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一 日本高等教育的方针
  本文内容重在说明日本高等教育的趋势，藉以窥见教育跟着经济、政治而变迁的形势之一斑；并将特别叙述在这种教育方针下，青年学生生活上的新倾向和入学就职的现状。
  A.日本维新以后教育史的概况
  （一）颁布学制——在明治五年（一八七三年）颁布学制，于打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上，具有划一新时代的意义。其可注意之点有二：（1）撤销从来限制的教育，使教育向“一般人民”——华士族、农、工、商及妇女公开；（2）规定学区、学校、教员、学生、学费、倡学规则等一切事项，欲由国家来实施划一的教育制度。
  （二）制定《教育令》，废止学制——到明治十三年（一八八一年）以学制所规定事项过于划一、琐细，遂另制《教育令》，条文颇为简单；但后来因为这样，又未免自由放任，当加改正，取缔公私立学校的设置废止，严密就学的督察，规定小学校的学期及授业日数、时间等。
  （三）关于教育的“敕语”——明治二十二年（一八九〇年）发布《宪法》，同时因日本社会的新旧思想（日本固有的封建思想与西洋输入的资本主义思想）混杂、观念型态动摇，遂公布所谓“基于国体的精华，融合东西的文明”的《教育敕语》，①以期统一全国人的观念形态（idiology）。日本统治阶级的教育方针，即确立于此。在制度上，有明治十九年（一八八七年）制定的《学校令》（包含《帝国大学令》、《师范学校令》、《小学校令》、《中学校令》；但尚未有《女学校令》、《专门学校令》、《实业学校令》），成为现行教育制度的基础。
  （四）发布：《实业学校令》——明治三十二年（一九〇〇年）；《高等女学校令》——明治三十二年；《专门学校令》——明治三十六年（一九〇四年）。日本自《宪法》公布以至大正七八年（即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资产阶级之经济的政治的势力，跟着日本资本主义的进展而逐渐强大。在教育上，就有养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所必需的头脑劳动者及技术家之必要，于是实业教育就应运而兴，且表示异常的发达。
  （五）公布《大学令》——在大正七年（一九一八年，即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日本资本主义在欧战期中有着狂态的发展，资产阶级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皆到了占有决定的势力之地步。可是，同时世界资本主义已突入于没落的阶段，日本资产阶级自也难免这个厄运，于是不特不能打倒地主的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却反与这些势力联合起来，结成巩固的同盟。
  这里，在教育上值得注意者，为大正七年《大学令》的公布与自大正八年至十二年（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三年）高等教育机关的大扩张。
  高等教育机关大扩张的形势，可以从下列数字中看出（注意：自大正七八年至十二三年间的数字）：
  甲、大学
  按：大正二年以前的学生数未包括大学的预科生及实科生在内；故与大正七年以后的数字，相差甚大。
  乙、高等学校
  丙、实业专门学校（包含工业、商业各种）
  按：至明治三十年至四十年，也有大扩张。
  像这样高等教育机关的大扩张，其理由是显然的，即为适应突飞急进的资本主义之需要。然《大学令》的公布，又有什么用意呢？这可以说有下述二点：
