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一统志是全国性的地方志，县（市）志是一个小范围的区域志；后者的编纂人员，似乎没有认真研读一统志的必要。近来，因为核实一些史料，翻阅了《嘉庆重修一统志》（以下简称《嘉庆志》）的浙江统部，才感到研读一统志对于提高县（市）志的质量很有帮助。现即以《嘉庆志》对慈溪地方志编纂的意义为例，谈谈我对这个问题的粗浅认识，敬请指教。
  编修全国一统志是我国地方志编纂的一个传统，从阚骃《十三州志》、炀帝敕撰《隋区域图志》、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乐史《太平寰宇记》、王存《元丰九域志》到虞应龙等的《大元一统志》就是清以前各时期全国性的地理总志。到清代，自康熙二十五年（1686）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的150年间，更先后修成三部《大清一统志》，其中最后一部由仁宗皇帝敕命重修，穆彰阿、李佐贤、潘锡恩、廖鸿荃、龚自珍等著名学者主持编纂的《嘉庆重修一统志》，发展到了顶峰。这部历时31年完成的一统志，不仅反映了当时“田地日辟，田赋日增，户口日盛，人物日多，物产渐丰，政区变迁”的现实；而且还收录了以往各代地理志的内容，继承了康熙朝、乾隆朝一统志的许多创新成果，达到了内容上集大成、体例上树规范、资料极其丰富、且因均注明出处而相当可靠，被认为是“内容最丰富最完善的地理总志”，“自问世一百多年以来，还没有出现一部能取代它的全国性地理志”。该志分京师、各省、各藩部和朝贡诸国共43个统部，统部以下，设分卷记述各府资料，按图、表、疆域、分野、建置沿革、形势、风俗、城池、学校、户口、田赋、税课、山川、古迹、关隘、津梁、堤堰、陵墓、祠庙、寺观、名宦、人物、流寓、列女、仙释、土产等目分别记载。其中浙江统部由李煌恭、蔡赓扬纂，黄爵滋总纂复辑，潘斌恭、吴清皋、王积顺、牛〓、余廷珪、祁尔诚、邓遇辰、吴葆晋校。
  慈溪现境是由原慈溪、余姚、镇海三县的北部构成，其资料散见于浙江统部及其宁波府、绍兴府各分卷之中，粗略地统计有2万余字。我们就以这些资料为依据来讨论《嘉庆重修一统志》对于慈溪区域志编纂的作用。
  一、一统志给我们选择入志资料、处理记述详略提供了一种参照。
  《嘉庆志》的编纂是从朝廷到地方自上而下的谕令修志，因此资料来源极其广泛，有的来自古地理书与新修史书，有的来自雍正六年（1728）以后奉诏重修的各省通志，也有的来自府州县志，更有部分来自一统志馆行文征集的各省造册报送材料。其最终入选的事物，均经分析比较，不是简单的转录；在选定入志内容之后，又根据其代表性和重要性，将之分别置于省统部及府下所列各目中。认真研究一统志编者的选择和分级安排，对于我们选择记述重点、处理详略，是重要的相当权威的参考。
  如以入志人物为例，新编志书有传、简介、表三种形式来区分其重要性和著名度，我们在处理古代人物时，就可从《嘉庆志》中找到分别对待的参照。譬如怎样在慈溪自唐开元二十二年（1734）到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的376任县令（知事）中选择政绩显著者加以记述呢？雍正《慈溪县志》是从中选择34人立传介绍，《雍正浙江通志》则选了22人，到《嘉庆志》又从中选择了4人记入宁波府卷的官宦中。阅读县志和《嘉庆志》的记述，可以看出这选择相当精当和公允。入选的4位县令分别是：因廉洁自持曾受宋太宗赐诏奖谕的宋代县令张颖，因抑豪强、清狴犴而使民乐耕、商士兴的元代县令富德庸，因备御有方、寇不犯境、断狱数言立辨、浚河渠以溉民田而使民获其利的明代县令陈瑸，还有在遇灾情时能决然捐俸、市米劝输致全活甚众的明代县令汪伟。试想，如果能将全国一统志、浙江通志、慈溪县志三级志书中的立传县令名单整理出来，就形成了分成全国级、省级、县级的系列县令名单，我们可以此为根据，再按新的选择标准加以甄别，选择和详略处理就容易达到既充分吸收前人的评价又符合新时代精神的客观、公允的标准。
  同样，在处理城池、学校、古迹、关隘、津梁、堤堰、陵墓、祠庙、寺观、其他人物、土产等资料时，也能发现由一统志、省通志、县志所构成的分级序列，对此加以认真研究，就有利于我们对该项事物的选择、分级，分别采取详略不同的处理。
  二、研读一统志利于我们扩展时空视野，提升记述的深度和高度。
  编纂地方志强调“不越境而书”，但编纂者却必须站在历史的全国的高度来把握和认识本地事物，才能使记述达到一定的质量。史学界一直强调的所谓“史识”，我认为就与此相关。全国一统志在形式上是分区域记述的，但处于其中的浙江，就已经不是从浙江角度看到的浙江，而是从全国角度看到的浙江；其中的慈溪也不是本地视角中的慈溪，而是浙江乃至全国视角中的慈溪。这对于我们认识慈溪的事物，有极大的帮助。
