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1933年元旦，鄞县通志馆在宁波中山公园薛楼开馆编志。张传保、赵家荪为通志馆馆长，聘请著名地方志专家陈训正为《鄞县通志》总纂。因为馆长赵家荪祖籍慈溪，总纂陈训正为慈溪人，所以慈溪县政府也决定重修《慈溪县志》。同年11月3日，上海出版发行的《宁波日报》第一版左上角第一条位置发出《慈县府发起重修本邑志乘》的新闻：
  慈溪县政府以国有史，邑有志，所以稽人文之兴替，考风物之改观，其关系至深且重也，本县县志，自清光绪间修纂而后，迄今又数十年矣，其间云狗沧桑，世事之变迁何限，孝忠义烈，姓名之待表彰者正多，况夫民国肇兴，政体更易，党治奠基，制度维新，而习俗更张，民风丕变，今昔攸异，何止一端，若不亟加重修，恐年湮代远，采访益难，特决定办法，由县政府召集各法团代表耆绅名流，组织修志委员会，筹募经费，计划进行。兹悉已在物色人选，分别聘任中云。
  经过两年的积极筹备，1935年12月27日，慈溪县长戴时熙召集著名士绅姚足一、杨省斋等举行专门会议，组织筹备委员会，推杨省斋、杨逊斋、秦润卿、姚足一、朱清奇、郑留隐、洪左湖、孙莘墅、王伯元、周月如、杨宝甫、严芝经、李舜文、胡景垣、叶岐琴、陈谦夫、陈屺怀、陈叔谅、沈筱汀、叶昌年、沈秉仁、陈渠卿、吴启鼎、叶墨君、戴时熙25人为委员，同时还讨论了保存醉经阁藏书事宜。当年12月31日《东南日报》作了报道。
  1936年2月5日，慈溪县政府召开重修县志委员会成立大会，会议由县长戴时熙主持，杨省斋等出席。会议有四项决议：（一）推定洪左湖、孙莘墅、冯孟颛、秦润卿、杨逊斋、杨宝甫、陈谦夫、沈筱汀、朱清奇、姚足一为常务委员。（二）推杨省斋为修志馆馆长，秦润卿为副馆长兼经济组主任；推陈屺怀为总编纂，陈谦夫、朱清奇为事务组主任。（三）决定以宝善堂为馆址。（四）修志馆定4月1日正式成立。
  同年4月12日，慈溪县修志馆召开成立会，会议决定：“一、县志例目及采访细则，交常务委员会审议；二、决定采访员十人，开办九个月，经费预算每月四百九十五元，共四千四百五十五元。”（据1936年6月浙江省立图书馆出版的《文澜学报》第二卷第二期报道，说是4月4日召开的，注明转引的是4月5日《东南日报》的报道。但据秦润卿日记记载，成立大会是在4月12日召开的：“四月十二日，晴。重修县志馆在慈湖开成立大会，共到委员二十五人。”秦作为当事人，当以此为准。）
  同年6月9日，上海《申报》公布慈溪各区采访员名单：城区桂正谊、冯敬疆，东乡洪左湖，南乡李湘帆、严芝经，西乡胡景圜、叶经伯，北乡沈筱汀、沈秉仁。
  慈溪修志馆诸负责人，皆为一时之选。
  馆长杨省斋（1855—1937），名鲁曾，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拔贡，任江苏某县知县，后弃县归乡，从医为生。1934年与邑人秦润卿、杨逊斋、何旋卿等创建慈溪县立第一所初级中学——慈溪县立初级中学。（冯君木为其学生，同年考上拔贡。）
  副馆长秦润卿（1877—1966），名祖泽，晚号抹云老人。历任上海钱业公会会长、上海总商会副会长、上海垦业银行董事长等职。在上海创办修能学社、储能中学，在家乡募建慈溪保黎医院，兴办普迪学校，建抹云楼藏书楼。
  事务组主任陈谦夫（1880—1945），名夏常。历任宁波益智学堂学监、效实中学校长、慈溪县立中学校长等职。事务组主任朱清奇，清末秀才，热心乡里公益事业。中国科学院院士朱祖祥之父。常务委员冯孟颛（1886—1962），名贞群，号伏跗居士，为宁波著名藏书家，时任鄞县文献委员会委员长，参与编纂民国《鄞县通志》。
  常务委员杨逊斋（1858—1938），名敏曾，杨省斋胞弟，光绪五年（1879）举人。曾任宁波储才学堂首任监堂（校长）兼总教习、北京京师大学堂教授。1923年与王荣商编成《镇海县志》45卷。陈布雷之岳父。
  总编纂陈训正（1872—1943），字无邪、屺怀，号天婴。历任宁波教育会首届副会长、浙江省咨议局议员、上海天铎报社社长、上海商报社社长兼经理、浙江省政府委员、杭州市市长、浙江省民政厅代理厅长、西湖博物馆馆长、国民政府参事、浙江省临时参议会议长等职。陈布雷之堂兄。
  陈训正为著名方志学家，曾于1923年与马瀛合纂《定海县志》6册，被称为“辛亥革命后浙江新修县志中之佳作”（洪焕椿《浙江方志考》）。他与马瀛
  合纂的《鄞县通志》36册，更被称为“辛亥革命以后，浙江新编地方志中体例创新、篇幅最巨、内容丰富之县志”（洪焕椿《浙江方志考》）。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则盛赞该志为“古今方志第一”。1926年，他还应山东掖县县长应季审之请，编纂《掖县新志》4册，“为此北游齐鲁，立例采访，荟稿杭垣，稿成应去官而未曾刊行”（陈训慈《陈君屺怀事略》），但留下了《掖县新志叙目》一文。
