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邓小平
  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不等于说是坚持国有经济为主体。公有制不等于国有制，如果把两者等同起来，等于束缚了自己的手脚。
  ——著名经济学家邢贲思
  田野上崛起的绿色王国
  失去尊严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尊严。一个人如果为了永久的尊严而失去短期的尊严，这个代价值得付出。——主人公陆汉振
  一、“我在海水里浸泡过三次”
  现在的陆汉振是慈溪大名鼎鼎的人物。这不但因为他是全国农业劳动模范，而且是慈溪一家年产值约15亿元，创利税1.4亿元的大型集团企业的董事长。在慈溪，可以有人不知道市长，但不会不知道陆汉振。因为自从1984年慈溪锦纶帘子布厂创业开始，一直到改名中国金轮集团，20年中，陆汉振领导的企业从小到大，从无到有，一直是慈溪乡镇企业的创利税大户。年销售额翻了又翻，工人人数增加了又增加，厂房扩建了又扩建，直至今天尤如屹立在宗汉这块富庶田野中的绿色王国，职工人数约有10000余人的庞然大物。而在这20年中，慈溪的市长却已换了好几任。几乎每任市长都赞赏陆汉振，称赞他为慈溪经济建设作出巨大的贡献。因此，陆汉振又是慈溪家喻户晓的人物。
  但陆汉振不大喜欢说话，几乎每个记者采访他都有这种印象。一是他说话的节奏、速度太快，地域口音重，思维具有跳跃式，记者的思维与记录能力跟不上。二是他这人天生农民的性格，在公众场合说话会脸红，有时甚至有些结巴。于是记者们抱怨，说听不懂陆董事长的说话。有人把记者们这些反映传到陆汉振的耳朵里，陆汉振听了也很不以为然。他说：“本来嘛！事物总有两方面，他们老爱听成绩。我这个人一提到成绩和荣誉之类就说不清楚。”可陆汉振在他所属10000名金轮集团员工作广播发言布置工作时，却说得条理清楚，一字一句，引证论据，头头是道。
  陆汉振不爱在公众场合露脸。他的工作本来就忙，如果老出头露脸，他认为不合算，时间也排不过来。可他却有业余兴趣。一是他喜欢在业余时间赏玩文物，20年中他一直热衷于收藏，现在他在金轮集团所辖的二千多亩的土地上，建有一座私人的藏品博物馆，并配有专业馆长。据知情者说，陆董事长个人收藏绝对不会少于省、市级博物馆的藏品。据最近新华社外电报道，慈溪有两位企业家在美国纽约拍卖市场用二千万美元的高价购回属于中华民族瑰宝的文物，其中有一位就是陆汉振。但陆汉振显然是不张扬的，对媒体这样渲染性地宣传，他不争辩也不炫耀，只轻描淡写地对他的部属说：“这有什么可以宣传的？爱国人人有责。”据说他的业余时间大多用在这项爱好上，有时他会在他的私人博物馆内，呆呆地坐上半天，站起来摸摸这个藏品，看看那个“宝贝”，目光专注深情，活像与初恋情人对话。有伟人说：“欣赏需要时间与精力。”陆汉振几乎把他所有的业余时间，都交给他这个古典美丽的“情人”了。陆汉振第二个爱好是花卉盆景，他把他个人的奖金和资产，除了文物古董，全部交给了花卉盆景。如果说他把文物古董当成“妻子，”那么花卉盆景就是这位陆董事长的“小囡”了。外人只要一踏进金轮集团办公大楼的大门，就可看到各式各样的花卉盆景堆砌院落，这当然是这位陆董事长的杰作了。
  除此，很难有人发现陆汉振有什么其他的爱好。因为他是个“工作狂”，每天几乎工作在10小时以上，除了工作，他就是吃饭，回家睡觉，很少再有业余时间。
  每次记者或作家采访，陆汉振虽然很不情愿，但他还是在百忙之中抽出宝贵的时间与记者、作家见面。每当记者、作家问到他的出身，他总很不耐烦，有点“英雄不问出身”的那种不屑。然后他会重复地说一句谁都莫名其妙的话：“我在海水里浸泡过三次……”未了，他把记者与作家介绍给他过去中学读书时的老师，也就是他现在的助理施达年，说：“我的过去，施老师都知道。”
  但施达年老师却也有许多事情不知道。据他所述，陆汉振1954年出生在宗汉庙山村。过去的庙山村是慈溪的一个苦地方。要了解庙山村，先得了解我国江南一带存在的堕民现象。据历史考证，堕民是元明之际浙江境内受歧视的一部分贫民。据说明朱元璋推翻了元王朝，那些投降的蒙古兵回不了北方去，按惯例降兵是不能杀害的，于是朱元障便下了一道圣旨，把这些元兵家属集中在一个区域，收缴他们的武器，男不准读书，不准读书就剥夺了他们上京赶考，当官为吏的政治权利。女不准缠足，不准与平民通婚，不能穿平民常服。堕民世代只能从事剃头、阉鸡、杀猪、接生、收破烂、卖糖球、吹拉弹唱、敲大鼓、编草鞋、当轿夫、抬棺材……这类属于民间下贱的营生。一句话，剥夺政治权利世世代代，这种现象直至辛亥革命，才被孙中山下令废除堕民这个污辱性的称号。庙山村就是沦落在慈溪的堕民集中地……
  可陆汉振自己说他的祖先却不是堕民。他说他陆姓的远祖是从北方迁徙而来，世居于此，并非堕民。但他确实是从庙山这个堕民村落中走出来的，虽然他的祖先不是堕民，但他的心灵中却早已深深地烙上了堕民苦难的印记。童年的陆汉振在苦难的海水中浸泡长大，他的脑海中深深地烙下在1961年国家暂时困难时吃草根、树皮的情景。陆汉振曾对人说过：“我背着书包上小学的时候，全村人都没有饭吃，吃草根、树皮；后来草根树皮也吃光了，就吃后海的咸泥土。”因为贫困，庙山人热衷于在村头的一座小山（这山过去曾是浸泡在海水里的一个岩礁，为渔民沥网之用，后来海涨涂浮才变成小山）造庙敬神，年代一久，被村人称作庙山。贫苦的庙山村人一代又一代地烧香拜佛，祈求菩萨和神明保佑他们的后代子孙能吃上一口饱饭，但菩萨带给他们的仍然是贫困。因此，幼小的陆汉振看着在庙山求神拜佛的贫困的人们长大，多少次他在心中都在默默地宣誓：“我长大一定要赚钱，赚到钱使每个村民能吃上一口饱饭！”
  陆汉振的父亲在回忆陆汉振的童年时说：“汉振小时候并不特殊聪明，爱一个人独自发呆，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很少说话，读书成绩也一般，因为我们家孩子多，他自小一直吃不饱饭……”
  所以当上世纪80年代末陆汉振办厂初尝胜果时，陆汉振就毫不犹豫地出资为全村人做好事，他在昔日农民住的旧砖屋里（这些旧砖屋如今大都被拆除，改建成中西合璧的小洋楼），免费为家家户户装了自来水、电话与闭路电视。村里每个老人每月额外补贴65元，每户当兵的家属年补贴3000元，每个考入高中的学生，一次性奖励1000元，考入大学奖励5000元……
  陆汉振在实现着自己少年时的诺言，还是被苦难的海水泡软了他的心肠？曾有人问陆汉振：你为何要不顾一切地发展企业的规模，每日这样辛劳的奔波？陆汉振的回答很干脆：“因为过去的贫困！”陆汉振高中毕业，经人介绍当过一段时间的民办代课教师。教的是小学，学生都是本地人，校名是庙山小学，一共才5个班级，约二百个学生。他教的是初年级，学生是套读的，他语文、数学都教。但仅教了约莫半年，因是代别的教师的课，别人来了，他自然得让位，于是陆汉振又回到家里。他家是祖辈的农民，而且是一户贫困的农民。父亲生下三个儿子，陆汉振是老二，此时老大陆汉忠早就参加农业生产了，老三陆汉立还在读书。这是他父亲立下的家规，就是家境再穷，也要让儿子读上书。但陆汉振已经高中毕业了，他没有理由呆在家里让他贫困的父母养活。于是陆汉振背着锄头下田干活了，生产队给他定的工分是四分工，按当时生产队工分价值的折算，每分工约0.12元，也就是说，陆汉振每天的劳动，只赚0.48元钱。如果陆汉振生性老实认命的话，他就会像他的祖辈一样，一辈子脸朝黄土背朝苍天，在祖先遗留下来的土疙瘩里刨食吃，每年为糊口养家的五谷而劳苦终生……
  但陆汉振毕竟是陆汉振，他是个在骨子眼里爱折腾的人！如果不是他秉性使然，那也没有今天的陆汉振和他的金轮集团。在一个严寒的冬日，农民在土地上劳累了差不多一年，是秋收庄稼归仓后的农闲季节。陆汉振租了一架“放米胖”（爆米花）的机子，扛在肩膀上走街穿巷放5分钱一车的“米胖”，也有“玉米胖”。这营生是庙山村祖先传下来的，过去庙山村的贫困农民除农忙外，闲适季节都出门做“手工”，如理发、接生、抬棺材、放“米胖”……什么赚钱干什么。反正是贫到底的“农民无产者”了，顾不得脸面，只要有钱赚就行。
  陆汉振穿街过巷放“米胖”与旁人不同是他立马就破坏“祖先”定下的规矩。他的师傅告诉他传统放米胖15分，钟为一炮，火必须是“温火”。但陆汉振想：15分钟只赚5分钱（加工费），似乎太少了一些，一天下来不到1.5元钱。于是他试着改进“火候”，使筒的受火面积增大，试着在15分内放三炮。开始当然质量不好，但没多久，陆汉振便成功了，他放“米胖”的效益，就比别人高三倍。几年后待陆汉振办起了锦纶帘子布厂搞技改的时候，他对他的工程师、技术员们说：“世界上有许多事情，只有人想不到。想到了就可以做到，只是一个试验的时间问题。我们的目标就是压缩有效试验的时间，尽快地使目标得以实现。”
  除放“米胖”外，陆汉振还去慈溪后海的四灶浦水库厂学刻过模具，做过“模具师傅”。干过许多旁人至今鲜为人知的行当，但似乎没有一次不成功的。但陆汉振最后都没有干下去，为什么？“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陆汉振所谓的尝试百业，是他初期涉世对社会生活的体验。这种体验的时间约有6年之久，贫困的魔鬼逼使他四处流浪，为填饱肚子年少的陆汉振不得不饱尝世态炎凉，经历他祖辈做男人靠手艺养家糊口的传统生活。但“燕雀安知鸿鹄之志。”陆汉振在贫困的海水中浸泡过三次，使他明白一个人世间最朴实最简明的道理：“财富靠劳动获得，没有付出就不会得到。”
  二、“要做就做最大的，闹小的没意思”
  1978年，24岁的陆汉振经人介绍在庙山村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塑料五金厂充当助理会计的角色。但就是这样一个角色，陆汉振也是经过努力获得的。当介绍人在一路上再三叮嘱陆汉振到厂里应服从领导，尊重同事，早上班，晚下班，待人谦和等许多传统繁文缛节时，陆汉振心中“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他想：这不是古书上说的“学生意”吗？陆汉振一边走着一边在心中叹气。他为自己悲哀，都24岁了，介绍人的叮嘱就像是对待一个十几岁的毛头小伙学徒工似的。但实际上这时陆汉振虽然在外闯荡了6年，可在村人的眼中，他仍是一个嘴上没长毛的小伙子。在村里，一个村办塑料五金厂的助理会计，已经是贫困村民中的“人上人”了，至少可以放下锄头，改变农民的身份。
  但陆汉振去的这个塑料五金厂由于业务的不足，此时已经到了瘫痪状态。厂长、外勤虽四处奔波，但由于办厂资金的先天不足和设备简陋，就是接到“业务”，企业也无法正常生产。这使刚入厂想干一番“大事业”的陆汉振工作处于焦虑、浮躁、彷徨之中，度日如年……
  陆汉振有一个习惯性动作，这个动作一直保留在他后来的生活中，每当遇到困难，他就脸露愠色，下意识地用手抓自己的头发，一把一把，直至把自己的头发抓得乱糟糟的。陆汉振开始用手抓头发了，他想用自己的能力，使这家小塑料五金厂走出困境。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涌起，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中国这块9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掀起一个思想解放运动的春潮。当时关于所有制的讨论有许多说法，但邓小平说：“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陆汉振想：“一个政党、一个国家尚且如此，何况是一个村，一个村办小厂？”还是邓小平同志说得对，在经济建设的问题上，农民要富裕：“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一个人不能选择出身，但可以选择思想，可以选择命运！”陆汉振把自己关起来想了好久，终于悟出：“胆大做皇帝，这世界原本没有什么规矩，规矩是人立的。现在党中央政治清明，邓小平副主席让我们摸着石子过河，我何不试他一把？”
  于是陆汉振主动请求当业务员，拿当时厂里普及的说法，是叫“外勤”。他发挥自己搞“个体”放米胖、刻模具时走街穿巷的特长，求“爷爷”告“奶奶”地走东闯西，总算在国营企业中获得一笔“业务”。他在这笔“业务”中赚到一点钱（大约1000多元）。这笔钱拿到现在来看，简直不算什么钱！但这笔钱对当时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的陆汉振来说，简直可说是无价之宝了。陆汉振说：“这是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掘得的第一桶金，可说是弥足珍贵！”
  陆汉振得到这笔钱，当时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拿这笔钱自己做生意，二是投入他在工作的五金塑料厂。陆汉振说：他当时并不是没有考虑过，但他很快否决了自己的想法。因为这样做不大，做最大也只能成为一溪水，而他的心胸是要能够容纳长江大河、海纳百川。再是这样做法太自私，因为他所在的五金塑料厂没业务快倒闭了。厂倒闭意味着一伙人失业，失业就意味着贫困。陆汉振是想让他的村人都富起来，他不允许他所在的村办五金塑料厂倒闭。那么接下去他要走的路就简单了，他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了这家濒临倒闭的五金塑料厂。1981年，年仅27岁的陆汉振向村里提出承包这家村办厂。他豪气地宣称：雪球滚得再大也会消融，而他的目标是要在庙山村建立一座与大地连在一起的冰山……
  他承包了这家村办五金塑料厂。为开展业务的方便，陆汉振开始向村人借钱募捐。据事后回忆，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陆汉振承包村办厂时，那时厂里所有的设备只有两台手扳塑料压机，工人生产处于原始状态。为了扩大生产，陆汉振开始挨家挨户筹款。他先向他的父亲借钱。父亲说：“我哪有钱？只有准备为你兄弟分家造屋的几根木条……”陆汉振说：“你把我这份卖了，我要钱！”于是父亲就把属于他份下这几根木条卖了，大约几百元钱交给陆汉振。接着陆汉振便挨家挨户地向村里人筹捐，东家一百元，西家几十元，像讨饭一样，弄到几千元钱。陆汉振给村里借钱的每户人家都立了借契，注明借期为一年。他把这些钱用于五金塑料厂增添的设备上。就这样，陆汉振起步了，但他却失了信。一年后“筹款”借期已到，可陆汉振却还不了。村里有人讨钱到他父亲那里，这位老实巴交的农民，见儿子陆汉振忙得不见人影，只好又把家里准备为另二个儿子起屋造房的材料再次卖掉，才凑足2000元钱去还债务。十几年后，当作者找到陆汉振的父亲，老人擦着眼泪说：“汉振办厂，苦呀。”作者问起当年还钱的事，陆父说：“汉振是还了一部分，但还有2000元他是实在还不了啦！所谓1分钱逼杀英雄汉，是我卖掉家里起屋的材料替他还的。”作者问：“当时就不能再拖一年，等汉振赚到钱再还？”陆父叹一口气道：“做人讲诚信，汉振搞事业，不能失信！”
  迄今为止，许多记者，作家采访陆汉振最感到迷惑不解的是：陆汉振怎样“变废为宝”，突然办起锦纶帘子布厂，一下子把业务做大，成为这个行业的航空母舰？
  陆汉振办锦纶帘子布厂的动机来源于他“跑业务”时瞬间的“灵感”。
  1982年春，陆汉振与他的几个同事到某地一家国营企业参观塑料生产流程。在厂区的人行道上，突然有一个皮球般的旧塑料尼龙丝团滚到陆汉振的脚边；陆汉振抬脚踢了一下，那球就骨碌碌地弹跳着滚回去了。陆汉振抬眼望去，见这家企业在道路的墙角边堆放着许多这样的废旧塑料。一个念头突然在陆汉振的心中闪过：如果把这些旧塑料尼龙丝加工成汽车轮胎生产上紧缺的帘子布，岂不是变废为宝？而这种废旧塑料在各地生产企业中几乎到处都是……
  这个念头的出现，使陆汉振自己都感到激动。为此，他开始了他的追寻。天才的产生往往在一下子的灵感之中，可陆汉振为获得这种意外的灵感付出了多少艰辛与劳动，经历了多少苦难与贫困。读者千万别以为这种偶然的瞬间发现便可以使陆汉振到达成功的顶点。在科学探索中实际上是没有平坦的道路可走的。陆汉振瞬间的灵感闪烁只是他成功的开端，但同时又是他苦难追寻的起点……
  陆汉振的成功是在于他捕捉到灵感后，没有像平庸的农民企业家一样被企业的日常琐事所泅灭，相反从他身上勃发的是一种孜孜不倦的追求精神。在现今整个金轮集团1万余职工中，都知道凡是他们的董事长认准的事，既使前面横着刀山火海，陆汉振也会像飞蛾投火似的扑上去；而成功往往就在于追求者的毅力。没有坚韧的意志力，在我们这个社会难于奢谈成功……
  据金轮集团厂史的有关资料证明：陆汉振自从那次偶遇以后便一头钻了进去。通过他与他的合伙者掌握的大量资料追寻，陆汉振得到了这样一个信息：日本小岛化工厂在1978年曾利用绵纶废丝生产帘子布，当时国内也曾有人问津，但专家考察研究后认为国内没条件搞……
  这扇门似乎是关闭的，可陆汉振并没有气馁。1983年下半年，陆汉振与他们合伙人经过市场调查，选准了利用尼龙—6废丝加工切成粒子的路子，决定立即引进设备，筹建宗汉改性塑料厂。
  但陆汉振遇到的困难仍是空前的，他需要设备，需要人才，需要资金，除了上述三个需要外，陆汉振最缺乏还的是领导与村里群众有力的支持。而且这时，陆汉振向村里借的几千元钱还款期限已到，厂里的职工也都纷纷要求归还投资款……
  1984年春，是陆汉振人生最困难的时节，可屋漏偏逢连夜雨。在陆汉振准备上锦纶帘子布产品的时候，他所筹建的改性塑料厂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几桩事情。
  一辆装着塑料产品的货车到厂时竟被人抢走……
  陆汉振身在他乡出差途中，他藏在袜子里的800元钱被人偷走。陆汉振说：“我这人运气也太差了，连最后的防身钱都被人掏走了。”于是陆汉振身无分文，在异乡客地向朋友借盘缠费才得以返厂……
  而厂里，这时由于集资借款还不了，有职工到他办公室讨钱，弄得他心乱如麻。
  陆汉振说：“当时我真想不干了，但不干就会前功尽弃！我多少天夜里难以入眠，想想天总无绝人之路；于是只好咬着牙关坚持。沙家浜有一句唱词：成功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终于，陆汉振抹着整夜不眠熬红的眼睛，咬紧牙关，为解决尼龙—6废丝加工切粒技术上的难题，又带着人毅然踏上了去江苏太仓塑料厂的旅途。
  作者问：“你当时在那里有熟人吗？”
  陆汉振回答：“没有，完全是瞎撞！”
  几个人风尘仆仆地赶到举目无亲的太仓塑料厂，向门卫递上介绍信说要参观他们的设备与技术项目。门卫吃惊地看着他们：一群衣衫不正，满脸灰尘，黑不溜瞅的乡巴佬。便拦住死活不让他们进厂参观……
  陆汉振的犟脾气这时发挥作用了。他缠住门卫结结巴巴地诉苦说自己办厂的曲折，不停地给门卫递香烟，说好话。终于，对方动了恻隐之心，进去禀告领导。领导看了他们的介绍信，提出一个条件，准许他们中只能有一个人进去参观，时间限制为一个小时。于是陆汉振进去了。他闪着一双精亮的眼睛，匆匆地在车间里转了一圈，终于看出了一点名堂。在回来的路上，同行抱怨这家国营厂也太小气，连面子都不给。陆汉振的眼睛湿润了，他心里难受。是的，贫穷就遭人冷眼，贫穷就会使人失去尊严。但总有一天，我们农民会重拾自己的尊严。没有尊严就会使人丧失自我！对着灰蒙蒙的原野，陆汉振看到天空展翅的一行孤雁，他的心在流血，他感到人类在创造中一种与生俱来的寂寞……
  但陆汉振毕竟是陆汉振。他回来后就利用简单的设备，与同行夜以继日地投入锦纶帘子布的设计研究与产品开发之中。经过365天没有休息日的努力，当年，陆汉振带领改性塑料厂的几十名职工，在一穷二白缺少技术设备与资金的严酷现实下，初尝甜头：企业创产值22万元，利润为3万3千元。
  陆汉振硬是驾驭着自己血肉之躯的小舟，在惊涛骇浪走出了第一步，他以铁一般有力的双手，紧紧地抓住了以后为金轮集团创下不朽基业的锦纶帘子布这个项目。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陆汉振思谋考虑的就是要把事儿闹大。他对与他共同创业的同行说：“做人一世，热血一腔，要干就干大的，闹小的没意思……”
  时间到了1985年春，当时慈溪大地上个人办厂致富的浪头犹如大海涨潮，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刚新筹办的宗汉改性塑料厂的骨干嘴上不说，但内心与陆汉振是有分歧的。有人认为：“田是自己种的好，儿子总是自己生的亲。”几个骨干聚在一起暗中酝酿：大道朝天，各走一边；把厂分掉各人自己发财，搞个人发家致富。
  终于，有人站出来劝陆汉振说：“汉振，你真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现在的形势，人家都在办私人厂，闷声大发财；你却好，丢掉‘孩子’搞集体，有财不晓得自己发，真是忙昏了头！”
