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一）我主张，我们会员应该承认，少年中国学会是个在中国向着光明方面进行，同时是个反抗国内恶势力的团体——虽不能现在就做到，却须人人心里相信能够做到。为此，我主张，我们学会要有引起人注意的某种特殊的色彩，不是为标榜，是为扶植一种善势力，叫别人也增些胆量来抵抗恶势力的横行；并且我相信，至少也可以给恶势力的蔓延以一种阻碍。
  （二）我以为，政治活动不是绝对不许参与的。不过，我国目前的政治，大家晓得是坏透了，自然不好去“同流合污”；却是从事革命，当然是应该的。或者一个人十分相信有把握，可以在现状的政界里做改造的事业，那也未尝不可容许。总之，我对于政治活动的意见，是着重在活动者其人的用心和能力，不是可以不可以参与的话。
  一九二一·八·一
  1921年8月1日
  讲原载1921年9月《少年中国》第3卷第2期

①题目为编者所拟。系就“少年中国学会问题”进行的书面讨论，同时发表的书面意见还有13份。1921年7月1～4日，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召开年会，就学会的性质、任务展开激烈辩论，并产生尖锐分歧：高君宇等北京会员主张，“学会必须采取或创造一种主义”；左舜生等南京会员则主张，“最须注意社会活动，不能定什么主义”。杨贤江时任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分会书记。与会时，对这场争论毫无思想准备，并认为彼此相激不利于团体，因此赞同恽代英的“求个最小限度的一致”之说，实取调合态度。由于“主义”与“非主义”之争的核心问题是，是否参与改造现实社会和政治；因此，杨贤江以书面发言的形式表明了自己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