  例如记述历代驻军，如果仅从本地资料出发，不了解浙江全省军事机构的体制，就难以说清楚本地驻军间的相互领属关系，记述就不可能清晰、符合实际。而且因为军事布局与地方行政建置在机构设置和管辖关系上很不相同，还容易引起误解。从《嘉庆志》的记载看，清代驻慈溪现境的军队都属地方守备部队，当时浙江省的守备总部设在宁波，最高军事长官是提督，另在各地分置协、镇、营、汛等机构。在慈溪现境，则驻有“汛”一级的机构4个：龙山所汛，驻把总1名，受镇海水师营参将指挥，该营属定海镇总兵管辖；另外3汛，观海卫汛驻千总1名，浒山汛、周巷汛各驻把总1名，均隶属于绍兴营。绍兴营为协级机构，驻副将1名，下设左右二营，其右营置余姚县，设都司指挥。因此上述属绍兴营的3汛，大约受右营指挥。定海镇和绍兴营均受省提督制约。这就是说，清代驻在慈溪现境的4个汛，分别隶属于两个上级指挥机关，其领属关系与明代的卫所制已有较大的调整。我们新编《慈溪县志》时，虽在驻军规模、驻地情况、历史沿革等方面，因参考了历代县志资料，记述比较翔实，但由于没有参考《嘉庆志》的资料，致使驻军的隶属关系未能交代清楚，留下了遗憾。
  编纂县级志书时认真研读一统志、省通志等上级志书，努力扩展时空视野，提高对本地事物认识的深度和高度，还有利于克服一些地方志编纂中常见的弊端。如方志编纂中常见的“美乡里”“为亲者讳”的问题，在一统志和省通志中，因编者立足点的不同而常能得以避免。
  三、研读一统志利于我们发现方志资料的矛盾和误差，提高记述的精度。
  一般说来，县志资料应多来自地方文献，这些资料有“地近易核”的优势；但一统志等上级志书，也有其独特的优势不可忽视。这种优势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参编者的学养，一般远较县志编者高。如编纂《嘉庆志》浙江统部的李煌恭就是清代著名学者，是嘉庆、道光年间的内阁学士、文渊阁直学士、殿试阅卷官；2.一统志编纂中的备览书籍极为丰富，所据版本也较可靠，引据多采原始出处，不轻易转引，编纂条件远优于县志；3.一统志编纂中收集到的各府、州、县资料中，常有互相矛盾、抵牾之处，入录时往往已经过比较、考证，作了合理的处理，尤其是《嘉庆志》编纂时期正适逢乾嘉学派的“朴学”极盛时期，其考证往往相当精当；而这些矛盾、抵牾之处，县志编者单从当地资料往往难以发现。总之，编纂县级志书在注意充分利用地方文献优势的同时，还应注意充分利用上级志书，借以提高志书的质量。
  譬如新编的《慈溪县志》，对古句章城有这样一段记述：“原慈溪县境古属句章。东周元王三年（公元前473），越并吴，建句章城于城山。宋《宝庆四明志》云：‘古句章在今县南十五里，面江为邑，城基尚存，故老相传曰城山，旁有城山渡。’今城山渡依旧，而城基已无痕迹。东晋隆安四年
  （400），孙恩入据会稽，句章为所残破，迁治于小溪。唐武德四年（621）废句章，八年置鄮县，亦设治于小溪。小溪亦筑城，《四明谈助》云：‘今悬镃有城址，其地今名句章乡（今鄞县鄞江桥镇）’。城无考。”
  现经再次与《雍正慈溪县志》复核，并与《嘉庆志》对照，发现应作如下的数处修改：1.晋隆安四年（400）“迁治于小溪”应改为“迁筑于小溪”，下文中的“小溪亦筑城”显然不实，应删。使志文暗含“古句章城有2处”“小溪鄮县古城实为小溪句章城改名”等意义；2.句章城命名的缘由、迁址小溪的时间、引据的原始出处（如《十三州志》《括地志》等）应据《嘉庆志》作补充修改，使记述更完整、可靠。3.古城位置，据2009年6月发布的最新考古资料，认定在城山渡东北，即今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王家坝村一带。从在该处发现的大批东汉至东晋时期的瓦当、板瓦、筒瓦、砖块等建筑构件和陶器、瓷器、漆木器等生活用具的分布看，古城址“南临姚江，西倚大湾山，东跨癞头山，北为农田和王家坝村。其平面大致呈不规整长方形，长约470米，宽约120米至200米，周长约1200米，面积约10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层厚约1.2米至2米”。这在新修志书时也应予补充。
  四、一统志所列古迹，为我们调查发掘古代遗址提供了线索。