  陆汉振没有忙昏头，他的脑子始终是清醒的。他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想起了自己这几年走过的道路，想起了项目创立的艰辛。为此，他断然拒绝了朋友与同事的奉劝。他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过去我们为什么穷？是因为社会主义没搞好，乡镇经济弄不清姓资还是姓社？我们办厂如果光为了几个人的富裕，仅仅为了自己的安乐，放下集体不管，这不是我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我选择的是让庙山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那人讥笑他：“你为把厂办好，借了村人与职工的钱扩大项目。可没等你把项目搞大，人家就逼你还钱了。你还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呢？”
  陆汉振说：“那是大家不明情况。贫困使农民失去尊严，我办厂让大家共同富裕是要向这个世界讨还我们农民的尊严。走集体经济，消灭贫穷，共同富裕这条路，我走正了，也走定了……”
  在这样严峻的抉择面前，陆汉振经受住了考验。也就是在这时，在1985年夏季一个难忘的日子里，陆汉振毅然对着镰刀斧头组成的红色党旗举起他的右手，庄严地向党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接下去以后的日子里，陆汉振奇迹般地带领宗汉改性塑料厂的干部、群众，三上五下，以其农民企业家的诚恳，从上海第九化纤厂请来了周幼霖等几位工程师。像国宝一般地让他们住在庙山村，开始用废旧塑料研发新产品，把事业做大。并历时约半年，陆汉振亲自出征，领着他的创业者几乎走遍了全国的锦纶生产厂家和科研单位，对市场作了充分的调查研究，获得了各种正确的信息。认为利用锦纶废丝再生塑料织成帘子布，成批生产；不但可以填补我国化纤纺织上的一大空白，而且市场非常需要，开发前景大有作为。据专家统计：1986年全国帘子线产量仅占需求量的6％，尽管国家每年进口万余吨帘子线，但在专业市场仍是有价无货，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缺口。
  市场调查鼓舞了陆汉振的信心，同时加快了陆汉振开发生产的步伐。1986年，陆汉振的改性塑料厂创产值150万元，利润近30万元。陆汉振终于把别人认为是废物的锦纶下脚料回收再生原料为成型产品，变不可能为可能，使他的改性塑料厂迈出了结实的第一步。
  于是陆汉振的胃口大了。他看清了前途，看到了农民致富的希望。他说：“搞企业，闯市场，想了就要做，超前意识最重要！”
  公元1986年10月，在一次领导班子决策会议后，陆汉振一脚踢开他坐了几年已经折断一条腿的破藤椅，从一间简陋的10平方米的厂长办公房里走出来，向他的职工作出了令人震惊的宣言：
  建造一座建筑面积为2700平方米，年产2000吨帘子线的锦纶纺丝大楼，总投资250万元，一年内回收投资。并在1990年，实现“四个一”：产值1个亿，利润1000万，固定资产1000万，职工1000名。
  这“四个一”宣布，无疑在当时还处于贫穷落后的庙山村放了一颗重磅炸弹。有人曾经怀疑陆汉振的神经出了毛病，就连厂里的许多职工，脸上都写着大大的问号。但这“四个一”同时也像一块磁石，牢牢地吸引住了跟着陆汉振一起创业的人们，因为这条路是他们一起共同干出来的！
  许多年过去后，当金轮集团的老职工回忆陆汉振的豪言壮语时说：“陆董事长的思维方式与别人不一样！他在决策时总是逆向思维，十个人中有七个人反对的事，只要他认准是正确的，他就会不顾一切地去干。但历史证明他干对了，成功了，这就是一个企业家的智慧与魄力。”
  现在陆汉振坐在他新造的约一万平方米的办公大楼里，提起当年的事，他笑着说：“那时年轻，胆也大。现在想想有点后怕！如果当时一步走错，后果不堪设想。但幸好我们成功了，我们的成功有市场调查、科学论证的依据，财务上的测算，应该说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的。至于我个人，只不过是时代把我推到这个浪头上，我是代表我们庙山村的农民拍板决策的，因为时代给了我们这个机遇……”
  三、锦纶速度：“拼命三郎”商海拼命
  在陆汉振个人的词典里，从来就没有畏惧与退却两个词。他就像在战场上刺刀见红的战士，一旦冲锋号吹起，他就会义无反顾，勇往直前。锦纶帘子布一旦找到市场，陆汉振就敢于在商海拼命。
  陆汉振说，当时他算过一笔帐——慈溪宗汉这个小镇要发展锦纶帘子布占三个有利条件：一是他生产的帘子布是利用废旧塑料回收，而在慈溪附近回收的废旧塑料多，原材料成本降低。二是生产力较之国营企业成本低，三是慈溪当地政府支持农民创业和乡镇企业发展，土地、厂房与配套设施、软环境相对比其他区域优惠。而且锦纶帘子布的发展前景又非常广阔，这些都是企业发展决定性的因素。
  早在20年前，陆汉振就前瞻性的预计到随着国家改革开放，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的汽车工业将有成倍乃至几十倍增长的市场潜力。而锦纶帘子布作为汽车工业的配套产品，也必将有广阔的市场发展空间。这种预计在今天看起来仍非常正确，这就是在陆汉振身上的市场潜在素质，使他与平庸的企业家相比有过人之处。
  但陆汉振也有他的担忧：他担忧与他一起创业的“农民企业骨干”，在他们身上胆魄与吃苦精神都具备，但文化素质却相对比较薄弱，存在着目光短浅，各自为战，缺乏大企业意识的倾向。如果企业发展扩大，陆汉振最紧缺的就是与这个时代相匹配的专业化人才，而且这些人才随着整个国家改革开放和各地乡镇、民营企业崛起会越来越紧缺。
  因此，陆汉振需要的是速度！他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建立起属于他自己的“王国”，以扩大规模在市场进行持久有力的竞争。
  于是陆汉振说：“邓小平说过：‘发展是硬道理！’不发展，我这个企业就没有出路。”
  “市场法则残酷无情，这个市场如果我们农民不去占领，别人也会占领。必须在别人进入市场前做大企业的规模。”
  “我们农民身上除了一身胆魄，余下的就只有吃苦精神。我们要把这种吃苦精神发展到极致，来弥补我们现代科技知识和管理水平的不足。”
  “勇者无惧，企业发展只有两种结果：一是成功，二是失败。别人输不起，因为他们已经拥有一定的财富；但我们农民输得起，输到底我大不了还是一个农民……”
  陆汉振开始如一阵旋风般地刮过发展中的慈溪三北原野，他用他和他一起创业的农民兄弟微薄的原始资本积累，迅速地办了三件事，使他的企业如绿色旋风，席卷大半个中国。在宗汉这块田野上迅速屹立起陆汉振理想中的绿色王国。陆汉振自己也因此得到“拼命三郎”、“陆旋风”、“玩命汉”三个绰号。
  1986年11月15日，当第一根桩打进宗汉庙山村这块昏睡千年的土地时，有庙山村成群结队的农妇为之烧香。祈祷陆汉振和企业从此走上“康庄大道”，百事平安。因为是陆汉振使这个贫穷落后的“堕民村”改变原来“百户百漏，草舍茅棚”的面貌，他们的子孙从此由“瓦匠耕汉”变成工人，脱离“背负青天、脸对黄土”的生活。这幢大楼的崛起仿佛在这块沉睡的土地上打进一根充满魅力的魔针，使庙山村的二百多户农民看到了希望。
  但陆汉振这时却患上黄疸肝炎，躺在工地的工棚里一边输液，一边指挥他的部下销售生产出来的锦纶帘子布，催付债款，回收现金，以保障大楼工程款雷打不动的支付。一边催命般地督促工地建筑包工头，创造他所谓的“锦纶速度”，保质保量完成大楼的施工任务。
  于是，仅七个月的时间，一座年生产能力达2000吨级、约上万平方米的锦纶纺丝大楼，从土建、设备安装到投产一气呵成，闪电式地在庙山村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崛起。几年后，几个锦纶帘子布生产研究专家在参观锦纶一厂后对陆汉振称赞说：“这简直是奇迹，如果是国营企业，光是这幢大楼基建，也起码两三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陆汉振听后平淡谦虚地微笑。他说：“你国营企业的事也来讲讲，我们是农民，没有速度就没有饭吃！”
  锦纶一厂的建成，由于产品质量与信誉得到保证，便迅速地打开了市场，产品出现供不应求的大好势头。当人们刚想松口气的时候，陆汉振却又已胸有成竹，不动声色地告诉他的部下，他已把年产5000吨级的绵纶帘子布设备订好了，马上上二厂！
  此举使他的部下全体震惊：一是一厂从厂房到生产、市场销售，脚跟还没站稳，马上又要扬鞭奋蹄，简直是马不停蹄地折腾。领导班子和职工中人的精力吃得消吗？二是即使县里政策开放，农村有土地支持工业发展，但那么多基建设备款又从何而来？三是上2000吨级设备，锦纶一厂已招收了一千多工人，如果上5000吨级，起码再得增加1倍多的工人，这些人又从何处来？
  有人劝陆汉振：“一厂还没稳住，又要建二厂。打仗还搞个战地休整，我们这般玩命，只怕是驼背朝天跌，两头不着实。”
  有人说：“我们农民赚钞票，不求多，只求稳。现在一厂立住了，大家一起努力，稳稳当当地赚几年，多分点红，反正我们是乡办企业，火烛郎当图个啥？”
  一句话，怕冒风险！
  但陆汉振是注定要让他的部下震惊的人，他在公司骨干会议上说：“图个啥？不求图个富吗？市场法则残酷无情，你想稳，人家不会让你稳，企业没有个规模，在市场上就会被别人大鱼吃小鱼般地吃掉。现在锦纶帘子布还是个新东西，市场上竞争的企业少。我们如果不趁这个机会占领市场，做大规模，届时别人都上了，我们就会被市场淘汰……”
  于是陆汉振提出：他要创造的是慈溪农民速度！锦纶二厂必须在一年内由聚合、纺丝、织布、浸胶等几道工序组成一个国内一流的生产流水线。准备集资2500万元，比一厂投入增加10倍，保障年生产能力为5000吨，比一厂的效益翻一番……
  1988年10月，锦纶二厂破土动工。而当时，陆汉振与他所谓的“厂部领导”30多位共同创业的农民兄弟，却还聚在一排阴暗、潮湿的低矮平屋里办公。有人提出要改变办公环境。陆汉振说：“办公条件好有什么用？接待客户有宾馆。只有把厂做大，企业发展了，有了钱，我给每人提供一座小洋楼。”这次陆汉振没有食言，企业后来的发展速度使陆汉振实现了自己的许诺。现在金轮集团总部办公楼，现代、气派，内种花草，占地30余亩，建筑面积约1万平方米，楼为八层，内部设施齐全。尽管他的集团发展已有职工1万余名，但他在总部的工作人员却仍只有几百人，每天都在宽敞的现代化设施的大楼里工作，办公条件在国内同类企业中堪称一流。
  1988年底至1989年间，中国的许多企业发展陷入困境，陆汉振和他的锦纶帘子布企业同样也是四面楚歌……
  原因是：国家压缩国有资产的投资规模，银行银根抽紧；许多乡镇企业面临资金能源、原料缺口和产品销售的制约而纷纷落马，一些缺乏竞争能力的乡镇企业惨遭淘汰。锦纶厂的产品也因受“动乱”的影响，销售一度转“冷”，一厂由此出现了局部停工。对陆汉振这样“原始资本积累”不足，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剥萝卜吃”的企业，每月发一千多职工的工资靠销售款“现收现发”；况且发展速度又如此之快，资金缺口比其他企业更为严重。于是职工停发工资，清理“三角债”在锦纶一厂开始，各地讨债者纷至沓来……
  在职工大会上，陆汉振含着眼泪请求他的工人原谅他。他说：他有能力“翻本”！因为国内“动乱”是暂时的，基础工业肯定要发展。因此，锦纶厂的困难也是暂时的。他要他的部属团结一致，静待时机，随时进入“状态”，跟他共度难关……
  陆汉振的工人无疑是信任他的，一千多职工没发工资照样干活。陆汉振说：“这就是慈溪的农民，他们跌得倒、爬得起！你使他们吃一口饱饭，他们真心记住你一辈子……”
  陆汉振果然不同凡响，在这锦纶厂自开业最困难的时刻，他冷静地思考了自己面临的局势，在他嘴里吐出来的仍然是常人不可思议的六个字“二厂照常上马”！
  人们都认为陆汉振的思维不同于常人，他自己也认为在创业与发展初期采用的是“逆向思维”的方式。可以说陆汉振的所谓“逆向思维”在这时达到了高潮。但他这种逆向思维分明充满了一个企业家对市场思考的自信，充满了“物盈则亏，久亏必盈”的中国古代的辩证法。陆汉振说：“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劳作了5000年之久的农民，每个人都是哲学家。我们农民自有农民自己的哲学！”他说：“这是我最困难的时候，也是我最乐观的时候。这是一个自建厂后千金难买的好时机，对我来说：困难是有钱买不来的。一个企业如果没有经历风浪，怎能有以后的发展？困难是考验我们锦纶厂每个员工能否与企业风雨同舟、在市场中站稳脚跟最好的试金石……”
  陆汉振又采取了他创业初期的老办法，他在厂内厂外四处奔走呼号，以诚感人，发动群众，鼓说企业前景，劝说干部、职工与他共度难关。终于，陆汉振又一次以他个人坚忍不拔的意志、无坚不摧的毅力、矢志不渝的信念，在全体的职工中产生强大的“汉振磁场”，奇迹般地把干部、工人吸引到自己身边共同奋斗。于是，有人变卖家当，有人向亲友借钱，企业的每个中层干部自发性地投资1万元，职工多少不等，集资720万元用于生产投入。每个职工都心甘情愿地停发了五个月的工资与奖金，而生产却几乎都没有停过……
  陆汉振说：“这种全员集资、停发工资的做法在国营企业根本做不到，但在乡镇企业却可以做到。这就是中国农民的品质！”1989年6月，锦纶二厂如期建成，并相应新建了5000吨级浸胶车间和3950KW的热电厂，从而形成了生产车间与电、汽、水配套成龙的生产线。
  至1989年年底，在锦纶总厂的财务报表上出现一组令每个锦纶厂干部工人为之自豪的数字，产值6266万元，利润1354万元。
  陆汉振实现了锦纶厂每个工人创利1万元的初期目标。继而，锦纶三厂、四厂在1990年9月和1991年分别上马，并成立金轮集团。至1990年底，锦纶总厂的产值为1.13亿元，利润2000万元，固定资产达5000万元，职工为3800名。
  可知，这是在1990年，陆汉振就奇迹般地完成了企业“滚动式”发展的三级跳。他作为一个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民企业家，就像一个穿上了“红舞鞋”跳舞的演员，旋风式地把他自己和他的部属鼓动起来，马不停蹄地确立一个个发展目标，如中国古代夸父逐日式地奔跑，寻找阳光，朝着太阳，永不止息地奔跑。
  有人说：“陆汉振掘到他人生的第一桶金靠他的产品选择得好。”可陆汉振回答：“产品选择固然是前提，但我是农民，我靠的是中国农民坚忍不拔，持之以恒的精神。如果没有这种精神，我10个陆汉振也就垮了。”
  为了金轮发展速度，陆汉振下出的另一步棋，堪称是市场上的“恶招”、“险招”但在农民企业家创业的过程中，这步棋不得不走，不可不走。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江浙一带乡镇企业办起了许多锦纶帘子布厂，继而发展到全国各地。本来嘛！市场又不是你陆汉振一个人的，你能办，我为什么就不能办？这些新办起来的锦纶帘子布厂三五成群，相互抱成团，如散兵游勇式的游击队，隐没在“青纱帐”中神出鬼没。由于“船小掉头快”，生产成本相对不高，为了追求自身的利润，小厂抱团在价格上与大厂竞争。使金轮集团许多原先的客户，都纷纷掉转“枪头”，金轮集团又陷入市场的困境之中。
  这种困境虽然没有陆汉振创业时那样艰难，因为这时金轮集团已形成规模，生产、销售相对还是比较稳定的。小厂与大厂竞争，由于设备折旧与工人工资成本相对较低，因此在价格上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可金轮集团这时却已拥有质量与强大的销售网络，虽然受到影响，但市场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问题的实质在于这些小厂“东一枪、西一枪”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撤”，有的甚至还冒用“金轮”的商标，大有“星火燎原”的走势，使金轮集团的业务与营销都受到很大的千扰……
  陆汉振开始坐不住了。在他感情上来说，他同情这些农村企业，深知他们曾遭受过太多的贫困与艰难。他自己本身就生活在社会的底层，靠一种自我奋斗的精神才达到今天这种辉煌的。他甚至还想拉他们一把，帮他们共同富裕，走上正道。但市场却是残酷的，如果看之任之，让这种无序竞争继续延持下去，就会影响整个市场。在陆汉振创业初期，国内汽配行业使用锦纶帘子布大都从国外进口，是他陆汉振与国内一些有眼光的企业家从外国人手中把市场给争夺过来的。陆汉振抢的是外国人的生意。为此，他曾很自豪地说过：“我在锦纶帘子布这块市场上，把‘日本鬼子’、‘美国鬼子’这些八国联军赶出了中国，不让他们再次‘火烧圆明园’了。”他认为他的行为，是弘扬民族工业的爱国主义精神。但现在，他面临的对手却是国内同行与他一样出身苦难、还在市场的困境中挣扎的“农民兄弟”……
  但陆汉振必须在仁慈心与竞争力中挑选其一。他的苦恼在于他是个有市场竞争意识并具有产品开发前瞻性眼光的农民企业家。一个企业，如果不能从规模与产品质量上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那么它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被淘汰。市场法则残酷无情，不允许有作为的企业家因其仁慈心而宽容、最后惨遭出局而遗恨千古！
  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在国内除了陆汉振的金轮集团与平顶山的一家国营企业为行业龙头外，其他企业占的市场份额不足40％，可就是这40％，严重地扰乱了锦纶帘子布正常的市场秩序与价格因素，使市场出现一种无序竞争的混乱局面。如果陆汉振能与平顶山国企联合，他们就可以控制整个中国的锦纶帘子布市场，把这些“乱世英雄”淘汰出局。但陆汉振在感情上来说是“鄙视”国企的，他自办厂开始就与国企竞争，硬碰硬地运用地域与人力的优势，与平顶山国企平分天下。从市场局势看，河南平顶山国企同样是他竞争的对手。
  但陆汉振要发展，他需要在市场执牛耳。如果趟不过这一关，金轮集团的发展就会受到阻碍。而这种阻碍恰恰是陆汉振再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陆汉振要做，就做行业老大！
  1992年3月，陆汉振与河南平顶山某集团总经理在慈溪杭州湾大酒店会晤。两个老对手在经过一番市场交流后，讨论锦纶66帘子布市场降价问题。
  陆汉振开门见山地提出：“现在生产帘子布的厂家太多，市场局面混乱。如果不降价，你、我两家面临无序竞争，会把市场做垮，最后大家都是死路一条。而面上的实际情况是，你比我的负担更重，受到的冲击更厉害……”
  平顶山国企的总经理还算挺得住气，面临昔日市场对手，他说：“如果降价，我们两家平分秋色的局面能维持下去吗？”
  陆汉振说：“暂时能，中小企业由于资金问题，他们顶不住！但以后，我们两家仍有竞争。只要市场存在，这种竞争永远不会结束。但这却不是今天的话题。”
  这位总经理接受了陆汉振的提议。自古华山一条路，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所谓的平衡只是暂时的！他仔细打量着自己过去的对手，觉得这个农民企业家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能割肉求存，在营销策略上又比自己高出一筹。
  会议在双方都满意的价格前提下达成协议。十几年后，当陆汉振的金轮集团的领导层回忆这次降价风波，大家都显然不愿再提及这件往事。陆汉振说：“过去的已经永远过去，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平顶山这家国营企业通过转制，又操作上市，生意仍旧做得红火。我们的竞争对手依然存在。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如果没有对手，也就没有自己。”
  四、“农民只有富裕了，才有自己的自由！”
  陆汉振带领他的金轮集团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前进，不久他就发动了第三次战役，即“人才大战”。
  陆汉振一直有这样一个观念：“事在人为，企业是人搞的，有人才就有企业的发展，没有人才企业就会失去一切！”
  在金轮集团初创之际，金轮的人才没有像以后发展中一样紧缺。乡镇企业在改革初期，凭的是一股农民式的“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气，但到后来发展到一定规模，人才问题就非常突出地暴露出来。
