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教育事业在表面上看，虽似一年发达一年；然从内容上看，今却陷于停滞的状态中而有急待“改弦更张”的必要。为详细明了起见，特由历史的见地，将日本明治以降学校教育演化的实情约说如下：
  一
  当明治维新之际，日本在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大致可用“王政维新”与“王政复古”这两个标语来概括。在维新派与复古派里边，自然尚有几多小小的各别的意见，乃至组织等等各自分立；然就根本上言之，一派是代表欧美的资本主义思想的，便是维新派；一派是代表东洋的封建思想的，便是复古派。在革新当初，社会秩序未定，一时维新派似占优势。以后政府基础确立，教育方针也被规定。这个教育方针在外观上，自然顺从时势的要求，套着开明的形式；然在骨子里，老实还是复古封建思想。
  原来日本政治根本组织的模型，既不是予日本文明思想以盛大影响的美、法急进的民权主义，也不是英国稳健的立宪主义，实际乃是带着浓厚的封建军国色彩的德国超然国家主义。换句话说，日本的国家，乃是以明治变革的胜利者而未脱尽封建遗臭的萨、长藩阀为背景之超然的官僚国家。①日本官办的教育，当然要受这种新形势的影响。为大学中枢的官立大学，亦“以教授国家所需要的学术之理论及应用，于此攻究其蕴奥为目的；并应留意人格之陶冶及国家思想之涵养”。再说得明白一点，官立大学的使命，是在教授这个官僚国家兴盛发达所必要的学术、技艺，养成可以服役的忠顺的官吏与广义的技术家；然于培养独立自尊的精神、自立自营的能力，是非所注意的。又对于构成超然的官僚国家主义所必需的学问，如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固然奖励研究，并且努力宣传；然对于它有不利的学问，特如主张民众权利自由的“德谟克拉西”学说，都是被忽视，甚至还被敌视的。因此，立在人格教育、自由主义一方的社会科学之自由研究，便不为日本官学所许可（一九二五年底，京都学生事件发生，全国研究社会科学的学生都被搜检，并且拘禁了数十人，其远因亦当在此）。然而政府的威力终于敌不过时代潮流的激荡，那渐次成长的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与好久已受英、美、法文明思想影响的中间阶级市民，已不能不有要求研究社会诸科学的趋势了。
  日本的私立各大学，即为适应民间的这种要求，成立一种和官学对抗的教育机关而发生的。它对于官学的教育学问之国家主义化、官僚化、封建化，便开始了思想上的斗争。
  日本私学派教育上的根本方针与教育上的理想，即为如上所说，反对复古思想而唱文明思想，反对国粹主义而唱欧化主义，反对封建立场而唱近代资本主义立场之一种对峙斗争。
  在明治时代，予日本文化以极重大影响的教育家有二人，即福泽谕吉①与新岛襄②。另有一人，虽非教育家，却于日本的政治教育上极有贡献的，即是大隈重信③。福泽谕吉为庆应义塾大学的创办人，新岛襄为同志社大学的创办人，大隈重信为早稻田大学的创办人。这三个大学都是日本重要的私立大学，或在经济教育方面，或在道德教育方面，或在政治教育方面，各发挥其特质，以和官学之封建主义的国家主义的教育相对抗。
  我以现在要考察日本学校教育之演化，即可从这三大学创立的历史、当初如何和官学奋斗、在今日如何成为实质上的官学与官的思想之拥护者、以致全国教育陷入停滞的状态中求之。
  二
