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清道光《浒山志》是一部独特的地方志，也是慈溪市现境内唯一一部古代乡村志。说它独特，是因为它既不是一部行政意义上的乡镇志，也不是一部军事意义上的卫所志，又不是一部村志，更不是一部山志。它是介于乡镇志和村志之间的地方志。这种地方志，在今慈溪市和余姚市境内还有一部民国《余姚六仓志》，是以余姚盐场所辖埋上、埋下、柏上、柏下、梁上、梁下之六仓为地域范围进行编纂，地域约占当时余姚县全境之半，但也不是一般意义的乡镇志，更不是盐业志，而是以古代盐区为范围的地方志。
  一、浒山与三山所
  作为山名，滨水称“浒”，山在海岸，故名“浒山”，俗称“晒网山”，明初因山前辟有练兵教场，后称“教场山”。作为村名，当时其山南边的村落统称“浒山”，隶属梅川乡一都三里。
  作为所城，则建于明洪武二十年（1387）。道光《浒山志》卷一：“明洪武二十年，信国公汤和上言，余姚控引大海，宜于北边置卫所巡司，二十里一城，以备倭寇。三山所，其一也。”万历《余姚县志》卷六记载其规模：“三山所城在县东北四十里梅川一都之浒山。命千户刘巧住监筑，围三里一百十步，高一丈六尺。永乐十六年增六尺，址厚四丈五尺，面半之。陆门四，水门一，月楼四，角楼四，女墙六百三十五。兵马司厅三，吊桥四，濠周六百六十丈、深一丈三尺、广三丈八尺，瞭望台一，烽堠七。”所谓“三山”，指城南乌山、城西眉山、城北浒山。因所城设在浒山，故三山所城又称“浒山城”。
  二、道光《浒山志》记载范围与内容
  道光《浒山志》卷二《乡村》明确其志的地域范围：以浒山为中心，“东至白沙，五里，其乡则梅川二都四里；南至乌山，五里，其乡则梅川一都一里；西至眉山，五里，其乡则云柯三都三里；为方十里。北难计里，竟海而已，延约三四十里。”其地今为浒山、古塘、白沙路（西部）、坎墩（及以北）4个街道。
  道光《浒山志》共分8卷，列21门。卷首有胡梯青、沈煜、高杲序各一，沈志陞、高晖诗各一，例言，境图；卷一原始、山、水、城池；卷二乡村、镇市、津梁、海地、衙署、驻防、选举；卷四仕宦、乡彦；卷五古迹；卷六物产、灾异；卷七庙宇；卷八杂记、贞节、贤媛、邱墓；卷末张登庸跋。全书约8万字。
  虽为小志，但体例规范，收罗齐全，且文字简洁，叙述有度。前冠《例言》11条，记述本志写法，简明扼要。浒山境域图，以传统手法绘制，“图之于册，俾览者如亲游其地”。人物传，“载已故”，按其事迹，详略不一。全书所有引据，“必标举书名，贵有征也”，共征引正史、历代相关方志、笔记等60余种。记载物产，“必出自海乡，不混于阖邑”。艺文，不列专志，而是“分附各门，虽单词只句，关涉浒山，可资考证者，琐琐采入”。每卷卷首均有小序，或溯源，或概述，或说明，既体现编者学识，也使读者能体会编者之用心。
  本志最早记载史事为东汉。卷一《原始》第一句即谓：“浒山自周秦以上，悉系海堧，旷无人居。自汉，虞氏始居此。”沈煜序中说，“元、明之代，陈、胡为浒山望族；溯汉、唐、宋之世，虞、沈为浒山著姓。”卷四《仕宦》中第一人即为汉日南太守虞国。又在卷一《原始》中称虞国故宅“在虞城北三里，浒山南三里，即沈府巷前，土人称上大屋”。但这只是田野调查，并无典籍可征。编者随即作了如下说明：“典籍沦亡，无从稽核，即以故老传闻当文献之征，可也。”
  对于府志、县志的记载，编者也不是一味盲从，而是有所修正和补充。如上引关于三山所城的记载，编者根据实际的测量，记作“城周三里一百二十八丈”“女墙六百九十九”。这与万历《余姚县志》有别，编者一并记录，并做了，说明。
  三、编纂者高杲与沈煜
  高杲，字亭午，号芥船，浒山人。生卒年不详。嘉庆、道光年间文人，曾在余杭谋业。工诗，著有《四虽吟》。
  沈煜，原名煌，榜名长清，字星辉，号鹿园，生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嘉庆五年（1800）庚申恩科顺天举人，任杭州府余杭教谕。工诗，善书法，著有《第九洞天山房诗文集》2卷、《南旋日记》1卷、《海澨旧闻》等。道光四年（1824）卒，享年57岁。光绪《余姚县志》有传。沈煜生于名门望族，其父沈邦良（号古愚），任开泰县知县；兄沈勳（号松圃），任候选布政司理问；其侄沈贞（沈勳之子），道光二十年（1840）领导胜山抗英斗争，著有《半读书屋笔谈》等。
  沈煜与高杲既是同乡，又是文友，交往密切，《姚江梅川沈氏宗谱》收有高杲《送沈子鹿园公车北上》《挽沈子鹿园》等诗多首。他们志同道合，合作编纂了这部《浒山志》。
