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我在本文所要说的，不是青年择业的原理及教育上指导的方法，而是阐明些事实、解释些现象，使现在的中国青年能对于职业问题有个明白的了解，并得到一点解决的的门径。到了现在，“生活难”的呼声一天响似一天。成年人固然要感到这个难处，即年青人也要感到这个难处；都市生活者自然免不掉这个难关，即乡村生活者也免不掉这个难关。“生活难”这个事实与印象，早已接触到现在中国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身上来了。
  “生活难”的发生，有二种原因：（一）是物价贵；（二）是欲望高。物价贵的现象是很显明的，五六年前上海地方的米价，每石不过七八元；但现在则须十一二元。普通“洋布”，在十年前的价，不过抵现在的一半。其它一切日用物价，都比往年增贵至五六倍；然而平常人的收入，并不能与之相应，于是困难就发生了。欲望高的现象也甚普遍。如现代人知识欲的促进、嗜好物的增多、爱美观念的发达、卫生设备的讲求等等，都要胜过前人。举些具体的例，则有如旅行、电影、书报及日常衣食住用上的美丽与舒服都是。然欲望虽高，而经济的能力多不克胜任，于是困难就发生了。
  以上所举例子虽然偏于都市生活，然乡间也不免有类似的现象，不过程度有不同罢了。
  然而现在中国青年的职业问题，除出这个“生活难”的共同现象以外，尚有更复杂的。这些更复杂的内容，可以举出下列三种：
  （一）择业的难；
  （二）得业的难；
  （三）执业的难。
  择业的难在哪里？则有两种现象可说。
  第一是用不著择业。质直的说，我国人对于职业，向来只有“遗传”，而没有选择。好比皇帝要传位，百姓则要传业，所以有的命定了是耕田的，有的命定了是读书的。有的祖上传下一笔财产来，是顶配做“店主”、“老板”、“收租吃饭”的。所谓“克绍箕裘”、所谓“世代书香”，就是中国人职业上的“遗传律”。但有时也有一点择业，则只凭家长的独断，未尝从年青人身上过细考虑，当然更不去征求年青人的同意。这种“择业”的标准，一是只要有业可就，以便有钱可赚；一是能够博得一些声名，以便“父以子贵”；一是最好接近“权门”，藉以炫耀乡里。大概老辈自身已居于统治阶级或倚附统治阶级以生的，便要强迫后辈遵守“遗传律”，以继续并巩固已成的家业。若自身居于被统治阶级的，则终希望后辈能够跳出范围去力争“上流”。所以做工的或务农的人，倘使他们本身“发”了，便不许自己的子弟再去做工务农，一定要穿起长衫，讲起体面来了。在这种情况里面的青年，是没有所谓职业问题的。什么个性、兴趣、志愿以及社会需要等等择业的条件，都是“无所用之”的。我们真不知有多少青年，冤屈在这种强制的职业里边。至于女子，更是一向被关在“家”这一个世界，没有经济独立权，只配终身做个“家奴”而已。还有一点，就是向来中国职业的分类简单得很。“士农工商”就包括了一切民众的生活途径。在这“四民”之中，即推士为第一。所谓士，不过是读书的人，何以能居于第一呢？则因为士为“进身”的一个阶梯，孔子所谓“学也，禄在其中矣”、“学而优则仕”，孟子所谓：“有劳心焉，有劳力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士的出路原来是可以通到治者阶级去的。我们试看士的化身，有“仕”，有“师”，有“绅”，有“学者”，有“讼师”，乃至于“儒医”、“儒将”等等，都是上流人物。无怪乎帝王要敬礼他，民众要仰望他，俨然是“领袖群伦”的特殊阶级了。于是原来读书的，决不容轻易不读书；有读书机会的，也终想尝试一下。这样，所有男子不过走两条路：一是去做士，一是去做农、工或商。就是要选择，也只从两者取一，并不多费工夫。
  “用不着择业”本是很轻便的，何以我把它放在“择业难”的一项呢？则因为向来有这个“例”，现在要打破它，却变成难了。向来的女子完全用不著择业，而今则要出来求学，并要出来做事，于是在家长们看来，以为“无例可援”便有问题了。向来的男子虽有职业，却是大都命定的、强制的；而今说要自由选择，于是在一般家长们看来，以为有损于自己的权威，也要有点难色了。故我认这是青年职业上的一个难题。
