预备做个模范母亲的妇人，施以尼庵式的教育。这对于人类为幸为不幸，是个未解决的问题。
  独身的妇人，是斯宾塞所谓“个体发达与产子率成反比例”这一法则之有趣的实例。完全发达的个体，终是在她血统上的最后代表。这样的个体，把应在子孙身上发展的性质通统占为己有，故已没有什么可以遗传给子孙。这从生物学的伦理学之立场言，是一种的利己主义。完全的男子，具有实行这种利己主义的能力，而且有时曾经实行；而完全的妇人，在这点上，更要超过男子。第一，这种妇人丧失喂乳的机能；因之，假令她做了母亲，而为母的资格仍不充分。不授乳于儿女的母亲，对于儿女的爱情也属缺乏，而且也不能受到儿女方面的充分之爱。即使她的儿女在到临危险的青年期之前，幸而有健全的教育；但从青年期以后，也是要向着另一方面发达的。还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妇人，有只生一个儿女的倾向，从而要减少家族的少数。这样的妇人，在智力方面，足与男子竞争，也且常能凌驾男子。她们有如霍卜特曼（Hanptmann）所作的《寂寞的人生》（“LonlelyLives”）中一位大学生美尔女士（MissMehr）一样，当作伴侣看，是非常可爱的。她们对于智识的活动，大有快感；她们的容貌、步伐、举动等等，都极自由；又能与世间学者广为交际；第一流学者之欢喜和她们晤谈，正犹从前苏格拉底之和才艺绝伦的女艺人相对话一样。这种妇人，无论从那点看，固皆漂亮；只有一个缺点，就是不做母亲，有时连做妻的资格都非常缺少。男子因为同这种妇人结婚，竭力谋使她发挥为妻为母的机能，反而生出在近世生活及近世文学所屡见不鲜的一种特别的悲剧。在此种妇人之中，从机能上言，也有同男子去势一样的人。如某妇人，以怀孕为非常之苦，患产儿病，从而抱怨由结婚生活所生的种种束缚者。她们只要一听到人家说及妇人所特有的机能，就要立刻发怒。又如，深切地注意月经问题，也被认为“对有教育妇女是不适当 ”的。
  因文明的进步，此种妇人之益向这一方向进化乃为不可或避之事；教育此种妇人，也是一种高贵的事业。在过去，因这种教育的结果，已从此等妇人中间产生了科学界有伟大功劳的学者；在将来，自当更产生卓越的人物，指导世上的妇人，使她们过高尚的广博的生活，且对妇人的真正地位及天职能具有深沉的思考。迄今为止，妇人尚未曾能解决自身的问题。她们虽比男子为更富宗教性，但从来却很少伟大的女说教者。她们还算是教育幼儿的能手，但从来也很少如佩斯泰洛齐，甚至如福勒伯尔那样的女教育家。今日，妇人的世界固在以非常势力向外扩张，可是她们也正在濒于快要丧失自己天职的危险状态。因此，我们必须拿和对儿童研究相同的态度，来热心地从事妇女研究。在这种研究中，男子也当加入。因男性对于女性，永远取客观的态度，且有从和妇人不同的立场以观察女性之必要。不过，纵令今日大家对于所谓感情、情绪或情操具有兴味，而在心理学家中，且有欣羡妇人，更有如士来厄马赫（Schleièrmacher）①这样的人，竟虔诚地巴望自己能做妇人者；但因男子到底终是个男子，故决不能真正了解所谓永远的妇人性。在这里，我们就渴望有教育的妇人，必须研究为男子所不能从事的一点，把关于妇人本性的秘密泄露出来，而成为它的代言者。妇人从需要很多苦心、耐心及良心的事业起，以至在生物学、植物学、发生学、动物学、儿童研究、野蛮人研究、社会学的研究等等方面，都得发挥为男子所不能的特长，以扩张人类的王国。如夫拆勒女士（MissFletcher），便是一个好例。除此以外，现在的女子教育也着着成功，或者终于能在妇人之中，产生真有自觉的人，且能创制一种适于妇人性质及要求之教育法，也未可知。
  这一种的教育法，如果徐徐发达，最先必须明确地强固地转变现行的教育主义，而以造就母性为女子教育的主要目的。假令受了母性的教育，而实际上并不为人妻、为人母，那么那种的独身生活，也比较来得简单，来得容易，可以没有些儿困难。男女同学虽不算坏；但当青年期之初，至少也该有暂时的终止。在大学虽不尽然，而在中学校中，两性的日常接触，将有使他们内心所当发达的心花不获开放之虞。这在女子所受的伤害，当比男子为更甚。忽视两性差别的共学制度，只配施于将来决不为人母者的人。著者希望，实施此种教育的学校中，能产生有如海坡萨（Hy-patia）①、斯塔厄尔夫人（MadamedeStael）②以及柯布（Cobb）姊妹、马铁奴（Martinean）、佛勒（Fuller）、布琅的（bronte）③、乔治·爱略脱（GeorgeEliot）、佐治·桑特（GeorgeSand）、勃劳宁夫人（Browning）等受人尊敬的人物。我们不仅承受并感谢她们的成就，且也承认她们的能力和事业的非凡。不过，有志为未来的人母者，决不该忘记，在他方面有成为更大阶级的理想妇人。即自圣母马利亚起，迄于俾阿特立斯克罗的尔大得服克斯（BeatriceclotildadeVaux）夫人止，凡现于历史及文学上的理想妇人，以及鼓励男子使成就大事业的妇人，和其他许多上品的母亲是。
  教育者决不该用不适于女子需要的食物及养生法，而使女子陷于姑息放纵；又不当让女子自行从不堪公开的或毫无价值的材料中，去获得她所最最需要的知识。我们还必须承认，现代的文明在妇人们尚属难解，她们对于社会的环境尚未能适应。我们更须承认，从前妇人们负有叫男子吞食知道善恶的果实之罪名；如今却是男子们犯了让妇人吃智力主义的果实之同样严重的罪状，甚至还以牺牲妇人的健康为代价，鼓励她们依据男子的标准以生活。再须承认，使女子的地位所困难者，与其说是由于贫穷，无宁说是由于富有；贫穷可给女子以健全的训练，故贫穷的父母殊不必为想积钱而过分劳苦。女子一旦达于成熟，自会本 能地感到自己生涯中将有变化发生；但在这个当儿，却要防止她们有异常不安的感觉，也不要让她们心里萌出功名心的种子，或者发生和男子相竞争的欲念。假令她很伶俐，要禁止她在学校里过度用功；假令她是迟钝虚弱，也不得让她如像某一著名女校长那样的女教师所窘迫困惑。据那位著名女校长的说法，女子的虚弱只是说谎，通常是由自己的想像或怠惰而生。又以为，医生之暗示恶行及讽示男子与其以有教育的病弱女人为妻不若以强健的动物为妻之为愈，是该受非难的。
  将来以养成为人母者的假定，从事于青年女子的中等教育及高等教育的教育者，他们所当奉为理想的事项，就已经实地施行者言之，可举以下数点：
  第一，教育自十二三岁至二十几岁的女子，即最适宜于养成为人母者资格时期的女子理想学校，应该设于隔离都市，四围有丘陵的乡间。爬山登岭，最能刺激心脏及肺脏，又有精神向上、见解广博的良效。其次为划舟、为水浴、为滑冰、为饲鱼类及为其他与水有缘的生活，皆须有充分的水。又，为得野菜花果，有设置田园、花园、果树园的必要。或为隐居沉思，为养成宗教心，有培植森林的必要。此外要有大道小路，供步行驱车之用。要有游戏场、网球场，以供运动。要有盖大屋顶但无暖炉设备的娱乐处所，供天气恶劣不便做野外运动及为身体虚弱者之用。又，为使学生得各自独居、静对自然计（这于反省、镇心及发达性格上有效用），应有许多隐僻地方。惟为了得时常善于利用都市生活起见，校址以不离都市过远者为宜。凡可称为环境的一切，对于男子自是个重大问题；但对于女子，实为更其重大。
  第二，贯彻教育方法及教育资料的最大目的，应是健康。所谓健康这一语，实仅次于神圣，而为非常切要之语。我们依据最近数年间所表现的新卫生学，不可不对学生的健康予以多大注意，终于使学校成为健康女神亥吉雅（Hygeia）的殿堂。著者此语的意义，唯有在明了现今体育上的进步及关于体育的出版物的兴盛的人，才能完全了解。实在，女子健康的增进，要比男子健康的增进为更对人类幸福有重大关系。更因在某种意义上，妇人的身体所及于她的精神之影响，更比男子们的为大。所以对于妇人的健康，务必与以至大的注意。妇人的食物，应该选择那最能完全消化的；它的分量和种类，也应丰富，而用近世烹饪学校所能试行的最进步的方法以调理（在烹饪学校，应设立专作这方面研究的一分科）。浓厚的食物、点心及刺激的饮料等，以不多摄取为宜；榨乳场及农场，在卫生上无害的范围内，可设于学校附近。营养为健康及幸福的第一基础，没有了它，真正的健康就难保有。故学生的食欲，必须健全，任何时候皆当和身体的需要相一致。换言之，正可说是一种身体的良心。
  第三，睡眠当有定时，时间一到，必须就寝。寝床宜朴素，寝室宜绝对闲静，十分清洁，在可能时，终要长年开窗。室内温度也须和别的房间一样，不可过暖。入浴要适度，衣服与化妆要求其能合乎美术。每个学生应各有三个房间供洗浴、睡眠及自修之用。房间的整理由各人自己负责，要尽力鼓励她们以发挥个别的趣味。但必须具有质朴、简便、雅洁非奢侈的美丽等的观念以贯彻全体的生活。在家庭中，做父母的常不免有轻率与溺爱等事情。为避免此种弊害，并养成独立心起见，女孩子们应把一年的大部分时光，在家庭以外消磨。寄宿舍采用家庭的制度，每宅以能收容十二名至二十名学生为限；这可以防止学生神经的疲劳与错乱，可和舍监或教师发生更密切的关系。饮食也当力谋适合教育的目的。
  第四，是运动，这却须有特别的改造。瑞典式体操既嫌过于猛烈，更兼禁用音乐，绝不注重律动，故当全然废止，或者限制应用。最当奖励的运动，是户外散步或户外游戏。说体育训练方法可不必有男女区别的主义，应予排斥，另行竭力采用能适于女性的体育法。自由游戏，终当比室内运动及共同体操为优良。划船及篮球自可允许，但当力求减少竞争的要素。室内运动之最显著者，推跳舞。跳舞的效用，可给精神以律动，给心理以均衡，或给精神以训练，更有矫正强固的个人癖性之力。所以让学生做适宜的跳舞，也是好的。跳舞的历史，我们有研究的必要；因为跳舞一向常成为宗教礼拜的一部，有时成为养成道德心的手段，又是戏曲上最善要素的根柢，而成为一切运动中之最善者。故我们应当复兴这样的跳舞，使成为全教育组织的真髓。由此，跳舞学校与跳舞班便得从今日的堕落状态下解放出来。固然，女孩子并不需要知道近代的跳舞；但不能跳舞的女子，终不能目为有教育的女子。
  第五，是礼貌。说起这个，固然很容易使我们思想到古代妇人学校（DameSchool译者按：是古昔由妇人主教的小学校）或女学塾中所教的拘谨生活；但实际，它不只是小道德，有时且是重大的道德。人类之冲动的或感情的生活，皆得表现于行动举止之上。但因我们的身体运动得以支配感情，故行动举止的训练，即在日常对话之上，也是具有重要的意味。我颇想恢复古昔严格的礼仪作法中的一部分。而如今日会客室及宴会场的社交规则，虽不当全然忽视，可是终不算十二分的切要；拿这来和真正的淑女品格，表现在优美、和易、亲切、关心他人等德性上者相比，便觉不如。妇人抱有对任何相识者能使之自然喜欢自己的理想，诚属高尚；还有，喜于制御一切的自发运动，不独是良好的训练，且是神经健康的行为。
  第六，是规律，这当成为贯彻妇人生活的一个规范。按期不易（heriodicity），虽可认为宇宙最深邃的法则之一，而在妇人生活上特别具有支配的作用。妇人在许多岁月之间，不论对于什么事情，终是受这一法则的支配。青年女子每月有一定的休息时间之必要。故理想的女学校，必当善为考虑这休息一语的意义，而与女子以乐园般的休息，特别使她们得过闲散的生活。又，在这时期内，为发达精神计，有暂时断绝对周围的关系，而让精神自在活动之必要，故务必采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奖励她们去从事幻想，使她们的心得彷徨于人类生活的各方面，在这种舒服自由的休息期中，遗传的力量大为活跃，最足以促进妇人精神的充分发达。其次必要的事情，在乎这时期的女子能觉悟，保持某种状态（tobe）要比实行（todo）为切要，并当暂离日常固定的义务生活，而一任“自然之神”去活动。又因这时期的女子的感觉灵敏，心易纷乱，有患贫血及萎黄病（chlorosis）的倾向，故有时时中止课业之必要。更为适应女子的异常多样的身体需要计，务必给她以充分的自由（关于这点，可参照第七章）。因之，在这时期，精巧的家庭生活殊比普通寄宿舍为能引起特别的兴味，是当加以注意。
  当青年初期的这些时期内，应经常地行个别的教授。著者曾读过专为女子写的大小书籍凡二十种。这些书籍，固然皆以善意写述，要比女子平常以自力获得自己天性的知识的方法，优良得多；但大都同男子用书相似，未免过于冗长累赘，且太偏于理论，干燥无味。兼之，没有两个女子恰恰需要一样的教授。如今把教授仅限于读书，实为过于间接的方法，有使女子的注意过于久长地停住在同样工作上的弊病。最好的方法，莫如对各人施以简明实际的教授，且在一切教授中，加以神秘的宗教的调子。但担任教授的人，不该是男医；只有心身都富于为妻为母的经验，年龄也到了可以知道的时期，且具有必需的专门知识的妇人，才算合格。
  第七，在不便做纯粹的智力的活动，而要用一切手段使能以直观观察事物，且不绝地诉于本人的机智及趣味。所谓纯粹智力的人间，从生物学上言，显然是个有缺陷的人，尤其在妇人是如此。女子而耽于读书，是表示不自然、玄学、死智识等，殊非佳兆。仅仅学习，决不是理想；为女子者，自当不学习在实际上无用的事物，而当时时依从正当的自然的兴味以行动。
  第八，宗教在妇人生活上应常占个重要的地位，犹之乎政治之于男子一样，特别女子的青年期是比男子的青年期为更易播下宗教心的好时机。宗教心的根据，是畏敬之情，为转移年轻时利己的生活而趋于真正成熟的利他的生活之世界的一大势力。故最先当教者，为“旧约圣书”中道德的宗教的伟人之故事。其次当为用康德（Kent）及散得兹（Saunders）所著优良的教育小册子那样的方法，教预言者的生涯。以后到了青年期的绝顶时，才开始以基督的生活及事业为中心而行宗教的教授。当教授基督的事情时，先当教他的人性的方面，只有到仅仅人间的说法感到穷极时，才教授关于他的神性的方面。所谓超自然，本是人类心情的反映；这两者各各孤立存在的事情，是不可能的。假若超自然的及超世界的事物，没有客观的存在，我们也当发明之以教授。不然的话，便会把感情的生活枯萎以尽。所以，不管在别方面对宗教有什么议论，从精神生活上言，宗教终是最高尚的诗，最善表现深远的人间性的。神学应减少至最小限度；但当需要时，应能有所供给。使徒保罗的生涯及其事迹之教授，尽可延长至十八岁以后为止。所谓信仰复兴家（revivalist）者，固当注意排斥；但当每年春季，万象昭苏的时候，应用宗教的仪式及教训，徐徐地促进宗教本能的复兴，并导入于新生命。凡是传染病的及与健全的宗教心相矛盾的之事物，全应排斥。同时，审美的观念应与宗教心携手并进，相互协助。今日的宗教原尚幼稚；而将来宗教的发达，实大有赖于在过去维持宗教上具有大力的妇人。凡失于偏狭的信仰，必当被永远舍弃；反之，对于真诚的信念，应与以衷心的欢迎，且当不以批评的方法，而以更深的同情相待。
  第九，关于自然界各方面的知识，原当成为全课程的大部分；但就在这点上，当青春期过后，对于两性的教授法也当略有改变。即对于女学生，应注重于自然界中的诗的神秘的要素及科学史的一斑。女子当初的理想，与其成为实验室内的自然科学家，不若成为野外的自然科学家。自然界应当作上帝最初的默示，当作如在圣书中的“旧约圣书”以教授。从而研究自然时，应以崇敬之念及爱情为精神的原动力，而以和宗教的热诚紧相联系的兴味去研究自然界的各方面。数学应仅教初步。若有对于数学具有特殊才能或趣味的女子，应入学于不婚者的学校。化学即不被废止，也当居于次要的地位。化学原素的研究，对于普通女子是绝不感到兴味的。烹调问题有关于有机化学者，因为异常复杂，自难深澈了解；惟有家事化学的初步，应行教授。物理学也当止于初步。气象学、地质学、天文学等，因有在户外教授的长处，故应占比较重要的地位；但教授时，宜以大体的原则和通俗的实行的方面为主。对于植物学，自更宜作认真的研究。关于植物的知识及其诗的方面，与在天文学的情形相同，为大可注意之点。然如术语之类，当放在以后再教。这个时期，可只用俗语相称。园艺及旅行，于植物研究有益，万不可缺少。又，关于植物之经济的及医学的方面，也当教授。关于植物交互的受胎作用及由于昆虫媒介的受胎作用之知识，固属重要，当从早教授。植物研究之道德价值，一定要等到有可称为妇人植物学者产生，用和一般教科书所教的方法不同的方法教授关于植物的知识的日子来临时，才获充分了解。倘有这么样的书籍出现，则关于植物自能从早教授它本身有趣味的许多知识。而这种样的知识，固随青年期的逐渐发展与两性大法则的逐渐表现，自将有用于世。
  教动物学时，应利用许多的手饲动物或动物园、水族馆、养禽所、养蜂场及蚁巢等等。动物学也和其他学科一样，应从邻近者开始。根据已往的经验，妇人能驯养任何种的动物；兼之，在知道动物的生活状态及心理状态上，远比男子为优越。故女子视动物诸性质为各种道德的性质之范本之倾向，也比男子为强。例如孔雀是夸大的范本，豚是不洁的，蛇是危险性的，鹰是壮大的，鹅是愚钝的，狐是狡猾的，诸如此类，在她们看来，都成为人间性质的标本。
  动物研究，足为与此有密切关系的原始人研究及儿童研究之准备。在野蛮人间的神话、风俗、习惯、信仰、家族生活等之研究以及在婴儿、幼儿等身上所见植物的与动物的性质发展之研究等等，是于女子的高等教育上极为有益，且能开拓极有兴味的知识世界的。但从事于此的时候，什么人体测定学，或头盖测定学，或言语学等繁难的研究，却非必要；宁以重要的结论、显著的事实与根本的原理等，才为她们所必须知道。
  以上各项研究，是为另一种近代人更重大的研究 ——即历史之基础。教历史，应以传记、美谈、逸话等为主，至于王朝的变动、战争、政治家的行动等等，却无注重的必要。社会学虽尚幼稚，甚至在某点上还有是否有科学价值之疑问存在；但在女子高等教育的课程上，应占一个比经济学更高的地位。如大改革的故事、社会组织的说明或社会的理想等等，应最先教授。
  第十，对于各种艺术，至少应教以绪论之类，且发展个人的趣味。但如音乐一科，如无趣味或天才，就不当有特别专精的练习。艺术科的目的，是在养成优美的趣味，发达评论的能力，且使之感到上品的古典的艺术品要比廉价的浮夸的好得多。
  在文学方面，应教神话、诗歌、戏曲等，及国内大著作家的生平。至如希腊语、希伯来语、拉丁语等，应全废止，这并不因为它们是没有大价值，而是为了获得一点浅尝的知识竟要牺牲更有用的知识之故。德、法、意国等语文，也当学习，且须以各该国人为教师，在有志望时，以用会话法又在女子们适当的时期内教之为宜。
  第十一，在关于人类精神的研究，即普通称为哲学的部门之中，形而上学及认识论等是最少必要性的；其次少必要性者，为论理学。心理学的教授，应以动物心理学与儿童心理学等发生学的研究为基础。女子之心理学的知识，也可由对幼儿及青年的爱情而发达；在全世界中，要比这种爱情更贵重的东西，是再也没有了。假使有如笛卡儿（Descartes）①那样的哲学家起于妇人群中，那么她将最先置重于生活，然后及于学说；而且她的标语将不是“我想，故我存在”，而将是“我存在，故我想”。女学生所当学的心理学，应视关于感情及直观者为重，而视关于纯粹智力者为轻。其次讲到伦理学，应以一切实际的研究和问题为主。至如正义的本质或良心的构成等等议论，不必多所讲解。 第十二，家政的教授，可用略带理想性的家庭建筑为实例，而用一种实验的方法行之。育儿室的设备，也当十分注意。其他如食堂、厨房、寝室、便所、贮藏室、附属家屋、温室、庭园、草地、图书室及一切为家族生活所必要的事物，皆宜示以模范。其次对于教育学的大纲，特别是教育史、教育理想、儿童研究与为母的要务等等，应与以充分的知识。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教授为母的要务，可说是女子高等教育之真髓。故训练这时期的女子，在精神上或身体上，都当以发达为母之资格为目的，而经由这个富于可望性的青年期以扩大善良的家庭影响，且使这种影响在将来世代中也得不受破坏以完成它们的工作。
  教授法必须到处是客观的。即当有实物教授、机械装置、地图、绘画、图表、讲演等以给与丰富的例证，减少读书及暗诵，缩短学习室的用功时间，将试验减少至最小限度。又，无论教什么，终当尽量与以暗示。如不一五一十地告诫，而只间接地开导。如 “莫问收获，只问耕耘 ”；如信仰上帝不是到了一周或一月或一年之终才付帐，而是不唯随时支付，甚至有时还格外从丰地支付；如不盲目地记忆许多事物，而只养成自己发见自己创作的能力等等，都是女子教育者所当学习之点。专精的研究固然需要，但因它常要损害妇人的心灵，且损害程度还在男子以上，故当待至稍迟再教。倘有特别能力的学生，可于旁的处所受练习。
  在这种样的理想学校中，必须有健康的贤明的精神伟大的可尊敬的已婚男教师，至少一人，多则数人。有这样的人物住在校内，即令他不特别做什么事情，也自有使青年女子心思安定、精神镇静、具妇人气，且成为健全的兴奋之作用。这种所谓兴奋，自然是起于两性的关系；但本人绝不自觉，都是无意识的。这种指导教师与其当作女学生的父亲，自不若当作女学生的长兄之为愈；但最好是兼有二者最善的性质，更加上别种的要素。他固然不一定要是个医生，是个牧师，或者竟是个大学者；但务必要是这样的一个人，即在女学生看来，是可以信任得过，可以倾吐衷曲以求其指导的。他还须知道，青年女子的精神状态及处置方法；能与以聪明而有效的忠告；特别必要的，更在能成为学生间一切感化、鼓励的源泉，得与学生以安心与勇气，甚至包括关于宗教及医学的问题在内。惟纵令他缺少最后所述的各项性质，只消他具有非常平静、稳定的精神，足使富感情的学生会得在他的面前掬出自己的心，甚或肯在他的肩上啜泣，那么，虽然距理想的标的还很遥远，可是有了他在校中，也尽能为造成健全的校风的中心了。
  以上所述，都只限于女子之人道的自由的教育法之大要，未尝涉及一切详密的及专门的课程。其中，固也有能应用于男子者，但在这里，女子终占有最高的地位，足以领导男子，有贡献于男子的教育机关。然说到男女的理想学校，无论何时，终当有根本的差异，且当随年龄的增加，以增加这个差异的程度。
  著者以一个心理学家的资格，愈益深信，感情要比单纯的智力为可贵；但想到妇人之来自上帝之手，故相信对妇人而怀抱热烈的爱情者，当不只著者一人。我极欣羡加特力教徒之崇拜马利亚。为从前大学问家所顶礼的圣母马利亚，到底识不识得加勒底人（Chaldees）的天文学，或学不学过埃及语、巴比伦语，甚或晓不晓得自己语文的读法、写法？想发这类问题的人，恐怕连一个人也不曾有。我们也不能设想，她曾为了有如今日许多妇人们所有的种种女性束缚而叹息。但不管如此，她终是个过去数百年来世人崇拜之的。这为什么？不为别的，只为了她比男子更具有人间性，更富于爱情、慈悲、无我的热诚及直观力，因而大大地增加妇人的光荣之故。我们由于这个具有光荣的马利亚之理想，便得知道做个真实的妇人，是要比做艺术家、演说家、大学教授或专门家更多完全，更多神圣。再进一步，又得知道，做个男子是要比做绅士、哲学家、大将、大总统或大富豪更多卓越。
  然而，对妇人具有这样爱情和渴望的著者，也禁不住不对现代妇人，至少在二三点上，正在濒于快要逸出她的常轨之危险而发生日深一日的痛切之感。现代的妇人，是有丧失对于所谓女性者之正当的信任心与自负心，而逐渐认男性的生活为理想，终于行将丧失妇人固有的神圣性质之虞的。顾假令为了这样的事情，而使对妇人所抱的爱情与崇拜不免略有减微而且动摇；但著者毕竟还具有如下的确信，即女子的生活及教育，在不久的将来，当能同男子一样地 ——即使不是更好一点 ——适合乎她的需要。万一没有这种确信的话，我们又何能对于人类将来的悲观抱有反对的理由呢？
  如今，所谓永远的妇人性这一种神圣的程度，虽见几分减少；但对于与此有密切关系的永远的儿童性，却能有十分的信仰。即包含在婴儿期、幼儿期、少年期等的神记，将决不致归于消灭。今日的我们，为了种种新学问、技艺、理想、知识等所纷心，所惶惑，以致不能用我们的论理去安排，也不能用我们的教育法去把它们编制为课程；至如新旧教授法的问题，我们也不获解决的门径。所以，我们要当作一个国民、一种民族而生存于世，便必须找得足以突破这样复杂的近代文化之迷阵的引线。幸而我们现在至少已得了一条引线。换言之，我们已经发见了能确实指示那可称为人类运命之北极点的天下唯一的罗盘针。即我们知道，需用最善方法以教的一切有价值之知识，可用什么顺序 ——这须比论理的顺序更大一点 ——排列在课程之中的根本原理。这究竟是什么？这是以正常发达的儿童兴味变迁之顺序为标准的。这种儿童兴味的变迂，是概略地反复人类时代及人类以前时代之各个进化阶段的。儿童之所以依从本性，对于做自发的率真的活动而具有新奇的兴味者，毕竟由于他们具有欲反复人类进化的各阶段之倾向。我们以此种儿童发达之根本的倾向为标准，得以推测成熟妇人之根本精神。而且这样的事，实可成为未来新教育之基础。到这种新教育实现的一天，所谓学校者，便将有如梅兰克吞（Melanchthon）①所说，成为圣灵的工作场。又将有如非常发达的新心理学所预想，成为复兴了的直观的人性之乐园。
  第十二章道德的及宗教的训练
  筋肉衰颓及脑髓过劳之危险 —教授道德之困难 —在欧洲的道德教育法 —儿童对于命令之服从—良习惯应成为机械化 —叱责之价值 —正当的鞭挞 —鞭挞的危险 —道德上的教训及格言 —驯致—由于智力的意志训练 —试验 —精神之集中 —独创力 —福勒伯尔与天真的幼儿 —对于神的观念之萌芽—良心 —新旧两约圣经之必要 —恋爱的危险 —恋爱与宗教 —宗教的改信意志之同智力一样，须有赖于教育。这无论从意志的性质上看，或从意志之占精神上中枢的地位上看，都是容易明白的。智力任其自然，将不得发达；同样，意志若不经充分训练，那么人类 在如今日这样生存竞争剧烈的世界，也将觉得难以生存。可惜在今日的社会，训练意志的机会，要比以前少得多。若在四五十年前，小学校的男学生，多从事耕作，帮助家务，奉行使命；有的自己发动，有的受两亲严命；更有应用在学校中所学，而在校外用自力制造玩具或工具者。女学生则大都料理家务，其中有同男学生的耕作一样，最能适应儿童心身之发达的。例如做刺绣、编织、缝纫、修补（虽不是洗濯）甚至纺织自己用或他人用的衣服，并看护弟妹等。德意志皇帝，曾命自己的孩儿们学习手艺；资产家中，也有模仿此例，创设特殊的工作，强制子女们学习以供训练意志用者。
  某著名教育家最近曾说这样的话：为训练儿童的毅力与持久力起见，应命儿童在十日间手持锄、斧或叉把等，从事一件义务的固定的工作，却不要让有别种唤起新兴味的事情从外侵入。但是今日的儿童，是很少人能得这样的机会。都会中的儿童，受刺激的事情多，而安息的时间非常之少。特权希望无限的多，而义务的观念异常地缺乏。为了过这样不自然的生活，呼吸着恶劣的空气，故意志自然要趋于薄弱。他们的精神与胃肠也概不健全。而胃肠的健不健，便是大有影响于意志之强弱。
  现代是机械力代筋力而活动的时代。虽有运动会等等，也偏重技术上的熟练，而少注意于筋力；或者一时猛烈的筋力活动，要比经久无间断的筋力活动为重。就在学科方面，也似适于养成多方而肤浅的耳食之徒，而不适于养成那怀抱深远经纶与远大目标之人物。此外，在现代的产业生活及实际技术之上，所最感到痛切的缺乏，当为所谓绵密周到之古式的德性，即视对事业自身有兴味，还考量到将来的情形为重于契约中的条文之德性。从前的习俗，需要人们集中全副精力于一种职业，且终身从事，毫无不平。而如大礼拜堂的建筑或规模更大的公共事业，且须数代继续，多人经营。然在今日，无论在科学界、在哲学界、在道德界或在实业界，虽说毅力与恒心之必要，比以往为更大，可是那样的毅力与恒心正甚缺少。
  这个世界中，因知行之不相一致，虽知其为善，却不能实行，以致知育与德育往往归于徒劳而无功；但所以然的缘故，实在乎脑髓单独发达，而筋肉任其虚弱萎缩。本来，人类的身体，由于狩猎、战争、农业或其他活用手足的诸种产业以遂其发达；但是到了今日，为了极少使用筋肉的都会生活急速进行，身体遂不获对新境遇作健全的顺应。倘若我们披览人类筋肉的解剖图，自行反省日常在作何种习惯的运动，将见这种运动对于全体筋肉是极不平均的；即紧要的大筋活动甚少，而非必要的小筋活动却甚多。现在人的身体，实受分业制度的影响，是成为畸形的不具足的了。那种执笔写字以及运用舌头、调整嗓子的筋肉，比起全体的筋肉来，到底是十分藐小，占不得重要地位的。自然，它们本身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视；只不过教育年少儿童时，若仅仅使用此等筋肉，便非幸事。所困难者，是没有多少人能分辨以下几件事项：即男女学生究具有何种体力：体力虚弱对于道德究有何种危险；可称为意志机关的大筋要是不强健，意志究会病到何种地步；筋肉如无良习惯，能否做什么善事业；忍耐力与克己心到底是怎样的有赖于筋肉习惯。无论在德国，在希腊，当距文学上的黄金时代出现以前的约三十年，先有一个国民体育的黄金时代；特别在德国，体育的兴盛算是教育史上最珍贵又是最有意味的一章。希腊人以均齐（aymmetry）与优美为教育的理想，罗马人以大胆与勇气为教育的理想，德国人则不问使用机械及工具与否，只消在体力可能的限度内，以能做任何事情为理想。这种种理想，所及于以上各国青年的影响是很显著，迥乎非智力的理想所可及。就在将来，我以为也将有同样的影响。
  世上有可称为“意志艺人”（WillVirtuosos）这种能为普通人所难为的事情的人。当作艺人看来，这固是难事，也同样是易事，且在表演上也是可喜的。但我们所要求者，却不是这种人。又有人具有能作轻快机敏的行动之习惯与气质，且为现代盛行的某种竞技运动所主张，只是极容易感到疲劳。像这种的意志行动，便也不是我们所需要。不唯如此，意志的训练倘不能引导青年到个了解身体训练及发育的意义，肯终身认真地对此发生兴味之地步，就不算达到目的。这一种的兴味，要比对大中小各学校中竞技的兴味，更为高尚。纵令它发生的时期，天然要迟于对竞技的兴味；但这样的身体训练，是应行列入意志修养之第一阶段的。因为儿童之感到意志修养的趣味，实为最良的意志修养法。惟如今日这样，人人处于困难的境遇，过着艰辛的生活，在这儿所受文明的试验又是以往所从未试过者，故想及这样的事情，也终于不过是思想的练习罢了。
