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自北京“三·一八”惨案过后，上海教育界发生“填写誓约书”的风潮，有一部分学生竟因此受到“被迫离校”的可以痛心的结果。然而不久，我们却听到所谓“师生合作”的消息，是从几个大学的当局口里喊出来的。到了暑假，著名的大学如“南洋”、如“复旦”、如“光华”，却又陆续开除大批学生（总计约有六十余人）。然而不久，我们却见上海学生联合会写信给各大学同志会（见八月三十日上海《申报》、时报》），对于所谓“师生合作”表示赞同，且历陈实际合作之道，以谋消除学校中的风潮。
  我承认这个问题——所谓“师生合作”的问题颇有意味，值得讨论，所以敢发表些意见。
  其实，教育上特别提出所谓“师生合作”这一口号，已经是个变态。请大家想想：师生如果不合作的话，那还成什么景象？学校章程，学生不遵守；先生讲话，学生不听从；这样，根本不成其为教育作用，更何贵乎有师生？所以我们该要考察一下，这个问题因何发生。
  从实际上看，平时在学校里，师生间隔膜是有的，而真相冲突的地方并不多见，在教授上虽有些问题，却还能过得过去。问题最大，因而冲突最甚，竟致不能过得去的，老实说，是在学生要参加政治运动，而教职员多不表赞同。换句话说，学生要一面求学，同时又要救国；教师、职员呢？无论是主张先求学而后救国，是主张求学即救国，或是主张只求学不救国，总之，对于学生做救国运动是反对的。——我该郑重声明：教职员中未始没有对学生极表同情的，只是在数量上占最少数，因而在学校的势力也算最小。
  学生要救国，所以要组织学生会——自然，学生会的组织并不是专为救国，——要加入革命的政党，要出版刊物，更要批评学校行政；教职员不要学生救国，所以对于组织学生会要取缔，对于加入政党要禁止，对于出版刊物要干涉，对于批评学校行政更要视为“过激”。师生各站在一边，互取了敌视的态度，于是不幸的事实就从这个不“合作”底下产生出来：记过、开除、填写誓约书、请求军警拘捕学生，乃至停办学校。
  所以师生“反目”的焦点可以说是由于对救国运动的态度不同而起。现在要讲“合作”，便不能不问双方对于救国运动的态度能否一致。
  至少，我相信现在既有了“师生合作”的口号，事情就比较的容易商量。要是长此“同室操戈”下去，本来太笑话了。
  容我们先来考察“师生”是否有做救国运动的理由。第一，依据教育原理，教育是以助进生长为作用的，是以养成学者获得能有改变天生的顺应作用的经验为目的的。换言之，教育的实施贵乎适于时代环境与其人之需要。试问现在我们最迫切的需要是什么？还不是要把中华民族从帝国主义的铁蹄底下解放出来吗？故从事救国运动，抄句老话，是“匹夫有责”的。因不仅学生要干，教职员理也要干。第二，由于事实的逼迫，教者与学者更不容不分一部分教学时间来从事救国运动。如北京国立学校领不到钱，省立学校也多减削经费，甚至不能开课，因此教者没有施教机会，而学者更多失学痛苦，这对于热心教育者与主张学术救国者实为一个严重的危机。于是教者为发展怀抱，学者为争得利益，都该从事于现状的改造；否则，倒反而不尽责任，有忝职守。——关于求学与救国应并重的理由尚多，容有机会再说。故师生实行“救国运动”的合作，为国家计，为教育计，都是分所应该。“大凡风潮之发生，多出于师生间意见之冲突，是非曲直，各执一端，为师者则逞其意气以保尊严，为生者则慕其自由而不甘屈服，甚至荒废学业者有之，停办学校者有之，⋯⋯”——《上海学联致各大学同志会书》中语。此种恶现象尚可因实行合作而逐渐消除。瞻念前途，真不胜庆幸之至！
  惟就现在师生的地位而论，强者到底还在“师”的方面。试看各校开除大批学生的结果，弱者除呼喊几声以外，毕竟无可奈何。故当实行师生合作时，我个人倒有希望于师者的几点，窃愿全国为师者注意及之。
  （一）“师”当以原谅“生”者为合作。因为“外有帝国主义之铁蹄践踏，内有卖国军阀之戈甲摧残，更加以家庭之经济地位日趋破产，即个人生活犹有朝不保夕之虞，⋯⋯故青年失学者愈多，求学之机缘愈小，流离失所，悲痛何堪。⋯⋯”提倡师生合作者果能于学生地位，学生隐情，深有所悉，且亦洞烛曩者各校当局知高压学生之政策之非计也，则更何忍“目学生爱国为无理取闹、严厉干涉、多方压迫”呢？
  （二）“师”当以不干涉“生”者为合作。学生为本身利益，为民众利益，组织学生会，出版刊物，参加群众运动，为“师”者方当指导鼓励之不遑，更何忍加以干涉？
  （三）“师”当以援助“生”者为合作。如研究学术、从事实际运动、或对付当地某一个重大问题，“师”与“生”应该切实联合，共同策划，以期底于成功。
  年来学校“风潮屡见，师生感情日伤，误会之事端日炽”，真不知妄耗了多少有用的力量，降落了多少知识阶级的威望，难得现在做“师”的肯提出“合作”，为“生”的竟赞同“合作”，从此双方捐除成见，建立共信，于国家，于教育，当是一桩富有希望的事。敬祝“师生合作”万岁！
  原载1926年10月20日《教育杂志》第18卷第1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