  第二是择业的根据很难有把握。中国向来除应用上述的“遗传律”以外，怕多靠星相卜筮及菩萨神仙来决定终生的事业。西洋则盛行骨相学，把人的身体、姿态做指导职业的根据。尤其重视面部、头及手的状态。这些迷信的习惯，当然不足为据。现在大家都知道，有所谓择业的条件，如考察个性、调查职业内容、审度社会需要等等。但在实际上是否能如愿来实现？或以为用职业测验可以断定各人应从事的职业；姑无论外国现行的职业测验，还只能断定某人适宜某种职业里的某种动作，并不能确实断定某人应择的一种确定的职业；即使有了可靠的学理上的根据，请问眼前中国有那几位职业测验专家能够解决青年的择业问题？不错，眼前已有了职业指导运动，而且实施了已有两三年。但是到底能帮助解决青年的择业问题吗？眼前又设立了不少的职业学校，但能不使入学的受著不能自由选择职业的恶影响，所设施的教育果能顺应个性的发展、适合社会的需要吗？假使青年的个性、兴趣与志愿等等都很圆满的发见了，职业教育家又有什么方法能使他们找到适当的职业做呢？“羊头上抓抓，狗头上摸摸”的“马浪荡”，能否因实施了职业指导运动而即行消灭？凡这些关于择业原理与实际的问题，都是现在中国青年所不能圆满解决的。
  第三是中国社会向来贱视职业，尤其是贱视劳动。娇生惯养的纨绔子弟固无论了，即普通人家的子女受了几年学校教育以后，也多希望一直升学。视毕业后服务为“不阔气”，为“不体面”。这由于“崇士”的传统观念使得他们这样。他们以为“职业”是下等人做的，“读书相公”理应研究学问，享受清福，或在外面做官，干天下、国家大事，至少也当还乡作个绅士。所以一方面不屑谋生，一方面实也不适谋生。而在社会方面，对于职工的待遇与习惯又多不合青年学生的心理，服务的机会与报酬更不能满足青年学生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之下，单靠学校设职业指导，能否藉以促起他们对于职业的觉心与兴趣，及从事服务的准备与修养，也还是个问题。
  现在要讲得业的难了。青年学生或者多抱这种心理：只要我们有学问，有本领，不怕没有饭吃。所以在未遇“得业关头”以前，终是不大在意。但也有人能看到一点社会现象：无论是谁，只要有“靠山”，有手段，能敷衍，能拉拢，就不愁没有位置；反之，有真才实学的，却赋闲在家。他们于是不想用功，或者竟走到邪路去讲应酬世故。
  所以，近年来中等学校及专门大学的毕业生虽逐年增多，他们的出路除一小部分家境富裕的可以继续求学或“衣锦还乡”以外，大多数是职业候补者。但在这大多数人里边，能一想〔厢〕情愿有事做、得工作的也还是少数；剩下来的仍然无事可做。于是赋性浮滑些的，便去同流合污；赋性懦弱些的，只好愁眉蹙额。有的真无法可想，就走非常的路：游民、兵匪、娼妓、强豪者的走狗等等，凡可恃以吃饭的，将无不趋之如鹜。还有一层不幸的现象，在升学事情上发生的。据“中华教育改进社”统计，中等学生的升学量仅有百分之十九上下。可见并不算多，然而据北京“高等教育访问社”的调查，十三年度，全国二十四个大学举行入学试验，投考者共一万六千余人，录取者共三千三百余人，除去重报及重取者外，以六折计，投考者总数算是一万人，则尚有六千六百余人落第。试问这批升学失败的青年男女又将归宿到什么地方去呢？退一万步讲，这些升学落伍者个个都找到了职业，试问职业对于他们将成为何种意义的东西，他们对于职业又将表示何种的态度？我们知道，职业是人生活动的一方面。这种活动的结果，对于自己须能发生实际的意义，对于人群又须能发生效益。但这批升学落选者的职业活动，能做到这个地步吗？
  得业难的现象，一种是人浮于事。如二年前上海某公司招考校对员十名，男女各五。投考资格须中等学校毕业，薪水为每月二十元，膳宿自备。结果报名应试者男的一百余人，女的五六十人，内中有已在国立大学毕业的。这样一个仅仅足以维持一个人低度生活费的位置，竞争尚如此之烈，可见谋生之难了。又有几位青年从内地奔到上海，以为上海文明地方，总有工读机会，岂知结果要找一个只要吃饭不要工资的位置也终于不得。
