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教育在人类生活进展的过程上，自是重要的一个方面；但必欲替它说些不相干的漂亮话，添些冠冕堂皇的解释，那不特穿凿附会，近于多事，也且粉饰曲解，成为欺骗。——即不仅把教育的本来面目掩蔽了，而且把人生的实际也弄成迷罔了。
  譬如世人对教育所称道的“神圣”、“清高”、“中正”、“独立”等等的字样，我觉得就是多事的，而且是欺骗的。如今大家“习焉不察”，无异是种迷信。迷信的结果，终不免自欺欺人。我固不愿诬说一般从事教育者都在自欺欺人，但为明白真理起见，颇愿揭破世人所抱的也即一般从事教育者所是认的对于教育的迷信。
  第一，试破除“教育是神圣”的迷信。
  他们怎样把教育看作神圣呢？他们以为：教育是觉世牖民的事业，是精神修养的事业，是清苦廉洁的事业，是超然绝俗的事业；其他或更有着可以把教育抬到神圣地位的口实。
  我们知道：“觉世牖民”并不是教育的专责，“精神修养”也不是教育的能事。政治方针、文艺政策等等，岂无关于“觉世牖民”？经济制度、社会秩序，岂无补于“精神修养”？未听说政治神圣、文艺神圣或经济神圣、社会神圣，而独说教育神圣，究竟有何根据？是何理由？没有确实的根据、正当的理由，而坚说教育是神圣，我只好说它是迷信。
  说教育是“觉世牖民”的事业，这句话虽是“自古有之”，而且在现在高唱“普及教育”、“民众教育”的时候，又是“象煞有介事”；然而从实际上一加考察，就知大谬不然。不信，请听下文：
  自汉武尊崇儒术，乃得历受“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的崇拜，即在今日犹得享受“纪念日”待遇的孔子，固然唱过“有教无类”的名句，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高论，不又是从他口里发出来的吗？这还“觉”什么“世”，“牖”什么“民”呢？承孔子道统而兴的孟子，要“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那么，试问非“英才”的“民”将从何处而得教育的机会？我的这个疑问，决不含有诽谤“先哲”的意思；反之，我却可替“先哲”说明他们的“理论”的背景。
  原来在封建时代，支配阶级对庶民是本无须乎施教育的；有之，如当时的所谓教育，也只限于道德教育。其理由是：第一，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是农业，是生产技术很幼稚的农业。在这种农业上，只消跟着年长的人出入田亩，凡种植、施肥、除草、收获等等生产上必要的事情，通统可由经验的学会。当时的经济又是自给自足，以小地方为单位的。故在以农业生产为社会主要产业的封建时代，庶民殊无研究学问之必要。即使“目不识丁”，还是能充分地从事生产事业的。第二，封建制度是讲究礼义的制度——“礼义三百，威仪三千”。所谓无礼，即算“犯上作乱”。在封建制度中又以自由竞争为绝对的禁物；“揖让而争”，才是君子的一种品格。故封建时代的教育，差不多就以道德教育占它的全内容；使人人“安分守己”是这种教育的主目的。由此可见封建时代的教育只有“愚民”，没有“牖民”；只有“蔽世”，没有“觉世”。
