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马克思说资本的原始积累每个毛孔都充满血泪。我在实践中体会到这些血泪不光是工人的血泪，而且包括“老板”（尤其是中国农民企业家）自身的血泪。在中国，农民企业家付出的血泪比直接创造财富的工人还多。
  外国人有品牌，中国人也应该有自己的品牌。铸造一个品牌则要花费一个企业家一生乃至几代人的心血与努力。
  ——主人公茅理翔
  一、零距离接触茅理翔
  小档案：茅理翔，男，1941年11月出生。慈溪市长河镇人，家境出身贫寒。1960年于慈溪东山中学毕业，曾在天元中学短期执教。1965至1974年间任长河福利厂主办会计，1975年至1984年任同厂供销副厂长，1984年至1994年任慈溪无线电九厂厂长，1994年至今任宁波飞翔集团董事长、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共浙江省第九、十届党代会代表，曾获浙江省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乡镇企业家、宁波市劳动模范、优秀企业家等荣誉，兼任过慈溪企业家协会会长、宁波乡镇企业家协会副会长，浙江乡镇企业家协会理事，中国企联特约研究员等职务。著述有《飞翔的管理》、《飞翔的岁月》和《管理千千结》等约100万字。
  今日的茅理翔，在慈溪老一代（80年代初期创业）的企业家中，可算是一个潇洒的人。他掌握着上亿元的资产，自任宁波飞翔集团和方太厨具的董事长。把新创办的方太厨具有限公司交给儿子茅忠群经营，把“老厂飞翔”在长河生产点火枪的“基地”交给女儿茅雪飞打理，集团的财务权由妻子张招娣管理。自己则“宏观决策”，著书立说，游学讲课，虽然也忙得不亦乐乎，但却有一种文人潇洒的味道。作者问他近年主要忙啥？他说：“身为集团董事长，当然主要还是打理公司。”但他只管两桩事：一是企业的发展，因为发展是企业的生命线。二是管理决策，茅理翔把管理看成企业发展的核心，重点是资产和人事的管理，大事需要他决策。他说：“只要做好这两桩事，我这个董事长就算完成任务了。”除此之外，他一是给儿子茅忠群、女儿茅雪飞当好“参谋”。当然这是一种高级的“参谋”，他用自己三十年从事企业工作积累的智慧、经验，为他的儿子、女儿充当一种“垫脚石”的作用，使他们尽量少走弯路。二拿茅理翔自己的话说：他个人还准备第三次创业，实现他年轻时爱好文艺与教育的理想。因此他在业余时间中著书立说，兼任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浙江工大、江西财大、广东中山大学、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宁波大学、浙江林学院、浙江商学院等11所大学的外聘教授，忙于给这些“莘莘学子”讲课对话。
  关于茅理翔与学生对话“讲课”，浙江著名作家王旭烽女士有一段很生动的记录——
  学生：茅理翔先生，我们特别想知道你对家族制企业的认识。因为大家都知道，家族制企业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组建起来的企业，而经过20年的发展，家族制企业也恰好走到了第二次创业和面临接班的关键时刻。然而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司，却在这一时刻摆脱第一次创业的粗放经营方式，用六年时间从无到有，不但把自己的企业从200多家吸油烟厂的最后一名做成了中国厨具的第二大品牌，销售达5亿元，而且顺利地完成了父子交接班，成为民营企业二次创业成功转型，顺利交接班的典型。你们的这个“父子兵”式的家族制企业，是在怎样的创业理念上建立起来的呢？
  茅理翔：这个问题说来话长，但我可以明确地表达自己的一个观点：
  第一、民营企业创业必须依靠家族制；
  第二、发展到一定阶段要淡化家族制；
  第三、按中国目前民营企业的情况，要彻底否定家族制是不可能的。
  一句话，中国当代的民营企业，不搞家族制不行，太家族化也不行。
  这个理念中有两层意思，一是承认家族制。国际上80％的企业是家族制，并非只是中国的专利，因为民营企业发展是以个人奋斗起家，只有动员家族关系才能最大程度地调动生产力；发展到较高阶段，才会聘用社会人才共同奋斗。
  ……
  这段话，完全是一种以学者、研究者的口吻，既有专业哲理又生动形象。据听过茅理翔上课的学生反映：“茅教授具有与其他教授一样的理论知识，他授课的内容丰富，是因为他具有实践知识。他能解决经济学、管理学上的问题，深入简出，举一反三，言简意赅地用他的经验讲述出来。因为他首先是企业家和社会成功人士，这一点是其他教授难于比拟的。”
  现在茅理翔坐在他宽大明亮的办公室里，会不时接到来自全国各地学生和对他崇拜者的电话，询问企业和他个人的一些情况，对这些问题，茅理翔是有问必答。许多问题茅理翔实际上已在与著名经济学家钟朋荣的对话录和他另外两本书中比较全面地反映。
  在这三本书中，集中了茅理翔办企业艰辛过程和对企业管理和企业文化的深层思考。其中不乏有许多思想浪花的闪光之处。这三本书出版后，在经济学术界乃至思想文艺界反响很大。他的《飞翔的管理》得到经济界前辈马洪的赞赏。马洪说这本书“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走向市场，走向世界的成功经验，也反映了中国企业由过去的传统计划管理向市场经济现代企业管理转变过程中所作出的宝贵探索……”认为茅理翔在这本书中能把管理理论“紧密地结合飞翔集团生产经营的实践，使得比较生硬的管理原理变得生动活泼起来……”因此，他认为这是一本出自农民企业家之手，难得的有价值的书。
  而著名经济学家钟朋荣对茅理翔《管理千千结》的评价是：“在中国这20多年来，一个基本事实是：民营企业普遍地比国有企业管理得好，民营企业的成本总体上低于国有企业，效益总体上高于国有企业。为什么？就是民营企业的制度有加强管理的内在要求……对于像方太这样的民营企业来说，制度问题已经解决，管理问题、管理者的素质就成为主要问题。”
  钟朋荣随后赞扬了茅理翔身上具备的管理者的素质。认为茅理翔这本《管理千千结》是“融合了方太自身的管理经验，通俗易懂地把它提高到一个理论的高度，值得向全国的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老总推荐。”
  除此之外，青年作家廖岷为“方太”和茅理翔写过两本书，一为《方太之路》，二为《方太论剑》。廖岷在他的书中，除了对这位“有文化素质的农民企业家、方太的开山鼻祖敬佩之情”外，在文章里对茅理翔的评价是：“特有文化素质，不但有管理企业的实践经验和开拓精神，而且还具有理论研究深度。”“是一位知识型的具有深不可测的东方文化底蕴的农民企业家……”
  所以现在有记者、作家采访茅理翔，他就会送他们自己著述的三本书，另加廖岷对方太企业看法的两本书，加起来有五本。他说：“我的经历和观点就在这几本书里了”
  因此在中国的农民企业家中，如茅理翔这般拥有上亿财富的恐怕也不少，但如茅理翔这样有文化修养、著书立说、游学讲课、具有学者型、知识型、实践型“三位一体”的还恐怕不多。
  无疑，茅理翔是儒雅的。这种儒雅不仅体现在他待人接物那种农民式的谦和以及中国农村学究式的清高，而主要的是表现在他长期嗜书如命，那种东方传统文化深入骨髓的文化底蕴。这种文化底蕴使他的言行与一举一动都不同于一般的农民企业家。他的潇洒正是建立在这种儒雅的基础上的。
  作者走进茅理翔的办公室，除与其他农民企业家一样必备的大班桌和待客用的皮沙发外，还有一排靠墙整洁的书橱。在这排书橱中，放着茅理翔平时爱看的书。与常人不同的是，别人放在书橱里的书都是崭新的，而茅理翔放在书橱里的书都是他翻旧了的。因为他确实是因为自己爱看的书才购置的。夫人张招娣曾在一个非正式的场合对人幽默地说过：“他有二个老婆，一个是我，另一个就是书本。”
  是的，茅理翔在工作之外的业余时间，不抽烟、不赌博、不喝酒、不卡拉OK，也不喜出去旅游，更谈不上养情人包小蜜，他所有的爱好都集中在看书阅读上。据他自己说，他每晚睡觉前必须看一个小时左右的书，否则睡不着，这个习惯他已经保持了几十年。
