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这所谓“现状”，是指中国国民党统治下的最近一二年；因为作者所能搜得的现成资料，只有这些一二年间的。
  这个批评，是就所呈现的事实做根据的。因为批评的是事实，所以批评的对或不对，可拿事实来对照考核。作者于此极努力于保持客观的态度，抑制主观的意见，幸阅者也以公平的眼光来读这篇文章。
  有一句最要紧的话，须得提前声明。就是因为本文是处置事实的，不是处置什么理论的；事实有凭证，有实在，不容假造，也不容掩灭；所以有对现时的教育，暴露它的丑相和缺陷之处，那也是这个教育的本身应负其责，与作者可无干系；因为事实自有它的真面目。作者只如实地还它一个真面目。作者至多像个画师，画中人的美丑，绝不与作者相干。
  本文的内容，约分为（一）宗旨、（二）行政、（三）经费、（四）教师、（五）学生、（六）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七）对弱小民族的教育等七项。
  一 关于教育的宗旨
  十七年五月大学院召集的全国教育会议议决：以“三民主义的教育”为中华民国（按：即党国，见注①）的教育宗旨。
  同年十月，国民政府发布《训政时期施政宣言》，其中有关于教育建议的一段：
  ⋯⋯普及三民主义之国民教育，充实中学以上教育之内容，注重学生体格之训练，提高实用科学之智识，使青年国民之身体、精神皆有充分健全之发育，始克保证民族无穷之新生命。因此之故，凡智识未充，判断力未备，而身体发育尚未臻建全者，决不宜任其参加政治斗争与社会斗争而自趋于戕贼。⋯⋯
  到了今年（十八年）三月，国民党三全大会另通过了《确定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且由国民政府于四月二十六日奉令公布。由是，党国教育史上才正式有了“教育宗旨”，其词如下：
  中华民国之教育，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
  在“实施方针”中有：
  一、各级学校三民主义之教学应与全体课程及课外作业相贯连；⋯⋯
  二、普通教育须根据总理遗教，陶融儿童及青年“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国民道德，⋯⋯
  四、大学及专门教育必须注重实用科学，充实科学内容，养成专门知识技能，并切实陶融为国家社会服务之健全品格。
  六、男女教育机会平等，女子教育并须注重陶冶健全之德性，保持母性之性质，并建设良好之家庭生活及社会生活。
  七、⋯⋯中等学校及大学、专门，须受相当之军事训练。
  ⋯⋯
  关于教育宗旨的话，我引用了上述的几项。这儿，我对三民主义什么云云，因为要涉及别的大问题，雅不愿多说，索性一字不提。所要提一提的，只有区区几点，姑用问号提出：
  （一）究竟是“三民主义之国民教育”呢，还是“三民主义的教育”或“根据三民主义的教育”？
  国民教育只占教育的一部分。国民教育与教育这两个词的外延是不同的。党国的教育宗旨，至少在文字上，应该表示“统一”；何况《训政宣言》又不是什么玩意儿，怎好有这样迥异的措词。三全大会的决议未把《训政宣言》改正过来，想见宣言还该有效；果如此，就不能不依我提这个疑问了。
  （二）究竟是“大学及专门教育必须注重实用科学”呢，还是“中学以上⋯⋯提高实用科学”？
  这儿，党（三全大会）与国（国民训政宣言）又是一个冲突。
  （三）所谓“提高实用科学之智识”或“必须注重实用科学”云云，是不是另有所谓“理论科学”而要把它降低或必须轻视呢？果尔，这与教育部在《大学条例》所定“⋯⋯研究高深学术，养成学者⋯⋯”全无冲突吗？
  （四）陶融儿童及青年“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国民道德，并养成国民之生活技能，增进国民之生产能率，果是普通教育的主要目的吗？果与《国民党政纲·对内政策》第十三条所云“厉行教育普及，以全力发展儿童本位之教育⋯⋯”相符合吗？
  （五）“中等学校、大学、专门须受相当之军事训练”，岂不与“总理遗教”须陶融“和平”之国民道德相抵触吗？
  （六）在“男女教育机会平等”之原则下，紧跟着“女子教育并须注重⋯⋯”云云；这不是暗示男子教育业已注重“陶冶健全之德性，保持父性之特质，并建设良好家庭生活及社会生活”，便是暗示男子教育是没有或者无须注重什么德性，什么特质，乃至家庭生活及社会生活的。究竟是哪一说对呢？还有果真男女两性是有这种样的不同性吗？
  如上所述，党国的教育宗旨，显然有许多矛盾及“很容易发生歧义”之处。《全国教育会议宣言》（十七年）曾批评过去中国的教育没有一贯的宗旨；现在我也要批评党国的教育也并无一贯的宗旨（就事实言，不就标准言）。没有一贯的宗旨，教育是要失败的。——不独不能展布，且也不能整理。
  我下这样的断语，自信不是武断；因为还有如下的事实可以为证。
  这些事实，可以说是根据或关联于党国的所谓教育宗旨的：第一是所谓党义教育；第二是军事训练；第三是男女异教；第四是所谓思想统一；第五是改良主义的要素；第六是封建思想的要素。
  以下试约略解剖这些事实。
  第一，所谓党义教育，表见于下列诸种事实：（一）国民党中央颁布《各级学校增加党义课程通则》；（二）中央有“全国大学及专门学校党义检定委员会”，各地有“中小学党义教师检定委员会”，且曾通令各校党义教师及训育主任等，非受检定不得充任；（三）各书局出版党义教科书；（四）教育部规定该部全体职员应研究三民主义与职责同一重要。如此，党国于党义教育也可谓尽力提倡了；然而，这儿是件奇迹：尽管检定什么党义教师，①尽管通令认真考查党义教育实施情况；而党义课程标准迄今（一九二九年九月）尚未见公布；据八月间教育部公布的《暂行小学课程标准总说明》，党义一种，是由中央党部训练部主持的，其名称和时间都是假定的。试问以三民主义为教育宗旨，视党义为实施三民主义教育主要项目的课程，竟不见有个标准定出来，那么究竟凭什么行检定，又凭什么行考查呢？举此一端，足见连党国的所谓三民主义教育，也老实是“有若无”、说着好玩的。
  第二，党国当局之于军事教练，倒是异常认真，不问实际情形如何，至少就法令上看，已是“三令五申”的了。试举数例：本年一月间，教育部会同训练总监部呈请修正《高中以上学校军事教育方案》——内中说明：
  当此训政开始，诸待建设，世界各国竞争军备之际，职等内审国情，外察大势，一般国民自宜予以相当军事训练，藉资巩固国防后盾，积极筹划，切实进行，以期适应趋势，发扬国威⋯⋯
  试问巩固什么国防，又向谁发扬国威？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的海陆军遍于中国的各大口岸，还有什么国防可说？日本兵在东三省内地演习，造营房；英国兵、美国兵常常杀害中国劳苦民众，有谁曾经发扬过什么国威？不错，如今为了中东路事件②，国民政府正在派遣大兵到东三省边境敌视苏联，只有这件事才像是巩固国防、发扬国威的行动，但可怜只有对苏联才敢如此啊！——“闲话少说”，且看《军事教育方案》：
