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以科学发展观指导二轮修志工作
  胡岳鹏
  中共十七大报告对科学发展观作了深刻的阐述，要求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全面领会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根本要求，进一步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更好地完成新世纪新阶段肩负的历史任务，更自觉地走科学发展道路。宁波市地方志办公室按照省委关于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部署和要求，在广泛征集各方面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组织召开这次会议。我认为很及时，也很有必要。下面，我将慈溪市在二轮修志工作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情况向各位作一交流发言。
  一、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统领史志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是党的十七大作出的重要战略决策，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同时也是第四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的重要指导思想，是指导地方志事业繁荣发展的根本指导方针。
  我办认真组织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活动的意见》《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实施意见》，结合《地方志工作条例》《关于第二轮地方志书编纂的若干意见》《地方志书质量规定》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求是》上发表的文章《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全办同志从自身工作出发，畅谈学习体会，在推动慈溪二轮修志工作健康科学发展方面进一步统一了思想，提高了认识，明确了目标，形成了共识。
  我们三位主任根据各自分管工作的实际，选取了关系全市二轮修志科学发展全局的重大课题，分组深入到全市各修志单位进行调查研究，就我市二轮修志工作中存在哪些制约和影响科学发展的问题，应重点从哪些方面提升二轮修志工作，从而更好地为我市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地发展服务等方面征求意见，收到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
  二、科学继承一轮修志的主要经验。
  第二轮志书是第一轮志书的承接，其主旨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必须科学地继承一轮修志的主要经验。
  第一，机制健全是完成修志任务的根本保证。一轮修志中，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组织实施”的有效机制。国家把修志工作明确为各级政府在党委领导下主持进行的一项工作，这就为修志事业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这是搞好修志工作的根本保证。慈溪市在二轮修志过程中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在二轮志书编修工作启动之初就全面落实了机制健全问题，赢得了良好发展的工作态势。
  第二，各级领导对地方志事业的重视和支持，是搞好地方志工作的前提条件。一轮修志开始以后，修志工作得到了各级领导的重视。各承编单位都成立了修志办公室，由党政领导担任主任，领导修志工作，负责修志工作的组织和协调。领导的重视是一轮修志工作能够优质完成的重要原因，慈溪市的二轮修志工作同样得到了各级领导的重视和支持。
  第三，有一支热爱修志工作，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修志队伍，是搞好修志工作的基础力量。慈溪的一轮志书之所以能够高质量完成，修志人才是一大关键。二轮修志过程中必须一如既往地重视修志人才的培养，从选人、用人做起，严格把关，全面培训，重点培养，全面提高修志人员的专业素质和编辑以及组织协调能力，着力造就高素质的修志人才队伍，营造有益于出人才的良好环境。
  三、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践。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当今阶段的最新成果，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行动纲领。贯彻落实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的要求，必须作为地方志事业繁荣的重要前提，着力把握新时期地方志事业的发展规律，创新地方志事业的发展理念，转变地方志事业的发展方式，实现地方志事业又好又快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大发展、大繁荣，具有现实的积极意义。我们必须在二轮修志过程中不折不扣地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办事，要很好地在地方志工作实践中体现科学发展观。为此，特别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进一步学习、宣传、贯彻《地方志工作条例》，广泛宣传地方志工作的重要意义，让全社会都了解地方志，支持地方志的工作。要营造方志工作法制化的社会氛围，做到依法修志。
  第二，要在工作中体现以人为本的观念。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以人为本，我们在工作中要时时刻刻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要关心人、爱护人、帮助人、培养人；要坚持注意培养锻炼年轻同志，解决好后续力量的问题；在工作上、学习上、生活上都要关心职工。要着力营造单位“和谐修志”的氛围。
  第三，要建立健全修志工作科学的长效机制，改变一些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做法。要按照《地方志工作条例》制定相关的细则、办法，完善各种规章制度，从机制上、程序上保证科学发展观得到切实落实。
  第四，体现落实科学发展观。在地方志业务工作中，要改变过去地方志官味太重的“官本位”色彩，更多地反映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业绩，反映老百姓的情况，充分体现“三贴近”原则；记述中要很好地体现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总之，正确理解和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对地方志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只有树立并且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将科学发展观作为地方志编纂的重要思想，才能保证地方志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因此，地方志工作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来开展，要通过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活动来转变我们的工作作风，完善工作机制，促进我们今后的工作，从而继续推进慈溪市的二轮修志工作向纵深发展。让全市的二轮修志工作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健康有序地发展，更好地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建设服务，为子孙后代留下有价值的文化历史文献。
  （原载《慈溪史志》2009年第2期）
  认真研读一统志对县级志书编纂的意义
  周乃复
  一统志是全国性的地方志，县（市）志是一个小范围的区域志；后者的编纂人员，似乎没有认真研读一统志的必要。近来，因为核实一些史料，翻阅了《嘉庆重修一统志》（以下简称《嘉庆志》）的浙江统部，才感到研读一统志对于提高县（市）志的质量很有帮助。现即以《嘉庆志》对慈溪地方志编纂的意义为例，谈谈我对这个问题的粗浅认识，敬请指教。
  编修全国一统志是我国地方志编纂的一个传统，从阚骃《十三州志》、炀帝敕撰《隋区域图志》、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乐史《太平寰宇记》、王存《元丰九域志》到虞应龙等的《大元一统志》就是清以前各时期全国性的地理总志。到清代，自康熙二十五年（1686）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的150年间，更先后修成三部《大清一统志》，其中最后一部由仁宗皇帝敕命重修，穆彰阿、李佐贤、潘锡恩、廖鸿荃、龚自珍等著名学者主持编纂的《嘉庆重修一统志》，发展到了顶峰。这部历时31年完成的一统志，不仅反映了当时“田地日辟，田赋日增，户口日盛，人物日多，物产渐丰，政区变迁”的现实；而且还收录了以往各代地理志的内容，继承了康熙朝、乾隆朝一统志的许多创新成果，达到了内容上集大成、体例上树规范、资料极其丰富、且因均注明出处而相当可靠，被认为是“内容最丰富最完善的地理总志”，“自问世一百多年以来，还没有出现一部能取代它的全国性地理志”。该志分京师、各省、各藩部和朝贡诸国共43个统部，统部以下，设分卷记述各府资料，按图、表、疆域、分野、建置沿革、形势、风俗、城池、学校、户口、田赋、税课、山川、古迹、关隘、津梁、堤堰、陵墓、祠庙、寺观、名宦、人物、流寓、列女、仙释、土产等目分别记载。其中浙江统部由李煌恭、蔡赓扬纂，黄爵滋总纂复辑，潘斌恭、吴清皋、王积顺、牛〓、余廷珪、祁尔诚、邓遇辰、吴葆晋校。
  慈溪现境是由原慈溪、余姚、镇海三县的北部构成，其资料散见于浙江统部及其宁波府、绍兴府各分卷之中，粗略地统计有2万余字。我们就以这些资料为依据来讨论《嘉庆重修一统志》对于慈溪区域志编纂的作用。
  一、一统志给我们选择入志资料、处理记述详略提供了一种参照。
  《嘉庆志》的编纂是从朝廷到地方自上而下的谕令修志，因此资料来源极其广泛，有的来自古地理书与新修史书，有的来自雍正六年（1728）以后奉诏重修的各省通志，也有的来自府州县志，更有部分来自一统志馆行文征集的各省造册报送材料。其最终入选的事物，均经分析比较，不是简单的转录；在选定入志内容之后，又根据其代表性和重要性，将之分别置于省统部及府下所列各目中。认真研究一统志编者的选择和分级安排，对于我们选择记述重点、处理详略，是重要的相当权威的参考。
  如以入志人物为例，新编志书有传、简介、表三种形式来区分其重要性和著名度，我们在处理古代人物时，就可从《嘉庆志》中找到分别对待的参照。譬如怎样在慈溪自唐开元二十二年（1734）到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的376任县令（知事）中选择政绩显著者加以记述呢？雍正《慈溪县志》是从中选择34人立传介绍，《雍正浙江通志》则选了22人，到《嘉庆志》又从中选择了4人记入宁波府卷的官宦中。阅读县志和《嘉庆志》的记述，可以看出这选择相当精当和公允。入选的4位县令分别是：因廉洁自持曾受宋太宗赐诏奖谕的宋代县令张颖，因抑豪强、清狴犴而使民乐耕、商士兴的元代县令富德庸，因备御有方、寇不犯境、断狱数言立辨、浚河渠以溉民田而使民获其利的明代县令陈瑸，还有在遇灾情时能决然捐俸、市米劝输致全活甚众的明代县令汪伟。试想，如果能将全国一统志、浙江通志、慈溪县志三级志书中的立传县令名单整理出来，就形成了分成全国级、省级、县级的系列县令名单，我们可以此为根据，再按新的选择标准加以甄别，选择和详略处理就容易达到既充分吸收前人的评价又符合新时代精神的客观、公允的标准。
  同样，在处理城池、学校、古迹、关隘、津梁、堤堰、陵墓、祠庙、寺观、其他人物、土产等资料时，也能发现由一统志、省通志、县志所构成的分级序列，对此加以认真研究，就有利于我们对该项事物的选择、分级，分别采取详略不同的处理。
  二、研读一统志利于我们扩展时空视野，提升记述的深度和高度。
  编纂地方志强调“不越境而书”，但编纂者却必须站在历史的全国的高度来把握和认识本地事物，才能使记述达到一定的质量。史学界一直强调的所谓“史识”，我认为就与此相关。全国一统志在形式上是分区域记述的，但处于其中的浙江，就已经不是从浙江角度看到的浙江，而是从全国角度看到的浙江；其中的慈溪也不是本地视角中的慈溪，而是浙江乃至全国视角中的慈溪。这对于我们认识慈溪的事物，有极大的帮助。
  例如记述历代驻军，如果仅从本地资料出发，不了解浙江全省军事机构的体制，就难以说清楚本地驻军间的相互领属关系，记述就不可能清晰、符合实际。而且因为军事布局与地方行政建置在机构设置和管辖关系上很不相同，还容易引起误解。从《嘉庆志》的记载看，清代驻慈溪现境的军队都属地方守备部队，当时浙江省的守备总部设在宁波，最高军事长官是提督，另在各地分置协、镇、营、汛等机构。在慈溪现境，则驻有“汛”一级的机构4个：龙山所汛，驻把总1名，受镇海水师营参将指挥，该营属定海镇总兵管辖；另外3汛，观海卫汛驻千总1名，浒山汛、周巷汛各驻把总1名，均隶属于绍兴营。绍兴营为协级机构，驻副将1名，下设左右二营，其右营置余姚县，设都司指挥。因此上述属绍兴营的3汛，大约受右营指挥。定海镇和绍兴营均受省提督制约。这就是说，清代驻在慈溪现境的4个汛，分别隶属于两个上级指挥机关，其领属关系与明代的卫所制已有较大的调整。我们新编《慈溪县志》时，虽在驻军规模、驻地情况、历史沿革等方面，因参考了历代县志资料，记述比较翔实，但由于没有参考《嘉庆志》的资料，致使驻军的隶属关系未能交代清楚，留下了遗憾。
  编纂县级志书时认真研读一统志、省通志等上级志书，努力扩展时空视野，提高对本地事物认识的深度和高度，还有利于克服一些地方志编纂中常见的弊端。如方志编纂中常见的“美乡里”“为亲者讳”的问题，在一统志和省通志中，因编者立足点的不同而常能得以避免。
  三、研读一统志利于我们发现方志资料的矛盾和误差，提高记述的精度。
  一般说来，县志资料应多来自地方文献，这些资料有“地近易核”的优势；但一统志等上级志书，也有其独特的优势不可忽视。这种优势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参编者的学养，一般远较县志编者高。如编纂《嘉庆志》浙江统部的李煌恭就是清代著名学者，是嘉庆、道光年间的内阁学士、文渊阁直学士、殿试阅卷官；2.一统志编纂中的备览书籍极为丰富，所据版本也较可靠，引据多采原始出处，不轻易转引，编纂条件远优于县志；3.一统志编纂中收集到的各府、州、县资料中，常有互相矛盾、抵牾之处，入录时往往已经过比较、考证，作了合理的处理，尤其是《嘉庆志》编纂时期正适逢乾嘉学派的“朴学”极盛时期，其考证往往相当精当；而这些矛盾、抵牾之处，县志编者单从当地资料往往难以发现。总之，编纂县级志书在注意充分利用地方文献优势的同时，还应注意充分利用上级志书，借以提高志书的质量。
  譬如新编的《慈溪县志》，对古句章城有这样一段记述：“原慈溪县境古属句章。东周元王三年（公元前473），越并吴，建句章城于城山。宋《宝庆四明志》云：‘古句章在今县南十五里，面江为邑，城基尚存，故老相传曰城山，旁有城山渡。’今城山渡依旧，而城基已无痕迹。东晋隆安四年
  （400），孙恩入据会稽，句章为所残破，迁治于小溪。唐武德四年（621）废句章，八年置鄮县，亦设治于小溪。小溪亦筑城，《四明谈助》云：‘今悬镃有城址，其地今名句章乡（今鄞县鄞江桥镇）’。城无考。”
  现经再次与《雍正慈溪县志》复核，并与《嘉庆志》对照，发现应作如下的数处修改：1.晋隆安四年（400）“迁治于小溪”应改为“迁筑于小溪”，下文中的“小溪亦筑城”显然不实，应删。使志文暗含“古句章城有2处”“小溪鄮县古城实为小溪句章城改名”等意义；2.句章城命名的缘由、迁址小溪的时间、引据的原始出处（如《十三州志》《括地志》等）应据《嘉庆志》作补充修改，使记述更完整、可靠。3.古城位置，据2009年6月发布的最新考古资料，认定在城山渡东北，即今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王家坝村一带。从在该处发现的大批东汉至东晋时期的瓦当、板瓦、筒瓦、砖块等建筑构件和陶器、瓷器、漆木器等生活用具的分布看，古城址“南临姚江，西倚大湾山，东跨癞头山，北为农田和王家坝村。其平面大致呈不规整长方形，长约470米，宽约120米至200米，周长约1200米，面积约10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层厚约1.2米至2米”。这在新修志书时也应予补充。
  四、一统志所列古迹，为我们调查发掘古代遗址提供了线索。
  《嘉庆志》所用资料下限为嘉庆二十五年（1820），所收的有关城池、学校、古迹、关隘、津梁、堤堰、陵墓、祠庙、寺观等，都是从省、府、州、县志中遴选出来的，具有一定代表性，没有县志记载那样芜杂。这些遗迹的存世时间尚近，至少在距今189年前是存在的，经艰苦的田野调查，还可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嘉庆志》载有如长溪关、龙山所、淞浦镇、向头镇、三山镇巡司、眉山镇等关隘，烛溪湖、华清泉、双河堰、淞浦碶等湖泉、堤堰，汉董黯墓、汉严子陵墓、晋虞喜墓、宋张无择墓、宋黄震墓、明孙燧墓等陵墓，董孝子庙等祠庙，黄震等故宅；另外还有与当地人物有关的在外地的古迹如汉董孝子庙、唐虞世南墓、清高士奇墓等。所有这些，《嘉庆志》多注明具体方位，记有简单情况，有的还有考证结论，利于我们进一步调查。如对在澥浦镇的虞世南墓，就提出如下的怀疑：“（据）《唐书》世南本传云，世南陪葬昭陵，子孙皆居长安州，墓恐不应在此。但《元丰九域志》及四明旧志皆载有世南墓，今仍之以候考。”对虞家城，除说明为虞国居地外，又注明另据郡志一说，为虞世南故宅。这样，虞世南故宅就有了定水寺与虞家城两说。在编《慈溪县志》时，因定水寺一说有较多旁证，我们将故居定在了定水寺。在外地的遗迹，如在宁波的董孝子庙，在平湖的高士奇墓，也都为我们提供了查阅外地志书的线索。
  五、《嘉庆志》的记述，为我们了解自然环境的变迁提供了依据。
  慈溪北临杭州湾，三北平原是2000余年来逐渐形成的，随着平原的扩大，海岸线不断北移，沿山湖泊渐次由潟湖变成内湖甚或消失，海岛渐成陆上小丘，成陆滩地上又陆续开掘河网，自然环境有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在较宏观的历史地理著作上，只有定性的描述，慈溪细部的变化难有定量的记载，这是慈溪修志的一大难点。
  《嘉庆志》不仅记载了当时三北地区的山川河湖的情况，又收录了历代地理志的资料，正是这些资料，使我们有条件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专家编制出三北历代海岸线的具体位置，县志编者还能在古志与现状的比较中，梳理出自然环境的变迁。不认真研读一统志，这个任务就很难完成。譬如清嘉庆年间慈溪海陆邻接的情况，从下列资料中就可以看出来，它与我们现在的情况，差距是很大的。当年的伏龙山，是一座“屹临水际，为番舶必由之道”；当年的施公山，则“北瞰大洋，商舶往来，地极险要”；当年的大忌山，“下有暗石，为舟航往来所忌，旧在海中，今近岸相峙”；胜山，为海中之山，下有胜山港..这些地点，现在大多已远离海岸。再如历代海塘的遗址，已经消失的烛溪湖等水域广阔的湖泊，等等，都需从中获得资料或线索，再对照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科学研究成果，才可能作出翔实的记述。
  六、从一统志中开掘资料，充实民俗变迁的记述。
  民俗文化包括民生、民事、民气、民艺、民智，它们“不是个别人的随心所欲，而是全民族在其生存和发展的文化过程中，进行选择的结果。它是在社会生活中产生，又对社会生活进行制约的力量”。“民俗并不是法，它在人民生活中原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在社会生活中，这种无形的东西，对人们的约束力和威慑力，并不在法律之下。”可见地方志记述民俗资料极其重要。但目前志书对民俗的记述，往往以静态的现状记述为主，对于民俗的变迁及其移易规律，记述相当单薄，这对于移风易俗显然是不利的。
  在《嘉庆志》中，“民俗”条的记述相当简略，但在其他条目中，却有大量与此有关的资料，能让人感受到一地民风习俗形成的原因，而其中政府的提倡往往起着重要的作用。譬如妇女的贞节观念，就与“三从四德”封建妇德教育和对所谓烈女的长期、隆重旌表措施直接相关。在嘉庆朝的25年中，慈溪被列名表彰的烈女，竟多达174人，其人数远超过其他官宦、著名人物，因守节而死的情况从立传烈女的材料看都相当惨烈。慈溪在同治五年（1866）仅有25万人口，相去不远的嘉庆朝，人口不会相差很多，而平均每年会产生7位烈女，可见当年贞洁风气之盛！与乾隆年间相比，有大幅度的增加，其原因很值得深究。再如优良民风方面，如孝悌典型的宣扬、勤俭淳厚品行的褒奖、商业道德的肯定等方面都不乏其例，都应加大甄别、采纳的力度。而且，在记述旧风和新俗的强烈对比的同时，切实记载新时期移风易俗的真实过程，更是不应忽视。
  总而言之，一统志与区域志的关系完全不同于全国通史与地方史的关系；如果说全国通史对于编写地方史的作用，主要在于了解地方史的宏观背景，那么一统志对于区域志的作用却要广泛、深刻、重要得多，应引起大家的注意。
  （原载《慈溪史志》2009年第4期，收入《秋斋论丛》下册，西安地图出版社2013年1月版）
  谈谈地方志索引的编制
  周乃复
  在我国首届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的大量创新成果中，“索引”的引入是方志体例创新的重要内容。《绍兴县志》等新方志的编者响应陈桥驿先生等学者一而再、再而三的强烈呼吁，总结了我国地方志索引编写的经验，通过艰苦卓绝的充满创造精神的努力，编出了几种详尽而实用的索引，实现了地方志编纂体例的重大突破，使地方志“非观示美，将求其实用”的主张真正落到了实处，使地方志的质量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但是，由于方志界在方志索引的收录内容上认识还不统一，对索引编制的众多困难又存在严重的畏难情绪，使编有索引的方志在新编方志总量中仅占很小的比例，这一创新成果在续修新志中的推广也将是相当艰难的。
  本文拟对地方志普遍引入索引的必要性和在索引编制中推广应用计算机技术，以便从根本上克服索引编制的困难等问题，谈谈个人的看法，希望有助于索引在地方志中的普遍推广。
  一、地方志不能没有索引
  实践证明：索引在地方志著作中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
  索引对方便志书的使用有明显的作用，陈桥驿先生曾指出：“时至今
  日，地方志修纂中，索引已经是不可或缺的部分。有了索引，研究工作者利用地方志就不再需要‘按目逐页地找寻’。将会空前地提高志书的利用效率。”他还引用他的学生陈田耕在《地理文献检索与利用》一文中的话说，“文献之需要索引，犹如行船之需要舵，”“检索工具没有索引很快就会成为一堆废纸，甚至不成其为检索工具”。对索引在这方面的作用，似已得到大家的公认，这里就不展开来谈了。
  我想着重在这里讨论的，是索引在实现资料的无遗漏查找的同时，还能使志书资料的整体性得以真正实现，达到资料组合的多重性和多元化，同时还有助于揭示那些表面上看起来毫不相关的资料间的内在联系。
