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改革开放迈不动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的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
  ——邓小平
  我们选择市场经济是因为它有比较高的效率。可以说它是人类迄今为止已经找到的最佳经济体制。
  ——著名经济学家 董辅礽
  一个打造农民“教育航母”的女人
  “只要心中有梦，它就一定可以转变为现实。我自小就希望能在环境优越的学校中读书，可是我没有。为了实现我少年时的梦，我把我赚来的钱办了学校，让我的后代能实现他们的梦……
  ——主人公徐娣珍
  一、梦境追越，从农家女到集团老总
  中国慈吉集团是浙江省摩托车制造业中最大的工业企业之一，徐娣珍是这个集团的“老总”。慈吉教育集团是一个征地500亩，计划分批投资三亿元，坐落在慈溪市政府所在地浒山镇的农民“教育航母。”而在慈溪市打造这个“教育航母”的董事长，也就是今年刚满40岁的企业家徐娣珍女士。
  徐娣珍个人简历：
  1979年—1987年 经营服装、布料。
  1988年—1991年 经营塑料原材料。
  1992年—1995年 办汽车灯具厂，期间转换慈吉摩托车配件有限公司
  1996年—1997年 建慈吉摩托车厂（以上均为私营企业经营）
  1998年3月 兼并宁波摩托车厂
  1999年 成立中国慈吉集团。（期间转为教育，创办慈吉幼儿园）
  2000年 成立慈吉教育集团。
  2001年 落成了慈吉教育集团中学部教育园区。2002年落成了慈吉教育集团小学部教育园区。
  从此，徐娣珍除了继续当她的企业家，她的头上又多了一个头衔，儿千个农民子女的“孩子王”。
  徐娣珍说：“我办教育可不是‘玩票’？我是一头扎进去，放了三亿元，要在慈溪铸造一座与国际接轨的高标准现代化学校。”
  “只要心中有梦，它就一定可以转变为现实。我自小就希望能在环境优越的学校中读书，可是我没有。为了实现我少年时的梦，我把我赚来的钱办了学校，让我的后代能实现他们的梦……”
  “梦很美，美得可以在夏天明丽的夜晚坐在家里的阳台上数星星。可现实却很无情，自古女子办事四苦三辣二酸一分甜，我办企业经历了苦辣酸甜，苦多甜少。但为了实现我幼时的梦，我觉得值：人生苦短，朝雾夕露，物质的东西易逝，惟有精神永存。我办教育不为名，如果那些农村的孩子能有出息，不再有我那些艰辛的过去，我就心满意足了。”
  “我不是女强人，在那些创业的岁月里，我也觉得很累。我也曾经想歇下来，有棵大树可以靠一靠，回到女人那种温暖的梦境中去；但我现在还不能，我还远没有实现自己的目标。每当我在劳累交加，心力交瘁之际看到我的校园里，花朵般的孩子和花朵般的笑容，我的心中就会溢满幸福和甜蜜……”
  “我感觉我在进行一项甜蜜的事业？”
  40年前，徐娣珍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家。她家共有七个姐妹，徐娣珍是“老四”，上有三个姐姐，下有三个妹妹。真正是一个“姐妹花”盛开的家庭。虽然姐妹们都很聪明，很懂事，也很美丽，但这在一个中国传统的农民家庭里，一家七个都是女孩，对她的父亲打击有多大？
  因此，徐娣珍叫徐娣珍，父亲是多么盼望她的出生，能为家庭带来一个珍贵的弟弟。然而没有，徐娣珍的后面还是三朵“金花”，合起来“七千金’，七个姐妹七朵花。
  14岁，花朵般的年龄，花朵般的理想。对城里一般家庭这个年龄的女孩来说，不但有玫瑰色的梦，而且还可以坐在父母怀里撒玫瑰式的娇。徐娣珍也有梦，她的梦是想继续读书，学校多好，读书多好，文化多好。她也想撒娇，女儿本来就是花朵骨儿做的，谁不是父母掌上的明珠呢？但徐娣珍却不能。她在14岁那年辍学了。那天徐娣珍哭了，眼泪似成串的珍珠般地落下来，她的梦如肥皂泡一样，在蔚蓝色的天空飞着飞着，被吹来的逆风打破了。徐娣珍没有反抗，她明白家庭的困难与自己的处境，擦着眼泪跟着父亲，走进了一家条件异常艰苦的村办石棉厂。父亲是这家企业的负责人，他叫女儿进这家厂也是出于生活上的无奈。他对徐娣珍说：“家庭吃口重，爹养不起你们姐妹，你自己挣钱养活自己吧！”徐娣珍睁开一双黑亮的泪眼，望着父亲因过度劳累而过早憔悴的脸，天真地问：“如果我自己挣了钱，可以买新衣服穿吗？”在徐娣珍幼小的记忆里，因家中她排行“老四”，长年四季都穿姐姐们穿过的旧衣服。当时农村为女儿置衣服的习惯是：“老大新三年，老二旧三年，老三破三年，老四缝缝补补再三年……”所以徐娣珍从小几乎就没穿过新衣服。出于女孩爱美的天性，她太想穿新衣服了。父亲似乎不太理解她的话似地看着她，说：“可以，你每月交二十元饭钱给家里，其余的钱你自己去买新衣服穿好了。”徐娣珍含着眼泪笑了，为了使自己能挣钱买新衣服穿，她从此拼命地干活挣钱，徐娣珍明白父母叫她挣钱是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养家糊口。只要有钱，她的人生就可以得到改变！
  时过二十多年后，徐娣珍说：“那个小工厂是加工石棉的，整个车间粉尘弥漫，洋溢在一种雾蒙蒙的感觉里。尽管我上班时带着口罩，但弥漫的粉尘仍使我每次鼻子发痒。可是为了挣钱，我只得一天到晚忍着粉尘做，拼命地做。那时候同厂的工人一般一天纺两到三斤石棉。可是我因为起早摸黑拼命地干，硬是可以纺出五斤石棉。每斤石棉0.25元的加工费，合起来也就一元多钱，可当时为这一元多钱，也为我自己能穿上新衣服，我几乎是在拼命地干了。那时候我的头脑中除了挣钱，其他就几乎一片空白，因为只有钱，才能改变人生。我家就因为穷，才使我失去了读书的机会……”
  徐娣珍16岁那年，有小姐妹动员她去学绣花，说：“你一个大姑娘家的，每天做这么繁重的活，车间又那么脏，倒不如学绣花人清爽些，还可学点技术。”徐娣珍就去了。因她心灵手巧，时间不长就能飞针走线，每天能挣到0.8元的钱。在一群共事绣花的姑娘中，徐娣珍绣花的技术很快就出类拔萃了。她绣的花图像逼真，线脚平整，常常得到师傅的夸奖。但不久，徐娣珍就发现有的姑娘在绣花图案上领悟性比她强，究其原因，是因为那些姑娘学过缝纫，知晓裁剪。艺多不压身！徐娣珍便决意去学缝纫。但如果去学缝纫，她每个月要交家里的二十元钱怎么办？这可是父亲给她姐妹规定上交给家庭的生活费。为此，徐娣珍一咬牙，又进村办工厂织玻璃丝布。这一般是男人和农村中年妇女干的活，比较能挣钱，但却十分劳苦因为操作时细小的玻璃丝粉会吸附在人的皮肤上，肉眼一般看不见。可洗澡时这种玻璃丝粉却似一根根小针，不知不觉地刺入人的皮肤，扎得人浑身疼痛难忍。徐娣珍为了每天能挣三—五元的“高工资”，硬着头皮在那家厂里干了二个月，一次性地交足了家里一年的“生活费”。随后，她拜师学缝纫裁剪。这时候的徐娣珍已经具有独立意识了，她想以后长大做个农村服装师，虽不能出名，但却可以“一技在身，到老不愁，”足以养家糊口。
  19岁时，徐娣珍已经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青春与活力赶走了她小时候由于贫困而脸黄肌瘦“丑小鸭”的容貌。在同村的姑娘中，她美丽端庄，举止大方稳重，而且会缝纫，懂绣花多种手艺，能够自食其力，在村里受到村人的尊重。同村的老人在闲谈中提到徐家的“老四”，都会翘起大拇指，夸奖说：“这姑娘，有出息！谁娶她，谁有福气。”
  但徐娣珍美丽稳重的外表下，却“躁动”着一颗追求上进、不安份的心。那时候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席卷中国大地，慈溪的农村到处涌动着“勤劳致富”的春潮，一个个农村集贸市场，如雨后春笋般地在这块曾是海涂的土地上处处“开花”。徐娣珍审时度势，觉得小小的村庄已经容纳不下她追求光明的“雄心”。于是她毅然割舍了这块土地，勇敢地走了村子，在一家大的集贸市场里租了一个摊位，做卖布、卖T恤衫、卖皮鞋的生意。徐娣珍说：“慈溪过去的农村，农民世世代代都像一颗树一样栽在土地上，活得艰难，活得辛酸。1983年对我来说是个人生的开头，我觉得我不能与我的父亲一样就这样平凡的活着。‘要发财，离开土地往外走。’那年我才19岁，可我已经经历了人生太多的艰难。艰难使人坚定，使人大胆。我在少年时就有梦，这梦在我青春的身体中一直不安分地躁动，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与年龄的增大，我已经变得逐渐成熟起来了。于是我毅然地走出村庄，告别家乡，告别我那19年已经过去的人生。尽管我也有担忧，也有疑虑，也有犹豫，但我却是坚决的，义无反顾；即使失败，我也要活得‘轰轰烈烈’，对得起父母赋予我属于自己的生命。”
  徐娣珍在这家集贸市场一干就是六年。在这六年中，她以农村姑娘特有的“拼劲，”起早贪黑，在商海中拼搏，终于积累下来六万元钱。徐娣珍说：“每个人的原始积累都是艰辛的，作为我，当时一个19岁的姑娘，出来闯世界。我做生意没有资金，没有背景，没有专业技术，完全靠个人的意志打‘江山’，这当中的酸甜苦辣，一腔艰辛，是一般人难以想象和用文字表达的……
  可徐娣珍终于走过来了，一个19岁的农村姑娘，用她的智慧与汗水，花了六年的时间，掘得了人生目标的“第一桶金”。这年，她25岁，找到了一个能与她同甘苦，共艰辛的“意中人”胡明龙，并结了婚。胡明龙有着英俊的脸庞，高大结实的身材，是个非常务实，出身农村的年轻人。
  徐娣珍说：“我做了六年的服装生意。那时候，成天忙忙碌碌，东奔西跑，总觉得身边少点什么似的，后来我遇上了做“船老大”的胡明龙，我才恍然顿悟。我觉得我缺少的，就是像胡明龙这样的一个男人。在我俩‘恋爱’中，他不多说一句话，每次我外出订货整理好行李，他总会帮我打最后一个结；而每当我外出归来的时候，又是他给我送来第一个问候。这时候，我才发现我原来是个女人，而女人却是需要身边有人关心的。就这样，我爱上了胡明龙。我们结婚后，又是胡明龙改变了我的人生，再次重新创业。”
  无疑两小口子结婚后是幸福的，在那些温暖的夜晚，胡明龙总与徐娣珍商量再次“创业”的事。胡明龙问徐娣珍：“现在我们积累了一些钱，你想不想把事情做大？”
  徐娣珍说：“咋不想，做梦都想……”
  胡明龙笑了：“帮我做运输，你当家，做女老大。”
  徐娣珍问：“做运输能赚钱？”
  胡明龙说：“能！只要你不怕吃苦！”
  于是两小口子打点生意，买回两条拖船，奔跑于慈溪、上虞、绍兴一带水域，帮企业拉沙运货。那时候的生活是浪漫的，而浪漫却是女人永远追求的目标。徐娣珍说：“只要心中有梦，我就活得舒坦！”水乡处处，情意浓浓，两小口子穿梭于江海之间，白云深处，机声哒哒，潮起潮落，“恩恩爱爱、纤绳荡悠悠”，荡开生命的涟漪，悠出生活的花朵……
  但后来，河里的水变浅了。随着国家改革步伐的进展，浙东大地陆上运输的交通也日益发达起来，“生意”明显地少了下去。徐娣珍想出来办个塑料厂。她对丈夫胡明龙说：“要发展，还是办企业。两条拖船的生意越来越少了，我们不能指望在水上过一辈子，农民要致富，小农经济是成不了气候的。”胡明龙支持她的想法，说：“好的，我们上岸办厂！”
  办起塑料厂，小两口打理得还不错，徐娣珍和丈夫一起搞推销，踏遍了大江南北，从而更广泛地接触了社会，增加了对企业管理的认识，为以后企业发展打下了基础。有位国家级大报的记者采访徐娣珍后说：“徐娣珍这个女企业家最大的优点，是她年轻时经历了许多；而且每次经历她都善于总结、善于把握时机。在她原始资本积累达到一定的程度开始弄潮商海，从事过许多行业。她都在熟悉了这个行当后，用市场经济的眼光去把握商机。关键不在于她的管理，当然她对企业的管理也不错，而在于她勤奋天性下对商机的选择与把握……”
  徐娣珍办企业真正开始做大、发展是在1992年后。当时，她的资本积累已经到了她可以向外发展的时候，徐娣珍把握准了商机，又与胡明龙商量，认为可以办一个“更大的企业”。胡明龙问徐娣珍：“干什么好呢？”徐娣珍深思熟虑地说：“办摩托车配件厂。”原来徐娣珍在市场化运作的过程中，已经敏锐地感觉到：“随着人们日常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和四个现代化的推进，中国农村市场必然向现代性、实用性，科技性推进。而汽车与摩托车行业将在以后几年中有一个大的发展。”
  于是办起了汽车灯具厂，后转换为摩托车配件公司。
  这家摩托车配件厂（公司）是以生产汽车和摩托车灯具为主的，为了使企业“上档次，”徐娣珍征了五亩地，造了厂房和添置了设备。时光过得很快，一晃就是五年，在这五年中，徐娣珍始终以她的勤奋，主管着厂里的生产与营销，而胡明龙，则为她管后勤。两夫妻配合得非常默契，家庭生活也甜蜜和美。夫妻俩有了一个女儿圆圆。圆圆出生后，徐娣珍与丈夫商量：“国家号召只生一个好，圆圆虽是女孩儿，但我要忙厂里的事，生孩子影响工作，我想我们就圆圆一个够了。不知你是否同意？”
  胡明龙说：“我同意，你是女的，不是与男人一样能干吗？可你家里，岳父最喜欢男孩，我还得做做工作……”胡明龙以自己与徐娣珍共同创业为例，解开了双方父母“男尊女卑”传统农民的“心结”；双方父母也支持他们的选择。1992年底，徐娣珍单身赴吉林，去签订一笔“大业务”，她下飞机后的头一件事，就是给留在宗汉老家的“女儿”打电话，当时圆圆刚断奶，听到话筒里妈妈的声音，就哭了。胡明龙告诉徐娣珍，女儿想妈妈已经哭肿了双眼。拿着话筒，徐娣珍也哭了。当地气温在零下38℃，她顾不得严寒，一口气用电话向合作单位说明她已抵长春，可为了女儿又决定当班飞机回家的原因。善良的东北汉子深深地为徐娣珍的母爱感动。三天后，当来自长春的订单电话传到徐娣珍家中时，徐娣珍手抱着女儿圆圆情绪非常激动，她说：“那时我有两个身份，一是厂长和企业法人，二是母亲。我们女人办事就常兼有事业与家庭两个因素，而这两者却是女人都不愿意放弃的。因此在这种意义上说：女人办事业比男人更难。要知道当时有十多家企业向长春争抢这笔业务，他们的实力都比我们强，而且这是我把摩托车灯具厂办起来后的第一笔大单业务，我当时的心态是‘志在必得’，可为了女儿圆圆，我不得不影响了工作，虽然后来业务还是做成了。这说明我们社会进步了，对我们女人办事没有歧视。可我心里总觉得很愧疚！”
  1996年，徐娣珍与胡明龙已经积累了更多的钱。有了钱干什么？徐娣珍还要把企业做大。徐娣珍根据自己几年中汇集的关于摩托车市场信息和销售情况，进行分析论证。她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现在内地山区先富起来的农民与城市工薪阶层，他们买摩托车的目的，一是提供交通方便，二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身份。但实际经济情况却使他们无力也舍不得花大钱去购买日产：“本田”、“大白鲨”等名牌。这些品牌只有沿海发达地区先富起来的农民才有人问津。而内地农民却喜欢国内生产质量可靠，价格相对便宜的摩托车。因此国产品牌更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和竞争力。于是徐娣珍又与丈夫胡明龙商量办摩托车厂。胡明龙问：“你想投资多少？”徐娣珍说：“两条年产十万辆摩托车的成品流水钱。”胡明龙有点吃惊：“你有把握吗？”徐娣珍笑着回忆说：“看市场的眼光我肯定比你准！你还记得十年前我俩结婚，我不是千方百计地要买辆铃木摩托车作嫁妆，你知道为什么？”胡明龙说：“还不是摆派头？”“为什么不买大白鲨？”“你买不起呀！”“对呀！”徐娣珍嗤嗤地笑着：“现在改革开放，内地的农民一部分先富起来了，买摩托车一为交通，二为派头，可他们名牌车却舍不得买，因为挣钱不容易。所以我们补这个空档肯定有生意。中国有十亿的农民，内地高速公路又不普及，骑摩托车比汽车方便，投资也小，你说有多大的市场空间呀？”
  为此，夫妻俩在协商的基础上，倾其所有，把单体生产摩托车配件的私营小厂，转换为生产成品摩托车的大企业，除配备二条年产十万辆摩托车成品流水线外，又与浙江大学合作研制开发生产现代新型摩托车设计方案，以最新数据推测成品设备并付诸实施。当年投产，当年见效。在1997年底公司的产值就达到1.2亿元。
  在这个年代里，慈溪这块土地上几乎每天都在产生神话。徐娣珍一个高小毕业的农家女子，创业不到十年，就与丈夫胡明龙一起成为中国生产成品摩托车的“老板，”这事本身就是神话。可徐娣珍的这个神话，是建立在他们夫妻艰苦创业和对市场预测的基础上的。1998年，徐娣珍乘胜继续发展，旋风一般地出资100多万元，兼并国营宁波摩托车厂。两厂合并，技术力量和设备都得到完善保障，再加上私营企业管理上的日渐成熟和徐娣珍在经营上采取“灵活覆盖”的战略，一口气在湖南、湖北、河南、山西、陕西、福建、贵州、新疆等20多个省市自治区设立“专卖店”，根据市场返回的信息，完善研制适合当代农民喜欢的摩托车款式，很快使企业成为浙江省摩托车制造业最大的生产企业，发展为生产“奔野”、“慈吉”等五大系列产品的专业厂家。产品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市畅销乃至供不应求，荣获全国第十二届发明展览会优秀新产品奖和1998年国家质量统检优等产品奖，使企业如日中天，蒸蒸日上。1999年，中国慈吉集团成立，徐娣珍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在2000年，浙江电视台有线频道黄金时间全年播出了一则醒目的广告：“汽车有奔驰，摩托车有奔野”。依仗三维制作技术，标志当代汽车之冠的奔驰轿车瞬间幻化出一辆风驰电掣的奔野摩托车，这则广告寓意深刻、追求高远，曾使广告业界许多资深设计师叹服。但这则广告的核心创意与广告词，正是慈吉集团的董事长与总经理徐娣珍所为，而驾驶奔野摩托车的魁梧大汉，又恰是徐娣珍的丈夫胡明龙，夫妻俩合作在浙江及全国各地电视屏幕“亮相”，标志着中国摩托车界的一颗新星从此闪亮登场，按徐娣珍的话说：“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是慈吉人驰骋的疆场，十亿农民将在新世纪成为‘奔野’的主人……”
  就在这时候，徐娣珍却看中了教育事业。她认为教育产业是育人的产业，更能施展她的才华。她试探性地问胡明龙：“企业做到这份上了，你我都有了成就感。现在我要用钱回报社会，实现自己幼时的一个梦，你能同意吗？”胡明龙说：“实践证明你能办事，我听你的。”
  自此，一个农家少女，在这条贫瘠的道路上追求了20年，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新世纪，确立了一个人生的坐标，孕育了一个拥有1.5亿资产的集团公司“老总”。但她却仍在追寻。她在寻找幼时的梦境！不仅仅如此，她注定要做更大的事，她在实现自己人生的理想。在当时徐娣珍的头脑中，企业生产的摩托车是机械的，而学校培养出来的人却是活的，有血肉的，她把自己人生的目标放在教育人上，要提高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素质，也为自己终生遗憾的高小文化“补”上一堂课，实现自己少年时的理想。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文静贤惠的外表下永远躁动着一颗追求光明的心。
  如果把她这段经历写成小说，一定是一部划时代的作品。而徐娣珍说：“很简单，作为一个女人，我能成功，得益于我少年时代的一个梦。用梦转化现实，徐娣珍要让更多的孩子拥有自己的梦，如果中国二亿农村儿童都能拥有实现自己追求的梦，那么我们这个民族可以前程无量！”二、梦里乾坤，女企业家打造“教育航母”
  “好好读书，在一个优越环境中接受教育，长大成为祖国有用的人才。”这是徐娣珍少年时代梦的全部精神。
  在徐娣珍的所有记忆中，她永远不会忘记她14岁那年才小学毕业，父亲通过“关系，”拉着她的小手把她送到村办石棉厂去做工的情景。在路上，满畈的田野，满畈成熟庄稼的香味，满畈盛秋收割的景象，空气中充溢着一种浓浓的中国传统农村习俗的味道。当时徐娣珍的目光是非常茫然的，也许还含着泪花；她的心中有一道被划开的疮口，那就是她从此失去了受教育的权利。而读书，这是徐娣珍心中最美好、最奢侈的原始欲望。可生活却迫使她不得不通过劳动来养活自己……
  对当时的徐娣珍来说：传统太强大了，贫困太强大了，外力太强大了。强大到了一个14岁的女孩无法也无力抗争的地步。而实际却也不敢抗争。在生存作为第一要素的中国农村，当初有多少个像徐娣珍这样花骨朵儿般的女孩，屈服于命运的安排，离开学校，走向那种自食其力求取生存的道路。在中国，这种情况在内地现在还有，而在沿海，却已经很少了。”
  多少年徐娣珍一直在向生活抗争，自觉和不自觉地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在敲开财富之门的时候，她的心中何止一次地浮现出她14岁那年“打工”的镜头，正因为这个镜头如此倔强地镌刻在她的心灵及整个生命之中，才使她在自己的“身体”得到自由的时候，她要进行一种“灵魂”的“净化”和“洗礼”。
  她要让自己的梦在下一代身上实现。对徐娣珍来说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书读得太少，应该说徐娣珍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但她这种聪明由于知识的局限，使她在她人生的奋斗中常时隐时现地体现出来。如果她能得到一种良好的教育，那末她可以对社会作更多的回报，可历史却不能重现。她决心为农村的教育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延续她少年时代的梦。
  徐娣珍是个说干就干的人，经过九个月的奔波，在1999年初，徐娣珍终于圆了她少年时代的梦。一个征地25亩，由慈吉集团投资4000万元的慈吉幼儿园于1999年9月1日，在慈溪市政府所在地浒山开业。那天，徐娣珍拉着她刚开始读小学八岁的女儿圆圆的手说：“圆圆，你看，妈妈办的幼儿园。”
  徐娣珍终于圆梦，她为女儿取名圆圆，在女儿的身上，同样寄托着母亲的梦境。
  徐娣珍在那次开园仪式上，她提出了自己办的慈吉幼儿园定位是“国内知名，省、市一流、慈溪第一。”
  徐娣珍按照她的梦，设计她的“教育航母”的蓝图。在有关专家的指导下，她首办的慈吉幼儿园是一所寄宿制、全日制托幼一体化的现代化幼儿园；教学区拥有宽敞明亮的标准教室、电脑室、美术室、科学探索室、舞蹈房等；生活区设有洗衣房、室内游泳池、消毒房及24小时热水供应的盥洗室等；活动区设有健身中心、才艺小天地、海陆空大世界等设施。拥有一支由省级教坛新秀、市骨干教师、十佳青年教师、市先进工作者等组成的在幼教专家指导下的师资队伍。
  接着，徐娣珍旋风式地在慈溪这块刚开始富起来的土地上，又筹办了慈吉小学，慈吉中学。她要让她的下一代人，从幼儿园到中学，完成她徐娣珍式的十五年教育。使这些农村的孩子，享受与世界著名城市一流的教育，转变他（她）们一辈子的人生。英国有位贵族政治家曾诙谐地说过：“在西方，培养一个总理只需要30年的时间，而培养一个贵族，起码得经历三代。而这三代中，‘主’要不断恩赐于他优秀的教育。”
  2000年，慈吉小学、慈吉中学筹办。2001年9月，占地280亩投资1.8亿元的慈吉教育集团教育园区竣工，连同前期投资的慈吉幼儿园。总占地面积500余亩、计划投资三亿元的慈溪“教育航母”基本打造完成。
  2000年慈吉小学开始与慈溪市实验小学联姻办学招生开班的，2001年9月迁入集团园区，2002年再迁入集团小学教育园区。慈吉小学现已有1-3年级学生1052名，并以每年10个班的数量递增，至2005年将达到60个班2400余名学生。
  慈吉小学以高质量、多特色、人文性、现代化为办学目标，实施优质教育，实现教育优质。现有专职老师57个，每个班配备生活保育员三个，教职工达150余人。师资中获教坛新秀、骨干老师、学科带头人称号的老师占专职教师中的75％。是一个与国际接轨的高标准现代化学校；一个充满着博爱精神的家园，洋溢着人文气息的乐园。
  慈吉中学，建筑面积11.8万平方米，校舍设计新型、现代、华丽。校园中教学楼、图书馆、学生宿舍、膳厅均按目前国际一流的标准设计建造。400米塑跑道田径场、体育馆、游泳池正在建设中。内教育设施齐全、设备精良，拥有一流的实验室、网络中心、多媒体教室、语音教室、多媒体演播厅、闭路电视系统和校园音响系统。学校现有初高中27个班，学生1230人。专职教师90人，其中特级教师5人、高级教师10人、教育硕士4人。慈吉中学集中西教育之精华，发扬“笃学、践行、生动、活泼”的校风，把学校办成高质量、有特色、国际化、信息化的国际一流的示范性学校，使之成为教育改革、教育研究的实验学校和对外交流的窗口学校。
  徐娣珍的“慈吉教育集团”向社会隆重推出，与其他全日制学校竞争的主要是办教育设施条件、人才和先进的教育与办学理念三个方面。
  对这三个竞争条件，徐娣珍表现得非常冷静而又沉思熟虑。她说：“现代企业的竞争是产品创意、人才和营销渠道为主的竞争。我是把慈吉教育集团当成企业来办的。我们农村的孩子要有出息，首先要培养的是人生信念。好的环境，好的条件如果没有正确的人生信念作保障，会让这些孩子在舒适的环境中忘记奋斗，躺在父母给搭建的温床上舒适的睡着。而忘记搁在他们身上的重任与责任感。
  ”
  “教育是一种竞争的手段，有竞争这个社会才会有希望。教育可以是社会公益性的事业，但对受教育的孩子来说，如果没有正确的教育理念与办学理念指导，就会使学校失去竞争，使受教育者丧失竞争的能力，这不是慈吉参与教育的目的。家长信任我们把孩子送进‘慈吉’来接受教育，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更优秀。‘慈吉’要参与教育竞争，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学校自身更优秀，培养的人才更优秀。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慈吉’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我参与办学不是要挣多少钱，‘慈吉’现在投入教育的经费已有二亿多元。如果按银行投资的利率，‘慈吉’办学每年的回报就需要1千万元以上。但‘慈吉’不是算这笔账。如果算这笔账的话，‘慈吉’可以投资其他回报高的行业。‘慈吉’需要的是成果，企业讲的是产品，而教育则是人才，‘慈吉’只有以培养大批优秀的人才为已任，才能真正做到回报社会，也就是对中华民族、对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
  慈吉教育集团自成立以来，一直奉行“实施优质教育、实现教育优质”的教育理念和办成“与国际接轨的高标准现代化学校、特色鲜明多样的示范性窗口学校”的办学理念。
  《浙江经济报》对慈吉办学三年的成果在2002年9月作了详细的报道。为了实施全新的教育、办学理念，慈吉教育集团多方联系寻求国际合作，邀请外籍教师到学校讲学、讲课，并依托国内重点师范大学雄厚的教育资源：如慈吉幼儿园又名“华东师范大学的教育基地”；慈吉小学与慈溪实验小学联合办学，慈吉中学与杭州外国语学校合作办学等合作模式。同时聘请中国东方研究院院长刘吉为总顾问，聘请教育部国家督学游铭钧、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谢维和、华东师范大学教科院院长丁钢等二十余名教育专家为顾问。使慈吉教育集团真正实施“一切为了学生的成长发展，培养具有高品位的新世纪创新人才”的办学宗旨，努力实现“慈溪一流、省市重点、全国知名、海外驰誉”的办学目标。
  全新的教育理念和“国际合作、名师执教、专教督导、科研兴校”的办学模式，使成立不足三年的慈吉教育集团驰名省内外，同时也结出了累累硕果。