  （甲）官公、私立大学的平等待遇——向来所谓“官学”（官僚的）有种种的特权；而“私学”（资本主义化的）常与之对抗。从《大学令》公布以后，表示平等待遇；但可不是特权的废止，而是“私学”之“官学化”。
  （乙）规定大学的目的——“大学以教授国家所需要的学术之理论及应用，并攻究其蕴奥为目的，兼当留意于人格的陶冶、国家思想的涵养。”（以前在明治十九年公布的《帝国大学令》是说：“帝国大学以大学院及分科大学构成之，大学院攻究学术技艺的蕴奥，分科大学教授学术、技艺的理论及应用。”）在《大学令》中特地规定“人格的陶冶”、“国家思想的涵养”者，有极重要的作用，因日本那时已入于帝国主义的阶段，社会的矛盾与阶级对立的形势趋于激烈，统治阶级的地位开始动摇；故他们所望于大学者，不复仅是产生单纯的资本主义生产所必要的技术家与学者；而是生产有意识的肯维持统治阶级支配权的那种获得“人格的陶冶”、那种“国家意识的涵养”之人物。换言之，这种教育主张的由来，是起于统治阶级开始感到：现社会的道德及政治思想根本已发生不可补救的动摇之故。
  目下日本的教育，尚在这种根本的变革过程中。
  B.现在日本教育行政的组织
  日本的教育完全是由国家管理的。虽说有一部分委任地方公共团体的自治，或特许个人来办理；但实际上，并不真是“官治行政与自治行政分管”。所谓委任于地方公共团体及个人的教育事业，限于“学校之设立及维持”的经济事务；而如：“学校之种类、目的、修业年限、教科编造、入学资格、教员资格、设备等等大纲，皆以敕令规定；公立、私立学校的设置，也要受监督官厅的认可。”由这可见，日本的教育是由国家（特别由教育部）用划一的专制的方法统辖的。教育行政机关如教育部的组织，教育行政的执行系统如在各府县、各市乡的，自然极有条理，可以上行下达，毫无阻碍。尤其是日本的学校组织，如官公立学校长及教授等，皆是国家的官吏（如帝国大学总长的官阶为高等官一等或二等，年俸六五〇〇圆至七〇〇〇圆；教授的官阶如自高等官六等至一等，年俸一二〇〇圆至四五〇〇圆），受监督官厅的监督，掌理学校的事务，监督所属的职员；虽有评议会、教授会等，只不过是校长的咨询机关而已。至于学生参加教育行政的机会，当然是绝对没有的了。即在私立学校，凡关于教育行政的内容，也完全隶属国家的支配；事实上，即以此为条件，才许经营学校的。
  二 高等教育政策所及于青年学生生活的影响
  青年学生生活（高等专门及大学生）的中心，当然是就学校受教育。然日本的学校教育，是如上述对学生“教授国家所需要的学术之理论及应用”，并留意于“人格的陶冶、国家思想的涵养”的。显然，这种“讲坛科学”是认现社会的经济组织、政治理论为人类社会之绝对的而且最高的原则，而不认现社会秩序只是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还有，因受日本资本主义特殊的发展之影响，故在日本学校里所教的科学，还不容许有产者的科学之充分的发展，却混杂着种种封建的因袭观念。这可以在明治二十二年（一八八九年）教育总长森有礼对直辖校长的训话时为证：“倘有关于为学术同时又为国家的事情，务必以国家为最先、最重。”这所谓国家，即“万世一系，天皇神圣”的绝对专制主义的国家，也即资本家、大地主的国家。
  日本经过中日、日俄战争，更利用欧洲大战机会，资本主义遂有急激的发展。到了今日，阶级冲突已公然在政治上表现，一切社会现象，皆以明显的形态反映这个阶级的对立。然而日本学校教育的“讲坛科学”，仍然隐蔽这个阶级对立，强说站在公正无偏的观点，作实际的研究；无如此种在科学上无价值、无精彩的“讲坛科学”，它的理论之归结与现象之矛盾，也已不可掩饰；而且在他方面，有正确的统一理论，能解释现实的社会科学与之对立。因此，学生对于“讲坛科学”的不满意，日益增大；一面予以批判，一面即有研究新兴社会科学的猛烈要求。这种运动的表现，即为离学校而独立，由学生自主的研究团体的风起云涌。