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可惜我没有许多时间来做一个详细的调查，关于现代我国的学生生活的。本篇只是就我所观察到的现代我国的学生生活，从而推论我国青年的心理现象罢了。
  青年的心理现象，有凡是青年都发生的；虽然程度上有不同，而性质上总是相差不远。青年心理学，便是讲这个的。但在我这短篇里所要讲的，不是一般的，乃是比较上为我国青年所独有的。所以专就我国学生生活里所表现的事实，来作一种探知我国青年心理的推论（因为下面所述各项，并无确实的材料可做根据；不过由个人观察所及，发为文字，故不可视为断论）。
  第一，我国学生当中，有一派拘谨的人。若用成语来形容，便是“安分守纪”、“循规蹈矩”的“少年老成”者。最近二三年来，因新运动的影响，在通都大邑的学校学生，似乎要比三年前的活泼得多了。但稍微偏僻一点地方的学生，还是不少属于这一类的。讲起他们的生活，若用简单的字眼，便只有“服从”两个字。服从校规，服从师命，服从家训，服从习俗。总之，还不脱离从前私塾时代听受“忠孝”教训的格式。所以在外表上举动不灵活，态度不堂皇，说话不流利，服装也不整饬。甚或一身暮气，俯首伛行，所有青年时代生龙活虎般的神气，竟丝毫不见流露出来。我以为，他们的少年精神，萎缩到这个地步，实在不能不惊叹吃人的礼教的力量之大哟！
  照正态的青年心理讲来，中等学生正当自我意识发达的时期，所以要出风头、摆架子、讲装饰、穿华丽的衣履，乃至吸烟、喝酒、用香水。因为这些都是青年的社会本性以及感觉器官的发达上自然发现的本色，也就是构成青年时代生活的要素。虽然在这些现象当中，不是样样可以称赞；至如烟、酒等物，尤宜设法戒除；但像前面所述的那种青年生活，实在是“矫枉过正”，可说全无是处。因为在这种变态的生活里，把青年最宝贵的生机、活力，都“连根拔起”了，还有什么人生可言？“神气活现”、“装束入时”，固然不是最好的态度；但是“垂头丧气”、“不修边幅”，难道就可算为正当的仪容么？所以从常态的青年心理的观点来批评这一派学生的生活典型，可以说这是萎缩本性、戕贼人生的了。
  第二，我国学生当中，有以过孤寂生活为惯常的。他们不喜交际，不喜组织团体或参与团体事业，不喜运动，不喜趁热闹，不喜大众的娱乐。他们除按时上课、伏案读书以外，至多也不过和脾气相合的一二人背著手，缓缓地走，谈论些某教员、某同学的人品和行为。他们总以不做恶事、不作主张为立身处世的标准。他们看别个热心办事或欢喜运动的同学，以为是“多管闲帐”、多费精力，不值得干，也不必去干的。他们到处抱一种冷淡或且鄙夷的态度，立在一个袖手旁观的地位。他们的心好像是冰冷过的，他们的情又像是死灰不可复燃的了。所以在我国一般中等学校里，学生自己组织的团体非常缺少（近年来在通都大邑的学校虽有很多学生组织的小团体，但组织的动机是否真切，因为有的是出于模仿他校为本校撑场面，不是出于迫切的需要谋自己欲望的满足。——和组织团体的分子是否普遍——因为有好多学校的学生团体，是少数人组织，其余多数人还是各管各的。——还有讨论的地方）；对于运动的兴趣，非常淡薄（譬如比赛足球时，本校学生不能做本校足球队的后援，不能表示一种鼓舞勇气的热情）；至如野游、郊叙等在自然界中享受乐趣、发扬情意的活动，更是极少了。
  再照正态的青年心理看来，他们应该是无论何时、无论何地，要发泄气力、流露热情的。而且他们有了弥满的气力、横溢的热情，必不能以在教室受业为满足，一定还要组织许多团体，求满足各人的欲望嗜好。如辩论、试验、打球、谈天或去栽种花草、捕捉虫类或到水里游泳、到山上奔驰、到林中追逐，有时戏谑狂笑，有时吵闹打架，皆是为助长心身发达的自然的活动。
  然而，我国的青年已经是受过特别训练的了。传说〔统〕、环境，都是不许他们发泄气力、流露感情的。“喜怒不形于色”、“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的先圣遗训，便牢牢靠靠地把筋肉的活动缚住，把感情的根源塞住，把集会、运动的天性压制住。培根说：“好孤独者，为神与野兽。”二十世纪的中国青年，尚有安于孤寂的生活者，难道都已变为神或野兽了么？我们在这里，可又不能不惊叹吃人的礼教的力量之伟大哟！