  以上所述，自然不过是个德育的绪论。而德育这件事，是要求愈大，困难也随着愈大的。
  第一种困难，不仅在没有适当的伦理教科书，也且在没有良好的教师参考书。有某教师，每学期虽教授种种的德义和善良的惯习，可是对于德义的统一，或儿童道德力发展的顺序等等事项，却完全忘了。学校中，及有程度高的伦理教科书，载着关于义务的原理，或自由意志的性质之类的难问题之议论；或竟视快乐与苦痛之量，一若可以计算似的。像这种哲学的道德，无论对学生，对教师，显然是没有用处的。
  第二种困难，是当作进化论的影响而起的。即教儿童以德义，会不会和儿童的发达相矛盾的这种疑惑，时常发生。例如儿童做恶行，染恶习，则说是起于身体的疾病；又视儿童之不服从或顽皮，反当作活泼强壮的表示而阴加赞赏，绝不从严处置，遂使儿童逐渐变为柔弱。因为最下等能力总是最先发达的，故当随后发达的高等能力，不免有为下等能力所妨碍之虞。而且这样一来，倘把儿童任其自然而不予过问，儿童就会变成全无意志之人。
  第三种也是最大的困难，就是教师无论怎样用力，终于不能把宗教的信仰和道德相分离。因为宗教的感情在人生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要区别教育的目的和人生的目的，要区别日常卑近的义务和人间最高的义务是并不容易。凡受过宗教的训练多于伦理的训练之人，即在教道德的时候，也颇难教以超然于宗派的纯粹道德。宗派的道德教育，在异宗派的儿童看来是最易引起疑问而侵害及宗教上的自由的。
  那么怎样做，才能实施对意志的适当训练呢？
  约在三十年之前，德国曾采用如下的方法：凡属路得教会、罗马教会、犹太教会等的儿童，被允许在受坚信礼前的数年间，可每周一次；又在坚信礼前的数月间，可每周二次，停止学校的下午课业，而从所属教派的教师受半日的教授。此等教师由各该教会指定，经政府试验及格，故与学校正教员之资格相等。又不论任何宗派，各保有决定宗教教授课程之自由；惟须经宗教局长或地方长官之承认罢了。德国政府用这方法，得以避免宗教的感情与子女教育之冲突。该政府更以为，由斯可及宗教训练的影响于道德心之上。宗教教授之课程，为圣书、赞美歌、礼拜仪式、所属教会历史及所属民族历史等，有时也教一点系统神学。在此等学校之中，也有发给赏品及毕业证书以奖励儿童者。然此种宗教教育，特别是路德派的宗教教育，曾有偏于智力的之非难。为此，德国的宗教学校，在这点上，自比美国的星期学校为更有组织的，且更有效率的。德育上的结果如何，姑不置论，若就德国儿童对于上述这类题目所具的知识以言，则要比美国儿童为多，却是事实。在法国、英国以及我们美国，也有对此方法多少加以修正而采用的学校。
  法国，自普法战争过后数年，当教育上势力由僧侣之手而移于俗人之手时，组织了另一种的教育制度。依据这种制度，课程之中是全不含有宗教的要素的。只有少数的赞美歌及各宗派所共同尊重的圣句及圣书中的故事，仍然继续。占教科目的大部分者，乃为精选的格言，特别是道德上的美谈，出现在法国史上的英雄事迹及在文学与剧本中的勇敢故事。然在任何一种学科，都显然寓有道德的教训。不过，那种教训并不过于露骨，以致惹起反感耳。教科书的种数，大小殆不下二十种，恰像是从法国的一切历史及一切文学中搜集了材料；而在事实上，确有不少英雄主义的实例，是由日刊新闻中拔萃而成的。教科书的内容，往往按照如下的标题以排列，即清洁、亲切、勇气，正直与虚伪、敬老、好礼貌等是。每种德性的教授，斟酌于儿童年龄的大小。这种教授法的结果，常有慈善团、救济会及其他种种组织产生。对于这种教育法，僧侣方面自然难免要发生非难。他们非难的理由，乃在认不清宗教的助力，将不能教道德。这一教育制度，更及许多影响于英国教育；在英国，便造出与这相类的许多学科。至在我们美国，在这方面，至少也有一种极可嘉奖的教育事业，惟主要是施于年长儿童罢了。
  此外尚有二种方法。第一，是可以假定上帝存在与灵魂不灭这类宗教真理的一致点，或者虽是麻烦了，也要把这点探讨出来，以作为意志训练的基础。而且即令有人怀疑于这种真理，也属无妨，尽可把它应用于公立学校之中。教育上对于它之是否为绝对真理之种种议论，殊可置之不问。惟在儿童发达的某阶段，能与最大最深的影响于儿童意志之上者，实为这一种真理之观念，是差不多不容疑问的事实。即令此种宗教的观念，有如希腊及德国之神话的信仰，逐渐丧失其势力的事情；但我们在教育上，仍当视上帝与灵魂不灭之二大观念，为最重要的假说，以教于儿童。因在教育的世界，同在道德的世界一样，能有实际最大的效果者，不外一种善良的学说之故。为此，我们应把《圣经》当作道德上的经典以教授，且培养儿童能有用《圣经》中所含人生观之批评的同情。不过，这种做法，有被非难为轻视神之默示或超自然的要求者。更有人对于如今把《圣经》从神学底下解救出来的事情，而抱有别种反对意见的。惟如何可教凡为人类精神所不能解决，却只能由神之默示而得了悟的任何事物，的确还是为现代教育学所未曾解决之问题。现代的教育学，采用自裴斯塔洛齐以来使儿童为自然发达之方法，故务必抱着如下的方针，即：注入事项不得过多，教训不得过频，反复要适度。再，若把各宗派所公认的真理过作精密的研究，下正确的定义，那么真理要成为太概括的、抽象的，以致失却教育上的效果。惟若把定义暧昧起来，即由各人的性格及教育，或由气质、感情等等，各作任意的解释，势必至于成立不起各派共通的真理。宗业的训练，当初必须是特殊的、具体的。现在丢开信仰之正否不论。要之，宗教的信仰愈显著，则儿童意志之受制于宗教的动机当愈早。
  现在仅表示著者之所希望如此，他日对此问题，尚当有所详论。惟我们所不可不预期者，是各宗派共通的真理之获承认，且在一般学校中被采用这样愉快的日子，当尚在辽远的将来。于此就有第二种方法，虽然是不大有把握的。崇高型的性格，若过细研究起来，是不仅以本人先天的本能为基础，也且以广义的功利主义为根据。故若无宗教的道德，只不过有如无血的死骸，或如遭难船的破板；在教师方面，就有研究它的形状、流向、效用等等之必要。我们论意志的目的，至少是在这点，也只有在这点。
  小孩子们独居的时候，他们的意志、目的甚至心情，至易变迁，且多前后矛盾。若同时有大人在侧，儿童们虽只不过意识及此，也要即刻受一定的心理法则之束缚，以引起他们的心的变化，即竭力的求符合于大人的美意而避去大人的不洽意。这正犹植物之向光线来处伸展一样，儿童们的心也要不思议地向着在旁的大人的意欲以伸展。他们要尊敬大人的嗜好，要于游戏时引起大人的注意，要研究大人的同情所在，一若他们的天职是在窥知大人的意向似的。他们最初的说谎，常在博得大人的欢心，并不知道有所谓更高的真理。故倘若我们注意一点，当儿童行善事时，表现适宜的喜悦与爱情；当作恶事时，表现悲哀与轻微的冷待，那么普通健全的儿童，必能由于联想之力，以去恶就善。只要我们对儿童有深切爱情，则儿童的服从即使不由于宗教，也可由于本能以形成。当这时候，儿童将感到自己虽不能激起大人的恐怖、愤怒或欣羡，却能依从大人的爱情以活动。我们要使儿童觉到自己的效能，就必须从这种处所开始。且儿童也得由此学知所谓人类，是并不只凭自己的情欲以生活，有时是由压伏情欲反为利益的。远在儿童能模仿大人的言语以前，他们早已模仿大人的行动。仿佛他感到自己的无价值，深虞任情行动是不行似的，于是服从的本能油然以生，几乎变成热情。同葡萄藤之必须缠绕或屈服一样，儿童也自然地要崇拜偶像。若在没有善良实例的时候，就去模仿恶的例子。故只要善于选择方法，即使发无理的命令，他们的心，到底是感服这个命令者的。自然，使儿童服从的权威，必须由比儿童的感情及智力为优越的处所以来。这样的权威愈是绝对的，便愈能强固儿童的意志。又，若有了这样的权威，也可使儿童心中发生一种所谓崇敬之念的独特难测的感情。由于这种感情的多少，得以测定能教育意志至何程度。惟有这种感情，才是一切道德的动机中之最强、最善者。还有，这种感情，最初是仅对人格而发，而因所谓人格者，是得以把种种复杂的要素综合统一的，故在对人格的崇敬之情中，也就包含了许多事物。实在在所谓崇敬的感情 ——这一感情的最高潮，即所谓礼拜（worship）者是 ——中，几乎包含着所有一切教育上的动机。特别使意志成熟的唯一原动力，也包含在内。为这一神秘的感情所支配的儿童，实在是幸福的。只要这一感情不为傲慢心所伤害，那么有能的教育者，便得诉于这一感情以促进儿童意志之向上。这种无意识地反映教育者的性格及欲望之事，是儿童心理之神圣的方面，道德的感情为此而趋于锐敏，善行也为此而发动。儿童也许不能深深注意到教师之是否常常发笑、服式如何、声音为大抑为小以及规则定得多不多，但他们确能从教师的人格受着极深的印象。他们尚不能用自由意志选择事物。在他们能自觉自己的意志之前，已能由无数心理的原因以筑成他们的性格之基础，且由此以决定其意志。除遗传性而外，便推这种性格的基础为根柢最深。因之，这些影响也不是一时的，而是涉及全生涯的。
  但同时，命令与服从，也有代自然以成为指导儿童的特性之必要。所困难者，即年幼的儿童不能知道概括的命令。例如下“坐在椅上”的命令，在儿童听来，或当解作是 “暂时坐下 ”，仿佛玩意儿似的，过了一分钟便得再行起立，却不知道连后来的起立也是非许可的。在这间室内被禁止的，他会得坦然地在隔壁房内肆行无忌。一切对儿童的命令，都以一时一地为限。所以我们当注意者，是宁当忍耐行事，不惮几度返复一个同样的命令，以待习惯的成就，却不当绳以为他所不能理解或记忆的规则。然即在这里，我们也得使儿童为本能的顺从。顺从实是儿童的主要德性。怕为顺从以致意志薄弱的忧虑，是不必的。说顺从的军人意志薄弱，怕没有这种人罢。
  然当儿童逐渐生长，对于奉命而行的动作觉得讨厌或觉得困难时，教育者必须不绝地与以注意，否则自己正当的权威将见让步，相互间的同情将见破坏，双方都将戒慎，狐疑；或者儿童为试探我们起见，竟会假装不顺从的样子。故教育者，自宜注意于儿童心情和易的时候以下命令；决不宜故意造作威严，表现同枭一般的情态，总要用稳静的声调发号施令，不露出粗荒形迹来。开始时，教育者所命令或禁止的动作应该极少，但须要求其实行。倘若儿童不忠实，教育者不能监督其行动，或不能加以禁止的时候，我们该注意，以不下命令为妙。至教育者自己的意志却当如岩石之不可动，而不当如波浪之易于变。倘若教育者忽而和易，忽而严酷，又对自己的命令并无确定的方针，而只随时时的感情以转易，那么儿童也将不知怎样是好。如果这样做法，便是教育者让儿童的天性随着自己心理以变化，这不仅动摇了儿童的性格，也且值儿童性格构成方在开始的时期，破坏了性格的萌芽。对于这种教育者，倒是以反抗为得计。且与其采用这种教育法，还不如采用放任主义之为愈。命令要始终一贯，只有这样，才能养成意志的良习惯，也能归纳地获知行为的标准。又，只有聪慧地大胆地下这种命令，才能使儿童自觉到由于实行不愉快事情所生的一种意识的强力。纵令起初仅不过是表面的服从，但渐渐地在内心发生变化，终于也能衷心诚服。这因心情受制于动作，且只有意志能增大人格之故。
  惟于此所不当忘者，即在虽是道德也不是绝对的，大人的道德是如此，而儿童的道德往往是如彼。儿童绝不了解所谓绝对的真理、绝对的正义或绝对的德性之意义。故当行道德的训练时，欲把儿童所丝毫不发生感兴的德性灌输于儿童的心中，是不宜的。宁以诉于虽尚薄弱而已略见发展的高等见识为是。在教育者的命令和儿童的精神之间，总当发现一点联络，即使它力量软弱，也属无妨。只为了所谓将来的理由，而使儿童为牺牲的服从这类的事情，务以减少为要。不然的话，就有产生虚伪、不诚实等恶德之虞。但若儿童的性质是勇敢的、健全的，那么即令当前所能给与于儿童的满足无多，也得诉于其直观力以行道德的训练，且更得以深切高尚的兴味从事道德的行为。这样，跟着成熟期的接近，心眼的逐渐开展，自将注意到自己幼少时只凭命令所实行的事情，已成为造就现在的善良情操及习惯之原因。他将决不致于回想往时，而感到那时已为义务而牺牲了便宜与娱乐，如今要稍稍过些愉快生活才好。幼小儿童当最做坏事时，常是最天真烂漫的年龄；倘若这种最佳、最深邃的天真烂漫之心能保持不失，那么即使为恶，害也无多，矫正也自容易。又，若教师的权威不用以抑压儿童所有的善良动机而是用以助长它，那么儿童得深深地爱教师的权威，从而教师也得无排碍地直接把他的权威适用于儿童。其最后的结果，儿童当自己的精神尚属幼稚的时期，便能肯定教师所养成的精神状态及习惯，而依据之以行动，且对于世间的流行惯例等等，也不致于多所盲从；因为儿童在这时候，他的服从已让位给健全的男性的独立了。
  如今便必须用上述各项以及其他种种方法，把儿童行为的各要素，尽量提早又尽量完全地形成为习惯。据儿童的思考，所谓正当的，便是习惯的之别名；所谓简单的，便是日常的经验。无论何人，知识的根柢，必须是最深的信仰；但这种信仰，主要是由上述原始的习惯以定的。善良的行动，可比于食物，却不可比于药剂。假若同机织返复一次相同的动作，可以织入一条丝的情形，几次返复善良的行动，可以把公平、正义等的感觉织入于神经组织中的话，那么不仅由此规定一生的运命，且即令当遭遇道德上的难问题，旧有道德思想的组织几归破坏的时候，自也能于败墟之中，留着有力量的永久的要素。如斯，在儿童时代能尽量造成许多良习惯，则成长之后，虽当经营高等事业时，自也得发挥那么多的精神力。不唯如此，且更能不为短虑及轻率而误事，却善反省而随高尚的动机以行动。惟在所谓反省的时期，因有比较新的动机及思想浮于念头，故倘若这些是比自己所有的习惯组织为善，那么反省是好的；倘若不然的话，反省就是大失败。所谓人者，是很少预定某种目的，向此目的而为有意的行动的；大都却是由于盲目的多矛盾的欲望，行动及反动等以行动。所以有善良的习惯组织，由此以规定大概的日常行动，实属必要的事情。
  倘若上述原始的意志，为了先天的或后天的原因而有错行，那就有加以急剧改造的必要。只有那般误认虚弱为天真，误认单纯为正直，且把儿童的缺点因视为普遍的事情而轻轻看过之人，才会否认凡是儿童都多少有点偶然的错行；也只有那般人，才不懂得诉于儿童的恐怖心及痛感，正是教育范围内所不可缺。反之，无论是父母，是教师，或者甚至是上帝，倘若只用慈爱对付儿童，是人人知道会得减弱儿童的意志的。儿童并不为请求教字母而哭泣。算术在儿童看来，不是果点却是药；且他的对于讨厌的课业，只要有点一知半解，就装作完全透澈。“学问的果实虽甘，它的根却永远是苦”；惟有这苦的经验，才获强固儿童的意志。在优良学校受过意志训练的儿童，将如德国的文豪赫特尔（Herder）嘲笑那不劳而得知识之奢侈方法。我们必须预期到，懒惰者是与恶人同样，在未来要受惩罚的。意志正有如教育者为儿童所保管的财产。自然，儿童现在对于这样的财产，也许是不喜欢的；但等到长大以后，他定将喜欢无疑。故我们必须把儿童在将来所自欲强制以行者，即在现在强制他实行。儿童异日成为壮年而回顾本身时，居然发见自己的习惯正是和健全意志及社会所命的法则相一致而来，实为愉快的事，且这种经验即成为联结教师与学生的最强的锁。
  然而，再没有什么别的事要比责罚更当个别而行的了。对于甲儿，只消稍加威吓就行，而对于乙儿，纵令几次加以威吓，也将视若无事，这种威吓便只有连最愚蠢的鸟也会立刻知道可以栖止的刍灵（scarecroros）一样。故适当的贤明的叱责，是教育者特别的技俩。又，在某种学生，以宽恕为最酷的刑罚；而在另一种学生，以不许与来人往为最酷的刑罚；其中更有以隔离朋友，禁止实行职务，或被单独幽禁 ——这罚在某时期是非常危险的 ——或被人家嘲弄，感为最苦的刑罚者。斯宾塞所主张的“自然罚”，能被应用的场合非常之少；对于最恶的行为，更是不适当的。从前有个叫做巴斯多（Basedow）①的教育家，当儿童陷于恶的诱惑时，为紧张他的精神起见，把他缚手柱上；倘若是愚钝或不注意的儿童，则给他戴上 “笨伯的帽子 ”，并系铃于其身上；倘若是傲 慢的儿童，则仿古代亚里斯多芬嘲弄地描画亚里斯多德的样子，则把他放入篮内，从天花板上吊下；又若两个小孩争闹，则叫他们在全体学生之前面对面地立着，互相注视，直至两人感到好笑，将怒气全消时为止。巴斯多的这种做法，与其说是贤明，倒不如说是精巧。训练的目的，本在不用惩罚；但有时甚至连鞭挞，也是不当禁止的。鞭挞固宜如刀之纳于鞘中，可以不用；但终不宜搁置过久，致遍体生锈，到了要用时竟不获抽出。如德国之用法律限制鞭的大小及长短与夫可鞭的部分，固无不可；但如在我们美国之竟比德国还轻视鞭挞，实无是理。自然，惩罚的本意，应是威吓的、感化的，可决不是复仇的。所以与其严厉，不如确实之有效。惩罚原也有在儿童心中，激起肉体的动机，而阻迟心灵的动机发达之事实。但男儿的意志教育，若不有多少的鞭挞，殊难完成。自然，我当不主张像从前般施以极端的严罚。从前斯巴达人为锻炼身体，是把猛烈的鞭挞当作体育看的。德国自三十年战争后，也曾在长时间通行过严密的鞭挞。在从前的英国学校中，学生视受鞭挞，绝不以为是不名誉，反以为这是男儿们所当受者，故为了受鞭挞，更觉意气洋洋，在教师面前走来走去。这种种，至少在意志坚强这一点上，无论如何，都是可受赏赞的。大凡严酷的束缚，能引致心的平衡、内省、自制；惟不能促进自愿进取之心。反之，今日博取儿童欢心之事，已成为太普通的习惯，妄加赏赞褒奖以诱起其自负心，或为得儿童的善意以从事教育上的小技巧。这种情形，正有如印度的耆那教徒（Jain）相同者。耆那教徒当行路时，深恐于无意中踏杀小虫，于是一面用帚扫路，一面向前走路。对于某种性质的儿童，要像士来厄马赫（Schleierma-cder）所说，有某种类在萌孽中的恶行为时，以不加压抑为宜；但一旦实现了他的恶行为，却有施以惩罚之必要，以当作斯班克斯泰（Spunkster）的强壮剂之一种。皮肤上的痛感，决不算是世上最恶的苦痛。假使我们能就鞭者之所感与被鞭者之所感，即所谓鞭之两端而具有贤明的理解以事鞭挞，则由此所生皮肤上的痛感，即可成为预防更可恐的苦痛之手段。儿童对于教师而有侮慢、故意反抗、假作不注意或虚张声势，就都是需要治疗的意志之病。特别对于不常经见的具有生机的（promethean）崛强顽固，更有执行严厉处置以挫其意志之必要。这与对有毛病的肢体必须施以外科手术之情形，恰巧相同。这固是一种残酷的方法，但若置而不顾，一到壮年，就有引起一种道德的重症外伤（trauma-tism）之危险。只不过具有能加这种根本治疗的勇气与能看到适当机会的见识之两亲，殊不多觏。毕竟这种矫正法，有如某人所说，与拉下正向悬崖绝壁以行的人而救其危难者相同。即令与以任何严酷的惩罚，然与将来当作自然罚而具有邪恶的意志者相比，到底还是异常轻微的罚。这样的罚，又较用讽刺、嘲弄、苦役等的形状所受的罚，还更好些。固执倔强的这种力，单就力上讲，尚属可以钦仰；而且每人理该各有自己的意志。只不过这种力量，如其误了方向，那么力量愈大，弊害也从而愈大。过分的褒奖或赐与，反而贻害儿童之事情，已是世上通弊，而能自己节制，不走到这种姑息溺爱之路的贤明父母，却极希少。故在儿童已做过应该受罚的行为之后，竭力地想表现亲爱之情，冀重受父母的垂爱时，而望做父母的能抱有适当严正的态度，或者是个奢望也未可知。倘若儿童做了恶事，经过了许久之后，才用冷峻态度以施罚，确会引起幼小儿童对处罚者之厌恶。反之，即刻以过度的热情施罚，——在罚的原则上，本当有少量的热情 ——则年长的儿童会得不能唤起良心的自然反应。而这种良心的自然反应，乃是时常所必要的。著者虽然对于学校中的惩罚之失于苛酷，不予同意；然同时又相信，将惩罚完全废止，也为对儿童有害。只是惩罚之施行，可说是仅对儿童性质中之一部分而发；故儿童虽说过一次谎，却不可就此把他当作说谎者以施罚。我们是只对儿童的特殊行为加以处分的，除此以外，便必须完全爱护。
  惟要之，无分辨地滥施鞭挞，是非常有害的。我们总当就儿童的年龄、性质、罪过的种类、处罚适当的时期与场所等，善为考虑，以求施罚之可以发生最善的效果。可是，这是教师义务中最困难又最需机巧的事项。普通一般的教师，在这点上，是非常不充分的。因之，大胆地宣言我们上述的原则，也不能说实际上全无危险。芮克女士（Necker）与西旗门氏（Sigismund）曾指出这种危险发生之二个场合：第一，平日善良的儿童，到了某时期，会得忽然变成侮慢，不服从，做不稳当的举动；这便是独立自治的本能，不及时地而且急激地发现，于儿童生涯中造成一个新纪元，而为将来得成一个男子气的人间之基础。当这种本能发现时，教育者若出于宽大，能为儿童开拓一片小小的供独立行动之田地，那么儿童在心中经验过种种感情上的冲突以后，终于得由健全的反应，重归于平常温良的性质。第二种危险，叫做退屈病（En-nui），有这种病态的儿童，是感到不少无名的苦痛的。假如我们陷于这种病态的话，便有下列的情景续续发生：我们翻开了五六册的书籍，这里那里地瞎读一点，觉得都不洽意，就出去散步，一经出去，便又回来，精神和身体皆在四处彷徨，寻常这样那样，但终于找不到可以满足之物。倘若一个儿童是在这种病态，那么他将忽而弄玩具，忽而做游戏，忽而要硬讨食物，未几又忽而要非常率性任情地乱来，甚且等到任何所需求的物一旦入手，不是弃之不顾，便是发着怒气不欲接受。这都是生理状态之结果，可视为那称作衰弱症的危险病之较为轻微者。对于这种病的意志而加罚，是非常不好。对它唯一的治疗法，只有使之静养安息或做愉快轻松的娱乐。为教师者，务必向这目的，讲究充分有益的手段。现在需要另一种宽大的处置者，是当儿童在做了恶事之后，自己开始感到而说谎话的时候。在儿童想隐秘自己恶行的欲望中，也有自己秘密改善，而使谎话变成真实者。这种情形或当稀少，但说谎的诱惑，在作恶的儿童终要远比行善的儿童为多。为什么？因说谎的主要动机是恐惧，如果说慌而成功，一方面可没有恐怖，同时且将减弱想补救恶行的欲望之故。
  以上是讲及服从，现在愿进而讲及儿童稍稍长大以后有养成自治心之必要。原来所谓自治心者，只要服从的德性一经养成，就当作它的必然的结果以起的。固然，一方面取强制手段，一方面又欲诉于儿童的理性，两者兼行，确极困难；但儿童远在脱离教育者的支配以前，必须能感到自己的自由。故当儿童渐渐生长，渐渐减少命令而诉于儿童的衷情以教育的时期一且到临，就须极简单地教以精选的标语、谚语、格言等，以深刻于儿童之心。所谓教育，曾有人下一定义，说是抵抗人生偶发的影响之作用。实际，人间的意志若不得命令或规则，确乎是不能努力的。倘若向儿童讲明道理，儿童的大部分精神便要为了解道理而消费；其结果，儿童即令在理论上同意于教育者的意见，而在实行上却要缺少意力。心力不强健的人，而抱有多方面的思想，乃是危险已极的事。意志强固的人，是不喜欢议论的。倘若一个青年，将自己所未尝经验的事情——主观的或是客观的—
  —向人瞎讲，或者独自瞑想，就有没理由的意见及错误的信仰发生，立刻使他的行为与思想都陷于混乱状态。此外，更有可以称为意志之诱惑者的不正确的预期起来。本来，用语言以训练意志，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意志的理想，是非用人间的智力所能理解的。柏拉图说过：一切大事件都是危险的。对于精神幼稚的人，真理不只是虚伪，且实为不道德。意志教育是深沉的而非广泛的大事。就著者所知道的一个实例来说，某儿童在暑假中，与某伦理学者一面散步，一面听到关于道德的种种议论，后来竟把以往数年间所受德育的结果，连根破坏。凡给与儿童的教训，务必为儿童可从日常经验上所容易了解，又须伴以许多实例，而得由儿童的习惯与注意深切的思考以确定实行者。尤其切要的，更在教训之透澈分明。这是为使儿童能尖锐地辣酷地感到违反了教训所生的苦痛。倘若不是这样，教训是过于概括的、不明了的、为儿童的经验所难以了解的，那么儿童即使违反了教训，也往往不能有所注意。惟若从幼小时养成了服从他人命令的习惯，到青年期时将也能善守概括的教训。
  使儿童能遵守教训的最确实方法之一，是筋肉的训练。因为筋肉倘比神经组织为弱，便会于知识与实行之间生出隔阂，意志归于停滞。在扬氏以前称为德国体育界之父的加斯穆士（Gutsmuths）时常向人警告：切莫以为运动笔舌的二三小筋肉是有提高人间的，力量。他和他所创立的忒涅（Turner）协会的会员，都相信此等小筋肉固能经由言语及观念以轻微地刺激精神；但欲复兴德意志祖国的那样大力，却只能由强烈地均齐地训练大筋肉以获得。因为掉三寸之舌以描摹人生的争斗是一件事，而实际投身于人生冲突的旋涡中以奋斗，又是另一件事。加斯穆士一派的人说： “身体愈弱，命令精神的事情愈多；身体愈强，服从精神的事情愈多。”
  如斯，训练了筋肉，我们便能织出以意志为经、以观念为纬的坚牢的精神组织。意志与观念的结合，也将由此密切强固，在必要时，两者便能把全力集中于某一点。即每一种观念，或每一个动机，都能唤起与此有关的别种概念或别个动机。故一旦坚决地想实践某一目的，就有意外的力发生，精神即不格外努力，也将由于此力得以容易地达到目的。有了这样的总合力，至少可有精神之实际的统一。所谓真的意志自由，便指能有这样的统一在精神的要素与要素之间能有无障碍的关系而言。只要这种统一成就，当精神预备为一大奋斗，发动员令于许多力量时，这些力量便会一齐开始活动，以造成一大势力，且精神可一点也不受情欲之影响。有了这种精神组织，虽是极平凡的人，也能作出惊人的事业；没有这种精神组织，虽是具有伟大心力的人，也将徒使精神混乱，力量丧失。借用冉保罗（Jeanpaul）的话，精神之中虽有硫黄、木炭、硝石，但因没有火药，就不能在此等原素之间结成一定的关系。故今日对于教育者之最大的要求，便在他们能了解上述那样的意志组织。
  这样，有了统一的活动精神全体而非其部分的力量，我们就得不受诸种形式或惯例之束缚，而得对于生命自身具有深的兴味。因为能限定目的的范围，即令失败，也可不致失望。更能在心中不发生猛烈的激动。意志强固，足以胜任许多责任。惟仅有这些，尚不充分，除此以外，还当另有更深远的某物；否则任做何种善行，也将落空。这所谓深远的某物，即是纯粹（purity）。这种纯粹的性质，是当儿童尚未有了解教训之力，尚未达可用言语使精神发达的时期，而由母亲造在儿童可塑的精神之中者。这种性质、或者也可说是先天的、遗传的。意志能努力活动到何种程度，是大受我们的善良性质本原（aboriginal）到何种程度之影响的。施于儿童的训练，一方面必须前后互相调和，同时在他方面，也须和自然相调和。如果训练得宜，儿童的思想能和在心底的信仰一致，儿童的所语、所感能和心中最深的感情一致。又，儿童的意志能和为一切欲望、希望、注意、努力等之终局结果的最高最深的意志一致，那么他的幸福，将比普通人多出数倍。经过这样训练的儿童，一旦达到道德上的丁年，开始立在自己深虑结果的确信之上，能抵抗世俗的评论及猛烈的情欲，又感觉到从这个深泉所涌现的纯粹义务之约束与喜悦，则可说于意志世界中新添上一个独创的势力。叫它为灵感（inspiration）可，或仿康德叫它为超经验的冲动，更或者效斯宾塞叫它为亘几万年的祖先经验之深奥的反响，甚或如丁铎尔（Tyndall）①般叫它为“火云”，都无不可。但著者却愿叫它为，最纯粹、最自由又最有力的意志或良心。
  但要由这种最高最善的意志以指导自己的日常生活，若不是稀有的道德的天才，到底是不能实现的。对于普通人，能养成为最善服从权威的人间，就算是最善的教育了。这样的教育，既适于和平之道，也适于自然之道。因在普通人，要超然于自己种种的感情以及党派心、阶级心甚至习惯等等，而只依从自己的良心以处理万事，是实际非常困难之故。所以一般的人，总是多少有意识地急乎屈从在权威之下。又，自己虽只有最小限度的自由，但宛若以保有最大自由的心地以自告满足。他们之尊视私利、任情及自负等的偶像，要过于尊视为历史上最大理想之纯自主的义务心。所困难者，是在如何解释这类道德的本能，因为就是这方面的权威者，也缺少为解决本问题所必要的自己知识。在这样本能未被用智力正当解释之前，那在启蒙时代所造出的道德上的空隙，将决不得充实。对于这一问题，许多学者殊有绞脑汁以竭力研究之必要。又，必须用最良的研究法以发见其秘密， 且使普通人都得了解。
  于是，最后可来说及道德教育的最高且得直接实行的方法。这所谓方法，是指由于也为了智力的作业以训练意志。我们决不当把青年时代或少年时代单视作壮年时代的准备。在青年及少年，所谓学习的事情，更比所谓知道的事情为有用。训练意志及品行者，是经程而非终点，是工作而非制品，是获得的过程而非获得的事物。故单教以单纯的结果，而不教以为得此结果所使用的复杂方法，不经儿童的努力而使他发达一种已经知道的自觉；教大事件时轻心掉之，或者竟以游戏的态度出之；无论对于什么，都只循着抵抗最少的路以引导儿童的心；这都不过徒然增加另一种的又是最使气力软弱的儿童之奢侈心于他的生活中罢了。勒新（Lessing）①之宁愿探究知识而不愿占有知识，也因在知识探究之中，伴有努力的感觉与力量。这种努力之感与力，是足以训练我们的意志的。如今，智力的世界正在益加成为意志训练的地盘；又在智力世界中的努力之感，能及大影响于品格，使教授作用发生真正教育的效果。有了这种努力之感，智力的作业将不只限于言语之使用，而实能成为行动的系列或是活思想的连锁。真的教育在乎努力。那不努力而得知识的人，纵令具有多少知识，也只能说是仅被教授了些知识，却不能说是真受过教育的。
  所以，在将来社会中露头角的人物，必是精神力受过训练的人物；而早年元气近乎沮丧的人，他的知识是不会转变成实力的。