他们现在具体的组织，一为学生社会科学联合会，是全国的；一为各校对一切科学及社会问题作自由研究的种种会社，其名称却不相一致。目下学生界的社会科学运动，已成为一切学生运动上有唯一巩固基础的组织，能与学校教育、“讲坛科学”作最有力的对抗（惟自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共党检举事件发生以后，因受当局的强制解散，一律成为秘密组织）。本来日本学生对于“讲坛科学”的不满，于明治末年（约一九〇〇年以后）早已存在；惟当时的批判不能彻底，而且不成为学生一般的要求。其原因是，当时社会间阶级的矛盾尚未取公然的形式；更由当时学校毕业生尚能获得相当的社会地位，而在学校与学生间又有比较紧密的联结关系之故。
  但在今日，情势已经大变，学生家庭的经济地位日趋低落（详下），毕业后的就职机会日益困难（详下），更因学生研究运动的急进，加重了教育当局对学生言论、行动的压迫，故学生生活上的不满，已进于对学校制度自身的改正及反抗。
  那些不满意于学校教科的学生，以学校用划一的专制的教育方法，强制学生学习丧失科学价值的科学，遂起而作改正的要求——如授业课目的自由选择、讲师的自由选择、自由听讲制等；又如六高（第六高等学校）学生要求废止笔记（note）制（在教室内将教师所说的话机械地记在笔记簿上的教授法）。但这种划一的专制的教育制度，正是日本现在学校教育存立的条件；故改正此种制度的要求，也和批判“讲坛科学”、研究社会科学主义，同为学校所不容许的事情。而操纵学校机关，具有绝对不可侵犯性的国家官吏，却有权力蹂躏或漠视学生的此种要求。而学生的经济要求，也同受威压。原来，近年来因经济地位的低下（见后）与毕业后就职的困难（见后），使学生开始感到“浮沉于世，脚根不稳”的恐慌。于是对学校的真挚的信托与爱护，渐次丧失（所谓爱校心以及传统的衰微的倾向，虽是如何反动者流对之，除悲愤外，也无办法）。除对于讲坛科学益感不满而外，更在经济上提出特殊的要求。如减轻学费及学友会费，反对军事费、实验费、纪念馆建设费，设置共济部及学生消费合作社，增设食堂、寄宿舍等等。然学生们的此类要求，在本以营利为目的的私立大学与专门学校，以及财力基础薄弱的学校，无异是种致命的打击（学校常因学生的固执的要求与强迫会计公表帐目而暴露黑幕的）。故除用暴力威压下去或用欺骗方法缓和以外，别无解决之道。学生到了如此地步，就不能不和强大的专制的学校机关冲突，必然的要提出“学校民主化”、“学生参与学校行政”、“学生获得自治权”的口号和运动。
  大家知道，学生的生活不限于学校内部。今因学生特殊地位的动摇，学生社会视野的扩大，故学生也要参加广泛的政治生活，而且这种政治的斗争更广泛地展开。——如一九二七年九、十月间举行府县会议员选举时，京都帝大学生举行“各政党政策批判演说会”；又，东京帝大与京都帝大各组“检阅制度改正期成同盟支部”，皆是政治活动展开的初步。
  日本青年学生最近所提出的政治要求，可以列举如下：
  （一）满十八岁以上男女学生的公民权之获得。
  （二）满十八岁以上男女学生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及其权利行使之绝对自由。
  （三）学生生徒的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学生自主的研究及宣传之自由）。
  （四）满十八岁以上男女学生的为陪审官。
  （五）学生自治权之获得。
  （六）对于学校规约决定及学校行政，有学生生徒代表之参加。
  （七）督学官、视学官制之废止。
  （八）对于学校重要问题，学生生徒有投票权。
  （九）学友会、校友会各机关之自主化。
  （十）男女学生教育之机会均等。
  日本学生作政治斗争的组织，有“学生自由拥护同盟”（全国的组织）、“早大学生自治同盟”等；虽因大多数学生政治意识的未成熟与当局压迫的严厉，不免有自然消灭的形势，但学生的斗争决不因此停止。