  从办学到现在，慈吉中学在国家级比赛中获奖项60个，全国分区比赛中获奖项22个，浙江省级奖项23个，宁波市级奖项21个。其中，在杭州举行的全国青少年电子制作锦标赛上，慈吉中学获综合团体冠军，单项等级奖44个，在全国青少年无线电测向分区赛上，慈吉中学取得金牌2枚，并分别获得单项团体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和第六……仅去年一年，该中学就获全国级奖22个。
  慈吉小学自创办以来，每学期都有突出的成绩，除每年语、数成绩稳定外，在全市冒尖的学生也不断增多。全校语、数期末考试合格率达100％，优秀率达90％。小学生参加市、省各项比赛也获奖不断，去年学生参赛获奖40余项，其中省以上航模竞争中获金牌1枚，获等级奖9人次，省电子百拼比赛中获金杯1尊，获等级奖13人次。同学马婷婷的绘画获慈溪一等级、宁波二等奖；胡蕴辉同学获市电脑绘画一等奖，陈航等同学创作的网页还在省里入选。有72位同学在“3·16”大型公益演唱会上与港台歌星同台演出。学校编辑了自己的教材，教师发表市以上教学论文26篇，有2位教师获市教坛新秀评比二等奖，5位教师被评上骨干教师。
  2002年底，慈吉幼儿园被中国妇女儿童发展中心授予“学前教育楷模”的称号，各种荣誉多达44项，幼儿体操参加宁波市十四届全运全幼儿基本体操比赛，获女子团体金牌，男子团体银牌；参加宁波市珠心算比赛，获个人（胡佳瑶）一等奖，团体二等奖；幼儿舞蹈《中国娃》获去年慈溪市“六·一”幼儿文艺会演最高分；42名幼儿参加全国第四届少儿美术杯书画大赛，获一等奖6名、二等奖4名、三等奖13名；6名幼儿赴北京参加中央电视台《大风车》栏目的制作表演。教师的多媒体课件《动物王国》获宁波市一等奖、浙江省二等奖。
  徐娣珍以她的“浪漫”梦境与正确的“社会办学回报社会”的理念踏踏实实地跨出了铸造现代“教育航母”的第一步。实际上是对国家事业单位整个体制改革作了试验性的探索。在中国，教育卫生（包括新闻、文化）自新中国成立后都参照“苏联模式”、定性为社会公益性的事业单位，公民都享受教育权与被教育权。长期以来我国的教育文化体制改革步履都迈得非常沉重，由于中国的人口与实际经济水平，虽然政府作了最大的努力，但在基本设施的投入和教育人才力量的投入都与世界发达国家尚有一定的距离。自改革开放以来，有许多企业家出于对社会的回报，都意欲加入教育文化产业的行列。而且教育文化事业单位内部也不乏有人才，对教育文化体制改革都作了大胆的尝试。但这种加入成功的比例不是最大，需要政府政策的支持和投资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以致作出必要的“牺牲”。在这方面，徐娣珍的加入应该说是一种成功的尝试，而且实际效果也由于徐娣珍的指导思想正确和慈溪当地政府教育部门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因此说：徐娣珍在全国来说不是吃“螃蟹”的第一人，但却是少数能够成功的吃“螃蟹”者之一。她与港台、包括内地企业家参与办学不同之处，在于她不是单纯性的社会公益事业的赞助而是实际加入。因此她不但耗费了比一般赞助企业更多的精力和财力，而且实际上她已是主动加入国家教育体制改革，把教育作为一种产业而参与了现代知识社会的竞争，而这种竞争却具有较高的投资回报风险和实际竞争的残酷。在这个意义上说：徐娣珍无疑是一个富于幻想与冒险精神的女子，而她这种富于幻想与冒险精神，是建立在她回报社会的崇高的理想和心地宽广、无私的基础上，得益于她那种传统儒家“养心崇教，科技振邦”农民式的特殊魅力与人格。
  2000年，徐娣珍在杭州受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彭佩云的亲切接见，两个女人在一起说了许多话，彭佩云支持赞扬她这种做法，鼓励她为振兴中国的教育事业所作的贡献。徐娣珍无疑是激动的，她觉得她企业做大了，建立教育集团是回报社会的一种手段，而回报社会使她获得了社会声誉和作为一个企业家人格的尊严。因此，她觉得回报社会也是她个人的一种幸福。徐娣珍说：“幸福是一种用财富买不到的东西，一个女人的幸福除了完美的家庭外就是获得社会的一种尊重。我办教育集团与我回报社会其他形式一样是一种付出与给予，每当我看到我的付出与给予能给人一种实现愿望的目标与快乐，我的心中就会洋溢起一种幸福。这种幸福比我在商海中竞争获得财富还要快乐得多。”
  “仔细想想，过去我们农民在贫困时，对财富的欲望要强烈的多，但一旦真正拥有财富，却发现财富对个人来说，竟是那么微不足道的。对拥有财富的人来说，有钱无非选择的余地更大一些，如果把这些钱用在有意义的地方，给人带来的精神享受比物质享受还重要的多。我办教育集团追求的是一种精神享受，而这种精神享受带给我的幸福感，比其他物质享受还重要的多。”
  因此，徐娣珍不但对办教育集团热心，而且对所有能带给她精神享受的社会回报，她都非常热心参与。1995年，当她还在办摩托车灯具厂时，她听说老家宗汉镇弄口庵村，惟一的一条沙子路的急转弯处，有人骑车掉进河里，她便从紧张的创业资金中拿出12万元，用于该路段的拉直和路面拓宽，沿河还修建了石头护坡；去年六月份，她向慈溪市慈善总会一次捐助了50万元，用于贫困学生的助学基金。在慈溪“3·16”大型公益演唱会上，她又出资10余万元，用于救助失学儿童。
  徐娣珍各种捐助活动，是她一直不愿向作者披露的，她总说她事业成功是因为党的政策好，且有当地政府的支持和扶持，各种捐助是对社会的回报。后来作者向她周围的人了解，才得知她各种捐助已达200多万元。2002年9月11日，慈溪公安局刑侦大队的两位民警，在执行公务时被歹徒刺伤送到了医院。徐娣珍得知情况后马上组织小朋友去医院看望民警，并送上了4000元慰问金。其他还有一些不同形式的捐助，在徐娣珍周围的人已讲不出具体时间和数字，只知道她曾多次向慈善会捐过款，也曾经出钱为洋山港防浪护堤、修建村老年活动室等等。
  在今年3月20日由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与中国妇女儿童事业发展中心主办的“首届杰出女性创业成就国际展示会暨女性创业与世界经济论坛”（世妇APEC会议）上，徐娣珍所创办的企业被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会评为“国际女性创业明星企业”。她所撰写的论文《论新经济时代女企业家创新能力的培养》，获得国际女性创业优秀论文一等奖。
  在家庭生活中，徐娣珍与胡明龙夫妻相敬如宾，二十年如一日。夫妻俩尊老爱幼，邻里关系和睦。堪称周围邻居家庭的楷模。
  徐娣珍说：“和睦的家庭除了对孩子有爱心，夫妻间更要有亲情和爱情。”1998年6月，丈夫胡明龙到美国考察，徐娣珍亲自到机场送行，一直待飞机飞得没有踪影时，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回来时，徐娣珍又到机场迎接，并提前到机场整整一个小时。对徐娣珍来说，这时她已担任一个大的集团公司的董事长与总经理，日理万机，这一小时可说是非常珍贵。旁人问徐娣珍为何这样？徐娣珍慢悠悠地回答：“眼巴巴地送，傻乎乎地等，一点也不觉得累，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夫妻情深吧？我俩都这样，出差相互接送，这样才觉得两人心贴得紧了。”
  丈夫胡明龙的弟、妹要结婚，没等胡明龙开口，徐娣珍主动说：“他们是你的弟妹，婚事由我们兄嫂直接办好了，要多少钱？买什么东西？你问他们一声，我们出钱……”
  1997年7月，徐娣珍的父亲突然生病住院，前后化去医疗费近十万元，胡明龙知道徐娣珍忙得没空，就主动帮徐娣珍付清了全部费用。
  徐娣珍说：“在这方面，我实际上是个传统的女性。古人说：做媳妇要贤惠，我觉得，做女人都要贤惠，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一个女人，不管你事业做得多大，但你是中国女人，就要遵守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也是我投资教育重要目的所在，我希望我们的中华民族的后代子孙，每个人都具备这样的传统美德精神，发扬和光大我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人与人之间互敬互爱，赤诚相待，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三、给我一棵稚嫩的幼苗，还您一棵茁壮的大树
  “给我一棵稚嫩的幼苗，还您一棵茁壮的大树。”这是慈吉幼儿园的形象广告语。从慈吉幼儿园开办到现在中、小学校舍落成开学，从慈吉教育集团的形象设计到“绿化、美化、净化；学园、乐园、花园的建校思路，所有环节的细节都凝聚着徐娣珍的心血。
  徐娣珍对前来采访她的记者说：“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教育产业正成为朝阳产业。面临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我们必须审时度势、精心筹划教育产业的世纪发展蓝图……”
  徐娣珍认为：教育就其性质来说，是国家公益性事业单位，每个公民都有接受教育和兴办教育的义务与权利。但在具体办学思路上，必须有经营头脑，真正把教育作为一份产业来办，才能达到以发展教育从而促进教育体制改革的目的。
  为此，徐娣珍提出：促进慈吉教育集团发展的八大观念。
  1、定位观念。学校的总体定位涉及到两大方面，一是办学目标：“慈溪一流、省内重点、全国知名、海外驰誉。”徐娣珍认为这是根据慈吉集团的投资实力、学校师资设备和慈溪地方实际情况来定的。目前经过四年多时间的洗礼，已经小有成绩二是办学性质。徐娣珍说：“我们至少在三个方面不同于公办学校。（1）经费来源不同，我们是靠个人（企业）筹措资金办学。而不是靠政府拨款或社会集资，因此产权明晰同时目标也明确。（2）组织结构不同，我们实行的是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校长对学校的具体教学和管理工作负责，是学校的法人代表，但事关教育发展的重大决策，必须由董事长领导下的董事会最后拍板。在重大事宜和对外宣传上，坚持‘各人拿着一把号，大家都唱同一个调。’在内部动作上，应当坚持‘联合舰队’的作战模式——‘允许各自为战，但不能各自为政。’一方面提倡积极开拓，勇于进取，领导干部要有事业心，中层干部要有责任心，教职员工要有积极心。另一方面，又要强调‘三心合一’，做到大家劲往一处使，心往一处想。（3）在管理体制上，须比公办学校更加严格灵活，在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的实施上更有力度。既千方百计动脑筋、想办法、使全体干部和教职员工具有‘方向感、成就感、信任感、温暖感、舒适感、实惠感’，致力在工资、儿子、房子、妻子（或丈夫）上照顾与提高职工实际，努力营造职工‘与慈吉同辉，与慈吉共荣’的良好氛围。在约束机制方面，实施一票否决制、量化考核制、未位淘汰制、限期目标制。所谓的‘一票否决’包括体罚与变相体罚学生，受礼或请吃，搞有偿家教或第二职业，参与赌博或封建迷信，向学生推销资料、物品等等。”
  2、竞争观念。徐娣珍说：“当今时代是竞争的时代。民办学校的市场竞争力集中表现为资金利润率、生源占有率和人力资本增值率三方面。慈吉教育集团的做法是一方面提升每位教职员工的个人竞争能力，包括提高每位教职员工的学历层次、职称等级、知识水准、业务能力等方面；另一方面要化大力气提升慈吉教育集团的综合实力，以使在激烈的教育产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徐娣珍欣赏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资本是船，品牌是帆，文化是魂，人才是本”和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鲁冠球提出的“一手抓口袋（经济收入），一手抓脑袋（素质提高）”的两段话。她说：“慈吉教育集团提高竞争力的有效途径就是要抓好资本运作、品牌、经营、文化规划与人才建设四项工作。而强化竞争观念，首先须有鲁冠球‘两袋投入论’的观念。”
  3、素质观念。徐娣珍认为每个慈吉教育集团的员工都必须提高自身素质，达到①品德；②能力；③勤劳敬业；④学识、见识与胆识；⑤自身素质之间的统一。为人师表，做一个自我完善、自我表率的人。徐娣珍说：“你要教育学生有素质，首先必须自己有素质。”在提高教师员工素质的基础上，提高学校全体学生的综合素质。
  4、形象观念。慈吉教育集团对外的形象是社会上人们对慈吉教育方针、办学实力的一种总体评价。徐娣珍对这个总体评价非常在乎。她提出：“慈吉教育集团的形象不是抽象、空洞的，而是具体、实在的。它由慈吉教育集团的品牌形象和教师、学生的个人形象两方面共同构成，两者相辅相成。”
  为此徐娣珍提出“学园、乐园、花园；美化、净化、绿化”的校园建设思路和教师“为人师表”的个人着装打扮、言谈、举止、礼节礼貌、仪表颜容等方面的要求。徐娣珍说：“如果我们的教师衣着打扮如同社会上的某些‘男女’，言谈举止如同没有教养的人，那么我们又如何称得上‘教师’这个崇高的称呼呢？”
  5、沟通观念。徐娣珍认为：沟通首先是内容，包括思想沟通、感情沟通、信息沟通。其次是方式：内部包括董事长与校长的沟通，校长与教师的沟通，教师与学生的沟通。外部包括学校与政府部门、学生家长、新闻媒体、合作伙伴、社会名流方面。徐娣珍说：“人与人沟通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需要，须达到‘知晓——兴趣——认同——好感——合作’的正向状态；而避免‘无知——漠然——偏见——反感——针对’的逆向状态。通过沟通，实现思路层次、感情层次、态度层次和行为层次的有效性和统一性。
  6、管理观念。对办好慈吉教育集团，徐娣珍有八个字：“强化管理、以人为本”，她方面要求“严格、严谨、规范，每个人都须不折不扣地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提倡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另方面提倡树立‘关心人、尊重人、理解人’对每个教师与学生多一份关爱。对人要有‘诚心、爱心、细心。’”
  在教育管理中，徐娣珍提出一种新的思路，要求把‘慈吉’构建成一个‘生态型组织’的形式，着力做到做好，使每个人具有实用的理想主义，既能考虑眼前，又要展望未来，既要考虑效益，又要兼顾公平；既要有现实感，又要有超越性。要求大家以创造价值为立业之本，努力实现经济价值的同时，实现社会价值和个人人生价值。同时善于营造“组织生态”，即通过多种途径和多种方式，建立慈吉教育集团生存和发展和谐的内部与外部环境。要求全体教职员工注重自身学习能力的修炼，把集团建设成“学习型组织”，把教职员工培养成“学习型人才”。
  7、创新观念。徐娣珍认为“创新是民办教育赖以存在的灵魂，慈吉教育集团要发展，必须要有创新的观念和意识。”首先“慈吉教育集团”提倡在学生中全面推广创新教育、素质教育、提高在校学习的学习自主性和创造性，从而不断拓展学生思维的深度与广度，实现由“学会”到“会学”的学习知识能力，由知识到智慧的转换。另一方面，在办学过程中要全面导入创新思维，包括突破类同性而达到独特性，突破单一性而达到多样性，突破分离性而达到联结性，突破孤立性而达到整体性，努力按照独特性、多样性、联结性和整体性的思维方式从事教育规划、设计教学方案，开展创新教育。不断推出“慈吉”教育的特色与优势，逐步摸索出创新教育的具体模式来。
  8、效益观念。徐娣珍说：“既然我们把教育作为一个产业来办，那就必须考虑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就必须有一个效益观念。现在慈吉教育集团办的慈吉幼儿园、慈吉小学、慈吉中学已经成为慈溪教育体制改革的一个亮丽的新景点，成为上至高层领导、下至普通百姓关注的‘教育实验场体’，培养出来的学生也有自己显著的特色，在县市统考中都获得了好的成绩，教育质量得到了慈溪人民和上级教育部门的肯定。其社会效益显然是明显的。但慈吉教育集团在这过程中，投资额度已超过二亿元。尽管我们办学是以社会回报为主，但作为民办学校，其经济效益也必须是显著的，否则，我们如何面对新世纪迅速提高群体文化素质与其他公立、民办教育实体竞争呢？既然是高起点、高投入、高发展，就必须有较高的经济效益。”对这二点的关系来看，徐娣珍认为：“‘慈吉’参与办学首先是社会效益，其次才是经济效益。如果光是社会效益没有经济效益，‘慈吉’毕竟不是地方政府财政，其企业的力量是限的。因此，只有在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的基础上，用合适地长期的眼光来获取企业的经济效益，才是‘慈吉’投资的目标与今后的发展的方向。”
  徐娣珍满怀深情地对作者说：“选择‘慈吉’就是选择美好的明天。我相信，只要‘慈吉’人能目标一贯地选择这条道路走下去，‘慈吉’的明天一定阳光灿烂，充满希望。2002年底，我就说过，我们计划用三年的时间完善教育集团，现在已经过去一年半，那么还有一年半，我的目标是使之能在众多教育产业中脱颖而出，让‘慈吉’成为誉满国内外的名校。”徐娣珍又说：“当年慈吉集团用了十多年的时间，走过了乡镇小厂到集团公司的艰难历程，实现了从塑料加工、摩托车生产到涉足教育领域的断代跨越，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徐娣珍又说：“慈吉人一刻也不会淡忘危机意识，一点也不能松懈前进的脚步，只要奋力兼程，再艰难的路始终在脚下。因此，今天我也有信心完成我在慈吉教育集团的诺言。”
  作者采访结束时问了徐娣珍一句憋在心里很久的话：“徐董事长，你是一个女企业家，既办企业，又搞教育，还要顾及家庭，一身三职，累吗？”
  徐娣珍脸上掠过一丝那种女人才会有的无奈，灿然笑道：“很累！要做事情哪有不累的？但为了实现一个农村女孩少年时的梦想，我虽累，但乐在其中。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实现自我价值和人生目标的人，另一种是丧失自我、没有人生目标的人。比起后一种人来，我相对比他们幸福，所以我可以说不累！”
  大地之子的赤诚选择
  艾青的诗中有这样一句话：“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为了这句话，我变成一棵树，一辈子扎根在这块土
  地上。
  ——主人公张建昌
  一、张建昌：慈溪农民式的浪漫
  浙江省慈溪市有个长河镇。关于长河镇，现《慈溪县志》是这样记载的：“明成化七年（1471）筑潮塘，村民由南北移，在塘上建成集镇，因镇里第一个居民名长和，故取名长和市（当时长和与长河并用，后统称为长河），原属余姚县。清时为云柯乡之一部分，清宣统元年属云和乡。民国19年为第五区长河、垫桥乡。民国29年为周巷区周朝镇解放后析长河镇垫桥乡。1954年划归慈溪县。1956年镇乡合并，称长河乡。1958年10月为火箭公社十二——二十大队，1959年2月改称长河公社长河垫桥管理区。1961年11月合并建长河公社。1983年9月改制长河乡。1984年6月复置长河镇。”
  长河镇是个美丽的地方，位于慈溪市西北部。据2000年底统计，全镇总面积27.3平方公里，人口4.5万人，有32个行政村，2.54万亩耕地，是个典型的浙东平原镇。
  长河镇在历史上曾有过两次辉煌。一是称“草帽之乡”。自清“五口通商”始，长河镇民间就编织席草帽。上世纪二十年代初，金丝草帽在长河崛起。“十里长街无闲女，家家尽是编帽人。”这些金丝草帽都是飘洋过海出国去的，因此当时的长河镇经营这些“洋草帽”的行、庄多达130多家，数字相当于过去坐落在宁波江厦桥下的钱庄。由于草帽业的兴起促进教育事业，由民众集资建立的长河草帽业小学在当时远近闻名，其知名度不下当时上虞的春晖和慈溪的锦堂学校。解放后这个风习沿袭下来，至1992年全镇的草编业产值为1222.6万元，创外汇235万美元，产品远销美、英、法、日等59个国家与地区，但却已经没有过去那种兴旺的局面了。如此说起来，长河应该是慈溪有对外贸易史的为数不多的镇之一，它在海外华人和世界商贸圈中，其知名度远比其他乡镇高得多。
  其二是长河系早期共产党开展革命活动较早的地区之一。远在大革命初期，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家杨贤江几次回家乡宣传马列主义进行革命活动民国27年，长河建立共产党支部，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同年10月，中共余姚县工委第一次会议在长河塘头路村召开。1934年8月，周朝镇民主抗日政府在长河建立，成为浙东早期抗日根据地，开展反霸、减租等活动，在当时称之为“小解放”。
  为长河镇在改革开放中，带来第三次声誉的是全镇农业种植结构的改变。改革开放初期，全镇的农业种植结构比较单一，基本以种植棉花为主，占种植面积的90％以上，农村经济发展比较缓慢。八十年代中期特别是进入九十年代以来，长河镇及时调整产业结构，根据当地素有种植蔬菜的历史，因势利导，提出了“以菜兴农”的发展战略，把蔬菜生产作为农民致富的“突破口”和发展农业的首要任务来抓。经过几年的努力，到1999年已形成六万亩次的蔬菜生产基地，年产各类蔬菜6.8万吨，菜农总收入达5800万元。其时全镇农业总收入为7915.8万元，蔬菜收入占农业全部种植收入的90％，农民人均收入达到5808元。
  改变全镇农业种植结构的主要决策，来自慈溪市和长河镇两级人民政府，而推出这项决策并身体力行，大声疾呼、奔走忙碌的实际执行者为张建昌。2000年5月，慈溪市人民政府和市委宣传部专门组织优秀共产党员张建昌的事迹汇报。称他为现代农业的带路人，农村“三个代表”的实践者。同年《浙江日报》等各大报刊、电视台专门组织长篇通讯，报道张建昌的优秀事迹。当时的中共宁波市委副书记李从军，专门为《浙江日报》发表报道张建昌事迹的通讯标题“选择中的辉煌”题词，宁波市文联和宁波电视台还专门拍摄以张建昌事迹为背景的电视剧《大地的使命》。
  张建昌何许人也？其个人档案如下：
  张建昌，男，1958年6月出生，1978年10月入党，中专文化，助理农技师，1983年3月，在杭州大学读书；1988年6月至1989年7月，在德国巴伐利亚州慕尼黑市克劳斯农场进修；1989年7月至今，在慈溪市长河镇政府工作，现任慈溪市蔬菜开发公司总经理。张建昌曾多次被评为慈溪市优秀共产党员，慈溪市“十佳公仆”，先后获得宁波市特等劳动模范、浙江省劳动模范、浙江省优秀青年企业家、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1997年6月，中共慈溪市委向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发出关于向张建昌同志学习的通知，并组织张建昌事迹报告团在全市巡回演讲。
  在当代长河镇，职务比张建昌高的人，有的是。贡献比张建昌大的人，也有。但为何慈溪市委、市政府和长河的农民对张建昌情有独钟？是因为张建昌改写了长河镇的种植历史。在一个地域，名人因为岁月的逝去可以褪其光辉，但其生产经营的方式却不是随便能够改写的。犹如长河历史上曾经辉煌的草帽业能在一个历史时期使古老的长河“十里长街无闲女，家家尽是编帽人”一样，张建昌使古老传统的长河种植业中的“务农人”变成了“现代菜农”，正因为这种产业结构的调整，而且涉及到千家万户，就使张建昌成为了长河改革开放时期的“名人”。
  关于张建昌的祖先考证，作者可能暂时还没这个兴趣。但作者之一因为也姓张，却对这个张姓同族作过历史的追寻。据传，如今流落在浙东的张姓原是河北清河的望族。北宋末年，金齐南下，掳徽宗、钦宗二帝北还。张姓望族一支随张邦昌依附金兵，建伪齐政权，为历史上的“国贼”；另一支却随徽宗九子“小康王”南下，其氏族中载入史册的有“忽而主战、忽而主和”的南宋名将张俊，官至“都御史”。族中人南下后分居于浙东、浙西、江西、安徽、福建和江苏南部地区。浙东张氏祖先无载入史册，难于考证。约至清末或民国初年，从余姚陆埠白鹤桥有几户做篾匠的手艺人，辗转到靠海的长河镇居住。此事白鹤桥家谱有载，但已毁于“文革”。作者曾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问过当时居住在长河三、四、五村的张姓居民，包括张建昌的族亲，老人们都异口同声地说现在长河这些张姓居民，确是从余姚陆埠迁移过来的，祖先也曾是篾匠。这样算起来，张建昌的先人不是长河的世居，而是“移民”。而在慈溪这块土地上，如果真的追溯历史的话，有将近70％左右的现代居民的祖先，在200年内均是“移民”。
  “移民”的血统注定张建昌一辈子浪漫。同是在2000年，《时代先锋》杂志社记者采访张建昌时有几段对话，今天看起来仍耐人寻味，甚至带着一种“黑色幽默”。记者：张建昌同志，几天采访，感受很深，也很受教育。你是农家出身，1988年公派出境到德国慕尼里考察进修。进修结束，您谢绝国外的高薪聘请，又回家乡创业。当时有人嘲笑你，说你回来能有啥出息，您当时的真实想法是什么？
  张建昌：1988年，组织上是选派我到国外去学习别人的先进管理经验，而不是去国外工作，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听党的话，服从组织安排。……1989年6月，为期一年的国外考察将期满，由于我的表现突出，农场主多次找我谈话，希望我继续留在农场工作，并答应给我办永久性的绿卡，为我购买一套豪华别墅，发给我相当于国内40年工资收入的年薪。我婉言谢绝了农场主的挽留，带着平时搜集的60多只蔬菜新品种回到了自己日思夜想的家乡——慈溪长河镇。
  旁听者笑，想：40年工资总和的年薪，干一年就值过一辈子！
  记者：您有句口头禅，宁愿公司亏本，也不能让农民赔钱，您对此有何解释？
  张建昌：我办公司并不容易。公司创办初期，没有资金，我卖掉了从国外带回来的录像机、摩托车、电冰箱，又拿出了全家仅有的7.5万元钱的积蓄，用来作公司的启动资金。……我是农民的出身，知道农民赚钱不容易。我办公司的目的是为了拓宽农民发财致富的道路。为此，每当公司受到市场无序竞争冲击的时候，我就告诫公司的职工：“我们不能埋怨农民，农民是最讲究实惠的。”然而当某一品种滞销时，收购户又把“包袱”丢给蔬菜公司。此时，我还是那句话，不能让农民赔钱。
  旁听者又笑。想：世上只有傻瓜才办赔钱的公司！
  记者：记得1996年3月，您被选为长河镇副镇长，可没过多久，您竟向组织上递交了辞去副镇长职务的报告。
  张建昌：是的，我辞职是因为“一只手难抓两条鳗”。我是蔬菜公司的总经理，蔬菜公司要发展，少我不行。而副镇长，我不去当别人也会当如果我两头兼职，会两头都管不好，到时候老百姓会骂我。
  旁听者还笑。想：企业没保障，当公务员才端上金饭碗。“世上只有当官好！”这世界上哪有官不当，而去做农民蔬菜公司头的？
  记者：我在基层采访中了解到，您的名字在长河几乎成了公正廉明的代名词，甚至被蒙上一层传奇的色彩。大到街头纠纷斗殴，小至家庭琐事口角，每当农民闹得不可开交时，总会有人建议：“请阿昌来评评理。”而每次只要您到场，三言二语，就能化干戈为玉帛，多大的纠纷的也会风平浪静。