  茅理翔可说是博览众书。他年轻时就酷爱文艺作品，后来因为搞企业，他也爱看企业经济、管理类的书；但他最热衷于研究的，却是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尤其对孔孟的“儒家哲学”，茅理翔可谓是兴趣盎然，情有独钟。
  茅理翔对采访他的记者、作家谈话，遇到他不想正面回答的问题，他总说：“研究研究”。这一研究，就研究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主题上。于是他就会与你通宵达旦，不知疲倦。打开话匣子几天几夜谈不完……因此，茅理翔在他的著述《管理千千结》“做企业需要终身学习”一文中说过：“当今时代，需要终身学习”。“一个人只有天天学习，不断接受新思维，研究新现象，拿出新对策，才能变被动为主动，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他认为：“成功企业的领导必定是那种胸怀大志，孜孜不倦，学习勤勉又善于付诸实践的人。”
  茅理翔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欣赏儒家哲学，他把儒家哲学应用在他的企业管理、企业文化精神和他的讲学著述中。茅理翔用儒家的观念解释中国乡镇企业必然崛起。他说：“中国的乡镇企业自诞生起就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为改革开放立下汗马功劳。而乡镇企业之所以能取得世人瞩目的成就，正是因为它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
  茅理翔认为中国农民企业家都是哲学家。茅理翔说：首先，乡镇企业的形成、发展符合客观规律，《易经》中讲“天道与人道”，就是要求人们遵循大自然的规律来达到和谐境界。我国农村人口众多，耕地面积有限，随着农村生产力的提高，游离出来的大批剩余劳动力靠什么找出路呢？致使几千万农民离土不离乡，务工不进城，积极发展乡镇工业成为必然选择。建国以来的农村计划经济虽然解决了农民的一些问题，但却不能从本质上改变中国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是乡镇企业的形成和发展，改变中国几千年的农村经济格局。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民顺应历史潮流的伟大创举。
  其次，乡镇企业是农民群众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结果。《论语》云：“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意思是说：天的运行表现为刚健的属性，人应当自强不息，积极向上，奋发有为。这一思想影响深远，在许多先哲的言论和行动中都有所体现。孔子、孟子反复勉励学生“发奋励志，乐而忘忧”（〈论语·子罕〉），严厉批评庸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惰其四肢，自暴自弃。”茅理翔认为中国的农民之所以了不起，是因为中国乡镇企业就是靠农民自强不息，艰苦创业一种奋斗精神才发展起来的。
  其三，重视血缘关系、亲情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之一，乡镇企业相当一部分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在乡镇企业的初创阶段，这种由血缘（亲戚），地缘（同乡）学缘（同学）结成强大的联盟，不仅提供企业发展所需的资金，更蕴含了共同的需求、利益与情感。他们相互扶持，共谋发展，即使是当企业出现挫折时，由于共同的利益凝聚在一起，大家和舟共济，共度难关。茅理翔认为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仁义，慎独，孝悌，以和为贵”的思想在农民身上的反映。
  因此，茅理翔提议中国的企业家多读《论语》。他认为《论语》是企业管理的百科全书。茅理翔说，我的理由有五点：1、企业成败关键在于管理者，管理者自己必须有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使命感。
  2、儒家理念核心是“仁”。孔子主张“仁者爱人”，“以德为政”。企业管理人字当头，人是企业运行中的核心，管理者必须“以人为本”，“民维邦本，本固邦宁”。善待员工，增强企业的向心力，凝聚力以至竞争力。
  3、孔子说：“人无信不立”，司马迁在《史记论·货殖列传》中主张“能以取予”要求商家处理好取与予的关系。而现代企业管理中“义”和“利”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只有把义和利二者同样重视，有机结合，才能取信于民，仁义聚商，聚义生财，这是企业经商的法则。
  4、中庸、和谐是儒家文化的精髓。孔子在二千年前就提倡“以和为贵。”孟子也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是搞好企业的关键。好的企业必须外树形象，内讲团结，有一种在市场意识前提下的团队战斗精神。
  5、孔子与孟子都讲究仁、义、礼、智、信五字，这五个字是中国人做人的准则，也是企业克敌制胜的竞争法宝。因此，茅理翔认为：做生意，搞企业必须是日本现代企业之父涩泽荣先生提出过的“论语加秤砣”。
  因此茅理翔在方太经营理念上提出：“方太不争第一，永做第二。”
  因此，茅理翔在他的飞翔集团提出“企业的经营核心是培植企业文化观念。”
  因此，茅理翔面对市场的恶性竞争，为方太制订“无招胜有招”的战术。
  因此，茅理翔在他的著述中一再强调企业家必须保持一种平静的心态，以“心气”治“浊气，”忍者为上……一本《论语》，融洽了茅理翔所有企业管理与经营的理念。对这样的企业家，作者能简单地用“农民企业家”五个字来概括吗？于是，借用茅理翔的话说，对他这个人作者也必须“研究研究”……
  对慈溪百万农民闯市场，所谓提炼“慈溪精神”，茅理翔早就发表过他的观点：
  1、慈溪精神客观存在。他说：“慈溪这块土地，如果没有乡镇企业的崛起，没有百万农民转变观念闯市场，与西部又有什么区别？同样缺少资源，缺乏耕地，在改革开放前同样贫困。我们的成功确实在于一种精神，一种天不怕，地不怕，坚韧务实的创业精神。”2、慈溪精神主要内涵是一种移民文化精神。茅理翔说：“慈溪的60万亩耕地来之不易，其中约有30万亩的滩涂是宋以来各地移民一块块地围垦起来的，我们的祖先为了土地，付出了多少血汗，甚至生命，一代一代地前赴后继，坚忍不拔，持之以恒。人多地少，必然要向外发展经商，一旦条件成熟，祖先向大自然争夺生存权利的开拓精神，无疑在后人的身上复活。拿今天的话说，可以归纳为一种具有生存开拓意义的商务精神。”
  3、慈溪精神有区别沿海的“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茅理翔认为：“较之国内普遍认同的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慈溪农民的崛起与他们有五点不同：一是培育了一批以集体经济为主体，经营模式个体化的农民乡镇企业家队伍。二是建立了吸收农村劳动力就业和与50万外来人口共同创业致富的经济共同体。三是投资资金基本不靠外来资金补充，始终立足慈溪这块土地。四是出现百万农民闯市场的泛商化倾向。五是始终走在市场经济的前沿，敢于摸索农村经济改革开放新路子。这五点不同，是慈溪农民与中国其他地区农民不同的个性体现……”
