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第一节 物价状况
  清末，每年新粮登场，粮商压价收购，待青黄不接时，高价出售，从中渔利，若遇灾害，粮商抬价尤甚。“谷贱伤农”，农民苦不堪言。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每市斤大米价格由18文涨至27文，发生抢米店风潮，四月二十二日，浒山周围群众怒打蒋裕大米店，捣毁三山司衙门；五月二十二日，胜山、坎墩农民攻打马家路马朝盛米店，遭官兵弹压，被打死和溺死者计21人。
  民国初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粮价尚稳定。据浒山胡记米店帐册日记录：市场大米（中白米）销售价，民国19年（1930），每市斤0.087元，25年0.054元。抗战期间物价飞涨，34年，大米价格比27年上涨35134倍。抗战胜利后，物价上涨更甚，34年10月至38年5月，大米价格上涨212亿倍。26年可买两头黄牛的钱到1949年初买不到一粒米。是时纸币贬值，抢购成风，社会秩序一片混乱，市场、商店拒收纸币，手工业工人亦以大米收取工酬。胜山乡雇农罗仁贵做长工32年，死后只留下5斤12两作废的钞票。
  解放初，市场物资紧缺。1949年7月、11月先后出现两次涨价风潮。是年底至次年初，国营商业部门向外地调集大米、棉布和日用百货等物资投放市场，供销社向群众供应低于市场价的大米、棉布、食油、食糖等生活必需品，市场物价渐稳定。
  1952年9月解除对私营商业不得外出采购商品禁令，同时扩大商品地区差价，百货由0.5～2％调整为4～7％，棉布由1.09～3.5％调至3～5％，调动了私营企业积极性，货源不断流入，物价更趋稳定。后又逐步提高粮食、棉花等主要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农民收入逐步提高。1954年后，粮、棉、油、纱、布等主要商品价格由国家统一管理，价格基本冻结。1962年初，商品短缺，为保障人民生活，对18类主要生活消费品实行限量平价供应，食糖、酒类、卷烟、副食品、钟表比平价高出3～5倍，敞开供应。至年底，市场供需矛盾渐趋缓和，高价商品价格下降。至次年12月，浒山镇贸易市场11种主要商品比年初降低44.1％，平价议价仅差15％。1972年后，主要棉织品价格有所提高。粮食、油料等收购价格实行超购加价，加价幅度为30％左右。
  1979年开始实行国家牌价、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等多种价格相结合的价格形式。棉花、粮食、油料、畜禽、毛竹等18种主要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及肉类、禽蛋、蔬菜、水产品等主要副食品销价均大幅度提高。1982年11月放开197种小商品价格，海水鱼类实行规定最高限价议购议销。次年，棉布提价，化纤布降价，调价品种占市场零售商品总数的1/4。1984年2月又放开968种小商品、494种医药器械商品、10类近200种小食品的价格。同时棉花按“正四六”加价收购，加价幅度30％。次年又调整粮食、毛猪合同定购价。1986年，家用电器、日用百货、棉针织品、服装等商品价格全部放开。农副产品、生产资料等商品实行国家定价、国家指导价、市场调节价双轨制。部分商业户竞相提价，反复涨价，引起抢购风。是时，除米、盐、糖、油等主要日用消费品外，市场物价有较大幅度上升，建筑材料销售价因“建房热”涨幅更大，至1987年，杉原木由1980年的每立方米136元（原国家牌价）涨至950元，水泥由1980年的每吨69.60元涨至118元，标准红砖由1980年的每万块560元涨至762元，建筑用钢材（φ6.5毫米线材）由1980年每吨624元涨至1298元。是年全县物价上涨总指数突破11％。为稳定物价，加强物价监督检查，查处违纪案件，发展商品蔬菜基地，改进财政补贴办法，控制商品放开的范围和商品最高限价，规定调价前的申报制度等。
  第二节 比价 差价
  比价