  又一种现象是，社会事业太不发达。有许多职业在理论上无论说得如何周详，在指导时无论讲得如何切实，但中国社会上却没有这许多职业可以安插，至于新知识、新方法更少实地应用的机会。这种的结果，便造成用非所学的恶影响。试举清华学校回国学生为例。据民国十三年十一月该校同学干事部的调查：学工程的二百十一人当中，用非所学的有二十四人；学商业的九十五人中，用非所学的有九人；学社会科学的五十三人中，用非所学的有七人；学自然科学的五十人中，用非所学的有六人；约计之，总有十分之一的人竟是用非所学。
  大概说来，毕业生的出路以入教育界当教员的为多。即如清华回国学生五百二十一人当中，当所学科目范围内教员（并不是用其所学的）之人数倒有二百零五人，几乎占全体二分之一。又据舒新城君说（原文见《教育杂志》十七卷四号《愿全国教育家反省》），成都某专门学校原以造就特殊职业的指导者为目的，但毕业生则三分之二教书；徐州某中学之毕业生为教师者，竟与升学者之数量相等，各占十分之四以上；⋯⋯边僻的地方，则各年级学生几以教书为唯一的出路。以湖南淑浦而论，师范生固然教书，中学毕业生亦教书，即高小毕业生亦在乡间的改良私塾中教书。又据过探先君说（见《教育杂志》十七卷一号《我国农业教育的改进》），甲种农业学生的出路，经营农业的连在农业机关服务的计算，不到百分之二十；在教育界服务的有百分之二十五；这百分之二十五中间，至少有三分之二是小学的教员；未详的多至百分之三十四。断然有好多志愿升学而不能达到希望的在里面。——作者按：断然也有好多志愿服务而不能达到希望的在里面。又据盛朗西君的《十年来江苏中等学校毕业生出路统计》（登《教育杂志》十七卷四号）文中说，历届人数共计约有八千八百十五人，其中就事者有四千九百二十七人，升学者有一千八百七十六人，其它（包括预备升学、未就事、已故及未明各项）有二千一百零三人；在就事职业界的比较起来，入教育界者有三千九百零一人，入农工商界者有九百三十五人，入政法界者有九十人。再看较小的路别，则在这约九千人的中等学校毕业生中，从事于小学教员者竟有三千人之多，几占出路总数三分之一。而中学毕业生的无出路者，在总数约四千人中有一千一百余人；师范毕业生的无出路者，在总数三千余人中有三百五十余人。从以上各项事例看来，可以想见，获得适宜的位置之难，以及教育界拥挤之状了。
  若据肖楚女君所说（见《新建设》一卷五期《教育与革命》），则在军队里、匪巢里，非法职业里，私娼或至公娼中，不能说是绝对没有我们的男学生、女学生。据他所知，则四川军队中，所谓秘书、军需、军法等差缺，几乎全是外洋留学生和国内的大学卒业生。
  他们并不是怎么样有意作恶，他们只是为了生活；他们并不是要如此用非所学，他们只是因为社会上并不用他；他们只是迫于不得不作恶，他们只是被一个唯物的虚荣与奢侈之社会的催眠所驱使。
  由这更可见现在中国的生活难，竟造成了如许作乱为恶的资料，岂不可惊！为什么弄到这步田地，且容到下文再述。现在按著顺序先来讲执业的难。
  讲到执业的难，那恐怕更足叫现代中国青年不能以一日安居。
  现在，职业教育家很热心的主张：“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①这种“苦口婆心”，自然叫我们青年感激无量。但是啊！实际上却叫我们“大失所望”。究竟怎样？
  第一，因为得业的难，非靠一种额外的势力不能进身，所以当在就业之始，就对于所执之业除出“把持”以外，不复再有何种情感，更讲不到什么乐业与进业。无业者只望有业，得业者唯恐失业。故所谓个性发展、社会服务等等好名词，是不能从现在的职业界里实现的。
  第二，职业界里有帮有行，同行要嫉妒，异帮要排挤，故非脚跟健、手面圆，结成“朋党”，就真不容易安身。
  第三，职业界里阶级甚显，做“东家”、做“阿大”的具有无上权威，于是谄媚逢迎之风不能绝，即骄慢虐待之弊不能灭。本来为对事尽职者，今乃为对人尽职，这安得不令青年怀疑而惊惧？第四，有许多旧式厂家、店号，对待学徒绝非人道。做学徒的生活，只有替上司们当差，忙碌一日，简直与牛马无异。试令中学毕业生当之，自然没有一个能安身的。
  第五，职业界的待遇多不足以维持生活，有的别无良图，只好勉强忍受，结果终难久于其事。试问从那里来的乐业？