  作者与茅理翔熟识达30余年，一直没有写过关于茅理翔的一本书。原因越是朋友，兄长，就越难挖掘人的内心世界。好似一座山峰，走近了反而看不清山峰的全貌。在作者的眼光中，这位小个子的农民企业家，有着身材单薄，谦和诚恳的外表，但他身上却蕴藏着一种内在的力量。美国当代社会学家与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曾说过：人类的力量有三种表示方法：一是暴力，二是财富，三是知识。这三种力量，暴力是最初级的阶段，财富属于外界炫耀表现的形式，而知识则是一种内在的资质与潜力。在茅理翔身上表现出来的力量，是他身上所蕴藏的一种知识的气质，这种力量是人类个体所呈现的一种至高无上的境界。这样的人，称他为企业家，他确实是企业家，他创办的飞翔集团与方太厨具公司，每年销售额达6个亿，利税在6000万以上，在中国小家电业界赫赫有名。但他又是谦和诚恳的人，做事不张扬，说话慢条斯理，态度和蔼可亲。但说他是企业家，他的思想，他的风度，他的气质，又似乎具有太多学者和文人的气质。他可以下车间操纵机床，检验产品，又可以在大学讲台上滔滔不绝、指点江山、口若悬河。他可以穿着旧棉袄、咬着冷馒头，挟着劣质公文包走街穿巷，洽谈业务；又可以在酒吧、咖啡馆与专家、学者谈中国当代文学，华夏传统文化。他可以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制订开发产品项目，运筹帷幄，指点他的部属掌握市场环节，出奇制胜，又可以在家里的15支光的日光灯下夜以继日，著书立说，把他的思想，论证通过文字的形式向世界传播，为人类精神文明阐明自己的理论观点……这就是茅理翔，他什么都是，又可说似乎什么都不是。所以许多人看茅理翔，都如雾里看花。其实他真实的身份，拿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一个经历过40多年磨难的慈溪乡镇企业家，一个普通的农民的儿子……
  二、苦难及第：卷面是“五子登科”理论
  如果把历史镜头聚焦在那个特殊的年代，40多年前的茅理翔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存状态呢？
  现在的年轻人已经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童年，茅理翔自己也很久没有向人回忆这段往事了。但历史客观存在，与一切在那个特殊年代处于逆境中的慈溪农民的儿子一样，茅理翔有的是他关于童年回忆的一腔辛酸。
  茅理翔出生在慈溪长河镇一个普通的家村家庭。小时候他家很穷，可以说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父亲给人家做“长年”打工，但经常“失业”，一家人的生活靠母亲到处做手工裁缝补贴家用。茅家到茅理翔这辈，有兄弟姐妹五人。按当地人的说法是“吃口够重的”。因此茅理翔自出生后基本没吃过一顿“饱饭”。童年的茅理翔常会在晚上做梦。他梦见什么？据他后来回忆：他童年的梦几乎千篇一律，每次都梦见一碗香喷喷的白米饭。旧中国农村孩子，几乎每个人都会做这样的梦。因为这香喷喷的白米饭对长期处于饥饿中的孩子诱惑实在太大了；所以以后茅理翔办企业成功后，仍然保持着比较严谨自律的生活。他不抽烟，不喝酒，不搓麻将，也不游山玩水。生活几乎像“苦行僧”一般。他喜欢写作，可写的字很大，一张纸最多只能写二百个字，办公室为此给他准备了许多专用的公文纸。但茅理翔只用普通的白纸，正面写了反面再写，一张纸当两张用。在方太新大楼落成装修前，茅理翔作为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一直用的是一把脱漆起皮的旧写字台；他坐的椅子也坏过几次，坏了修，修好了再用。朋友们开玩笑说他的办公桌椅被他“折磨”得皮开肉绽。为什么？茅理翔心疼钱！童年饥饿的记忆使他一辈子都对钱的使用小心翼翼，能节约处就节约。他没有像其他在“蜜水”里泡大的年轻企业家那般“呼啸闹市，一掷千金”的习惯。
  在茅理翔的童年，他记忆之中最大的欢乐是父母对他的“家教”。而这种“家教”，父母往往通过生动易懂的故事形式向儿女转达。茅理翔的父亲文化程度不高，只读过三年小学，他母亲虽没有读过书，但却也“知书达礼”。夫妻两个经常给茅理翔讲一些“落难小生中状元”之类的故事，教育童年的儿女要争气，做一个正直的人。通过读书获取功名为国家效力，为贫穷的茅家祖先争光。
  在茅理翔童年的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他八岁那年晚饭后和小朋友一起玩“清兵捉强盗”的游戏。天黑光线暗，小理翔一不小心与一个同岁的男孩一头撞在一起，那男孩倒地后立即哭喊，地上的碎碗片划破了他的额头，额头上顿时血流如注。小理翔知道这下自己闯了大祸，立即叫来大人把那男孩送到医院。医生在那男孩头上缝了六针，当时的医药费是用谷计算的，为此茅家赔了50斤谷。但后来那男孩出院后额上伤痕不褪，男孩的父亲便说是小理翔用小刀故意划伤他的孩子，使他的孩子破了相，故又叫茅家增赔100斤谷。在解放前，这150斤谷相当于茅家半年的收入和大小七八口人几个月的口粮。小理翔的母亲惊呆了，但她还是一面去那男孩家“安慰”，说尽好话，一面挨家挨户地去向别人借谷赔偿。那次母亲回家挥泪把小理翔痛打一顿，打后又抱着他流泪痛哭。母亲说：“你为什么这样不争气？”小理翔没有说话，但从那时起，“争气”一词就深刻地烙在他的脑海中……
  是的，“树活一层皮，人争一口气”！在以后茅理翔的人生档案里，即使再困难，再委屈，再曲折，他也没有忘记：“我是农民的儿子，我要争气！”这是他成年后历经千辛万苦，仍能百折不挠磨炼自己的意志去争气获得成功的基本动力。
  为了争气，茅理翔在小学读书时就名列前茅，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当时称为慈溪二中的东山中学，在中学他也是名列前茅。这时茅理翔也做梦，童年时期父母给他讲过的“故事”在他脑海中发酵了，他多么希望经过自己的努力，为父母争气，使家庭摆脱农村困苦的生活。但命运之神显然没有如愿地垂青茅理翔这个来自农村经历过苦难的孩子。等他嚼着咸菜经过努力以高分考入高中时，他的脚却突然不能下地走路了。最后医院诊断为严重的关节炎，而使他永远失去了上学的机会。那年茅理翔才17岁……
  17岁是个充满幻想的年龄！茅理翔在当时已是个文学爱好者，他读过不少古今中外的名著，幻想有一天能考入大学中文系，把自己的一生献给“缪斯女神”；但命运却无情地捉弄了他，病魔把这个胸怀大志的文学青年牢牢地锁定在病榻上。最后病情越来越严重，因为没钱医治，终于瘫痪在床上……
  茅理翔上有哥哥姐姐，下有弟弟。父亲解放后留在外地工作，绝少回家，且收入菲薄，一家人的生活仍处在贫困之中。看着自己脸色蜡黄的母亲白天给人家做裁缝，晚上躬着背为他忙碌。两个弟弟饥饿、营养不良无依围坐在他的床前，茅理翔的心碎了，他感到命运的残酷和人生的无奈。他想到了死！想自我了结自己不争气的肉体。印度诗人泰戈尔说：“既然肉体已经背叛了我的灵魂，那么我需要肉体干什么？”茅理翔的失望建筑在他的肉体背叛了他的理想。为此，他拉着母亲的手向她交待自己的后事，他说：“妈，我对不起您，没法孝顺您与父亲了；家里经济那么困难，我不忍心再浪费您们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就当您们没有生我这个儿子吧！”
  但母亲果断地打消他自杀的念头。她责怪地说：“什么？您想去死？你还才是‘人秧’呢？就失去了做人的信心！我养你这么大，难道就为听你这种没良心的话……”母亲听也不听他解释，当机立断招呼邻居，借钱用一张门板抬着他到外地求医问诊。
  于是，慈溪这块大地上，留下一个坚强慈善的母亲，与人抬着瘫痪的儿子到处求医的脚印。茅理翔躺在门板上泪水长流，他一边流泪一边在心里呼喊：“娘，我要站起来，为了报答您，我也得站起来！我一定要医好我这脚，更好地投入生活，做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改变家庭的贫困，做一个上有老、下有小、中间有我顶梁柱的一家之主，报答您与家庭的深恩……”
  茅理翔很快地振足起来，他虽瘫痪在床上，被母亲与人抬到东、抬到西，膝盖上插着无数银针，大腿上草艾烟气缭绕，皮肤烧焦，疼痛钻心，下半身被钉在床上寸步难行。但在他床上的枕头边，始终放着小说、诗歌一类的文艺作品，他在病床上阅读了《红岩》《红日》《林海雪原》……一遍又一遍地阅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牛虻》，心头不断地被一种革命的英雄精神鼓舞着。为了使自己的生活不局限于门板和床板，茅理翔试着为他身边的人讲故事，向一些生活枯燥的农村青年讲述革命英雄主义。据茅理翔回忆：那时虽然他躺在床上，但乡里四周的农民仍非常需要他。人们常常从四坊八村摇着小船来邀请这个瘫痪在床、与病魔作斗争的无畏青年，听他讲《51号兵站》、《双枪老太婆》、《江姐》等革命故事。茅理翔说：“那时，农民的热情与求知欲时刻鼓舞着我，他们安慰我帮助我，使我认识到人生的价值，产生了生活下去的勇气。为此，我这辈子一直有一种想报答他们的愿望……”
