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全中国的青年学生诸君！我今要以创造新学风的责任勉励你们了。也许你们以为“人微言轻”，不敢担当这个责任。但我正因为你们是青年学生，所以特希望你们担当这个责任，幸勿再想把这个责任推到“大人先生”们身上去了。现在且请诸位听我说出缘故来！
  智识阶级与学风
  所谓学风，大概都会知道，是智识阶级（或学人社会）所表现的一种风气罢。但我们要问：这种风气对于一般人群所及的影响到底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依常情而论，智识阶级有了知识，一定是可以替一般人“兴利除弊”的了；他们的言行一定是可以为一般民众的向导的了。故在中国社会上，所谓读书人者，恒占一种优越的地位，帝王要敬礼他们，民众要尊重他们，说什么“士气”，说什么“士为四民之首”。曾国藩更说：“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巳。”仿佛他们真有一种领袖群伦的资格。但他们果能为人群造福吗？自然有人会说，历代的贤人学者常能关心民瘼，作育人才；古代的乡校为州里清议的基础，后世的太学、书院也足为当时民气的表率；又如在欧美社会里，大学校长及教授们的言行，往往为当地群众的模范；而欧洲中古的大学不但为学术的中心，且为解决政治社会上争执的机关，英、法国会中并特设一席，备大学生发表意见。这样，他们似乎能给民众以好的影响了。但我们要问：他们的地位，他们的主张确能为大多数民众谋幸福吗？那个我们就不敢说了。原来从古以来求学这件事，只限于少数一部分的人。这些人或者是贵族，或者是某种比较有优越地位的人。他们所求得的知识，或作为个人装饰资料，或作为统治平民工具。这些人即孟子所称为“劳心”的人，乃是“治人”而“食于人”的。因之智识阶级的地位，可以说是属于统治阶级或是依附统治阶级的；而他们的知识就常用为统治的手段。中国人民中的“士”所以为“四民之首”，所以要“自高身价”，便为了他们可以依附统治阶级，做个“开国元勋”，或者“中兴功臣”，或者“乡里望族”的缘故。到了近来，因资产阶级掌握了社会的实权，智识且成为资产阶级的专利品，智识阶级也就成为资产阶级的魔犬爪牙；所以他们要为这个特权阶级划策，为这个特权阶级理财，为这个特权阶级办学，为这个特权阶级粉饰门面。从表面上看，他们的地位似很可以自己夸耀，有以示异于平民；但其实，他们却为特权阶级所利用、所收买，不过“利令智昏”，没有觉悟罢了。他们若竟以这种“资格”自骄骄人，未免太不知耻了。
  所以我们实在不敢希望他们来提倡什么“士气”，整顿什么“学风”，因为在他们没有觉悟自己的地位、认清自己的责任以前，至多只为特权阶级增强些压迫力量罢了。
  中国眼前的学风
  讲到眼前中国智识阶级所表现的风尚，则真要叫人痛心！两年以前（民国十二年一月）蔡元培先生“痛心于政治清明的无望”而辞去北大校长之职时，曾有宣言发表：
  当局的坏人大概一无所能的为多，⋯⋯他所以对付时局，全靠著一般胥吏式、机械式的学者，替他在衙署里面办财政、办外交等，替他在文化事业上作装饰品。除了这几项外，他还有什么维持的能力呢？所以这班胥吏式、机械式的学者，只要有饭吃，有钱拿，无论什么东西，都替他做工具，如俗语说的‘有奶便是娘’的样子，实在是‘助纣为虐’。他们的罪，比当局的坏人还多一点儿。”（原文见《努力周报》第三十九期）
  去年杨杏佛先生在《人格教育与民德》，一文（原文见《东方杂志》第二十一卷第二十号）中也有几句话说：
  国人之出处苟且，寡廉鲜耻，至今日为极。贵为阁员，尊为代议士，清为校长，宜可以为民表率矣，而考其出处，察其操行，多有不可告人、为匹夫匹妇所羞为者。⋯⋯无论大奸巨猾，一登高位，则天下之学者、英雄，莫不奔走其门，愿供驱使。但有利禄，无不可招之才；但有金钱，无不可致之名。故权奸宵小益复肆无忌惮，而社会之正气荡然无存矣。⋯⋯若论教育界，则杨先生更有沉痛的话：
  教育家奔走权门，沾馀沥而自喜；学校校长学生剧秦美新，以军人官僚之小惠骄人。昔之阮大铖以士林之一顾为荣，今之士林以阮大铖之一顾为荣，而其自命则固社会清流青年模范也。
  汪懋祖先生论今日教育家之品位，以为现在最时髦的教育家可分为六派：一是学究式；二是乡愿式；三是小贩式；四是商人式；五是江湖卖技式；六是政客式（原文见民国十三年《申报·教育与人生周刊》）。综观上列各位批评，实足为现时中国一般智识阶级的写照。我敢说，时人所常痛骂的“学风嚣张”实不足忧；独有这样“阘茸”的“有奶便是娘”的“学风”，才真是亡国灭种的预兆！
