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日本教育之最近概况①
  ——日本教育论之二
  我在“日本教育论之一”中，已讲过日本政府教育政策的由来与作用，想来读者已可窥见日本国家教育特性的一般了。现在再就近二年来实际方面的教育事业，述为此篇，以供关心日本最近教育状况者的参考。
  一 教育行政机关
  日本国家权力的中枢机关——行政机关是这样的：在绝对专制的各机关（即元老、枢密院、帷幄上奏机关，为现代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所无的专制主义的遗制）之下，有一中央政府，即所谓内阁，为由各部各大臣所组织之合议制的官厅，分别执行国家的政府的事务。它的“管理内务行政中关于教育学艺及宗教事务”者，为文部大臣（即教育总长）；它和别的国务大臣一样，一面是内阁的一员，同时又是单独制的官厅，担任教育一部分的事务；并有指挥、监督下级行政官厅的权限。
  文部省（教育部）目下内部的组织，于大臣官房之外，分为专门学务、普通学务、实业学务、图书、宗教五局。
  大臣官房分置秘书、文书、会计、建筑、学校卫生各课，其职权为：（1）关于公立学校职员事项；（2）关于建筑修理事项；（3）关于博览会事项；（4）关于褒赏事项；（5）关于学校卫生事项。
  专门学务局分置学务课、学术课。其职掌为：（1）关于大学及高等学校事项；（2）关于专门学校事项；（3）关于类似以上学校之各种学校事项；（4）关于在外研究员海外派遣事项；（5）关于传染病研究所事项；（6）关于天文台、气象台、测候所及纬度观测所事项；（7）关于学术、技艺奖励及调查事项；（8）关于测地学委员会、震灾预防调查会及理学文书目录调查会事项；（9）关于帝国学士院及帝国美术院事项；（10）关于学术研究会议及其他学术会事项；（11）关于学位及类此之称号事项；（12）关于医生试验、齿科医生试验及药剂师试验事项。
  普通学务局分置学务课、庶务课、社会教育课。其职掌为：（1）关于师范教育事项；（2）关于中学校事项；（3）关于小学校及幼稚园事项；（4）关于高等女学校事项；（5）关于盲哑学校事项；（6）关于类似以上学校之各种学校事项；（7）关于社会教育事项；（8）关于教育会事项；（9）关于学龄儿童就学事项；（10）关于图书馆及博物馆事项。其中，（7）项所设社会教育事项，包括青少年团及处女会、青年训练所、成人教育、特殊教育、民众娱乐及图书审定等等。现有特设社会教育局的计划，想因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与劳动运动有快速度的发展，不得不设法对抗之故。
  实业学务局分置工业及补习教育课、农业教育课、商业教育课。其职掌为：（1）关于工业学校事项；（2）关于农业学校事项；（3）关于商业学校事项；（4）关于商船事项；（5）关于水产学校及其他实施实业教育之学校事项；（6）关于实业补习学校事项；（7）关于类似以上学校之各种学校事项；（8）关于实业教育费国库补
  助事项；（9）关于实业学校教员养成事项。
  宗教局分置宗务课、古社寺保存课。其职掌为：（1）关于神佛各派、寺院、供宗教用堂宇及其他宗教事项；（2）关于古社寺保存事项；（3）关于僧侣及教师事项。
  图书局分置编修课、发行课。其职掌为：（1）关于教科用图书之编辑及发行事项；（2）关于教科用图书之调查、检定及认可事项；（3）关于国语之调查事项。
  除上述各局以外，属于文部大臣监督或管理之下的，尚有他种机关，分述如下：
  教员检定委员会——掌理关于教育检定之事务。
  测地学委员会——掌理关于万国测地学协会之事务及研究关于测地学之事项。
  教科书调查会——备文部大臣之咨询，调查小学校之教科用图书。
  临时国语调查会——调查关于普通使用之国语事项。
  学校卫生调查会——备文部大臣之咨询，调查关于学校卫生之事项。
  震灾预防调查会——研究关于震灾预防之事项，并讨论实施方法。
  维新史料编纂会——掌理维新史料之汇集。
  医生试验委员——掌理关于医生试验事项。
  齿科医生试验委员——掌理关于齿科医生试验事项。
  药剂师试验委员——掌理关于药剂师试验事项。
  帝国美术院——以裨益美术之发达为目的，备文部大臣之咨询，条陈关于美术之意见。
  学术研究会——以谋科学及其应用上研究之联络与统一，促进奖励其研究为目的。
  气象台——研究关于气象事项，管理气象事业。
  东京博物馆——汇集陈列关于自然科学及其应用之为社会教育上所必要之物品，藉供公众之观览。
  纬度观测所——掌理关于纬度变化之观测计算及研究之事务。
  体育研究所——掌理关于体育之调查研究及指导教授。
  以上所述，为中央政府的教育机关——即文部省。此外，各府、县行政官厅内，设有学务课，分置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各系，掌理当地的教育行政，然须受文部省之指挥、监督。
  日本国家政治机关的特色，是一切统括在专制的中央权力之下。所谓地方自治，也已为中央集权所侵占；号称自治机关的“府县会”，实际无异为专制的政治机构之一环。故日本的教育行政，也就成为中央权力之一机构，这里边是绝无“民主化”的意味的。
  二 最近的教育界
  教育事业，自身根本是不能独立的，是须受政治环境的规定的。目下在日本国家方面，政府是厉行官僚的中央集权，务求有以巩固自己的支配权；但在民众方面，为最实际不过的生活问题所逼迫，在势也不免自己的有和政府政策相反的举动。日本的教育界，当然也要发现此种现象的。我们且就一九二六年（大正十五年）以来的教育实际看一看：
  （一）所谓教育问题之政治化。在日本专制主义政治拥护者的教育家，颇重视这个所谓教育问题之政治化。它的意味是：教育问题当渐次成为政治上之问题，即当由教育者之手移于政治家之手。以为无论那种的教育运动，若不使之成为政治问题，是不彻底的；无论那种的教育运动，若单靠教育者，而一般民众不来参加，是不能达到预期之目的的。所以所谓教育问题之政治化、教育运动之民众化，算是日本教育界多年来之二大目标。他似以大正十四年（一九二五年）十月“政友会”发表《教育革新案》、“政友本党”发表《农村教育案》，又以大正十五年帝国议会中提出市乡义务教育费国库负担增加三千万元（原为四千万元）之问题，视为这二大目标已渐实现，而表示深切的注意与愉快的气分〔氛〕。实则他们不知道：教育本是和政治有因缘的。从有历史以来，哪有脱离政治而独立不羁的教育？到了现在，——世界资本主义趋于没落期的现在，即在统治阶级的学者，也感觉到“欺蒙”之不可靠，还不如赤裸裸的硬干之为好；于是也不客气的要明说教育之政治化，要力求教育之政治化了。日本教育界最近教育之政治化运动，其根原在此；而其意味则有二点：其一，日本官僚的专制的教育，从资本家阶级的眼光看来，也未免时代落后；他们想把教育化为资本主义的，用教育机会均等、教育内容趋重实际的手段，养成能独创自发而有效率的劳动者；所以他们利用民众对于由社会与教育间隔阂所生的反感，提出刷新教育制度的重要政策——如“民政党”所提出之“小学教员薪水全部由国库负担”，“政友会”所提出之“试验制度改正、大学卒业特权废止、夜间中学设置”等等，——以期扫除教育上之封建的专制的要素。这一点，也可说是教育资本主义化之进步的半面；但是另一半面——反动的半面的意味也不容忽视。原来日本资本家阶级现在感觉到可恐怖的竞争者，已经不是封建的军阀、官僚，而是新兴的无产阶级；他们为想隐匿阶级对立的事实与确立阶级支配的权威，遂不得不从国民教育与大学教育上做一番认真的工夫。这当是他们重视教育政治化之由来，而如压迫社会科学运动、实施军事训练等等，便是这一后半面的具体表现。
  （二）所谓学校骚动（学生罢课风潮）。年来，日本各级学校发生风潮者，常不绝于记载。兹举数例如下：
  松山高校风潮——大正十五年十一月，松山高等学校校长对学生施行严酷的压迫，限制自由的校风，学生遂起而罢课，主张驱逐校长，相持至十余日之久。
  早大风潮——十六年一月间，早稻田大学教授大山郁夫因任劳农党中央执行委员长，辞去教授、讲师各职；然学生及校友以大山的辞职为由于理事会一派之阴谋，由于学校当局无视教授加入政党自由之原则，遂开始反对当局的运动。至二月十九日，学校当局突然开除九名学生的学籍。二十三日，更对与此运动有关的第一、第二高等学院学生二十三名予以退学、停学、谴责等的处分。三月二十七日，又对大学经济部、专门部、政治经济部、第二高等学院政治经济部等学生十五名予以停学处分。
  仙台二高风潮——该校寄宿舍生向学校当局提出种种改善意见，未蒙校长容纳，遂于十六年六月十五日召集紧急学生大会，规定“校长滥施压迫，无视人格，束缚自由，⋯⋯促校长自决”的决议文，交给校长。校长没有明确的答复，遂于十六日起，学生八百名全体罢课。教育次长对此事件竟说：“左倾运动之手伸进来了”的话，于是事态愈趋纠纷，赞助学生的先辈也不以教育部与学校方面之高压手段为然，散发对教育次长的辩驳书于全市。到了二十三日，校长提出辞职书，才算妥协解决。
  木崎小学校风潮——新泻县北蒲原郡木崎村的农民，因佣农风潮频发，视公立小学校为资本主义的教育机关，非加以排斥不可，遂令所有儿童一律脱离公立小学，另设一无产农民小学校。于是被当代教育家目为“圣朝不祥事件”。可以不照《小学校令》而施行教育，实为教育行政上之问题。到九月底，遂被解散。
  明大风潮——明治大学于十六年七月间，解散学生社会科学研究会，对于学生集会与团体组织，又加以极端的压迫，故学生已经感到不满；又以学校当局对于政治经济学部独立基金、图书馆费、纪念馆建设费等等，有非常暖昧使用的事实，遂举代表要求理事会发还基金、改正课目、废止合并教授等。但不得答复，且将学生代表开除，于是在十一月初开全校学生大会，准备作反对专制的理事会运动。
  九州帝大风潮——九州帝国大学法文学部某教授与其他教授四人，计划驱逐进步的教授木村龟二：，提出意见书给帝大总长，总长即携赴东京，与教育部商议。学生方面当作“自治确立”的运动，绝对反对教育部之干涉教授任免，并拥护木村教授。此事至今犹未解决。
  东京帝大学生运动——本年十一月七日，日本全国学生大众在“支持中国革命运动”、“废止殖民地暴压政治”、“与帝国主义战争之危机作战”等口号之下，在各地举行纪念演说会、茶话会、研究会等，东京帝大由“新人会”等诸团体发起，开一“中国革命讲演会”。当日早上，即有本富士警署的侦探将散发传单的学生拘捕。开讲演会时，学生大众听了这个报告，愤激异常，即开学生大会，决议：（一）立刻释放被拘之人；（二）要求本富士长谢罪；（三）要求本校学生监共同抗议。于是先将业已躲避的学生监接回，在校内举行示威；继赴本富士署，选出代表十人与学生监同往与署长谈判。经学生大众的抗议，卒将被拘者释放出来。学生等更以学校行政之反动、与专制势力相互勾结，遂以非进一步提出抗议不可。于是在八日又开报告演说会，喊出“反对不法逮捕！
  拥护学校内的自由！获得社会科学研究宣传、研究会组织的自由！”等口号，决为获得学校内自治权的运动。
  此外，如新泻县村上中学校长勒令数名教谕退职，学生反对，于是夜间袭校长室，加以欧打；千叶县大多喜中学学生也为反对学校教育方针，将校长、主席等殴打；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生为校长撤换生徒监，起作反对运动；十一月四日，北海道帝国大学的读书会举行茶话会，当局竟受警察的命令而解散之，学生即向学校提抗议，决为“学内自治”而行动；又如九州齿科医专、鹿儿岛实业学校，皆正在近日为反对校长而罢课；京都关西大学学生，也为反对理事，向学校严重交涉；其他所谓“骚动”事件，当还不少。但不多述了。
  在日本的教育者看来，也许以为这种“学校骚动”是由一部分学生的煽动所引起；或者竟如教育次长所说，是“左倾运动之手伸进来了所激发；但实际的性质，这种风潮，并不关于意识与否，只是一种对于压迫而谋自己解放的运动。也可以说是一种被压迫者对于压迫者之政治的斗争。
  （三）学生社会科学事件。这事件是从大正十四年十月初拘禁京都帝国大学及“同志社”的社会科学研究会员数人发端，以后扩大为搜查全国大学、高等专门各校多数学生的事件，故也称为“京大学生事件”或“全国的学生大检举事件”，是一唤起日本社会一般人士的轻信、惊骇、战栗与愤激的事件。据当时新闻纸的语调看来（此事件发生后，日本当局禁止各报揭载。直至大正十五年九月十四日，始许“解禁”），由这事件暴露了“以京大为中心而涉及全国的学生共产主义联盟”之存在；他们（指学生）“藉名思想研究，而立恐怖计划”，“引用俄罗斯之政治组织，以期共产政治之实现”；他们“企图加大变革于日本帝国之根本的组织，且从根底推翻经济组织，同时颠覆私有财产制度，建设共产主义社会，以这个信念为目标而进行运动”；他们“选定关西地方为日本帝国之经济文化中心”；他们“在事务所开秘密会议，议决着手为新社会实现的实际行动”；又说了许多“手枪”、“变装”、“国禁书之秘密输入”、“秘密出版物”等等赤色可怕的话；知道这些情形的“官宪”，遂“为国家的缘故而以泪”去搜检他们，同时押收了“货车三辆的证据文书”与隐藏的“手枪一支、子弹数发”。参与此“大阴谋”者凡三十八人；所谓为“对于全国三十万学生与无产阶级组织的普及革命思想”，在“印刷上宣传寄递”的秘密出版物，乃有四十部——仅此三十八名研究会员的人数多了“二”！结果怎样呢？这“忘本分而一味盲动的学生”三十八名，即以《治安维持法》违反、《出版法》违反及“不敬罪”被起诉。至十五年九月中预审。审理之结果，全部判决有罪。至十六年五月四日以来，约经二度的京都地方裁判所开庭审理，判决禁锢一年者四名，十月者十二名，八月者二十一名（余一人因病缺席除外）。但被告等都不服此判决，当即提出控诉。本定十六年十一月间开审，现又展期至次年二月间。
  此事件自十六年九月十五日官厅对新闻纸记载“解禁”以后，一般的论评都可怜青年之血气过，误责学校教师之不尽责——当时东西两“帝大”总长、神户高商、大阪外语两校长等曾受谴责；然实际上，所谓“大阴谋”者并无此事——原本无此计划。不然，何以延长到九个多月的“大检举”，竟除“手枪一支、子弹数发、出版物四十部”以外，再也找不出凭证来呢？而学生之从事社会科学研究，自有它的社会的理由（容在另篇再为详述）。此社会科学运动的主体，是社会科学研究会。在日本教育当局于前年下解散命令以前，差不多在全国各高级学校中已有三千的会员，实为日本的一大文化运动。这次所谓学生事件，表面上虽仅以学生违反《维持治安法》罪名被告；然骨子里，当然是和这个思想运动有关联的。故这一事件，不独关于被告的少数学生，实际乃是对社会科学全运动而下威吓、而加弹压。
  （四）师范学校专攻科的设置。于全国各师范学校设置专攻科一事，在日本的官僚教育家看来，也算日本教育上最重要的设施。自大正十五年度议会通过师范教育扩张补助费四百五十万圆以后，即将一部分经费，实行设置专攻科；全国男女师范学校各设一级，共计一百学级，经常费八十五万圆，教室建筑费七十九万五千圆，研究设备费十一万二千二百圆，合计一百七十五万七千二百圆。专攻科的学科为：“必修科目”——修身（二小时）；哲学科（三小时）；教育（四小时）；农业或商业（五小时，限于男子）；家事与裁缝（五小时，限于女子）；体操（二小时）；选科（共八小时至十二小时）。“选科”——英语（四小时）；历史及地理（四小时）；数学（四小时）；博物（四小时）；物理及化学（四小时）；图画及手工（四小时）；音乐（四小时）。在以上各科中任选二三科。故由学科上观之，名为专攻科，实是本科的延长。因适任的教师难得其人，勉强以本科上级教师充数；又因投考者少，预定一百所学校收容三千一百八十人，结果仅得二千五百八十四人，故专攻科的效能实不见佳，以是颇引起外界的恶评。
  （五）《幼稚园令》的制定。以前关于幼稚园事项，仅在《小学校令》及其施行规则中附记，并不当作独立的一个教育阶段。自大正十五年四月，经教育部的制定与文政审议会的通过，遂公布了新的《幼稚园令》。从此，幼稚园不复成为小学校的附属物了。其要旨有二：（1）规定保姆的资格与小学校本科正教员相等；一切待遇，也和小学校教员一样。（2）设置托儿所，是专为劳动者的子女设的，父母出去做工，可把他们的孩子寄到那里去；这在有产者社会，是促进劳动效率的一个好法子。
  （六）高等小学校的改革。大正十五年四月，发布《幼稚园令》之后，续行公布《高等小学校令》的“改正”，其要点有三：（1）改正的目的——从教育部指示各地方长官的《改正要旨》中，说明近来入学于高等小学者，年有增加；据最近统计，其比率实已达于百分之五十五。要是今后能改善制度，必可使入学者更多，实际就是延长义务教育，而且获得有用的教育。（2）奖励实业科——这就是日本教育总长所谓“为更适切的改善”；把从来所缺的实业科列为必修科，斟酌各地方的状况，设置农业、商业、工业、水产等之一科或数科，使学生必修其中的一科目；此外更把珠算、图画、手工（男生）、裁缝家事（女生）也都作为必修科；在手工科中，还须授简单程度的手艺。要之，在使今日高等小学校的教育，得更适切于实际的生活。从我们看来，这种设施，当然是跟了日本资产阶级需要增进劳动能率而发生的，故可视为日本教育愈加资本主义化的一种例子。（3）教科担任制——从前日本高等小学与寻常小学一样，以一教员担任一年级为常例。今此之改制，则有教科担任的意味。故除设置与学级数相等之本科正教员以外，尚须设置因教科目、教授时数及儿童人数的必要而生的本科正教员或专科正教员。又为谋教授训育之彻底计，从来的二部教授制，除寻常小学（初小）可以设置外，在高等小学校便绝对不许。
  上述师范专攻科之设置，与高等小学校之改正大有关系。因今后在高小中，以实业科为必修课，又改用教科担任制；这种师范的培养，即靠专攻科。所以师范专攻科除公共必修科以外，又有选修科，即预备毕业后分别担任各科或理科用的。
  （七）青年训练所的设置。这也是去年（即大正十五年）新设的事业。自第五十一议会通过一百万圆的青年训练所补助费以后，即陆续由教育部公布《青年训练所令》、《青年训练所规程》、《青年训练所之要旨》及实施上之注意事项于各地方长官。从七月一日起，全国一致实施。关于这事件的意义、作用，因为说来颇长，容在另一篇《日本国家的青年教育政策》中述之，此刻只就关于训练所的大要记述如下。不过读者要知道，这又是日本绝对专制主义下的一种产物，而在作用上更较其他青年教育来得深刻罢了。
  训练之目的——他们的教育总长这样说明：“锻炼青年之心身、涵养健全国民、善良公民之资质，在我国内外之情势上，颇觉切要。然目下青年教养之设施，虽是与年俱进，终嫌尚未充分。这就是今次定青年训练之制度，以期对一般青年行适切的训练之由来。而且这个训练的结果，因对于服兵役者短缩在营的年限，故所及于国家产业发达的效果，当亦颇大。”
  训练之期间与年龄——青年训练所期间四年，从十六岁至二十岁，以在上一年之十一月三十日，已达十六岁以上而十七岁未满者，于每年之一月入所。但因特别情形，虽在十七岁以上者也得入所。又，一月以后中途入所，亦可许可。
  训练时数及其时期——青年训练所训练时数在四年间共八百小时，即修身及公民科一百小时，教练四百小时，普通学科二百小时，职业科一百小时。以业务的余暇授课。
  训练所之设置、组织及其所管——训练所由市町村任意设施，在雇用多数青年之工场、矿山、商店等，经地方长官之认可，也得设置。训练所设主事及指导员。主事由小学校长或实业补助学校校长等任之，指导员由小学校教员或在乡军人任之。
  训练所以合设在小学校或实业补习学校为常例。其所管，在教育部属于社会教育课；在各地方厅，也由社会教育课的职员任之。
  以上为青年训练所组织与内容的大要。成绩优良者，经过陆军查阅官的查阅，可以缩短在营期限至六个月。这算是对于受训练者的特典。然而它的“诡计”也就在此。
  实施后的成绩——据日本教育部社会教育课之调查，在十五年七月一日，全国已达入训练所年龄之青年，共有一百五十万人，其中有一百另四万人已入训练所。全国各市町村没有一处不设训练所，而在都市，且有设置二所以上者。例如名古屋市，有八十二所；东京市有二十二所。全国总计当有一万四千所。出席情形，据说农村甚好，平均约占百分之九十；都会则仅有百分之六十或七十光景。经费除教育部补助一百万圆外，全由市町村支出，全国总计约有四百万圆。但是即在日本的官僚教育家，也发生一个“究有什么用啊”的疑问与感叹；至于为此而加重四百万圆负担的市乡民众，不待说，自然是处于非怨恨也只好忍苦的境地的。
  （八）关于学校的新训令。日本教育部于大正十五年十二月七日发出关于学校清洁方法的训令，指示各地方长官。原来关于学校卫生的取缔，一向是根据明治三十年的规定，到现在经过三十多年，有许多不适用处。日本教育部特先事调查，作成改正案，提出学校卫生技师会议，然后正式公布。这次改正最重要之点，在留意于清洁保持与校址选定、校舍建筑等设备上的事项，特别注意到尘埃的发生与污染的防止，求其根本可以消灭之法。但财政已露破绽的日本政府，怕没有多的钱来实行这个训令。
  （九）《大学令》及《师范教育令》的改正。我在《日本教育论之一》中曾经说到文政审议会这个《支配文化》的机关；本段中述《幼稚园令》之制定、《高等小学校令》之改正及青年训练所之设置，便都是先由日本教育部作为咨问案而提出于文政审议会，经其议决而后公布实施的。此外尚有颇重要的二个咨问案，也由文政审议会加以可决者：一是《大学令改正案》；一是《师范教育令改正案》。
  现行《大学令》，以官立大学为原则，对于地方，仅仅道府县有设立权。今因都市日趋发达，有设立大学的必要，故这次改正案，也承认都市有设立大学权。
  现行《师范教育令》第一条规定：“以上学校（师范学校、高等师范学校）必须涵养顺良、信爱、威重之德性。”现在改为：“师范学校及高等师范学校，应陶冶教育者之人格，特别注意于国家思想之涵养。”这一种改正，在日本教育者说是“现代向〔化〕”；在我们说，便是“资本主义化”。
  （一〇）各教育团体的活动。义务教育延长运动——日本全国联合教育会，常任委员等曾于去年与当局及各方面要人接洽，对此问题有所进行；又与文政审议会委员联络，提出建议案；但迄今尚无定论。
  女子高等教育促进运动——日本女子教育振兴委员会曾邀集与女子教育有关的全国各教育会，于十六年二月间在东京开大会，谋促进女子高等教育，并发表声明书，主张创设女子高等教育机关，实行各官立高等专门学校之男女同学。但日本政府对此似不大注意。
  育英事业关系者大会——这是补助成绩优秀学生进受高等教育的一种事业。据日本教育部调查（大正十二年三月），从事育英事业之团体，共有五百十八，资金总计一千九百四十八万七千三百六十四圆，所补助学生毕业于各级学校者有一万一千七百五十五人。去年曾集全国从事育英事业者开一次大会，决定将全国育英事业组织起来，从事于相互的连络、协力、研究等事项；其组织与实施方法，委托帝国教育会办理。
  其他团体集会之主要者有：全国艺术教育大会、全国女教员大会、全国幼稚园大会、全国小学教员大会、全国师范学校校长会议、全国师范农业科协议会、全国师范附属主事会议、中等初等教育联合研究大会、全国音乐教育大会等。
  （一一）竞技运动全盛时期。日本对于体育运动，可说是十二分的注意了。各种选手权竞技会，有全国的，有地方的，有两团体间对抗的，有综合竞技的，诚有五花八门之观。政府及资产阶级方面，固用种种方法来鼓励青年学生拚命运动；即一般人士也是非常关心；看新闻纸上关于运动事项记载之多与宣传之努力，便可知道（另详《体育运动统计》。最近十一月三日起在东京奉行的明治神宫竞技大会开幕时，日本田中首相的祝辞中，说体育的第一义，在“品性之陶冶”。内务大臣铃木氏说：“在国民精神之振作”。教育大臣水野氏说：“在精神之修养”。我们不知道，由这种竞技运动所能培养出来的“品性”和“精神”，究竟是什么模样；但我们敢说，日本政府所以要这样提倡运动的本意，实在有二种：一是消极的作用，在使青年学生没有工夫去思想；一是积极的作用，在引入青年学生于某种一定的思想型中（实在，不叫他们思想，也便是思想支配的一种方法）。在以资本家势力的结合为特征的现代日本政治下，发生竞技运动全盛的现象，原不是偶然的。
  关于神宫竞技，从前是每年十一月三日举行；全国学生参加。在若槻内阁时代，改为三年一度；后因引起全国教育界反对，决定学生竞技隔年举行，期改七月三十日；青年团及其他，仍每年十一月三日举行。但十六年田中内阁成立，水野教长虽许专门学校学生隔年参加神宫竞技，却禁止中等学生参加。最近这次举行的神宫竞技，曾因有中学生参加之故，正在查办中。
  又，对于中学生，一方面限制他们参加神宫竞技，他方面又限制运动选举标准。十五年十一月，曾由教育部召集中等学校课外指导协议会，决定适当的运动种类，又规定运动选手资格如下：（1）品性操行无缺点者；（2）勤勉用功，在前学期的学业成绩，各科在六十点以上，平均在七十分以上者；（3）在前学期末未留级又未请假者；（4）身体健康而有校医的证明者。