  张建昌：这不是我有水平，主要是群众相信我讲道理，不偏心。俗话说：“正人先正己”我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做到，农民给你的权，你不能滥用。现在虽然公司已家大，业大，有1500万元的固定资产，300万元的流动资金，却没配一辆轿车，我每天上下班都是骑自行车，外出省市开会坐的都是公交车。有一次，一位外来客商找到我家，恰好我不在，客商看到我家中除了一台旧彩电外，找不到一件高档的电器，差点怀疑自己走错了人家。客商怎么也想不到一个总经理，家里摆设竟和一般农户没有什么差别？说实在话，作为一个企业的经理，只要你偏点心，“发财”的机会是很多的。去年秋天，一位外地客商前来洽谈价值85万元的不锈钢业务，质量、规格、交付日期等都谈妥了，谈到价值，那位客商暗示给我15万元回扣。我说：要损害公家的利益，哪怕给我100万元钱，我都不同意。最后在总价上降下15万元，这样，为公司节约了15万元的支出。事后，那位客商动情地对我说：“在市场经济下，像你这样廉洁的公司经理为数不多。”记者：您赢得了广大农户的心，已成为基层干部学习的榜样。张建昌：荣誉是党和人民给的，我不能就此停步，我是农民的儿子，生就一副与农字打交道的劳碌命，这条农字路还要一直走下去，我为自己确定的下步要做的工作有：开拓蔬菜深加工领域，增加农产品附加值，拓宽蔬菜创汇渠道，把广大农民引向更广阔的市场。作者翻阅着这些由张建昌的蔬菜公司提供的记者采访他的资料，也不时地抿嘴而笑。试问在现实社会中，还真有他这样的人吗？但作者了解张建昌，多少年来，每逢听到张建昌各种各样的“消息”，作者常扼腕叹息：“张建昌，你真是慈溪农民式的浪漫，浪漫得接近朴实乃至使人怀疑有些事情的真实性。”
  几年前，有个笔名叫邱阔的朋友，为写以张建昌的原型的电视剧，在张建昌嘴里听到一句十分真实的话，他说：“艾青的诗中有这样一句话，‘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为了这句话，我变成一棵树，一辈子扎根在这片土地上了。”
  还是浪漫，作为农科专家，具有高等学历的农民的儿子，在他骨子眼中，其实有着诗人般浪漫的天性。虽然这种浪漫已经近乎执着，但仍不免透出那种农民传统意识中的深沉……
  作者由于工作关系，曾采访过几位在世界上作出杰出贡献的中国科学家。邓稼先临终前要家人推着他的病号车去天安门看升国旗，当五星红旗上升天空时他的眼内满是泪水。王淦昌在京西宾馆开会，半夜起床去修厕所的水管漏水，为的是不浪费宝贵的水源。贝时璋爱乡情深，一辈子都坚持说宁波官话，以至于有学生因为他上课不讲普通话而逃他的课……以上种种常人不被理解的细节，都因为这些科学家根深蒂固在骨子眼中的浪漫。张建昌的成就虽还不能与这些著名科学家相提并论，但那种骨子眼里的浪漫如出一辙。因为他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1958年，张建昌出生在长河四村一户贫苦农民的家中，祖先是手艺人，但他的父亲却是传统的农民。1958年在中国是个特殊的年代，公社化、办食堂，放“卫星”，大跃进。那时的火箭公社辖内的潮塘南农民，村村队队都支着大锅吃饱饭。张建昌出生时，他上面已经有了几个哥哥，他跟着母亲也吃过一年饱饭。但很快，粮食就被大食堂的公社社员们吃光了，随即而来的是“国家暂时困难”。人们从“放开肚皮吃饱饭”的顶峰，一下被抛入“连薄粥汤、野菜羹都吃不上”的饥饿高峰。当年，张建昌只有3岁。3岁的孩子怎经得住饿？他挺着一颗大大的脑袋，摇摆着骨瘦如柴的身子，从饥饿的家中爬出去，跟着他的哥们到处寻找食物。“生存是人类的本能。”张建昌在回忆那段苦难的日子时，他说：“当人的生命在受到威胁时，任何阶层，既使权贵、富翁也会为保存自己的生命，而露出他非人性的弱点和自私。世界上许多伟大的作家都写过关于饥饿的小说，从而来揭示人性自私的本质。而只有农民，农民在那种最危急的关头，能够舍身忘己，把仅有一点食物拿出来优先让给孩子和老残弱者……”在张建昌的记忆中，他也许一辈子不会忘记他的父老乡亲一匙汤、一匙草地喂进他小小的饥饿的嘴中，让他能够度过饥荒在这个世界上存活下来，所以张建昌感激这片土地。他看得起农民，因为农民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人。他们从地里收获庄稼，付出汗水，却把财富送给在这个世界上比他们更需要的人。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中，只有农民，虽然目前还没完全摆脱贫困，但他们却活得真实、自然、美丽……
  因此，读者如果真实地知道张建昌的过去，你就会对他现在的举动理解并且给予赞赏。因为张建昌活得真实，他并不需要人们对他进行人为的粉饰……
  二、“对不起，慕尼黑，我要回家！”
  浙江杭州湾南岸的长河镇，原先是一片棉海。1985年春，慈溪县政府出于改革的精神，首次改变原先“以棉为纲”的种植计划，按照新出台的定购合同，长河镇的25000亩棉花，压缩了5000亩。
  当时张建昌任长河镇农技站长，他在党的三中全会前夕入党，曾真心地面对党旗宣誓，发誓要跟党干一辈子革命，而革命的具体内容，按张建昌当时理解就是解放农民，让他家乡的农民过上好日子。这年张建昌才27岁，刚从学校里出来没几年，风华正茂，他想为农民办几件实事。
  棉花种植面积减少，但传统习惯却仍根深蒂固的留在世代植棉的农民心中。不种棉花种什么？几乎家家户户都六神无主，他们去问村干部，村干部也没有主意。一时间，农民只好“户自为块，各自为战”了，各人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有的种西瓜，有的种芝麻，有的挖鱼塘，有的栽种果树。土地已经分到家的农户，农民自己有决定权但结果是：夏天西瓜滞销，几分钱一斤也没人问津，秋天芝麻积压，后果是成堆烂掉，而新栽的果树当年不能挂果，一到冬天，家家户户一算帐，收入比种植棉花反而减少。
  张建昌作为镇农技站长，他曾经把当地皮棉亩产50多公斤提高到93公斤作出过重大的贡献，被当时农民称为“植棉状元，财神菩萨”。为此，长河镇农技站还被浙江省推荐给国家经委、国家科委、农业部授为全国农技推广先进单位。作为年轻的站长，他同样对传统植棉有着深厚的感情。
  在那段时间里，张建昌心中斗争也是是激烈的，面对他的父老乡亲们痛苦的抉择，他觉得自己作为农技站长，镇政府的工作人员，有责任为农民父老乡亲们“作先锋，竖大旗”在前面摇旗呐喊地开路。
  张建昌说：“面对着一双双期待的充满信任与希望的眼睛，我无法推托这些农民兄弟的信任，如果我作为一个农技站长，不能为农民兄弟出谋划策，摆脱困难，那么政府要我一个农技站长干什么？”
  张建昌在农技站，一直坚持为农民服务的方针。采访时曾有一个农民朋友告诉作者：张建昌为农民服务的思想，自他进农技站就已经确立，为了研究棉花载培技术，他就一心扑了下去。当时农技站经费不足，他利用晚上业余时间自编草帽拿到集市去卖，卖掉的钱花在棉花试验地上。那时就有人说他是“呆驼儿子”，可他一直痴心不改，在地头手把手地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教给其他人。结果棉花单产提高了，农民得到了实惠，而张建昌却连那几百顶草帽钱都没挣回来，因为他是镇里的干部，自己没地。
  作者问：“张建昌会编草帽？”那个朋友说：“咋不会？他自小手就巧，家里穷，他读书就用编草帽的钱交的学费。”
  然而棉花高投入低效益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仅靠单产提高使长河的农民走不上富裕路。张建昌知道政府改变传统种植的思路是正确的，但他必须为农民找一条依靠土地赚钱的路。为此，张建昌自费到杭州、上海，求教于浙江农业大学和上海农科院的专家与学者。一次、两次，他背着一只黄帆布袋，袋里装着种子，穿梭于这两个城市与慈溪之间。那些专家、教授终于为张建昌的诚意和热心所打动，和他一起来长河镇调查土壤结构进行分析“诊断”。通过调查与分析，那些专家教授提出：“这里的土质最适合种蔬菜。”
  帮农民致富的方针“敲定”下来后，张建昌觉得心中还没底。种蔬菜，种什么蔬菜？种子何来？怎么种高产？种出来后卖给谁？张建昌学的是植棉，可以说对种菜技术不甚了解，对如何卖菜让菜变成钱更是一窍不通。直至今日，张建昌还对作者说：“我不会做生意，只是在学着做。当时更是外行，但外行也没有办法，只能与我的那些农民兄弟共同摸索。”于是，张建昌说干就干，不懂就学，开始与他的同事们到处寻找优质菜种。1985年底，一种形似花菜但颜色翠绿的蔬菜，学名西兰花的新品种，引起了张建昌的注意。次年，张建昌和伙伴们试种了四亩，每亩净收入达到1000元，比其他经济作物高出一倍多。这让张建昌欣喜不已，他终于找到致富的“法宝”了！然而当时，种惯棉花的农民，面对这种陌生的西兰花，普遍持怀疑的态度。张建昌急了，他一面联系好加工出口单位，一面请来教授专家举办农技培训班，宣传种植西兰花。接着，他又一家一户地做了长达二个多月的动员工作。试种西兰花的农户才渐渐多了起来，当年就达到了200亩，全部出口创汇，长河农民初次尝到了种植创汇蔬菜的甜头。张建昌当年这一大胆的举动，拉开了我省发展创汇蔬菜的序幕。目前，全省西兰花种植面积已达到了40万亩，这其中应该说也有张建昌的一份功劳。
  就在张建昌初尝甜头，准备带着长河的农民大干一番的时候，他却意外的接到了组织上决定派他去德国研修农业的通知，张建昌说：“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接到了组织上派我去德国巴伐利亚州研修农业生产和经营管理培训德语和其他技能的通知，组织上给我的任务是学成归来，传播西方发达的农业种植与管理技术，帮助慈溪的农民富起来。带着这样的使命，你说我能留在德国不回吗？”
  1988年4月，张建昌作为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的代表，并被委任为浙江国际农协会组织的农业代表团团长。飞赴德国位于慕尼黑近郊达豪市的克劳斯农场。
  对西方国家农业生产力的发达程度，张建昌在学校读书时常有耳闻，但克劳斯农场的实际情况却仍使他大吃一惊。这个农场由老克劳斯领着两个儿子和媳妇经营。由老克劳斯管总，两个儿子管理2500亩的玉米、小麦与油菜的种植，并培育1000亩的森林，饲养60万只火鸡，两个媳妇管理开在达豪市区的两个超市。玉米从播种到收获全部实行机械化，火鸡养植场采用电脑管理，自动化操作。全农场只有五个工作人员。每逢玉米收获季节，老克劳斯一个电话过去，城里的粮食加工企业的车队就会立即开过来，收割脱粒、烘干、运输、过磅、入库、计价、付款，都在短时间内毫不费力地完成。火鸡的销售更是高度社会化，城里的专业屠宰公司上门收鸡，经过机械自动宰杀，净肉送进食品加工厂，做成火鸡香肠，随即送到各家超市……面对如此现代化的操作方式，对比家乡长河镇一个正劳动力管理四五亩耕地，还一年到头忙不过来的实际情况，张建昌深感汗颜。为此，他一边勤奋工作，一边却暗下决心，一定要在一年的有限时间内，好好学习吸取发达国家农业实行现代化管理的成功经验，回来为家乡的农民服务。
  在这一年时间内，真正使张建昌深受刺激与屈辱的有两件事。张建昌说：“许多人都说我学成后不留在德国可惜。我之所以铁着心肠要回来，除了服从组织安排外，真正刺激我的是在那里进修时发生的两件事。一是我刚到德国时，对使用奔驰大型多功能拖拉机不熟练，把地犁歪了，一位德国小伙子走过来，脱口就是一句：‘真笨，你们中国农民就只会用镰刀！’并借题发挥，讥讽中国农业是世界上最落后的农业，中国农民是脸朝黄土背向天，只会使用铁耙镰刀的愚昧虫。我气得与他狠狠吵了一架，我觉得外国人能办到的事情，我们中国人一定能办到，目前的情况只是暂时的。二是在一个周末的晚餐上，一名农场小工得意洋洋夸耀德国的啤酒质量是世界第一，而断定中国因农业落后，不可能生产出好的啤酒，甚至嘲笑中国人连啤酒也不会喝，更喝不起。我再三跟他说，中国现在已经能够生产优质啤酒。他却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说是凭中国农业的现状，要能生产高质量的啤酒只能是天方夜谭。我听了，气得说不了话来，虽然平时酒量不大，但那次却咕咚咕咚一口气喝下了五瓶啤酒，把那个德国佬惊得目瞪口呆。这两件事情给我很大的刺激，使我更深刻地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我曾对朋友说，每当听到外国人嘲笑我们国家农业的落后，我心里很难过。我从小生活在农村，知道我们国家的农业发展潜力很大，关键是要有人去做。我就不相信，我们国家的农业就永远那么落后也就从那时候起，我暗下决心，学成后一定回家乡从事农业建设。”
  虽深受刺激，但张建昌仍不卑不亢，努力地完成各项工作。张建昌认为：“与克劳斯农场相比，国内的农业确实存在很大的差距。人家先进的东西我们就要学，现代化不仅仅是西方国家的专利。经过努力奋斗，国内也一定会实现现代化，赶上西方国家的科技操作水平。”
  于是张建昌在一年的时间内抓住一切机会刻苦学习，谦虚地跟着两个小克劳斯进行各种田间作业，不懂就问，很快学会了操作各种先进的农业机械，并跟随老克劳斯参加各种研讨会，参观各种农业展览会，从中吸收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农业科技与管理知识；广泛地参加当地华侨和德国友人的联谊活动，倾听他们关于农业现代化的经验；利用假期自费在欧州各地考察，借以了解发达国家农业经济的动向，来开阔自己的视野。
  张建昌的诚实与勤奋好学精神很快就使克劳斯一家对他的态度发生改变，并且对他信任得如同自己的家人一般，以致使老克劳斯在全家外出旅游度假时把整个农场交给他管理。老克劳斯经常在工作空闲时坚起大拇指表扬他：“不错，年轻的中国小伙子，你很有从事农业的天分，发展前景无量！”
  1989年6月，张建昌的一年考察培训期已满，决定要整理行李回国。这时，老克劳斯却意外地找他谈话，提出了要他留在德国的意向。老克劳斯说：“年轻人，一个人一辈子只能产生一两次机会；如果你觉得对你是个机会的话，我可以把你留下来，而且提供房子与年薪。当然这年薪的数字，比你在国内40年的工资还多。我可以特殊地为你办理绿卡，让你永远地成为一个德国人。”
  张建昌问：“如果我不想留下来呢？”
  老克劳斯推心置腹地说：“这在劳动力过剩的年代里，你不留下来，我有的是人，但对你来说，却失去一个成功的机会，你可以在克劳斯农场施展你的才华。对一个年轻人来说，这样的机会不是很多可不管怎样，我会记住我们这段时间内最美好的回忆！”
  张建昌说：“很抱歉！我可以实话告诉你，儿不嫌母丑。虽然我的国家农业现代化程度还比不上德国，但我相信，只要我们齐心协力，我家乡的情况很快就可得到改变。”
  老克劳斯摇摇头说：“年轻人，你太自信了！但我还是祝福你，你是你们国家最优秀的小伙子。”为了能使张建昌继续留在克劳斯农场，老克劳斯甚至很幼稚地背着张建昌与中国浙江国际农协会联系，要求延长张建昌在德国学习与培训的时间。他认真地想：“时间是说服年轻人最好的润滑剂。”只要还有时间，他就可以说服张建昌留下来，因为他确实很喜欢这个朴实勤奋的东方小伙子。
  但张建昌终于没留下来，他实在太爱他家乡的那块土地了。张建昌心里明白：留在德国，他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出色的农场管理者，一辈子过上舒适的日子。即使只在克劳斯农场工作一年，收入也相当于那个时候在家乡当农技站长的40年。然而，共产党员的责任，家乡亲人的呼唤，比这些强过千倍百倍。他归心似箭，毅然选择了按期回国之路。
  许多人不理解张建昌的决定，包括德国人。在张建昌临行前夕，德国慕尼黑电视台的记者采访张建昌问：“中国还很贫穷，你回去干什么？”
  张建昌答：“改变贫穷。”
  又问：“你有信心吗？”
  “当然！”张建昌点头，“中国的农业还比较落后，但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好的农民。他们只有奉献，不求索取，心地非常善良，又很勤劳。至于农业的落后，我会用这里学到的先进农业科技知识去改变它的。”
  “你以后还会再来吗？”
  “科技是没有国界的，为了学习先进农业科技，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和相互了解，我想我会再来的。但如果为了我个人，我恐怕不会第二次到这里来了……”
  记者称赞：“很好，你是真诚的中国人！”
  这段对话，以后录进了以《中国农民形象》为题的德国慕尼黑新闻片里，在市民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中国驻德使馆特地打电话给浙江省有关部门，称赞张建昌“为中国农民争了光”！
  时隔十几年，当作者向张建昌问起这桩往事，张建昌沉思着说：“一个人一辈子可以有多次选择，但当时我只能作出这样的选择，因为我是中国农民的儿子！”
  三、面对传统农业管理体制，张建昌的浪漫改革
  中国农民的开国领袖毛泽东说过：“中国的问题是重点解决农民的问题。解决四万万同胞的吃饭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走的是“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做的是“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伟大的苏联“十月革命”推翻了沙皇政府，依靠的是拥护苏维埃政权的世界上最伟大的工人阶级。而中国，资本主义在当时的历史状态下还处于萌芽阶段，金融资本最集中的上海，当时在中国共产党起来闹革命的时候，也只有几十万的工人阶级，而在整个中国，加起来也不过是100多万工人。所以，中国革命的成功，依靠的主要对象则是农民。据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时，躲在奉化溪口“下野”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国民政府总统的蒋介石愤愤地骂了一句：“娘希匹，土包子进城了……”是的，中国革命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土包子”打败了由“江浙财团”支持的蒋介石这个“洋包子”，于是“奇迹产生！”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只能无可奈何地告别中国。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农业大国，传统的黄土文明在这块土地上延衍了数千年，从神农氏尝百草开拓农耕文明，到现在这块土地上春种秋收的中国农民，沿袭了上百代农耕文明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执政后，从“土改”到后来“四人帮”粉碎后的农村责任到户，几十年中政府对农村政策多次变更，目的就是要解放农村生产力。但无论怎样“折腾”？怎样变更？农村基层政权的基本模式却没有动过。在中国，还是解放初按“老大哥”苏联“集体农庄”的模式沿袭下来的，说得明白一点，我们现在的乡（镇）管村，村分组（过去叫小队），组管户，户包地；是一种“大河分叉，叉有支流、支流连着池塘”的管理模式，虽然比过去传统的管理模式作了更正，但却仍旧“逃”不出苏联“集体农庄”的基本模式。关于模式，这是属于国家研究政治、经济专家讨论的范畴，可在农村的实际应用中，许多地方政府和专家已经在探索一种新的路子。
  张建昌的“浪漫”在于他要改变这种“模式”，以公司制代理村管组。他打出的旗帜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内农村经济学专家提出的：在所有制形式上“允许探索”的理论。应用邓小平的话说，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
  1989年5月，张建昌带着几十种蔬菜种子和一批农业科技书籍，带着内心琢磨已久的蔬菜产业化的“蓝图”，回到了家乡。家乡的棉花种植面积进一步压缩了，但种什么？怎么种？种出来的东西卖给谁？这三大难题仍然没有解决。在无所适从的情况下，一些土地出现了抛荒现象。张建昌重新拾起他去慕尼黑研修农业一年前的课题，决心抓住蔬菜生产这个环节，带领长河镇的乡亲们搞好农业结构调整。然而，理想与现实立即产生碰撞，而且是剧烈的碰撞。碰撞的基本点在于旧的传统农村管理体制与张建昌心中农业产业化的蓝图有矛盾。
  张建昌在德国克劳斯农场中除了学习先进的农业科技外，重点还学到了农场自身的管理与成功经营思路。张建昌认为：“产业化是农业生产的必经之路。要发展农业，必须改变旧的农业结构与管理体制。必须把蔬菜的生产、科研、贸易、市场连为一体。”
  张建昌举了几个例子，说明他创业初期触及到有关体制的艰难。
  1、土地。“搞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推广农业科技，首先需要有个‘实验农场；也就是说该有试验的场地。但现在农村实行责任到户，地都‘分’给农民了，你要改变种植结构得挨家挨户地动员，明知你说得是对的，但人家就是不相信你，况且试验都有两种可能，一是成功，二是失败，你用人家农民个体的地搞实验，亏本了谁负责？中国的农民就是这样，成功了大家都跟着干，但一旦失败赔本，谁愿意‘富裕一村，亏本一家’呢？”
  2、种子。“要大规模种植蔬菜，首先必须解决的是种子，只有良种才能高产。长河镇的土地经专家鉴定最适合发展的是蔬菜产业。而当时的种子是归口农业局所属的种子公司负责调配经营的，我这个长河的农技站长没有这个权力。”
  3、化肥。“要科学种菜，必须配套提供化肥、磷肥，实行科学供肥的全程服务。则按传统的程序，这是供销社的领地，我无法插足。”
  4、销售。“蔬菜种植是要有经营渠道的，如果种植大面积的蔬菜卖不出去，就意味着产业结构调整的失败。这是农村种植结构调整最关键的环节，由政府哪个部门来管？”
  5、体制。张建昌认为：“农村种植结构调整更要命的是体制。”张建昌当时所在的长河镇农科站虽然只有五个人，却是个最基层的国家事业单位。如果务虚不做实事，国家政府每个月的“人头费”是可以照发的。但一旦要办事情，却什么都不行了！“你不是经营单位，怎能与出口加工企业签订合同？你要搞农业科技试验田，也拿不出规范的注册资金在工商局登记，除了五个人，农技站连起码的本钱都没有。可以说是寸步难行！而且你是国家事业干部，拿着政府拨给你的人头经费，你能单独注册搞企业吗？赚了钱交谁，亏了本谁赔？”张建昌说：“及至今日，我还是长河镇的党委委员。党政干部不能带职下海经商，在慈溪我算是特殊了，既是公务员的编制，又是蔬菜公司企业的法人。这是市里、镇里给我的特殊政策。按中国的现行体制是不可以的。所以到今天为止。我的蔬菜公司还是得走一步看一步……”张建昌说：“开头是困难的，涉及到农业体制改革，全国缺乏成功的经验。但这一步已经迈出去了，我就得走下去。”
  思谋再三，张建昌决定由镇农技站组建农业服务公司。创办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于是又有人说闲话了“放着旱涝保收的国家干部的铁饭碗不捧，又要回头当‘头顶烈日，脚踩黄泥，一年四季晒得两脚笔立直’的农民了，这留洋出国算是白去了。学了一年，还学回了‘种地头’，真正算得上一个‘呆驼’了。”
  但张建昌却不是这样认为的，他说：“现代农民与传统农民最本质的区别，是农民要把握自己的命运，只要能走上市场，农民能占有生产资料，其前景能与现代跨国公司一样辉煌。”张建昌又说：“同样是生产产品，农副产品比工业产品更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利益，因此，市场的可塑性更大。当个现代农民前景一点也不会比城里的工人差。”
  “好事多磨”，张建昌要注册一家农业服务公司，可谓是一波三折。农业旧体制的弊端这时显示出它强大的顽固性，一条条清规戒律都成了张建昌的“拦路虎”。在中国，有个著名的广告人说过：“要向传统挑战，难于上青天！”但张建昌却是决意“上青天”的。当时，农副产品的经营在农村只允许供销社系统单渠道进行，张建昌注册会抢供销社的“生意”。因此在有关部门碰上一个个的“软钉子”首先，张建昌要注册，不准！他先跑慈溪市和宁波，后跑杭州，一共大约跑了十余趟，好话理由说了一大堆，最后请来省工商局领导实地调查，才勉强点头，性质定为服务类的公司。但按当时的规定，服务类的公司注册资金最低不少于15万元，而镇农技站是没有家底的。为凑足这笔钱，张建昌说服妻子，卖掉了回国带来的“三大件”，冰箱、洗衣机和摩托车，换了3.8万元，又动用了家庭所有积蓄3万多元钱。终于在1989年秋，全省首个农工贸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长河镇农业服务公司宣告成立。接下去，张建昌开始实施他的“创建公司加农户”的经营模式，公司推广蔬菜种植与蔬菜加工厂订立产销合同。再按自愿的原则，挨家挨户与农民订立“三包”合同，即“种子、化肥、农药由公司负责供应，技术由公司负责辅导，产品由公司负责收购。订合同的农民只要按公司要求种菜，而且在合同中还载明：收获季节如果公司保护价低于市场收购价按市场价，如果市场价低于保护价，仍按保护价结算。”
  张建昌发狠要按自己的思路，改革传统农业种植销售模式了，他大胆地对传统体制提出了挑战。张建昌对农民兄弟说：“亏，我赔，盈，你赚！”由于吃了这颗“定心丸”，乡亲们喜笑颜开，放心按张建昌的要求种植蔬菜，当年，全镇菜地面积超过了500亩，这些签订合同的农民收入比往年有所提高。可这仅仅是第一步，由于当时蔬菜的销售渠道还没完全畅通，张建昌的心中始终是压着一块石头的。
  但接下来的局面开始有点复杂。做市场是有风险的，由于中国农民长期处于一种“散兵游勇”性质，缺乏一种市场上拼搏的团队精神，因此也没有市场的“风险意识”。张建昌虽然开拓了一种农业产业新的模式，但是他要改变传统，却需要付出代价。他可以保障农民的技术、原料、种子，却无法保障与他签订合同的“乡亲们”的思想。要使刚刚走上市场的农民兄弟信守合同，是一桩非常不容易的事。第二年，许多与张建昌公司签订合同的农户，看到市场上“西兰花”价高好销（而这“西兰花”却是张建昌从国外引入的），许多农户就不顾合同，盲目种植，于是，一场本来不该发生的风波却突然发生了。
  1991年11月底，正是西兰花成熟的季节，气温却还在摄氏25以上，一部分西兰花竟开出了黄花。这下那些前些天还在待价而沽，稳坐钓鱼台的农户慌了。因为西兰花一开黄花就卖不出好价钱了。
  而且当时的市场价已经是公司保护价的一半了。28日这一天，满载西兰花的手拉车、拖拉机在公司门口排起了队伍。到中午时分，投售的人流、车辆竟排成近1.2公里的长队。合同以外的菜收不收？是按保护价收还是按市场价收？公司的收购员为难了。收进来，公司必然亏损，如果停秤拒收，农民的辛劳将付之东流。
  不能让农民吃亏！张建昌当机立断，跳上一张桌子，高声喊道：“大家不要慌！不管怎样，公司都会把菜全部收进来！”人群中，一位老汉领头呼应：“阿昌说的话不会错，我们听阿昌的”结果农民的西兰花全部收了进来。公司把已经开花的部分送进了牛奶场当饲料，变了质的部分则直接送进了垃圾场。一结算，公司亏了15万元。
  风波平息了，张建昌的心潮却平息不下来。他清醒地看到：在农业结构调整的初级阶段，宁可企业受损，也要保护农民利益，是完全正确的。保护农民利益就是保护生产力但是，如果不培植农民的市场意识、质量意识、信用意识，不从体制和机制上同农民结成真正的命运共同体，不从技术手段上增强服务能力，这种保护是不能持久的，想保护也保护不了。