  终于，茅理翔站起来了。最后的奇迹产生使茅理翔自己也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是母亲的坚韧？是村人的热情？还是自己与病魔作斗争的精神感动了上帝？反正茅理翔站起来了，他经人介绍，一步一移到一所乡村中学去当月薪10元的代课教师。
  于是生活终于向茅理翔抛出了橄榄枝，茅理翔的眼前又呈现出一片光明。少年的笑声，琅琅的书声，家乡的田野，潺潺流动的河流，贫困而又善良的农民，代数、语文、物理、历史、音乐、科技、艺术神秘的殿堂！尽管茅理翔从学校的教室到饭堂二里路要磨一个钟头才能走到，他的腋下插着拐杖，一步一移，步履艰难；可他毕竟能以自己的双脚走路了，他觉得生活又在善意地向他招手，使他看到了人生道路上的阳光与鲜花……
  但不到三年，噩运又再次降临在茅理翔的身上。三年后他再次瘫痪，虽然母亲仍一如既往、倾家荡产在所不惜地为茅理翔治病，但他心中的火焰开始渐渐熄灭，他感到了命运的不公和人生的残酷……
  一年后，当茅理翔在与命运的“决斗”中再次奇迹般的站起来，虽然他以后变成了一个跛子，但他的命运从此却进入了转机。在他与疾病斗争长达几年的日子里，茅理翔虽然历经苦难，可他与命运作斗争和讲故事精神却使他声名远扬。这时的长河四坊八村，谁都知道茅家有个聪明绝顶的“跛子”。人们说：“茅家的老四了不得的聪明！上通古今，下达地理；可惜他的腿有病，否则，茅家要出大人物了。”当时新办的长河福利厂缺少文化人，领导一商量，决定聘他当厂办会计。茅理翔一跛一跛地上班了，母亲的脸上露出了微笑。但她嘱咐茅理翔的还是一句老话：“人残不能志短！人家看得起你，你要争气！”从此茅理翔开始了他在乡镇企业的创业生涯。他一直没有忘记母亲要他“争气”的嘱托，一辈子在为农民争气。
  茅理翔干厂办会计十年，为发展厂里的业务，茅理翔主动请缨当供销员。当时的福利厂也确实没人，否则，茅理翔也当不成供销员了，手脚比他灵便的厂里有的是。但茅理翔自己却是有信心的：他认为他能成功。他认为人生中最大的财富无疑是苦难与智慧。一个人如果拥有这两笔财富，那他活在这个世界上怕什么？
  事实证明，茅理翔确实什么都不怕。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他又足足跑了十年的供销。在这十年中，他是嘴含着止痛片跑下来的！每逢路途中腿痛得难受，他就吃阿司匹林，有时成把成把的吃。直到今日，他还对当时一分钱一颗的阿司匹林药片怀着一种常人所没有的深厚感情。那时好的药茅理翔这个乡镇企业的供销员是买不起的，可阿司匹林他买得起！每颗只一分钱，当然只能暂时止痛，但就是这暂时的止痛，他可以为贫苦农民企业的发展去走街穿巷地跑供销。他虽然流浪街头，怀里揣着冷馒头；虽然遭人白眼，笑脸换来讥讽；虽然饥一顿饱一顿，穿着旧棉袄跛脚闯世界；但他终于有了施展才华、为企业以图发展的机会。
  作家王旭烽女士分析：茅理翔跑供销与浙江许多企业家一样是“逼”出来的。原因是浙江虽被人称为“鱼米之乡”，富饶美丽；但浙江另一句话是“七山一水二分田”，人多地少农民在自己世居的土地上找不到饭吃，就去外乡寻找吃饭的可能，所以浙江的手艺人特别多，大概都是人多地少找饭吃的原因。慈溪这块1700平方公里的土地，当时第一代乡镇企业崛起，不到3000家的企业却约有六万多名推销员在全国各地的各个角落里奔走呼求，推销他们自己的产品，同时也推销着浙江人创业的一种精神。
  茅理翔是当时慈溪这六万多名推销员中的一个，与旁人不同的是他有腿疾，因此他比旁人更多一些磨难。
  谈及创业艰难，茅理翔深有感触，他笑称自己是“五子登科”的出身。事隔30年后，茅理翔在回忆慈溪乡镇企业初创推销经历的苦难日子时说：当时的推销员须要有“四千”精神，即“踏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走遍千家万户、说尽千言万语”。啥推销员？说穿了是“高级叫花子”，“卖身卖血贴面孔”。他形象地把这种过程比喻为“五子登科”。
  何为“五子登科”？茅理翔回忆起往事呈现一种“苦恼人的笑”的表情。他说他办企业在改革开放初期是“厂长、技术员、推销员”一肩挑。出去跑“外勤”，跳上火车像“公子”。因为当时中国的农民，穷得离不开老婆孩子，能坐火车出差的不多。就是现在，许多贫困地区的农民，有的一辈子都没有坐过火车。推销员能坐火车，岂不是“公子”的待遇？
  但“公子”一跳下火车，奔跑得必须像“兔子”。原来那个年代旅馆特别少，高档旅馆价格高，穷人住不起。低档的必须由旅馆介绍所统一安排，推销员兜里没钱，下火车必须狂奔到旅馆介绍所，否则，迟了就赶不上。茅理翔曾经在旅馆介绍所排了一整夜的队，第二日凌晨才挑上号安排住宿。有时候排上队给安排了，对不起，旅馆已经满了，只有浴室与理发店。但住浴室与理发店，须到晚上9点钟后才能进去睡，凌晨6点钟又被赶出来。有时住进去没铺位，只能在靠椅上坐一个晚上，终于“兔子”进“洞”了。
  然后是做“孙子”。更惨！乡镇企业推销员地位低，为搞到业务低三下四求人。于是走进“单位”点头哈腰递烟扮“孙子”，国营企业谁都是你的老子与爷爷，你稍有一疏忽，业务就立即“泡汤”。出差完成任务回家变“驼子”。当时慈溪农村家庭粮油用品按定量供应，使用粮票、油票，家人常吃不饱饭；推销员回家总要采购些土特产回去。一是厂里职工委托捎带的，大家都是乡邻远亲，不捎不好意思；二是给自己家里老人孩子也捎带一些；三还为领导捎些“人情礼品”之类。于是七袋八包背在肩上像骆驼一样地拖回来，岂不是“驼子”？
  接下来回到家里变成“呆子”。茅理翔说：“当时乡镇企业的推销员月工资为30元，出差补贴每天不到2角。出差在外虽然自己节俭，餐餐啃冷馒头，嚼咸菜，但总比家里开销大，有时我不知钱花到哪儿去了？为亲友捎的土特产又不好收钱，所以报起账来就成“呆子”。一个月的工资都弄光了，没法向家人交待……
  茅理翔说这“五子登科”是他自己的亲身体会，也是慈溪所有改革初期企业家创业时的共同经历。他说：“在中国，办事情很难，尤其是中国农民。中国农民在改革开放初期承受了太多的苦难，农民企业家的第一桶金是在苦难中掘得的。”
  茅理翔认为：“马克思说资本的原始积累每个毛孔都充满血泪。我在实践中体会到这些血泪不光是工人的血泪，而且包括老板（尤其是中国农民企业家）自身的血泪。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农民企业家付出的血泪比工人还多。”
  茅理翔说：“慈溪改革开放初期，效益好的乡镇企业有‘五朵金花’，现在这‘五朵金花’经过20多年的市场洗涮，有的已销声匿迹，有的虽然还在运转，企业主人却已换人。想想这些老朋友、老伙计，我在心底里无限伤感。商品经济成就一代企业家，同时也淘汰一批企业家，他们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汗水、心血、甚至生命的代价，才换来慈溪今日的阳光灿烂，百万农民闯市场的崭新局面。”
  十年会计，十年供销，以后茅理翔又当了约十年的厂长。其抱负与困难虽说不能与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卧薪尝胆相比，但在茅理翔的精神境界里，却与越王勾践一脉相承。在十年的供销员的生涯里，茅理翔几乎吃尽苦头，打下了他以后吃苦耐劳，遇事不惊，坚忍不拔的基础，同时也磨炼了他一种与常人不同经历苦难的意志力，使他获得了做生意的经验，独具慧眼看清看透了市场潜藏的种种风险。茅理翔说：“推销员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职业！企业的产品如果推销不出去，哪办企业干什么？”
  三、第一桶金：世界“点火枪王”