  （一二）“大日本联合女子青年团”的成立。由日本内务部与教育部的协议，为彻底的统一的支配全国女青年计，特把全国一百五十万人的处女会员，结合为一个“大日本女子青年团”。十六年十月初旬在东京日本青年会馆举行“发团式”，到全国代表及会员五百余人。它的纲领是：“注重体育”、“增进健康”、“养成公共的精神”、“贡献社会的幸福”等一类“新时代精神”的话；但政府虽似郑重其事地干，而民众对于这种“官制女子青年团”是大反对的。
  （一三）学校卒业生的就职难。据日本内务部之调查（去年十一月发表），大正十五年度全国官公私立大学、专门学校毕业生，共一万五千一百五十一人，其中就职者八千九百九十五人（百分之五十九），未就职者三千七百七十三（百分之二十四），自己营业者八百九十人（百分之五另八），因入学于上级学校而未就职者一千五百二十九人（百分之十一）。这比大正十四年度就职者百分之六十五比较起来，已经低下了。又就学校种类方面看，高师、理科、工科、医科的需要较多，法科、经济科、文科的需要较少。（但据最近调查，未得职业者，在中等程度实业学校占百分之十三，在高等专门学校占百分之二十一，在大学占百分之四十。——见本年十一月十八日大阪《朝日新闻》社说《高等教育之刷新》文中。）
  按：知识阶级的就职问题、失业问题，在日本为重大社会问题之一，政府方面虽设有职业介绍所，但无补于实际。为世界资本主义之一环的现代日本，固已属于帝国主义的时代；但在日本有与欧洲先进国异者，在其资本主义发达虽较迟，而与世界资本主义之没落，却同其流。既有这种特殊的发展，故在意识过程上，不能完全实行宗教的批判；在政治过程上，不能充分获得资产阶级的民权，而封建的遗制反保存了不少。日本民众从这种特殊性里，遂受着帝国主义的反动的压迫与不完全发达的国家过程的压迫；在这两重压迫之下，于是遂发生了知识阶级之失业问题与就职难了。
  （一四）官立大学入学难。以前日本的入学难，以发生于中学校者为多；但现在官立大学也有此种现象发生。从来高等学校的毕业生，皆能入于官立大学。但昭和二年度（即去年），大学对于高等学校毕业生之收容额已经非常减少：对于文科毕业生二三四〇名，收容三五〇；对于理科毕业生二二四一名，收容九四。昭和三年度，对于文科二四一〇名，收容四二〇；对于理科二三〇七名，收容一六〇。今后若不添设大学，此问题将愈难解决；但财政已露破绽的日本政府，是没有力量添设大学的。
  （一五）最近教育部的新事业计划。就最近（十一月）日本内阁所通过明年预算案中，关于教育方面新事业要求之主要者，有以下数项：
  教育基金一千万圆的填补——这个一千万教育基金，是当中日战争时，日本政府以战争得胜为由于国民教育之普及，故将赔偿金之一部，作成特别会计，以所生利息分配于各府县。以后日俄战争时，把这笔基金用为年〔军〕费；到现在才把它复活过来。在基金所生利息中，以三十三万作师范学校校长薪水；约二十五万圆作普通教育奖励费，分配于各府县。
  实业补习教育补助金增加二百五十六万圆，青年训练补助金增加一百万圆——这些增加，名为实现教育机会均等；实乃准备军事的国家总动员。
  补助私立学校——私立大学年得二万五千圆之补助费，但仅有“同志社”与慈惠医科大学二校；私立中学所得补助金，限于私立中等学校协会之恩给财团补助金十八万七千圆；若欲以此解决入学难之问题，恐不容易。
  社会政策的教育设施——学龄儿童就学奖励费共五十万圆，是对于全国二十五万人之贫困儿童，给与教科书、学用品、衣服、食粮，使之完成义务教育用的；其他有盲哑教育补助金、劳动者教育奖励费。这后一项在日本还是很新的事业，当此劳动运动迅速发展之际，日本政府忽然有此计划，是极值得注意的。
  万国运动大会选手派遗费——规定至八万之多，是日本的运动界方面硬逼出来的。
  关于日本最近教育界的事业，大要叙述如上。惟尚有几句话须补说者，即现在日本的内阁，是以saber①出名的田中内阁；现在的教育总长水野炼太郎，十五年六月才就职，在日本向有“大臣业者”的称号，他的阅历确不劣于以前的“文相”，尤其是他的官僚的头脑，恐怕还要胜过别人；因此他究能对于教育之革新有怎样的贡献，是为日本各方面人士所怀疑的。
  三 各政党的教育政策
  日本最近一年来的教育界，诚有如某新闻记者所说，极引起社会的注意，可算一个特点。从前讲教育者，差不多限于教育专门的杂志，一般的新闻杂志是不大注意的；即有所议论，大抵也限于制度上的形式方面。但二三年来，新闻杂志论教育的文字渐多，而且涉于种种的内容。在一般社会之议论谈话中，也把教育作为有力的一个题目。这些现象，在最近一年来表现得尤为明显。即如各政党，也必将教育一项，列入政策中，讲究种种改善的方法；政治家自然也要对教育发见什么政见了。此刻且把日本各政党的教育政策录述如下，也可作各政党政策比较观。
  政友会——（1）打破划一主义；（2）延长义务教育年限；（3）增加义务教育费国库负担额；（4）并普改善公民教育与产业教育；（5）废止学校毕业生的特权，（6）教育制度之法律化；（7）增设女子高等教育。
  民政党——（1）德性涵养与独创、个性、启发等教育内容之刷新，教育之实际化；（2）教育机会均等方针之扩充；（3）义务教育费国库负担之增加。
  革新党——（1）义务教育费全部国库负担；（2）打破划一主义；（三）官学与私学之平等待遇；（4）生活与教育之调和。
  日本农民党——地方教育之民众本位化。
  社会民众党——（1）义务教育费全部公费之彻底；（2）中等学校公费制之实行；（3）劳动学校及农村学校由公费支给；（4）职业补习教育机关之完成；（5）简易图书馆之增设。
  日本劳农党——（1）学用品之免费借用；（2）免费供食之实施；（3）实业补习教育之扩充；（4）地方图书馆之扩充，巡回文库之设置；（5）对于无产阶级娱乐机关之扩充。
  劳动农民党——（1）一切教育机关，排除中央之专制的支配，获得完全之自治权；一切教育机关之管理，有学生代表参加；（2）教育机关之彻底的门户解放，与对一般民众教育机会完全均等之要求；（3）甲、师范学校、中学校、女学校、商业学校、工业学校、农业学校等之管理（教科目、授课时间、假日等之决定），有学生代表参加；乙、废止强制的寄宿制度，改善寄宿舍设备，由公家负担经费，寄宿生有完全自治权；丙、充实公立图书馆、博物馆，其管理由一般民众参加；丁、青年团、在乡军人团、青年训练所、处女会、妇人会、补习学校等完全自主化；戊、教师、学生有加入政党之自由（废止政党加入自由等之限制）。其他尚有一切教育机关皆公立；在义务教育期内学用品、暖辨当（热的饭）等一切义务教育费全由国库负担；义务教育年限延长至八年；改善教员待遇，全由国库负担；废止教员之义务年限；废止视学官，校长由教员、学生代表公选；彻底的弹劾对水平社同人（是日本千余年来受压迫的特殊部落民）子弟之差别待遇；将军事教练费拨充为增设充实教育机关之用；废止试验制度等要求。
  此外尚有“实业同志会”，因没有这样重要性的教育政策，故从略。
  关于日本教育界的统计，容在另篇述之。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日于京都
  上文写毕后，接着新闻纸上载着不少新的关于教育的事件，兹特择其重要者，译录如下，藉见顶近顶近的日本教育事业的一斑。
  全国教育家的教育革新主张 日本“帝国联合教育会”最近为帝国议会行将召集（按：定十二月二十四日）、唤起教育界之舆论起见，特拟招集全国各府县教育会、师范学校同窗会、关东地方教员等二千名之教育界代表，讨论为目下国民教育上重大问题之义务教育年限延长、实业补习教育振兴及国民教育体系与师范教育改善各件，以期其实现。
  《国民教育体系调查案》共有十项：（1）国民教育为有使国民全体受教育之目的而设施的教育，故当以国家负主要的经营之责，地方自治团体则赞助之；（2）分国民教育为国民学校、国民中学校、国民高等学校及国民大学之四段；（3）国民学校为自满六岁至十二岁之六年；（4）国民中学校为自满十二岁至十四岁或十五岁之二年或三年；（5）国民高等学校为自满十四岁或十五岁至二十岁之五年或六年；（6）国民大学为满二十岁以上。（7）前三段当渐次成为义务制度，国家当强制国民就学；目下暂以满十四岁之八年间为义务教育；（8）国民高等学校于从事职业外，兼授以关于该项职业之理论与实际的指导，又当与以公民所必要的知识及训练。（9）国民大学为精深的学理与实地之研究，使国民得自由听讲，并得利用图书馆及各种试验场、陈列馆。（10）以上国民教育之体系为国家重要之教育设施，故当以国家主力从事于此。
  《师范教育改善制度案》共有九项：（1）师范教育在师范大学及师范学校行之；（2）师范大学定为三年，课程及其他一切，与根据《大学令》之大学同等；（3）师范学校定为三年，分文科、理科，但得置三年之预科；又，在师范学校设专攻科及教员讲习科；（4）入学于师范大学者，应为师范学校毕业者，高等学校、高等女学校高等科毕业者，或与之有同等学力者；（5）入学于师范学校者，
  应为预科毕业者，中学校、高等女学校之四年修了者，或与之有同等学力者；入学于预科者，应为二年之高等小学校毕业者，或与之有同等学力者；（6）师范大学毕业者，得有高等学校、师范学校、中学校、高等女学校，或与之同程度学校教员之资格；（7）师范学校毕业者得有小学校教员之资格；但在师范学校毕业生中，因成绩优良，得与以中学校、高等女学校或与之同程度学校教员之资格；（8）师范大学及师范学校可以官立、道府县立、市立；（九）师范大学及师范学校之职员薪水，全由国库负担（附决议）；现在之男女高等师范学校，根据前项关于师范教育之制度，应改造为师范大学，速期其实现。
  现该会定十一月二十七、八两日在东京开临时国民教育大会；以上各问题目下固难即刻实现，但预备等到明年十一月，为日本昭和登位大典纪念，在京都举行全国教育者大会时，定将作一大规模的运动。按：《国民教育体系案》中，主张大学开放，将高等学校亦成为义务教育制这两点，确是进步的教育主张；但是否能在现政治制度下实现这种主张，确是个问题。
  试验制度的改正 日本的入学升级试验制度，已经多年来成为最苦恼学生与教育界的问题（有“试验地狱”之称）。最近日本教育部已将高等学校、实业专门学校、中等学校之入学试验制度改正；并将《高等学校规定》、《中学校令施行规则》、《高等女学校令施行规则》改正。此项改正规则于十一月二十二日由官报公布，同时由教育总、次长对地方长官发出训令。大致对于中等学校入学试验方法改正如下：取消从来所行笔记试验制度，而以在小学校之学业成绩及操行考查、身体检查为决定入学与否之标准。惟因地方及学校状况，有特别必要时，在不违反改正本旨的范围内，每得斟酌情形，采用适当的选拔方法。在教育部之通告中，曾经规定：如中等学校第一学年之入学志愿者人数超过收容人数时，得依照下记各要项，选拔入学学生：（1）使该儿童所属之小学校长将该儿童最后二学年之学业成绩、身体状况、特性及其他事项（升学志愿坚定否，性能适合否）详细调查，直接报告所欲升学之中等学校校长；此外如中等学校校长有所要求时，亦得使出身小学校长提出必要的调查书。
  （2）在中等学校，大体依下列各项决定入学学生（但在实业学校，因学校及学科种类之不同，当另有规定）：甲、根据小学校长报告的事项，从超过收容人数者中间考选适宜的学生。乙、当选拔时，应作人物考查（常识、本质、性行等）及身体检查；但对于人物考查，须用平易的口试，并参酌小学校长之报告。丙、如用上述之考查选拔而犹超过收容额时，应依等第将认为优良者使之入学；同一等第而优劣难定时，则用抽签法决定入学者。（3）在都市，可联合数校考查之，采用依照入学志愿者的志望顺序而使入学的综合制。
  关于高等学校、专门学校、实业专门学校等之入学者选拔方法，与中等学校有不少的差异。因志愿者之年龄较长，出身学校广及全国，出身学校之种类又不见得一致，故得行某程度的选拔试验，同时注重志愿者出身学校之成绩，以之与选拔试验对照，作为入学者选拔之标准。又，学期及学年试验，因与中等学校情形有异，亦不禁止。
  以上入学制度改正的办法，从明年度起实行，其实施细目由各地方斟酌规定。
  尊重个性的通令 日本教育部鉴于向来的学校教育对于施行适应儿童个性之教育，并指导将来进行的方针有不少缺点，此次改正试验制度，入学于中等学校者，须依据小学校长关于儿童本质、性行、身体、学业成绩等之报告，故在平时愈有观察调查个性之必要。因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将《儿童之个性尊重及职业指导之训令及通告》，发给各地方长官。训令要旨，为在儿童之个性即性行、知能、趣味、特征、身体状况、家庭及其他环境，作精密的观察与调查，并将可以升学之学校与将来可以从事之职业，随时作恳切周到的指导。
  调查部的添设 日本教育部内，向来关于内外教育制度及其他调查事项，分别由专门、普通、实业三学务局担任，而中间并无何等联络，故不便甚多。最近已决定在部内添设一调查部，以便统一一切，并以决定任督学官森冈常藏氏为部长。
  1927年11月26日补记
  原载1928年1月20日《教育杂志》第20卷第1号
  日本学校教育之演化：官学与私学①
  ——日本教育论之三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教育事业在表面上看，虽似一年发达一年；然从内容上看，今却陷于停滞的状态中而有急待“改弦更张”的必要。为详细明了起见，特由历史的见地，将日本明治以降学校教育演化的实情约说如下：
  一
  当明治维新之际，日本在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大致可用“王政维新”与“王政复古”这两个标语来概括。在维新派与复古派里边，自然尚有几多小小的各别的意见，乃至组织等等各自分立；然就根本上言之，一派是代表欧美的资本主义思想的，便是维新派；一派是代表东洋的封建思想的，便是复古派。在革新当初，社会秩序未定，一时维新派似占优势。以后政府基础确立，教育方针也被规定。这个教育方针在外观上，自然顺从时势的要求，套着开明的形式；然在骨子里，老实还是复古封建思想。
  原来日本政治根本组织的模型，既不是予日本文明思想以盛大影响的美、法急进的民权主义，也不是英国稳健的立宪主义，实际乃是带着浓厚的封建军国色彩的德国超然国家主义。换句话说，日本的国家，乃是以明治变革的胜利者而未脱尽封建遗臭的萨、长藩阀为背景之超然的官僚国家。①日本官办的教育，当然要受这种新形势的影响。为大学中枢的官立大学，亦“以教授国家所需要的学术之理论及应用，于此攻究其蕴奥为目的；并应留意人格之陶冶及国家思想之涵养”。再说得明白一点，官立大学的使命，是在教授这个官僚国家兴盛发达所必要的学术、技艺，养成可以服役的忠顺的官吏与广义的技术家；然于培养独立自尊的精神、自立自营的能力，是非所注意的。又对于构成超然的官僚国家主义所必需的学问，如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固然奖励研究，并且努力宣传；然对于它有不利的学问，特如主张民众权利自由的“德谟克拉西”学说，都是被忽视，甚至还被敌视的。因此，立在人格教育、自由主义一方的社会科学之自由研究，便不为日本官学所许可（一九二五年底，京都学生事件发生，全国研究社会科学的学生都被搜检，并且拘禁了数十人，其远因亦当在此）。然而政府的威力终于敌不过时代潮流的激荡，那渐次成长的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与好久已受英、美、法文明思想影响的中间阶级市民，已不能不有要求研究社会诸科学的趋势了。
  日本的私立各大学，即为适应民间的这种要求，成立一种和官学对抗的教育机关而发生的。它对于官学的教育学问之国家主义化、官僚化、封建化，便开始了思想上的斗争。
  日本私学派教育上的根本方针与教育上的理想，即为如上所说，反对复古思想而唱文明思想，反对国粹主义而唱欧化主义，反对封建立场而唱近代资本主义立场之一种对峙斗争。
  在明治时代，予日本文化以极重大影响的教育家有二人，即福泽谕吉①与新岛襄②。另有一人，虽非教育家，却于日本的政治教育上极有贡献的，即是大隈重信③。福泽谕吉为庆应义塾大学的创办人，新岛襄为同志社大学的创办人，大隈重信为早稻田大学的创办人。这三个大学都是日本重要的私立大学，或在经济教育方面，或在道德教育方面，或在政治教育方面，各发挥其特质，以和官学之封建主义的国家主义的教育相对抗。
  我以现在要考察日本学校教育之演化，即可从这三大学创立的历史、当初如何和官学奋斗、在今日如何成为实质上的官学与官的思想之拥护者、以致全国教育陷入停滞的状态中求之。
  二
  日本私学之起源最古者，要算庆应义塾。它的设立，远在安政五年；取此名称，则在庆应四年，即明治元年。明治元年上野地方发生大战争，江户市中的戏馆、饭店等皆不敢开门，全市陷入混乱状态；然而福泽氏一面听着枪声，一面却在讲魏兰特的经济学。当时，福泽氏对于所谓勤王、佐幕两党的政治斗争是站在超然的地位的。他说幕府门阀是压制，是锁国主义；勤王家则是攘夷论者。两派都是顽固，都不足取；最有希望的事情，乃在给青年以洋学的教育。
  虽当兵马倥偬之际，然而想学洋学的学生非常之多。当时幕府的学校已因变乱而消灭，明治政府的学校尚未设立，故“在日本国中可以读书之处，似只有一个庆应义塾”。庆应义塾教育上的抱负，即在“庆应义塾是西洋文明的引导者”，“大吹西洋文明的空气，从根底上改变全国人心，在绝远的东洋创一新的文明国，东有日本，西有英国，互相对立而辉映”。
  当时福泽氏以为西洋各国所以比东洋国富、兵强、民智、进步的缘故，虽有多种，然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则在两方国民教育法的不同。西洋是文明主义，东洋是儒教主义；其不同之处，即在“有形的数理学与无形的独立心”。西洋的文明主义，彻底实行，将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的知识与独立自营的精神，普及于国民，遂至富强。反之，东洋的儒教主义，重视虚文空论，养成奴隶根性，所以贫弱。故庆应义塾教育的根本方针，即在反对“东洋的旧教主义”而主张“西洋的文明主义”。一方谋普及实证的知识——“文明的实学”，涵养“独立自尊”的精神；同时在他方，即对儒教主义作勇敢的斗争。原来儒教主义不单成为明治维新以前幕府教育的方针，即在维新以后，依然作为政府的教育方针，不过变形为国粹主义、国家主义的教育罢了。因之，福泽氏以为，对于此种官学教育的根本方针，必须反对。他说：“我们修西洋的学问，不想取折衷说以附会于汉学，乃欲根本推翻旧来的学说，另辟文明学之门，即将以学问灭学问。平生心事，惟在于此。”
  福泽氏对于学问、教育取这样不妥协的斗争的态度，当然为国粹主义者所不喜；因之他和许多洋学者，都被骂为“卖国贼”，几次几乎被人陷害。在明治六七年以前的十二三年间，他在东京绝对不敢夜行，有时必须出外旅行，也要伪造姓名。到了后来，他的生命的危险虽然去了，然而他的主张依然被保守主义者目为危险；当教育部审定学校读本时，认他所著译的书为有害无益，竟连一部也不能检查及格！
  庆应义塾拿这样的抱负与方针，以与当代的思想斗争，与官学派的教育对抗，于日本进步思想的发展上自有不少功劳。现在这个创立以来已达六十年的庆应义塾大学，已为有六千学生的一个大大学，它的塾长甚至有任教育总长的，实可说是“功成名遂”的了。然而它的能批评而且敢抗争官学教育的战斗精神和创造精神，到了现在，已不知丢在那里；今日的庆应大学，在思想上，老实已经是官学化了。它的名望，便建筑在它的能供给商业人才上面；它的学生，也便以富有者的子弟居多。故在日本政府眼光中，现在的庆应义塾是一个出色的东京商科大学，而在日本诸大学中，恐怕更是个最稳健的教授与学生的集团了。
  三
  第二个日本较古的私学，为京都的同志社大学。它的创立者为热心的基督徒新岛襄。新岛氏曾在美国苦学十余年，又往欧美各国考察教育；考察的结果，使他确信欧美文明的基础，在于国民的教化。他说，日本国民将来的“安危祸福，不独在乎政治的改良，不独在乎物质文明的进步，实专在乎国民教化的力量”。但“支那古风”的道德是没有这种力量的。东洋的所以不发达，即由于儒教道德的尊重；换言之，“由于没有自由与耶稣教道德”。欧洲诸国文化的所以焕发，乃在“自由的扩张，学问的发达，政事的进步，道义的能力”，而所以至此四者之故，则在“以耶稣教的道德为主，而攻究日新月异的学术”。因之，他的心愿便在兴一耶稣教主义的私立大学，以造国民教化的新原动力。
  新岛氏归国之后，即计划设立耶稣教的私立学校。先拟在大阪创办，以当局不许其聘请外国传教师，遂改至京都。但京都为日本多年的国都，于京都府内公然开办耶稣教主义的学校，并招聘外国传教师，也是不易得到许可的。惟经新岛氏努力的结果，以不紊乱府内的治安为条件，遂获得设立学校的许可。可是此事被府民知道了，引起极严重的反对，尤以佛教徒为甚。他们竟请求政府将新岛氏及传教师驱逐出境，府吏也因之取极冷淡的态度。结果，不许他聘请外国传教师，也不许他在校内教《圣经》。在这种妨碍与压迫之下，终算在明治八年底，以“同志社英语学校”的名称开始授课。
  在受京都府官民压迫和因其他事情而频〔濒〕于危急存亡的状态的同志社，当时还发生一件更重大的事项，那就是熊本洋学校有毕业生十余人前来入学。熊本洋学校是在维新之初，由熊本藩为教育子弟所设立，请一美国士官传斯为教师。但传斯是一个热心的基督徒，对学生极力宣传教义，因之信从耶稣教者多至四十余名。一日，他们登熊本西南的花冈山，于严肃的祈祷中，宣誓终身为福音宣传的工作。这个“花冈山誓约”，便成为日本近代基督教史上有名的一事件。现任同志社总长海老名弹正也是其中之一人。当花冈山誓约一经公开以后，与学校有关的人以及一般父兄，莫不咬牙切齿般的痛恨。对于传斯，固将加以危害；对于学生，也用种种方法威吓。如某生的母亲告诫他说：“你若不弃绝耶稣教，我做母亲的为洗涤这个污点起见，不能不在祖先面前把你杀死！”又一父亲告诫他的儿子说：“你若不舍弃耶稣教，我便马上杀死你！”于是有的被剥夺嗣业权利，有的被幽禁百日，终之没有一个不受迫害的。但这批信徒即在这般四面楚歌之中，还是不变操守，反而信仰弥坚；如此坚持了六个月之久，他们的父兄也觉得无可奈何，遂断了改宗之念。而他们也就在当年之秋，挟着一册《圣经》、一件衣服，很轩昂地来到同志社。
  以这样真挚勇猛的教师与学生，对顽迷的旧势力与旧思想协力作战，终于使同志社发达成长，以迄今日。去年（一九二六年）为同志社创立五十周年的纪念，有学生一千，在日本关西私学界中实为第一。但是同志社的外形虽然成功，而它的精神是不是一样壮健呢？不！同志社的精神实已衰落；创立当日为自由、为耶稣教义而奋斗的精神实已淹没许久。请看：以宣传耶稣教出名的学校，现在也采用军事教育了；它的庄严神圣的礼拜堂，据说也讲军事学了；且闻某一资本家理事竟有放遂进步的教授之阴谋：这还不算是官学化了吗？这还不算是屈服于绝对专制主义了吗？它的原来的教育主张，是否值得我们赞许，是另一问题。在此，我们不过证明日本教育界的演化，已一致趋于日本政府的支配教育，官学然，私学亦然罢了。
  四
  最后，对于官学第三个反对者，为早稻田大学。它的教育方针和庆应、同志社的都有不同：庆应注重功利主义，因之极力提倡为它中心学问的经济学；同志社信奉耶稣教，因之极力提倡道德；早稻田则偏重政治方面，因之它所提倡者是政治的“德谟克拉西”，以之和官学相对抗。早稻田大学的起源，比前二者都要迟，即在明治十六年。今年（一九二七年）十月间，才举行它的创立四十五周年纪念。原来日本在西南战役之后，人民要求设置议会的运动渐盛，至明治十四年，遂下诏定二十三年开设议会，同时任政府要职的大隈参议，因意见激进而受免官的处分。这样，下野的大隈重信，遂与同志组织改进党，预备作议会政治的活动，同时即在东京早稻田发起专门学校，“大大地熏陶青年，以养成将来立宪国民的资格”。他以为，欲使国民具备自治独立的精神，必须先谋学向的独立；而欲完成学问的独立，其道在于创设一个脱离权势羁绊的大私立学校，以便有志研究者得自由学习必要的诸种学科。这个就是早稻田大学的起源。
  故由早稻田大学的起源观之，是与日本最初政党之一的改进党有密切关系的。然则，改进党果抱何种主义呢？可看它的宣言书：
  幸福为人类所欲得者，然少数专有的幸福不是我党所愿。⋯⋯若有一二私党忽视我帝国王室的尊荣与人民的幸福，偷目前的苟安而不顾永远的祸害者，我党当目之为公敌。⋯⋯政治的改良、前进，是我党所希冀不已者。⋯⋯然急激的变革，非我党之所望；盖不循其顺序而遽谋变革，即一为紊乱社会的秩序，亦即为妨碍政治的进行。然拘于陋见，徒主守旧，则与喜急躁、务激昂者一样，皆非我党所希冀者也。⋯⋯
  由此可见，改进党一方反对以萨、长的藩阀为中心之保守官僚，同时并反对奉法兰西式过激的自由思想之自由党；它自己的主张，大概是以英国式的“德谟克拉西”为根据，谋稳健而有秩序的政治之改良前进，即政治之民主化。改进党既站在这样的一个中间立场，自不致受反动主义者极端的危害；然大隈氏当明治二十二年受条约改正重任的时候，竟被刺客炸去了他的双脚。在这双脚校主之下的早稻田大学，便对于政府权威而立于卓然不羁的地位；一方尊重学问的自由，同时却反对官僚的国家主义而高擎政治的“德谟克拉西”之旗帜。