  然则，资本主义时代何如？在这个时代，自然大大改观了：对全国民要施教育，且是义务的、强迫的；教育的内容更扩大范围，要传达日常生活上的智识技能；除此以外，更有什么“国际和平教育”、“世界教育会议”等等包括全世界“全人类”的教育行动。这真好象“觉世牖民”有了实际了。可是慢着呢，且先让我来说明何以资本主义社会中会有与封建社会大不相同的教育的理由。这理由也极简单，就因为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基础，是大工场生产与国际通商。这时代小地方的自给自足已是不可能了，它的理论乃在庞大的商品生产与国际市场的获得。我们试从这两方面来看教育的关系。在工场生产上，不学的文盲与多少会读写的人，他们的能率是迥乎不同的。要记住一种机械的名字，在不会读写的人，不知是怎样烦难的一件苦事。故当今日，读写的能力乃是工作本身所要求。又若在自给自足的时代，搬运货物，只要用手车或马车等等就行；但在资本主义时代，运货需用汽车、火车、轮船，而且需用文字。你想做汽车夫，或是茶房，若不识文字，那就是妄想。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自身是要求文字的。资本主义国家要施行义务的强迫的教育之理由，决非为了国民自身的幸福，而是为准备国民的劳动力得以适用于它的经济组织，有些所谓人道主义者，竟说“普及教育”为人类的福音，这不是故作宣传，便是昏迷入彀。不想想为什么穷人的子女不能跟富人的子女一样升学？为什么要有双轨的学制以限制求学的机会？一言以蔽之，国民义务教育制度的本身，其结局也只替资本主义制度的主人翁服务而已。在这个社会中，一切好听好看的新设施、新计划，也莫非为了支配阶级的利益。譬如说劳动教育吧：“工场、煤矿等的经营者之设置教育机关（或修养机关），其初多为收揽劳动者的心之一种政策的行动。……三池矿业所的矿工主任深川正天氏，为非常热心于矿工教育之一人，用种种的教育设施努力指导。距今三四年前，三池煤矿曾起争议，但其时在十几组矿工团体中，仅有一组未参加争议，那就是氏所指导的一组。这是由于平日氏的指导方法来得好，所以他们不轻举妄动，氏因被认为有这种本领，遂任为矿工全体的领导者。”这是日本文部省社会教育课长小尾范治写的文章（载在昭和四年二月二十三日的《教育周报》）。资本家为什么要兴办劳动教育，他已经这样老老实实地告诉了我们。曾有人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学校教育，说有着如下的三大任务：第一，对于未来时代的劳动者，灌输向资本主义制度之归依与尊敬；第二，从支配阶级的青年中养成有“教养”的管理劳动群众的人；第三，由于科学之技术的应用，使帮助资本主义生产，以增加资本家的利润。从我以上所说明的理由及引用的实例来看，我们对于这个“学校教育三大任务论”，就决不能说是“无稽之谈”。那末，即在资本主义社会，又何尝有所谓“觉世牖民”的教育？
  至于说“精神修养”，也决非事实。像上段所讲，教育只是一种造成供支配阶级利用的工具之手段，绝没有什么“精神修养”的意义可言。不错，许是有的，如“正心诚意”，如“忠孝节义”，乃至如“遵守法律”等等，花样着实不少。但那不是很明显的在以麻醉和诱骗为旨，而为一种阶级的作用么？退一步讲，即使承认“精神修养”是对“物质”、“肉体”而言，为“哲理的”、“心灵的”意味，这也未免太不“科学”。试看现在的教育，有那一点离得开物质？没有校舍，没有桌椅，没有图书馆，没有实验室，没有运动场……，试问教育将如何可能？高等教育最称发达的“金元共和国”，不是以金钱的多寡定教育的价值么？我们自然不欣羡”黄金万能”，但我们相信教育是对付人生的，不是掉弄玄虚的；是关系实际问题的，不是空讲“道义”的；人间只是人间，不是“天国”，说教育因“精神修养”而得“神圣”，岂不是“自欺欺人”？不错，“精神修养”也许是指着思想的解放、意识的改造而言。但在过去历史上，我们只见束缚思想或者注入一定的思想，蒙蔽被压迫者的意识或者强制压迫者的意识。何以见得呢？因为据古来思想的历史所表示，精神的生产是跟着物质的生产同时变质；支配一时代的思想，终只是当时代支配阶级的思想之故。真要希望文化的繁荣、人类精神的自由，那么必须有如下的前提：废弃一切文化的独占，而使文化成为万人的财产，使阶级意识让位于科学的唯物的世界观；又必须造成世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缩短物质生产上所需的时间，而有余裕从事于思索及创作。因人间不仅要得法律上的自由，更须能得物质上的完全自由，而后才有精神上的完全自由，以从宗教思想、偶象崇拜中解放出自己来。然而这又岂是过去的封建社会乃至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所能实现的吗？