  地方志是百科全书式的地方性资料书，入志资料范围极其广泛，编纂时，我们只能按事物的大致分类来横排纵述，实现的也只能是按凡例标准来说才是自圆其说的整体性。但事物具有无限的多样性，同一事物，如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学科来看，就会有很不相同的内涵。而从某一内涵来看，与之相关的资料，在志书中就可能分载在一些毫不相干的篇章中，按某专业的要求来看，就完全失去了整体性。例如，如果读者想了解绍兴县的建制沿革，因为这一项正是志书立项之一，书中就有完整的一编加以记述，往往有很好的整体性；但如果读者要在《绍兴县志》中了解陆游，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人们一般查《绍兴县志》的人物编，找到了“陆游传”一篇，有约1000字的简单介绍，显然它很难满足想多一点了解陆游在绍兴情况的读者。但是，在《绍兴县志》中关于陆游的资料，其实多达万余字，有的资料很有研究价值，只是它们分散在史略、民族、镇乡、交通、城乡建设、农业、历史名产、民政、文化、卫生、体育、文物、风俗、人物传略、进士名录等16个篇章的35个小节中，另外还有6幅与陆游相关的图片。所有这些，若没有索引，显然是很难找到的。这些关于陆游的资料，内容十分广泛，其中有陆游的世系和故里、家谱资料，有对他的总体评价和对某成就的具体评价，有他的文赋诗词作品选，有他的主要著作书目，有与他相关的活动遗址和轶事、传说，有他的造像和文物，等等，由于它们分散在众多篇章中，行文时又根本不可能就这一角度作相互的钩连。因此，就陆游这个主题来说，根本不可能形成什么整体性。现在有了索引，在人物索引的“陆游”条中，列出了所有相关资料的页码，这就使它们联系到了一起。就“陆游”一题的角度看，材料就有了某种程度的整体性，体现了资料组合的多重性和多元化。
  至于索引有助于揭示资料间隐含的内在联系，事例也很多。譬如说，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很难料到贾似道与绍兴风景区兰亭会有什么瓜葛，也不会想到周总理与绍兴老酒有什么联系，至于唐代诗人贺知章与水产养殖则更是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事。但在检索《绍兴县志》人名时，我们却找到了他们之间的确确实实的关系。原来，宋时贾似道曾将晋王献之书的曹植《洛神赋》刻以玉石，有白玉版及绿玉版两种。而绍兴兰亭的《洛神赋》十三行碑，正是按白玉版拓片翻刻的。关于绍酒与周总理则有这样一段关系：1955年公私合营后，绍酒存贮减少、销售下降。1956年，周总理批示建绍酒存贮中央仓库，并同意在国家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中列入“绍兴酒整理、总结与提高”项目，抢救了一种著名的绍兴传统产品。至于贺知章与水产养殖，县志中有这样的记载：绍兴历史上早有水产养殖传统。南宋时，“大家多凿池养鱼为业，池有数十亩者”“旁筑亭榭临之，池中植以莲、芡、菰、蒲拒霜”，而放生池也是一种养殖池，。天宝三载（744），贺知章辞官为道士还乡，临行时，唐玄宗赐“鉴湖一曲”，令其推广放生池，促进了放生池养殖。上述这类十分有趣的资料，如果没有索引，在查看人物资料时，是难以发现的。人物行状的血肉，正赖索引得以丰满。
  二、地方志索引编制的几个关键问题
  从陈桥驿先生的介绍中我们已经了解，我国方志界在20世纪30年代曾出现过一次“索引热”。当时，燕京大学的哈佛燕京学社成立了一个“引得编纂处”，为七八种省志编纂了索引，为后人的进一步探索提供了许多经验。新编地方志的索引，到目前为止，多采用“分类索引”的方式，而且从类目较少发展到现在这样的规模，其中积累了许多的编纂经验。现联系他们的经验，谈谈地方志索引编制中几个关键性的问题。
  1.索引种类的设置
  一般学术专著的索引，大都以该专业学科的基本概念再加上相关的事件、人物、地名等作为索引的条目，这对作者和读者都顺理成章，几乎用不到再作分类的考虑；就是再分类，也仅是学科内部的区分。而地方志作品则完全不同于一般的专业资料书。一地之事，它无所不包却又所涉不深，要以专业词汇立条目，必然涉及几乎所有的学科，实在是非常困难。这样，索引种类的设置，就成了地方志索引编制最先遇到的一个棘手问题。在实践中，人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分类索引的办法，所选的是人名、地名之类非专业门类，从而避开了编制的难点，且能自成体系，也相当实用。例如《绍兴县志·索引》，共收有《目与子目索引》《人名索引》《地名索引》《引书目录》《图照目录》《表格目录》等六大部分，其中《人名索引》《地名索引》两部分共232页，是最为规范、最为丰富的部分。其中《人名索引》有词条7885条，《地名索引》有词条5987条。放在索引中的三种目录，其实也是引书、图照和表格的索引。
  人名、地名索引的设置，符合地方志的记述内容，在地方志索引中应用最为广泛。一地的历史和现状的记载，地点、人物是最重要的记述要素。有了这两种索引，就实现了可检索内容的较高的覆盖率。读者的地名、人名以外的检索目的，也常常能通过地名、人名的检索得以实现。
  《目与子目索引》是本届修志中最早出现的索引类别，其争议也比较大。就最初采用的几种志书来看，由于原书篇幅不大，索引内容大部分与书前目录一致；而且在原书编撰时，又未为日后编索引预先有所考虑，诸如“机构”“组织”“管理”“设备”“来源”和表示年代的“历代皇朝”“民国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等条目，其含义并不是该词组的字面主要意义，它们在正文的上下文中含义是明确的，是指某类事物的机构或某类事物在某时期的情状，但单独抽出来编入索引，含义就很模糊。例如与“机构”条目相对应的正文，并不是“机构”这一概念的内涵，而是某系统的机构设置；又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对应的正文，也不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介绍，而是某事物在这个时期的情状。因此，这些志书的索引，在创新上虽功不可没，而索引的实际作用却是有限的。《绍兴县志》由于篇幅巨大，多数子目未能列入目录，作用就比较显著。但其中“机构”等不明确条目的问题则还是存在。如果在志书编撰时就考虑到索引，将数个“机构”限定为诸如“税务机构”“金融机构”等，或许会好一些。
  从本届地方志编索引的经验看，“目与子目索引”由于它和目录相似，条目文字有时又不能准确反映内容，争议较大。我认为，可以考虑设一个名为“主题词索引”的大类，用主题词的形式，将志书的目与子目的内容收录在内。同时，进一步考虑将某些子目下能独立成条的内容单独设条，这样一来就可能将诸如“重大历史事件”“单位、机构名称”等内容也容纳进去，使索引内容更为全面，类目也不致太繁复。
  2.索引条目的选定
  索引类目确定以后，就要根据志书内容确定每类索引的具体条目。这是一个非常烦琐的工作。《绍兴县志》就曾安排6名编辑人员，花整整一年时间才制作出一套索引条目卡片，最后经归纳整理，才形成了“绍兴县志人名索引”“绍兴县志地名索引”两部分的条目内容，工程十分浩大。很多地方可能正是因此望而却步，放弃了原来想编索引的打算。“索引”在地方志中未能普遍推广，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有没有办法使这种纯手工的操作得以改进呢？我建议采用计算机技术。
  用计算机为专业著作编索引是比较简单的，因为我们很容易找到与该著作相应的专业词汇表、专业人物名录和专业大事记之类的资料，再加上本著作特有的词语，合成一个对照文本，然后编一个小程序，让计算机自动地将它与专著全文作对照，删去专著中未出现的词条，并按要求以音序或以笔画多少为序排列好，一个内容完整的索引条目就编好了。
  给地方志著作编索引，由于其内容牵涉面太广，情况会复杂一些。但就上述几种类目的索引来看，部分应用计算机技术还是完全可以的。
  最简单可靠的办法是在计算机上进行手工操作。例如编地名索引条目，就可在地方志定稿的电子文本上，将所有表示地名的词语打上一个标记（如加一条下划线），然后编一个小程序，让计算机自动地列出全部所选的词条，并分别统计出它们在书中出现的频率和位置，最后将它们按一定的规律排序，就可完成任务。这样一来，不仅大大加快了索引条目拟定的速度，还由于利用了原书的电子文本，省去了摘录卡片的手续，能避免由此产生的差错，可事半而功倍。这种办法适合各类索引条目的选定，尤其是对主题词索引条目，更为适用。其中“在电子文本上打标记”的工作，操作简单，但操作者最好由志书编者担任。
  当然，有时也可采用前述专业著作索引的编制办法。比如人物索引，我们在编纂《慈溪县志》时，为了平衡入志人物的数量，除入传、入表人物经编辑部研究讨论外，曾要求各分编上报以事系人的全部人物名单。在编人物索引时，就可将入传、入表和以事系人名单合在一起，作为对照文本，再由计算机自动处理，统计出全书人物名单和出现频率、位置，经排序处理，就可编成人物索引条目。再如地名索引，则可将全国县以上地名、本地建制村名以上的地名以及有特殊意义的非标准地名，再加上上述地名的别名、古名等，整理成一个对照文件，再由计算机进行处理，大致也能完成任务。有的地方已编有地名志，就可以地名志词条和县以上全国地名合成一个对照文本，工作就会更方便。当然，对照文本往往会有疏漏，例如地名中的外国地名。因此，最好的办法还是上述的“在电子文本上打标记”的办法。
  在选定索引条目时，还有一个同一事物不同表述的问题。在人名中有名、字、号、别名、笔名等，在地名中有古名、今名、俗称等，甚至在主题词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如“中国共产党”，有写成“中共”的，有仅称“共产党”的，在引文中还会有“我党”“共党”等，使手工编选时相当繁复。而如果用计算机来处理就会变得相当简单，只要在我们做标记时打上记号，或者在整理对照文本时将它们列入，就会毫无例外地将它们选中并统计出来。
  3.各词条所在页码的确定
  上述索引类目及其包含条目的确定，往往据书稿定稿本进行，到书稿排成印刷小样，各条目所在位置的页码，就与卡片上注明的定稿本的页码完全不同，需要重新按印刷版小样确定。这个工作会消耗大量精力，也容易遗漏或出错。应在计算机辅助下来完成。
  根据我们的实践经验，用计算机自动检索并排定各词条的检索页码，并辅以人工上机检测，既能做到无任何遗漏，还可保证其准确无误。在人工上机检测时，有时还能发现文稿中一些不易发现的差错，易于消除某些硬伤。当然，计算机自动监测，也还是有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要注意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全部工作应在完成终校并已排成书版的电子文本上进行，如果文本还存在某些差错，或者页码尚未完全确定，就可能发生词条漏检和页码错乱的情况。
  第二，一些有多种不同称谓或不同表示方式的条目，应将它们全部列出来作为检索内容。最后才将它们合并在一起，并选其中常用的列为条目，将其他不同称谓作为条目的注解列入。
  第三，克服误检。计算机在进行自动检索时，会扩大检录的范围，比如检索人名时，会将以该人名命名的地名、单位名检索出来，如果该人名同时还是一个普通词汇，还会把用了这个词的文句列出来。再如地名“会稽”，检索时会把含有“会稽”二字的职官名、年号名、著作名等全列了出来，地名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因此，对计算机自动检索出来的页码，还要在机上进行人工鉴定。不过，由于在机上作业，鼠标一按就可跳转到相关的书页，且标明了词条所在的位置，逐一审定并不困难。与全手工排查相比，要方便得多。
  第四，关于索引本身的检索工具。
  本来，索引条目的排列遵循一定的规律，以利于检索。如《绍兴县志》的几种索引，就按条目首字笔画自少到多排列，首字相同的则按该字第一笔的“横、竖、撇、点、折”等次序排列，检索起来就很方便。
  但是，考虑到读者的不同习惯和需要，特别是考虑到那些比较完整、内容非常庞大的索引，则有必要另外设计索引工具。比如原以笔画排列的索引，可以考虑附一个首字音序检索表。而对入录条目有较大的主观随意性的索引类目，例如《目与子目索引》《主题词索引》等，为节省查检的时间，也要另外提供一种检索条目的工具。《绍兴县志》的《目与子目索引》前，就编了一个《首字检索》供查检。由于该志这部分内容不是很大，其作用还不是太明显，如果用在内容较庞大的《主题词索引》上，将是很有益的。
  利用计算机技术编制地方志索引，在本届修志中已有探索性尝试。北京东城区志的编者曾约请有关计算机专家编成一个软件，用于自动编撰志书的索引。我曾有机会接触这个软件，觉得其设计思路比较适合于一般专著的应用。本人直接参与的是《绍兴县志·索引》的编撰。我们是在手工制作了索引条目卡片的基础上介入工作的。由于条目的选定不是“在电子文本上加标志”的方式进行的，因此我们的工作从录入卡片条目开始。接着由计算机对条目进行整理、排序（按笔画多少）。在提交编者审定后，再在电子排版小样文件上统计出各条目出现的次数和位置；其后又将电子文本装到编辑部的计算机上，利用计算机能快速定位的优点，和志书编者一起逐条进行人工快速查验，删除误植的页码，最终形成各类索引的文本，交付出版。在工作中，引入了诸如“中文全文检索系统”“不同格式文本文件的转换工具”“WENDOWS下宏录制工具”等现成的计算机手段。同时也根据需要，临时制作了数种小软件，工作相当顺利。工作效率之高，为大家普遍肯定。我想，如果能将行之有效的各类现存工具和自行开发的小程序，集成为一个专业的“地方志索引编制软件”，供各地方志编撰部门使用，一定会受到大家的欢迎。地方志索引的推广，也就可能有真正有实质性的发展。希望我的梦想能成为现实。
  （原载《慈溪史志》2013年第1期，收入《秋斋论丛》下册，西安地图出版社2013年1月版）
  发挥地域文化优势推动慈溪经济社会发展进程
  周乃复
  哲学家曾做过这样一个比喻：政治是骨骼，经济是血肉，文化是灵魂。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由文化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慈溪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如何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继续走在前列？同样必须积极地发挥地域文化的独特作用。
  慈溪的地域文化是在长期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积淀、演化和发展起来的，它烙上了浓浓的慈溪色彩，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并深刻地影响着经济社会活动。充分发掘地域文化资源，扬其长，消其短，添其彩，就能成为慈溪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
  一、慈溪地域文化形成的经济社会基础慈溪的经济社会发展史，无论是经济的基本要素和产业结构的变迁，还是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斗争，都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特点。
  1.从经济活动的基本要素来看，慈溪的土地和劳动力的来源不同于一般地区。
  在三北，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是“年轻”的。土地并不像别处那样古已有之，而是新成陆的海积平原。研究表明，三北平原从距今2500年开始才逐渐形成。到公元1000年也就是宋代时，现329国道以南约144平方千米的土地已稳定成陆，并得到了开发利用。此后，由于杭州湾水动力的作用，钱塘江出海口开始由南向北摆动，出现了促使南岸成陆的新动力，三北浅滩不断扩大，成陆过程大大加速。在此后近1000年的时间内，冲积成了600多平方千米的土地，数量为前1000年成陆土地的近4.4倍。“新生”土地资源的这个特点，对慈溪经济、社会、文化的影响极其巨大，而且是全方位的。
  在三北，生产力中最能动的要素“人”是外来的。慈溪居民的来源不仅不同于内陆地区，甚至也不同于一般的沿海地区，他们几乎全部是外地的移民。童家岙遗址和乌龟山遗址证明，沿山一带最早的居民是河姆渡人和苏南、浙北的良渚人，但他们的后代并没有构成慈溪居民的主体。
  研究表明，三北成陆过程中的首批移民，是春秋战国时期自绍兴一带迁入的大批越人，分布在东安到石堰的翠屏山丘陵北麓。秦汉至南北朝时期，除由邻近地区渐次移人外，出现大批北方移民，开始呈现移民多元化趋势。五磊寺三国赤乌年间已有人修静，成为浙东地区最早的佛教寺院；杜湖已经人工整修，成为东汉时期宁绍地区九大水利工程之一；上林湖一带已是重要的陶瓷产地，仅东晋窑址就有7座；虞氏世家南朝时早已兴起，虞世南也崭露头角；石堰陈山出土了东汉三老碑，还出现了“客星”严光这样的著名人物。唐宋以后，苏浙一带成为京畿之地，迅速扩大的三北平原自然成为各地移民的聚集地，移民的原迁地进一步多元化：童姓迁自汴梁，胡姓迁自常州，孙姓迁自睦州，等等，真正地来自五湖四海。
  2.从产业变迁来看，慈溪几乎没有出现过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而始终沿着专业化生产的道路演变。
  盐是慈溪最早和最重要的商品。日本经济史学家曾论证汉字“贾”即出于“盐”。中国的专家论证“余”在古越语中，其意就是盐。慈溪平原成陆后，最初的大规模利用方式只能是制盐。随着海岸线外移，盐场逐渐向外跟进，原来的盐田经淡化改造后才用于农耕。可以说，慈溪平原的全部土地都曾经作过盐田。
  有记载的制盐始于唐，盛于宋。慈溪境内自东向西设有龙头场、鸣鹤场、石堰场三个盐场。鸣鹤、石堰二场产量，宋代时已占浙江盐产量的60％以上。到1916年，庵东盐区总面积达9.65万亩，所产海盐曾销往浙、苏、皖、闽、赣、沪等五省一市，有“浙江盐都”之称。1987年以后，慈溪盐田逐渐减少至消亡，“盐”退出了慈溪的商品经济产业链。
  陶瓷业是与盐业同时兴起的专业化生产。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慈溪就开始生产原始青瓷和印纹硬陶。随着工艺技术的积累和进步，东汉中期就在上林湖窑场率先完成了从原始青瓷到成熟青瓷的过渡，揭开了中国陶瓷史上一个崭新的篇章。越窑经过三国两晋南朝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窑业体系，上林湖作为它的杰出代表，自晚唐至北宋初的近两个世纪里，兴盛不衰，其工艺之精、釉色之美、生产规模之大一直遥遥领先于全国各大窑系，成为名副其实的唐宋瓷都。精美的瓷器不但上贡朝廷，广销民间，还远涉重洋，大量外销至亚洲、非洲的20多个国家和地区，形成了一条著名的“海上陶瓷之路”。
  3.从发展中的遭遇来看，慈溪先民经历了长期的改造自然和社会斗争的磨炼。
  捍海搏斗是慈溪人民改造自然的主要手段。三北平原的形成除了自然条件外，还凝结着先民的智慧和血汗。考古发掘证明，早在沿山平原成陆初，人们就开始围筑海塘，历史上称为“散塘”。宋庆历年间，大古塘的修筑标志着开始大规模地修建海塘。杭州湾是世界著名的强潮河口，潮位高、潮差大、潮流急，当天文大潮与热带风暴相遇时，更会出现特高潮位、潮差和特强的潮流，有着巨大的破坏力。要抵御这样大的潮患，对海塘的要求就很高，建了又毁、毁了又建是常事。就大古塘来说，宋庆历七年（1047）冬开始修筑，元大德年间几乎全部被毁，经历了340年的努力，到明洪武二十年（1387）才形成东起龙头场，西至上虞沥海乡，全长80余千米的大堤，工程十分浩大。数百年中，大古塘一直发挥着抗御海患的巨大作用。
  在以后的700多年中，随着海岸线的北移，人们陆续修建新塘、周塘、潮塘、解放塘、八塘、九塘、十塘，有的地段已筑至十一塘。千余年中，人们筑塘围涂、掘浦挖渠，寸土斗汗，艰苦创业，多少先民为之葬身大海，终于筑起巍巍480千米新旧海塘，围垦出664平方千米土地，沧海终成桑田。
  慈溪的社会斗争同样十分激烈。明嘉靖年间，倭寇几乎每年都入境滋扰，县城数次遭焚劫。明将戚继光、俞大猷、卢镗等屡建战功于境内。在抗倭中，东山头吴德四兄弟以壮勇闻名乡里，县人杜槐父子以身殉国，庶民徐经十持棍格敌，龙山乡民血战海涂，沈师桥合族与倭搏斗，战死者达数百人，有6位妇女夺刀自杀、拒辱明志，表现了舍身抗暴的英勇气概。
  近代三北更是浙东反侵略的前哨。1840年7月，英国侵略军在泥牛塘（即今四塘）登岸，并在胜山头一带大肆掳掠。浒山的著名士子沈贞召集健儿数百，随驻军同往擒获英兵，无一漏网。1861年春，太平天国军横扫浙江，当地农民军闻风响应，于10月26日攻进慈溪县城。此后太平军曾四次进军三北，与清兵和侵略者反复战斗，在1862年8月27日的战斗中，还击毙“常胜军”头目华尔。
  抗日战争时期，三北成为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一部分。相公殿打响了浙东敌后抗日的第一枪。轰轰烈烈、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期间，慈溪人民经历了难以名状的磨难，涌现了大批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
  二、慈溪地域文化的特征
  文化是经济社会的反映，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是当地经济社会特点的折射。正是独特的经济社会基础，才衍生了慈溪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文化。
  1.新生的土地和大量的移民，使慈溪地域文化更具开放性和多元化。
  越文化是三北地域文化的母体，但不是唯一的主体。三北移民始迁地以古越为主，其中包括曾在越地长期定居、接受了越文化熏陶的北方移民。但数千年来，又有相当数量的外省移民直接迁入，他们带来多元的文化成分，与三北的母文化互相竞争、互相渗透、互相融合，被逐渐吸收，使慈溪文化具有多元文化的特点。
  慈溪方言中可以得到慈溪古代移民的许多信息。对此，《慈溪县志》有较完整的记载。汉字中的许多中古音，在北方早就消失，却大批保留在慈溪方言中；一些词的古义，北方人只能依靠《广韵》《玉篇》等字书才能理解，在慈溪却还保存在日常口语中；慈溪东西两片的语言差异，则表明了历史政区的不同和居民的来源；观海卫语言孤岛的存在，又是600余年前闽籍驻军的遗响。
  慈溪古代佛教、道教和谐并存，有时还能奇迹般互相转化。金仙寺原是道观，唐时改为禅寺。佛教宗派之间，也能转换，五磊寺原属临济宗，后改为天台宗。特别是摩尼教的传播，更能凸显出外来文化易在慈北落脚的事实。该教7世纪末从波斯向东传入新疆，但因屡遭禁止，流传不广。慈溪淹浦的崇寿宫建于五代，是我国沿海仅有的四座摩尼教寺观之一，南宋思想家黄震曾作《崇寿宫记》。三北文化宽广的包容性，由此可见一斑。
  保留着来自内陆地区的民风习俗。高台阁是人们津津乐道的特色游艺。但试举目四顾，江浙各地虽多有台阁迎会的传统，却从未见哪儿有什么高台阁。而远在河北的盐山县，却有一种称为“信子”的游艺，与慈北高台阁如出一辙，同样建高阁，同样搬演戏文，同样抬着巡游，同样前呼后拥，连搬演的戏文剧目也大致相同。
  2.在开放性和多元化的条件下，慈溪地域文化具有很强的首创精神。
  清末姚剧诞生于现今的新界、高王一带。当时该地区流传有大量民间歌舞、曲艺和源自甬、绍、苏、沪地区的数十种小调，一些农民与手工业者把由移民带来的这些民间艺术综合起来，名为“灯班”。强烈的开拓精神又促使他们组班赴苏州、无锡、上海演出，与各地方剧种有广泛的交流，从中吸收兄弟剧种的音乐、唱腔和剧目，在原有浓郁的地方性的基础上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一种广受欢迎的地方戏曲就这样逐渐成熟。据统计，20世纪五六十年代慈溪西部群众曾自发组织业余姚剧团40多个，可见这一新生剧种顽强的生命力和深广的群众基础。
  民间手工艺堪称“一绝”。长河一带妇女清咸丰年间就有编席编草帽的手艺。1925年，法商永兴洋行从菲律宾吕宋采购金丝草，草编业从材料到工艺都有了创新发展，成了广受欢迎的实用艺术品，长河也成了蜚声世界的草编之乡。横河剪纸由300年前大江南北不同姓氏的移民带来，创造性地将南方剪纸的精巧、细密和北方剪纸的粗犷、大气融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特色。
  青瓷的烧制融合了南北文化。瓷器的造型，许多就仿自中原的铜器和玉器，瓷器的纹饰更是集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之大成：有佛教造像和代表佛教文化的莲花纹、摩羯纹装饰；有深目高鼻、长络腮胡须、头戴尖顶帽、手持乐器作杂耍态的胡人；有本地没有的域外动物，如千姿百态的狮子、鸵鸟等；纹饰加工用的“薄意雕刻法”，则深受北齐曹仲达画风的影响；瓷器上的堆塑作品，更是“塑画同源”，吸收了造型艺术的精华。