  早稻田大学现有五千余的学生，它的总长也尝立于庙堂之上，更有党与宪政会掌握过政权，也不可不说是“飞黄腾达”的了。然而正因这个缘故，它所主张的政治改良，便实现为《治安维持法》的制定。第一次无产政党的解散、社会科学运动的压迫以及学生事件的发生，不但此也，这个对官权而高唱学问独立的大学当局，更坐视它的研究室为官权所蹂躏而不敢与之争；还进一步迎合了政府的意旨，对于为学问自由而健斗的少数教授加以直接的间接的种种压迫。故今日之早稻田，早已没有和官学对抗的勇气，早已是官学的同盟者了。
  五
  以上已就日本私学对官学的反动主义、开明封建主义、超然国家主义对抗的经过以及私学目下逆转而成官学化的现状约略说明；即对于日本学校教育演化的情形，可约略说明了。现在就日本过去私学对官学的斗争是思想斗争抑是阶级斗争这一问题再加解说。
  从一方面看，可以说这是一种阶级斗争。何以呢？因这相争的两个思想系统都是带有阶级性质的缘故。官学如前所述，是代表开明的封建主义、警察国家主义、超然国家主义的，而为此等主义之阶级基础者，是在统一国家时代占优势的封建阶级及附属于此阶级的官僚。反之，私学所代表者，大要是英、美派的资本主义：如庆应，注重为资本主义伦理学的功利主义与资本家的经济学；其次在同志社，注重资本主义化的耶稣教，特别是英美的新教以及耶稣教的道德；最后在早稻田，则注重为资本主义政治形态的资本家的“德谟克拉西”。故在这样官、私两类大学所标榜的思潮中，很可以正确地显露各个阶级的背景了。
  但从另一方面看，也可以说是“否”。何以呢？因此等阶级的思想，在现实社会里并没有相应的阶级存在之故。在明治初期，西洋的资本主义思潮虽有，但为此而对封建遗物的支配阶级敢取断然斗争态度的强大资产阶级尚未发生。故在日本，为资本主义的文明思想而与封建的反动主义作战者，并不是大资产阶级，而是对藩长的超然国家主义行政治革命的第二等强藩——如土、肥两藩，以及其他诸藩的不平士族和小市民等。因之，在明治前期所发生的官学和私学之斗争，仅可说是封建主义的思想和资本主义的思想之斗争；当时尚未成熟的资产阶级并没有一人出现于斗争的舞台上。这种由私学代表作战的文化斗争，发生两种结果：第一，斗争的初期虽颇猛烈，但因无现实的社会基础，故不能持久；第二，斗争的发展不深入到根本的现实的地盘中去，只成为皮毛的观念的斗争与低温的改良的运动，故因时代的进步，反而趋于销声匿迹了。
  六
  但日本自经中日、日俄两次战后，资本主义顿然发达，新兴的资产阶级自居于“实业家”的地位，对于所谓官僚与政治家要主张它的社会的存在。故他们当初实为对抗开明的封建阶级的独立阶级，而不是开明的新〔封〕建阶级的附属阶级。可是，这个新兴的资产阶级，对于为他们作先驱而在思想上作战的阶级斗争取一个什么态度呢？是不是站在当事人的地位，以较伟大的力量与毅然的态度去继续作战呢？不！他们不惟不从资本家的立场，用全力作对抗封建诸势力的阶级斗争，却反和它的敌人妥协成功了。这自然也有充分的社会的理由的。原来日本现在的资产阶级，是在超然国家的支配阶级，即封建势力的庇护之下发育成长，却不是和这些封建势力相斗争而发育成长的，这是一个理由。别一个理由，是因日本资产阶级在发生以前，业已受外国资本家的压迫。他们要想对外国资本家竞争以确立自己的地位，势必对国内要采取保护政策，对外部要采用侵略主义。然而，对外国资本家竞争而能援助本国资产阶级者，只靠封建的势力。因之日本资产阶级的敌人是外国资本家；至于封建的支配势力，宁是他们的友人。日本资本家阶级之富于爱国心与国家的精神，实起源于此。后来他们虽意识到自己势力的伟大，但同时日本的无产者也已站上阶级的地位而和他们对立。他们对于这个新兴阶级的前进要自己出头露面，在思想上、经济上、政治上勇猛作战，实在是太怯懦，也太狡猾了。于是把弹压无产阶级的责任，委托给利害关系相同而更富于封建的忠诚与勇气的封建军阀。故日本的资产阶级并没有过欧洲资产阶级为对抗封建支配势力而与无产阶级联合作战的这类事情；而是一开始即与新兴的无产阶级作对，遂与反动势力联合一致的。日本现在的政治组织，便是这样的资本主义与超然国家主义的混血儿；它的社会基础，便是资本家的阶级与封建的官僚的阶级。
  日本社会进化的这种形势，自然反映到它的教育上面。一方，私学派对官学派封建主义的斗争渐次销沉，渐次国家主义化、官僚化，而丧失了它们在反对地位上所曾有的文化史的意义；他方，官学派为适应时势的要求，也不能尽是超然的官僚国家主义的教育，在经济政治等各方面也多少采用了资本主义的见地，即在思想上，官学也是私学化了。
  因官学的私学化，私学的官学化，遂使向来虽然微弱而终于活动的在日本学校教育领域内的阶级斗争，不得不宣告停止。现在的官学、私学，已皆为支配阶级所独占的教育机关；要找一个站在和从前一样的根本立场上，对支配教育而立于斗争地位的有力教育机关，再也没有了。失去了阶级斗争推进、刺激的教育界，怎能不陷于沉滞的状态？学生们在这种样的学校中，因不能获得有意味的可作为正确认识的社会理想，仅在咖啡店鬼混、竟技、游艺、鼓励与军国主义宣传之中，获得“廉价”的兴奋，然而又因功课呆板、试验严格，不能不过单调而倦怠的生活，故思打破这般现状的，已经很多。同时立在有产阶级立场上所授的社会科学如法律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在能确认现社会诸现象而用科学法则理解的人看来，也是认识不彻底的。故日本的教育已到了“山穷水尽”的一境，非另辟新路，便无由脱出这个停滞状态。这条新路，不是官学的教育机关所能代表，也不是已经官学化了的私学的教育机关所能代表；却正相反，这个代表新见地的新运动，要发生于公的教育机关之外，或者仅能发生于散在各学校内的少数教授和学生之间。现在在实际上，这两种情形也已开始出现了：前者即是独立无产阶级教育运动，后者即是学生社会科学运动。
  （附注：本文根据森户辰男的《社会科学运动之犯罪性与文化史的意义》）
  一九二七年于京都
  原载1928年2月20日《教育杂志》第20卷第2号
  职业指导的意义①
  职业活动是人类许多活动中的最重要者。当人在学校求学的时候，虽与职业全无关系，但一出学校便须投身于职业生活，一直到生命之终才算停止。有的人在初小卒业即须就职，有的人可延长到二十五六岁毕业大学后始营职业。自然，就极端方面来说，一方面有因家境赤贫连小学都不能入，正当别个儿童嬉笑入校的当儿，他们却要替父母负担经济的责任了；而他方就也有富贵家的子弟，生活宽裕，即在学校生活终了之后，尽可优游度日，无用就什么职业者。所以概括的话，原很难言，惟从大多数人着想，不能不说职业活动的时期为占他们一生最大部分的时间。我们要知道，职业对于人生重要的意味，即可从这一件事上明白。在职业上的成功与否，就能决定个人生涯之幸福与否。从经济学上来看，职业的定义，是“为获得生活资料，在一定方式下所行的行为”。故所谓职业上的成功，自当为能获得大量的财货，即造成其人之富。但我们不单在功利意味上赞美职业的成功。我们以为，在职业活动上能奏良效，是说能发挥人类生活本来的意义，从而使该个人的生活得增光彩而已。
  惟于此有最重要的一事，即职业的选择。假使有人，他的职业适合于他自身，竟能在这方面大显成绩，那么他确是个值得世人称羡的幸福者。然一看实际社会，这种样的幸福决不是个个人都轮得着的。却正相反，大多数人所过的职业生活是在反对状态之下，感着乏味的苦闷。这种职业失败的原因，要列举来说，原有许多。但最初出发点的错误，即职业选择上的错误，当是重要原因之一。
  埃乔顿（Edgerton）在所著《职业指导与会谈》（VocationalGuidanceandCounceling，1926）中，曾举出下列有味的数字：
  对于所预选一百五十七人的熟练劳动者，关于他们选定现在职业的质问，得如下结果：
  其中一人在从事现职以前，已从事过九种职业；
  二人从事过八种职业；
  六人从事过七种职业；
  八人从事过五种或六种职业；
  十三人从事过四种职业；
  三十四人从事过两种以至三种职业；
  三十三人虽为从最初即从事现职，但他们的选职理由并没有何等确定；
  十四人对于现职虽不觉得如何厌恶，但他们各以为要是当初能选就他种职业，或者已在那方面有相当的成功了。
  这样，据埃乔顿报告，对于现在自己的职业选择认为妥当合适者，仅不过十七人而已。由此，可见职业选择的困难。而上举的一百五十七人，还是从三千九百十一名的职员中被认为优良者而选出的，所以无论如何，他们终是成功者。他们虽经验过了二种乃至九种的职业以后才获着了现在的职业而告成功，但不可不说是幸福。可是世上做过九种以上乃至十几种职业而尚彷徨歧途，找不到合适职业的可怜人儿，当也不少。从这种人本身的不幸穷困，进而贻恶影响于社会的结果上一设想时，真要叫我们不寒而栗了。
  职业活动开始的时期，虽因人而异，但可以说是从学校生活完了时开始。因此，我们选定职业的时候，早则少年时期，迟也当在不远离青年期的时机。换句话说，青年期是最初的职业选择时期。惟这所谓最初一语，实际乃是我们所甚不希望的形容词。我们的真意，乃在希望这个“最初”同时就是“最终”。因为要是这个理想能以实现的话，人便在青年期选定了自己终身的职业（lifework）了。
  然实际上，选择职业这件事情，决没有像说说那么容易。因此，在职业选择的当儿，也常往往潜伏着职业失败的悲剧的萌芽。世人皆知道，青年是所谓经验浅、学识寡的，故把职业选择的责任让给他们自管是极不应该的。苗司泰佩（Munsteberg）在所著《心理学与产业效率》（PsychologyandIndustriallEffciency，1913）中曾说过三种理由：
  （一）年轻人对于自己及自己的能力所知甚少。单纯的嗜好兴味不是决定对于职业之真正适当与否的。
  （二）少年少女所有心的机能的特性未被认识。这不唯他们本人而已，就是父母与教师也尚不能。如对于美术及音乐的特种才能，虽有可以被注意发觉者，然各种精神机能的特异性到底难望发现。
  （三）有许多时际，将些小的偶然事项作为职业选定的动机。如一时的用心，偶或的模样，对于金钱的欲望，以及无责任的推荐等，皆足以左右年轻人的职业决定。
  苗司泰佩所说的话，实中肯綮。试举一实例：如日本《心理研究》第八十六号所载三田谷启博士所作《关于职业的儿童理想》一文中，曾把他在东京市本乡区内某小学校向学生提出“你希望做那种人呢？”问题的答案统计起来，得到如下的结果：
  军人（二三人）；商人（一四人）；实行家（四人）；工业家（三人）；博士文士（二人）；音乐家、画家、技师、法律家、官吏（各一人）。
  将这些数字即作为实际职业选定上的分布，当然不是。而事实上，不可以漫然使少年选职业，也可由此推想以得了。
  上举统计的研究，因为是大正七年末（一九一八年）的事，故有那种数字。到了现在，如军人二十三人（占百分之四十三）的那种数字，当然是不能再见的了。试拿东京市《少年职业相谈所》在大正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初所行实例比较一下。对市内一百九十四校儿童四千二百二十九名发出如下一个问题：“要是卒业了，做什么呢？”将所得答案分类归纳，结果如下（大正十四年版，东京市社会局编，《职业指导资料第三辑》）：
  从上表，可见儿童的职业观念是很会随时代变迁的。今把升学志愿的百分之六十四暂置不论，而技术职工与商业占第二、第三位的事情，很可以说明日本儿童的职业希望已带着现实化的真意味了。
  但这不是说职业选择一事即可付给少年们自己。职业思想的变迁与职业选定的当否，乃是别一问题。我们以为，青年们选定职业——也就是当作理想选定终身的职业，自当尚有别种事情要做的。
  以上是就职业的选择分述职业与人生的关系、职业选择的困难以及青年在职业选择上的地位。以下再就职业选择指导上分述职业指导的意义、职业指导与职业训练、职业介绍及升学指导的关系以及指导机关的必要等。
  先讲职业指导的意义。职业指导（英vocationalguidance，德berufsberatung，法l′orientationprofessionelle），在我国还不过数年间才发现的新名词。这个词的真意，就世界言，尚无一定说法。据美国在这方面有权威的配恩（Payne，A.F.OrganizationofVocationalGuidance，1925）说，现在相仿佛的表示职业指导意味的术语，仅仅就英语讲已有二十四个，其定义多至三百种。即就东邻日本讲，他们研究职业指导的人所下定义也有如下几种：
  （所谓）职业指导，是为人选择职业的，以欲求职业的人做立场，选择适当的职业，避去不适当的职业，而使之从事，使得将来的幸福为目的；有能者益能发挥其有为之材，而无能者也加以训练教育，使就能从事的最高限度的职业；故虽有低能缺陷，并不舍弃，宁是对于不被此种恩慧的人，予以更多的指导保护：以此为宗旨。——淡路圆治郎，见他的《小学校的职业指导方法》一文，载《职业指导资料第三辑》，大正十四年。
  所谓职业指导，是根据个人的性能，使就其适于性能的职业（或使避去不适合的职业），为充分发挥他个人的性能，使无精神的或物质的何种不满或不幸，且以增进国家产业能率，有助于文化向上的人道的设施。它的方法是科学的。——滨中氏，见东京市编《职业指导资料第七辑》，昭和二年（一九二七年）。
  所谓职业指导，是为增进国民的活动能率，以有卓见的指导者所有关于各种职业的赅博的知识，以及从家庭、环境、教育、心理、医学的立场，对正在发育中的被指导者的个性，作科学的调查研究做基础；对于发展有最大可能性的职业上，予以选择、准备、就职及将来向上所必要的知识，并与以协助的公私立之组织的努力。——水野常吉，见他的《以学校为中心的职业指导研究》一文，登《学校学级经营之实际》，昭和二年三月号。
  他们对于职业指导的目的、对象、方法，都有所说明。其实，用更简单的文字来解释职业指导，便可如此说法：为欲使个人得就最适当的职业所行之研究、教育及实际上的事业，为职业指导。
  惟在此有成为问题者，即所谓职业指导这个名称以及实际的事业，对于职业训练、职业介绍和升学指导究有何种区别、何种关系呢？
  先就职业指导与职业训练的关系说起。把职业指导作广义的解释，那么职业训练自可包括在内，且也曾有人如此主张。但这里所讲的职业指导不取广义。这不是不可能；而是因在职业指导名义下所研究、所实施的，在事实上自有其相当的范围。普通所谓职业训练，乃是对入工校、农校或大工场附设的职工学校者，授以各该方面的知识技能。而所谓职业指导，实是比这个还先行一步的阶级，即对于欲决定入工校或农校适于作职工、学徒者，给以一种指示。故普通所谓职业指导的名称，实则毋宁叫做职业选择指导之为当。
  第二，与职业介绍的关系又如何呢？职业介绍正如其名所表示，为专对志愿就业者介绍职业。但职业指导则不然，职业指导虽向个人指示适当的职业，却不代谋职业，即替求人者与求事者结成关系。这个工作不是一定不做，惟通常终被委托给专从事职业介绍者的手里。又，职业指导不仅对于当下渴望寻事者才行，即对不急于谋事者也是做的。向学校，特别是小学毕业者，可以施行职业指导的理由即在于此。
  惟职业介绍也得包括一部分的指导事业。如日本各处所设少年职业介绍所，一方代觅职业机会，他方即对于到所的儿童施行性格适宜与否的鉴别。惟专为成人的介绍所尚未有兼营指导事业者，因这个非为大规模的介绍所，将不可能之故。故在实际上言，职业介绍与职业指导自为各别的事业。
  再就职业指导与升学指导的关系言之。升学指导很可包括在职业指导范围之内。少年顺次升入上级学校，得以渐明了自己毕业后应当就职的方面以及种类，故结局也不外是职业选定。如此，升学指导与职业指导不同之点，便在就职先后的分别而已。实际对毕业少年，指导他们或者升学，或者即行谋生，或者入中学为好，或者入实业学校为好，又或者入商业学校，或者入工业学校，乃至或学文科或学理科，这种种便都是正当的职业指导。故扩张职业指导的意义，把升学指导包括在内，这在升学方面看来不仅应当，而且当现在入学发生困难的时候更觉是必须的了。最后说一说指导机关的必要。这所谓指导机关，是包含研究教育及实施的一切的。欲举指导的大效，指导机关应为社会设施，由国家或公共团体办理。因职业指导对于产业能率、一般文化以及个人幸福乃至社会安宁都有重要的关系，在解决失业问题等等不幸的现象，它也可有防止的效力。
  其次，学校也当附设指导机关。学校教育不止于教成学生修毕课业而已，当更进而指导选择职业，使能用其所学，也就使能学以致用。像现在学校的责任限于学生在学时期。等到出校后做什么事情，是否饿死在道旁，皆非所顾问，恐怕不是学校教育的本义吧？
  原载1928年3月20日《教育杂志》第20卷第3号
  论日本各政党在总选中所提的教育政策①
  大家还记得，以前日本政府和旧式的教育家——军阀、资本家的代表，绞尽脑浆，去防止外来思想的侵入么？尤其是在一九一七年以后，把这个问题在政治上、教育上、法律上，看做一个极严重的问题。不料这种像怒潮汹涌样的外来思想，竟一天一天冲破铜墙铁壁，一天扩大一天，要把日本的帝国主义和其工具——军阀、资本家、官僚、政客、献媚的教育家湮没了、淘汰了！
  倘若不信，请看日本这一次破天荒的总选举各政党所提出对于教育刷新的政策，就可明白了！但是，这也不过算是日本的无产党和新文化运动家几年来艰苦奋斗的一度小结帐罢了。兹且把这次日本总选中各政党对于教育刷新的政策叙述一下：照东京《朝日新闻》的揭载，政友会所标的教育政策，不过是讲什么划一教育要打破，什么国民实际生活即教育，什么公民教育，什么产业教育。这是政府党提出来的政策，当然没有什么刷新的可言。再看和政友会对敌的民政党所提的教育政策，讲什么要排除模仿注入的毛病，要养成独创自发之力，尊重个性，一面要计划教育的实际化，在小学时代就要鼓吹爱真理的精神，也不过是这些空洞的条文。又有教育家的议员提案：说什么就学上的机会要均等，对于贫困家庭的优秀儿童要政府或公共团体给以补助金，对于国民教育要排斥阶级的特权的资产的见地，也不过是站在社会的见地来相标榜罢了。再看日本农民党所提出的教育政策，是要改变学校偏重的制度，注重社会教育；要废除以有闲阶级为本位的学校教育，改为根据生活上以民众为本位的教育；要排除义务教育之非科学的资本主义拥护的和划一的内容；要伴于时代的进运，把教科书和教材行一切大改革；对于专门教育的原则，只能将有才能的学生由公家给费，与以就学的机会；若是有产阶级的子弟，只能听其自由就学，使负担一切的费用；这是带社会主义浓厚的色彩呵！再看日本劳农党的教育政策，主张要实施对于儿童免费给食和学用品免费发给。再看日本社会民众党的教育政策，主张农民学校和劳动学校要同时采用公费制，伴与时代的进运，打破阶级别特权主义的教育制度，另行建立新阶级别的学校。再看日本劳动农民党的教育政策，主张确认定劳动学校和农民学校，此外一切的教育机关要排除中央专政的支配，使各地方完全获得自治权；教育机关行彻底的门户开放，对于民众的教育，完全应机会均等的要求；对于师范、中学、女学校、实业学校的管理，要学生举代表参加；对于教师、学生的政治自由——加入政党、集会、结社、言论自由，撤废其限制。
  照以上日本这次总选各政党所提出的教育政策看来，除开御用党的政策以外，其余各政党的教育政策，都是倾向社会主义路上跑的。这不独证明资本帝国主义政府从来绞尽脑浆去防止外来思想的政策完全失败了，而且证明这班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工具不久就要为社会主义的怒潮湮没了，淘汰了！但是，谁也知道，这班无产党所提的各案，在现在还不过是应付总选战的空文章罢了。查这次当选的无产党共只八人，即令到议会会议时，一定感觉到现在日本的教育是资本实用主义的教育，产业是资本家的产业，科学是资本主义的科学，再提出上述各政策同样的议案，也决不能通过的；即令通过，也决不能实行的。然而，日本在这次总选中，竟能够注重民众教育，提出这多的议案，总也算进步很快的。
  回头看中国的教育现状！军阀政府对于教育固然不足道；政党和教育家对于民众教育，又是怎样的？现在中国民众所受的，是不是尽量的在受重重剥削压迫的痛苦呢！就报纸上看来，除了每日只听见要求减征的救灾的呼号声，别无所谓教育了！民众的社会教育，固是没有看见；即所谓什么学校教育，也大半因军阀战争停止好多了；即未停止的，也时时因经费罢课了。官僚式的教育家，也只一天敷衍一天；营业式的教育棍，又时时想依附军阀去瓜分教育费；还有最不好的，就是所谓举国的人格教育破了产，国人天天在报纸上，只看到吮痈舐痔样的肉麻举动，要把历史上民族奋斗的血碑和民众爱国的血迹磨减尽净。我只希望，中国的教育家和民众有以兴起，尤其是对于人格教育，要扫除现在的无耻、虚伪、欺骗、强横和一切旧思想的恶毒！至若要确定或扩张什么教育经费，谋教育振兴，那就只要先消灭军阀的战争！
  于东京
  原载1928年4月20日《教育杂志》第20卷第4号
  朝鲜教育的现状①
  要讲朝鲜的教育，读者须注意于朝鲜的地位。原来朝鲜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殖民地，故朝鲜的教育只是帝国主义者所计划的殖民地教育，而不是由朝鲜民族自主的独立的教育。本文是根据日本法学博士泉哲在《创造日本》新年号所发表的，故作者的人物也须放在心里。
  朝鲜的教育制度，是在日本明治四十三年（按：即一九一〇年）并吞朝鲜时所确立者，以把朝鲜人看做日本国民、养成忠良的臣民为教育的根本原则。在将来自当以两国民的完全同化为依归。但当实施实际教育制度时，不把在留日本人与朝鲜人在同一学校教育，却分为常用日本语者（日本人）与不常用日本语者（朝鲜人）的两组，因此学校固然各别，即教员与教科目，也复不同。教育阶级分初等、中学及专门。初等教育采用日本人与朝鲜人隔离的主义，中等学校也是如此。惟于实业学校、专门学校及大学，采用混合主义。至于经营的方法，初等教育由称为学校组合教育团体负担经费，由国库与以补助。其补助率占全部经费百分之二十五。中学校及高等普通学校的经营，也复相同，每一道以设一校为准。但高等女学校（按：即女子中学）皆由学校组合负担，没有道立者。专门学校及大学则为朝鲜总督府所直辖。其他尚有许多的私立学校。其为小学校程度者，有称为书堂的韩国时代的私塾，仍有许多留着，多少受点补助，朝鲜儿童之不入小学校者，入学于此。
  初等教育 小学校设于内地人（按：即日本人）居住的地方，与内地（按：即日本本国）的教育制度完全一样。教师的资格及教科目，也与内地无异。据大正十三（按：即一九二四）年度末的调查，公立小学校的总数凡四百四十六校，官、私立各一校；教师人数，男子一千一百七十一名，女子五百八十一名，合计一千七百五十二名；学生数，男儿二万九千一百五十四名，女儿二万六千四百七十八名，合计五万五千六百三十二名。教师一人所授学生数，约为三十一名的比例。
  教育不常用日本语者的初等学校，称为普通学校，专收朝鲜儿童，从第一学年起，即全部用日本语教授。普通学校的设立虽以三村一校为准，但今日能有二村一校的比例。朝鲜全部的普通学校数，在大正十三年度末，为一千一百五十二校，比小学校多六百多校；以外还有官立三校，私立六十三校，各种学校六百二十八校。教师人数，日本人二千〇三十八名，朝鲜人五千一百七十八名，合计为七千二百十六名；比小学校教师，约多四倍。学生数目也较多，计男生三十三万四千四百三十八名，女生五万七千八百四十一名，合计三十九万二千二百五十七名。一教师所担任学生数约为五十四名。此外称为书堂的朝鲜人所经营的学校，有一万八千五百十校；学生数凡二十三万一千七百五十四名，比普通学校收容人数只少十五万。
  普通学校教师的资格、校长及首席训导皆为日本人，具有正教员的资格；其他差不多全部为朝鲜人。朝鲜人教师，在六年的普通学校卒业后，再受三年的师范教育，即可被任为教师。然日本人教师，须在高等小学校毕业后，再受四年的师范教育，才得
  被任为正教员；故与朝鲜入教师相比，要多出三年（按：日本寻常小学校修业年限为六年，高等小学校修业年限为二年，得延长为三年）。教科书虽由总督府编纂，然大体以内地教科书为标准。故可以说决不适合于朝鲜人的教育。地理、历史的课目，皆为日本的地理、历史；关于朝鲜者有省略的倾向。如修身科讲忠君、爱国，对于日本人虽是适当；但对于朝鲜人子弟，不特无意味，且有引起反感之虞。
  在普通学校，从一学年起即用日本语教授，虽是朝鲜人教师，在教室内也非使用日本语不可。原来朝鲜语教授虽不是全然禁止；但从一学年起，教授二种国语，在儿童方面尚是极艰苦的负担。试看平壤府钟路普通学校的教科目，从一学年至六学年的日本语时间，多到每周十时至十二时；但朝鲜语在一二年仅有二时，自三年至六年止，也不过三时而已。
  这种情形，在全朝鲜皆是一样。由此可见，授业时间的约半数即费在语学上。尤其是日本语的学习时间，差不多占每日二时以上。