  1985年，茅理翔受长河乡党委的安排，负责创办慈溪无线电九厂。这在当时有两个概念：一是乡镇企业崛起，在外面慈溪无线电业已经小有名气，打开了市场局面。慈溪县政府领导想把企业做大做强，搞成行业联合体与生产集约化。二是长河有生产无线电配件的基础，而茅理翔在乡镇企业当过十年会计，十年供销员，具有管理企业外向发展的能力。可乡政府却没有资金的投入。茅理翔从老厂分出几台日冲床，厂就算办起来了！那就是他全部的家当。虽然家底很薄，但茅理翔还是勇于受命的。因为这时的他刚过不惑之年，论经验论资历精力都可算人生最旺盛的时机。茅理翔想：“天生我才必有用！自己在慈溪乡镇企业发展的道路上已经走了二十年，现在政策、环境许可，是成就人生志向的最好机会。今日不干，更待何时？”于是他放弃老厂相对优厚的工资待遇与市场销售基础，带了几个骨干就白手起家，一穷二白地上马了。
  上任伊始，茅理翔可谓意气风发，他想甩手大干一场。但当时的市场运转却是残酷的！1986年，由于受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茅理翔耗尽心血创办起来的“慈无九厂”与其他加工企业一样，由于市场上电视机的滞销与积压，二十四家业务关系单位逃得只剩下一家。企业缺乏流动资金，银行贷款又不可能雪里送炭，茅理翔新办的“慈无九厂”没多久陷入困境，整整六个月没有生意，拖欠了工人半年的工资。于是，工人哭的哭，吵的吵，骂的骂，走的走，有人在茅理翔的办公室里吵了还不算，甚至成群结队跑到他家里来吃饭。本来嘛！作为工人，你“老板”不发工资，他的生活没有着落，不找你厂长找谁？茅理翔说：“那时我家变成饭店了！我厚着脸皮，好话说了一大箩，但工人们就是不听，他们不是要听好话，要的是钱……”当初与茅理翔一起办厂的几个骨干“兄弟”，这时也走得七零八落，真正是一种世态炎凉和“大难来时各投林”的味道。茅理翔叹着气说：“我手下的六个技术骨干走了，我在心里边也就认了。毕竟是自己没干好，人家要奔阳光道，我想拦也拦不住，因为我这里变成了独木桥。但我一手培养起来的那个技术副厂长，与我一起出来创业的铁杆兄弟也要走，这是我万没有想到的。因为这人在社会上口碑并不好，办厂初期是我力排众议才把他安排在副厂长这个位置上，为了企业的发展，我把自己的心都掏给他了。曾经有人劝过我，说这人只能同发展，不能共患难，我当时还不相信，可没想到这话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应验了。他不但扔下我一人在困难的旋涡中苦苦挣扎，还把厂里最后一点的业务市场也抢走了，做得完全彻底，一点情面也不讲，等着企业树倒猢狲散看我的好戏了。”
  抱着最后一线希望，茅理翔把那人请到家里，在灯下与他促膝长谈。两人一直谈到半夜，最后谈得茅理翔自己也感动了，不由得声泪俱下。他说：“男子汉大丈夫，输也要输得光彩，项羽过江还有个破釜沉舟，况且我们还没有到这个程度。任何困难就是这样，我们能挺一挺，就能过去。人心齐、泰山移，天无绝人之路！”
  对方情绪也很激动，但他问茅理翔：“这厂是你自己的，还是乡里的？”
  茅理翔说：“资产是乡里的，我们是经营者！”
  对方说：“所以用不着你这般操心。你茅厂长是聪明人，如果面对一根独木桥，就你我两人，挤一挤也能过去。但如果与厂里七八十个人一起过，就会桥塌人亡。现在这根桥反正要塌了，你多一个人少一个人又有什么关系？”
  真是道不同不相与谋。至此茅理翔才明白了，他与他已经是两条道上跑的车，再也合不拢一处了。可厂里的职工怎么办？茅理翔虽然在心里也清楚当时的慈无九厂体制关系是没有理顺的，他这个厂长是集体资产的管理者，责任由他挑，好处却没份。但他是个堂堂的男子汉，已经与乡里签了协议，能把已在进行的事业毁在自己的手中吗？他觉得他不能这样做。当然在约十年后，乡里通过改革，把企业的产权明确到茅理翔的手中，可当时是1986年，茅理翔是一个乡镇企业的厂长，作为集体资产的管理者，他在最困难的时候，能够对他属下的七八十个职工生活不管吗？这不是一个要成就一番事业的农民企业家的做法。
  夜深了，茅理翔还在灯下苦苦思索，自古三个好汉一个帮，企业要成大事，必须有能人相助。正当他犹豫无奈时，他的妻子，比他小九岁的“患难知己”张招娣为他烧了夜宵，温柔地来到他的身边。茅理翔自二十年前到福利厂当会计，和他一样出身贫苦的张招娣就是福利厂的女工。那时的张招娣还只有十六岁，她的父亲原本也是个裁缝。可惜在五十年代末抽去修海塘围涂造田，结果受了寒潮双脚瘫痪卧床不起，家中两个幼女和他自己全靠妻子一人到处包揽零活养活。在茅理翔被村人用门板抬来抬去治腿疾的时候，八岁的小姑娘张招娣正坐在家门口，帮母亲编织金丝草帽挣钱养活自己。十三年后，张招娣嫁给了茅理翔，这时她已经是长河针织厂的副厂长了。
  茅理翔把自己的目光移向了爱妻，电灯光下的张招娣，虽说也已经三十出零，夫妻俩已经有了一双儿女。但张招娣天生丽质，她皮肤白皙，头发乌亮，明目皓齿，一点不象已为人妻、为人母在困苦生活中挣扎过来的女性，倒像沉静的少女一样天真温柔动人。
  茅理翔望着她，张招娣也望着他。张招娣问：“他不愿与你共度难关？”茅理翔点点头说：“是的，我缺少合作者。如果你能跟我风雨同舟，我主外、你安内，我们夫妻一起干！我就不相信这世界上会有过不去的独木桥。”
  张招娣表示赞同：“你说得对！世上没有走不过去的路，也没有趟不过去的河，只要你认为你走的道是对的，我愿意辞去针织厂的工作，与你和舟共济，共度难关。”
  茅理翔感动地紧握住了爱妻的手。他为张招娣的这个决定所感动。他明白张招娣下这个决心不容易。同样是乡办企业，这时张招娣这个针织厂的副厂长工资要比茅理翔的慈无九厂厂长高出几倍。张招娣要从针织厂跳槽到慈无九厂，拿人们世俗的眼光来看简直是从米箩跳到连糠还没有的糠箩里。可想张招娣当时是下了多大的决心。自那一刻起，茅理翔明白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了，因为他把一家人全部资产的“宝”都押在“慈无九厂”的天平上了，一旦企业破产，自己瞬息之间就会倾家荡产。
  十几年后茅理翔回忆自己与张招娣当时作出的这个抉择，他的脸上充满着深情，他说：“飞翔集团与方太厨具能有今天，首先我得感谢我的妻子张招娣，没有她，就没有我第一次创业的成功。就这样，我不知不觉地把家族制引到企业中，为了避免夫妻同厂家族制的弊病，我当时就与妻子张招娣约法三章，即双方的兄弟姐妹，原则上都不能进入慈无九厂，尤其不能担任干部和掌握有实权的岗位。这点我和张招娣都做得很好，我们两人有默契地保证了企业在创业初期减少家族中的内部矛盾，使企业能够健康地向前发展。”
  接下去是如何开发新产品？企业没有产品就意味着死亡。十年后，当茅理翔已经被国内外媒体称作“世界点火枪大王”，他的企业也因此被冠名“东方点火枪基地”时，他的心情无疑是激动的。但旁人却不知道，茅理翔为了这两项声誉，花费了多少心血，走过了多少曲折。
  1986年差不多整整一年，茅理翔每天都在为慈无九厂开发新产品寻求市场的突破口。一个偶然的机会，茅理翔从一个朋友那里得知，河南信阳某仪表厂有个新产品要开发。茅理翔得到这项信息，立即单枪匹马赶到合肥，又在合肥上了汽车，长途跋涉赶赴河南信阳。十多个小时的长途汽车一路颠跛，好不容易开到安徽与河南交界处离信阳约莫100公里的地方，茅理翔看着窗外连绵的荒山，又饥又渴，正想松动一下酸痛的关节，只觉得眼前景物一下倾斜，随即车子从山坡上滚了下去。总算大难不死，滚动的车体把茅理翔重重地从车门里甩了出去，茅理翔死里逃生，手、腿多处受伤。恰巧这时他的关节炎又发作了，可在这荒村野坡的晚上，又有谁能为他救死疗伤？他只得服下止痛片忍着。就这样，茅理翔在这荒凉的大山的“皱折”里，沐浴着山风呼啸，阴气逼人，孤独又疲惫地露宿了一夜。当时的茅理翔孤独，失望，真想就此歇手不干，但他想到了厂里工人的目光，想到了妻子张招娣对自己的信任。他想：如果他干还有希望，不干可就什么都没有了。
  天终于亮了，看到金红色的太阳从东方缓缓地升起，茅理翔身上顿时充满活力。想到厂里的困境和肩负的使命，他觉得自己就是爬也要爬到信阳去。他忍痛跛脚走出山坳，在路边拦了一辆车到信阳。谁知这样千辛万苦来到这家企业，却扑了一个空，原来朋友提供的住处和信息均有误，这家北方的企业根本没有什么新产品开发……
  茅理翔顿时呆若木鸡。似这样的“冒险空旅”在他人生的旅途上也曾经有过，但他从来都没有如这次失望。拖着沉重酸痛的双腿，茅理翔回到招待所狂吞下几颗止痛片，又翻开电话笔记本开始寻找。为了企业的生存，他绝不能空手返厂！