  陆汉振早在集团成立初期就想到这件事。他在他的工作报告中就明确地提到人才问题。他说：“金轮集团要搞大，人才是发展的第一要素。”为此，他在初创时期，请了许多本地的人才作为他的臂膀，但随着事业的发展，他就明显感到仅仅依靠这些臂膀是远远不足的，他需要的是臂膀的延伸和能够飞翔的翅膀……
  1989年5月底，陆汉振在众多的来信中读到一封来自浙江大学的来信。这是他的锦纶总厂在浙江大学代培的一部份学生的来信，在信中学生们提出要上街游行。
  在中国，这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在所谓“民主”的思想指导下，知识分子要求彻底的“自由化”。与此同时，已经在厂里工作的一些大学生也要求返回母校争取“自由”的游行活动。
  陆汉振的心颤抖了。他把这些学生送到浙江大学培训，目的是为了改变企业职工的知识结构，更好地为祖国四个现代化服务，可他们“翅膀没长硬，本事没学到”，却想去“自由”地飞翔了。“不行！”陆汉振在心底里说，“既然他们还给我写信，就承认他们还是金轮集团的职工，我要把他们叫回来。”
  陆汉振急躁地从座椅里站起来，用他微微颤抖的手，焦急地拨通“金轮”在浙大培训学生的电话。他在电话中告诉代培学生的只有四个字：“立即返厂！”
  当天，陆汉振召开全厂大学生和团员青年座谈会。他作为厂党支部书记，在会上动情地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同样，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锦纶厂的今天。过去我们农民连饭也吃不饱，哪有什么自由可言？在有阶级的社会中，没有绝对的自由，我们的自由是建立在国家发达兴旺富强的基础上。国家哪一天不富强，那一天就没有我们农民的自由；只有国家富强，我们农民才可以获得自由。你们都是农民的子女，我陆汉振招你们进厂，是为了使我们的子孙后代获得自由。如果你们今天在国家还没富强的前提下，就吵着要自由了，我停发你们三个月工资，看你们去自由……”
  要上街的学生们沉寂了。接着，陆汉振以锦纶办厂的经历，回忆个人的奋斗史，告诉人们一个简单质朴的道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来之不易。农民要走发财致富，共同富裕的道路，出路只有一条：坚持不懈地创业！以创造人类的物质财富来改善自己的生活。”陆汉振强调说：“农民只有富裕了，才有自己的自由！”
  “十年育木，百年树人。”陆汉振为了培养锦纶自己的人才，可算是挖空心思。早在办厂初期，为了使锦纶能有自己的工程师，陆汉振一次一次地跑上海技术人才集中的地方。他通过职工亲属的关系，先后几次上门，以情动人，从上海第九化纤厂请来两位高级工程师。又通过他们两人的关系，一次一次地向上海打电话煲电话粥，请来十几名技术人员。对这些来宗汉工作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陆汉振不但给予住宅安排和高薪，而且在生活上无微不至、不动声色地关心他们，使他们在异地客乡感到温暖。每逢过年过节，陆汉振都要亲自过问，送上礼包，用车送他们回家过年过节，比自己的亲人照顾得还周全。陆汉振说：“这就是我们农民的做法。”十几年后，当作者采访陆汉振请来的部分工程师与技术骨干时，他们说：“陆董不错，待人心诚。”一个“心诚”的评价，说出了陆汉振这个农民企业家对现代科技的需要和对人才的态度。
  陆汉振在金轮集团别出心裁地设计了他自己一套“陆氏工资法”。在这个“陆氏工资法”中我们可以看出，陆汉振为了提高整个企业的文化素质，付出了多少心血。
  这个“陆氏工资法”包含职工的基本工资，文化工资，职务工资，技术水平工资，工作负荷工资，贡献大小工资六项。其中文化工资的实施细则是：具有高中学历的工人加5元，中专加8元，大专以上加15元。要知道这是在90年代初期，一个普通工人才一百多元工资，这其中文化工资大学以上加15元是个什么概念。
  1991年，陆汉振为了改变企业职工的结构，率先向全市招收城镇居民待业青年160名，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这些所招的待业青年，后来有许多被陆汉振送到浙江大学去培训，培训以后发大学文凭，圆了这些城市待业青年的大学梦。
  1992年，陆汉振又投资了300多万元，建造了一幢漂亮的职工教育大楼，任命人事部长施达年（中学教师出身）兼任校长。每年培训几百人，当年用于职工教育的经费高达40万元，而且年年递升，使金轮集团现有职工的文化水平逐年提高。
  从创业初期到现在，陆汉振投资教育，兴建学校，拨款为村民安装自来水、电话、微波天线、闭路电视、儿童乐园、市教育基金会的各项捐款已达上千万元。
  1992年，陆汉振就提出金轮集团的发展思路为1厂带10厂，从业人员6000人，产值6亿元，利润6000万。在新世纪的目标为10厂变100厂，一年一变，三年大变，建设金轮工业园区。目前，金轮集团的基础目标已经实现：企业从业人员10000人，产值为15亿元，上交国家利税1.5亿元。而这一切，都建立在陆汉振这个理想开拓的、田野上崛起的绿色王国文化理念的基础上。十年前，陆汉振曾说过：“上海有个石化城，武汉、长春有个汽车城，大庆有个石油城，我们要把工厂建设成工农一体、工贸结合、布局合理、设施完善、环境优美、交通方便、教育生活配套的锦纶新城。”
  陆汉振一直在构思他独特的战略布局，关心他企业文化素质的提高。他对作者说：“我在构思一座工厂式的大学，或者说大学式的工厂。招收全市或邻省及更边远地区优秀的初中生、高中生，让他们在这个充满活力、有农村文化气息的环境里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一直到专科、大学本科毕业；用他们自己劳动所赚的一部份钱作为企业的教学经费，聘请全国一流的教授施之以教。这种教育制度培养出来的人，一定比现在向社会招收的年轻人更能踏实地工作。企业亦工亦教，既能减少国家的财力和对教育经费的投入，又可减轻家庭负担；年轻人靠自己的劳动接受教育，更能培养他们独立的气质与人格。企业如果能一面培养人才，一面经营事业，一定会人才济济，勤奋共勉；而且使企业（学校）充满活力……”
  陆汉振说这番话时充满感情，而且带有一种农民式的理想色彩，他的眼睛中充满着对知识的向往。作为一个农民企业家，陆汉振深为自己在当时的环境中没读上大学、知识质量不够而遗憾，他要把自己读书的愿望在他下一代身上实现。我们预祝陆汉振的诺言能够实现……
  在金轮集团，关于陆汉振资助贫困大学生入学的事一直流传。故事大致情节是这样的：在庙山村有个考上大学的年轻人，收到宁波高专录取的通知书，但因为为家里穷，父亲做塑料生意亏本，欠了债务。母亲又是家庭妇女，没有收入。年轻人虽然考上了大学，但没钱上学，决定不去读书，想到金轮集团来打工。此事让陆汉振知道了，他找到这个年轻人，从自己口袋里掏出5000元钱，诚恳地对他说：“你考上大学不容易，丢掉可惜。书必须读，钱不够我这里拿。学好知识再来上班！”自此，这个年轻人在他上大学的几年中，每年的学杂费都由陆汉振负担……
  现在庙山村，对考上大学的学生每年都有一笔数量不等的补助，而这些补助，都是由金轮集团出资赞助的。陆汉振说：“年轻人考上大学不容易，不能为钱的事让他们失望。一个人只有学好本领，才能为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人活一辈子，工作的时间有的是，而读书的时间却有限，因此必须在这有限的时间里，让每个人只争朝夕。”
  至今为止，陆汉振一直为自己没读过正规大学而遗憾，虽然他现在已经有高级经济师的职称，但他总觉得有一种失落感。他常对人说：“我平生最遗憾的事就是没读过正规大学，可惜我家当时太穷了。”为此，陆汉振自身的学习也抓得很紧，他说他要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为自己好好补上大学这一课。
  金轮集团的创业到现在快20年了。陆汉振——这个从“堕民”村走出来的中国农民，沐浴着田野上的绿色春风，用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解读着中国现代农民的人生。犹如一个现代夸父，一直在向着光明、向着太阳奔跑。他以他前进的脚印，代表着中国农民走向富裕之路的奋斗精神。尽管这条路并不平坦，但陆汉振却以他的惊人的意志力，完成着他所憧憬的目标。
  2003年底，陆汉振召开1万人的职工大会，在这个职工大会上，陆汉振进一步阐明了金轮集团在新世纪前进的方向：一业为主，多业开发，创造财富，铸造辉煌。陆汉振仍如他创业初期时一样豪迈！我们殷切期待，这位有着惊人意志力的农民企业家，将在他人生步入中年的黄金时节，为慈溪经济发展、为中国的汽车配件业，为全世界人类的精神与物质文明，写出一个中国农民划时代的新篇章。
  我心飞翔：铸造中国农民品牌
  马克思说资本的原始积累每个毛孔都充满血泪。我在实践中体会到这些血泪不光是工人的血泪，而且包括“老板”（尤其是中国农民企业家）自身的血泪。在中国，农民企业家付出的血泪比直接创造财富的工人还多。
  外国人有品牌，中国人也应该有自己的品牌。铸造一个品牌则要花费一个企业家一生乃至几代人的心血与努力。
  ——主人公茅理翔
  一、零距离接触茅理翔
  小档案：茅理翔，男，1941年11月出生。慈溪市长河镇人，家境出身贫寒。1960年于慈溪东山中学毕业，曾在天元中学短期执教。1965至1974年间任长河福利厂主办会计，1975年至1984年任同厂供销副厂长，1984年至1994年任慈溪无线电九厂厂长，1994年至今任宁波飞翔集团董事长、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共浙江省第九、十届党代会代表，曾获浙江省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乡镇企业家、宁波市劳动模范、优秀企业家等荣誉，兼任过慈溪企业家协会会长、宁波乡镇企业家协会副会长，浙江乡镇企业家协会理事，中国企联特约研究员等职务。著述有《飞翔的管理》、《飞翔的岁月》和《管理千千结》等约100万字。
  今日的茅理翔，在慈溪老一代（80年代初期创业）的企业家中，可算是一个潇洒的人。他掌握着上亿元的资产，自任宁波飞翔集团和方太厨具的董事长。把新创办的方太厨具有限公司交给儿子茅忠群经营，把“老厂飞翔”在长河生产点火枪的“基地”交给女儿茅雪飞打理，集团的财务权由妻子张招娣管理。自己则“宏观决策”，著书立说，游学讲课，虽然也忙得不亦乐乎，但却有一种文人潇洒的味道。作者问他近年主要忙啥？他说：“身为集团董事长，当然主要还是打理公司。”但他只管两桩事：一是企业的发展，因为发展是企业的生命线。二是管理决策，茅理翔把管理看成企业发展的核心，重点是资产和人事的管理，大事需要他决策。他说：“只要做好这两桩事，我这个董事长就算完成任务了。”除此之外，他一是给儿子茅忠群、女儿茅雪飞当好“参谋”。当然这是一种高级的“参谋”，他用自己三十年从事企业工作积累的智慧、经验，为他的儿子、女儿充当一种“垫脚石”的作用，使他们尽量少走弯路。二拿茅理翔自己的话说：他个人还准备第三次创业，实现他年轻时爱好文艺与教育的理想。因此他在业余时间中著书立说，兼任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浙江工大、江西财大、广东中山大学、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宁波大学、浙江林学院、浙江商学院等11所大学的外聘教授，忙于给这些“莘莘学子”讲课对话。
  关于茅理翔与学生对话“讲课”，浙江著名作家王旭烽女士有一段很生动的记录——
  学生：茅理翔先生，我们特别想知道你对家族制企业的认识。因为大家都知道，家族制企业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组建起来的企业，而经过20年的发展，家族制企业也恰好走到了第二次创业和面临接班的关键时刻。然而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司，却在这一时刻摆脱第一次创业的粗放经营方式，用六年时间从无到有，不但把自己的企业从200多家吸油烟厂的最后一名做成了中国厨具的第二大品牌，销售达5亿元，而且顺利地完成了父子交接班，成为民营企业二次创业成功转型，顺利交接班的典型。你们的这个“父子兵”式的家族制企业，是在怎样的创业理念上建立起来的呢？
  茅理翔：这个问题说来话长，但我可以明确地表达自己的一个观点：
  第一、民营企业创业必须依靠家族制；
  第二、发展到一定阶段要淡化家族制；
  第三、按中国目前民营企业的情况，要彻底否定家族制是不可能的。
  一句话，中国当代的民营企业，不搞家族制不行，太家族化也不行。
  这个理念中有两层意思，一是承认家族制。国际上80％的企业是家族制，并非只是中国的专利，因为民营企业发展是以个人奋斗起家，只有动员家族关系才能最大程度地调动生产力；发展到较高阶段，才会聘用社会人才共同奋斗。
  ……
  这段话，完全是一种以学者、研究者的口吻，既有专业哲理又生动形象。据听过茅理翔上课的学生反映：“茅教授具有与其他教授一样的理论知识，他授课的内容丰富，是因为他具有实践知识。他能解决经济学、管理学上的问题，深入简出，举一反三，言简意赅地用他的经验讲述出来。因为他首先是企业家和社会成功人士，这一点是其他教授难于比拟的。”
  现在茅理翔坐在他宽大明亮的办公室里，会不时接到来自全国各地学生和对他崇拜者的电话，询问企业和他个人的一些情况，对这些问题，茅理翔是有问必答。许多问题茅理翔实际上已在与著名经济学家钟朋荣的对话录和他另外两本书中比较全面地反映。
  在这三本书中，集中了茅理翔办企业艰辛过程和对企业管理和企业文化的深层思考。其中不乏有许多思想浪花的闪光之处。这三本书出版后，在经济学术界乃至思想文艺界反响很大。他的《飞翔的管理》得到经济界前辈马洪的赞赏。马洪说这本书“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走向市场，走向世界的成功经验，也反映了中国企业由过去的传统计划管理向市场经济现代企业管理转变过程中所作出的宝贵探索……”认为茅理翔在这本书中能把管理理论“紧密地结合飞翔集团生产经营的实践，使得比较生硬的管理原理变得生动活泼起来……”因此，他认为这是一本出自农民企业家之手，难得的有价值的书。
  而著名经济学家钟朋荣对茅理翔《管理千千结》的评价是：“在中国这20多年来，一个基本事实是：民营企业普遍地比国有企业管理得好，民营企业的成本总体上低于国有企业，效益总体上高于国有企业。为什么？就是民营企业的制度有加强管理的内在要求……对于像方太这样的民营企业来说，制度问题已经解决，管理问题、管理者的素质就成为主要问题。”
  钟朋荣随后赞扬了茅理翔身上具备的管理者的素质。认为茅理翔这本《管理千千结》是“融合了方太自身的管理经验，通俗易懂地把它提高到一个理论的高度，值得向全国的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老总推荐。”
  除此之外，青年作家廖岷为“方太”和茅理翔写过两本书，一为《方太之路》，二为《方太论剑》。廖岷在他的书中，除了对这位“有文化素质的农民企业家、方太的开山鼻祖敬佩之情”外，在文章里对茅理翔的评价是：“特有文化素质，不但有管理企业的实践经验和开拓精神，而且还具有理论研究深度。”“是一位知识型的具有深不可测的东方文化底蕴的农民企业家……”
  所以现在有记者、作家采访茅理翔，他就会送他们自己著述的三本书，另加廖岷对方太企业看法的两本书，加起来有五本。他说：“我的经历和观点就在这几本书里了”
  因此在中国的农民企业家中，如茅理翔这般拥有上亿财富的恐怕也不少，但如茅理翔这样有文化修养、著书立说、游学讲课、具有学者型、知识型、实践型“三位一体”的还恐怕不多。
  无疑，茅理翔是儒雅的。这种儒雅不仅体现在他待人接物那种农民式的谦和以及中国农村学究式的清高，而主要的是表现在他长期嗜书如命，那种东方传统文化深入骨髓的文化底蕴。这种文化底蕴使他的言行与一举一动都不同于一般的农民企业家。他的潇洒正是建立在这种儒雅的基础上的。
  作者走进茅理翔的办公室，除与其他农民企业家一样必备的大班桌和待客用的皮沙发外，还有一排靠墙整洁的书橱。在这排书橱中，放着茅理翔平时爱看的书。与常人不同的是，别人放在书橱里的书都是崭新的，而茅理翔放在书橱里的书都是他翻旧了的。因为他确实是因为自己爱看的书才购置的。夫人张招娣曾在一个非正式的场合对人幽默地说过：“他有二个老婆，一个是我，另一个就是书本。”
  是的，茅理翔在工作之外的业余时间，不抽烟、不赌博、不喝酒、不卡拉OK，也不喜出去旅游，更谈不上养情人包小蜜，他所有的爱好都集中在看书阅读上。据他自己说，他每晚睡觉前必须看一个小时左右的书，否则睡不着，这个习惯他已经保持了几十年。
  茅理翔可说是博览众书。他年轻时就酷爱文艺作品，后来因为搞企业，他也爱看企业经济、管理类的书；但他最热衷于研究的，却是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尤其对孔孟的“儒家哲学”，茅理翔可谓是兴趣盎然，情有独钟。
  茅理翔对采访他的记者、作家谈话，遇到他不想正面回答的问题，他总说：“研究研究”。这一研究，就研究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主题上。于是他就会与你通宵达旦，不知疲倦。打开话匣子几天几夜谈不完……因此，茅理翔在他的著述《管理千千结》“做企业需要终身学习”一文中说过：“当今时代，需要终身学习”。“一个人只有天天学习，不断接受新思维，研究新现象，拿出新对策，才能变被动为主动，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他认为：“成功企业的领导必定是那种胸怀大志，孜孜不倦，学习勤勉又善于付诸实践的人。”
  茅理翔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欣赏儒家哲学，他把儒家哲学应用在他的企业管理、企业文化精神和他的讲学著述中。茅理翔用儒家的观念解释中国乡镇企业必然崛起。他说：“中国的乡镇企业自诞生起就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为改革开放立下汗马功劳。而乡镇企业之所以能取得世人瞩目的成就，正是因为它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
  茅理翔认为中国农民企业家都是哲学家。茅理翔说：首先，乡镇企业的形成、发展符合客观规律，《易经》中讲“天道与人道”，就是要求人们遵循大自然的规律来达到和谐境界。我国农村人口众多，耕地面积有限，随着农村生产力的提高，游离出来的大批剩余劳动力靠什么找出路呢？致使几千万农民离土不离乡，务工不进城，积极发展乡镇工业成为必然选择。建国以来的农村计划经济虽然解决了农民的一些问题，但却不能从本质上改变中国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是乡镇企业的形成和发展，改变中国几千年的农村经济格局。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民顺应历史潮流的伟大创举。
  其次，乡镇企业是农民群众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结果。《论语》云：“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意思是说：天的运行表现为刚健的属性，人应当自强不息，积极向上，奋发有为。这一思想影响深远，在许多先哲的言论和行动中都有所体现。孔子、孟子反复勉励学生“发奋励志，乐而忘忧”（〈论语·子罕〉），严厉批评庸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惰其四肢，自暴自弃。”茅理翔认为中国的农民之所以了不起，是因为中国乡镇企业就是靠农民自强不息，艰苦创业一种奋斗精神才发展起来的。
  其三，重视血缘关系、亲情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之一，乡镇企业相当一部分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在乡镇企业的初创阶段，这种由血缘（亲戚），地缘（同乡）学缘（同学）结成强大的联盟，不仅提供企业发展所需的资金，更蕴含了共同的需求、利益与情感。他们相互扶持，共谋发展，即使是当企业出现挫折时，由于共同的利益凝聚在一起，大家和舟共济，共度难关。茅理翔认为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仁义，慎独，孝悌，以和为贵”的思想在农民身上的反映。