  道光《浒山志》先由高杲编写初稿，后由沈煜补充删汰，最后又由高杲正式定稿付印。高杲序中称，“余搜罗捃摭编昉于辛巳，稿脱于乙酉。经沈子鹿园点而定之。”胡梯青序中亦称，“沈子鹿园，鸡晨雨夕，纂而定之。”沈煜序中称，“高子亭午谓余曰：‘倘不及今辑录，久将并此区区者而亦亡之，是又吾党之咎也。’爱广搜裒集，约以十方里为率，辑以示余，可谓有志文献矣。余汰其不足录者，益以不可不录者，与亭午日相参考，使先代之名胜、人贤借以不坠。虽志一乡，亦盛事也。”
  《姚江梅川沈氏宗谱》卷五《摭馀》载：“鹿园公晚岁笃好蒲柳泉《聊斋志异》，以谓班马复生。尝慨海滨朴陋，先世文献湮晦，著《海澨杂记》若干卷，未成，卒。高君芥船与补庵先生足成之，而易其名曰《浒山志》。”这里把《海澨杂记》（一作《海澨旧闻》）与《浒山志》混为一谈了。
  从道光元年（辛巳，1821）开始编写，至道光十一年（辛卯，1831）付印出版，整整10年。其间，合作者沈煜和支持编志并作序的胡梯青先后去世，给志书的编印带来了一定的影响。最后在沈煜之侄沈志陞（字补庵，沈贞之兄）的帮助下，才得以问世。在排印前，高杲“复于各门详加考核，增补若干页，庶郡邑志轶而不载、载而不详、详而不实者，得是编可以征信”。
  高杲与沈煜编纂《浒山志》的态度极为谨慎严肃。初稿完成后，高杲感叹“志其难矣”“其难其慎，不敢出以示人”；沈煜则“挥笔之余，操觚兢兢，恐纂言不备，寡昧贻机”。因此在道光五年（1825）脱稿以后，未予立即刊布。
  四、道光《浒山志》的版本
  道光十一年（1831）秋，《浒山志》以木活字排印，共8卷，每部分装4册。至于共印了几部，不得而知，但据笔者分析，印数不会很大，当在二三十部之间。据《中国古籍总目》记载，国内仅有复旦大学和浙江图书馆收藏。慈溪市档案馆最近从杭州西泠印社2013年春季拍卖会买得一部，道光十一年原印本只有半部（卷一至四），框高18.5厘米、宽13厘米；开本为25厘米×16厘米。但此二册已重新裱修（金镶玉式，开本已与民国重印本大小一致）。
  民国24年（1935）十月，梅川胡氏惇裕堂重新用木活字排印，版式及每行字数均照旧，但版框变大为高22厘米、宽15.5厘米（由双框改为单框）；开本亦随之变大为29.5厘米×18厘米。内页不同处为：书名页重刻，卷首胡梯青序及沈志陞、高晖的题诗亦由写刻改成木活字。奇怪的是，县境图却只有空框而无图了。版心署“梅川胡氏惇裕堂印”，惇裕堂为梅川埋马胡氏宗祠，是年正逢惇裕堂编修家谱，因《浒山志》有许多胡氏家族史料，但时隔百年，流传稀少，借阅不便，于是出资重印，既可纪念先祖，亦有惠于后世传阅。
  1992年7月上海书店编印的大型《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25本，收录道光《浒山志》、民国《余姚六仓志》等13种为一册。根据复旦大学图书馆原藏道光本影印，原缺卷三第十二页、卷五第三页。但封签和书名页也未影印。
  2004年11月，《慈溪地方文献集成》第一辑由杭州出版社出版，共收3种：道光《浒山志》、嘉靖《观海卫志》和民国《余姚六仓志》。其中第一册为《浒山志》和《观海卫志》，由王清毅、岑华潮点校。
  五、道光《浒山志》的意义和作用
  中国的地方志，一般是由地方长官主持编纂的，多由官方出资，作为一种政绩和才能的记录，既存一方之历史，亦以此作为向上汇报的特殊文本，历受统治者的重视，也作为一方长官的规定动作。而道光《浒山志》不是一部官方志书，而是一地望族自觉联手的一部民间方志。浒山沈、高、胡氏等家族，为保存一乡之文献，“求之图谱志籍，参之故老遗闻，踏之荒麓闾巷”，数易其稿，终成此志，确实需要勇气和智慧。卷末记有采访人员名单：胡射（焦轩）、房悦山（东余）、费宫球（榆塘）、沈志陞（补庵）、胡明良（拙夫）五人，亦功不可没。
  卷首的两首题诗，可看出时人对此志的高度评价和由衷的欣喜。沈志陞题诗曰：“水曲山横洽比居，流风逸事竟何如。传闻漫说同乌有，著作敢云赋子虚。十里烟村新绘画，一区人物未沦胥。无多翰墨勤搜访，不让东山谢氏书。”东山谢氏书，指雍正间余姚门谢起龙编纂的《东山志》10卷。高晖题诗曰：“捃摭群编更博询，一乡文献思传真。鱼盐蜃蛤风犹古，唐宋元明事就湮。冰鉴千秋精抉剔，海疆十里拔沉沦。慎登斯录崇名义，坐拥何论百万缗。”张登庸在跋中亦称赞：“高氏、沈氏，固浒之望族也。惧遗迹之将坠，悯先贤之无闻，因作《浒山志》。自山水、城郭，下及邱墓，为卷八，为门二十一，原原本本，详且密矣..今展玩是编，觉墨沈所加，博而精，简而该，春秋诗书之体，俨然具备。倘异日者史官采风，汇入《一统志》，则此亦未必无小补云。”
  的确，好的乡村小志，也能为《一统志》所采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