  小学校是移植日本的教育制度者，故成为义务教育。然朝鲜的初等教育，虽是由志愿者中选拔；而在今日的状态，要收容志愿者的全部是不可能的，因人口二万的都市，约有二千的小学儿童。要教育这些儿童，须设二校或三校，但今日没有设一校以上的余力。如都市人口密集的地方，仅设一校虽不生妨碍；而各村落是以二村一校为例。因此学龄儿童之数达于二三千，要在一个学校中教育之，实在不行。从而儿童的多数，不能不往书堂或其他私立学校。可是，实际终于不就学者还是很多，今日学校数过少的结果，不惟仅能收容一小部分的志愿就学者，且因距离过远，年幼儿童往返不能的事情也复不少。
  大正十三年度公立小学校的全部经费，为三百六十三万九千元；学费收入约二十四万四千元；捐助金约十二万九千元，基本财产收入五万六千元，国库补助金六十六万三千元，地方补助金四十八万八千元；故其补助金额，超过一百万元；其他的负担，即学校组合的负担，为二百万元。这个即为全由实施隔离教育的结果，而使日本人任多额的负担者。故在留的日本人，没有不诉说教育费的过多的。再看公立普通学校的经费，总额为一千三百八十九万七千五百七十二元。其中学费收入二百四十五万元，捐助金一百二十万元，基本财产收入十七万元，国库补助金三万七千元，地方费补助金二百万元，负担金六百二十万元，其他收入一百二十六万元。其总额比小学校费多四倍，但一校的费用几乎同额。而其实小学校方面，教员数仅为普通学校约三分之一，学生数约六分之一。故朝鲜学生一人的经费为五元二角，而日本学生一人却为十六元五角。如云山小学校只有内地人学生二十一名，反之，云山普通学校则有朝鲜人学生六百名。然而经费几乎相等。在国库补助方面，小学校有六万六千元，而普通学校不过三万七千元。此种状态，在全朝鲜各地都可看到。
  在小学校，虽附设二年的高等科；但在普通学校，没有设立。如今在朝鲜只有二十一校设有补习学校（按：这是授实业教育的机关），原来朝鲜人一向只把形而上学看做学问，对于实业教育是有嫌恶的倾向的。
  中等教育 中等教育机关，为日本人而设者，有中学校、高等女学校；为朝鲜人者，有高等普通学校、女子高等普通学校。其他尚设有少数的商业、农业学校。据大正十三年度末的调查，中学校官立的九校，公立的一校；高等普通学校官立的十四校，私立的八校；高等女学校公立的二十一校；女子高等普通学校官立的二校，私立的五校；农、工、商、水产等实业学校官立的二校，公立的四十校，私立的三校。中学校凡在日本人多数居住的地方，重要的都市必有设立；以前皆为官立，今为道立。
  高等普通学校是为朝鲜人而设的中学，每道一校。以上两种学校皆由道费经营。高等女学校虽多至二十一校，但皆由学校组合负担，由在留日本人的财力维持。女子高等普通学校今已有京城、大邱、全州、平壤四校，皆为官立。此等中等学校通学的学生数：中学校，日本人三千七百人，朝鲜人一百四十人；高等普通学校，朝鲜人四千三百人，日本人六十三人；高等女学校，日本人四千九百人，朝鲜人一百十人；女子高等普通学校，日本人一人，朝鲜人三百十四人；师范学校，日本人六十四人，朝鲜人八千四百五十人；各种学校，日本人一千八百人，朝鲜人六万八千五百人。
  中等学校虽许日、鲜人混合教育；但中学校及高等女学校以日本人的教育为主；高等普通学校及女子高等普通学校以朝鲜人的教育为主。日本人方面的学校，虽已能如数设备；但朝鲜人方面的学校，仅能收容志愿者的一小部分。
  朝鲜人虽说嫌恶实业，但在大正十三年度末，实业学校学生，日本人为一千八百人，而朝鲜人占三千八百五十人；实业补习学校，日本人一百六十八人，朝鲜人则有五百八十三人。这固因在留日本人数较少，而也因近来朝鲜人对于实业教育渐生兴趣之故。实业学校中，农业二十二校，商业十八校；但商、工业仅各一校，水产也只三校。
  专门教育 法科、选科、工科、农林科、商科、文商及物理科、法商科的专门学校，各有一校。然医科官立的有一校，私立的也有一校。其他为大学预科一校，大学一校。专门学校的学生，在大正十三年度末，官立方面，日本人六百三十五名，朝鲜人四百七十七名；私立方面，朝鲜人四百七十八名。大学预科，日本人一百二十一名，朝鲜人四十四名。朝鲜人占全数三分之一。这个比率在三四年间虽无变动，但近来朝鲜人的入学率正在非常增加。
  在最近的将来，朝鲜人可达于入学者之半数以上，惟收容名额，各学都限于八十名。故要满足多数人的希望，有不可能。
  官、公立学校以外，由外国人（按：指西洋人）经营的专门学校虽也有，但近来皆濒于衰落，入学者极少。其原因为日本教育部厉行划一主义，凡不列入今日教育系统的学校，不予承认，故入学于上级学校的联络为之中断。
  朝鲜人的受教育者，以不得职业为苦。增加有知识的无职业者，所以要酿成社会主义者出来了。因此颇有人主张朝鲜的教育程度，应以使受教育者得能全部就职的程度为止。殊不知受高等教育者之不能觅得职业，固是事实；然这不是限于朝鲜的问题，而且以不能觅得职业为理由，就想阻止教育的普及发达，实为无知已极之事。因而朝鲜人无职的问题，不是今日才开始的问题，也不是教育过剩的问题；乃是从朝鲜并合以后，把官公职的全部与公司其他实业界的主要职业全被日本人占去，朝鲜人在事实上是被摈在此等职业以外的。
  以上是从日人那篇文章中，仅就关于教育的事实节译出来，其他为日本帝国主义者设想的议论都略去了。但即从上述事实中，我们已可看出日本政府对朝鲜殖民地的教育政策是有下列数端：
  （一）实施日人与鲜人的隔离教育，即差别待遇，把教育日本人的学校，特别设备完全，师资合格，经费充裕；对朝鲜人的，不过充数罢了。
  （二）小学校一学年起，即用日本语教育朝鲜儿童，是直欲废止朝鲜的语言文字。
  （三）对朝鲜儿童也教他们“忠君爱国”，且完全用日本历史、地理，把朝鲜民族的历史、地理取消了。
  （四）教科书由总督府编纂，想见朝鲜儿童是不能学习本身所需要的知识与习惯了。
  （五）校长及主席教员全由日本人担任，那么朝鲜人教员可说全无权力。
  （六）限制实业教育与毕业生就职机会，是根本想遏止朝鲜人的活动能力。
  朝鲜人在教育上受这种种限制，所以反感也特甚。现在在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的二千万朝鲜民众反抗的血统，已经波及到朝鲜少年的心脏了。对于总督府专制的教育，早有各地勃发的小学儿童同盟罢课来证明。而在一九二七年下期，在朝鲜首都京城的中学生间，更有民族解放意味的罢课风潮发生，以与总督府警察及学校当局的暴压奋战。其中最激烈者，为中央高等普通学校与官立第一高等普通学校。在“中高”方面，因不满意于校长的高压与殖民地所特有的专制教育，遂于十月间爆发驱逐校长运动，全校八百名学生，除五年生以外，全部罢课。结果，校长辞职，教员再全部罢教。后来学生方面一齐回校，要求恢复被开除学生的学籍与继续上课。不料至十一月十五日午后，突有数十名钟路警察署员，闯入学校，拘去一百四十余名的中学生。当夜的钟路署，署内有一百四十名的少年狂喊，署外有他们的父兄不绝地奔波，故一时突呈异常状态。当夜警察虽释放五十名学生，然其余学生仍被拘禁，且施虐待。卒有六名学生以违反出版法典、妨害职务执行的罪名，送至检察厅。此外总督府的学务当局，且召集私立高等、普通学校八校长开校长会议，议决如下的条文：“一校退学的学生，他校亦绝对不许其入学；要注意学生的人物、家庭的状况；凡父兄为思想家或贫困的，不许其入学。”至于官立第一高等普通学校方面，此种专制尤为已甚。该校四年生，前曾提出如“朝鲜语教授的彻底、由朝鲜人教师教授历史、日本人教师之非人间的态度之改善、学友会创立的许可”等六个条件。未见容纳。遂于十一月十四日，先由四年生二百名罢课，未几，一年生二百名也起而参加。因此钟路警察署复行干涉，搜检十五名学生，学校当局亦在十八日对罢课生全部予以无期停学的处分。至是，全校学生的愤懑达于极点，三年生亦遂加入罢课，竭力攻击警官的侵入校内。在日本东京的朝鲜留学生会，对于一切加在朝鲜学生身上的专制压迫，也提出下列各种口号以示反抗：
  一、开全朝鲜学生大会！
  一、一齐反对校长会议的决议！
  三、对于警察的千涉，向学务当局提抗议！
  四、对于组织的弹压，取组织的对抗！
  但毕竟谁得胜利，似可无用多言；不过使对于朝鲜民族的挣扎，多一点表同情的资料而已。
  原载1928年5月20日《教育杂志》第20卷第5期
  论儿童图书馆与儿童文学书①
  图书馆为教育上一种重要的机关，当为大家所知道。这不惟是学校教育上重要的设施，也且是社会教育上重要的设施。最近因高唱社会教育的必要，故图书馆的制度愈加发达。而在学校教育上，更因提倡自学自习的方法以期教学效率的彻底，故不仅学校内的图书室占有重要的地位，即学校中的图书馆设置也大感必要。
  图书馆的经营，因对象与目的的各异，遂生出种种的分化。如有的以学术研究为目的，专供专门学者的参考；有的以养成常识或慰安、娱乐为目的，则备一般人士的阅览。前者称为学术图书馆，后者称为通俗图书馆或民众图书馆。也有就实业或教育或政治等特别部类的图书集为图书馆的，则是专门别类的图书馆了。又，就对象而言，除对于成人的普通图书馆之外，更有为少年或儿童而设的少年或儿童图书馆。此外又有专供妇人阅览者。如此，设立种种图书馆，在一般民众或学生、儿童方面看来，自很便利；即在经营图书馆者，也觉得易于从事。然从经济方面设想，若分化为许多图书馆，自然在内容上难免要贫弱一点。因此不分设许多馆，只在同一图书馆中来讲究分化的方法，自也有效。但供给专门研究的图书馆与为养成常识或慰安、娱乐用的通俗图书馆，当以分别经营为是。又此等一般的图书馆与专为少年儿童设置的儿童图书馆，也以各别经营为便。在欧美，近来于学术研究的图书馆与通俗图书馆之外，单独经营儿童图书馆的倾向也正显著。惟我们要知道设立儿童图书馆也不一定要在独特的场所，即在同一区域内或在同一图书馆内，也可另行设备，经营一个专收儿童的图书馆。
  儿童图书馆的经营方法，自当根据一般图书馆经营的原则。但因对象是儿童，而且是受学校教育的，故应考察这两方面，以谋特殊的经营。凡是图书馆，都该是教育的。尤其是儿童图书馆，更不可不是教育的经营。那就须与学校教育善为联络，讲究美善的方法。现在特就经营上所当注意之点述说如下：
  第一，当采用自由主义，务以不订立许多规则、制定烦琐手续为好。这在欧美，因已实行有素，一切可以自由阅览。若在我国，因“公德心”的习惯向未发达，有些地方不能不规定较为麻烦的手续，也是事非得已。但在可能范围内，而且在要求目标上，务以使儿童得自由阅览、手续愈简为愈好。实因儿童的生活尚未成为规则的，如使他们小小的心灵感到一种委曲，便足以阻止向上心的发展。故对于此点终要与以同情。虽然完全自由了，也许反而变为杂乱，酿成乱读之弊。是以对于某种书报，规定一定要履行的手续自也必要。但对于另一种书报，必须让他们得自由使用。例如新闻杂志及一般娱乐的读物。原有多被破损之虑，但这是非公开自由阅览不可的。又，对于出入图书馆的门路，也为设法使之便利才好。
  第二，当有读物的指导。因儿童的能力尚不足以自由选择，故根据他的希望以指示适当的图书，实为必要。又，当读书之际，发现了难以理解之处，便该予以自由质问的机会，以得彻底的了解。欧美图书馆中——不限于儿童图书馆——有特设指导员的；惟为便利上，多以图书馆员任之。我国图书馆对于这种设施，自当认为要务。
  第三，对于儿童，不当仅使阅览图书而已，更当利用藏书举行种种的展览或谈话。如日本的图书馆中，近来对于此点颇知注意，有另设特别室者，有用幻灯或电影以说明种种社会的现象或科学的内容者，更有由图书馆员或其他讲师作有益的讲演或谈话者。这种设施足使学习更有效果，且可于娱乐、慰安之中获得种种常识，而入馆的人数也得由此增加。又，这种设施虽不限于儿童图书馆，但以对儿童图书馆为特有价值。
  第四，图书馆的设施，要当作类似学校的组织而作种种教育的设备。即这种图书馆不单有助于知育而已，又当有助于训练与体育。如在馆内设置运动场，读书之后得以从事运动，或使之听音乐，或使之行社交。如此，图书馆的效果得因种种教育的设施而为之增大。这对于一般图书馆固然需要，而对于儿童图书馆尤其需要。在欧美的趋势，正在注意于此。故图书馆既似博物院，又似学校。
  第五，馆员要择有此种素养者，或当设置应于各项特殊目的的所谓指导员。欧美对于图书馆员的养成，早有适当的设施。我国近年来，也曾有举行图书馆学的讲习会的，此诚为可喜之事。因图书馆员并不是图书的看守者，他非有特殊的训练是不行的。他又不仅以有“资格”就算尽善，必更贵有对于图书馆事业的兴味与理解。特别在儿童图书馆，非有于儿童教育有充分的理解与经验的人不可。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与学校教育保持密切的连络，才能对儿童学习实行适当的指导。
  第六，儿童图书馆所当置备的图书，应有慎重的选择。这固然是无论那个图书馆都该注意，惟对于儿童影响特多。故务必避绝非教育的图书，而多多置备富于教育价值的图书。我们知道，儿童常有从书上得知恶言恶行而加以模仿的。故注意图书的选择，实大有必要。惟此说并不含有：儿童图书馆所备书籍应以关于教训的及科学的为限之意。其实，关于慰安、娱乐的，也属必要。不过必须予以周密的注意，并讲究指导的方法罢了。又，选定书籍固然重要，但少数人要选择范围广大的书类，难免有许多缺漏。因此在可能范围内，务必请教专门家的意见或特别设置顾问，庶足以补此缺陷。
  要之，儿童图书馆的经营，必须是教育的才行。儿童图书馆能如此经营，就可成为学校教育之援助者，对于儿童教育可以发生很大影响。因之，从学校的立场来说，也有大加奖励的必要。在我国，一般图书馆的设立尚未见普及，遑论儿童图书馆！惟既认知了儿童图书馆的价值，能起而设法提倡，自是必要之务。现在学校内设置图书室，或一学级内置备几种书报的现象颇不算少；然规模太小，设备太不完备，待改进扩充之处实在非常之多。所望于热心教育人士，急谋改善奖励的方策，当是儿童教育上一件幸事。
  以上是说儿童图书馆在教育上所占的地位以及经营儿童图书馆所当注意的几个要点。以下特就儿童文学的选择与德国的实例再说几句。
  我国近年来供儿童用的课外读物，虽然为数真是有限，但有这个倾向终是事实。课外读物的使命，在于养成健全的志操与纯真的趣味。英、法、德等各国的儿童文学，皆为尽此使命而当不绝地改善。他们对于小学校固各有国语读本，但仅靠读本未能完全达到养成知识与情操的目的，必须再有赖于课外读物的援助。是以各国对于课外读物非常重视，除思想健全、情操丰富而外，连书籍的印刷装帧也务求适于儿童的趣味。但在他方，近来欧美各国有损害儿童之虞的俗恶的儿童文学也颇流行。此等文学是：
  一、强盗或侦探故事；
  二、不伦的恋爱故事；
  三、超越人力、人智的冒险或侦探故事；
  四、为人间所不得有的空想谈话。
  以此等题材为内容的读物，儿童读了以后自然足以发生兴趣，但不幸健全的志操与纯真的趣味却为此所破坏，结果所至，就增出社会上许多少年的犯罪。
  欧美各国有鉴于此，特在一九一〇年五月，于巴黎地方举行国际会议，决定由缔盟各国同心协力以取缔俗恶文学。取缔的范围不限于文学，连影片也包括在内。其后此项国际会议的决议曾经实地施行，惟中国及日本等未出席这个会议，不在取缔范围之内。因之在缔盟国被严行禁止的俗恶影片陆续向东方输出，而此等地方的少年就不免受其毒害了。
  英、法、德等各国，一方面既严行取缔如上述的俗恶文学，他方面即编制健全而富情趣的读物与影片，以期满足少年们的欲望。更进而研究种种方法，务使良好读物得以最简捷地接近儿童。虽是劳动者的儿童，也可获此便利。譬如在德国，良好的儿童文学书，大概以每册三十二面、定价十福丁尼（约中币五分）为标准。若对于如此而也不容得的贫困儿童，另由地方费补助之。故德国全国儿童，每年终可读到几十册的儿童文学书。
  德国之使儿童阅读上述读物，尚有种种方法，兹举其中重要的几项如下：（1）地方官吏以地方费印刷儿童读物，分配之于所辖区的儿童；（2）小学校在各教室设置四五十册的儿童文库，每周约有一册书借给各儿童，使在家庭阅读，故一年必可读得三十七八册；（3）各小学校设儿童读书室，置备新刊的儿童文学书，使儿童自由地愉快地阅读；（4）各市所设各种图书馆大抵皆附有儿童室。对于儿童室的设备，即在其他各国也皆煞费苦心。其重要的条件为：第一，房子明亮，若是薄暗不明，不仅有害视力，且未能愉快地发挥读书的气分〔氛〕；第二，注意于壁及壁纸的色彩，使光线柔和，不至因过强而害视力；第三，悬挂适于儿童趣味的壁画，并用雕刻及其他美物装饰，书桌、坐椅也皆合乎儿童使用，再用四季的盆栽及草花点缀其间，这样不惟可使儿童愉快读书，且可吸引儿童常来读书；第四，选择绘画杂志及书籍之适于儿童趣味者，巧为配置，且可自由取出，使儿童感到在此室内读书真是无上快乐。纽约国家图书馆的儿童室，便是最称完备的。
  如上述完备的儿童图书馆，在我国还是找不出来。然而我们不该止于现状，应当急起直追才是正经。同时更希编制儿童文学书者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从儿童生活范围内选择材料，以养成儿童健全的性情与纯真的趣味；第二，插画装订也当符合上述条件；第三，注意印刷，务求不害视力、不疲精神；第四，定价力求低下；第五，程度常能追从学校教育。要是书籍编制方面能具备此等条件，而图书馆设置方面又能趋于完备，那么，中国的儿童生活开始发见幸福之路了。
  原载1928年6月20日《教育杂志》第20卷第6号
  文纳特卡制的大要①
  文纳特卡制（WinnetkaSystem），是现任美国芝加哥郊外田园都市文纳特卡的学务课长华许彭（CarletonW.Washburne）②所创设的教育法。他本是实业界中人，后来做了墨西哥学校的一个教师，因为学校里收容了七个人种混杂的儿童，他用个别指导的方法，颇有兴味；以后又在别个学校里采用这种方法，居然获得良效。当时之佛兰西斯哥州立师范大学有所谓勃克（FredericBurk）这个人，他在那个附属小学中，正在彻底地实施把作业全然个别化的教育法，即个别教育（在一九一三年）。于是他即至勃克处研究他的个别教育法。这样热心地研究了五年，至一九一九年，遂在芝加哥市外的文纳特卡地方，创始所谓文纳特卡制，以至于今日。现在在文纳特卡地方，共有三个公立小学校，一个初级中学校，皆在华许彭监督之下，用同一制度在教育儿童。
  为什么华许彭要提倡个别指导呢？这自然为了他不满意于美国旧有的方法，所以不得不另设新的教育方法。他曾这样说过：
  “过去数世纪间儿童之教育经验，有如严冬的寂寞，是一般人所明知的。受过那时代教育的人，试一回顾儿童期，追忆所过不幸的日子，便会发生嘲笑与憎恶，实是当然的事。但在现代的教育界，已有春之微风在拂吹着，有新的理想萌芽出来。儿童之学校生活的脉博，正在旺盛。⋯⋯于是在我们这个文纳特卡有当作美国最大荣耀的集团精神（communityspirit）之表现，顺应着吹向新教育界的新春之微风的要求产生出来。”
  但华许彭在这新制度所主张的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呢？所谓“顺应于新春之微风的要求”又是什么呢！
  对于这一点，把他的意见综括起来，可以说是：“儿童都是各个人间的存在”；“各个儿童，无论当作个人，或当作人类之组成要素，都当竭立有谋充分发达的权利”。因此，在新时代的教育界，“集团教授不可不让地位于个别”。但为谋儿童各个的充分发达，“儿童不可不精通一切日常所必需之一般的知识技能”，“不可不表现一切儿童固有的个性，不可不供给做创造的作业之机会”，更要使他们“不可不谋当作社会组织体之一员的自觉与其实现”。
  文纳特卡制是由实验的自然科学的研究筑成这个原理的基础，而于实际教育上把方法具体化的。但据华许彭的自白：教育科学的研究之进步为日尚浅，上述之原理只有最初一个有可以实现的曙光。即仅在为熟达日常必需之一般的知识技能上所必要的方法之合理化方面，有某程度的了解而已。
  其次要问：所谓“日常必须的知识技能”又是什么？用“如何的方法”供给儿童以必需的知识技能呢？
  据华许彭说，所谓“日常必需的知识技能”，是个个人所必要的，而且在日常生活上所实际使用的知识技能。例如开平方、立方不算是日常必需的知识；而如“7十8＝15”，便是日常生活所必需者。教育之科学的研究，应当把国语、算术、作文、地理、历史等教科中认为必需的知识决定出来。这种为一切儿童所共同必需的知识技能，可以说是普通基本（commonessentials）
  至于供给儿童以“日常必需的知识技能”之方法，在他所说“科学的研究虽尚幼稚，但日下正在频频促进，却是事实”的前提之下，可以如下所述：
  所谓必需的知识技能，在性质上当然应是对一切儿童都同一的。“7十8＝15”之知识，无论对优秀儿，对劣等儿，皆属必需。但事实上，有的儿童能于短时间学得这种知识，有的儿童却须长时间学习，有这种的差别。因此，这种知识在我们的文纳特卡制上要使一切儿童学习时，当讲究能适应各人学习的速度。如某儿学习同一事项仅须三星期，他儿却须三个月，那么就给他们各人所需的时间，等到熟达以后，再来学习其他事项。要之，对于必需之一般的知识技能，以能完全熟达为主。原来儿童之心的能力是各个差异的，故若以能力低的儿童为准，使一致前进，其结果必得对于能力高的儿童发生牵制阻滞的弊病。又若以能力高的儿童为主，则劣等儿不能追及，完全的作业便将成为不可能。要补救这两方面的缺点，没有别的法子，只有视儿童固有的能力如何，以定进步的途径而已。文纳特卡制所采用者就是这一条路；个别教育之真髓，便在使各儿童完全熟达了一阶段之后，再进至第二阶段。
  由此可见，文纳特卡制的教育，是在供给儿童以日常必需的知识技能；供给之方法，则在采用适应儿童能力的个别指导（in-dividualsystem）。这因儿童相互间有所谓能力上的个人差之故。所以文纳特卡制可说是非常重视能力上个人差的教育。
  但文纳特卡制不单是尊重个别指导，即能力上个人差而已，还有与这种指导法并行等重者，即所称为社会化及自己表现的活动（socializedandsef-expressionactivities）是。即使各个儿童互相发挥固有的独创力，表现固有的独创力，藉以感到集团作业力量的伟大，且理解社会生活中互助的关系。这种社会化活动的目的，自然不在熟习儿童一般所必需的知识技能，而在藉此使他们体验到在以共存共学为指归的社会生活中实有协作（cooper-ation）之必要。故在教科上，如学校剧、讨论、设计、研究报告、自治报告等，固可属于表现教科；即如地理、历史，也当有大部分用这种方法来教学。
  这个方法在文纳特卡制上占一如何重要的位置，可由下列这个原则看出；这原则是被视为文纳特卡制的格言的：“此等社会化的自己表现的活动，与必需之知识的学习同样，必当认为学校课业中严密而重要的部分以处理之。”
  现在再举个别指导上几个问题，以见该制的特色。
  （一）时间表完全废止。在上述那种根本主张之下所行的方法，是先把时间表完全废止，学习的进步全然自由。但每日学习时间中有三分之二乃至二分之一是用在必需科目之学习上；由必需科目之个别学习所节约的时间，则用之于社会化活动与相互学习。
  （二）哥尔（goal）。所谓哥尔，是把儿童当学习的各科教材，用科学的统计的调查，成为确定的学习单元。例如：“用百分之百的正确，能在三分钟内做出分数之加法四题。这时候的各问题，为有十二以下之分母者，加法是加三个分数者，含有通分法，也含有带分数之加法，答数要整数、带分数及既约分数。”（第五学年分数加法之哥尔）哥尔本为目标之意，但在此地也有细目之意。与道尔顿制上的工作预定（assignment）相似。时间的分配都视能力而定。
  （三）工作册子（assigmentbooklettest）。这是儿童自己指导的学习书，其中附有与教科书连络的细目、辅助教材、练习教材、自己订正用的解答等等。儿童以此为指南针，自觉的而且个别进行他的学习。
  （四）审查测验（test）。这是用以审查根据哥尔作个别的学习所得的效果的。这种测验以具有审定的价值者为必要条件；若不能完全通过这个测验，便不许进级。
  （五）进度记录表。这是记录儿童各自的学习进度的。儿童可由此知道自己的进步，教师也可由此知道儿童的学习有了何种的进步。进步记录表有个人用与学级全体用之二种。
  以上所记述是异常的简单，希望将来再有较详尽的介绍并批评。
  原载1928年7月20日《教育杂志》第20卷第7号
  现代新教育之特征·病征①
  所谓“现代新教育”，已为一般从事教育实际、研究教育理论的学者们所啧啧称道的了。
  然问何谓现代新教育，能具体地举其内容并历史地究其来历的人，似乎无多——中国不待言，西洋亦何尝不然！
  有人敢说现代新教育之特征，不用多举，只举两点便足说明。那两点呢？其一叫做“科学的教育”，其他叫做“全民的教育”。
  说是科学的，说是全民的，够多么漂亮、够何等时髦的名词！
  不错，我也承认，配称为现代新教育的特征的，要说也只有说这两点。但我以为，与其说这两点是现代新教育的特征，无宁说这两点是现代新教育的病征之为当。