  第六，一般顽固性成的职业界，有志的青年要想有所改进，真比上天还难。一种原因是经济的困难，一种原因是同事的牵制，又一种是社会的不容与嫉视。
  第七，现代的职业已成商品化，资本渐渐集中，小资产阶级也多破产，于是无产者日多，不能独立营生，只好供少数握有生产机关者所役使，靠工银以维持生活。在这种情势之下，有觉悟的青年便会觉悟到现代经济组织的缺陷，而有不乐意于认真的殷勤的服务的趋向，而且更不甘心以位置的升擢为乐业的目标。这样，他们一方面迫于生计，自不得不谋一业以求温饱，而他方面因痛心于不合理的制度，结果只会增进他们厌恶职业的心理，决不会专心办事以图进业的。
  以上所述诸种困难，并不是我故作危言以耸听，乃实为客观的境界所表示。自然，有一部分青年或者侥幸生在富贵之家，眼前可无生计之忧；或者侥幸有“靠山”可持，也不难安然进身。但大部分的青年却逃不了这几个难关，终要过最劳苦的非人的生活的。
  在这生活难的现状中，却有一种非中国式的职业为一般青年及他们的父兄所仰望而欣羡的，这就是所谓“洋商牌子”。“洋商牌子”的势力真比什么还大。平时以吃洋饭为阔绰，什么洋行啦、海关啦、教会啦，都被许多人视为最可靠的饭碗。而买办的荣耀简直胜过王侯。若在战争时，还可靠洋势力以为生命、财产保障的护符。故在教育上，几乎看英语比国语还注重；教会学校也被有钱的父兄们所特别看重；一个青年不能说国语、写国文，似乎不算倒霉；倘若他不会讲英语、不会写英文，反倒认为不漂亮、可羞耻。唉！奴性十足的人啊，你们真是“生不如死”！
  但为什么会造成“生活难”的呢？又为什么会相信“洋商牌子”的呢？下面就要说一点原因出来。
  最简单的答复一句，则中国人生活困难的原因实由于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国内军阀的专横。何以这样说呢？有下列的事实可以证明。
  第一，外国自与我国通商到近来，没有一年不是输入超过输出。从民国二年起至十一年，入超最少的亦有一千六百余万两，而多的则至三万万两以上。除欧战期间入超之数较为减少外，其余每年都在一万万两以上。若照十一年计算，计入超约近三万万两。这就是说，土货原有的销路，被洋货夺去了将三万万两；也就是说，有生产这三万万两土货的农、工失了他们原有的职业。我们生产者的生路既这样被剥夺，怎会不感到生活困难呢？但经济力的压迫，除了洋货侵入以外，尚有：
  其二，银行之纸票侵入我市场与汇兑之扣折、存款之转借等事，夺我利权者或至一万万元；其三，出入口货物运费之增加，夺我利权者约数千万至一万万元；其四，租界与割地之赋税、地租、地价三桩，夺我利权者总在四五万万元；其五，特权营业一万万元；其六，投机事业及其他种种之剥夺者当在数千万元。这六项之经济压迫，令我们所受的损失，总共不下十二万万元。此每年十二万万元之大损失，如果无法挽救，以后只有年年加多，断没有自然减少之理。所以中国今日已经到了民穷财尽之地位了。（见孙中山《民族主义》四九五〇页）
  第二，内外债的数目年年加重，于是还本付息成了国民的大负担。据《字林报》载，中国债务总数已达十九万八千一百七十八万零二十八元，约分下列十项：（1）国内有抵押借款计二万三千三百八十四万一千三百七十二元；（2）外国有抵押借款计十万八千七百五十元；（3）德国借款有效部分计二百二十三万元；（4）奥国借款（未解决）计三千九百五十万元；（5）国内无抵押借款计九千五百十四万八千八百九十元；（6）外国无抵押借款计二万二千四百万元；（7）盐余借款计二千三百五十万元；（8）未收回之国库券计五千五百三十八万九千三百三十九元；（9）短期公债计二千二百零六万八千四百二十七元；（10）以上各项借款利息计六千六百万元（录自《先声周报》七十九期）。中国受如许债务的束缚，举凡关税、盐税、厘金、铁路、矿产、电信各项实业以及各省杂税之类，无不变为抵押品，而受外人直接的或间接的监督与管理。中国的负担既如此之重，安得而不感生活之难？
  第三，军阀的括削加甚，使平民几无以为生。他们一方面截留应解给中央政府之款，他方面则加征税数，目的只在扩充军队与自落腰包。