  也许是命运有意识的安排。半个月后，当他在北京电子技术研究所的一个朋友处，看到了那位朋友从日本带来的一种电子打火机。这种打火机当时还是一个新玩意儿，茅理翔一看就如获至宝，真是天无绝人之路。他如抱金娃娃一样赶紧回厂，信心十足地对妻子张招娣和职工说：“我们慈无九厂找到出路了。”
  只用了一个半月，茅理翔的电子点火器就试制成功。茅理翔立即派出最好的推销员，跑向各地市场。至此茅理翔一直陷于一种兴奋之中，因为他觉得他的企业开始创业扬帆。
  谁知没过一个月，他派出去的推销员一个个地垂头丧气地回来了。他们跑了许多地方，但口袋和公文包里仍旧空空如也，连一张合同也没有订出去。这时厂里又开始人心惶惶起来，茅理翔那颗充满希望的心又顿时七上八下，难道是自己“失眼”了，还是这项新产品在国内真的没有市场？茅理翔是不到黄河心不死的人，一旦下了决心，别人的劝说与流言都没有用的。于是他这个老推销员亲自披挂上阵，到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的煤气公司推销他的产品。现场操作，在朋友家里的煤气灶上为他们免费安装。终于苍天不负苦心人，他带回来第一张合同——6只点火器，而且只是试用，价值42元。
  这是茅理翔拿到的第一张点火枪订单。但产品一旦被社会确认，市场就突然如大梦初醒一样，势头汹涌澎湃地向茅理翔这个小小的乡镇企业扑来。一时间，中国有40多家大的煤气灶具厂向“慈无九厂”订货，订单就如雪片般地飞来，产品当年就获浙江省名、特、优、新产品“金鹰奖”和全国民用商品“精英奖”。
  1987年，茅理翔成立了慈溪市电子技术研究所，开发了10项新产品：微型收音机、电脑调光触摸开关、电子保密锁、微波对讲机、家电电调结构件等，增加了企业的科技含量。
  随着产品在国内市场的畅销，企业终于发展到一定的规模。两年后，茅理翔独闯“广交会”，他要把他的点火枪销到国外去。这是1989年的秋天，茅理翔来到广州，可当时整个社会对乡镇企业是看不起的，产品进入不了经济市场流动的主流。茅理翔在广州，却没有弄到一张进入“广交会”的进馆证。但茅理翔既然来了，这“回汤豆腐干”他是不吃的。情急生智，茅理翔抓住当时主办单位崇洋媚外的心理，西装革履，头发梳得贼亮，手提一只高级皮箱，租了一辆高级轿车一直开到“广交会”馆内，俨然是一副国外大企业集团老板的派头，演出了一出现代轻喜剧。守门的警卫看他“派头”这么大，问也不问地就打开车门让他进入馆内。茅理翔走进场馆，怕别人对他身份发生怀疑，不时地装得很熟识地向那些金发碧眼的外商点头哈腰，哈罗哈罗地问候。外商虽不认识他，但看他这么热情，也脸露笑容礼节性地回应，守卫以为他是“广交会”的熟客，很客气把他与身边的外商一视同仁，把他迎进第二道大门。
  里面就是展区，茅理翔一看也有点傻眼：几千个展位，几万种产品，布局整齐，华廊井然，所有的外贸人员都在自己的产品展位前，彬彬有礼地“守株待兔”。茅理翔一愣神。随即他就又“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想起了国际巴拿马博览会上茅台酒受冷落，摊主摔瓶溢香而评上金奖的故事。立即从包内拿出一支电子点火枪，一支脉冲点火枪，二话没说，突然双手挥舞：“嗒、嗒、嗒、啪、啪、啪”地响了起来，嘴里高喊着这种型号电子点火枪和脉冲枪的名字：“哈罗，该斯雷达：哈罗，该斯雷达……”
  外商立即好奇地围观过来，嘴里纷纷叫好，茅理翔不失时机地向他们介绍产品。
  可茅理翔的行动却惹恼了自己的同胞，一个上海钟表厂的副总经理板起脸孔喝令茅理翔停止介绍。他说：“你是哪里冒出来的个体户，广交会有你这样做生意的吗？砸中国人的台……”
  但茅理翔不理他，继续介绍自己的产品。
  茅理翔这种态度，使周围国营企业的展位同行都感到恼火，他们叫来场馆保卫科的人。处理结果是茅理翔罚款300元，没收箱包内的产品，清除出场。
  可茅理翔不甘心，他脸色阴沉，二话没说，当场就又买了一只箱包，回到宾馆，塞满一箱子点火枪，跑到“广交会”的大门口，堂而皇之地摆起地摊来，再次手舞足蹈，手挥双枪进行表演，引起前来参展外商的好奇。当天无话。次日茅理翔和一个马来西亚的华人订了一张12000美元的合同，做成第笔外贸“生意”。
  自此连续几年，茅理翔都去“广交会”他通过朋友的介绍有了自己的展位，那位曾经呵斥他的上海钟表厂的副总也成了他的朋友。还私下请教他做生意的诀窍，茅理翔向他传授了一条一句话的经验：“放下你国营企业的架子！”使那位朋友听了有些脸红。他的点火枪在“广交会”上成了“香饽饽”，各个外贸公司都抢着要订他的产品，有些外贸公司还让出自己展位，让茅理翔到他们的展台上设摊。茅理翔的摊位前常有老外摩肩接踵。于是一张张订单从世界各地向“慈无九厂”飞来。1992年12月，在迪拜国际博览会上，阿联酋的首脑扎那德埃米尔在中国大使的陪同下，兴致勃勃地观看茅理翔的“演出”。到1995年，茅理翔开发的30多个型号的点火枪系列已畅销美国、法国、西班牙、拉美、加拿大、阿联酋、香港、台湾，产值为1亿元，产销量连续十年居全球第市场占有率达80％以上……
  茅理翔的第一次创业成功了，从1986年到1995，年又是整整十年。在这段漫长的岁月中，除他的妻子张招娣始终与他同一个战壕作战外，这个企业的董事长是茅理翔，总经理是他、厂长也是他，销售科长是他，销售员也是他。他十年中凭匹夫之勇，单打独斗，里里外外一把手，可说是尝遍人世间甜酸苦辣。现在回忆起这段岁月，茅理翔说：“这就是中国的乡镇企业，在我国农村经济改革尚没完全展开的时候，我们这些民营企业家的身上凝聚了中国农民创业艰辛的缩影。如果说国营企业在国家计划经济尚没完全取消还有依靠的话，而我们农民却除了政策，什么依靠也没有，只有仰仗市场。不打开市场销路就没有出路！从某个角度上说，市场经济初期的无序竞争反而更能造就有作为的企业家。民营企业说穿了是靠‘愚公移山’、‘蚂蚁筑巢’，靠自己的智慧与能力在市场上拼出一条血路来的。他们有很强的心理承受能力，能在关键时刻出狠招，出新品他们往往经历了太多的辛酸往事和奋斗血泪，艰苦创业逆境奋斗几乎成了他们根深蒂固的品质。他们经历的是孤单的长途跋涉，用自己的双脚踩开满地的荆棘，得到的是满身的伤痕。时常会有一种把个人放到天地间的微小感，会有经常回想起千古英雄难捱寂寞的悲壮心情。”
  作者问：“在这十年中你会经常感到孤独吗？”
  茅理翔答：“当然常觉孤独，但更多的却是一种自豪感。遗憾的是在慈溪的民营企业家中像我年龄的这一代人留在舞台上唱戏的已经不多了。因此以后我将会更孤独，但这种孤独是一个时代进步的表现。岁月长逝，使有志者常蕴英雄泪呀！”
  四、二次创业与“家族制”理论
  对茅理翔的二次创业，一般人都有疑问。为什么他的点火枪做得那么好？茅理翔本人也被誉为世界点火枪大王。他这个世界点火枪王不当，倒要另起锅灶去开发脱排油烟机呢？
  作者在几年前就向茅理翔请教过这个问题。茅理翔的回答是：“你不了解企业？人无远虑，必有近患……”
  那么当年飞翔集团的情况是这样的呢？此话得从1993年开始说起，自从茅理翔“飞翔集团”的点火枪在世界市场上打开销路后，一时间慈溪、余姚、宁波等有十几个厂家一涌而上，几十家个体户更是马不停蹄，紧咬住电子点火枪的“尾巴”毫不放松。在国内其他地方和世界亚洲许多经济不发达地区，也涌现出许多生产电子点火枪的企业。很快，1993年的“广交会”上就出现了近千家的电子点火枪的摊位，而点火枪的每支价格也从原来的1.2美金跌到0.55美金。等到1994年“秋交会”，几十家私人厂家都想压价，使整个市场在仅过了二三个月才有新的低价订单。茅理翔的“飞翔集团”在1993年、1994年、1995年连续三年，企业销售量一直徘徊在5000—6500万元间，利润退到低线，最低时只有约200万元。
  这里有三个主要原因：一是电子点火枪产品本身科技含量不高，仿制容易。二是茅理翔在1986年推出这只产品时，利润目标是建立在农村劳动力成本低的基础上，采取的是薄利多销的经营方式；而集团化运作后生产成本相对增加，加上近几年沿海劳动力成本也在增加，利润空间已经不大。三是电子点火枪市场本身不规范，没有高科技产品那样受到政府政策性保护，市场本身出现无序状态。
