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所谓“现代新教育”，已为一般从事教育实际、研究教育理论的学者们所啧啧称道的了。
  然问何谓现代新教育，能具体地举其内容并历史地究其来历的人，似乎无多——中国不待言，西洋亦何尝不然！
  有人敢说现代新教育之特征，不用多举，只举两点便足说明。那两点呢？其一叫做“科学的教育”，其他叫做“全民的教育”。
  说是科学的，说是全民的，够多么漂亮、够何等时髦的名词！
  不错，我也承认，配称为现代新教育的特征的，要说也只有说这两点。但我以为，与其说这两点是现代新教育的特征，无宁说这两点是现代新教育的病征之为当。
  何以故？
  用所谓“科学的教育”以测验儿童的智慧，考查儿童的学业，并举行其他的调查统计等等，看来好像是很公平、很准确的利器已在教育上应用了。
  用所谓“全民的教育”以设立民众学校，推广补习教育，并出版供平民阅读的书报，看来也好像教育上已在打破界域、大度包容的了。
  但是考之实际，是不是个个儿童得享受到“科学的教育”之恩赐，个个平民得享受着“平民的教育”之教训呢？
  在教育上，也同在政治上、经济上、法律上、社会上一样，有着许多的不平等、许多的不真实。
  科学的利器真多得很呢？在交通上，在建筑上，在营养上，在娱乐上，在现代确比现代以前为进步，多新颖，多有趣；但试问：能享受到它的利益的究有多少人？举浅例来说，夏有电扇以避暑、冬有暖炉以御寒的，在这现代占有全人口几分之几的人？同一情形，尽管教育上发明了多少利器，但就其极大限度的效用而言，也只限于能就学的人。然试问从教育门墙被除外的人究有多少？这批人是永不能见到“科学的教育”之面貌的啊！
  再看“全民的教育”。说叫“全民”，“全民”原是其妙无比的好名词。但试问世界上的全民在那里？为民有、民治、民享的德谟克拉西（democracy）的美国，莫非已臻于全民的境地吗？我们知道，世界上尚没有所谓全民的政治，因为掌握政治的国家机关，并不在全民手里，而是在“部民”手里。这且置而不论。单就现代所谓“平民的教育”来看，一则在数量上固未普通，再则在内容上更多缺陷。譬如就现代富强国家的教育训诫而言，说“奉公守法”、“勤俭可以致富成家”等等养成安分良民的话，其实，在站在反帝国主义立场上人看来，都是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用以欺骗平民、软化平民、役使平民的口号。因为一般平民并未掌握政权，掌握政权的都是特殊阶级的人；换言之，他们这种国家并不是平民的，只是特殊阶级的；所以那种教育上的说教，适成其为特殊阶级的教育罢了，与平民本身利益是无关系的。然则，更那里来的“全民教育”？
  由此可见，号称现代新教育的特征，不就是现代新教育的病征吗？今要问一问这一病征的根源，即其症结何在？
  一言以蔽之，这个症结即在于现代所特有的“富”。我们知道，现代的社会是“富”的社会，是“富”集中于少数人的社会，是占有经济上支配地位的富者，同时即为占有政治上支配地位的人的社会。
  同在政治上、经济上、法律上、社会上富者享有特权一样，在教育上也以富者为享有特权。换言之，握有财产权者享有教育权。因之所谓“科学的教育”，根本不能对无财产者发生影响；所谓“全民的教育”，本来没有这回事。
  因富而使教育机会大受制限的例子，本来就在眼前，用不着多所说明；但供参考计，不妨引用一个实例。
  这个实例，是日本东京帝大助教授青木诚四郎在大正十四年（一九二五）与另一位冈田真一，就日本山形县一地方调查受中等教育者与富之程度之关系所提供的。
  试看这一个表，便可知受中等教育的机会是如何的为富力所影响。详言之，富之程度最高，即每年收入在三〇〇〇圆以上者的子弟，每百户可有八〇人以上受中等教育；然富之程度愈降，这个受中等教育的机会便愈少，即每百户只有四一·一人，更下则为一八·六人，到了最低的富之阶级，不管它的绝对数虽是最多，但能受中等教育者不过每百户中有二·七人而已。我们当然知道，在低的富之阶级中，子弟的人数决不致特别的少，故可推说低的富力实是大大地制限子弟受中等教育的机会的。而且因富之程度之低下，而受中等教育者的人数也顺次低下，更可见这一推定之确实。
  然这还是一般的倾向，若就男女分别来看，又如何呢？倘照普通所推定的那样就男女全体比较时，男与女之数当为同数，那么从这表上可见女子受教育的机会是更受限制了。即女子尚不及男子之半数。由此表可见，在每年有三〇〇〇圆以上收入的家族，男与女的入学者数大致接近；然因富之程度的下降，渐与男子之间发生距离；在最低的富之阶级，女子之入学者竟不及男子的三分之一。故因富之程度使受中等教育者一般地受制限，原与上述的无异，但其程度在女子方面为更已甚，实可这样说的。
  这个调查，虽是日本的，且是日本一地方的，以之推定为现代全体的状态，或者有嫌失当也未可知。但此种倾向之存在，可由我们日常见闻所及而得约知，至少有和此相类似的状态存在，是可确定的。
  对于此种事实，我们能有什么意见呢？现代的教育实际家和理论家是否注意及此呢？即注意及此，能有什么根本改善的方策呢？尤其是羡称现代新教育为科学的与全民的教育的学者们，不知在此种现实的病征之下，会有些儿回想与心得否？大既对于这种由富而限制教育机会的事实，终不会认是良好的吧？至少也不当视为可以忽略的吧？我们在此，且不论今日的各级教育是否为适当的教育，以及受了此等教育是否即有良效可睹；但我们终不能不说由于富力之低下，使教育的机会显受制限，个性的发展大受阻碍，以致什么“平民教育”、“科学教育”都无法真能普遍实现，乃是极不合理的事情。对于这个极不合理的事实，讲究补救的方法，使有志、有才入学的男女，得不问富之如何，以达到他们的志愿，该是从事教育实际、研究教育理论的人们所应引为己责的吧？
  自然，要谋根本的改造——教育上的改造，决不是仅靠教育理论家及教育实际家的力量所能奏效。要知教育政策根本须与一般政策相应而行，方能相互改进；否则，不落于过去“教育救国论”者的盲目主张，就要落于过去“在教育言教育”、“为教育而教育”的学者们的欺人论调。故真正的教育工作人员，无论是研究理论或从事实际（这个分法本来不通，姑且袭用）的，皆当深切地认明教育与其他社会制度的关系，更当认明教育与政治及经济的关系，藉明为现代新教育之特征，也即为其病征的根源究属何在，然后在教育方面，努力作与一般革命政策相应的实际工作，以期实现更新时代的更新教育，实为他们根本的责任。
  原载1928年8月20日《教育杂志》第20卷第8号

①本篇署名：公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