  至于说教育是清廉的事业、是高超的事业的意见，将在下面另加批评。但此地不妨先提出我的结论：就是说“教育神圣”，不过一种迷信而已。况且我们亲眼见过“神圣”的教育界里出过做强盗的模范训导，骗取讲演费的“思想善导”者，——都是最近日本发生的事实——以及种种把住地盘、挂“子曰”招牌赚钱的人。老实说，他们自己早把“神圣”的面具剥卸得赤裸裸了。
  然而认教育为神圣，也非全无根据，绝无理由的。因为这原是空想的产物；而一切空想、一切虚构也自有它的一定的经验基础。
  这个一定的经验基础是什么呢？
  本来“神圣”这个观念是导源于宗教；宗教仿佛是“神圣”的根据地。现在试就从宗教说起，反正这个说明是一样可以移用的。
  “神圣”的含义是庄严，是不可思议，甚至是不可侵犯。宗教的所以成为神圣，其秘奥正在于此。但我们不妨来窥破这个秘奥。
  为明了宗教的本质起见，我可以举一个实例。这个实列是拿宗教与科学来对比的。譬如就雨的这种自然现象考察一下。雨在人间的物质生活上是非常重要的现象。在营农业的民族，它的住民的运命是大受降雨之度数、雨之分量及其地理的分布的影响的。然而雨这种东西，是人力所不及之现象，不能随便使它下降，也不能随便使它停止。现在看宗教怎样的对付呢？原始的乡民这样想象：雨这种现象是一种空想的具有人格的雨神所产生的。人间用牺牲、祈祷或威吓等等的仪式，可以左右神之意志，因此达到人的愿望。但科学对付雨之态度就完全不同。科学中有气象学的一种特殊学问，它视察雨之现象，以求出其原因结果。故宗教与科学之本质绝不相同：宗教立脚于信仰，而科学立脚于知识；宗教由空想来装饰它的经验基础，科学则由实验由思索来整理它的经验基础。
  宗教的主要的起源有二：一是由于人间对自然的关系，一是由于社会的种种关系。最初的人类，因为受自然之支配非常强大，故对一切的自然现象有戴宗教的空想之眼镜以观察之倾向；这是第一个宗教的见解之起源。其次在原始时代，全体的社会对各个人发生极大的影响。道德、法律、习惯、风俗、一般社会的规律等等，都有对各个人强制命令的作用。本来原始社会自身也是一种自然体，故社会的规律、习惯等所及个人的影响，正同自然力一样伟大。个人不能识透也不能理解这些一切的意义与目的，便以为是由精灵或恶魔发布这项命令、制定这项规律，以强制人们遵守的。故从社会关系的性质中，也自然地会发生了附以理由并加以认可的宗教的见解。譬如祖先崇拜，就是由血族制度以生的。此外又有一个根源足以使宗教的见解强大的，是当社会内部发生阶级之对立时而起的。因在那个时候，宗教的观念成为支配阶级将被压迫阶级置于隶属地位之手段的缘故。更因阶级对立、社会分业的结果，有专司宗教事务的一个特殊阶级，即“僧侣”阶级发生。宗教的观念对于僧侣也便变为筑成并维持他们本身占有社会优越地位——即脱离直接的生产劳动而食于他人劳动之剩余生产物——之一手段。
  由此观察，宗教之具有“神圣”的意味，是因人们对于自然及社会——都影响及于本身的生活的——的关系未能明了，因藉宗教以表畏敬及期待；又因支配阶级与僧侣阶级之各自利用宗教以谋本身利益，于是宗教便像真具大力了。