  第一条，凡⋯⋯高中以上学校，除女生外，均应以军事教育为必修科，其修习期间均定二年。第二条，军事教育之目的，在⋯⋯提高国民献身殉国之精神，以增进国防之能力。⋯⋯第五条，军事教育之时间如下：（一）每年度每星期实施三小时；（二）每年度暑假期间连续实施三星期极严格之军事训练。⋯⋯
  再一个例是教育部于四月间通令《军事教育实施办法》七项，其中第四项为：“军事教育限于本年八月学期始业时，一律实行。”通令之末，附有：“令仰⋯⋯遵照，毋得玩忽！”
  由这可见，党国之于军事教育，不只是“相当”注重，着实是“十二分”注重了。——甚至比视党义还重要。我不造谎，请看“必修科”、“每星期实施三小时”、“暑假期间连续实施三星期极严格之军事训练”、“毋得玩忽”、⋯⋯莫非还不算得严重？这并不像对党义教育之马虎，老实是认真办理的，只看那《修正高中以上学校军事方案》及《训练要目表》等，便占有《教育部公报》一卷二期的篇幅至十八页之多，那个《党义课程标准》却还未见一字呢！究竟为了何种的国情，又为了何种的大势，才需要这种严重的军事教育？是明眼人，怕没有一个不懂得其中的用意吧。
  除对高中以上学生实施强制的军事教育以外，国民党又设中国国民党童子军司令部，管辖全国童子军。据该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训练部的解释（见《教育部公报》一卷二期五十一至五十二页）：
  ⋯⋯党童子军系在三民主义指导之下，为爱护党国之民众、养成儿童为革命青年之一种组织；考诸欧美各国之办童子军，均为民众团体，⋯⋯世界童子军发起人贝登堡氏发起童子军之动机，亦非专注意在学校受教育之青年，而在救济当时在社会上已堕落或将堕落防其堕落之青年也。⋯⋯
  读者诸君！你们怕已知道所谓欧美各国的童子军究是个什么东西吧？距今二个多月前，是七月三十一日，在伦敦刚举行过万国童子军大会，英国皇帝且授所谓贝登堡①者以男爵的爵位，使列身于贵族；并颂扬“将来世界的和平全在于少年诸君的双肩上”。实则这一个所谓民众组织，正是在帝国主义各国积极准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当儿，替帝国主义者标榜和平、藉以掩饰竞争军备的工具之一。欧美各国所办的童子军的真面目是如此，党国所办的童子军呢？
  第三，男女异教：一是男女教育的内容有别；二是男女教育的场所有别。自十七年二月国民党中央执委四次全体会议宣言：
  ⋯⋯对于女子教育尤须确认培养博大慈祥之健全的母性，实为救国保民之要图、优生强种之基础。⋯⋯”以后至同年五月全国教育会议，更认：
  “此一要义，实为今后建设女子教育为不可易之方针。”于是大会中竟通过了《中等女子教育应有特殊设施》，其办法分为二项：
  （一）关于教育内容者：中等女子教育之教材，须注重养成女子特有之社会职分，加入关于处理家政教养儿童等学科及训练；女子德性之涵养，应注意于艺术的陶融及体育。
  （二）关于学校设置，在女子高初级中学以特别设置为原则。
  ……
  ——此案通过后，当有浙江代表声明不能履行。于是，全国教育会议变成两广教育会议了，因为原案是由两广的教育厅提出。——到了本年国民党三全大会，复有如上举对女子教育原则的决议。实际方面，自广东早在全国教育会议以前实行男女分校后，各处本少响应；惟据本年一月三十一日《时报》长沙通讯，谓湘教厅严令各校限本年春季始业，男女实行分校；违者公校撤校长，私校停津贴，无津贴者封闭云。
  这儿，除他们所认为好教育之要义，实无什么批驳之必要外，我可下二点批评：第一点，男女异教显然和“男女教育机会平等”的教育原则完全相反；这证明党国的教育宗旨是自相矛盾，证明党国对于教育简直是没有常识的。第二点，广东、湖南厉行男女异教，而如浙江等处仍是“开放女禁”。浙江代表曾批评《中等女子学校应独立设置案》为“摧残女子教育”。那么事实上，就有摧残女子教育的和不摧残女子教育的两种设施。而管理全国教育行政的教育部，未尝加以干涉或整理。这又证明不仅党国的教育宗旨不统一，就是党国的教育行政也何尝统一。
  国民党在很久以前，就已高喊“革命成功，训政开始”。在三全大会时，更把“统一”、“建设”喊得震天价响；但不问军事上、政治上、财政上是否统一了、建设了，单就教育上看，不是给我们证明离“统一”、“建设”尚甚远吗？然则国民党之究能统一中国与否，不能不是个疑问了。
  第四，所谓思想统一，常见于国民党的几次决议，尤其以本年的三全大会为最有积极的主张。在大会中，除以建立三民主义的教育、三民主义的文化问题占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以外，更有所谓《建立三民主义的社会科学提案》，希望有个国民党的理论基础树立起来。我于此，对于三民主义本身，仍不想置论以外，却以为从这些表现上，供给我以一个很确切不易的批评资料，就是至少至少在未提起这个《三民主义的社会科学案》想“树立党的理论基础”以前，国民党是没有“党的理论基础”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国民党既没有党的理论，而说国民党的“革命成功”了，岂不是一句欺人之话吗？这不仅“思想统一”永远不会有这件事；就是国民党的所谓革命，也是空的。好了，连“党的理论基础”都还没有“树立”，更何有于什么三民主义的教育呢！
  这是一点。另有一点，就是在这个思想统一的企图下，一方面在教育文化上定出种种限制、压迫的办法，如学校须经立案、教科书须经审定、党义教师及训育主任须经检定、新闻杂志须经检阅且屡被查禁等等；再一方面，是不许对所谓总理的学说三民主义——虽然尚待成为“党的理论基础”——抱持异议，甚至不许对古人、古书怀疑。实例如下：
  （一）国民政府对于商务书馆所出《初中新时代本国史教科书》及《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因书中：
  指尧舜揖让、大禹治水，其人其事为子虚乌有，六经为伪造；州吁等弑父兄者是阶级制度之反动；文姜淫乱是婚姻制度之反动；魏晋放浪形骸者是礼教之反动，甚至谓商以前无文字，三代齐鲁是异族⋯⋯
  认为“武断妄测，穿凿附会”，“诬蔑国史事小，贻误男女青年，破坏民族信力事大”；于是“即日严令禁止发行及学校之使用”。对于这件公案，我只下一个评语就行，就是：保存了“先总理之民族主义”，——因为它说违反先总理之民族主义，最注意养成我国民族信力。——却破坏了商务印书馆之民生主义。（公案全文见《教育部公报》一卷三期45～46页）
  （二）中国公学校长胡适发表了《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知难行也不易》几篇文章，因此引起了国民党全国各地各级党部的“声讨”，说什么“莠言乱政”、“诋毁总理”，非“严惩缉拿”不可。国民党中央训练部对这件事的处置是如此：