  由此他认为：“农村的改革不仅是一种模式的改革，而主要在于旷日持久地改变农民传统的思想，从思想上把农民引上市场意识的轨道。”
  1992年，张建昌的长河镇农业服务公司与慈溪市蔬菜实验场合资，创办了慈溪市蔬菜开发公司，张建昌出任总经理。这时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如浩荡的春风，吹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掀起了中国新一轮的改革高潮。张建昌的心情也开始激荡了，他立誓要把事情做“大”，只有继续改革，才能为家乡的农民兄弟寻找一条通往富裕的出路。
  为此，张建昌重点集中力量做了三件大事。
  一是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他抛出“核心农民”的理论。把公司签订合同的农户中挑选出年纪轻、有文化的农民选拔为“核心农民”，作为公司发展的外围力量。再从“核心农民”中选拔尖子，鼓励与指导他们办“家庭农场”，引入德国克劳斯农场的经营操作理念，引导他们独立操作，各自为战，与公司形成松散的“联合体”，由传统的小农经济向现代农业产工贸联合体过渡。到2000年，张建昌的“核心农民”制形成，陆续发展成1500户“核心农民，15”0个家庭农场，种菜面积达5500亩，形成长河镇蔬菜种植、加工、营销的联合体，真正与公司结成了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命运共同体。”
  张建昌说：“这种共同体是中国农村体制改革中产生，由农民自愿组织形成的联合体。它的最大优点是结构灵活，以经济合作为主线，集产、工、销一体，提高了企业和农民共同抗风险的能力。”
  二是编织营销网络。张建昌抛出了“市场无界论”。公司创建初期，张建昌就与有关单位合作，建立了蔬菜专业批发市场，并在收集蔬菜市场信息的基础上，在上海、无锡、苏州等城市的农贸市场设立了办事处，建立直销窗口。千方百计搜集市场信息，进行“蚕食桑叶”式的发展。2000年，张建昌组织创办全国第一家“农业要素市场”。这种由种子、种植、培育、收割、加工、营销等各个环节组合的农业要素市场，其开办的目的就是为了形成信息网络的渠道。其中“种子超市”是农业要素市场的重要窗口，它拥有1.2万多种蔬菜、果树、花卉的种子可供农民选择，为农业产业化经营打下了基础。
  为此，曾有国内业界人士惊呼：“张建昌要当中国蔬菜王了！”张建昌立即予以更正。他说：“在严格意义上说，中国目前不存在蔬菜王。因为蔬菜不仅是中国12亿人口的必需品，而且也是世界60亿人口的必需品。蔬菜市场没有国界，种植户眼中只能有市场，而不能有界限。那里有市场，那里就应该有种植户的营销。中国的蔬菜王应该是中国的农民，因为农民是蔬菜的种植户。”
  三是扩大蔬菜加工的规模，增强种菜基地的产后加工能力，以保障农民的实际利益。张建昌说：“在商品经济社会中的，落后就挨打，人弱受人欺，农民要致富，没有自己的实业就会在商品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而蔬菜这个产业，没有储藏，加工企业就会引起积压乃至亏本。”为此，公司先后建成了31000吨级的腌制车间和300吨级的保鲜冷库，为长河镇的农民种植户的产品保植保值创造了初步条件。
  这三件实事，为长河镇蔬菜产业打下了有力的基础，使长河镇的农业结构调整步伐进一步加快，到2000年，长河镇25000亩棉田中蔬菜种植面积已占95％，有80％的农户与公司建立了产销关系。目前，全镇已形成四个较大的蔬菜种植园区，22个蔬菜专业村，2560个蔬菜生产经营专业户。
  回忆走过的历程，张建昌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是中国一个较长历史时期能够解决的事。我为了种植蔬菜调整种植产业结构，对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作了一些小小的尝试。没有中央的政策和慈溪市、长河镇党委和政府的支持，我就会什么事情都办不成。目前我虽然获得了一些成功，但离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农业管理水平，路还很远。要解决农民千百年形成的传统观念，我还得继续努力。”
  四、我爱农民兄弟，因为我也是农民出身
  作者在采访中，时时处处感觉到张建昌与农民有深厚的友谊，他在农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浙江日服》、《宁波日报》和《时代先锋》杂志社的记者在采访报道中均提到：“长河的农民遇上麻烦事，找阿昌评评理”的说法。
  作者为此请教张建昌。张建昌说：“这有三个原因，一是因为我身处农业发展第一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知道农民最愁的是什么？最需要的是什么？对种植蔬菜来说，我知道种什么？怎么种？如何卖？而这些都是农民需要的，因此他们需要我。二是我的公司创办至今，一直秉行为农民服务的宗旨。农民最怕欺诈，而我们公司从成立到现在，一直诚信为本，没发生过欺诈的行为，做生意的信誉好。三是沿海农民在经济发展中，凡是还捆在这‘一亩三分地、老婆孩子热被窝’的人，已经沦落为弱势群体，而弱势群体最需要人关心，而这种关心具体是如何帮助他们致富。公司创办十多年，大家已经相信我在真心地帮助他们脱离贫困，因此他们信任我”
  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张建昌的公司始终站在农民的角度，坚持为农民服务，才真正获得了农民的信任。
  1、帮助农民寻找机会，脱贫致富。
  现在沧北村的农民至今仍然感谢张建昌。当时，看着长河南片的农民跟着张建昌，靠种创汇蔬菜渐渐富了起来，再看看自己村里的盐碱地，农民们想种又不敢种，处于犹豫、观望的状态。但张建昌没有弃下他们，1997年3月的一天，他主动找到了沧北村支书许纪坤，表示愿意无偿提供每亩300元的成本费，无偿提供技术指导，支持村里发展白毛豆生产。能让村民们轻松走富裕路，村干部自然是求之不得。可一番发动下来，农民们却还是将信将疑，一些农民想：成本不用投，风险不用担，还宣传发动我们种，天下哪有这种好事？此时，已快到了毛豆下种的季节，张建昌得知后，请来50多位已有种植意向的农民，当场表态：如果种植成功，不管市场价如何波动。保证每公斤以不低于1.8元的价格全部收购。同时，下一季的产品，公司也负责收购。张建昌的话字字真切，化解了大家的心病。当年沧北村的白毛豆就种了220亩，七月分收获时，每亩白毛豆的收入少则1200元，多的1400元，比种棉花收入多了近二倍，这下可把农民乐坏了。第二年，白毛豆的种值面积一下子增加到600多亩。如今的沧北村，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蔬菜专业村了。曾有人纳闷：问张建昌这样做图什么呢？张建昌说：“我是农民的儿子，农民太辛苦了，我只是想为农民做点实事。”
  2、推广农业科技，提高农民知识水准。
  张建昌举了个例子，他说：“1997年以后，全省乃至全国发展蔬菜生产的地方多起来了，竞争一天比一天激烈。为了不与个体购销户抢生意，也为了公司长远的发展，张建昌另辟蹊径，先同本地和上海、江苏一些做出口生意的大型蔬菜加工企业建立了协作关系，进而争取到了自营进出口权，让长河镇的蔬菜通过多条渠道走向市场。”
  这又是一次艰难的转折。难就难在农民的观念一下子转不过来。多少年来，“丰产”的概念在农民心目中根深蒂固，总以为球类菜长得越大越好、越重越好，豆类菜长得越长越好、越厚越好，以至开始阶段，农民缴上来的菜大多数不合格。菜农们为此向张建昌发了脾气：“包心菜长得大一点，不是更好吗！荷兰豆长得粗一点，能吃死人吗？”
  张建昌不但没有发火，反而从中看到了提高农民素质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说：“千服务，万服务，提高农民素质是最重要的长效服务。不提高农民素质你想服务也服务不了。”张建昌深知，农业与其他领域一样，如果不及时吸收和拥有最新的科技成果，不抢占制高点，就不可能取得更高的效益。而他更清楚地知道，农民是农业生产的主体，只有提高他们的素质，才能将科学技术尽快地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为长河蔬菜产业化的发展奠定基础。
  这些年来，张建昌一边努力壮大龙头企业，一边向长河农民悉心传授农业科技。
  每年蔬菜下种之前和生长过程中，公司都要请上海、杭州乃至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专家、教授来讲课。当然，大半课程是张建昌自己主讲的。每一次讲课，狭小的蔬菜公司培训教室往往涌进上千农民，从四楼到一楼，从走廊到晒场，都坐满人。有坐在楼梯台阶上的，有把收菜的塑料筐翻过来坐上的，有几块砖头、一张报纸席地而坐的，看不到黑板，听大喇叭“直播”也是好的。他们说：“建昌的课，是一定要听的。”杜家路村农民张治根，总是将每次到蔬菜公司听课发的信息和技术资料，一张不少地用夹子夹着，现在已有厚厚的一叠。他说：“每次去公司开会，要么可以得到市场信息，要么有技术指导，每次都有收获。”50岁的沧北村农民应友良，除参加技术培训外，每年三月和八月公司开的两次信息发布会，他是每次必到的。他说：“张建昌我们信得过，他都是为我们着想的，市场又跑得多，听他的不会错。”此外，张建昌还建立了第二个“课堂”——占地150亩的现代农业示范园区也建立了起来了。来自美国商圣尼斯种子公司、荷兰曼陀诺种子公司和日本三井、井田、塔卡羽种子公司的100多个新品种，都在这里试种，成熟了再推广。示范园区随时向农民开放，农民在生产中遇到了技术难题，随时可以去咨询请教。
  农业科技知识和市场经济知识，如春风化雨，滋润着农民的心田。新的观念逐渐在他们头脑里确立起来了，科学种菜的水平一步步提高了。大家都懂得：靠数量扩张吃不开了，种菜也要讲质量、讲规格、讲外型、讲包装。西兰花球径不能超过14厘米，荷兰豆的宽度不能超过1.5厘米，大葱葱白弯度不能超过1.5厘米，菠菜不能撒播而要点播，这样才会株叶均匀，杆少叶多……这些生产标准和操作规程，终于家喻户晓，逐步被大家掌握了。
  1999年，蔬菜开发公司购销的3000万公斤蔬菜中，有1/3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渠道远销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创汇700多万美元，其中自营出口创汇100多万美元，成为浙江省最大的创汇蔬菜基地。为此，张建昌说：“把农民培养好了，就是提高生产力。”3、提供营销信息，不让农民“吃亏”。
  在公司运转初期，为了给长河蔬菜拓展销路，张建昌走南闯北，四处奔波，全然不顾自己的劳累。1995年3月，由于乡亲们盲目扩大包心菜和菠菜种植面积，公司现有销售渠道呈饱和状态。为了寻找新的蔬菜销路，张建昌不远千里来到了北国。此时的江南已是莺飞草长，而北国却是冰天雪地。在长春火车站旁的一个露天蔬菜交易市场，张建昌冒着严寒吆喝叫卖。在那里，他和公司另一名职工起早贪黑，三天销出了一车皮共三吨的蔬菜。在长春售出三车皮后，张建昌又赶到哈尔滨联系、接货。哈尔滨当时的气温是零下24°，张建昌叫卖了七、八天，售出了两车皮蔬菜。紧接着，他又马不停蹄地赶到大庆市。半个多月时间里，张建昌几乎没睡过一个整觉，不少夜晚是在火车、汽车上度过的。这趟北国之行后，公司在东北十余座城市建立了蔬菜销售点，最远的销售点到了俄罗斯接壤的绥芬河。
  张建昌一直有这样一个观点：“农民辛辛苦苦种菜，你如果把他种的菜卖不出去，他就会不信任你。因此，公司要改变农民的种植结构，促使农民富裕，在营销上服务至上是第一位的。宁可公司赔钱，也不能让农民吃亏。”
  十多年来，张建昌的公司一直奉行为农民提供经销信息和组织营销，使农民真正得到实惠。因此，农民信任张建昌。
  历史翻到新的一页，张建昌和他的同事们已经走过了最艰难的一步。目前，一个崭新的、融“农科教、贸工农”于一体的现代农业龙头企业在慈溪长河镇形成。
  这是一群坐落在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北面的白边红墙的建筑，在绿色的田野中显得分外耀眼。
  南边，是浙江省第一家农业要素市场。它由一座两层楼房和一个足球场大小的大厅组成。楼房底层，是独具特色的种子超市和农贸超市，展销着来自国内外的上千种蔬菜良种和“绿色”农药、化肥；楼房二层，是取代原先那个简陋教室，用全套数字化设备武装的农业科技培训中心；大厅则是收购和展销蔬菜的两用场所，装载集装箱的卡车可以方便地进出。
  东边，是一家年加工能力达1000吨的脱水蔬菜加工厂，名唤“绿苑”。
  西边，一座小巧的二层楼房，挂着“专家楼”的牌子，随时迎候着国内外专家来此讲学，开展学术活动。
  2000年3月18日，要素市场开张之日，来自镇内外、市内外一万多农民都被蔬菜开发公司焕然一新的面貌深深吸引。常来此地的专家们，则大为感叹：“真是十年辛苦不寻常啊！”连来自发达国家的农业考察团，也情不自禁的赞美：“在中国一个小镇上，我们看到中国农业的未来。”
  张建昌确实不容易。他靠15万元起家，如今他的公司拥有1.2千万的资产，全镇8000名菜农人均年纯收入超过6000元，比过去植棉时的收入翻了两番。为立足长远，张建昌把他的眼光放在建设“大桥生态园区”。他说：“我省是继海南、吉林、黑龙江、福建之后，全国第五个开展生态省建设试点的省份，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和生态休闲观光，建设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基地，是浙江生态省建设总体目标的重点。”
  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兴建，加快了慈溪发展步伐，也为发展生态农业、观光农业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慈溪市蔬菜开发有限公司从服务“三农”出发，审时度势，选择大桥总指挥部西侧一公里处，八塘与九塘之间的原荒芜的鱼塘，建设大桥生态园区。
  根据规划，大桥生态园区总面积1500亩，整个园区以发展生态农业为主题，崇尚自然，追求天人合一，返朴归真。这块面积1500亩的滨海土地，从未种过棉花、果蔬，从未施过农药化肥，是一块难得的净土；十分有利于发展有机农业，所以张建昌设立了有机农业示范区。此外，生态园区内还将设立水库景观与湿地保护、休闲娱乐、科普教育、综合服务等板块。每个板块内涵丰富，互相补充，相得益彰。如科普教育基地，弘扬慈溪文化的休闲观赏区，注入“城市农业”的元素，其实质是以城市消费为导向，提高农业市场化程度。
  张建昌说：“我认为，杭州湾大桥生态园区的建设，必将带动慈溪区域性农业生态环境建设。但发展生态农业，必须有长远眼光，有长远计划。我们应把握时代发展，搞好规划，稳步推进，不能一蹴而就，更不能从原产地移植几棵大树点缀一下就草草了事。”
  “生态园区分近、中、远三期建设，总投入8000万元，以企业和承包户投入为主。目前，已有四家企业投资建设大桥生态园区，各项基础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大桥生态园区内的土地平整、开沟筑路、兴建水利等基建工作已基本完成。公司以招标方式，落实了有机农业经营承包户，平均每户承包土地在60亩以上。这些承包户在公司有关专家的指导下，紧紧依靠农业科技，发展有机果蔬及绿色家禽养殖。最近，春季西兰花已在300亩大田里定植，还种植了十多万株耐盐碱的绿化苗木，有美国墨西哥落羽杉、榉木等。年内第一期建设完成后，园区的湿地保护区，将出现鸟鸣禽影，200亩滩涂区可以进行田牧、海牧、林牧活动，渔人湾可进行垂钓，科普园区将成为青少年农业实践基地。”
  无疑在今日人们的心目中，张建昌是个英雄，英雄的标志是他成功了。但张建昌却始终没有忘记他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他依旧每天早上六点不到出门上班，晚上六七点钟下班，天天为蔬菜的种植、收购、加工、销售操心。每逢刮风下雨，人们总能在田间地头找到他的身影。
  张建昌干着超负荷的工作，拿的是公务员的工资，家中没有什么高档的电器，豪华的装饰。当年他自掏腰包从德国带回来作样品的小工业品，已为镇上造就了好几个富翁。这些人常常同他开玩笑：“建昌，我们办厂十年，发了财，你在泥巴团里滚了十多年，也没见有什么收获。”张建昌却高兴地说：“长河8000名菜农人均收入达到了6000元，许多人家靠种菜盖了新房，我的收获还小吗？”
  对农业，对家乡，他依然一往情深，痴心不变。一家资产上亿元的外资企业，以年薪12万元的条件聘他为总经理，他婉言谢绝了。德国某著名农业企业驻沪办事处，想用更高的年薪聘请他任代理，他还是谢绝了。他笑着说：“要发财，我十年前留在德国，不是早发了吗，还用等到今天！”
  那末，张建昌在追求什么？在他的人生目标中，“官”他是不当的，副镇长不是辞了吗？不是嫌小，而是嫌当了副镇长就办不好他那个为农民服务的公司了，而兼个虚职，他又不干！他说：“兼了副镇长不干实事，农民兄弟会骂我的。”财，他似乎也不要，国外他是注定不去的，否则，克劳斯农场他早留下来了，他要回来为他的农民兄弟办事。现在国内企业用高薪聘他，他也不去，他要留在长河，因为这里有他的父老乡亲。那么享受呢？张建昌从办公司到现在，风里来雨里去，几乎没有一天休闲过，连传统春节大年三十，他都吃不成一顿安静的年夜饭，他有土地，但不造高楼大厦，里面的生活器具与传统农民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而且在生活问题上，张建昌近乎严谨，作者到此为止，还没有听到过他有什么“桃色新闻”，他们夫妻相敬如宾，家庭生活平和美满。
  一个人，如果官不当、钱不要、享受又不会，那末剩下的就只有理想了。张建昌的理想是什么？他说：“古人说，心静是福。我追求绿色，如果这个世界上一片绿色、和平、宁静，那么我的心中就会充满幸福感。”
  作者问：“如果以后你退休了干什么？”
  张建昌想了想回答：“农民没有‘退休’。如果我老了做不动了，就会捧着一壶茶，坐在自己的实验农场门口的传达室里，一边喝茶，一边欣赏农场满目的翠绿，断断续续地回忆自己做过的事，给我的下代人讲讲过去，我就会觉得我这一辈子的生活很充实，因为我无愧于这个时代和自己的人生！”
  仍然是一种百分之百的慈溪农民式的浪漫。梦想成真？
  做定中国“脱硫王”
  在中国，仅作为一个企业家是远远不够的。更应该是一个思考着的人，一个在创新着的人，一个在奉献着的人，一个大写的人。因为未来是属于那些在方法和思想上能适应变化的人。
  ——主人公史汉祥
  一、“暗夜行路，求索者的苦恼”
  在慈溪，有个宁波东方铜业总公司。宁波东方铜业总公司创建于1980年7月，它的前身是慈溪市铜材厂。1993年成立总公司。1999年又新建东方冶炼厂。
  公司总资产达4.5亿多元，占地350余亩，建筑面积4.8万余平方米，职工680余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30余人，是浙江省行业最大工业企业，慈溪市重点骨干企业。年产HPB65-1铜棒4000余吨，HPB58-3铜线6000余吨，粗铜，阳极铜3-5万吨，年总产值7亿元。产品畅销全国十多个省市，深受各地重点出品企业等数百家用户的信赖。产品主要直接供应国内电解铜厂，满足国内需求，也可通过来料加工方式返销国外或自行组织出口。
  宁波东方铜业总公司有个史汉祥，现年48岁，宁波市人大代表，宁波东方铜业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长期致力于铜冶炼和环境保护领域，以其独有的“平衡创科技，回归大自然”的思路，使宁波东方铜业总公司在二十年来不断发展壮大，成为省市重点企业。他先后发明了“铜锌物料鼓风炉熔炼铜锌分离方法”、“二氧化硫烟气处理方法”、“二氧化硫烟气处理装置”、“用吸收SO2后产物渣制造无机复合肥料方法”、“多相反应器”等等24项国际国内专利。2001年11月11日由他主持开发的“低硫复杂硐精矿冶炼废气废渣无污染综合治理技术开发”项目顺利通过国家经贸委组织的专家鉴定，结论为“国内首创，处于国际领先地位”。这项技术通过综合治理，实现了废气废渣的以废治废，变废为宝，消除了二次污染，为我国的环境治理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而且行之有效的范本。
  作者采访史汉祥，是2004年3月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史汉祥丢给作者一叠上至《人民日报》、《解放日报》，下至《宁波日报》、《慈溪日报》各类地方党报和专业报刊杂志上复印下来厚厚一叠资料，说：“我的事迹都在这里了，给你们作家做底本。”
  作者翻阅这些资料，几乎都是他获国际、国内18项专利发明的介绍。其中一则报道说：“如果把史汉祥的专利发明：治理二氧化硫废气的脱硫工艺产业的‘矿渣硫肥’（史汉祥自己定名为‘本肥’），‘以废治废’应用在国内农业盐碱地上，将可使十多亿亩废地得以改造，为国家农业发展产生上百亿的利润。”
  作者吃了一惊，要求看史汉祥的专利发明证书。史汉祥又捧出一叠，内中果然有一份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签署的有关宁波东方铜业“二氧化硫烟气处理方法”为2003年至2006年国家重点环境保护实用技术推广项目的证书。而且这项专利还引起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重视，并在有关材料上批示有关方面处理。为此全国人大常委万绍芬还专门接见了史汉祥，详细询问这项专利的发明与实际应用，上海有关方面曾先后两次派人或组团来东方铜业考察实施项目。
  望着史汉祥如农民般敦厚朴实，额上闪烁着紫红色光泽的脸膛，作者不免肃然起敬，不由问道：“史总是科技研究人员？”
  史汉祥坦诚地笑道：“没有，我没有上过正规大学，科技发明只是业余爱好。我的研究方向是平衡学说。这个专利发明是我根据世界平衡学自己琢磨出来的。我现在是东方铜业的老总，以前是村支部书记，再以前是个农民……”
  这下作者更惊讶了，一个拥有24项国际国内专利发明知识产权的中年汉子竟没有上过正规大学，而且自称是个农民。“平衡学说……”作者实在是弄不明白，这平衡学说是属于哪一门的学问？
  史汉祥笑了，他又拿出厚厚的一叠记录他创造“平衡”学说过程的资料和他自己的语录，说：“一般人都不理解，这个平衡学说也是我自己在业余时间琢磨出来的。我认为这个世界任何事物都处于平衡过程中，有天必有地，有日必有月，有男人必有女人，有白天就会有黑夜。中国古代有阴阳说，这是古人对平衡学的解释。世界万物都在运动中，这运动就充满着平衡的过程。”
  说着，史汉祥翻开了他自己平时整理的“理念”语录。他说：“人类智慧的火花有时仅仅产生于一瞬间，我把这些火花记下来，为的是便于自己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你们可以看看，以便对我这个人有更深的了解。”
  作者翻开了这份“语录”，有几段话赫然映入作者的眼帘：
  “——创造并非容易，创新不是俯首可拾。”
  “——我也认为有点梦，好在中国有句谚语叫‘梦想成真’。”
  “——我根据世界上事物都是平衡的，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想法，‘以废治废，变废为宝’一直是我创新的根本。”
  “——我常常想到另一部分人，他们身患绝症，这些人连命都保不住了，让他们的身体好起来比让他们富起来更重要。”
  如此等等，这本“语录”的内容庞杂，涉及到科技、社会、法律、文化和医学诸方面。作者不由不对这位农民出身的企业家和发明家肃然起敬。“将军原来亦诗人。”史汉祥真是不简单！
  但真正不简单的却是史汉祥的创业和他走过的科研历程。对此浙江《市场报》记者有过详尽的报道，特摘录如下：
  二十多年前，史汉祥和几位农民自筹资金，办起了一家小铜厂。当时，一无设备，二无技术，三无资金，如何当好这个厂长，他一直追问自己，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要做的事还有很多很多……1979年，中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把史汉祥带到了一个崭新的思想境地。这一年，中国第一次全国科技大会在北京召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句话，时时在史汉祥的脑海里响着。他感到有用武之地了。
  史汉祥是一个有心智的人，他深深地感到，不论是企业还是社会都面临着变化，这种变化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他认为，未来属于那些在方法和思想上适应变化的人，作为企业家必须善于发现企业的发展契机，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史汉祥对铜业的市场行情变化、生产历史、工艺技术要求了如指掌，对铜行业市场情况特别敏感。铜与各行各业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国是一个缺铜的国家，粗铜又是电解铜的生产原料，他看出了生产粗铜是本企业调整生产结构，促进企业发展的方向。他说：目前，国内外粗铜生产都以硫化矿作原料，先炼得冰铜，然后再次吹成粗铜。成本高，脱硫难，有的企业因经济效益不好而关闭。他说：“这是缺铜的根本原因，这是一种铜的失衡现象。”史汉祥洞察到生产粗铜的关键是原料的选择和脱硫的方法。这里就有一个发现失衡重建平衡和打破旧平衡，取得新平衡的观念问题。因此，重建铜的产需平衡是东方铜业的契机。瞄准创新技术，改造传统生产工艺，成为东方铜业发展的动力。
  史汉祥是一个求精务实的人。为解决传统工艺不能用硫氧化矿生产铜的技术，他思索着用低硫铜矿作为工厂中间试验原料。可是在专家的眼里，史汉祥的这种想法只是一个梦想。史汉祥天资聪颖，有着许多创造性思维，同时又有二十年炼铜的丰富经验，他坚信自己能够做到这一切。在历时四年多的工厂车间试验里，在技术创新的道路上，史汉祥用艰难的脚步，一步一步地跨越了技术的难关，以严谨的科技责任感对试验结果数据进行比较和肯定。四年来，他用形象对比逻辑推理完成了设备改进，使其适应新的工艺方法。把SO2牢牢地留住，使其成为烟气净化的新技术。清夜扪心、慧悟达智、天道酬勤，史汉祥的“铜锌物料鼓风炉熔炼铜锌分离新工艺”和“低浓度SO2烟气净化新技术”成功了。1997年10月经科学技术鉴定：属国际领先，国内首创，并荣获浙江省科技二等奖。1998年3月经上级有关部门批准立项。同年6月年产3万吨粗铜冶炼生产线、总投资9500万元的技改项目正式破土动工，1999年10月项目完成。包括设备安装和联动试车，总共不到一年半的时间。1999年11月26日，是东方铜业人难忘的日子，这一天熔炉里流出了第一炉滚滚铜水，史汉祥噙着泪花，掩饰着那无法抑制的冲动，史汉祥终于实现了他的梦想。这一成果，不仅为解决我国缺铜状况开辟了一条有效利用低硫铜精矿的新渠道，为冶炼行业进一步炼出粗铜提供了新技术，而且因其尾部废气处理，脱硫率达99％以上的惊人效果在环境保护技术方面也是一大突破。1999年6月被国家经委列为国家重点创新技术项目。