  视教育为神圣的理由便也是如此。同宗教之举行仪式为可以感动神明、奇妙莫测一样，人们视教育可以启发智能，“开通民气”，也以为有不可思议的力量存在。再，支配阶级之利用教育以愚民，与士大夫阶级之重视教育以自高声价，也正和宗教的情形相同。何况最初的教师本由僧侣担任，最初的教育是有许多地方与宗教发生密切关系，故教育之被视为“神圣”，也正有其不确实的根据、不正当的理由，——倘使从科学的见地来看。
  大家知道宗教见解之为信仰与空想的产物，而不知道“教育神圣”见解之也为信仰与空想的产物。对于宗教之迷信，有人知道不合理，要打破；而对于教育神圣之迷信，却似尚未有人揭破，而反谆谆乐道；这岂不是一个重大谬误？
  支配阶级不是全知全能，他们非有御用学者为之划策打算盘，是不容易维持统制权力的。所以自古以来的支配阶级不能不用利禄声名以笼络聪颖之士，叫他们替自己效劳出力，以防止那臣民之“犯上作乱”。同这时批御用学者为感恩图报起见，也就造作种种说法，如“作之君，作之师”，“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一方替支配者造出权力之学理的根据，一方也为自身筑成“四民之首”之事实的基础。故教育之被视为“神圣，”实有这种阶级支配之妙用在内。
  现在我们可以说：认教育为神圣者，颂扬教育之神圣者，不特表明他之无知与迷信，也足证明他的“学者良心”之受阶级支配的利用与麻醉。
  不打破“教育神圣”这一个迷信，教育将终于同宗教一样，永为支配阶级“愚民”的工具，永不成能为人生需要的教育。
  要消灭宗教的观念及其根据，既非如十八世纪的法兰西哲学家用合理主义——即采用理智的立场，以与宗教及教会相斗争；这个立场是非历史的，因为他们只认宗教是不合理性的，是一种迷妄；而这种迷妄是可由启蒙以扫除。——所得成功；也非如数年前的仅靠宣传（如反基督教）及最近的只凭蛮力（如捣毁庙神）所能实现。这种启蒙事业在准备革命的阶段上固有它的功用；但真想铲除宗教，必须将产生宗教观念的社会的根源与社会的地盘完全推翻。同样，要消灭教育神圣的观念，也必在产生这种观念的社会根据被颠复时，才能做得到。
  第二，试破除“教育是清高”的迷信
  清高的含义，当然是说清苦和高贵。
  为什么要说教育事业是清苦呢？第一是因它不像经商般的孜孜为利，或如做官的括地皮、行贿赂；真是一尘不染，没有一点铜腥臭的。第二是因它要执鞭植立，手指口讲，终至舌敝唇焦，自然又是辛苦得很。
  说高贵呢，当然是为了它是“百年树人”的大计，是“为国育材”的要务。更有一点，是它的所谓超然的立场：不涉政治、不为金钱。
  这是一般人相信教育事业为清高的几项理由。现在让我们把这些理由检讨一下。
  教育事业之“苦”，确是事实；但清则未必。我们试张开眼睛看一看：许多做教员的，须硬撑腰骨，才保住一只养家活命的饭碗，这种“被动的廉洁”已经未见得可以称许；至若从事教育行政的，做校长的，或做高级学校教师的，看他们的把持地盘，排斥异己，以及兼差兼课的情形，何尝与一般地被认为龌龊腐败的政界及卑鄙狡猾的商界有什么差异？老实说，他的“清”未必胜过“清道夫”；它的“苦”直远不及“苦力”。只因为别无可以钻营的罅隙，别无可以飞黄腾达的捷径，于是权借学校为传舍，绞取儿童的脑血以饱自己的口腹。等到“生财有道”，那么交易所可去，军队可去，衙门更可以去。在不得意时，尽可将教育重看一点，袭取“廉洁”的美名；可是一到请缨有路，谁还愿恋这“清廉”的美名，而不去务青云之直上？
  至于说是高贵，至多也只是“情人眼里出西施”的一种看法。实际如上段所说，教育之所以俨然高贵起来的理由，无非是支配阶级的利用手段与御用学者之自为护符。我们看不出教育与其他事业——如军事、交通、卫生等等——之间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别；若就行政各部之位次上讲，教育还更落在外交内务等等之下。试问教育事业究有什么特权可以谬膺或窃取“高贵”的尊号？