  对茅理翔的“飞翔集团”来说，如果说1986年第一次创业时他的“慈无九厂”只有100多工人，负担相对较轻，而到“飞翔集团”成立时已发展到1000多名工人，一旦产品滞销停产，后果就不堪设想。
  事实上，早在1993年，茅理翔就发觉了这个危险的倾向。他把自己一星期、甚至十来天的关进宾馆的房间里，一张纸、一支笔，每天冥思苦想。作为明智的企业管理者，他在寻找企业新的出路。
  茅理翔也不是没有尝试过。在茅理翔自己著述的《管理千千结》中，他谈到了生产60万只照相机的教训：
  1993年我办了一件傻事，与日本腾村先生合资办了一个豪翔有限公司，生产简明照相机。日方出资51万美元，我出资49万美元，腾村先生是董事长，我是总经理。
  我们从未生产过照相机。腾村是日本一家公司的礼品采购代理商。这照相机是赠品，要求价格在1美金之内，而且拍出的效果要达到普通照相机的水平。整部相机由71个零件组成，结构有点复杂。日方提供手工样机，让我们照着实物绘图设计并开模，三个月内必须出货。这未免太苛刻了，但我们还是接受了。日方也很重视，腾村带了两个办事员长驻我厂，大家共同开发。
  模具及所有零配件二个月制作成功了，然后开始试装，一遍、两遍、十遍、二十遍地修正，照相机的71个零件，相互配合至关重要，件件都要紧密。试装成功后，紧接着培训工人，开始一天装几十只，后来一天装几百只，直到一天装800只，我和太太也天天参加包装，工作到深夜两三点钟。
  我给董事长装修了一个带空调的办公室，自己却坐在闷热的大办公室里，但我们在工作中始终碰撞得很厉害。日本人对成本压得很紧，但质量要求很高。每天抓质量，正品却只有56％，我们的技术人员要求放宽标准，日本人不同意，说日方的质量要求就这么高。我们说：那价格又为什么这么低呢？要知道1美元等于8.3元人民币呀！但他不管，价格也只能如此，质量一定要好的，而且天天赶时间，有时2000只相机到深夜才赶出来，立即送到上海机场空运到日本，否则迟一天要赔几倍的钱。这种状态持续了一年，总共销售360万只照相机。我自己亏损了10万元，而当我们质量达标了，成本也能控制了，可以挣钱的时候，日方却说商店要换一个礼品了，不要照相机了，要测电器。他们不但停止了照相机的生产，而且不允许我到广交会上去销。我悄悄地带了20个样机到广交会去销，他们派人到处追。这样，我们的合作又进行了半年就吹了。这件事上，我犯了个大错误，但却使我学习了日本人办事认真的态度。在日本不这样，他们就无法生存。
  从国外引进人才技术不成功，那就走国内的路子。茅理翔曾经发动过一次轰轰烈烈的引进人才运动，1993年，他和西北某家研究所项目合作，一下招聘了十位工程师，为他们买好了房子，组织开发新产品声像学习机，但不到一年，这只产品开发也失败了。
  连续的开发，连续的失败。这引起茅理翔对企业“二次创业”的思考。
  他整理出16个字的法宝：冷静反思，安定情绪，团结骨干，另闯新路。
  在企业管理上，茅理翔认为他过去一身扮演三个角色，单打独斗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他总结出：生产型企业的发展，可以按销售额设置三大台阶，即500万元以下，500万—5000万元，5000万元以上。管理模式要与企业规模配套。最根本的在于，你的周围必须要有五到十个相当忠诚、有专业技能、有领导能力、各负其职、团结一致的干部。
  1994年春节，即将在上海交通大学电力电子学研究生毕业的儿子茅忠群回家过年。一家人其乐融融地享受天伦之乐。茅理翔向茅忠群谈起飞翔集团准备二次创业。儿子茅忠群沉默地听着老爸茅理翔关于二次创业构想，望着饱经风霜的父亲，突然感到父亲苍老了。因为在他的眼中，父亲一直朝气蓬勃，精力过人。但突然之间，他发觉了父亲一种与生俱来的孤寂与疲惫。于是他呆呆地说了一句：“你是应该二次创业，把知识注入你的企业了。”茅理翔说：“我是在作这样的思考，可是人呢？”儿子茅忠群沉默了。
  当时的茅忠群对自己的前途有两种考虑，一是留在上海，实际一点说是留校任教。自小学开始，他一直是优等生，中学时就得过“物理竞赛奖”，从小就有一种为国家高新科学献身的执着精神。交大人才济济，在这样的高等学府中他可以边工作边学习，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攀登科学的高峰。况且上海又是藏龙卧虎之地，有理想的科技研究的环境。另一条路是出国深造，去美国读博士。美国的一家名牌大学在他还没拿到硕士学位证书前已向他抛来橄榄枝。这对一个年轻人来说具有诱惑力！可父亲……
  当日晚上，茅理翔向妻子张招娣表达了要她劝说儿子茅忠群回来与他一起进行二次创业的意思。可这时茅理翔的心中却是矛盾的，因为在这之前，飞翔集团与日本合作刚刚失败，其他几项新产品开发也出师不利。乡镇企业毕竟船小风险大，自己几十年来一直“逆水行舟”，甘苦自知。难道让儿子回来再冒一次风险吗？而且市场变化神秘莫测，儿子虽说有专业技能，但毕竟是一介书生，他能主持、领导飞翔集团的新产品开发吗？
  但妻子张招娣却支持他这种想法。仿佛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十年前茅理翔第一次创业引进了妻子这个人才。现在十年后二次创业他又要引进儿子。张招娣认为：“举贤不避亲，儿子虽然比你老子稚嫩，可儿子是名校的高才生，懂现代科技，也有胜于你老子的地方。人是在逆境中锻炼出来的，你不给他创造舞台，怎知他能不能干？如果你们父子合璧，优势互补，必定能闯出一番新的天地！”
  茅理翔认为妻子分析得很有道理。于是夫妻俩开始轮流给儿子茅忠群做工作了。茅忠群倒爽快，因为他毕竟深爱着他的父母，知道他的上一辈人在这经济急骤变革的时代正面临着什么样的坎儿。他想为他的父母助一臂之力，因为这种个人价值取向在大的方面来说与自己并非矛盾。所以他爽快地答应留下来，但与他的母亲张招娣一样，茅忠群也向父亲茅理翔约法三章：1、离开长河老厂，进慈溪工业区建新厂房，另起炉灶。2、开发新项目由他任总经理主持工作。3、原则上不带走老厂任何人，他负责一块他有决策权。
  现在看起来，茅忠群当时的约法三章是具有战略眼光的。从一般社会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家族制企业存在着产权、用人权、经营管理权不明晰的弱点，茅忠群的“约法三章”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些弊病茅理翔听了儿子的要求，思前想后，最后爽快地全部答应。但是他也提出一个要求，让茅忠群熟悉企业一年，一年后再提出开发新产品的经营思路，在这一年中，企业仍由他全面掌管。茅忠群答应了父亲提出的要求。本来嘛，他管理企业和开发新产品应该有个过程，他毕竟缺少企业管理的实践！
  1996年初，方太厨具有限公司成立，茅理翔任董事长，茅忠群任总经理。在方太脱排油烟机新产品的开发过程中，父子俩产生了不少矛盾。首先是开发什么产品？在1995年初，茅理翔与茅忠群分头到广东、上海等地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市场考察。考察结果，父子俩都把目光集中在厨房家电上。这是因为厨房家电开发市场前景大，涉及到家家户户。而且茅忠群是电力电子系的硕士毕业生，对家电比较内行，技术上容易把握。但对于具体上什么产品？父子俩却产生了分歧。茅理翔坚持上微波炉，茅忠群则提出上吸油烟机茅理翔主张上微波炉的理由是：高科技项目比较容易得到政府的支持；开发前景大。而吸油烟机在浙江已有帅康、玉立、老板三家大公司生产，在国内市场强手如林，发展困难。
  茅忠群主张上吸油烟机理由是：微波炉在一般家庭可用可不用，市场空间相对狭窄。而吸油烟机涉及到千家万户，中国有约3亿户家庭，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市场覆盖率涉及到每个现代家庭。