  查胡适年来言论，确有不合，⋯⋯不谙社会实际情况，误解本党党义（作者按：这怕是由你训练部不早颁布党义课程标准，使该胡适无从正解之故）及总理学说，并溢出讨论范围，放言空论，⋯⋯请贵府（按：指国民政府）转饬教育部，对胡适言论不合之处，加以警告，并希望通饬全国各大学校长，切实督率教职员，详细研究本党党义（作者按：你训练部的党义课程还没出世呢！）以免再有与此类似之谬误发生。这是八月二十五日国府下的“令遵”，可是到了十月初旬，在《申报》上登有这样一段新闻：
  中央党部因为胡适之言论违反党义，函国府令教育部警告胡氏。现教育部将列举胡氏之违反党义各节，通令全国各学校转饬告诫；但对于该通令稿之措辞，十分注意，致字句之修正一再改易，因此延期发表，大约于明后日当可将全文公布云。
  可是到了作者写到这里时的今天（十月九日），尚未见“全文公布”。我想照党国那么样的对付法子，万一胡适的言论，果真如该训练部所说“对党政生不良印象”的，那么胡适的以上几篇言论，最早的快将半年，最迟的也逾二月，独不怕危害这个党国吗？其实呢，据这件看来，我又可以下个批评；国民党实在未曾有个“必不可易”的党义或学说，所以一经被人批评（批评的对不对，是另一问题），便弄得哑口无言，不知怎对付是好，虽是“管理全国学术”的教育部，也要“一再改易”“字句之修正”而“延期发表”。你看国民党的理论基础，是何等的脆弱！胡适于此，倒堪引以自慰；因为他的“荒谬言论”居然难倒了“博大精深”的党义。——九月二十九日上海《民国日报》的教育栏内，登着二号字的标题，叫做《教部职员演习〈民权初步》》，略谓教育部职员研究党义，向极认真，本周各组研究《民权初步》，定九月二十八日在该部开筹备教部周年纪念临时大会，藉资演习云云。原来教育部职员连《民权初步》都尚待演习，难怪不能驳斥胡适的谬论了。第五是改良主义的要素，这儿有几件事实可举：
  一是上述所谓“注重实用科学”。本年一月，教育部曾通令各省：“当兹训政伊始，建设事业经纬万端，实用人才尤为需要。此后各省区选派留学，务于理工两科特加注意，并严加考试。”
  二是“实施农业推广”以普及农业科学智识，增高农民技能，改进农业生产方法，改善农村组织、农民生活及促进农民合作。其规程已于五月间由国民政府公布。这与三全大会宣言及各种决议案中所表现的什么“训政”、“建设”、“提高生产力”、“发达工商业”等等字样和思想，都是提倡劳资协调，实行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宣传的一派行径，而竭力回避并谋缓和工农的革命运动的。我看了国民政府的美国顾问华达尔（Waddell）在中外报纸所发表的一篇《中国应有的劳动经济》，更可证明党国颇有些改良主义的企图。他的文章中有一部分专注意于“读书与计划的机会”，说“儿童也要受学校教育，由此可以获得充分的基础智识”；不过呢，“学校的学生每天一定要去做二三点钟的生产工作，这些短时间的工作是很清闲的，对于他们绝不会有什么妨碍”。以后他更大发主张：“凡是学校的儿童，一定要教以公路需要的智识。”——注意！美国资本家正切望中国“统一和平”，好发展交通事业与造公路，他们藉此投下大批的资本和大批的摩托卡来。他还说：“劳动是人生中最伟大的职务。”但：“罢工一层，实在是最坏的病症，也定要用着不客气的手腕去压制所有的罢工！”原来他是一面要“促进生产力”，一面要压制罢工的。这叫做什么的劳动教育！
  同样的事，还可举一实例。在党国正愁没钱普及义务教育的时候，青岛华商刘达烟草公司却发明了一种极经济而又优待的教育方法。
  那是公司方面设立了免费的半日儿童学校，纸笔墨砚都不要钱；其余的半日，学校儿童就代公司去发卖香烟。假如学童不能把公司所规定最低限度的香烟销售出去，儿童便不能得到赏钱——就是说学校方面得随时把他们开除。这便是党国治下改良主义的教育之一例。
  同时，从国民政府公布的《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中所列“大学及专门教育必须⋯⋯切实陶融为国家社会服务之健全品格”一项，更可见中国资产阶级在教育上的企图。这令我想起日本文部省的《大学令》来，它规定大学的本旨是：“大学以教授国家需要的学术理论及应用并考究其蕴奥为目的，同时留意人格的陶冶及国家思想的涵养。”日本政府之所以有此规定，在当大正七年（一九一八年）世界大战末年，日本资本主义有着热狂的发展，而社会的阶级斗争也更趋于激烈，日本支配阶级感到动摇，当这时候，日本政府——是资本家与地主的政府——所望于大学者，不只是资本主义生产上所必需的技术家与学者之生产，而是肯有意识地维持支配阶级的支配，受过这样的“人格陶冶”与“国家思想涵养”的人物之生产。现在党国所定的“陶融为国家社会服务之健全品格”的教育原则，无乃有类于是。
  但党国的教育不仅有资本主义的要素，也复有封建思想的要素。这便是第六点我要说的，有以下的事实为证。
  （一）为“宗儒经”。在十七年十二月教育部批复《礼〔孔〕教总会请令全国学校一律添习经学的呈文》时，认儒家经籍中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合乎时代之要求”，且说：
  我国学校，修身之本仍宗儒经（然则中小学的党义，原为代替修身的，实当名为儒经才是）。虽无习经之名，尚有习经之实（注意！）。特儒经浩繁，又诘屈聱牙，意为文晦⋯⋯该会果诚心卫道，则宜尽心研习⋯⋯传播全国，以教全国民众⋯⋯
  由此可见，党国治下，实已恢复袁世凯做皇帝时所通令的“习经”。——注意！“虽无习经之名，尚有习经之实。”这是党国教育部的负责声明，载在《教育部公报》（一卷一期20页）上的。
  （二）为“崇圣尊孔”，孔庙中有“崇圣祠”，前清教育宗旨，列入“尊孔”一目。到了党国时代，我们居然见有“崇圣尊孔”的连词，载于《国府令》中；这当不失为党国一代的盛事，堪与先朝媲美的。
  祀孔旧礼，业经大学院蔡院长以院令废止，嗣准国民政府秘书处函交湖南清乡督办鲁涤平等电请明定孔子祀典一案⋯⋯现为崇敬先哲起见，拟用通行纪念仪式⋯⋯并请以孔子诞日为孔子纪念日，通行全国各学校一体遵照，并于是日举行纪念时，演述孔子言行事迹，以示不忘⋯⋯是祀孔改为纪念已有成案⋯⋯大成殿三字⋯⋯改作孔子庙⋯⋯并须于孔子庙前留相当余地，以为举行纪念时学生及民众听讲演之地，庶于因时制宜之中，常留崇圣尊孔之意⋯⋯
  这是党国的内政部会同教育部，所“悉公核议”的结晶，“奉国府令准照办”的。——（原文见九月下旬《上海时报》）
  这儿，可以用简式表示：祀孔＝纪念孔子，大成殿＝孔子庙；孔子不死，孔庙长存究竟差异了些什么啊！
  山东曲阜中学的学生表演《子见南子》戏，被孔子族人告发，遂把校长撤职。由此愈见得孔子毕竟是圣之时者，任凭什么朝代，他老先生终是“神圣不可侵犯”！
