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自“三·一八惨案”发生以后，全国舆论界，颇注重于此案的责任问题。我们从各各发表的文字来看，大概公认为责之所在的，不外二端：一是法律上的；一是道义上的。至于谁应负法律上的责任，谁应负道义上的责任，姑且节录赵迺传先生所著《谁的责任》一文于下，以供参考。
  惨案发生之前夕，各团体代表与府院卫队曾经发生冲突，所以十八日国民大会，早在政府意料之中。政府如虑酿成事变，当群众在天安门集会的时候，应有相当的防范。乃竟不知出此，等到群众走到院门，卫队随即开枪，三面夹攻。若非先下决心、预定计划，何至不分皂白，采取格杀无论的手段。当日的群众，多系徒手青年，卫队除了开枪以外，岂无正当防卫的方法么？至于通缉令中，砌词朦混，藉图卸责，甚至以“暴徒”二字抹杀一切，适见其弄巧成拙，欲盖弥彰，真不值得一驳。所以这次的惨案，政府当局应负重大的责任。那些主谋的要人、指挥的军官、开枪的卫兵，都应按照罪名，受法律上的处分。
  至于此次惨案的示威运动，确系受了领袖的指挥。这些领袖，事前所用以号召群众的，是在外交问题。那时大沽事件，却已结束，领袖所发出的口号，竟一转而为“推翻现政府”等等了。听说这些领袖在天安门会场中，曾经宣布“卫队已经解除武装”的消息；群众听了以后，便觉无所顾虑，齐赴国务院请愿。那知府院的卫队，不但未曾解武装，并且预先立下残杀的决心，开枪轰击，死伤至二百余人之多。做领袖的人，散布传说，引人入于陷阱，已属不容宽恕；到了赴院请愿之时，又未身临其地，这种临难苟免的态度，果是立在群众面前的人所应采取的么？所以他们应负道义上的责任，是毫无疑义的。
  照此看来，这次惨案的责任，早已分明。国人惩前毖后，应当提出正当的制裁，诉诸法律，诉诸公论，使应负责任的人，受应得的处分，依法治罪，勿令漏网。
  不错，这种主张，自然是最正当、最公平的主张，如果能够照此办到，也可以聊慰死者于地下了。然而在事实上是怎样呢？我们不可不问一问。
  先就法律上看看罢！在目下的中国，法律二字，本来加不到有权位者的身上。试一查，十五年来政府违法案、官吏犯罪案不知多少，几曾见“明正典刑”过；而现在的政府当局，岂能例外，甘受法律的制裁么？或者要说：现在好了，北京已有人提起诉讼了，京师地检厅，也有检举案送交陆军部办理了，公理自在人心，总应该替死者伸伸冤罢！于是我想，我退一百步想，这有什么效力呢？如果政府当局为遮盖自己罪恶计，为掩饰外人耳目计，那末，办了几个卫兵来敷衍敷衍，也未可知。所谓法律上的负责，不过如是。
  再就道义上看！哎哟！这是尤其笑话哩，自新思潮发达以来，道义这二个字，早已与人心别离了。况在这些领袖，志不在小，那里还顾得到道义不道义。他们当日的口号，据说就是“推翻现政府”；既要推翻政府，自然不能不牺牲群众——但决不是牺牲自己——牺牲群众尚使幸成，他们就达到目的；牺牲群众不幸而败，他们不走何待呢？若要以道义相责难，难道想他们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再做盖世英雄的项羽，杀了自己的头来谢江东父老么？这不是笑话么？所以所谓道义上的负责，决计没有这一件事。
  总而言之，照理讲来，杀人之命，只有抵命；现在事实上既办不到，则所谓责任问题，还不是等于滑稽之谈么？不幸呀！生在现在无法律、无道义的中华民国，做了有知识、有思想的爱国学生，一面要受被人利用的嫌疑，一面又受惨无人道的杀戮，真是冤枉极了。我们对于这几十位枉死的英灵，除了悼痛以外，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替他们昭雪呢？
  虽然，我们决不可以此而悲伤、而灰心。我们经了这次的教训，总应该有一种大大的觉悟。我们要做救国运动，原不必怕什么死；除了对敌以外，也不必牵累谁某来负责。不过，死有死的道理：要死得明明白白，要死得正正当当；不要枉死，不要冤死。若是值不得而死，便是枉死；上人当而死，便是冤死。这个当中，全在你自己的知识的抉择了。因此我以为，今后的救国运动，应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意思，由各个人自己来负责，再不要迷信什么领袖（这是今后的问题，并不是对于现在的责任者有所宽放，阅者切勿误会）。怎样自己负责呢？我以为只要三个认清楚。
  第一要认清楚事情。救国的事，千端万绪；而一事之发生，则有大小，有轻重，有缓急。我们既然要做救国运动，就应该先把事情的大小、轻重、缓急审查一番，认得来清清楚楚，然后决定应付方法。万万不可专听着人家几句激励话，就糊糊涂涂地去干。
  第二要认清楚自己。事情已经认清楚了，接着就要把自己也认清楚。因为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年龄、地位和才能、知力，都与干事上很有关系。先想这件事情，以我的年龄、地位，是否有参加之必要。若果有参加之必要，然后再进一步，审量自己的才力和知能，究当任那一种事的好。譬如：有口才的，自然可以任宣传；有武力的，自然可以当冲锋，此外的事，即可以此类推。切不可不自量力，反使大事败坏。
  第三要认清楚别人。救国运动，当然不能独自去干，但也不可能随随便便，滥招歹人为同志。要联结同志，至少须先认清那人确是热心救国、纯洁无私的，才可以在同一目标之下，相与合作。切不可受人利用，也不可利用别人。
  原载1926年5月5日《学生杂志》第13卷第5号

①本篇署名：天一。1926年3月18日，北京群众2万余人集会游行，抗议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要求政府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后遭段祺瑞执政府的武力镇压，47人被枪击毙命，200余人受伤，史称“三·一八”惨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