  若说教育因以育人为对象，其关系甚为重大，故须特别看重，以“高贵”视之。这种见解，直以教育为万能，或以奇迹相期待，毕竟只是奢望过当的一种迷信。因为“育人”的责任，不是教育所能单独负担；至少卫生要分担一部分，而生产分配的规制更属根本要图。试看现社会中，穷人的头脑尽管比富人的聪明万倍，但因他们的钱袋太小，或者竟是两手空空，终于不得走入“学校重地”。足见教育的育人能力是非常有限制的。在这里，我们只可以说唯有财产确比教育为“万能”些。在财产面前，教育只有低头下拜的分儿，仰视都无气力，怎配得上说“高贵”。故在金融资本称雄的现代，教育真是“卑贱”的事业，谁还高兴理睬它？军费不够，可以随时随地印公债票、抽特别捐以补足；教育费不够，尽管你做老师的大声疾呼，痛苦流涕，也没有谁来可怜你。在这当儿，还高着喉咙唱着教育神圣、教育高贵的调子，不太与事实相去得远吗？
  至于不涉政治与采取超然立场之高贵性，也只是掩饰欺瞒的话，其理由容在下段来说明。现再研究这种见解能有何种影响，及这种见解之历史的由来。
  视教育事业为清高之影响，至少有如下几项可说。
  第一是隔绝了政治。在他们想：政界是功名之路，是藏垢纳污之处，清高的教育界中人是不当接近政治的。于是政治的清明与否，不成为教育上的问题。政治愈腐败，教育愈要隔绝。固然孔子也曾说过“学而优则仕”，未尝阻止教育者之从政；然另一方面，他又说过“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君子思不出其位”；因之教育者不特自身不欲与问政事，且叫学者也莫顾问政事。所谓“明哲保身”，也即禁谈政治。当初，支配阶级原不希望人民去顾问政事；于是自有这种“教育哲学”，在理论上给教育以远离政治的根据；到后来因政界之实在腐败，于是使自高声价的教育者愈想隔绝政治。教育上既不过问政治，于是一般从政的人愈可肆无忌惮了。
  第二是隔绝了劳动。既从“不事生产”为高尚，那么教育事业自然变成空谈坐食的事业。虽然古代也重“洒扫”，但那只是一种礼节，不是生产。何况高居“四民之首”的士，自以为天生是“治人者”而“食于人者”；倘要用劳力以获食，不特体面有关，而且根本何必入学。劳力是微贱，用心才算高贵；生利是下流，读书才算上乘；这便是教育高贵性所生的流弊。
  第三是给不得志于政治舞台的政客一个暂时安身的机会。因为在表面上，教育是不牵涉政治的，于是政客摇身一变而为学客，借办理教育之名，广为结纳，遍植党羽，使外人看来，他是在热心学务，不惜加以颂赞。这样的人，我们不是屡见不鲜么？
  然而使教育带有高贵的属性，也是它的历史性的。自人类社会分成阶级、支配阶级占有权力机关以后，它最怕民众的反抗，不得不想种种方法：或用武力的强制，或用法律的威吓，或用礼教的范围，或用教育的“怀柔”，以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个愚民政策之彻底厉行。国家一方面既以名位利禄攫住士大夫之心，使他们替统治者尽忠效力；他方面复以“希圣希贤”“正心诚意”为教，使受过教的个个成为“不辨粟黍”、“不问理乱”的“超人”——高等游民。故愈受清高的教育，当愈是“洁身自好”，愈可使统治阶级高枕无忧。
  更有一种使教育具有高贵性的理由，是因人类社会入于文明期以来，一向没有过普及人人的教育，教育一向被一部分人所专有独享。同奢侈品一样，教育是被贵族与所有阶级玩弄消遣点缀之物，平民与无所有者只配供献劳力以作活命的代价，于是教育戴起金冠来了。
  实则今日的教育事业，它的“清高”已经不攻自破：要争经费，要讨积欠，要兴职业教育，凡向所认为有清高性的种种特性，俱已一扫而尽。只有一点“苦”，至少在一部分的教师们是无法免避；且因自身没有力量，只好欣羡别人的腾达而自叹落后而已。
  第三，试破除“教育是中正”的迷信。