  精神训练，特别是高程度的训练，之所以往往伴有危险，是因缺少意志的努力而与以不完全的知识所致。尤其在所与于儿童的善良教训，让它和恶劣习惯安然并存时，直接会发生道德上意志薄弱之结果。有意的回忆，即强制精神以产生许多印象的回忆，能增强那可称为智力的意志之势力。反之，为了意志的努力不充分，它的活动要受种种刺激而被妨害时，至少将有记忆的分裂，或初期的健忘等类的精神衰弱之征候立刻发现。大凡为使智力充分成熟，固有对观念，特别是根本观念有长期活动精神之必要；但为此而不遭遇道德上严重的危险者，殆无其人。其理由是：当人间作知识的研究时，为要有新的立场及新的观念，有把精神的诸要素重行结合之必要，而以前业经组成的关系，便有在这过程中被破坏者。即如移住美国的移民，因风俗、习惯、思想的改变，也多发生道德上的坏影响。而所谓教育这件事，本含有变化之义在内。愈训练便愈变化。故在儿童过渡时代中的训练，更多危险。例如，当医科学生根据新学的不完全的卫生知识，思欲重新规定日常生活，而于旧习惯或旧思想与新思想之间多所动摇时，就要发生这样的危险。特别当旧问题，即为我们不能说明理由而久被搁置的，如今感到有再行研究之必要时，那就有特别的危险，因精神于长期间做智力的分解的活动，它的活动力减少，已成耗损。实在，从开始受初等教育以至学习科学哲学的时期之所谓智力的训练，果如普通教育学者所想，真有改善人间的力与否？又，假令有受这样的智力训练而能胜任的天才及富才干的儿童，但其知识果能十分成熟与否？此等问题与其说是学问的问题，无宁说是文明的问题。且是对于多数人的一般教育上最要的问题。
  事情开始似是困难，但实际是容易。试观一般人做事，起始总有多少进步，任是如何无能的青年，当初学新学课时，也很能胜任；惟随学课的进行，困难的程度，却不是算术级数的而几乎是几何级数的增加。但无论是本人，或是试验他的教师，都像不大注意及此。在小学校，一切学科皆由一人主持，绝无由专任教师教授特殊学科者；而学年试验，又在人的体力、气力最衰弱的时期，即春季中举行；凡这种种，皆为中国人所善解决者，即不讲究如何教育，而只讲究如何教授。试验的及格点 ——假定是五十点——不能给与那仅精熟书的前半或学科的前半之学生，而只能给与至少须精熟四分之三或以上的学生。学生不必努力而得从早上达的教授法，有如正在美国的许多学校中实行而且奖励的，实为减弱学生意志的方法。所谓一知半解，即有精力浪费的意味在内。
  真的智力训练，仅有一个方法：即向着一个方向，长期地集中精神，以训练在智力里面的意志。倘若反之，做许多各种各类的小的活动，则儿童的智力将因受种种的印象而成为混乱的状态；他的意志，也将和用橡皮纽打结，打得太多了以致割裂的情形恰恰相同。故如：“长于一艺者，能制己”；“欲得多方面的知识者，先当集中精神于一方面”；“牛马与其任意彷徨，不如划一片小地面，而在其中食牧草之为愈；不然的话，他将连牧草的美味最近于根的事都不知道”等的谚语，都可为表示智力界的意志训练法之最便利的符号。不唯如此，纵令是注入主义，只要限于一个题目，而在这个题目下面是能把各部分结成关系的；或者是个有如在西部地方的创始的“单科专门学校”；或是有如戚勒（Shiller）及莱因（Rein）诸教授所设计的结合种种题目以施集中的教授 ——这也可应用于小学校；或是有如戚勒教授所设计的，结合大学的各学科，而于内容上或方法上，使互有亲密关系的诸学科前后联络以教授者；更或者是为了学位试验，而课以一种中心学科与二种附随学科者 ——凡这种种，都是无疑地能使学生发生自己各有效能的感觉。这种感觉，便是人生最深厚、最堪自夸的喜悦。即全目的近乎空想，但只要能由此以形成学问的统一，得以扫去在今日中等学校及大学中所行那样包罗万象的皮相研究法，也就比漫无目的的用功胜过不少了。
  最后，就智力的生产性与创作力言，意志坚强的人，将轻视什么新见解、速成法以及捷径之类，而惟信赖于正直的确实的研究之力。人间智力的大小，主要是由这种意志力之强弱以定。大凡思想到了成熟，得以在人前发表的时候，意志就要活动，而有节约其思想善为统括之必要。这一步如能做到，我们的智力即得很轻便地处置这思想；换句话说，思想是已成为实际的了。倘若在接触新的思想时，能有不慌张错乱，而自具深切的责任感；又能不困扰急切，而善为忍耐，沉默，从各方面观察，或征取大家意见，或诉于既有的一切知识 ——这样意志坚强的人，他就是个真能有最后成功的人。现代的诸种重要发见，无一不是费许久岁月与多大劳力以成的；但若用文字来表现，尽可写二行或十行以了事。从而今日的实验家，即得于数分钟间装置仪器，以获得与这相同的结果。我们不要忘记：大部分的学术研究，如订正改造已成思想的度数愈多，则发表结论的时期就要愈迟。又，若以从他方面所发生的新兴味，来就同问题继续研究的度数愈频，则思想当愈明了，愈可渗透于他人之心。这无非因为用意志的行动之言语以发表思想所致。而惟这样意志的行动之言语，才可称为 “完全人的言语 ”。
  道德的训练与宗教的训练，关系至为密切，因之把两者分离立论，就难完成。质言之，宗教是与一切特殊的教化相对立之最普通的教化。再从宗教的兴味，为使知、情、意的统一可能的人间最大的兴味一点来讲，可断言，宗教实为一切教育之归着点。然则，当怎样以教为知、情、意之统一者的宗教呢？
  道德的宗教的训练，如不从摇篮时代开始，是不能有真正永久的效果的。福勒伯尔曾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婴儿之所以无意识，是因安眠于上帝身上。当婴儿这样在上帝处安眠的时候，决不当鲁莽地或早期地使他觉醒。即使是意识的生长之初期，比起这个无意识时代，也得说是多少堕落；故无意识时代，是过圆满、平静、自然的生活的时期。婴儿生时所已具有的经验，只不过那可以称为：一切感觉之母的触觉的经验。但后来为了年轻的母亲，本能地轻打他，抚摩他，抱拥他，即远在婴儿尚未能有自他的区别之前，发生了种种的感情。婴儿因精神的发展，最先便注意到母亲的面貌与声音。未几，母亲对于婴儿即居于上帝的地位。在这时期 ——这可决不是短的 ——内，儿童的宗教，仅不过成于如感谢、信任、依赖、爱情等的情操。这种情操，目前虽仅为对母的情操，但将来得成为对上帝的情操。这时期的母亲，实为对于儿童惟一适当的对象，故若所养成的婴儿对于母亲的此等情操愈少，则成长之后，对于上帝所当有的此等情操，也将愈少。故从这点来看，也足知母之地位是神圣的，她的责任是重大的。福勒伯尔所说，根本的宗教感情，能在生后数月的婴儿心中养成。或者不算有误。自然，对于这样的题目，不仅不能视为感情的，实际上且是不能有感情的。为什么？是因婴儿的精神仅有情操，又因这种情操是为小儿或大人的宗教所由建设的基础之故。母亲的感情与心身的状态，所与于婴儿的影响，实在是非凡直接，非凡无意识，可有非凡多的途径。故这些关系之有似神秘，自是当然之事。母亲之为稳静镇定，抑为轻躁过激；为精力壮健，抑为性情和易；为有规则的处理儿童，抑为不循规则。凡这些特性与习惯，皆以触觉的形态，与印象于儿童神经系统之上。从这一见解看来，使婴儿之心归于平静，而不与以猛烈的刺激，是宗教教育上所不可缺者。婴儿的精神，正可比于植在园中的种子。当微风在树枝上沙沙地吹拂而过时，它是不受压折或移动的。太阳的光线，甚至夜的白露，冷的空气，也不光顾到这种子身上；但虽如此，从未有一缕光线、一息空气或一滴露水，是不贻影响于这种子，不刺激它的生长力的。儿童是一种植物，故必须于适当的时期，在户外过活；处理他的方法，务必不取强制。由此观之，至少在这重要时期的宗教，是纯粹单纯的自然宗教。从而在这时期，对于自然所做的事全不干涉，是宗教的训练上最高的技术。又因在这时期，精神与身体是显然完全一致的，故伦理的宗教的教育上最有效的事，莫过于对儿童身体之注意。
  自然物为宗教与科学之源泉。当儿童开始见到自然物时，随有新颖的天真的好奇心起来。又，在这种好奇心的影响之下，涌现出种种的情操来。是以凄寂可怕的大雷雨的光景，美丽可爱的春天的朝色，使儿童之心溯于远古的千年大木、古城址及巨岩之类，或使儿童之心驰于千里之远的日月星辰 ——以上诸种教训的利用，是幼稚园时代的宗教教育上最最重要的工作。见天体而犹无信心的儿童，实比无信心的天文学家更属病态。本来，在这些方面，儿童之心，和古代预言家受神的默示一样，是从自然界广受印象的。儿童认不出在自然与超自然之间，有什么根本的差异。久为野蛮人所欢迎的自然神话，便成为滋养他们精神的无上食品。也有本着如下浅薄的原理，即凡教给儿童的事项，决不可在后来需要订正。因而主张对于自然物，也只能教以科学的知识之初步者，也有主张应鼓励孩儿采取批评的心理态度者；要知这些都足以缩小儿童的心情，且强制其智力趋于早熟。也曾有人说，对于这时期的儿童，田园生活即是宗教。此说之当否，或是问题。但要之，自然宗教之基于田园生活，可从生长的顺序言，或从教育的顺序言，自然宗教之先行于天启的宗教，总是显明之事。从这时期稍稍过后，说真实的习惯必须养成；养成的最好方法，在使用感官以正确地观察事物。观察单纯的自然界的现象与后来精密地又详尽地向人告语，本不是容易的事情；但只要能养成想试做一下的习惯，儿童便得由此知道何者为真实，又将留下所谓真实之印象于儿童全体生活及性格之上。著者本此理由，敢不踌躇地断言，为给儿童以道德的影响，殊有教授科学的要素之必要。但同时，因真理不限于感觉的事物，故若在这时期，除感觉方面的训练以外，别无所教，则儿童的精神，势将偏于物质的方面，而成为干燥无味，对于所谓实际的价值之真理，也将无所感觉或反应。我们有忠实无误的解释自然界之必要，同时也必须学习忠实无误地解释人的心情及本能。因为人间的幸福，一方有赖于使自己适合于物质的外界之能力，他方同样地有赖于使我们的信仰与天性中更深的感情相调和。由此，倘若我们的宗教信仰及道德行为，真能表现人的性格而决无什么虚饰或不诚实，则这种信仰与行为定将增强无疑。要拒斥虚饰与不诚实，只有一途，即当初把一切全委于儿童的自然冲动，尽让其趋向肉欲，后来顺其生长的程度，才供给以他的精神所必要的资料就好。无论何种宗教的教义，凡是认真地怀疑，或甚至易生误解者，决不应作为根本的——特别在道德上是根本的 ——真理以教授。但儿童一经确信了的事情，往后也有变形的，是不可不早有觉悟。又，就这种事情，经过几次考虑之后，才能渐渐地引致心情与真理之间的调和（倘若能成立的话）。所以最积极的宗教教授，如果毕竟要教授时，即令教授事项极其重大，惟因对孩儿尚觉过于高尚，务以简单地施教为宜。至深奥的意味，须等成长后明白，今则只可当作好奇心的刺激。但对于神圣的事项，虽当儿童尚未能感到或懂得时，也不当过于狎熟，或者成为习俗化。
  儿童所有的上帝之观念，当初不当是过于熟习的、可爱的、有人间性的，而当是漠然的、空泛的、可敬畏的；换言之，儿童观念中的上帝，与其是善听他们祈愿的亲切的上帝，无宁是自然的上帝。又，教授儿童，与其说他是上帝的爱儿，不如说他是上帝的忠仆。上帝观念之所以在教育上为无限高贵之理由，是在儿童由此得以扩大对于宇宙的见解，并得以朦胧地感到宇宙法则的普遍及万物之处于一个永远不变的体系或政府之下。儿童之渐次了解上帝的法则为与父母及教师的法则不同，而是必然的、永久的。上帝所定的罚，也同自然法一样的确实。这是道德训练上最切要的要素。就儿童成长的顺序言，应以第一法则、第二福音；即第一自然、第二神恩的顺序以教育之。
  在儿童行动之中，有很多即刻伴有快感或苦痛者；但也有结果的呈现极为迟缓而且严重者。因之，他们有须参考他人的经验以自行警戒之必要。教育者也必须巧妙地制定人为的赏罚，而求其能和自然法一样的公平。如果命令正确，儿童能渐次视这种命令为由比自己智慧优越的人所发，则对命令尊敬之念自然发生。康德称这种尊敬之念，为义务心之根本动机，更下如下的定义，即为抑制利己心，依道德法以直接决定意志。这里，儿童对自己所未了解的事物，尊之为权威；当儿童对命令而反问 “为什么 ”时，——这虽是由命令之不合己意，但也表示对于权威的尊敬之不充分 ——教育者或父母应立刻与以满足的答复。关于此点，如其将来能不再有应用外面的权威之必要时，固然即此就好；倘若不能的话，则当答以“现在你尚不能明白”。从这点看来，教师的性格与品位之为如何切要，最易分晓。毕竟，在学生方面，只要能与良教师每日接触，即令不再讲什么教训，也自能由各方面接受伦理教育。由此又可见到，男教师的体力固比女教师的为优，故当作教师，特别当作男学生的教师，不能不说男教师要比女教师为适当。这种男教师的优越的体力，倘若做学生的能善为评价，就得引致真实的威严及对命令的尊敬；尤其是教师的心地和规律，如能时常保持同一的调子，那就更好。
  当学校生活开始的二三年间，良心的教育实为伦理的宗教的教育上最重要之事。所谓良心，在一切称为“能力”者之中，是最复杂，又是最易教育的。对于如公平、朋友、衣服、不亲切、虚伪、清洁、秩序、名誉、趣味、自尊心、动物处置、读书及假期工作等等问题，引用历史上及文学上的许多实例，以善立秩序，由同情的熟练的教师教授，则无论男孩子、女孩子，都将欢喜聆受。其效果也将即刻在实行上表现。这且正是构成良心的方法。从前，人认儿童有先天的得直观事物原则之一种智的能力；为了这个谬见，在夸美纽斯（Comenius）、巴斯多（Basedow）、裴斯塔洛齐以前的教育，全成为平凡的、独断的。这个谬见，今虽到处加以排斥，惟独在道德的宗教的教育之范围内，尚占有充分的势力。在人类精神中最先发达的，是感觉；而总称为良心的高等直观作用，是后来慢慢发达的。良心最初不是智力的，而是以情操的形态表现。又为由遗传性向之助力以及周围的事情，于不知不觉中所形成者。如前述道德上的言说，只不过使良心更形明确而已。然世上做父母的，常有忘记幼儿所有道德的情操尚极微弱，故必须以权威与深的注意长为监督之倾向。正犹年轻的医学生，才学得一点生理学及卫生学，就想改革食物及养生法，致使老练的医师望而却步。同样，美国气质的男学生，欲以半生不熟的道德摄生法，规定自己行为的结果，也将有使他们道德的识见趋于成熟所必要的势力早衰之倾向。其次，教育者的权威，也应逐渐放松，又须明白地放松；尚放松时，要每次对准着某种一定的行为。辨别正邪的本质，本是最高又最复杂的智力作用。普通人仅不过凭联想以资判断，若在儿童自然更甚。或者教授全部人间义务的最善方法，当莫过于搜集利己心的实例，又指摘出在人生每一阶段中应年龄而有种种变形的无数利己心。利己心固与所谓无限的感觉相反，也且与真的宗教相反。故利己心的研究，不像体系的伦理学，有因种种异说并立以致思想混乱、实际不适之虞。
  为良心教育之一大工具的《圣经》，对于少年，实比世人所一般设想的，还要来得不适当。原来，《圣经》是表现最成熟的人类经验的结果，为人类所有最高贵的传说。《旧约》的历史，殆全由纯粹的伦理内容所成立，比大部分最古的历史还要优越。但在过去数百年间，一般人民被禁止阅读《圣经》，其理由盖与柏拉图深怕自己的思想一经写成文章，将被许多人误解其真意，以致产生非常不好的谬误及迷信，从而拒绝写为文章者，恰恰相同。为此，儿童也不当过于轻易地接近《圣经》。
  供儿童期用的《圣经》，与其用《新约》，不如多用《旧约》。《旧约》中所载律法之思想，是教育学上可供了解基督福音的准备的。教授《旧约》，应从精选的故事开始，仿德国学校之例，改用教师的言语讲解，使印象可以深切；惟所讲的话应止于故事自身，不要添上什么注释或教训之语。起初，只要直接诉于儿童的理解力就好，道德上的教训，自能确实地为儿童所接受。
  为教育者所当加意研究的最重大的变化，大概是那些起于自十二岁至十六岁之间，而在以后数年内完成的。在这期间，青年从自然界接受一种新的势力资本及爱他感情；这在心理学上也可称为第二诞生，一生的成败即由这种新势力之运用如何以定。因为有这样生理的大变化，青年的心情自然也要发生变迁。教会之所以逐渐置礼拜的中心于新生命（regeneration）之上，即从精神物理学的立场言，也是出于正确的本能的。我这里所说及，自然只限于精神物理学的方面；可是，这方面虽然到处没有同灵的方面那样重大，而是受制于灵的方面的，但终是到处有得存在。凡是所谓物理的，在某意义上，与其说是为构成物的要素，无宁说是有调整物的作用。这在别处如此，在这里也复如此。所以统计上所表现宗教上的改宗（conversion），以在青年期为多，这件事实，是毫不足惊的。而大多数教会，也即在这时期举行坚信礼。
  在这时期以前，儿童只生活于现在之中，是利己的，缺乏同情心的，但是坦白、忠实、服从权威；除模拟年长者的言语、动作、习惯等所谓儿童固有的假装矫饰以外，别无什么假装矫饰。惟在这时期，身长突然增加，心身的持久力与活动力都有一时的减少；喉头、鼻、颚等皆生变化，凡为祖先之特征的正常形态与病的形态也皆呈现。而变化更大更长者，则在神经系统中发生。这是这样的：一方脑髓皮质发达，回转部膨胀；他方联想纤维发达，在诸要素间互相联络。其结果，在从前视为不生关系的事物之间，今也显然有了关系。在这数年间，生长力主要是向着这种方面发展的。所以，这时期是极危险的时期，性格上的变化也甚急速。不管对两亲的关系，一向是如何的亲密，但如今青年的精神，关于重大问题固已宣告独立。向父母隐匿而向同辈朋友公开的事情，是常常有的。这在男孩子方面更其显著。可是一般做父母的，往往全不注意。在这时期，自由的精神非常旺盛，除自己所定得法律以外，别的什么法律全不在他眼中。无论是意见，是行为，都属自发，还常表现骤突狂妄的形态。因之，教育也必须诉于这种自由的精神。在这时期，有一种同情及友情发生，可以结成亲密的朋友。再有一种感情的夸张事物的欲望，引以为愉快。还有，对于在远方的，关系不密的，不可思议的东西，具有莫明其妙的爱慕；这当可视为一种预感，知有比自己更高的某物之存在。若是男子，敌对心、竞争心等的本能，至此为之增强；若是女子，良心的感觉锐敏，反省发达，开始对音乐、读书、宗教、绘画等发生兴味，且能认识这些对于她们的壮年时代会有如何的意义。对于某种人，甚或对于任何事物，时常表现一种强烈的崇拜及牺牲之本能。使性任情，或爱好孤独等的行为，也要发达。因常“发作脾气”，就使得这时期心身的猛烈劳动，不能不因胃、肺、胸部、心脏、背部、脑髓及其他各部分的营养缺乏，而引致发育之阻迟或萎缩，且有了这种原因，到后来便容易害病。要青年把此中消息，坦白地具体地毫不带主观色彩地透露，实最困难。从这时期以后，单纯个人的生活终止；而世人的或者民族的生活开始。这时期，又是理想实现的时代，从而常是内省的时代。倘若心身健全，则维有这时候，才真是人生的黄金时代，热诚、同情、宽容、好奇心等等，也惟在这时期得保最强最善的状态。虽然，这时期又是伴有维特式的危险（译者按：是指歌德所著《少年维特之烦恼》中所表现的那种过度猛烈的恋爱上的苦痛而言）的时代，如休谟（Hume）、利希脱（Richter）、穆勒（J·S·Miu）②等，都有过这类经验。要之，如这样的差异，是由种种新生的力所趋的方向以生
  的。
  这时期的危险是大的，又是明了的。其中最主要的危险，为心身之性的要素有早熟且不均衡的发达。这个危险，甚至比饮酒过度还要可怕。实在，性的早熟这件事情，在它本身已是有害。要是它的早熟是在别种能补充它或制御它的力量发达以前，那么身体之性的要素就要过剩，他种力量要为它所吸收，以逐渐归于衰弱。加以在这时期，关于性欲卫生的事项尚未教授，故一般青年总不免要完全吸收四围一切不良的刺激。青年思想及感情之以性欲为中心而活动，其程度远在普通人所设想者之上。所以性欲自身的价值如何，姑置不论；惟教育总当把青年的注意转向到这种危险要素之外。为此，智的兴味、竞力的竞技、社会的及审美的好尚之养成，应有必要。又，在外部生活方面，也当有所改变。以前惯常的例行工作须得停止，而改做新的工作；不然的话，当两手机械地执业时，精神或许会得闲空无事。自然，家庭生活要能引人多趣，朋友要经选择，规律的习惯要能养成。这时期，智力变为病态的事情固然稀有；而感情变为病态的场合却极多。例如感情不安定、猛烈的危险的冲动、不合理的行为、热心与同情之缺乏等等，是平常所不断见到的。又如歇斯的里、舞蹈病、呕吐性头痛及精神错乱等神经系统上的障害，尤为习见。而且既经表现，就不容易消除。
  无论是上帝或是自然，都已在恋爱与宗教之间结成了一种坚固而不易解除的联系。鞭挞、断食、曝露在大众前面、各种悔恨的苦行、印度人间所行沉默的礼拜、瞑想虚无或如在柏拉图的 symposium①中所见从教育上的动机以礼拜精灵的及超自然的 等事，都是为了防止恋爱堕落所设定的方法。在青春前而有感情生活的改变，固也有合理的理由可说；但这总是表现早熟与强制。只有耶酥开始入神殿时的年龄，才为一切儿童应意识地从事天父的事情之时期。倘使过早地教儿童以关于此等情操的言语，那么应到了青年期需要更深入、更广大的宗教心与道德心，将不能充分发达。著者曾听过，某说教师向少年们作信仰复兴（reuiual）的说教，这正和劝告少年们想像既婚者的生活，且教以既婚者的义务，可以比伦。因为有做这样不自然的事情的人，所以在壮年者的宗教经验中，我们也得时常见到孩子气的情操与表白之奇妙的混合。据说，曾有晨间起身极早的人，在上午专以早起自负，但在下午及夜间却表现笨拙及索然寡味之态。同样，早熟的基督徒，在生涯的上午，也极富于自负心，并装出十分的虔诚；但一到了生涯的下午，就只过得极平凡的宗教生活。据亚里斯多德的 “净化说”（TheoryofCatlaris），倘若一个人在剧场中见到猛烈的情欲之深刻的表现，他自己的强的情欲反而消灭，心地自然归于清寂。依据同一原则，倘若过早地不合理地注入宗教心，那便有如种痘，反而抵制异日更深、更严重的宗教兴味之发生。又若在这时期，对种种强烈的情欲与以训诫，则青年的注意，极易集中于生理的状态，以致情欲旺盛，或者有如许多《忏悔录》中所见到的爱把自己的事向人乱讲，或者有如初期歇斯的里的人发生极端的私利心。反之，由依从良心以正常地导入基督之门者，因为他们的宗教心与建在沙上者不同，故即令往后，对于宗教问题发生疑惑，也不致于为此而动摇到道德的性格之基础。不提高也不扩大儿童时代的宗教观念，而施高等教育于学生的做法，是反乎教育理想，而使人间最高的本性永远止于幼稚状态的。
  在这时期，青年虽已本能地由自己处理自己的事；但教育者应当将从前伦理的宗教的教育集中于某一点，而与以实际应用的机会。大致依据两亲所信的宗教以教育，当是最有效的方法。因为这个时期，是异常的重要，又异常的严肃，故教育者有与以适当的信号之必要。在以前，宗教所及于儿童生活的影响非常之少；在今后，宗教对于道德生活却极有助力。还有，道德上的义务，现在也当被认为神圣的命令。这因要调节青年期所生种种的冲动、情欲、欲望、未成熟的见解及野心等等，必须需有自然的及超自然的之最强的动机之故。青年从今以后，才得具有对于自己的洁白不洁白之深刻的感觉，且实在也是不得不具有的。当青年心中自然地发生这样道德的紧张时，便是需要宗教的教育家努力之绝好机会。上帝在自己内心之严肃的感觉，为青年所不能理解的超世界的责任之感觉，或者由于义务的冲突之经验以致益趋深刻的义务之感觉 ——某人说，这是在精神中宗教自身的起源——都是在这种年龄的每个认真青年心中所必然表现的宗教要素。但能诱起此等感情，以巧为利用，却需要教育者的充分熟练。给青年以专门的教育之基础，固属必要；但同时，使修养人间之理想的方面，使感到广博识见与远大目的之深的兴味，也有必要。倘使在称为超自然的要素中而有纯粹的富训练效果的为能制御一切青年期所表现的种种冲动及情热计，即令是为人间所设计者，只消具有这样的效果，就尽足为最有力的辩明。无论如何，凡在这时期所动辄浪费的势力，如能善为节约，到了将来，自可成熟而为哲学，为博爱心，或为真为善。
  最后所欲一言者，为如上述的精神变化，如过于急骤、过于猛烈地发生，因之本应终身持续的道德力之资本，恰如时计的发条忽然破坏一样，在一次激烈的动作中一时消尽，实为危险。宗教的信念固是最为复杂，故其发达之最落于后面，自属自然之理。刻特雷（Quetelet）说：一国文明的程度，得由国民成就其革命之方法以测定。如果国民真是成为文明的，她的革命就当徐徐而行，决不像疾风迅雷地突起。这就所谓青年期这一个大危机而言，也复如此。青年期虽能继续至十年或十年以上，但在这时期内各种的发达，都是非常迅速，亘续无间的。且如前所述，许多宗教家视青年心情的变化，不以为是一种生长，而以为是一种一气呵成的征服。他们更忘记在健全的宗教经验中，当这种变化发生的前后是含有重大的意义的。故这种教育，正可说是妄冀速成者，或是不播种而思收获者。
  据1929年10月上海世界书局《青年期的心理与教育》初版
  今日之世界①
  绪论
  一、普罗列搭利亚特②之国际的立场
  我们现在来研究普罗列搭利亚特之国际运动，先当明白所谓普罗列搭利亚特之国际的见地是什么。如果这个见地不先确定，那么即令我们如何通晓国际的事情，也只是知道而已，于实际行动上是不能有什么效用的。所谓普罗列搭利亚特之国际的见地，是万不可分离了普罗列搭利亚特之国内的任务来设想的。而所谓普罗列搭利亚特之国内的任务，就是在一切方面，破坏正在暴露破绽的资本主义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然普罗列搭利亚特要实践这个任务，便非先行获得政治权力不可。故各国普罗列搭利亚特之直接的当面的国内任务，即在先行获得政治权力。假使把这个直接的当面的任务忘了，徒然高唱社会主义的理想，那便不能不说是空想了。
  但一说到获得政治权力，究竟如何获得，就有种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是实施普通选举，从普罗列搭利亚特中间选出多数议员，参加议会，靠多数党的势力以获得政权。另一种意见，是由苏维埃联邦①成立的经验所产生的；苏维埃联邦之成立，不靠什么议会主义，只靠革命民众的组织和他们前卫党的领导。据现在实际经验的证明，抱议会主义见地的社会主义之政党，全然无能为力。例如德国，一九一八年革命，打倒德皇威廉第二而由信奉议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内党〔阁〕；但结果如何？他们不仅把竭力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指导普罗列搭利亚解放运动的卡尔和罗塞都牺牲了，②却还■然向资本家献媚，愿为守卫他们的财产效劳。又如英国，在一九二三年成立的麦克唐纳的劳动党内阁也复如此；③到如今，鲍尔特温④的保守党内阁，居然公布《工会扑灭法》，开始对苏维埃联邦的露骨的挑战。其它在瑞士，在瑞典，在奥地利，凡是抱有议会主义见地的，无一不暴露了他们的无能。反之，靠民众组织而成立新国家的苏维埃联邦，却已稳稳地站立至十年之久，如今益发坚实地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路上走。
  不过，各国普罗列搭利亚特之国内的任务，虽如上述；然而，普罗列搭利亚特的这个任务，决不是一个国家单独的力量所能 成就的。所以要这样说者，是因当一国的布尔乔亚汜①之支配地位受到危险的时候，虽是怀有敌意的他国的布尔乔亚汜也会立刻用大量的金钱与武力，向那在胜利道上的普罗列搭利亚特拼命打击。“殷鉴不远”。例如一九一七年俄国的普罗列搭利亚特夺得政权时，英、法不必说，连远至美国及日本，不都是大遣军队，企图扑灭吗？更如最近我们中国，帝国主义者不是帮着军阀们把革命的民众运动压迫下去吗？
  因此，各国的普罗列搭利亚特为要在各本国获得政权，也不可不互相联结，以与帝国主义者的共同压迫相抗。俄国革命时，德、法、英各国的普罗列搭利亚特无不起来反对各本国的布尔乔亚汜的对俄出兵。一九二五〔六〕年英国大罢工时，②各国的普罗列搭利亚特也无不热烈应援。这些都是普罗列搭利亚特之国际联合精神的表示。但这种精神，不仅当危急存亡之秋才出现。如最近美国政府将萨可、范底两位工人，③硬用强盗杀人的罪名诬加在他们身上而判处死刑时，各国的普罗列搭利亚特就大起反抗：他们或包围在各本国驻在的美国大使馆及领事馆，或举行大示威运动，或寄抗议文给美国官吏，以要求释放这两位无罪的工人。从这一件实例，把普罗列搭利亚特的国际精神，表现得何等确切、强烈！“工人无国境”这句 话，①如今竟在事实上证明了。
  要之，普罗列搭利亚特之国际的立场，是不能离开了获得政权的这个国内的任务来设想的；反之，要实践这个国内的任务，也不能不同时与万国的普罗列搭利亚特联合起来。
  二、以世界战争为转机的国际情势之发展
  以上讲普罗列搭利亚特应当从如何的见地考察国际问题；又当从如何的立场，把这种见地和实际联结起来；而这件事在现代实为特别重要。
  因为上述的见地，虽在数十年前已有人倡导过；但在那时候，所谓实践的解决 ——即普罗列搭利亚特之获得政权，尚未成为现实的问题之故。劳动者阶级之国际的团结，虽已存在 ——第一国际（国际劳动者协会，一八六五 —一八七二）——，但所谓政权的获得这件事，尚未成为当面的问题，只是准备做这件事，而以在各国建立民主的（自然是布尔乔亚的）政府，于〔予〕以充实普罗列搭利亚特的力量，为直接的当面的任务。
  又在一八八九年所创立的第二国际，也未脱这个准备的性质。当时实以启蒙运动为中心。所以如此者，因当时国际情势，尚未至于以政治权力的问题为问题之故。原来自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惨败后，欧洲布尔乔亚汜的政治地位渐趋稳定，资本主义即得向上发展。
  但时代变了。在这样趋于隆盛的资本主义发展中，它的内在的矛盾，渐渐地强大起来，竟足以威胁资本主义的存在。
  新时代的特色在哪里？
  我们可以扼要地举出下列三种：