  父子俩产生争执，但双方各不相让。茅理翔说：“毕竟投资3000万元，不是小数，弄不好倾家荡产，变成我们茅氏父子人生的滑铁卢……”可儿子茅忠群并不这样看，他认为符合中国国情的吸油烟机并不多，谁能率先满足用户，谁就能执市场牛耳。于是在进行产品设计以前，茅忠群主持了一次大型模拟市场调查，数千份调查表雪片般地飞向上海、杭州等城市普通百姓人家，又从这些家庭飞回至飞翔集团。茅忠群是注定要在中国吸油机界爆发一场“知识革命”，他是明智的中国乡镇企业第三代企业家，产品的定位首先是找市场突破口。果然，调查表证明现正在使用的吸油烟机并不称心如意，存在滴油、不够通风、油气存留、外观不美等六大弊病。茅忠群的过人之处是他发现归纳了这六大弊病后，立即从浙江大学请来几个同行学生，亲自主持技术开发小组，攻克技术难关设计了一套全新方案。当这套方案拿到茅理翔的案头，父亲茅理翔“败”下阵来了，他看到了儿子茅忠群“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和“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冒劲。但茅忠群这“不怕虎”是建立在他“自身优秀”的基础上，“露角”是露在高新技术的尖子上。为此，茅理翔赞同了儿子的方案。
  1996年7月，在新厂房即将落成和新产品加紧开发之时，茅理翔与全体党员在余姚四明山召开了“方太”历史上的“遵义会议”。他号召全体党员支持总经理茅忠群开发深吸油烟机的计划，扬剑出鞘，团结一致，只能干好，不能干坏。因为茅理翔作为从事企业三十多年的管理者，他深知“人心齐，泰山移”和企业“以人为本”的道理。他要把企业投资风险降到最低限度。
  接下去，茅理翔与茅忠群在产品商标定名又发生矛盾。茅理翔坚持用“飞翔”定名，原因很简单，飞翔创业十年，已经有了社会知名度；而且飞翔集团已在工商局作了全案注册。子承父业，这飞翔集团是茅理翔耗尽心血一手创办起来的，他个人人生目标都定位在飞翔上。但儿子茅忠群却不同意，他说：“厨具是一种非常生活化的产品，不能有用太理想化与抽象的名称。”为此，他又叫来他在浙江大学的同行朋友，别出心裁地把这种新设计的深吸油烟机定名为“方太”。原因有三，一是“方太”定名生活化，易于厨房主人女性用户接受。二是茅忠群在学校读书时看过香港“方太”主持美食的电视节目和《方太世界》杂志，认为“方太”在国内厨具市场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三是方太定名好记，用户一听就容易记住。
  父子又开始为定名争执，但这次争执是痛快的争执，争执结果又是父亲服从了儿子。因为有“约法三章”，儿子说过他负责那块他有决策权。在这里我们要赞赏的是茅忠群出手不凡的市场眼光与产品定位，而更值得赞赏的却是茅理翔的“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和生产服从市场的胸怀。如果没有他这种胸怀，今天的“方太”就不会有这样快的发展。而茅理翔的这种胸怀，拿他自己的话说，是曾经的苦难，使他明确企业的发展，不能他一人说了算！
  在征得父亲的同意后，儿子茅忠群大胆放开了手脚，他在厨具技改攻克传统吸油烟机六大弊病的技术难关后，即请来香港方太为宁波“方太”厨具作企业形象宣传，一句“让家的感觉更好”和几十万台“方太”深吸油烟机飞速销售大江南北，使方太厨具立即名扬全国。接着他闪电式的营建了几十个以承包推销为机制的网点。终于在1996年当年就营销了几万台，至1997年，在全国吸油烟机销售总额减少30.3％的情况下，“方太”却狂增4倍，市场占有率从1996年的底位上升到第2位。1999年，“方太”吸油烟机销售突破40万台，销售额达3.6亿元，创利税6000多万元，至2003年底，销售额为6亿元。畅销全国除台湾、西藏以外的30多个省、市、自治区，并出口到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
  茅理翔与茅忠群在中国厨具界刮起一股“方太”旋风，茅理翔的“二次创业”获得成功。
  茅理翔现在外出讲学，讲得最多的就是“家族制”。在这方面，茅理翔研究了中国当代企业的许多资料形成了自己的观点。
  他曾多次对新闻文化界的朋友说过：“方太的情况是一种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历史形成的一个典型。对家族制，我认为：民营企业在创业初期不搞家族制不行，因为民营企业在创业初期都是靠血缘、地缘、学缘、人缘关系建立起来的经济联合体。但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完全家族化更不行。必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我们走的是淡化家族制的路子，这符合中国国情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茅理翔有一个理论叫“口袋论”。在二次创业中，茅氏父子解决了父子交班问题，还要解决的是家族产权问题。茅理翔的做法是：“最好把钱放在一个口袋里，否则就会给企业埋下‘定时炸弹’，导致家族和企业的分裂。”飞翔集团的二次创业实际情况也是这样做的。在方太厨具有限公司，茅理翔的女儿、女婿有14％的股份，但一直没参与经营活动。有人说茅理翔这人传统，重男轻女。但茅理翔认为：他不是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而是考虑到要使方太的现代管理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在家族制企业中，兄弟姐妹可以共同参股，但不适合共同经营，只能把钱放在一个口袋里，才不会引起矛盾。现在茅理翔的女儿茅雪飞另外搞了个凌克公司，单独经营，也搞得很红火。
  在方太公司，茅理翔以董事长的身份出现，不参与具体管理。他是产权所有者，但却不是经营者，他把二块分开，目的是企业经营必须“一长制”，总经理须有职有权，才能把企业引入现代管理的渠道。
  对公司中高层干部，茅氏父子不允许有一个家族与亲戚。管理层150名干部，均是在外面引进的硕士生与本科生。在方太公司初创时期，曾经发生过这样两件事茅理翔的弟弟原是二轻箱包厂的销售经理，后来企业效益不好解散了，他要求进方太公司，希望能担任个中层干部。但按方太的规定，亲族不能担任中层干部，茅理翔的弟弟就不高兴了。茅理翔的姐姐的女儿要求做销售经理，外甥女自己不好意思对娘舅说，请来母亲为自己说情，但茅理翔也没有同意。这两件事惊动了茅理翔80多岁的高堂老母，老人家边哭边骂，说茅理翔不孝：“你的病是怎么好的？现在你有出息富了，把家里人都忘了……”茅理翔无奈，只得在母亲面前长跪不起，口中说：“妈，你要儿子为茅家争气，儿子这样做就是在为茅家争气啊！”事后待老人家气平后，茅理翔还是妥善安排了他弟弟和外甥女的工作，但就是不能进方太公司担任中层干部。
  对方太形成家族制和淡化家族制的做法，著名经济学家钟朋荣是这样想的。他说：“中国的家族制企业比较普遍，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中国文化主要特征是鸡头文化，大家宁可当鸡头不当凤尾；二是因为目前国内尚未形成一支职业经理人队伍。三是现在中国的法制还不健全。”
  钟朋荣说：从现象分析，“方太”走的是淡化家族制的路子。其一，实施“口袋论”，即把钱放在儿子一个口袋里，女儿、女婿在方太有股份，但不参与经营，防止内部矛盾。其二，茅先生自己是方太董事长（即资产控股拥有者），却不参与具体管理。其三公司管理中层干部中，不允许有一个家庭成员和亲戚参与。
  从茅理翔1964年投身乡镇企业开始，整整四十年了，茅理翔认为自己走得不轻松，现在所得的一切都是他用血汗换来的。作为慈溪目前为数不多、还活跃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第一代农民企业家，他有太多的话要说；整整四十年，太多的付出，太多的辛酸，太多的心血，他认为他这一代人是从苦难中幸存的花朵，是“硬碰硬靠意志与毅力为慈溪创造了一片蔚蓝色的天空。”
  茅理翔明确表态：“以后中国的职业经理人成熟，中国的法律比较健全，他将主动引进职业经理人，将管理工作交给职业经理人做，自己做董事局主席，儿子做董事长，再请几位独立董事参与决策。”
  作者问：“为什么？”
  茅理翔说：“因为我累了，我想从事一些企业文化研究类的工作，为后人总结一些企业管理的经验，更好地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