  第四，军阀为互争地盘，内乱频仍，匪祸也日甚，遂致人民流离转徙，多不遑宁处。结果，失业者越多，而兵匪的数量也就越增。试问工商业更何能发达，民生又安得不更穷困呢？
  但是我们要明白：连年战乱，实业不兴，似是人民失业的原因，却并不是主因。主因在那里呢？即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藉以作恶的不平等条约。而上述债款、赔款的支付，华洋贸易的亏损，以及所谓“洋商牌子”的名贵，也都由于此。这个说来话长，姑简单说述于下。
  讲到近代中国的历史，只是帝国主义压迫中国的历史。考外国人与中国交通的初期，在中国南方的门户——澳门与广州间。其目的只在要求通市，故外国最初派遣来华的代表，仅为商业的。但他们既经被许登陆以后，渐渐发生暴行，违背中国法律，使中国不能不紧严门户的警戒，故将外人通市限于澳门、广州一隅。至1834年顷，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想为他的鸦片贸易扩充道路；而中国方面，则以不肯为帝国主义开放门户。争执数年、纠纷不解，卒以酿成鸦片战争（在一八四〇年，即前清道光二十年）。英帝国主义者竟以铁甲大炮攻入中国南方的门户。1842年和英国缔结的《南京条约》，即为在中国历史上外国帝国主义者以不平等条约压迫中国民族的第一页。现在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即从鸦片战争开始。从鸦片战争到中日战争为第一时期，是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取得利权的时期。从中日战争到庚子联军之役为第二时期，是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竞争权利的时期。从庚子联军之役到欧洲大战开始为第三时期，是帝国主义者在中国行使权利、恣意经济侵略的时期。从欧战开始到华盛顿会议为第四时期，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单独侵略的时期。从华盛顿会议到今日为第五时期，是各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采取共同步调，以施行经济侵略的时期。
  在每个时期，中国所受于各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以及所谓不平等条约的内容，如今再约略分述于后。
  在第一时期，从一八四〇年和英国开始鸦片战争之后，在一八四二年和英国缔结《南京条约》，这是中国对外缔结不平等条约的第一次，也便是帝国主义的势力侵入中国的开宗明义第一章。由鸦片战争生出《南京条约》，由《南京条约》生出翌年的《虎门条约》。以后在一八四四年先后成立《中美条约》及《中法条约》。这四个条约是一个系统的。我中国由此所丧失的权利约举如下：
  （一）割地——将香港全岛割与英国。
  （二）赔款——纳赔款二千一百万元于英国，这是中国赔偿军费的第一回，以后单赔款一项，已足使中国永远处于债务国的地位。
  （三）设定外国居留地——中国将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开为通商口岸，同时准许外国人在该处取得自由居住、贸易的权利。久之，即变成租界，做侵略中国的策源地。
  （四）取得领事裁判权——外国人在中国境内不受中国法律的裁判，而受他本国领事的裁判；于是外国人所到之处，即为中国主权受损害之处，而外国人在中国以内即可横行无忌。
  （五）协定关税——中国从此没有关税自主权，不特不能增加税额以增加国库之收入，并且不能施行保护政策，于是所谓“提倡国货，挽回利权”都变成空话。