  （三）更显而易见的是复古思想，见于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国民政府所公布的《各省县举士条例》。该条例第一条，国民政府为咨求民隐，厉行兴革起见，特饬各省县分别甄举人士以备询用；第四条，各省政府按旧道区域每区甄举一人至三人，并令每县甄举一人至三人；⋯⋯第五条，省政府甄举人士，应由省政府全体委员分别采访或由地方法团推选，各具保结⋯⋯；第六条，各县甄举人士，由县长采访或由地方法团推选，各具保结⋯⋯。这个制度与前代征求民间隐逸之士，殊无稍异，尤其是那甄选方法，和汉初的选举制正相仿佛：汉初定制以“贤良方正”、“孝廉”和“博士弟子”三种取士；其法由郡国评定儒生，有能合乎如下四科者即选取之，如“德行高妙”或“刚毅多略”或“学通行修”或“法令明习”等，皆先“评定”其人的学行，以定去取。即至汉末的“清议法”，南北朝的“九品官人法”，都是郡国选举制的变形。如今“党国”的“举士法”，也不过用省县代替郡国，用甄举代替选举罢了。
  汉初先令郡国选举“贤良方正、茂才直言”，然后确定儒家学说；如今党国既公布了《举士条例》，复宣言“崇圣尊孔”；何古今相同如此其甚耶？所以，我名之曰“党国的复古”，盖记实也。
  这以上所举各项，没一项不是真确的事实。从这些事实看来，第一所谓党义教育，是等于口说莲花，连党义是什么还是说不出来的。第二实施军事训练，显然违反了该党“总理所主张”的一种所谓“固有道德”——和平。第三，男女异教更自把男女教育机会平等的教育原则打消了；第四所谓思想统一，本意是想压迫民众的思想自由和研究自由；但可惜连国民党自己的理论基础尚有待于树立，而竟说“总理创建之三民主义体大思精，其于社会科学之理论无所不包”，“本党党义博大精深”。岂不等于当面扯谎？第五条改良主义的要素，是企图实行资产阶级的改良政策以缓和工农革命运动。然而第六，封建思想的要素，又想恢复专制皇朝的规模。大概党国的训政时期，便是奉行“君君，臣臣，⋯⋯”、“子帅以正，孰敢不正”的所谓“儒经”的时期了。
  我根据这些事实，评定党国的教育宗旨是“不一贯”（就事实言，不就标准言），是要失败。认定党国的教育，也同党国以前的教育一样，是不会有助于“国家的生存”和“国民的文化”的。
  但是，为什么教育宗旨不能一贯呢？这也决非偶然，而是必然。原来政治和教育是互为因果的：从政治方面讲，有怎么的政治需要，才有怎么的教育设施，⋯⋯所以教育必须适应政治方面底要求，⋯⋯（全国教育会议《中华民国教育宗旨说明书》中语）
  我们知道，党国的政权是豪绅资产阶级的政权，也就是在动摇中而不能稳定的政权；豪绅（代表封建势力）有豪绅的要求，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要求；教育既是“必须适应政治底要求，那么自然要把豪绅的和资产阶级的要求通统表现于教育宗旨之上来了。——这两阶级的要求，固然有带特殊性的（如地主阶级特别需要尊孔，要求男女异教；资产阶级则特别需要增高生产力，需要统一建设等等）；但也有其共通性的（如都需要统一思想，排斥异说）。故教育宗旨的不一贯，正反映着党国政权的不一贯；这是必然之理，无足为奇的。
  二 关于教育的行政
  在党国的教育行政中，有一点特征是“空前”的。那就是自南京政府成立以后，由大学院试行大学区制，以教育学术机关兼理教育行政，其惟一用意是要把“教育行政学术化”。但是试行不及两年，便被人攻击得“体无完肤”，到了今年暑期，就先后“寿终正寝”。这证明党国的“教育行政学术化”是失败了，也许是“绝后”了。但最近才成立不久的浙江、江苏两教育厅，居然又企图“教育行政学术化”。例如：浙江教育厅宣布《浙江教育行政方针及实施计划》中说：“对于各级教育行政及教育机关，灌输以学术化之精神，提高一般研究学术的兴趣。”（见十月八日的上海《民国日报·教育栏》）又知江苏教育厅发表苏省教育计划，说是：“革命的政治是要学术化。换言之，就是要科学化；尤其办教育要用科学的方法，以期达到三民主义之目标。”（见九月二十八日《申报·教育栏》）
  这可见素以文化发达见称又是最先试行大学区制的江、浙两省，还想把业已“寿终正寝”的什么“教育行政学术化”复活过来；我于此没有别的话，只好说江、浙两厅长是“梦想究竟”。
  但究竟所谓“教育行政及教育机关学术化”或“办教育要用科学的方法”有什么事实表现出来呢？我不讲学理，但问事实。
  这儿不用多举例子，只举出全国几个有名的大学及学术机关的主持人的“尊姓大名”，就可表现党国教育行政学术化的成绩。请看：
  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张乃燕，是党部登记没有及格的（这或许要由国民党中央训练部负责，因为它到如今还未把《党义课程标准》规定出来，自无怪中央大学张校长无所根据，不好填登记表了）。
  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
  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校长——蔡元培。
  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
  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蔡元培。
  这位蔡元培又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老是卧在上海的。
  国立北平大学校长——李石曾。
  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石曾。
  国立北平天然博物院院长——李石曾。
  这位李石曾也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除南京外，是到处跑跑的。
  国立中山大学校长——戴季陶，是中央执行委员兼训练部长、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院长，对于远在广州的中大势非“遥领”不可。
  国立中山大学副校长——朱家骅，是浙江省政府民政厅长、浙江省党部执委；本来正校长不在，副校长应该在校“坐镇”，但是这位副校长也终于只好“遥领”了。
  国立浙江大学校长——蒋梦麟，是国民政府的教育部长。
  国立劳动大学校长——易培基，是国民政府的农矿部长。
  国立暨南大学校长——郑洪年，是国民政府的交通部次长。
  国立同济大学校长——张群，是上海特别市长。
  交通大学校长——孙科，是国民政府的铁道部长。
  ⋯⋯⋯⋯
  “学术化”的“科学化”的“三民主义化”的教育行政及教育机关，是可以这样由官僚兼任甚至“遥领”的吗？干脆地说：这不是什么学术化，而是官僚化。官僚化的教育行政，谁也不信是能革新教育、整理教育、建设教育的。
  何况党国的教育行政，不仅官僚化而已，还到处表现包办的事实。本来既然官僚化了，也是要趋于一系或一派的包办的；但党国的包办教育更有另一种的形态，那就是要尽由国民党员来办理教育。本年八月，湖南省教育会召集各县教育会代表大会，通过一个议案，叫做《教育机关主管人是应尽先任用中国国民党党员案》；到了十月初，国民政府又通令：“各机关用人，先尽党员任用；裁员先尽非党员裁减。”这样一来，非国民党员就会没得饭吃。这叫做“国民党的民生主义”！这叫做“以党治国”。