  上述的两种学生生活，虽是限于一部分；但就全体学生而言，也可以下一个评语，就是：我国青年学生的感情，实在太不发扬了。他们不是生来没有感情，乃是感情的苗，得不到阳光雨露的温润；却要受著严霜寒气的摧残，于是便不得不陷于枯萎的运命了。他们当中的孤寂的，原像寒冬的枯枝；拘谨的，有如桎梏的罪犯。而其他多数学生，实在也很少赤裸裸地发表感情的。他们的心里，总像有件东西牵制著，不容他们畅畅快快地流露出来。故他们不敢阔步，也不能阔步；他们不敢嬉笑，也不能嬉笑（这不是没有理由的。原来人间的筋肉，须由练习而发达。然感情的发表，被极端的禁止以后，那附加的系统之筋肉，也遂不得发达。譬如笑，必须伴于笑的心理的附加的系统之筋肉运动了，才能发表感情。现在把这个感情竭力地禁压，则这个系统的筋肉就绝对不能使用，也就不得发达了）。伤心哉，中国青年！有眼不会明白地看，有耳不会清楚地听，有手、足不会活泼地动，有心思不会灵敏地想！原来他们已经不是个完人，因为供给人生动力、丰富人生趣味的感情，在他们已经是被剥夺、是被斩丧了！我以为，现代的中国青年，应该赶快觉悟，要从此刻起，培养多方面的感情生活，即使为这个而牺牲些知识，也当不惜。游戏、谈话以及别种社交生活，应该看得和知识一样重要。最好在人人心里，有一个“Work-Study-Play”①的联想。美国伟人林肯虽当政务繁剧的时候，仍不忘记有趣的笑谈。他的属下以为这样不慎重，是不好的；但他自有正当的理由，因为这样生活，不但可以休养精力，还可恢复温热的同情。青年呀！你们要有均衡发达的生活吗？请把“滑稽”放在和“庄重”同等的地位上！
  第三，我国学生当中，有一派过流浪生活的人。这派的人数原是很少，不过这种现象，应该值得注意。他们是怎样呢？丢开家庭，离开学校，到都会上过一种绝不稳定的生活。也想求学，但怕拘束；也想作工，但无机会。他们的行踪，就象浮萍飘泊无定。其中已甚者，有乞食过活的，有作小工过活的（我有一个朋友在前清末年，曾到过苏州，求做和尚而不得，乃乞食为生，转辗到杭州拱宸桥做铁路小工数月，后来仍然回家），有间关跋涉跑到远地去的（我有一个同学，不知为了什么，忽然失踪，后来晓得他从杭州到过衢州、金华、宁波，最后乃到新加坡，做一爿洗衣作里的“帐房，”也不知道他怎样能到那边的）。两年前赴法的青年，①去年赴俄的青年，②虽然有几种动机为远行的原因；但不为别种动机，单单出于无一定目的流浪的动机的，当也不在少数。在青年心理学上看来，过了十二岁的孩子，对于父兄的信仰非常薄弱；且以为家庭中各种设施，不能满足他的欲望；于是成一种不稳现象，常和父兄作难。而对于学校的态度，也和家庭一样。又一方面，青年的游惰性，使他趋向安逸，厌恶勤劳。于是便发生流浪的事情，到处乱跑（在英文叫做wanderlost）。在我国学生当中，所以会有这种现象的，除出心理的作用以外，那社会制度、学校制度的不良，当然也是个很重大的原因。
  第四，我要讲到三年来最盛行的学校风潮了。风潮发生的原因，虽有种种，如：或为考试，或为自治，或为经济，或为饮食；但风潮发生的对象，不外是教职员。总而言之，只是学生不信任教职员。而且学校发生风潮，以中学校为最甚，小学校极少，大学校也不多。据Stableton③的调查，青年爱教员的原因有二：（一）教员能和学生表同情；（二）教员不把学生当作小孩子看，不把自己当作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看。教员和学生，如老兄和老弟，没有严厉的界限隔在中间。至于恨教员的原因也有二：（一）容貌死板；（二）言语刻薄。我想我国学生对于教员不信任的缘故，或比这个要多些罢。如教员的品格、学问、教授能力等等不为学生所满意，就足以引起热心求学的学生们的厌恶。在许多风潮当中，确也有出于学生们的胡闹和受外界的利用的，而且连续不断的发生风潮；也有由于模仿的心理的（看见人家学校有风潮，自己就存心发生风潮。看见人家风潮的闹法，自己也想来试试）。据我一个热心办学的朋友说：“学生闹风潮，牺牲多而所得少。教职员不肯（甚至不敢）热心干事，学生不肯（甚至不能）专心向学。好习惯建设不起来，恶习惯更不容易打破，且有加多之机会。我希望舆论界注意“减少太多的无大作为的风潮。”但我个人对于学生的发生风潮，还是要表示相当的同情的。因为我国办学校教育的人，实在好的太少。学问、能力且慢讲，只要有了“营私舞弊”的勾当，便已失了做教育者的资格。而这种营私舞弊的校长、教职员，在我国现代特别的多。做学生的，具纯洁心，抱进取的志，激于义愤而不惜牺牲光阴、精力以从事于更动校长、职教员的行为，实在是无可非难的。不过有种地方，本可不取全体罢课的形式，尽得另用较经济的办法，乃也要全体罢课，则未免“小题大做”，损失太大了。