  2003年9月，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在浙江省慈溪市举行“DS——低浓度二氧化硫烟气治理技术鉴定会，经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国成、邱定蕃和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副会长、教授钮因键等九位专家认真审查，并进行现场考核：宁波东方环保设备有限公司（东方铜业属下公司）的DS——低浓度二氧化硫治理技术通过国家级鉴定。鉴定认为，该技术属国内首创、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DS——低浓度二氧化硫烟气治理技术”是由宁波东方环保设备有限公司经过多年开发成功的湿法烟气脱硫技术，包括有色金属冶炼炉渣调制成的料浆吸收二氧化硫技术、二氧化硫吸收设备DS——多相反应器和吸收二氧化硫后的炉渣利用。该技术以水和粉末状有色金属冶炼炉渣调配成的料浆作为吸收剂，在DS——多相反应器与烟气中的二氧硫反应，使二氧化硫从烟气中分离出来，达到净化烟气的目的。吸收二氧化硫后的炉渣，经过适当加工，制成肥料——硫硅配方肥，进而结合城市垃圾处理，制成富硫生物有机肥。目前，该技术已拥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获得三项发明专利，申报一项发明专利、二项实用新型技术。
  专家认为，该技术具有适应性、脱硫率高、投资省、运行费用低的特点，可在全国推广应用，广泛适用于所有产生二氧化硫烟气的行业。该技术经济社会效益明显，经浙江省环境监测中心监测，脱硫率平均为98.9％。投资费用为每处理一立方米烟气81.28元，运行费用为每处理一吨二氧化硫333.68元，投资和运行费用仅为一般引进技术的四分之一和三分之一。
  对此，《慈溪日报》记者陆华桥与通讯员余万军率先报道，国内《人民日报》、《科技日报》和许多专业地方报纸也进行了争相宣传。
  然而史汉祥却非常苦恼。他对作者说：“求索者往往是痛苦的，在科技的道路上尤如暗夜行路，成功者很少，因此非常孤独。拿我几项专利来说，如果用在农业改良土壤和环保上，可以改善多少贫瘠的土壤和促进环境治理，目前全国有15亿亩盐碱地难以利用，光慈溪就有6万亩海涂，如果使用这项专利，就可为国家增加致少上百亿元的效益。可是，却难以推广，为此我感到苦恼。”
  《解放日报》记者顾许胜对史汉祥发明的“多相反应器”专利产品订购不出去的事宜报道说：“据记者了解，目前全国每年有1995万吨二氧化硫在向空中徘徊，既破坏生态环境，又影响人民健康。为此，国家将投入967亿元，实现“2005年在4个直辖市和21个省会城市、175个地级以上城市的109万平方公里，二氧化硫排放比2000年减少20％”的目标。”
  “以杭州一家钢铁厂为例，该厂花费4.9亿元进口脱硫设备，其脱硫效果远低于史汉祥发明的“多相反应器”的脱硫水平。而“多相反应器”的安装价格仅为4.9亿元的十分之一。更值得一提的是，国外设备仅解决低水平脱硫，被脱出硫气所造成的石膏硫酸均大量积压，而史汉祥则将脱口的硫气搜集起来，还原于本来应该废弃的矿渣，使矿渣摇身一变而成肥料。这种“多相反应器”的副产品矿渣本肥，经浙江、江西十多个县的种植试验，效果不错。
  在史汉祥所在的慈溪市东方铜业公司大楼的二楼，作者看到，一个庞大的专门生产“多相反应器”的工厂模型已经制作了近半年，来自全国参观的人不计其数，但由于没有足够的订货，模型依然是模型，最近有两家企业与东方铜业达成了初步意向，听说还是口头的。
  顾许胜认为：“史汉祥发明的脱硫‘多相反应器’在2001年11月11日经国家经贸委的专家鉴定，脱硫效果为98.9％，比现有报道的，世界发达国家的脱硫水平高出8个百分点，专家一致认为：这项技术工艺合理、流程畅通、生产稳定。‘多相反应器’为低浓度SO2污染的治理找到了一个经济有效的方法，对国内外治理低浓度SO2污染与环境保护具有现实意义。”
  但实际情况是现国内许多大型企业纷纷在国外进口脱硫装置，消息常现报端。史汉祥说：产品出来后，虽然不断接到国际许多企业有关脱硫问题的咨询，但却没有一家正式与公司签订协议的。我真弄不明白国内这些大企业为何舍近就远，舍便宜就昂贵？
  为此，史汉祥深感孤独与苦恼。他苦恼的不仅是经济问题，东方铜业一直效益不错，作为董事长和总经理的他不必为职工吃饭问题和企业的效益发愁。他的苦恼是另一种原因，到底他的发明与专利有没有价值？这个“女儿”能不能“嫁”出去？直接影响他这个父亲（发明人）的情绪。
  史汉祥说：“对环保，这是个社会公共问题，我之所以发明研究脱硫与国内环境挂钩，是因为我在办铜厂的过程中就涉及到环保。对这个世界共同关心的问题，我是化了几年心血才研究出来的。但在实际应用中却是步履艰难，这不能不使我感到痛心……”
  有《中国环境报》2003年12月18日整版报道史汉祥的事迹与成果，誉他为“做蓝天的卫士，当健康的使者。”该报道中说：史汉祥作为全国优秀企业家和宁波市人大代表考察过国内许多大中型冶金企业和火电厂、化工厂，看到的情况极为严重，有些企业在几公里外能闻到刺鼻的臭气，原来蔚蓝的天空变得烟雾弥漫，工厂周围树木熏焦了，花草枯萎了……毫无疑问，全国众多火电厂、黑色、有色金属冶炼、水泥厂、化工等行业企业无任何治理或治理不力的烟气排放，是造成地区性酸雨频发、大气中二氧化硫浓度过高的重要原因。我国连续多年二氧化硫排放量超过2000万吨，已居世界首位，致使我国酸雨和二氧化硫污染日趋每年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千亿元，且逐渐呈上升趋势。这些惊人的数字，使史汉祥的心中再也不能平衡。
  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使史汉祥深刻认识到环境污染治理的急迫，他每次在人大代表的议案中都提到加强二氧化硫治理等环境保护问题。从1993年起，史汉祥就致力于“二氧化硫烟气治理技术”的研制开发，开始着手为二氧化硫寻找“归宿”。
  “二氧化硫烟气治理技术”虽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却是令全球头痛的难题。许多国家都投入大量财力、物力；致力于找到一条科学、有效、环保的治理二氧化硫烟气的理想途径。
  面对二氧化硫烟气治理这一世界性的难题，史汉祥作了科学的分析。湿法石灰石石膏脱硫，是世界范围内运用比较成熟的一种技术，但设备运行费用较高；而且这种方法虽然已经对水循环处理、充分利用了水，可水的消耗量仍很大，尤其在我国北方和西北的干旱地区使用会遇到较大困难；加上脱硫后的副产品石膏在我国无市场前景，势必形成固体堆放，既占据大量土地又造成二次污染。因此，总体上来说，上述这些脱硫技术都不适用我国国情。如何尽快开发具有自主产权的脱硫技术已成当务之急。
  但史汉祥却也有已经“嫁”出去的“女儿”。
  获2001年国家经贸委重点技术创新项目“废气废渣无污染综合治理技术”和国家环保总局2003年国家重点环境保护实用技术“DS一二氧化硫烟气处理办法”等科研成果，具备完全自主的知识产权并转化为生产力在有色金属冶炼厂成功运行二年多，现已进入电力行业脱硫工程应用。
  他运用脱硫技术生产的矿渣硫肥（即本肥），在2003年浙江省农业厅颁发了肥料登记证，正式命名为“硫硅配方肥”，在浙江省的兰溪、丽水和慈溪本地使用。可使油菜增产15.9％棉花增产20.32％，余水稻、莴苣与其他农作物的产量也可大幅度提高。但问题在于大面积的迅速地推广，却没有很好的措施予以保证。
  中国农科院白色农业研究所所长包建中教授说：“全国大面积的耕地因三十年来一直施用氮磷钾化肥，土壤团粒结构已被严重破坏，导致耕地僵化、板结，而近年来多种害虫繁衍、农作物品质下降都与单一的施肥结构有直接关系。实践证明，硫硅配方肥确实是医治土地病的一剂良药；它作为盐碱地改良剂能使大面积盐碱地得到彻底改造，这更是几代人的夙愿。”
  史汉祥性急地对作者说：“全国有15亿亩盐碱地呀！你算一笔帐：每亩增产10元钱，就是150亿元的效益呀！我不是为自己急，是为国家和政府急……”
  二、奇人、怪人、仙人
  凡是熟悉史汉祥的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史汉祥个子不高，皮肤有点黝黑，眼睛小小的，但却很锐利。与常人不同的是他额头特别宽阔，头发都朝后翻，梳理成一种“大包头”的形状。旁人如果一不注意，冷丁看见，他的面相很像开国伟人毛泽东。
  在慈溪这块大地上，说东方铜业，有人不一定知道，但如果提起来史汉祥，知道的人却不少。知道的人谈及史汉祥，都说他是一个奇人、怪人、仙人。
  奇人何谓奇？他是东方铜业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却拥有在国际、国内领先的24项的科技发明专利；这些成果加起来，连一个具有博士学位的在职科学家都很难做到。但如果是科学家，在人们的眼中必具备高等学府的良好教育，学富斗车，家藏万书，而史汉祥呢？只有初中的文化程度，而且他在学校读书时，成绩也并不十分突出；他读小学是在“文革”期间，读初中也在“文革”后期，肩佩“红小兵”的袖章，每天上课与“玩儿”似的，所受的教育可想而知。毕业以后他当农民，后来当村的支部书记。1982年到东方铜业当总经理，中间也没有受到过所谓的‘高等教育’，那末，史汉祥的科学发明创造的知识底蕴来源何处？
  更令人扼腕叹绝的是史汉祥进行科技研究，发明没有实验室，他的实验场地就是东方铜业。甚至连他的员工，也没有谁知道他在进行科技实验。企业有600多名员工，谁都没见过史汉祥上班时间从事科技实验，每年的生产利润指标压得他很紧，与其他的企业“老总”一样，史汉祥每天处理企业的大小事务，忙得连回家吃饭和睡觉的时间都没有，那么史汉祥从事科技研究的时间从何而来？
  说史汉祥怪人，是因为史汉祥在日常工作、生活中怪招特别多。世界上许多事情，包括人的性格、爱好都有规律，一般人按照日常的规律思维，但史汉祥的思维方式却与常人不同，以至于人们把他看做“怪人”。
  史汉祥是管理企业的，现在企业界关于企业老总现代管理的书籍不少，大学还专门设置了企业管理学，国际通行NBA的管理方法。为使现代企业与国际接轨，许多老总都自费研修，拿个学士、硕士甚至于博士的学位，来加强自己对企业管理的学说与能力。但这些，史汉祥统统是没有的。
  那么史汉祥用什么来管理呢？他最大的爱好就是精读毛泽东著作。对一代伟人毛泽东，史汉祥几乎崇拜得五体投地。他不但通读了毛泽东选集五卷，还对毛泽东所有的文献、诗歌都了如指掌，包括这些年学者、作家出版的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传记，他是有一本买一本，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
  他说：在我这年龄，没有赶上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这是我平生一桩非常遗憾的事。毛泽东非常了不起，他是个农民，带领农民造反，打下了天下。明末有个农民领袖李自成，也打下天下，但结果李闯王的江山坐不稳，只在北京呆了不到100天；可毛泽东，这江山却稳稳地坐下来。逝世后还有人执行他的思想方针。因此，毛泽东是个伟人……
  他说：世界上任何管理学说都不如毛泽东的著作，特别是他的辩证唯物说，上承古人，自成一统，博大精深，一个人如果学会了毛泽东的辩证唯物论，那他就能做世界上的任何事情。
  他说：毛泽东的辩证唯物论，是我管理企业和从事科技研究的钥匙，阅读毛泽东的思想辩证方法，使我一辈子受益非浅，终身受用……
  为了表示自己对一代伟人毛泽东的敬仰，史汉祥特地花了几十万元钱，请美院雕塑家设计，在他东方铜业的公司门口，竖了一尊高3.8米，重2吨的纯铜毛泽东坐像，让他的员工每天上、下班瞻仰。这样的举动，在现代企业的“老总”中，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吧？况且，史汉祥的东方铜业是个乡镇企业。
  史汉祥的怪招，还反映在他指挥生产与科技研究上。在1999年，为了把他“奇思异想”的科技成果：粗铜的二氧化硫烟气处理转化为生产力。他建造一条年产三万吨粗铜的冶炼生产线。通常需要五年时间完成的项目，他们一年半就进入了生产阶段。1999年12月18日，一个史汉祥有意识选定的日子、全厂几百双眼睛盯着炉口，等待一个新生命的降临。然而，尽管有一位40多年工龄的老师傅坐镇，结果还是接不来一个新“生”儿，最后他竟不好意思地不辞而别。在场的新炉老工一个个目瞪口呆、束手无策。这时炉内已有近百吨矿物料，炉温达一千多度，如果停下来，物料结块，炉子报废，后果难以收拾；如果继续升温，就有可能引起爆炸，后果更加不堪设想。奇人遇到了奇难，史汉祥的头又“疼”了，不过他并没有退缩。他的脑子里居然还是转动着“平衡”两个字——忽然灵感突显，脑子中涌现一个怪招，他在炉底边上打了几个眼，把已经溶化的物料一点一点往外引——12月26日，滚滚铜水犹如一条火龙。安详躺在铜苞子的摇篮里！史汉祥成功了。他自己也说：就是怪，我走投无路之中，脑子中就会出现我自己琢磨的“平衡”学说。真是“菩萨”帮忙，我战胜了自己。
  说史汉祥是“仙人”，这是宗汉镇附近方圆几十里人们都公认的事。常人也许不会相信，这史汉祥不仅是个优秀的企业家，一位致力于环境保护、变废为宝的科技发明家，而且还是一位悬壶济世、救死扶伤的杰出民间“郎中”。因此在史汉祥的“语录”里，有“我常常想到另一部分人，他们身患绝症，这些人连命都保不住了，让他们身体好起来比让他们富起来更重要。”
  说起来有些戏剧性，史汉祥并非出身中医世家，他的祖先可查的族亲内，也没有人从事医生这个职业的。史汉祥“救死扶伤，替人坐诊看病”，还得从他治疗自己的头痛病开始。这位有着二十多年炼铜经验的企业家，年轻时曾有个怪病，这个怪病是他从娘胎里带来的。每逢油菜花盛开、蜜蜂飞舞的时节，他就头痛难熬，要到盛夏才慢慢地缓和下来。为此，史汉祥下广州、去上海、上北京，求治过许多名医，均毫无效果一年暮春，又是蜂飞蝶舞的时节，史汉祥的头又痛得他坐卧不安。他索性站起身来，站在窗口向外望去，心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拿史汉祥的话说是突发奇想，他经常有这种突发奇想的时刻），为什么每当油菜花开时，我头最痛，这时什么最活跃？是蜜蜂、是蚂蚁……炎炎夏日，头最痛时谁最开心？是知了、是向日葵……于是，从小就善于思考、心性执着的他，想到现成的药物已经没有办法医好他的病了，他就从《黄帝内经》、《本草纲目》找出药方，以他头痛时最活跃的蜜蜂和其他中草药配方下药，居然奇迹般地医好了自己的头痛病。
  恍然间，史汉祥悟到了些什么？两件看似不相干的事物联系在一起，就会产生新的一种含义。于是，史汉祥一有时间就搬来中医书籍看，手不释卷、堕入一种痴迷之中。一个企业家莫非真要抽身当“郎中”？然而，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总是发生在他的身上：岳父的胰腺癌已到晚期，医生说：“他爱吃什么，就赶紧吃点吧。”回到家中，史汉祥不忍老岳父就这样离去，便将自己调制的药拿出来。老人说：“反正也没有好办法，就死猫当作活猫医，试试吧。”谁知几个月过去后，岳父的病还真的被治好了。现在已经七年过去，身体仍然很硬朗的老岳父，每天还踏着三轮车到处忙碌哩！
  自从看好了岳父的胰腺癌，史汉祥信心大增。他觉得他也可以悬壶济世地当“郎中”为人治病了。
  自此史汉祥开始用他那质朴、独特的辩证施治，为乡里群众治病，患者高某某，1999年4月出现头痛头晕、呕吐，2000年1月30日被医院诊断为脑左侧颅叶占位性病变，已经晚期，不能动手术。史汉祥采摘各种草药让他服用，一年多后经医院复查，肿瘤块由原来3.05×2.76厘米，缩小到2×2.01厘米。史汉祥说：“救死扶伤，乃人之大义。男儿不能戎马疆伤，为国捐躯。则退之悬壶济世，为人疗伤。”因此，这些年来史汉祥自己花资采集中草药，为患者免费治疗，成为慈溪宗汉一带远近闻名的“名医郎中”。
  于是，史汉祥斥资创办以攻克恶性肿瘤等疑难杂症的慈溪市汉祥生物技术研究所，史汉祥自己任所长。成立七年来，共免费治愈900余人。由于研究所不以盈利为目的，而且对疑难杂症治疗有特效，2000年12月17日，史汉祥作为勇于为医学献身的科学工作者，而荣获世界卫生组织颁发的人类医学功勋奖。
  史汉祥说：“据2000年统计，我国每年大约有600多万人死于癌症，仅慈溪市每年就有3000左右的鲜活生命被癌魔吞噬；且近几年每年都呈上升趋势，面对死亡的威胁，我认为对这些人来说，健康比小康更重要！”
  史汉祥想搞一座集科研、预防、绿色环保、诊治、康复为一体的国际肿瘤医院。
  对2003年“非典”横行，无故夺去人类生命的流行病疫情，史汉祥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说：“现代科技发展，人类生存环境受到破坏，工业产生的‘三废’过度排放，原来规律的气候磁场受到影响，导致温室效应加剧，季节气候反常；多年来大气污染已积累到产生一种无形菌群（废米族）繁衍的程度。而能调节生态环境、对病菌有遏制作用的某些植物，近几年却大幅度减少，这种自然界的平衡格局一旦破坏，人类健康就失去了天然保护屏障。在忽冷忽热的气温环境中，大气污染积聚产生的‘废米族’形成新的病毒，以空气作为传播媒介，使体质偏差的人易受感染。”因此，他呼吁要以宏观的角度看待“非典”的形成。在全国抗击“非典”战役打响后，他夜不成寐、潜心研究，在短期内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奉献出两份防治与治疗“非典”的中药验方，并被录入“非典”防治处方库，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回函中，对他的爱国热情和奉献精神给予高度赞赏。主营中西成药开发的广东曼克莱公司得知消息后，频频来函来电，商谈转让意想。
  史汉祥从事医学科技研究，救死扶伤，他却没有“文凭”，也没有职称，可他却可以妙手回春，七年中治愈和缓解900多位病人的症状。他没有高深的医学理论和专职医务人员，却自办汉祥生物技术研究所，以开发中草药为主，进行医学科技研究，领域涉及世界上现在医学界无法攻克的癌症、非典等疑难杂症。你说：这神吗？非仙人何如？
  但史汉祥却是常人。他每天都到东方铜业总公司上班，因为他是东方铜业的董事长、总经理，指挥管理着他这家年创造几亿产值的企业。业余时间他搞科技开发，立足于国家环境保护治理，变废为宝和从事医学科技研究，给人治病。为此，他每天很忙，所以他也就没了其他爱好，除了看书，他唯一的休闲就是在家里陪妻子和家人吃吃饭了。
  史汉祥实际上却活得不轻松。他的所有的“奇”、“怪”、“仙”都出于他一种发自内心的浪漫的追求。在史汉祥的生活世界里，他一直在寻找一种人类内在美的东西，这东西到底是什么？他可能一下子说不清，但他在却在追寻，用他自己的生命与智慧追寻……
  三、质朴的“平衡”理论
  史汉祥的“平衡”理论，完整的是八个字：“平衡创新、回归自然”，这八个字。是史汉祥办企业，搞科技研究和为人治病的基本根据。
  走进史汉祥的办公室，作者从与他握手，到本乡本土的“普通话”的言谈，以及他黝黑的皮肤，乌黑的头发和极其“乡土味”的举手投足，一举一动中，都无不透露那种来自“田野”上的清新的气息，给我们的感觉是人与环境、人与自然的一种和谐，史汉祥说：“这就是‘平衡’。”
  在史汉祥的人生字典里，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建立在平衡基线上的，都有其自身规律和内在的必然联系，并不能孤立地看待平衡。他非常推重唐代思想家、诗人刘禹锡在《天论》中提出的“天之所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的哲学观点。认为世界上的平衡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动态的平衡才是世界的主题。
  他说：“地球上的生物品种繁多，形态各异，但是如果仔细地观察和分析就会发现，生物与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各种生物都依赖于自己的生存环境。”
  史汉祥说：“众所周知，二十世纪在科学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同时，自觉或不自觉地破坏了生态环境，比如，无序的开采，就等于拿猫的尾巴喂猫，一直这样下去会把地球的“血”抽光！地球的灾难由此而生，大自然的疾病由此而生。其结果，导致人类生存的空间缩小，人类疾病也随之增加——地球失衡、自然失衡、人类失衡……”
  史汉祥又说：“企业发展创新，重点是关心危害自然环境的新问题，特别对人体疾病的产生和生态不平衡的原因，作为创新类企业来说更应注重。治理人类生存的环境已成当务之急，尤其在农村，当前我国耕地养分严重失调，植物营养品质下降，人类饮食失调，导致人类疾病发生。一些现象表明，商家营养品市场大战，农民暖棚早熟蔬菜瓜果的出现，一年四季瓜果蔬菜新鲜，给人体补养带来了方便，然而他们却忽视了原始营养的保护，顾此失彼，破坏了自然界的平衡。保护耕地已成为当前农村头等大事！人类许多疾病的产生都与耕地养分严重失调有
  关。东方铜业公司对烟气中SO2的处理，不仅是冶炼企业的一项关键性技术，而且是国内环境保护技术的一大难题。公司在成功创新‘铜锌物料鼓风炉熔炼铜锌分离’，用大风机把烟气送人湍球式吸收塔内进行烟气、石灰乳、氧气三相间的充分化学反应，使尾气排放量在80PPM以下，是国家300PPM排放量标准的26.67％吸收率为98.91％，比日本最高吸收率96％高出2.91个百分点。这是对自然环境的一种保护。东方铜业人在治理工业废气上，决心大，投入多。目前年产三万吨粗铜冶炼生产线，环保投资占9500万总投资的28.34％。在生产中决不做为了一时的经济利益而去污染、破坏环境的事。对周围群众提出的问题，我都及时给予解答和处理。如夜间虽然噪声未超标，但群众还是有反映，我们企业领导当即决定，把几个噪声较大的机房都装上隔音板，这一下子就花了200多万元。群众对企业SO2处理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技术还不理解，企业就请有关部门和专家到现场做监察解释，无论如何，办企业要为当地的父老乡亲着想。为人类环境平衡考虑，决不能昧着良心为了企业效益，去破坏人类生存的环境。
  史汉祥又说：“现在人类生存的环境已很脆弱，企业不能做雪上加霜、火中加薪的事。如果整个地球环境失衡了，人类就将会无处生存。”
  史汉祥还说：“其实人类发现肿瘤已有3000年以上历史，不仅人类患肿瘤，动、植物也有肿瘤。直到19世纪应用显微镜后，才建立了目前肿瘤学的框架。20世纪以来，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基础理论研究与新技术的应用，肿瘤学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尽管恶性肿瘤已成为人类健康的头号杀手，但肿瘤学的进展已使众多肿瘤患者有了根治的希望。”
  “当今癌病高发主要原因是生态失衡、空气、食物和水源的污染，尤其是电磁波辐射对人体细胞的杀伤，这些有害因素致使细胞内的基因产生突变，就是细胞内的癌基因和抗癌基因稳态失衡，导致正常细胞癌变，癌变细胞无休止的繁殖分化，并向周围组织乃至全身浸润和转移，局部表现为细胞异常增生而形成肿块。其实这就是人体内部不平衡所造成的。”
  最后，史汉祥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在20世纪人类破坏了地球的平衡，这是人类在20世纪所欠下的对地球的债。现在21世纪就是偿还20世纪的“债”，把平衡还给地球。”
  史汉祥认为：这是一个回归自然的大平衡。他说：“人类要是再这样肆无忌惮地破坏地球的平衡，最后不是要把人类自己也一起“破坏”掉吗？”史汉祥说了这么多，但作者还是有点摸不着头脑，问：“史总，能不能用简单的一句话解释平衡？”
  史汉祥想了想说：“简单地说，平衡就是一种和谐。这个世界和谐就是合理，合理就产生美，如果不和谐，就因为不平衡，自然界不平衡，自然界就得病，是乃‘天灾’，人体不平衡，人就得病，此为人祸。任何事物不平衡就得‘病’，我们从事科技研究是为事物与人体治病，就是找出事物不平衡的根源，然后对症下药，解决其主要毛病与症结，才能使自然与人体复归平衡，产生和谐合理来孕育美。这就是我的平衡理论最简单的解释与说法……我所有的创造发明包括为人治病，都得益我的这个平衡理论。”
  作者问：“世界上有没有这门学说？”
  史汉祥说：“类似的学说有，如中国古代的刘禹锡，近代毛泽东的辩证唯物论，国外的黑格尔和萨特的辩证法与存在主义学说。但如我这般明确而简扼要地提出平衡理论观念的，还没有……”
  史汉祥的“平衡”理论，建立在他“创新”理念上。在实践中，史汉祥悟出找到事物不平衡的原因是恢复事物平衡的起点，而要让事物平衡人类必须有创新的观念。
  史汉祥刚到东方铜业的时候，东方铜业提炼铜使用的是传统的石灰石湿法去硫，虽然脱硫率达90％，但冶炼成本大，其副产品石膏经济价值低廉，排出的废渣影响空气、环境污染。史汉祥说：“虽然铜同各行各业、千家万户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但是我国是一个缺铜的国家。粗铜是电解铜生产的原料，目前国内外生产粗铜的原材料工艺处理上存在着问题，使铜的产需矛盾非常突出。”对粗铜产需失衡的现象，他分析当前国内外粗铜生产都用硫化矿做原料，先炼成冰铜，然后再吹成粗铜，如此生产势必造成成本高，脱硫难。有的企业因经济效益不好而关闭，这是造成铜的产需矛盾的重要原因。因此，重建铜的产需平衡是东方铜业的发展契机，瞄准技术创新，改造传统产业，成为东方铜业发展的动力。
  史汉祥在对科技人材、市场调研、参观考察、资金投入进行了一系列的前期准备之后，决定就地进行工厂中间试验，不用国家一分钱，自己搞试验。1992年春，史汉祥来到北京，特意请教了几位中国很有影响的冶炼专家，弄清楚了粗铜生产的原料与工艺及其烟气净化的技术处理关系，并邀请专家到他杭州湾南岸的生产现场指导，会同专家一起潜心开发“铜锌物料分离新工艺”和“低硫烟气吸收新技术”。
  史汉祥说：“我国缺铜，就要补铜，这项新技术开发一是为环境保护，二是为我国这样一个缺铜大国找到资源开发和利用的渠道。这就是我的一种平衡的观念。即缺铜补铜，排废为宝。”
  史汉祥认为：要平衡就得创新。这世界已经被人类搞得不平衡了，比如环境污染，空气中的二氧化硫烟气大规模超标，据统计全世界每年的排放量为2亿吨。这其中包括我们东方铜业。
  是的，史汉祥的东方铜业也在每天排放二氧化硫。
  企业刚开始筹建时，曾经有农民闹事，说工厂放“毒”，工人上班是吃“毒”药，会导致“男不生女不育”——后来风波虽平，而企业的污染却是事实。国内外对二氧化硫的处理和控制，都是用石灰——石灰石湿法技术，就是酸碱中和，还有用胺水、海水中和，但脱硫程度也只有达到90％——95％。
  史汉祥开始思考他的“平衡”和“创新”理论。他要用这一理论，解决东方铜业粗铜脱硫和排污难题！