  因此，茅理翔提议中国的企业家多读《论语》。他认为《论语》是企业管理的百科全书。茅理翔说，我的理由有五点：1、企业成败关键在于管理者，管理者自己必须有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使命感。
  2、儒家理念核心是“仁”。孔子主张“仁者爱人”，“以德为政”。企业管理人字当头，人是企业运行中的核心，管理者必须“以人为本”，“民维邦本，本固邦宁”。善待员工，增强企业的向心力，凝聚力以至竞争力。
  3、孔子说：“人无信不立”，司马迁在《史记论·货殖列传》中主张“能以取予”要求商家处理好取与予的关系。而现代企业管理中“义”和“利”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只有把义和利二者同样重视，有机结合，才能取信于民，仁义聚商，聚义生财，这是企业经商的法则。
  4、中庸、和谐是儒家文化的精髓。孔子在二千年前就提倡“以和为贵。”孟子也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是搞好企业的关键。好的企业必须外树形象，内讲团结，有一种在市场意识前提下的团队战斗精神。
  5、孔子与孟子都讲究仁、义、礼、智、信五字，这五个字是中国人做人的准则，也是企业克敌制胜的竞争法宝。因此，茅理翔认为：做生意，搞企业必须是日本现代企业之父涩泽荣先生提出过的“论语加秤砣”。
  因此茅理翔在方太经营理念上提出：“方太不争第一，永做第二。”
  因此，茅理翔在他的飞翔集团提出“企业的经营核心是培植企业文化观念。”
  因此，茅理翔面对市场的恶性竞争，为方太制订“无招胜有招”的战术。
  因此，茅理翔在他的著述中一再强调企业家必须保持一种平静的心态，以“心气”治“浊气，”忍者为上……一本《论语》，融洽了茅理翔所有企业管理与经营的理念。对这样的企业家，作者能简单地用“农民企业家”五个字来概括吗？于是，借用茅理翔的话说，对他这个人作者也必须“研究研究”……
  对慈溪百万农民闯市场，所谓提炼“慈溪精神”，茅理翔早就发表过他的观点：
  1、慈溪精神客观存在。他说：“慈溪这块土地，如果没有乡镇企业的崛起，没有百万农民转变观念闯市场，与西部又有什么区别？同样缺少资源，缺乏耕地，在改革开放前同样贫困。我们的成功确实在于一种精神，一种天不怕，地不怕，坚韧务实的创业精神。”2、慈溪精神主要内涵是一种移民文化精神。茅理翔说：“慈溪的60万亩耕地来之不易，其中约有30万亩的滩涂是宋以来各地移民一块块地围垦起来的，我们的祖先为了土地，付出了多少血汗，甚至生命，一代一代地前赴后继，坚忍不拔，持之以恒。人多地少，必然要向外发展经商，一旦条件成熟，祖先向大自然争夺生存权利的开拓精神，无疑在后人的身上复活。拿今天的话说，可以归纳为一种具有生存开拓意义的商务精神。”
  3、慈溪精神有区别沿海的“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茅理翔认为：“较之国内普遍认同的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慈溪农民的崛起与他们有五点不同：一是培育了一批以集体经济为主体，经营模式个体化的农民乡镇企业家队伍。二是建立了吸收农村劳动力就业和与50万外来人口共同创业致富的经济共同体。三是投资资金基本不靠外来资金补充，始终立足慈溪这块土地。四是出现百万农民闯市场的泛商化倾向。五是始终走在市场经济的前沿，敢于摸索农村经济改革开放新路子。这五点不同，是慈溪农民与中国其他地区农民不同的个性体现……”
  作者与茅理翔熟识达30余年，一直没有写过关于茅理翔的一本书。原因越是朋友，兄长，就越难挖掘人的内心世界。好似一座山峰，走近了反而看不清山峰的全貌。在作者的眼光中，这位小个子的农民企业家，有着身材单薄，谦和诚恳的外表，但他身上却蕴藏着一种内在的力量。美国当代社会学家与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曾说过：人类的力量有三种表示方法：一是暴力，二是财富，三是知识。这三种力量，暴力是最初级的阶段，财富属于外界炫耀表现的形式，而知识则是一种内在的资质与潜力。在茅理翔身上表现出来的力量，是他身上所蕴藏的一种知识的气质，这种力量是人类个体所呈现的一种至高无上的境界。这样的人，称他为企业家，他确实是企业家，他创办的飞翔集团与方太厨具公司，每年销售额达6个亿，利税在6000万以上，在中国小家电业界赫赫有名。但他又是谦和诚恳的人，做事不张扬，说话慢条斯理，态度和蔼可亲。但说他是企业家，他的思想，他的风度，他的气质，又似乎具有太多学者和文人的气质。他可以下车间操纵机床，检验产品，又可以在大学讲台上滔滔不绝、指点江山、口若悬河。他可以穿着旧棉袄、咬着冷馒头，挟着劣质公文包走街穿巷，洽谈业务；又可以在酒吧、咖啡馆与专家、学者谈中国当代文学，华夏传统文化。他可以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制订开发产品项目，运筹帷幄，指点他的部属掌握市场环节，出奇制胜，又可以在家里的15支光的日光灯下夜以继日，著书立说，把他的思想，论证通过文字的形式向世界传播，为人类精神文明阐明自己的理论观点……这就是茅理翔，他什么都是，又可说似乎什么都不是。所以许多人看茅理翔，都如雾里看花。其实他真实的身份，拿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一个经历过40多年磨难的慈溪乡镇企业家，一个普通的农民的儿子……
  二、苦难及第：卷面是“五子登科”理论
  如果把历史镜头聚焦在那个特殊的年代，40多年前的茅理翔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存状态呢？
  现在的年轻人已经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童年，茅理翔自己也很久没有向人回忆这段往事了。但历史客观存在，与一切在那个特殊年代处于逆境中的慈溪农民的儿子一样，茅理翔有的是他关于童年回忆的一腔辛酸。
  茅理翔出生在慈溪长河镇一个普通的家村家庭。小时候他家很穷，可以说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父亲给人家做“长年”打工，但经常“失业”，一家人的生活靠母亲到处做手工裁缝补贴家用。茅家到茅理翔这辈，有兄弟姐妹五人。按当地人的说法是“吃口够重的”。因此茅理翔自出生后基本没吃过一顿“饱饭”。童年的茅理翔常会在晚上做梦。他梦见什么？据他后来回忆：他童年的梦几乎千篇一律，每次都梦见一碗香喷喷的白米饭。旧中国农村孩子，几乎每个人都会做这样的梦。因为这香喷喷的白米饭对长期处于饥饿中的孩子诱惑实在太大了；所以以后茅理翔办企业成功后，仍然保持着比较严谨自律的生活。他不抽烟，不喝酒，不搓麻将，也不游山玩水。生活几乎像“苦行僧”一般。他喜欢写作，可写的字很大，一张纸最多只能写二百个字，办公室为此给他准备了许多专用的公文纸。但茅理翔只用普通的白纸，正面写了反面再写，一张纸当两张用。在方太新大楼落成装修前，茅理翔作为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一直用的是一把脱漆起皮的旧写字台；他坐的椅子也坏过几次，坏了修，修好了再用。朋友们开玩笑说他的办公桌椅被他“折磨”得皮开肉绽。为什么？茅理翔心疼钱！童年饥饿的记忆使他一辈子都对钱的使用小心翼翼，能节约处就节约。他没有像其他在“蜜水”里泡大的年轻企业家那般“呼啸闹市，一掷千金”的习惯。
  在茅理翔的童年，他记忆之中最大的欢乐是父母对他的“家教”。而这种“家教”，父母往往通过生动易懂的故事形式向儿女转达。茅理翔的父亲文化程度不高，只读过三年小学，他母亲虽没有读过书，但却也“知书达礼”。夫妻两个经常给茅理翔讲一些“落难小生中状元”之类的故事，教育童年的儿女要争气，做一个正直的人。通过读书获取功名为国家效力，为贫穷的茅家祖先争光。
  在茅理翔童年的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他八岁那年晚饭后和小朋友一起玩“清兵捉强盗”的游戏。天黑光线暗，小理翔一不小心与一个同岁的男孩一头撞在一起，那男孩倒地后立即哭喊，地上的碎碗片划破了他的额头，额头上顿时血流如注。小理翔知道这下自己闯了大祸，立即叫来大人把那男孩送到医院。医生在那男孩头上缝了六针，当时的医药费是用谷计算的，为此茅家赔了50斤谷。但后来那男孩出院后额上伤痕不褪，男孩的父亲便说是小理翔用小刀故意划伤他的孩子，使他的孩子破了相，故又叫茅家增赔100斤谷。在解放前，这150斤谷相当于茅家半年的收入和大小七八口人几个月的口粮。小理翔的母亲惊呆了，但她还是一面去那男孩家“安慰”，说尽好话，一面挨家挨户地去向别人借谷赔偿。那次母亲回家挥泪把小理翔痛打一顿，打后又抱着他流泪痛哭。母亲说：“你为什么这样不争气？”小理翔没有说话，但从那时起，“争气”一词就深刻地烙在他的脑海中……
  是的，“树活一层皮，人争一口气”！在以后茅理翔的人生档案里，即使再困难，再委屈，再曲折，他也没有忘记：“我是农民的儿子，我要争气！”这是他成年后历经千辛万苦，仍能百折不挠磨炼自己的意志去争气获得成功的基本动力。
  为了争气，茅理翔在小学读书时就名列前茅，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当时称为慈溪二中的东山中学，在中学他也是名列前茅。这时茅理翔也做梦，童年时期父母给他讲过的“故事”在他脑海中发酵了，他多么希望经过自己的努力，为父母争气，使家庭摆脱农村困苦的生活。但命运之神显然没有如愿地垂青茅理翔这个来自农村经历过苦难的孩子。等他嚼着咸菜经过努力以高分考入高中时，他的脚却突然不能下地走路了。最后医院诊断为严重的关节炎，而使他永远失去了上学的机会。那年茅理翔才17岁……
  17岁是个充满幻想的年龄！茅理翔在当时已是个文学爱好者，他读过不少古今中外的名著，幻想有一天能考入大学中文系，把自己的一生献给“缪斯女神”；但命运却无情地捉弄了他，病魔把这个胸怀大志的文学青年牢牢地锁定在病榻上。最后病情越来越严重，因为没钱医治，终于瘫痪在床上……
  茅理翔上有哥哥姐姐，下有弟弟。父亲解放后留在外地工作，绝少回家，且收入菲薄，一家人的生活仍处在贫困之中。看着自己脸色蜡黄的母亲白天给人家做裁缝，晚上躬着背为他忙碌。两个弟弟饥饿、营养不良无依围坐在他的床前，茅理翔的心碎了，他感到命运的残酷和人生的无奈。他想到了死！想自我了结自己不争气的肉体。印度诗人泰戈尔说：“既然肉体已经背叛了我的灵魂，那么我需要肉体干什么？”茅理翔的失望建筑在他的肉体背叛了他的理想。为此，他拉着母亲的手向她交待自己的后事，他说：“妈，我对不起您，没法孝顺您与父亲了；家里经济那么困难，我不忍心再浪费您们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就当您们没有生我这个儿子吧！”
  但母亲果断地打消他自杀的念头。她责怪地说：“什么？您想去死？你还才是‘人秧’呢？就失去了做人的信心！我养你这么大，难道就为听你这种没良心的话……”母亲听也不听他解释，当机立断招呼邻居，借钱用一张门板抬着他到外地求医问诊。
  于是，慈溪这块大地上，留下一个坚强慈善的母亲，与人抬着瘫痪的儿子到处求医的脚印。茅理翔躺在门板上泪水长流，他一边流泪一边在心里呼喊：“娘，我要站起来，为了报答您，我也得站起来！我一定要医好我这脚，更好地投入生活，做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改变家庭的贫困，做一个上有老、下有小、中间有我顶梁柱的一家之主，报答您与家庭的深恩……”
  茅理翔很快地振足起来，他虽瘫痪在床上，被母亲与人抬到东、抬到西，膝盖上插着无数银针，大腿上草艾烟气缭绕，皮肤烧焦，疼痛钻心，下半身被钉在床上寸步难行。但在他床上的枕头边，始终放着小说、诗歌一类的文艺作品，他在病床上阅读了《红岩》《红日》《林海雪原》……一遍又一遍地阅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牛虻》，心头不断地被一种革命的英雄精神鼓舞着。为了使自己的生活不局限于门板和床板，茅理翔试着为他身边的人讲故事，向一些生活枯燥的农村青年讲述革命英雄主义。据茅理翔回忆：那时虽然他躺在床上，但乡里四周的农民仍非常需要他。人们常常从四坊八村摇着小船来邀请这个瘫痪在床、与病魔作斗争的无畏青年，听他讲《51号兵站》、《双枪老太婆》、《江姐》等革命故事。茅理翔说：“那时，农民的热情与求知欲时刻鼓舞着我，他们安慰我帮助我，使我认识到人生的价值，产生了生活下去的勇气。为此，我这辈子一直有一种想报答他们的愿望……”
  终于，茅理翔站起来了。最后的奇迹产生使茅理翔自己也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是母亲的坚韧？是村人的热情？还是自己与病魔作斗争的精神感动了上帝？反正茅理翔站起来了，他经人介绍，一步一移到一所乡村中学去当月薪10元的代课教师。
  于是生活终于向茅理翔抛出了橄榄枝，茅理翔的眼前又呈现出一片光明。少年的笑声，琅琅的书声，家乡的田野，潺潺流动的河流，贫困而又善良的农民，代数、语文、物理、历史、音乐、科技、艺术神秘的殿堂！尽管茅理翔从学校的教室到饭堂二里路要磨一个钟头才能走到，他的腋下插着拐杖，一步一移，步履艰难；可他毕竟能以自己的双脚走路了，他觉得生活又在善意地向他招手，使他看到了人生道路上的阳光与鲜花……
  但不到三年，噩运又再次降临在茅理翔的身上。三年后他再次瘫痪，虽然母亲仍一如既往、倾家荡产在所不惜地为茅理翔治病，但他心中的火焰开始渐渐熄灭，他感到了命运的不公和人生的残酷……
  一年后，当茅理翔在与命运的“决斗”中再次奇迹般的站起来，虽然他以后变成了一个跛子，但他的命运从此却进入了转机。在他与疾病斗争长达几年的日子里，茅理翔虽然历经苦难，可他与命运作斗争和讲故事精神却使他声名远扬。这时的长河四坊八村，谁都知道茅家有个聪明绝顶的“跛子”。人们说：“茅家的老四了不得的聪明！上通古今，下达地理；可惜他的腿有病，否则，茅家要出大人物了。”当时新办的长河福利厂缺少文化人，领导一商量，决定聘他当厂办会计。茅理翔一跛一跛地上班了，母亲的脸上露出了微笑。但她嘱咐茅理翔的还是一句老话：“人残不能志短！人家看得起你，你要争气！”从此茅理翔开始了他在乡镇企业的创业生涯。他一直没有忘记母亲要他“争气”的嘱托，一辈子在为农民争气。
  茅理翔干厂办会计十年，为发展厂里的业务，茅理翔主动请缨当供销员。当时的福利厂也确实没人，否则，茅理翔也当不成供销员了，手脚比他灵便的厂里有的是。但茅理翔自己却是有信心的：他认为他能成功。他认为人生中最大的财富无疑是苦难与智慧。一个人如果拥有这两笔财富，那他活在这个世界上怕什么？
  事实证明，茅理翔确实什么都不怕。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他又足足跑了十年的供销。在这十年中，他是嘴含着止痛片跑下来的！每逢路途中腿痛得难受，他就吃阿司匹林，有时成把成把的吃。直到今日，他还对当时一分钱一颗的阿司匹林药片怀着一种常人所没有的深厚感情。那时好的药茅理翔这个乡镇企业的供销员是买不起的，可阿司匹林他买得起！每颗只一分钱，当然只能暂时止痛，但就是这暂时的止痛，他可以为贫苦农民企业的发展去走街穿巷地跑供销。他虽然流浪街头，怀里揣着冷馒头；虽然遭人白眼，笑脸换来讥讽；虽然饥一顿饱一顿，穿着旧棉袄跛脚闯世界；但他终于有了施展才华、为企业以图发展的机会。
  作家王旭烽女士分析：茅理翔跑供销与浙江许多企业家一样是“逼”出来的。原因是浙江虽被人称为“鱼米之乡”，富饶美丽；但浙江另一句话是“七山一水二分田”，人多地少农民在自己世居的土地上找不到饭吃，就去外乡寻找吃饭的可能，所以浙江的手艺人特别多，大概都是人多地少找饭吃的原因。慈溪这块1700平方公里的土地，当时第一代乡镇企业崛起，不到3000家的企业却约有六万多名推销员在全国各地的各个角落里奔走呼求，推销他们自己的产品，同时也推销着浙江人创业的一种精神。
  茅理翔是当时慈溪这六万多名推销员中的一个，与旁人不同的是他有腿疾，因此他比旁人更多一些磨难。
  谈及创业艰难，茅理翔深有感触，他笑称自己是“五子登科”的出身。事隔30年后，茅理翔在回忆慈溪乡镇企业初创推销经历的苦难日子时说：当时的推销员须要有“四千”精神，即“踏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走遍千家万户、说尽千言万语”。啥推销员？说穿了是“高级叫花子”，“卖身卖血贴面孔”。他形象地把这种过程比喻为“五子登科”。
  何为“五子登科”？茅理翔回忆起往事呈现一种“苦恼人的笑”的表情。他说他办企业在改革开放初期是“厂长、技术员、推销员”一肩挑。出去跑“外勤”，跳上火车像“公子”。因为当时中国的农民，穷得离不开老婆孩子，能坐火车出差的不多。就是现在，许多贫困地区的农民，有的一辈子都没有坐过火车。推销员能坐火车，岂不是“公子”的待遇？
  但“公子”一跳下火车，奔跑得必须像“兔子”。原来那个年代旅馆特别少，高档旅馆价格高，穷人住不起。低档的必须由旅馆介绍所统一安排，推销员兜里没钱，下火车必须狂奔到旅馆介绍所，否则，迟了就赶不上。茅理翔曾经在旅馆介绍所排了一整夜的队，第二日凌晨才挑上号安排住宿。有时候排上队给安排了，对不起，旅馆已经满了，只有浴室与理发店。但住浴室与理发店，须到晚上9点钟后才能进去睡，凌晨6点钟又被赶出来。有时住进去没铺位，只能在靠椅上坐一个晚上，终于“兔子”进“洞”了。
  然后是做“孙子”。更惨！乡镇企业推销员地位低，为搞到业务低三下四求人。于是走进“单位”点头哈腰递烟扮“孙子”，国营企业谁都是你的老子与爷爷，你稍有一疏忽，业务就立即“泡汤”。出差完成任务回家变“驼子”。当时慈溪农村家庭粮油用品按定量供应，使用粮票、油票，家人常吃不饱饭；推销员回家总要采购些土特产回去。一是厂里职工委托捎带的，大家都是乡邻远亲，不捎不好意思；二是给自己家里老人孩子也捎带一些；三还为领导捎些“人情礼品”之类。于是七袋八包背在肩上像骆驼一样地拖回来，岂不是“驼子”？
  接下来回到家里变成“呆子”。茅理翔说：“当时乡镇企业的推销员月工资为30元，出差补贴每天不到2角。出差在外虽然自己节俭，餐餐啃冷馒头，嚼咸菜，但总比家里开销大，有时我不知钱花到哪儿去了？为亲友捎的土特产又不好收钱，所以报起账来就成“呆子”。一个月的工资都弄光了，没法向家人交待……
  茅理翔说这“五子登科”是他自己的亲身体会，也是慈溪所有改革初期企业家创业时的共同经历。他说：“在中国，办事情很难，尤其是中国农民。中国农民在改革开放初期承受了太多的苦难，农民企业家的第一桶金是在苦难中掘得的。”
  茅理翔认为：“马克思说资本的原始积累每个毛孔都充满血泪。我在实践中体会到这些血泪不光是工人的血泪，而且包括老板（尤其是中国农民企业家）自身的血泪。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农民企业家付出的血泪比工人还多。”
  茅理翔说：“慈溪改革开放初期，效益好的乡镇企业有‘五朵金花’，现在这‘五朵金花’经过20多年的市场洗涮，有的已销声匿迹，有的虽然还在运转，企业主人却已换人。想想这些老朋友、老伙计，我在心底里无限伤感。商品经济成就一代企业家，同时也淘汰一批企业家，他们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汗水、心血、甚至生命的代价，才换来慈溪今日的阳光灿烂，百万农民闯市场的崭新局面。”
  十年会计，十年供销，以后茅理翔又当了约十年的厂长。其抱负与困难虽说不能与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卧薪尝胆相比，但在茅理翔的精神境界里，却与越王勾践一脉相承。在十年的供销员的生涯里，茅理翔几乎吃尽苦头，打下了他以后吃苦耐劳，遇事不惊，坚忍不拔的基础，同时也磨炼了他一种与常人不同经历苦难的意志力，使他获得了做生意的经验，独具慧眼看清看透了市场潜藏的种种风险。茅理翔说：“推销员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职业！企业的产品如果推销不出去，哪办企业干什么？”
  三、第一桶金：世界“点火枪王”
