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致沈选千①
  选千先生：
  你的意见，我都赞成。我个人是主张初中学生不直接读古书的。要望中学生研究国学，实在是不可能。我最赞成你的把国学编成系统的鸟瞰式的书本的主张，希望有专家赶快去做。吴先生复蔡先生一信，②已经在本志十月号转录。他的《箴洋八股化之理学》一文原拟一并转载，只因篇幅不足，遂致略去。（原文登七月二十三日《北京晨报》（副刊），愿读的请去翻阅罢。）
  名人传记，我真找不出来回答你。我自己也想读读这类书籍，可惜竟失望了。——这个望不知到何时才能满足。谁说中国不“学荒”？
  贤江
  【附】沈选千致杨贤江
  贤江先生：
  很对不起，请你耗费五分钟，读完我这一封信。现在中等学生界，有两种很风行的事情：（1）读古书；（2）研究新文艺。
  自从胡适之先生发表了《中学国文的教授》以后，“读古书一项应该在中学校园文科占一个位置”的论调，很是风行。几个月前，胡先生和梁任公先生，又各定出一个国学书目来，大大提倡读那些古书，虽则他们不单为中学生说的。《学生杂志·学习法专号》上周予同先生和何仲英先生的文章，也很提倡读古书；周先生也列上一个书目。我并不反对中等学生研究些国学，我并且主张中等学生对于国学，应该有一个大纲的印象。但我不主张——并且反对——读古书。（一），中国古书，即就胡、梁的书目所定，已觉浩如烟海，中等学生万无那么多的空时间来读它；（二）中国古书，大半须整理过后，方才可读，而一书之中，尽有许多不值得非专门研究的人读的，这种沙里拣金的办法，不足为中等学生训的；（三），一班倡导整理国故的先生们，不是常常说“研究国学，要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的吗！试问中等学生懂不懂科学方法？会不会善用那科学方法来研究古书？——因为这三个理由（当然还有，姑就一时想到的写上），我反对读古书。我主张研究国学的专家，应该在最短期间内，把国学编成系统的鸟瞰式的书本，如《中国哲学史大纲》，以作中等学生领受一些国文大概的捷径。最近吴稚晖先生发表的那篇《箴洋八股化之理学》，反对读古书甚力，《学生杂志》上实有转载的必要，很望即行一办（他给蔡孑民先生一信也有转载的价值）。再，以前的中学生，因读惯了《汉高帝论》一类的大文章，有许多人竟不会读新闻纸；又因作惯了《岳少保奉诏班师论》一类的文字，有许多人竟不能作一篇一千字左右文法通顺的写实文字。现在初中国文科课程纲要内，文言文与语体文，在分量上，占同等位置；《汉高帝论》当然不教了，我看与其照叶圣陶先生所拟的读“汉、秦、周浅易的名作”，实在不如读《新民丛报》、《甲寅》及一、二、三卷的《新青年》中文字来得好。因为它们非但把许多重要的近代思想告诉我们，并且把许多适于表达现代思想的词类句法章法教给我们；对于中等学生的读文作文，都有很大的帮助。——这一节是从读古书联想起来的，恕我说题外语。
  人是理性动物，也是感情动物，文艺的欣赏，不能绝对的没有，这是很容易明白的。现在有许多中等学生研究新文艺，我们很可以用这个理由来认可他。但是有许多人竟会卖去他那代数几何的书本，去买《沉沦》、《叶的风》来揣摩的。周予同先生所举的“某师范生学校功课一概不上，而只在寝室中做他似通非通的新诗”，固然是一个极端的例；但对于各处中等学生文艺团体文学刊物的日益发达，恐怕于他们的学校功课（如算术等等）上要减少多少努力了。对于这一层，在《学生》十卷七号的社评内，似乎你也附带说及过；最好请你再做一篇正式文字来纠正一下。啊！又联想到一桩事了。从“五·四运动”以后，学生界的出版物，真像雨后春笋，多得了不得，比之现在那些文艺刊物，要多上好几倍。当时出版品的发动，大部分虽都为偏狭的“爱国主义”所驱使；但不久即移到介绍外国新学说、讨论社会问题的两点上来。虽然有许多文字不十分成熟，有辱文化运动的金字招脾；但声势蓬蓬勃勃，不像现在那些专事“伊和他”“唉和哟”的，颓唐丧气的发些“靡靡之音”。