  日本的政治当局，看见青年学生中有如上述的动摇与反抗，而且这种动摇与反抗益趋于一般化、深刻化；他们自然明白这会动摇统治阶级的阵营，同时即会强大被压迫阶级的势力；所以他们为遏止这种动摇与反抗，更为使这种动摇与反抗能够到反新兴势力的方向起见，遂定出如下的对策：
  （一）对于学生任何种反抗运动，绝无顾惜地压迫。学校当局与警察、宪兵秘密连络，将一切反抗运动认为“赤化学生”的阴谋，无条件地予以弹压，务期有以隔离学生与工农大众的关系。如：（a）剥夺研究社会科学的自由；（b）剥夺言论、出版的自由（新闻杂志要受严重的检阅，辩论要受限制）；（c）免去对劳苦群众有好感的教授（如一九二七年早稻田大学教授大山郁夫被迫退职，一九二八年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河上肇也被迫辞职），皆是这种政策的运用。
  （二）努力设法使学生对于社会政治问题抱无关心的状态。这方面最具体的策略，即为奖励“运动竞技”，并组织电影研究会、戏曲研究会、摄影会、登山会、音乐会及宗教团体（如学生基督教青年会、佛教青年会等）及国际联盟学生支部。
  （三）竭力组成有反阶级意识的学生集团。如对学生宣传国家主义外，厉行军事教育；并利用学生的利己心，促成含有法西斯蒂要素的学生组织（如学生大和魂联盟、东大的七生社、京大的犹兴学会、五高的东光会、九大的一刀会、农大的一志会等等）。当局对于此类学生，可以担保就职，且更与以官吏的优秀地位。
  此外，社会一般的组织，在体育上为明治神宫竞技大会、大日本体育协会、大日本武德会、日本体育同志会、讲道馆、女学校体育联盟、全国学生陆上竞技联盟、水上联盟、日本庭球协会、日本山岳会、日本漕艇协会等等；在思想上有建国会、国粹会、黑龙会、七生义团、国士同盟会、爱国党、赤化防止团、纵横俱乐部、大行社、大化会、教化团体联合会、圣训奉旨会、中央乃木会、帝国在乡军人会、日本青年团、日本女子青年团、日本青年馆、爱国青年社、国本会、国风会等等。而反对以上组织的青年团体，则有青年同盟（一九二八年被解散，现在准备再组织）、大会教育同盟等。
  要之，最近日本青年学生的生活，一方面受着专制教育种种方法的束缚，同时感到“讲坛科学”理论之不充分，不能理解现实，更不能解决难题，从而有与学校教育对抗的独立研究运动。不幸这种运动，又必然地和种种成型相抵触，而且屡受当局无情的弹压。故日本青年学生生活内容的如何方法，我们自不难想像以得；而他们新倾向之随外力压迫程度以俱进，当又是意中事了。
  三 日本青年学生的经济地位
  以下试就日本青年学生的家庭经济情况，以及他们近年来所遇到的两大困难——就职难与入学难，说明一个大概。将由此见得，他们生活中的不安与反抗必然地愈加猛烈了。
  本段先讲学生的经济地位。学生的经济地位，自然倚靠他们父兄的经济地位。而日本高等专门学校及大学校的学生，大体是小资产阶级的子弟（见附表A）。这个阶级，因在欧洲大战时有发达产业的机会，故生活颇为优裕；自大正八年至十三年间高等教育机关的大扩充（见上段），遂使学校收容额大为增加，故学生生活也颇安定。但嗣后日本发生几次的恐慌——如一九二三年大地震，近年来银行倒闭、工厂停业、失业者续出等等，每遇一度恐慌，小资产阶级便不得不趋于没落的途径。这种恐慌、没落的过程，更加普遍，更加急速，于是学生的经济地位也跟着更加低下了（见附表B）。
  现在特录《东京帝大学生生活调查报告》（大正十五年即一九二六年四月，该大学学友会共济部调查）如下——关于日本全体青年学生经济地位的调查资料，现尚没有；各学校自当有多少差异：
  A.学资金（学用费）总额统计
  续表
  注：借间是仅租一宅的一间，即一部分；借家是租金宅；寄宿舍大都由学校或团体办理；下宿屋则纯为营业性质的寄宿舍，由商人办理；素人下宿为宅主有余屋出租，但本意不在靠此营业。