  关于教育行政，又有一点可说，便是“号令不一”，不管实际能否照办。如：
  中央党部令增党义授课时数及党童子军教练课程；训练总监部规定各校军事训练教程，并特派教官，赴校教练；教育部令增民族独立运动课程，令增体育课程及设备；行政院令每年参加运动竞赛会，各种成绩展览会，并令兼办扩充教育⋯⋯（见九月二十七日《申报·教育栏·江苏省〔立〕中等学校联合会向政府、社会表白宣言》）
  像这种“政出多门”，又不顾实际，也是党国教育行政空喊“科学化”、“学术化”之一证。
  还有，党国在口头上、公文上，虽屡次表示“全国底定（？）以来，注意建设，首重教育，⋯⋯”但试一调查其实际，真有令人不寒而栗者。这儿且举号称教育发达之区的江浙两省为例：
  上述《江苏省立中等学校联合会的宣言》，曾就江苏普通教育的现状，列为一表，兹录如下：
  （1）未入学儿童数⋯⋯3，747，893人（2）已入学儿童数⋯⋯1，282，513人
  两项根据民政厅十七年度江苏人口统计
  （3）假定（2）数中有百分之十为小学六年级生得⋯⋯128，251人
  （4）假定（3）数中有百分之五十原升初级中学得⋯⋯⋯64，125人
  （5）省立中学初中连乡村师范共三十校，每年共招四十七级每级四十五人，共⋯⋯⋯2，115人
  （6）县立中学及师范查全省共有五十一所各所年招一级，共2，295人
  （7）私立中学估计全省共一百校（未立案者亦在内）每校年招四十五人，共⋯⋯⋯4，500人
  （8）以上（5）、（6）、（7）三数为每年全省初中可容新生数得⋯⋯⋯8，910人
  （9）全省公私立初中每年可容人数占全省小学第六年级愿升学学生数之百分比⋯⋯13.89％
  （10）全省省立中学学校高中部每年共招四十一级（师范、职业、普通均在内）每级四十人，共⋯⋯⋯1，640人
  （11）全省高中容量占初中毕业人数之百分比⋯⋯⋯18.40％
  该宣言续为说明：
  根据上项统计，小学亟须推广，而初中照现在情形，已须推广七倍以上，高中至少须推广三倍。近年省立中学每届招生，拥挤不堪，甚有转辗说项求为旁听生者。在国民不知教育，故立法以强迫之，多方以奖进之；今国民出费求学，而宫墙万仞，不得其门而入，率其子女，彷徨道左，事之可哀，孰逾于此。普通教育无以推广，即《训政纲领》无以完成。⋯⋯
  至于浙江，据教育部长蒋梦麟在西湖博览会教育宣传大会讲演（见十月九日上海《民国日报》）谓：“本省人口二千一百万，学龄儿童三百万，受教育的仅有五十二万余，而没读书的竟占了二百五十七万之多，相差有五倍之多。”
  其他教育发达不及浙、江两省的，自然益发不堪设想了。“普及教育”不知到何年何月才能实现；“普及教育”不实现，不特“宪政”无望，即“训政”也要落空。六月二十四日中央党部纪念周，主席戴季陶报告谓：“关于二中全会议决案最重大之要点，即是将训政设施限于民国二十四年完成，至二十五年，中国国民党即要将政权交还人民。”又谓：“训政工作中最重要之教育方案，已将普及教育事项，限至本年九月底拟订，其全部教育计划限二十三年一律完成（按二中全会决议，尽民国二十三年底教育普及），责成行政院教育部积极办理。”这些话可靠吗？《普及教育计划》是能实现吗？照过去国民党的行迹看来，我敢说党国的《普及教育计划》一定和“二五减租”要落在同一结果，就是都等于空口说白话，等于不兑现的支票。
  假令教育当局真有诚意想谋教育普及，但党国的政局和财政状况是不能容许的。据十月初《申报》载：
  关于义务教育方面，已由普通教育司草拟《五年普及计划》，⋯⋯惟据调查全国教育统计，学龄儿童数估计有四千三百六十万余人，已入学者六百四十一万余人，尚有三千七百十九万余学童未曾入学；以七元（经、临两费）培植一儿童计，公众应担负二万万六千余万元。⋯⋯又，师资一项，假定以三十儿童添一教师，三千七百十九万余儿童要添教师一百二十三万余人，⋯⋯又，校舍假定五十人一校，要增校舍七十四万余所，⋯⋯
  这个计划，即令在数字上看，算它是“科学化”的；但从事实上看，简直是个梦想。你若不信，请看从去年十月国民政府发布《训政时期施政宣言》以来，在这一个年中，究竟建设了些什么？训了些什么？反之，第一次的“蒋桂战争”仅仅过去不过半年，而第二次的“蒋桂战争”今方积极进行；第一次的“蒋冯战争”侥幸未曾发作，而第二次的“蒋冯战争”如今又在实现？要知道军政时期未过，便不能入于训政时期，这是国民党的“党义”，不容改易。但是现在正是军政未了的时期。所以，所谓“训政”，所谓“建设”，都不外是“粉饰太平”的口头禅，实际是没有这回事的。
  何况又有“反建设”的“训政成绩”正清清楚楚地摆在大家眼前。《申报》载：
  陕西教育，年来迭受天灾人祸之影响，几无教育可言。西安方面之各中级以上学校，又因本年旱灾奇重，于五月间即提前放假。暑假期满本可早日开学，但因：（一）经费无着；（二）教育界本身暗斗甚烈，兼有局部的政潮，遂致将开学日期一再迁延，现停课日期已达五阅月之久。教厅方面曾一再宣布开学，但教育界对于教长黄统氏深致不满，故对于教厅公布之九月十五日开学日期，无人接受，仍继续停课。
  又，上海《民国日报》载九月十日西安通讯，也称：
  陕西省年来以受种种影响，致教育事业日渐萧条，而失学青年几不可以数计。⋯⋯学生方面因灾荒过重，家庭经济困难，以致休学者颇多，其有力求学者，每县亦不过七八人。⋯⋯
  这些事实，发生在党国宣言“训政时期”以后。党国既未能于政治上、财政上整理并救济像陕西等省的灾难，而谓能于教育上在今后五年内实行普及；这如不是“神话”，一定是“鬼话”，可决不是“人话”。
  所以从教育行政上看，党国的教育行政，并不是学术化，而是官僚化；并不是“期达到三民主义”，而是“期达到包办”；并不是发展，而是陷于停顿；所谓《五年普及教育计划》，并不真能做到，而只是标榜、掩饰，和其他什么“训政”、“建设”等等好名词一样，不过藉以欺骗民众、增加民众对党国的幻想罢了。
  三 关于教育经费
  我们虽无由知道《生活》根据何种资料，得出这个数字。但至少可以相信，在军费上是中国占世界首位；而在教育费上，中国占世界末位；而且这个首位是远超出人家的首，这个末位是远不及人家的末。试看87％与1.7％之比，还成个什么样子？
  因为党国视“养兵”重于“施教”，所以无论是办教育的，或是受教育的，都苦到不堪言状。我且随便举几个例子：今年二月间，北平大学第一师范院学生为要求增加经费，竟受武装军警的压迫拘禁，教育部还通令将为首及暴行各生依法办理。江苏省立中等学校经费被国立中央大学所剥削；中校联合会虽经几次力争，终“不足以动少数有力者之一顾”，致他们“惟有痛哭号泣于总理之灵”。十月九日《申报》登载八日北平专电：
  今中学教员大请愿，又中小学事务员亦请愿，要求改善待遇。
  今中学教员十时到市府请愿，张荫梧允转达中央，拨款补济。
  但在不久以前的几天，我们在报上曾见到南京电：
  励志社呈准蒋主席，拨款五万元建筑三层楼寄宿舍一所，备各地来京军界人员居住之用。
  本来是重“军”轻“教”的，这些事件倒也是理所当然。