  这种迷信是这样的：教育站在公正的立场，采取中和的态度，不偏私，不极端。如对于主义派别，在教育的本分上，以为是不许有所执着的，对于各家学说的研究也要无“我见”；而最称特色的，是把理论与实践“分家”。譬如日本京都帝大的教授河上肇氏被强制辞职（一九二八年）的理由之一，便是当总选举时，他去替候补人大山郁夫氏应援演说。这仿佛在说：学问是中立的，大学教授而作实际运动，那就有损学问之尊严。因之河上肇非去职不可。近来有许多号称学者的，也就是这种“中正教”的信徒。
  再有一点可作教育是中正的根据的，是孔子说的“有教无类”。是的，在一个学校中，有富家子，有穷人子；有聪明的，有愚鲁的；低级学校毕业，一样可以升入高级，把教育机会平均地给与人民，真是再中正也没有了。
  但是事实上怎样呢？先来看教育机会均等说的实际。研究过教育概论的，当知道学制上有所谓双轨制，即富家子与穷家子从受教育的第一天起，便须分道扬镳。无论张三的儿子学业成绩怎样优良，但为了张三是个日卜升斗的木匠，他的儿子就只好受了国民教育。张三的儿子其实还算幸运呢。像那李四的儿子从学会走路，就要自己用手吃饭，可怜他连挟书包的滋味都还想象不到。反之，赵家的小儿子，虽不至于蠢如木牛，却平均是三年落过两回第，现在居然出洋留学去了。再看：小学教师奉教科书之命，奖励学生勤俭；但对于邻家括地皮的乡绅，甚至本校抽大烟的校董，却只好熟视无睹；学校里讲人类应和平、博爱，然对于军阀之割据地盘、帝国主义各国之扩张军备，却都置之不问。
  请看这样不偏袒、不过激的教育的中正面目！
  这个教育迷信可以发生三种毛病：一是不作主张；因为要标榜中正，只好什么事都推开不管，至多也只模糊影响，不着边际。一是没有是非；因为不作主张，自不必讲究是非；甚或明知是非，也因受制于“中正”之招牌，只好闭口不响。但有时也会发主张，辨是非，不过其动力不在自己而在有权势者。因为以上二个结果的影响，便生出第三个结果来。那便是中正其名，偏私其实。换句话说，它只是有利于支配阶级的中正教育，不许反抗支配阶级的中正教育；无论如何，它总不肯公开地说明自己是阶级的，总要设法掩饰其为阶级的事实。
  不破除这个迷信，教育将不能跳出“人榨取人的社会关系”，而只成为少数支配阶级的工具。所以真要彻底破除这个迷信，除非先废止了“人榨取人的社会关系”，否则“中正”的金子招牌总只是挂在人们的嘴唇边的。
  第四，试破除“教育是独立”的迷信。
  “教育独立”的说法有几方面。一种是说教育应脱离政海，不落入政治的漩涡，这是就事实上消极的主张；一种是说教育以儿童为本位，应谋个人之圆满发展，不当用一党一派的主义来束缚个性，这是根据所谓教育原理的主张。这二说都是说教育要超绝于政治的关系而独立的。此外又有就教育行政的独立说的，有就教育经费的独立说的，更有就不受宗教影响而说的。
  这里最重要的一个观念，是教育离政治而独立。我们且就这点来加以检核。
  自有历史以来，凡确立支配阶级政治的地方，竟可以说没有一项事情不受政治的支配。教育一向是愚民的工具，支配阶级为巩固政权起见，断不容人民明白真理。它不是禁锢人民求知的机会，便是引诱人民去相信有利于支配阶级的“学说”。因孔子的教育讲忠孝，讲礼让；这种封建社会的道德最于做皇帝的有利，所以自汉武帝“定于一尊”以后，即为历代帝王所宠赐，直至二十世纪的第二十年代，尚为军阀们所“垂青”（如从前的张宗昌亲在山东大学行三跪九叩首礼，褚玉璞命令各校读经）。在西洋，以博爱屈服为教的耶稣教，无论在中世罗马帝国时代，在现在帝国主义时代，也都被支配阶级所采用，且不惜用武力，费金钱，以达传教的目的；宗教教义更成为教育全般的主要内容。这是政治积极地支配了教育。外如中国之“焚书坑儒”、“文字狱”；西洋中世罗马帝国之封闭雅典大学，最近美国某州之禁止教授进化论，日本政府之免除“左倾教授”，则是政治消极地支配了教育；形式虽相反，而用意实相成。