  总之，据我的判断，学生闹风潮，固然也有出于学生的轻举妄动和受人利用的；但教育者方面，无论如何不能不负相当的“处分”。至少，我要说他们的感化力是太薄弱了，他们的人格是太卑鄙了。须知青年时代，是想象力最盛，也是思想最单一而洁白的时代。而且模仿心与英雄崇拜心也是非常旺盛。如其一个教育者有崇尊的人格、真挚的感情、正大的识见、再能和青年们晨夕相见、赤诚相接，则必可引起他们的同情而发生精神的共鸣。但今日我国的教育者，有几个能够这样？在学问上“不露破绽”的已经难得，在人格上能感化学生的真是“凤毛麟角”了。一般的教员，只知贩卖些另〔零〕碎的知识，并未明白什么叫教育；下劣的，竟有以酒食联络学生中的所谓领袖者以谋保持“饭碗”。呜呼！青年受惑，固属不智。然青年本是个未成熟的人，难道应该这样受骗的么？我敢说，如果今后学生风潮不绝，便知教育者作恶不止。但是我们怎忍看这种杀人的教育！
  第五，我国学生生活当中，有一种任情、自便的风气。一个学生写信给我说：“在现今自治会之下的学生，往往缺乏自治能力，反自治为‘自便’，故风潮之声，不绝于耳。”自治固是美名，然而一经误用，就可成为“罪名”。这是何等的可惜！照教育学上训练原理看来，中等学生本来讲不到完全自治。他们正当由他律而渐移于自律的过渡时期，所以自治是需要的，但有范围，要指导；换一句话，只是练习自治罢了。做学生的，固然不可盲目地服从外力，以致个性湮灭；但也不可盲目地自夸伟大，连教职员正当的指导也不愿受。本来每一个人，自治和被治总是并行的。做领袖的好像能发号施令，极有权力；但他不能不服从多数人的意见，又不能不遵守共同的规约。我们对于一个违背法律的人，总要说他没有自治能力。故我们竟可以说，不能被治的人，就是不能自治的人。做学生时，养成被治的精神，正是自治范围以内的事。不怕教职员监督，正怕教职员不肯乃至不能监督。青年好比是个初上行程的旅客，对于途中情形尚未深悉，当然随时需要向导，免入歧路。而教职员的天职，就在指示方向，通知危险，做个极恳切且能慰勉旅客的向导。故学生是不能离开教职员的。如其说是自治了，便可不要教职员了，这真是笑话（但向导如不尽职，则旅客当然有可以处置的权利）。
  但青年的喜欢自由，喜欢无拘束，也是一种心理的现象。因为个人的发育，要复演种族发育的种种历程；青年时代，正犹从野蛮时代的斗争期渐向文化的各阶级而进行，故爱好自由，反抗压迫。教育者如果明白这个道理，便应表示大量，相机利导。如其束缚禁止，则风潮就跟著发生了。
  第六，我国学生当中，有一派奔走的人。他们喜欢干事，不喜欢读书。“五·四运动”以后，如请愿、游行、开会等事，便是他们的经常的生活。这在青年心理上，是多种作用凑合而成的。如义愤心（痛恨国事及社会的腐败，不忍坐视）、社交性、夸示性（就是出风头），还有虚荣心、模仿性，都是构成这种生活的要素。这种生活，从教育的见地看来，是异常的。因为青年的生活，应该注重在自身方面，不应该纷心于外务。但我国今日的政治和社会这样不良，学校教育又这样无力，实在不足以安慰青年的心理、满足青年的欲望。我们只能怪环境的不好，怎忍责学生的不守本分呢！
  第七，我国学生当中有一派烦闷的人。他们要想发见人生的意义而不得，要想满足个我的欲望而不遂，于是不安于现状，不安于读书，过一种抑郁无聊的生活。所以引起烦闷的原因，有属于社会制度的，如经济的压迫、婚姻的苦痛、各种现实情况的丑恶腐败；有属于传说风习的，如繁文、虚礼、禁欲等；有属于新输入的思想的，如自由、平等、自我实现、社交公开等。他们对于这些，或者厌恶，或者反抗，或者欣慕，但都不能如愿，便只好沉于烦闷之渊了。