  1985年，茅理翔受长河乡党委的安排，负责创办慈溪无线电九厂。这在当时有两个概念：一是乡镇企业崛起，在外面慈溪无线电业已经小有名气，打开了市场局面。慈溪县政府领导想把企业做大做强，搞成行业联合体与生产集约化。二是长河有生产无线电配件的基础，而茅理翔在乡镇企业当过十年会计，十年供销员，具有管理企业外向发展的能力。可乡政府却没有资金的投入。茅理翔从老厂分出几台日冲床，厂就算办起来了！那就是他全部的家当。虽然家底很薄，但茅理翔还是勇于受命的。因为这时的他刚过不惑之年，论经验论资历精力都可算人生最旺盛的时机。茅理翔想：“天生我才必有用！自己在慈溪乡镇企业发展的道路上已经走了二十年，现在政策、环境许可，是成就人生志向的最好机会。今日不干，更待何时？”于是他放弃老厂相对优厚的工资待遇与市场销售基础，带了几个骨干就白手起家，一穷二白地上马了。
  上任伊始，茅理翔可谓意气风发，他想甩手大干一场。但当时的市场运转却是残酷的！1986年，由于受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茅理翔耗尽心血创办起来的“慈无九厂”与其他加工企业一样，由于市场上电视机的滞销与积压，二十四家业务关系单位逃得只剩下一家。企业缺乏流动资金，银行贷款又不可能雪里送炭，茅理翔新办的“慈无九厂”没多久陷入困境，整整六个月没有生意，拖欠了工人半年的工资。于是，工人哭的哭，吵的吵，骂的骂，走的走，有人在茅理翔的办公室里吵了还不算，甚至成群结队跑到他家里来吃饭。本来嘛！作为工人，你“老板”不发工资，他的生活没有着落，不找你厂长找谁？茅理翔说：“那时我家变成饭店了！我厚着脸皮，好话说了一大箩，但工人们就是不听，他们不是要听好话，要的是钱……”当初与茅理翔一起办厂的几个骨干“兄弟”，这时也走得七零八落，真正是一种世态炎凉和“大难来时各投林”的味道。茅理翔叹着气说：“我手下的六个技术骨干走了，我在心里边也就认了。毕竟是自己没干好，人家要奔阳光道，我想拦也拦不住，因为我这里变成了独木桥。但我一手培养起来的那个技术副厂长，与我一起出来创业的铁杆兄弟也要走，这是我万没有想到的。因为这人在社会上口碑并不好，办厂初期是我力排众议才把他安排在副厂长这个位置上，为了企业的发展，我把自己的心都掏给他了。曾经有人劝过我，说这人只能同发展，不能共患难，我当时还不相信，可没想到这话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应验了。他不但扔下我一人在困难的旋涡中苦苦挣扎，还把厂里最后一点的业务市场也抢走了，做得完全彻底，一点情面也不讲，等着企业树倒猢狲散看我的好戏了。”
  抱着最后一线希望，茅理翔把那人请到家里，在灯下与他促膝长谈。两人一直谈到半夜，最后谈得茅理翔自己也感动了，不由得声泪俱下。他说：“男子汉大丈夫，输也要输得光彩，项羽过江还有个破釜沉舟，况且我们还没有到这个程度。任何困难就是这样，我们能挺一挺，就能过去。人心齐、泰山移，天无绝人之路！”
  对方情绪也很激动，但他问茅理翔：“这厂是你自己的，还是乡里的？”
  茅理翔说：“资产是乡里的，我们是经营者！”
  对方说：“所以用不着你这般操心。你茅厂长是聪明人，如果面对一根独木桥，就你我两人，挤一挤也能过去。但如果与厂里七八十个人一起过，就会桥塌人亡。现在这根桥反正要塌了，你多一个人少一个人又有什么关系？”
  真是道不同不相与谋。至此茅理翔才明白了，他与他已经是两条道上跑的车，再也合不拢一处了。可厂里的职工怎么办？茅理翔虽然在心里也清楚当时的慈无九厂体制关系是没有理顺的，他这个厂长是集体资产的管理者，责任由他挑，好处却没份。但他是个堂堂的男子汉，已经与乡里签了协议，能把已在进行的事业毁在自己的手中吗？他觉得他不能这样做。当然在约十年后，乡里通过改革，把企业的产权明确到茅理翔的手中，可当时是1986年，茅理翔是一个乡镇企业的厂长，作为集体资产的管理者，他在最困难的时候，能够对他属下的七八十个职工生活不管吗？这不是一个要成就一番事业的农民企业家的做法。
  夜深了，茅理翔还在灯下苦苦思索，自古三个好汉一个帮，企业要成大事，必须有能人相助。正当他犹豫无奈时，他的妻子，比他小九岁的“患难知己”张招娣为他烧了夜宵，温柔地来到他的身边。茅理翔自二十年前到福利厂当会计，和他一样出身贫苦的张招娣就是福利厂的女工。那时的张招娣还只有十六岁，她的父亲原本也是个裁缝。可惜在五十年代末抽去修海塘围涂造田，结果受了寒潮双脚瘫痪卧床不起，家中两个幼女和他自己全靠妻子一人到处包揽零活养活。在茅理翔被村人用门板抬来抬去治腿疾的时候，八岁的小姑娘张招娣正坐在家门口，帮母亲编织金丝草帽挣钱养活自己。十三年后，张招娣嫁给了茅理翔，这时她已经是长河针织厂的副厂长了。
  茅理翔把自己的目光移向了爱妻，电灯光下的张招娣，虽说也已经三十出零，夫妻俩已经有了一双儿女。但张招娣天生丽质，她皮肤白皙，头发乌亮，明目皓齿，一点不象已为人妻、为人母在困苦生活中挣扎过来的女性，倒像沉静的少女一样天真温柔动人。
  茅理翔望着她，张招娣也望着他。张招娣问：“他不愿与你共度难关？”茅理翔点点头说：“是的，我缺少合作者。如果你能跟我风雨同舟，我主外、你安内，我们夫妻一起干！我就不相信这世界上会有过不去的独木桥。”
  张招娣表示赞同：“你说得对！世上没有走不过去的路，也没有趟不过去的河，只要你认为你走的道是对的，我愿意辞去针织厂的工作，与你和舟共济，共度难关。”
  茅理翔感动地紧握住了爱妻的手。他为张招娣的这个决定所感动。他明白张招娣下这个决心不容易。同样是乡办企业，这时张招娣这个针织厂的副厂长工资要比茅理翔的慈无九厂厂长高出几倍。张招娣要从针织厂跳槽到慈无九厂，拿人们世俗的眼光来看简直是从米箩跳到连糠还没有的糠箩里。可想张招娣当时是下了多大的决心。自那一刻起，茅理翔明白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了，因为他把一家人全部资产的“宝”都押在“慈无九厂”的天平上了，一旦企业破产，自己瞬息之间就会倾家荡产。
  十几年后茅理翔回忆自己与张招娣当时作出的这个抉择，他的脸上充满着深情，他说：“飞翔集团与方太厨具能有今天，首先我得感谢我的妻子张招娣，没有她，就没有我第一次创业的成功。就这样，我不知不觉地把家族制引到企业中，为了避免夫妻同厂家族制的弊病，我当时就与妻子张招娣约法三章，即双方的兄弟姐妹，原则上都不能进入慈无九厂，尤其不能担任干部和掌握有实权的岗位。这点我和张招娣都做得很好，我们两人有默契地保证了企业在创业初期减少家族中的内部矛盾，使企业能够健康地向前发展。”
  接下去是如何开发新产品？企业没有产品就意味着死亡。十年后，当茅理翔已经被国内外媒体称作“世界点火枪大王”，他的企业也因此被冠名“东方点火枪基地”时，他的心情无疑是激动的。但旁人却不知道，茅理翔为了这两项声誉，花费了多少心血，走过了多少曲折。
  1986年差不多整整一年，茅理翔每天都在为慈无九厂开发新产品寻求市场的突破口。一个偶然的机会，茅理翔从一个朋友那里得知，河南信阳某仪表厂有个新产品要开发。茅理翔得到这项信息，立即单枪匹马赶到合肥，又在合肥上了汽车，长途跋涉赶赴河南信阳。十多个小时的长途汽车一路颠跛，好不容易开到安徽与河南交界处离信阳约莫100公里的地方，茅理翔看着窗外连绵的荒山，又饥又渴，正想松动一下酸痛的关节，只觉得眼前景物一下倾斜，随即车子从山坡上滚了下去。总算大难不死，滚动的车体把茅理翔重重地从车门里甩了出去，茅理翔死里逃生，手、腿多处受伤。恰巧这时他的关节炎又发作了，可在这荒村野坡的晚上，又有谁能为他救死疗伤？他只得服下止痛片忍着。就这样，茅理翔在这荒凉的大山的“皱折”里，沐浴着山风呼啸，阴气逼人，孤独又疲惫地露宿了一夜。当时的茅理翔孤独，失望，真想就此歇手不干，但他想到了厂里工人的目光，想到了妻子张招娣对自己的信任。他想：如果他干还有希望，不干可就什么都没有了。
  天终于亮了，看到金红色的太阳从东方缓缓地升起，茅理翔身上顿时充满活力。想到厂里的困境和肩负的使命，他觉得自己就是爬也要爬到信阳去。他忍痛跛脚走出山坳，在路边拦了一辆车到信阳。谁知这样千辛万苦来到这家企业，却扑了一个空，原来朋友提供的住处和信息均有误，这家北方的企业根本没有什么新产品开发……
  茅理翔顿时呆若木鸡。似这样的“冒险空旅”在他人生的旅途上也曾经有过，但他从来都没有如这次失望。拖着沉重酸痛的双腿，茅理翔回到招待所狂吞下几颗止痛片，又翻开电话笔记本开始寻找。为了企业的生存，他绝不能空手返厂！
  也许是命运有意识的安排。半个月后，当他在北京电子技术研究所的一个朋友处，看到了那位朋友从日本带来的一种电子打火机。这种打火机当时还是一个新玩意儿，茅理翔一看就如获至宝，真是天无绝人之路。他如抱金娃娃一样赶紧回厂，信心十足地对妻子张招娣和职工说：“我们慈无九厂找到出路了。”
  只用了一个半月，茅理翔的电子点火器就试制成功。茅理翔立即派出最好的推销员，跑向各地市场。至此茅理翔一直陷于一种兴奋之中，因为他觉得他的企业开始创业扬帆。
  谁知没过一个月，他派出去的推销员一个个地垂头丧气地回来了。他们跑了许多地方，但口袋和公文包里仍旧空空如也，连一张合同也没有订出去。这时厂里又开始人心惶惶起来，茅理翔那颗充满希望的心又顿时七上八下，难道是自己“失眼”了，还是这项新产品在国内真的没有市场？茅理翔是不到黄河心不死的人，一旦下了决心，别人的劝说与流言都没有用的。于是他这个老推销员亲自披挂上阵，到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的煤气公司推销他的产品。现场操作，在朋友家里的煤气灶上为他们免费安装。终于苍天不负苦心人，他带回来第一张合同——6只点火器，而且只是试用，价值42元。
  这是茅理翔拿到的第一张点火枪订单。但产品一旦被社会确认，市场就突然如大梦初醒一样，势头汹涌澎湃地向茅理翔这个小小的乡镇企业扑来。一时间，中国有40多家大的煤气灶具厂向“慈无九厂”订货，订单就如雪片般地飞来，产品当年就获浙江省名、特、优、新产品“金鹰奖”和全国民用商品“精英奖”。
  1987年，茅理翔成立了慈溪市电子技术研究所，开发了10项新产品：微型收音机、电脑调光触摸开关、电子保密锁、微波对讲机、家电电调结构件等，增加了企业的科技含量。
  随着产品在国内市场的畅销，企业终于发展到一定的规模。两年后，茅理翔独闯“广交会”，他要把他的点火枪销到国外去。这是1989年的秋天，茅理翔来到广州，可当时整个社会对乡镇企业是看不起的，产品进入不了经济市场流动的主流。茅理翔在广州，却没有弄到一张进入“广交会”的进馆证。但茅理翔既然来了，这“回汤豆腐干”他是不吃的。情急生智，茅理翔抓住当时主办单位崇洋媚外的心理，西装革履，头发梳得贼亮，手提一只高级皮箱，租了一辆高级轿车一直开到“广交会”馆内，俨然是一副国外大企业集团老板的派头，演出了一出现代轻喜剧。守门的警卫看他“派头”这么大，问也不问地就打开车门让他进入馆内。茅理翔走进场馆，怕别人对他身份发生怀疑，不时地装得很熟识地向那些金发碧眼的外商点头哈腰，哈罗哈罗地问候。外商虽不认识他，但看他这么热情，也脸露笑容礼节性地回应，守卫以为他是“广交会”的熟客，很客气把他与身边的外商一视同仁，把他迎进第二道大门。
  里面就是展区，茅理翔一看也有点傻眼：几千个展位，几万种产品，布局整齐，华廊井然，所有的外贸人员都在自己的产品展位前，彬彬有礼地“守株待兔”。茅理翔一愣神。随即他就又“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想起了国际巴拿马博览会上茅台酒受冷落，摊主摔瓶溢香而评上金奖的故事。立即从包内拿出一支电子点火枪，一支脉冲点火枪，二话没说，突然双手挥舞：“嗒、嗒、嗒、啪、啪、啪”地响了起来，嘴里高喊着这种型号电子点火枪和脉冲枪的名字：“哈罗，该斯雷达：哈罗，该斯雷达……”
  外商立即好奇地围观过来，嘴里纷纷叫好，茅理翔不失时机地向他们介绍产品。
  可茅理翔的行动却惹恼了自己的同胞，一个上海钟表厂的副总经理板起脸孔喝令茅理翔停止介绍。他说：“你是哪里冒出来的个体户，广交会有你这样做生意的吗？砸中国人的台……”
  但茅理翔不理他，继续介绍自己的产品。
  茅理翔这种态度，使周围国营企业的展位同行都感到恼火，他们叫来场馆保卫科的人。处理结果是茅理翔罚款300元，没收箱包内的产品，清除出场。
  可茅理翔不甘心，他脸色阴沉，二话没说，当场就又买了一只箱包，回到宾馆，塞满一箱子点火枪，跑到“广交会”的大门口，堂而皇之地摆起地摊来，再次手舞足蹈，手挥双枪进行表演，引起前来参展外商的好奇。当天无话。次日茅理翔和一个马来西亚的华人订了一张12000美元的合同，做成第笔外贸“生意”。
  自此连续几年，茅理翔都去“广交会”他通过朋友的介绍有了自己的展位，那位曾经呵斥他的上海钟表厂的副总也成了他的朋友。还私下请教他做生意的诀窍，茅理翔向他传授了一条一句话的经验：“放下你国营企业的架子！”使那位朋友听了有些脸红。他的点火枪在“广交会”上成了“香饽饽”，各个外贸公司都抢着要订他的产品，有些外贸公司还让出自己展位，让茅理翔到他们的展台上设摊。茅理翔的摊位前常有老外摩肩接踵。于是一张张订单从世界各地向“慈无九厂”飞来。1992年12月，在迪拜国际博览会上，阿联酋的首脑扎那德埃米尔在中国大使的陪同下，兴致勃勃地观看茅理翔的“演出”。到1995年，茅理翔开发的30多个型号的点火枪系列已畅销美国、法国、西班牙、拉美、加拿大、阿联酋、香港、台湾，产值为1亿元，产销量连续十年居全球第市场占有率达80％以上……
  茅理翔的第一次创业成功了，从1986年到1995，年又是整整十年。在这段漫长的岁月中，除他的妻子张招娣始终与他同一个战壕作战外，这个企业的董事长是茅理翔，总经理是他、厂长也是他，销售科长是他，销售员也是他。他十年中凭匹夫之勇，单打独斗，里里外外一把手，可说是尝遍人世间甜酸苦辣。现在回忆起这段岁月，茅理翔说：“这就是中国的乡镇企业，在我国农村经济改革尚没完全展开的时候，我们这些民营企业家的身上凝聚了中国农民创业艰辛的缩影。如果说国营企业在国家计划经济尚没完全取消还有依靠的话，而我们农民却除了政策，什么依靠也没有，只有仰仗市场。不打开市场销路就没有出路！从某个角度上说，市场经济初期的无序竞争反而更能造就有作为的企业家。民营企业说穿了是靠‘愚公移山’、‘蚂蚁筑巢’，靠自己的智慧与能力在市场上拼出一条血路来的。他们有很强的心理承受能力，能在关键时刻出狠招，出新品他们往往经历了太多的辛酸往事和奋斗血泪，艰苦创业逆境奋斗几乎成了他们根深蒂固的品质。他们经历的是孤单的长途跋涉，用自己的双脚踩开满地的荆棘，得到的是满身的伤痕。时常会有一种把个人放到天地间的微小感，会有经常回想起千古英雄难捱寂寞的悲壮心情。”
  作者问：“在这十年中你会经常感到孤独吗？”
  茅理翔答：“当然常觉孤独，但更多的却是一种自豪感。遗憾的是在慈溪的民营企业家中像我年龄的这一代人留在舞台上唱戏的已经不多了。因此以后我将会更孤独，但这种孤独是一个时代进步的表现。岁月长逝，使有志者常蕴英雄泪呀！”
  四、二次创业与“家族制”理论
  对茅理翔的二次创业，一般人都有疑问。为什么他的点火枪做得那么好？茅理翔本人也被誉为世界点火枪大王。他这个世界点火枪王不当，倒要另起锅灶去开发脱排油烟机呢？
  作者在几年前就向茅理翔请教过这个问题。茅理翔的回答是：“你不了解企业？人无远虑，必有近患……”
  那么当年飞翔集团的情况是这样的呢？此话得从1993年开始说起，自从茅理翔“飞翔集团”的点火枪在世界市场上打开销路后，一时间慈溪、余姚、宁波等有十几个厂家一涌而上，几十家个体户更是马不停蹄，紧咬住电子点火枪的“尾巴”毫不放松。在国内其他地方和世界亚洲许多经济不发达地区，也涌现出许多生产电子点火枪的企业。很快，1993年的“广交会”上就出现了近千家的电子点火枪的摊位，而点火枪的每支价格也从原来的1.2美金跌到0.55美金。等到1994年“秋交会”，几十家私人厂家都想压价，使整个市场在仅过了二三个月才有新的低价订单。茅理翔的“飞翔集团”在1993年、1994年、1995年连续三年，企业销售量一直徘徊在5000—6500万元间，利润退到低线，最低时只有约200万元。
  这里有三个主要原因：一是电子点火枪产品本身科技含量不高，仿制容易。二是茅理翔在1986年推出这只产品时，利润目标是建立在农村劳动力成本低的基础上，采取的是薄利多销的经营方式；而集团化运作后生产成本相对增加，加上近几年沿海劳动力成本也在增加，利润空间已经不大。三是电子点火枪市场本身不规范，没有高科技产品那样受到政府政策性保护，市场本身出现无序状态。
  对茅理翔的“飞翔集团”来说，如果说1986年第一次创业时他的“慈无九厂”只有100多工人，负担相对较轻，而到“飞翔集团”成立时已发展到1000多名工人，一旦产品滞销停产，后果就不堪设想。
  事实上，早在1993年，茅理翔就发觉了这个危险的倾向。他把自己一星期、甚至十来天的关进宾馆的房间里，一张纸、一支笔，每天冥思苦想。作为明智的企业管理者，他在寻找企业新的出路。
  茅理翔也不是没有尝试过。在茅理翔自己著述的《管理千千结》中，他谈到了生产60万只照相机的教训：
  1993年我办了一件傻事，与日本腾村先生合资办了一个豪翔有限公司，生产简明照相机。日方出资51万美元，我出资49万美元，腾村先生是董事长，我是总经理。
  我们从未生产过照相机。腾村是日本一家公司的礼品采购代理商。这照相机是赠品，要求价格在1美金之内，而且拍出的效果要达到普通照相机的水平。整部相机由71个零件组成，结构有点复杂。日方提供手工样机，让我们照着实物绘图设计并开模，三个月内必须出货。这未免太苛刻了，但我们还是接受了。日方也很重视，腾村带了两个办事员长驻我厂，大家共同开发。
  模具及所有零配件二个月制作成功了，然后开始试装，一遍、两遍、十遍、二十遍地修正，照相机的71个零件，相互配合至关重要，件件都要紧密。试装成功后，紧接着培训工人，开始一天装几十只，后来一天装几百只，直到一天装800只，我和太太也天天参加包装，工作到深夜两三点钟。
  我给董事长装修了一个带空调的办公室，自己却坐在闷热的大办公室里，但我们在工作中始终碰撞得很厉害。日本人对成本压得很紧，但质量要求很高。每天抓质量，正品却只有56％，我们的技术人员要求放宽标准，日本人不同意，说日方的质量要求就这么高。我们说：那价格又为什么这么低呢？要知道1美元等于8.3元人民币呀！但他不管，价格也只能如此，质量一定要好的，而且天天赶时间，有时2000只相机到深夜才赶出来，立即送到上海机场空运到日本，否则迟一天要赔几倍的钱。这种状态持续了一年，总共销售360万只照相机。我自己亏损了10万元，而当我们质量达标了，成本也能控制了，可以挣钱的时候，日方却说商店要换一个礼品了，不要照相机了，要测电器。他们不但停止了照相机的生产，而且不允许我到广交会上去销。我悄悄地带了20个样机到广交会去销，他们派人到处追。这样，我们的合作又进行了半年就吹了。这件事上，我犯了个大错误，但却使我学习了日本人办事认真的态度。在日本不这样，他们就无法生存。
  从国外引进人才技术不成功，那就走国内的路子。茅理翔曾经发动过一次轰轰烈烈的引进人才运动，1993年，他和西北某家研究所项目合作，一下招聘了十位工程师，为他们买好了房子，组织开发新产品声像学习机，但不到一年，这只产品开发也失败了。
  连续的开发，连续的失败。这引起茅理翔对企业“二次创业”的思考。
  他整理出16个字的法宝：冷静反思，安定情绪，团结骨干，另闯新路。
  在企业管理上，茅理翔认为他过去一身扮演三个角色，单打独斗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他总结出：生产型企业的发展，可以按销售额设置三大台阶，即500万元以下，500万—5000万元，5000万元以上。管理模式要与企业规模配套。最根本的在于，你的周围必须要有五到十个相当忠诚、有专业技能、有领导能力、各负其职、团结一致的干部。
  1994年春节，即将在上海交通大学电力电子学研究生毕业的儿子茅忠群回家过年。一家人其乐融融地享受天伦之乐。茅理翔向茅忠群谈起飞翔集团准备二次创业。儿子茅忠群沉默地听着老爸茅理翔关于二次创业构想，望着饱经风霜的父亲，突然感到父亲苍老了。因为在他的眼中，父亲一直朝气蓬勃，精力过人。但突然之间，他发觉了父亲一种与生俱来的孤寂与疲惫。于是他呆呆地说了一句：“你是应该二次创业，把知识注入你的企业了。”茅理翔说：“我是在作这样的思考，可是人呢？”儿子茅忠群沉默了。
  当时的茅忠群对自己的前途有两种考虑，一是留在上海，实际一点说是留校任教。自小学开始，他一直是优等生，中学时就得过“物理竞赛奖”，从小就有一种为国家高新科学献身的执着精神。交大人才济济，在这样的高等学府中他可以边工作边学习，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攀登科学的高峰。况且上海又是藏龙卧虎之地，有理想的科技研究的环境。另一条路是出国深造，去美国读博士。美国的一家名牌大学在他还没拿到硕士学位证书前已向他抛来橄榄枝。这对一个年轻人来说具有诱惑力！可父亲……
  当日晚上，茅理翔向妻子张招娣表达了要她劝说儿子茅忠群回来与他一起进行二次创业的意思。可这时茅理翔的心中却是矛盾的，因为在这之前，飞翔集团与日本合作刚刚失败，其他几项新产品开发也出师不利。乡镇企业毕竟船小风险大，自己几十年来一直“逆水行舟”，甘苦自知。难道让儿子回来再冒一次风险吗？而且市场变化神秘莫测，儿子虽说有专业技能，但毕竟是一介书生，他能主持、领导飞翔集团的新产品开发吗？