  无论是古代的中外各国以及近代资本主义的文明诸国，教育之不能脱离政治影响，已如上述；即在社会主义的苏联，它的教育也是政治的，而且还是阶级的——在它们，自然是无产阶级的。所不同者，苏联的教育，公然宣言是政治的、阶级的，而在别个文明国家，必要称作独立的全民的教育，还要一方面竭力使大学只研究高深学术，低级学校只传授普通知识；他方面竭力讳言教育之政治的作用，不准教育界人从事实际运动。——虽然“尚文”、“忠君”训条、军事教练等都是非常注重。
  在教育本质上及行政系统上，其所以不能独立的理由，只因教育不过是维持政权的一个工具。尤其在金融资本称霸的现代，一切教化事业，从学校教育、新闻杂志、宗教、科学、艺术、无线电话，以至影片、体育等等，无不为一阶级所独占。我们试拿资本影响最大的“金元共和国”为例：
  辛克莱（Cinclair）在所著GoseSteps中，发表了对于美国高等教育机关的观察与结论。据他说，在北美的大学校里，有六十万青年受着有组织的养成大资本的先锋队之教育。一切高级教育，无例外地从托辣司或银行得到资金，公司的支配人或大资本的别个代理人都占有高级学校管理者会议之席。一切大托辣司或一切大金融俱乐部莫不各有“自己所有”的大学。大抵高级学校很多额的财产，就当作该公司的股票以投资，藉此谋与资本家的寡头政治作成巩固的“协同发展”。
  为这种大教育机关之一的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就是为我们中国人所熟知的哥伦比亚大学，便是钢铁大王摩根之所有。在这个金融政治的模范学校里，自然为适合其任务的精神所支配，关于教育方法全然不成问题。以“民主主义的”传统出名的哈佛大学，是由一家与摩根结合的银行所维持。为他们所左右的数百万金元之财产，因大部分是由军事工业的股票所成立的空虚的和平的“特征”，非常急速地发达。匹兹堡大学也是钢铁公司的（同样是摩根的）御用学校。菲列得尔菲亚大学受着一个依赖摩根的银行家的支配。在宾夕法尼亚，有与煤油大王洛克菲勒结合的合同煤气公司支配着大学；在蒙大拿，有洛克菲勒的铜托辣司支配着大学。在加利福尼亚，水力电气托辣司于高级学校占有大作用。在南加利福尼亚，高级学校管理者会议之主席是以墨西哥冒险家出名的煤油王杜尼。在其他一切高级学校中——无论是大学是专门学校——其情形也可说是相同。用意周密的教授们之在一切方面要迎合他们的后台老板，自是无待说明之事。有若干特别老练的校长，把他们的职业与对于托辣司及金融中心之忠诚统一起来，即在政治生活上也表演相应的职能。例如著名的美国教授威尔逊在凡尔赛很有声名的演说，便不过为他在犬学里讲演的反映。
  大学中，为陈腐不堪的教授方法、窒塞人气的烦琐哲学所支配。也渐有非常胆怯地叫“思想自由”者，却全被镇压下去。为夺学生之心，也为训练他们以阶级斗争，特别奖励竞技运动。在南方都市中，一部分的高级学校管理员是三K党党员，养成学生去执棍棒。可惜在这里，我们实苦于没有充分的余裕可以详述辛克莱所描写的状态，足以矫正国内年来对于美国教育狂热模仿的错误观念。
  洛克菲勒、摩根及别人的特别资金，对于美国的国民教育与科学，也具有重大的意义。那照规约“以增进人类幸福”为目的的洛克菲勒资金，有许多投为股票（在一九二〇年为一万万八千五百万金元），获得数百万金元的利润，因慈善事业故而得免税。这笔钱的一部分用在科学的研究所、医疗事业、传道院（在远处殖民地开拓投资之路）等。另一部分是用于秘密的“军事的目的”。更有不少金额投在镇压罢工、破坏罢工之组织化上。还有另一宗上数万万的洛克菲勒基金，“普通教育基金”，是特别充国民教育用的；据他公布的宗旨看来，“为使大众满足于他们的状态而教育之……使他们仿其父母之例而教育之。”在许多地方，这笔基金对于下级的学校也发生大影响。即组织地教训儿童去皈依洛克菲勒教与一般的资本教。科学的卡内其基金，也完全是同性质的；在表面上虽用于数千无意味的烦琐的研究与伪善的牧师之养成；但在本质上只为追求那个供给基金的钢铁公司之利害而已。