  文化的创新还表现在学派的形成和文艺社团的产生上。南宋思想家黄震的哲学思想最终发展成“东发学派”，影响了浙闽一代学人。清代中叶出现在鸣鹤镇叶氏族人中的白湖诗社，从乾隆末年到道光二十年（1840），前后活动了40多年，对推动三北地区甚至浙东地区的诗歌创作活动，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3.昂扬的艰苦奋斗精神和深沉的爱乡爱国情感成为慈溪地域文化的核心主题。
  慈溪先民改造自然和社会斗争的历史都发生在千百年前，它们之所以能对后世产生影响，靠的是历史文化的积累和传播。它们有的是有形的传世文艺作品，有的是民间的口传文化，它们投影在自然景物中，凝聚于人工建筑中，渗透在民俗风情中，固着在地方物产中..有达蓬山的摩崖石刻，五磊寺的寺院庙堂；有童家岙的文化遗址，观海卫的抗倭遗址；有名人严光、陈之佛的故居，林则徐的诗稿遗物等。慈溪现有多达1659种，计9000余卷的前人著作。至于三北地区的风俗民情，更广泛地渗透在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人民生活的每一个环节。
  长期积累的地域文化成果，几乎都贯穿着一个主题：通过对乡土物产、人物事件的描绘，体现出艰苦奋斗的精神和爱乡爱国的感情。抗倭是三北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民间文学有《万民拥戴戚少保》《泥鳗船显神威》《光饼、倭豆、倭刀》等10多篇故事，反映了人民对抗倭英雄的热烈歌颂和同仇敌忾的抗敌情怀。慈溪历史上几乎所有重大的事件，都有相应的文化遗存，集中起来就可编成一部反映三北社会的形象化的史书。正是这些地域文化精品，千百年来浸润着这片土地，并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
  三、慈溪地域文化的突出优势
  慈溪的地域文化是在多元移民文化的基础上，撷取了各种文化元素的优秀内容融合而成的。但任何文化都有其消极的一面，只有突出放大慈溪地域文化中奋发向上的内容，才能对慈溪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其中比较突出的优势有：
  1.开放型的性格。
  移民文化结出的最大硕果是开放性和包容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外来文化和事物的宽容态度和善于消化吸收的能力。二是外出游学、经商、任职，能十分自然地入乡随俗，落地生根。北至白山黑水，南到五指琼崖，处处有慈溪人的足迹，有的成为当地一些行业的中坚力量。鸣鹤乐氏明永乐年间就到北京谋生，以行医卖药为业，清初开办了闻名中外的“同仁堂”；民国初年，乐家人开设的30多家分号遍布全国，至今仍是全国四大药房之一。近现代更有慈溪人染指全国的航运业、造纸业、烟草业等，上海闻人虞洽卿成了宁波帮的代表。有的则漂洋过海落地生根成就大事业，吴锦堂就成为日本的大财阀。
  2.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
  慈溪近代的优秀人物站在东西文化的交会点上，努力吸吮人类文明的先进思想和成果，创造性地应用在振兴民族和家乡的伟大事业中。马宗汉赴日进早稻田大学，接受了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成为反清革命的先烈；旅日爱国华侨吴锦堂教育兴国，办出了“浙江省私立学校之冠”；杨贤江流亡日本，从事马克思教育理论的研究，成为我国最早的马列主义教育理论家；陈之佛赴日攻读工艺美术，回国后对工笔花鸟画创作做出了重大贡献，成为我国现代图案画教育的创始人；还有教育家林汉达、农学家吴耕民等无数优秀人物，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敢于开拓，善于创新。
  3.泽乡报国的从商理想。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中国儒商的重要信条，也是他们最高的人生追求。吴锦堂1905年前后已成为日本大阪、神户地区的著名富豪，表现了他个人奋斗求发展的非凡成就。但此后他大规模地投资祖国的经济建设，范围广及矿业、纺织业、运输业、金融业、农业和教育事业，他在国内的总资产已约占他全部财产的半数。此时，他的创业思想却与前期有了很大的不同，他在公益事业上一掷千金，并一再规定“吴氏后世子孙不得干预”。他用对社会的责任意识取代了个人成就的追求，他的创业动力已不是扩张他家族的财富，而是推动家乡以及国家的发展。
  4.坚忍不拔的英勇奋斗精神。
  毛泽东同志曾说：“这山北地方的农民本来是很强悍的。”慈溪地域文化中的坚忍不拔，在总体优雅柔韧的江南文化中显得更加瞩目。这种精神，表现在与大海的斗争中，寸土斗汗，历数千年不懈；表现在抗暴反侵略中，抗倭、抗英、抗日，前赴后继，不怕牺牲，涌现出数不清的英雄人物；表现在创业上，大批出身贫寒的子弟，靠着坚忍不拔的奋斗，成为商界巨子；表现在学术上，偏远海边的农民子弟，奋斗成各门学科中的领头人。
  四、慈溪地域文化优势在改革开放中的作用
  慈溪人多地少，自然资源比较贫乏，历史上是一个产棉为主的农业县，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经济社会和城乡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巨变，基本实现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由农村为主体向城镇为主体，由贫穷、温饱向小康的四大历史性跨越。单从文化的视角看，慈溪的发展可以归结为一种文化现象，是独特的地域文化优势的体现。
  1.地域文化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原动力。
  “敢为人先”，确立了先发的体制优势。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全国许多地方尚在争论姓“社”姓“资”的问题时，慈溪已经提出推进国有、城镇、乡村、个私“四轮齐驱”的发展模式，被当时的经济界称作“苏南模式”、“温州模式”之外的“慈溪模式”；1992年以后明确发展个私经济“六个不限”，率先推行企业改制，赢得了“改革先行，机制灵活”的先发优势。周巷三A集团于1987年转产扑克，1992年二次创业，提出“抓住机遇，力争五年内成为中国牌王”的口号，结果1995年提前成为亚洲第一。慈溪现有的大中型企业基本上都在类似的时间段经历了同“三A”一样的发展过程，比国内其他地区赢得了体制上的先发优势。
  “兼容并蓄”，确立了灵活的机制优势。慈溪是全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2004年底，全市工业企业2.8万家，民营企业占99.9％；实现工业销售1203亿元，民营企业完成1180亿元。从资产总值、职工人数、税金等数字分析，民营经济在慈溪经济中已占绝对主导地位。现在，慈溪的经济发展总体上呈现两方面的变化：一是大中型企业已完成改制，初步建立法人财产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组建成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和有限责任公司；二是众多的个体私营经济联合重组，逐步建立行业协会，加快了个私团块经济规范提高的步伐。在统一发展方向的同时，参与市场活动的每个个体又具有不同的市场应对机制，灵活多样的运作使企业在市场经济的大海中如鱼得水，游刃有余。
  “精工细作”，确立了领先的产业优势。资料显示，20世纪90年代以来，慈溪累计完成技改财务投入250多亿元，开发新产品5000多只，工业门类齐全，已形成纺织、机械、文教体育用品、化纤、电子电气、塑料制品、金属冶炼等30余个行业、5000多种产品的结构体系。成为继山东青岛、广东顺德之外的全国第三大家电生产基地；帘子布规模列全国第一、世界第三，铜带、微小型轴承、打火机等产品在全国乃至全球都占有重要位置。仅2004年，全市就获得各项专利800项，高新技术产值210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18％。慈溪企业家骨子里流淌的青瓷文化的传统在现代化大工业的生产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2.地域文化优势形成了有利于发展的社会环境。
  “农商皆本”的经济环境。慈溪人均耕地不足0.5亩，大部分是难以耕种的盐碱地，同时地下缺乏可以直接变现的自然资源，所以慈溪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相反，从宋代开始，经过明、清时期的发展，“务本求实”“经世致用”“农商皆本”的浙东学术思想则深深地打下烙印，绵延不绝的小商小贩终于在改革开放后形成了“千家万户办企业、千军万马奔外向”的局面。全市现共有2.5万家企业，5万多个体工商户，平均每4户就有一户经商办企业，自营出口企业总量达宁波市的三分之一。也只有这样的经济沃土才能产生像陆汉振这样年产值15亿元的农民企业家和全国农业劳动模范。
  “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如何对待“敢吃螃蟹”的人？一位经济学家曾这样分析过慈溪的创业氛围：如果出现一位成功者，在其他地域往往出现两种情况：一是盲目跟风，而更多的是嫉妒，希望成功者破产变得与自己一样贫困。但在慈溪，有跟随者，但更多的是沉下心来，分析你成功的原因，然后另辟蹊径，所谓“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如果出现失败者，其他地域也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同情弱者，而更多的是挖苦嘲笑，趁机置于死地，用打倒对手的办法扩大自己的成功。在慈溪，有同情，但决无嘲笑，反而更加沉下心来，分析原因，做好预案。在这种包容的环境下，慈溪产生了更多的商海搏击者，当然也就产生了更多能笑到最后的弄潮儿。此外，由于普遍的从商意识，慈溪较早地实现了农村劳动力的平稳转移和城市下岗人员自谋生路的问题，使企业更早地摆脱了再就业的沉重压力，走上一心一意谋发展的良性道路。
  “开明执政”的政治环境。改革开放以来，慈溪历届党委、政府充分尊重当地的地域文化特色，充分尊重慈溪独特文化基因所带来的群众的创造性劳动，并为这一文化现象营造环境和土壤。决策者们从慈溪市情出发，努力把蕴藏在群众中的发展活力激发出来，把群众首创的经验总结好、提高好、推广好。特别是在慈溪经济社会发展的几个重要转折点上，调查研究，审时度势，科学把关，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对加快慈溪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3.地域文化优势塑造了一大批具有三北个性的企业家群像。
  坚忍不拔的“四千精神”。慈溪民营企业家的成长大都经历了不少的风雨和曲折，千百年来围海造田与大自然做斗争而永不言败的文化传统，在创业早期就发展提炼成“四千精神”：用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历经千辛万苦、走遍千山万水的永不气馁、永不放弃的精神，这是慈溪企业家成功的关键。方太集团董事长茅理翔先生在广交会门口摆地摊，“突出重围”二次创业，刮起中国厨房家电“方太”旋风，都集中体现了慈溪企业家坚忍不拔的性格特征。
  灵活实用的“猫鼠理论”。慈溪的民营企业大多从家庭式小作坊发展而来，经营机制灵活，作为全国著名的配套生产基地，产生了较为成熟的产业链，民营企业家又多由诚实勤劳的农民成长起来，在长期地域文化的熏陶下，上下游企业讲诚信、重信誉，形成了资源整合的默契，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提升了产品的竞争力。在实干的基础上灵活巧干，农民企业家谙熟“赚钱就是好猫”的理论，甘于为著名企业做贴牌生产，等积淀一定的实力后再创出品牌。周巷民营企业吃掉上海“红心”就上演了一出“老鼠吃猫”的好戏。
  乐于奉献的“反哺善举”。慈溪的民营企业家大都具有身兼数职的特点，既是企业的老板，又是村里的领头人，热衷于慈善事业，社会责任心很强。他们认为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创造的大部分财富要归功于日夜辛劳的职工，回馈于社会。恒康集团设立了“恒康奖学金”，扶助弱势群体；三鑫集团在负债5000多万元的情况下捐助集体福利100多万元。从近几年的全市慈善事业来看，慈溪的大多数企业家都继承了吴锦堂、虞洽卿惠泽乡里的从商理想。
  我们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时、地利、人和”之说来总结慈溪地域文化的作用：赢改革开放先发之时，兴经济建设强势之地，育事业发展擎旗之人。慈溪独特的地域文化所体现的开放开拓、敢为人先、泽乡报国、坚忍不拔的精神，已构筑起当今慈溪经济社会发展的文化基石。
  五、继承和发展地域文化优势，为慈溪新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当今世界，文化已经成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力量。从慈溪发展的情况看，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都名列全国前茅，但今后发展的任务更加艰巨，面对杭州湾大桥带来的机遇和挑战，面对土地、资源的局限，从哪里挖掘潜力？靠什么增强后劲？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要继承和发扬地域文化优势，同时积极发掘与新的经济现象相适应的文化元素，为新的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
  1.归纳整合“三大文化”，提炼慈溪精神。
  进一步明确“三大文化”的现实意义。围垦文化、移民文化、青瓷文化表现出了慈溪与其他地域群体竞争的独特性与差异性，是慈溪地域文化的集中体现。学术界对“三大文化”的研究比较深入，各自的阐述也有一定的差异。针对当前的发展需要，我们在阐述“三大文化”的现实意义时是否应该统一突出以下的内容：围垦文化，慈溪素有“唐涂宋地”之称，大规模围塘自宋代起，至今围垦出660多平方千米土地，核心要突出“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精神；移民文化，每当重大历史事件发生，都有人向慈溪境内移民，其中规模较大的三次分别为秦灭六国、东晋南迁和南宋临安立国，核心要突出“兼容并蓄、善于开拓”；青瓷文化，慈溪是中国瓷器的发祥地之一，最早从陶器转产为瓷器，最早列为官窑，最早输出海外，核心要突出“能商善贾、精工细作”。“三大文化”的核心是移民文化。这样的论述比较符合历史原貌，比较符合对慈溪现象的文化解释，比较符合当前的发展需要。
  大胆剔除地域文化传统中的消极因素。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历史地看待地域文化，消极因素有两个方面的来源：一是过犹不及，积极的内容过分放大后产生了负面作用；二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善和对外合作交流的深入，一些在创业初期发挥过积极作用的演变成了发展的阻力。例如部分企业家“具有创新精神，但不遵守市场竞争的准则”；“精明能干，但不够大气”；“机制灵活，但喜欢劣质仿冒”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多数企业家始终不能走出“亲情经济”“家族经济”的羁绊，使遍地开花的慈溪企业家中至今仍产生不了可与吴锦堂、虞洽卿比肩的具有博大胸怀的国际知名的经济大家。今后要在企业界中开展“丑陋的慈溪商人”的讨论活动，主动解剖地域文化的负面因素在经济活动中显现出来的劣根性，引导企业接轨国际，开展第二次创业。
  在扬弃的基础上，提炼“慈溪精神”。“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同样，把慈溪地域文化中的内核、灵魂和精髓提炼出来，就可以形成“慈溪精神”。今后宣传文化部门和理论学术界要把“慈溪精神”的提炼作为一项重要的研究任务。研究时要把握一个核心、两个基点：一个核心是“慈溪精神”要具有鲜明的地方性、厚重的历史性、先进的时代性；两个基点，一是“慈溪精神”不可避免地与外地的地域精神有相通点，二是任何一种地域精神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历史的、动态的，将在今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慈溪人民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精神动力。
  2.地域文化优势要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
  启动文化保护开发工程。慈溪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要切实制订好保护规划，对历史遗迹、特色镇村加以科学保护、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上林湖、五磊山一带要重点做好青瓷文化。佛教文化的研究工作，特别是那罗延宗师的研究可以使中国佛教文化史从隋唐提前到汉末，是对人类佛教文化交流史的重大贡献；海塘一带要做透围垦文化的研究工作，尽快把《海堤记》的工作落实好；达蓬山、伏龙山一带要做好移民文化、宁波帮历史文化的研究工作。其次，要积极发掘慈溪丰富的民间民俗文化资源，做大一批民俗民间艺术项目，如三北农民画、天元故旧家具、长河草帽、横河剪纸等，重塑老字号文化品牌，以品牌开拓市场，带动产业发展。
  广泛宣传慈溪的地域特色文化。当前的地域文化研究呈现两头关注的特点：各级政府官员关注，学术理论界关注。今后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把地域文化研究的成果从象牙塔里请出来，使之真正成为全市人民继往开来、开拓奋进的强大精神动力。要坚持把教育放在第一位，通过理论研究、文学创作、新闻宣传的多种形式，使广大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能感受到慈溪独特的地域文化的感染和熏陶，自觉融会于改革发展的实践活动中，成为一种“文化基因”。
  各地要加强本区域、本系统文化精神的研究开发。从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中，我们看到，现代社会既没有纯粹的经济活动，也没有纯粹的文化活动，文化要素是产品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文化资源是企业发展的重要资源，文化素质是劳动者的首要素质，经济活动中注入的文化内涵越多，产品的附加值和劳动效率越高，企业的凝聚力越强。方太集团认为现代企业的竞争已从原始积累转为文明的较量，提出以“让家的感觉更好”为核心，产品、厂品、人品“三品合一”的企业文化战略，在企业发展中贯彻实施并取得了成功。希望各企业以此为借鉴，加大对企业文化的研究工作。
  3.与时俱进，赋予地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
  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指导。先进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先导和旗帜，慈溪的地域文化是社会实践的产物，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逐步积累、扬弃和提炼出来的，是具体的，也是发展的。我们今天研究地域文化，目的就是发挥文化的引领作用，把教育人、引导人、激励人作为首要任务。所以，新时期研究地域文化要以马克思主义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用科学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充实到慈溪地域文化中，使慈溪地域文化在具有强烈的地方特色的同时，更加具有先进性。
  吸取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当前，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慈溪市作为沿海开放城市，不仅参与经济领域产品和资本的流动，更在有意无意地参与全球化的文化信息的传播互动。在对外交流中，不仅要宣传慈溪独特的地域文化，更要注重学习和吸收其他地域的先进文化理念，如“合作双赢”“平等博爱”等，使慈溪的地域文化更加具有时代性。
  融入大桥经济时代慈溪人民的新创造。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建设，将给慈溪带来区位的变化、地位和作用的提升，使原本精致小巧的江南一隅展示出恢宏大气的一面。在这样一种崭新的经济社会条件下，慈溪厚重的文化底蕴与现代文明的融合已初露端倪，慈溪的地域文化将更厚重、更现代、更开放。我们试着归纳这种新的地域文化的内涵：包容、创新、智慧、精明、务实、诚信、合作、双赢。这是以慈溪“三大文化”为底蕴，融入大桥经济新元素的文化，将使慈溪的地域文化更加具有创造性。
  地方性、先进型、时代性和创造性将构筑起慈溪大桥经济时代崭新的地域特色文化，为21世纪慈溪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原载《慈溪史志》2011年第2期）
  中国类书的特色与方志文献数据库的开发
  周乃复
  本文是在日常使用中国古代类书及其电子版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方志文献数据库建设设想，所指的方志文献只指传统地方志，不包括易于实现数字化管理的现代地方志。对于计算机软件的开发，也只从用户的角度提出希望实现的功能，有待于软件工程师审定其可行性。
  一、一个设想的提出
  地方志文献的开发利用，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两方面的困难：首先是志书的总体规模极其庞大，古代志书就已汗牛充栋，新编志书之多更有人以“铺天盖地”来形容①，人们要在这样庞大的书海中搜寻几条资料，实在是大海捞针、极其困难。其次，地方志资料中虽有无可替代的独家信息，弥足珍贵，但它们常常鱼龙混杂，考证、确认都相当困难，用起来不免战战兢兢，难以放心；谭其骧先生在“地方史志不可偏废，旧志资料不可轻信”的演讲中，就曾对此作过深入的论述②。解决上述困难的传统办法，一是编制各类索引来化解资料的检索问题，二是通过校勘、考订提高资料的可信度。另外，我国有一种处理文献资料的工具——类书，则能同时兼顾到这两者。可惜因为地方志文献的规模实在太大，而且良莠不一、体例各异，以至除一些综合性类书也兼收部分地方志资料之外，始终未能出现专以地方志为资源的专门类书，使方志文献的利用始终受到局限。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实现方志文献数字化、建设方志资料数据库的问题被提了出来，让人们看到了彻底解决困难的前景，加上《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四部丛刊》等大型丛书、类书电子版的先后问世，更使这种呼声日益强烈，人们期待的方志文献的数字化工程有望提上议事日程。
  但是，方志文献的数字化与大型丛书、类书的数字化相比，确有更大的开发难度。一方面是如此巨大规模的纸本地方志，要录入成为计算机文本数据，需大量人力、财力和漫长的时日，而且很难保证质量，可行性很低；另一方面，丛书、类书是已编成成品的著述，有其比较完善的编排结构和体例，入选的资料也已经过编者的校勘、考订和整理，而地方志书的集合却只是杂陈的原始资料，不经整理、鉴别、解析分类编辑，就无法像对待丛书、类书那样简单地通过扫描、录入就可以完成。因此，要将方志文献数字化，似乎首先得仿照《古今图书集成》，编出一种《中国地方志集成》，然后才有可能；但编地方志集成也工程巨大，要立项开发大约也不现实。因此，在全部录入现存地方志著作和新编一种地方志的专门类书都还不可能的情况下，要实现方志文献的数字化，为读者提供一种实用的方志文献现代化管理使用工具，就只能采用原件扫描录入，在页面上加主题标引的办法来解决。为此，笔者对传统类书及其现代电子版特别是《古今图书集成》的各种电子版进行了对比研究，产生了一种分工实施的设想，即由地方志部门设计一种方志数据的编排结构及其明细编目，作为方志数据处理的统一标引词系统；再由各地、各单位对各自需要的地方志按此标准进行数据加工，制作成以单部地方志为单位的独立数据；另由计算机专业人员根据地方志数据的结构特点开发地方志文献管理系统，提供给中央以及地方、单位；最终由全国或各地区、单位将所需的地方志数据单元纳入各自的方志文献数据库管理系统，实现不同层次的方志文献计算机管理。这样做，既符合数据库系统对入库数据要独立于应用程序之外的要求，又能将庞大的数据加工分散到各地、各部门甚至个人分头完成，应该是一种实际可行的办法。现不避浅陋，将此想法写出来，望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