  你看完了上边的话，最好我想请你给我一些批评，在最近的一期《学生》发表。还有一个问题，也请你回答我。就是：我最爱读名人传记（尤其是自传），因为他能够把具体的好榜样给我们；较之读那抽象的谈话，感奋得多，有味得多（暑假中读容纯甫先生的《西学东渐记》，很是感动）。务望先生把关于中文的本子，指示几种，并及其出版处及价值；因为我的英文程度很浅，还不能自读《富兰克林自传》。（下略）
  沈选千 九月九日 于枫泾第五高小
  致赵康①赵康兄：
  你不赞成我的主张，我却赞成你的主张。不过你要知道我所以这样宣传的，无非为了打破国人“非政治”的态度罢了。一个不晓得应该于涉政治的人，怕不会去干放手枪、掷炸弹的行动罢。而且近代的政治运动，须以民众力量为基础。所以我们虽不反对个人行动，却更竭力主张国民运动。为希望国民运动的实现，则宣传工夫便不可少。学生有领[导]国民运动的责任，所以我要唤起学生们的注意，把“不问政治”的谬误的见解矫正过来，且能尽他们的责任。
  贤江
  【附】 赵康致杨贤江
  贤江兄：
  （上略）你的学生干涉政治的主张，我不赞同，我可以在此向你说一个明白：我不赞同“‘学生干涉政治’的主张”，是不赞同只是主张而不能起来实行。披发行吟痛哭流涕的屈子、贾长沙，国内固然不多；吴樾、汪兆铭、温生才、彭家珍、秋瑾、莎非亚，又那里找得出一二呢？千万言只是“宣传”、“主张”的“舆论”之力，还不及一声炸弹一响手枪之能振聩发聋，轰动一世！
  贤江兄，此一段愤激之谈，我已蓄之久矣，并非有意诋毁到你，实在我觉得人们都可怜极了——第一个可怜的便是我自己！我常常想，假使我主张干涉政治，我便得起来实行干涉，无所用其畏怯，无所用其夸张，一手掩著嘴巴，一手丢我的炸弹，这才是我所梦想的真英雄好青年的本色！
  近年来盛倡“血与泪”的文学的文学研究会，常常讽骂那惯做“灰色”的文艺品的创造社；而一般高谈马克思、克鲁泡特金的社会主义者，又转而诋斥那专写“伊和他”“唉和哟”的“新进作家”；但是，假使又有卢森堡、莎非亚等出世，怕不也要大骂那无气力的马克斯，克鲁泡特金的笔上的信徒罢！（下略）
  赵康 九月十二日 于青岛
  致黄斐然
  斐然先生：
  来信所讨论的问题，我认为与我们青年学生的生活态度极有关系。可惜我自己太忙，不能从容答复，因特请我友恽代英君发表意见。他的意见，当然是我所赞同的。
  贤江
  恽君原文如下：黄斐然先生这一篇文，实在可以代表现今多数人的思想，并且还可以说他可以代表很多纯洁自爱的人的思想。但是这个思想依我的鄙见，终以为或不免有几点错误的地方。
  第一，黄君以为学生入党，要听从党纲或党魁，恐与他自身政治运动的目的有抵触。再则受了这种束缚，将不免灭杀了独立自由的精神了。然而入党的人，正因党纲所开列，党魁所指示，合于他自身政治运动的目的，否亦至少大半合于他自身政治运动的目的，乃肯入党。何至于入党以后，发生莫知所从的弊病？我们服从于与我们同一主张的党纲与党魁，便只是服从自己，岂有灭杀独立自由精神的事？自然有时党纲与党魁的主张，与我们的大同小异。但对于这种小异的地方，亦有捐除成，见服从团体的必要。这是团体运动不可少的品性。若人人要保全他的小异，以自矜为独立自由，中国将只好永远没有三个人以上的团体了。