  一八五七年，英法联军又和中国开仗，卒于一八五八年缔结《天津条约》。一八六〇年英法联军又开战，即于同年缔结《北京条约》。在这两种条约里，将九龙一角让与英国，赔款英、法各八百万，增开牛庄、芝罘、台湾、潮州、淡水、琼州、南京、镇江、九江、汉口、天津各处为通商口岸；而天津、汉口和上海的各国租界于以划定。领事裁判权更比《南京条约》扩大，且由此确定会审制度。还有《天津条约》的结果，外人苟持有领事发给之护照，无论内地何处，皆许其游历。因《北京条约》的结果，许法国以传教自由，教士无论在内地何处，得为传教，租买土地、建造房屋。协定关税除依《南京条约》进口税值百抽五外，再缴纳子口半税值百抽二。五，即沿途照验放行，概不重征。总之，这两条约是帝国主义扶植势力于中国的中坚骨干，是不平等条约的总枢纽。
  此后各国趁太平天国的战事，任意擢取权利。如上海居留地扩张行政及司法范围，使租界变为外国领土；并派税务司管理税关，于是管理税务之权也为外人所有。
  在第一时期内，中国更丧失了三处藩属：一是安南①，为法国所夺；二是缅甸，为英国所夺；三是暹罗②，为英、法两国所夺。
  在第二时期，日本加入帝国主义者的队伍中，以猛力向中国进攻。一八九四年开始中日战争（即甲午之役），于一八九五年订定《马关条约》，认朝鲜为独立国，赔军费二万三千万两，割台湾及澎湖列岛与日本，对于日本臣民与以最惠国待遇，且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各国看见日本获得许多权利，于是纷纷向中国要求租界地及划定势力范围。一八九八年德国租借胶州湾、俄国租借旅顺大连湾、英国租借威海卫及九龙半岛全部、法国租借广州湾，造成列强割据中国的新局面。又，一八九八年英国约定扬子江沿岸各省之地，不得以租借抵当及其他名义让与他国，法国于前一年已与中国约定不得以海南岛割让于他国，至是更约定不得以广东、广西、云南割让于他国；日本也要求中国承认，不得以福建割让于他国。于是各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明白划定，中国随时可被瓜分了。
  第三时期起于庚子联军之役。因外国教士及商人深入中国腹地以后，用种种方式鱼肉乡民，以致中国人民，尤其是北部人民，在物质上、精神上都感到外力的压迫而不能忍受，于是一九〇〇年发生义和团反抗外力的运动。帝国主义者遂联合了八国军队攻入京、津，到一九〇一年和中国缔结《辛丑议和条约》，即去年反帝国主义大同盟所定的九月七日国耻纪念日。①和约中主要款项是：（一）赔款四万五千万两（即所谓庚子赔款）；（二）许各国在北京驻兵，分保使馆，在使馆界内不准中国人居住；（三）削平大沽炮台，由北京至海通道许各国留兵驻守。从此，北京使团俨然成了中国的太上政府，关税尽入外人掌握中了。
  庚子战役以后，各国又唱为保全领土、开放门户、机会均等，以日益扩张侵略的范围与程度，并大行投资，以满其经济侵略之期望。所投资的事业，最重要的：一为铁路事业，如俄国的东清铁路、日本的南满铁路及安奉铁路、法国的滇越铁路、德国的胶济铁路以及京汉、粤汉、川汉、京奉、津浦、沪宁等铁路是；二为银行团的组织，如民国二年袁世凯时代的二千五百万镑大借款，即由英、俄、德、法、日五国银行团所借。袁氏得了这一批大借款，遂用以和革命党宣战，开政府媚外卖国的恶例。此外，如矿山采掘权、森林采伐权、牧场权和渔业权，也都断送与外国。而内河航行权也在一八九八年承认外国船舶而开放，于是如扬子江等自下游至上游，外国船舶便可以往来自如了。
  在第四时期，即欧战发生以后，日本帝国主义者乘列强不暇东顾的机会，单独向中国进攻，以赞助袁世凯帝制自为的利益，迫袁政府承认了“二十一条”。根据这二十一条，日本所强占的权利，几乎把全中国放在日本帝国征服和保护之下。
  在第五时期，即自华盛顿会议以至今日，为帝国主义最近的进攻。他们所用的方法益复狡黠而凶猛。请观以下所举近顷发生诸事实即足以证明：（一）华盛顿会议——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由美国发起，为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巧妙政策，把所谓门户开放的范围扩大至于中国全部。所有中国人民希望在此会议谋一公正解决的诸重要问题，如关税问题，领事裁判权问题、外国邮局问题、外国军队在华驻防问题、无线电问题、山东问题、二十一条问题，乃至中国财政问题，结果不是供帝国主义者作为分配权利的交换条件，便是作为他们幻骗中国人民耳目的要挟条件。（二）“临城案”——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土匪劫去了二十余个外国人，外国人即盛唱严惩中国之说。什么监督财政咧，援庚子例派兵入华咧，各铁路由外人办理警务咧，要说便说。