  二、传统类书检索功能对开发索引数据库的启发
  将上述设想与已出版的那些丛书、类书电子版比较，其明显的不同在于类书、丛书电子版因文献已转换成文本，采用的是以全文检索为核心的检索技术；而设想中的方志文献数据库则因无法实现文本转换，采用的是在页面图片上加主题标引的检索技术。检索的结果，前者可以文本、原页面两种方式呈现，后者只提供原文献的页面图像。比较两种检索技术，其实也是各有长短的。基于全文检索技术的查询，有很高的查全率，而且事先不必作任何标引，但其结果却并不能按查检者的希望作有序排列，而当检出结果极其庞大时，查检者仍只能望洋兴叹。而按标引检索，虽事先需大量艰辛的标引作业，但只要标引词群的设计比较完善，查准率却会很高。对于这种方志文献数据库来说，设计好数据的组织结构和标引词系统就是关键的环节。有了这个适合于全部方志文献的索引数据库，一部地方志的入库，就只需原书扫描和在扫描件上做出标引即成。
  在对传统类书的体例和使用标引实现检索的电子版古籍的对比研究中可以发现，类书的编目体系，非常类似于我们设想的方志文献的索引数据库，我国千余年来的类书编纂经验，对我们的创编工作，无疑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因此，我们先来看看传统类书与此相关的一些特征，以便进一步展开思考。①
  我国自曹魏时编纂《皇览》开始到清代，曾编纂大量的类书，仅《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的就多达282种（包括收录和存目）之多，是我国特有的文献利用的有效工具。不用说清代那些从事古籍治理的学者，全都视《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等为研究的必读书；就是当代的学者，也常常通过传统类书来发掘研究资料。著名史学家黄仁宇撰写《明代的漕运》所采用的大量地方志资料，就有许多是通过相关类书找到的。他说：“在明代当时的资料中，各府州的地方志常常为社会研究提供了许多线索。这些地方志所包含的一些资料，在《古今图书集成》和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中都能找到。”②而《古今图书集成》和《天下郡国利病书》正是综合性或专题性的类书。传统类书这种检索并且直接提供资料的功能，是以下数方面的特点带来的。
  首先，类书在其设定的范围内，力求穷极文献。这种求全求备的要求，用现代数据库的概念来看，正是提高查全率，防止资料漏检的基本前提。历史上的许多类书就是为了求全，曾一再被重编、续编、增编。萧衍诏修《华林遍略》，是为了在内容收集上超越刘孝标编的《类苑》，使收录资料增加了数倍；武则天敕命在《修文殿御览》《文思博要》的基础上编成《三教珠英》，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而白居易的《白氏六帖》，唐宋间更有多种扩编、续编本问世。至于传统类书中出现的那些漏编之处，也常被人诟病，如我国现存最早最完备的唐代类书《艺文类聚》，就因其“山”部所收五岳不全，被视为瑕疵。显然，方志文献索引数据库的编制也必须要求全求备，使能适合所有方志文献。
  其次，类书采用分类编排资料的体例，而分类又力求符合人们的传统习惯，便于检索。中国传统的综合性类书，采用古代哲学的天、地、人、事、物的分类体系，类下再分部分目，目内又按要论、事实和诗文等多层排列，其下则依时序展开。这种分类虽与现代科学分类有很大的不同，但对于有传统文化素养的学者来说，检索起来还是相当方便的。在类书的长期发展中，体例上又曾有很多的探索和创造，例如（隋）虞世南《北堂书钞》采用文献原字句作条目，下列出处、上下文、注释等；（唐）《艺文类聚》开始注意事、文并重，“事居其前、文列其后”，而且采用了参见法；（宋）《事物记原》和《山堂考索》精于考证，“原其始，推其自”；《韵府群玉》创按韵编排；（元）《册府元龟》始设总序、小序；（明）《三才图会》始配图谱；（清）《渊鉴类涵》在类下设统一栏目；等等。到清雍正《古今图书集成》，达到传统类书最完善的体例设计，采用经纬交织的结构编排，经线上用“汇编”“典”“部”三个等级排列，到“部”一级，又按汇考、总论、图表、列传、艺文、选句、纪事、杂录、外编等纬目编列资料，形成独有的经纬网格，将包罗万象的资料纳入相应的网格之中，各得其所。
  这种细分类目的有序编排方法，非常利于资料的检索、发掘，是按文献目录去找资料的办法无法比拟的。譬如我们想在新编《绍兴县志》①中查找有关陆游的资料，按目录查就只能从《人物编》中找到“陆游传”，不过是一篇近千字的简介。而如果从该书的电子版中检索②，就会在“陆游”条目下，出现来自《绍兴县志》的35条资料，总字数将多达近万字，它们分别来自该志的人物、史略、民族、镇乡、交通、城乡建设、农业、历史名产、民政、文化、卫生、体育、文物、风俗、进士名录、插图等16个部分的35个小节中，检索所得的覆盖面很大、漏检率极低，极利于研究的深入。我们在编制方志文献索引数据库时，应充分吸收类书在这方面的经验，编出符合地方志特点的索引词系统。
  第三，人们常说类书是百科全书式的著作，这指的仅是其知识含量像百科全书一样广泛，无所不包。其实从著述的性质来看，类书与现代百科全书是完全不同的。百科全书是一种著述，由编著者分门别类地撰文介绍古今百科知识；类书则是文献资料的分类汇编，列出的是文献原作的摘录。正因此，我们可以通过类书，摘录出古人著作中的有关文字，作为讨论的依据；而通过百科全书虽然可以了解一本古人名著的主旨，却无法原原本本地看到原件的文本。类书的这种原样分类保存文献内容的特点，带来了它重要的无比优越的功能，使一部某时期的优秀综合性类书，成为该时期全社会尚存文献的总索引，并直接提供检索结果。
  因此，类书的编纂十分讲究注明资料出处和忠实于原文献。如《白氏六帖》原本注文简略且不注出处，（宋）晃仲衍就一一考证出处，加以详注；又如（宋）《太平御览》所引资料，常杂抄自前代类书，就产生了不少重复、错落和讹谬之处，可信度大大降低，人们引用时就十分警惕。在这方面，方志文献数据库应充分加以继承，并努力有所发展提高。
  第四，类书中同主题资料的集中罗列，彰显了不同文献对同一事物的不同记述，其作用除检索之外，还有提醒读者注意考证辨别的作用，有时还能直接从中甄别出真伪，起到初步的校勘作用。例如关于上海建镇的年代，“方志上共有三种说法：嘉靖、万历《上海县志》等的宋末说；清初的方志和《大清一统志》的绍兴中说；嘉庆《上海县志》的熙宁七年说。”①研究者如果仅查到某一志书，就不假思索地引为论据，就会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但若能将它们编入类书中，读者在查阅沿革部分“上海”条时，就能同时见到三种说法，引起查考者的注意，就会像谭其骧先生那样经过细致、严密的考证，从中选定正确的资料。谭先生的文章中，还引用过地震历史资料编委会1981年第4期简报上的两则因转抄致讹的例子②。其一说乾隆《邵武府志》载：“康熙六十年辛丑，光、泰旱。建宁地震。”而光绪《邵武府志》转抄时却漏了一个“旱”字，结果在光泽县、泰宁县和建宁县条下分别记上了“（康熙）六十年辛丑地震”。将一个县地震记成了三个县地震。其二说（顺治）《高淳县志》记有“顺治七年庚寅地震。八月十日恩诏，民间拖欠钱粮，前诏已免元、二、三年，今再免四年”，而（康熙）《高淳县志》却记成了“顺治七年庚寅八月十日地震”，把下诏的时间误作为地震的时间，还造成了纪时上的矛盾。试想，如果上述这两例不同的资料，能同时放在一起，其转抄造成的差错，不就能立即发现了吗？类书的这种分类集中资料的办法，确能起校订差错的客观效果，这在方志文献数据库中也应是完全能实现的。
  第五，类书的编纂，处处注意为使用者服务。不说诸如虞世南的《北堂书钞》、白居易的《白氏六帖》、元稹的《类集》、李商隐的《金钥》等文辞类类书，是完全为文人赋诗作文做参考；其他如《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古今图书集成》等综合性类书，《兔园策府》《事林广记》等日常生活类书，《玉海》《源流至论》等科场应试类书，等等，莫不有明确的服务对象，努力适应不同人群的需要，努力迎合他们的查阅习惯。地方志文献数据库的设计也须注意这点，而不能仅仅从编著者的方便出发。
  总之，中国类书因其穷极文献、分类编纂、集中类比和注意考虑使用者需求的特点，使它成为一种广受欢迎的文献利用工具。方志文献数据库的设计应充分继承并力争超越，使之成为更优秀的方志文献处理工具。
  三、类书经验在新的条件下需灵活运用
  传统类书毕竟是知识系统还未现代化的封建时代的产物，在政治、哲学观念上，在知识体系的科学化和信息处理技术的计算机化上，都存在巨大的差距，因此在具体继承利用时，应根据新的条件加以改造、变换和提高。
  1关于方志文选索引数据库的建立，主要是索引词的选择和分类问题，要兼顾现代知识分类体系和传统方志文献的规范，并参考历代类书的丰富经验重新设定，要既符合现代划分规则，又不完全脱离传统地方志的习惯，需要进行深入的专门研究。而广西师范大学开发的《古今图书集成》新版提出的“标目式多字段索引数据库”及其具体分类，可作为重要参考。另外，还有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也要加以考虑：一是知识门类间存在着大量的交叉现象，该如何处理归类？我以为采取“互见”的办法比较好。这既能反映客观存在的学科间相互交叉、互相渗透的情况，又可避免漏检问题的产生。采取这种办法，在纸本资料上会增加大量的重复，而且一不小心还会产生数据不一致的错误，这在传统类书中几乎无法避免。但在计算机处理中却不会发生问题，因为检索时调用的是库中的同一文件，不会违反数据库的数据一致性和控制数据冗余的基本要求。二是列在目下的资料，要不要再分层次，分成怎样的层次？在传统类书中，《太平御览》在类下以经、史、子、集分类排序；（宋）《全芳备祖》则在每一植物下分事实、赋咏、乐府三“祖”，各“祖”下又分若干小类，如“事实祖”下分碎录、纪要、杂著三类等。《古今图书集成》，前面已提到是在部以下又设汇考、总论、图表、列传、艺文、选句、纪事、杂录、外编各类，其中外编所录，为荒唐难信的记事。看来这个办法有必要继承下来，使数据库标引词群也呈经纬交织的结构。至于如何分，分哪几层，也需要另行深入讨论。
  2.设想中的数据库以单页页面图片为数据的最小单元，这当然是缘于地方志资料不易文本化的局限，但却有对原文献绝对忠实的长处，使之成为一种名副其实的源数据库，使用者一旦检索到了，就无须查找原书核对。这优越性是传统类书无法实现的。尽管传统类书十分注意这一点，但要真正做到却很困难。这种检索结果的呈现方式，还可以实现上下翻页，使该文字片断的上下文、文下的考订评注、作者对该内容的使用角度、资料在书中的正确位置，甚至该书的版本状况、全志序跋等都可一一查阅，可避免对资料的误读和曲解，与类书的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状况完全不同。当然，地方志文献的页面录入，还要注意采录的版本必须严格选择，有版本留存的地方志不能为贪方便，从类书中采集；从类书中采入已失传的地方志资料，要另加标志，等等。这里就不展开来谈了。
  3.在采录文献资料时，不能简单、粗暴地舍弃那些编者认为是荒谬、错记的材料。检索结果只是同一主题资料的集合，对资料的对错，数据库的编者毋庸评判，那是查阅者的事，不必代庖。采取这种态度是因为编者不是全能的，不可能对所有领域的事都做出准确的评判，硬充全能智者，反而会误导读者。一些在当时甚至现代科学也还无法解说的事，在文献中会有显然不科学的记述，但这并不能说明该事实的不存在；而且即使是确实错误的资料，你认为毫无意义，但在别人却可能从另一角度看到最真实的事态。谭其骧先生从《丹涂县志》那完全不可信的历史人口数的记述中，看出了明代“土地兼并严重，吏治日益腐败，册籍欺隐日甚一日这样一个普遍的弊病”，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①
  4.但是，我对上一条的认识，也有一个保留，认为方志文献数据库中可以提供一种符合当前学术水准的比较正确的参照。这个想法是在运用一些丛书、类书电子版时产生的。从综合性类书中查找地方志的资料，会同时出现经书、正史中的相关文字，觉得很有帮助：有时在比较中发现了地方志对正史的补充和匡正，地方志资料的价值立马得到提升；有时则看出了地方志的记述是靠不住的，能防止据以做出错误的判断。因此，笔者在采用地方志的资料时，就常常到著名类书、丛书或正史的电子版上去检索一下，看看经书、正史中怎么说，以便确认或加以订正。
  这让我联想到应该在地方志数据库中纳入《辞海》或《中国大百科全书》这样的代表当前知识水平的工具书的资料，作为一种参照供读者参考。其调阅的方式，可参考《四部丛刊》电子版的做法。它是将《康熙字典》等字典作为辅助资料纳入，当完成检索后，如检索者将鼠标移到页面某一文辞上，计算机屏幕上就会跳出一个窗口，窗口中显示的是字典中对这个文辞的释文，非常方便、实用、可考。在地方志文献数据库中如果也能用这种方式，显示相应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或《辞海》的条目内容，应该会有很大的帮助。
  5.我国传统类书有努力考虑使用者的要求、处处注意为他们服务的优良传统，应努力继承发扬。地方志文献数据库的数据结构和标引词系统即索引数据库的设计，特别要主动听取各专业界的意见；他们的需求和意见是设计的最主要的根据。联系到地方志界存在的那种重在自评自赏，较少主动听取业外专家意见的情况，似乎更应特别强调这一点。
  从传统类书及其电子版的使用中受到启发而想到的这个方志文献数据库的设想，不仅在理论上是可行的，而且客观上也已具备开发的有利条件。
  在数据库管理系统的设计方面，近年来已经开发出许多文史类的古籍数据库，如大型古籍全文数据库《国学宝典》（首都师范大学电子文献研究所）、全文版《四部丛刊》（北京书同文数字化技术有限公司）、《四库全书》（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廿五史”（青苹果数据中心）、维普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重庆维普资讯有限公司）、万方数据资源系统（中国科学技术信息所）、《古今图书集成》（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广西金海湾电子音像出版社版、台北故宫博物院版等多种），创造和积累了丰富的开发经验，足以对付并不十分复杂的方志文献数据库管理系统的开发。
  在地方文献资料的数字化方面，因为只需实现原件的扫描，更没有多大的难度。而且目前已完成扫描录入的地方志已很多，单从浙江来看，笔者收集到的就已有64种，占比已经不小。
  作为本设想关键环节的标引词系统的设计方面，我们有类书的丰富经验的启发，有各类地方志索引可做参考，特别是广西大学文学院近来公布的《古今图书集成索引》2.0版，被认为“在索引工作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世界汉学索引工作中达到了先进的水平”，也可以拿来学习、参考，开发起来也不至于非常困难。
  我由衷地吁请大家对此设想的可行性进行讨论，共同推动方志文献数据库的早日建成。
  （原载《中国地方志协会首届学术年会首届方志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12年9月版。篇首原有“内容提要”和“关键词”，篇末原有“参考文献”，均略去）
  再论方志地图的特征及其制作
  周乃复
  新编《慈溪县志》出版后，我曾以《方志地图的特征及其制作》（下称前文）①为题，总结了《慈溪县志》地图的制作体会。在二轮修志中，我又承慈溪市地方志办公室之邀，承担《慈溪市志》地图的编辑工作，对方志地图的特征及其制作，有了一些新的感悟。现略述如下，作为对前文的补充和发展。
  一、关于方志地图的特征
  对于方志地图的特征，前文曾联系一般地图的特点并从方志地图的特殊需要出发，在与方志文字叙述的对比中，分析了方志地图内容的广泛性、图型的多样性，及其反映事物变迁的多种手段和地图在志书中的编排方式等主要特点。这次编辑《慈溪市志》地图时，又认识到一些更为重要的特点，对某些特点的重要性也有了新的认识。
  首先，认为方志地图有志、录、记、表、传等文字记载无法替代的作用，不能将它仅仅视作文字的附庸，更不能把它看成为志书的装饰。
  地图学的常识告诉我们：地图是按照严密的数学法则，用特定的符号系统，将地球空间事象用二维或多维、静态或动态的可视化形式，以抽象概括、缩小模拟等手段标示在平面上，用来反映相关事象的时空分布、数量质量特征及相互关系等信息的一种图像。严密的数学法则、科学的地图概括和特定的符号系统，三者保证了信息保存和传输的科学性、准确性及形象性。地图的功能很丰富，人们通过地图阅读可了解有关事象的空间结构与时间过程；通过地图量算可获得各种计量数值；通过数理统计可获得各种变量及其变化规律；通过地图上相应要素的对比，可认识各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通过不同时期地图的对照，可认识各事象的演变和发展。因此，地图能在分析规律、综合评价、预测预报、决策对策、规划设计、指挥管理等领域发挥独特的作用。
  由于上述功能是以事象的空间分布图形为依托实现的，因此无法被文字描述所完全替代。因为，正如陕西省测绘地理信息局高级工程师陈蕴奇先生指出的，“人对图形符号所含信息的判读远快于逐行逐句地理解文字描述。地图是图形符号的集合，因此是人类认识、了解世界的有效工具。”因为，“依靠文字描述来辨识具有位置、状况变化，空间相对关系的事物，则须在头脑中建立一个心象地图（中科院院士高俊所提出的）①。人的认知水平决定了这心象地图建立的质量，知识与文化直接影响着认知能力。如果认知能力有限的话，就很难准确建图，从而无法获得有用的信息。”可见地图在反映、承载、传输信息中，确有其独特的长处。
  第二，形象地反映事物发展的历时现象，是方志地图的重要特色。我们知道，翔实地记载断限内事物的发展变化，是地方志编纂的重要任务，所谓“纵不断线”，强调的就是这一点。因此，方志地图除须提供有共时特征的静态地图，以反映某一时点的地物空间分布状况外，还需提供反映地物历时变化的动态地图，以反映事物的发展变化。为此，我们在《慈溪市志》中安排了15幅能较好地反映事物历史变化的地图，占全套67幅地图的近四分之一。
  这批地图采用三种不同的设计制作方法，灵活多样，生动活泼。
  一是罗列多幅不同时段（或时点）的二维平面图组成系列，以表现历时情况。如编绘1987年、2011年的政区图和2010年的卫星影像图，反映慈溪政区的变化；用3幅不同年份的人口年龄塔形图，反映不同时点某一人口的年龄和性别构成；用两个年份的农业产业分布图，反映慈溪1987年后大规模的农业产业调整的情况。
  二是在二维平面图上增加一个时间维度来反映事物的历时变化。其中用色块与注记相结合来表示的有《慈溪县（市）1954—2011年境域变迁图》《慈溪市城市发展进程图》，前者可按图例的说明拼组出不同时期的慈溪县（市）的境域边界；后者可通过不同的色调，辨别慈溪市3个年代的城镇建成区大小。这种方法应用在黑白地图上，则改用线条分块的办法，如《慈溪市盐场沿革图》《慈溪市海岸演变示意图》《慈溪市成陆围涂示意图》等。另外，有用曲线表示进程的有《慈溪市1949—2011年人口变化曲线图》，用年份注记表示时间的有《1988年以来影响慈溪市气候的主要热带气旋示意图》和《慈溪市革命斗争遗址分布图》，前者用线形加年份注记标明历年15个热带气旋的行进路线，后者用图角附表注明遗址的名称和事件发生的时间。
  第三，方志地图能以较小的篇幅容纳繁复众多的信息，有既概括又具体、精确，既抽象又形象、生动的特色，能大大增加地方志的信息容量和可读性。现举二例以证明。
  譬如《慈溪市交通图》，标出了域内的全部公路、铁路和通航河道，其信息量非常密集。仅拿公路来说，每一条公路都标明了起讫点和走向，能用比例尺计算出长度，用量角器量出每处弯道的转角和弧度。另外，还可通过其线形（双线还是单线，线的粗细浓淡）了解其所属等级，从而清楚其路面、路基、附属设施的状况；可从它穿越河流及城镇的数量了解沿途所经站点、桥梁；从标注的收费站、加油站、检修站等，了解沿途的服务设施；从与其他公路的交会情况，显示其在交通网络中的地位。如果再能联系志书中的地质、地势等地图来阅读，则还能了解该公路路基下的地质情况和它穿越地带的地貌特征，对车祸及自然灾害多发地段提出警示；联系所经地域的人口密度、经济物产、旅游景点、文物古迹等地图资料，可了解该道路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意义，等等，信息量极其巨大。
  再如《慈溪市学校分布图》，将全市中心小学以上的所有学校都标明在图上，这是数百万字的同级县（市）志都没有实现的。而且，当你解读某所学校时，你完全可以联系全志图文来了解该学校的诸如地理位置、地形地貌、气候特征、人口密度、交通条件、周围建筑、邻近工业企业及农业主产、周边旅游资源、重要历史人物、邻近的教育基地等，几乎可据以写出一篇内容充实的学校环境介绍。一个点的精确的空间位置，在有一整套地图配置的志书中，就有如此丰富的信息含量，上百个点密集在一张图中，所容纳的信息就十分令人惊叹了。
  第四，方志地图是志书现代化最鲜明的标志。
  如何实现地方志从内容、形式到编纂方式的现代化，是方志界十分关注的问题。新方志编纂已取得的丰硕成果，正是方志指导思想、编纂理论和编纂手段逐步现代化的结果。而目前还存在着体例创新的不足，数据的收集、检测、加工和表达手段的陈旧，等等，也正是现代化改造不到位产生的弊端。
  方志地图的编制，既符合现代地理学的先进理念、科学方法和表达形式，也必须贯彻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和《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编绘规范》《城市测量规范》《地图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通用符号》《专题图编绘作业指导书》等国家标准，对旧方志的地图编纂进行全面的现代化改造。于是，在资料收集中运用现代测量技术和卫星遥感摄像成果，并辅以实地踏勘；在资料加工中引入地图学概括、抽象方法和相应的数学模型；在数据的记录和表达上，用可计量的平面图反映事物的空间分布和相互关系，用注记符号和文字记载述其属性，并在二维平面图上增加一个时间维度，使静态形象动态化，以反映地物的历时变化；在成果传播方面，除提供纸质出版物外，还可提供数字出版物，并能加载在地理信息系统中供互动利用。总之，不管是最终成果还是编纂过程，方志地图完全实现了现代化的要求，成为地方志书中最现代化的内容，成为新志书现代化的鲜明标志。
  慈溪市两轮方志地图的编纂证明，方志地图是一种适用于地方志记载、存储、传输地情资料的，集概括、抽象、形象、精确于一身的现代载体，应在地方志编纂中具有重要的地位，绝不能忽视。
  二、关于方志地图的编制程序
  方志地图的编制流程，前文概括为制订编图纲要、绘制地理底图、收集编图资料、编绘样图、组织地图审稿、提请省测绘行政部门审批、进行评审后加工、提交出版等步骤。编制《慈溪市志》地图时，基本按此流程实施，但在如下几方面作了大的改进，对方志地图的质量提供了保证。现简介如下。
  第一，《慈溪县志》的地图编图纲要，是在县志初稿基本形成后开始制订的。这次编《慈溪市志》地图，则提前到与市志编纂同步进行，在印发市志纲目时，同时印发编图纲要，以征求意见。这样图文同步进行，能使图文的配合更加密切，地图的设计得以随市志纲目的不断调整而变动，入图资料得以随文字内容的不断丰富、核实而充实。而且，由于地图制作起步较早，在市志全稿提交初审时，即能提供全套地图样稿，有利于扩大审图队伍，提高审图效果。参加市志初审的浙江工商大学王志邦教授，就曾对市志地图逐幅提出修改意见，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
  在进入志稿深加工时，市志分编手上都已有全套地图实样，能据以核对资料，切实解决图文矛盾问题；还可以深入考虑图文互补问题，以更高的标准处理图文关系。地图制作虽然是十分专业的工作，但吸引掌握确切地情资料的全体文字编者，参与地图注记、符号的核实仍十分重要，这正是提前开始地图编绘带来的好处之一。