  解放前，商品交换比价由市场调节，因时因地各异。民间流传有“千盐石米”、“蛋肉同价”、“一斤籽棉三斤谷”、“斤米三（杨）梅”之说。现境主产棉花，农民之生计，赖棉粮之合理比价。民国前期，棉粮比价较为稳定。民国25年（1936），每市斤皮棉可换取大米5.13市斤。抗日战争时期，米价大增，棉价惨跌。31年，米价超过棉价，棉农怨声载道：“一斤花皮一斤米，卖卖出眼泪，不卖饿肚皮”。
  解放后，政府规定粮棉比价。1950年，每斤皮棉抵大米7.5斤。60年代稍有升降，比价基本稳定。油菜籽、蚕豆、大小麦、生猪等主要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大幅度提高，而棉花收购价提价幅度较低。进入80年代，尽管地方政府对棉花采取奖售及财政补贴等措施，但植棉的经济效益明显低于其他农副业，为棉田面积大幅度减少的原因之一。
  地区差价
  民国时期，县内商品价格悉照宁波行情，一直有“加二回洋，天下通行”之行话。向宁波批发之商品，在浒山销售一般加价20～30％。解放后，商品批零差价及地区差价均按国家规定执行。唯农贸市场，无统一的地区差价。随着经济开放搞活，慈溪经济发展迅速，人民购买力较强，农贸市场副食品价格多数高于邻县。
  第三节 物价管理
  民国前期，商品随行就市，无物价管理机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物价不断上涨，县政府曾于民国26年（1937）颁布“令遵照，划一平价”通知。28年成立县战时物价评定委员会，意在平抑物价，均无济于事。抗战胜利后，政府滥发纸币，通货膨胀，县评价委员会发布“不准超过规定价格”的布告，并先后成立县标准地价委员会、民食调节委员会等机构，均形同虚设，物价继续飞涨。37年8月19日，政府颁布强制限价政策，采取限价措施，但物价涨势如脱缰之马，各项规定皆成空文，限价政策颁布70天即夭折。
  解放后，人民政府为安民计，及时采取稳、定物价措施。1950年8月设工商科，制订市场管理办法。1952年取缔垄断集市贸易价格之牙行。1957年设县物价委员会，制订执行“牌价调整联系核对检查制度”。1959年，县人民委员会颁布《加强物价管理工作暂行规定》，制订了订价、调价、复核校对、牌价登记、审价、责任、移交和保密等八项制度及实施细则。1963年，县物价委员会公布《自营业务物价管理办法》，规定销售商品坚持薄利多销、保本微利，在同一时期、同一市场，统一规定同品种同质量商品的价格。1964年，贯彻全国物价委员会颁布的《基层商业物价管理试行办法》，制定和调整商品价格，须经上级批准。“文化大革命”中，物价管理放松。1979年始，为搞活流通，规定除棉花、蚕茧、黄红麻、桐籽（油）、牛皮和集体生产的木材、毛竹由国家收购，不准上市自由交易外，其余统派购物资，在完成统派购任务后，允许上市自由交易。三类农副产品，除酒类为国家专卖，其他均可上市，价格自行议定。1982年和1987年，先后贯彻国务院《物价管理暂行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管理条例》，逐步实行依法治价。
  为认真执行各项物价管理规定，1984年建立县物价管理局，履行物价管理监督职能，县内先后设立县物价检查领导小组、群众物价检查监督组、县物价检查所、职工物价监督站等组织，采用专门机构与群众监督相结合方法，经常开展各种形式的物价检查。1976年12月，对全县市场商品价格和度量衡器进行大检查。1980年，县物价检查领导小组配合县人民代表、群众团体代表、职工代表、企业领导和物价员1500余人，对1100多个企业进行商品价格检查。1981年建立县市场行情报告制度，定期报告市场商品价格。1984年国庆前夕，组织287人，选择444家商店、1400多种商品和1300多件度量衡器进行检查，查处违反物价案14起，罚没款3042.21元。1985年4月，100余名县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分别视察浒山、周巷、观城等镇市场。10月、11月又先后两次综合治理浒山市场。是年查处违纪案184件，罚没9.82万元，其中退还消费者2.29万元。1986年又查处142件，罚没35.48万元，退还消费者3.7万元。1987年，物价上涨，投机取巧者增多。是年查处341件，罚没款44.6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