  但妻子张招娣却支持他这种想法。仿佛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十年前茅理翔第一次创业引进了妻子这个人才。现在十年后二次创业他又要引进儿子。张招娣认为：“举贤不避亲，儿子虽然比你老子稚嫩，可儿子是名校的高才生，懂现代科技，也有胜于你老子的地方。人是在逆境中锻炼出来的，你不给他创造舞台，怎知他能不能干？如果你们父子合璧，优势互补，必定能闯出一番新的天地！”
  茅理翔认为妻子分析得很有道理。于是夫妻俩开始轮流给儿子茅忠群做工作了。茅忠群倒爽快，因为他毕竟深爱着他的父母，知道他的上一辈人在这经济急骤变革的时代正面临着什么样的坎儿。他想为他的父母助一臂之力，因为这种个人价值取向在大的方面来说与自己并非矛盾。所以他爽快地答应留下来，但与他的母亲张招娣一样，茅忠群也向父亲茅理翔约法三章：1、离开长河老厂，进慈溪工业区建新厂房，另起炉灶。2、开发新项目由他任总经理主持工作。3、原则上不带走老厂任何人，他负责一块他有决策权。
  现在看起来，茅忠群当时的约法三章是具有战略眼光的。从一般社会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家族制企业存在着产权、用人权、经营管理权不明晰的弱点，茅忠群的“约法三章”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些弊病茅理翔听了儿子的要求，思前想后，最后爽快地全部答应。但是他也提出一个要求，让茅忠群熟悉企业一年，一年后再提出开发新产品的经营思路，在这一年中，企业仍由他全面掌管。茅忠群答应了父亲提出的要求。本来嘛，他管理企业和开发新产品应该有个过程，他毕竟缺少企业管理的实践！
  1996年初，方太厨具有限公司成立，茅理翔任董事长，茅忠群任总经理。在方太脱排油烟机新产品的开发过程中，父子俩产生了不少矛盾。首先是开发什么产品？在1995年初，茅理翔与茅忠群分头到广东、上海等地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市场考察。考察结果，父子俩都把目光集中在厨房家电上。这是因为厨房家电开发市场前景大，涉及到家家户户。而且茅忠群是电力电子系的硕士毕业生，对家电比较内行，技术上容易把握。但对于具体上什么产品？父子俩却产生了分歧。茅理翔坚持上微波炉，茅忠群则提出上吸油烟机茅理翔主张上微波炉的理由是：高科技项目比较容易得到政府的支持；开发前景大。而吸油烟机在浙江已有帅康、玉立、老板三家大公司生产，在国内市场强手如林，发展困难。
  茅忠群主张上吸油烟机理由是：微波炉在一般家庭可用可不用，市场空间相对狭窄。而吸油烟机涉及到千家万户，中国有约3亿户家庭，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市场覆盖率涉及到每个现代家庭。
  父子俩产生争执，但双方各不相让。茅理翔说：“毕竟投资3000万元，不是小数，弄不好倾家荡产，变成我们茅氏父子人生的滑铁卢……”可儿子茅忠群并不这样看，他认为符合中国国情的吸油烟机并不多，谁能率先满足用户，谁就能执市场牛耳。于是在进行产品设计以前，茅忠群主持了一次大型模拟市场调查，数千份调查表雪片般地飞向上海、杭州等城市普通百姓人家，又从这些家庭飞回至飞翔集团。茅忠群是注定要在中国吸油机界爆发一场“知识革命”，他是明智的中国乡镇企业第三代企业家，产品的定位首先是找市场突破口。果然，调查表证明现正在使用的吸油烟机并不称心如意，存在滴油、不够通风、油气存留、外观不美等六大弊病。茅忠群的过人之处是他发现归纳了这六大弊病后，立即从浙江大学请来几个同行学生，亲自主持技术开发小组，攻克技术难关设计了一套全新方案。当这套方案拿到茅理翔的案头，父亲茅理翔“败”下阵来了，他看到了儿子茅忠群“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和“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冒劲。但茅忠群这“不怕虎”是建立在他“自身优秀”的基础上，“露角”是露在高新技术的尖子上。为此，茅理翔赞同了儿子的方案。
  1996年7月，在新厂房即将落成和新产品加紧开发之时，茅理翔与全体党员在余姚四明山召开了“方太”历史上的“遵义会议”。他号召全体党员支持总经理茅忠群开发深吸油烟机的计划，扬剑出鞘，团结一致，只能干好，不能干坏。因为茅理翔作为从事企业三十多年的管理者，他深知“人心齐，泰山移”和企业“以人为本”的道理。他要把企业投资风险降到最低限度。
  接下去，茅理翔与茅忠群在产品商标定名又发生矛盾。茅理翔坚持用“飞翔”定名，原因很简单，飞翔创业十年，已经有了社会知名度；而且飞翔集团已在工商局作了全案注册。子承父业，这飞翔集团是茅理翔耗尽心血一手创办起来的，他个人人生目标都定位在飞翔上。但儿子茅忠群却不同意，他说：“厨具是一种非常生活化的产品，不能有用太理想化与抽象的名称。”为此，他又叫来他在浙江大学的同行朋友，别出心裁地把这种新设计的深吸油烟机定名为“方太”。原因有三，一是“方太”定名生活化，易于厨房主人女性用户接受。二是茅忠群在学校读书时看过香港“方太”主持美食的电视节目和《方太世界》杂志，认为“方太”在国内厨具市场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三是方太定名好记，用户一听就容易记住。
  父子又开始为定名争执，但这次争执是痛快的争执，争执结果又是父亲服从了儿子。因为有“约法三章”，儿子说过他负责那块他有决策权。在这里我们要赞赏的是茅忠群出手不凡的市场眼光与产品定位，而更值得赞赏的却是茅理翔的“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和生产服从市场的胸怀。如果没有他这种胸怀，今天的“方太”就不会有这样快的发展。而茅理翔的这种胸怀，拿他自己的话说，是曾经的苦难，使他明确企业的发展，不能他一人说了算！
  在征得父亲的同意后，儿子茅忠群大胆放开了手脚，他在厨具技改攻克传统吸油烟机六大弊病的技术难关后，即请来香港方太为宁波“方太”厨具作企业形象宣传，一句“让家的感觉更好”和几十万台“方太”深吸油烟机飞速销售大江南北，使方太厨具立即名扬全国。接着他闪电式的营建了几十个以承包推销为机制的网点。终于在1996年当年就营销了几万台，至1997年，在全国吸油烟机销售总额减少30.3％的情况下，“方太”却狂增4倍，市场占有率从1996年的底位上升到第2位。1999年，“方太”吸油烟机销售突破40万台，销售额达3.6亿元，创利税6000多万元，至2003年底，销售额为6亿元。畅销全国除台湾、西藏以外的30多个省、市、自治区，并出口到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
  茅理翔与茅忠群在中国厨具界刮起一股“方太”旋风，茅理翔的“二次创业”获得成功。
  茅理翔现在外出讲学，讲得最多的就是“家族制”。在这方面，茅理翔研究了中国当代企业的许多资料形成了自己的观点。
  他曾多次对新闻文化界的朋友说过：“方太的情况是一种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历史形成的一个典型。对家族制，我认为：民营企业在创业初期不搞家族制不行，因为民营企业在创业初期都是靠血缘、地缘、学缘、人缘关系建立起来的经济联合体。但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完全家族化更不行。必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我们走的是淡化家族制的路子，这符合中国国情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茅理翔有一个理论叫“口袋论”。在二次创业中，茅氏父子解决了父子交班问题，还要解决的是家族产权问题。茅理翔的做法是：“最好把钱放在一个口袋里，否则就会给企业埋下‘定时炸弹’，导致家族和企业的分裂。”飞翔集团的二次创业实际情况也是这样做的。在方太厨具有限公司，茅理翔的女儿、女婿有14％的股份，但一直没参与经营活动。有人说茅理翔这人传统，重男轻女。但茅理翔认为：他不是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而是考虑到要使方太的现代管理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在家族制企业中，兄弟姐妹可以共同参股，但不适合共同经营，只能把钱放在一个口袋里，才不会引起矛盾。现在茅理翔的女儿茅雪飞另外搞了个凌克公司，单独经营，也搞得很红火。
  在方太公司，茅理翔以董事长的身份出现，不参与具体管理。他是产权所有者，但却不是经营者，他把二块分开，目的是企业经营必须“一长制”，总经理须有职有权，才能把企业引入现代管理的渠道。
  对公司中高层干部，茅氏父子不允许有一个家族与亲戚。管理层150名干部，均是在外面引进的硕士生与本科生。在方太公司初创时期，曾经发生过这样两件事茅理翔的弟弟原是二轻箱包厂的销售经理，后来企业效益不好解散了，他要求进方太公司，希望能担任个中层干部。但按方太的规定，亲族不能担任中层干部，茅理翔的弟弟就不高兴了。茅理翔的姐姐的女儿要求做销售经理，外甥女自己不好意思对娘舅说，请来母亲为自己说情，但茅理翔也没有同意。这两件事惊动了茅理翔80多岁的高堂老母，老人家边哭边骂，说茅理翔不孝：“你的病是怎么好的？现在你有出息富了，把家里人都忘了……”茅理翔无奈，只得在母亲面前长跪不起，口中说：“妈，你要儿子为茅家争气，儿子这样做就是在为茅家争气啊！”事后待老人家气平后，茅理翔还是妥善安排了他弟弟和外甥女的工作，但就是不能进方太公司担任中层干部。
  对方太形成家族制和淡化家族制的做法，著名经济学家钟朋荣是这样想的。他说：“中国的家族制企业比较普遍，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中国文化主要特征是鸡头文化，大家宁可当鸡头不当凤尾；二是因为目前国内尚未形成一支职业经理人队伍。三是现在中国的法制还不健全。”
  钟朋荣说：从现象分析，“方太”走的是淡化家族制的路子。其一，实施“口袋论”，即把钱放在儿子一个口袋里，女儿、女婿在方太有股份，但不参与经营，防止内部矛盾。其二，茅先生自己是方太董事长（即资产控股拥有者），却不参与具体管理。其三公司管理中层干部中，不允许有一个家庭成员和亲戚参与。
  从茅理翔1964年投身乡镇企业开始，整整四十年了，茅理翔认为自己走得不轻松，现在所得的一切都是他用血汗换来的。作为慈溪目前为数不多、还活跃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第一代农民企业家，他有太多的话要说；整整四十年，太多的付出，太多的辛酸，太多的心血，他认为他这一代人是从苦难中幸存的花朵，是“硬碰硬靠意志与毅力为慈溪创造了一片蔚蓝色的天空。”
  茅理翔明确表态：“以后中国的职业经理人成熟，中国的法律比较健全，他将主动引进职业经理人，将管理工作交给职业经理人做，自己做董事局主席，儿子做董事长，再请几位独立董事参与决策。”
  作者问：“为什么？”
  茅理翔说：“因为我累了，我想从事一些企业文化研究类的工作，为后人总结一些企业管理的经验，更好地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
  通天的大道九千九百九十九
  我们农民企业家创业，通天的大道九千九百九十九，经历的苦难就有九千九百九十九。失败是成功之母，如果你敲开过地狱之门，那末你
  就有希望把握通向天堂的钥匙……
  ——主人公吴金岳
  一、冰上芭蕾：科鑫公司
  2002年4月18日，个风和日丽的日子。由杭州湾大桥指挥部和宁波科鑫腐蚀控制工程有限公司（科鑫公司）在宁波市共同组织国内专家对杭州湾跨海大桥钢管桩防腐蚀技术可行性分析论证，与会专家经过认真讨论，形成如下意见：
  1、为确保钢管桩整体结构的使用效果与寿命，钢管桩应采用高性能涂层和外加电流阴极保护的联合防腐蚀技术。
  2、涂层应采用熔融结合环氧一粉末涂层及配套的补口技术。海面以上区域钢管桩外表面应采用加强型双层环氧一粉末涂层，海面以下区域钢管桩外表面应采用普通型双层环氧粉末涂层，对钢管桩内表面可采用单层环氧粉末涂层。
  3、如采用以上防腐蚀技术，钢管桩的耐用性应优于钢筋混凝土桩。
  与会专家听取了科鑫公司提出的钢管桩防腐蚀技术方案，结合当今国内外相关的防腐技术的应用实例和杭州湾海域的环境，一致认为科鑫公司提出的技术方案可行，在保证杭州湾跨海大桥的钢管桩防腐蚀施工质量和及时有效的运行维护条件下，能够达到桥梁设计100年使用寿命对钢管桩防腐蚀的要求。这次与会鉴定的国内桥梁专家、科学家、大桥指挥部领导有：中国科学院院士曹楚南、中国工程院院士柯伟、中科院冶金所研究员徐乃欣、中科院金属研究所研究员张立新、中国石油管道科技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杜秀玲、浙江大学教授张鉴清、中国防腐协会理事长张九渊、浙江大学教授王乐勤、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李荻、中国海洋二所高级工程师杨晓兰、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费永昌和杭州湾跨海大桥指挥部总指挥、中共宁波市委常委王勇、顾问邵尧定、副总指挥吕忠达、金建明、方夏平、副总工程师朱瑶宏、方明山和其他一些专家、学者。会议参加还有一人，就是慈溪三鑫集团和科鑫公司董事长吴金岳。
  研讨会由专家组正副组长曹楚南、柯伟签字通过论证结论。会后吴金岳与大桥指挥部总指挥王勇签署由科鑫公司负责36.2公里的杭州湾大桥几万根钢管桩的施工合同。
  曹楚南说：“科鑫很了不起，吴金岳也了不起。钢管腐蚀工程控制属科技尖瑞项目，科鑫能把这项目工程拿下来，非常不容易。中国这项工程的开发和实际应用与国际接轨尚有距离，但科鑫公司的成功说明我们与国际研究成果距离的缩短，我要向你们学习。”
  柯伟说：“国际防腐协会花了许多年的时间，才使这个项目成功。现在我们提倡与国际接轨，在钢管桩防腐蚀的处理上，科鑫的有些指标已接近与超过美国国家标准。吴金岳开发这项工程的决心令人敬佩，可以把这项成果写一本书，在社会上好好宣传一下。”
  中科院最年轻的院士卢路在参观了吴金岳的科鑫公司后对吴金岳说：“浙江的民营企业发展很特殊，管理与思想方法都不一样。中国很少有这样热心尖端科技的农民企业家。如果吴总有兴趣，我们的金属研究所可以在你这里办个分所，大家合起来干，既出成果，又搞经济效益，为国家的防腐技术出力。”
  中科院院长路甬祥说：“吴金岳呀，你不知道，我国每年要烂掉2000亿元人民币的钢材，超过任何自然灾害。我国缺少钢铁资源，但每年烂掉这么多，岂不可惜？钢铁是不可再生资源，国家基础工业建设需要大量的钢材，经过防腐处理，可以延长钢材的使用寿命，为国家基本建设服务。这是一项中科院研究的重点工程，我们要共同开发，提高质量，推向市场。这是一件非常有经济价值，有科技开发潜力的事。做好了就是对国家四个现代化最大的贡献。”
  在此以前，吴金岳的科鑫公司还以技术标第一名，商务标第二名，综合分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承接了中石化公司华东管道局的“西气东输”甬、沪、宁原油管道外防腐施工工程。
  至此，当前国家两个最大项目的管道与钢管桩项目，吴金岳的科鑫公司均染指其内，并签订了施工协议。
  科鑫公司是个什么样的公司？吴金岳又是何许人也？作者为此采访了吴金岳。
  宁波科鑫腐蚀控制工程有限公司总部位于慈溪市经济开发区担山北路229号，占地80亩，是一家集金属表面处理、管道、管件、容器、金属件喷涂加工及腐蚀控制工程和腐蚀控制技术咨询服务于一体的有限责任公司。国家中型企业，浙江省重点骨干企业，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企业于1995年引进国外先进的环氧粉末（FBE）涂装技术，涂装工艺和设备，建成了国内第一条超大型万吨级计算机自动控制的管道内、外防腐的专业生产线。公司所生产的超高性能熔融结合氧粉末涂装件产品被列为1997年国家火炬计划，1998年国家重点新产品和宁波市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2002年公司开发的双层环氧粉末产品又列入国家火炬计划，填补了国内空白。公司聘请了中国防腐界首席科学家曹楚南院士作为公司的技术顾问。并与中国科学院金属防腐研究所紧密合作，以中科院作坚强的技术后盾，具有很强的技术和经济实力。现公司占地139860平方米，并在宁波大榭岛及北仑区各建有一个防腐基地。
  公司现有四条生产线设备，可满足Φ80—Φ2000各种规格钢管、管件的熔融结合环氧粉末（FBE）的内外同时防腐作业要求，速度快，涂层均匀性好，质量可靠，在产品出厂前对所有的涂层都进行不少于2000V高电压检测，拥有整套国外进口的检测仪器。现能满足单层FBE、双层FBE、三层PE、三层PP等各种防腐施工要求。拥有硕士生、本科生、电器工程师、喷涂工程师等一大批技术骨干。并在同行业中率先通过了挪威船级社（DNV.）ISO9002质量体系认证。
  宁波科鑫公司：“科鑫防腐管，管用五十年”作为公司的质量方针，使公司出厂的涂敷管达到零缺陷的质量目标。
  公司组建以来所施工涂敷的管道、管件已广泛应用于秦山核电站（海水循环水管）、上海天然气输配公司（天然气输送管道）、美国协和石化（直径1.2米的北仑码头钢管桩防腐）、镇海炼化厂区内污水管道及高改管道。1999年下半年，公司承接了镇海炼化——萧山国际机场成品油管道外防腐工程90公里，通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施工，以高质量、高标准、快速度顺利完成生产任务，得到了中国石化总公司、浙江油品储运有限公司及中油朗威监理公司的一致好评。2000年公司又相继中标镇海算山码头——镇海炼化原油管道、张家港威达乙烯管道工程以及慈溪市引水管道的内外防腐工程200多公里。
  2001年公司中标了杭州市煤气管网Φ114—Φ820防腐施工，江苏江阴天然气管网工程、无锡天然气管网工程、宁波天然气管网工程，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到余杭的原油管道，并在世界最长距离（2.4km）钱塘江穿越中应用了新开发的双层环氧粉末拒腐技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2002年是科鑫公司大发展的一年，在3月份接下中石化公司华东支管道局的“西气东输”甬、沪、宁原油管道外防腐施工任务。9月12日，中标了目前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杭州湾跨海大桥）的钢管桩防腐施工，防腐面积超过了180万平方米，防腐金额超过了1亿元，目前正在施工状态。2003年底北仑基地落成，开始设备的安装调试，2004年初开始批量生产。在全国防腐界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信誉度。
  董事长吴金岳的办公室无疑是宽敞明亮的。作者按约定的时间进去采访时，吴金岳还在与人谈事情。杭州湾跨海大桥的钢桩已经打了九百九十多根，滩涂上的引桥拉出五公里长。来人是大桥前沿的项目经理，他对吴金岳说大桥已到了滩涂外的深水区，项目实施要增加工程队的技术力量。吴金岳见我们到来，匆匆向项目经理交代几句，他说他明天会到大桥工地去的，钢桩质量必须保证，要根据钢管的防腐性能作技术处理，因为这是造福几代人的百年大计和千年大计。
  吴金岳身高约有1.8米，个子瘦长，长得精悍，穿一件普通的西装。脸上有一道伤痕，脸色疲惫，眼睛细细长长的，很有光彩。他的办公室没有服务员，自己过来招呼作者，泡茶递烟，说的是一口慈溪普通话。他说话声音不高，慢条斯理，如与熟人拉家常一般。作者如果不是在吴金岳的办公室，还真不会想到这位身上有着显著慈溪农民特色的企业家，就是赫赫有名、承接国内“西气东输”和杭州湾大桥两个大工程防腐项目的科鑫公司董事长。
  吴金岳对作者说：“我从小就做大桥梦，这个梦做了几十年，但如今终于实现了。”
  他说：“大桥建造，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经济圈交通网基本形成，尤其是对宁波、慈溪的经济发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从上海到慈溪可缩短为1.5小时，到宁波2小时，届时慈溪、宁波的经济必然有更大的发展！”年轻时，吴金岳与生产队的许多小伙子、姑娘每年冬天到“后海”（指杭州湾）筑“海塘”。这是生产队当时“农业学大寨”农民的必修课，每年一到冬闲，县里、镇里、队里就组织劳动力围海造田；一条塘一条塘地修筑起来，把海围垦成田。