  教育上的恶劣趋势
  所谓教育家的品位，既已这样不堪为世人的表率了。现在且看教育行政上一般最大的弊病，则在于没有明确的而且适应环境的教育目标。尤其是中等教育，无论为升学预备，为职业预备，都不见有所成就。升学方面，不但因为全国大学数少，不足以容受全部想升学的学生，而且中学毕业生的学力也有很多不够升入大学（参看《太平洋》五卷四期李润章君《论北大入学试验》一文）。服务方面，则国内工商业因受外国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层层的摧残，固然不能发达，即毕业生的能力也大嫌不充分。失学、失业的结果，就造成了一批批的高等游民而为社会的赘疣。再从教育界的趋势看来，则有下列几项缺点：
  （一）乡愿的——没有是非，只知崇拜实力，即以实力为转移。因袭了几千年来不问政事的习气，反对青年学生干政治运动。
  （二）奴隶的——这有二种：一是在现状底下，自己还过得去，并不觉得苦痛，因而不想改革，且禁止青年做种种改革运动；二是崇拜洋大人，大多数是留学生及教会学校出身，很想自己也变成了洋人，并不愿意做一个中国人。
  （三）商业化的——学校招生，大登其招徕式的广告；授课改文，都以金钱计算；教员单教书本，不使学生知道怎样做人。这些全是店家对付顾客的行径。更有一种“教客”，竟说学校就是商店，学生便是顾客，有不愿来买这家货物的，尽可跑到别家去。但真的能做到“货真价实”，尚还可说；无如当世的学店所出售的不免都是赝货，那简直是不堪设想了。
  （四）酿成暴乱的——现在国内的乱源，有一部分可说是教育的成绩。每年一批批的毕业生，究有多少能得职业或升学的？人既不能不谋生，于是有不少就因此变成所谓的高等游民；有些去捧洋大人，有些却做了强盗。这自然是由于生计的压迫，但教育上不能补偏救弊，也难辞咎。
  学生界的风气又如何
  时人论中国学生界现状的甚多。有人分为漂亮派、名士派、顽固派、闲适派、狂热派；总之，可概为“游惰”与“书虫”两途；而意气颓唐、精神散漫、志趣卑下，几乎成为通病。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虽多，但教育者不能不负责任。因眼前中学教育没有确定的目标，至多尽于书本上的教授，别无全人生上切实的训练可说。如对于学生自治，教职员不加指导；对于学生切己问题，如升学、婚姻、择业、交友等等都未加注意，遂使学生们感到现代教育的无用。其中有两种最不好的现象，实为近年来新发生的：一是倾向于文艺的青年们，除爱读文艺书籍、并从事所谓“创作”以外，再没有别种可以留意的事情。不但不关心到社会，甚至连自身的健康与学业也所不问，然而竟高谈什么“性灵”、“直觉”、“神秘”、“浪漫”、“恋爱”、“人生观”等等不顾实际生活情形的论调，妄想凭感情去摆脱一切苦难。一不得志便干喊其“烦闷”与“无聊”，却又没有自杀的决心，终于很委曲、很颓唐地度日。二是单求个人快乐的，口里嚷著“自由解放”，实则只为个我的任情妄行而打算；幸而得著解放了，便不管什么社会改造，一概置之脑后；然在没有得著解放以前，即要叫他忍受些苦痛，或者牺牲些利益，也还是办不到的。试问这种样的青年，还有什么责任能负，还有什么事业可成呢？
  但是说来奇怪，一方面虽有这样游惰的风气；而他方面则革命的风气，方且潜滋暗长而未有艾。自然，赞成革命的青年学生的人数不见得多，然从反面看，终少有主张复古的，更没有主张复辟的。以与并世的欧美学生相较，实为“此善于彼”。德国青年男女学生在政治上有“德意志国性青年同盟”及“少年德意志同盟”的组织，前者的宗旨在主张国家主义、帝制主义，压迫劳动党；后者的宗旨在主张军国主义，抵抗世界新潮，返乎昔日之铁血时代。在宗教上有天主教青年运动、基督教青年运动、犹太教青年运动，在那里尽力播下许多迷信种子。至于法国大学生的反革命的学风更奇，据最近报载，本年法国政府以社会党塞勒教授主讲巴黎大学国际公法，竟由该校复古派学生反对，自四月一日起罢课，人数占全体三分之二，而省立大学十八校，亦有十五校学生同情罢课。美国大学生则多忙于交际娱乐，关心时事者少，谋改革社会者更少。故比较下来，要算中国学生为富于革命性。听说中国青年学生，也有主张社会革命而加入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而主张民族革命加入中国国民党的尤多。