  结局：曹锟政府允许了列强于赔款以外，更将山东当局官吏免职。
  （三）长江联合舰队案——同年三月间，驻泊长江之英、美、日本各国军舰联合开会，讨论组织长江联合舰队特别警备的方法，竟有封锁中国内河的野心。
  （四）金佛郎案——这为法国所要求，乃是绝无理由的勒索。不料今年已经解决，平空地损失国库一万万元。
  此外还有民国十二年为广州政府主张收回广东海关，即有六国军舰二十支进泊广州，向广州政府加以恫吓；民国十三年上海日本纱厂工人因不堪资本家的虐待和工人的穷困，相约罢工，而租界各捕房竟同心合力的拿捕工人，尽法惩治，同时对于主张公道的报馆也做出蹂躏出版自由和拘传主笔的酷烈手段。本年最近期内，因日本纱厂打杀我国工人，学生特游行募捐以援助罢工工友，而英国巡捕竟施放排枪，惨杀工人、学生数十人，又复颁布戒严令，看我们中国人完全不在眼中。
  在以上所述诸种不平等条约中，外国帝国主义者所夺据的一切特权，特别重要的有下列诸项：（一）外国领事裁判权；（二）租借地租界及其他中国境内的外国行政权；（三）协定关税制及其他保护外国商品、保护外国在中国境内经营产业的各项规定；（四）外人管理财政；（五）庚子赔款；（六）外国在中国内地驻兵权及内河航行权；（七）外人在中国境内传教及其他教育的文化的设施。总之，帝国主义者对于我国使行武力的经济的及文化的各种侵略，一方面剥夺农工平民的生计，且使国内产业永无振兴隆盛之一日；他方面则遍布他们的势力，以收买国人为所利用，如洋行、海关、邮政、铁路、教会及他种机关是。于是，一方面发生生活困难的现象，他方面即构成“洋商牌子”的来历。
  
  实则生活难并不限于中国人，倒是现在某一部分人类的普通运命。即在所谓帝国主义者的本国，因资本主义的发达，已经很普遍的促起多数人民的无产化。又从一九一四年大战以后，同盟国方面的国债增至美金四百五十万万元，协约国方面的国债增至美金九百万万元。以是各国人民无不困于捐税、难于生计。日本也复如此。日本因资本主义经济发达的结果，别的不讲，即月薪阶级也多无产阶级化。这种现象使学生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以前的特权和优遇，现在都保持不住了。毕业以后没有不感到就职难和生活难的。而且学生的家庭，大部分是小资产阶级、小农和小工，受大地主及大工业的压迫，都趋向于破产而为他们所合并，因之学生的地位更形不安。最近日本学生界发生无产阶级的运动，即由于这种经济的背景。
  讲到我们中国，则因受著帝国主义的压迫，一般人民的生活，自然感受极大的痛苦，但青年们的生活尤其可怜。从极贫穷的劳苦青年到小康之家的青年男女，都受到各种的剥削。近来又因中国经济的衰败、政治的扰乱，他们的家庭经济也渐渐沦于破产，使他们有不能安心求学以及不能升学、不能得业的危险。
  故现在中国青年的生活难，实为最切要、最紧迫的一个问题。我们要明白，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并讲究解脱的方法。
  原载1925年7月5日《学生杂志》第12卷第7号

①此为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宗旨，竭力提倡者有黄炎培、江恒源等。 ①安南 国名，今越南的旧称。 ②暹罗 国名，今泰国的旧称。 ①因《辛丑条约》正式签订于1901年9月7日，故反帝国主义大同盟于1924年倡议将是日定为“国耻日”。后为各界和政府所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