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今日发言者，北京同人多主张要主义，南京同人多主张不要主义。显然呈地方色彩。这可见环境、势力的影响。外界事物变了，规定的主义亦要变，那便求主义的一致是不可能的。我赞成代英只求最小限度一致之说。②
  1921年7月2日讲
  原载1921年8月《少年中国》第3卷第2期

①本篇摘自《少年中国学会消息》，题目为编者所拟。1921年7月1～4日，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召开年会，杨贤江作为上海分会会员出席。7月2日，在玄武湖南京高师农场召开的会议上，就学会宗旨、主义及政治活动问题展开讨论。北京分会会员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等一致主张：“学会必须采取或创造一种主义。”而南京分会的左舜生等则认为：“最须注意社会活动，不能定什么主义。”杨贤江试图调合两派分歧，作了如上发言。 ②在杨贤江发言前，恽代英发言说：“我们不能盼望大家有一致的主义，只可在大家中求个最小限度的一致，以求可能的最多互助。少年中国的创造既是多方面的，本可容大家向多方面活动，既不能望大家在一方面的一致，亦无须勉强束缚于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