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研究学问自是学生的“天职”。但我们该得进一步问：为什么要研究学问呢？或许有的人会说是为了考试、为了毕业。不过，这究竟不成为一种正当的理由，要是将来做学生的不必再受考试，更无所谓毕业，难道就不必再研究学问吗？
  或者说得远大一点，也就比较正确一点。譬如说：“求学是为增加知识”；“求学是为促进文明”；“求学是为改善生活”；概括的说，就是所谓“学以致用”了。
  究竟这所谓“学以致用”是不是正确的理由呢？据我看，这当是正确的理由。因为人生种种活动，无非为谋人生的改进；离去了人生的关系，去求学问，究竟能学成些什么，又要学来何用呢？自然，在学术界中，尽有人冠冕堂皇地说“为学问而学问”、“无所为而为”，以表示他们的清高与尊贵。但是我要警告同学们，切莫去迷信这种话头罢。原来他们是过优裕生活的人，绝没有衣食住等实际问题的困难；他们如不学也觉闲得无聊，而除却供消遣装饰以外，再也不能发见要学的理由，所以学问在他们身上，只算是件奢侈品。试问我们大多数贫苦的青年，到了现在这个时候，还可梦想爬到他们的地位去吗？
  惟我们现在还该问一问：“用将怎样用”？“又当为谁用呢？”一讲到用，便要我们注意到“适”这个字。什么时候穿“葛”，什么时候穿“裘”，终有一个标准；而这个标准不是别的，就是“适”。适是合宜的意思。合宜是说合于此时此地需要的意思。我们讲“学以致用”，就要使所学的足以适用；再说得明白一点，要使所学的足以应付当前的环境。试问我们当前的环境是怎样？我们当前的环境是：国家没有独立自由，人民没有“安居乐业”，青年则有失学失业的恐慌。试问要应付这样的环境，靠读经书、念英文、演算学所能为力的吗？靠正心诚意、规行矩步所能有效的吗？中国不少这些学问专家、这些道德先生；但是我们几曾看见一个经师宿儒、一个哲学博士、一个文学大家、一个建筑工程师，对于这种环境做些改造的工作！军阀互争地盘，他们“充耳不闻”；帝国主义者横施压迫，他们反劝青年们不要顾问。唉！试问我们求的学到底是为什么？不为应用则已，如为应用是否应当这样？我们于此就当觉悟求学贵适用的道理。眼前全国人最大的责任是救国，我们求的学，也当要求适于救国的用。即在研究自然科学的人，也该注意到如何可以应用于救国的事业上去。不然，那便是背时的教育了。
  还有一点，我们要求适于救国的学，但我们决不只要懂得书本上、杂志上所记载的。如果如是设想，那就落在经院派的学习圈套中，变成一个一知半解者，反有绝大的危险。我们要从实际工作里去学习，我们要从日常奋斗中去寻求适用的知识与科学。
  用贵适，现在的求学要适于救国，同时求学，同时工作。我们已经知道了，但学了要为谁用呢？这是一个关系更较重大的问题。
  从前蔡元培先生曾说：“当局的坏人大概一无所能的为多，⋯⋯他所以对付时局，全靠著一般胥吏式或机械式的学者替他在衙署里面办财政、办外交等，替他在文化事业上作装饰品。除了这几项外，他还有什么维持的能力呢？所以这班胥吏式、机械式的学者只要有饭吃、有钱拿，无论什么东西，都替他做工具，如俗语说的‘有奶便是娘’的样子，实在是‘助纣为虐’。他们的罪比当局的坏人还多一点。”①
  我们所学的是不是也要这样应用呢？我们又有什么把握能不这样应用呢？唉！可怕的“助纣为虐”的罪名啊！一个自命清高、尊贵的学者竟会做到这个地步，“清夜扪心”，怎不伤心！但是尤足痛心的，莫过于当这谋生困难的时候，大家吃饭要紧，竟有“急不暇择”之势；宋儒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只好当做“不通的外国语”了。
  青年们！这是求学的紧要关头，我希望你们郑郑重重地思索一番。
  原载1926年1月5日《学生杂志》第13卷第1号

①1923年1月17日，蔡元培为彭允彝干涉司法独立事，提出辞呈，发表于《北京大学日刊》。这是辞呈中的一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