  第二，黄君以为受人指挥的被动，便不能救国。即能救国，亦非学生应做的事。其实，果然能救国了，便被动亦有何可反对之处？况学生加入政党，若系因主张相当，自甘与之联合作战，本非为衣食受人收买而被动的服从之比。至于被动之能否救国，我们只看作战的兵士，是否人人要求自动，便可知道。现在外国势力与军阀官僚势力如此弥漫，我们只愁组织不成一个有纪律的作战团体。岂有同一作战的人，必要彼此争甚么自力创造，而任其力量分散的道理？
  第三，黄君主张学生政治运动要不染党派色彩。其实不肖的学生，受人收买，或愚昧的学生，受人愚弄，以致如黄君所言被他人作傀儡，我亦十分不赞成这件事。至于真心有识的学生，只看应当怎样做，何必问他有没有色彩？人要完全没有色彩，只好永远说些不著边际的话，做些不著边际的事。譬如今天自命无色彩的，天天主张裁兵、停战，反对曹锟，提倡民权，但是大家都是没有一个切实办法。一说上办法，便你疑我有党，我疑你有派了。照这下去，只好大家永远如此干叫，这能救中国吗？现在的人，不问主张对不对，听了党派便头疼，这自然是吃了一般政客言不顾行的亏的结果。但是我们对于言不顾行的政客，根本只有不认其能忠实的做一个政党党魁，不应笼统的抹煞政党。我们只可以说希望要好政党，不能因此根本的否认政党的价值。
  第四、黄君主张学生政治运动要不为政客利用。其实“利用”两个字，是要有界说的。说宽一点，人要人的帮助都可以说是利用人。人去帮助人家，都可以说是受人利用。这种利用，在有益于政治改良的地方，我们为什么厌恶他呢？至于为人收买，以至做出羞耻的事情，这才是我们所应当防止的。这一种防止，在团体分子能严格监督他的领袖时，便可以收效。又如黄君所举学生会应废会长制而设多人的干事部，亦是防弊之法。我完全赞成，以为是学生会应办的事。
  总之，政党若有好的党纲、忠实的党魁，他是一个为正义作战的团体，我们应当服从他，与他联合作战，方是道理。我们对于作战的目的，不能不舍小异以就大同。不然，永结不成大团体。我们对于作战的策略，不应当处处要问与自已意见合否，这犹如军队的散兵，不应当问行军的策略处处与自己意见合否一样。这不是失了独立自由，这是由于我们应当服从有眼光能周知全局的领袖所发的命令。
  不过党员要服从党纲与党魁，亦必须同时督促党纲的实行，监视党魁的忠实执行党纲。我们总要记得是为党纲然后我入党的。党魁若不执行党纲，像黄君所说欺骗人民的，我们岂但不容受他的愚弄，反须唤醒同党，打倒这种不忠实的党魁。
  我们决不可人人永是只讲独立自由。这种怕色彩、怕利用的心理，这几年把中国人越弄到一盘散沙的样子了。我们应与忠实的与我们同主张的人联合起来，渐渐做成一个有力量的大的作战团体。
  以前中国的政党，都有些根本不配称为政党的大缺点，这实在是一件可恨的事情。他们甚至于没有党纲。有了党纲，一般党员亦从来不研究，不问他实行与否。甚至党魁要实行党纲，党员反转起来妨害他。我们以后要希望国内忠实的领袖，组织有党纲的党。这种领袖，要忠实的执行党纲。一切真心有识的人，无论是学生非学生，要忠实的服从，而且监督这些党魁这样做。
  【附】 黄斐然致杨贤江
  （以上编者略）
  总之，学生的政治运动，应当视为极郑重尊严，而且是极有价值的事。不当依附任何党派，亦不当为一般政客所操纵。这是我敢代学生界郑重声明的，也是大家所当公认的罢！
  黄斐然 十二，九，二六 于广东梅县之甫园
  致黄洱淅①
  洱淅先生：
  我和你具有同情。这种颓唐委靡的习气，真是青年的大敌。我愿有觉悟的青年赶快团结起来做一番青年革命的运动。你的三种贡献，我们谨当采纳。“问答”一栏，已经特设。
  记者
  【附】 黄洱淅致《学生杂志》记者
  记者足下：
  近来一般青年的意志，已经是消到极点了。赌的赌，嫖的嫖，卖俏的卖俏（专指女生之堕落者），这一大半已堕落的人，姑且不说他。其余道德比较高一点的呢，总是在那里天天忙周旋异性哪，组织诗社哪，作些无痛而