此外如反帝国主义同盟及反基督教同盟的组织，也为革命倾向的表现。德、法两国的青年，自然也有主张急进为无产阶级运动的；然而他方面有正相反对的复古派、复辟派及宗教派与之对抗。我们中国青年立在左党的人数虽然无多；然而反动的青年却也少见，而明白主张复辟及军国主义的似更难得。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也可以说说。原来德、法、美诸国的社会已是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他们的学生自以中产阶级的子女为多；他们的实业发达，故学生容易求学、也容易得业。故他们不感觉到社会改造的必要。若我们中国学生，已渐渐地感到受两重压迫的苦痛：一方面要防自身有失学与失业的恐慌；他方面又见自己的家庭及大多数劳苦群众都在受著被压迫的命运。因此，他们便必然的要倾向于社会改造的一途了。英文《中国年鉴》论中国学生运动说：“该运动普及全国，志在改造政府，除去贪污而为外国势力所协迫引诱之官吏。”（见商务印书馆出版《第一回中国年鉴》1840页）但今日的学生运动，不但要除去这些官吏，并要除去这些官吏所凭藉的军阀，且更进一步要除去军阀所倚附的帝国主义了。
  今后的学风该怎样？由谁来创造？
  我以为，今后的学风，当发挥革命性而消除游惰性，不但要谋学生界自身气象的刷新，更当间接促进教育界气象的振作。不过，我们是对学生说话，所以当侧重学生的责任。
  详细点说，所谓新学风，是当由散漫的趋于团结的，由浪漫的趋于认真的，由颓唐的趋于奋发的，由因袭的趋于革命的。将由谁来创造这个新学风？又用什么方法来创造这个新学风？这在教育者、在学问家自当有所尽力。但我却以为，青年学生应当觉悟起来担负这个责任，即从整顿为学生谋本身利益的学生会著手。
  学生应负创造新学风的责任，这在自动教育上、在民主政治上、在改造运动上是有根据的。学生能负创造新学风的责任，这是从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可以证明的。只要学生不自馁，不自弃，我敢相信，以他们的勇气和识力，必能担得起这副重担子。虽然不能由他们完全担负，却须由他们尽力，且居领导的地位，那是确实无疑的。在两年前大喊“努力！努力！”的胡适之先生曾说：
  在变态的社会之中，没有可以代表民意的正式机关，那时代干预政治和主持正义的责任必定落在智识阶级的肩膊上。东汉末年的太学生、两宋的太学生、明末的东林和复社、几社，都是如此的。中年的智识阶级不肯出头，所以少年的学生来替他们出头了；中年的智识阶级不敢开口，所以少年的学生来替他们开口了。现在大家往往责备各省的学生干预政治，酿成学潮，殊不知少年学生所以干政，正因为中年的智识阶级缩头袖手、不肯干政。故安徽学生赶走李兆珍，包围省议会，酿成姜、周流血之案，此正是安徽中年智识阶级的羞耻；故江苏学生包围省议会，赶跑议员，此正是江苏中年智识阶级之羞耻。故“五·四”与“六·三”之大牺牲，正是全国中年智识阶级的奇耻。（见《努力周报》第三十八期）
  但这个理由，即在学生们也是知道的。他们说：
  我们也很希望有一般注意政治的前辈先生，他们能够抵御外国的侵略，他们能够遏制军阀的横暴，而且他们能够为我们的利益、使我们的学业造就完全，不致受外国与军阀或他们的走狗所牺牲。倘若是这样，我们也知道我们青年学生的本分，不愿意来干预成年人的事情。但事实已经告诉了我们：完全不是这样的。（见第六届全国学生会大会宣言）
  我想“大人先生”们听了这些话，应当不怪学生们的干预政治；青年学生们听了这些话，便应“当仁不让”、“见义勇为”的了。
  何以说由学生创造新学风须从整顿学生会起呢？这一层容我详细的说在下面。
  中国的学生会起于“五·四”运动之后，是应了“内除国贼，外争国权”的口号而发生，具有政治活动及社会改造的性质。不过因向来缺少团体组织的训练，未能把学生群众构成为一种实力；又因中国民众太不觉醒，尚未深感生活的苦痛，更未了解苦痛的来源，而只自怨命运不济或向神明祈请，从未想到用人力去挽回补救；以是学生运动始虽蓬勃，终乃沉寂。但我们以及明白
  现状的青年学生们，必须承认，单单讲个人的气节，以期不同流合污，或者讲互相的监视，以期不作恶犯罪，那仍会无补于自身的安全与社会的革新！因为张牙舞爪、俟隙待逞的什么帝国主义者及反动军阀，决不会因我们的清高与不合作而肯放弃他们的侵略与剥夺的，是以我们不能不作积极计划，以求现状的改造。