  陈训正亲自拟定了《慈溪县志草创例目》及《慈溪县志采访示例》。他认为“旧志分类，名实多不相符，质量轻重，间亦有出入”。他依《鄞县通志》为蓝本，再根据慈溪实际确定大纲，“鄞志分舆地、政教、文献、博物、食货、工程六门，吾邑可省博物、食货二门，以博物附入舆地门之物产类，食货可附入政教门之财务类，拟定舆地、政教、文献、工程四大目”，“皆可独立为志”，即舆地志、政教志、文献志、工程志，合则成为通志。如政教志分为13目：
  甲、历代行政制度之沿革
  乙、现制之行政：（一）经政，（二）荒政，（三）警政
  丙、财务：（一）历代赋课之沿革，（二）地方财政概况，（三）县经费岁出入概算，（四）各项税捐起原及税则，（五）历来各项规费仍废之经过
  丁、司法（监狱附）
  戊、自治：（一）清末之乡约及自治，（二）民国初年之县议会及参议会，（三）民国十八年以后之村里制、区制、乡镇制，（四）人民自组之公益团体
  己、公共卫生（戒烟附）
  庚、教育：（一）教育行政，（二）学校教育，（三）社会教育，（四）人民教育程度统计
  辛、救济事业：（一）县立救济机关，（二）人民公立救济机关，（三）各族义庄及善会
  壬、党部
  癸、人民集合体
  子、祀典
  丑、宗教（寺观教堂附）
  寅、社会现象：（一）社会变态统计，（二）社会救济统计，（三）民刑诉讼统计，（四）罪犯状况统计，（五）治安妨害统计，（六）风俗调查录
  如此分类，完全突破了旧志藩篱，体现了时代特色，令人耳目一新。同时，他强调地方志应突出“人为”的因素：“方志之作，当以籀述进化之迹为先务，即天然形成之类，当深推其间人为所加之迹。试举山川为例：记载山川，不徒在名称方位已也，山之岭路，江河之航路，皆属于交通，是人为也；山之溪流，江河之碶闸，皆关于农田水利者，是人为也。”他还对方志的具体定法作了规定，如“方志内容，贵事多而文简，则莫尚于表；鄞通志表占十之九，既省篇幅，亦便检览，本志拟循用其方式”；又如“凡官私工程，应详载其计划施工等项；其材料价工价有可查者，悉载之不厌其缛，有图者并附图”。
  特别可贵的是，陈训正还指出了实地调查采访的重要性。他要求采访人员“当具相当知识”，“采访人员更重于编纂”；“拟采访人员出发之前，施以一月之训练”，具备了相当知识与技能，才能从事修志的采访（调查记录）工作。“窃谓作志既贵实用，断不可有模胡笼统之记载，宁缺毋滥，宁简毋陋，宁合今以通俗，毋援古以为高”。《鄞县通志》之所以成为民国时期的最佳方志，正是完全体现了他的修志理论和现代科学方法。
  本来，这部《慈溪县志》理应与《鄞县通志》成为民国方志之双璧，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慈溪县志》却没有印成，但草稿已经完成。1937年5月27日，秦润卿日记记载：“接谦夫函，修志馆采访告竣，其稿送杭请屺公编纂。”屺公，即陈训正。据说，浙江图书馆藏有此次绘制的10多幅地图，但志稿已失所踪。
  民国《慈溪县志》未能印成，有三个原因：
  最大的因素是日军发动的侵华战争。1937年8月，“八一三”事变后，日军开始轰炸宁波，城内一片混乱，市民纷纷逃难，人心惶惶，各行各业均受严重影响。1939年6月，日军多次轰炸慈城，慈溪县立中学毁坏惨重，被迫停课。作为修志馆事务组主任的校长陈谦夫忧心如焚，四处奔波，无心也无法修志。1941年4月日寇侵占慈城后，更不在话下了。
  其次是经费困难。这个问题一开始就困扰了修志工作。陈训正在《慈溪县志草创例目》中就说到“本志限于经费，期以速成”。秦润卿在日记中也说，1936年1月1日，“我邑志乘将近五十年未修，亟
  须重修，奈经费难筹，蹉跎至今，仍感困难，假先设筹备员若干，徐图设法。”2月2日，“接戴县长函，四号召集修志会议，值此市面，筹款两字真谈不到。”2月10日，“戴县长函，嘱就修志馆副长并经济组主任。值此到处紧缩之际，荐事筹款，皆非易为，姑候设法。”4月12日，“陈屺老所拟大纲及众访条例均有见地，所苦经费难筹，乃一问题也。”据秦润卿日记记载，当时修志经费，由戴县长出面，请徐懋棠昆仲承担3万元，但最后却没了下文。
  其三是县长戴时熙去任，馆长杨省斋和总纂陈训正先后去世。
  戴时熙，云南人，1935年8月任慈溪县县长，1938年1月卸任。1938年1月12日，秦润卿日记记载：“戴县长交卸慈篆来谈。此公在任二载，办事认真，毁誉参半。”接任者章驹，也于1941年12月殉职。
  杨省斋，1937年10月在惊忧中去世，终年83岁。其弟逊斋为避日军轰炸，逃难去上海，1938年3月8日在沪病逝，终年81岁。陈训正于1943年10月19日在云和县去世，享年72岁。慈溪修志成功的最后的一线希望也终于破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