  何以故？
  用所谓“科学的教育”以测验儿童的智慧，考查儿童的学业，并举行其他的调查统计等等，看来好像是很公平、很准确的利器已在教育上应用了。
  用所谓“全民的教育”以设立民众学校，推广补习教育，并出版供平民阅读的书报，看来也好像教育上已在打破界域、大度包容的了。
  但是考之实际，是不是个个儿童得享受到“科学的教育”之恩赐，个个平民得享受着“平民的教育”之教训呢？
  在教育上，也同在政治上、经济上、法律上、社会上一样，有着许多的不平等、许多的不真实。
  科学的利器真多得很呢？在交通上，在建筑上，在营养上，在娱乐上，在现代确比现代以前为进步，多新颖，多有趣；但试问：能享受到它的利益的究有多少人？举浅例来说，夏有电扇以避暑、冬有暖炉以御寒的，在这现代占有全人口几分之几的人？同一情形，尽管教育上发明了多少利器，但就其极大限度的效用而言，也只限于能就学的人。然试问从教育门墙被除外的人究有多少？这批人是永不能见到“科学的教育”之面貌的啊！
  再看“全民的教育”。说叫“全民”，“全民”原是其妙无比的好名词。但试问世界上的全民在那里？为民有、民治、民享的德谟克拉西（democracy）的美国，莫非已臻于全民的境地吗？我们知道，世界上尚没有所谓全民的政治，因为掌握政治的国家机关，并不在全民手里，而是在“部民”手里。这且置而不论。单就现代所谓“平民的教育”来看，一则在数量上固未普通，再则在内容上更多缺陷。譬如就现代富强国家的教育训诫而言，说“奉公守法”、“勤俭可以致富成家”等等养成安分良民的话，其实，在站在反帝国主义立场上人看来，都是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用以欺骗平民、软化平民、役使平民的口号。因为一般平民并未掌握政权，掌握政权的都是特殊阶级的人；换言之，他们这种国家并不是平民的，只是特殊阶级的；所以那种教育上的说教，适成其为特殊阶级的教育罢了，与平民本身利益是无关系的。然则，更那里来的“全民教育”？
  由此可见，号称现代新教育的特征，不就是现代新教育的病征吗？今要问一问这一病征的根源，即其症结何在？
  一言以蔽之，这个症结即在于现代所特有的“富”。我们知道，现代的社会是“富”的社会，是“富”集中于少数人的社会，是占有经济上支配地位的富者，同时即为占有政治上支配地位的人的社会。
  同在政治上、经济上、法律上、社会上富者享有特权一样，在教育上也以富者为享有特权。换言之，握有财产权者享有教育权。因之所谓“科学的教育”，根本不能对无财产者发生影响；所谓“全民的教育”，本来没有这回事。
  因富而使教育机会大受制限的例子，本来就在眼前，用不着多所说明；但供参考计，不妨引用一个实例。
  这个实例，是日本东京帝大助教授青木诚四郎在大正十四年（一九二五）与另一位冈田真一，就日本山形县一地方调查受中等教育者与富之程度之关系所提供的。
  试看这一个表，便可知受中等教育的机会是如何的为富力所影响。详言之，富之程度最高，即每年收入在三〇〇〇圆以上者的子弟，每百户可有八〇人以上受中等教育；然富之程度愈降，这个受中等教育的机会便愈少，即每百户只有四一·一人，更下则为一八·六人，到了最低的富之阶级，不管它的绝对数虽是最多，但能受中等教育者不过每百户中有二·七人而已。我们当然知道，在低的富之阶级中，子弟的人数决不致特别的少，故可推说低的富力实是大大地制限子弟受中等教育的机会的。而且因富之程度之低下，而受中等教育者的人数也顺次低下，更可见这一推定之确实。
  然这还是一般的倾向，若就男女分别来看，又如何呢？倘照普通所推定的那样就男女全体比较时，男与女之数当为同数，那么从这表上可见女子受教育的机会是更受限制了。即女子尚不及男子之半数。由此表可见，在每年有三〇〇〇圆以上收入的家族，男与女的入学者数大致接近；然因富之程度的下降，渐与男子之间发生距离；在最低的富之阶级，女子之入学者竟不及男子的三分之一。故因富之程度使受中等教育者一般地受制限，原与上述的无异，但其程度在女子方面为更已甚，实可这样说的。
  这个调查，虽是日本的，且是日本一地方的，以之推定为现代全体的状态，或者有嫌失当也未可知。但此种倾向之存在，可由我们日常见闻所及而得约知，至少有和此相类似的状态存在，是可确定的。
  对于此种事实，我们能有什么意见呢？现代的教育实际家和理论家是否注意及此呢？即注意及此，能有什么根本改善的方策呢？尤其是羡称现代新教育为科学的与全民的教育的学者们，不知在此种现实的病征之下，会有些儿回想与心得否？大既对于这种由富而限制教育机会的事实，终不会认是良好的吧？至少也不当视为可以忽略的吧？我们在此，且不论今日的各级教育是否为适当的教育，以及受了此等教育是否即有良效可睹；但我们终不能不说由于富力之低下，使教育的机会显受制限，个性的发展大受阻碍，以致什么“平民教育”、“科学教育”都无法真能普遍实现，乃是极不合理的事情。对于这个极不合理的事实，讲究补救的方法，使有志、有才入学的男女，得不问富之如何，以达到他们的志愿，该是从事教育实际、研究教育理论的人们所应引为己责的吧？
  自然，要谋根本的改造——教育上的改造，决不是仅靠教育理论家及教育实际家的力量所能奏效。要知教育政策根本须与一般政策相应而行，方能相互改进；否则，不落于过去“教育救国论”者的盲目主张，就要落于过去“在教育言教育”、“为教育而教育”的学者们的欺人论调。故真正的教育工作人员，无论是研究理论或从事实际（这个分法本来不通，姑且袭用）的，皆当深切地认明教育与其他社会制度的关系，更当认明教育与政治及经济的关系，藉明为现代新教育之特征，也即为其病征的根源究属何在，然后在教育方面，努力作与一般革命政策相应的实际工作，以期实现更新时代的更新教育，实为他们根本的责任。
  原载1928年8月20日《教育杂志》第20卷第8号
  日本文化机关概观①
  这所谓文化机关，是包括学校教育、宗教、出版物、艺术及竞技运动等种种门类。在现代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当局以及学术家专门家的标榜上，总是喊着“为文化而文化”、“为教育而教育”、“教育文化是超阶级的”、“教育文化是为人类全体的”；但从实际上考察起来，殊不尽然：现代的教化显然是阶级的，显然是支配阶级用着支配权力，在那里强制施行足以维持而且巩固支配阶级地位的文化政策。我们由观察日本的文化设施，就足证明上说之确切不易。日本帝国主义现在正受国内新兴阶级与国外殖民地、其他帝国主义列强及苏俄之威胁，故愈益有意识的积极的组织的要把一切机关、一切工具都掌握在自己手里；一方面灌输皇室中心主义、军国主义及社会主义的毒素，他方面注入颓废的思想、享乐思想的催眠药，期有以使被压民众永远禁锢在贫穷与隶属的铁锁中而莫由解放。
  以下特叙述日本政府对文化设施的各项机关及其内容，可藉以窥见文化之阶级的作用。
  一 学校教育
  最先在文化机关上可视为最直接的在政府管辖之下，而为官僚的支配阶级所最煞费经营者，当推学校。
  对这学校机关，日本政府如何利用呢？
  （一）对上级学校。上级学校的任务，是在产生政府机关适用的人物、社会的劳动过程上合格的指导者，即为国家的官吏、地方自治体的公吏、学者、教师、技术者、医生等等。试看《日本大学令》第一条：“第一条，大学以教授国家所须要的学术理论及应用并攻究其蕴奥为目的，兼须留意人格的陶冶及国家思想的涵养。”
  按：这《大学令》是大正七年（一九一八年）才公布的。原来在欧战期中，日本资本主义得意急速的发展，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占有优势；然同时全世界资本主义已入于没落期的阶段中，社会的矛盾愈显，阶级的斗争愈烈，日本当然不能例外，故他们目下所希望于上级学校者，不仅仅在产生为资本主义生产所必要的学者及技术家而已，却特别需要能产生有意识的足以维持支配阶级权力的人物；因此在这个《大学令》中便加上所谓“人格的陶冶”、“国家思想的涵养”的文字。这正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支配阶级的道德与政治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动摇，足以危及他们本身存在的缘故。（查明治十九年，一八八七年，所公布的帝国大学令，只说“帝国大学以大学院及分科大学构成之，大学院为攻究学术技艺的蕴奥，分科大学为教授学术技艺的理论及应用之所”，并无陶冶人格、涵养国家思想的字句。）
  因此，日本政府对于想批判现在国家（是资本家与地主的国家）的学生（社会科学研究会的学生三十八人），要处以根据《治安维持法》所规定的一年与八月的徒刑。对于研究那批判现在国家的学问（国家不需要的学问）之社会科学研究会，在高等学校的，早已命令解散，不许其组织；在大学专门学校的，虽仍许存在，但常加以压迫、解散、搜检、拘禁的感迫。如早稻田大学竟开除社会科学研究会的责任者的学藉，以期研究会的崩溃；如京都帝国大学竟运动各高等学校，使对于入社会科学研究会的学生，故意降低其成绩，使不得升入大学！
  再从受上级学校教育的学生观之，大都是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子弟。换句话说，上级学校是为资产阶级所独占，实现了所有权即教育权的希奇现象；而劳动者、贫农、无产市民的子弟，便只好止于无智的奴隶之境地。
  （二）对下级学校。现在看全国的义务教育名义下所行对于贫苦大众直接有关的小学校究有什么任务。《小学校令》第一章第一条说：“小学以留意儿童的身体发达，授以道德教育及国民教育的基础，及其生活所必须的普通知识技能为本旨。”
  怎样实施呢？看《小学校教则》：
  第二条 在寻常小学校，授以孝悌、友爱、仁慈、信实、礼敬、义勇、恭俭等实践的方法，特别养成尊王爱国的志气；又当注意指示对于国家贵务的大要，兼使知社会的制裁、廉耻的重要，诱儿童趋于风俗品位的纯正。
  第六条 日本地理及外国地理，以授日本地理及外国地理的大要，使理解关于人民生活的重要事项，兼养爱国的精神为要旨。
  第七条 日本历史以使知本邦国体的大要，养成做国民的志操为要旨。
  根据这种教则，到底拿什么向儿童们注入呢？试把作小学教育中心的修身内容一检核之。修身所注重的德目，便是“俭约”、“勤劳”、“尊皇室”、“重国法”、等等。且举一例：在修身书卷五第十三课，题为“勤劳”，是讲农夫作兵卫成功的话。作兵卫苦于从祖父身上欠下来的债，渴望能脱离这个苦境，因此昼夜拼命，终于家计逐渐良好，除还债外，还买进一些田地。收税吏以他的田地土质坏，收获少，以为再收他的税，未免大可怜似的；然而作兵卫说：“无论怎样的田地，如能尽力耕作，决没有不变成好的。本村荒地之多，实因我们用力不足之故。我当尽力劳动，把恶地化为良田，以谋村人之福。”其后，作兵卫果然变其瘠地为良田，不特能纳租税，且更买进许多良田。象这样一位好农夫，肯拼命作工，还欠债，买田地，付十二分的租税，最后一定是个大地主，可以老来享福，这真是模范的农夫了。这对于小孩子会发生什么影响呢？这一课原在说明人类社会生活的繁荣，必须有勤劳的自明事实；但其实，同时还介绍了两种重要的社会的知识——正确的说，是社会的误谬。
  其一是：给小孩子一种印象，仿佛今日的大地主、大资本家之富，真是由他们的勤劳得来的。即以为大资本家、大地主都是异常的劳动者；他们的资本与土地都是个人劳动的积蓄，因此在道德上便要拥护这种所有权了。
  又其一是：在这作兵卫的故事中，暗示着贫乏的原因，或是不能脱离贫乏的原因，是由于他们个人的怠惰。即以为穷人如能拼命勤劳，是可以超脱苦境的；若仍然贫乏的话，那么也不是别人的罪，终究是他一个人自身的责任。故把这个主张演绎起来，可以成为富者就是勤劳者，贫者就是怠惰者。如试问事实怎样？事实不是恰恰相反吗？那么这不是欺瞒的社会知识而何？此外如引用苏格拉底的话：“与其背国法而生，不知守国法而死。”就教训小学生要看他大哲学家的榜样，须这样从顺地遵奉国法才是好国民！
  在修身课如此教，在国语、地理、历史也便如此教。至于所谓“技能”，也不过是准备儿童做被榨取者的资格，可以发达统治者所希望的产业能率而已。
  又为实施此种欺瞒的教育，就有所谓师范学校这种最严格划一的学校，造就出小学教员，在监督官监视之下，派到小学校去“服务。”而且小学教师只许遵守上司的命令做，不许有政治的自由；如对选举，对政治，说了一句话，就有打破饭碗的危险。如在一九二七年（去年）日本被压民众的政治活动最显著的时期，有东京中野桃园小学校池田训导，出席到劳农党的恳谈令，就受免职的处分，而且还不能受退职津贴，取消了兵役缩短的特典，更绝对不许其再就职。另有九州地方的一个代用教员，在火车中与友人讲选举及劳农党的事情被spy①听到了，也竟因此夺去了教职。
  （三）对殖民地学校。在殖民地的学校，当然不能离帝国主义者的殖民地政策而独立；而且是用武力征服的殖民地，更不能不采用殖民地所特有的专制的压迫的欺瞒的教育。
  试看《朝鲜教育令》第一章第五条：
  “普通教育以授普通知识技能，特别涵养做国民的性格，普及国语为目的。”
  这有什么用意呢？所谓作成“做国民的性格”与教授“国语”，这便是不作成“做朝鲜人的性格”，不用“朝鲜语”。即叫朝鲜人不做朝鲜人，不用朝鲜语；叫朝鲜人忘记了当作朝鲜民族的自己。这是什么意思？这是扑灭民族革命的思想的意思。
  更妙的，是藉此叫殖民地大众，在“一视同仁”的好名词之下，来服从内地人——即日本人，来歌颂总督的善政。于是帝国主义的榨取与强压，更能行得有效，殖民地大众的锁链更能显得巩固。
  要是学生对于此种专制的抑压的教育有反对的行动，那么可以立刻受到停学拘禁的严刑，如去年十月间，朝鲜京城高等普通学校的学生，为对抗校长对同窗会及言论的压迫，群起而作驱逐校长运动，同盟罢课，后来又向学校提出恢复开除学生学籍的要求，竟被钟路署的警官闯入校内，逮捕多人，关在署内；更有数名以违反出版法、妨害公务执行的罪名提起诉讼。又，十一月间官立高等普通学校学生向学校提出在朝鲜学生认为当然的下列要求：“朝鲜语教授的彻底，由朝鲜教师教授朝鲜历史，日本教师改善非人间的态度，学友会创立的许可。”因未得答复而同盟罢课时，学校怎样对付？竟是借助警察之力，拘去数十名学生，又把学校无期停学！尚有更刻毒的手段，是去年在朝鲜发生风潮的四十余校的毕业生，禁止他们升入上级专门学校、官立大学等。为什么敢这样做？因为是朝鲜人，是殖民地民族，所以可以而且必得要这样压迫！
  还有一例，表示日本帝国主义对殖民地教育是如何的用欺骗手段。据本年二月二十六日英文《大阪每日》记载，谓二十四日的阁议上，已将台湾大学的官制决定。当初有人反对该大学设置包括社会科学学程的经济学一讲座，以为可以引起日后严重的困难，而且妨碍国家的行政。当有人起为解释，谓若非该大学有社会科学的讲座，那么学生就会入别的大学——设有该门功课的——那大学是非由日本人办的，这将在台湾人中间发生不良的倾向。这解释是适合台湾的实情，所以终于由阁议通过了。由这一段新闻看来，将来台湾大学所设的社会科学讲座，一定是为日本“国家”所需要的学问无疑；但同时一定为非台湾人所需要的学问也无疑。在这里，我们不能不问研究学术蕴奥的大学教育究竟是为不为“真理”？又为哪个“真理”。
  除上述各种学校之外，支配阶级尚用他种教育机关以实施压迫的欺瞒的文化政策。这里边便有：（1）自一九二五年实施的中等以上学校的军事教育；（2）官办青年团之全国的统一的青年组织；（3）收容不能升入上级学校的无产劳农子弟，而阻止他们阶级意识的养成，灌输阶级调和的观念之实业补习学校；以及（4）要紧密地在绝对专制主义军国主义的支配之下，统一全体青年大众的教育与组织，预备在“紧急时”可供反动军队用的，从一九二六年开办的青年训练所。
  对于这方面——学校教育的支配势力，在被压民众方面取
  何种对付的手段？就已采用的来说，则有两种：（1）是抵制（boy-cout）。他们的子女不入那些学校，而自行创立学校。如一九二六年新泻县北蒲原郡木崎村的农民，鉴于公立小学校都是资本主
  义教育的机关，特定所有儿童一律罢课退出，另建无产农民小学校，实施全不遵守《小学校令》的教育。（2）是党团（fraction）。在学校内部组织小团体，努力于专制的学校行政与反动的教授之攻击，引导全体学生为民主化、学生自治权获得的运动；在最近各学校行政完全反动化（如早稻田大学的学生监室竟变为警察署的出张所；在东京帝大校内，竟有制服警察闯入，拘去学生；在京都帝大，学生监到学生的演说会中、命令中止实行搜检）与各教授显然提出反社会主义的时候，“党团”的作用便愈加深切了。
  二 宗教机关
  宗教是迷信的，妨害真理的：这在稍有知识的人都能知道。至在唯物论者，则更以“宗教是民众的鸦片”，无条件地予以排斥。当今大学院长蔡元培早在几乎十年以前，已经著论“以美育代宗教”了。至于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在唯物论者固然肯定的承认；然一般人还以为宗教是出世的，所以是超阶级的。我们现在姑且不下断论，惟从考察日本支配阶级对宗教的态度上来看，便可相信宗教显然是有政治的任务的。这由下列的事实，可以为证：
  （一）在这五十二议会（一九二六年召集）中曾提出《宗教法草案》，内容大要是：监督官厅认为“有妨安宁秩序，紊乱风俗，或违背良民义务的时候，可由单纯的行政处分禁止之；若有违反之者，处以一年以下的惩役或禁锢；又使文部大臣认可的各宗派的教团管理者监督或管理教派。这是什么用意呢？用意在威压宗教信仰的自由，且得以支配二十万的传教者与在他们背后的几百万无智的信徒；换句话，藉金力与权力支配神佛罢了。不幸（？）这个法案不获通过；而在第五十四议会（一九二七年）中，那个反对宗教法案的政友会，又提出内容同一的草案，即（一）国有境内地让与法、（二）寺院财产管理法、（三）宗教保护法是。主要在政府将境内地给予社寺而管理之，目的仍在用舍钱与权力来支配宗教。从这，可见神与支配阶级的关系已被公然暴露了。
  （二）日本现在有势力的宗教，为真宗，日莲宗、神道、基督教等。真宗的总本家是两个本愿寺；本愿寺与皇室贵族有极密切的关系，为日本人士所周知的事实。因教义简单，看起来又是平民的，故最能吸收贫苦大众做信徒。但他们不仅在宗教范围内活动，还在政治舞台上竞争。如最近这次国会议员总选举，他们也选定了三十余名的候补者，且派出布教师五十余人，制定召集用的暗号电报。又在去年府县议会选举时，他们对于政友会、民政党等资产政党，允许借用寺院为会场；而对于劳农政党及工会等，则藉口于会引起纷争弊害，不许借用。还有，西本愿寺布教研究所，对于工场青年，特组工场青年会，谋工场布教的改进。除此以外，更拟：（1）举行巡回连络讲演；（2）派定专任布教师；（3）发行机关报；（4）发行小册子；（5）发行讲义录；（6）组织巡回工场影片班。谁会相信念“南无阿弥陀”的真宗竟有如此这般地大效用呢？
  日莲宗与国粹主义最有关系，所以要“征伐耶稣”，但实际是最用力于社会主义的。在这里，似乎“鸦片”已变“吗啡”了。
  神道是想阻止一切历史进行的宗教。基督教在日本虽然未大占优势力，然在知识阶级，尤其对青年男女学生，颇有根柢，因为它宣扬抽象的爱与平和，更能利用物质文明的利益，用柔美安慰的手段，笼络青年的心身，特别是每年年终在街头竖“救世军”旗子，放着“慈善锅”求过路人捐钱，用以布施快要冻饿而死的穷苦人，最易博得被压迫民众的一声“阿门”。（他们竭力掩饰发生贫苦的真正原因，竭力隐匿可以解决贫苦的真方法。）还有《法华经》的狂信者，撒布封建的意识，愈发时髦过顶了。
  像上述宗教团体，现正用特别的庞大的组织力量，在被压民众中促进迷信神佛的事业。当这日本社会阶级的对立正日趋于尖锐化的时候，宗教运动如此猛烈，显见是有政治的作用的。
  （三）在日本中央政府的文部省里，设有宗教局，专管关于神佛各派、寺院、古社寺保存及僧侣教师的事项，分设宗务课与古社寺保存课。由此可见宗教在官制上有地位，显然是种政治手段无疑了。
  至被压民众对这方面的主张和运动，有站在社会主义无神论者的地位，否定任何形态的宗教信仰的；有站在自由主义的地位，要求宗教自由、信仰自由的。这如对第五十二议会所提出的宗教法案，作猛烈反对的基督教同志会，佛教徒宗教法案反对同盟的运动就是。
  三 出版物
  这一项可分杂志与新闻两类述之。在资本可能的现代，出版业与印刷业的经营者，当然是生产机关的所有者、政治上的支配者。他们可以动员一般学者、文人、记者，因印刷技术的发达，愈可大规模地做民众的精神支配的工作。这话就日本社会的现状观之，实为确切。
  （一）杂志。全国书店中所积叠著最流行的杂志，若不是关于封建主义、皇室中心主义、军国主义的，便是关于催眠的宗教、恋爱、性态的。试举最近出版的销路最广的杂志看一下：
  《名马选》（可注目的恋之漩涡，谁也不能不泪下的情之争斗，更加以沸涌的鲜血刺戟响，一百四十页的长篇读物）；《平尾山庄的密会》（高杉与西乡在二张席上对向坐着，看萨、长二阀的志士讲些什么来）；
  《思想无二》（女的恋何等的男，男的恋何等的女，凄艳妖艳，蛊惑魅杀之大情悲史》；
  《全国暗黑街巡礼》（日本全国的魔窟暗黑街三十五处之巡礼记，而且是富于地方色的难得的有趣读物）。
  ——《讲谈杂志》（二月号）
  《日本的国体》（万人感泣，万人要感悟，日本人该没有一个留着不读）；
  《忠诚的伟大黑田清隆传》；
  《苦忍奋斗田中首相一代记》（成功的活模范：从乡村的佣人出身而成总理大臣的波澜万丈之大奋斗传，虽是懦夫读了，也要感奋兴起）；
  《国旗的由来》。
  ——キ丷夕（二月号）
  《预言者日莲》；
  《使大隈成伟人的母亲之感化》（凡是爱子的母亲必须读的大记事）；
  《从零落的深渊成功为炭行的老板》（突破苦难的率直的快谈）。
  ——《妇女界》（一月号）
  像《妇女界》这类的妇人杂志，都是奉良妻贤母、孝女、节妇为圭臬的，或者宣传俗恶的家庭道德，或者注入颓废的享乐思想；而于妇人在政治上社会上自觉的门径是闭塞着不通的。
  《皇国之花》；《女武士道》；
  《日俄大战》；《安城渡之大激战》
  《噫！军神广濑中佐肉一片》；
  《别册附录》（少年敢死队乘军舰）。
  ——《少年少女潭海》（二月号）
  象《少年少女谭海》这类的儿童杂志，便是灌输此种露骨的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
  其他大众读物如《富士、クラク》（苦乐）、《讲谈俱乐部》等等，《妇人俱乐部》、《妇人之友》等等，《少年俱不部》、《少年世界》、《少女世界》等等，都是销路广大而内容类同的。
  此外，号称自由主义的杂志如《改造》、《中央公论》等等，则青黄赤白无所不包，以表示公平；是故很左的言论，常有登载；而极右的反动思想，也常不绝披露出来。
  （二）新闻。比杂志更有大作用的，便是新闻纸。这在支配阶级，用以欺骗民众，歌颂自己的政治；在被压迫阶级，也用以抗争一切弹压，暴露支配者的罪恶。
  就日本新闻纸与政党关系言之，大都是标榜着“阶级的政治的中立”与“社会的公正”的牌子，但实际不然。据大正十四年（一九二五年）八月各新闻纸的公开表示，在全国比较有势力的一百七十七社中，与政党有关者为：
  政友会 一四
  政友本党 一〇
  宪政会 八
  非政友 一
  计 三四
  此外各报虽否定与政党有关系，但事实是大谬不然。东京的《报知新闻》名义上主张政党中立，可是就他的大股东看一看：
  下冈忠治 二〇〇，〇〇〇元
  大隈信常 二〇〇，〇〇〇元
  三木善八 二〇〇，〇〇〇元
  箕浦 一五〇，〇〇〇元
  这四人都是宪政会员或宪政系的，在总资本额一百一十万圆中占有七十五万元，而且各占直接支配报社的重要地位，故可为宪政系新闻的确证。
  其次就东京、大阪的各大新闻社的资本关系观之：如朝日，总股数为四〇，〇〇〇；而社长村山一族占一九，〇四五；专务上野精一占九，三〇四。故表面上并不直接受财阀的支配，有时且能发表急进的意见，然到底不是主张被压民众的利益的，而是收买小资产阶级的欢心，以推广销路；且欲使他们在自己指导之下，作为反动的工具。
  《报知》如前述，是宪政系的。
  《时事新报》的股东中，仅仅福泽系已占有四万三千五百股；且一千股以上的股东，都是庆应大学出身，故可说是三田系；现在三井的势力渐渐伸入，池田成彬等，开始成为有力的股东，故其与政党的关系，可说是属于政友会的。
  《大阪每日》与《东京日日》的社长为大股东本山岸一，是从前藤田财阀的门下，故大体可说是藤田系，与政党的关系是带有宪政会臭味的。
  此外全国各地主要的新闻，名义上尽管表示中立，实际上大都各有所属的政党；换句话，都是供支配阶级作宣传工具的。
  广告占新闻收入大半的利益，故广告主对新闻的支配力量也是很大。日本有一家有田药房，曾用恶辣手段赚钱，但各新闻皆缄口不言。为什么？因有田药房的广告费，为各新闻大批的收入故。