  《慈溪市志》历经三审三改，从纲目到具体文字有大量变动。由于图文编纂是同步进行的，地图也就亦步亦趋地得以调整。不仅有两张地图就因缺乏相关文字记载而裁撤，有两张地图则因文字内容十分突出而予增加；当市志下限由2008年下调为2011年时，又根据文字记载的变化，对全套地图做了全面修改。全套图件也因此能在文字稿完成时提交出版。
  第二，地理底图是用于编绘专题地图的基础图，是专题内容在地图上定向定位的地理骨架。地理底图的编绘须以实地测绘的大比例尺地形原图为依据。①《慈溪市图志》的地理底图采用省测绘与地理信息局提供的1∶
  10000分幅地形图作为依据。但这大比例尺地形图编成于20世纪80年代，而此后慈溪地域没有进行过全面的实地测绘，虽然可以用慈溪历年的政区图参考调整，但毕竟不是很靠谱。为此，慈溪市地方志办公室向浙江省测绘与地理信息局申请，购入了两套采集于2010年3月的卫星影像图，即全境域分幅图8幅、城区分幅图8幅（前者的分辨率较低，后者的分辨率较高），一方面提供给制图单位作为调整地图下限的参考资料，一方面留作市志编辑人员，作为核实资料的依据。这套影像图，购入时已经过省测绘与地理信息局的技术处理，已作了保密处理，重要地物已有标注，比较适合非地图专业人员的辨识。我们这种以全套影像图为依据来调整地图资料下限的做法，方志界使用少见，建议大家能够采用。
  第三，地图编制出版，须经国务院或地方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审核，并取得相关的行政许可。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编制出版管理条例》第十八条规定：“出版或者展示未出版的全国性和地方性专题地图的，在地图印刷或者展示前，其试制样图的专业内容应当分别报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审核。”
  从目前方志地图的编制出版情况来看，不少地方志部门对此相当忽视。我查了查已出版的许多地方志，发现大多没有标明其地图的审核号，大概也没有取得过地图出版的行政许可。我以为，这正是目前一些方志地图不够规范、质量不够好的重要原因。陈桥驿先生两次参加全国性的方志工作会议，曾两次就方志地图问题发言：1988年指出了“许多部新志中所附地图的错误，有的甚至错误百出”；1997年又感慨地说，“眼看许多从内容说可以评得上奖的志书，却又因为地图的错误而落选”。②我想，这些地方志地图，如果在出版之前依法送“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审核”，错误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况的存在，一方面表明不少地方志编撰者法制观念淡薄，不自觉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编制出版管理条例》；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测绘行政管理部门的不作为，不对违反条例的行为做出追究，这都应该引起注意。
  测绘行政管理部门的审核内容，包括保密内容的处理和县级以上境界、
  乡镇级以上名称、国省道以上城际道路和POI兴趣点①的审定。审核后由审
  核单位发给《测绘与地理信息数据保密处理报告》《测绘（地图）技术审查意见》和《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批给一个地图审核号，同意在按地图技术审查意见作全面修改后交付公开出版。就《慈溪市志》地图来说，省测绘与地理信息局有关技术部门对慈溪市卫星影像图从5个方面作了保密技术处理，其他地图经技术审查，提出了7个方面的修改意见，包括注记的缺漏和位置错误，特殊地名的字体、字号以及各图间几处表示方法和注记的不统一等问题。修改数量虽不多，却关系到图志地图的规范化，相当重要。在《慈溪市志》地图的编制中，图幅的设计也考虑到审核的问题。如《1988年以来影响慈溪市气候的主要热带气旋示意图》，原设计标在世界地图上，包含了每个热带气旋的形成、发展、消失的全过程。但这样的地图，按规定需报请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审核，为此改成小范围地图，其效果并没有变差。慈溪两轮修志的地图，都通过了省测绘行政部门的审核，但在《慈溪县志》中，未在适当位置标注审核号，是个遗憾。
  （原载《慈溪史志》2014年第4期）
  关于二轮志书的索引构想
  童银舫
  一、已出志书的索引种类及篇幅
  第一轮修志时，索引并未引起重视，县志编索引的很少，即便有，也很简单。我查了一下本办收藏的浙江几部县志，除了《慈溪县志》，只有《安吉县志》和《新昌县志》。《安吉县志》索引占24页，分主题索引、图表索引2种；《新昌县志》只有人名索引1种，占11页。在地市级志书中，《宁波市志》和《绍兴市志》编有索引，《宁波市志》分文字索引、入传人物索引、图表索引3种，占55页；《绍兴市志》专门编印了一册索引，420页，分目与子目索引、人名索引、地名索引、艺文志著录书目索引、图照索引、表格索引，共6种，并附主要参考书目，这是第一轮志书中最为详尽的一本索引。
  第二轮志书基本都有索引，现依出版先后列表如下：
  注：1.《浦江县志》要目索引2452条，人名索引1011条，地名索引3577条，表格索引427条，图片索引662条，共8129条。
  2.《天台县志》和《常山县志》图照索引下分志首、编首、随文3种。
  二、索引编制人员参与索引编制人员的数量，目前只有两本志书有记载，一是1996年版《绍兴市志》，12人；另一本是2010年版《建德市志》，6人。
  三、索引检索方法
  索引检索一般分为笔画和音序两种，绝大多数按笔画为序，而图表则基本以页码为序。《天台县志》图照索引按拼音顺序排列，其中志首图照和编首图照按页码顺序排列。《常山县志》志首图照和编首图照也按页码顺序排列，人名按笔画排列，其他按拼音排列。《嵊泗县志》《仙居县志》《建德市志》的照片、图表均按页码顺序排列。
  四、《慈溪市志》索引设想
  按，1992年版《慈溪县志》分目或子目索引、图表索引2种，其中图表不混编，先图后表；均以笔画为序，占28页。
  1.种类
  《慈溪市志》拟编索引4种：目与子目索引、人名索引（包括人物传及以事系人人名）、表格索引、图照索引（地图、照片）。
  2.排序
  目与子目索引、人名索引按笔画为序，表格索引、图照索引按页码顺序（即按表图编号次序排列），其中地图与照片不混编，先图后照。
  3.编制人员
  4种索引各有专人负责，其中人名索引最繁重，需两人协作（一人列条目，一人复核）。
  4.编制时间
  表格索引、图照索引2种可在送出版社前编写，三校后修改定稿（主要是改定页码）；目与子目索引、人名索引建议在出版社三校以后编写，可避免大量的返工和改动，因为有的词条名称需要简缩、添加文字和统一处理（需突出主题以便检索）。全部索引至在付印之前方能校核定稿。
  个人意见：不设地名索引。因为志书中有用的地名信息相对集中在某些编章中，如建置、城区镇乡、自然环境、交通、水利、文物、旅游等，读者一般可以按需查阅。况且志书中重要的地名，可在目与子目索引中反映。又，编制地名索引需要分类，这样既不便检索，又十分烦琐。如《浦江县志》分了5个部分：行政区划与居民点、专业部门、人工建筑、风景古迹、自然地理实体，每个部分又各以笔画为序单列。照此编写，工作量极大，且容易遗漏，并且造成地名概念的混乱和扩大（特别是专业部门）。如果为索引而索引，意义不大。《嵊泗县志》和《常山县志》因无目与子目索引，故设地名索引（未分类）；而《嵊泗县志》地名索引中出现大量非嵊泗地名，如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北京军事博物馆、宁波、宁波口岸、宁波市、宁波地区、宁波港等，明显不妥。
  （原载《宁波方志》2012年第3期）
  年鉴卷号献疑
  童银舫
  随着全国各地综合年鉴工作的全面铺开，2012年7月，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及时出台了《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对年鉴编纂出版加以规范，以保证年鉴的质量，极为必要，也正是时候。我们在学习贯彻的同时，对《规定》中年鉴卷号问题十分困惑，并且争论不休。现提出，以求教于大家。
  《规定》第二条称，“地方综合年鉴，是指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第三十七条提到“卷号”：“封面设计应庄重大方，年鉴名称、卷号要醒目”，但未明确卷号的标注方法。
  目前，年鉴的卷号标注方式有四种：
  1.以编纂年份。如中华书局2004年5月出版的《宁波年鉴》，内容为2002年，编辑年份为2003年，书名为《宁波年鉴2003》。又如方志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的《江山年鉴》，内容为2007年，编辑年份为2008年，书名为《江山年鉴2008》。
  2.以出版年份。如方志出版社2012年10月出版的《余杭年鉴》，内容为2011年，编纂和出版年份为2012年，书名为《余杭年鉴2012》。
  3.以记载内容年份。如方志出版社2009年3月出版的《鹿城年鉴》，内容为2006年，编纂年份为2007年，书名为《鹿城年鉴2006》。
  4.若干年内容的年份。如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出版的《岱山年鉴》，记述上限为2001年，下限为2006年，书名为《岱山年鉴（2001—2006）》。
  我查阅了办公室收藏的年鉴，大都以第一、二种为主。为此，我们向省市地方志办公室及有关专家征询，得到的回复意见有四种：
  1.必须以编纂年份为卷号；2.应该以出版年份为卷号；
  3.应该以年鉴记述的年份为卷号；
  4.既然《规定》没有明确，可以按自己认为合理的办。然后，我们致电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年鉴处，得到的回复是，不能以内容年份为卷号，统一以编纂出版年份为卷号。
  但是，这样做却与《地方志书质量规定》相冲突。《地方志书质量规定》第十条中说：“续修志书名称标明上下限年份，如‘××县志（××××—××××）’。”
  同理，年鉴中的卷号，应该表示内容年份，也就是《地方志书质量规定》第九条中说的“时空范围”。
  我手头有两部《中国美术年鉴》，似乎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一部是1948年10月由上海市文化运动委员会出版的《中国美术年鉴1947》，学术界公认为“我国有史以来第一部中国美术年鉴”。主编王扆昌在《编后记》中说：“吾国出版年鉴，尚属创举。编印之始，无蓝本宿稿，可资参考。初意小作尝试，仅以记录卅六年度美术界之动态，用留纪念而已。”即以民国36年（1947）为立足点进行编纂的。
  另一部是1993年5月由广西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美术年鉴1949—1989》（中国美术馆编），编者在《例言》中说：“本《年鉴》录人1949年至1989年间美术史实及相关资料，为中国当代美术研究大型工具书。”
  两部美术年鉴均以内容年份（即“时空范围”）来编纂，获得学术界普遍认同，并无异议。为此，我们查考了几个版本的《辞海》对“年鉴”的解释。1979年版无“年鉴”条目。1989年版“年鉴”条目：
  年鉴工具书的一种。汇集至出版年为止（主要是最近一年）的各方面或某一方面的情况、统计、资料等，以供参考。一般逐年出版。如《中国百科年鉴》、《世界经济年鉴》。
  1999年版“年鉴”条目：年鉴工具书的一种。汇集编纂前一年或最近若干年的各方面或某一方面的情况、统计、资料等，以供参考。一般逐年出版。如《中国百科年鉴》、《世界经济年鉴》等。
  《辞海》第六版（即2009年版）对“年鉴”条目作了较大修改：
  年鉴工具书的一种。汇集前一年（或最近若干年）各方面（或某一方面）的情况、统计数字、资料等，分若干栏目编纂，以便查检参考。一般逐年出版。按涉及领域多寡，分成广泛涉及各个领域的综合性年鉴和仅涉及一个或数个领域的专题性年鉴（亦称“专科性年鉴”、“专业性年鉴”）。按涉及的地区范围，分成国际性年鉴、国别性年鉴和地方性年鉴。
  这里明确表示了年鉴的编纂年份，反映的是“前一年（或最近若干年）”的内容——这一点其实至关重要，但《规定》中却没有加以说明。那么，卷号表明的是内容年份（即“时空范围”），还是编纂年份呢？抑或是出版年份呢？
  先来说说出版年份。出版年份是版本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版本”的概念，一般由出版单位、出版时间和出版形态等要素组成。同一部书，由于出版单位、出版时间和出版形态等不同，才形成版别之说。这里有一个“母本”的概念。如《辞海》，十年修订一次，1999年版是在1989年版（“母本”）基础上进行修订的，同时又有三卷本和缩印本之分。而年鉴的内容不是修订，而是全部更新，并不存在“母本”问题，两者有着本质的不同，是无法类比的。如果一部年鉴的编纂与出版是同一年份完成的，称之为“某某年版”，勉强说得过去，但书名必须标明是“某某年版”，而不是“某某年”。所以，年鉴的“版别”之说，也不科学。
  再来说说编纂年份。如果一部年鉴在一年之内编纂完成，表述为“编纂年份”，似乎还可理解。但一部年鉴若跨年度编纂完成，甚至要数年才能完成，如何表述？如前例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出版的《岱山年鉴（2001—2006）》，记述上限为2001年，下限为2006年，编纂年份为2007—2008年，难道书名要表述为《岱山年鉴（2007—2008）》吗？岂不让人莫名其妙！
  因此，我认为，年鉴卷号表述的必须是内容年份，即“时空范围”。这样才能符合地方志书的规范，不至于出现混乱和费解。
  还有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是，“出版年度”到底指哪一个年度？《规定》第四十三条：“年鉴应逐年编纂，做到在出版年度的上半年内出版。”而各地的实际情况是，上年的统计数字，一般要到下年的三四月份才能出笼，而一部综合年鉴，字数有数十万甚至上百万，要经过征稿、编辑、校对、印刷等一系列过程。这样，想在编纂当年（以我的理解，大概就是指“出版年度”吧）的上半年内将年鉴出版，一般是难以完成的。事实证明，年鉴在编纂当年的年底能够出版，已属不易。
  因这份《规定》尚在试行阶段，故提以上疑问，供参考。
  （原载《浙江方志》2013年第4期，篇首原有“内容提要”和“关键词”，略去）
  道光《浒山志》及其版本
  童银舫
  清道光《浒山志》是一部独特的地方志，也是慈溪市现境内唯一一部古代乡村志。说它独特，是因为它既不是一部行政意义上的乡镇志，也不是一部军事意义上的卫所志，又不是一部村志，更不是一部山志。它是介于乡镇志和村志之间的地方志。这种地方志，在今慈溪市和余姚市境内还有一部民国《余姚六仓志》，是以余姚盐场所辖埋上、埋下、柏上、柏下、梁上、梁下之六仓为地域范围进行编纂，地域约占当时余姚县全境之半，但也不是一般意义的乡镇志，更不是盐业志，而是以古代盐区为范围的地方志。
  一、浒山与三山所
  作为山名，滨水称“浒”，山在海岸，故名“浒山”，俗称“晒网山”，明初因山前辟有练兵教场，后称“教场山”。作为村名，当时其山南边的村落统称“浒山”，隶属梅川乡一都三里。
  作为所城，则建于明洪武二十年（1387）。道光《浒山志》卷一：“明洪武二十年，信国公汤和上言，余姚控引大海，宜于北边置卫所巡司，二十里一城，以备倭寇。三山所，其一也。”万历《余姚县志》卷六记载其规模：“三山所城在县东北四十里梅川一都之浒山。命千户刘巧住监筑，围三里一百十步，高一丈六尺。永乐十六年增六尺，址厚四丈五尺，面半之。陆门四，水门一，月楼四，角楼四，女墙六百三十五。兵马司厅三，吊桥四，濠周六百六十丈、深一丈三尺、广三丈八尺，瞭望台一，烽堠七。”所谓“三山”，指城南乌山、城西眉山、城北浒山。因所城设在浒山，故三山所城又称“浒山城”。
  二、道光《浒山志》记载范围与内容
  道光《浒山志》卷二《乡村》明确其志的地域范围：以浒山为中心，“东至白沙，五里，其乡则梅川二都四里；南至乌山，五里，其乡则梅川一都一里；西至眉山，五里，其乡则云柯三都三里；为方十里。北难计里，竟海而已，延约三四十里。”其地今为浒山、古塘、白沙路（西部）、坎墩（及以北）4个街道。
  道光《浒山志》共分8卷，列21门。卷首有胡梯青、沈煜、高杲序各一，沈志陞、高晖诗各一，例言，境图；卷一原始、山、水、城池；卷二乡村、镇市、津梁、海地、衙署、驻防、选举；卷四仕宦、乡彦；卷五古迹；卷六物产、灾异；卷七庙宇；卷八杂记、贞节、贤媛、邱墓；卷末张登庸跋。全书约8万字。
  虽为小志，但体例规范，收罗齐全，且文字简洁，叙述有度。前冠《例言》11条，记述本志写法，简明扼要。浒山境域图，以传统手法绘制，“图之于册，俾览者如亲游其地”。人物传，“载已故”，按其事迹，详略不一。全书所有引据，“必标举书名，贵有征也”，共征引正史、历代相关方志、笔记等60余种。记载物产，“必出自海乡，不混于阖邑”。艺文，不列专志，而是“分附各门，虽单词只句，关涉浒山，可资考证者，琐琐采入”。每卷卷首均有小序，或溯源，或概述，或说明，既体现编者学识，也使读者能体会编者之用心。
  本志最早记载史事为东汉。卷一《原始》第一句即谓：“浒山自周秦以上，悉系海堧，旷无人居。自汉，虞氏始居此。”沈煜序中说，“元、明之代，陈、胡为浒山望族；溯汉、唐、宋之世，虞、沈为浒山著姓。”卷四《仕宦》中第一人即为汉日南太守虞国。又在卷一《原始》中称虞国故宅“在虞城北三里，浒山南三里，即沈府巷前，土人称上大屋”。但这只是田野调查，并无典籍可征。编者随即作了如下说明：“典籍沦亡，无从稽核，即以故老传闻当文献之征，可也。”
  对于府志、县志的记载，编者也不是一味盲从，而是有所修正和补充。如上引关于三山所城的记载，编者根据实际的测量，记作“城周三里一百二十八丈”“女墙六百九十九”。这与万历《余姚县志》有别，编者一并记录，并做了，说明。
  三、编纂者高杲与沈煜
  高杲，字亭午，号芥船，浒山人。生卒年不详。嘉庆、道光年间文人，曾在余杭谋业。工诗，著有《四虽吟》。
  沈煜，原名煌，榜名长清，字星辉，号鹿园，生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嘉庆五年（1800）庚申恩科顺天举人，任杭州府余杭教谕。工诗，善书法，著有《第九洞天山房诗文集》2卷、《南旋日记》1卷、《海澨旧闻》等。道光四年（1824）卒，享年57岁。光绪《余姚县志》有传。沈煜生于名门望族，其父沈邦良（号古愚），任开泰县知县；兄沈勳（号松圃），任候选布政司理问；其侄沈贞（沈勳之子），道光二十年（1840）领导胜山抗英斗争，著有《半读书屋笔谈》等。
  沈煜与高杲既是同乡，又是文友，交往密切，《姚江梅川沈氏宗谱》收有高杲《送沈子鹿园公车北上》《挽沈子鹿园》等诗多首。他们志同道合，合作编纂了这部《浒山志》。
  道光《浒山志》先由高杲编写初稿，后由沈煜补充删汰，最后又由高杲正式定稿付印。高杲序中称，“余搜罗捃摭编昉于辛巳，稿脱于乙酉。经沈子鹿园点而定之。”胡梯青序中亦称，“沈子鹿园，鸡晨雨夕，纂而定之。”沈煜序中称，“高子亭午谓余曰：‘倘不及今辑录，久将并此区区者而亦亡之，是又吾党之咎也。’爱广搜裒集，约以十方里为率，辑以示余，可谓有志文献矣。余汰其不足录者，益以不可不录者，与亭午日相参考，使先代之名胜、人贤借以不坠。虽志一乡，亦盛事也。”
  《姚江梅川沈氏宗谱》卷五《摭馀》载：“鹿园公晚岁笃好蒲柳泉《聊斋志异》，以谓班马复生。尝慨海滨朴陋，先世文献湮晦，著《海澨杂记》若干卷，未成，卒。高君芥船与补庵先生足成之，而易其名曰《浒山志》。”这里把《海澨杂记》（一作《海澨旧闻》）与《浒山志》混为一谈了。
  从道光元年（辛巳，1821）开始编写，至道光十一年（辛卯，1831）付印出版，整整10年。其间，合作者沈煜和支持编志并作序的胡梯青先后去世，给志书的编印带来了一定的影响。最后在沈煜之侄沈志陞（字补庵，沈贞之兄）的帮助下，才得以问世。在排印前，高杲“复于各门详加考核，增补若干页，庶郡邑志轶而不载、载而不详、详而不实者，得是编可以征信”。
  高杲与沈煜编纂《浒山志》的态度极为谨慎严肃。初稿完成后，高杲感叹“志其难矣”“其难其慎，不敢出以示人”；沈煜则“挥笔之余，操觚兢兢，恐纂言不备，寡昧贻机”。因此在道光五年（1825）脱稿以后，未予立即刊布。
  四、道光《浒山志》的版本
  道光十一年（1831）秋，《浒山志》以木活字排印，共8卷，每部分装4册。至于共印了几部，不得而知，但据笔者分析，印数不会很大，当在二三十部之间。据《中国古籍总目》记载，国内仅有复旦大学和浙江图书馆收藏。慈溪市档案馆最近从杭州西泠印社2013年春季拍卖会买得一部，道光十一年原印本只有半部（卷一至四），框高18.5厘米、宽13厘米；开本为25厘米×16厘米。但此二册已重新裱修（金镶玉式，开本已与民国重印本大小一致）。
  民国24年（1935）十月，梅川胡氏惇裕堂重新用木活字排印，版式及每行字数均照旧，但版框变大为高22厘米、宽15.5厘米（由双框改为单框）；开本亦随之变大为29.5厘米×18厘米。内页不同处为：书名页重刻，卷首胡梯青序及沈志陞、高晖的题诗亦由写刻改成木活字。奇怪的是，县境图却只有空框而无图了。版心署“梅川胡氏惇裕堂印”，惇裕堂为梅川埋马胡氏宗祠，是年正逢惇裕堂编修家谱，因《浒山志》有许多胡氏家族史料，但时隔百年，流传稀少，借阅不便，于是出资重印，既可纪念先祖，亦有惠于后世传阅。
  1992年7月上海书店编印的大型《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25本，收录道光《浒山志》、民国《余姚六仓志》等13种为一册。根据复旦大学图书馆原藏道光本影印，原缺卷三第十二页、卷五第三页。但封签和书名页也未影印。
  2004年11月，《慈溪地方文献集成》第一辑由杭州出版社出版，共收3种：道光《浒山志》、嘉靖《观海卫志》和民国《余姚六仓志》。其中第一册为《浒山志》和《观海卫志》，由王清毅、岑华潮点校。
  五、道光《浒山志》的意义和作用
  中国的地方志，一般是由地方长官主持编纂的，多由官方出资，作为一种政绩和才能的记录，既存一方之历史，亦以此作为向上汇报的特殊文本，历受统治者的重视，也作为一方长官的规定动作。而道光《浒山志》不是一部官方志书，而是一地望族自觉联手的一部民间方志。浒山沈、高、胡氏等家族，为保存一乡之文献，“求之图谱志籍，参之故老遗闻，踏之荒麓闾巷”，数易其稿，终成此志，确实需要勇气和智慧。卷末记有采访人员名单：胡射（焦轩）、房悦山（东余）、费宫球（榆塘）、沈志陞（补庵）、胡明良（拙夫）五人，亦功不可没。
  卷首的两首题诗，可看出时人对此志的高度评价和由衷的欣喜。沈志陞题诗曰：“水曲山横洽比居，流风逸事竟何如。传闻漫说同乌有，著作敢云赋子虚。十里烟村新绘画，一区人物未沦胥。无多翰墨勤搜访，不让东山谢氏书。”东山谢氏书，指雍正间余姚门谢起龙编纂的《东山志》10卷。高晖题诗曰：“捃摭群编更博询，一乡文献思传真。鱼盐蜃蛤风犹古，唐宋元明事就湮。冰鉴千秋精抉剔，海疆十里拔沉沦。慎登斯录崇名义，坐拥何论百万缗。”张登庸在跋中亦称赞：“高氏、沈氏，固浒之望族也。惧遗迹之将坠，悯先贤之无闻，因作《浒山志》。自山水、城郭，下及邱墓，为卷八，为门二十一，原原本本，详且密矣..今展玩是编，觉墨沈所加，博而精，简而该，春秋诗书之体，俨然具备。倘异日者史官采风，汇入《一统志》，则此亦未必无小补云。”
  的确，好的乡村小志，也能为《一统志》所采信也。
  （原载《浙江方志》2014年第2期，编入《浙东文化研究》第一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9月版；《宁波史志论丛》，宁波出版社2014年12月版）
  一部未能完成的民国慈溪县志
  童银舫
  1933年元旦，鄞县通志馆在宁波中山公园薛楼开馆编志。张传保、赵家荪为通志馆馆长，聘请著名地方志专家陈训正为《鄞县通志》总纂。因为馆长赵家荪祖籍慈溪，总纂陈训正为慈溪人，所以慈溪县政府也决定重修《慈溪县志》。同年11月3日，上海出版发行的《宁波日报》第一版左上角第一条位置发出《慈县府发起重修本邑志乘》的新闻：
  慈溪县政府以国有史，邑有志，所以稽人文之兴替，考风物之改观，其关系至深且重也，本县县志，自清光绪间修纂而后，迄今又数十年矣，其间云狗沧桑，世事之变迁何限，孝忠义烈，姓名之待表彰者正多，况夫民国肇兴，政体更易，党治奠基，制度维新，而习俗更张，民风丕变，今昔攸异，何止一端，若不亟加重修，恐年湮代远，采访益难，特决定办法，由县政府召集各法团代表耆绅名流，组织修志委员会，筹募经费，计划进行。兹悉已在物色人选，分别聘任中云。
  经过两年的积极筹备，1935年12月27日，慈溪县长戴时熙召集著名士绅姚足一、杨省斋等举行专门会议，组织筹备委员会，推杨省斋、杨逊斋、秦润卿、姚足一、朱清奇、郑留隐、洪左湖、孙莘墅、王伯元、周月如、杨宝甫、严芝经、李舜文、胡景垣、叶岐琴、陈谦夫、陈屺怀、陈叔谅、沈筱汀、叶昌年、沈秉仁、陈渠卿、吴启鼎、叶墨君、戴时熙25人为委员，同时还讨论了保存醉经阁藏书事宜。当年12月31日《东南日报》作了报道。