  第一，在先进资本主义诸国的财政资本之支配，为财政资本最重要业务的纸币及有价证券之发行，为帝国主义一个基础的向原料生产地之资本输出，为财政资本支配结果之寡头政治的万能——如以上种种事情，皆暴露了独占的资本主义之寄生虫的性质，使人百倍地痛恨托辣斯及新地开脱的压迫，增强了劳动阶级对资本主义根柢的反抗，遂把获得政治权力一问题成为现实之问题。
  第二，为向殖民地及隶属国家资本输出，“势力范围”及领土扩张的结果之强大诸国间分割世界之完了，财政资本对全世界支配组织之资本主义的发展，少数“先进”国对于极大多数国民之殖民地的压迫——如以上种种事情，一方面使个个国民经济及民族的领土成为不过是在世界经济名下的一条铁锁的连环；他方面把地球上的住民分裂为二大阵营：对多数的广大殖民地及隶属国家实行榨取压迫之少数“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与不能不作自求解放的反抗斗争之多数殖民地及隶属国家。
  第三，“势力范围”及殖民地之独占的领有，各资本主义国家之不平均的发达（这是使得已经获得领土的国家与想要获得领土的国家之间，诱发对于世界地盘之丑恶的斗争的），为恢复所失去“势力均等”唯一手段的帝国主义战争—
  如以上种种事情，足使第三战线即帝国主义相互间的战线之紧张趋于尖锐，于〔予〕以削弱帝国主义之势力，且容易促成第一战线——普罗列搭利亚特战线，与第二战线——殖民地解放运动之结合。
  新时代的这种特色，实为使普罗列搭利亚特之政权获得问题，如今当作全世界（不单是一国）普罗列搭利亚特之现实问题，而得被解决的客观条件正在成熟之意味。
  这一新时代 ——即帝国主义时代，又普罗列搭利亚特获得政权时代，自二十世纪之初即渐渐地发展。这其间所逐渐增大的尖锐化的诸种矛盾，遂于一九一四年的世界战争，见到了最初的大规模的爆发。这正是由于第三战线即帝国主义战线极度的尖锐化，而与第一战线及第二战线以进展的机会的。
  但这时候，那个从一八八九年以来在各国热心做启蒙运动的第二国际这批人，又如何呢？他们却与宣战布告同时，即完全抛弃了第一战线，竟当作第三战线的一个机关，而供布尔乔亚汜的驱使了。这时候能代表正确的普罗列搭利亚特之国际的立场，而利用第三战线的危机以谋第一战线的胜利，且终于成功者，只有俄国革命党。
  这一场世界大战长亘四年，杀死千万民众，损伤二千万人，最后所得的胜利，不是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而是俄国的普罗列搭利亚特之政权获得。
  这一历史的模范，立刻给与〔予〕各国的普罗列搭利亚特以强烈的刺激。他们开始明白为什么会被送到战场上去做枪弹的牺牲。他们也开始觉得如今最切要的事，实莫过于在本国成就和俄国普罗列搭利亚特所已成就的事业。更有一般困于长期的战争而陷于饥饿穷乏的民众，也对于俄罗斯的这种伟大的成功，从衷心感到共鸣。由此，俄国革命的成功，又重把曾经被第二国际所指导的国际第一战线急速地回复过来。
  俄国革命的成功，又促成第二战线急速的抬头。因俄国普罗列搭利亚特一经获得了政权，那曾在沙皇治下受过专制暴压的四十余个民族，也即受得完全的自决权，以各民族的自由意志为基础，形成了新的民族关系。这一榜样，对于其它在帝国主义淫威之下正在呻吟着的各殖民地及隶属国民族，你想会发生何等重大的影响？
  在这个为战争实行者所全未预期到的可惊的事实之前，各交战国之帝国主义布尔乔亚汜，曾受不少威胁。所以他们赶紧终止战争，联合派遣军队以对俄国；更谋与在俄国内部的反革命军以积极的援助，思把这个新生的普罗列搭利亚国家一蹴而碎之。然而因为俄国工农兵士的献身的防卫，与各国普罗列搭利亚特激烈的出兵反对，到底归于失败。
  这样，世界上唯一的普罗列搭利亚国家，到了一九二〇年，就得从国内及国外敌人的袭击危机中脱离出来。
  在他方面，各国普罗列搭利亚特虽经自觉，但因没有足以打倒虽然衰敝而尚有数十年历史的布尔乔亚汜之充分准备与有训练的指导者，所以全归失败。如匈牙利的苏维埃、意大利的工场占领皆遭覆灭；德意志的共和国建设，也不过替布尔乔亚汜辟了一条安全之路。故普罗列搭利亚国家地位安定的开始，同时即为各国资本主义地位安定的开始。
  但虽然如此，现在国际情势的特质，已与一九一四年以前的有了本质的差异。因那时的第一战线，虽为第二国际所代表，然尚未有足以破坏第三战线 ——帝国主义之世界的体系之能力。而第二战线 ——殖民地解放运动，更差不多可说是丝毫无力。
  然而今日何如？今日的第一战线已由以前仅为第三战线内部的一个“反对党”的地位，而形成为与第三战线对立的强固的战线。而俄国破坏第三战线的战斗分子正与各国的战斗分子结成密切的联合，在准备第二次的胜利、第三次的胜利。这一种组织的表现，便是一九一九年所创立的第三国际。
  而且第三国际不仅结合了各帝国主义国家之战斗的分子而已，形成所谓第二战线的各殖民地解放运动的前卫分子也包括在内，正在这里，实现了第二战线与第一战线之坚固的结合。而这个第二战线的急激的成长，实最足以摇撼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最后基础，于是第三战线本来的不安定益发变为深刻。
  自一九一四年以来混乱而又混乱的各战线间之关系，至一九二〇年始获稍稍安定；而这种安定的内容，却为如上所述。
  以后数年间又是怎样进展呢？
  在下面，想把进展的过程简单地叙述一下。
  第一章国际政局
  一、二种安定及其特质
  为最近国际情势特征的根本事实，已如上章所述，是普罗列搭利亚特获得政权的苏维埃联邦之安定，与帝国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之安定这两者之并行的进行。
  但是所谓安定是什么意义呢？这可决不是停滞的意义。这乃是某种情势之固定与其发展。世界资本主义也不单是照着现状固定不变；它还是发展的、前进的，它的势力范围要扩大，而富力也要增加的。《帝国主义》一书中所确立的资本主义崩溃之理论，并不否认资本主义的发达；不，资本主义是常在发达的。不过一面发达，同时即愈促成它的崩坏，而且准备崩坏罢了。
  如此，一方面资本主义由于现状的巩固与发展而致安定；他方面苏维埃制度巩固所获得的地位，向着胜利之路前进而致安定。
  在这里就发见战前与战后世界情势之根本的差异。即到了今日的世界，已没有从前那样统一的完整的资本主义存在了。换言之，今日的世界已分裂为两个阵营：一是以英、美资本主义做先遣队的资本主义之阵营；一是在苏维埃联邦指导下面的社会主义之阵营。今日国际的情势，常由这二个阵营相互间的关系来决定。
  这二种安定有什么差别？这二种安定各向着什么方面在进行？
  在一时强化的资本主义关系下的资本之安定，同时即无条件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矛盾。引起诸种对立的尖锐化：（一）在各国帝国主义间的；（二）在各国劳动者与资本家间的；（三）在各国帝国主义与殖民地诸民族间的。
  使社会主义强化的苏维埃治下之安定，同时却无条件地使对立缓和，使相互关系改善：（一）在俄国劳动者与农民间的；（二）在普罗列搭利亚特与殖民地民族间的；（三）在普罗列搭利亚国家与万国劳动者间的。
  所以两种安定的对照可说如此：一方面，资本主义若不强烈地榨取劳动阶级，不强烈地榨取殖民地及从属国，不引起布尔乔亚汜的各种帝国主义诸集团之冲突，它就不得发展；他方面，苏维埃制度及普罗列搭利亚革命却不断地提高劳动阶级之物质的精神的状态，不断地改善全劳动大众的生活，不断地与万国劳动者接近，不断地促进殖民地及从属国全民众的革命运动，而它就得由此向上发展。
  故资本主义发展之路是全劳动大众贫困化与饥饿存在之路；而且极少数的上层劳动者是被收买堕落的。反之，普罗列搭利亚国家之路，是全劳动大众的幸福永远成长之路。
  这相并进行的二种安定的对立，往后哪个得占胜利呢？倘若两者之间并无武力的冲突，而是和平进行，究竟哪方面能有利益呢？这个答案，从上述现象中当可决定。
  二、资本主义安定最近的发展
  实际上资本主义最近的急速的安定，乃是急速的使它的矛盾尖锐化的。下面试把这事实具体的分析一下。下述诸事实是说明最近资本主义安定的事实。这种安定，先在生产力的发展上表现出来。如今根据苏联最高经济会议的数字来看煤、铁及钢铁之世界生产额增加的比例（以一九一三年的数字为一〇）
  ：煤、铁及钢铁的世界生产额（但苏俄除外）
  煤 铁 钢铁
  1919年 86. 3 70. 0 81. 1
  1920年 97. 6 83. 5 99. 2
  1921年 80. 5 49. 4 60. 6
  1922年 86. 8 73. 6 90. 5
  1923年 98. 3 89. 8 105. 5
  1924年 96. 9 87. 2 10 5. 0
  1925年 97. 6 95. 7 115. 4
  就这几项重要生产物言之，是已达于战前的水平，有的且已超过了。
  其次，看国际间贸易的增加，也足以明示如上的倾向。据美国商务部报告，其增加额如下（单位美金 10万万元）：
  1913年 1925年
  输入 19.5 30.3
  输出 18.5 28.3
  在这期间，价值虽有54.3％的增加，但大体可说，输出入额已达于战前水平百〔十〕分之八九了。
  汇兑关系安定的事实，也为表现这个倾向最正确的指针。如英国的镑、德国的马克，已完全恢复金平价；其它各国的汇价也逐渐有回到金平价的趋势。
  而上述的倾向，尤以最近二年间为特别显著。试看下表（以战前数字为 100）：
   铸铁 钢铁 棉消费额 谷物
  1925年 97. 6 118.5 108. 3 107. 2
  1926年 100.5 122.6 112. 5 110. 5
  1926年 112. 3
  再加以技术的进步、资本主义产业的合理化、新生产部门的创设、国际托辣司①及加尔特尔②的运动，皆有显然的发展。
  但资本主义虽然表现安定的事实，我们却有不可不注意的二事
  （A）这个安定，在各国是极不平均的：有的繁荣，有的没落。
  就一般的倾向来说，如今世界资本主义之经济的中心，已由欧罗巴移向阿美利加，由大西洋移向太平洋。阿美利加与亚细亚的重要性，从国际上看，正以欧罗巴为牺牲而在着着进行。
  试用数字来说明。
  自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五年，在世界贸易中，阿美利加、亚细亚及欧罗巴所占的百分比，有如下的变化：
   阿美利加 亚细亚 欧罗巴
  1923年 21.2 12.3 58.5
  192 5年 26.6 16.0 50.0
  其中尤以美国的猛进与英国的没落为最显。下揭二国重要生产物的生产额比较表，即能明示此间的情形： 世界生产额中英国及美国所占百分比
  但英国为什么竟会没落到这地步？
  把原因举出来，可得如下的四项：
  （甲）由于英国的生产技术，已成为时代落后。如今就可视为英国产业之心脏的煤业来看，英国现有一千四百余的煤矿企业，经营二千五百余的煤矿（据王室煤业委员会之报告）。但就业劳动者每人的采煤量仅为二一七吨，与美国之六五五吨相比，只及三分之一。再因一九二六年五月 ——十月的总罢工，英国的煤业更受到致命的影响，遇着深切的危机。而且这个危机不能不发展为英国经济全部的危机。
  （乙）由于战后英国的自治领已经工业化。从前布尔乔亚汜用廉价商品的大炮，打入“野蛮人”的住地。如今“野蛮人”发达自己的产业，更降低土著劳动者的工银，更延长劳动的时间，因此商品的价格更比本国商品便宜，遂至于驱逐本国的商品。（这一事实，在政治上又使自治领有脱离本国的倾向，愈足以动摇英帝国存在的基础。我们看英帝国会议每次开会时，这倾向愈益显著可知。）
  （丙）由于阿美利加的竞争。现在世界资本主义最特征的现象，是它的中心由伦敦移向纽约。这一倾向从战前开始，而由战争更大加促进。在战前曾对欧洲诸国负不少债务的美国，今竟一跃而为对欧洲的债权国。无数的金钱改向纽约运来。向其他一切领域流入的美国资本主义，正以旭日之势，猛然抬头，把英国从前在世界经济上所占支配的地位完全夺去。（这一事实便成为战后国际政局变动的一切基础。）
  （丁）由于殖民地及半殖民地革命的民族解放运动。使英国成为从来世界经济上的霸王者，是靠能由殖民地及半殖民地获得特别利润，输入本国。然此等民族的觉醒，便不许英国永远占有这个特别利润。
  为此，在世界市场上英吉利之优越地位就被夺去；其结果又成为英吉利国内阶级斗争的剧烈。因丧失了特殊利润，同时即消灭了可养劳动贵族，可压抑劳动者阶级反抗的保证之故。而显然促进这个倾向者，即为上述前年的总罢工与继续于此的煤矿罢工。这一大斗争之世界革命的意义虽可暂置不论，但英吉利的资本主义已因此受到致命伤了。罢工的结果，虽然劳动者阶级失败；但危机决没有克服。现在距那个罢工已经快要二年，新的更广泛的煤业危机又开始了。这一危机的爆发，一定再能引起“直接的革命情势”。而这又必然成为颠覆资本主义安定之直接的要因。
  在这样表现资本主义安定最好例子的美国与表现资本主义矛盾最称已甚的英国之间，就有如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阿根廷、法兰西、意大利等的资本主义国，各保持安定的状态，而有发展的倾向。
  （B）另一件可注意的事实，即为资本主义的市场受着极度的限制。
  第一就国内市场来看，从来的资本主义恐慌，是由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生产与消费失其均衡，消费后于生产，因而惹起生产过剩所致。然在现在，是由大众穷乏化，受世界大战后的国内市场狭隘化的结果，所以便给资本主义发展以一永久的限制。
  国内市场狭隘化的结果，遂使国际布尔乔亚汜的努力，必然的向于外国市场的获得。然而这里也就发生了两件困难：一是占地球六分之一的广大的俄国市场已在普罗列搭利亚权力支配之下；二是包围残存的狭少〔小〕市场的列强资本主义正在激烈的对立中。
  三、市场的竞争
  于此，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市场竞争，遂表现空前的猛烈。生产力膨大与市场狭小的矛盾，如今遂使市场问题成为资本主义的中心问题。因为市场的缩小，虽是最新式的机械与大规模的工场〔厂〕也不能完全发挥它的能率。（在以利润为唯一问题的资本家，由增多工资或减低生产物价格以提高购买力，因以扩充国内市场等事，自然是不成为问题的。）而各国高率的关税，更加火上加油，益发使市场问题难以解决。
  而且用和平方法解决这个市场问题的企图，也都失败了。一九二六年银行家所发关于贸易自由的宣言，成为一纸空文；以资本主义诸国的经济利害协调为目的的一九二七年的国际经济会议，也终于无效。于是为解决本问题所留给资本主义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用武力，用新帝国主义战争，把殖民地及势力范围重行分割。
  安定如今引起了资本主义危机之异常的尖锐化。
  四、新帝国主义战争的危机
  如此，世界的再分割，形成外国市场基础的势力范围的再分割之问题，如今便成为国际资本主义政策之中心的问题。以前当作世界战争结果所设立的势力范围之分割，早已感到不适用了。如美国不能以南美一处为满足，而想在亚细亚，特别是中国谋发展。正在丧失自治领及东洋重要市场的英国，以中国的势力范围被英、美所威胁的日本，在达布尼①沿岸及地中海抱无限野心的意大利及法兰西，以及尚未有殖民地的德意志，无一肯以现状为满足。而在此等诸对立间最中心的问题，尤莫如对于亚细亚的市场及周围诸重要地点之争夺。
  日、英、美对于太平洋问题的对立，英、法、意对于地中海的冲突，英、美对于煤油的角逐 ——这种种都是激起现下国际情势之波澜的。
  最近发表了青巴连的地中海问题解决计划。据这计划，叙利亚委任领土由法国让渡给意大利；法国对于西班牙保有坦及尔；意大利中止对巴尔干半岛的一切干涉。然其中心点，是在从法兰西的布尔乔亚汜手里夺还那成为东方美索不达米亚，埃及等门户的叙利亚，是不难觉察的。
  关于太平洋问题，因最近日英美裁军会议的决裂，可以证明其危机。
  但和平解决的企图，以前也曾试过多次。只是这些企图，没有一种能发生丝毫效果。不但不发生效果而已，却反而成为隐蔽列强新战争准备的本体，与欺骗劳动者农民的手段。
  以“和平之机关 ”号召的国际联盟②又如何？联盟所曾经努力的和平，裁减军备，制限武器等等，又有什么结果？请看，当用 民众的 “汗血钱 ”所派遣的外交官，在日内瓦谈笑跳舞的时候，各国的军备便增加无已。
  三国裁军会议之失败，即足以证明太平洋问题是新帝国主义战争的一原因；帝国主义列强对于裁减军备或限制武器等等，决不在真心考虑。
  又最近苏联代表里特维夫在日内瓦提出军备全废案，只博得帝国主义列强代表的一场嘲笑，更表示些什么？这正可以表示国际联盟实在不是一个和平的机关。英日法美及其他列强的布尔乔亚新闻纸，无不提笔责备里特维夫的提案之“不诚意”。但为什么他们不肯进而讨论一些具体的方案以考验苏联之诚意不诚意呢？
  还有最近所缔结的什么安全保障条约 ——以洛迦诺条约的精神为基础的法捷（捷克斯洛伐克）条约、意阿（阿尔巴尼亚）条约、波兰立陶宛条约等等，也皆不过是对新战争的准备，对未来军事冲突的力之配置罢了。
  而最足以证明的材料，又莫过于下面的数字：
  法英美意日诸国陆军之数的实力，就一九一三年与一九二七年比较来看，实已由一，八八八，〇〇〇人增至二，二〇六，二〇〇人；在同期间各国的军事预算，也由二亿四千五百万金罗布增至三亿九千四百八十万金罗布。再，五国陆海军飞行机之数，在一九二二年为二，六五五，而在一九二七年即增至四，三四〇，又，巡洋舰之吨数，一九二二年为七四四，〇〇〇吨，一九二六年却有八六四，〇〇〇吨。
  最近毒瓦斯的发达，据美国福立斯将军所讲：
  “四百五十千瓦之空中化学爆弹，至少可在一星期间使纽约的十区不能住人。”
  这种种，便是布尔乔亚诸国家，国际联盟，第二国际等所倡导的 “和平政策 ”之结果。
  五、限制帝国主义战争的三要因
  然而今日有足以妨碍帝国主义战争实行的三种事情：
  第一是：受有阶级意识的普罗列搭利亚特指导的国内民众反抗之激发。
  第二是：殖民地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之进展。
  第三是：愈益强大愈益发展的苏维埃联邦。
  曾尝过俄罗斯十月革命辛辣经验的布尔乔亚诸国家，今日如没有对于国内民众某程度的安全保证是不敢发动战争的。为要得到这种保证，所以他们要急速地表现法西斯蒂的倾向。故如法兰西之右翼联合，英国之鲍尔特温，德意志之布尔乔亚联合，日本之田中①军事内阁，波兰及意大利之法西斯政府，他们之所以得有权力，当决不是偶然的事情。
  对于劳动者阶级之猛烈的攻势也由此开始。 ——如英国之工会法，法国之国家防卫法，日本之治安维持法，暴力行为取缔法，各国八〔小时〕时间劳动法之废止等等。
  对于殖民地及从属国的压迫也愈强烈，派遣军、驻屯军也愈增加。 ——如英法日对中国的军事干涉；日本对朝鲜的严厉压迫以至屡次发生所谓治安维持法违反事件。
  六、帝国主义与苏维埃联邦
  但其中最重要的事项，实为帝国主义诸国与苏维埃联邦之关系。苏联普罗列搭利亚特权力之俨然存在，正是今日帝国主义 诸国的计划发生龃龉之决定的要因。
  （A）指导苏联国家权力的俄国共产党，实为准备各国建立普罗列搭利亚政权的第三国际之中坚；且公然在莫斯科大开会议，讨论各国其体的战略战术。
  （B）第三国际同时又是各地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事实上的指导者。
  （C）加之苏维埃联邦，也以国家的地位，对于各国的普罗列搭利亚运动及被压迫民族，表示深切的同情。
  而且苏联之资本主义的堕落与社会主义建设之年年发展，对于全世界劳动者农民的影响，将愈增大深切。实在说一句，苏维埃联邦存在这一事实，真是世界帝国主义没落及在欧罗巴与殖民地安定破坏之最大因素。
  是故，为准备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为使战争时可以没有关于国内叛乱的后顾之忧，第一步就必须把这个为国际解放运动中心点（同时也为对资本主义诸国最大市场之一）的苏维埃联邦打得粉碎。 ——这就是最近对俄干涉政策复活的根据，使苏联孤立，且包围之，以形成反苏维埃战争一切前提的政策的根据。
  对俄干涉，反苏维埃战争，正是今日国际情势上最特征的事实。
  然在这一点上，在其积极的程度上，今日各帝国主义诸国家间尚有些不一致。其中最积极者是英国，美国比较冷淡，日本及德意志正套着最平和的假面；最近日本且先后派久原与后藤二人赴俄，政府也倡日俄亲善，法兰西则介乎积极政策与和平政策之间而动摇不定。
  从去年来英国之猛烈的对俄挑战所以失败，实由苏联始终不变的和平政策，欧罗巴劳动者阶级的顽强反抗，与英帝国主义阵营内的不一致，为其重要的因素。
  要之，苏维埃联邦的社会主义建设若愈进展，那么世界的解放运动也必愈益进展，帝国主义战争之勃发也愈困难，而各国普罗列搭利亚特实行国内的任务之机会，也将愈益容易了。
  七、结论
  把今日世界情势的特质综括起来，可以这样说：
  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增大，有用新战争谋世界再分割的必要；一方有以英国为盟主的对俄干涉，他方则有对此反俄政策的积极干涉尚觉踌躇莫决，而同时想结和平的经济的关系；以及苏俄有利用这二种冲突倾向的可能性之存在。
  这种分析对于各国劳动大众能课以何种任务呢？
  （一）是对于新帝国主义战争的准备之斗争。
  （二）是对于以英国为盟主的对俄干涉政策之积极的斗争。
  然而我们同时对于另一串事实，也是为今日国际情势的特征的，不可忘却。这是什么？
  这是由于最近资本主义诸国政府在国内的愈益反动，对殖民地民族的愈益压迫，因而反帝国主义的势力，也显然抬头的这件事实。
  中国的〔与〕印度内西亚①的及印度的革命运动之显明的进展，实为国际解放运动之波达于新的高潮之前驱。我们只要一想在全地球十九万万五千万人口中，殖民地及被压迫民族的人口乃占十四万万九千七百万人；再加以其他五万万之中有一万万四千万是属于苏维埃联邦的，就不难想象殖民地运动对于世界 帝国主义的运命有如何重大的意义了。
  中国革命虽尚未至于对帝国主义直接的胜利，但这不是重大的问题。真的伟大民众的革命，决不是一击即告成功，而是须经过许多迂回曲折的。在俄国是如此，在中国也将如此。而中国革命的重要，是在唤起数千万被压迫民众参加这个革命，把军阀的丑恶毫不容情地显露，使印度及印度内西亚及其他数百万民众的心胸，涌起新生的希望。对于中国革命之光辉的将来而怀疑者，不是盲目，便是懦夫。
  他方在欧罗巴的劳动者运动中，也可以看出新的活跃的朕兆。英国的总罢工、煤矿工罢工、维也纳事件、在法德反对萨可·范底死刑大示威运动、德意志及波兰选举中共产党的成功、英国劳动运动的显著的分化（指导者向右，大众向左）、第二国际益化为国际联盟的附属物、社会民主党权威的失坠、第三英透尔①影响的增大、苏联地位的巩固 ——此等事实，表示欧罗巴的空气如今正在开始打破它的沉滞。
  为今日国际情势之特征的上述一串的事实，就要各国的普罗列搭利亚特尽如下的任务：
  （一）为促进各国的国际组织的活动。
  （二）为巩固战斗的劳动组合，实现劳动者对资本的统一战线之斗争。
  （三）为巩固苏联与资本主义诸国劳动者阶级的协力之斗争。
  （四）为巩固苏联与殖民地解放运动的协力之斗争。 第二章国际普罗列搭利亚运动
  序说
  我们在前章已经叙述过国际资本主义最近政治的经济的情势了。从本章起，便将对于打破世界资本主义一时安定的反对势力即世界普罗列搭利亚之势力，及阶级斗争之发展阶段，作一概括的说明。
  最先当说明者，为世界各国无产阶级运动之国际的统一机关——（一）是为政治国际同盟的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二）是为劳动组合国际机关的阿姆斯德旦①国际与赤色国际；其次就资本主义各国内的运动，最后就社会主义国即苏维埃俄罗斯，简单叙述一下。
  一、第二国际
  第二国际之成立，是当帝国主义之勃兴时代，即一八八九年。这个国际与第一国际不同，是由大的合法的大众组织体所形成的。在国际范围上的各种大众党，几乎不受任何妨害而得发展，这一事实在第二国际却是致命伤。因为它形成了可供机会主义发育的基地，而机会主义终于变为排外社会主义。机会主义之政策，在于为目前瞬间之利益而抛弃革命的目的。这一机会主义之政策即社会改良政策，当世界战争勃发时，即转与 “本国 ”的布尔乔亚汜妥协，而其结果便成为第二国际之崩坏。
  第二国际之历史，可以分为三期：第一期从成立至一八九六年，第二期从一八九六年至一九〇四年，第三期从一九〇四年至 一九一四年。在第一期，它利用第一国际的经验，实行与无政府主义分离。这算是第二国际获有成效的唯一的事业。
  从十九世纪末以来，在大部分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中所发现的机会主义，当第二期的第二国际中也成了问题。它对于机会主义的斗争虽不免十分微弱，但在这一斗争之中，已形成了普罗列搭利亚斗争之最重要的基本原则。当米兰主义问题之战术的讨论举行时，本来成为第二国际本质的指导上的弱点与不彻底，就完全暴露。米兰是什么人呢？是大家所知道，如今已做过几任帝国主义法兰西的阁员，且也做过大总统的布尔乔亚政治家；当他尚属于法国社会主义党时，业已加入布尔乔亚政府的内阁了。这一事件在第二国际内部曾引起激烈的争论。考茨基于一九〇〇年的巴黎大会中，且提出一个决议，即社会主义者之加入布尔乔亚政府内阁，以拒绝为原则。但就在同一决议之中，便记着当有例外时，可无服从原则之必要。“可此可彼 ”——这便是第二国际对于机会主义的战术。
  在一九一四 ——一九一八年世界战争前之劳动者斗争，有重大的意义。这一时期的第二国际，对于由列强帝国主义政策所逐渐引起的战争危机开过协议会，采用过决议。在一八九六年的伦敦大会，对于战争问题，曾决议是战争是和平当一任民众来决定。并提议设置国际仲裁裁判所，当作防止战争的手段。在一九〇〇年的巴黎大会，对于在海牙所开的和平会议取反对的态度，理由是这一和平会议并不是防止战争的有效手段。关于帝国主义战争危机之最重要的讨论，要算是一九〇七年在修兹脱卡而特①大会所行的。在这次大会中，国际分了右翼多数派与左翼少数派。前者对于祖国防御与阶级斗争都取赞成的立场。那有名的裘雷斯即把这个圆滑的立场化为 “对于祖国也不背叛，对于社会主义也不背叛 ”的公式。
  由列宁与卢克森堡①所代表的左翼，则主张对一般的决议加以补充，这算是也被采用的。在补充中，“化帝国主义战争为市民战争！”②这一种的思想已表现了。就是说：“即当战争爆发之际，赶快促其结束，举全力利用由战争所惹起的经济的政治的危机，而使民众觉醒。藉此以促进资本主义的阶级支配之废止：实为社会主义者之义务。”在一九一二年凡尔赛大会时，对于世界战争的立场，更有明确的规定。第二国际对于各国政府，曾警告不得引起战争，并指出普法战争之后曾有巴黎公社的发生。“普罗列搭利亚承认为了资本家的利润，为了王朝的虚荣，或为了外交密约的声名，而起阋墙之争是犯罪。”
  第二国际之决议虽然这样明显地反对战争；但国际的指导者并未尝真心对付决议。当世界战争勃发之际，这事实便明白表现了。当时，除列宁及卢克森堡所指导的少数左翼以外，一切指导人物莫不将种种决议尽让帝国主义战争的风波所玩弄，在一夜之中，即摇身一变而成为战争热狂的支持者，委身于“祖国拥护”的血泊中了。机会主义转化为排外社会主义，于是第二国际也就崩坏以尽。机会主义原是生于世界战争前资本主义比较的平和发展之中，而由分享着殖民地利润的劳动贵族所代表的。排外社会主义则是机会主义高级的形态，对于帝国主义战争，承认 祖国的拥护，提倡布尔乔亚汜与普罗列搭利亚特之阶级协调，而拒绝普罗列搭利亚对本国布尔乔亚汜之革命的行为的。至于那不具确信，在排外社会主义与左翼之间动摇不定的所谓 “中央党派”①，结果不过转移到机会主义与排外社会主义的后阵去罢了。
  虽然如此，第二国际却也成就了一定的历史的任务。因为它是合法的大众组织，为组织普罗列搭利亚特与广泛的大众，曾做过重要的工作。它又做过伟大的社会主义之宣传。它在建立大的大众组织体上，还凌驾第一国际。惟因它未曾转化为中央的有统一指导的世界的革命党，所以反落在第一国际之背后。第二国际终于变为机会主义之滋长地。到得机会主义一占领国际，第二国际就崩坏了。
  第二国际没落之后，只有社会民主主义的小团体，“抗着潮流”来集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赤旗之下。那就是在列宁指导下的俄罗斯的布尔塞维克，在卢克森堡与李卜克内西指导下的斯巴达卡斯团②，以及其他国际主义者共产主义者。
  世界战争终了之后，一九一九年之春，第二国际又告复活。但这个复活，并不当作国际普罗列搭利亚之革命的组织，而是当作国际布尔乔亚汜的补助军以对抗那为夺取权力而斗争的普罗列搭利亚特而再生的。
  以在马克思主义与改良主义间徘徊着的考茨基做领袖的所