  吴金岳说：“当时多苦！天冷，赤着脚，卷着裤腿；一担一担地挑涂泥。一天做12个小时，连吃一口热饭都困难。”
  吴金岳说：“这就是慈溪的农民！世世代代都这样。我爹说：农民都是牛变的（即前生为牛转世）。可就是这样，我们这些‘牛’发育长身体时连一口饱饭都吃不上，身体光长高不长肉……”
  于是吴金岳羡慕城里的工人。村里有人在上海有亲戚，就觉得很荣耀。吴金岳说：“那时我们多自卑，上海人过年到乡下‘杀鸡杀鸭’，农民到上海城里人‘肩胛一搭’。”但吴金岳又说：“其实上海人对慈溪人还是比较客气的。慈溪属宁波，在上海约有1/3的上海人与宁波有亲戚；所以其他地方人到上海，不管你住的城市多大，一概称作‘乡下人’而唯独对宁波人（包括慈溪人），上海人会在外面说是‘外婆家’的人客到了、这是上海人对宁波和慈溪人的一种尊重。上海人天生有一种优越感，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工人，有工资保障。而我们乡下的农民除了两只肩胛扛着一个头，每日起早贪黑摸田头，什么保障都没有！因此我年轻的时候，是多么向往能到上海谋生。当时我想：如果这辈子我能做一个上海的工人，就是我人生最大的愿望了。”
  在“围海造田”这些枯燥的日子里，吴金岳与他的小伙伴们谈得最多的就是要到上海去，由农民变成城里工人。而慈溪与上海，却只隔个海湾。上海在北边，慈溪在南边。
  上海是吴金岳与他那些同龄年轻人心底里最美的向往。他们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谈到上海，每个人都会眉飞色舞。
  于是，吴金岳想：“如果能从慈溪的后海架一条大桥，跨过茫茫的海域，就会来到上海”他向他的小伙伴谈了他的想法他说：“只要有条桥，上海就可以与慈溪连成一片，我们都可以变城里工人”
  因此，多少天，多少夜，吴金岳和他的小伙伴们都望着茫茫的海域发呆。这条桥，在当时他们幼小的心灵中，无疑是牛郎织女间的“鹊桥”，遥远得如让农民上天去摘颗星星。但吴金岳把这个想法一直藏到心底，一直藏了三十年。
  吴金岳说：“我没想到我年轻时的愿望能够实现。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心愿，是慈溪一百万农民的共同的愿望。我今年五十岁，离那时过去了三十年，这三十年中，我随时随地、无时无刻都在为自己能实现这个愿望而努力。今天，共产党终于让我圆了这大桥梦，我作为慈溪农民的后代，子子孙孙都在耕作这片土地。如今这块土地将与一个世界东方都市联系在一起，我的心情怎能不激动呢？而且科鑫公司接了这大桥主要工程钢管桩防腐项目，这个意义对我来说非同寻常。我是代表慈溪一百万农民来实现这个大桥梦的，大桥是我这辈子目标的寻求，生命意义的存在，我能为杭州湾跨海大桥出力，是我与慈溪一百万农民的最大荣誉……”
  在吴金岳的办公室里，吴金岳拿出大桥钢管防腐的各种数据材料。他说：“保质保量完成大桥工程是我追求的目标，也是科鑫公司几百员工的追求目标，因为我是慈溪农民的后代，我们为慈溪一百万农民的未来幸福而战，为后代子孙而干，因此我们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没有套话行话，也没有任何豪言壮语。吴金岳以他农民企业家的实在，谈了他的“大桥梦”。
  这是一份动力，也是一份追求。一个人如果把年轻时追求的目标，定位在一辈子的努力之中，而且持之以恒，终生不悔，那么他的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吴金岳作为慈溪农民企业家，他凭着一种实在，一种执着，在追求属于自己的目标。尽管他走过的路并不平坦，但他总是在追求之中！中国已故著名作家陈学昭说过：“工作着是美丽的。”吴金岳认为自己的人生是美丽的，尽管他遇到过各种曲折，但他却一直在实现自己人生的价值。
  吴金岳追求了三十年，他把自己人生的黄金岁月都交给了这份追求。回忆这三十年走过的路，吴金岳的眼睛有些湿润。他说：“我是一个初中毕业的农民，追求的目标又与国家高科技项目有关系，办着许多专家、教授都没有办成的事。你们想想，我这三十年能轻松吗？几乎每前进一步都步履维艰，如踩薄冰，因此，我一直在跳着冰上芭蕾……”
  吴金岳说：“我们农民企业家创业，通天的大道有九千九百九十九，经历的苦难就有九千九百九十九。失败是成功之母，如果你敲开过地狱之门，那你就有可能把握通向天堂的钥匙……”
  二、冰上芭蕾：“若要富，农工副”
  1983年春，吴金岳任周巷镇下吴家路村（当时叫大队）党支部副书记。一次大队党支部开会，支部书记提出村里要发展工业。吴金岳跟了一句说：“对，若要富，农工副。村里没有工业，农民光在土地疙瘩里折腾不出金元宝来……”支书说：“好，金岳，整个党支部中就数你年轻，你又是副书记，大队里办工业的事就交给你了！”吴金岳想想，说的也是，大队党支部五个人，除了妇女主任，只有四条汉子，就数他年轻力壮的了。他不干谁干？正低头深思间，其他几个支委都已表态赞同。吴金岳问：“要我办工业可以，钱呢？”支书想了想说：“有钱说个屁？谁都知道办工业赚钱。说到底还是我们生产队没有钱……”
  吴金岳沉默了，作为大队党支部副书记，他当然知道队里穷，没钱办工业。可这办工业不是党支部商量一下就可以商量出一个企业来。得有钱呀！
  支书见吴金岳低头不吱声，想了想又说：“要不这样，你自己想法筹点钱进设备，大队里还有一间半榨油坊的旧屋，租给厂里使用好了。”
  支书这样说等于表态了，吴金岳这厂是非办不可了。俗话说：“有钱买佛进天堂，无钱念佛下地狱。一个铜板逼死英雄汉。”吴金岳的企业就在这样一无资金、二无设备、三无厂房、四无技术的情况下，由吴金岳出面筹借了几百元钱注册了。
  企业注册搞什么产品呢？吴金岳立即如鞭抽陀螺似地急得团团转，每日惶惶不可终日。有一次与他叔父闲聊，叔父问：“你知道上海吗？”吴金岳当然知道上海，不就是年轻时候围海造田、一直凝望和向往的那个隔海的世界东方大都市吗？当时在吴金岳的心中：
  电影《南京路上好八连》事迹发生在上海，人民解放军进城要拒腐蚀，说明上海有钱……
  故事《五十一号兵站》也发生在上海，国民党与共产党都要争上海，也是因为上海有钱……
  小说《上海的早晨》写的也是上海，那么多的资本家办实业，为工人发工资，还是因为上海有钱……
  上海是灯红酒绿、十里洋场的花花世界，连房子的地面都用镏金木板铺的，是钱多得花不完的好地方。
  叔父又问：“你认识余辉浩吗？其人当年在这里插队落户，后来招工到匡堰化工二厂。现在顶替他退休的父亲回上海了，在上海化机二厂当工程师……”
  “余辉浩……”吴金岳心中透过一线光明，”他会帮我们农民办厂走富裕路吗？”
  叔父说：“会的，天下工农一条心。余辉浩在这里插过队，对这片土地有感情，能帮他肯定会帮我们的……”
  于是，吴金岳就两只肩胛扛着一个头，提着一包土特产到上海去找余辉浩。
  余辉浩听了吴金岳的话，也是半天没吱声。吴金岳见他不说话，一根一根地递香烟。当时递的是“大前门”，三角钱一包，但在吴金岳的眼中，已经是“贵重物品”了。香烟递了快半包，余辉浩却只抽了两支，最后他叹了口气说：“产品我厂倒有一个，叫计量泵，生产成本也不大，但属科技开发产品，技术要求比较高。你们大队厂能生产吗？”
  吴金岳说：“能造。你知道我们慈溪农民，什么苦不能吃……”
  余辉浩说：“这不仅仅是吃苦问题，计量泵要求有技术含量，没有技术人员难弄出来……”
  吴金岳说：“我们请你做师傅！”
  余辉浩想了想说：“我到你们那儿去看看，叫厂里几个熟悉的技术工人去帮助你们……”
  吴金岳说：“好，有你们帮助，我们一定能把计量泵造出来。”
  生意成交了，厂名就定为精忠机泵厂。吴金岳回大队把榨油坊的一间半旧屋清理出来，招了十几个工人，借租了一台旧机床。厂房只有独扇门，机床扛不进去，就另挖了一个墙洞，勉强把机床安置好，请了两个上海师傅，就开始按余辉浩工程师的方案造计量泵了……
  当时镇工办的领导听说这事后吃了一惊，找到吴金岳拍着他的肩膀问：“厉害！你们搞的这计量泵是高科技产品？”
  吴金岳很自豪地回答：“当然是高科技产品！”
  这位领导有点不相信地摇摇头：“就凭你们这几个白天做地头，晚上加加班的‘工人’，这一间半破屋棚，这一台老掉牙的旧机床，你吴金岳能开发高科技产品……”
  吴金岳笑了，说：“俗话说胆大做皇帝，这天下事是天下人做的。我们还没生产，你怎知我们就生产不出来？”
  这位领导说：“好，吴金岳，算你有种，我们走着瞧！”
  差不多花了半年时间，精忠机泵厂生产了十台计量泵，余辉浩工程师叫有关部门一检查，质量还都合格。这下余辉浩乐了，直拍吴金岳的肩膀，夸赞说：“老兄，真有你两下子……”
  吴金岳也乐了，说：“本来嘛！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天下有什么事我们农民办不成。不是我们无能，而是老天爷没给我们机会。”
  一间半破屋棚，一台旧机床，十几个农民也能成事！余辉浩算彻底服了吴金岳。
  但余辉浩毕竟不是市场，这十台计量泵生产出来，还得卖出去，精忠机泵厂才算办成了。
  于是吴金岳这个厂长便成了推销员，天南海北地去跑供销。可是人家不相信，一个村办小厂，几个农民，能生产计量泵？有的企业经理指着这检验单问吴金岳：“这检验证，你们花了多少钱开后门给弄出来的？”
  吴金岳说：“不会吧？世上有许多东西花钱买不到，比如我们农民的精神。东西是真是假，你们用用就知道。”
  可人家还是摇头，不相信！你再说也没办法，谁叫你是农民。
  吴金岳“出差”，每天的补贴是二元钱（包括住宿与吃饭），一个月三十天，每天出差合起来才六十元钱。可这六十元钱厂里还报不出。因为计量泵还没销售出去，厂里也没有钱呀！吴金岳晚上睡一元钱一个晚上的浴室、地下室，吃自带的咸菜和焦饼、面包，钱还不够花。口袋里没钱，人就“瘪了”，出去销售总有些“气不顺、胆不壮”；只能回家向老婆要。老婆叫吴建中，是大队植棉能手，算一个正劳力。只要年成好，年收入大概有600-700元。每次吴金岳向吴建中取钱，吴建中并不抱怨他，只说：“金岳，你这办厂用钱像是无底洞，这样下去，我也抗不住……”有时遇上吴建中没钱，吴金岳就向村里的小烟酒店“赊”。小烟酒店的“老板”说：“金岳，你一个大男人，咋弄得有介苦？口袋里几元钱都摸不出。我做的是小本生意。钱可以借给你；但你要在月底进货前还我。否则，我这小店就开不下去了。”吴金岳笑笑，都在同一个屋檐下吃饭，当时村里几乎每家每户都不宽余。
  吴金岳这样“浪迹江湖”推销计量泵大约有半年。后来，他自己几乎信心都垮掉了；但他又想：“砻糠搓绳开头难，如果我顶不住，就什么都完了！我已经办了厂，总得向村里的农民兄弟有个交待呀！不要让人家说我吴金岳办厂，办着办着厂就垮了，人也找不见了。”因为厂一旦垮掉，他又怎么回去见村里乡亲父老呢？于是，吴金岳说：当时的计量泵人家卖5000元一台，我咬牙压到4000多元。因为我总得把生产的十台计量泵卖出去呀！
  后来吴金岳找到上海金山石化总厂，他们搞新项目做锦纶加工。一条流水线需要八台计量泵，与新进口的日本设备配套，四台为一组，共两组，是给锦纶上色用的。如果用的好，他们要上十二条流水线。需要量更大。“这下可逮住了个金娃娃。”吴金岳在心里说。但金山石化总厂的工程师看了吴金岳他们生产的产品，认为：计量泵的质量没问题，技术指标都达标。可为慎重起见，提出要到吴金岳的生产厂家来看一看。吴金岳的头上马上抓了一把“蚤”。没办法，他连夜十万火急向厂里打了个电话，叫借几台机床让人家参观。至于厂房。吴金岳玩了个小小的花招：他对那些来厂参观的工程技术人员说：“前些天刮龙卷风，把厂房刮掉了，这是我们临时租的车间。”
  好在上海这些工程技术人员并不计较，在吴金岳的热情“款待”下，认为“精忠机泵厂的设备固然落后，但农民办厂的热情很让他们感动。”
  可这笔“生意”最后却没有成功。为什么？人家对乡镇企业生产高科技产品不放心。吴金岳说：“啥都不为，就因为我们是农民，农民在社会上低人一等。”到1984年底吴金岳虽然历经艰辛，但生产的计量泵只销售了三台，经营额1.2万元。吴金岳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光靠自己瞎闯是闯不出名堂来的。精忠机泵厂要发展，必须有个强有力的技术支撑与“靠山”。为此，他想尽办法通过朋友介绍找到浙江大学化工系。化工系当时有姚遵刚和王乐勤两个教授，都是博士生的导师。听吴金岳讲办厂经过后都很感动，对“计量泵”这只产品也感兴趣。他们问吴金岳：“你一个农民，怎么会想到搞计量泵？”
  吴金岳尴尬地笑笑：“我小时候就有科技方面的兴趣，天下本没有路，路是人用脚走出来的。如果您们大教授能帮忙，我在您们的指导下肯定能成功。”
  王乐勤教授说：“在科学上是没有平坦的道路可走的，如果你要获得成功，必须比别人有更多的付出。如果你没有这个付出，你就不会成功。”
  吴金岳说：“王教授，你放心！我们农民什么都可以付出，如果没有这个思想准备，我就不会办厂了。”
  吴金岳终于把姚遵刚、王乐勤教授请到下吴家村来了。厂里当时除了一台旧机床，连只待客用的茶杯都没有。吴金岳把姚遵刚和王乐勤教授安排住在自己的家里，没有待客的菜肴，吴金岳做通妻子吴建中的思想工作，把一只下蛋的母鸡杀了待客。姚遵刚与王乐勤在吴金岳家住了两天，回去前对吴金岳说：“浙江大学愿意与你的精忠机泵厂联营合作。主要原因：一是看中计量泵这个产品，二是看中吴金岳这个人。王乐勤教授对吴金岳说：“在科技开发项目中，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的合作。科技产品开发不仅要有信心，而且主要是靠坚韧与持久。只有吃苦耐劳、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明的顶点。”
  吴金岳永远牢记着王乐勤教授的这段话，在他以后的工作中他时刻要求自己按王乐勤教授的话去做。
  1985年春，吴金岳持着与浙大联营的产品证明，到处推销精忠机泵厂生产的计量泵。先后找关系通门路做成了几笔生意，与上海浦东高桥化工厂、闸北发电厂和江苏无锡、浙江湖州都开始有了一些业务往来，但生意都很小，业务一下子拓展不了。于是有宁波一位企业的推销员给他出主意说：“你推销跑得介辛苦，不如把一些客户代表都拉到宁波来，弄些资料发一发，在宁波饭店开个信息交流会，花点钞票，联络联络感情，以后生意也好做一些……”
  吴金岳一想这个办法好。于是在宁波饭店订了房间，约请了10家业务单位，通知在宁波召开“计量泵”成品介绍会。
  会议开得很成功，这十几家客户代表经过吴金岳和浙江大学教授的介绍，都认为这是一只科技含量高，质量可靠的产品，也订了几份订单，但会议结束时，吴金岳却回不来了。原来他身上只带了1000元钱，尽管省吃俭用，1000元钱还是不够用。没办法，厂里实在没有钱，只得向村里打电话“借”钱。当时的村支书叫吴光秀，接到吴金岳的电话大发雷霆地骂人。他说：“你吴金岳倒舒意，人家赤脚在田里劳动，你开会住宾馆。钱不够问我借，我向谁去拿？”
  吴金岳说：“我不是向村里交管理费的？”
  吴光秀道：“管理费村里用于做生意，又不是进我个人的口袋？你吴金岳办厂，开销介大，村里的钱都叫你败光了……”
  一句话，吴光秀不想借。吴金岳想想很冤枉，自己办厂村里没什么投资，个人也没得到好处。管理费每年要交，现在遇到困难，向村里借钱碰钉子，以后这路还不知该怎么走？
  正犹豫痛苦时，村里的财政队长吴朝桂给吴金岳打来电话，问：“你缺多少钱？”吴金岳说：“大约800元……”
  吴朝桂说：“书记正在火头上，你不必计较他的态度。钱我马上叫人送来，有话你人回来再说……”
  吴金岳心里一股暖流涌上心头。从1983年办厂至1985年，厂里十多个工人都记工分没发过工资，为了把厂办好，业务做大，为村里奔“小康”，大家都忙前忙后地工作。可这条路艰苦，让人理解很困难。还不如做农民爽快，他觉得自己很委屈。但吴金岳想起了王乐勤教授对他说过的话，又狠狠心决计在这条道上走下去。
  通过产品介绍会，计量泵订货打开了一些局面。大家知道慈溪有一家农民与浙大联营的计量泵厂，需要就会打电话来。至六月份，江苏宜兴循环水设备厂打电话要吴金岳立即过去。吴金岳当夜赶到宜兴，按例住1.2元钱一个晚上的浴室，啃着自带的咸菜馒头过夜。第二日谈生意，吴金岳出示了与浙江大学联营的证明，还有用户试用的质量报告，实事求是地告诉他们精忠计量泵厂生产经营上的困难，以诚动人。获得了五台计量泵的订单。与此同时，其他业务单位也先后发回订单，业务局面逐渐打开。
  厂里有了一些钱，吴金岳要提高产品质量，他把浙江大学的教授王乐勤请到厂里进行技术指导。当时是盛暑天，天气很热。为改善王乐勤和其他指导老师的工作条件，吴金岳没经村支委会讨论，为厂里购买了一台电扇为了不让村人看到反感，吴金岳把这台电扇放到王乐勤教授工作的桌子底下，让风从脚下扇过来，为王乐勤教授消暑……
  没想到这事还是让支书吴光秀发现了。吴光秀把吴金岳叫到屋子外面，指着天上毒毒的酷日，对吴金岳说：“你想想，这像话吗？农民都在田里劳动，你们躲在屋子里，还要吹电风扇？这不明显在拉大工农差距吗？”
  吴金岳嘿嘿笑着，对吴光秀说：“吴书记，就这一次。你就可怜可怜我们吧！现在厂里有了订单，如果技术质量不好，我们会把形象做差的，企业没了牌子，等于人没了身份，走到哪里都让人歧视。王教授是我请来的客人，如果招待不好，会把人家赶跑的……”
  吴光秀板着脸走了，临走丢下一句话：“精忠机泵厂，今年再没利润我撤你的职！”
  好在计量泵的销售局面就在这一年打开了。厂里职工也因企业与浙大联营，看到了光明和希望。各项工作都开展得很顺利。当年，精忠机泵厂销售额为11万元，利润约有4万元。这年春节，吴金岳拿到了发到手里的几百元奖金，激动地流泪。但当时这几百元奖金，却比他妻子吴建中植棉一年挣的钱还少，但他吴金岳却为此奋斗了三年……
  吴金岳说：“农民要办科技企业，一缺技术，二无设备，三无厂房，四无资金，经历的苦难自然就比别人多几倍。在企业创办初期，每个月到发工资时，我这个厂长就会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因为厂里实在是没有钱呀！我一直用工分的办法拖欠着工人的工资。好在我们都是农民，尽管没有工资，一口饭还是有的吃的，因为我们自己有土地，地里能种出粮食，如果在城里，这样的厂早就倒闭了……”
  三、冰上芭蕾：连败连战
  直至今日，吴金岳回忆当年办厂的情景还是心有余悸。他说：“对农民企业家从事高科技企业，都要经过九千九百九十九道坎，我还算幸运的，但也经历了不少曲折。我的经验是连败连战，永不言输……”
  到1986年，计量泵的销售有了好转，吴金岳造了两间新厂房，又增加了二台新机床，凭合同从信用社贷了三万元钱的款，企业总算有个规模。当时区工办主任谢观生听了吴金岳创业的情况后很感动，建议挂慈溪机泵厂的牌子，开始“鸟枪换炮”。随后，谢观生又把厂里的情况向区委书记陈焕根作了汇报。陈焕根是比较重视科技企业的，听说周巷有这么一个从事高科技产业的企业，跑来机泵厂参观。吴金岳就把情况向他一五一十地摊开。陈焕根说：“你不容易！现在我到你厂里来调研，有什么困难你给我说吧！”
  吴金岳说：“我要求政府给政策，想把企业搞大。”
  陈焕根想了想后立即拍板，说：“你搞大吧，与浙江大学联营，技术后台硬，政府支持你们，但你要走集体经济道路，与农民共同富裕……”
  1987年春，村里三十个党员召开支部会，吴金岳被选为支部书记。为解决村里的劳动力出路，决定在慈溪机泵厂的基础上，创办一家新异铆钉厂，这种铆钉在当时是一种新型紧固件产品，在市场上是比较受欢迎的。为办这个铆钉厂，吴金岳单枪匹马跑了几趟上海，与上海“安字铆钉”企业签订了合作协议。安字铆钉企业的厂长叫徐文良，通过朋友介绍在业务往来中与吴金岳熟悉。徐文良听了吴金岳合作办铆钉厂的提议，足足考虑了几天，最后还是同意了。因为他要与国外的进口铆钉竞争，在价格上必须压倒对方，与吴金岳合作，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农村的劳动力比上海便宜。他对吴金岳说：“合作可以，但大家都是企业，你要用我的技术工序和市场，得交我管理费与技术转让费……”
  “管理费多少？”吴金岳问，对他这样一个初当家的农民企业家来说，每元钱都恨不得掰成两半使用。因为下吴家村穷，企业的每分钱都来之不易……”
  徐文良说：“我们当然想多要一些，但考虑到你们的实际情况，暂定为每年1.5万元。但钱必须马上拿来。先交后做，钱到我们签署合作协议……丑话说到前头，设备和厂房投资你们自己来，‘安字’只转让技术，收技术转让费，不作投资……”
  “技术转让费多少？”吴金岳又问。
  “起码30万元，少一分钱都不行！但可以分期付款。我们出让技术，得保证铆钉的质量，‘安字’不拿企业的信誉开玩笑。”
  吴金岳的心立即凉了半截。这30万元技术转让费对当时的吴金岳来说无疑是天文数字。但他觉得徐文良是认真的，搞科技产品就必须认真！不认真就影响产品的质量。