  1936年2月5日，慈溪县政府召开重修县志委员会成立大会，会议由县长戴时熙主持，杨省斋等出席。会议有四项决议：（一）推定洪左湖、孙莘墅、冯孟颛、秦润卿、杨逊斋、杨宝甫、陈谦夫、沈筱汀、朱清奇、姚足一为常务委员。（二）推杨省斋为修志馆馆长，秦润卿为副馆长兼经济组主任；推陈屺怀为总编纂，陈谦夫、朱清奇为事务组主任。（三）决定以宝善堂为馆址。（四）修志馆定4月1日正式成立。
  同年4月12日，慈溪县修志馆召开成立会，会议决定：“一、县志例目及采访细则，交常务委员会审议；二、决定采访员十人，开办九个月，经费预算每月四百九十五元，共四千四百五十五元。”（据1936年6月浙江省立图书馆出版的《文澜学报》第二卷第二期报道，说是4月4日召开的，注明转引的是4月5日《东南日报》的报道。但据秦润卿日记记载，成立大会是在4月12日召开的：“四月十二日，晴。重修县志馆在慈湖开成立大会，共到委员二十五人。”秦作为当事人，当以此为准。）
  同年6月9日，上海《申报》公布慈溪各区采访员名单：城区桂正谊、冯敬疆，东乡洪左湖，南乡李湘帆、严芝经，西乡胡景圜、叶经伯，北乡沈筱汀、沈秉仁。
  慈溪修志馆诸负责人，皆为一时之选。
  馆长杨省斋（1855—1937），名鲁曾，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拔贡，任江苏某县知县，后弃县归乡，从医为生。1934年与邑人秦润卿、杨逊斋、何旋卿等创建慈溪县立第一所初级中学——慈溪县立初级中学。（冯君木为其学生，同年考上拔贡。）
  副馆长秦润卿（1877—1966），名祖泽，晚号抹云老人。历任上海钱业公会会长、上海总商会副会长、上海垦业银行董事长等职。在上海创办修能学社、储能中学，在家乡募建慈溪保黎医院，兴办普迪学校，建抹云楼藏书楼。
  事务组主任陈谦夫（1880—1945），名夏常。历任宁波益智学堂学监、效实中学校长、慈溪县立中学校长等职。事务组主任朱清奇，清末秀才，热心乡里公益事业。中国科学院院士朱祖祥之父。常务委员冯孟颛（1886—1962），名贞群，号伏跗居士，为宁波著名藏书家，时任鄞县文献委员会委员长，参与编纂民国《鄞县通志》。
  常务委员杨逊斋（1858—1938），名敏曾，杨省斋胞弟，光绪五年（1879）举人。曾任宁波储才学堂首任监堂（校长）兼总教习、北京京师大学堂教授。1923年与王荣商编成《镇海县志》45卷。陈布雷之岳父。
  总编纂陈训正（1872—1943），字无邪、屺怀，号天婴。历任宁波教育会首届副会长、浙江省咨议局议员、上海天铎报社社长、上海商报社社长兼经理、浙江省政府委员、杭州市市长、浙江省民政厅代理厅长、西湖博物馆馆长、国民政府参事、浙江省临时参议会议长等职。陈布雷之堂兄。
  陈训正为著名方志学家，曾于1923年与马瀛合纂《定海县志》6册，被称为“辛亥革命后浙江新修县志中之佳作”（洪焕椿《浙江方志考》）。他与马瀛
  合纂的《鄞县通志》36册，更被称为“辛亥革命以后，浙江新编地方志中体例创新、篇幅最巨、内容丰富之县志”（洪焕椿《浙江方志考》）。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则盛赞该志为“古今方志第一”。1926年，他还应山东掖县县长应季审之请，编纂《掖县新志》4册，“为此北游齐鲁，立例采访，荟稿杭垣，稿成应去官而未曾刊行”（陈训慈《陈君屺怀事略》），但留下了《掖县新志叙目》一文。
  陈训正亲自拟定了《慈溪县志草创例目》及《慈溪县志采访示例》。他认为“旧志分类，名实多不相符，质量轻重，间亦有出入”。他依《鄞县通志》为蓝本，再根据慈溪实际确定大纲，“鄞志分舆地、政教、文献、博物、食货、工程六门，吾邑可省博物、食货二门，以博物附入舆地门之物产类，食货可附入政教门之财务类，拟定舆地、政教、文献、工程四大目”，“皆可独立为志”，即舆地志、政教志、文献志、工程志，合则成为通志。如政教志分为13目：
  甲、历代行政制度之沿革
  乙、现制之行政：（一）经政，（二）荒政，（三）警政
  丙、财务：（一）历代赋课之沿革，（二）地方财政概况，（三）县经费岁出入概算，（四）各项税捐起原及税则，（五）历来各项规费仍废之经过
  丁、司法（监狱附）
  戊、自治：（一）清末之乡约及自治，（二）民国初年之县议会及参议会，（三）民国十八年以后之村里制、区制、乡镇制，（四）人民自组之公益团体
  己、公共卫生（戒烟附）
  庚、教育：（一）教育行政，（二）学校教育，（三）社会教育，（四）人民教育程度统计
  辛、救济事业：（一）县立救济机关，（二）人民公立救济机关，（三）各族义庄及善会
  壬、党部
  癸、人民集合体
  子、祀典
  丑、宗教（寺观教堂附）
  寅、社会现象：（一）社会变态统计，（二）社会救济统计，（三）民刑诉讼统计，（四）罪犯状况统计，（五）治安妨害统计，（六）风俗调查录
  如此分类，完全突破了旧志藩篱，体现了时代特色，令人耳目一新。同时，他强调地方志应突出“人为”的因素：“方志之作，当以籀述进化之迹为先务，即天然形成之类，当深推其间人为所加之迹。试举山川为例：记载山川，不徒在名称方位已也，山之岭路，江河之航路，皆属于交通，是人为也；山之溪流，江河之碶闸，皆关于农田水利者，是人为也。”他还对方志的具体定法作了规定，如“方志内容，贵事多而文简，则莫尚于表；鄞通志表占十之九，既省篇幅，亦便检览，本志拟循用其方式”；又如“凡官私工程，应详载其计划施工等项；其材料价工价有可查者，悉载之不厌其缛，有图者并附图”。
  特别可贵的是，陈训正还指出了实地调查采访的重要性。他要求采访人员“当具相当知识”，“采访人员更重于编纂”；“拟采访人员出发之前，施以一月之训练”，具备了相当知识与技能，才能从事修志的采访（调查记录）工作。“窃谓作志既贵实用，断不可有模胡笼统之记载，宁缺毋滥，宁简毋陋，宁合今以通俗，毋援古以为高”。《鄞县通志》之所以成为民国时期的最佳方志，正是完全体现了他的修志理论和现代科学方法。
  本来，这部《慈溪县志》理应与《鄞县通志》成为民国方志之双璧，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慈溪县志》却没有印成，但草稿已经完成。1937年5月27日，秦润卿日记记载：“接谦夫函，修志馆采访告竣，其稿送杭请屺公编纂。”屺公，即陈训正。据说，浙江图书馆藏有此次绘制的10多幅地图，但志稿已失所踪。
  民国《慈溪县志》未能印成，有三个原因：
  最大的因素是日军发动的侵华战争。1937年8月，“八一三”事变后，日军开始轰炸宁波，城内一片混乱，市民纷纷逃难，人心惶惶，各行各业均受严重影响。1939年6月，日军多次轰炸慈城，慈溪县立中学毁坏惨重，被迫停课。作为修志馆事务组主任的校长陈谦夫忧心如焚，四处奔波，无心也无法修志。1941年4月日寇侵占慈城后，更不在话下了。
  其次是经费困难。这个问题一开始就困扰了修志工作。陈训正在《慈溪县志草创例目》中就说到“本志限于经费，期以速成”。秦润卿在日记中也说，1936年1月1日，“我邑志乘将近五十年未修，亟
  须重修，奈经费难筹，蹉跎至今，仍感困难，假先设筹备员若干，徐图设法。”2月2日，“接戴县长函，四号召集修志会议，值此市面，筹款两字真谈不到。”2月10日，“戴县长函，嘱就修志馆副长并经济组主任。值此到处紧缩之际，荐事筹款，皆非易为，姑候设法。”4月12日，“陈屺老所拟大纲及众访条例均有见地，所苦经费难筹，乃一问题也。”据秦润卿日记记载，当时修志经费，由戴县长出面，请徐懋棠昆仲承担3万元，但最后却没了下文。
  其三是县长戴时熙去任，馆长杨省斋和总纂陈训正先后去世。
  戴时熙，云南人，1935年8月任慈溪县县长，1938年1月卸任。1938年1月12日，秦润卿日记记载：“戴县长交卸慈篆来谈。此公在任二载，办事认真，毁誉参半。”接任者章驹，也于1941年12月殉职。
  杨省斋，1937年10月在惊忧中去世，终年83岁。其弟逊斋为避日军轰炸，逃难去上海，1938年3月8日在沪病逝，终年81岁。陈训正于1943年10月19日在云和县去世，享年72岁。慈溪修志成功的最后的一线希望也终于破灭了。
  （原载《慈溪史志》2014年第2期，同年11月收入浙东文献与藏书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篇末原有“主要参考文献”，略去）
  续志三题
  ——慈溪市对“续志”如何“续”问题的探索
  岑华潮
  一、《慈溪市志》与《慈溪县志》“通”“续”关系的处理
  《慈溪市志》定位是《慈溪县志》的续志，同时也是一部独立、完整的志书。如果纯粹是一部断代志式续志，前志已载内容从略或仅以无题小序的方式简要追溯与前志衔接，凡有所追溯即要翻阅前志，势必影响志书的独立完整性。另外，志书中有一部分是必须以通志形式记述的，比如建置、区划、自然、民俗、方言等，作为基础地情，变动不大，如因前志已载而从略，既影响志书的独立完整性，也使志书价值和使用价值大受影响。因此，立足志书定位，在处理与前志的衔接时，采取以“续”为主，辅之以“通”的方法，把“通”的范围确定为有关地情的基础性资料，即主要在相对来说变化不大，而对一部志书又不可缺少，对读者来说使用频率较高的基础和人文这两大部类，“通”的编章不超过总编章的四分之一。具体到编章，《慈溪市志》篇目设计时把“建置”“地理自然”“交通”“水利”“围垦”“文物”“旅游”“宗教”“方言”“人物”“文献”等11编和“居民生活”编第四章“民俗”确定为通志形式记述。
  二、关于《慈溪市志》的地方特色
  地方志书记载的是一个地方的地情人文、经济政治、社会民生，是一部地情书，因此它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具有地方特色。在志书中体现地方特色是重点，但在安排和把握上却是难点。前志《慈溪县志》编修时，非常注意地方特色的突出，设“成陆围涂”、“盐业”、“三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等编，并在“农业”编中设“棉花”专章，来体现慈溪地域特点和产业特色。在篇目编排时，对于地方特色既格外重视，又斟酌难定。通过调查地情、充分讨论，《慈溪市志》设计了如下体现地方特色的编章：
  慈溪是个围垦城市，在续志断限内，慈溪市的围涂仍有非常大的发展，因此，设“围涂”专编以体现慈溪的围垦文化。因为盐产地历史的结束、农业种植结构的调整，盐、棉“两白”特产退出慈溪特色舞台，这是慈溪市农业和盐业生产的历史性变化；同时，蔬菜、水果、水产和农业产业化成为慈溪市农业新的特点，对此，增设“农业产业化”一编，并在“农业”编中仍设“棉花”章、“盐业”章，专设“蔬菜水果”章，记载反映农业产业的变化历史。此外，设“对外经济与贸易”编、“外来暂住人口”章、“杭州湾跨海大桥”章、“境外引水”章、“开发区工业区”章、“民营企业”章及“越窑遗址保护和开发”“慈溪大姓望族源流”“城市化进程”“新农村建设”等专记，力图来分别反映慈溪经济特点、城乡建设、交通枢纽、青瓷文化、移民文化等特色。
  三、关于《慈溪市志》的时代特征
  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无不打上鲜明的时代烙印，志书也不例外。从这个角度说，志书的时代特征问题，并不用刻意为之。但是，从编志的目的来看，要求尽可能地全面准确把握时代脉搏、突出所处时代的特征。在把握体现时代特征的设计中，重点是突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两个重点。因此，《慈溪市志》在篇目编排上侧重以下几点：
  突出改革。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是《慈溪市志》断限内经济社会发展的主线，是慈溪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产生巨变的基本动力，是我们所处时代的突出特点。完整反映改革开放进程，是本轮修志的基本任务。为此，在篇目的编排上，采用集中和分散相结合的方法反映改革开放。专设“经济体制改革”编以集中反映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进程，对政治体制改革等则采用分散记述，融入其他各编之中；同时在相关编中记述教育、卫生、文化、社会保障等改革情况。
  突出发展。发展是时代主旋律。《慈溪市志》断限内记述的20年，是慈溪发展最快的历史时期。记述慈溪变化、发展轨迹，是本轮修志的主要目的。为注意突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事物和新亮点，在篇目编排上，设立了“环境与保护”“经济总情”“农业产业化”“建筑房地产”“对外经济与贸易”“旅游”“思想道德”“社会保障”等编，并把“服务”“保险”等作为编题的组成部分，设立“开发区工业区”“水环境”“电子信息”“市场”“教育培训”“文化产业”等章及“城市化进程”“新农村建设”两个专记，来记载发展情况。把前志的“党派群团”一编分为“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工商联”“社会团体”三编，把前志的“政权政协”一编分为“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政协”三编，并设“信访”章等，以记载政治文明发展。与前志相比，编的数量有较大的增加，编章的名称亦有较大改变，其原因是为了突出发展这个主旋律。
  突出和谐。“和谐”已成为时代理念，社会发展要重视和谐，志书编写也同样如此。因此，《慈溪市志》在篇目编拟中，一方面重视志书断限内慈溪和谐社会建设轨迹的记载，力求展现慈溪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齐头并进，开发和保护两不偏废，经济社会和居民生活共同提高等和谐社会建设面貌；一方面力求志书编章之间布局上的平衡。传统旧志重人文轻经济，前志人文相对较弱；传统旧志重官员、轻民生，前志虽有改变，但与政绩比，民生分量还显不足。因此，所设计的篇目，与前志相比，加大了文化部类的分量，把前志“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合编分别拆分为两编，把前志“文化”一编拆分为“文化”“文物”“旅游”三编，增设“文献”编，使志书布局上达到经济、文化并重的目的。把前志“民政”编中部分内容析出另设“社会保障”一编，把“民情”编拆分为“居民生活”“宗教”两编，加大对社会民生内容的记载；专记列题时也考虑经济、文化并重，突出志书和谐的时代理念。
  （原载《新编地方史志工作理论与实践》，光明日报出版社2008年1月版）
  续志“继承与创新”若干问题浅论
  ——兼谈《余姚市志》（1988—2010）编纂纲目
  岑华潮
  “继承与创新”是方志永恒的主题。二轮修志工作开展已有多年，关于续修志书如何继承与创新的问题有颇多争议，使初入志界的同志无所适从。笔者从事志书工作以来，对此问题也有些思考。近读《余姚市志》（1988—2010）编撰纲目，获益甚多。现综合以往思考，结合拜读《余姚市志》（1988—2010）编撰纲目之体会，草成此文，求教于志界老师、同人。
  不拘泥于续志之“续”，使志书成为一部完整独立的志书
  《余姚市志》（1988—2010）应是一部断代为志的续志，此类续志，在处理前后志关系方面最为复杂，志界观点不一。静态事物或变化不大事物是否在续志里记载、连贯性强的事件是否突破“不越限而书”之戒律更是争论的焦点。一种意见认为，续志姓“续”，为接续前志之书，有明确的断限性质，上限不能突破，不能滥事复载，以章学诚“如前志无憾，则但当续其所有；前志有阙，则但当补其所无”之说为据，主张不变化者不再重写，取消少数变化不大的门类，如建置沿革、自然环境、方言、风俗等，或者精简“自然地理”篇的记述范围。一种观点认为，续志首先是志书，是一部完整独立成系统的断代志，必须保证其内容结构的完整性与独立性，是一部不依赖前志而自成独立的著作，主张内容要求全面，不能有大的缺漏，不能不记载静态事物。笔者所在慈溪市方志办在拟订志书纲目时，倾向于第一种意见，经过了多次讨论，曾经这样表述：《慈溪市志》定位为续志，同时也是一部独立、完整的志书。如果纯粹是一部断代志式续志，前志已载内容从略或仅以无题小序的方式简要追溯与前志衔接，凡有所追溯即要翻阅前志，势必影响志书的独立完整性。另外，志书中有一部分是必须以通志形式记述的，比如建置、区划、自然、民俗、方言等，作为基础地情，变动不大，如因前志已载而从略，既影响志书的独立完整性，也使志书价值和使用价值大受影响。因此，立足志书定位，在处理与前志的衔接时，采取以“续”为主，辅之以“通”的方法，把“通”的范围确定为有关地情的基础性资料，即主要在相对来说变化不大，而对一部志书又不可缺少，对读者来说使用频率较高的基础和人文这两大部类，“通”的编章不超过总编章的四分之一。具体到编章，《慈溪市志》篇目设计时把“建置”“地理自然”“交通”“水利”“围垦”“文物”“旅游”“宗教”“方言”“人物”“文献”等11编和“居民生活”编第四章“民俗”确定为通志形式记述。如果简单表述，就是以“续志”为定位，以“宜通则通、宜续则续”为原则。但是，前两年，宁波市方志办邀请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的专家和领导两次到宁波讲课，强调续志的断限明确的重要性，以体现方志的科学性与严肃性；慈溪市的“宜通则通、宜续则续”原则下编撰的志书有滥事复载的嫌疑，将伤害续志的性质，使志书陷入既非续志、亦非通纪体，不伦不类的困局。因此，《慈溪市志》的纲目已进行了调整，除“建置”与“地理自然”对前志内容有一定复载外，其余各编主体内容均以1988年初为上限。
  现读《余姚市志》编撰纲目，除“建置”与“自然环境”二编对前志有一定的复载外，第九编《桥梁》、第十四编《中国农副产品之乡》、第十七编《老区扶贫开发》、第三十七编《河姆渡文化》、第三十八编《姚江文化》、第三十九编《革命根据地》、第四十八编《方言》等编，从一般的理解，此几编或者有前志的复载，或者将突破志书上限。尽管如此，笔者还是非常赞同余姚市志的处理，其原因如下：
  断代性续志应从前志状况和当地地情实际出发，相应地记载前志断限内的地情，以便沟通，明其以往与现实的联系，使其成为一本独立完整而有用的志书。当然，复载不是滥载，笔者以为，以下几个方面应该考虑进行复载：
  其一，基础地情部分。如果不详细记载当地的自然资源、物产、交通等各方面地情，读者无从知晓一地的环境和条件。而这些内容，有许多是前志已经记载的，续志里若不复载，志书的完整性、独立性将受影响，其价值与使用价值将大打折扣。
  其二，特色部分。一地特色的形成是经过历史的积淀，非区区20来年即能形成，而地情特色部分往往是一部志书的亮点所在。假如山西平遥县、云南丽江纳西族自治县等列入世界历史文化遗产的历史文化名城的县志，桂林、苏州、杭州等风景旅游城市的市志，对前志已记载的古城情况与景区景点不复载，那么续志又怎么展示当地的历史文化名城和旅游城市特色，吸引千百万国内外旅游者前来观光？续志除了记载前志断限后发展变化的情况，还必须复载前志已记述的特色事物。
  《余姚市志》（1988—2010）编撰纲目采用小编体，设49编，门类设置全面，不拘泥于续志之“续”的限制，从志书独立完整性出发，从志书本身价值和使用价值出发，突破上限，对前志基础地情与展现地情特色部分进行有选择的复载，如设《建置》《自然环境》《方言》等编加强篇目的完整性，如设“革命根据地”“河姆渡文化”“姚江文化”以体现地情特色。
  不避“志中志”之嫌，强化街道镇内容
  一轮志书编修时，志界有一种较普遍的观点，志书横排门类，如果街道镇内容多了，容易形成“志中志”，与专业志造成重复。因此，一轮县志大多对乡镇的记述都很简略（除县城外），一般是在“地理”或“建置”篇（章）中设一“乡镇”（章）节，每个乡镇仅写寥寥几百字。结果志书出版后，乡镇的同志不满意，也有不少专业人士不满意，说：“你们不是说地方志是一个地方的百科全书吗？怎么里面各乡镇历史资料这么少呢？”二轮续修志书，很多已出版的志书都加强了街道镇乡的内容，许多都单独成编，如《浦江县志》设“县城乡镇”编（《浦江县志》共设9编），每一镇版面字数近万字，提高乡镇志在县志中的地位，以弥补前志之缺憾。
  《余姚市志》（1988—2010）编撰纲目中虽然共设49编，街道镇并没有单独成编，而是置于“建置”下，“建置”编共3章，其中两章为街道镇乡内容，而且纲目中已列出子目，如凤山街道下设建制沿革、自然条件与资源、经济状况、社会事业、主要物产、社区居委会行政村一览、典型村介绍、社会服务等子目。从纲目分析，街道镇的内容必将大大得到加强。
  这样做的好处是：乡镇是一市的基础，扩大乡镇志内容有利于续志全面深入地反映一县面貌，有利于面对乡镇发挥志书“存史、资治、教化”作用；有利于扩大志书的影响，引起基层干部群众对修志事业的重视、关注和支持；有利于扩大志书发行；有利于读志用志。
  当然，对于“志中志”的嫌疑，笔者认为大可不必紧张，只要是能提高志书价值、扩大志书使用效率的做法都是应该推广的。从读者的角度看，街道镇部分内容是点击率相当高的部分，没有理由不加强这部分的记载。倒是“与专业志交叉重复”应重点考虑。一部志书中，横排竖写，本来交叉就是很多的。“大事记”和专志之间、各内容密切相关的专志之间，纵横交错，交叉记述，有主有从，从不同角度记述同一事物、事件，互见互证，只要不形成大面积完全重复，不仅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在处理上可以定一个“交叉而不重复”的原则，交叉是必然的、可以控制在合理范围内的；重复是不必要的，也是可以避免的。重要的是从街道镇的角度去把握。
  把握地情特色，体现时代特征，打造志书亮点
  鲜明的地情特色与时代特征是衡量一部志书质量高低的主要标准，也是方志工作者编撰志书的一个重要目标，这已成为志界共识。从一般来看，任何志书都是具有地情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因为地方志书记载的是一个地方的地情人文、经济政治、社会民生，本身就是一部地情书，只要记载一地之人、物、事，自然而然就显现了地情特色；而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无不打上鲜明的时代烙印，志书也不例外。但要使所修志书具有显著的地情特色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则非下苦功夫不行。要想真正反映地方特色，很重要的一点，便是对地方特色的认识和把握，不但要对所记区域进行相当的调查研究，以便对其有深入了解和认识，甚至还要不止一次地广泛研讨，以确定其地方特点；既要从纵向历史上来把握，还要从横向与其他地区比较。要使志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要突出“新”字，注重“变”字，来展现新社会、新制度、新的科学技术和各种新东西，来记述社会变革、变化、发展，需要深厚的理论素养与敏锐的洞察力。通读《余姚市志》纲目，明显可以感受到纲目编撰者在这一方面是下了苦功夫的。而且有独到之处。如在城乡建设范围内把“城乡一体化”单独设编，显现其对续志断限内大建设、大发展的时代特征的把握与体现；又如据于余姚久远的历史与深厚的文化内涵、华夏文明源地之一的河姆渡遗址与文献名邦等实际，设《河姆渡文化》与《姚江文化》两编，展示其地情特色，设《革命根据地》与《老区扶贫开发》两编，互为呼应，既显现其光辉的革命史，又表述新时代的发展，可以说使鲜明的时代特征与突出的地情特色都得到体现，颇具匠心。不再一一而述，总的感觉是亮点纷呈。
  总而言之，《余姚市志》纲目给人的印象是颇有创意，着力打造了志书亮点。但是，创新、亮点往往是一把双刃剑，如果考虑不周，又极有可能成为被指瑕的靶子。固然，志书编纂不能因怕成为靶子而不去创新，但创新与亮点的打造应是科学和严谨的，特别是为改变千志一面而在志书结构上的创新与突破，为突出地情特色而升格的编章的确定与设计，应放在一部志书的整体安排上进行考虑，做到合理合体；不能为特而特，想升就升；也不是升得越高越好。如纲目中设《河姆渡文化》与《姚江文化》两编，就笔者理解，《河姆渡文化》编应是《文物旅游》编的升格，《姚江文化》编应是《人物》编的升格，但编下所列章节内容有些是超出了志书记述范围，如“河姆渡文化内涵”章，就章名而言，是某一篇论著的纲目；而“河姆渡品牌”一章，从志书横分来看，与前几章不能组成一个整体。又如《姚江文化》，姚江文化的内涵外延是什么？从名称来看，应涵盖姚江流域的文化文明全部，河姆渡文化应是姚江文化的源头吧，分列两编，可能是两编中的“文化”的定位是不一样的，但是两编组词方式一致，其他不论，感觉就有点矛盾；而《姚江文化》编就内容设置来看，更像是文化研究专题集，而少了志的感觉。另外，升格为编的内容有点多，对志书的整体性可能会有影响，凡升格的编章，在以后具体的编撰过程中，往往给编写者多一道障碍；而现在的从事方志工作的人，大多是半途出家甚至是临时行为，所提交的材料往往不能及格，需几上几下，才有点模样。因此，笔者认为，如果考虑至后期承编单位的难度，还是要有所割爱，以达到纲目设计中的创新之点成为一部志书编修完成后的真正亮点。