  “增高教育经费”既无望，“并保障其独立”做得到吗？（两项都是国民党政纲对内政策第十二条所载）
  请看十八年二月二十八日行政院的训令：
  ⋯⋯近顷各省政府有藉口财政不能统一，竟将已独立之教育经费划归财政机关征收、保管者，当此政费支绌之时，倘有挪移借拨事情，其影响于教育者实非浅鲜。⋯⋯
  由此可见，国民政府在以前所发的命令：“一切教育收入永远悉数拨归教育机关保管，实行教育会计独立。”也是等于一张废纸。
  为什么没有钱办教育呢？全国的一切税收，如关税、盐税等，都到了什么地方去呢？一大部分是送给帝国主义者，作赔款及外债的偿付；一部分是对国内有产阶级作内债的偿付；再有一大部分是作军阀养兵（连中饱在内）之用。所以，不废除不平等条约，不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不打倒一切供帝国主义利用的军阀，中国的财政永远是无办法的。但是，这个党国怎配做得到这些？
  四 关于教师
  在党国治下的教师，其待遇，其地方，并未优于在党国未出现之前，或者还要不如。先看教师的待遇：
  小学教员月薪仅十余元乃至二十余元，终岁劳劬，至不足以养父母妻子。中学职员少则二十元，至多八十元；根据行政院规定预算，甲等中学之教务主任月俸八十元，不及行政机关一书记；教课每小时月俸至多七元。一国文教员须教授学生三班，每周改卷百三四十本，始可月得百二十元，不及县市政府之科员，⋯⋯在昔社会则尊师重道，长官则礼贤下士，故教师饩廪虽薄，精神获得慰藉；今社会视教员为雇工，官厅视校长为属僚，不但无所保障，抑且横加侮辱，旁观者非高其调曰纯牺牲，即鄙其人曰穷酸鬼。⋯⋯（《苏省校向政府社会表白宣言》）
  这还是号称教育发达之区的江苏省的情形，其他教育发达不如江苏的各省，其待遇教师自更不如。
  再看教师在法律上的地位：
  九月二十八日由立法院通过的《工会法》，有如下的条文：
  第一条，凡同一产业或同一职业之男女工人，以增进知识技能，发达生产能力，改善劳动条件及生活为目的⋯⋯时，得适用本法组织工会。
  第三条，国家行政、交通、军事工业、国营产业、教育等业、公用事业各种机关之职员及雇佣员役，不得援用本法，组织工会。
  这儿明白规定“教育事业之职员及雇佣员役，不得组织工会”。换言之，既教职员不得有“改善劳动条件及生活”等的行动；这不是把教师的结社、集会的自由权完全剥夺了吗？不准教师组织团体以谋改善生活等等，自然更不准教师有类似于罢工的罢课行为了。从此，即使到了领不到仅有的一点薪水的时候，也只好“坐以待毙”，再也不得罢课请愿了。因为罢课请愿，便犯了法，该受罚的。
  在北洋军阀统治时代，各地尚有教职员联合会乃至校工会的组织，更即使为了要求改善生活而罢课，也不算是犯法；可是现在怎么样？它只强制你增党义课程、教军事训练、办党童子军、添体育课程及其设备、参加运动竞赛会及成绩展览会，并兼办扩充教育等等，可是不给你军费，更不准你要求经费！这是在三民主义的教育，以实现三民主义为鹄的底教育制度下的教育者生活！
  五 关于学生
  在三民主义教育下的学生又怎样呢？
  第一，它叫你不要做青年运动，这是党国委员又兼几校校长的蔡元培在两年前提出来的。到了去年十月，国民政府开始“训政”时，便正式宣言：“决不宜任其参加政治斗争与社会斗争。”
  自然，它会说这正是爱护青年学生，要“使青年国民之身体、精神皆有充分健全之发育”，以“克保证民族无穷之新生命”。“因此之故，凡智识未充、判断力未备，而身体教育尚未臻健全者，决不宜任其参加政治斗争与社会斗争而自趋于戕贼”。好一片菩萨心肠！但是我要问：填登记表都不及格的人，算得智识充实吗？为什么可令他做国立大学校长？忽而勾结粤方委员，忽而通缉之，忽而起用张发奎，又忽而派兵剿办之；这样的人算得判断力具备吗？为什么可捧他做国府主席？跛脚的张静江，患神经衰弱症的戴季陶，骨瘦如柴的胡汉民，以及长卧在上海的蔡元培等等，都算得身体发育已臻健全吗？为什么这个党国倒要全靠这般“十不全”来做台柱？戳穿地说，这样一个的《训政宣言》无非是压迫青年学生从事反国民党的革命运动罢了。
  其他压迫青年学生的事实，可举不少。如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二月一日通电有云：“⋯⋯此后学生于校外之事，应受党部之指导；校内之事，自有当局者之负责；而此学校当局者均为党治之一员。⋯⋯”——不错；如北大校长蔡元培，便是党国要人而主张停止青年运动的。
  又，三月十三日行政院训令有云：⋯⋯教育部严令教育行政机关督率各校，注意严格训练，必致尽纳轨范，校纪如军纪，⋯⋯宜懔古人思不出位之戒（注意！这当是‘仍宗儒经’的实践），⋯⋯自此率循校则，人勉厥志，⋯⋯教育行政机关于学生举动亦宜加注意，⋯⋯严守裁制，⋯⋯
  这一煌煌训令说得何等“威风”！在这种高压政策之下，学生们自然不能有行动的自由了。最显著的实例，为全国学生总会竟不获在首都开会。其经过情形，略如下述：
  全国学生总会于三月十三日在南京举行第二次执监会全会开幕礼，主席报告全会目的：（一）求学生自身之利益；（二）改良现在之政治环境，促进真正统一的中国；（三）团结全国学生向国际帝国主义者进攻，以期达到国民革命之完全成功。这本是很正常的行动，可是竟遭当局的干涉，“在首都不能得中央保障工作”，只好把执监会议移至上海。
  到了最近，全国学总准备召集全国代表大会；据《申报》十月五日南京通讯，谓：
  本届大会法定日期原在九月一日，⋯⋯八月五日即上呈中央训练部，请予核准九月一日召集大会，不料指令直至九月二十五日方才奉到，继因大会经费迄未核准，故十月一日大会开幕之期，又往后展缓；接洽经费情形，自九月二十七日以来，迭次呈请，再由秘书处连日面催中央训练部史秘书或民训科王主任，皆答以部长未批，迄无结果
  ⋯⋯
  由这，可以想见国民党是如何压迫学生群众了。
  但国民党对付青年学生，除采用强制压迫的手段以外，也颇在青年群众中间散布改良主义的因素。这也有几方面的表现。
  第一是由党部指派什么青年团体或学生团体整理委员会，表示它还未曾停止青年运动，实则藉以限制青年学生的自动组织，即以压迫青年学生的革命运动。
  第二是规定《救济失学革命青年条例》，以收买一部分的青年学生。又如江西教育厅订定《奖学金条例》：（一）免学费；（二）免学费并津贴半膳；（三）免学费并津贴全膳，一年为限。这种办法在党国的省立中等学校必须征收学膳费的制度底下，终算是种优待；然而试设想一个学生要请求得这点津贴，不知要费几许代价——自非做到“怀古人思不出位之戒”不可；而总计十七年度得奖学金的学生共六百三十五名，所发出奖金数呢，却“约八千九百十余元”。这点奖学金，怕远不及教育厅长一人十七年度的收入呢？又如国立中央大学，“曾规定贷金办法，然以基金未筹，徒有具文，迄未实现。十七年度又有免费学额之设，然名额过少，且以成绩为标准，经济富裕者，得教授证明，即可全部免费；而家境清贫，确为好学者，反有向隅之叹。”（八月三十一日《时报》载《中央大学学生会致学校建议书》）该建议书中曾说：