  日本私学之起源最古者，要算庆应义塾。它的设立，远在安政五年；取此名称，则在庆应四年，即明治元年。明治元年上野地方发生大战争，江户市中的戏馆、饭店等皆不敢开门，全市陷入混乱状态；然而福泽氏一面听着枪声，一面却在讲魏兰特的经济学。当时，福泽氏对于所谓勤王、佐幕两党的政治斗争是站在超然的地位的。他说幕府门阀是压制，是锁国主义；勤王家则是攘夷论者。两派都是顽固，都不足取；最有希望的事情，乃在给青年以洋学的教育。
  虽当兵马倥偬之际，然而想学洋学的学生非常之多。当时幕府的学校已因变乱而消灭，明治政府的学校尚未设立，故“在日本国中可以读书之处，似只有一个庆应义塾”。庆应义塾教育上的抱负，即在“庆应义塾是西洋文明的引导者”，“大吹西洋文明的空气，从根底上改变全国人心，在绝远的东洋创一新的文明国，东有日本，西有英国，互相对立而辉映”。
  当时福泽氏以为西洋各国所以比东洋国富、兵强、民智、进步的缘故，虽有多种，然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则在两方国民教育法的不同。西洋是文明主义，东洋是儒教主义；其不同之处，即在“有形的数理学与无形的独立心”。西洋的文明主义，彻底实行，将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的知识与独立自营的精神，普及于国民，遂至富强。反之，东洋的儒教主义，重视虚文空论，养成奴隶根性，所以贫弱。故庆应义塾教育的根本方针，即在反对“东洋的旧教主义”而主张“西洋的文明主义”。一方谋普及实证的知识——“文明的实学”，涵养“独立自尊”的精神；同时在他方，即对儒教主义作勇敢的斗争。原来儒教主义不单成为明治维新以前幕府教育的方针，即在维新以后，依然作为政府的教育方针，不过变形为国粹主义、国家主义的教育罢了。因之，福泽氏以为，对于此种官学教育的根本方针，必须反对。他说：“我们修西洋的学问，不想取折衷说以附会于汉学，乃欲根本推翻旧来的学说，另辟文明学之门，即将以学问灭学问。平生心事，惟在于此。”
  福泽氏对于学问、教育取这样不妥协的斗争的态度，当然为国粹主义者所不喜；因之他和许多洋学者，都被骂为“卖国贼”，几次几乎被人陷害。在明治六七年以前的十二三年间，他在东京绝对不敢夜行，有时必须出外旅行，也要伪造姓名。到了后来，他的生命的危险虽然去了，然而他的主张依然被保守主义者目为危险；当教育部审定学校读本时，认他所著译的书为有害无益，竟连一部也不能检查及格！
  庆应义塾拿这样的抱负与方针，以与当代的思想斗争，与官学派的教育对抗，于日本进步思想的发展上自有不少功劳。现在这个创立以来已达六十年的庆应义塾大学，已为有六千学生的一个大大学，它的塾长甚至有任教育总长的，实可说是“功成名遂”的了。然而它的能批评而且敢抗争官学教育的战斗精神和创造精神，到了现在，已不知丢在那里；今日的庆应大学，在思想上，老实已经是官学化了。它的名望，便建筑在它的能供给商业人才上面；它的学生，也便以富有者的子弟居多。故在日本政府眼光中，现在的庆应义塾是一个出色的东京商科大学，而在日本诸大学中，恐怕更是个最稳健的教授与学生的集团了。
  三
  第二个日本较古的私学，为京都的同志社大学。它的创立者为热心的基督徒新岛襄。新岛氏曾在美国苦学十余年，又往欧美各国考察教育；考察的结果，使他确信欧美文明的基础，在于国民的教化。他说，日本国民将来的“安危祸福，不独在乎政治的改良，不独在乎物质文明的进步，实专在乎国民教化的力量”。但“支那古风”的道德是没有这种力量的。东洋的所以不发达，即由于儒教道德的尊重；换言之，“由于没有自由与耶稣教道德”。欧洲诸国文化的所以焕发，乃在“自由的扩张，学问的发达，政事的进步，道义的能力”，而所以至此四者之故，则在“以耶稣教的道德为主，而攻究日新月异的学术”。因之，他的心愿便在兴一耶稣教主义的私立大学，以造国民教化的新原动力。