  （原载《宁波市方志研讨会论文集》，宁波出版社2011年12月版。篇首原有“内容提要”和“关键词”，略去）
  万历《绍兴府志》评述
  王孙荣
  我国方志从六朝开始大量修纂，历经宋元的丰富发展，到了明朝，修志风气愈加兴盛，不仅成志数量众多，而且对方志的认识和编修理论的探讨也日渐深入，体例更趋完善，成果颇为可观。这为促进清代志书编修全盛局面的形成和方志学流派的产生，起到了奠基拓路的作用。可惜，后世的评论者对于明代的方志学成果多持贬抑之见，以为明志芜杂冗滥，无足评观。这实在有以偏概全、刻意抬高清志地位的嫌疑。统观明朝270余年间，一共修成各类志书3000余种，其中不乏佳志杰构。比如，由孙鑛、张元忭共同纂修的万历《绍兴府志》即以体例精赅、考证明晰、图文并茂而著称，是中国方志史上值得称道的佳作。
  一、背景人物
  万历《绍兴府志》共50卷，是绍兴府属自嘉泰《会稽志》以来流传较广的一部方志。该志肇修于明万历十三年（1585），越年而书成，始刊于万历十五年（1587）。这几年正是明神宗初掌政权，励精图治的时期，国家社会一度呈现繁荣昌盛的景象。同时，绍兴府在知府萧良斡的治理下，“政通人和”，“诸废既举，乃次第修志”①。这正符合了古人盛世修志的说法。
  当然，一部佳志的修成仅有优越的客观条件是远远不够的，还同主持者和纂修人的素养有着紧密的联系，须有学博、才优、识远、见定的人来主持和纂修才好。而绍兴知府萧良斡正是这样一位贤太守。萧良斡字以宁，号拙斋，泾县人。明隆庆五年（1571）进士。其学私淑王阳明，是一位学者型的名宦。他于万历十一年（1583）出任绍兴知府，一到任就询问掌故，得知《绍兴府志》已经有数十年没有纂修，于是发心礼聘郡人张元忭、孙鑛共同主修。张元忭字子荩，号阳和，山阴人。隆庆五年（1571）状元。尝从王畿游，是王阳明的再传弟子，与萧良斡不仅学宗同源，而且有同年之谊。府志
  
  的另一位纂修者孙鑛，字文融，初号越峰，更号月峰，余姚人。万历二年（1574）会元。与张元忭交谊甚厚，曾经在京师共举文会。
  张、孙二人都是当时的知名学者，“皆以中朝之望，良史之才”①著称，不仅饱学有识，不媚时俗，而且文章法度俱有师承。一位是状元，一位是会元，制艺之文就不用说了，更何况张氏究心于阳明心学，造诣精深；孙氏倾心于先秦古文，成绩灿然。尤其是孙氏，学问旁及百家，淹博精深，一生著述达90余种，著述之勤，学识之广，一时罕见。而且，两位主修人都出生于世代簪缨之家，学有渊源。张元忭的父亲张天复，字复亨，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曾官湖广提学副使、云南按察使等，主修过嘉靖《山阴县志》。孙鑛的伯父孙墀，字志朝，选贡生，官至尚宝司卿，曾参加了嘉靖初年《绍兴府志》的纂修。次兄孙铤，字文和，嘉靖三十二年（1553）进士，由翰林院庶吉士历仕至南京礼部右侍郎，曾与修《承天大志》。作为桑梓之人，张元忭和孙鑛熟悉乡邦文献，采访较易，也为志书的成功纂修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体例特色
  一部志书的优劣得失，其评价的一个很重要的着眼点就是体例是否得当。正如民国期间的著名方志学家李泰棻在《方志学》中所称，体例对于方志而言就好像是栋梁之于房屋，栋梁倒置，房屋怎么能够稳固呢？万历《绍兴府志》之所以在方志史上有“佳志”的赞誉，体例精赅，即为原因之一。该志体裁为史志体，是仿正史纪传体史书而成。全志“为纲凡十有六，曰疆域、曰城池、曰署廨、曰山川、曰古迹、曰物产、曰风俗、曰田赋、曰水利、曰学校、曰祠祀、曰武备、曰职官、曰选举、曰人物。为目凡二百有奇，厘为五十卷。”②虽然卷帙多，门目众，篇幅广，但由于纲目内在的联系，是志逻辑清楚，结构紧凑，以纲领目，纲举目张，“其事具，其言赅，统之有宗，而析之不紊”③。为尚繁型志书的代表作。其整体结构亦相当完整，不仅有序、目录、图、正文、后序，而且有修志姓名，胪列有纂修人、参订人、参阅人、对读人、锓梓人、重校人等，堪称完备。
  这部志书在体例上的一大特色是不另立“艺文志”，而是仿效《吴郡志》例，将山水、古迹、政治、风教、建筑等内容的诗文分隶于相关各条下，省却了不少闲诗闲文，精简了篇幅，内容宏富而条理秩然。所选诗文，精致到位，充分体现了不同时代不同方面的特征，既具欣赏性，又不乏数据性，颇具经典意义。
  第二大体例特色是在卷末立“序志”一卷。对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七十四“史部三十·地理类存目三”是这样评称的：“体例颇善。末为序志一卷，凡绍兴地志诸书，自《越绝书》《吴越春秋》以下，一一考核其源流得失，亦为创格。”作为方志学历史派的代表人物，孙鑛不仅才学双全，而且史识高瞻。他所撰写的这一卷“序志”，开创了后世方志有“旧志源流考”的新体例。另辟蹊径，自成一家。
  第三大体例特色就是舆图丰富。总计疆域志附图9幅、城池志附图9幅、署廨志附图4幅，这对于研究府县境域的沿革、区划以及城市范围、坊里布局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山川志共5卷，附图最为丰富。其中山图22幅，岭、尖、岩、洞、石图共8幅，江、河、湖、溪图15幅。古迹志2卷，附图3幅。以上舆图对于形胜、地理的研究和旅游的开发利用，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水利志附图10幅，包括闸图5幅，堤图2幅，塘、陡门、砩图各1幅。这为了解、研究古代绍兴一府的水利设施提供了直观、形象的依据。祠祀志共4卷，附图12幅，总计坛图3幅，庙陵、寺观图各4幅，祠图1幅。生动展现了明代世俗生活的精神层面，充分反映了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总计多达101幅的舆图①，继承了极盛于两宋的图经的优良传统，虚实相资，详略互见，既保存了古代的地域形势及风俗、人情、古迹等形象，同时也弥补了正史无图的缺憾。
  三、内容得失
  这部志书不仅编次有序，脉络井然，而且行文简约古雅，叙述谨严有致，引征赅博精审，颇有史书法度。精审的考核首先在于广泛占有资料。该志广引诗赋文序、史地志述，古则征之金石碑版，近则取之案牍奏章，兼及亲身经历与采访所得，详为考订，庶几完备。如卷三署廨志府目“使宅”条，注中先引录前人诗作二首，后又以诗证史：“今堂在使厅重屋之后，略无解见。以前人题咏考之，恐非今处。”又卷八山川志潭目“黑龙潭”条，注云：“余姚舆夫为余言，万历十一年尝佣耕乌山..”卷十四田赋志有注云：“知府萧良斡曰..”就直接以时人的言说入注，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其中，凡是涉及古书的地方，都详载原文出处，有所考证的地方，则附注于下。有可疑而不能决断的就逐条予以考核厘正、胪列考辨，列述其优劣之处。或用“俗传”“未详”“姑存”等字样别之，或法史家阙疑之例，不予记载，以俟后续。如卷一疆域志“形胜”目，有注云：“此段所论山脉与周述学所云不同，未知孰是，今两存焉”；卷二城池志古城目，有按云：“旧书袁名山松，此乃以嵩城为袁遗迹，疑有误”；又卷八山川志“泉”目，有注云：“《嘉泰志》云..其说近诞，姑存之。”可谓记载翔实，俱见根据，引征考据，时有卓识。
  方志贵在传信，假如能兼具文采，使行文流畅优美，自然是锦上添花的好事。而记述有序，行文舒卷自如，正是此志在内容上的另一特色。志中文辞曲曲叙来，该略则略，应详则详，给人清晰具体的印象。山水志写得生动形象，状物绘景，历历如睹。物产志求本溯源，详叙始末，兼及传说，亦见体要。人物志叙事直书，记人不阿，细心考核，不务空泛之论，颇有史笔之风。其他诸志，文笔也都齐整有致。嘉言善行，因文而传；胜水佳山，因文而状；幽光潜德，因文而扬。事核文质，约而弗遗，难怪被世人赞为“佳志”。
  人物志在方志修纂中，一向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这是一件既重要又严肃的工作。修志最棘手的问题之一，也正在于纂写人物志。因此，历代方志修纂者素来对此采取既积极又慎重的态度。万历《绍兴府志》的纂修人在这项工作中，也曾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当时，张元忭家居山阴，孙鑛则远在余姚，二人仔细斟酌，反复商讨，往来书信不绝。《张阳和先生不二斋文选》录有《寄孙越峰论志书事三通》①。
  该志人物志分为帝后、王侯、名宦、寓贤，至于乡贤中不便归于一类的就统称“列传”，其余分为理学、儒林、忠节、孝义、隐逸、列女、仙释、方技8目。简而不略，详而不冗。在内容上，依事直叙，不施曲折，述而不作，寓褒贬于叙事之中。并将儒林、文苑合而为一。张元忭在儒林传小序中云：“前史传儒林，复传文苑，盖析而二之也。吾以为道德文章皆儒者事也，故并之为儒林焉。”②“不欲目太碎耳。”③虽然张元忭在与孙鑛商讨时也曾表示：“《姚志》云，人物是非必百年而后定。《杭郡志》传人物，亦以五十年为限。此特为避嫌远怨之计耳，非大公之心也..若必待百年、五十年而后书，窃恐岁月逾远，文献益湮，将使贤人哲士之懿行卒以泯没不传，罪将焉辞？”①然而在理学传中，张氏所录王门弟子亦仅徐爱、季本二人而已。作为王阳明的再传弟子，张元忭为了避嫌，后来也只能以“盖两公者省志邑志之所已载，且其人殁久而论定矣。其他贤者固多，而旧乘未载，固未敢遽入也..顾余拘儒也，竟未敢破例而为传，尚有俟于后之君子焉”②为藉托。可见撰人物志压力之大，非特史才、史学、史识，另有舆论在焉。
  不过单凭二人之力，一年多时间，纂成50卷的志书，白璧微瑕实所难免。如将山东郯县与浙江剡县混而为一，以致徐孝嗣、徐摘、徐陵等人均被收入人物志内。
  四、文末余论
  《千顷堂书目》《红雨楼书目》《内阁书目》《天一阁书目》《八千卷楼书目》《续通志·艺文略》《续文献通考》等对这部志书均有著录，而且都记作50卷。赵锦、张元忭所撰的序以及孙鑛的《序志》中也均作50卷。但《澹生堂书目》《明史稿·艺文志》《明史·艺文志》作60卷，当有疑误。这部志书自万历十五年（1587）初刊后，虽于万历十六年（1588）、万历二十六年（1598）各增补过一次，却未曾重刊，今国内所存为数已稀。据洪焕椿、陈桥驿两位先生统计③，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江苏地理研究所、南京大学图书馆、浙江图书馆等各藏有一部，上海图书馆所藏已残缺，绍兴鲁迅图书馆、中国科学院所藏残缺尤甚，天一阁所藏已残破不堪。1996年齐鲁书社出版的《四库存目丛书》本据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本影印，其中亦有缺页，原附101幅舆图，该本仅存85幅。200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绍兴丛书》第一辑《地方志丛编》本据浙江图书馆藏本影印，舆图存88幅。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七十四“史部三十·地理类存目三”云：“是志分十八门，每门以图列于书后”，据赵锦序、张元忭自序及目录，应称“为纲凡十六”。至于附图，笔者所见齐鲁书社《四库存目丛书》本、中华书局《绍兴丛书》本和上海图书馆藏本，前后均有，不是单一地附于书后。
  关于这部志书的纂修者，有些地方径行著录为张元忭，而漏记了孙鑛，这是不正确的。其实，据孙鑛《序志》云：“初，鑛欲任其草创，而以润色俟之子荩。既玩，愒不克济。萧公虑杀青无日，乃又属人物于子荩，而俾鑛专地理焉。”①可见，这部志书除人物志15卷（卷三十五至四十九）外，其余均为孙鑛所纂。又孙鑛《郡志小传》：“初，余与子荩分辑郡志，子荩专人物，其三篇有录无书，萧公复属余续成之。”②可见人物志中尚有三篇亦系孙鑛撰成，如《孙堪传》即是：“先伯父孝子公，见前传。善画菊，初受法于舅氏杨节，晚年乃时出新意..书学颜鲁公，行草咄咄逼《坐位帖》。”③
  2012年7月，宁波出版社出版了李能成点校的万历《绍兴府志》，收入“绍兴史志文化丛书”第二辑，系2012年浙江省重点出版项目。点校者在《例言》中表示：“点校万历府志的基本目的，就是想帮助一般读志用志者能够比较容易而且正确地使用，从而比较正确地理解其基本内容。”又说“原文用字未予简化，本书用字按今通行《简化字总表》予以简化，但人名和少量没有合适简化字对应者除外”。可惜句读多有点破，人名用字也有简化者，不能不说是小有遗憾。
  （本文收入《传承与发展：21世纪的浙江方志事业——浙江方志研究论坛暨浙江省地方志学会2010年学术年会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2011年12月版。篇首原有“提要”和“关键词”，略去）
  光绪《余姚县志》编印始末
  王孙荣
  编于明正统六年（1441）的《文渊阁书目》已有《余姚县志》著录，这是现今所知道的最早的《余姚县志》。由于只见目录，未见原书，卷数、纂修人等均不可考。不过，永乐帝曾多次下诏各地修志，永乐十年（1412）颁布《修志凡例》16则，依据该志著录于“新志类”，可以大致推断编修于永乐十年至正统六年间（1412—1441）。
  此后，余姚县志经嘉靖、万历、康熙、乾隆、光绪、民国多次纂修，共成志8部200余卷。其中，光绪志有两部，分别为光绪十九年（1893）稿本和光绪二十五年（1899）刊本。稿本40卷，据《余姚市志》著录为钱献之纂，修于光绪十九年，记事至是年止，未刊印。上海图书馆藏有初稿本13册，存卷一、卷二、卷四、卷六至十二、卷二十至三十一、卷三十八至四十。现存通行本多为光绪二十五年刊本，本文即以此本为研究对象。
  余姚自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编修县志至光绪十九年再次开局，间隔115年。在这期间，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震荡和变革，已经由盛转衰。余姚的经济社会结构随之发生巨变，尤其是咸（丰）同（治）之际的太平天国运动，给社会民生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面对这千年未有的变化，余姚人士开始酝酿重修县志。
  当时，邑人邵友濂已经调任台湾巡抚，并在台北登漏书院内设立通志局，各厅县皆设采访局，以编纂台湾通志。邵友濂写信给乡人，称：“邑志系一方之兴替，其间之经入畡数，风化芳臭，岂可听其世远年久、变革湮没而恝然置之乎？愿捐巨款以先之。”①于是，知县周炳麟“相与粗定章程，张示晓劝”②，设立志局，聘请会稽孙德祖为总纂，同时分聘邑人杨积芳、蒋玉泉、徐辰、叶和声、曹仰钦等各科专门人才进行采访、编辑。
  孙德祖（1840—1908）字彦清，一字岘卿，号寄龛，会稽官塘桥人，寓
  居小皋埠村。廪贡生，候选训导，同治六年（1867）举浙江乡试第三名，官长兴教谕，著有《寄龛文存》《寄龛诗质》等。曾参纂光绪《密云县志》（光绪七年刊本）、光绪《慈溪县志》（光绪二十五年刊本），增补重校同治《长兴县志》（光绪间重刊），颇有修志经验，卷首《重修余姚县志凡例》9条即其所定。
  杨积芳（1853—1932）字长孺，一字馥生，马渚人。光绪十四年（1888）举人，授国子监学正衔，有《东渔印存》《应酬文录》等。曾应邵友濂电招，入台湾协助其处理日常事务。“金石”“艺文”二门出自其手。
  蒋玉泉（1857—1900）谱名同垣，原名瓛，字伯厚，一字味经，又字微谨，一作薇卿，浒山南门外梅花漕人。光绪十五年（1889）举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进士，官内阁中书，有《校邠庐抗议签说》《雪庐文稿》等。县志《列传》皆出其手。
  徐辰（1835—1897）号莲峰。同治十二年（1873）拔贡，广西试用知县；光绪二年（1876）举人，以课徒自给，门下多魁士，翰林韩培森出其门下。
  叶和声（1840—1897）字雅南。廪生，同治十二年（1873）举人，官淳安教谕，为蒋玉泉业师。《县志》草创时，发凡起例，用其议居多。
  曹仰钦（1867—1923）谱名尧禄，字尧臣，号赞勋，道塘半海地人。郡庠廪贡生。从族兄曹辛及黄炳垕学天文算学，有名于时。光绪十六年（1890）曾受委派测绘本县舆图。入宁波辨志精舍学，屡擢高等。
  其他编采人员各有专长，各司其职，在19世纪的最后七年（1893—1899）里，维艰维辛、矢志不移，以他们的智慧、才学，更以他们的信念、意志完成了19世纪余姚最后一部县志。
  光绪二十三年（1897）五月，志稿已经基本完成。刚好知县周炳麟即将调任，于是写下了《重修余姚县志叙》。两年后，也就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七月，县志正式刊印。两个月后再次重印。所以，现存的光绪《余姚县志》刊本有两种：一种是七月初印本，牌记作：“光绪廿五年太岁在己亥秋七月成”；另一种是九月重印本，牌记作：“光绪廿五年秋九月刊成”。两种印本牌记中的篆字“余姚志”三字的笔法也各不相同。
  光绪《余姚县志》共27卷，首末各1卷，分装16册，约70万字，近1500页，并附地图14幅。县志记叙范围涵盖余姚县全域，包括今余姚市凤山、阳明、梨洲、兰江、朗霞、低塘6个街道，马渚、牟山、泗门、小曹娥、临山、黄家埠、梁弄、大岚8个镇，以及鹿亭1个乡：还包括今慈溪市浒山、古塘、白沙路、宗汉、坎墩5个街道，周巷、长河、天元、庵东、崇寿、横河、匡堰、胜山、逍林、新浦、桥头11个镇。
  这部县志的体例继承了我国优秀方志的传统，注重在人物记述。自卷十八至二十七凡10卷，其目为职官、选举、忠义、列女姓氏、名宦、列传、寓贤、列女、方伎、方外10门，均系列传及姓名录。其余17卷则记载疆域、山川、城池、公廨、风俗、物产、祥异、水利、田赋、学校、典祀、兵制、义举、古迹、冢墓、金石、艺文。其他鲜明特点有三。一是篇幅宏大、资料完备。该志打通古今界限，沟通横向联系，以70万字的篇幅，将余姚的古今历史、山川形势、经济时尚、人物事件、文化典籍收于一书。特别是对太平天国运动有十分详尽的记载，这一时期殉难的人物，除了记入列传和列女传的之外，还专门设立了《忠义录》和《列女姓氏录》两卷以存名氏。二是内容翔实、查阅方便。志书的生命在于真实，志书的效用在于方便。《余姚县志》对几千年的历史进行综合整理，利用了乾隆《浙江通志》《嘉泰会稽志》《宝庆会稽续志》、乾隆《绍兴府志》、嘉靖《余姚县志》、康熙《余姚县志》和乾隆《余姚县志》，在历代方志丰富的史料基础上，重新考订整理，重新编排，使读者便于检阅使用。三是图文并重、重视实测。该志舆图据同治初邑人黄炳垕手写县境全图绘制。黄氏乃黄宗羲七世孙，为晚清著名天文、历算、史地学家，所著《测地志要》曾在中法战争期间由朝廷颁发给各路带兵官，以备行军布防之需。晚年曾参与“鸟里开方图”的测绘，为我国的地理测绘学做出了较大贡献。经他用6个月时间实地踏勘、测绘而成的《余姚县经纬度分开方积里图》测绘科学、资料精确，在当时是少见的。
  自然，由于光绪《余姚县志》成书于太平天国运动之后的连年战争之际，限于当时的时代局限，也限于人力、环境，无法精核细勘，因而不免稍有瑕疵。下面试举二例。
  如孙应时传，万历志一共273字，康熙志精简为225字，乾隆志为290字，光绪志则陡增至500字，所增部分有称：“史弥远为应时弟子，《集》中与弥远诸书皆深相规诫。迨弥远柄国，独超然自远，无所假借，甘沦一倅以终，其人品尤不可及。”①前一句是事实，后一句则杂糅了臆想之词。孙应时卒于宋开禧二年（1206），此时的史弥远还只是一个起居郎兼资善堂直讲，属于一般性的史官而已，根本谈不上有“柄国”之势。官拜右丞相兼枢密使兼太子少傅进开国公，那已经是孙应时去世以后的事情了。传下双行小字注
  作：“《宝庆会稽续志》参杨简撰圹志、《宋儒学案》。”①其实上述三种史料并无史弥远柄国之类的记载。
  又如王士毅，万历志、康熙志、乾隆志均未入传，光绪志径由《宋元学案》转录，有云“王士毅字子英，本秀州人，后为余姚人。..戴九灵铭其墓”，所以列为“寓贤”。但戴良《王先生墓志铭》作：“王先生讳士毅，字子英，其先秀州人，宋天圣间始迁绍兴之余姚。累世读书笃行，为士大夫家。渡江以来，官王宫及太学者相望。..先生以至正丙申九月十五日卒，年七十二。卒之年某月日，葬于梅川乡石人里先茔之次。”②可见，士毅为余姚人，而非寓贤。
  但于皇皇70万字的巨著来说，以上所指实为微瑕。光绪《余姚县志》这部凝聚着众多地方文化传承者心血的志书，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一份沉甸甸的文化遗产。
  110年来，这部志书已经多次重印。民国24年（1935），依据光绪二十五年（1899）九月重印本再次重印，封面题签则由原来的篆书改为张蓬仙的楷书。另据《浙江方志考》和《余姚市志》所称，尚有民国24年铅印本。1974年秋，旅台邑人张元杰与阮毅成商量重印《余姚县志》，并拟再续新志。阮氏借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光绪二十五年七月初印本一部，由余姚旅台同乡会委托台湾大源照相制版有限公司于当年12月影印出版。前有阮毅成手书《影印余姚县志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致张元杰函及民国36年（1947）6月8日所摄余姚“江桥鼓楼县府大堂”照。1983年，台湾成文出版社影印出版光绪二十五年七月初印本，收入“中国方志丛书”。2007年9月，余姚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委托杭州萧山古籍印务有限公司影印了光绪二十五年七月初印本1000套，16开线装，一函16册。
  （原载《宁波方志》2013年第1期。篇首原有“提要”，略去）
  《余姚六仓志》编纂始末
  王孙荣
  一、何谓“六仓”
  “六仓之名因盐而始”。“仓”即盐仓，原系贮盐之所，复又引申为征收盐课丁税的单位。明弘治以后，盐课丁税的征收单位改仓为团，这样“仓”就逐渐演变成地理区域概念。“六仓”一般是指代余姚县北部海隅，包括属于石堰场管辖的埋上仓、埋下仓、柏上仓、柏下仓、梁上仓、梁下仓，和地属余姚而盐课丁税在明弘治以后划归慈溪鸣鹤场管辖的杜家团。至于六仓起始于何代，文献无征。清康熙《新修余姚县志》卷二“石堰场盐课司”条下夹注称：“埋马仓在梅川二都埋马市之南，柏山仓在云柯二都柏山，梁堰仓在孝义一都之梁家堰，并有廒一十八间。永乐十八年罢，景泰三年重建。弘治以后，听灶输价，诸仓遂废。”只及埋马、柏山、梁堰三仓，无所谓六。清同治《钦定重修两浙盐法志》卷七“石堰场”目称：“旧聚团额：埋上团、埋下团、梁上团、梁下东团、梁下西团。现煎团额共七团三十灶：埋上团三灶、埋下团一灶、柏上团一灶、柏下团一灶、梁上团十灶、梁下东团十一灶、梁下西团三灶。”既然已经改仓为团，则必在明弘治“听灶输价”之后。但综合团数，旧为五，现有七，亦无所谓六。故《余姚六仓志》卷一称：“意必永乐以前建仓在埋马、柏山、梁堰，迨景泰时重建，乃分埋上下、柏上下、梁上下，谓之六仓。仓废而团兴，沿旧称也。杜家团划归鸣鹤亦在宏（弘）治以后，梁下之东团、西团仍冠梁下而支分之，实二而一，故至今灶课、灶丁之交涉仍不谓之团，而谓之仓。唯杜家团不称仓，割埋上而别其名。”
  据《余姚六仓志·余姚县六仓总图》，六仓地区自东而西的具体划分大致如下：杜家团东界慈溪，自洋浦至破山浦，旧属上林乡，清末属林东乡，现分属于慈溪市桥头镇、新浦镇及逍林镇；埋上仓自破山浦至罗家路潭、五灶丘、二灶路、坎镇、上四灶村、万全亭一线，旧属上林、梅川二乡，清末属林西、白沙、胜山及保德四乡，今分属慈溪市白沙、坎墩两个街道和匡堰、逍林、胜山、新浦四镇；
  埋下仓东界埋上仓，西至崔陈路潭、眉山大路、马家市、百两桥、眉山堰、眉山西麓一线，旧属梅川乡，清末属浒山、保德、沐仁、柯东四乡，今分属慈溪市浒山、古塘、坎墩、宗汉四个街道和崇寿镇；
  柏上仓东界埋下仓，西至张家路潭、卢丁路、大路门村、方六灶、大路门港、九间亭、芦城庙东一线，旧属云柯乡，清末属云漾、云潭、云城三乡，今分属慈溪市宗汉街道和天元、长河、庵东三镇；
  柏下仓东界柏上仓，西至大陈家路潭、劳家埭村、沙黄、平王庙市一线，旧属云柯乡，清末属云城、云和、云塘三乡，今分属慈溪市天元、长河、庵东、周巷四镇；
  梁上仓东界梁下仓，西至徐丁引水、直塘路、田屋西一线，旧属孝义、开元二乡，清末属云塘、义三、义四、义五、朗霞五乡，今分属慈溪市周巷、庵东二镇；
  梁下仓东界梁上仓，西界上虞县，旧属开元、东山、兰风三乡，清末属朗霞、四门、湖堤、临山、兰塘五乡，今分属余姚市朗霞街道及泗门、小曹娥、临山、黄家埠四镇。
  六仓幅员相当辽阔。旧余姚县有15个乡，六仓之地涉及7乡；民国初年设立自治乡，全县一共有44乡，六仓要占到21个，将近总乡数的一半。现在，六仓之地约有七分之六已经归属于慈溪市，这部分地区涉及慈溪市的5个街道和11个镇，面积将近要占到全市区域总面积的一半左右。
