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山东省立第一中学校”学校出版的《一中旬刊》第七十五期上，王云鹏君有论学生自治的一段话，兹录于下：
  学生自治最容易引出风潮来，不但失了添设自治会的原旨，反养成这样的恶果，所以一般人提起了自治会，便抱头喊痛。推其原因，不外青年们都是感情丰富、活泼流动的，所以一遇事，便毫不加以思索，勇猛作去，这样，即最易走到浮躁嚣张的方面。再是青年们都学识浅鲜，经验不丰富，作事时，对于手续、方法、秩序，都不知道注意，所以最容易引起教职员们的误会。既然有了误会，便最容易引起风潮。再一方面即是职员们的不是，他们误解了自治会的用处，以为有了自治会，一切事务学生都能自己办理，用不著他们费心思，便可希望一切事务都可由他的理想中实现；既然怀著贪安逸、希逍遥的欲望来办自治会；根本的宗旨先已错误，后来便要失望、懊丧，越办越错，直到不可收拾。学生自治会的宗旨，并不是完全使学生们自治，是要学生们练习自治，养成学生的自治力。这样便不能同行训育时，遇有不规则的学生，只训叱辱骂几句，或记过即已了事一样的容易了。必须立在辅导的地位，小心谨慎，留意学生们的行为，注意学生们的举止，东倒扶东，西倒扶西，以纳学生于轨道之中，这样才是一个教育意义下的学生自治会；这样才能打破一切隔膜误会。
  但我以为，学校风潮的起因，不必由于学生自治，而风潮是否一定算为恶果，更是一个问题。不过因为有了学生自治的团体，一遇外界压迫，便容易起群众的反应，这就可见团结的好处。但学生自治何以竟无成效？青年们诚如王君所说，有遇事不加思索、不知注意作事的手续、方法等等现象。但这些现象，原待教育者的训练，不然，便用不著再受教育。故要说学生自治已经失败——实在说来，学生自治在中国学校里并没有完全实行，说他已经失败，未免冤枉了他。——则失败的负责者终不能推到学生身上。我以为，教职员们实应负责。因为他们似乎并未懂得学生自治是一回什么事，有的以敌对的态度相待，有的则以敷衍的态度相待。他们未尝看这是学校教育上正式的课程，故没有“真心辅导”；老实说，他们并没有什么“理想”、“希望”可以“实现”，只真的某一部分人想藉此“贪安逸”罢了。在学生方面，因为想从专制的教育里得救，竭力希望学生自治。但因为学校惯习的关系，不免要与学校发生冲突，因而彼此成为俨然对抗的形势。在取敌对态度的教职员看来，自然把他看作眼中钉，务以拔去为快，故不惜用种种高压的手段，而学生的怨愤因之愈深。在取敷衍态度的教职员看来，则不免利用学生的弱点以自固地盘，而学生的气焰因之愈张。故风潮的起，实有所激而成。要希望在这种反动、顽固的学校教育底下，实现“一个教育意义下的学生自治会”，原是很难的啊！
  “学生自治会的宗旨，并不是完全使学生们自治，是要学生们练习自治，养成学生的自治力”。王君的这几句话是很对的。但有谁能真心热诚地做指导者？我读了《南大周刊》（天津南开大学学生的刊物）第十一期上第七则杂感，不禁痛心异常，他说：
  ⋯⋯总之，在这种残酷高压教育制度之下，本讲不到求什么学问，谈不到应什么需要，只要凑够绩点，便算毕业。这就是所谓：一方面我们受得高等教育了，他方面学校尽到教育之能事了！我们骨子里有无心得，没人理会。自然，大学生不能静待人家理会，须得自治、研究。但是事实上谁信我们能够自治？那里有机会让我们来自治、研究？唉！反躬自问，都是我们的不是啊！
  原来他们的学生生活是和拉水车的驴子一样，请看下面一位学生的星期六的日记：
  每日里听著打钟而上课、吃饭、睡觉，已经如机械般的动作了；又加以小考、月考、分数、绩点等等问题，终日里在脑子里盘旋，将活泼整个的人生完全失去了！不管什么国家大事，不问什么人生、社会问题，只是终日忙忙地赶着预备功课，好像那田里拉水车的驴子，蒙着眼睛，成天地团团转，虽然偶然懒惰，想著息息，但听著赶驴的“打！打！打！”的声音，它又不自主的走起来了！⋯⋯
  照这样在高压底下的学生，只会摧残自治力，哪能再养成自治力呢？
  所以学生自治失败的负责者，实为这般把持学校，而不懂青年心理、不明教育原则的“教育家”。
  原载1925年2月5日《学生杂志》第12卷第2号

①本篇原发表在《学生杂志·社评栏》，无署名。编者考定，系由杨贤江所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