  新岛氏归国之后，即计划设立耶稣教的私立学校。先拟在大阪创办，以当局不许其聘请外国传教师，遂改至京都。但京都为日本多年的国都，于京都府内公然开办耶稣教主义的学校，并招聘外国传教师，也是不易得到许可的。惟经新岛氏努力的结果，以不紊乱府内的治安为条件，遂获得设立学校的许可。可是此事被府民知道了，引起极严重的反对，尤以佛教徒为甚。他们竟请求政府将新岛氏及传教师驱逐出境，府吏也因之取极冷淡的态度。结果，不许他聘请外国传教师，也不许他在校内教《圣经》。在这种妨碍与压迫之下，终算在明治八年底，以“同志社英语学校”的名称开始授课。
  在受京都府官民压迫和因其他事情而频〔濒〕于危急存亡的状态的同志社，当时还发生一件更重大的事项，那就是熊本洋学校有毕业生十余人前来入学。熊本洋学校是在维新之初，由熊本藩为教育子弟所设立，请一美国士官传斯为教师。但传斯是一个热心的基督徒，对学生极力宣传教义，因之信从耶稣教者多至四十余名。一日，他们登熊本西南的花冈山，于严肃的祈祷中，宣誓终身为福音宣传的工作。这个“花冈山誓约”，便成为日本近代基督教史上有名的一事件。现任同志社总长海老名弹正也是其中之一人。当花冈山誓约一经公开以后，与学校有关的人以及一般父兄，莫不咬牙切齿般的痛恨。对于传斯，固将加以危害；对于学生，也用种种方法威吓。如某生的母亲告诫他说：“你若不弃绝耶稣教，我做母亲的为洗涤这个污点起见，不能不在祖先面前把你杀死！”又一父亲告诫他的儿子说：“你若不舍弃耶稣教，我便马上杀死你！”于是有的被剥夺嗣业权利，有的被幽禁百日，终之没有一个不受迫害的。但这批信徒即在这般四面楚歌之中，还是不变操守，反而信仰弥坚；如此坚持了六个月之久，他们的父兄也觉得无可奈何，遂断了改宗之念。而他们也就在当年之秋，挟着一册《圣经》、一件衣服，很轩昂地来到同志社。
  以这样真挚勇猛的教师与学生，对顽迷的旧势力与旧思想协力作战，终于使同志社发达成长，以迄今日。去年（一九二六年）为同志社创立五十周年的纪念，有学生一千，在日本关西私学界中实为第一。但是同志社的外形虽然成功，而它的精神是不是一样壮健呢？不！同志社的精神实已衰落；创立当日为自由、为耶稣教义而奋斗的精神实已淹没许久。请看：以宣传耶稣教出名的学校，现在也采用军事教育了；它的庄严神圣的礼拜堂，据说也讲军事学了；且闻某一资本家理事竟有放遂进步的教授之阴谋：这还不算是官学化了吗？这还不算是屈服于绝对专制主义了吗？它的原来的教育主张，是否值得我们赞许，是另一问题。在此，我们不过证明日本教育界的演化，已一致趋于日本政府的支配教育，官学然，私学亦然罢了。
  四
  最后，对于官学第三个反对者，为早稻田大学。它的教育方针和庆应、同志社的都有不同：庆应注重功利主义，因之极力提倡为它中心学问的经济学；同志社信奉耶稣教，因之极力提倡道德；早稻田则偏重政治方面，因之它所提倡者是政治的“德谟克拉西”，以之和官学相对抗。早稻田大学的起源，比前二者都要迟，即在明治十六年。今年（一九二七年）十月间，才举行它的创立四十五周年纪念。原来日本在西南战役之后，人民要求设置议会的运动渐盛，至明治十四年，遂下诏定二十三年开设议会，同时任政府要职的大隈参议，因意见激进而受免官的处分。这样，下野的大隈重信，遂与同志组织改进党，预备作议会政治的活动，同时即在东京早稻田发起专门学校，“大大地熏陶青年，以养成将来立宪国民的资格”。他以为，欲使国民具备自治独立的精神，必须先谋学向的独立；而欲完成学问的独立，其道在于创设一个脱离权势羁绊的大私立学校，以便有志研究者得自由学习必要的诸种学科。这个就是早稻田大学的起源。
  故由早稻田大学的起源观之，是与日本最初政党之一的改进党有密切关系的。然则，改进党果抱何种主义呢？可看它的宣言书：