  凡是大新闻社无不以传达正确消息为自夸的。但是即想报告真真正确的消息，而政府的检阅制度可有权力使不利于支配阶级的新闻禁止揭载；另一方面，下级访员虽能把比较正确的记事投入，但上级的编辑者会得削除，或者与以曲解。反之，只要有利益支配阶级，就是虚构杜撰的记事，也常由通信社、官厅、军部等等机关传布出来。当一九二六年中国革命运动刚发展时，也屡次报告革命势力被镇压下去；到后来国民革命军的的确确占领了某某地方，才被迫得照实登载。
  日本所有这类拥有绝大资本，收得绝大广告费，推销绝大份数的广告纸，对于一般民众当然要发生绝大的影响。
  被压民众方面，自日本金融恐慌以来，发生了对现实社会批判的要求，从而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热，极为兴盛。一部分的出版业者，遂从事于马克思主义书籍的刊行，形成为日本出版界的一大波澜。
  此外，左翼分子发刊《无产者新闻》（五日刊）、《马克思主义》、《政治批判》、《国际》（以上月刊）等，从事于理论的讨究与事实的分析，最为支配阶级所不喜欢；因之上项刊物，常受“发卖禁止”的处分。但日本的检阅制度，不仅对无产者的新闻杂志尽量压迫；却对于小资产阶级的新闻杂志，也要挑剔禁抑；故左翼分子与自由主义者合组“检阅制度改正期成同盟”，以与之抗。
  四 剧场、影片、音乐
  一般人，皆相信艺术真是超政治的超阶级的；尤其是艺术家自身，为着艺术的尊严高贵，更要作有力的主张。但实际上，这类话语也未见得可信。一方面，艺术确不是公开的大众的；故无论“古董”之类，不是轻易所能接近；即各以营业为主的剧场或歌舞会之类，须费数元钱入场，须费大半天光阴，也就不是人口中占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一般市民所能享受的了。再一方面，却也有廉价的短时的娱乐场所，专供大众利用；但即在那里，就有比学校宗教更来得巧妙、更来得有效的“教育”作用。日本的实例，足为上说的张本。
  日本剧场最近所表演的，有乃木大将剧、剑剧、战舰三笠剧、日莲怪人剧，以及前代的封建的道德鼓吹剧等等；影戏场所映演
  的，则有文部省、内务省所推荐的教育影片，陆海军省作后援的军事影片，有如“BigParade”（《大进军》）“墨梭里尼”、《田中大将一代记》、《忠臣藏》、《决死队》、《尊王攘夷》等等；我们即不深究其内容，但就题名上一看，也尽够了然了。
  原来他们映演军国主义影片，是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准备；映演教育影片及反动的影片，是为对于目下正在勃兴的无产阶级势力作一当头棒喝。此等影片，不仅在全国数千常设的电影院内映演，而且更由内务省的宣传队随身带着，跑到山间僻地，向农民讲演之后，再拿出来，一面使他们惊奇，一面即叫他们永眠的。
  此外更有无线电话（radios），是比影片更有吸引力与大众性的机关。日本现在有四大放送局：东京（JOAK）大阪（JOBK）、名古屋（JOCK）及京城（JODK）。由这四大放送局各就附近区域满布着“电网”，向民众作每日不断的“宣传”。你若拿每日放送的节目单来一看，便可知道他是把什么东西灌输给听众了。而且日本规定，无线电话不许私人放送；在放送局作放送的人，另有严重的规则与选择，倘不合支配阶级的心意，是决不能在放送机前站立的。
  被压民众方面，一面刊行新兴的文艺杂志，阐明当代艺术的本质，攻击支配阶级的艺术；他一面也组织有演剧团，如无产剧场与前卫座等，但受政府的压迫非常之苛刻。如去年八月，无产艺术联盟至北海道东北地区巡回表演，在东京所许可的演剧，竟在北海道被禁止；在青森虽许开演，但演至半途即被中止，向之抗议的人还被拘去。九月在大阪公演的前卫座，演业经许可的脚本，但临时也被中止解散；在京都更不许开演。十一月七日，将演剧练习中的演员拘去，在十月前已提出请求检阅的脚本，到了开演当日，竟严令禁止，并将广告板、演员单、休息时憩表等招贴物完全撕下。由这可见日本政府当局对新兴艺术压迫的一斑。
  但政府的压迫不仅对新兴艺术而已，据与某电影公司有关的一个有产者艺术家说：“这个当儿，连艺术品一类的东西差不多都不许可。除忠君爱国、鼓吹封建道德的时代片，以及由陆海军省、文部省所推荐的影片（灌输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以外，差不多什么都不获许可了。”
  因此他们对于现行检阅制度非常不满意，检阅制度改正期成同盟的运动，也更加紧了。
  五 竞技运动
  日本现在更来一个sports①万能的时期。上有皇弟“运动之宫”（秩父宫的绰号）的四方奔走，中有政府机关文部省的悬赏以求，下有各新闻纸与民间团体的摇旗呐喊，所以弄得全国对于运动竞技呈狂热的态度。如明治神宫竞技，对各学校运动费的补助金支给，都是显然的例。这一件又似超越阶级的运动竞技，毕竟有什么可供利用之处呢？
  提倡者、奖励者、援助者的口头禅，便是增进体力，养成坚忍刚毅的精神。实际是否如此？呈白热化的各学校间的竞技，例如一高对三高的比赛，早稻田对庆应的竞技，究为何意？远东运动大会、万国运动大会等等，究为何意？由此所煽起的敌忾心、排外心，对支配阶级有何用处？向青年努力灌输社会爱国主义、排外主义（chauvinism）对日本帝国主义者有何用处？实在只有三种用意：一是向世界表现日本帝国主义的威风，至少在运动界并不比欧美诸文明国落后；二是预备对外或对内发生“紧急时”，有大批可供动员的材料；三是利用青年的好名心、争胜心，使他们的心目都转移到这块运动场上来，以期与工场的、农村的、商店的那种“运动”不接近，隔离得辽远；换言之，即注射对当代统治者有益的兴奋剂而使他们无缘会发生“新兴的意识”。如去秋府县会选举以来，民众对于政治的关心与兴味正极浓厚的当儿，就有所谓六大学同盟的球战开场，新闻纸上的记事是如何的煽动、刺激啊！原来那便是二十世纪新发明的斗争心的转变法。
  故如日本的这种运动奖励与运动团体组织，决不真是体育上平和的事业，而是含有深切的帝国主义臭味的。
  上列人数最多的讲道馆与武德会，是富有封建色彩，信奉武士道精神的组织；他们是新兴势力的敌手，东洋法西斯蒂的渊源。
  特别值得注意者，为明治神宫体育会，是由文部省、内务省有意识的为奖励全国运动、组成运动团体而设立的。他的效果甚大，看《时事新报》的记载可以知道：
  最近吾国运动界表示急激发达的动因，当推明治神宫竞技大会为第一。从来可视为专由学生所占有的运动竞技，由此向全国一般开放，特别对于启发地方青年有多大用处，是无可疑的；无论论质论量，明治神宫竞技实足为斯界的泰斗而促其发达。
  为此，政府不惜费数百万的大宗款项来积极筹划。又，最近体育运动的组织，在工场内，也由资本家奖励创设，如网球场、室内游戏场、网球俱乐部、棒球队等等，差不多在各工场都有。这是什么用意？仍不外叫大众的注意专集中于运动上罢了。
  至于被压迫民众对这方面的对策，也与对学校教育的相似，即一方面自行组织运动团体，与厂内的相抗；他方面运用“党团”作用，在工厂组织的运动团体内活动。
  于日本
  原载1928年8月20日《教育杂志》第20卷第8号
  教育者之政治的使命①
  自中国革命运动兴起，所及于教育界的影响之一，可以说是稍稍打破了教育与政治无关的这个谬见。他们——教育者参加党籍，宣传党义，甚或担任党务，且进而掌握政务，向来“教育独立政治莫问”的习气，似乎已经有点改变了。这是教育者走入教育本来任务之初步，新中国的教育者是必须有这一个觉悟的。
  在目下军政渐告结束、民政预备抬头的时期，教育者在教育任务上所负的使命，实当比以前更猛进、更彻底地干去。照孙总理的遗嘱看来，“开国民会议”乃是最近所当促其实现的一种主张；教育者自身是国民，所从事工作的对象也是国民，如何准备他们自己，如何训练一般国民，教育者实自有其应尽之责。现在就此稍加申说。
  教育者最先对自身应有所准备，这准备的项目有二：一是彻悟教育与政治的关系究竟何在。就大体言，在革命前，即在革命群众获取政权以前，教育是个武器，用以破坏、煽动、宣传，把统治阶级的罪恶尽量揭布，把革命的政纲尽量传播，这与军事的进攻固有相似的作用，而由此激起被压迫民众的革命情绪，培养成努力革命工作的新要素，则是于破坏以外，更有建设的功能。要言之，在革命前，教育是用以斗争的，志在获收政权的武器之一。在革命后，即在革命群众已经获取了政权，这时，教育的责任是在拥护民众、训育民众以拥护这一政权、巩固这一政权，保住民众对政府的密切关系和对政策的一致信任；因为那时的政府，就是民众所选出以行使政权的，它与民众站在一起，再不是与民众相对抗。要之，在革命后，教育是防卫政权并促进政权的一种机能。明白了这两点以后，对于教育与政治关系之见地，当不复能容认过去教育是超越政治而独立存在的那种误解了。其他一项的准备，是要把教育者这一集团的力量团结起来，成为一个社会势力，不仅是保障自身的利益，也且为献身于国家建设的基础。未来的国民会议中，教育者势必有代表参加，那是教育者直接干与政治的最大机会，如何能利用这一机会以争取生活地位的保障和获得国民的自由，且议定国家教育的新纲领以发挥教育的最大使命，实为教育者集团在事前所应郑重准备的。
  其次，教育者对为自己工作对象的儿童们，必须认出自己使命的所在。教育者所日夕与共的儿童，不是极大部分是属于中下阶级的子女吗？他们可说是被压迫者，他们要求一切的解放：在政治上、在经济上、在法律上、在社会上，乃至在教育上。究竟他们能获得解放的门路，抑或依旧受旧支配势力的屈服而不获见天日，就视今日教育者如何教育他们以为定。你们若教他们“安分守己”，不要与闻政治，那么，他们自然要和政治绝缘——虽然是实际的生活条件自能给他们以实际的政治教育；反之，你们若教他们明白当地的政治环境何如，对他们的本身生活的关系何如，随时随地领导他们去接近政治，那么，政治将为他们日常生活的要素，如上节所述，在革命前宣传争取政权、在革命后拥护政权的教育作用也可达到。这种要求，在实行真正民权主义的国家，是异常的需要；除非国家不属于大多数人而属于少数人，它才要用愚民政策来防止国民的参与政治与明了政治。我们不要以为儿童们年幼，不必懂政治；要知懂政治不是研究政治学理，不是主持政治纲领。在我们素与政治绝缘的社会里、仿佛政治是天外飞来的新事件；但在实行民权主义的国家，是绝不会觉得希奇的。所以，教育者要对儿童供给他们所需要的政治教育。
  最后，教育者对一般民众应尽责任。革命靠民众运动才会成功。如今停止民众运动，是一时的现象，不久自当复活。教育者的天地决不像现在所见所处的那样狭小。教育者是通文化与民众之间的一条大路。教育是决不该以幽禁在校门以内，研究研究学理、教教儿童，以维持个人的生活、满足个人的欲望算已尽职，教育者的人生观、教育观，是不局限于个人，而是公开于社会的。教育者负有社会的使命，他们应从讲坛上解放，向着社会民众进去，参加社会民众运动。今后的学校，也不当仅仅是儿童的学校——不再是“学校重地，闲人莫入”的学校，而当成为当地文化的中心点，为当地民众吸取文化资料的泉源。它要做扫除文盲运动；它要做民众政治训练运动，它要利用种种革命纪念日做扩大的宣传运动，它将是征伐迷信，破除旧习的大本营，它将是民众娱乐、民众集合的大会场。故今后的教育者，当是国民文化的宣导者，而学校是国民文化的灯塔。文化愈开明，同时政治的进行愈顺利；因为民众的政治主张愈可正确，拥护政权的信念亦愈得坚定之故。
  再有一层，当教员的，尤其是小学教员，大概出身于贫困阶级者为多；特权阶级、富有阶级的子弟，希望做小学校的先生而受师范教育的，似乎还未曾听到。只是这所谓师范教育，并不适合他们本身乃至未来待他们教育的小国民的需要，却反为了支配阶级的需要。故穷困阶级出身的小学教员，对穷困阶级的小学儿童而说不为穷困阶级的话，真是天下的奇迹。为此，教育者和一般国民的生活条件，在实际上是一致的；教育者帮助受苦难民众，谋苦难之解除，实际也就为自己谋解除苦难。教育者明白了这一点，我想一定对于一般民众要更努力做政治教育的工作了。
  儿童要受他们所不可不生活的事情的教育，民众也要受他们所不可不生活的事情的教育，教育者自身也要受他们所不可不生活的事情的教育，归结的说，他们全体都要为解除压迫，为争取自由而工作，而教育者却有准备自己与训练儿童及民众的责任。故作者希望全国的小学校教员诸君，从今团结起来，喊出政治活动的口号，反抗诸种不当的压迫，拥护本身的组织，并实现教育之民众化！
  原载1928年9月20日《教育杂志》第20卷第9号
  中国教育状况的批评①
  这所谓“现状”，是指中国国民党统治下的最近一二年；因为作者所能搜得的现成资料，只有这些一二年间的。
  这个批评，是就所呈现的事实做根据的。因为批评的是事实，所以批评的对或不对，可拿事实来对照考核。作者于此极努力于保持客观的态度，抑制主观的意见，幸阅者也以公平的眼光来读这篇文章。
  有一句最要紧的话，须得提前声明。就是因为本文是处置事实的，不是处置什么理论的；事实有凭证，有实在，不容假造，也不容掩灭；所以有对现时的教育，暴露它的丑相和缺陷之处，那也是这个教育的本身应负其责，与作者可无干系；因为事实自有它的真面目。作者只如实地还它一个真面目。作者至多像个画师，画中人的美丑，绝不与作者相干。
  本文的内容，约分为（一）宗旨、（二）行政、（三）经费、（四）教师、（五）学生、（六）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七）对弱小民族的教育等七项。
  一 关于教育的宗旨
  十七年五月大学院召集的全国教育会议议决：以“三民主义的教育”为中华民国（按：即党国，见注①）的教育宗旨。
  同年十月，国民政府发布《训政时期施政宣言》，其中有关于教育建议的一段：
  ⋯⋯普及三民主义之国民教育，充实中学以上教育之内容，注重学生体格之训练，提高实用科学之智识，使青年国民之身体、精神皆有充分健全之发育，始克保证民族无穷之新生命。因此之故，凡智识未充，判断力未备，而身体发育尚未臻建全者，决不宜任其参加政治斗争与社会斗争而自趋于戕贼。⋯⋯
  到了今年（十八年）三月，国民党三全大会另通过了《确定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且由国民政府于四月二十六日奉令公布。由是，党国教育史上才正式有了“教育宗旨”，其词如下：
  中华民国之教育，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
  在“实施方针”中有：
  一、各级学校三民主义之教学应与全体课程及课外作业相贯连；⋯⋯
  二、普通教育须根据总理遗教，陶融儿童及青年“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国民道德，⋯⋯
  四、大学及专门教育必须注重实用科学，充实科学内容，养成专门知识技能，并切实陶融为国家社会服务之健全品格。
  六、男女教育机会平等，女子教育并须注重陶冶健全之德性，保持母性之性质，并建设良好之家庭生活及社会生活。
  七、⋯⋯中等学校及大学、专门，须受相当之军事训练。
  ⋯⋯
  关于教育宗旨的话，我引用了上述的几项。这儿，我对三民主义什么云云，因为要涉及别的大问题，雅不愿多说，索性一字不提。所要提一提的，只有区区几点，姑用问号提出：
  （一）究竟是“三民主义之国民教育”呢，还是“三民主义的教育”或“根据三民主义的教育”？
  国民教育只占教育的一部分。国民教育与教育这两个词的外延是不同的。党国的教育宗旨，至少在文字上，应该表示“统一”；何况《训政宣言》又不是什么玩意儿，怎好有这样迥异的措词。三全大会的决议未把《训政宣言》改正过来，想见宣言还该有效；果如此，就不能不依我提这个疑问了。
  （二）究竟是“大学及专门教育必须注重实用科学”呢，还是“中学以上⋯⋯提高实用科学”？
  这儿，党（三全大会）与国（国民训政宣言）又是一个冲突。
  （三）所谓“提高实用科学之智识”或“必须注重实用科学”云云，是不是另有所谓“理论科学”而要把它降低或必须轻视呢？果尔，这与教育部在《大学条例》所定“⋯⋯研究高深学术，养成学者⋯⋯”全无冲突吗？
  （四）陶融儿童及青年“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国民道德，并养成国民之生活技能，增进国民之生产能率，果是普通教育的主要目的吗？果与《国民党政纲·对内政策》第十三条所云“厉行教育普及，以全力发展儿童本位之教育⋯⋯”相符合吗？
  （五）“中等学校、大学、专门须受相当之军事训练”，岂不与“总理遗教”须陶融“和平”之国民道德相抵触吗？
  （六）在“男女教育机会平等”之原则下，紧跟着“女子教育并须注重⋯⋯”云云；这不是暗示男子教育业已注重“陶冶健全之德性，保持父性之特质，并建设良好家庭生活及社会生活”，便是暗示男子教育是没有或者无须注重什么德性，什么特质，乃至家庭生活及社会生活的。究竟是哪一说对呢？还有果真男女两性是有这种样的不同性吗？
  如上所述，党国的教育宗旨，显然有许多矛盾及“很容易发生歧义”之处。《全国教育会议宣言》（十七年）曾批评过去中国的教育没有一贯的宗旨；现在我也要批评党国的教育也并无一贯的宗旨（就事实言，不就标准言）。没有一贯的宗旨，教育是要失败的。——不独不能展布，且也不能整理。
  我下这样的断语，自信不是武断；因为还有如下的事实可以为证。
  这些事实，可以说是根据或关联于党国的所谓教育宗旨的：第一是所谓党义教育；第二是军事训练；第三是男女异教；第四是所谓思想统一；第五是改良主义的要素；第六是封建思想的要素。
  以下试约略解剖这些事实。
  第一，所谓党义教育，表见于下列诸种事实：（一）国民党中央颁布《各级学校增加党义课程通则》；（二）中央有“全国大学及专门学校党义检定委员会”，各地有“中小学党义教师检定委员会”，且曾通令各校党义教师及训育主任等，非受检定不得充任；（三）各书局出版党义教科书；（四）教育部规定该部全体职员应研究三民主义与职责同一重要。如此，党国于党义教育也可谓尽力提倡了；然而，这儿是件奇迹：尽管检定什么党义教师，①尽管通令认真考查党义教育实施情况；而党义课程标准迄今（一九二九年九月）尚未见公布；据八月间教育部公布的《暂行小学课程标准总说明》，党义一种，是由中央党部训练部主持的，其名称和时间都是假定的。试问以三民主义为教育宗旨，视党义为实施三民主义教育主要项目的课程，竟不见有个标准定出来，那么究竟凭什么行检定，又凭什么行考查呢？举此一端，足见连党国的所谓三民主义教育，也老实是“有若无”、说着好玩的。
  第二，党国当局之于军事教练，倒是异常认真，不问实际情形如何，至少就法令上看，已是“三令五申”的了。试举数例：本年一月间，教育部会同训练总监部呈请修正《高中以上学校军事教育方案》——内中说明：
  当此训政开始，诸待建设，世界各国竞争军备之际，职等内审国情，外察大势，一般国民自宜予以相当军事训练，藉资巩固国防后盾，积极筹划，切实进行，以期适应趋势，发扬国威⋯⋯
  试问巩固什么国防，又向谁发扬国威？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的海陆军遍于中国的各大口岸，还有什么国防可说？日本兵在东三省内地演习，造营房；英国兵、美国兵常常杀害中国劳苦民众，有谁曾经发扬过什么国威？不错，如今为了中东路事件②，国民政府正在派遣大兵到东三省边境敌视苏联，只有这件事才像是巩固国防、发扬国威的行动，但可怜只有对苏联才敢如此啊！——“闲话少说”，且看《军事教育方案》：
  第一条，凡⋯⋯高中以上学校，除女生外，均应以军事教育为必修科，其修习期间均定二年。第二条，军事教育之目的，在⋯⋯提高国民献身殉国之精神，以增进国防之能力。⋯⋯第五条，军事教育之时间如下：（一）每年度每星期实施三小时；（二）每年度暑假期间连续实施三星期极严格之军事训练。⋯⋯
  再一个例是教育部于四月间通令《军事教育实施办法》七项，其中第四项为：“军事教育限于本年八月学期始业时，一律实行。”通令之末，附有：“令仰⋯⋯遵照，毋得玩忽！”
  由这可见，党国之于军事教育，不只是“相当”注重，着实是“十二分”注重了。——甚至比视党义还重要。我不造谎，请看“必修科”、“每星期实施三小时”、“暑假期间连续实施三星期极严格之军事训练”、“毋得玩忽”、⋯⋯莫非还不算得严重？这并不像对党义教育之马虎，老实是认真办理的，只看那《修正高中以上学校军事方案》及《训练要目表》等，便占有《教育部公报》一卷二期的篇幅至十八页之多，那个《党义课程标准》却还未见一字呢！究竟为了何种的国情，又为了何种的大势，才需要这种严重的军事教育？是明眼人，怕没有一个不懂得其中的用意吧。
  除对高中以上学生实施强制的军事教育以外，国民党又设中国国民党童子军司令部，管辖全国童子军。据该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训练部的解释（见《教育部公报》一卷二期五十一至五十二页）：
  ⋯⋯党童子军系在三民主义指导之下，为爱护党国之民众、养成儿童为革命青年之一种组织；考诸欧美各国之办童子军，均为民众团体，⋯⋯世界童子军发起人贝登堡氏发起童子军之动机，亦非专注意在学校受教育之青年，而在救济当时在社会上已堕落或将堕落防其堕落之青年也。⋯⋯
  读者诸君！你们怕已知道所谓欧美各国的童子军究是个什么东西吧？距今二个多月前，是七月三十一日，在伦敦刚举行过万国童子军大会，英国皇帝且授所谓贝登堡①者以男爵的爵位，使列身于贵族；并颂扬“将来世界的和平全在于少年诸君的双肩上”。实则这一个所谓民众组织，正是在帝国主义各国积极准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当儿，替帝国主义者标榜和平、藉以掩饰竞争军备的工具之一。欧美各国所办的童子军的真面目是如此，党国所办的童子军呢？
  第三，男女异教：一是男女教育的内容有别；二是男女教育的场所有别。自十七年二月国民党中央执委四次全体会议宣言：
  ⋯⋯对于女子教育尤须确认培养博大慈祥之健全的母性，实为救国保民之要图、优生强种之基础。⋯⋯”以后至同年五月全国教育会议，更认：
  “此一要义，实为今后建设女子教育为不可易之方针。”于是大会中竟通过了《中等女子教育应有特殊设施》，其办法分为二项：
  （一）关于教育内容者：中等女子教育之教材，须注重养成女子特有之社会职分，加入关于处理家政教养儿童等学科及训练；女子德性之涵养，应注意于艺术的陶融及体育。
  （二）关于学校设置，在女子高初级中学以特别设置为原则。
  ……
  ——此案通过后，当有浙江代表声明不能履行。于是，全国教育会议变成两广教育会议了，因为原案是由两广的教育厅提出。——到了本年国民党三全大会，复有如上举对女子教育原则的决议。实际方面，自广东早在全国教育会议以前实行男女分校后，各处本少响应；惟据本年一月三十一日《时报》长沙通讯，谓湘教厅严令各校限本年春季始业，男女实行分校；违者公校撤校长，私校停津贴，无津贴者封闭云。
  这儿，除他们所认为好教育之要义，实无什么批驳之必要外，我可下二点批评：第一点，男女异教显然和“男女教育机会平等”的教育原则完全相反；这证明党国的教育宗旨是自相矛盾，证明党国对于教育简直是没有常识的。第二点，广东、湖南厉行男女异教，而如浙江等处仍是“开放女禁”。浙江代表曾批评《中等女子学校应独立设置案》为“摧残女子教育”。那么事实上，就有摧残女子教育的和不摧残女子教育的两种设施。而管理全国教育行政的教育部，未尝加以干涉或整理。这又证明不仅党国的教育宗旨不统一，就是党国的教育行政也何尝统一。
  国民党在很久以前，就已高喊“革命成功，训政开始”。在三全大会时，更把“统一”、“建设”喊得震天价响；但不问军事上、政治上、财政上是否统一了、建设了，单就教育上看，不是给我们证明离“统一”、“建设”尚甚远吗？然则国民党之究能统一中国与否，不能不是个疑问了。
  第四，所谓思想统一，常见于国民党的几次决议，尤其以本年的三全大会为最有积极的主张。在大会中，除以建立三民主义的教育、三民主义的文化问题占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以外，更有所谓《建立三民主义的社会科学提案》，希望有个国民党的理论基础树立起来。我于此，对于三民主义本身，仍不想置论以外，却以为从这些表现上，供给我以一个很确切不易的批评资料，就是至少至少在未提起这个《三民主义的社会科学案》想“树立党的理论基础”以前，国民党是没有“党的理论基础”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国民党既没有党的理论，而说国民党的“革命成功”了，岂不是一句欺人之话吗？这不仅“思想统一”永远不会有这件事；就是国民党的所谓革命，也是空的。好了，连“党的理论基础”都还没有“树立”，更何有于什么三民主义的教育呢！