  《嘉庆志》所用资料下限为嘉庆二十五年（1820），所收的有关城池、学校、古迹、关隘、津梁、堤堰、陵墓、祠庙、寺观等，都是从省、府、州、县志中遴选出来的，具有一定代表性，没有县志记载那样芜杂。这些遗迹的存世时间尚近，至少在距今189年前是存在的，经艰苦的田野调查，还可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嘉庆志》载有如长溪关、龙山所、淞浦镇、向头镇、三山镇巡司、眉山镇等关隘，烛溪湖、华清泉、双河堰、淞浦碶等湖泉、堤堰，汉董黯墓、汉严子陵墓、晋虞喜墓、宋张无择墓、宋黄震墓、明孙燧墓等陵墓，董孝子庙等祠庙，黄震等故宅；另外还有与当地人物有关的在外地的古迹如汉董孝子庙、唐虞世南墓、清高士奇墓等。所有这些，《嘉庆志》多注明具体方位，记有简单情况，有的还有考证结论，利于我们进一步调查。如对在澥浦镇的虞世南墓，就提出如下的怀疑：“（据）《唐书》世南本传云，世南陪葬昭陵，子孙皆居长安州，墓恐不应在此。但《元丰九域志》及四明旧志皆载有世南墓，今仍之以候考。”对虞家城，除说明为虞国居地外，又注明另据郡志一说，为虞世南故宅。这样，虞世南故宅就有了定水寺与虞家城两说。在编《慈溪县志》时，因定水寺一说有较多旁证，我们将故居定在了定水寺。在外地的遗迹，如在宁波的董孝子庙，在平湖的高士奇墓，也都为我们提供了查阅外地志书的线索。
  五、《嘉庆志》的记述，为我们了解自然环境的变迁提供了依据。
  慈溪北临杭州湾，三北平原是2000余年来逐渐形成的，随着平原的扩大，海岸线不断北移，沿山湖泊渐次由潟湖变成内湖甚或消失，海岛渐成陆上小丘，成陆滩地上又陆续开掘河网，自然环境有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在较宏观的历史地理著作上，只有定性的描述，慈溪细部的变化难有定量的记载，这是慈溪修志的一大难点。
  《嘉庆志》不仅记载了当时三北地区的山川河湖的情况，又收录了历代地理志的资料，正是这些资料，使我们有条件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专家编制出三北历代海岸线的具体位置，县志编者还能在古志与现状的比较中，梳理出自然环境的变迁。不认真研读一统志，这个任务就很难完成。譬如清嘉庆年间慈溪海陆邻接的情况，从下列资料中就可以看出来，它与我们现在的情况，差距是很大的。当年的伏龙山，是一座“屹临水际，为番舶必由之道”；当年的施公山，则“北瞰大洋，商舶往来，地极险要”；当年的大忌山，“下有暗石，为舟航往来所忌，旧在海中，今近岸相峙”；胜山，为海中之山，下有胜山港..这些地点，现在大多已远离海岸。再如历代海塘的遗址，已经消失的烛溪湖等水域广阔的湖泊，等等，都需从中获得资料或线索，再对照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科学研究成果，才可能作出翔实的记述。
  六、从一统志中开掘资料，充实民俗变迁的记述。
  民俗文化包括民生、民事、民气、民艺、民智，它们“不是个别人的随心所欲，而是全民族在其生存和发展的文化过程中，进行选择的结果。它是在社会生活中产生，又对社会生活进行制约的力量”。“民俗并不是法，它在人民生活中原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在社会生活中，这种无形的东西，对人们的约束力和威慑力，并不在法律之下。”可见地方志记述民俗资料极其重要。但目前志书对民俗的记述，往往以静态的现状记述为主，对于民俗的变迁及其移易规律，记述相当单薄，这对于移风易俗显然是不利的。
  在《嘉庆志》中，“民俗”条的记述相当简略，但在其他条目中，却有大量与此有关的资料，能让人感受到一地民风习俗形成的原因，而其中政府的提倡往往起着重要的作用。譬如妇女的贞节观念，就与“三从四德”封建妇德教育和对所谓烈女的长期、隆重旌表措施直接相关。在嘉庆朝的25年中，慈溪被列名表彰的烈女，竟多达174人，其人数远超过其他官宦、著名人物，因守节而死的情况从立传烈女的材料看都相当惨烈。慈溪在同治五年（1866）仅有25万人口，相去不远的嘉庆朝，人口不会相差很多，而平均每年会产生7位烈女，可见当年贞洁风气之盛！与乾隆年间相比，有大幅度的增加，其原因很值得深究。再如优良民风方面，如孝悌典型的宣扬、勤俭淳厚品行的褒奖、商业道德的肯定等方面都不乏其例，都应加大甄别、采纳的力度。而且，在记述旧风和新俗的强烈对比的同时，切实记载新时期移风易俗的真实过程，更是不应忽视。
  总而言之，一统志与区域志的关系完全不同于全国通史与地方史的关系；如果说全国通史对于编写地方史的作用，主要在于了解地方史的宏观背景，那么一统志对于区域志的作用却要广泛、深刻、重要得多，应引起大家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