  幸福为人类所欲得者，然少数专有的幸福不是我党所愿。⋯⋯若有一二私党忽视我帝国王室的尊荣与人民的幸福，偷目前的苟安而不顾永远的祸害者，我党当目之为公敌。⋯⋯政治的改良、前进，是我党所希冀不已者。⋯⋯然急激的变革，非我党之所望；盖不循其顺序而遽谋变革，即一为紊乱社会的秩序，亦即为妨碍政治的进行。然拘于陋见，徒主守旧，则与喜急躁、务激昂者一样，皆非我党所希冀者也。⋯⋯
  由此可见，改进党一方反对以萨、长的藩阀为中心之保守官僚，同时并反对奉法兰西式过激的自由思想之自由党；它自己的主张，大概是以英国式的“德谟克拉西”为根据，谋稳健而有秩序的政治之改良前进，即政治之民主化。改进党既站在这样的一个中间立场，自不致受反动主义者极端的危害；然大隈氏当明治二十二年受条约改正重任的时候，竟被刺客炸去了他的双脚。在这双脚校主之下的早稻田大学，便对于政府权威而立于卓然不羁的地位；一方尊重学问的自由，同时却反对官僚的国家主义而高擎政治的“德谟克拉西”之旗帜。
  早稻田大学现有五千余的学生，它的总长也尝立于庙堂之上，更有党与宪政会掌握过政权，也不可不说是“飞黄腾达”的了。然而正因这个缘故，它所主张的政治改良，便实现为《治安维持法》的制定。第一次无产政党的解散、社会科学运动的压迫以及学生事件的发生，不但此也，这个对官权而高唱学问独立的大学当局，更坐视它的研究室为官权所蹂躏而不敢与之争；还进一步迎合了政府的意旨，对于为学问自由而健斗的少数教授加以直接的间接的种种压迫。故今日之早稻田，早已没有和官学对抗的勇气，早已是官学的同盟者了。
  五
  以上已就日本私学对官学的反动主义、开明封建主义、超然国家主义对抗的经过以及私学目下逆转而成官学化的现状约略说明；即对于日本学校教育演化的情形，可约略说明了。现在就日本过去私学对官学的斗争是思想斗争抑是阶级斗争这一问题再加解说。
  从一方面看，可以说这是一种阶级斗争。何以呢？因这相争的两个思想系统都是带有阶级性质的缘故。官学如前所述，是代表开明的封建主义、警察国家主义、超然国家主义的，而为此等主义之阶级基础者，是在统一国家时代占优势的封建阶级及附属于此阶级的官僚。反之，私学所代表者，大要是英、美派的资本主义：如庆应，注重为资本主义伦理学的功利主义与资本家的经济学；其次在同志社，注重资本主义化的耶稣教，特别是英美的新教以及耶稣教的道德；最后在早稻田，则注重为资本主义政治形态的资本家的“德谟克拉西”。故在这样官、私两类大学所标榜的思潮中，很可以正确地显露各个阶级的背景了。
  但从另一方面看，也可以说是“否”。何以呢？因此等阶级的思想，在现实社会里并没有相应的阶级存在之故。在明治初期，西洋的资本主义思潮虽有，但为此而对封建遗物的支配阶级敢取断然斗争态度的强大资产阶级尚未发生。故在日本，为资本主义的文明思想而与封建的反动主义作战者，并不是大资产阶级，而是对藩长的超然国家主义行政治革命的第二等强藩——如土、肥两藩，以及其他诸藩的不平士族和小市民等。因之，在明治前期所发生的官学和私学之斗争，仅可说是封建主义的思想和资本主义的思想之斗争；当时尚未成熟的资产阶级并没有一人出现于斗争的舞台上。这种由私学代表作战的文化斗争，发生两种结果：第一，斗争的初期虽颇猛烈，但因无现实的社会基础，故不能持久；第二，斗争的发展不深入到根本的现实的地盘中去，只成为皮毛的观念的斗争与低温的改良的运动，故因时代的进步，反而趋于销声匿迹了。
  六