  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可史汉祥认为，虚幻的上帝赐给人类的只是一张空头支票，要还世界平衡必须人类自己思考，因此，东方铜业治理二氧化硫也只能靠企业自己。
  史汉祥治理二氧化硫有自己的“理论”根据，这个根据就是他的“平衡创新，回归自然。”的理论。这是他的执着而自信的“理念”。按照他的“理念”，地球上的石油和煤矿等等都是不应该开采的，你开采了地球便不平衡了，所以要千方百计保持地球的平衡，否则，人类迟早有一天会毁灭自己。为此，他长夜难眠，苦思冥想；北上南下，拜师访友。终于完成他“以废治废，变废为宝”的多项技术创新。为此，国家经贸委给了他们70万元的科研经费，2001年11月11日，国家经贸委，宁波经委对他们开发的国家重点技术创新项目专门发了文件（国经贸技术2001年441号），对东方铜业史汉祥的“低硫复杂铜精矿冶炼废气废渣无污染综合治理技术开发”进行验收，来自全国矿冶、农业科学、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专家、教授、负责地在鉴定书上写下了自己一字千金的名字。从而使这项科技开发技术基础上实施变成为现实。
  为此，北京农科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长包建中教授大声疾呼：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果，其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技术本身所创造的经济价值，希望有关方面对史汉祥的创造引起重视。
  奇人奇迹，技惊八方。香港国际科学院和伦敦应用技术研究院闻讯，立即发出邀请，要史汉祥或去讲学，或者干脆要花巨资购买他的专利！
  但史汉祥不卖。史汉祥为何不卖？他还是那个理论：地球上的万物，必须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人类开采了那么多矿物，给地球造成“失衡”，“失衡”必须补充。因此，他要给土地吃“药”。而这种“药”首先是给中国的土地吃，而不是给外国的土地吃，因为中国的土地同样失衡，史汉祥的“药”先要给中国的土地弥补“平衡”。
  与此同时，史汉祥在他的企业内部进行一系列的“平衡创新”的改革，首先是减少投资。对东方铜业“变废为宝”的技改项目，进口的设备要4.9亿元，而史汉祥自己研究制造的多相反应器，只要3000万元；而且两者的年处理二氧化硫的能力都是3.5万吨！史汉祥说：“同样的设备，我设计的比外国人脱硫效果更好。我为什么要用外国人的东西？现东方铜业使用的多相反应器，据环保专家测定，脱硫率达到98％，尾气排放只有87ppm，超过国际先进水平3.8％，远远低于国家300ppm标准。现在东方铜业制铜车间的两座‘大山’不见了。”我国长期以来，冶冻企业都背着矿渣和石膏两座“大山”，现在史汉祥的技术却把死山变成“活山”、废山变为“宝山”。
  经过处理的矿渣和石膏变成了史汉祥给土地吃的“药”——“本肥”。
  “本肥”在中国农肥中无载，在中国也没有一个化学专家和企业创造和生产这种“怪肥”。“本肥”是史汉祥自己取的名。他认为，几十年来，中国农村大多使用氮、磷、钾化肥，尽管也提高了效力和产量，但也不可避免地破坏了植物所需要的大量微量元素。土地已经生“病”了。而“本肥”恰恰就是增加了土壤中的微量元素。“本肥”是给土地吃“药”。同时，从地球的平衡来说，我取大地之铜，就要还大地之“肥”。亦取亦予，有借有还。这是平衡创新，回归自然的原理。
  史汉祥说：“不仅如此，由于植物中微量元素增加，人体所需的胺基酸成分也随之提高。就是说，人体本身所需要的‘肥料’也充足了。”
  这也是人类健康的一种福音！
  拿史汉祥的话说：“这又是一种新的平衡。即人与自然的平衡！”
  对人体理论，史汉祥仍根据他的“平衡创新，回归自然”的理念进行开发研究。他对人体的开发研究，视同他的企业开发研究如出一辙。史汉祥认为：“人类科学总体研究归纳起来只有两个领域，一是自然（指宏观），二是人体（指微观），而他的平衡创新，回归自然理论适用于这二大领域中。”
  史汉祥说：“人体与自然实际上是相通的，地球失衡了，就会引起各种疾病，影响人的生态环境。一旦人的生态环境破坏，人也就在地球上生存不下去了。因此，人就得保护地球的自然环境。人体生存得益于地球自然平衡，而地球的自然平衡则要借助于人类的保护。它的自然公式则为：环境平衡——保障人体平衡——人体平衡——保障环境平衡。这是自然生存法则。为什么外星球至今未发现人类，因为外星球生态不存在人类生存的条件。人类要在外星球生存必须在外星球创造适合人类生命生存条件。这同样是一个平衡原则。”
  史汉祥认为：“人类自身的疾病是由人体内不平衡造成的一种表现，医治疾病的最好方法是促使人体内部平衡。而他为患者治病，使用的仍是一种平衡的法则。”
  带着好奇和崇敬，作者来到远离城市喧嚣的慈溪市汉祥生物技术研究所。在宗汉街道江东村一个宽大的院子里，几十株高大粗壮的银杏树将这里的氛围营造得格外幽雅寂静，置身于绿化丛中的三层建筑外观自然简朴，如果不是大门上方高悬着“攻克癌症、造福人类”八个大红灯笼，初看还以为是一幢别墅呢！
  踏进生物技术研究所的大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幅患者赠送给史汉祥的锦旗与匾额。在一旁的杨医生告诉作者：锦旗与匾额原先还要多，因地方小挂不下，这仅仅是其中一部分。更使作者震惊的是一幅巨大的国际肿瘤医院鸟瞰图和以此做成的模型，据说，这就是史汉祥设想要创建的国际肿瘤医院的雏形。这座设计模型整个布局线条流畅，蓝天白云之下绿水环绕、树木葱笼；建筑新颖别致；具有阴阳动静和谐之妙，合五行八卦之理，给人一种回归自然，返朴归真的亲切感，使人恍然如入梦中仙境。模型是史汉祥自己设计的，这里面创意之新鲜、意境之高远、气势之恢弘；不能不使人惊叹史汉祥巧夺神工的智慧与想象。
  史汉祥在他的生物技术研究所使用的并没有普通医院那种普通的西药。他用中草药和自己配制的“史氏验方”成药给患者使用。对那些绝症患者，他也采取了以中草药为主的药方，为患者创造体内平衡的外因条件，以提高患者自身免疫力为主，调节体内机能以求达到体内平衡，从而减轻与缓解症状，达到治疗的目的。
  对于医院放疗、使用化疗的治疗方法，史汉祥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这种强硬的手段无异于捅马蜂窝，不但解决不了根本性问题，同时还杀死了大量的健康细胞。
  “史氏验方”的特点是成功利用抗基因突变的方法，来调控癌细胞的分化基因，从而恢复和重建人体的基因稳态，使逆转突变的癌细胞向正常方面发展，缩小肿块，阻断癌细胞的复发和转移，减轻癌症患者的各种症状，提高癌症患者的免疫功能及其他功能状况，使癌症患者逐渐康复。
  采访完史汉祥，作者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史汉祥暗夜行路，提出一种质朴的理论：平衡创新，回归自然。在这种理论指导下，他拥有了自己24项在国际、国内领先的创造与发明。他不是奇人、怪人、也不是仙人。首先他和他所创造的理论一样，是一个质朴的人。是思想使他强大而富有力量，是浪漫使他拥有想象，是勤奋促使他赢得成果。因此，正是他自己所说的，他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大写的人。
  真实地活出自身价值
  作为一个女人，我不想在这个世界上活得很累；但既然“上帝”赋予我生命，我就必须真实地活出我自身的价值。——主人公宓月华
  一、文静大女孩的“天使微笑”
  初次接触宓月华，作者的感觉中她还是一个文静的“大女孩”。
  那日宓月华穿着一件翠墨色的西服（大概是医院行政人员的工作服），秀发任意地挽成一个“马尾巴”髻，蓬松地系在脑后，脸色红润，脸上现出两个甜甜的酒窝，举止端庄娴静，始终天使般地微笑着坐在她的办公室里。办公室里洋溢着一种女性特有的芳香，很整洁、也很秀气。
  宓月华把作者迎进她的办公室，一双美丽的丹凤眼天真地望着你，眼珠的瞳仁清澈明亮，似十几岁的少女那般羞涩、充满好奇。
  宓月华是慈溪协和医院的董事长。慈溪协和医院是浙江省第一家非营利性、严格按照国家二级甲等标准建造的大型综合性医院。坐落在慈溪市北部的开发区内，占地60余亩；建筑面积3万余平方米，设计床位400张，总投资约1.5亿元，目前前期到位约1亿元，拥有进口四层螺旋CT，进口CR等国内一流医疗设备，其直线加速器，伽玛刀等填补慈溪医疗器具空白的大型设备也已在计划引进中；拥有30余位高级职称，博士及一大批主治医师等人才。真正做到“医技一流，设备一流，服务一流”的办院宗旨。宓月华拥有这家协和医院的全额资产权。同时，她又是慈溪第一家大型私立幼儿园的董事长兼园长。
  宓月华介绍完这些，面对着作者又开始她娴静、甚至有些腼腆地“天使微笑”。她这种微笑的表情非常真诚，好如一个初出茅庐的大学生那种发自内心真诚的微笑，同时她的微笑中又带有一种积极乐观、奋发向上的内涵，只有心地坦诚的人才能发出这种微笑。从这种微笑的含义来看，倒像作者是这家大型医院的董事长，而她只是来采访的女记者。因此，作者对宓月华的第一印象仿佛是事情完全倒了一个个儿。但作者不是协和医院的董事长，董事长是宓月华。这就使采访的“进入”有些困难。
  宓月华无疑是不太习惯面对这种场合的。她说：“我不喜欢别人对我的采访；因为我不习惯别人对我的职业和从事的事业提问，我只活给自己看，不喜欢别人赞扬和批评，我在乎实现生命价值的过程，而不是用文字写成的结论。”
  她想了想，也许她觉得这样的采访开头似乎不大友好，于是她补充说：“还是你们提问吧，我有什么说什么，这样可能会使我自己觉得自然一些……”
  作者问：“你以前是一家幼儿园的园长，怎么会想到搞医院？”
  宓月华想了想说：“怎么说呢？因为我是个女人吧！对一个人搞事业来说，不可否认，女人与男人有差距的，不承认这个差距不行。当然，现在时代不同，男女都一样，男人能办到的事，女人也同样能办到。国家改革开放后，中国也涌现了许多女强人，女企业家，但我总觉得做女强人很难，也很累。当然我办医院也难，也累；但我总觉得这是个女人做的工作。小时候看小说、看电影，每当小说的情节和电影镜头出现女医生、女护士的时候，我的心就会特别的激动。小说《林海雪原》里不是有个白茹吗？我对她的情节是看了又看，电影《上甘岭》中也有一个女护士，她唱的《一条大河波浪宽》，动听极了，也美极了！她是坐在‘坑道’里唱的，环境很残酷，但歌却很美，给人一种内在震撼的力量！现在回想起来我都很激动。那时候我觉得女医生、女护士是世界上最崇高、最受人尊敬的职业。我多么想自己长大了也当一个女医生和女护士。人们不是说“白衣天使”吗？天使是个多么受人喜爱的职业。所以我办医院，在潜意识中可能与小时候的理想和追求有关，而且我是个非常女人化的女人，我总觉得一个女人选择职业，最好的就是当教师和当医生。当然，小时候我也有过当演员，特别是当歌唱家的梦。我中学毕业后，读的就是幼儿师范专业，在幼师班中我的歌唱得特别好，可说是全班的‘尖子’吧！因此我的音乐老师陈成达特别喜欢我，叫我毕业后进一步深造，但后来我却没有继续深造。一是当时的环境不允许，二是我自己的追求目标发生了变化。因为随着人的年龄增长，特别是女孩，有些想法是会改变的。总之，我觉得女人与男人不同，女人选择职业与自己从事的事业最好能安定一些，特别是成家和有一定的年龄后，有了家庭与孩子，女人就不希望长年奔波折腾，渴望有个安静的环境。如学校与医院就比较适合已经成家的女性就职。而且从人的性别特点来说：男人的逻辑思维能力强一些，处理问题比较理性。而女人适合形象思维，办事情主观的东西多一些，适合于做一些感情细腻一些的工作。我这样说，不是看不起我们女性，我认为我对我们女性自身还是比较了解的，女人天生是感情型的‘动物’，具有与男人不一样的母性与爱性。象医院、学校一类职业，我们女人比较喜欢一些；也比较容易做好！这些工作同样重要，做好了对人类同样可以做出贡献……”
  “但办慈溪协和医院，对我说起来却是突然萌发这个念头的。以前我是喜欢这个职业，但却没有想到由自己来办一家医院，办医院与职业是两回事，因为这是一份事业。我萌发这个念头在2000年的一个春天，那天我在市人民医院看病，看到一批医生、护士穿着白大褂，神色紧张地簇拥着一位头部缠着绷带、身上输着液体的病人，七手八脚地把他扛上一辆省第一人民医院的救护车，而家属却成群地跟在担架后面啼哭。弄得人蛮辛酸的。我这人非常感性，看到别人哭自己也会感伤，甚至掉眼泪。这时，我听到一个医生在喊：‘快，迟了就来不及了。’当时我就想，既然来不及了，为什么还要上救护车去杭州呢？于是我就到门诊室去问一个老医生。老医生叹了一口气说：‘我们医院的医生水平是可以的，但设施跟不上；如果我们自己有设施，这样的病人就不必转院了！’回家后，我脑海里一直抹不掉这个印象，那个老医生的话也不断在我耳边回想。于是我的脑子里突然闪过这样一个念头：如果我能办一个设施、医疗服务都完善的医院，那我们慈溪的病人就不必舍近求远去省城了。那次后我就决定要用我自己的力量，在慈溪办一家设备一流，医技一流，服务一流并能满足人民群众就医需求的民营医院……”
  明确了密月华办院目的，作者询问宓月华办民营医院有关政策和服务宗旨的一些问题。
  作者：“医院是公益性事业单位，你办的协和医院性质为民营，这在开办手续，营业服务上有矛盾吗？”宓月华：“当然有！按我们国家的体制，医院、学校，包括新闻、文化都是社会公益的事业单位。以前私人有办诊所的，但只是诊所，说穿了是‘个体郎中’，私人不能办医院。但随着改革开放国家大环境的改变，国家医学事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国家事业单位的医院就满足不了人们对医疗保健的需求，而‘个体郎中’又不具备现代医疗的条件。所以出现了私营医院或称民营医院。这是国家改革开放、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中国改革开放的设计师邓小平说过，只要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就不要计较企业的姓‘资’、还是姓‘社’。私（民）营医院代表着社会先进生产力，它的出现是对全民事业单位医院的一种“冲击”，涉及到国家医疗事业改革这个敏感的话题。就目前现状来说，私（民）营医院的审批手续很复杂，说穿了国家允许竞争，但又保护国家医院的利益。私（民）营医院只是以全民医院的一种补充，是一种尝试性质的改革，政府并不推广。我们‘协和’是浙江省第一家大型私（民）营医院。不是别人办不起，而是审批手续复杂，因此‘协和’也是试验性的。医院定性为非营利性，也就是说，是一种民营公益性的社会机构。目前国家与民营企业投资医疗性事业，在大政策的背景下是符合投资导向的，政府也鼓励投资。但投资建造一座中等规模的医院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涉及到中国整个医疗性体制改革。因为投资不是赞助性的行为，赞助把钱放进去交给国家公益事业医院去用就是，最多冠一个名，没有实质性的管理权。它管理得好不好你就没有权利过问，由此产生许多体制上造成的问题。但投资是要实际营业的，与国家全民医院会产生一种竞争的行为。包括医疗质量、医疗设备、服务行为等。但医院又不是纯粹性的企业，不能以获利为主要目的，她的功能是在社会公益服务性的前提下适当取得效益，发展国家医疗事业，服务于社会公众。在这个角度说，私（民）营投资医院同样是一种社会公益性的行为。由于许多政策界限的不明确，在审批手续上就产生许多歧义。1、没有模式，经验可以借鉴；2、产权与管理权限不是很明晰。3、医疗卫生是一个特殊的行业，许多地方政策空白，实际操作存在一定的难度。”
  作者：“慈溪协和医院建立，由于设施与医疗技术、条件在慈溪可算一流，势必与其他医院特别是市人民医院这样的大医院产生行业竞争，你是怎么看待这种竞争的？”
  宓月华：“竞争是必然的！人才、设施、服务态度，我们要各方面做得比全民医院更好，才能把协和医院的品牌打出去。从‘协和’建院的半年多时间的发展势头来看，我认为很好，但实际状态的竞争是长期的，不光是医疗技术与设施，而且更重要的是优质服务。市人民医院是慈溪市的中心医院，也可说是协和医院的老大哥，他们已经办了50多年，具有非常丰富的实际管理与服务的经验。我们协和医院才刚办起来，各方面都还处在摸索阶段，是一个刚开始学会走路的小妹妹，脚步还很稚嫩，所以我们许多方面得向他们学习。但是学习并不是不开展竞争，在改革开放年代，每个行业都在产生激烈的行业竞争。竞争是客观的，必然的，同时也是正常的，慈溪现在有100万人口，加上外地民工，总共超过150万人，光是慈溪市人民医院和其他全民医院，已经远远满足不了人们对医疗卫生的社会需求。我相信在未来的几年中，不光‘协和’，还有其他民营企业加入医疗卫生这个行业，届时的竞争会更加激烈。‘协和’只能以自身的办院宗旨，不断完善自己和规范各方面的行为，才能参与竞争，并立于不败之地。至于目前，协和医院从办院时间来看，只是市人民医院和其他全民医院的小妹妹，我相信市人民医院和其他全民医院会以老大哥的胸怀，来扶助我们这个小妹妹并正确地对待竞争。因为我们都毕竟在共同进行这项事业，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是一个母亲生养的亲兄妹，无非是体制不同罢了……”
  作者：“你办协和医院投入了多少资金？非营利性的办院宗旨能做投资回报吗？”
  宓月华的脸上又洋溢起娴静的“天使微笑”，她说：“投资计划1.5亿，首期约已投入1个亿，其中建院址达5000多万元，其他设备，人才投入也约有5000万元。至于投资回报，我刚才说过，办医院不是办企业，医院的性质是社会公益性的，我批出来的执照上是非营利性医院，因此，我没想过投资回报，至少现在还没有，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可医院的经营目标是有的，这要看实际操作情况。医院办得好就会产生盈利，但如果光是为投资回报，那我就不会投资医院。在慈溪，最赚钱的是搞房地产，其次是三产服务业；仅为赚钱我就不会办医院。投资医院我就没想过赚钱和投资回报，就是能回报，她也不可能像办企业一样地挣钱。”
  作者：“协和医院由你个人投资，你一次性投资那么多钱，可以问你这些原始积累是如何形成的吗？”
  宓月华：“这是非常私密性的问题，超出我们今天谈话的范围；我不想作具体的回答。但我可以告诉你们两点：一是慈溪协和医院系私营性质，我是法人与董事长，可以说这投资款主要是由我出资的，当然这里面包含部分银行贷款。二是我个人这些投资款来源是正当的，没有说不清楚的钱……”
  作者笑：“我们又不是反贪局的，你也没有什么贪可反？我们想说的是你真不容易，这么年轻就拥有了这一大笔财富，而且投资公益事业从这个角度说，你是个有社会责任感的女企业家。开个玩笑，也可以说是慈溪具有慈善心的第一“富婆”……”
  宓月华也笑，仍然是“天使微笑”。她侧着头、有点幽默且带有一种小女孩调皮的神情揶愉说：“你们不知道在慈溪，连扫马路的老大爷与老大娘穿着个破棉袄，银行里都存放着几十万，几百万元的钱哩！我有钱，是我们慈溪的改革开放政策好嘛！但我不算第一富婆，在慈溪，比我有钱和具有慈善心的女企业家有的是，我不是富婆！”
  宓月华真是个充满女人味的女人，说话文静，聪明内敛，做事扎实，不张扬、不虚伪、不矫情。在她身上，洋溢着一种现代女性的明朗向上和传统女子的谦和温婉的美德。作者不由赞叹，100万慈溪人和50万外来民工有这样一位具有“天使微笑”的医院董事长真是一种福份。
  二、成长：弱女铁肩垦荒牛
  “雄心胜霄汉，弱女铁肩，九五起始千秋换，教育卫生蔚大观，苦难垦荒牛……”，这是一位作家和宓月华长谈后即兴词作《浪淘沙，弱女铁肩》的上半厥。
  宓月华说：“人家夸奖我哩！因为我是女人，所以有一点成绩人家就会夸我，可我知道这是在鼓励我，我哪能有铁肩？还垦荒牛……这董事长的担子挑着我都够累的。”
  1967年，宓月华出生在慈溪宓家埭童家。那里是革命老区，山青水秀，有两个透明清澈，似宝石般晶莹、水波荡漾的杜湖和白洋湖。宓月华的父亲宓志良，母亲名叫顾金珠。宓志良15岁在上海参军。那时候在抗战后期，宓志良是在上海读书时加入进步团体的。大家经常在一起宣传“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抗日言论。一次，团体被暴露了，学校被日伪警察查封。宓志良和大家一起逃出来，跑到江苏的苏南抗日根据地，参加了抗日队伍。很快日本鬼子就投降了，于是宓志良随部队北撤至山东，在1948年又打回来，参加了淮海战役。全国解放后，宓志良抗美援朝去了朝鲜。因此，宓志良给小时候的宓月华讲过不少革命斗争的故事。宓月华印象最深的是父亲参加朝鲜的“白云山战斗”。关于这次战斗，著名作家魏巍在《谁是最可爱的人》中写到过。但父亲说：“作家是浪漫主义的，实际战斗远比魏巍写的还要残酷。冬天朝鲜下大雪，白云山的雪可以埋到大腿根，有的地方齐腰深。人走路一脚踩下去，后脚就拔不出来。那次战斗是父亲那个连队入朝后最残酷的一次战斗！为了守住阵地，连队组织反击，反击前每个战士都抱着必死的决心，相互交代：“我牺牲了你把我埋在雪里，不要让美国鬼子的狼狗把尸首吃了……”但往往一个班反击，结果都整个班的牺牲。由于战斗空隙时间短，父亲宓志良所在连活着的人连埋战友的尸体都来不及。这样打了几天几夜，接到撤退的命令，一个连已经全打光了。最后还剩下两个人，一个是连队的指导员，腿已受伤，不能走路。一个就是宓志良，他是班长，眼看着敌人又冲上来，指导员把一挺机枪交给宓志良，说：“你赶快从后山滚下去，把机枪拿走，不能留给美国鬼子。”说完指导员自己抱着一捆拉开了弦的手榴弹，纵身扑向已经冲进战壕的美国兵。随着“轰隆”一声，手榴弹爆炸了。宓志良在弥漫的硝烟中含泪离开阵地，怀里抱着机枪滚下山崖。他跳下山崖就昏迷了，但当他醒过来时，他看到前面雪地上有人爬动，赶紧跑过去，看到正是断了一条腿的指导员，在雪地的树权边艰难地挣扎着。原来指导员把手榴弹丢出去，爆炸的气浪却把他推下崖来了，大难之中拣回一条命。当下两个战友一见面，抱头大哭。两人哭累了，相互搀扶着，连走带爬地回到志愿军和人民军的阵地。在途中还俘虏了两个已负了伤的美国兵……
  宓志良每逢说到这里，就会激动得手舞足蹈，他对童年的宓月华说：“记住，这就是战斗。战争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暴烈的行动。没有革命前辈的流血牺牲，就没有我们现在的和平解放！”
  事隔许多年后，宓月华到上海哥哥宓海华处打理商场的生意，听到人家说“商场”就是“战场”。宓月华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父亲童年时给她讲过的故事。
  宓月华的母亲顾金珠，也是解放前夕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没直接打过仗。解放后顾金珠是上海第一代的公安干警，肩负上海解放后维持秩序和镇压反革命等多项“重任”。可她的处境却比父亲宓志良要艰难得多，连宓志良后来都受到她的牵连，以至许多事永远无法说清直至“四人帮”粉碎后，顾金珠才平反昭雪回到上海。原因是1953年，上海出了个“潘、杨事件。”中央定性为“反革命集团”，由于潘汉年和杨帆的关系，公安局在内部进行“肃反”，顾金珠不幸也涉及其内。顾金珠后来对她的儿子宓海华，女儿宓月华说：“谁能想到，他们怎么可能就是‘反革命’呢？潘汉年是上海市的副市长，而杨帆则是公安局长，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我就不相信他们是反革命！”顾金珠又说：“那次涉及到的人很多。我因为说真话，也被卷入其内，说起来很冤，我是共产党的公安干警，怎么会去反对共产党？”为此，宓志良与顾金珠属“内控人员”，双双被“下放”到宓志良的祖籍慈溪宓家埭进行劳动改造。
  宓月华出生时，宓志良与顾金珠已在慈溪劳动改造了十年，顾金珠的老家也在慈溪，宓月华出生后一直住在外婆家，及到她读小学时才接回宓家埭父母家。
  在宓月童年的记忆中，除了父亲宓志良的故事，还有外婆唱给她听的许多童谣。在那些月满星斗的夏日的夜晚，外婆会带着她在外面“乘风凉”，一边打着芭蕉扇一边与她一起数天上的星星，口里还念着当地的童谣：“青石板，石板青，青石板上钉银钉……”外婆在上海也有家，外公解放前是上海的中型资本家，家底很殷实，所以外婆也给宓月华讲上海的故事，她讲外公解放前是怎样做生意的？赚了钱又怎样捐给慈善总会。她说外公虽然是资本家，被政府没收了财产，但外公没有罪恶，因此外公也是好人！因此在宓月华的记忆中，童年的故乡是一条潺潺流淌的水溪，流淌着外婆与父母的无尽爱意。童年的故乡又是一首浪漫的田野牧歌，回响着山峦与小溪叮咚作响的音乐。
  1983年，宓志良与顾金珠都分别在上海落实了“政策”，带着儿子宓海华回上海。其时宓月华已考上慈溪长河幼师职教班。宓志良与顾金珠临走前与宓月华商量，要她弃学跟父母一起到上海去。顾金珠说：“孩子，你跟着我们也吃了不少苦，多年一直受人歧视。现在党给我们落实了政策，你还是跟我们一起回上海吧！”
  宓月华说：“我不要去，我喜欢留在慈溪。”
  顾金珠说：“我们都走了，你一个人怎么办？”
  宓月华说：“我还有慈溪的同学和宓家埭的隔壁乡邻们。他们都对我很好！再说，我还在读书，我不愿离开学校。”顾金珠想了想，叹了一口气说：“也好，我们在上海安定下来，等你幼师毕业了再来接你。”她回头征求宓志良的意见：“你说好吗？”宓志良了解女儿，宓月华从小就很独立。她个性坚强，读书有韧劲，会料理自己的生活，便点头让宓月华留在慈溪。
  宓月华在长河职校，读书成绩和各方面都很优秀，尤其是音乐，是班级里的尖子，很受班主任老师的器重。由于她天性开朗，为人诚恳，做事坦荡，在同学之间的关系也处得不错。这样转眼过了两年，宓月华毕业了，可她没有应父母的要求去上海，而是招工被分配到了慈溪第一棉纺厂当幼儿教师。
  慈溪第一棉纺厂厂址在东埠头，地处慈溪东南，也属于比较偏僻的革命老区，当年新四军三五支队就在这里打游击，与日本鬼子周旋。慈一棉虽处偏僻的山中，但风景却出奇地秀美。宓月华很快喜欢上了这个地方，她在慈溪第一棉纺厂一干就是四年，一直没有回到上海父母的身边去。
  宓月华说：“说起来，当时慈一棉的幼儿园，还是我筹办起来的。那时幼儿园有40多个孩子，就我一个幼儿教师。工作的艰苦可想而知，没有大型的教具，也没有器具和设备，我一个人忙前顾后，全部得自己干，好在慈一棉当时那些领导很信任我，把这40多个孩子交给我这样刚从幼师毕业的大孩子，领导与家长都很放心。第二年我就担任科室团总支书记，厂团委的委员，在一千多工人中，也算一个小干部了。1986年，我才满20岁，就被评为宁波劳动模范。可以说，我在慈一棉幼儿园里是干得很出色的。”
  宓月华很快在慈一棉有了“意中人”，男朋友（也就是她以后的丈夫）叫施唯能。说起施唯能，宓月华说：“让我怎么介绍呢？他在男人中可算是个好男人，概括起来优点只有四个字，‘忠厚老实。’当时他在慈一棉后勤线工作，也是厂里的团干部，比我更不会说话。我开始对他也没有感觉，是小姐妹帮我牵的线，说他很忠厚的。我说：男人忠厚就好，能保护女人。于是我俩就开始接触了。他果然忠厚，与我见面时连说话都脸红，每次见面都是我向他说，他却像个闷嘴葫芦很少开口。就这样接触次数一多，我就喜欢上他了……”
  父母亲在上海落实政策后各方面都比较顺利，母亲顾金珠几次来人来信，劝宓月华去上海去发展。她对宓月华说：“上海毕竟是大城市，你一个人留在慈溪有什么发展的？”但宓月华却一直没有答应。她对顾金珠说：“妈，我长大了，你让我自己选择生活好不好？”