  呻，或吊膀式的诗歌小说，还汇印出来，美其名曰“文艺刊物”。什么安慰人生呢，处女作呢，同时几自命为一个著作家，一个大诗人。哈！这就是他们好学生的建设了！今日学生生活的情形，也不外上面的两派了。什么青年运动，什么改造社会，什么内政，什么外交，恐怕都成了学生界过去的名词，早已无人顾及了。咳！青年意志的消沉，已到了若何的地步啊！《学生》既是他们直谅之友，善导之师，似乎对于此层，也不能不注意罢？仅以管见所及贡献一二何如？
  （1）希望以后努力提倡体育，兴尚武精神；并多介绍古今中外之大志士、大伟人的成功史，以增进他们的感情，坚强他们的意志。
  （2）希望“青年文艺”宜设法减少，并宜取十二分严格态度，非能激起青年的热烈之情感，与勇敢牺牲之精神者，不登。
  （3）希望多登游记。因为名胜风景的记载，最足使读者心旷神怡，而发生幽远高尚之思想。
  至于你们对读者二十四分的诚恳，几至有问必答，此在目前的杂志界中，尤不可多得！不过，我的意思，以为问答放在通讯中，似乎不大好，最好请于篇末另设一“科学问答”栏，不知尊意云何？
  黄洱淅 上海
  致吴守复守复先生：
  你的见解——劝青年学生们宜积极进行，不可颓废糊涂，我们非常赞成。青年而有求利的思想，青年而有安逸的思想，青年受了挫折竟不敢奋发有为而有厌世的思想，则这个青年可以说是已经“心死”的了。本来人类社会里，不需要这种“死不长进”的青年，何况在内忧外患交迫而来的中国社会呢？只有勤学与救国的青年，才配做个名实相符的青年。
  记者
  【附】吴守复致《学生杂志》编辑
  编辑先生：
  《学生》是学生界的明星，引导我们到好的轨道上循了走去，责任何等重大呢？而先生又是《学生》的指导者，我现在有一点笨而可怜的话，只是在胸头跃跃地好久了——恐怕多数是如此罢——终于进出来，不得不烦先生费几分神看看我所说的。“人生有甚意义咧？浑沌地混去。我要有金钱，真要过世外无虑的生活。”这是青年学生为现代生活所迫而反动的呼声。然而仅是悲呼著，互相喁喁私语著，那又何效？于是遂因循了，抱著模糊主义，竟不能在奋发有为的当儿，像梁漱溟先生的“不模棱两可，认真一条路走去”！这又是何等危险啊！
  听说今年上海招电报生，应考者约有四千余人，只取了八十余人。其它几个大学校，收取人数只当投考数几分之几。谈起来，真骇人啊！学校太不能满足学生的求知欲与生活，未始不是叫青年学生发生颓败的厌世观念原因之一。既然这样，就要伸〔申〕诉于大家了。
  希望《学生》，关于学生界救弊与革进的观察的文稿，多量登载些，有人说应多披露注重实际如科学等的文章，这固然不错，但现在还该急于使学生们脑筋里，有积极的观念去求学，方不致厌世。考查教育者在这层上，尚没有若何设施，若何议论。那就只好希望《学生》肯顾虑周到，给我们以良好的指示了。
  吴守复 九，二十八 于安庆一师

①此函原发表于“中学生读古书问题的讨论”分栏内。 ②“吴先生”，即吴稚晖（1865—1953），又名敬恒，江苏武进人。1902年参加上海爱国学社，与章太炎等参加《苏报》工作。1905年在法国入同盟会。1924年后任国民党监察委员等。“蔡先生”，即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清光绪进士。1902年与章太炎等发起创立中国，教育会，任会长，并创办爱国学社、爱国女学。1912年1月，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1916年底任北京大学校长。 ①此函原发表于“学生于涉政治问题的讨论”分栏内。 ①此函及后函原均发表于“振作青年的精神”分栏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