  教会也完全与一切教育团体及慈善团体相同，为资本阶级而服务。教会在某种领域上拥护资本的利益，资本阶级则付教会以报酬。这只看基督教青年会就可知道。它在世界各地设立支部，从大资本家接受资金之供给，当作美国帝国主义政策之先锋队而活动，又尽着经济的密探之作用。有名的“阿拉”（阿美利加救济会）也是表演类似的功能的。
  在欧罗巴诸国，学校制度由国家规定。像上述的关系，多少是被粉饰过的。可惜我们在这里不能详述经过国家机关（是现代集中化的资本之助手）以间接及影响于教育之手段。我们只能举出在德国，当暴落期，科学的设施曾从托辣司接受直接的特质援助一事，以作例证。
  近代的科学，愈以需要巨额经费的研究所、实验所及为供研究的特种设施为必要。在今日，大概的发见是集团的协同作业之产物。技术的完成是在工场研究所或由托辣司维持的特殊设施中所做的。
  科学在根本上，是循着追求资本家之利害这个方向走，虽然学者自己或尚未曾意识到。但这一事实对于人类是有重大的意义的。不必讲许多，只要想及有如何的金钱精力与知识是耗费在无数的军事的发见上，当不难为之惊心怵目。
  在此种设施之中，有一个基拉科学研究所，算是欧罗巴最大最有势力者之一；它便受大工业的维持，而着手于输出市场及资本家的扩张方面的特殊研究的职务。
  以上单就集中化的资本所及于学校及科学的影响，以明现代教育之隶属于政治——金融资本家之统治手段；这里又有二种含义：一是这种教育靠资本家来维持，一是这种教育只为适应出资办学的资本家之需要。
  若连新闻、影片、体育、竞技、无线电话等所受于资本之影响言之，当更可明了今日人类精神文化之如何受人利用；若在信仰教育“独立”而且“神圣”、“清高”、“中正”的人们听了，怕一定会得羞恨无地，气忿欲死。——如果他们真是信仰者。
  以上材料都在评述教育之不能脱绝政治而独立。至于教育行政之独立，至于也只如大学院之形式别致，精神依然“附庸”。若离宗教而独立，当作一种教育原理来主张，未尝不可；不过要知道在阶级支配的社会，尚需用宗教为“思想支配”的时候，是无法将宗教的势力排除出去的。就中国说，如果教会学校还继续存在的话，谁相信教育是独立呢？
  以上四种迷信是互相联系的，因视为“神圣”，就可连带地视为“清高”，而且“中正”、“独立”；因是“清高”，故成“神圣”；因是“中正”，故当“独立”；亦惟“独立”，可以保持“中正”和“神圣”。
  就现状言之，一般人所迷信为“神圣”的，不免有点“卑鄙”；所迷信为“清高”的，又不免有点“污浊”；所迷信为“中正”的，乃是掩饰“偏私”的假话；所迷信为“独立”的，犹如羞为“廝养”，讳莫如深，而在大众前故说大话而已。
  实在说，自人类社会的内部分成阶级以来，教育只是阶级支配的工具；它只为了支配者的利益，且惟少数特权阶级得以享受。到了资本主义时代，“普及教育”也仍为了资本家的需要，替他们造成在平时的能动机器，在战时的“爱国”健儿；因资本的集中，更伴生了所谓“精神生产”之独占，学校不过是“观念制造”之工场而已。
  所以现在教育之为物，其“神圣”，我将换言以“凡俗”；其“清高”，我将换言以“平庸”；其“中正”我将视以“阶级的”；其“独立”我将视以“隶属的”。
  忠诚地从事于教育者，读了上文，或者会觉到失望；但是，这又可不必，教育自有它的本质。教育在原始时代自有其社会的价值，在未来的时代也自有其社会的价值。关于教育的本质，为篇幅所限，我将另立一题来申说。
  于日本
  原载1929年12月20日《教育杂志》第21卷第12号

①本篇署名：李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