  这是一点。另有一点，就是在这个思想统一的企图下，一方面在教育文化上定出种种限制、压迫的办法，如学校须经立案、教科书须经审定、党义教师及训育主任须经检定、新闻杂志须经检阅且屡被查禁等等；再一方面，是不许对所谓总理的学说三民主义——虽然尚待成为“党的理论基础”——抱持异议，甚至不许对古人、古书怀疑。实例如下：
  （一）国民政府对于商务书馆所出《初中新时代本国史教科书》及《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因书中：
  指尧舜揖让、大禹治水，其人其事为子虚乌有，六经为伪造；州吁等弑父兄者是阶级制度之反动；文姜淫乱是婚姻制度之反动；魏晋放浪形骸者是礼教之反动，甚至谓商以前无文字，三代齐鲁是异族⋯⋯
  认为“武断妄测，穿凿附会”，“诬蔑国史事小，贻误男女青年，破坏民族信力事大”；于是“即日严令禁止发行及学校之使用”。对于这件公案，我只下一个评语就行，就是：保存了“先总理之民族主义”，——因为它说违反先总理之民族主义，最注意养成我国民族信力。——却破坏了商务印书馆之民生主义。（公案全文见《教育部公报》一卷三期45～46页）
  （二）中国公学校长胡适发表了《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知难行也不易》几篇文章，因此引起了国民党全国各地各级党部的“声讨”，说什么“莠言乱政”、“诋毁总理”，非“严惩缉拿”不可。国民党中央训练部对这件事的处置是如此：
  查胡适年来言论，确有不合，⋯⋯不谙社会实际情况，误解本党党义（作者按：这怕是由你训练部不早颁布党义课程标准，使该胡适无从正解之故）及总理学说，并溢出讨论范围，放言空论，⋯⋯请贵府（按：指国民政府）转饬教育部，对胡适言论不合之处，加以警告，并希望通饬全国各大学校长，切实督率教职员，详细研究本党党义（作者按：你训练部的党义课程还没出世呢！）以免再有与此类似之谬误发生。这是八月二十五日国府下的“令遵”，可是到了十月初旬，在《申报》上登有这样一段新闻：
  中央党部因为胡适之言论违反党义，函国府令教育部警告胡氏。现教育部将列举胡氏之违反党义各节，通令全国各学校转饬告诫；但对于该通令稿之措辞，十分注意，致字句之修正一再改易，因此延期发表，大约于明后日当可将全文公布云。
  可是到了作者写到这里时的今天（十月九日），尚未见“全文公布”。我想照党国那么样的对付法子，万一胡适的言论，果真如该训练部所说“对党政生不良印象”的，那么胡适的以上几篇言论，最早的快将半年，最迟的也逾二月，独不怕危害这个党国吗？其实呢，据这件看来，我又可以下个批评；国民党实在未曾有个“必不可易”的党义或学说，所以一经被人批评（批评的对不对，是另一问题），便弄得哑口无言，不知怎对付是好，虽是“管理全国学术”的教育部，也要“一再改易”“字句之修正”而“延期发表”。你看国民党的理论基础，是何等的脆弱！胡适于此，倒堪引以自慰；因为他的“荒谬言论”居然难倒了“博大精深”的党义。——九月二十九日上海《民国日报》的教育栏内，登着二号字的标题，叫做《教部职员演习〈民权初步》》，略谓教育部职员研究党义，向极认真，本周各组研究《民权初步》，定九月二十八日在该部开筹备教部周年纪念临时大会，藉资演习云云。原来教育部职员连《民权初步》都尚待演习，难怪不能驳斥胡适的谬论了。第五是改良主义的要素，这儿有几件事实可举：
  一是上述所谓“注重实用科学”。本年一月，教育部曾通令各省：“当兹训政伊始，建设事业经纬万端，实用人才尤为需要。此后各省区选派留学，务于理工两科特加注意，并严加考试。”
  二是“实施农业推广”以普及农业科学智识，增高农民技能，改进农业生产方法，改善农村组织、农民生活及促进农民合作。其规程已于五月间由国民政府公布。这与三全大会宣言及各种决议案中所表现的什么“训政”、“建设”、“提高生产力”、“发达工商业”等等字样和思想，都是提倡劳资协调，实行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宣传的一派行径，而竭力回避并谋缓和工农的革命运动的。我看了国民政府的美国顾问华达尔（Waddell）在中外报纸所发表的一篇《中国应有的劳动经济》，更可证明党国颇有些改良主义的企图。他的文章中有一部分专注意于“读书与计划的机会”，说“儿童也要受学校教育，由此可以获得充分的基础智识”；不过呢，“学校的学生每天一定要去做二三点钟的生产工作，这些短时间的工作是很清闲的，对于他们绝不会有什么妨碍”。以后他更大发主张：“凡是学校的儿童，一定要教以公路需要的智识。”——注意！美国资本家正切望中国“统一和平”，好发展交通事业与造公路，他们藉此投下大批的资本和大批的摩托卡来。他还说：“劳动是人生中最伟大的职务。”但：“罢工一层，实在是最坏的病症，也定要用着不客气的手腕去压制所有的罢工！”原来他是一面要“促进生产力”，一面要压制罢工的。这叫做什么的劳动教育！
  同样的事，还可举一实例。在党国正愁没钱普及义务教育的时候，青岛华商刘达烟草公司却发明了一种极经济而又优待的教育方法。
  那是公司方面设立了免费的半日儿童学校，纸笔墨砚都不要钱；其余的半日，学校儿童就代公司去发卖香烟。假如学童不能把公司所规定最低限度的香烟销售出去，儿童便不能得到赏钱——就是说学校方面得随时把他们开除。这便是党国治下改良主义的教育之一例。
  同时，从国民政府公布的《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中所列“大学及专门教育必须⋯⋯切实陶融为国家社会服务之健全品格”一项，更可见中国资产阶级在教育上的企图。这令我想起日本文部省的《大学令》来，它规定大学的本旨是：“大学以教授国家需要的学术理论及应用并考究其蕴奥为目的，同时留意人格的陶冶及国家思想的涵养。”日本政府之所以有此规定，在当大正七年（一九一八年）世界大战末年，日本资本主义有着热狂的发展，而社会的阶级斗争也更趋于激烈，日本支配阶级感到动摇，当这时候，日本政府——是资本家与地主的政府——所望于大学者，不只是资本主义生产上所必需的技术家与学者之生产，而是肯有意识地维持支配阶级的支配，受过这样的“人格陶冶”与“国家思想涵养”的人物之生产。现在党国所定的“陶融为国家社会服务之健全品格”的教育原则，无乃有类于是。
  但党国的教育不仅有资本主义的要素，也复有封建思想的要素。这便是第六点我要说的，有以下的事实为证。
  （一）为“宗儒经”。在十七年十二月教育部批复《礼〔孔〕教总会请令全国学校一律添习经学的呈文》时，认儒家经籍中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合乎时代之要求”，且说：
  我国学校，修身之本仍宗儒经（然则中小学的党义，原为代替修身的，实当名为儒经才是）。虽无习经之名，尚有习经之实（注意！）。特儒经浩繁，又诘屈聱牙，意为文晦⋯⋯该会果诚心卫道，则宜尽心研习⋯⋯传播全国，以教全国民众⋯⋯
  由此可见，党国治下，实已恢复袁世凯做皇帝时所通令的“习经”。——注意！“虽无习经之名，尚有习经之实。”这是党国教育部的负责声明，载在《教育部公报》（一卷一期20页）上的。
  （二）为“崇圣尊孔”，孔庙中有“崇圣祠”，前清教育宗旨，列入“尊孔”一目。到了党国时代，我们居然见有“崇圣尊孔”的连词，载于《国府令》中；这当不失为党国一代的盛事，堪与先朝媲美的。
  祀孔旧礼，业经大学院蔡院长以院令废止，嗣准国民政府秘书处函交湖南清乡督办鲁涤平等电请明定孔子祀典一案⋯⋯现为崇敬先哲起见，拟用通行纪念仪式⋯⋯并请以孔子诞日为孔子纪念日，通行全国各学校一体遵照，并于是日举行纪念时，演述孔子言行事迹，以示不忘⋯⋯是祀孔改为纪念已有成案⋯⋯大成殿三字⋯⋯改作孔子庙⋯⋯并须于孔子庙前留相当余地，以为举行纪念时学生及民众听讲演之地，庶于因时制宜之中，常留崇圣尊孔之意⋯⋯
  这是党国的内政部会同教育部，所“悉公核议”的结晶，“奉国府令准照办”的。——（原文见九月下旬《上海时报》）
  这儿，可以用简式表示：祀孔＝纪念孔子，大成殿＝孔子庙；孔子不死，孔庙长存究竟差异了些什么啊！
  山东曲阜中学的学生表演《子见南子》戏，被孔子族人告发，遂把校长撤职。由此愈见得孔子毕竟是圣之时者，任凭什么朝代，他老先生终是“神圣不可侵犯”！
  （三）更显而易见的是复古思想，见于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国民政府所公布的《各省县举士条例》。该条例第一条，国民政府为咨求民隐，厉行兴革起见，特饬各省县分别甄举人士以备询用；第四条，各省政府按旧道区域每区甄举一人至三人，并令每县甄举一人至三人；⋯⋯第五条，省政府甄举人士，应由省政府全体委员分别采访或由地方法团推选，各具保结⋯⋯；第六条，各县甄举人士，由县长采访或由地方法团推选，各具保结⋯⋯。这个制度与前代征求民间隐逸之士，殊无稍异，尤其是那甄选方法，和汉初的选举制正相仿佛：汉初定制以“贤良方正”、“孝廉”和“博士弟子”三种取士；其法由郡国评定儒生，有能合乎如下四科者即选取之，如“德行高妙”或“刚毅多略”或“学通行修”或“法令明习”等，皆先“评定”其人的学行，以定去取。即至汉末的“清议法”，南北朝的“九品官人法”，都是郡国选举制的变形。如今“党国”的“举士法”，也不过用省县代替郡国，用甄举代替选举罢了。
  汉初先令郡国选举“贤良方正、茂才直言”，然后确定儒家学说；如今党国既公布了《举士条例》，复宣言“崇圣尊孔”；何古今相同如此其甚耶？所以，我名之曰“党国的复古”，盖记实也。
  这以上所举各项，没一项不是真确的事实。从这些事实看来，第一所谓党义教育，是等于口说莲花，连党义是什么还是说不出来的。第二实施军事训练，显然违反了该党“总理所主张”的一种所谓“固有道德”——和平。第三，男女异教更自把男女教育机会平等的教育原则打消了；第四所谓思想统一，本意是想压迫民众的思想自由和研究自由；但可惜连国民党自己的理论基础尚有待于树立，而竟说“总理创建之三民主义体大思精，其于社会科学之理论无所不包”，“本党党义博大精深”。岂不等于当面扯谎？第五条改良主义的要素，是企图实行资产阶级的改良政策以缓和工农革命运动。然而第六，封建思想的要素，又想恢复专制皇朝的规模。大概党国的训政时期，便是奉行“君君，臣臣，⋯⋯”、“子帅以正，孰敢不正”的所谓“儒经”的时期了。
  我根据这些事实，评定党国的教育宗旨是“不一贯”（就事实言，不就标准言），是要失败。认定党国的教育，也同党国以前的教育一样，是不会有助于“国家的生存”和“国民的文化”的。
  但是，为什么教育宗旨不能一贯呢？这也决非偶然，而是必然。原来政治和教育是互为因果的：从政治方面讲，有怎么的政治需要，才有怎么的教育设施，⋯⋯所以教育必须适应政治方面底要求，⋯⋯（全国教育会议《中华民国教育宗旨说明书》中语）
  我们知道，党国的政权是豪绅资产阶级的政权，也就是在动摇中而不能稳定的政权；豪绅（代表封建势力）有豪绅的要求，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要求；教育既是“必须适应政治底要求，那么自然要把豪绅的和资产阶级的要求通统表现于教育宗旨之上来了。——这两阶级的要求，固然有带特殊性的（如地主阶级特别需要尊孔，要求男女异教；资产阶级则特别需要增高生产力，需要统一建设等等）；但也有其共通性的（如都需要统一思想，排斥异说）。故教育宗旨的不一贯，正反映着党国政权的不一贯；这是必然之理，无足为奇的。
  二 关于教育的行政
  在党国的教育行政中，有一点特征是“空前”的。那就是自南京政府成立以后，由大学院试行大学区制，以教育学术机关兼理教育行政，其惟一用意是要把“教育行政学术化”。但是试行不及两年，便被人攻击得“体无完肤”，到了今年暑期，就先后“寿终正寝”。这证明党国的“教育行政学术化”是失败了，也许是“绝后”了。但最近才成立不久的浙江、江苏两教育厅，居然又企图“教育行政学术化”。例如：浙江教育厅宣布《浙江教育行政方针及实施计划》中说：“对于各级教育行政及教育机关，灌输以学术化之精神，提高一般研究学术的兴趣。”（见十月八日的上海《民国日报·教育栏》）又知江苏教育厅发表苏省教育计划，说是：“革命的政治是要学术化。换言之，就是要科学化；尤其办教育要用科学的方法，以期达到三民主义之目标。”（见九月二十八日《申报·教育栏》）
  这可见素以文化发达见称又是最先试行大学区制的江、浙两省，还想把业已“寿终正寝”的什么“教育行政学术化”复活过来；我于此没有别的话，只好说江、浙两厅长是“梦想究竟”。
  但究竟所谓“教育行政及教育机关学术化”或“办教育要用科学的方法”有什么事实表现出来呢？我不讲学理，但问事实。
  这儿不用多举例子，只举出全国几个有名的大学及学术机关的主持人的“尊姓大名”，就可表现党国教育行政学术化的成绩。请看：
  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张乃燕，是党部登记没有及格的（这或许要由国民党中央训练部负责，因为它到如今还未把《党义课程标准》规定出来，自无怪中央大学张校长无所根据，不好填登记表了）。
  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
  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校长——蔡元培。
  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
  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蔡元培。
  这位蔡元培又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老是卧在上海的。
  国立北平大学校长——李石曾。
  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石曾。
  国立北平天然博物院院长——李石曾。
  这位李石曾也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除南京外，是到处跑跑的。
  国立中山大学校长——戴季陶，是中央执行委员兼训练部长、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院长，对于远在广州的中大势非“遥领”不可。
  国立中山大学副校长——朱家骅，是浙江省政府民政厅长、浙江省党部执委；本来正校长不在，副校长应该在校“坐镇”，但是这位副校长也终于只好“遥领”了。
  国立浙江大学校长——蒋梦麟，是国民政府的教育部长。
  国立劳动大学校长——易培基，是国民政府的农矿部长。
  国立暨南大学校长——郑洪年，是国民政府的交通部次长。
  国立同济大学校长——张群，是上海特别市长。
  交通大学校长——孙科，是国民政府的铁道部长。
  ⋯⋯⋯⋯
  “学术化”的“科学化”的“三民主义化”的教育行政及教育机关，是可以这样由官僚兼任甚至“遥领”的吗？干脆地说：这不是什么学术化，而是官僚化。官僚化的教育行政，谁也不信是能革新教育、整理教育、建设教育的。
  何况党国的教育行政，不仅官僚化而已，还到处表现包办的事实。本来既然官僚化了，也是要趋于一系或一派的包办的；但党国的包办教育更有另一种的形态，那就是要尽由国民党员来办理教育。本年八月，湖南省教育会召集各县教育会代表大会，通过一个议案，叫做《教育机关主管人是应尽先任用中国国民党党员案》；到了十月初，国民政府又通令：“各机关用人，先尽党员任用；裁员先尽非党员裁减。”这样一来，非国民党员就会没得饭吃。这叫做“国民党的民生主义”！这叫做“以党治国”。
  关于教育行政，又有一点可说，便是“号令不一”，不管实际能否照办。如：
  中央党部令增党义授课时数及党童子军教练课程；训练总监部规定各校军事训练教程，并特派教官，赴校教练；教育部令增民族独立运动课程，令增体育课程及设备；行政院令每年参加运动竞赛会，各种成绩展览会，并令兼办扩充教育⋯⋯（见九月二十七日《申报·教育栏·江苏省〔立〕中等学校联合会向政府、社会表白宣言》）
  像这种“政出多门”，又不顾实际，也是党国教育行政空喊“科学化”、“学术化”之一证。
  还有，党国在口头上、公文上，虽屡次表示“全国底定（？）以来，注意建设，首重教育，⋯⋯”但试一调查其实际，真有令人不寒而栗者。这儿且举号称教育发达之区的江浙两省为例：
  上述《江苏省立中等学校联合会的宣言》，曾就江苏普通教育的现状，列为一表，兹录如下：
  （1）未入学儿童数⋯⋯3，747，893人（2）已入学儿童数⋯⋯1，282，513人
  两项根据民政厅十七年度江苏人口统计
  （3）假定（2）数中有百分之十为小学六年级生得⋯⋯128，251人
  （4）假定（3）数中有百分之五十原升初级中学得⋯⋯⋯64，125人
  （5）省立中学初中连乡村师范共三十校，每年共招四十七级每级四十五人，共⋯⋯⋯2，115人
  （6）县立中学及师范查全省共有五十一所各所年招一级，共2，295人
  （7）私立中学估计全省共一百校（未立案者亦在内）每校年招四十五人，共⋯⋯⋯4，500人
  （8）以上（5）、（6）、（7）三数为每年全省初中可容新生数得⋯⋯⋯8，910人
  （9）全省公私立初中每年可容人数占全省小学第六年级愿升学学生数之百分比⋯⋯13.89％
  （10）全省省立中学学校高中部每年共招四十一级（师范、职业、普通均在内）每级四十人，共⋯⋯⋯1，640人
  （11）全省高中容量占初中毕业人数之百分比⋯⋯⋯18.40％
  该宣言续为说明：
  根据上项统计，小学亟须推广，而初中照现在情形，已须推广七倍以上，高中至少须推广三倍。近年省立中学每届招生，拥挤不堪，甚有转辗说项求为旁听生者。在国民不知教育，故立法以强迫之，多方以奖进之；今国民出费求学，而宫墙万仞，不得其门而入，率其子女，彷徨道左，事之可哀，孰逾于此。普通教育无以推广，即《训政纲领》无以完成。⋯⋯
  至于浙江，据教育部长蒋梦麟在西湖博览会教育宣传大会讲演（见十月九日上海《民国日报》）谓：“本省人口二千一百万，学龄儿童三百万，受教育的仅有五十二万余，而没读书的竟占了二百五十七万之多，相差有五倍之多。”
  其他教育发达不及浙、江两省的，自然益发不堪设想了。“普及教育”不知到何年何月才能实现；“普及教育”不实现，不特“宪政”无望，即“训政”也要落空。六月二十四日中央党部纪念周，主席戴季陶报告谓：“关于二中全会议决案最重大之要点，即是将训政设施限于民国二十四年完成，至二十五年，中国国民党即要将政权交还人民。”又谓：“训政工作中最重要之教育方案，已将普及教育事项，限至本年九月底拟订，其全部教育计划限二十三年一律完成（按二中全会决议，尽民国二十三年底教育普及），责成行政院教育部积极办理。”这些话可靠吗？《普及教育计划》是能实现吗？照过去国民党的行迹看来，我敢说党国的《普及教育计划》一定和“二五减租”要落在同一结果，就是都等于空口说白话，等于不兑现的支票。
  假令教育当局真有诚意想谋教育普及，但党国的政局和财政状况是不能容许的。据十月初《申报》载：
  关于义务教育方面，已由普通教育司草拟《五年普及计划》，⋯⋯惟据调查全国教育统计，学龄儿童数估计有四千三百六十万余人，已入学者六百四十一万余人，尚有三千七百十九万余学童未曾入学；以七元（经、临两费）培植一儿童计，公众应担负二万万六千余万元。⋯⋯又，师资一项，假定以三十儿童添一教师，三千七百十九万余儿童要添教师一百二十三万余人，⋯⋯又，校舍假定五十人一校，要增校舍七十四万余所，⋯⋯
  这个计划，即令在数字上看，算它是“科学化”的；但从事实上看，简直是个梦想。你若不信，请看从去年十月国民政府发布《训政时期施政宣言》以来，在这一个年中，究竟建设了些什么？训了些什么？反之，第一次的“蒋桂战争”仅仅过去不过半年，而第二次的“蒋桂战争”今方积极进行；第一次的“蒋冯战争”侥幸未曾发作，而第二次的“蒋冯战争”如今又在实现？要知道军政时期未过，便不能入于训政时期，这是国民党的“党义”，不容改易。但是现在正是军政未了的时期。所以，所谓“训政”，所谓“建设”，都不外是“粉饰太平”的口头禅，实际是没有这回事的。
  何况又有“反建设”的“训政成绩”正清清楚楚地摆在大家眼前。《申报》载：
  陕西教育，年来迭受天灾人祸之影响，几无教育可言。西安方面之各中级以上学校，又因本年旱灾奇重，于五月间即提前放假。暑假期满本可早日开学，但因：（一）经费无着；（二）教育界本身暗斗甚烈，兼有局部的政潮，遂致将开学日期一再迁延，现停课日期已达五阅月之久。教厅方面曾一再宣布开学，但教育界对于教长黄统氏深致不满，故对于教厅公布之九月十五日开学日期，无人接受，仍继续停课。
  又，上海《民国日报》载九月十日西安通讯，也称：
  陕西省年来以受种种影响，致教育事业日渐萧条，而失学青年几不可以数计。⋯⋯学生方面因灾荒过重，家庭经济困难，以致休学者颇多，其有力求学者，每县亦不过七八人。⋯⋯
  这些事实，发生在党国宣言“训政时期”以后。党国既未能于政治上、财政上整理并救济像陕西等省的灾难，而谓能于教育上在今后五年内实行普及；这如不是“神话”，一定是“鬼话”，可决不是“人话”。
  所以从教育行政上看，党国的教育行政，并不是学术化，而是官僚化；并不是“期达到三民主义”，而是“期达到包办”；并不是发展，而是陷于停顿；所谓《五年普及教育计划》，并不真能做到，而只是标榜、掩饰，和其他什么“训政”、“建设”等等好名词一样，不过藉以欺骗民众、增加民众对党国的幻想罢了。
  三 关于教育经费
  我们虽无由知道《生活》根据何种资料，得出这个数字。但至少可以相信，在军费上是中国占世界首位；而在教育费上，中国占世界末位；而且这个首位是远超出人家的首，这个末位是远不及人家的末。试看87％与1.7％之比，还成个什么样子？
  因为党国视“养兵”重于“施教”，所以无论是办教育的，或是受教育的，都苦到不堪言状。我且随便举几个例子：今年二月间，北平大学第一师范院学生为要求增加经费，竟受武装军警的压迫拘禁，教育部还通令将为首及暴行各生依法办理。江苏省立中等学校经费被国立中央大学所剥削；中校联合会虽经几次力争，终“不足以动少数有力者之一顾”，致他们“惟有痛哭号泣于总理之灵”。十月九日《申报》登载八日北平专电：
  今中学教员大请愿，又中小学事务员亦请愿，要求改善待遇。
  今中学教员十时到市府请愿，张荫梧允转达中央，拨款补济。
  但在不久以前的几天，我们在报上曾见到南京电：
  励志社呈准蒋主席，拨款五万元建筑三层楼寄宿舍一所，备各地来京军界人员居住之用。
  本来是重“军”轻“教”的，这些事件倒也是理所当然。
  “增高教育经费”既无望，“并保障其独立”做得到吗？（两项都是国民党政纲对内政策第十二条所载）
  请看十八年二月二十八日行政院的训令：
  ⋯⋯近顷各省政府有藉口财政不能统一，竟将已独立之教育经费划归财政机关征收、保管者，当此政费支绌之时，倘有挪移借拨事情，其影响于教育者实非浅鲜。⋯⋯
  由此可见，国民政府在以前所发的命令：“一切教育收入永远悉数拨归教育机关保管，实行教育会计独立。”也是等于一张废纸。
  为什么没有钱办教育呢？全国的一切税收，如关税、盐税等，都到了什么地方去呢？一大部分是送给帝国主义者，作赔款及外债的偿付；一部分是对国内有产阶级作内债的偿付；再有一大部分是作军阀养兵（连中饱在内）之用。所以，不废除不平等条约，不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不打倒一切供帝国主义利用的军阀，中国的财政永远是无办法的。但是，这个党国怎配做得到这些？
  四 关于教师
  在党国治下的教师，其待遇，其地方，并未优于在党国未出现之前，或者还要不如。先看教师的待遇：
  小学教员月薪仅十余元乃至二十余元，终岁劳劬，至不足以养父母妻子。中学职员少则二十元，至多八十元；根据行政院规定预算，甲等中学之教务主任月俸八十元，不及行政机关一书记；教课每小时月俸至多七元。一国文教员须教授学生三班，每周改卷百三四十本，始可月得百二十元，不及县市政府之科员，⋯⋯在昔社会则尊师重道，长官则礼贤下士，故教师饩廪虽薄，精神获得慰藉；今社会视教员为雇工，官厅视校长为属僚，不但无所保障，抑且横加侮辱，旁观者非高其调曰纯牺牲，即鄙其人曰穷酸鬼。⋯⋯（《苏省校向政府社会表白宣言》）
  这还是号称教育发达之区的江苏省的情形，其他教育发达不如江苏的各省，其待遇教师自更不如。
  再看教师在法律上的地位：
  九月二十八日由立法院通过的《工会法》，有如下的条文：
  第一条，凡同一产业或同一职业之男女工人，以增进知识技能，发达生产能力，改善劳动条件及生活为目的⋯⋯时，得适用本法组织工会。