  谓“中央党派”于一九二一年曾组织以德奥两国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党国际联合”；但二年之后，复逃到第二国际下面去，即所谓维也纳之第二半国际是。
  战后之第二国际，从实践的背叛更引出理论的归结 ——就是抛弃了国际普罗列搭利亚特之革命的理论马克思主义。虽然在第二国际之队伍中，今尚留着许多革命的劳动者；但不管怎样，第二国际终是在帝国主义者手中的工具，为布尔乔亚汜有力的支柱。
  第二国际是反苏俄战线上国际布尔乔亚汜之前卫队。只有对于苏维埃之斗争，才是更生了的第二国际所行唯一真心的斗争。以考茨基为先导的第二国际，为这个目的，正在展开巧妙的 “理论 ”。
  属于第二国际的一切的党，它们竟是公然无耻地与布尔乔亚反革命的诸党相结托，它们竟对于代表普罗列搭利亚利益而勇敢作战的斗士厉行白色恐怖，（请想一想波兰、巴尔的克各国，①巴尔干各国的白色恐怖！想一想维也纳的叛乱！）它们竟支持为英法帝国主义支持的国际联盟，它们竟欢迎道威斯案，罗迦诺条约等帝国主义的企业。
  对于东洋殖民地半殖民地大众之反帝国主义的解放斗争，对于其中的中国革命，第二国际不惟不加援助，却反用“和平主义”的说教，来镇压普罗列搭利亚特，于暗中帮了布尔乔亚汜不少的忙。
  然当第二国际之机会主义的干部们在布尔乔亚政府及议会 内从事反革命事业的时期，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劳动者大众中，不得不发生左翼运动，且随着现方发动的阶级斗争之激化而唤起劳动者大众之革命的阶级意识，为革命的阶级斗争而获得此等大众，正是为劳动者阶级唯一指导者的前卫党重大任务之一。
  二、第三国际
  在上节，述过第二国际与世界战争之勃发同时崩坏。但这并不是说第二国际的全部都一样地没落在机会主义社会爱国主义的泥泞中了。自一九〇七年修兹脱卡尔特大会以来，在第二国际内形成少数派的德之“左翼急进派”（后之斯巴达卡斯团）、俄之布尔塞维克、瑞典之青年团体及青年国际左翼、荷兰之“托克比尼斯特”，已形成为新国际的最初的核心。他们从战争开始，即忠实于劳动者阶级的利害，而高叫“化帝国主义战争为革命 ”！
  如此，列宁所率的俄国共产党（布尔塞维克）及其他革命的左翼，把战争中所成立与中央派结同盟的丁梅华特，肯泰尔集团解体，拒绝参加柏林会议，而于一九一九年三月新组第三国际，实是当然的事情。
  第三国际确乎是对机会主义与社会爱国主义长期作战，特别当在世界大战的困难时代与之斗争，而后组成的新的国际结合体。故第三国际的特征，即在实行马克思主义的遗训，使马克思主义复活，使社会主义与劳动者运动之永远理想得以实现。
  第一国际筑成了国际普罗列搭利亚特为社会主义斗争之基础。
  第二国际是在几个国家（大概是欧罗巴的先进国）准备了为运动更大众化之地盘的时期。
  第三国际则断绝了第二国际之机会的社会爱国的，布尔乔亚的及小市民的病根，而继承其好的结果，开始实现普罗列搭利亚特之独裁①。俄罗斯革命是最初成功的第一步。苏维埃共和国之建设，为普罗列搭利亚独裁之斗争，皆在第三国际指导之下，向全世界作有力的展开。
  第三国际之世界史的意义，在于开始实现马克思所说 “普罗列搭利亚独裁 ”这一概念所表现的口号。
  第三国际之战术，组织及迄今为止的发展。本节要极简略的说明第三国际发生之历史的根据与其世界史的意义。这因先知道了为什么第三国际之诞生是为普罗列搭利亚特之解放所必要，且是历史的必然，才能理解第三国际所以为唯一的忠实于劳动阶级之利害者，又为其解放之前卫队的缘故。
  第三国际是以建设共产主义社会为最终之目的的，故以实现由苏维埃政权形态的 ——最彻底的民主主义，比英美的德谟克拉西更民主主义的 ——普罗列搭利亚独裁为其当面的目标。
  第三国际为达到这个当面的斗争目标，特结合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诸国之劳动者及贫农，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之民族于普罗列搭利亚前卫指导之下，向着世界资本主义之环较弱的地方（例如英国、中国、印度、欧罗巴的各国）进攻。其战略之特质，在使先进国的贫农、被压迫国之反帝国主义的布尔乔亚汜、中小农、贫农、小市民结为普罗列搭利亚之同盟军，使其余的被压迫阶级（先进国之中间层、中小农等）中立，及成立民族解放运动与普罗列搭利亚革命的正当的关系。第三国际认识第二国际之所以破产，不在因为利用议会的斗争形态，而在过于看重议会斗 争，简直视为唯一的斗争形态；故它视议会的斗争只是一种手段，是统一的斗争战野之一部分。以上是第三国际之战略战术与第二国际最有明白区别的根本点。
  故在全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中国、印度、印度支那、土耳其、尼加拉瓜、爪哇等）上，普罗列搭利亚之前卫党终是率先领导，第三国际当是站在忠实的指导者的地位以从事斗争，去年年终在不鲁塞举行的反帝国主义会议，也有大效。又以和贫农结成同盟为普罗列搭利亚革命所必要不可缺的条件，故对于农民运动，要去唤起、组织、指导。一九二一年曾组织农民国际，作为农民运动之国际的机关，现在加盟的农民，除俄国以外，有中国的一千二百万，及其他多数农民团体。第三国际之为普罗列搭利亚斗争上唯一的指导者，不仅理论上如此，即在实践上也复如此，自俄罗斯革命开始，在德意志、意大利、匈牙利、保加里亚①、芬兰的革命及其他普罗列搭利亚之革命的斗争，例如当法国占领鲁尔时的德法共产党之斗争与前年英国总罢工，去年维也纳叛乱等，皆可完全证明。正当第二国际之徒变成帝国主义无气力的走狗与反动的法西斯蒂时，第三国际愈益真实地做了普罗列搭利亚之友人与指导者以遂行其历史的任务。苏维埃俄罗斯便是它的最强的兵站部。
  第三国际为完成普罗列搭利亚的解放，故在全面的统一的战术之下，尽可能地利用一切斗争手段、方法及形态。因此它的运动范围，广涉于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工会运动、劳动者援助委员会运动及体育运动等种种方面，握着正确的指导权而猛进而已。（其中工会运动一项最有功绩，为便利计，当在赤色国际项下 述之。）。
  回想当一九一九年三月第三国际成立的当时，它不过是几个国家的少数左翼之国际宣传机关而已。后来开过几次大会，竟成为真的世界的革命党。第二国际只不过包括欧罗巴几个国家，而且愈益脱离了劳动者阶级，退化到布尔乔亚汜忠实的走狗；现在第三国际的支部却播布于地球各处，且益成为大众化。（看德、法、英、捷克的共产党可知。）
  负有建设人类社会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的第三国际，因其指导之正确与斗争之勇敢，益获得广泛的普罗列搭利亚之信赖；而日益大众化的普罗列搭利亚之力也一日强似一日。这正是历史的必然。
  三、阿姆斯德旦国际
  阿姆斯德旦国际，是一个设本部在阿姆斯德旦的国际劳动组合联合。这个劳动组合国际乃是在上述第二国际之理论的政治的指导之下，以各国之改良主义的劳动组合同盟为构成要素的。所以在事实上言，它乃是国际的劳动组合破坏联合〔之工具〕，是国际帝国主义布尔乔亚汜之工具，它之彻头彻尾与国际帝国主义布尔乔亚汜协调，具有反苏维埃反殖民地解放运动之精神，实是不足为奇的。
  因此，这一国际的精神在光天化日之下日益暴露，从而以前隶属于它的劳动者，要逐渐离去；残留在内部的劳动者也反于干部的意志而日益左倾。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劳动者，不惟全对阿姆斯旦德不怀好感，且更抱有憎恶与敌意。这种情形即在数字上，也有明白的表现。即赤色劳动组合国际能拥有全世界的劳动者，而这个国际在亚洲、澳洲及俄罗斯是完全不能立足的。在一九一九年创立当时，加盟者虽说有二千四百万，但在一九二四年之维也纳大会，减少为一千六百五十万，在去年之巴黎大会，更减少三百万，只剩一千三百四十万了。
  这个国际当世界战争勃发之初，曾与第二国际同受崩坏；但至一九一九年凡尔赛和平会议时又告复活。可是这一复活并不是为了对国际布尔乔亚汜作战，而是为了与它妥协以镇压普罗列搭利亚的斗争的。它的复活的恩人正是英法之帝国主义布尔乔亚汜。自后阿姆斯德旦国际便与为英法帝国主义之工具的国际联盟之国际劳动机关结了紧密得不容分离的丑缘。国际劳动事务局之局长阿尔倍托马便是阿姆斯德旦最高干部之一人，在世界战争中曾经做过帝国主义布尔乔亚内阁军需总长的一位有名的劳动阶级叛徒。他如乌台格斯特、梅尔坦斯等阿姆斯德旦的干部，也是当作国际劳动理事会的会员，得与帝国主义布尔乔亚汜之代表通声息的角色。
  改良主义的劳动组合之国际的结合是一九〇二年以来便存在的。那时成立一个国际事务局，尽了“国际劳动组合运动之通信机关”的作用。一九一三年国际劳动组合联合成立了，在柏林设立本部。同时又设一个国际职业书记局，把金属劳动者、运输交通劳动者等各国之职业团体，横断地统辖起来。等世界战争一起，这种种国际的结合都为之粉碎。世界战争结束时，全世界却弥漫了革命的气焰。但改良主义的劳动组合干部为维持布尔乔亚的 “治安”，推开革命的气势不管，反去与国际布尔乔亚汜联合，造出国际劳动事务局与阿姆斯德旦国际来了。
  此后他们所做的，便只是真心谋资本主义的安定，真心来反对殖民地大众之解放运动。他们当英国煤矿工罢工时，并未援助，当一九二六年英国总罢工时，也未连合争斗，只取个旁观的态度。他们对于用美国资本以榨取德国劳动者的道威斯计划积极的支持，而于一切殖民地的掠夺出兵也没有反对。他们对于中国革命，绝对拒绝莫斯科国际之共同援助的提议，却让帝国主义列强的炮弹去对付中国劳动者之革命的斗争。
  他们与第二国际之干部一样，和国际帝国主义布尔乔亚汜深相结托，企图用一切手段构成对苏联之阴谋与恶煽动。
  但在劳动者大众方面，如今后他们自身的经验，已知阿姆斯德旦干部是阶级的叛徒，是帝国主义布尔乔亚汜的代理人。只看阿姆斯德旦的数字激减，在内部成长的左翼运动之发展，便足证明此事之不虚。
  故阿姆斯德旦国际虽与国际资本主义一起，维持一时的相对的安定，但实际正在趋于没落。
  四、赤色劳动国际
  当世界战争继续不息之际，交战国劳动者间反对战争之倾向日益热烈。迨俄罗斯革命一起，就愈促进了对于战争与社会爱国主义的斗争。在俄国劳动组合第三次会议时（一九一七年六月）便提议对战争与劳动阶级利益之压迫作战，与各国劳动组合结成同盟。当一九一九年三月第三国际成立时，已显然感到在劳动组合内部之革命的劳动者之斗争，须有何种形式的统一之必要。这便是说若不新组一个国际的中心，革命的劳动者斗争将不得实现。这样至一九二〇年夏，俄罗斯意大利之劳动组合，英吉利之左翼、保加利①、尤哥斯拉伐亚②、西班牙之劳动组合及法兰西劳动总同盟之少数派，皆派代表至莫斯科，组织一临时国际评 议会。这个国际评议会包括劳动组合运动所有革命的分子。其中也有无政府主义者及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他们原是反对共产党的存在与普罗列搭利亚独裁的，故当评议会要表明它的政治的性质时，便愈不能不与他们发生冲突。惟大众很明白当战争时，会从他们阵营中出了 “爱国的 ”叛徒，又因俄国革命而证明他们的理论的谬误，开始破灭他们的幼稚的幻影，所以大众离开他们，而参加到赤色劳动组合国际。
  这样，一九二一年七月，赤色劳动组合国际正式在莫斯科宣告成立。它乃是一路经过对在劳动组合运动内的改良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斗争来的。
  赤色劳动组合国际当开成立大会时，决定与第三国际之关系、部分的要求与最终目标之关系、对工场委员会、生产管理、阿姆斯德旦国际等之态度等等重要问题。后因资本的攻势加强，故赤色劳动国际在一九二二年第二次大会时，又决定用力对于资本攻势的斗争与革命的工会之组织，揭示统一战线之口号，并宣言与改良的团体协力以与资本的攻势作战；但改良主义者虽也看见眼前资本的进攻与劳动者阶级之败北，却绝对不来答应这个统一战线之要求。而在另一方面，反在祈求他们与布尔乔亚汜之统一战线的不致破裂。后来赤色劳动国际为谋统一战线，又使全俄劳动组合评议会向阿姆斯德旦提议开两个国际合并之协议会；但阿姆斯德旦送来一种拒绝状，意思是说如果俄罗斯脱离了赤色劳动国际，那么将承认它加盟阿姆斯德旦。于是赤色劳动国际不复采用此种方法，另使英国劳动组合与俄国劳动组合合组所谓英俄委员会，由这个英俄委员会去为统一而作战；但自英国总罢工后愈趋反动的机会主义的英国劳动组合总评议会之干部，到了去年年底，却把这个英俄委员会破坏了。惟以上的经过，并不成为两国际将来合并的大暗礁。反是劳动组合之战线统一，在大众之间正在猛力进行。因为赤色劳动国际是“从下层做起”的战线统一，即促进右翼组合大众的斗争，从而指导之援助之，使大众理解惟有赤色劳动国际才是真正忠实于劳动者大众的利益。另一方面，由于暴露了阿姆斯德旦干部之非斗争主义，阶级协调主义，故阿姆斯德旦组合大众，在形式上虽尚属于阿姆斯德旦，实际则已信赖了赤色劳动国际之指导；且在内部结成反对阿姆斯德旦干部的团体，使更多的大众愈来〔愈〕赞助赤色劳动国际。英吉利少数派、德意志、荷兰、瑞典等国的反对派之发展，皆是例证。这样赤色劳动国际正在阿姆斯德旦内部日益增大其势力。尤其可注目者，阿姆斯德丹国际只不过包括欧罗巴的几个国家，而赤色劳动国际，不惟包括先进国的，还包括如中国、非洲南美等后进的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劳动者大众。这因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反帝国主义运动，阿姆斯德旦是取无关心甚至反对的态度，而赤色劳动国际是最努力地赞助之故。
  赤色劳动国际与阿姆斯德旦之阶级的差异最能明了表明的地方，是在对英吉利罢工与中国革命两者的态度。前者最用力地支持英国总罢工，且欲使之发展为对于政治权力的斗争，以获得劳动阶级的胜利。后者则对反动的保守党政府颁戒严令，用军队及全国的反动团体以弹压的总罢工，以为用单纯的经济的斗争已够，从而破坏斗争，坐视劳动者的被杀，遂使总罢工归于惨败。一九二五年中国劳动者总罢工之际，赤色劳动国际向阿姆斯德旦提议共同援助时，他的机会主义干部诿说调查，而拒绝援助。故中国工会之加盟赤色劳动国际，实是当然之事。
  今日阿姆斯德旦虽有一千三百三十万的会员，但赤色劳动国际有多少呢？除俄罗斯九百三十万，中国一百二十万，法国六十二万，捷克二十三万，合计一千一百万之外，尚有不便公开加入的许多。如罗马尼亚、芬兰、日本之左翼组合，皆受政府之弹压，阻止其公然加入。在英国、德国及其他改良主义的组合内，也有支持赤色国际的反对派多数存在。若把这种种合算起来，至少当有一千六七百万。
  赤色国际在政治方面是有第三国际的色彩的。它的运动也在第三国际指导之下行使。
  资本家阶级与劳动者阶级之阶级对立愈趋尖锐，劳动者大众受斗争的经验愈富，将益信赖赤色国际之指导；而阿姆斯德丹之改良的干部行见其为大众所舍弃了。
  第三章苏维埃联邦
  在第一章中，我们已知为今日国际情势的特征者，是苏维埃联邦之社会主义的建设，与资本主义之安定，同时并进。如今资本主义的安定，我们知道已开始现实地暴露其矛盾；以下便就苏维埃联邦之建设究竟是怎样巩固，又是怎样进展，来考察一下。
  一、苏维埃联邦之外交
  先当从苏维埃联邦之国际关系的变迁来考察。
  在过去十年间，苏维埃联邦之国际的地位，有极大的变化，经过几多的阶段。当十月革命后之第一期，苏维埃共和国受着德意志帝国主义者的袭击。德国占领了乌克兰的一部分之后，遂强制劳农共和国不能不同意于有如列宁所称呼的“污辱的”布里斯特和平条件。①这终算给了苏维埃联邦约一年的安息时间。其后 便开始一个与资本主义同盟诸国之武装冲突的长时期。由这种国家的力量，助成了哥尔恰克、台尼金、优台尼丘及乌拉葛尔的反动军队。①在这个直接的斗争之中，苏维埃之劳动者与农民，竟把帝国主义者与白卫军打个粉碎。劳动者及农民遂强制他们撤去联邦的领域。
  这样，市民战争告终。长期的息养时间由此开始。在这期间，苏维埃联邦之代表与资本主义国家之代表在日内瓦与海牙相会。在苏联一方面终想得到列强的谅解以尽力延长这个息养的时间，并在敌人包围之中想订结得以保证劳农国家和平存在的条件。但无论在日内瓦或在海牙，苏联的提案都被最重要的资本主义各国的代表拒绝了。
  现在的苏维埃联邦却已过了多年的和平关系。它与列强维持正常的友谊的关系，正在与二三国家商议争论问题之解决与借款问题之整理。且因国内的稳定与苏联国际地位之强大化，像从前希望同意于在日内瓦与海牙所提的条件，早已成为没有意义了。那时的苏联比之已过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的现在，正要十倍的衰弱。因此，当时的苏联只好委曲忍辱。但现在的苏联比初与资本主义世界的代表在日内瓦与海牙会见时，已不可同日语了！
  这种情形，即在与法国及其他诸国有所商议时，也可决定联邦之态度、此等商议是关于苏联与资本主义世界正常的经济关系之发展的，因这种经济关系之发展，不仅对苏联为必要，即对 资本主义诸国也为必要，故在苏联是非常有利地在进行着。
  联邦之外国贸易在最近几年间逐渐发达。在一九二一 ——一九二二年的经济年度，苏联之外国贸易为三万万三千万战前罗布。至一九二六年便超过了十万万战前罗布。由此可见外国贸易在五年之间增至三倍以上。但外国贸易关系之发展，至现在为止，还比在最近年间有显然成长的国民经济之一般的发展落后。这种经济关系之扩大的发展，乃是确保和平上最重要的因子之一。
  二、在过去十年间国民经济之发展
  在这苏维埃联邦之十年间，由劳动大众辛勤坚苦地奋斗，一面对市民战争、列强干涉、饥馑寒冷作战，一面为破坏旧国家机关，断绝旧社会关系，努力不懈；在人类历史上真是无比的业绩。这数百万劳动大众努力的径路，便在国民经济之再兴与依据社会主义原则之变革。
  但他们拿什么来开始建设？
  在现在经过种种战线上的十年斗争之后，回顾他们过去的作为之际，我们当不免忘记劳动者阶级究用什么开始国民经济变革之创造的事业，在何种根底之上开始社会主义的建设。
  据国家计划经济委员会协作者的计算，战时中（自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二四年）之支出，可以匹敌七年间俄国全体人民的总生产；若用金钱的价值来说，帝国主义战争间国民经济之损失达四百万万罗布，为市民战争与封锁所受损失，在五百万万罗布以上。
  自然这种计算不能说是绝对正确，只不过一种近似的例证而已。但由此等数字，已足见在帝国主义战争及市民战争间所生破坏之大。苏联的劳动阶级在过去数年间，便把这等大伤口有大部分治愈，而且着手于新建设了。
  国民经济之衰退与跃进。农业总生产之价值，在一九一三年为一百十七万万九千万罗布，在一九一七年为九十五万万罗布（即比战前生产之一半稍多）。但在一九二七年农业的总生产已有一百二十七万万七千六百万罗布，是已超过战前的水准了。据预计，要是没有灾害的话，农业可能的生产，在一九二八年度可有一百三十一万万八千六百万罗布，即将比战前水准增至一〇九％。
  大工业总生产之价值在一九一三年为六十三万万九千一百万罗布，一九一七年为四十四万万六千八百万罗布，当一九二一年再建设之初，不过十三万万四千四百万罗布（即比战前水准五分之一稍多一点）。但自一九二一年以后，即大见增进。如当第十周年纪念时，已超过战前的水准（六十六万万三千七百万罗布以上）。本年预计当增至七十五万万九千二百万罗布，即比战前水准增出一五％。
  以上几种数字是表明过去十年间在最重要生产部门的经济发展之一般形态。其间有严重危机的退步与异常急速的生产，可为全经过期间的特征。
  农业。照上述报告，工业生产虽曾降落到几乎战前百分之二十的地步，但农业总生产之水准决不曾跌至战前百分之五十以下，可见农业是比工业少受打击。耕地面积在一九一四年为一万万九百万台西阿的①；一九二二年虽减至七千五百万台西阿的，但到一九二七年已近于战前之数了。
  农业之衰退与成长之程度，更可由以下报告而见其特性。即
  在帝国主义战争与市民战争之间，农民阶级（据统计机关的计算）男子劳动力的损失约百分之三十，动产不动产皆受剧减。牧畜低下至百分之四十。而农业之商品量，约减少为四分之一。但至一九二七年，我们见有极大的变化。他们已有与战前大致相同的耕作面积，牧畜也比战前增至百分之一〇一。
  耕作面积的数量虽比战前减少，但因总生产之成长，可知农业上已有质的变化。这个过程里与复农耕法及机械化的过程以及在经济上其他的改良有关连的。
  在农业上新的投资范围近也增大。在一九二六 ——二七年度，在各方面所支出的（预算农业信用等）投资额，多至四万万一千八百万罗布；在次年度据说为农业建设在最重要场所所支出的有五万万二千万罗布。
  工业。帝国主义战争及市民战争对工业所生损害特别厉害。“革命的巨费”即为普罗列搭利亚独裁所消耗的，当市民战争期间，比较对于国民经济其他一切部门，以对于工业的压迫为最大。
  工业的总生产在一九二一 ——二二年异常低落，即降至战前百分之二十八。在工业上活动的劳动者数比一九一三年减少一，九一八，〇〇〇人，即仅有一，二九四，〇〇〇人，还不及半数。再加以原料及燃料之缺乏，运输机关之破坏，大多数工场〔厂〕之悲惨状态，都是人人所不能忘却的事情。可是市民战争一告终结，飞跃的增进也即开始。劳动阶级用在工业领域上的精力与意志，真值得钦佩。故在一九二一年的生产虽不过战前的五分之一；但至一九二七年，即比战前水准增多百分之三十九。这个进步还是在五年之中达到的，无论何国是没有这样暴风雨般的再兴的。这一事实，要是大家注意到在苏维埃联邦经济之再兴还比其他诸国落后四年，当益可明了。
  十月革命之后，帝国主义战争之结果，运输组织完全破坏。当市民战争起后，对于运输事业更加上困难的打击。在破坏最甚的时代，运输能率仅及战前五分之一。但至现在，铁道运输，已达到战前能率，在有些地方还突破战前的状态。劳动工资在市民战争期间中，如一切劳动者所知道的，是饥饿工资而已，不能比这再多一点。到了现在，工资也比战前为高。一九二一年及一九二二年，劳动者一人每月的工资，照预算表不过八 ·八四罗布；现在则在二八罗布以上。（战争时代为二五罗布）。在苏联国家收入中劳动阶级所占之数，一九二四 ——二五年为百分之二四·一，一九二五 ——二六年为百分之二九·四。
  普罗列搭利亚国家之政策是对的吗？这种成绩即为在过去数年间普罗列搭利亚国家之政策是否正确的答案。我们决不能主张过去全无部分的谬误。谬误之发生是无疑的。然就大体讲，如十年来工作的结果所表示，在过去所实行的政策实是完全正确的。
  过去的十年，通常可以区别为二个主要时期。即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与新经济政策时期。
  战时共产主义组织，是和为普罗列搭利亚权力即苏维埃国家之直接的防御，当用全力以援助的时期相适应的。其他一切的利害与联邦之全部政策皆从属于这个决定的任务之解决之下。劳动者与农民为苏维埃国家之存在，努力抵御世界布尔乔亚汜之攻击。他们一开始确立新的国家及经济之组织与直接的组织的劳作，便抱着革命的一切巨大费用可以完全取偿的确信，来防御联邦。
  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之后的新经济政策时期，很可证明劳动者农民的这种希望之正确。如上述那样飞跃之国，固已表示 “革命的巨大费用 ”，已在许多部分（有很多是全部的）被取回了。
  战时共产主义之政策，在非此不能有社会主义的建设，与使劳农大众知道对于阶级敌人必须占胜利的意味上，是正当的政策这一事，已被证明了。
  当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实现了劳动者与农民之斗争同盟。当新经济政策时期结成了为建设新社会之劳动者与农民间之经济的同盟。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哪个将得胜利？这个时期通常名为复兴时代。这一名词，在一般人看来，是和一切参战国家当战后时期所使用的有同等意义。但实际上苏联之复兴时代，是和资本主义诸国相当的复兴时代有着全异的内容，与全异的任务的。因为法德及英帝国的经济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之社会经济关系所形成的那个旧圈套中在复兴。而苏联的复兴时代，是立于新的根柢，即所谓在工场〔厂〕、职场〔织厂〕、铁道、土地、财产等私有财产解体的基础上，创造新的经济关系与经济组织的时代。
  苏维埃联邦之工业，是当作经济之社会主义的要素而再建的。商品流通是在由国家商业与协同组合的市场掌握之下而发展的。农民经济常在社会主义的工业与普罗列搭利亚独裁之其他经济指导有益影响之下而向上的。故在普罗列搭利亚特独裁之下的复兴时代，同时即为增进经济上社会主义要素之作用的斗争时代，也是克服在经济组织内资本主义要素之时代。
  在苏维埃联邦，当社会主义的社会之组织未经终了以前，阶级还是存在的，因此为确保经济上及政治上之影响的阶级间之斗争也是残留的，从而相互的关系也将受着变化，这些都是无疑的事实。
  为此我们要综合成绩，比较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之成长时，实必须从阶级关系之观点来观察，且当注意到社会主义要素的作用。以下特引用二三种数字以记述由阶级观点所成事件之特性。在一九二四 ——二五年，社会化的扇形，占全交易百分之七二 ·六。在一九二七 ——二八年，这个比率即升至百分之八四·五。私有经济的部门所占成分，不过是百分之一五·五。又工银劳动之压倒的多数即百分之八十以上，也集中在社会化的扇形上。经过数年再来比较时，这个比率当能表示年年向上。此等数字都可为国民经济社会化之效果的具体例子。
  同时此等数字也可作为对于社会主义胜利还是资本主义胜利这一问子〔题〕的答复。反对派中人关于此问的答复，常有说在二三年前要比现在为良好的倾向。照他们的见解，在当时，以在社会主义的要素方面为有一切利益；然到现在，这方面却愈见恶化了。
  但从上述关于苏联经济发展之报告看来，是非常明确地可以证明此种立场为全无根据。一九二一 ——二二年，劳动者阶级之数的势力略略超过二百万。大多数工场是在停闭。生产量降至战前五分之一，商业上以私人商业为占优势。什么协同组合及其他社会化的经济设备，在农村简直还不知道。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之可能性与今日所已成就的效果，还不承认的人，只要把今日最最活泼运转的工业，在工业中工作的劳动者数，协同组合网之发展，劳动者阶级与农民阶级之今日状态及现在所有一般的结果，与在四年五年前的一般状态对比一下，便可知其见解之毫无根据了。
  过去的十年，很能证明获取国家权力的劳动阶级是有确保最速的经济的飞跃，并引导这种飞跃到社会主义轨道中的能力的，也能证明同时在生产在商业上资本主义的关系是被压倒的。更有一点不可不指明的，即普罗列搭利亚特与农民同盟以完成这一伟大的业绩时，他们所承受的地盘及其出发点，乃是被帝国主义战争及市民战争连根破坏了的后进国之经济，而且不仅受不到外部些少的援助，还是处在资本主义诸国之压迫下的。
  俄罗斯用自己的力量建设。
  列宁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一般在资本主义诸国，特别在沙皇治下的俄国，重工业是全靠外国资本的助力而发展的。”实际上，一九一五年西欧所投于俄国工业的资本，乃有数十万万罗布之多。故当列宁指示上项事实时，曾有不少人怀疑于在普罗列搭利亚特独裁之下，是否果有经济发展之可能。这些人是对于克服在布尔乔亚诸国之经济方面所难以制胜的上项困难之可能性过少评价了的。试看上述的苏联发展的结果，不是全用自力完成的吗？因为无论是日内瓦，是海牙、都不曾给过苏联以何等的材料啊。
  在重工业领域上，苏联用这一产业部门上的合理化运动而达目的。然在获得燃料方面，不管怎样努力，终不能有金属业那样的成绩。俄国之燃料预算常告不足，须由外国之燃料输入以补足之。故不管经济发达如何，燃料危机终是经常的现象。然后来因煤、石油、及泥灰之产出获得成功，大电气发电所也筑造了，于是形成了联邦对于动力经济的坚固基础。现在铸铁之熔融与压展机生产虽不过战前水准百分之七三，然数年之内，在这方面也有大可改良的准备。
  第二个十年的开始，如今苏联已走上第二个十年的初步，有更大的任务急待解决。此地关于国内工业化的根本任务，将不详细说明。要之 “复兴时代 ”的成功，对于国民的生活状态，及社会主义的要素与全部经济的发展，是有强大的影响的。每年每年地，技术的基础在量的方面有增长，在质的方面也有急速的进步，将来所能实现的成绩，一定当更大更可惊人。
  对于第二个十年间的计划的要点，是全经济、工业及农业之政策与新装。经济建设的第二个十年，对于生产技术与劳动者组织自将有根本的变化；这与以前所行者当有区别。在今日以前劳动者阶级与农民阶级拿旧的落后的沙皇治下所传下的遗产，对困难与饥馑作战，在将来劳动者阶级与农民阶级自将每年以更大的规模去利用一切技术的收获与人间精神的收获。同时一切文化的问题也得特别的意义。全经济之合理化与复兴之问题，要是没有联邦会人民大众之文化的进展，是不能解决的。文化之意义与作用，技术与智识之意义，在未来时期，自当显然提高。