  查本校十七年度预算表，其中教授俸给不过七十六万八千元，建设费四十七万〇七百七十七元，而行政费则为五十一万〇二百二十四元，几占全部预算百分之三十；其中办公费及杂费两项二十五万元，职员薪水共为十八万元。本校年来因经费困难，以致图书仪器无法添设，优良教授不得聘请，同学因家境贫困请求免费者皆不可得，而行政费用竟每年消去五十余万元，教育效率因而减少，揆厥原因，全由冗员过多，职员薪水太高之故。⋯⋯
  由此观之，党国的大学校简直已经化为官场，学校经费是供给冗员薪水与办公消耗用的，它不能用来减轻学生负担。像这样的大学校，在过去二年中，施行大学区制时代，竟还兼理教育行政，所以学术“化民成俗”，岂非糟糕透顶！
  从这可见，就是国民党的改良主义，也是不能实行的。
  然国民党想应用改良主义于青年群众中的企图，在三全大会中，更表现得非常清楚。
  这次大会从阶级性上看，是资产阶级——虽然不是真正民族资产阶级——占胜利的；所以大会宣言及各种决议案都充分的表现出中国资产阶级的愿望和要求，如所谓统一中国、统一财政、整理币制、巩固金融、由募兵制改行征兵制等等的口号都是。其对于青年群众的，则有下面几项：
  （一）企图在组织上征取青年——提议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这个提案虽未通过但可看出资产阶级对青年问题是比以前注意多了。同时，大会规定十六岁以上的青年，经党员二人以上的介绍，得为国民党预备党员；这足见国民党想夺取青年的野心。——这个收青年为预备党员的办法，似与《训政宣言》禁止青年“参加政治斗争与社会斗争”相反；但实际是不然，因为国民党自身已不再“参加政治斗争与社会斗争”，它只要去做“识字、造林、卫生、保甲四项运动”了，这也是三次大会《党务决议案》中所明白规定了的。
  （二）企图在思想上征取青年——统一思想，建立三民主义的教育与文化。这个企图之反动，之不能实现，是无待多言的。但也可证资产阶级有这野心。
  （三）企图在经济上收买青年——建立三民主义的社会科学。在这个提案中：
  五，研究员之待遇：（一）专任研究员：甲、月给生活费二百元至四百元；乙、供给膳宿；丙、供给参考书及其他材料。（二）非专任研究员：甲、酌给研究费一百至二百元；乙、供给参考书及其他材料。
  这样一来，国民党不特可以使青年学生对二百元的生活费发生幻想，更可以收买许多上层知识分子及一部分教师。这个法子确乎是聪明的。
  但是，对于实在贫苦的工农青年有什么规定呢？一个字也不见到，大概是已包括在“劳资协调”、“促进生产力”几个口号内了。
  再有一点，关于国民党之企图争取青年群众的方法的，也要补提一笔。那就是专设一个中国国民党童子军司令部，“使其秉承本党之意志，直接指导全国童子军而管辖之”，使全国儿童及青年“集中力量于青天白日旗帜之下，成为三民主义之革命继续者”。——请不要误会，以为这是允许他们参加“政治斗争与社会斗争”！这一种“训练革命青年之重大事业”，令我想起以前由基督教会所包办的童子军，而重复怀疑起这究是青年的利益还是帝国主义者或基督教会的利益来了。
  六 关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
  要说党国治下的教育，并不比北洋军阀治下的教育有进步，就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文化侵略言，也足提供一个例证。
  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文化侵略分为二种：（一）是欧美帝国主义的教会教育及其他设施；（二）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学校组织及其他设施（如中日文化事业委员会等）。
  在党国以前所设立的教会学校及有关文化的设施，在党国治下，依然如故。所差异的，不过对教会学校稍有限制。如今年八月二十九日教育部所公布的《私立学校规程》，其中关于教会学校者及外国人办学校者：
  第四条，私立学校如系外国人所设立，其校长或院长须由中国人充任。
  第五条，私立学校如系宗教团体所设立，不得以宗教科目为必修课，亦不得在课内作宗教宣传，学校内有宗教仪式，不得强迫或劝诱学生参加，在小学亦不得举行宗教仪式。
  所以在形式上，有许多教会大学，现在都已改由中国人做校长，且有许多已由教育部核准立案的。但试问这些已经立案的外国人办的教会学校，中国究能握得实权否？那些经费，那些校地，它肯让中国人一手支配吗？老实说，如果外国人不给钱，不捐地，这个学校就办不成；单单一个中国人做了校长，单单算在教育部立案，你敢相信这就消灭了帝国主义者的文化侵略吗？怕是谁也不会相信，除非他是本不承认有文化侵略的。至于说不以宗教科目为必修课，不强迫学生参加宗教仪式，就算杜绝了文化侵略，更是没有常识的话。我且不举各个教会大学的实例，来证明它的“换汤不换药”；这儿单举一件事实，那是美国一个国会议员的演讲，曾载在本年五月二十日《时事新报》上的，他说：
  中国自与各国通商以来，迄今将七十余年。美国在此时期内，与中国始终以公平为宗旨。虽（！）美国亦曾与各国一律在中国享受以强制手段（！）得来之特别权利，但实因时事所迫，事出于不得已耳（！）。⋯⋯美国以庚子赔款为教育基金，使得选派青年留学。今日在此政府效力者，亦大半以此班学生为最多。彼等久受吾国学校之导化，对我国当然发生一种感情，有此群青年当道，中美间之感情能不蒸蒸日上乎！
  因为帝国主义者对中国学生办学，有这许多好处，无怪乎日本帝国主义者见了眼热，也在几年前拿出一部分庚子赔款来办所谓“对支文化事业”了。
  这是帝国主义者所以要在中国办学校，要招收中国学生前往它的本国留学用意之所在。不根本取消一切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对中国学生设校的特权，不根本改革接受帝国主义者的奴隶教育的留学制度；徒然听教会大学的校董会任凭挑一个华人做校长，徒然在形式上不设立宗教科，终于只是欺人自欺的勾当。
  讲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华文化侵略，在《教育杂志》上所登许与凯君的《日本在东三省之文化侵掠》一文，便是最详明的资料。我只摘录一段：
  ⋯⋯日本政府在东三省——关东州和满铁沿线——所办的学校，收容中日两国学生，目的完全在“中国人的日本化”，也就是使中国人失掉了他们的民族的或阶级的自觉而永久作日本人的奴隶。日本政府所立的学校，对于中国学生特定各种优待办法，以诱其来。学校内的课程及训练，是完全使学生忘却他自己是个中国人。中国文字是不学的，一切教科书都是日本文的，讲授是用日语直接听讲。中国的历史和地理不多讲，日本的历史和地理却讲的异常详细。
  中国的国庆日、纪念日是照样上课，日本的什么天长节①便放假庆祝起来，学校的环境中所能见得到的，无非是天皇万世一系、大和魂⋯⋯一类的日本特产品。