  宓月华对作者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喜欢慈溪。上海太大、太吵，我是一个生性比较沉静的人，不大喜欢太喧哗的生活。而且我认为我在慈溪，凭自己的努力也能作出成绩来。”
  1988年底，宓月华由她表哥牵线介绍关系，想调到浒山来工作。浒山是慈溪的县城，各方面的生活条件都比在东埠头好。但慈一棉的领导不同意，因为他们缺少像宓月华那样负责任的幼儿教师。
  最后宓月华通过努力，还是与“男朋友”施唯能一起调到县印染厂。由于县印染厂没有幼儿园，宓月华要转换工种，厂领导把她送到上海学习。
  当时宓月华的哥哥宓海华，已经在上海下海经商做生意。他做的是“公家”的生意。因为父母亲落实政策后与部队的“关系”，宓海华在1985年起就在空军政治学院（时称二军大）管理“三产”。那一年他们租下了上海一家展览馆（沪东工人文化宫，）搞地方产品家俱展销。由于缺乏人手，宓海华就叫在上海学习的宓月华去“帮助工作”。因为是自己哥哥的事，宓月华高兴前往。没想到她这一“帮忙，”就帮出了兴趣。宓月华说：“我真没想到，做生意原来很有趣。一家大型家俱展销场地，由几家家俱生产厂家联合展销，我哥哥是进货组织营销的，又是主办单位负责人，没时间呆在展厅，内部由我帮助管理。我哥的单位不出资金，但每销出一套家俱，我哥的公司就得10％—13％的分成，由于组织工作做得好，生意就非常兴隆，有时候一天能卖出几十套家具，我忙得数钱都来不及。那些日子里我很兴奋，我想，钱原来很好赚。我虽然忙得不亦乐乎，可却把这个展销馆管理得井井有条。当然开始也忙乱，我当时还是一个小姑娘，商家都不一定看得起我。表面上对我嘻嘻哈哈，背后在对我打马虎眼。可我把制度订出来，他们就没办法哄骗我了，慢慢地就进入轨道。我哥与我开玩笑：‘你可真行呀，我没想到，原来你还会做生意？’我说：‘任何事情只要负责任，就没有什么做不好的！’这家展销馆除我哥的‘二军大’外，还有其他一些单位共同合作的。钱是赚到了，但合作关系却很难处理，因此只合作了一年，就散伙了。我哥又去忙其他生意。我也学习期满准备回慈溪，哥劝我留在上海，可我还是回来了，因为我觉得我还是在慈溪发展好。”
  1990年，月华与施唯能结婚了。婚礼举行得很简单。对宓月华来说，她觉得自己已经到了24岁，该有个家庭了，于是她就向施唯能提出结婚。宓月华对作者说：“实际上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女人，天性都是贪图安逸的。希望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对女人来说，也许钱不是主要追求的目标。追求的是一份宁静美满的生活。我也是一个女人，我同样不能脱俗。至于我后来办幼儿园，创建协和医院，实际上是这个时代，慈溪这片土地给予我的一个机会。我与普通女人不同之处在于，一般女人结婚后相夫教子，容易满足于小家庭的生活了；而我，无论婚前与婚后，我总想真实地活出自己的价值。一个人一辈子不容易，除了自己的生活，得对社会有一份贡献。我当然也希望幸福安定，但除了这份属于自己的幸福安定的生活外，我一直在想创造点什么？而且是创造点女人的什么？来填补自己安定的生活。如果说追求，这就是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女人的追求。这也许就是我与一般没有追求的女人不同的地方，是我以后做事业的必要条件……”三、“我的创业平淡但却艰辛”
  宓月华说：“慈溪近几年发展很快，尤其是1988年撤县建市以后，市区人口迅速膨胀，从过去5—6万的市区人口，一下膨胀到10多万人；现在已经发展到连外地人口约有20—30万人，在国内也可算一个中等城市了。市区人口的膨胀首先是带来房地产业的迅速发展，随即社会设施、社会服务，包括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休闲业等第三产业的迅速掘起，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向。我在九十年代初就敏感地感觉到这个契机，因为我在慈一棉搞过幼儿教育，又是慈溪长河幼师的毕业生，因此有许多亲朋好友经常为子女的幼托的事找我商量。这样的事一多，我脑子中就有了这个念头。既然社会那么需要幼儿教育，我是幼师毕业的教师，现在企业当工人学非所用，为什么不能自己出来办一个幼儿园呢？这事酝酿了好久，终于，1992年9月，我索性打报告向印染厂辞了职，砸破了‘铁饭碗’，走出厂门筹办了一家大、中、小班配套的幼儿园。那年，我刚好26岁。人已经开始成熟了，我觉得大家都在为慈溪经济建设作贡献，我没有别的能耐，又是一个女人，办幼儿园也是对‘四化’建设作贡献，干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总归可以的吧！”
  作者问：“你办私营幼儿教育家庭支持吗？社会上怎样看法？”
  宓月华说：“我丈夫虽然有些看法，但凡我已经决定的事，他总是支持我的。可社会上当时确实风言风语不少。因为这是慈溪第一家大型私立幼儿园，有些政策界限还不是很明确。当时社会上主要有两种议论，一种是说我傻，放着印染厂铁饭碗不捧，安耽米饭不吃，偏要自己去折腾。对这种说法，我的回答是：我办私立幼儿园也是为社会作贡献！否则，企业女职工上班带孩子多不方便。为了解决印染厂这些女职工的实际问题，我办起幼儿园后一下带走印染厂的二十多个孩子，他们就没话说了。还有一种说法，说我办幼儿园是为了赚钱，慈溪人总体比较大气，但也有度量小的人，你要做事业，他总归不开心。对这些闲言碎语，我是打开天窗说亮话的，我办幼儿园钱总归是要赚的！否则我出了资不求回报，做‘活雷锋’呀？企业辞职了又没有工资，我喝西北风去呀？可我赚钱有尺度，赚得合理合法，与公办幼儿园公平竞争，遵纪守法，符合政策，我又怕什么？这种话听多了，我就不怕！包括我后来筹建协和医院，社会上闲话也不少。但长长的手难掩别人的口，听多了我就不理睬他们了。一个人尤其一个女人，你要办事情，闲话总归难免的。最好的办法是把耳朵堵起来，由人家说什么？我走自己的路！”宓月华办私营幼儿园办了两年，两年后扩大了规模。当时城市房屋开发公司造居民新村，宓月华投资150万元，与开发公司合作创办慈溪市金山开发幼儿园。性质是股份制，宓月华占51％，控股，开发公司占49％。但实际上月华还是独资，因为开发公司这钱没有到位，只挂了一块牌子，后来到位了，一年后宓月华就把这钱还掉，还支付利息。她用自己投资的150万元钱买了2000平方米的房子，扩大了幼儿园的规模，学生增加到400多人，教师有20多名。
  宓月华说：“你们一定又要问我，这150万元的投资款是从哪儿来的？我只办了两年的金山幼儿园，能有那么高的收入吗？我丈夫也只是普通的工人。是的，为了这150万元的投资款，我当时是伤透脑筋的。可这时我家庭的情况也发生变化，一是我父母办理了退休手续，他们和我哥哥宓海华都在慈溪浒山镇买了房子，而且他们的退休金不菲薄。二是我不是提到过我外婆吗？老人家晚年真是好福气，政府退还了解放初期公私合营外公在上海大华路一套别墅的钱。这套别墅如果现在还在，价格起码上千万元，但在1992年只退给我外婆100万元。100万元在那个时候已经是很多钱了，老人家把这些钱交给我母亲保管。因此，我要扩大幼儿园的规模，需要150万元的投资款，首先是自己变卖了所有的家产，包括房子，全家搬到我父母家里，和父母一起住在60平方米的面积里，又向父母与哥哥借了一些钱，才凑足了这个数。所以，我办事业，最支持我的人是我父母，包括外婆。当然，那时我还投亲靠友进行筹款，向亲戚、朋友借过一些钱，当然数量都很少……”
  慈溪市金山开发幼儿园开学后，宓月华是白天黑夜都扑到幼儿教育上了，她以幼儿园为家，和教师、学生打成一片，为提高教育质量而努力工作。1996年，宓月华患上严重的胆道炎，还并发中耳炎，可为了孩子和事业，她顾不上去医院治疗。因为是宁波市第一私营办学的幼儿园，宓月华推行教育制度改革和私营办学经验引起上级教育部门的重视。她的事迹先后被《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浙江教育》和电视台等媒体先后报道，其个人的采访录还被选入《中国改革者风采》大型系列丛书。
  1998年，宓月华又出资以141.8万元买下慈溪园丁幼儿园作为金山开发幼儿园的分园，由浙江省幼儿师范学校校长张绍济亲笔题名。买下园丁幼儿园后，宓月华以她一套私营幼儿园的管理经验与市场化办学理念，对该园进行大张旗鼓的改革和宣传，并对场地进行装修，提高办学环境与条件，使该园迅速走上市场化经营的轨道，并以优异的教学质量和金山开发幼儿园一起相继评上“市一级幼儿园”和“特色幼儿园”等称号。为此，作为私营办学的优秀工作者，她代表宁波市参加了国家教委在南京、北京召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法》立法研讨会，担任了浙江省民办教育协会幼教部副主任，赴深圳参加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交流论文，成为慈溪市“五四”奖获得者，担任市政协委员、宁波市青联委员……
  随着事业的发展，使宓月华的内心充满憧憬，宓月华说：“不敢想的人永远不会成功，但只想不做的人，也永远不会成功。要做事业，要会想，还要会做，才能取得成功。”在这个理念指导下，终于，她于2000年开始问鼎中国医疗卫生制度改革。
  这是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又是第一批敢吃螃蟹的人。慈溪这块土地上产生了许多这样的第一批敢吃螃蟹者，宓月华只是其中的一个。曾经有人为宓月华担心（包括作者，至今虽然在写宓月华的事迹，但心中也不免为这个敢想敢干敢为的文弱女子捏着一把汗，毕竟是一亿多资金的投入呀！如果一旦失败，后果不堪设想，这也是作者一直追问宓月华这么巨大的投资来源何处的原因所在？曾有人问：“这么大的投资，改革失败怎么办？”宓月华说，“路是人走出来的。只要努力，就一定能成功！”
  从2000年秋开始，宓月华紧锣密鼓地开始慈溪协和医院的筹建工作，为此，她自费去深圳、广州、上海、北京学习经验，后又到香港、美国、日本等国考察。回来后宓月华形成思路，一边物色办院人才，一边筹资集钱，历经两年，终于一幅宏伟的蓝图在她心中形成。作者可以想象，一个年轻女子，这其中多少酸甜苦辣，经历了多少磨难曲折，其中艰辛，恐怕是作者不能用语言来表达的。
  应该说，宓月华是强者，她的强大是她独自决策并一手筹建，直至今日作者采访她时，她虽然还在为医院的设备与人才忙碌着，但她却抽出时间接待作者，娴静地如天使般地微笑着，并不直接诉说这许多年来她追求的脚步与艰辛。宓月华说：“过去的已经过去，你要成事，总会有艰难曲折。许多事用语言是表达不清楚的，我只能表达两点，一是在中国女人办事比男人难，因此经历的艰辛，可能比男人还多；二是教育、卫生、文化公益性事业单位改革，至今为止国家改革界限并不明确，属于试验阶段。所以我办私立医院可说比别人办企业还难。”是的，仅这两点，已经够宓月华艰辛的了，但宓月华今天只用微笑来回答作者的提问，她说的很轻松：“我只想真实地活出自己的价值！”
  在宓月华的努力下，2001年3月9日，市计委在接到市卫生局报告后迅速立项。
  2002年11月16日，宁波市卫生局收到慈溪相关的正式报告。
  2003年3月18日，省卫生厅正式作出批复，同意设立——慈溪协和医院。
  2002年6月6日，对宓月华来说是个非同寻常的日子，慈溪协和医院在慈溪市城北开发区正式奠基。这天天刚亮，宓月华就单独一人白衣白裤，纤弱的身子驾着一辆助动车来到现场。晨风吹来，她有些凉意，不由缩了缩肩膀。这是一块荒草林立、乱石成堆，苍蝇蚊子飞舞，还有几个臭水坑的土地。四周围还都是灰蒙蒙的，没有色彩，没有建筑，可就是为了这块60多亩的土地，宓月华跑了多少趟，费了多少周折。想到一年后有一座钢琴式外型的门诊和住院大楼将拔地而起，宓月华的眼睛湿润了。毕竟是弱女子，在这还是原始空旷的荒地上，宓月华掩面而泣。
  一个人一辈子，很难有几次动真情的时刻，为这幢将要建造的大楼，宓月华动了真情。多少日理想憧憬，多少日冥思苦想，多少日一筹莫展，多少日踌蹰徘徊，每天太阳都是从东方升起，每天太阳又都是从西边下山，她一次次地寻觅，一次次地追求，一次次地失望，一次次地重新站立，一次、两次、十次、几十次，摔倒、爬起，挣扎在艰辛追寻的道路上，现在都凝聚在她哗哗如自来水流淌的眼泪中了……
  终于，太阳又从东方升起，血红色的霞光在东方的地平线上跳跃，在这块待建荒地的南面，是一座如旭日初升般蒸蒸日上，朝气蓬勃的新型城市，充满活力，充满阳光，充满朝气，充满希望。宓月华仿佛从这座新兴的城市中获得了力量，她停住了哭泣。
  立即，在预约的时间里，领导与群众向她走来，她心中涌上一股暖流。在会议程式中，宓月华用她那柔弱的双手，阳光灿烂地为未来的慈溪协和医院铲上了第一锹土。
  作者问：“你的协和医院外型为什么设计是钢琴式的？”
  宓月华很阳光地微笑，说：“我喜欢钢琴，因为我曾经迷醉过音乐。我希望我的病人在我的医院里，能听到一种钢琴的天籁之音，从而获取战胜疾病的信心与勇气……”
  一种女人天真、质朴、本性的浪漫。
  2003年12月，慈溪协和医院建成并正式对外营业。对宓月华来说，可以说是初尝胜果，但她未来的路还很远很长很艰难又很阳光。这家浙江省第一家大型私立医院。按宓月华的标准必须做到医技一流，设备一流，服务一流。2003年12月上旬，她出席了在香港举办的中国医院改制院长香港论坛会议，领略到了中国改制医院运作的成功经验和面临挑战的种种应对策略，受益匪浅。会议期间，她积极寻求世界知名医疗合作伙伴，与香港安美癌科治疗中心达成合作意向。她还有很多发展的计划与理想，正在一步一个脚印地去追求、去实施。
  梦是虚无缥缈的，而宓月华的梦却是真实的，因为她把梦演绎到真实的精神世界里了。
  宓月华仍在天使般地微笑。笑得安详、笑得真诚、笑得阳光！
  采访即将结束，作者提问最后一个问题：“宓董事长，按时下的流行说法，您是一位成功人士，请问您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宓月华又是娴静地笑着回答：“什么成功人士？我现在还根本谈不上成功，如果一定要我回答的话，我可以谈点心得体会，在慈溪，你要取得成功，一是敢为天下先，抓住政策机遇，走在改革大潮的前头；二是学愚公移山的精神，坚忍不拔，光脚踩铁钉，仍能阔步前进；三是团队精神，只要有一支拉得出、打不烂、拖不垮的专业团队，就没有什么办不到的事情！”
  把玩历史的天生“经商狂”
  别人做生意，我玩历史；别人挣中国人的钱，我赚“老外”的钱。外界对我是是非非的闲话不少，我信奉“沉默是金”。在这个社会里，没闲话
  的不一定是好人；有闲话的也不一定是坏人。我又没有做亏心事，因此，半夜敲门也是心不惊，管自做自己的“生意”。
  ——主人公赵永淦
  一、沉默是金，世间事看穿却不必说穿
  赵永淦三字，其中的“淦”字，有许多人不认识。老读别字，有时候连大学的教授都叫他赵永金。赵永淦听了，也不作纠正，对他笑笑，“哎”地一声，算是礼貌地把自己当成“赵永金”了。他说：“我虽是应了，但心里却在笑，你一个教授，连个‘淦’字都不认识，还与我做生意？这笔生意做‘败’了，赵永金可是另外一个人，赔钱管我屁事！”
  赵永淦无疑是绝顶聪明的人。许多事他太明白了，太明白就变成糊涂的人。有些事他是故意装作糊涂；可有些事他是一点也不糊涂，只是知道而不说穿罢了。曾经有这样一个传说：一只宋代的青花瓷，在拍卖会上被一个行家误认为是唐代的，证问卖家赵永淦，赵永淦一只眼睛闭着，一只眼睛开着，只瞄了一眼，他就认住确定是宋代的，但他不做声。故意装着糊涂，由专家去评定，在心里他已经算好了，这笔买卖会成了。但成交后，他却把多余的钱交还给“下家”，他说：“朋友，为了下笔生意，我算请客。”这事儿做得漂亮，不失专家的面子，又做成了下笔的生意。有人问他，“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赵永淦说：“我收了几十年的古玩，这些玩意儿我是闭着眼睛也晓得年代。”不知道事儿是真是假？作者求证赵永淦，赵永淦又出现闭着一只眼睛、睁着一只眼睛的腔调，反问：“有这样的事吗？我怎么不知道？”
  还有一个故事：八十年代初，北京的故宫博物馆出了一本“中国古玩家具大全”是精装本的，内因有彩色图片卖价很贵，出版者怕没人识货订不出去，只印了200，0册，结果不到两个月就全订光了。一查，大都是浙江人订的，而浙江人中，大都又是慈溪人买的，慈溪人中呢？都集中在天元和潭南、新界三个乡了。这三个乡的人为什么都买这本书，是因为赵永淦买了，大家都跟着买。据说赵永淦曾对人说：“故宫博物馆的这些专家、教授真是太为人民服务了，印这样的书，不是在为我们印钞票吗？”但听说赵永淦买到这套书后，指出这套书起码少了500个页码，因为有许多赵永淦知道的和见识过的“宝贝”，在这套书上还没有。赵永淦于是对人说过，印这套书的专家、教授也是半吊子的“饭桶”。如果由他主编，书的内容还可以精彩充实一些。因为中国有许多宝贝都流落在民间，而这些流落在民间的宝贝，专家与教授都是不知道的。但他赵永淦也不能说全知，却也见识过大半……
  此事是真是假，也是传说，作者没有考证。
  这样说起来，赵永淦简直是中国古玩家具的鉴别大师了。是也有人这样称他，还有叫他中国古玩家具大王的。对此，赵永淦仍是一副闭着一只眼睛、又睁开一只眼睛的老腔调，不承认也不否认。如果要他对自己定位，他说他是浙江永淦古旧家具工艺品公司的总经理，也可以说是古玩家具商人。
  一个人如果太聪明了，就会把自己包藏起来；可谓是古语中说的“神龙见尾不见首”。赵永淦说：“谁都认为你聪明，人这就会提防你，还有谁与你做生意？况且我实际不聪明，许多事是见多了，亏吃大了，才变得稍微聪明一些。做古玩家具一行，是在研究历史，你确实是要睁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做，否则一票失眼，往往就倾家荡产，连翻本都困难。因此搞我们这行的，有时连晚上睡觉都要睁着眼睛。”
  赵永淦这讲的是实话吗？也仅仅是作参考。但从作者与他的几次交往中，深切的感受到“大智若愚、大巧若拙”这个古语，用在赵永淦身上实在是比较合适的。赵永淦，中等身材，四方脸，满脸饱经风霜，一双眼睛多数时候眯缝着，眯缝时没有光泽，但一旦开启，立即精光四射，精明、睿智、犀利。他鼻挺、嘴唇薄，常年穿一身灰白色的旧西服，不拘形骸。自开一部宝马轿车，坐在车上像老板，走在路上似农民。有人说，赵永淦平时不打扮，不注重穿戴。如果出门打扮穿戴起来，是个像电影明星般的俊男子。作者想也许是吧！因为赵永淦的脸确实是很有特色的，但他脸型粗放豪爽，精明狡黠，绝对不是现今影片中那些“奶油小生”，适合于演情感复杂的反角或配角。
  在作者采访的所有慈溪农民18位企业“老总”中，赵永淦无疑是最有特色的一个。他说话粗放，但真实；行为诡诈，但浪漫；办事爽快，却精明；一个男人如果集这种正反两方面的性格于一身，真正可谓是“人精”了，但赵永淦却是个道地的农民出身，初中文化程度，他所有的知识和财富是如他自己说的：跑过三关六码头，吃过奉化芋艿头；班房坐过，世面见过，苦头吃过，飞机乘过，老板当过，生意做过……还有就是，这话可有点不大上台面，指的是女人方面的事……
  这就是赵永淦了。他说要写他的书，可以，但要真实。赵永淦说：他不喜欢听假话，文人写书如果也像他做“生意”一样地说“套话”、“假话”，那末这本书出了也没有价值。
  赵永淦还真懂文学。他说文学可贵的是真、善、美，没有真，哪儿还有善与美？
  作者与赵永淦约会。赵永淦开始并不愿见，因为他觉得写书这玩意儿并不是做生意，人世间最好的书其实只能装在肚皮里，如果一个人的想法都被另一个人写透了，那么这个人活着就只能被别人传来传去的“研究”，变成了一件没有生命的东西了。书是只能被别人看的，而事却是为自己做的，他赵永淦从来就不做“空头”的事，把自己的做的事变成书又有什么意义？但作者也喜欢“古玩”，说要与他聊“古玩”，这才对赵永淦的“意思”。赵永淦就答应见面了。
  眼前的赵永淦坐在他独特的、四壁都是橱具的办公室内，手捧一只据说是明代的青花瓷盆，正以其特有的专注的热情眼光透过数百年尘封的历史烟云，评估着其现行的“价值”。
  这是一门很专业的学问，面对那一堆堆极不起眼的玩意儿，有人会毫不犹豫地视为破烂，而另一些人则懂其价值，视如珍宝。
  这个被今人称为“古玩大王”的赵永淦，更多的时候却和慈溪天元镇上任何一个普通农民没什么差别。他的衣着平常，脸上一副沉静木然的表情，更重要的是，赵永淦平常一般不多说话，是个属于寡言的人。与赵永淦谈了约莫有一个小时，都说古玩圈内的事。之间有慈溪对内商贸局局长宋向阳领着省里的客人来参观。他们要参观赵永淦公司所属的古玩家具厂。现在赵永淦驻地在慈溪天元镇的浙江永淦古玩有限公司，事业的架子搭得很大。一个总公司：下属有9个加工的分公司。含仓库、工场、营业部，占地约莫40亩，有工人300余人，专营古玩，古家俱的修复加工；其加工和仿制产品出口外销，在世界各地的网络涉及有60多个国家与地区。
  赵永淦说：“别人做生意，我玩历史；别人挣中国人的钱，我赚外国人的钱。外界对我是是非非的闲话不少，我信奉沉默是金。在这社会里，没闲话的不一定是好人，有闲话的也不一定是坏人。我又没有做亏心事，因此半夜敲门也是心不惊，管自做自己的‘生意’。”
  现在，赵永淦按正常的途径，每年仿制产品外销约有几百只集装箱，成交额折合人民币五、六千万元。如果加上内地的生意，整个公司销售额每年都上亿。
  赵永淦没有陪他的“客人”去参观，他把任务交给了他的秘书（兼公司办公室的主任），自己却继续与作者聊天。
  在赵永淦的办公室里（这办公室约莫有160平方米大），摆满了各种各样中国历代历朝的古董，其中最主要的是家俱。但这些却不是仿制的，是赵永淦跑遍千山万水、长城内外在全国各地化巨款收集来的，有的都是国内外已是稀罕的珍品，赵永淦把这些珍品放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除了让客人参观，展示他公司的“实力”外，其中主要一点是供他自己欣赏，做他出口外销公司仿制的“样品”。因此每逢他有工作余暇时，就会手捧一只紫砂壶，用上好的龙井泡上热茶，眯缝着他那双睿智独特的眼睛（行内称作独具的慧眼）踱着八字步，仔仔细细地欣赏这些“宝贝”。在赵永淦的日常生活中，饭可以不吃，老婆可以不要，但这些宝贝却不可以一日不看；如果有一日不见，他似乎觉得自己的生活中缺少了一些什么东西似的。因此有人说：“这些古玩是赵永淦的‘结发’夫妻。”
  赵永淦告诉作者，按中国文物法规定，凡有历史年头的文物，埋在地下的属于国家乃至整个民族的遗产，但在地上流传的的便是“收藏”。收藏的物件只要有文物部门鉴定，除特殊贵重的不能流传到国外去，其他都可以相互间转让。从这个角度说，赵永淦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商人，他是中国现代的收藏大家。他之所以做“生意”，是因为他收藏中的相互转让。他的公司与别人不同的是，别人转让是为了收藏，而赵永淦却在转让中仿制其中有价值的古玩，把它转化为商品产生市场行为，从而在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基础上，获得他公司转让及仿制的利润。
  赵永淦把他这种“生意”提高到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高度。他说：“我玩历史，是要让更多的中国人和老外知道中国的历史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而古玩与旧家具，就是中国活的历史，也就是感性的历史，具象的历史，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一种书面的补充。是弘扬民族文化精神的一种最实际的做法。”
  在赵永淦办公室的墙壁上，挂着两幅巨大的彩色照片，一幅是前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现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和他的合影，一幅是现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到他企业视察时与他的谈话。赵永淦说，政府很支持他的做法，中央有许多部级以上领导和浙江省的负责人都到他企业来视察过。这有两个原因，一是鼓励赵永淦弘扬祖国传统民族文化精神，二是这些领导自己也都很热爱祖国传统文化遗产，到这里参观是要开开眼界。赵永淦补充说：有些领导对传统古玩很懂行，他们能内行地指出有些古玩的制作人与年代。这就非常了不起！政府领导能熟识中国的历史，对国家的管理与发展都是一桩幸事；因为以史为鉴，可以识政体、明国是……
  与赵永淦交谈，他经常会猛不冷丁地出现一些日常生活中的警语，这使作者这样的文化人对他刮目相看。
  对文物古玩方面的专家，赵永淦交有许多朋友。他们也经常到赵永淦这里来参观。如我国著名古家俱收藏专家王世襄夫妇，就到慈溪天元这个小镇来过好几次。赵永淦称他为“大师”，他也称赵永淦为“大师”。赵永淦说：“他这个大师是行内公认的，是专家。而我这个‘大师’却是民间的，是个农民。就像画家这行，他搞国画与油画，很专业、很有学识；而我却是捏泥人，擅剪纸这些小工艺品，虽然也与美术沾边，却是民俗的，属民间工艺品……”可赵永淦没有否认他也是大师。他说：“中国传统文化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高雅文化，一种是大众文化。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是一对孪生姐妹，相互不能厚此薄彼。专家做学问，搞研究是雅，我搞收藏仿制做生意是俗，没有俗哪有雅？传统文化只有雅俗共存，才能真正发掘与光大民族精神，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延续、承继、发扬、光大起来。”因此，赵永淦也认为自己是“大师”，一种中国传统文化的民间大师。
  在赵永淦的办公桌案头，却有一本介绍中国文物法的书。赵永淦对作者说，干他这一行的，需要读点法律。行有行规，业有业律，如果不懂法就会盲目蛮干，为企业造成巨大的损失，弄不好把自己的“身子”搭进去。但只要懂法，就可以把这门独特的“生意”做好。所谓合法即合理，合理却不一定合法。合法是每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的经商前提。
  赵永淦说，他做古玩生意，已经在世界上商业信誉很高，无意中也扩大了慈溪地方的知名度。在他的行内，一提起中国，就有人会说起慈溪，这就为慈溪经济走向世界创造一个良好的商业环境。赵永淦举了个例子说，现在外国人来函到他公司提货，在货单快件上只写中国天元浙江永淦古玩有限公司，他就可以收到。天元在什么地方？在国内许多人可能不一定知道，但在国外赵永淦这个行内，却是路人皆知，如这样一种地名不清楚，也没邮编的货单快件，几乎每周都有，邮电局却从来没有耽搁过，因为他们只要把邮件往慈溪投，公司就可以马上收到。因为慈溪就只有一个赵永淦。
  赵永淦现在做国际商务，到他这里来的外国人很多。因此他把每天的工作时间分成两块。一块是独自一人专心致志地研究他认为可疑的“文物古玩”的价值，这通常赵永淦是独自关着门的，他要查阅许多资料，还得仔细一遍又一遍地测着“东西”的成色，为了这些宝贝，他经常是夜不能眠地独自研究。赵永淦说：搞古玩这一行，就怕看走眼。一看走眼什么都完！你看低了，别人吃亏，既使生意成交了，也丧失了公司的信誉，而做我们这行信誉是第一位的。没有信誉你什么都做不成。如果看高了，就要自己吃亏。尤其是进货，一锤子买卖，弄进个假货怎么出货，公司就要遭受巨大的损失。因此，赵永淦每天上班的一半时间基本就放在看货上。赵永淦在这时间内需要“独具慧眼”，没有一定的历史文化知识与实际操作经验是不行的。而赵永淦却只有小学的文化水平，他所有的一切都是靠他在生意场上自己摸索出来的，是真正的自学成才。