  又经济发展的未来时代，计划的指导之意义与作用将益形增加，这与以前所经验者也有区别。今日由计划经济部所定的五年计划，是形成一个转换点的。经济发展五年计划，在普罗列搭利亚独裁之条件下，便是社会主义建设之五年计划。
  三、横于前途的困难与 “反对派 ”之迷混
  但同时苏联今后之发展，也有危险的存在，我们是不容看过的。这在国内是富农及资本家（nepmen）之势力，在国外是帝国主义诸国使苏联孤立，或欲粉碎之，或欲堕落之于资本主义的地位。
  就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上国内的危险言之，因由租税政策（极度之累进税）价格政策（物价安定，使投机不可能）、信用政策（由贫农中农及所组织的协同组合以谋金融之便利）及其他压迫政策，足使劳动者与贫农及中农的同盟益形巩固，富农及资本家益形孤立，其势力愈加衰落。故这种危险，今后由政府的正确的政策与大众对比之强力的支持，当能完全克服；这是我们敢于断言的。
  所可怕者，只是从国际方面来的危险。这在第一章中已有详细的叙述。今日此种危机之所以尚未爆发者，一因在他们帝国主义的各国之间还未形成一致的战线（参看第一章），二因他们的准备也未充分完成；在这准备上最有重大意味者，是对国内民众之完全的支配与对被压迫民族之彻底的压迫。
  但在帝国主义治下的国内民众及被压迫殖民地民族，果将到底为帝国主义政府之恐怖的反动与欺瞒的怀柔所压迫下去吗？要决定这个问题，须看立在此等民族与国内民众之先头，在正确地指导斗争的普罗列搭利亚党之力量与活动如何。要是他们的指导正确而且力量强大，那么在万国被压迫民众与苏联劳农大众的巩固的协力之下，自可把威协苏联之国际的危机克服下去的。看最近中国的新的解放运动之发展，与欧洲诸国劳动者大众的新的抬头，正是为指示向这个方向发展的先驱（参看第一章）。
  我们之所以不容〔易〕看过横于苏联前途的上述诸困难者，是为了要如何克服这种困难又不可不克服这种困难成为问题之故。这种态度，正是为历史的使命而斗争的普罗列搭利亚前卫所当取的态度。
  然而此等困难曾使一部分人混乱，发出悲鸣之声。如先由第三国际之中央执行委员会除名，继由苏联共产党除名的托洛兹基①、齐诺维埃夫②等，正是不敢对付困难见困难而倒退的人。 这批人原是从当初就常在困难之前不断地表示动摇的。如托洛兹基在一九〇五年之前，在布尔塞维克与孟雪维克①之间动摇；其后一九〇五年之革命失败，来了一个无比类的反动时代，于是重倾向于孟雪维克一边；到一九一四年之世界战争勃发，也不想由阶级斗争以克服战争，只是当作和平主义的悲呜之传导者以终；一直到一九一七年秋，俄罗斯大众之革命的能力已经强大，而且在各交战国内也渐渐地高涨革命之波，于是又随着潮流，加入布尔塞维克党，参加十一月革命。
  这样，普罗列搭利亚特之独裁虽然已经建立，但据他所怀抱的根本信念，还以为：
  倘若没有欧罗巴普罗列搭利亚特之直接的援助，那么俄罗斯之劳动者阶级要维持权力，要把一时的支配变为纯粹之社会主义的独裁，是不可能的。
  他之参加十一月革命，也是基于这个信念。对于在俄罗斯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并没有何等确信的。
  至一九二一 ——二二年以后，世界资本主义渐趋安定，在各国的革命潮流也渐形低落，于是他又开始混乱起来。这样在一九二五年四月之共产党会议以后，他便常喊党干部之资本主义的堕落，以至于今日。
  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之第十四次党大会之前后，虽至于与托洛兹基共行动的齐诺维埃夫与加梅纳夫②我们也可看出他们同样的在困难之前动摇的历史。当十一月革命之前，他们也与托洛兹基抱同样的信念，以为在俄罗斯，是不能有普罗列搭利亚革 命——即社会主义的建设的，所以拒绝参加革命，后因列宁将加以除名的处分，才勉强追随。在距此七年之前，即一九一一年，正是反动之高潮时代，在布尔塞维克之间，当讨论到是否须与孟雪维克，与其中的最左翼派托洛兹基分离时，对于列宁之断然主张分离，而反顽强地拥护托洛兹基者，便是加梅纳夫。
  他们到了今日，当苏维埃联邦之社会主义的建设遇着国内的及国际的困难，并不想如何克服，却专与政府为难，多方恶评。又不仅此而已，自一九二六年下期以后，竟破坏党的严重的纪律而另组fraction①；虽曾在是年十月十六日在大众的批判前面声明谢罪，但并没有中止那种运动；至一九二七年八月四日再声明谢罪，可是依然继续那种运动，更进而诉于党外大众，欲使党与大众分离，又与在国外的反革命分子（德国的马斯洛克、费西耶，法国的斯维林等）通款曲，谋用国际的力量推翻俄国共产党及苏维埃权力之权威。
  于是他们遂受共产党除名的处分。而且当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党第十五次大会中投票除名决议时，反对除名者四，一二〇票，而赞成除名者多至七二四，〇六六票，（即反对之票还不足全体百分之五）也可见他们尽管如何努力，然而大众已不信任他们了。
  不管有何种困难，不管小布尔乔亚的分子对困难如何动摇，然苏维埃联邦之劳农大众，还有世界之劳动者阶级及被压迫民众，在坚固的团结之上，在苏维埃政府正确的政策与第三国际正确的指导之下，终是要克服此等内外之困难的。而这一种愈趋巩固的苏维埃联邦的进步，正是国际解放之先导的明灯，有力的支 柱。
  第四章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
  一、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之重要性
  孕育新的世界战争危机的今日之国际情势，在根本上是由二个基本的对立势力之相互关系而规定的。一方是由英国、法国、意国、德国、日本、美国等或为绝对地或为相对地安定化巩固化之帝国主义各强国所代表的国际资本主义之势力，他方是由已然经过革命十周年，对内着着地完成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对外日益在全世界被压迫劳动民众间扩大其影响力之苏维埃联盟所表现的国际普劳列搭利亚特之势力。以这样的二大势力之基本的对立关系为基调，于是有在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布尔乔亚汜与普罗列搭利亚特之对立，以及在帝国主义国与受其支配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间的种种样样之对立，涌现到世界政治的舞台上来。
  一日猛烈一日的此种诸对立，今日正以可惊的速度向着一个大破绽 ——在规模上，在残酷上，都要比一九一四 ——一八年的大过数十倍之国际的大劫掠战 ——而突进。各强国的帝国主义布尔乔亚汜，为准备新的战争，正在拚命地热衷于军备竞争。
  但这种的战争准备，不只是在扩张军备一方面活动而已。帝国主义诸国为于未来战争中得确保对自己最有利益的阵形起见，正在试行一切必要的政策。此等政策之一，即为形成各种形态的帝国主义的 bloc①之政策。以英国帝国主义为盟主的所谓 “反苏维埃战线”之展开，就是最最显著的例子。其他如最近法兰西与尤哥斯拉维亚条约之缔结，意大利与阿尔巴尼亚攻守同盟之成立（大概是为了与美国对立所逼迫），日本帝国主义之接近苏俄政策，最近十五国不战条约之调印等等皆为这一政策的表现。
  但在帝国主义诸国最切要之事，莫过于强固自己阵地之“背后”。为当战争实行时可无后顾之忧起见，故帝国主义布尔乔亚汜有对于本国劳动者与本国殖民地更加紧束缚之必要。而最近各帝国主义政府对国内劳动者阶级及殖民地民众之亘古未曾有的弹压，即皆为由这个必要所发生者。
  帝国主义布尔乔亚汜正在尽力用一切手段，以谋巩固对殖民地之支配。现在帝国主义国家所派遣至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军队力量，已经超过百万。其中有七十万是英国派驻于它的“势力范围”内的军队数。美国对于尼加拉瓜、波里维亚①，其他南美中美诸国之武力干涉，荷兰帝国主义对于印度内西亚革命民众之残杀，法国军队在摩洛哥、叙利亚之无厌的暴行，英国舰队对于“独立国”埃及议会之威吓，列强军队之事实的占领上海及其他中国革命中心地与夫由此等派遣军队对中国革命民众所行几多的残酷行为等等，——单举最近一年间帝国主义对殖民地武力压迫之实例来看，也几乎不胜枚举了。
  在如此极端压迫之下，世界殖民地及半殖民地所起革命的民族解放运动之益将趋于激烈，自是显然之事。殖民地被压迫民众为解放自己的斗争，如今正成为在整个国际过程上的一般的现象，日在给国际帝国主义之基础以激动。在这几年来，已有中 国、印度内西亚、叙利亚等地包拥数十万、数百万大众的广泛的革命的斗争，在展开中。这许多国家之被压迫大众，皆现实地握着武器，对抗帝国主义的压迫者榨取者厉行为解放自己的斗争。
  此等民族解放运动对于世界帝国主义之命运是有伟大的意义的。试想一想：在全地球人口总数十九万万五百万中，便有十一万万三千四百万是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之人口。其他除出属于苏维埃联盟的一万万四千三百万，中间诸国的二万万六千四百万，所余压迫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帝国主义诸国的人口不过三万万六千三百万。即仅占有全地球人口百分之十九的帝国主义诸国，是在占有百分之六十的人口之殖民地半殖民地上逞其无厌的榨取。（而更重要的，是在这三万万六千三百万的帝国主义人口中，竟有百分之九十是为劳动者农民之被压迫人口所占有。故只有全世界人口数百分之一，真属于帝国主义布尔乔亚汜）。
  这样仅仅不满 “一握 ”的此等资本主义的“先进国 ”之帝国主义布尔乔亚汜，若不对于占有世界人口过半数的 “野蛮 ”而“未开化”之后进诸民族实行那最可耻的暴压与掠夺，便连一天也不得存在。
  为了它那低廉的劳动力，无尽藏的工业原料品，为资本主义的商品之广泛销路，于是殖民地就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所不可缺少的地盘。帝国主义要在这个地盘上能确乎站稳时，才得维持自己且使自己发展。反之，若从帝国主义取去这个地盘的话，那么帝国主义便要连根推翻。因之殖民地半殖民地之解放，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之胜利，其意义无异是帝国主义之 “寿终正寝。”
  但不仅此而已。帝国主义由于它自身的发展，却造成了为殖民地解放之客观的条件。表现资本主义最后阶段之现代的帝国主义不单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输出商品而已，还为了榨取在此等诸国的低廉的劳动力，年年输出巨大的资本。尤其是世界大战以来，这个倾向逐渐显著；各殖民地国有急速的资本主义化、工业化。然在殖民地的资本主义之发展，必然地又要促进土著布尔乔亚汜及工业普罗列搭利亚特之成长，使在殖民地国的封建的社会关系之变革，特别在农村的封建的土地所有关系之变革（土地革命）为不可避免。故此等殖民地国之由帝国主义的榨取及支配底下谋解放，不单是土著布尔乔亚汜有这要求，也且为有急速的阶级的成长之殖民地普罗列搭利亚特，及谋从封建的榨取自求解放的殖民地农民之巨大大众所最热烈地要求。
  故从帝国主义支配下解放之问题，多少也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布尔乔亚民主主义革命（以土地革命为其最重要的关头）之问题。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因将殖民地的劳动者农民吸引到阵营中，故带有广泛的大众的斗争之性质。还不仅如此，因为土著布尔乔亚汜无论在数量上、在质量上皆属微弱，所以必然的使殖民地劳动者农民成为殖民地解放斗争上的领导者。在这里，就保有为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之无尽藏的势力源泉，存有为这个运动可获胜利之现实的条件。
  在帝国主义诸国的劳动者农民之运动，若不与在殖民地的被压迫民众之斗争最紧密地结合，展开一条不可分的统一战线，是不能胜利的。为什么？因这两个运动是向着一个共通目标 ——打倒帝国主义 ——而作战的，故在帝国主义国之普罗列搭利亚特与农民，只有当实现殖民地的完全解放时，才能开始解放自己。
  二、国际反帝国主义联盟
  在殖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既具有如上述的意义，那么在先进
  诸国的普罗列搭利亚特之运动，当然不能对之无关心。然以英国劳动党为首的属于第二国际之机会主义的劳动者党，不能或者不欲认识民族解放运动之此种意义，却把它看作单单小的国民运动，而想抹杀民族解放所有世界史的意义。他们对于民族解放运动，止于表示 “满腔之同情 ”，不想积极的支持，却仅说第三国际之此种努力为妨害民族解放。这一种的见解，乃是反映帝国主义国家劳动贵族之利害的见解，断乎不是有阶级意识的普罗列搭利亚特之见解。
  第三国际自创立以来，即促进殖民地民族运动之发展，为实现谋自己解放而斗争的殖民地被压迫民族与帝国主义诸国的劳动者农工之同盟而作种种的努力。直至最近，第三国际是为殖民地解放运动之惟一的国际的机关。但要国际的统一殖民地解放运动且指导之，单靠为国际普罗列搭利亚特之斗争机关的第三国际，尚嫌不足。为此，一方成为全世界各被压迫民族国际的结合之机关，同时他方又成为此等被压迫民族与在帝国主义诸国的被压迫劳动人民共同斗争之机关的一个国际的组织，实有其必要。
  数年来为设立这样的国际机关，已尽了非常困难的努力。一九二七年二月十日至十五日在比利时不鲁塞所开的反帝国主义反殖民地压迫，拥护民族自决权的第一次国际大会算是实现这种组织的第一步。
  在大会中，有从世界各地来的代表 ——中国、印度、印度内西亚、印度支那、朝鲜、波斯、巴勒斯丁、南阿非利加、墨西哥、阿根廷、哥仑比亚、古巴、哈企、玻尔特利克、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日本等二十三国的一百二十二个团体的代表——合计一百七十四名参加。单就这一事实上看，也足见这一大会是有世界解放运动史上无比类之重大的政治意义了。数十年或数百来呻吟于资本主义的“文明国”支配之下的此等殖民地及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之代表们，与帝国主义诸国之劳动者阶级代表开始会合一堂，誓对共同之敌而行共同的斗争。
  即在其他点上看来，这一不鲁塞大会也成就了几多重要的事业。第一是为东洋二大被压迫民族的中国及印度之民族解放运动之代表，在国际运动史上第一次聚首，誓作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中国、印度的代表团，与英国劳动党左翼派及英国共产党的代表共同发表在政治上有重大意义的共同宣言。第二是中美及南美因美国帝国主义而急速殖民地化的拉丁阿美利加诸国之代表参加这个大会。第三是工会委员会及参加大会的青年分子之开会，谋以前任何国际都未曾组织的殖民地诸国之工会及青年运动之国际的结合等等。
  最后这个大会以全场的一致决议创立“国际反帝国主义联盟”，作为国际反帝国主义，殖民地解放运动之永久的机关。由大会所定各种之纲领及重要决议，即由这个联盟立刻谋其实行。
  联盟本部设于巴黎，第一次大会以后，它的工作已着着进行。在柏林、伦敦、纽约、不鲁塞等处，已有联盟支部成立。反对帝国主义诸国出兵中国之大众的示威运动，已在各该都市行过。在其他世界各地，正在计划举行大的特殊会议。其中如讨论对新的世界战争危机之对策的全亚细亚会议之计划，即是最重要者。
  “国际反帝国主义联盟 ”之第二次大会，于去年十二月六日起在巴黎开会。这次对日本各无产政党且发正式招待书。
  自然，这一联盟今尚未成为国际上的大势力，也且不是短时间所能成就的。但它对于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给他们成为一个全体的自觉，惟有殖民地被压迫民众与帝国主义普罗列搭利亚特之共同斗争才能获得最后胜利的信念，像这种仅仅道德的影响力，已经是非常有力的了。其中在政治上尚非常落后的诸民族的代表们，而且有时还具有互相矛盾的宗教观、世界观、政治信念的代表们，竟有如第一次大会所表示的对苏维埃联盟有热烈支持之意志，实值得大加注意。那个宣言中的一节，是说：
  虽成立于民族与人种的自由联盟之上，但建筑于诸民族的牢狱的废墟之上的劳动者国家之历史的实例，如炬火般照着被压迫隶从民族的解放斗争之路。
  以下就中国、印度、及其他诸国的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之最近情势，略述一二。
  三、中国今日为全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之先驱者，是中国革命。拥有四万万人口的中国，原为帝国主义列强殖民地榨取之最大源泉。中国在一切意味上，实是国际帝国主义最后的支柱，故中国之奴隶化，实为各帝国主义强国（其中如日本更是以中国为其惟一殖民地的地盘之帝国主义国）生死有关的问题。
  这样，今日国际过程上的一切矛盾，无不向中国集中。（一）中国成为各帝国主义强国间争夺的中心。对自己最有利地把中国重行分割之事，直接是和列国帝国主义之死活有关。从而各帝国主义势力间最尖锐的对立，是以中国为中心而展开者，“中国问题”是一切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之中心问题。（二）中国之解放。其意味即为从国际帝国主义夺去了它们最重要的支柱。不仅如此，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之胜利，必然地要使世界各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也趋于激烈。只要看去年中国革命有急速的发展时，对于印度、埃及、印度内西亚等地的民族运动发生了如何深大的影响，便可知道。中国革命之胜利，实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胜利之序曲。故在中国，便有殖民地国与帝国主义国最尖锐的对立存在。（三）最后，中国革命从各方面看来，正成为国际革命之中心。帝国主义诸国的普罗列搭利亚革命，只有和中国革命联在一起设想时，才得成为问题。尤其重要者，是中国与表现国际普罗列搭利亚特权力之苏维埃联盟，在地域上互相连结之一事。今日的中国革命，在部分上已经表现出苏维埃联盟与国际帝国主义间之阶级战争。
  自然如中国革命这样伟大的变革事业，决非一蹴可就。它要经过几多次的涨潮退潮，然后才得到达最后的胜利。而且中国革命的胜利非有国际普罗列搭利亚之胜利，也是不可能的。
  四、印度
  英国对印度的政策，以世界大战前后为转机而有急速的变化。以榨取市场及农业殖民地为目的之向来的政策，如今代以〔之〕以资本输出为目的的政策。其结果，印度近代的工业显见发达，土著之工业的布尔乔亚汜也急速地成长。印度之近代的大布尔乔亚汜在经济上，政治上，皆紧密地与英国帝国主义结合，实为英国在印度支配上的胜利。
  可是印度之资本主义的发达，同时促成近代的普罗列搭利亚特之急速的成长，引起广泛的小布尔乔亚层之贫困化，且使在封建的榨取下面的农民大众之革命化为不可避免。（印度的农业革命，是目下的根本问题。惟有此等阶级，才得为今日印度民族革命运动之原动力。）
  由甘地所指导的一九一九 ——二〇年之民族解放运动，是以布尔乔亚汜为指导者的。当时民族运动之最强力的斗争手段，为抵制英国商品，其斗争目标为发展印度工业。这一运动能吸引广泛的大众到阵营中来，故到处有大众的叛乱发生。但是这一运动也因国民布尔乔亚汜与英国帝国主义妥协屈服而归于失败。
  在甘地主义失败之后，继起的民族主义运动之代表，是斯华拉巨（自治）党。这一党派，当初虽曾经宣言与劳动者、农民接近，但在本质上是代表布尔乔亚汜之利害的。故斯华拉巨党对于劳动者、农民最小的日常利害之斗争，尚且反叛，逐渐撤回了最初之革命的纲领，至今日完全屈服于英国帝国主义。
  布尔乔亚的诸党派之此种反叛，逐渐被暴露到一般国民大众之眼前。最近以“印度脱离外国支配而完全独立”为目的的劳动者农民党之成立，可以表示劳动者农民脱离了国民布尔乔亚汜之指导而至于要求独立的政党组织。尤其可注目者，是最近小布尔乔亚的革命要素，从国民布尔乔亚汜分离而向着劳动者阶级结成同盟。结果使斯华拉巨党内部左右两翼之对立，逐渐〔尖〕锐化。
  普罗列搭利亚特组织之成长尤为值得注意。纺织、铁道、金属、矿山、邮电、海员等主要产业之组织劳动者，达于四十万人。数万人的劳动者罢工，在各地发生，渐趋激烈。一九二一年成立的印度共产党，渐在劳动大众之间获得势力，将成为民族解放的决定斗争上的指导党。
  在印度的农业革命也将成为未来布尔乔亚民主主义革命之中心。印度人口（三万万二千万）之百分之七十三即二万万二千一百万，是农业人口。其中九百九十万属于地主阶级，三千七百八十万为没有土地的农业劳动者及其家族，其余的一万万七千三百万是贫困的小农与自耕农。要打倒英国帝国主义，只有普罗列搭利亚特由农业革命之进行，与这个巨大的农民层同盟，才得成就。
  印度为次于中国的世界有数的殖民地国。印度民族之解放直接可以决定英帝国主义之运命。在这意味上，在最近的将来所得预想的印度革命之新发展（这是劳动者农民及都市小布尔乔亚汜对抗英国帝国主义，国民布尔乔亚汜，封建的地主阶级所作的布尔乔亚民主主义革命）是将形成为正在进行中的世界革命之重要部分。
  五、其他各国
  （甲）印度内西亚 ——近年在荷兰殖民地印度内西亚（爪哇，苏门答腊、巴内、舍来比斯等）各地所起强烈的民族运动，是对国际帝国主义支配与以有力打击者之一。在印度内西亚，土著之布尔乔亚汜差不多是不存在的。从而民族革命之原动力是劳动者与农民。在政治的自由全被剥夺，由荷兰官吏狂暴的白色恐怖之下，印度内西亚的劳动者农民之解放斗争，是取广泛的革命的大众斗争之形态而发展的。故印度内西亚共产党，得完全掌握这个斗争的指导权。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及一九二七年一月，这一斗争，终于在爪哇及苏门答腊以大规模的叛乱而爆发。全部土著人民拿着原始的武器，向荷兰榨取者进攻。但是叛乱的结果，死伤者无数，被捕者在爪哇有六千人，在苏门答腊有二千人，不久即被镇压。指导叛乱的共产党员受死刑、流刑及驱逐的宣告。
  其后荷兰官吏一方面采用部分的改良政策，以获取上层的土著人口；一方面却谋用原始的白色恐怖以绝灭一切战斗的势力。但印度内西亚人民之解放斗争，反因这种暴压而益趋于猛烈。即在现在，印度内西亚尚在革命的情势之下。
  （乙）埃及 ——一九二三年埃及成为名义上的独立国。但因是英国纺织工业之主要原料地，又因苏伊士运河为军事上、通商上之重要地点，故埃及在事实上是在英国帝国主义之支配下。
  由英国政府巧妙的欺骗政策之结果，故迄今埃及之民族解放运动，以用和平的外交手段获得自主权为其主要目标。一九二四年以来在埃及议会占多数的华夫特党，是最明了地表现埃及民族运动之此种倾向的。
  然而最近这样和平的战术之无力，已为大众所逐渐了解。英国帝国主义为使埃及隶属化起见，连埃及议会最小的“议会主义的”要求，尚要用武力阻止。故民族运动为之急进化，急进派之势力增大，同时华夫特党内部也形成了有力的急进派。
  劳动者的运动尚非常落后，对于共产主义运动之压迫非常严厉（共产党在一九二五年被破坏）。惟因生活条件之恶劣化，劳动者对于组织之要求逐渐提高。这种战斗的劳动者运动，在将来对英国帝国主义的斗争上，一定能发生伟大的作用。
  （丙）叙利亚 ——在法国帝国主义支配下的叙利亚民族运动，数年来以公然的叛乱在发展着。①这一叛乱的影响，波及于一切阿拉伯诸国（其中有在英国帝国主义支配下的巴勒斯丁、脱拉斯越丁、伊拉里），叙利亚则立在此等诸国之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之先头。指导叙利亚叛乱的泛阿拉伯的革命党，伊斯德克拉尔，受得广泛的被压迫大众之支持。至于在此等各国的共产党虽尚弱小，但因指导劳动者的斗争，对于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也有多大的贡献。
  叙利亚的叛乱因法国派遣军队优越的武力，最近正受重大 的失败。法国军队在各地大肆杀戮与掠夺。但一经获得广泛的人民参加，发展至于武装斗争的民族解放运动，因这暴压更趋于激烈，更趋于强大，大有 “卷土重来 ”之势。
  （丁）拉丁阿美利加诸国 ——当作美国之帝国主义的发展之结果，最近拉丁阿美利加诸国，急速地殖民地化。美国政府与此等各国之封建的地主阶级结成同盟，谋向广大的民众榨取，以确立在全大陆的帝国主义的支配。在布尔乔亚民主主义的革命之前夜的此等各国之革命运动，因此必然地要转化为对美国帝国主义之斗争。
  美国帝国主义因军事上的必要，正谋在尼加拉瓜（为大西洋与太平洋的连锁）开凿运河。是以去年来对于尼加拉瓜所起的革命运动，实行最露骨的武力干涉。尼加拉瓜革命虽是对于与美国政府相勾结的反动的地主的政府所行而以自由主义的布尔乔亚汜为指导的革命，但劳动者农民之大众，也积极的参加于此。据最近的消息，美国政府派遣飞行机数架，对尼加拉瓜革命军投下爆弹。美国政府为镇压革命计，更谋派多数的军队到尼加拉瓜。
  去年八月，南美伊波里维亚地方发生大规模的叛乱，有二十万的武装印第安劳动者及农民参加。为美国帝国主义忠实走狗的波里维亚政府为镇压计，虐杀了数千民众，枪毙了二百指导者。这一叛乱虽也为国民布尔乔亚汜所指导，带有农民革命之性质，但美国政府作为是〔对〕波里维亚阴谋的逆宣传，为镇压叛乱计，用尽一切手段以援助波里维亚政府。
  拉丁阿美利加的民族运动固尚未成为明确的组织；但各国被压迫民众对于美国帝国主义之解放要求正在急速高涨。故此等诸国在最近所当经验的布尔乔亚民主主义革命，将转化为对美国帝国主义之全般的民族解放运动，也即将使拉丁阿美利加诸国的被压迫民众，成为将来世界解放的重要革命势力。
  第五章帝国主义各国之劳动运动
  一、英吉利（一）英国资本主义之没落。由于英国所起的十七世纪中叶之政治革命与十八世纪末期之“产业革命”，使英国当作世界最初之资本国而诞生；同时掌握了世界支配之经济的政治的优越权。这样直至十九世纪之中叶，英国确立了可以称为“世界之工场〔厂〕”之产业的基础。当时的状态，由如下杂志之记事，可以如实地窥知。即：
  如今英国所能开放的繁荣，其范围实非想象所及。..英国之制造工业，比他国工业之全部总计，还大过四倍，如欧罗巴这样大陆的十六个国家集合起来，也不能制造与英国同一的纺织。”〕（一八二六年发行）
  英国对于欧罗巴诸国及全世界所有此种产业的优越，即为英国之富与世界霸权之物质的基础。海外殖民地也为英国所大大地劫略。在克林威尔①时代，不过有百五十万家族，但至一九一四年，已有全人类五分之一被支配于英帝国之麾下。
  当这时代，英国布尔乔亚汜之 “宽容 ”与“士君子之态 ”（gen-tlemanship）产生出来；他方，稳健的劳动贵族也造成。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上，以改善劳动者生活为最后目标的那个 “工会主义 ” 及为其理论表现的 “费边主义 ”①，实为这一时代的产物。
  但一至一八八〇年代，形势为之一变。即德国已当作对英国的强敌而出现。即在其他欧罗巴诸国及阿美利加，也以卓越的势力发展了工业。从而向来英国所有经济的世界霸权以及资本与劳动协调之基础，也开始连根推翻，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开始猛烈的斗争。（一九一一 ——一三年之劳动不安等等）在这一种状态之下，英国所以要参加 “世界战争 ”了。
  一九一四 ——一八年之战争似乎能彻底地征服了德国，使英国再回复了世界王者之地位。但事实全与想象相反；代德国以兴且比德国更强大之敌即美国已在英国面前现其面貌。美国拿了在欧战四年间所极度发达的生产力与所蓄积伟大的金融资本，一面侵入到从来英国的市场，他方使欧罗巴也跪倒在它的膝下，因之世界金融之中心，由伦敦而移于纽约。而世界政治之中心也归于华盛顿，自华盛顿会议、道威斯案、罗卡尔拿协定，以至最近的裁军会议不战条约等一切国际政治，无不在美国的提议与指导之下以行使。