  但烦闷的最根本的原因，仍要归于心理作用。因为青年的心理，是建筑于矛盾与冲突的基础上的。理想与现实相冲突，情感与理知相冲突，自由与规律相冲突，个我与群众相冲突，独创与服从相冲突。他们的希望远大，情热如火，意气不可一世；然而一度和实社会相接，觉得处处是走不通的，于是便不免懊丧失意。譬如中学三年生，还是满腔的希望；但做了四年生，就会预想前途的困难；毕业的时期愈近，内心的恐怖也愈甚。毕业证书到了手，第一步还是得意，第二步便要感到压迫了。再，青年时代，是性的意识发动的时代，也是文艺趣味丰富的时代。这样一方面受著内的性欲的冲动，他方面受著外的文艺的刺激，有种种的情绪和感想要求发泄。但是往往格于情势、阻于习俗而不能如意，于是可怕的烦闷就要降临到青年身上了。
  救济青年烦闷的方法，有改变人生观（趋于努力奋斗）、提倡美术、注重游戏等几种。但主要关键，除青年自己警觉外，尤在乎社会制度的合理和教育者教育的得法。
  最后，我要讲一讲近年学生界新发生的一种生活，就是社交和恋爱。在三年以前，青年男女的大防，还是非常严密。就在青年心理上，也不想望有什么交际，更谈不到什么恋爱。但从“五·四运动”以后，男女学生大家游行、办事，大家开会讨论，便把这个“大防”撤去了。未几，又有男女同学的制度，①更使青年学生多接触的机会。结果，除社交公开以外，还有互相恋爱的事实发生。这从教育上、人间生活上各方面看来，都是有益的；而从青年心理上看来，更是需要的。不过，当现在初讲社交和恋爱的时候，缺点和流弊总是不免的。譬如有些男学生，专务交际，以多交女友自鸣得意，或则相知尚未深切，便要求结婚；皆是过渡时代的现象，原是不足怪的。因为我国青年生活于礼教压迫的环境中，一向不许有交际和恋爱；现在一旦把这个禁例废止，以无一定轨道可走，自然不能“发而中节”。从前“不及”，今则“过之”，当也是“势所必至，理有固然”的罢。不过，在青年有应该晓得的数事：（一）社交自社交，恋爱自恋爱，不要混为一事。（二）社交只是生活中的一端，不要把全副精力都放在社交上。（三）恋爱是和本身最有关系的事，不要轻心，不要任情。若在学校方面，我以为应施“性育，”决不应放任不管。因为这是实际生活，本在教育的职分以内的。
  此外，我国学生生活里，有嫖赌的，有盗窃的，有考试作弊的，有欺侮同学的，因为都是普通的青年心理现象，所以不特别讲述。
  又如青年自杀和杀人的现象，在我国非常之少，倒也是个可以研究的问题。在前清末年革命运动的时候，还有些青年能用炸弹谋杀摄政王、督抚、将军等。但入民国以来，我们再不看见这些壮举了！最近只有留法勤工俭学生李鹤龄谋刺驻法公使一事，①但在国内是默默无闻的。如日本青年中艮冈一以手枪击毙原敬首相的事，便不可得了！自杀的，据我所闻，只有三年前北大学生林德扬及北京中学学生数人。据日本的自杀者统计，近年自杀最多的，为十六岁至二十岁的男子。德国普鲁士学校自一八八三年至一八八八年之间，学生自杀者，达二百八十九人。外国青年自杀之多，也可见了。至于自杀的伦理上的判断，是另一问题，本文不及讨论。但就自杀的现象讲，则我国青年自杀的确是极少。或者是有人自杀，因无调查，不传于外间么？或者是我国社会流行著贪生怕死的“教训”，无形中阻止了青年自杀的机缘么？总之，终不失为一种我国青年的特殊的心理现象！
  原载1922年7月5日《学生杂志》第9卷第7号

①Work-Study-Play即“工作—学习—游戏”三结合，亦即“葛雷制”的基本精神。 ①指1919年3月17日以后，陆续分多批赴法的勤工俭学生。1921年停派。 ②1920年2月，湖南青年发起成立“留俄勤工俭学团”。1921年初，该团经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介绍，启程赴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 ③Stableton英文人名，音译斯推伯顿。 ①指国立大学男女同学制度的确立，实始于1920年秋，北京大学和南京高师相约同时招收女生。其后，各大学纷纷仿效。 ①指李鹤龄谋刺时任驻法公使陈篆一事，未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