  第三条，国家行政、交通、军事工业、国营产业、教育等业、公用事业各种机关之职员及雇佣员役，不得援用本法，组织工会。
  这儿明白规定“教育事业之职员及雇佣员役，不得组织工会”。换言之，既教职员不得有“改善劳动条件及生活”等的行动；这不是把教师的结社、集会的自由权完全剥夺了吗？不准教师组织团体以谋改善生活等等，自然更不准教师有类似于罢工的罢课行为了。从此，即使到了领不到仅有的一点薪水的时候，也只好“坐以待毙”，再也不得罢课请愿了。因为罢课请愿，便犯了法，该受罚的。
  在北洋军阀统治时代，各地尚有教职员联合会乃至校工会的组织，更即使为了要求改善生活而罢课，也不算是犯法；可是现在怎么样？它只强制你增党义课程、教军事训练、办党童子军、添体育课程及其设备、参加运动竞赛会及成绩展览会，并兼办扩充教育等等，可是不给你军费，更不准你要求经费！这是在三民主义的教育，以实现三民主义为鹄的底教育制度下的教育者生活！
  五 关于学生
  在三民主义教育下的学生又怎样呢？
  第一，它叫你不要做青年运动，这是党国委员又兼几校校长的蔡元培在两年前提出来的。到了去年十月，国民政府开始“训政”时，便正式宣言：“决不宜任其参加政治斗争与社会斗争。”
  自然，它会说这正是爱护青年学生，要“使青年国民之身体、精神皆有充分健全之发育”，以“克保证民族无穷之新生命”。“因此之故，凡智识未充、判断力未备，而身体教育尚未臻健全者，决不宜任其参加政治斗争与社会斗争而自趋于戕贼”。好一片菩萨心肠！但是我要问：填登记表都不及格的人，算得智识充实吗？为什么可令他做国立大学校长？忽而勾结粤方委员，忽而通缉之，忽而起用张发奎，又忽而派兵剿办之；这样的人算得判断力具备吗？为什么可捧他做国府主席？跛脚的张静江，患神经衰弱症的戴季陶，骨瘦如柴的胡汉民，以及长卧在上海的蔡元培等等，都算得身体发育已臻健全吗？为什么这个党国倒要全靠这般“十不全”来做台柱？戳穿地说，这样一个的《训政宣言》无非是压迫青年学生从事反国民党的革命运动罢了。
  其他压迫青年学生的事实，可举不少。如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二月一日通电有云：“⋯⋯此后学生于校外之事，应受党部之指导；校内之事，自有当局者之负责；而此学校当局者均为党治之一员。⋯⋯”——不错；如北大校长蔡元培，便是党国要人而主张停止青年运动的。
  又，三月十三日行政院训令有云：⋯⋯教育部严令教育行政机关督率各校，注意严格训练，必致尽纳轨范，校纪如军纪，⋯⋯宜懔古人思不出位之戒（注意！这当是‘仍宗儒经’的实践），⋯⋯自此率循校则，人勉厥志，⋯⋯教育行政机关于学生举动亦宜加注意，⋯⋯严守裁制，⋯⋯
  这一煌煌训令说得何等“威风”！在这种高压政策之下，学生们自然不能有行动的自由了。最显著的实例，为全国学生总会竟不获在首都开会。其经过情形，略如下述：
  全国学生总会于三月十三日在南京举行第二次执监会全会开幕礼，主席报告全会目的：（一）求学生自身之利益；（二）改良现在之政治环境，促进真正统一的中国；（三）团结全国学生向国际帝国主义者进攻，以期达到国民革命之完全成功。这本是很正常的行动，可是竟遭当局的干涉，“在首都不能得中央保障工作”，只好把执监会议移至上海。
  到了最近，全国学总准备召集全国代表大会；据《申报》十月五日南京通讯，谓：
  本届大会法定日期原在九月一日，⋯⋯八月五日即上呈中央训练部，请予核准九月一日召集大会，不料指令直至九月二十五日方才奉到，继因大会经费迄未核准，故十月一日大会开幕之期，又往后展缓；接洽经费情形，自九月二十七日以来，迭次呈请，再由秘书处连日面催中央训练部史秘书或民训科王主任，皆答以部长未批，迄无结果
  ⋯⋯
  由这，可以想见国民党是如何压迫学生群众了。
  但国民党对付青年学生，除采用强制压迫的手段以外，也颇在青年群众中间散布改良主义的因素。这也有几方面的表现。
  第一是由党部指派什么青年团体或学生团体整理委员会，表示它还未曾停止青年运动，实则藉以限制青年学生的自动组织，即以压迫青年学生的革命运动。
  第二是规定《救济失学革命青年条例》，以收买一部分的青年学生。又如江西教育厅订定《奖学金条例》：（一）免学费；（二）免学费并津贴半膳；（三）免学费并津贴全膳，一年为限。这种办法在党国的省立中等学校必须征收学膳费的制度底下，终算是种优待；然而试设想一个学生要请求得这点津贴，不知要费几许代价——自非做到“怀古人思不出位之戒”不可；而总计十七年度得奖学金的学生共六百三十五名，所发出奖金数呢，却“约八千九百十余元”。这点奖学金，怕远不及教育厅长一人十七年度的收入呢？又如国立中央大学，“曾规定贷金办法，然以基金未筹，徒有具文，迄未实现。十七年度又有免费学额之设，然名额过少，且以成绩为标准，经济富裕者，得教授证明，即可全部免费；而家境清贫，确为好学者，反有向隅之叹。”（八月三十一日《时报》载《中央大学学生会致学校建议书》）该建议书中曾说：
  查本校十七年度预算表，其中教授俸给不过七十六万八千元，建设费四十七万〇七百七十七元，而行政费则为五十一万〇二百二十四元，几占全部预算百分之三十；其中办公费及杂费两项二十五万元，职员薪水共为十八万元。本校年来因经费困难，以致图书仪器无法添设，优良教授不得聘请，同学因家境贫困请求免费者皆不可得，而行政费用竟每年消去五十余万元，教育效率因而减少，揆厥原因，全由冗员过多，职员薪水太高之故。⋯⋯
  由此观之，党国的大学校简直已经化为官场，学校经费是供给冗员薪水与办公消耗用的，它不能用来减轻学生负担。像这样的大学校，在过去二年中，施行大学区制时代，竟还兼理教育行政，所以学术“化民成俗”，岂非糟糕透顶！
  从这可见，就是国民党的改良主义，也是不能实行的。
  然国民党想应用改良主义于青年群众中的企图，在三全大会中，更表现得非常清楚。
  这次大会从阶级性上看，是资产阶级——虽然不是真正民族资产阶级——占胜利的；所以大会宣言及各种决议案都充分的表现出中国资产阶级的愿望和要求，如所谓统一中国、统一财政、整理币制、巩固金融、由募兵制改行征兵制等等的口号都是。其对于青年群众的，则有下面几项：
  （一）企图在组织上征取青年——提议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这个提案虽未通过但可看出资产阶级对青年问题是比以前注意多了。同时，大会规定十六岁以上的青年，经党员二人以上的介绍，得为国民党预备党员；这足见国民党想夺取青年的野心。——这个收青年为预备党员的办法，似与《训政宣言》禁止青年“参加政治斗争与社会斗争”相反；但实际是不然，因为国民党自身已不再“参加政治斗争与社会斗争”，它只要去做“识字、造林、卫生、保甲四项运动”了，这也是三次大会《党务决议案》中所明白规定了的。
  （二）企图在思想上征取青年——统一思想，建立三民主义的教育与文化。这个企图之反动，之不能实现，是无待多言的。但也可证资产阶级有这野心。
  （三）企图在经济上收买青年——建立三民主义的社会科学。在这个提案中：
  五，研究员之待遇：（一）专任研究员：甲、月给生活费二百元至四百元；乙、供给膳宿；丙、供给参考书及其他材料。（二）非专任研究员：甲、酌给研究费一百至二百元；乙、供给参考书及其他材料。
  这样一来，国民党不特可以使青年学生对二百元的生活费发生幻想，更可以收买许多上层知识分子及一部分教师。这个法子确乎是聪明的。
  但是，对于实在贫苦的工农青年有什么规定呢？一个字也不见到，大概是已包括在“劳资协调”、“促进生产力”几个口号内了。
  再有一点，关于国民党之企图争取青年群众的方法的，也要补提一笔。那就是专设一个中国国民党童子军司令部，“使其秉承本党之意志，直接指导全国童子军而管辖之”，使全国儿童及青年“集中力量于青天白日旗帜之下，成为三民主义之革命继续者”。——请不要误会，以为这是允许他们参加“政治斗争与社会斗争”！这一种“训练革命青年之重大事业”，令我想起以前由基督教会所包办的童子军，而重复怀疑起这究是青年的利益还是帝国主义者或基督教会的利益来了。
  六 关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
  要说党国治下的教育，并不比北洋军阀治下的教育有进步，就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文化侵略言，也足提供一个例证。
  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文化侵略分为二种：（一）是欧美帝国主义的教会教育及其他设施；（二）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学校组织及其他设施（如中日文化事业委员会等）。
  在党国以前所设立的教会学校及有关文化的设施，在党国治下，依然如故。所差异的，不过对教会学校稍有限制。如今年八月二十九日教育部所公布的《私立学校规程》，其中关于教会学校者及外国人办学校者：
  第四条，私立学校如系外国人所设立，其校长或院长须由中国人充任。
  第五条，私立学校如系宗教团体所设立，不得以宗教科目为必修课，亦不得在课内作宗教宣传，学校内有宗教仪式，不得强迫或劝诱学生参加，在小学亦不得举行宗教仪式。
  所以在形式上，有许多教会大学，现在都已改由中国人做校长，且有许多已由教育部核准立案的。但试问这些已经立案的外国人办的教会学校，中国究能握得实权否？那些经费，那些校地，它肯让中国人一手支配吗？老实说，如果外国人不给钱，不捐地，这个学校就办不成；单单一个中国人做了校长，单单算在教育部立案，你敢相信这就消灭了帝国主义者的文化侵略吗？怕是谁也不会相信，除非他是本不承认有文化侵略的。至于说不以宗教科目为必修课，不强迫学生参加宗教仪式，就算杜绝了文化侵略，更是没有常识的话。我且不举各个教会大学的实例，来证明它的“换汤不换药”；这儿单举一件事实，那是美国一个国会议员的演讲，曾载在本年五月二十日《时事新报》上的，他说：
  中国自与各国通商以来，迄今将七十余年。美国在此时期内，与中国始终以公平为宗旨。虽（！）美国亦曾与各国一律在中国享受以强制手段（！）得来之特别权利，但实因时事所迫，事出于不得已耳（！）。⋯⋯美国以庚子赔款为教育基金，使得选派青年留学。今日在此政府效力者，亦大半以此班学生为最多。彼等久受吾国学校之导化，对我国当然发生一种感情，有此群青年当道，中美间之感情能不蒸蒸日上乎！
  因为帝国主义者对中国学生办学，有这许多好处，无怪乎日本帝国主义者见了眼热，也在几年前拿出一部分庚子赔款来办所谓“对支文化事业”了。
  这是帝国主义者所以要在中国办学校，要招收中国学生前往它的本国留学用意之所在。不根本取消一切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对中国学生设校的特权，不根本改革接受帝国主义者的奴隶教育的留学制度；徒然听教会大学的校董会任凭挑一个华人做校长，徒然在形式上不设立宗教科，终于只是欺人自欺的勾当。
  讲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华文化侵略，在《教育杂志》上所登许与凯君的《日本在东三省之文化侵掠》一文，便是最详明的资料。我只摘录一段：
  ⋯⋯日本政府在东三省——关东州和满铁沿线——所办的学校，收容中日两国学生，目的完全在“中国人的日本化”，也就是使中国人失掉了他们的民族的或阶级的自觉而永久作日本人的奴隶。日本政府所立的学校，对于中国学生特定各种优待办法，以诱其来。学校内的课程及训练，是完全使学生忘却他自己是个中国人。中国文字是不学的，一切教科书都是日本文的，讲授是用日语直接听讲。中国的历史和地理不多讲，日本的历史和地理却讲的异常详细。
  中国的国庆日、纪念日是照样上课，日本的什么天长节①便放假庆祝起来，学校的环境中所能见得到的，无非是天皇万世一系、大和魂⋯⋯一类的日本特产品。
  日本在东三省的亡种文化侵掠比美国的办法是进一步了。美国文化侵略政策结果，在中国内地造成一绝大势力，将见有经济方面的大进展。日本文化侵掠政策结果，若干年后，将见东三省日本势力范围内不复有中国人。这不是太可怕吗？（《教育杂志》二十一卷四号九十七页）
  许君还叙述日本人所经营学校的教育系统及各级教育情况和统计，甚为详尽；那简直不是中国领土，至少是和朝鲜一般的地位。我不知道教育部也曾有过调查，并强制它按照《私立学校规程》呈请立案，强制它遵照现行教育法令办理。照理，东三省是国民党的忠实同志张学良所统治，“张同志”又是国民政府委员，他该努力实施三民主义教育，以期达到三民主义的鹄的。但是事实上，我们只见到日本人的学制依然行使在东三省境域内，而未尝听到国民政府下过什么取缔的命令。这难道还配说什么“全国底定以来，注意建设，首重教育”——本年三月十三日《行政院训令》——的话？
  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一日不消减，便证明党国的什么“训政”、“建设”都是废话，都是欺骗民众的。
  七 关于少数民族的教育
  在中国境内，除汉族外，有满、蒙、回、藏以及被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境、流亡到东三省一带的朝鲜民族。这些都是少数民族，文化都是落后的。对于弱小民族的教育，在历史上所表现的，有两种方式：一是帝国主义国家的方式，如英国之于印度、法国之于安南①、日本之于朝鲜，乃至于东三省的中国人，以及从前俄罗斯帝国之于国内一切民族，都是强制用本国的语言、文字乃至历史教授弱小民族的。一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方式，就是苏维埃联邦对国内许多小民族所用的，其方法是以各民族语为基础，以改造学校，以印行教科书，以普及诸种文献；即立于一切民族平等的基础上，谋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虽是初等学校的最初数年，是文化非常落后地方的民族儿童，也须强制地用本民族语教，用本族语学。这两种方式，是正好极相反的。不幸号称“革命成功”的党国，号称实行革命化教育的党国，对于少数民族所采用的教育方式，竟是前面的一种而不是后面的一种。
  以下是三个例证：
  （一）全国教育会议的成立案中，有：“推行汉族文化以同化蒙、藏、满、回诸民族”的话（《全国教育会议报告》乙编第七页）。
  （二）最近（十月二日）国府公布的《修正教育部组织法》有如下的条文：
  第一条，教育部管理全国学术及教育行政事务。
  第四条，教育部置左列各司处：⋯⋯（五）蒙藏教育司⋯⋯
  第十一条，蒙藏教育司掌左列各事项：一、关于蒙藏地方教育之调查事项，二、关于蒙藏地方各种教育事业之兴办事项，三、关于蒙藏教师之培养事项，四、关于蒙藏子弟入学之奖励事项，五、关于蒙藏教育经费之计划事项，
  六、关于蒙藏教育其他事项。
  又，《申报》载十月四日教部的蒙藏教育会议，议订识字运动及礼俗办法。由这可见对于蒙藏等少数民族也欲以汉族的语文去教育了。
  （三）据《申报》（九月中）载，教育部订定《归化韩民教育办法》，有如下一项：
  ⋯⋯查现今通行之教科书，一律限于汉文，盖国民教育，全国理应一致，文字尤应统一，韩民既经归化（教育部忘记了他们是受不住日本帝国主义的逼迫才来东三省移住的），即属我国国民，更无仍习韩文之必要；即欲修习，亦只可视为一种附科，以慰其不忘其故国之感念（注意这句话！党国的教育部竟忘记中国民族自己也还处于帝国主义压迫下半殖地的地位，现在居然对流浪在外的朝鲜人摆起上国威风来了。这可说是不要脸的帝国主义化！）。所有学校正式教科书，仍应遵用我国公用文字，似不应另译汉文，转滋纷异；至归化韩民自设学校，本属可行；以既经归化韩民为教员，亦无不可，惟应遵守我国政府及本部所颁之一切法规（为什么不命令在东三省的收容中国人的日本人学校也遵守这个呢）。⋯⋯
  这是何等“官气十足”的一段官样文章！由此，我们明白看出，党国对于少数民族着实是具有帝国主义的野心的，虽然自己还只是受制于许多帝国主义者的工具。若与上节“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对照来看，是怎样的一副“皂隶”面孔，怎样的“吃软不吃硬”！
  对于党国教育现状的批评，到此为止。
  我的这篇文章，丝毫没有想对党国的教育提什么建议或发什么纠正的意思；因为这是不必的。我作这篇文章的本旨，只在解剖党国在教育事实上的表现和企图，说明它的来由和作用，让我们大家来看清党国教育的真面目的。
  据我们所看到的，可以用以下数语作结：党国的教育，是党国政治的反映；它是不一贯的，是自相矛盾的，含有多种因素的——封建地主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者的——而在教育上之无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正和政治上对一般民众运动所用的手段一样无二；这一种的教育，正和党国自己所标榜的什么“学术化”、“革命化”、“三民主义化”恰恰相反，而是“官僚化”、“反动化”、“帝国主义化”。
  十七年来国家的生存，不但没有能确立它的基础，而且簸荡动摇的程度一天一天地增加；国民的文化，不但没有能筑成它向上的轨道，而且只有后退和横决。这固然由于政治上革命尚未成功，而教育上没有一贯的宗旨，也应该负大部分的责任的。——十七年《全国教育会议宣言》中语。
  这一段话，虽是去年说的，虽是批评过去的教育的，然事实上，这正不失为对党国教育现状的确评。因为事实上，“政治上革命尚未成功”；事实上，“教育上没有一贯的宗旨”（重言声明！这是就事实言，不是就标准言）。
  一九二八，一〇，八日起稿，十二日脱稿
  1928年10月8～12日写
  原载1930年1～3月《新思潮》第1～3期
  最近英国教育界的倾向①
  我们知道英国的国情，是保守而没有统一的制度的。就英国的教育言，也是一方面尊重传统的精神，他方面却又富有自由的气分〔氛〕。英国教育的发达，即从这种气分〔氛〕中形成。故英国的教育，初看似毫不严整，但实际自有其统一之处。这就靠传统的力量了。
  在这种样的国家内，教育上的新学说与新设施等等，自不能多所表现。只是大战后各方面的发达，颇有可以惊人者；尤其是所谓一九一八年的《教育令》，最堪注目。故详密考察时，在这看似平常无事的英国教育界，也能见出种种的实验与设施。
  我们先当对于为英国教育根本精神的所谓自由，有个正确的认识。原来这种自由，是在协作社会中的自由，是不离社会服务观念的自由。爱德曼霍姆曾说：“自己的行为根于真的自我而发时，我们是自由。而这样的行动，就足使我们从一切物质势力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英国教育上自由的意义，是作这样解的。英国人独立自营的精神，即由此种意义的自由产出。故这种自由也就成为向社会的协作之自由了。
  在美国所创导之道尔顿制，反是在英国更见实行；其理由虽有种种，但因道尔顿制中所谓协作社会的自由之根本精神，唤起了英国人的共鸣，当为一大理由。保守的英国人决不致盲从他人。故道尔顿制之在英国能大受研究与实行，可知其决非偶然。
  有一种与道尔顿制之精神甚相类似的方案，为英国库拉普东女学校所创设者；世人虽未详悉，但在英国颇见注意。创设者是奥布拉埃·哈利斯女士，以上述意义的自由为基础，视学校全体为一个家族的团体，于相互的共同生活中推进教育的。
  本来英国在教育上是不过重知识的国家，即到现在，这种精神依然不变，它所注重者是道德的训练，即以养成“士君子”为主眼。这是研究英国教育者所当留意的事。
  德国有所谓作业学校，英国也有与此相类似的工作学校（workschool）。而且这种学校比之德国的，更见切实，更与实际社会相联络。英国原是工业特盛的国家，这当是自然的现象。附属于工场等的学校也有许多，而且男女共学。
  与此有关联可以顺便说及者，是英国的少年劳动问题。这是比他国特别难以解决的问题。其原因当起于经济的状态；政府方面虽会颁布种种命令，或注意于教育上的设施以谋对付，但迄未能达到所期的目的。特别在大都会，这个问题更其觉得困难。
  在英国尚有另一种教育上的实验，即所谓协力学校（fellow-shipschool）。是它的宗旨与德国从〔汉〕堡的共同社会学校甚相类似。在这种实验中，虽有种种的意义，实际的方法也颇多样；然说到根本精神，终不外乎承认儿童之自由，而引导之于自治。这种自由与自治，与上述英国教育之根本精神可说一致，故即可视为那种根本精神的表现。
  这种协同学校，大都男女同学；聚年龄不同的儿童作成一个团体，即视学校为社会生活的缩影。一定的时间表大都没有，奖赏分数也一律废止。其教育目的的主眼，在告诉各个儿童以如何协力生活。为达到这个目的，故取作业为手段；这与工作学校大致相同。
  这个教育方法之根本，含有凯善西泰纳①、杜威及蒙特梭利②等的思想，是容易认识出来的。
  关于少年犯罪的研究，近来有非常的进步。各国的少年犯罪，虽都表示渐次增加的倾向；但对于研究最尽力者，当推英国。
  少年犯罪不是单纯的教育问题，实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因社会生活上种种的动因，少年于不知不觉之中构成犯罪行为；近来社会生活的组织更变复杂，形态更趋纷歧，于是少年犯罪也更加多。教育者若认此为社会的问题而不予顾问，当然不对。至少有一半责任是该由教育者负的。
  补救之法，有组织“父兄协会”的运动，谋学校与家庭关系之密切；近来组成严密的结合者已有不少。这种父兄会的组织，先由德国在大战后实现，成效甚著，故如今英国也从而效法。美国另有父兄教员协会，组织极好，已为世人所知。这种组织之目的，不只是防止少年犯罪，尚有其他多种的利益。
  教员养成机关之极不完备，实为英国教育上的一个缺陷。英国传统的方法，是用所谓相互教授法的；近来已有不少人提倡改革，当可逐渐见其实现。
  其他实验的各种学校尚有不少；特别关于儿童之健康保护，有多种教育上的设备，足与德国相比，而有显著的进步。
  原载1928年12月20日《教育杂志》第20卷第12号

①本篇署名：洪康。 ①saber 英文，意为军刀。 ①本篇署名：祝康。 ①“萨”即萨摩，“长”即长洲，是当时日本拥有实权的两大强藩。 ①福泽谕吉（1834—1901） 日本教育家。创办庆应义塾，发刊《时事新报》，介绍西洋文明，著作有《西洋事情》、《福翁自传》。 ②新岛農（1843—1890） 日本教育家，基督教徒。创办京都同志社大学。著有《新岛襄书简》等。 ③大限重信（1838—1922） 日本政治家，曾任大藏卿、外相，1887年和1914年曾两度组阁。创办早稻田大学。 ①本篇署名：叶公朴。 ①本篇署名：郑绍康。 ①本篇署名：李宏君。 ①本篇署名：叶公朴。 ①本篇署名：李宏君。 ②华许彭 通译华虚朋（1889—1968），美国教育家，“进步教育运动”的竭力推进者之一。通过在文纳特卡镇的教学实验，创立“文纳特卡制”。 ①本篇署名：公朴。 ①本篇署名：李宏君。 ①spy 意为特务、间谍。 ①sports 英文，意为运动。 ①本篇署名：公朴。 ①本篇署名：柳岛生。编者注意到，文内所述内容，与著者文末所署脱稿时间有所不合。编者认为，应为1929年10月12日脱稿。 ①作者原注：“《全国教育会议宣言》中的教育宗旨说：‘⋯⋯中国国民党以三民主义建国，也就以三民主义施教；此后中华民国的教育宗旨，就是三民主义的教育，⋯⋯所谓三民主义的教育，就是以实现三民主义的新的教育；⋯⋯’” ①指1928年7月5日国民党中央党务会议通过《各级学校党义教师检定委员会组织条例》16条及《检定各级学校党义教师条例》12条的颁行。 ②中东路事件 1929年7月，国民政府派兵以武力收回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违背1924年签订的《中苏协定》，引发外交危机和中苏战争。 ①贝登堡（Baden-powell，1857—1941） 英国轻绮兵总督，1908年首创男童子军，1910年又创立女童子军，使儿童接受军事代训练。 ①天长节 日本天皇诞辰纪念日。 ①安南 国名，今越南的旧称。 ①本篇署名：李宏君。 ①凯善西泰纳 通译凯兴斯泰纳（GeorgKershensteinen，1854～1932），德国教育家。主张加强劳动技术教育，培养有用的国家公民。 ②蒙特梭利通译蒙台梭利（MariaMontessori，1870—1952），女，意大利教育家。要求教师了解和尊重儿童，以帮助儿童实现自我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