  但日本自经中日、日俄两次战后，资本主义顿然发达，新兴的资产阶级自居于“实业家”的地位，对于所谓官僚与政治家要主张它的社会的存在。故他们当初实为对抗开明的封建阶级的独立阶级，而不是开明的新〔封〕建阶级的附属阶级。可是，这个新兴的资产阶级，对于为他们作先驱而在思想上作战的阶级斗争取一个什么态度呢？是不是站在当事人的地位，以较伟大的力量与毅然的态度去继续作战呢？不！他们不惟不从资本家的立场，用全力作对抗封建诸势力的阶级斗争，却反和它的敌人妥协成功了。这自然也有充分的社会的理由的。原来日本现在的资产阶级，是在超然国家的支配阶级，即封建势力的庇护之下发育成长，却不是和这些封建势力相斗争而发育成长的，这是一个理由。别一个理由，是因日本资产阶级在发生以前，业已受外国资本家的压迫。他们要想对外国资本家竞争以确立自己的地位，势必对国内要采取保护政策，对外部要采用侵略主义。然而，对外国资本家竞争而能援助本国资产阶级者，只靠封建的势力。因之日本资产阶级的敌人是外国资本家；至于封建的支配势力，宁是他们的友人。日本资本家阶级之富于爱国心与国家的精神，实起源于此。后来他们虽意识到自己势力的伟大，但同时日本的无产者也已站上阶级的地位而和他们对立。他们对于这个新兴阶级的前进要自己出头露面，在思想上、经济上、政治上勇猛作战，实在是太怯懦，也太狡猾了。于是把弹压无产阶级的责任，委托给利害关系相同而更富于封建的忠诚与勇气的封建军阀。故日本的资产阶级并没有过欧洲资产阶级为对抗封建支配势力而与无产阶级联合作战的这类事情；而是一开始即与新兴的无产阶级作对，遂与反动势力联合一致的。日本现在的政治组织，便是这样的资本主义与超然国家主义的混血儿；它的社会基础，便是资本家的阶级与封建的官僚的阶级。
  日本社会进化的这种形势，自然反映到它的教育上面。一方，私学派对官学派封建主义的斗争渐次销沉，渐次国家主义化、官僚化，而丧失了它们在反对地位上所曾有的文化史的意义；他方，官学派为适应时势的要求，也不能尽是超然的官僚国家主义的教育，在经济政治等各方面也多少采用了资本主义的见地，即在思想上，官学也是私学化了。
  因官学的私学化，私学的官学化，遂使向来虽然微弱而终于活动的在日本学校教育领域内的阶级斗争，不得不宣告停止。现在的官学、私学，已皆为支配阶级所独占的教育机关；要找一个站在和从前一样的根本立场上，对支配教育而立于斗争地位的有力教育机关，再也没有了。失去了阶级斗争推进、刺激的教育界，怎能不陷于沉滞的状态？学生们在这种样的学校中，因不能获得有意味的可作为正确认识的社会理想，仅在咖啡店鬼混、竟技、游艺、鼓励与军国主义宣传之中，获得“廉价”的兴奋，然而又因功课呆板、试验严格，不能不过单调而倦怠的生活，故思打破这般现状的，已经很多。同时立在有产阶级立场上所授的社会科学如法律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在能确认现社会诸现象而用科学法则理解的人看来，也是认识不彻底的。故日本的教育已到了“山穷水尽”的一境，非另辟新路，便无由脱出这个停滞状态。这条新路，不是官学的教育机关所能代表，也不是已经官学化了的私学的教育机关所能代表；却正相反，这个代表新见地的新运动，要发生于公的教育机关之外，或者仅能发生于散在各学校内的少数教授和学生之间。现在在实际上，这两种情形也已开始出现了：前者即是独立无产阶级教育运动，后者即是学生社会科学运动。
  （附注：本文根据森户辰男的《社会科学运动之犯罪性与文化史的意义》）
  一九二七年于京都
  原载1928年2月20日《教育杂志》第20卷第2号

①本篇署名：祝康。 ①“萨”即萨摩，“长”即长洲，是当时日本拥有实权的两大强藩。 ①福泽谕吉（1834—1901） 日本教育家。创办庆应义塾，发刊《时事新报》，介绍西洋文明，著作有《西洋事情》、《福翁自传》。 ②新岛農（1843—1890） 日本教育家，基督教徒。创办京都同志社大学。著有《新岛襄书简》等。 ③大限重信（1838—1922） 日本政治家，曾任大藏卿、外相，1887年和1914年曾两度组阁。创办早稻田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