  B.学资金收入别统计
  续表
  说明：A表为全校学生一月学资金总额，用住居关系别来看的统计。这所谓学资金是包括宿费、研究费及杂费在内的。由此表，可见由自宅通学者以十五圆至五十圆占最多数；亲戚知交以二十圆至六十圆，寄宿舍以四十圆至七十圆，下宿屋及素人下宿以五十圆至九十圆为占大半。就全体观之，每月用费达一百圆以上者为二十四人，尚不及全体百分之一。由此可见学生的全部差不多都是中产阶级以下的子弟。
  B表为学资出处的统计。据此亦以出诸本家者为最多，而且由本家支给全部者占百分之七十二。其他三分之一，或靠有志者之后援与育英会（是奖励辅助贫穷青年求学的团体）之奖助，或靠本人内职之所得。这所谓内职的意义，是靠自己的力量，就某职业或经营某种事业，藉此赚钱以贴补学用费的；其种类有家庭教师、翻译、制图或经营弹子房（日本称球突场）、咖啡店等。据表，靠内职以支给全部与一部的学用费者，竟达百分之八。可见他们父兄的经济是正在没落期中。
  四 毕业生的就职难
  使现代社会不安宁、使学生生活不稳定的一个有力的原因之一，当是学校毕业生的不能获职。这种现象，在中国固然甚为显明；而在日本，也复是个异常严重的问题。我们且看日本学生的就职状况到底如何。
  据东京市社会局调查，大正十四年（一九二五年）三月各学校毕业生至五月三十一日为止的就职状况，结果如下：
  中等实业学校：
  专门学校：
  大学：
  据以上的统计看来，专门学校及大学毕业生，竟有半数光景是失业的！在毕业当年，还找不到职业；到了次年，因为又有新货上市，自然销路愈狭，愈难获售了。——去年（一九二八年）各大学、专门学校毕业生的就职率，平均为百分之五十四；今年当更不如。
  再看找到职业的毕业生，能有多少收入呢？据大阪市的调查（以大阪市的公司及行政机关共四百七十七处在一年间新录用的律给生活者为调查的对象）如下：
  录用者初任薪水别（百分比）
  辛辛苦苦毕得业来，竟要受失业的恐怖；即就业的，大多数还占不到五十圆一月的位置，这如何会不惹起在校学生的生活不安呢？
  五 青年的入学难
  日本青年学生不仅感到就职难，就是想进上级学校，也是一大困难。无论是中学校或官立大学，都是一样。以前凡是毕业高等学校的学生，虽皆能被收容在官立大学里；但近年来已不行了。现在特举一九二八年二月的事实，来做证明：
  （一）大阪市立高等女学校。该校本年度招取学生一百五十名，但是报名者多至一千另七十四名（来自一百八十个小学校，比定额约增七倍）。日本现在算是废止了全用笔答的选拔法为改用口问口答的新法，该校这次就初行新的选拔法。从二月十五日上午九时起开始选拔，每日二百人，须连续七日才能结束。每日的二百人更为四组，每组五十人。方法是：将一组五十名依规定时间齐集在教室内，有教师十人在场注意，先由校长及主任教员训话，继由校长点名，使儿童回答；其时在场的十教师，须就儿童的态度加意考察，各记分数。这算是从全体中观察个人；此后还要举行各个人的详密观察，是一个一个顺着次序受试的。方法是：共设六个关门，在第一关门，为关于住所的质问，如：“你从什么地方来通学？到电车站步行约有多远？”在第二关门，为关于家庭事情的质问，如：“有兄弟吗？在何处办事？父亲尚在否？”在第三关门，为关于特长的质问，由体操、音乐、图画等教师担任，如问：“你所最得意的是什么？为什么喜欢运动呢？”第四关门，为关于听力的质问，如问：“刚才在教室内听校长及主任、教授说些什么话？把大要说出来！”第五关门，为关于常识的质问，如问：“你喜欢何种学科？黄色和青色混合起来变成什么颜色？”第六关门，为校长自己主试，主要在看出儿童的趣味和修养，如问：“你为什么要入本校呢？你喜欢读哪些书？你自己想想有什么缺点没有？”每一关门，约须三分钟，通过六道关门共须十五六分钟。这样试验以后，对于人品、能力大约可以知道；到二十一日全部志愿者的口问口答完了以后，约取半数为第一次合格者。至二十五日再一起举行口问笔答，行最后的选拔。象这样的入学试验，在每个小姑娘虽然不需怎样繁重的预备；然因竞争者多，要达到升学的志愿就非易事了。