  积极计划的第一步，便在整顿学生会。因为学生会是学生们最切身的一个团体。我们要藉它来巩固自己的团结，要藉它来训练自己的力量，要藉它来力争青年的利益，要藉它来唤醒民众的迷梦。我们要承认，单独的个人，无论怎样好法，终究无补于大局，只有那集合的团体，才能发生出伟大的力量来。
  中国学生的现状，虽然还没有构成学生群众的基础，尚不能发生伟大的影响；但青年学生到底是富有革新精神的，何况中国的民族革命，又必须靠他们来参加，并且去指导一般民众来参加。所以他们毕竟是站在先驱的地位，我们不能不有所厚望于他们。
  学生会原是各地已有了模型的，现在要讲整顿，我敢提出一个简单的方法来，就是一切应依从全国学生总会的决议而实行！
  历次的学生总会代表大会的议决案，各校学生会以及各地学生联合会都该依据来切实进行。民国十三年所举行的第六届全国学生会代表大会，曾有宣言及多种决议。据我的意见，敢说这些都是进步的思想所表现的，实在值得我们大大的注意。我今且介绍些大意，以供各地青年学生的参考。宣言上说；
  要完成全国学生的坚实的、有力的团结，我们必须要努力于下列的事情：第一，我们为要使各校的学生会成为与全校学生密切相关的团体，所以我们必须使学校的一切学生的活动，都归为各学生会的事业。无论是体育会，无论是音乐会，无论是各种演说、辩论、读书研究会，学生会必须要自己办理起来。那些已经有独立的团体来经营他的，学生会必须设法吸收他，使他们成为学生会事业的一部分。因为能这样，学生会不但可以为全校学生做许多事情，而且也可使这许多事情的利益，普遍到全校的学生身上。⋯⋯第二，我们为要使各校的学生会成为全校学生所不能自外的团体，所以学生会必须担任去干预一切与全校学生最有关系的事情。一切校舍的整洁、膳事的料理、学科的改良、校务会议的参与，学生会必须尽力引为自身的责任。⋯⋯要使全校的学生都坚固的团结在学生会中间，所以他们都帮著学生会为他们自身的利益而奋斗。第三，我们为要使各校的学生会成为一个有力的社会运动的组织，所以学生会必须担任去引导全校学生做各种社会活动⋯⋯我们不仅要注意国家的政治，我们更应当注意本地的地方问题；我们不仅要注意出版物的鼓吹，我们更应当注意办理实际的公益事务。我们应当办理平民教育，组织讲演队，开各种招待市民的俱乐会、恳亲会，组织或加入各种与民众定期集会的团体。到了放假的期间，我们要有计划的散布到乡村中间去，宣传而且组织农民，使他们有知识、有力量以图谋他们的利益。
  在《统一学生会组织决议案》上说：
  要实现我们的主张以应付时机，非有一致的运动不可；想做到运动的一致，非先有永固的团体和严密的组织不可。根据以上的理由，本会应该依照以下的大原则，做本会组织的标准：（一）以每个学校的学生会为基本单位，把全国中等以上的学生都组织在一个伟大的团体之中——全国学生总会。（二）各学校的学生会隶属于该地方的学生联合会，各地方的学生联合会隶属于该省学生联合会。总会则直接与“各省”、“特别区”、“国外”学生联合会发生关系而组织之。（三）全国代表大会为本会的最高机关，在大会闭会时间，执行委员会负责办理一切，各省、各地方学生联合会仿此。
  总之，我们现在要承认学生会是谋学生自身利益的机关，且是教育民众、做种种社会运动的机关。它不应该是少数学生领袖的组织，还该是学生群众的组织。一方面它是团结学生、造成学生群众的实力；他方面它是联络民众、唤起民众改革的要求。我们更要藉它训练共同生活的习惯，培养团体制裁的力量，学习做事待人的方法。我们诚要扫除现在智识阶级倚附统治阶级的耻辱，诚要运用学识以为造福人群的预备，诚要矫正现时颓唐狂放的恶习，诚要训练“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诚要养成“政治家不为奸人划策，实业家不为奸人理财，教育家不为奸人沽名，乃至小工、小商皆不肯苟且谋食为奸人用”的风气，则必须由我们自己组织强大有力的团体，即学生会，并由学生会努力赞助农工平民的运动始！我们对于学生会，应希望它能使学生：（一）不受反动派的影响；（二）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三）为人格的保障；（四）为革命的推进力。
  青年学生诸君！未来的进步的学风实将由你们群众来创造。敢问你们愿意不愿意担当这个责任呢？
  原载1925年5月5日《学生杂志》第12卷第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