  还有对英国帝国主义与以致命的打击者，是占世界五分之一的庞大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之工业化以及它们对英本国之叛逆。如加拿大、澳大利亚之自治，印度、埃及之反英运动，在中国市场之丧失，凡此等殖民地之脱离，实足以颠覆当作从来英国资本家对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最有力的安全瓣所养成的 “劳动贵族”之经济的基础。 此等事实，于英国产业之生产力之显然低下（特别在最重要的煤、铁、钢铁等）输入及输出之减退这种现象内最明白表现，更因一九二六年煤矿工总同盟罢工而增强其势。
  这样，英国资本主义，遂不得不趋于没落之一途。
  这种经济破绽所及于劳动阶级之影响，第一是失业者的增多（战后常在百万上下）及实质工资的低下（若以一九一四年为基准 ——一〇〇 ——的话，则在一九二五年，生活费指数虽为一七二，但实质工资仅不过百分之九七·二）。第二是劳动贵族之数减少，同时他们不得不反动。第三是一般劳动大众之急速的“革命化，”在干部与大众之间发生冲突。于此，有了大规模的阶级斗争不断地威胁英国布尔乔亚汜之根据，“在英吉利，显然为成就无产阶级革命之诸条件..是已经成就了的。”（列宁）
  （二）劳动者运动之展开。
  回顾英国劳动运动过去百年之历史，在英国资本主义为世界霸者的时代，是所谓“劳动贵族”之全盛时代，由他们所代表的劳动运动，即被称为 “工会主义 ”①（一八五〇 ——九〇年）。但因德国的勃兴，威胁了英国所有世界之独占的地位，从而劳动贵族之经济的基础渐被动摇，而革命的“新工会主义”（一八九〇年 ——）为之发起。自二十世纪开始，劳资冲突，渐趋激烈，一九一一——一三年间，在矿山铁路运输上，勃发了从来未见之大规模的冲突，全英国为革命的暗影所包围。惟是时欧洲大战勃发，举世为祖国而作战，阶级斗争才算一时屏息。
  大战给了英国以破灭。与世界之革命的机运相并，劳动运动 自战后一九一七年至二〇年，转为攻势。大规模的罢工，扩于全国，及于一切产业。但一九二一年煤矿冲突上的“暗之星期五”，实为劳动者总败北之预兆。资本的攻势就此开始。
  但到了一九二三年，劳动者再转为攻势，二四年且组织工党内阁。可是工党内阁把它的无力，它的布尔乔亚的性质与议会主义之欺骗，暴露于劳动大众之前，九个月之后即告后退。为普罗列搭利亚最恶之敌的保守党，代之掌握政权。于是他们为挽回已趋于崩坏的英帝国主义之地位，且为获得资本之安定，故用一切暴力，一切寡廉鲜耻的手段，开始了对劳动阶级未曾有的攻击。至一九二五年七月，因矿工、铁路职工及运输劳动者之强大的同盟，把一时阻止其攻击的目的算已达到。他们就称这一胜利为“赤的星期五”。惟资本家阶级决不因此缓其攻击。在完成了一切战斗准备之后，在翌年即一九二六年四月三十日，就决行对矿工的停工（lockout）。
  （三）一九二六年之大罢工与反动政策。
  停工开始之后不久，至五月四日起，虽有全工会会员数百万之同情的总罢工，但因指导者的背叛，终于失败。煤矿工之斗争，也于七个月之后，终于无成而归于退守。
  可是这一震骇全世界的大冲突，实给与英国劳动阶级以许多教训。
  第一，是教训他们英国煤业之危机，非实现社会主义，到底不得解决。
  第二，现在的政策权力还是支配阶级的，使劳动阶级痛感到非开始对它们斗争不可。故权力之问题成为他们具体的问题。
  第三，是对于从来妥协政策之反感，对于旧式指导者之不信任，对于战斗的指导者之信赖，具体地说，对于劳动党之不信任与对于英国共产党之信赖已传布于大众之间。
  可是这一煤矿罢工之失败，在保守党政府终算为一时的胜利。他们利用这个机会，开始向劳动阶级猛烈进攻。各产业的工资一齐减少，劳动时间一齐延长，至一九二七年四月，竟提出欲禁止工会作政治斗争的工会法，剥夺了劳动者团结之自由。至五月，又与援助英国劳动阶级之苏俄断绝国交，更进一步实行包围苏俄政策。与此同时，为压迫中国国民革命计，急派多数的军队赴华。对于印度、埃及也输送军队。而且厚颜地还准备了对众议院而欲扩大贵族院权限之法律案，谋从全国把一向为英国布尔乔亚汜所自夸的政治的 “自由主义 ”一扫以尽。
  （四）劳动官僚之 “协调政策 ”
  对于这种支配阶级方面的绝端反动政策，工会及劳动党之指导者做些什么事？这在总同盟罢工时已经明了。他们对于支配者之暴压，非常无力，非常温顺，它的本质竟表现为 “在劳动阶级内的布尔乔亚之副官 ”（昂格思①）的样子。
  这种事实在一九二七年九月爱丁堡所开的工会会议与十月勃拉克堡所开的劳动党大会，最为实地表现。
  工会会议（一八六六年成立）是集合全国工会百分之八十的一个联合体，大会中所代表者有四百三十万人。这一大会的特征，就为议长歇克斯开会辞中所述，是“产业上的和平 ”，劳资协调。而其中心的议题则为攻击革命的少数派运动，解散英俄委员会，承认工会法案。
  其次，所开的劳动党大会（有三百三十万党员）为献媚于下届总选举的选举者计，特充分地表现了协调的非社会主义的倾 向。这样，劳动党完全化为小布尔乔亚党，变为支配阶级的笼中物。
  然由这二个大会所充分表现的阶级协调，实不过从古传来的改良主义之组织化、凝固化而已。惟其特征，在于当由妥协并无何等收获，不可不排妥协而举全力以开始斗争的时期内，竟宣告无耻的降服。再，两大会的主脑，不是向来的背叛者托麦斯与马克唐纳尔，而是一年前尚自称 “左翼 ”，以苏俄之亲友自任的派绥尔及歇克斯所谓 “统一派 ”指导者，这是第二个特征了。
  这样，他们服从资本家之指导，当作 “劳动运动之合理化（！） ”之旗手，资本主义之走狗，而忠诚地尽其职守。
  （五）大众内之左翼运动。然为什么“统一派”竟这样地行露骨的背叛呢？第一个理由，是如前述，为总罢工之失败与以后的保守党政府之弹压政策。
  但有比这更根本的理由，是英国劳动运动内的革命势力之抬头。换言之，是在工会运动内的“少数派”，在劳动党内的“左翼”，指导革命运动的英国共产党，此等团体势力显然膨胀之故。
  少数派是一九二四年由革命的工会会员所结成的组织，年年增加势力，在一九二七年八月的大会中，会员超过百万，在劳动大众中植了不可拔的指导权。故在工会会议上，是对抗腐败的上层干部之惟一有力的反对派，左翼分子之结晶体。
  劳动党内之左翼，是一九二五年之党大会以后，对抗该大会之反动倾向，由党内左翼分子所结成者，于一九二六年开全国大会，形成为全国的组织。在该大会中，有五十二支部与四十俱乐部派送代表。
  还有指导整个革命运动的英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五年虽仅有五千党员，但因对总罢业〔工〕之正确的指导，在一年后，党员数几乎加倍增加，已达一万另七百名。这种革命党的增大，政府无待言，即劳动党干部也受威协，故他们对之，已加以组织的阴险的压迫。政府逮捕党的指导者，劳动党则开除党内的共产分子。为此，党员数减少，至一九二七年八月，减至三千人。但其指导力，在大众间的势力，却愈趋增大。
  （六）结语。
  英国资本家阶级之此种谋挽回自已没落之努力，不仅没有何等的效果，反而煤业愈加不振，制铁、制钢、造船、纺织依然衰落。为补救这一衰落的保守党之惟一政策，是对于劳动者生活之攻击或 “合理化 ”。
  这个对于劳动阶级之压迫，却成为一般大众间不满与反抗之导火线。而此等的不满与反抗，今正在组织化、结晶化。
  但对于在下层大众间之左翼的倾向，在劳动阶级的上层部分，反表现极度的反革命化。此等指导者之布尔乔亚的本质，虽在最落后的劳动大众之眼中也能反映，对于他们首领的信赖渐渐消失，不久自将变为对他们的斗争。
  劳动官僚之一时的胜利，实即他们自身没落之第一步！
  二、美国
  （一）美国之世界霸权与劳动贵族。
  以欧洲大战为机会，世界资本主义虽曾一时的表示相对的安定，但就全体而论，依然在走没落之一路；惟北美合众国处于这种全世界资本主义体中，另有特色，就它一国而言，是开始获得飞跃的发展，是所谓“正在上升的资本主义国”。在这个意味上，是与前节英吉利资本主义完全对立的。
  已如前述，大战后之世界经济生活之重心，由旧欧罗巴移于他大陆，即移于北美合众国。大战后商业及资本输出之重心，是正在移向最繁荣而且强有力的美国。这种倾向，虽已在战前十分明了，但因战争而更为促进，更因战后之恐慌而继续。如今美国之经济，已对其他各国，行使不可动摇的经济之支配。即在现在，世界贸易额之约百分之三十为美国所占，资本主义的欧罗巴诸国现在对美国负着百三十万万元（美金）以上的借款，世界全所有额之百分之六十弱变为美国之所有。美国在资本输出上，也渐显著地占着指导的地位。而且美国又是生产合理化之主要地点。所谓“生产之标准化与规格化”，收着最大的成功，托拉斯之组织益在猛进，巨大的银行资本也增加其资本额，使其寡头政治益趋强固。
  在这种的美国资本主义中，自很可收容生活程度比较高的劳动者阶级，即得充分地造成许多劳动者贵族。昂格思所谓“布尔乔亚化的普罗列搭利亚特”，如今得在美国找出最模范的实例。但美国资本主义虽表现此种飞跃的发展，而其中仍有不可避免的矛盾存在，如慢性的农业恐慌，在特殊产业部门中的部分恐慌，仍占多数的失业者，还有由所谓“合理化”之过程所引致的“对于资本利润之急速向上而一点也不并进的实质工资”，因之在下层劳动阶级不熟练劳动者大众之中，徐徐地发生不平与反抗。欲用一切手段以催眠或压伏此种不平与反抗的美国布尔乔亚汜与其政府，即以劳动贵族，反动的工会官僚之收买及其援助，当作压迫无产阶级运动之有力的武器而使用。
  又在事实上，要像美国那样贵族的劳动者之多，堕落的工会官僚之存在，是任何处所没有的。由支配阶级与堕落的工会官僚协作的 “劳资协调 ”，实在美国算到了顶点。因此劳资协调机关，不仅益加繁荣而已，更常发明了许多新法。
  所谓 “劳动银行 ”、“劳动者股东制 ”、“公司联合 ”等，就是精髓所在。
  劳动银行是由协调的联合所经营的银行，其支配权握在年俸二万五千元美金的 “资本家的 ”工会官僚之手。现在由工会所经营的银行有三十七家，所积金额达二万万元美金，得自由运用。又由劳动者股东制的劳动者所有股票之总额面达于四万万元美金，足以表示“劳资协调”之“繁荣”。更由资本家与劳动者出同数的委员，或由资本家代表之上院与“劳动者代表”之下院，用所谓复〔福〕利增进以欺骗劳动者，在工会监督之下，与资本家协定，为资本家而谋增进所谓生产能率者，便是 “公司联合”（com-panyunion）。这种公司联合约在八百以上，包含劳动者百二十万人。
  然而这种协调组织，还有协调的工会，必然的仅能收容劳动阶级之上层，即所谓劳动贵族。从而劳动者对工会之组织率，要比西欧资本主义诸国少的多；工会的多数，事实上是上层劳动者的组织，大部分是不免协调的。
  （二）工会运动。
  在美国劳动者总数二千六百万人中，现在有工会组织者不过三百八十万人，即仅占全劳动者数百分之十六。而在这个组织劳动者之中，约有百分之八十，却由算为世界规模上之典型的协调的反动的工会美国劳动联盟（A.F.L.）所组织。劳动联盟是由一〇七个全国的工会及约三万个地方的工会之联合体，为其基础者是狭隘职业的一〇七个全国的工会，以中小企业之劳动者及熟练工占多数。这一比地球上任何个工会更保守更反动的劳动联盟，声明对共产主义不作防御战而实行攻击战，宣布劳动孟罗主义①努力谋革命的欧洲之工会运动决不进美国，且竭力谋反苏维埃的 “泛阿美利加劳动联盟 ”之建立。
  这个联盟之主要使命，无待言，是在根据“劳动之孟罗主义”，防止外国移民与赤化思想之输入，资本主义阿美利加之趋于泛阿美利加帝国主义的政策，以及为他们镇压属领半属领等劳动者之革命化。
  美国劳动联盟之反动与保守到如何程度，可由它用“过于左翼”的理由以退出小布尔乔亚的欺骗的阿姆斯德旦国际而推知。它在国内又专谋从工会中开除“左翼分子”，当斗争的劳资冲突发生时，它便与资本家妥协，甚至用暴力与收买以镇压。
  在美国劳动联盟之组织以外，当作独立的工会，只有一个缝工工会。纤维劳动者、汽车劳动者、食料品劳动者中，虽各有工会，但皆分散而且是小规模的。以前曾颇有力的最革命的工会IWW②，迄今虽尚与布尔乔亚及政府之压迫作战，为被榨取的普罗列搭利亚特行最勇敢的斗争，因以知名于世；惟该工会在二三年前分裂，会员也大减少。至现在把分裂的两部分合计，不过有一万会员，其中除船坞劳动者有组织体以外，实际不过是为产业工会之宣传组织而已。
  然为美国劳动联盟所组织的劳动者，还不到全体百分之十。广大的美国劳动大众之工会尚未被组织，从而在经济上、社会上，对于有组织的资本家之榨取，完全表现无力。布尔乔亚阶级之巨大的政治、经济的权力，用一切可能的野蛮方法以压服劳动者大众（闭锁工场、破坏罢工之组织、黑表、常备暴力团、逮捕、用机关枪镇压罢工等等）。因之劳动者的工资，尤其是非熟练工的工资，不管有正在向上的资本主义，依然恶劣，慢性的失业者依然成为未曾有的大众。加以世界的恐慌之影响，以在特殊产业部门上之急激的或慢性的恐慌而表现于美国。故不管支配阶级及反动的劳动官僚如何压迫欺骗，而在劳动大众之间，终要或者徐徐地或者突然地发生反抗运动。前年煤矿工之大罢工，纤维劳动者及缝工劳动者之罢工，即其具体的证据。
  （三）黑人问题。
  尚有不可不注意的一件事，即为在美国内部的被压迫民族美洲黑人之潜在的革命的能力。在全美国约有一千万的黑人，其大部分虽住在南方，但他们在政治上受束缚，在经济上受猛烈的榨取，在社会上受极端的压迫。他们大部分是农业劳动者或佃农，现在为土地所有者及银行家而受极端的榨取；他们曾谋有所组织，却为所谓三K党的反动的国粹的暴力团所妨害。然最近黑人向北方移动，又有工业劳动者化的实现，故不仅黑人之民族的团结加强，即对工会的团结也渐盛。在实际上，一部分从事铁道关系的黑人劳动者已有组织。资本家国家及劳动联盟等唯恐黑人工会势力的增大与急进，特讲防止的方法，一部分以前禁止黑人加入的工会，如今且特许加入。故现在黑人工会所组织的人数，达于十万以上，加入劳动联盟者也有五万人。在压迫黑人比较缓和的北部，现有包含四十万人的黑人团体“黑人向上一般协会”存在。该会现虽受小布尔乔亚的要素之指导，惟所加入黑人的社会的经济的民族的压迫，必然地会勃发他们所潜在的革命能力。
  （四）政治运动。
  美国的政党，今尚是共和党与民主党占有绝大的势力，于财政资本的颐使之下，轮流组织政府以实践代理人的职务。
  美国劳动联盟，向来顽固地拒绝政党运动。然当大总统选举之际，也常命令会员投票于指定的共和党候补者。
  地方的劳动农民政党及由自耕农、佃农组织的进步的政治势力虽有，但并不重要。
  自称为社会主义政党的“社会党”，在一九二〇年总选举的时候，拥台维斯得有九十万票，算达绝顶，至一九二一年即行分裂，其后势力渐趋衰颓，终于不振。这一自称社会主义的政党，对于苏维埃共和国却用极度的憎恶与之敌对；在工会政策上，则与美国劳动联盟之指导者协力以谋左翼势力之驱逐。该党之残存势力，据说尚有一万五千党员。
  社会劳动党是有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而毫无党之生气的残存物。该党在劳动运动上绝无势力，党员据说约有二千。
  真为无产阶级斗争，得以动员劳动者农民于政治战术的无产政党为劳动者（共产）党。该党自一九二〇年联合合同共产党（党员五千七百人）与阿美利加共产党（党员六千一百人）形成为单一政党，因威尔逊政府之极端的压迫而归于“地下”之后，到一九二一年，以劳动者党的名义成为合法的组织。至一九二五年大会，添上“共产”二字。该党自成立以来，即开始活泼的活动，大概是为劳动阶级之统一运动而作战。现在党员有一万七千人，党员正在各地工厂中结成其前卫分子。特在纽约，芝加哥，台屈洛脱①等大都市有最深厚的实力。
  该党之政治的活动，在捉住各种具体的问题以促进统一运 动。去年萨可、范塞蒂①事件发生时，指导全美的大示威运动而得成功，最近又支持纤维劳动者之罢工与缝工劳动者之罢工，深得大众的信任。又，该党当作阿美利加黑人惟一真实之友，正在阿美利加黑人劳动会议之下，谋黑人普罗列搭利亚特之组织。
  美国之强大的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今尚 “上升 ”。故必然的造成劳动者贵族，有养成劳动官僚成为自己赞助者的力量。
  然在广大的未组织非熟练劳动大众之中，仍有强度的榨取与压迫。外国移民与黑人劳动者，正困于最恶劣的劳动条件之下。加以由于慢性的农业恐慌与工业生产物之卡推尔②独占价值，使农业劳动者及佃农之生活，极端穷困，被迫得走上组织与反抗之道。
  一方，又有获得二万五千元美金年俸的工会干部，有劳动银行的劳动贵族与不熟练劳动大众间之隔阂，愈益增大。美国劳动者（共产）党，当这资本主义内部之矛盾展开期间，即以促进被压迫人民的不平与反抗，动员到大众的政治战线，为当面的任务。
  三、德国
  （一）小序。
  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之危机与其安定能最典型地表现者，为德国。而所谓安定，决不是永久的绝对的，而且一时的、相对的，最能表现之者也为德国。我们在下面先简单地述其最近安定的事实，然后看它是如何的安定。
  （二）最近德国资本主义安定之诸现象。 1.经济的方面。先就煤、铁、钢的消费量与战前的比较一下。
   每人煤之消费量
   （千克） （千克）
  1913 2666 1922 2412
  1924 2163 1925 2212
  926 2100 1927 2520
  煤 总消费量每月平均
   （千吨） （千吨）
  1913 12325 1925 11335
  1926 11053 1927 12850
  每人铁及钢之消费量
  1913 261 1923 125
  1924 174 1925 835
  1926 804 1927 1059
  其次从产额方面看，如何？
  铁 生产（每月）
   （千吨） （于吨）
  1913 909 1923 —
  1924 631 1925 835
  1926 804 1927 1059
  钢 铁生产
  1913 956 1922 —
  1924 820 1925 1016
  1926 1028 1927 1325
  其他如汇兑之安定，资本之集中合同，由产业资本与银行资本之融合所致的财政资本之称霸等，皆在最近彻底的进行，都可视为安定化之倾向。故我们对于因世界战争及法国之鲁尔占领等而表示极度荒废、极度的生产低下之德国资本主义，竟能实现上述的数字，不能不认为显然安定，德国资本主义进化之倾向。
  2.政治的方面。先看现在德国政界之政党的分野。
  （1）德意志国粹党。以大地主、农民、官吏、小布尔乔亚等为其阶级要素。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国会议员数为一〇三名，今年（一九二六）五月总选举结果为七二（减三一）。
  （2）德意志人民党。代表重工业、精制工业、大商人、高级官吏等之利益，今年国会议员数五二（比一九二四年增一名）。
  （3）中央党（天主教党）。以莱因地方，西来其亚①，南德意志之工业，天主教之基督教业工会所属劳动者等为其构成分子。今年国会议员数六〇名（比一九二四年减九名）。
  （4）德意志民主党。代表银行资本、商业、精制工业、知识阶级、小布尔乔亚等之利益，今年国会议员数二五名（比一九二四年减七名）。
  （5）德意志社会民主党。以高级劳动者、小市民知识阶级、下级官吏、俸给生活者为其构成要素。现在党员数约九〇万，今年国会议员数一五〇名（比一九二四年增一九名）。
  （6）共产党。普罗列搭列亚特之党派，党员数约八〇万。今年国会议员数为五一名（比一九二四年增六名）。现在大总统为德国国粹党出身之兴登堡②。内阁是以中央党出身之马克思为总理，以国粹党、人民党、 中央党为与党的右翼联合政府。安定以前，德国支配阶级之阵营正在分裂。德国国粹党为极端的王党，人民党大体虽认共和制，但尚与国粹党有一部相通。民主党、中央党为共和党，政权虽极转变趋移，但大体是在中央党、民主党、人民党及社会民主党中若干人联合之上。即德国最右翼之国粹党与左翼之共产党是决定的反对党，其他则为与党或支持党。兴登堡以前共和国第一任大总统是社会民主党出身之爱倍尔，社会民主党又派许多代表加入内阁。然至一九二五年，兴登堡代爱倍尔而为大总统，二七年一月，由国粹党、人民党、中央党所组之右翼联合政府成立，社会民主党被逐出政权的地位，而成为在野党。最右翼国粹党遂弃其王党的态度而承认共和国。这样支配的布尔乔亚诸党间之对立废弃，更有力地为对付普罗列搭利亚特之统一发生。当德国革命之波尚未全退，布尔乔亚汜之政权尚受威胁的时候，他们为用改良政策欺骗普罗列搭利亚特大众起见，故对于标榜社会主义党而其正体不过为一小布尔乔亚改良党的社会民主党，亦认为有分与若干内阁座位之必要。但一旦自己势力增强，再无欺骗假装之必要时，即把社会民主党掷出在街头。
  3.国际的方面。安定以前，德国支配阶级之中，就外交关系有二个分派。一是不承认凡尔赛条约，对于联合国①特别是法国主张彻底的报复者，以德国国粹党为代表。一是承认凡尔赛条约，与联合国谋共同者，以中央党、民主党为代表。为德国支配的布尔乔亚汜之财政资本独占资本之代表者人民党，虽介在两派之间未曾充分表明态度，但大致是站在与联合国协同之一方的。 对此就劳动者阶级之阵营观之，社会民主党自然站在联合国方面，共产党则取彻底否认及尔赛条约，排击英法之态度（当然与国粹党之立场是不同的）。故在德意志国内，有这反联合国与联合国两派之纷争，同时德国在国际政局上，也极为尴尬。差不多是处于一个隶属殖民地的地位，倒有当作一个被压迫民族而与俄罗斯相结合以抵当联合国之态度。（国粹党以为在对付英法的限度内，即与俄国结合亦无不可。）
  然自道威斯计划成立，洛卡罗会议，法国由鲁尔撤兵，德国加入国际联盟，最近以英国保守党为指导者的苏联包围计划之进行，以及德国内部布尔乔亚汜之政治的、经济的强化，以上的情势为之大变。德国在国际政局上，也由一个隶属殖民地的地位复归于一个强国的地位，以致发生了“重生的德国帝国主义”。在布尔乔亚汜阵营的反联合国派也消踪绝迹，德国国粹党也变为联合国党，且成为最彻底的反俄、反布尔塞维克党。德国布尔乔亚汜如今正是以英国保守党为盟主的反苏维埃战线上一员最雄纠纠的勇士。
  （三）安定果然是安定吗？
  以上我们述过在经济、政治、国际诸方面德国资本主义安定化的诸要素。但要问这个安定，果然是永远的安定吗？这个安定不是比安定以前的不安定危机有着更大的不安定的内容，向着更大规模的危机；终于向着爆发而进行吗？我们不可不考察这一问题。
  1.先看不安定 ——危机 ——革命之波，究竟怎样发生的呢？一九一四 ——一九一八年的世界战争，是由列强帝国主义，特别是由英、德帝国主义间争夺世界市场而起的。是由世界帝国主义的生产力，没有相应的商品之贩卖市场，原料之供给地及新资本之投下地而起的。战争使德国劳动者、农民之劳动力化为战场的弹丸，由联合国之经济的封锁，使输入原料完全断绝，使德国的产业极端低下其生产力。物价腾贵，租税增高，饥饿遍于都市和农村。大众不欲在资本主义秩序之下生活，而求革命。一九一九年斯巴达卡斯暴动①后，革命虽一时失败，但大众的生活在反革命政治下益形强化。由联合国之强逼支付赔款，实物价值之向联合国转移，特别因鲁尔被占后之经济荒废，②，大众之穷乏，更趋极端。于是在二三年之秋，又见革命波浪之高涨。
  如今德国复兴了，可说恢复战前之帝国主义国了。但战前德国所遭逢而不得不勃发战争的世界市场之问题已解决了吗？否，否。美国之跃进，东洋殖民地诸国之资本主义化，俄罗斯的苏维埃经济之发展，改变了为德国帝国主义之世界市场，不惟比战前缩小，反而使竞争者加多。现在在反苏维埃的一点，而且只有在这一点，尚算保住世界帝国主义诸国有某种程度的协调。然而这决不能废除帝国主义诸国内的矛盾。反是英、美、德、意、日等在世界市场上的对立，愈益尖锐，当作解决者 ——实在不是什么解决者，而是增进大众之生活破绽与革命欲求 ——之帝国主义战争，益不容不变为大规模的形态以重演而已。
  2.德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有比战前更恶化者。战争的结果，德国丧失了海外投资与全部海外殖民地，又负了一三六〇万万马克的赔款。所谓道威斯计划，是因极端疲敝，生产力低下的
  德国经济现状，没有支付赔款的能力，故特由美国输入资本，谋德国经济之复兴，即由所复兴的生产力以支取赔款。如此，这批赔款之正规定额支付，自一九二八年起为年年二十五万万马克。德国要在比战前更尖锐化的世界市场上探求市场，而它所赚的钱，并不能如战前般将全部化为资本，却要先付赔款及资本利息，拿剩余以行资本蓄积。而商品之能否出售，还不得知。现在德国的繁荣，是由全靠外国资本之输入，资本利息及赔款尚未正规支付之故。
  3.安定并未给与德国劳动者生活以何等的改善。不，这还是以最彻底的劳动者阶级之生活低下为基础而后安定的。在更尖锐化的世界市场及非常不利的其余条件之下，德国资本主义所有唯一的逃路，只能求之所谓合理化之过程 ——生产之极端的集中合同，新技术的采用，及对于劳动者阶级之彻底的进攻。故战前之八小时劳动制，无情地破坏，延长至九小时、十小时，实质工资比之一九一三年，例如在煤业上，矿工每人的采掘量虽增百分之一·七，却低下百分之一〇。失业在战前虽不过十余万，而战后的变迁则如下列，比数年前德国资本主义危机的当时反益增加。
  1923年3月 119，000人 1924年3月 1，117，118人
  1925年3月 514，576 1926年3月 2，017，461
   1927年3月 1，169，889
  这种工时延长，工资低下，失业，在德国资本主义持续的限度内，是慢性的。因为在尖锐化的世界资本主义竞争场里，德国资本主义唯一的地盘，只有在于对劳动者阶级之彻底的攻击。然而德国劳动者阶级，断乎不会久处于此种慢性的奴隶状态，而颓唐以终的。还有世界市场的竞争将来要愈益尖锐，列强帝国主义间的对立，要愈益激烈。而这种情势，将使德国帝国主义更用新的攻势对付劳动者阶级，于是劳动者阶级之生活贫困愈加切迫，他们的不平不满也不得不愈加提高。德国劳动者阶级终将证明一九一九年及一九二三年之失败只不过是一时的失败。
  四、法国
  （一）小序。
  法国拥有欧罗巴最大的陆军，为大陆反动势力之中坚。世界大战以后，虽有不断的财政困难，但如今正盛传以朴恩卡①为中心的 “举国一致 ”的内阁，得到“全”法国国民的支持。法国政府对普罗列搭利亚的压迫，据布尔乔亚新闻所宣传，也非常收效。然毕竟情势是怎样呢？我们可就法国的现状略述如下。
  （二）法国财政资本支配之确立。
  支配法国的原动力，终不外是法国的财政资本；现在就先看这个财政资本，是用何种政策得完全支配今日的法国。
  法国的财政资本，在大战前，称为“欧罗巴之高利贷”，它在全欧罗巴大陆占居“财政王”的地位，尤其对于俄国，投下极大的资本。
  然因大战与俄罗斯革命，给这个“欧罗巴之高利贷”的金库，以很大的打击。在俄罗斯的投资既不能取偿，德意志的赔款也不能即取，另一方面却受债权国美国之火速催逼，于是再不能〔忍〕耐地，不顾英吉利的反对，用武力占领了德国的鲁尔。
  然而这个 “鲁尔占领 ”也归于失败，大总统朴恩卡从政治舞 台上退了下来。
  因“鲁尔占领 ”之失败，法国的财政资本是不是退却呢？否，否，它以这个失败为机会，更开始了积极的活动。为英国的压迫不得已而中止 “鲁尔占领 ”与抛弃欧洲霸权掌握之野心，既不是法国财政资本 ——帝国主义法国对外政策运用终结之意味，也不是在法国内部它的政策失败之意味。
  一九二四年五月之总选举，小布尔乔亚诸政党似完全博得胜利，且成立以爱里奥①为首，受社会党支持的所谓 “左翼联合 ”内阁。这一 “左翼联合”包含社会党，共和社会党，急进社会党，及左翼急进党之半，实质上是爱里奥内阁及以后的班乐卫内阁，即继续至一九二五年十月。
  然法国财政资本并不因此中止它的政治支配的企图。它一时虽似为此等小布尔乔亚诸政党所败退，但它对于“左翼联合”立刻开始勇敢的斗争，即因由“左翼联合”政府之通货膨胀政策及殖民地战争，得以获得它自身利益之故。实际上，它在经济方面，扩张销路，又在政治方面，把“左翼联合 ”内阁隔离了劳动者及小布尔乔亚汜之信赖，是能获得利益的。
  然谋再握政权的财政资本之战术，必然的不限于分裂“左翼联合”之消极的希望。实际财政布尔乔亚汜是在不绝地求得以创造巩固的经济基础为目的之政策；而它之击破小布尔乔亚诸政党之战术，第一在利用“左翼联合”之通货膨胀政策而反对之，使对此负责的政府失了小布尔乔亚大众之信用，又离间都市与地方之小布尔乔亚汜；第二在先利用加工工业，以后笼络银行团。
  法国财政资本二年间之活动，就是这一战术。果然二年之后，加工工业完全复归财政资本保护之下，商业银行 ——特别是巴黎银行（它是支持 “左翼联合 ”的）因与加工工业有紧密的联结，故不能与后者分离。终于此等银行站在财政资本指导下的 “救济联合”方面。
  小国民，小储蓄者，农民，技术家，小商人，小企业家等，为保持他们所积蓄的 “富”，甚希望货币之真能安定。财政资本为唤醒他们对 “左翼联合 ”所抱的迷梦起见，特采用极巧妙的第三种方法。