  日本在东三省的亡种文化侵掠比美国的办法是进一步了。美国文化侵略政策结果，在中国内地造成一绝大势力，将见有经济方面的大进展。日本文化侵掠政策结果，若干年后，将见东三省日本势力范围内不复有中国人。这不是太可怕吗？（《教育杂志》二十一卷四号九十七页）
  许君还叙述日本人所经营学校的教育系统及各级教育情况和统计，甚为详尽；那简直不是中国领土，至少是和朝鲜一般的地位。我不知道教育部也曾有过调查，并强制它按照《私立学校规程》呈请立案，强制它遵照现行教育法令办理。照理，东三省是国民党的忠实同志张学良所统治，“张同志”又是国民政府委员，他该努力实施三民主义教育，以期达到三民主义的鹄的。但是事实上，我们只见到日本人的学制依然行使在东三省境域内，而未尝听到国民政府下过什么取缔的命令。这难道还配说什么“全国底定以来，注意建设，首重教育”——本年三月十三日《行政院训令》——的话？
  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一日不消减，便证明党国的什么“训政”、“建设”都是废话，都是欺骗民众的。
  七 关于少数民族的教育
  在中国境内，除汉族外，有满、蒙、回、藏以及被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境、流亡到东三省一带的朝鲜民族。这些都是少数民族，文化都是落后的。对于弱小民族的教育，在历史上所表现的，有两种方式：一是帝国主义国家的方式，如英国之于印度、法国之于安南①、日本之于朝鲜，乃至于东三省的中国人，以及从前俄罗斯帝国之于国内一切民族，都是强制用本国的语言、文字乃至历史教授弱小民族的。一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方式，就是苏维埃联邦对国内许多小民族所用的，其方法是以各民族语为基础，以改造学校，以印行教科书，以普及诸种文献；即立于一切民族平等的基础上，谋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虽是初等学校的最初数年，是文化非常落后地方的民族儿童，也须强制地用本民族语教，用本族语学。这两种方式，是正好极相反的。不幸号称“革命成功”的党国，号称实行革命化教育的党国，对于少数民族所采用的教育方式，竟是前面的一种而不是后面的一种。
  以下是三个例证：
  （一）全国教育会议的成立案中，有：“推行汉族文化以同化蒙、藏、满、回诸民族”的话（《全国教育会议报告》乙编第七页）。
  （二）最近（十月二日）国府公布的《修正教育部组织法》有如下的条文：
  第一条，教育部管理全国学术及教育行政事务。
  第四条，教育部置左列各司处：⋯⋯（五）蒙藏教育司⋯⋯
  第十一条，蒙藏教育司掌左列各事项：一、关于蒙藏地方教育之调查事项，二、关于蒙藏地方各种教育事业之兴办事项，三、关于蒙藏教师之培养事项，四、关于蒙藏子弟入学之奖励事项，五、关于蒙藏教育经费之计划事项，
  六、关于蒙藏教育其他事项。
  又，《申报》载十月四日教部的蒙藏教育会议，议订识字运动及礼俗办法。由这可见对于蒙藏等少数民族也欲以汉族的语文去教育了。
  （三）据《申报》（九月中）载，教育部订定《归化韩民教育办法》，有如下一项：
  ⋯⋯查现今通行之教科书，一律限于汉文，盖国民教育，全国理应一致，文字尤应统一，韩民既经归化（教育部忘记了他们是受不住日本帝国主义的逼迫才来东三省移住的），即属我国国民，更无仍习韩文之必要；即欲修习，亦只可视为一种附科，以慰其不忘其故国之感念（注意这句话！党国的教育部竟忘记中国民族自己也还处于帝国主义压迫下半殖地的地位，现在居然对流浪在外的朝鲜人摆起上国威风来了。这可说是不要脸的帝国主义化！）。所有学校正式教科书，仍应遵用我国公用文字，似不应另译汉文，转滋纷异；至归化韩民自设学校，本属可行；以既经归化韩民为教员，亦无不可，惟应遵守我国政府及本部所颁之一切法规（为什么不命令在东三省的收容中国人的日本人学校也遵守这个呢）。⋯⋯
  这是何等“官气十足”的一段官样文章！由此，我们明白看出，党国对于少数民族着实是具有帝国主义的野心的，虽然自己还只是受制于许多帝国主义者的工具。若与上节“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对照来看，是怎样的一副“皂隶”面孔，怎样的“吃软不吃硬”！
  对于党国教育现状的批评，到此为止。
  我的这篇文章，丝毫没有想对党国的教育提什么建议或发什么纠正的意思；因为这是不必的。我作这篇文章的本旨，只在解剖党国在教育事实上的表现和企图，说明它的来由和作用，让我们大家来看清党国教育的真面目的。
  据我们所看到的，可以用以下数语作结：党国的教育，是党国政治的反映；它是不一贯的，是自相矛盾的，含有多种因素的——封建地主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者的——而在教育上之无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正和政治上对一般民众运动所用的手段一样无二；这一种的教育，正和党国自己所标榜的什么“学术化”、“革命化”、“三民主义化”恰恰相反，而是“官僚化”、“反动化”、“帝国主义化”。
  十七年来国家的生存，不但没有能确立它的基础，而且簸荡动摇的程度一天一天地增加；国民的文化，不但没有能筑成它向上的轨道，而且只有后退和横决。这固然由于政治上革命尚未成功，而教育上没有一贯的宗旨，也应该负大部分的责任的。——十七年《全国教育会议宣言》中语。
  这一段话，虽是去年说的，虽是批评过去的教育的，然事实上，这正不失为对党国教育现状的确评。因为事实上，“政治上革命尚未成功”；事实上，“教育上没有一贯的宗旨”（重言声明！这是就事实言，不是就标准言）。
  一九二八，一〇，八日起稿，十二日脱稿
  1928年10月8～12日写
  原载1930年1～3月《新思潮》第1～3期

①本篇署名：柳岛生。编者注意到，文内所述内容，与著者文末所署脱稿时间有所不合。编者认为，应为1929年10月12日脱稿。 ①作者原注：“《全国教育会议宣言》中的教育宗旨说：‘⋯⋯中国国民党以三民主义建国，也就以三民主义施教；此后中华民国的教育宗旨，就是三民主义的教育，⋯⋯所谓三民主义的教育，就是以实现三民主义的新的教育；⋯⋯’”①指1928年7月5日国民党中央党务会议通过《各级学校党义教师检定委员会组织条例》16条及《检定各级学校党义教师条例》12条的颁行。 ②中东路事件1929年7月，国民政府派兵以武力收回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违背1924年签订的《中苏协定》，引发外交危机和中苏战争。 ①贝登堡（Baden-powell，1857—1941）英国轻绮兵总督，1908年首创男童子军，1910年又创立女童子军，使儿童接受军事代训练。 ①天长节日本天皇诞辰纪念日。 ①安南国名，今越南的旧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