  （二）京都府立男子师范学校。该校于去年二月十四日举行入学试验，第一部定额一百六十名，然报名者达四百八十一名，比前年增加一百七十七名；第二部定额八十名，然报名者更多，达四百八十八名，比前年增加一百七十九名。为什么去年投考师范的特多呢？其理由如下：（1）学资得到补助，比入他种学校为经济；（2）毕业后的就职难较少，而且比经过入学难的高等学校及大学出身者，幸而不失业也只能赚四五十圆一月薪水的，还要稳定可靠的多。（按：今年京都市立学校初任教员薪水，男为四十八圆，女为四十一圆。）
  为了这二个原因，所以师范学校渐成为“有利可图”之的。然同时竞争者多，目的也不易达。（三）高等学校入学难的一般情形。我们先把去年度的日本高等学校入学志愿者数（一月三十一日截止），依校别列表如下：
  续表
  高等学校为入帝国大学惟一的路；帝国大学出身者，又是进身政治界及经济界可靠的路。其中，第一高等又是牌子最老的，所以投考“一高”的，特别地多。试看文科，志愿者比收容额增出七倍半有余；理科志愿者比收容额更增出九倍有零。这岂不是一个极严重、极紧张的入学竞争吗？为想夺取这八入中或九人中才有一席地的地位，只好拼命去应试，于是“入学地狱”又可发利市了。
  （四）京都帝国大学的志愿者数。京大于去年二月十五日截止第一回报名期，入学志愿者人数如下：
  就上表看，气象顶好者为医学部，约有三倍的志愿者；其次为工学部，约多百分之五十；特别是建筑，对于十五名的定额，有四十八名即三倍以上的志愿者；但如采矿，虽有十五名的定额，却没有一个来报名。反之，法学部、经济学部虽没有定额；但报名者分外的多。此外理学部、文学部略比定额多几名；农学部则大不足。这里或多或少的原因，当与毕业后的谋业机会之难易大有关系，即与目前社会事业的兴盛与否大有关系。终之，大学的入学难易虽与中学及高等学校的入学难易不能并论；然于社会需要较多的几个部门中，也不免有竞争的情形，即仍然有困难的机会。
  六 结论
  要之，近年来日本高等教育政策与青年学生生活要求之间，发现了异常严重的矛盾；除思想上的冲突以外，再大之难关莫如就职与入学。就职难，是学校毕业生当面的最切实的问题；而其中特别感得苦恼者，是大学毕业生。据今年三月初（是日本学生的毕业时期）的形势来看，大学毕业生的就职率只占百分之二十内外。去年某大学毕业生二千二百名中，到了经过一年后的今年三月间，尚只有三百七十名就职（见本年三月十八日大阪《每日新闻》社说《就职与高等教育之矛盾》）。总之，就职难之事实，在日本已是具有社会的必然性的了。又就本年度入学试验方面的情形来看，志愿升入中学者比往年大减；而志愿升入甲种实业学校，尤其是职工学校式的实业学校，却比往年特别增多。这也可视为就职难的局面下之一个反应。以前日本人多拘守形式的学校系统，不问境遇如何，终要循着中学校、高等学校、大学这条路线走；而入学于职工学校、实业学校者，永被峻拒在高等教育、大学教育的门户之外。在这种“门户关闭”的政策之下，便埋没了教育机会均等之原则。如今因有高等专门学校，特别是大学毕业生就职难之事实摆在大众面前，迫使求学者不得不去弃传统的观念，这或者是使日本高等教育、大学教育也不得不随着转化之机会也未可知。在最近的日本人士间，有唱打破形式的学校系统说者，以为不如此，将不足以解决横在就职难与高等教育普及之间的矛盾，不能算为无见。
  于日本
  原载1929年9月20日《教育杂志》第21卷第9号

①本篇署名：李洪康。 ①《教育敕语》颁行后，文部省要求：“凡在教职者，务须奉体圣意，研磨熏陶，勿稍怠慢。”1948年众、参两院通过《关于废止〈教育敕语〉议案》后取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