  上班的另一半时间，是赵永淦陪着一拨又一拨的客户去工场看产品和定货。而这些客户中，绝大多数是老外，都是些金发碧眼的欧美客商。公司创办开始时，赵永淦与海外的中国人做，盈利少还同胞相争，许多话也说不清楚。现在赵永淦与外国人直接做。做着做着，赵永淦就与这些老外变成了朋友。可生意场上，赵永淦认为越是朋友合作，就越要小心翼翼，越是要有头脑。但赵永淦却不懂外语。看过几次赵永淦做生意过程的朋友告诉作者：赵永淦把那些慕名而来的外商领进仓库，自己一般不说话，先让外商用眼睛看。不要小看那些旧柜子、破门窗、破摇车、破罐桶之类一大堆叫不出名字，却有着典型民间风格的旧木器，外商看着看着就突然会碧眼放光。一声一声OK后，老外指点样品，赵永淦在旁报价，然后又是一片OK声，生意便算成交。生意过程如此简单明了，崇尚沉默是金的赵永淦除了报价，几乎不用说多余的话。
  沉默的赵永淦，天生有着生意人的精明。他与“老外”做生意，看似老实木讷，心中却冰雪聪明，最善察言观色。同一件物品，他会视“老外”的表情定价。对物品感兴趣的“老外”，赵永淦报出的价格使他对此兴趣更浓；相反，漫不经心的来参观而不是做生意的“老外”，赵永淦的报价十有八九使他兴趣索然。这像是一种有趣的游戏，掌握了炉火纯青的技巧的赵永淦，在寥寥数语之中，不会放跑一个真正的客户。
  成交了一个货柜，赵永淦会喜形于色，一位以色列姑娘由此称他是“天真”的人。赵永淦故作天真的一脸诚意，使他赢得了很多外商的信任。
  赵永淦文化程度低，又不懂外语，但他做了多年的外贸生意从没有失手过一单业务。赵永淦说，我做生意早，也曾被人骗过，有过许多教训，现在做FOB，一般不会吃亏，FOB通常是付了定金再发货，货到码头就付款，如果货到未见付款，那么宁肯把货拉回来也不交提单。
  赵永淦在多年经商生涯中，总结出了一些东西。比如“宁可送钱给人而不借钱与人”。赵永淦说：“送钱给人，人家感激你一辈子，借钱与人如果他还不了，朋友就会变成仇人。”以同行的眼光看，赵永淦是以其精明踏实的作风从事这种独特的企业，他的成功在于他站在民族传统文化的历史高度，“玩历史”而不是做纯粹意义上的产品。曾有人说：“就几根旧木头，让赵永淦七摆弄、八摆弄，就化腐朽为神奇了……”赵永淦这种“神奇”是建立在他民族传统文化精神这面旗帜下的，他销售的产品是民族传统文化精神。在世界民族文化大融洽、大组合、大变动的大环境下，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东方古代文明的一种象征，在全世界发扬光大的热潮中，赵永淦“时势造英雄”地把握住了这个商机，当然可以驰骋商场而立于不败之地。因此，赵永淦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商人，而是一个民族文化精神的推广者，在这个领域中，学者、专家向世界推广的是中国古代文化精神的研究成果，而赵永淦推销的则是这种精神曾经赖于存在的形式和其表象，也可以说是一种活的历史。
  赵永淦也有他的原则。那次德国客商携了翻译来，客商没表态，翻译却已指手划脚地擅自下订单，结果赵永淦闭住了一只眼睛，以通常的沉默报价，表面一切OK了。但赵永淦没有忽视客商麻木的表情，他还是请翻译征求客商的意见，想不到客商说NO，翻译讨了没趣，赵永淦的一笔生意也落空了，但他心里踏实。多年经商，他已经习惯将东西售给真正喜欢它的客户。不懂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客户，“不识货”的老外，赵永淦不卖！
  三、不让赚钱，我就是打不死的“吴清华”还要逃！
  赵永淦出生于慈溪天元廿四房村（原属潭南乡）。据他自己说，他的太爷爷是教书的“先生”，原籍在余姚方桥，在那里赵姓也是属于大户人家。祖先是南宋初随“小康王”赵构从北方“逃难”移居到余姚方桥的。方桥赵氏是不是王族？赵永淦不清楚。如此说起来，在天元廿四房村的赵姓祖先是移民。
  赵永淦的太爷爷为什么迁居天元廿四房村？赵永淦说是由于太平天国打到浙东，浙东当地人称为“长毛造反”。他太爷爷是秀才的出身，教的是“私塾”，在族里应该是有点财产的，怕太平军没收族产。所以族人一商量，就在太平军到来前携老扶小，作“望风披靡”状“转移”到在当时还算是人口稀缺的廿四房村。赵姓祖先在廿四房村置了几备薄田，又造了房子，就世代定居下来了。赵永淦的太爷爷也就弃教务农，在廿四房村当起纯粹的农民来了。赵永淦说：估计当时太爷爷在廿四房村有熟人，否则就不会把家长期安在这里当农民。
  接下来，赵永淦的爷爷是农民，赵永淦的父亲也是农民，到全国解放土改时，赵家已经赤贫如洗。因此赵永淦小学毕业，也只能子承父业当农民。
  赵永淦小学毕业时12岁，大概是1964年，种地年龄还太小，赵永淦就穿着破棉袄，象流浪儿一样地外出谋生，赵永淦说是“自谋职业”。那时农村已经开始搞“四清，”赵永淦外出“自谋职业”，先是跟人做“小生意，”卖小糖和挑着蔬菜过街穿巷叫卖白菜茄子。当时“工作队”不允许，认为是“投机倒把”。村人们都不敢了，回村里又种地。但赵永淦却敢，挑担卖白菜茄子有“目标”，容易被人发觉。抓住就要罚款！小小的赵永淦耍了一个小小的花招，他改行卖油。把村里自榨的菜籽油收起来，装进一只塑料桶背在肩上，不在本地叫卖，却到几十公里外的宁波市和附近的市镇里去换成粮票。如果没油卖，他就卖花生，用花生换粮票，再把用油与花生换来的粮票或油票放在贴身的口袋里，到缺粮和缺油的地方换成钱，用钱回廿四房村再收购油与花生。这样来回折腾，小小年纪的赵永淦每个月就能折腾出四、五十元钱来。在农村，这比二个正劳动力一年“分红”还多，因此，赵永淦很自豪。他在十几年后，对人谈及这些往事时说：“我12岁卖油，天生是一块经商的料。”当时在廿四房村，赵永淦这个12岁的卖油郎，已成为村人眼中的“英雄”与“游动银行，”村人们都很看得起他，称他为赵家的“卖油小孩”。可以说赵永淦的经商天斌是与生俱来的，他的经商热情在他12岁时就显示才华与激情出来。
  赵永淦12岁开始卖油，赚到了钱就少出门了，他在村里还有一个嗜好，就是喜欢与人摔跤。他摔跤与人赌输赢，输了他付钱，赢了就别人付钱给他，他个子小，但灵活，仿佛也是与生俱来的“本领”，他摔跤几乎很少输！渐渐的同村的孩子中，赵永淦就变成“摔跤王”。随着他年龄的增长，村里连许多大人都不是他的对手了。为此赵永淦也很自豪，说：“我那时特别喜欢与人摔跤，如着魔似的，看着一个一个的对手倒在我的身下，我感到一种由衷的成就感。”
  但赵永淦仍做他的“生意”，并逐步扩大“营业”，慢慢的把他的所谓的“生意”，做到嘉兴、金华去。没几年，赵永淦就跑遍了浙江大部分地方，甚至还扒火车去海南，把那里的全国粮票弄过来，到缺粮票的城市里去出售。为了扩大“营业”，赵永淦还到云南、贵州贩来药材天麻卖到宁波，一次性就赚了上千元。所以赵永淦说：“我从小就是‘投机倒把’分子，是名副其实的‘野小孩’，谁也管不住我！我是农民，但是我不喜欢种地，我喜欢脚底板朝天到处跑，喜欢做生意。”为此，赵永淦的父亲没少骂他，甚至打他；但后来看看他能挣到钱，在农村种地也没有什么花头，也就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由他去折腾。
  随着赵永淦年龄的增长，他把这种所谓的“生意”越做越大，也越来越胆大。“人怕出名，猪怕壮，”赵永淦这种“生意”做出了名堂，他的“噩运”也跟着来临了。由于当时中央要求“割资本主义尾巴”，为打击农村“投机倒把”活动，各级政府都成立了“打办”（即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为此，公安和社会治安机构都没少把赵永淦“打”进去，不但没收了他身上的钱，还送到地方监管教育。开始赵永淦还不满16岁，是小孩，对他的管束也相对松懈一些，后来看他“基本是一个小伙子”了，又是“屡教不改”，就对他加强了“监管”力度，管理一严，赵永淦就出不得门去了！“出不得门就意味着他做不成生意。”赵永淦火了，“你这里不准我做生意，我就逃到外面去做！”为此，他小小年纪，竟然两次偷渡香港，但都是被遣送回来。赵永淦当时绝望得几乎要“跳楼”，他说：“不让赚钱，我就是打不死的‘吴清华’还要逃……”
  赵永淦偷渡香港，一次在他16岁那年，1968年底。他听人说香港是“自由世界”，可以自由地做生意，允许他赚钱。只要有钱赚，赵永淦就有激情。于是他想出了一个点子“偷渡”，准备去香港发展！那次赵永淦“偷渡”基本成功。他先乘火车到深圳，当然是“扒车”。他身上只带了十几元钱，哪有钱买车票？在深圳“游手好闲”了几天，事先“侦察”好地形，然后在一个月黑风紧的晚上，赵永淦瞅准时机从“铁丝网”里钻了出去。赵永淦说：“以后我长大了，才知道这样做很危险，如果边警发现开枪，我连命都保不住。可那时我什么都不懂，幸喜‘偷渡’还真成功了，我到了香港，因为没有亲友可以投靠，在香港转了20天，靠乞讨为生，结果工作没找到，生意也无从做起，倒被警察捉住了，看我还是未成年人，倒也没有为难我，在一个山顶关了18天后，被遣送回来。又在国内深圳、广州的看守所关了四个多月。我觉得还不错，至少能吃饱饭。但这种地方你又不能赖着不走，看着把我教育得差不多了，他们就把我送到浙江金华的看守所来了，又关了大约有一个月，结果只能把我放了……”
  赵永淦第二次“偷渡”，时间是在1969年底。这次他轻车熟路地，“扒”上一辆货车又到了深圳。这回赵永淦接受了上次“钻铁丝网”的教训，他“自作聪明”地钻进一辆内地发往香港的运货车的蛋糕盒纸箱内。又在纸箱上挖了两个出气洞，心想只要火车把货送到香港，他就可以安全地到达“目的地”了。
  谁知这次他却失败了，火车过境时海关检查“货品”，从蛋糕纸箱里“揪”出了赵永淦这个大活人来。一问是浙江慈溪的“流民”，关了他几天，教育了他几次，给他学习有关文件后，就直接由人押送他回到慈溪公安局。公安局把他“收容”下来，在慈溪看守所关了九个月，问他还“偷渡不偷渡？”赵永淦还是一句老话：“不让我赚钱，我就是打不死的‘吴清华’还要逃！”公安局的人问他：“赚钱为什么非去香港？”赵永淦回答说：“因为这里不让我做生意，在农村种地吃不饱饭！”最后公安局也没有办法，叫当时潭南公社的“特派员”，把他领回去办学习班加强“教育”。
  赵永淦说：“领到公社，我就受罪了。公安局有政策，不打人；看守所的条件也比我家里好，至少一天还管三餐饭。可到了公社，没有专门关人的房间，他们把猪舍改装成办学习班的临时屋棚，夏天臭！蚊子、苍蝇又多，条件差，没有蚊帐，晚上全身被蚊子叮咬，痒得睡不着觉。说是办学习班，又没有人来“教育”我们，每天就是监督劳动，连饭都吃不饱，我就这样又被关了三个月，学习班领导每天要我写检查，我不写，就要继续关下去！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可能是当时公社搞迎国庆社会大治安，整顿社会环境又抓了一批赌徒和小偷，人多了猪舍就关不下，公社又没有其他房子，就只好把我放了……”作者问：“听说看守所里犯人相互打架，你当时才16—17岁，他们会不会欺负你？”
  赵永淦说：“咋不会？看守所的临时牢房一般一个屋关八—十个人，都打地铺。每间屋都有‘老大’，‘老大’是这间屋的‘牢头’。这种‘牢头’我每到一个地方几乎都有！我在深圳那次进去，‘牢头’叫我睡尿桶旁，还叫我给他敲背，抢我的饭吃。我说，‘你要抢我饭吃可以，但你敢不敢与我摔跤？’‘牢头’说，‘咋不敢！你小子屁股眼发痒了，老子来教训教训你！’话没说完就一拳打过来，我躲闪了过去，腿一横，把他勾倒在地。他不服，连摔三跤，我都赢了。从此他就不敢怠慢，‘牢头’这把交椅只得让我坐了！所以我知道这规矩，以后每到一个地方，我就故伎重演。因为我擅长摔跤，我就在牢里与他们打架，几次打下来，‘牢头’就不敢欺负我了。所以每到新的地方，刚进看守所的时候我是最小，可到后来我就变成了‘老大’。那些‘牢头’外相很怕，但是实际却不经打。一个人只要你什么都不怕，能豁出命来干，不是你怕人家，而是人家怕你。因为每个人都只有一条命。我不是对你们说过，我十三、四岁在生产队里，已经是附近有名的摔跤好手，凡是打架的事，我不怕！”
  在以后约二十年的时间内，赵永淦在所谓“做生意”过程中，竟有大半时间是打办、工商、公安等部门整治、抓捕的“目标”。有许多次，赵永淦像一个无处栖身的小鸟被抓入网中，或没收财物，或关上几天，成为这些部门的“常客”。有时候赵永淦偷偷用刀割了绳子逃走，但逃走没多久却又被抓进去了。以至有一年，赵永淦终年在外，不敢回家。因为回家马上就得进“学习班”。就这样，屡抓屡逃，屡逃屡抓。在“文革”前后的十多年中，赵永淦成了当地出了名的“烂骨头”，一直搞“投机倒把”的“不法分子”。
  就是在这抓与逃的十几年里，赵永淦仍是执着于他的经商梦。他说：“不知怎么搞的？我对经商有着种特殊天生的爱好。每当钱赚了放进口袋，我就有一种成就感。没有钱赚我就浑身不舒服，精神萎缩不振。那时我还染有一种坏习惯，有钱了就赌。赌输了就再去赚钱。我这个人精力特别旺盛，好像不做生意不赌就感到很空虚。我也知道我与那些‘赌精’不是对手，几乎是逢赌必输，实际是‘送’钱给他们。每年冬天我赚足一定的钱回家过年，就会找人赌博，把钱大把地输出去，钱输光年也过完了，真到‘四只口袋贴住袋布’，兜里掏不出一元钱来时，我才又借钱出去做生意了。如此循环，乐此不疲。一旦口袋还有钱，我是不会主动出去的，要等输光才走。只有当我身上没有一点钱的时候，我做生意的激情与灵感就全部调动起来了，脑子也特别好使。因此，我当时的钱是来的快、去的也快，但是我却觉得很开心……”
  赵永淦收购古扇、玉坠、金银器或农村旧式的古玩，开始也是出于赚钱的需要。一次偶然的机会，赵永淦获悉上海一家文物商店出于国际业务的需要，在“高价”收购一种民间的“千工床”。赵永淦想，这种东西在江南的农村不是很多吗？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作为“回收”来破坏摧毁的。想不到这些破旧的东西还可换钱。于是他专门去了上海，到那家文物商店确认就是这种东西后，立即赶回家乡慈溪。
  赵永淦估计得没错，这种“千工床”在当时的江南农村几乎很常见，是解放前农村地主人家娶媳妇、嫁女儿的必需品。一般凡是有钱人家都要置办的，其用料考究、做工精细，往往做一张床要请上好的木匠做足1000工；床面设计别致，用钢丝锯镂空雕花、以车木吉祥物做成花板床帘，考究一点的在床面与床头板上，还镶嵌蚌壳和牛骨制成的图案。以工定名，民间称之为千工床或百工床。浙东明末，清初商业繁荣、百工兴起，正是这种床与其他镶嵌、工艺品、牛骨雕的发源地。虽然在“文革”中作为“四旧”被毁掉一批，但在乡下老百姓的家中，还保留许多残缺和完全的“旧品”。而且因为占房面积大、拆、搭繁琐，大多废弃不用。就是用也只有年长的人才喜欢，年轻人都已不屑。想不到外国人还对这种“废床”感兴趣。
  赵永淦认准这是“发财”的一笔“大生意”，火速赶到家乡，他就进行收购。收购也很容易，价格不高，但运输却困难。为此，赵永淦动了一个脑筋，雇佣了本地一些木匠，把这些“千工床”的挂面花板拆下来，分开叠片、装成箱子，再用火车把它们运到上海，卖给国家文物商店，价格约为赵永淦民间收购价的十倍……
  做成这单生意，使赵永淦觉得他生活面前的路宽广了。“世间原来还有这样的好事情？这些外国人恐怕是在发神经，把这种破东西收了去当宝贝？”以后赵永淦就开始在苏州、南京、北京、上海做床面、旧木家具花板以及类似的生意。他在民间把这些旧东西收购上来，又到城市文物商店或“地下”文物市场把它卖出去。在不断的实际接触中，他知道这是“文物”，是一个国家、民族传统文化的历史具像反映，是民族的瑰宝。但由于我们国家的经济落后，才把这种原本应该保护的东西让“老外”拿去当成了“宝贝”.也就是在不断地买进卖出的实践中，赵永淦像海绵吸水一般，在祖国传统文化的海洋中汲取了养料，由于他的勤奋好学，慢慢地成为这一行业的行家里手。但当时国家并没有完全“开放”，有关政策条文各方面的限制很多。为了赚钱和保护这些“宝贝”不遭破坏乃至毁灭性的灭绝。赵永淦一边赚钱，一边再用赚来的钱把这些宝贝收藏起来，加以合适的整修保护。慢慢地，他的“生意”越做越大，收藏的东西也越来越多。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他经常像“地下工作者”一般，偷偷摸摸地在晚上收购、经营、装船。把这些“宝贝”运到他自己认为安全和可以“做生意”的地方。但尽管如此，在以后的这十几年中，赵永淦还少不了和“牢房”打交道，他多次被公安局的人扣起来。因为政策的原因，他受尽了做这种生意的委屈和误解……
  直到终于有一天，一个崭新的时代来临，经商成了堂堂正正、理直气壮的事。一个老客户一次性投资300万元订下一批花板，给赵永淦注册公司和“生意”的兴起奠下了基础。赵永淦也终于以他农民特有的执着迎来了圆梦的一天。这时候，时间已经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初期。
  三、要办中国乡村古家具博物馆
  赵永淦外表沉默，而他的天性却是浪漫的。他认为：“中国有着优秀的历史文化，值得收藏与保护的东西太多了。既然这些‘古旧破烂’在那些蓝眼睛、高鼻梁的外商眼中是宝贝，是他们仰慕已久的东方民间文化，那么，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能自己保存、发扬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神呢？”
  “财富是一条游动的鱼。”赵永淦认为：“每个人对财富的使用是有限的，大部份社会财富应该由社会公众共同享有。现在我每天能够欣赏这些宝贝，心中已经感到很满足了。每天进货出货，我好像看到这条游动的鱼，无论它游到何处？只要我能欣赏我就感到满足。如果这条鱼能让更多的人欣赏，岂不是我对社会作了更大的贡献吗？”
  赵永淦又认为：“财富没有国界，人类精神文明成果应该没有国界。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宝贝，如果我们自己没能力保护，让老外保管也可以，只要保管好，让世界人民都知道中国的历史，能够千年万代地流传下去，不是对人类精神文明、世界文化遗产的一种贡献吗？但如果我们自己管起来了，有能力保护好，哪又何必让外国人保护呢？”为此，赵永淦要在他的家乡慈溪天元镇，建立一个中国乡村古家具博物馆。他说：“就目前他自己的财力与能力来说，只能建立一个单项性的博物馆，一旦他能赚到更多的钱，拥有更多的财富（当然包括他自己收藏的各种各样的‘宝贝’），他就会建立一个中国乡村民俗博物馆。他认为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并且是可以做到的事。”
  赵永淦把他自己写的一份可行性报告交给作者看。他在报告中说：“中国家具的历史源远流长，在数千年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鲜明的民族家具文化，特别中国乡村古家具，融洽了中华民族最朴素的生存哲学和文化内涵，它不仅体现在良材美器、以及高超的制作工艺技术上，而且带有原始、质朴的实用色彩和鲜明的地域性，如在河姆渡出土5000年前的卯木隼构件，便是中国木器文化耀眼的起点。如能把那些散失于民间的中国古家具，融聚一堂，就不失为弘扬我国古家具文化的一个显耀的闪烁点。不但可以填补目前国内在这方面的空白，成为我国家具文化和经济史上的创举；而且可以为海内外的学者研究中国家具文化提供良好条件，也对年轻一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有特色的基础；同时为国内外的客商提供广泛的货样，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吸引各方游客前来观赏；更重要的它能“以馆隆市”，使慈溪成为全国旧家具加工经营的最大集散地，浙江永淦古玩有限公司成为全国行业中的巨型企业，发展外向型经济，以促进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
  但赵永淦这份报告到现在还没有批下来。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两条还是：一是私营博物馆性质不明，政策界限不明确。二是天元镇的工业用地十分紧张，土地难批。
  赵永淦表示：中国乡村古家具博物馆筹建起来，浙江永淦古玩公司近亿元的固定资产、收藏品可以在产权明晰的前提下，提供博物馆陈列供游人参观瞻仰。
  这就是赵永淦追求的目标与方向。为了这个目标，赵永淦已经奋斗了三十年。
  现今赵永淦已经把“生意”做大了。今天你若去浙江慈溪的天元镇，那么你一定得走过“古玩一条街”。在这条街上，几乎家家户户门口都放满了缸缸盆盆，这些盆盆缸缸花样各异，年代持久，品种繁多；有远古时代的鼎、钟、罐，还有近代的碗、盘、盏、碟。甚至还有和尚圆寂时用的对缸。赵永淦公司的两幢高档厂房在街的另一头。进入公司的仓库，便如钻进了历史尘埃，触摸到一种岁月的沧桑。偌大的几间摆满藏品的库房内，各种上了年轮的古旧家具触目皆是。文成公主远嫁西藏的家具，昭君出塞关外的家具，晋文公“剪桐封侯”的山西家具，丝绸之路上河西走廊契丹大夏民族的家具……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应有尽有的古旧家具浓缩着一个个民族的历史文化的传奇故事。所以有人说，赵永淦的资产难以估价，这些旧货，说值钱就值钱，说不值钱就不值钱。至少，金发碧眼的老外来到这里，在他们面前就打开了神秘的东方民间文化的门。仅一座生铁汉代铸盆，美国人以4000美元价格买走；一种民间早已不用的民俗“子孙桶”，赵永淦一个月要向国外发五个集装箱。赵永淦的制作工场里，每天都在仿制一些古旧家具。赵永淦说：“中国古旧家具对西方有着特殊的魅力，特别是明式家具，以其简单明快、造型独特，具有东方文化特色的优点，很受西方市场的欢迎。尽管是仿制品或修复品，在西方市场上简直供不应求。”早在九十年代初，法国一份中文报纸有老华侨著文，书写了躺在“千工床”上的梦想及感受；不久，又一华侨在从国内买去的“千工床”暗屉里发现了金条……从此，在欧美掀起了收购中国旧家具的热风。赵永淦和他的天元镇，廿四房村就是乘这一缕强劲的东风刮向了全球。今年年初，美国驻华总领事领着挪威、加拿大等五国总领事慕名前往购物。也是今年年初，赵永淦在德国科隆包下了约十平方米的展柜，几天功夫就成交了30个集装箱货柜的古玩、旧家具，销售额达300多万元。
  在国内，欣赏仿古家具的人也越来越多，随着人们生活与文化水平的日益提高，这种传统的富有民族色彩的东西，已经逐渐被大众所接受。
  赵永淦告诉作者：中国传统家具有着自己发展的近2000年的历史，在这2000年中，集中华民族能工巧匠的集体智慧，以闪烁着民族文化的光芒，与西方文化精神相结合，制作出独具东方文化特色的传统工艺家具，不但造型独特，具有独特的民族文化精神，而且做工精巧，实惠耐用，在造型上简朴明了，线条明确。尤其是明式家具，不但国外市场行情看好，在国内市场上也趋越来越紧俏的势头。以前中国古旧家具以文化人收藏为主，而现在却趋大众实用化方向发展，不但具有收藏价值，而且具有实际使用价值。浙江永淦古玩有限公司的发展目标，决不仅仅是国外；在国内市场上也大有潜力可挖。
  赵永淦举了一个余秋雨先生的例子。他说余秋雨先生前几年回故乡，向他谈及恢复其旧居旧貌的设想。余秋雨先生谈了一些他小时候的回忆。赵永淦对他说：“我知道你的意思了，我会尽快恢复你的旧居内的设备的。”没几个月，赵永淦就制作了一套余秋雨先生的旧居复原家具，请余秋雨先生过目。余秋雨先生一看，还真神了！与自己小时候家中的摆设一模一样。原来赵永淦是根据余秋雨先生家乡地方的习俗和传统民国末年流行的样子设计的。家具做出来放进旧居，果然天衣无缝，呈现了民国末年的情调，余秋雨先生感到非常满意。
  赵永淦对作者说“传统的东西有其地域性、习俗性与时段性，只要设计者把握这三性，就可以让历史复活。这就是中国传统家具的魅力所在，中国现在家庭对许多传统的东西不甚了解，有些民族的传统文化正在随着社会发展慢慢退出。通过传统家具的仿制及传播，可以使许多传统文化的东西在现代家庭复活，使年轻一代经过这些具像、感性的东西了解中国的历史与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
  赵永淦今年也52岁了，虽然他每天驾驶着一辆“宝马”车，还精神抖擞地在忙他自己的“生意”，但他已经不是像当年一样“初出茅庐”的莽小伙子了。对已经过去的历史，赵永淦显得很宽容。他就：“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人们对许多过去不理解的东西，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关键是在于未来。文化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但文化却每时每刻都在左右我们的思想，主宰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一个人如果只满足于现状，不了解历史就无法把握将来。对一些传统的文化精神和可以传达传统文化精神信息的东西，政府要尽全力致力于保护，而保护最重要、最基本的一条是在发掘的基础上使用性地保护……”
  赵永淦笑着说：“民族许多优秀的东西，不保护就要消亡，而这种保护，仅靠个别人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中华民族传统遗产尤如汪洋大海，需要整个民族在提高文化素质的基础上加以保护。”
  尽管这样，赵永淦认为他作为一个中国人，已经尽了他最大的努力。他表示：严格意义上说，他目前已经超出了一个普通传统民俗文化的研究爱好者和生意人的范畴，他正在做着每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
  赵永淦还想做什么？他说他除了筹建一个中国乡村古家具博物馆外，最想做的就是在政府的支持下，做一个义务的中国传统民俗文化保护的宣传者与志愿者，尽他最大的努力，把整个中华民族的优秀遗产保护起来，抢救一些濒以灭绝的品种，以致使我们的后代子孙在研究民族文化的时候，有东西可看，有实物可查，有书面的东西可以研究。
  赵永淦从他盲目的经商赚钱开始，从一个不能赚钱就要逃的野小孩，无意识地涉入到一个几乎被人遗忘的领域，至今已经有40年了，在这40年中，开始于他那种与生俱来的经商赚钱的狂热，在那些被打击、被抓捕、被误解的岁月仍执着地保持着他的追求，他的梦想。乃至他无意之中做出了古玩、古家具经营与研究的选择，直到今天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痴迷而自觉走上弘扬祖国优秀民族文化的“传道士”，这条路可谓是一种理想与人生价值的抉择。随着他事业的进步扩展，“江南古玩大王”的名声在海内外远播雀起，他目前所作的一切已经决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古玩与古家具的经商了。不错，赵永淦是个天生的经商狂，但他更是个民族文化精神的一名忠诚的“卫士”，一个把玩历史和复制历史的智者。
  他在向着他的理想与目标的大道奔跑。一个中国农民式的“文化斗士”的追求。一个“文化斗士”农民式的经商与成长。如果没有他那种植根于土壤的小草浪漫的天性，他能坚持到今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