  为这期间法国政局之特征者，是以法国安定为中心之内阁递嬗。即在一九二五年四月继爱里奥之后所成立的班乐卫内阁，于是年十月廿七日因对于财政部长、财政政策阁员意见的不一致而总辞职，廿九日班乐卫自兼财长，组织改造内阁，因以财政政策为中心的对议会政策之失败，于是年十一月廿二日总辞职。结局是月廿八日由白里安组阁，至一九二六年三月六日没落。因爱里奥拒绝组阁，三月十日白里安的改造内阁成立，至六月十六日为法郎安定失败，内阁总辞职。迨白里安再继续组阁，欲复活全政党联立内阁时，因急进党之拒绝，终于断念。是月廿三日再组阁，七月十七日辞职。以后内阁组织“为了宣告左翼联合政策之最后破产，委托爱里奥时，法国财政资本之所谓“第三种方法”正极巧妙地运用。即大银行在这时参加他们的“阴谋团体”，积极活动，因他们干涉巴黎交易所之结果，英货一磅在一日之中，由二百法郎腾贵至二百四十法郎，零售价格立刻受着影响，面包一基罗①由二 ·五〇法郎腾贵至二 ·七〇法郎，甚有至二 ·九〇法郎者。小财产家，国债所有者为将债券换现金，且谋迅速将现金换商品，故银行为之挤兑。这一恐慌，实导“左翼联合”于完全的崩坏，四十八小时之后，爱里奥只好抛弃他的计划。
  由于这种组织的战术的活动，财政资本遂进于 “向权力之路”。小布尔乔亚的“左翼联合”被彻底地永久地破坏。其中一部分投向财政资本，他部分弃去“左翼联合”之空想的政策，向左翼以进。
  这样财政资本之政策遂在“左翼联合”的废墟之上树立起来。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二日朴恩卡之所谓“举国一致”的巨头内阁宣告成立。那个对一九一四 ——一九一八年之大杀戮战争，①又对“鲁尔占领”负责的朴恩卡，复掌握政权了。一切反动新闻把他当作“法兰西之救主”，望他得救法兰西的困难。于是法国财政资本之露骨的反动政治，由此开始。
  先看军事方面。本国军四十六万人，塞尔及殖民地军二十万三千人，这样拥有六十六万三千人的世界第一大陆军，对内则无情地弹压普罗列搭利亚特，剥夺共产党议员之议员权，又屡屡逮捕共产党员，对外则用大军杀戮摩洛哥之里夫族、叙利亚之道尔士族②的叛乱。
  在外交关系上，暂时为牵制英吉利及俄罗斯起见，放弃以前的排德政策，而采用“亲德”政策（但朴恩卡并不以此为然）。又在同一对俄政策上（德之亲俄的倾向，英之反俄政策 ——英俄断交等等），却有接近英国的倾向。然与以地中海的海上权与巴尔干的称霸为中心的意大利，虽继续十分险恶的形态，惟因英国的示 威，只好表面装作“融和”，且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日，调印于“友谊协约”；不过两国间的关系能持续至多久，是一问题。对美国，因旧的战债问题、新的关税问题，固然绝难和好；但因法国不得美国财政资本的援助将不能安全，故被逼得只好屈从美国，且派克里蒙梭前往修好。
  （三）普罗列搭利亚之阵营。
  大战前法国之统一社会党，是次于德国而为第二国际的中心，然大战勃发，——与其他诸国一样 ——完全露了马脚。惟社会党全部并不皆是机会主义者，故党内的左翼分子加入青梅尔华脱派，勇敢地反对战争。后来青梅尔华脱派组织 “国际关系再兴委员会”，一九二〇年二月社会党大会时，有三分之一的代表赞助该委员会，大会之结果，统一社会党公然决议脱离第二国际，又在是年十二月大会时，对于加入第三国际问题，生出多数派、中央派、少数派来。多数派承认二十一条的加盟条件，就组织了法国共产党。
  然这样组成的法国共产党，有许多半无政府主义者，半新狄卡里斯特，半民主主义者不纯粹的分子残留在内，与德国共产党之“极大的危险 ”相反，法国共产党却大有 “右倾的危险 ”。因此，此等分子屡次拒绝第三国际决议之执行，漠视其规约，从而就有多数的除名与脱离。尤其以 “党不是自主的组织，而是统一的世界革命党之一支部”这一第三国际第三次大会之决议，为此等分子脱党之有力的口实。一九二二年一月，由书记长福洛塞尔之脱退开始，实行 “清党运动 ”，继续至一九二三年。
  为此，在一九二一年拥有十三万党员的该党，至一九二三年减至六万。但从一九二四年起，复徐徐增加，至一九二五年便有七万五千。然因党之 “精锐化 ”尚未足，故由一九二五年起，谋以工场〔厂〕细胞为基础的党之组织改造。即在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七日第五次党大会时，为下列的决议：
  （一）对于工场〔厂〕细胞组织改造，竭力努力至本年四月一日成就。
  （二）对于法国之法西①主义行断然的斗争。
  （三）对于农民的运动更加活泼。
  （四）对于工会之国内的及国际的统一竭力努力。
  （五）党之布尔塞维克化等等。
  为了这个组织改造及对摩洛哥事件之勇敢的斗争，不纯分子大加脱落，党员数减至五万五千人。然党对于大众的势力却增大，党之中央日刊机关 “人道 ”发行数由十六万一跃而为二十万。这于党之构成要素上也生变化，即在党内以普罗列搭利亚分子占极大多数，劳动者百分之七八 ·五，农民为百分之一三·六，智识阶级为百分之七·九。工场〔厂〕细胞上之再组织运动，特别在巴黎地方非常进步。最近党之发展快近十万，除俄国、德国而外，算是最大的党。又，青年同盟，也有急速的发展，一九二四年一月为三千五百，二五年一月为六千，二六年九月上了一万二千。
  法国共产党以殖民地问题及其他为中心而猛烈地作党自身之活动，与C.G.T.U.（统一劳动总同盟）结合，努力指导之，得能动员劳动者大众于全面的政治斗争之战线，打破了为法国工会传统恶疾的“工会之政治的中立”之观念。这于法国普罗列搭利亚特之将来，是有非常伟大的意义的。
  法国之工会运动，自一九二一年以来，有革命的 C. G. T. U.与机会主义的C.G.T.相对立。但因前者不绝地对后者坚持协同战线，又因法国财政资本无厌的反动政治，使C.G.T.大众渐渐倾向于前者，在最近二团体之间，常有具体的协同战争。如一九二六年三月巴黎建筑劳动者之总罢工即其一例。
  四、结语。
  国际资本主义之衰落及与此相关的法国之财政困难，法国财政资本之暴压等，将见愈促进法国共产党之强固化，法国普罗列搭利亚特对政治斗争之积极的活动，以及殖民地民族之反抗。
  五、意大利
  （一）意大利之政治的地位。
  现在的意大利，依然是行着莫索里尼①的独裁政治。这一代表意大利帝国主义之莫索里尼政府，是非常好战的，犹如渴于血的野兽，在驰驱于欧罗巴之政治舞台。这便增高了意大利之国际的地位。
  为什么？因现在世界的政局，特别是欧罗巴的政局，正在濒于战争勃发之危险，而意大利之凶恶的外交政策，足以使这种战争之危险日深一日之故。
  如今日之阶级斗争非常露骨，劳动者与农民皆显然自觉各自所处地位之时代，布尔乔亚政府要想实行帝国主义战争，若不采用莫索里尼式之弹压劳农，与莫索里尼式之煽动大众预备战时动员，那么战争将完全成为不可能。还不仅意大利而已，无论何国之布尔乔亚政府，为压抑战争终结时所不能避的政治、经济的危机及伴随于此之社会的危机起见，正要〔有〕意识的计划的讲究法西〔斯〕的手段方法。 这样的一个法西的祖国意大利，便当作世界布尔乔亚诸国之急先锋而在世界的政治舞台上阔步。莫索里尼正是现代布尔乔亚政治家最大的 “红人 ”。
  然以广泛的小布尔乔亚诸社会层为基础，欲确保贪婪无厌的财政资本之独占利益的法西政策，是不能合理的又全体的解决资本家与地主所支配的社会之矛盾的。
  如今在意大利，民众对于莫索里尼独裁政治之反抗愈加提高，在法西内部的争论也愈趋激烈，故铁般的独裁也渐现倒坏之势了。
  所以莫索里尼的独裁虽仍在压迫全部人民，而其内部则已开始崩坏。这个意大利之政治的矛盾，无论莫索里尼想出如何欺骗的政策，也决不能稍为缓和。意大利之政治，就国内言，已走到末路了。
  莫索里尼政府欲把国内所郁积的矛盾向海外发泄起见，故计划在哥姆雪拉发动战争，向苏维埃俄罗斯起衅。
  世界第一个反动首领英吉利的保守党政府与意大利的莫索里尼政府互通殷勤者，是为有这个理由之故。因此莫索里尼政府由于英吉利保守党政府之后援，向着巴尔干及中欧，进行其侵略政策与反苏联政策。
  在芬兰、爱斯托尼亚①、匈牙利等诸国，已行使法西的独裁政治。此等诸国在意大利之政治的指导与英吉利之总括的命令之下，结成对于俄罗斯之反动的联盟。是即所谓反苏维埃联盟。
  这样生长于国粹主义、纯意大利主义旗下的法西主义，到了帝国主义布尔乔亚汜对于俄罗斯欲计划反动政策的今日，就超 越了狭隘的国粹主义之界限，进于反苏维埃、反普罗列搭利亚特世界联盟之方向。
  （二）莫索里尼之政策。
  莫索里尼巧妙地操纵了法西之黑衫党①。他因此获得政权，安定独裁政治。然莫索里尼的政府对于为其基础的小布尔乔亚大众之利益，一点也不能实现。
  莫索里尼政府不特没有实行从前所允许的政策，②却对于大资本家及大地主之“经济的寡头政治”与以安全的自由，在全体人民极大的牺牲之下，以确保他们的利益。工会被解散了，结社、集会之自由甚至连罢工权都被剥夺了。意大利的人民是削除了一切自由，过着牢狱般的生活。
  如今在意大利，令人民大众对于法西及莫索里尼之憎恶，正如火焰般的热烈。
  然全人民是无政治批判之自由，政治行动之自由的。其结果，全人民无组织的反抗，当作个人的恐怖而到处发现。在一九二六年，莫索里尼曾经三次遇着暗杀。
  莫索里尼为对抗计，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将以前所未曾有的酷烈的弹压法案提出于议会。
  有反对这一议案的议员百二十七名用强力被逐出议会，只让法西斯党员通过这一弹压法案。在意大利，议会一向不过是法西的一个委员会。
  在这弹压会中，有如下的条文：
  
  
  （1）永远禁止反对现政府的一切出版物发行。
  （2）解散反对法西斯党的一切政党、集会、结社。
  （3）加危害于首相者处死刑。
  （4）在意大利领土之外传布关于意大利国内事情的虚伪消息者，不问如何，当在意大利国内被逮捕时，处以五年以上十年以下的独房禁锢。莫索里尼在下院又曾这样宣言：“一切自由皆不存在，那只存于哲学家之想象的思索中，我们的理想人物是凯撒，他是过去至大至高的人物。”
  由此他否定自由，修正宪法 ——内阁只对皇帝负责，对于议会什么责任都没有。这是意大利目下的政治。
  （三）意大利的法西斯之发达史。
  现在要讲一讲在意大利如此横暴的法西，究竟如何发生而且发展。
  先从世界大战之勃发讲起。世界大战勃发时，意大利社会党猛然起来，反对参战。然布尔乔亚汜之巧妙的欺骗政策，居然奏效，无产大众逐渐倾向于主战论。同时包拥全欧天地的爱国热也流布意大利而使民众投到主战论的漩涡中。于是意大利宣告参战了。
  然而大战的结果，与民众所期望者适相反对。
  当作大战的结果而赠与意大利者，不是他们所梦想的 “意大利之统一 ”，而是失业，生命的浪费以及残废者。
  大众在深刻的现实之前，不能不醒目了。然这种自然发生的民众之自觉，并不能变为直接救他们的手段。
  对于生活费暴腾 ——食粮品缺乏的劳动大众之愤激，就发现为骚扰：掠夺商品，破坏仓库，占领工场〔厂〕，骚扰遍于全意大利。
  然这并不能发展到由全无产阶级的有产社会之变革。因社会党不能指导民众的不平反抗以发展为社会革命之故。
  然社会党在这一革命的气运之中却大有发展。加以俄罗斯的革命已告成功，世界革命之希望正包住全欧。大众被围在革命的气分〔氛〕中，以惊异的形势团结起来 ——一九二〇年社会党之党员一跃而达于二十万。
  但意大利社会党并未成为得能担任 “获得政权 ”这一当面任务的一个集中的政党。
  因此意大利之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危机日趋深刻，一方小布尔乔亚层与革命的劳动者、贫农之对立显著，他方因社会党之政治指导的失败，大众渐感到革命的幻灭。从这时候，法西的结合就急速地进行。
  （四）在都市的法西。
  为这个法西主义运动之魁首者，是对都市的普罗列搭利亚特之革命的奋起而感到恐怖的在都市之所谓新中间阶级。故法西主义之运动先在都市发生。这一运动，使得对意大利旧支配阶级的贵族及地主虽反抗而对普罗列搭利亚特却有敌忾心的都市之小布尔乔亚层，也卷入法西主义的激流中来。这批都市小布尔乔亚汜，虽有一部分是从大战前意大利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之过程所生成，但大部分是由大战中及大战后意大利资本主义大生长之过程所形成的。
  在此等人中间，便生出 “自己在战争中，于军事上曾作伟大的活动，故如今在社会生活上，市民生活上，应有要求比以前更高地位的权利 ”之信念。
  由此，意大利之法西主义运动，是由当时出征兵士之运动及刚在战争后所形成的在乡军人诸团体（大概是在都市的）之紧密结合而发现。即当大战末期，在战线上的意大利兵士间，受着国内猛烈化的阶级斗争之影响而生成阶级的自觉，故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之热意逐渐丧失，士气弛缓，终于在卡卜雷特大败。以此为动机，就有以反动的军官们为中心的战士后援激励团的团体组织起来。所谓“法西战斗员团”也属此类，大概以知识阶级为中心，有许多大学生加入。又在休战后，从战线归还的军人，特别是劳动者、贫民以外的人，一方面对于普罗列搭利亚之政治的社会的、思想的猛进而恐怖愤激，同时迫于拥护自己地位之必要而结成反动团体，与上述的 “战斗员团 ”合并。
  同时在议会内，布尔乔亚汜及地主的政党，已丧失压倒的优势，结果，政府党与反对党之间，虽有激烈的讨论，而议事一点也不进行，表决不绝地受到阻碍，议会就完全成为单单饶舌的机关。对于这样腐败的议会，民众的信赖渐次丧失，倒是反议会主义之气运甚盛。此时一部分反动的议员，作成国防议员之法西。是为法西主义当作政党组织之第一步。
  这样，生活渐受威胁的意大利之都市小布尔乔亚层，就跨上政治舞台上来。
  他们在阶级斗争发展到某阶段之前，对于普罗列搭利亚反抗支配阶级的攻势之进展，虽不能说有公然的同情，却具着高兴的期待在旁观。然普罗列搭利亚特更进一步而到掌握意大利的支配权时，他们即结成为反动的势力，更兴起了反普罗列搭利亚特之暴力的运动。
  然法西主义的政策与主张，犹如小布尔乔亚之不绝地在布尔乔亚汜与普罗列搭利亚之间动摇，也常表现着动摇。例如都市法西主义最初期的政策与莫索里尼最初的标语，还是迎合小布尔乔亚层的民主主义的要求的。即在一九二二年的法西之政策，有如下列：
  一、政治比例选举之实施，妇女选举、被选举权之确立，选举人、被选举人年龄限制之减低，元老院之废止，政治议会及经济议会之设立。
  二、社会八小时劳动法之立法的确立，最低工资之制定，废兵及养老保险，劳动代表对工业技术管理之参加，即生产之管理，公共企业之技术的管理，对工场委员会之交涉。
  三、财政资本之极端的累进课税，战时所得税法之修正，百分之八五的战时所得之征收，僧侣财产之没收。
  四、军事常备兵之废止，专供国防为目的的短期训练的国民兵之设立，一切武器及军需品工场〔厂〕之国营等等。
  故意大利法西斯蒂最初的纲领，是特别迎合小布尔乔亚所要求的民主主义，与否定资本主义的。法西藉此以夺取广泛的小布尔乔亚大众及对革命的失败感到绝望的广泛的劳动者层，能在黑衫与棍棒之下动员他们。①
  然法西若一味采用此种政策及追从都市小布尔乔亚的倾向，那么与大布尔乔亚及旧来的政治支配者之冲突一定不可避免。
  从而法西为避免这一正面冲突之障碍起见，有使都市小布尔乔亚从对财政资本大工业及大土地所有之对立而趋于妥协之必要。这一目的，是由小布尔乔亚层与都市普罗列搭利亚特对立之激进，与新加入法西的其他要素之影响而完成。这一新的要素便是农村地方对于农村普劳列搭利亚特之抬头之反动。
  （五）在农村的法西主义。
  意大利大地主对于农业劳动者（贫农）之反动，对于法西主义之发展实有决定的意义。
  这是使法西对于劳动者阶级之既得权及其组织要采用直接的武装行动之原因。
  这一由地主及中农所作的农村之反动，是对在玻平原的农业劳动者团体对于地主所行斗争之反动。
  意大利的农业劳动者（贫农）团体，加入社会党，而反对革命的纲领与战术。惟他们即在农村，也有加深的政治的、经济的危机，到一切大众自然发生地开始跃进时，就勇敢地实行土地之收夺。但此处不是为获得权力之强力的问题，只不过是工会的强力之使用。
  他们依然不反对旧社会制度，只求对于他们之侵害大土地所有，能得立法的认可而已。故他们争论对革命，对与劳动者之政治的同盟，皆没有什么关心。
  这样，形势自然要逆转。
  欲保持其所有权的大地主之极端的流血的反动，就勃然以兴。在玻地方，出现了最初的恐怖组织，造成了最初的斯可华尔台（武装团），就此对农业劳动者实行流血的惩讨。又在依米里亚地方，有以地主协会为中心的农村之武装反动团陆续形成，且广布于全意大利。这便把广泛的农村中间阶级卷入到反动的漩涡中来。
  意大利的改良主义者这样说： “被抑压的农村中间阶级之这一爆发，便是在该地的法西主义。”
  都市法西斯蒂与农村法西斯蒂之结合，并不是一朝成功的。是因阶级斗争的逐日激进，遂使农村之反动融合于都市之反动。
  农村反动之性质是在为拥护私有权（土地所有），直接用暴力的组织，把农业劳动者压在恐怖之下。
  而因农村与都市的接近，这一农村反动之手段，遂也被输入到都市，急速地发展。于是为实行对劳动者武装斗争之突击队造成，大规模地惩讨劳动者之远征到处发现。
  此时意大利的布尔乔亚汜逢着这样深刻的政治的危机，为维持资本主义，彻底地压迫劳动大众，所以必须助长法西主义运动之发展，并供给法西斯蒂以武器与经费。
  又法西一方压迫普罗列搭利亚特及贫农，他方对抗那助长且拥护法西主义的旧支配阶级，遂否定以议会为基础的旧国家权力，向着法西〔斯〕独裁，由法西重造国家之目标而突进。
  法西终于得了胜利。法西确立了铁般的独裁。然而意大利社会之矛盾，在历史的必然上，丝毫也不得解决。
  目下的意大利，是此种不得消灭的矛盾之延长，这种矛盾且日益扩大，日益生长。实际此种矛盾之发展，才是历史的推进力。
  莫索里尼吊〔丧〕钟之高响，当不在远了。
  六、日本
  （一）日本资本主义发达之概观与特征。
  日本资本主义，就其资源及发展之可能性以言，自然不能和美国并论，有着许多制限，但今日终在上升，是无疑的。这一上升线，在世界战争中及战后尤为飞跃。试观最近三年间上升线之百分比：
  钢材的需要额总数增百分之三九，生铁的增百分之二一，煤的增百分之一。塞门德①的增百分之四〇，铁道网增百分之四，而电轨道还不算入在内。船舶吨数增百分之一七，在动力生产上增百分之二三。
  但这一向上线，受着两种制限：第一由于日本资本主义构成所具特种之矛盾，第二由于资本主义所必要的资源之缺乏。
  原来一八六八年之明治维新，虽开日本资本主义发展之路，但国家权力仍落在为封建要素的大地主、诸侯、王党手中。日本国家之封建的特质，不单是传统的废物而已。实由他们以行为资本主义发展之物质的基础的资本之原始蓄积。这可见当时布尔乔亚汜阶级的势力之薄弱。然布尔乔亚汜在由此种封建要素所成的绝对专制国家之下，养成自立之经济的基础，作结成在政治上得对抗国家权力的阶级之准备，是一般的历史的过程。
  明治维新除给资本主义以发展的出路以外，废止农民的身分制，移转自由，将地租的一部分由纳物改为纳钱，也算一个进步。但从农民生活的向上，农民的解放上言，依然仍旧未改。蚕食封建社会基础的商品经济之发展，增大了地主、豪商之经济的势力。在倚恃农民的此等地主、豪商之势力之前，支配者的封建领主，巧妙地保存自身的地位与收入，以适应新的社会条件；在这里实有明治维新上所不容忽视的主要的一面。故我们可以看出因维新的变革而依然站在支配者地位的他们，于土地奉还的名义之下，将自己的土地卖给自己的怪象。
  如此他们立于政府的地位，因土地的奉还，却用别种形式继续向农民榨取；更立于与变革前的地主相同的立场从佃农收得纳物的地租。故农民之地位，并没有实质上的变化。绝对的专制 国家，以为地主及豪商（农民之榨取者）之利益而活动为其第一义的任务。被榨取的农民成为原始蓄积之牺牲。
  故由封建的要素所成，为绝对专制国家的初期之日本国家，不变革农村之生产关系，却积极的利用之，一心以谋都市资本主义生产之发达。农民因强制的强夺，就有趋于近代的劳动者与阶级的分解之形势。这样的资本主义原始蓄积，就产生了由铁道及重要工业为国家独占的资本主义的生产之发达及纺织杂种工业的资本主义的生产之急速的发展。
  为这一资本主义急速发展之条件者，必须是由强大的国家权力之收夺，由低的工资、长的工时以及封建的隶属与虐待的对劳农大众之牺牲。日本资本主义之发达，是把一切负担放在劳农大众之上，向劳农大众剥削以成的。
  他方，当作有封建特质的日本国家，要作成资本主义发展之基础的必然的产物，又因日本资本主义受国际资本主义的压迫；更为掠夺资本主义生产之基本的原料与获得市场，故日本资本主义一向资本主义出发，同时必有成为军国主义的可能性。殖民地之掠夺，实为日本资本主义之决定的问题。于是夺台湾、吞朝鲜、占领满蒙，置中国于隶属的地位，化为资本主义的掠夺市场。
  日本资本主义经中日，日俄及世界大战而得飞跃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之发展，必然地形成了布尔乔亚汜之阶级势力之结合、成长，与增大。因资本之合同，集中，托拉斯化、康埃尔①化之增大，遂愈增强布尔乔亚汜之势力。日俄战争后的银行资本之作用，渐次强大；世界大战时代的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之结合，财 政资本之支配的地位，成为不可动摇的事实。然一方布尔乔亚势力增大，同时他方榨取与虐待也加甚。于是第一因劳动者、农民、殖民地民众之深刻的、激烈的反抗，第二因国际规模的国际布尔乔亚与普罗列搭利亚战线之对立，日本之布尔乔亚汜就消除了与地主之对抗而至于妥协。
  （二）日本资本主义现阶段的矛盾。
  由上述日本资本主义构成所有根本的特征所发生的矛盾，最足以代表之者，如下：
  1.地主对处于封建的生产关系下的农民之强暴的榨取，帝国主义负担之过重，都市劳动大众之劳动条件之恶化，大众的失业，对于日本资本主义每年膨胀的生产力而成为国内市场衰微之决定的原因。
  2.海外市场，特别在为日本资本主义之决定的中国市场，因中国民众反抗之增大与深刻化，也大受着妨碍。
  若看最近三年间输出入贸易之总额，一九二五年为五十一亿一千二百万元余，一九二六年为四十六亿八千二百万元余，一九二七年为四十四亿二千三百万元余，皆渐次减少。
  3.资本主义生产之基础的生产物之需要额虽然增大有如前述，但原料生产额甚少，而靠海外的供给却加甚。如生铁，在一九二五年，国内生产对于需要额不足百分之三六，在一九二六年不足百分之三八，而煤油之百分之七五须赖国外。此可证明国内原料之不足，是日本资本主义之致命伤。
  由这种矛盾，使得新市场之获得与新领土之再分割，帝国主义侵略与战争，为日本资本主义现阶段所不可避者。
  日本资本主义一方窥伺战争之机会，他方即谋国内生产之制限，产业之合理化，小企业经营之整理与向大资本之集中。其结果，促进小布尔乔亚对普罗列搭利亚之阶级的分解，加重劳动者、农民之负担。一九二七年度金融恐慌之结果，劳农大众担负九万万的大牺牲，大布尔乔亚之五大银行集中十万万的金额。这便使资本家对劳动者阶级之对立愈趋深刻。
  市场之枯竭，原料之不足是使（1）对殖民地之再分割，帝国主义战争之进出为不可免；（2）对国内生产组织之整理不能不用急激而且狂暴的方法以实行。而一切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与阶级对立为此更趋激烈。
  （三）日本的阶级构成与政治的结合。日本今日之支配阶级是占百分之一三的地主与布尔乔亚汜。
  政治权力在布尔乔亚汜与地主的同盟之掌中。他们结合的原因有二：一是由于布尔乔亚汜之相对的力之增大与政治的成长，同时地主之布尔乔亚化；一是受着劳动者、农民运动之恐怖与帝国主义政策之要求之刺激。
  今日布尔乔亚之政治的结成，为二个支配的政党，即政友会与民政党。政府即由二个政党交互组织。布尔乔亚及地主，动员强大的国家机关，要把劳动者、农民、小布尔乔亚层拉在自己方面，为自己的利益而组织之。
  这个计划极收成效。其结成第一在官僚的国家机关、军队、警察、地主行政团体、裁判制度；第二在乡军人会、青年团、处女会、青年训练所；第三在各种宗教团体、教育团体及产业组合、信用组合；第四在资本家自身的各种经济团体；第五在利用社会民主主义者以支配劳动者、农民之团体。
  被支配阶级为劳动阶级百分之二六、农民百分之四一、小布尔乔亚百分之二〇。
  农民在由封建的生产关系的地主之榨取与帝国主义之重压（重税与血税）之下，劳动阶级在资本家之榨取与布尔乔亚、地主的同盟国家之重税之下，小布尔乔亚在大资本家之压迫、支配之下，各各受苦。
  普罗列搭利亚、农民方面的阶级结成，今日尚极薄弱。工会组织的劳动者之总数，约三十万，农民组合的农民总数约三十六万。
  然这个组织，为了地主与布尔乔亚汜的收买，为了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分裂政策，是处于四分五裂的不统一状态中。
  为劳动者、农民、小布尔乔亚之政治的结合体之大众行动党，虽也在分裂的状态，总计约有五万人的组织。本年一月大众的无产党之获得票数有四十四万七千八百四十六票。
  劳动阶级之党日本共产党，于本年初为大众的再组织，公然将政策提出于大众面前。日本的资本家、地主政府大感恐怖，就断行三月十五日的大检举，逮捕革命的劳动者、农民之大众。
  然因日本共产党之弹压检举，劳动农民党、劳动组合评议会、无产青年同盟之解散，有使劳农大众益倾向于左翼的革命的，使社会民主主义者益倾向于布尔乔亚、地主的阵营之势。
  日本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分为三派：第一派为指导社会民众党，支配右翼工会的铃木、安部等最右翼的集团；第二为在日本劳农党干部，全国劳农组合干部，劳动组合同盟干部间的麻生、田所等一派；第三为杂志《劳农》一派，即山川、猪保、荒烟，反对日本共产党之公然的大众组织，反对“劳动者、农民之政府”的口号为防害大众之革命的进展者。又在旧劳农党内部，妨害劳农党之斗争，另组织无产大众党，以实现其分裂政策。
  以上三派现在渐趋接近，以加速度而移于布尔乔亚、地主之阵营中。
  然反之，劳农大众之革命的活动，大有可观：
  1.为左翼组合评议会之再组织。自解散后，虽受支配阶级益苛酷的暴压，而会员大众之斗争力更扩大、更深刻，现正向产业别的再组织进行。
  2.在关东劳动组合会议，大阪劳动组合会议、劳动组合同盟、组合总联合之各会议上，会员大众之统一要求。七月十五日已成立全国劳动组合组织准备会。想见劳动者要求战斗的势力之统一。
  3.日本农民组合与全日本农民组合之合并。这是冲破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一切妨害及分裂政策的农民大众之胜利，是战斗的统一之成功。
  4.劳农大众之大众的行动党之活动。不管政府之解散弹压如何严重，及社会民主主义者之破坏与“劳农”派之分裂政策，他们正在谋左翼党之再组织，要求战斗的统一。今日以 “新劳动农民党组织准备令 ”的名义，在全国确立组织，展开左翼大众的活动。
  （四）最近的政治情势之特征。
  在日本今日的政治情势上，最有特征之点，第一是在资本家、地主的同盟政权之中，布尔乔亚之优越的地位增大，这使：（一）政党内阁制之基础确立；（二）益利用皇室为布尔乔亚支配之护符。第二是皇室中心与国家权力之问题已成为议论的中心；这看（三）铃木前内相之对议会运用否认之声明、水野之优诏问题、枢密院废止问题、频频发生的直诉问题、共产党问题、治安维持改正问题等，就可知日本的阶级对立已经为从来未有的尖锐化。第三是对劳动者、农民、殖民地民众之弹压变为组织的狂暴化的；如“三·一五”的大检举，及弹压用的专门国家组织之由庞大的预算以作成二百万元的特高警察网，及地方长官会议、警察部长会议、全国专门学校长会议，皆以对付“赤化”为议题的中心。第四是对中国派遣庞大的军队与军舰，更进一步占领山东及满蒙，以代表资本家、地主之要求为保持政友会内阁的地位。第五便是社会民主主义者与布尔乔亚、地主之露骨的交涉。如特别议会中无产党议员团之行动竟与民政党全然相同。
  以上诸事实，在国内增大劳农大众之深刻的反抗；在国际引起殖民地民众之更深刻的反抗。战争之危机切迫，对于劳农大众之弹压加重。
  大众益左倾，社会民主主义干部益移于布尔乔亚、地主之阵营，阶级斗争益向政治方面尖锐化。
  （五）左翼前卫之当面的任务。
  日本的劳动者、农民在现时要求三种根本的任务之实现。
  第一是对于战争危机之斗争。拥护中国革命，反对世界战争。
  战争危机迫切，劳农的负担加重。故这一斗争与劳农大众之日常利益之斗争不容分离。又这一斗争，足以支配日本资本主义之运命，为日本阶级斗争上最有意味的。
  第二是扩大并充实劳农大众之斗争力与组织力。这里有两个任务：一是左翼的大众组织 ——劳农党，评议会青年同盟之再组织；一是为对布尔乔亚、地主之反动而动员广泛大众的新的大众组织。
  第三是对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斗争。因他们是妨害劳农大众之革命的发展，为政府实行白色恐怖之助手；不对他们斗争，前卫之发展将不可能。
  日本帝国主义的运命在最近会勃发的世界战争中，行见其宣告没落。
  据1929年11月《今日之世界》，上海沪滨书局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