  吴金岳答应了徐文良的要求。回到村里他立即筹到1.5万元的款子。他认为这是双方合作最起码的信誉。筹到款后，吴金岳连夜带了厂里两个年轻人把钱送到上海去，他要让徐文良放心。三个人大天亮从慈溪周巷乘车，为了省钱，一路颠簸，到上海天已黑了，东找西寻，找了一家过去是防空洞的旅社住下。
  当时市面上还没流行100元的票面，吴金岳带的1.5万元钱都是10元票面的，显得很大的一包。为了怕晚上小偷光临，他们三个人把钱都集中在吴金岳的床位上当枕头，两个年轻人一人一岗轮流睡觉给吴金岳当“保安”。吴金岳说：“那时1.5万元钱对我们企业来说是一笔巨资，如果丢了，我会感到终生不安，所以格外小心……”
  与上海安字企业签订了合作协议，企业需要添置设备与厂房，包括分期付款的安字企业技术转让费，投资也为30万元。吴金岳拿着合同向信用社贷10万元。信用社主任不放心，问吴金岳：“如果办厂失败，这笔款你怎么还？”
  吴金岳想也不想地说：“我们农民做事讲诚信，办厂失败这笔钱村里还不了，我吴金岳个人就是倾家荡产也还给你们。”
  信用社主任说：“你这样光嘴上说没有用，最好找家单位担保。”
  吴金岳没法，只好由机泵厂和其他企业共同担保，又在区工办盖了章，才贷到这10万元钱。
  这是在1986年，吴金岳说：“如果在今天，不要说10万元，就是100万元，1000万元，只要是我吴金岳的企业用的，信用社都可以贷到。可在当时，我们企业的知名度与信誉度都不够，一个贫苦的农民，在企业初创时期，借点钱谈何容易？”
  但钱还是不够，整整差20万元。吴金岳召开了村党支部会议，在会上吴金岳决定，新异铆钉厂决定招收100多个工人，每户进厂当工人的农户必须上交1000元以上的集资款。这集资款待企业有钱了还，企业有利润大家分红，没利润不计利息。党支部会后，村里正式张榜把条件公布了出去。吴金岳说：“这是对全村农民凝聚力的考验，也是大家能否信任我吴金岳的民意测验。这钱如今早已全还掉了。但在当时集资时，大家都困难，虽然想进厂，但钱却是集得不容易，对那些真想进厂，条件符合，却没钱的青年农民，我们也实事求是地进行照顾。”
  吴金岳举了个例子，村里有一个青年叫吴建平，想进厂，却没钱。他爹是“酒糊涂”，在他高中没毕业时就病死了，兄吴建龙、吴建荣，都是农民，爹生病时借了不少钱，家里除了烧饭的锅灶外没什么东西。但是他想进厂，厂里也需要他这样的高中毕业生，可他是实在交不出集资款。对他这样的人，我在村党支部讨论后作为特殊情况处理。但这只是个别的，大部份想进厂的农民，都东凑西借，砸锅卖铁地凑足了钱，因为大家相信我，要走创业致富的道路。就这样新异铆钉厂又集资了10多万元钱的款……”
  好不容易凑足了30万元钱，添置了设备，又借租了厂房，新异铆钉厂开业了。1988年春机器设备安装，接着马上开业生产。吴金岳在开业大会上说：“新异铆钉厂能否成功？靠的是我们每个人，钱是我们农民自己集起来的，成功了我们共同得益，一旦失败了我们大家都要受损失……”
  新异铆钉厂建厂后，发展却不顺利。开始是质量，后来是销售。因为这种新型材科发展太快了。听说市场销售好，全国一下子就上了许多家。大家一起上，竞争的是质量与价格。由于吴金岳的铆钉厂资金投入不足，产量与质量都受到限制，因此在市场上销售举步维艰，难以发展。
  1989年又是个特殊的年份，由于碰到国家政治不稳定，企业生意都难做。铆钉厂许多谈好的业务订单都被退回来，计量泵的销售也碰到问题。吴金岳没办法，为铆钉的事儿去找徐文良。徐文良双手一摊说：“整个国家经贸受到限制，我安字也没办法。”因此，“六·四”过后整个下半年下吴家村的两家企业的销售情况都不好。吴金岳是村支书，又是两家企业的负责人，每天心急如焚，在临近年底那几天，工人的工资还没着落。吴金岳说：“两家企业200多个工人，生活都遇到困难，碰到有人向我讨投资款，我心中的滋味甭提有多难受了，真想挖个地洞一头钻下去，从此就不搞企业了。”
  没办法，吴金岳只得又向别人借钱。他先到区政府领导的办公室，领导也没办法，向他介绍了县农垦总公司。吴金岳找到县农垦总公司的总经理卢一超。卢一超在当时经营还不错，并且他与吴金岳是精忠的老乡。他问吴金岳：“真没办法啦？”
  吴金岳就老老实实地回答：“真没办法了！”
  卢一超叹口气说：“农民搞企业，简直在地狱里过日子，大家都难呀！”
  他同意借给吴金岳五万元钱，说：“金岳，我俩如兄弟，你先从我这里拿五万元钱去，把年先过掉！听我一句话，你办企业搞点实在的。科技含量高的产品，说起来好听，但真做起来就像咸菜缸的石头，又涩又硬，啃不动。等你啃动了，市场也就发展了，我们老慢一拍，真是劳命伤财的卖买。”
  从卢一超处借钱回来，吴金岳的心中不平静。这时村里人有人提出来：“农民天生是种田人的命，命里只有九十九，老天爷不会给你一百；趁现在损失少，把新办的铆钉厂的设备卖掉，停厂分钱，以后不要办厂了，大家一起在土地上拨拉，吃一口安生米饭……”
  这话传到吴金岳的耳朵里，吴金岳感到特别伤心。再加上信用社催还贷款，吴金岳没办法，在1990年的春节躲在家里不见人。他想：“办企业就跟打仗一样，连战连败，势必连败连战。如果失败了不干，就等于向困难投降了，作为一个男子汉，向失败投降不是男人的作风……”
  吴金岳仍坚持在这条道上走下去。他一面到处借钱，维持厂里的正常生产，提高产品的质量，一面自己又像过去一样，单枪匹马跑市场，睡浴室和理发店，啃咸菜冷馒头，处处陪笑脸找客户、拉订单。他相信：只要有订单，企业就能维持下去。
  终于苍天不负苦心人。1990年国家宏观政策调整，大规模的基建市政项目启动上去，吴金岳生产的小小铆钉有了用武之地，新异铆钉厂的生产在1990年初开始正常了，当年的销售额就有700多万元，利润额约有30％。厂里有了钱，吴金岳立即还清借款，又开始扩大厂房，置办设备，发展再生产。这下，他似乎真的要甩开膀子大干了，除了铆钉、计量泵，他还准备上新项目，又与国家化工部、浙江大学这些科技含量高的专家进行了广泛的接触。至此，吴金岳已经下决心以科技项目发展企业，在这条道上一直走下去了……
  1991年9月27日，厂里已经准备“迎国庆”活动了。吴金岳说：“大家平时都很辛苦，趁国庆长假好好玩一玩，振足精神在第四季度超额完成生产指标。于是有团支部的青年人提出旅游。吴金岳说：“旅游好，每人发200元钱，车子厂里安排。”为此他具体作了安排，200多工人兵分三路，一路去杭州，一路去苏州，一路到舟山，每人自己报名，限选一处。顿时全厂笑声盈然，洋溢在一种节日的喜庆之中。
  但吴金岳却让驾驶员驾着双排货车，到江苏宜兴去催讨五万元的货款，准备把这笔钱拿回来让职工在国庆节玩个痛快。催款很顺利，对方当场开了支票。又留吴金岳在宜兴吃了夜饭。夜饭后从宜兴回来，车至绍兴地界，吴金岳正坐在副驾驶员位置打瞌睡，突然“咣当”一声，吴金岳的头撞在车盖上，顿时眼冒金花，他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脑袋又被重重地砸在车窗玻璃上，接着，身子像麻包一样被抛了出去……
  当时的吴金岳，额头、脸颊都被玻璃刺破，血流如注，脚骨撞断，腰上也受了重伤，但他的脑子还是清醒的。他一边喊人把胸口袋里的支票交给没受伤的人，一边叫人立即打110电话，喊来绍兴医院的救护车实施现场救护。
  到医院已经是凌晨二时，值班医生为吴金岳止了血，但主治医师却没上班，直到天亮上班后才给医治办理住院手续。吴金岳指着额头、脸上的疮疤和一条跛腿对作者说：“这种疼痛用语言难以形容，整整几天几夜，我就处在这种痛苦之中。医院次日就为我的额头、脸动手术，缝了30多针，至今我脸上还留下伤疤。我的脚踝骨摔断了，是后来宁波医院专门派骨科医生来接上的。直至今日，我走路都有些跛，现在我的腰、腿成了‘气象台’，天一阴就酸痛……”
  吴金岳回忆在这次车祸后，每天都有人提着水果、食品来看他，村里的老太婆为他烧香念佛，保佑他早日恢复健康。村里来探望的人多了，弄得他没有办法休息，最后还是镇里领导给出了一个主意，在他的病床外竖了一块牌子，规定几时几分可以探望，其他时间不能影响他的休息和违反医院的有关规定制度。
  直到这时，吴金岳才深深体会到村里亲友的温暖，他说：“村里群众把我当成贴心人。虽然在工作中大家相互也有意见；但当我出了车祸，他们那种真切的关怀使我十分感动……”
  吴金岳虽然不到二个月就出院回到村里，但他的伤一直没有恢复，回家在病床上躺了足足有半年。在这半年中他都躺在床上，组织大家开会，讨论生产与业务经营，脑子一直没有休息过。
  令吴金岳感动的是这期间当时的慈溪市委书记汤黎路，来周巷视察工作时专程到他家来看他。听了他关于下吴家村的“科技兴厂、工业兴村”的汇报后，当场就表示支持，汤黎路说：“老吴，你的路子走得不错，农村社会主义就需要你这样的带头人。如果有条件，你把村里的几家厂组合一下，搞成集团公司，形成规模；这样可能更能走向市场……”
  根据汤黎路书记的指示和村里实际情况，吴金岳在病中又兼并了村五金厂，并把慈溪机泵厂、新异铆钉工具厂和五金厂的资产进行重新组合，建立了三鑫集团有限公司。吴金岳说：“企业何为定名三鑫？这名字也是我根据企业实际，躺在病床上想出来的。村里三家企业都搞金属制品，合在一起岂不是三金实业吗？”接着吴金岳又花了100万元搞基建，扩大三家企业厂房。就这样一家村办集团公司在1992年底挂牌营业。好似三条启航的小船，连在一起增加了抗风险的能力，最后终于扬帆出海了。
  四、冰上芭蕾：通往天堂的钥匙
  1993年初，镇、乡开始撤、扩、并，对乡、村办企业实行改制。吴金岳的三鑫集团也随即进行机制改革，他在保障集体利益的基础上，对企业内部的运转机制进行了改革调整，使企业能按现代企业的路子发展。
  当时的三鑫集团虽然家大业大，但企业的规模却还是做不大，至1992年底，整个集团销售额为1000万元，利税才只200多万元。吴金岳又开始跑项目，由于有了一些家底，这次他搞的项目必须是要高科技的。在吴金岳的眼中，企业的科技质量是以后企业竞争的关键所在，人类也只有在发展科技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在他的头脑中，农民搞企业，要么不搞，要搞就必须搞有科技含量的产品。因为农村相对城市比较落后，但农村为什么落后？缺少的就是科技文化知识。如果农民能掌握现代科技文化知识，他们不比城里的工人差。吴金岳从开始办厂至今，他的立脚点一直在企业的科技含量上，这一点就是吴金岳与其他平庸企业家的区别！
  很快他认识了一个人，这个人叫施建义。施建义是周巷建塘人，大学毕业在北京轻工设计院工作。在一次聊天中，他对吴金岳说：“世界卫生组织有个方案，在食盐中加碘，可以促进人体健康。这是个世界性的项目，如果做好了，不光有政治意义，而且还有很大的经济效益……”经施建义介绍，吴金岳与中国轻工总会和中国盐业总公司取得了联系。
  又是一个新项目，项目的名称为：“食盐加碘。”在三家谈判的基础上成立公司，由吴金岳负责全国总承包。有关专家在项目的论证中说：“全国有12亿人口，但有1/3的人缺碘。”
  吴金岳认识到：“这是一个大项目，缺碘造成整个民族素质的下降。食盐加碘是提高中华民族素质的大事，这是造福后代子孙，使我们民族繁荣富强的一个创造性的项目。”
  吴金岳与中国轻工设计院、中国盐业总公司签定全国总承包的协议后，马上投资到位，在河南平顶山召开了质量鉴证会，许多专家都到会发表了意见，全国多家新闻媒体报道了这一消息。企业立即开始运转，事情一开始就搞得十分红火。可不久，由于销售网络和中国国民对食盐加碘的基本认识不足，只一年多时间，企业就因巨额亏损而无奈放弃了这个项目。
  事隔多年，现在回想起来，吴金岳对这个项目还很留恋。他说：“这个项目本身没有问题，合作单位的领导也很支持，无论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值得企业进行商业性的开发。但我们输就输在销售网络与用人上。当然也有其他一些因素，如国民对食盐加碘重要性认识不足等。”
  对销售网络的组建，实际上吴金岳也是花了一番功夫的，他亲自跑了全国各地不少地方，建立了营销渠道，可货发出去后回收款却出现了许多问题。吴金岳说：“这实际上是个管理问题，我们一下子把摊子铺得过大，在管理上跟不上。农村企业初创时期都有这种毛病。如何按现代企业模式管理是一门学问。企业规模做大了，管理就要跟上去。在这方面我的教训很大。”
  吴金岳举了个例子。他说：“那时候我的外甥严某某负责一个地区的销售，货发给对方，对方一直拖款。后来到年底统一结账，共欠300多万元，我自己电话催款，派人去讨，最后对方说有287万元已经打过来了。我叫会计查银行，查来查去查不到。后来发现是打到我外甥严某某的信用卡上了。我就向他讨，严某某承认有这笔款，但耍无赖要挟我说他要60万元的‘奖金’。不给他‘奖金’，就扣住这货款不放。这要求实际上是无理的，货款没全额讨回来，基本指标完不成，哪里还有这么多的奖金？没办法协商，我只得找检察院报案。最后虽然把钱通过法律途径给要回来了部分，我的外甥严某某却没作刑事处理。这事对我触动很大。严某某为什么敢这样做？除了他与我有亲戚关系外，主要还是钻了企业管理上的空子。在企业营销行为中，货款怎么能打进个人的信用卡？没完成销售指标业务员怎能提取奖金？余下的货款对方至今还拒付，如果没销售出去可以退货，但销售出去了就要付货款。这一系列问题，都说明我们的管理有问题。因此，在现代企业发展过程中管理必须得跟上去。否则，企业就没办法做。”
  这个项目“失败”后，吴金岳与金轮集团合作生产“金轮”摩托车的配件，这是一种摩托车上的避震器。项目论证时，吴金岳也觉得这只产品具有科技含量，市场发展前途大，合作单位金轮集团是本地的大企业，投资项目资金实力雄厚。因此，吴金岳很快与合作单位金轮集团签署了协议，并请来专家具体指导生产业务，投资上千万元搞了厂房和添置设备。但结果，由于金轮集团本身市场定位没找准，项目搞了三年很快下马。“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吴金岳这个生产摩托车避震器的配套企业也予“流产”。
  经过这两次项目投资失败，吴金岳的三鑫集团共计经济损失达600多万元。
  吴金岳成立集团公司后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呛”了一口水，交了几百万元钱的“学费”。这使以后吴金岳在产品选择上慎之又慎。吴金岳说：“三鑫集团建立以后，我们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呛过水，缴了不少‘学费’。对一个企业来说，适当缴‘学费’也可算是正常的。但我们是农村企业，这600多万元‘学费’负担似乎太沉重了一些，在1993-1995年的三年中，几乎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但我没有气馁。我心中想的只是一句话：‘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们农民企业家发展的每一步都是用无数教训、血汗换来的，没有这些教训，我就不会是今日的吴金岳……”
  1995年6月，吴金岳下定决心搞防腐蚀控制工程有限公司。这是他在这几年与科技企事单位的接触中自己选中的项目。最初的契机是吴金岳参加中科院举办的“环氧粉末喷涂技术（FBE）”项目研讨会。在会上由中科院金属研究所的专家提出了这个方案。熔融结合环氧粉末技术于60年代初就在美国开发成功，被广泛用于陆上、水下、海底等管道的涂装防腐工程，从赤道到极地均适用，使用寿命高达四十年以上，这项技术给世界上处于各种环境中的金属管线长期低维护的运行提供了可靠的保证。我国自80年代起，已经开始引进该项技术，在北京、上海的天然气管线工程，航空煤油管线工程，吐哈油气田善郑至乌鲁木齐的天然气管线上开始应用，并有良好的效果。在使用中熔结环氧防腐涂料每个粉末颗粒，都均匀地包含所有组成成分，使涂敷的操作过程以及涂料成膜后的涂层都具有连续稳定的均匀性，而且无三废污染，溶结环氧防腐涂料经熔融结合涂装，使粉末充分熔化流动，并且流平覆盖整个钢管表面，与基体间没有空隙，完全紧密结合。更重要的是，在此过程中发生的化学反应、环氧粉末树脂受热因化交联而形成连续的热固性聚合物，与钢管形成某种程度的化学结合。涂层化学性能稳定、耐酸、耐碱、耐海水浸泡。可广泛地应用于石油、化工、煤矿等行业中的钢管支柱、储罐、输油、输水管道的内外防护。由此粉末涂装的深层管可用于各种需要防腐的建筑物，如道路、桥梁、码头、电缆和钢经掌、钢筋、造纸机等……
  中科院院长路甬祥与浙江省原省长万学远一起视察浙江的项目工程时，路甬祥院长提出了一个我国钢材腐蚀令人惊讶的数据，他说：“令人痛心呀！‘科鑫’开发这个项目，是对国家资源的保护！”
  这显然是一个值得开发的新型项目。吴金岳说：“十几年中我一直在寻觅。我们农民企业家为发展国家科技事业吃苦不怕，花钱也不怕，为的就是我们以后有发展前景，要既能为国家作贡献，又能为企业创造效益的项目。当我在1995年获得这个项目信息的时候，我的心情充满激动。我想：我们三鑫集团在自身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已经走过不少曲折困难的道路，也算经历了风雨，如今有好的项目，就一定要争下它……”
  于是，吴金岳开始跑北京，找专家，欲与中科院合作开发“环氧粉末喷涂技术（FBE）”项目，为国家作贡献。中科院答应了吴金岳的要求，并作了技术转让。为此，科鑫公司成立，吴金岳投资1000万元，其中150万元为技术转让费。由中科院与吴金岳合作开发。吴金岳接下去走了两步棋，第一步是聘请中科院院士曹楚南为顾问，并把此项目的设计研究人员张立新请来，由他担任公司的生产项目的设计。第二步为此项目的开发和实际应用，把公司项目经理徐旭峰等10名大专以上的技术人员送到中科院进行为期半年的培训。接下去在1996年，科鑫公司在所购买的设备进行安装调试的基础上接下镇海石化总厂的第一笔业务，对该厂的“海水循环系统”的“水泵叶轮”进行项目施工。半年后，施工质量完好，当年就通过合格测试，获得中科院、浙大专家学者的好评，迈出了科鑫公司开业后结结实实的第一步。
  但新产品在合作开发过程中，总会遇到许多艰难和曲折付出心血和汗水。科鑫公司前进的道路同样不平坦。1998年浙江舟山“送水工程”上马，海底管道长达30多公里，为这个项目，国家水利部、省水利厅各拨500万元，舟山市人民政府拨5000万元。有关部门发了文件，明确提出此管道必须用高新技术产品，以保百年大计。科鑫公司与中科院合作的“环氧粉末喷涂”在国内算是最先进的钢管防府蚀技术，为此吴金岳在1998年跑了整整一年，最后曹楚南院士也向工程指挥部提出了建议，浙江省副省长吴敏达在考察舟山时也向指挥部打了招呼，可人家就是不用。为什么？吴金岳说：“还不是我们是民营企业，不管你技术多先进，但人家有偏见！”为此，《人民日报》科技版有个记者何费彪还专门写了“内参”，材料送到李岚清副总理的案头上，李岚清副总理转给浙江省政府调查处理，但结果工程指挥部还是不信任，把工程交给国外一家合资公司做了。吴金岳说：“不是人家的技术含量高，我们去看过，有些指标还不如我们，但国内有些工程就信不过我们，相信外国人。这是中国基础工程中政府官员的通病，因为他们对有些国内的尖端科技项目不了解，不信任，盲目崇洋媚外，连月亮都是国外的圆。这是一种错误的倾向，多花钱还不一定能办好事。吴金岳说：“相反对科技情况比较熟悉的基础建设工程的领导，对我们科鑫公司的产品就比较欢迎了。近几年来，我们科鑫公司接连做了算山码头——镇海炼化原油输送管道，萧山国际机场——杭州康桥成品油管道防腐工程，镇海炼化——萧山国际机场成品油管道输送工程、曹娥江污水管道穿越工程、协和石化码头钢管桩防腐、杭州半山、钱塘口管道穿越工程、上海天然气管道防腐工程、慈溪引水工程等项目，都获得了客户的高度赞扬……”
  2001年，吴金岳的三鑫集团实行了体制改革，下吴家路村召开了社员代表大会，以1500万元的总资产（含贷、欠款）转让给吴金岳和他公司的管理层。吴金岳交168万元给村委会。至此，三鑫集团自创业到现在的二十年中，吴金岳为村里搞了不少集体福利，如造桥、修路、办集体福利，共支付100多万元。有人对他说：“你这企业刚办起来时，村支部只给了你一间半的破屋棚，你如今付出这么多，这不明摆着吃亏吗？”
  吴金岳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办企业是苦的，尤其是我们农民企业家，可算是甜酸苦辣，道路曲折。为什么能成功？除环境条件外，全凭我们农民的坚强意志，一种百折不挠的追求精神！我这样，我们慈溪的企业家大都也这样。所以能在逆境中取得成功。三鑫今天做得大了，是因为我们与中科院联姻，找到了通向天堂的钥匙。但不管以后如何发展，我总不会忘记家乡的亲人和生我养我，教我育我的这片土地。我吴金岳是从这片土地上成长起来的，我不会辜负这片土地……”
  截止今日，三鑫集团固定资产为1个亿，负债5000万元。吴金岳前面的道路还很漫长，我们祝愿他成功。因为他始终没有忘记，他是慈溪农民的一个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