  二、经费来源六仓地区以前没有纂修过志书，这部《余姚六仓志》是六仓地区有史以来第一部志书。《余姚六仓志》的编志经费，由六仓股款开支，该志卷尾《股款始末记》有详细记载。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秋，浙江绅商在上海斜桥洋务局集议，创设浙江铁路公司。并奏请清廷废弃同英帝国主义签订的铁路草约，收回路权。经准许后，浙江铁路公司积极筹资，向社会公开招股。于是，由日本东京岩仓铁道学校毕业的六仓士人黄广（越川）发起，将场署带征塘捐、历年解府存款，拨购优先股，计银4600元。此后又将历年带征塘捐和先前购置的股息，陆续添购股款，计银2000元。前后总计银6600元。民国成立以后，废除了带征塘捐，于是公议处理这项股款。后来，铁路改归国有，分别收回股本。民国6年（1917）春，仓下士人张午炎发起编造六仓志乘，经费就从这笔款项中开支。
  三、编志人员
  《六仓志》的编志人姓名，在卷尾共开列了创议、赞成、总纂、协纂、编访、测绘员、监修、顾问、校正、书记和庶务11类。创议2人。张午炎（1880—1937），谱名闻梅，字谷香，号鹤巢，潮塘独疄地（今
  属慈溪市宗汉街道潮塘村）人。清宣统三年（1911）云漾乡董，民国元年（1912）余姚县自治会参议员。曾为创办汝湖农校捐银220元，为创办云柯学校与人合助田地100亩。在云漾乡创建遗安义塾，置基地4亩零，厅事七楹并围墙，先后置田地500亩零。协办周巷劳氏义塾。
  张宝琛，字郁香，云城乡团圈（今属周巷镇云城村）人。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副贡，曾任福建县丞。光绪三十年（1904），任云柯高等学堂校长。光绪三十四年（1908）余姚成立“教育会余姚分会”，任副会长。宣统三年（1911）选为云和乡议长，民国元年（1912）选为余姚县自治会议长。曾为谢宝书编纂《姚江诗录》采集诗篇。民国20年（1931），任余姚麦冬业同业会负责人。
  赞成共21人，系六仓所属21个自治乡的乡委员，自东向西分别为：
  林东乡董余守志，清宣统三年（1911）选。创办三管义塾。
  林西乡董高莘亩（1867—？），谱名明桂，字景衡，考名愈谦，号逊葊，原名新茂，又号性懋，林西乡下高家（今属慈溪市逍林镇林西村）人。邑佾生，官立自治研究所毕业优等第一，于清宣统三年（1911）膺补选乡董。任本乡自治兼学务委员。创办县立达三学堂，任校长。
  白沙乡董杨尧庆，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曾在白沙街东当屋创办昌明学校。宣统三年（1911）选为本乡乡董。胜山乡董陈吉孝（1869—？），谱名国樑，字吉孝，号且安。清宣统三年（1911）选，民国3年（1914）任自治委员。浒山乡董胡圯书（1873—？），一名炳尧，字志峤，号子桥，任浒山自治委员、款产委员。清宣统三年（1911）选。保德乡董沈逢辰（1859—1918），谱名忠礽，原名士彬，考名逢辰，字子雅，号紫霞，郡庠生。清宣统三年（1911）选为本乡议长，民国元年（1912）改。在永乐庵后进创办保德一校。曾修辑《梅川沈氏宗谱》。
  沐仁乡董胡福耀，清宣统三年（1911）选。
  柯东乡董马宗周，马家路（今属慈溪市宗汉街道）人。光绪末年曾接替其祖父马道传为六仓自治会副总干事，协助蒋镳管理六仓公置的浙江铁路股票和相关账目。宣统三年（1911）选为本乡乡懂。民国元年（1912）当选第一届国会候补议员，民国6年（1917）补。
  云漾乡董陈乘鳌，东界塘人，邑庠生。民国元年（1912）选。曾在东界塘陈祠创办东界学堂。
  云潭乡董许廷赞（1867—1929），谱名献環，乳名麟祥，字季兰，号虞瑞，天元市（今属慈溪市周巷镇）人。廪膳生。民国元年（1912）选，历任自治委员、学务委员、款产委员等。
  云和乡董张价蕃（1885—1948），乳名纪芳，又名菊辰，号星江，长河垫桥（今属长河镇垫桥村）人。民国元年（1912）选。创办大盛私塾。
  云城乡董卢葭声，号沔东。清宣统三年（1911）选。曾创建慧日亭施长茶，与卢国珍创办崇本学堂。
  云塘乡董吕更苏，民国元年（1912）选。曾任区立垫桥初小校长。
  义三乡议长吴榛美，义三乡海甸头（今属慈溪市周巷镇海莫社区）人。廪贡生。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南桥头周祠集资创办集义学校。宣统三年（1911）选为本乡议长。
  义四乡董周秉铨（1871—1926），谱名炳铨，号雅亭。民国元年（1912）选。宣统三年（1911）与里人借万寿寺筹设小学。
  义五乡董劳垕元（1856—？），谱名吉元，小名贾五，字季劢，号蔼士，余姚孝义青龙桥（今属慈溪市周巷镇）人。附贡生，布政司理问衔，光绪三十四年办赈务，赏给五品衔。清宣统三年（1911）选为本乡议长。民国元年（1912）任乡董。
  朗霞乡董杨祖荫，民国2年（1913）选。清宣统间在杨祠创设小学。
  四门乡议长谢葆濂（1858—1922），谱名联璠，字寅生，号鲁珍，又号伯祺，廪贡生，州同衔。于经学、理学之外，不废辞章，著有《桐阴碧处诗稿》。清宣统三年（1911）选为本乡议长。民国4年（1915）补选余姚县自治会议员，不赴。曾为创办四门汝湖农校捐银150元。
  临山乡董阮性垕，清宣统三年（1911）选。曾为创办四门汝湖农校捐银130元，并创办凤城施药局、毓庆女校。
  湖堤乡议长戚祖修，清宣统三年（1911）十一月选。协办永益学堂。
  兰塘乡委员邵慎枢（1886—1943），谱名钧儒，字慎枢，笔名二颐。善书画。宣统三年（1911）创设宪元小学于邵村邵祠。民国4年（1915）补选余姚县自治会议员，不赴。
  总纂杨积芳（1853—1932），原名芳，字馥生，一字长孺，号福孙，一作福荪，又号寄篁，晚号东渔，又称长泠渔长，余姚马渚青山杨家人。光绪十一年（1885）副贡，光绪十四年（1888）举人，官国子监学正。入仕前，曾于光绪二年（1876）协助同乡朱逌然批阅湖南乡试卷。光绪七年（1881），朱道然改任四川学政，又入为幕僚。次年回姚，在本县以及慈溪、镇海、诸暨、萧山等地任馆学教师。三试礼部不售，台湾巡抚邵友濂电招入幕。光绪十九年（1893）参与纂修《余姚县志》，金石、艺文两卷皆出其手笔。花甲之后迁居长泠江赵家，曾寓居朗霞篁封桥、周巷笆西万祥道地，最后定居上海。曾任余姚同声诗社社长。书学东坡、山谷加整饬，挺健摆宕，骨韵兼胜。民国十余年间，余姚全县有名店号招牌，诗书之家厅堂匾额、墓碑楹联，请他写的颇多。诗文不专一家，有《应酬文录》一册。纂有《六仓志》之金石、艺文、人物。刻印师西泠诸名家，有《东渔印存》一册。亦能画。
  协纂张宝琛，即创议人之一。
  编访4人。
  许士远（1870—1926），谱名献穗，原名廷勷，乳名骏祥，字少兰，号莳兰，又号二苗，天元市（今属慈溪市周巷镇）人。廷赞仲弟。廪膳生，曾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在天元市如登坛创设开智初等学校，任校长。宣统三年（1911）选为云潭乡董。民国元年（1912）选为余姚县自治会议员及参事会参事。民国9年（1920）在柴家村创设启智初小，次年在天元东街王祠创设近智初小。曾应聘纂修眉山马氏、虞湖茅氏、汤家闸张氏、许家场五经祠及历山清贤、天元怀义两祠等宗谱。民国8年（1919）任《六仓志》编访，出力尤多，各目引言皆其所著述。书宗苏、黄，姚北各商店市招、楹联多出其手。
  卢国珍，字小蕃，云城乡润房（今属慈溪市周巷镇潭南村）人。曾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在曲塘卢祠创设崇本学校。宣统三年（1911）选为云城乡议长，民国元年（1912）选为余姚县自治会议员，后任曲塘初小校长。曾编修曲塘卢氏、云柯鲍氏等宗谱。
  谢葆濂，即四门乡议长。
  傅巨川（1867—1924），谱名於鍠，字金涵，号席安，学名巨川，周巷平王庙（今属慈溪市周巷镇平王社区）人。增生，考取巡政厅巡检。清宣统三年（1911）七月任慈溪锦堂农业中学堂国文教员。后任教于余姚县小学堂、上海申江模范学校等。
  测绘员2人。
  杜志文（1891—1956），原名文治，字鹏展，一字天糜，余姚马渚西湖杜村（今属余姚市马渚镇）人。浙江高等学校毕业，曾任余姚县府前路小学教员，及宁、绍、台、温等地中小学和暨南大学教职，擅古文辞。曾出资创办启文小学。解放后任余姚县立中学校长、浙江文史馆馆员。著有《明代浙江御倭人物志》、《文字形演》等。
  张德海（1884—1941），字蓬仙，号蓬山老人，高王尚家市（今属慈溪市宗汉镇）人。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考入浙江高等学堂师范科，与杨贤江同学。光绪三十二年（1906）毕业后返乡，任余姚县高等学堂堂长7年。宣统三年（1911）选为云漾乡议长。曾任营口场知事、慈溪鸣鹤场知事、余姚县最良桥孤儿院院长、低（塘）庵（东）公路段工程主任、长河私立草帽业小学校长、余姚酒业同业会负责人等。晚年任余姚实获中学教导主任，成绩卓著。书法颜真卿，冠佩而立，望之俨然；间作行草，临《书谱》《争坐位帖》。
  监修4人。
  谢宝书（1875—约1950），谱名茂材，乳名宝怀，字培卿，又字佩青，泗门人。廪膳生，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举人，拣选知县。光绪三十四年（1908）正月，在四门创办浙江省第一所中等专业学校——汝湖农业学堂，为校长。曾任三乡诚意高等小学堂堂长。编有《姚江诗录》8卷，新修《上虞县志》。
  胡光姚（1865—？），谱名绍曾，原名绍庸，后更光姚，字伯广，号子唯，又号紫蔚，乌山（今属慈溪市横河镇）人。胡德辉长子，邑廪贡生，分发江苏候补同知。曾于民国初年与谢宝书一起接掌六仓公置的一部分浙江铁路股票银。
  周斡济（1866—？），谱名施博，字近仁，周巷人。邑庠生，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试补廪膳生。光绪二十九年（1903），与吴榛美、周航笙等人在南桥头周祠创办集义学堂、诚明学堂。曾任义三乡乡佐、保管六仓公益社款产委员。宣统二年（1910）任余姚周巷镇商务分会会长，后任周巷镇镇长等。又于民国初年为六仓公置浙江铁路股票银的经理。曾先后编修光绪、民国《孝义周氏宗谱》。
  张需，曾与周干济一起在民国初年为六仓公置浙江铁路股票银的经理。曾为云柯学校捐助田地，为汝湖农校捐银20元。
  顾问2人。
  陈光烈（1892—1942），字剑秋，胜山人，清宣统元年（1909）拔贡，曾任安徽州判。民国元年（1912）选为余姚县自治会参议员，寻充县自治委员。民国19年（1930）任余姚县参议院院长。曾编修《东塘陈氏宗谱》。
  徐守愚（1867—？），谱名秉全，改名祖光，行名宗迈，字润斋，号慎斋，别号眉山野人，余姚孝义（今属慈溪市周巷镇）人。敷文、崇文、紫阳三书院肄业，光绪三十三年（1907）例贡，候选儒学训导。宣统元年（1909）任诚明校长。襄理公益。曾编修《孝义徐氏宗谱》。
  校正谢凤藻，字黻卿，又字舀青，泗门人。宝书族弟。曾协助宝书创办汝湖农校，并于民国元年（1912）至6年（1917）任该校校长。曾参校《姚江诗录》。
  书记3人：娄惠卿、陈保康、何延康，庶务胡宾笙，生平均不详。
  四、编修经过
  民国6年（1917）春，仓下士人张午炎发起编造六仓志乘，经六仓自治会公议，多数赞同。次年二月，设局于云柯学校旧址。
  云柯学校旧为云柯书院，地处姚北历山西麓，南临大古塘河，土地平旷，风景优美。该书院共有老式木结构两层楼房七楹，坐北朝南，东侧有高平厢房三椽，四周绕以围墙，自成院落。宣统元年（1909），改为两所初等学校，一在独姥湖，曰柯西；一在二塘头，曰柯东。历山西麓的旧址暂时空置。《六仓志》的创修及协编张宝琛曾经是云柯高等学堂的校长，编访许士远曾是云柯高等学堂的兴办人和教务长，所以就选择了云柯学堂旧址作为志局。
  《六仓志》初稿完成于民国8年（1919）冬，杨积芳有《己未季冬留别六仓志局诸同人》。诗云：“两载历山下，偶成文字缘。稻粱非易事，风雪又残年。今我一挥手，诸君重伃肩。莫教乡邑士，覆瓿笑斯编。”卢伦茂有《己未冬仁兄纂余姚六仓志告竣付梓感赋》：“南山云柯梦，北海芦塘春。六仓结字缘，乐志问史勤。丹铅数载成，志慰苦心人。”民国9年（1920）夏五月定稿，冬十月在上海付印。
  五、优点特色
  《余姚六仓志》是民国初年一部优秀的乡镇志。《姚江文化史》称：“《余姚六仓志》是一部有相当价值的志书，保存了较丰富的地方史料，成为当时浙江省十七种乡镇志中编写较为出色的一种。”其篇目设置合理，记述详略得当，资料丰富，图表明晰，有一定的创见和特色。
  1.卷一设《图说》，“图以象形，说以记事”。地图绘制尤为精致，运用了当时先进的实地测勘手段，获得较为精确的数据。图中除注明县界、仓界外，还标明自治乡界，其他如山、海、河、盐地、溜地、沙涂、塘闸、堰桥、涵洞、炮台、路、城、市镇、村、盐务机关、亭、寺院等，都一一标明。解说部分也多有点睛之笔，如《图说二》曰：“胜山、保德、沐仁皆在周塘下，居民多昏垫之患焉。览图至此，可以知肥瘠矣。”《图说三》曰：“煮海之民聚斯两仓者尤多，故场署、秤放局等皆在焉。”
  2.各卷冠以小序，短短七八句话，定性恰当、精确，具有提纲挈领、阐幽钩玄的作用。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①阐述六仓特点。
  卷二《山川》：“六仓海乡，有名山无大川，山又多在莲塘以南，在昔半峙海中，今皆在平陆矣。次叙其地，难免昔人记里鼓之讥。河流萦纡，港汊分歧，兹叙境内干河，细流则略。”三句话就点明了六仓的地理特点。
  卷三《乡镇》：“乡凡二十有一，其间村落栉比，曰巷、曰庄、曰房、曰埭、曰堡、曰灶，或以地，或以姓氏，名称各异。近海居民尤多以舍或丘称之，兹悉从俗名。”反映出六仓地名的特色。
  卷六《水利》：“大古塘后昔为沧海，自海涨日远，后塘遍种禾棉，港浅易涸，旱时皆仰给于湖水。故昔日垦湖为田，大兴争讼，居民赖之为水库。”水利之于六仓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卷十二《选举上》：“六仓士人，宋元多征辟，明清多科第，应运而生，为里党光宠。”点出了不同历史时期六仓人物的特点。
  卷十九《灾异》：“六仓居全邑之半，其间天时人事之变唯‘海溢’二字得以尽之。”卷二十四《祠庙》：“六仓濒海，多潮患，故祀潮神。”指出了灾异与民俗信仰的内在联系。
  ②卷名的阐释和定义。
  卷七《课税》：“任土作贡，正供有常，此郡、县志之事也，自来镇志多置勿录。六仓为石堰场辖，灶课由场经征，益以盐税，不可不书。”说明了课税之于六仓的特殊意义。
  卷八《盐法》：“自明以来，法制递变。税则改盐为折、摊丁于地，地则编灶给丁、传沙召佃，蒸卤之业主易为客，办盐之职官易为商。近则盐税抵押外债，而情势又一变，法尤加密。考古征今，详其沿革，按籍可稽。至于建筑制造以及衡量场价运销秤放事，均有关于盐产，并条系而分列之。志盐法。”诠释了盐法的沿革流变，并志建筑制造以及衡量场价运销秤放等事。
  卷九《丁册》：“六仓盐丁，明初授地免其杂役，所以利之者甚厚。嘉靖间，总理盐政鄢懋卿至姚履勘海涂，勒派居民为丁，认办盐斤按丁输课，由来已久。至清雍正间，丁归地征，而丁课始改为地课。后之丈地分丁，皆本于咨部入册之原丁户，所谓母丁是也，子母相传遂为世业。自《姚灶成规》一书散佚，而丁之可稽者仅见于私家钞本，兹据钞本录登，以资考证。志丁册。”丁册实即六仓之田亩册，序识言其流变甚详。
  卷十七《物产》：“《周官》：职方掌天下之地，人民材蓄有辨，九谷六蓄有别。《管子》本之作《地员篇》说：九州之土，上土、中土、下土各别，其土之形状与种所宜。古之博究物产者如此。然《周官》《管子》只言其常，地气转徙，物性变迁，各乘于化。岛国之藩滋，今移植于中土；山谷之仁荄，亦敷荣于海乡，岂尽由土膏哉？”这段序识申明了地气转徙、物性变迁的现象。
  ③阐述见解。
  卷四《桥梁》：“古有司险知山泽之阻，达其道路而从时治之，是杠梁利涉，昔为政要，后世则成自下而上，若无与者。有政者不举而责在居民，居民无力，又托之象教，亦可观世变矣！虽然，今之自治，道路津梁亦为急务，复托助于浮屠氏，其可乎！”阐述了道路津梁对于地方的重要性，是自治的急务。
  卷十三《选举下》：“民选之制，盖古乡举里选之遗意焉。自清季预备立宪，京师设资政院，省设谘议局，以次制定府厅州县及城镇乡各级自治制，是为民选之始。民国因之，曰国会、曰省议会、曰县议会，而城镇乡自治则一仍清制。未几，中央令罢各会，唯县与城镇乡则改选为委，然国会、省议会固旋停而旋复也。夫立宪政体人民有参政之权，与古者询于刍荛、谋及庶人之义实相符合，共和国体是其根基矣。兹具载议员姓氏而别表之。志选举下。”申明了共和国体是立宪政体之根基，人民有参政权的观点。
  ④评论卷名，说明其特殊意义。
  卷五《海塘》：“六仓居邑之北，地皆濒海。外御潮水，内卫田庐，莫重于塘。自宋迄今，土塘易为石堤，官修易为民筑，兴大工，发巨帑，事不胜书。然海潮北注，沙壖日涨，形势之变迁无常，工程之险夷不一，旧有之塘已成虚设，新筑之堤相继层加。前事为后事之师，一劳实永逸之图，居斯土者，土著客民利害同之，当益求苞桑之固，无忘楗菑土石之劳也。志海塘。”六仓濒海，海塘之于民生实乃利害所系。
  卷十五《学校》：“自清季废科举而学校之制行，盖远法成周，近采西制，兴教储才，胥在于是。”学校是兴教储才之地，对于地方文化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⑤抒发感慨。
  卷二十《金石》：“又如汉三老碑，出客星山，为邑之冠冕。今藏弆家以千金货于人，流出海外。邑中失此古物，可为浩叹！”
  ⑥确定标准是取材入志的前提。
  卷二十六《名宦》：“志以仓名，官以仓载。若宋县令谢景初、施宿，元州判叶恒，虽皆功在海塘，为乡人立庙以祀。然职专一县，例不容书。明筑卫所，御寇捍难，不乏守城镇抚、靖海功勋。近如巡司鹾尹，虽末秩卑官，而实惠在民，亦有可纪。”虽然宋县令谢景初、施宿，元州判叶恒，都对海塘贡献特大，乡人立庙以祀，但职专一县，所以不为收录。确定范围是一个很重要的限制，免得不符体例。
  ⑦人物入传客观公正。
  卷二十七《列传》：“六仓人物，宋以前无征焉。自宋、元、明以来，名臣、宿儒、忠节、孝义，代不乏人；降至近世，其行谊有足为乡里矜式者，亦视为十室之忠信，百步之芳草。兹仿县志，例不分题标目，统人物之可传者传之。于古则证诸邑志，于今则质诸乡评，不以科第为甲乙，不以官爵为轩轾，不以门地（第）为进退。先后之序，则一以世次，而无关于差等焉。作列传。”对乡贤人物客观公正，不以科第、官爵、门第分差等，一以世次为准。
  ⑧取材广泛。
  卷四十四《轶事》：“仓之文物、掌故，既类见于各门，其异闻琐语有寓劝惩、广见闻、足资考证者，亦复搜而辑之，犹旧邑志之丛谈也。志轶事。”异闻琐语中有寓劝惩、广见闻、足以资助考证者，也在搜辑范围之内，都要采撷入志。
  上述序识的八个方面，表现了修纂者良苦用心，力求所修之志具备规范、优质的标准；体现了修纂者所具备的学识学养以及思维定式的缜密，充分展现了高人一筹的方志学体识。有了这样的序识，作为修纂者共同遵守的规程，容易统一认识，会加快修志进程，说明了组织者、主持者的实际能力。
  3.资料翔实，考证严密。征引资料包括国史、各级各类方志、先辈诗文集、历代笔记、碑板、谱牒、丁册等，以及大量的采访所得。
  国史两种，即《宋史》和《明史》。方志包括《四明图经》《嘉泰会稽志》《宝庆会稽续志》等23种，诗文集则有《烛湖集》《栲栳山人诗集》《九灵山房集》《菊涧集》等28种，笔记有《六研斋笔记》《阐幽录》《谈荟》等11种，谱牒有《陆谱》《岑谱》《高谱》《卢谱》等37种，丁册有《费氏潜录本》《陈怀义堂录本》《郑氏醉醒录本》等12种，此外尚有其他文献史料如《筹海图编》《两浙名贤录》《杜白两湖全书》《石堰场报解册》《附场大小水乡蝴蝶策》《全浙公报》等22种，总计135种。
  对于以上这些史料，编纂者并非不加采择一概入志，而是分门别类，区别对待。出自先辈笔墨，以及诗文集、志传的文献，信则直书其名，异则略加考证；采自谱牒或故老传闻的史料，其中不是那么确然可信的，就不予采用。
  六、现有版本
  就笔者所知，《余姚六仓志》现有三种版本，分别是：
  民国9年（1920）铅印线装本，8册。
  中国地方志集成本，1992年7月由上海书店、江苏古籍出版社、巴蜀书
  社共同影印出版，收入《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二十五册。慈溪市地方志办公室标点本，2册，王清毅、岑华潮标点，杭州出版社2004年11月第一版。
  （原载《宁波方志》2013年第4期。篇首原有“内容提要”和“关键词”，略去）
  浅谈经济部类分志的数字运用与处理
  黄明樵
  经济是社会生活中最为活跃的一个领域，经济部类分志自然离不开数字。运用文字记述事物的发展轨迹、规律，进行定性分析；运用数字反映情况，对事物做定量分析，是志书编纂的一种最基本的手段。定量记述是定性记述的量化、深化和精细化，它反映事物发展兴衰起伏的程度、规模等方面的情况。入志数字能否做到真实、准确，全面、系统，具有代表性、权威性，也成为影响志书质量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结合在《慈溪市志》经济部类分志编辑加工中遇到的问题，谈谈数字入志的合理运用和技术处理。仅供参考，并请指正。
  一、数字入志的合理运用
  经济部类分志一般记述的数字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经济总量，主要记地区生产总值、工农业总产值、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进出口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经济效益，主要记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劳动者人均增加值、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万元GDP综合能耗等；经济结构，主要记三次产业结构比例变化、公有与非公有的比例变化和投资结构变化情况等；行业经济规模，包括全行业的企业及生产经营单位数，全行业总产值、增加值、固定资产原值、利润总额、从业人员情况、主要行业和规模以上企业产值、产品产量增长情况；行业经济效益，包括实现利润、上缴税金、经营单位全员年劳动生产率、销售收入利润率、亏损情况；行业中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股份制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等经营单位的情况等。以上只是就总体情况而言，比如金融、财税、农业等类分志，其记述的数字就不可能与此完全相同。需要根据各行业的实际情况和专业特点，运用适当数据反映行业经营活动的主要内容。数据的使用必须遵循严谨科学、全面系统的原则，要注意记述各层次的
  宏观基本数据，避免随意性。
  二、数字入志的技术处理
  在经济部类分志中，数字的应用面广量大，各种数据纵横交错，情况较为复杂，稍有不慎，则出差错。志书中最容易出现数字错误的地方，是同一项数字，内文与列表不一致、各种体裁（如综述、大事记、各分志）之间不一致、内文中此处记述与别处记述不一致、列表中的合计数与各分项数相加之和不符等。引发此类差错主要有四种情况：
  1.数字
  “政出多门”。所谓“政出多门”，是指有的数字是行业的主管部门统计的，有的是政府统计部门综合统计的，有的是党政领导的总结报告统计的或是党政部门向上级报告汇总统计的，各个方面的统计数字，同一内容，有的统计结果相同，有的不相同。面对各种各样的统计数字，首先要注意它们的来源与成因，按照规定使用。按照统计法规的规定，国民经济各指标等要以政府统计部门核定并公布的为准。各经济部类分志使用的数字，首先要执行这一规定，同时还要关注统计部门以后对相关统计数字的变更。如2008年慈溪市生产总值，《慈溪统计年鉴2008》公布数为6014360万元，《慈溪统计年鉴2009》公布该项数字为6014362万元；又如2011年慈溪市进出口总额，市志《对外经济与贸易》编和《综述》采用的是主管部门统计数据101.68亿元，《经济总情》编采用的是《慈溪统计年鉴2011》公布的99.72亿元，后来全志统一使用为统计年鉴数；孰料《慈溪统计年鉴2012》公布的该项数字调整为101.68亿元，全志再次做相应变更。一些没有政府统计或政府统计缺项的数字，只好使用相关专业部门或各行业统计的数字，如各镇（街道）工业企业数及总产值等。对既不是统计部门公布又不是有关主管部门核定的数字，根据实际情况，择善核准，核定一种入志。如《慈溪市志》在部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简介中，所记述的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主营业务收入、利润总额、资产总计、从业人员人数等数据，来源于由企业上报的《慈溪市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月报表》。
  2.统计口径不一致。在生产总值等经济指标记述中，撰稿人员有的采用不变价（如1980价、1990价、2000价等），有的采用现价（当年价），造成了同部志书同项数字前后、编章之间不统一，要注意在编辑加工过程中进行处理。在《慈溪市志》编辑中一般采用现价，尽量少用不变价，因为不变价是经过折算的数，并非真实的数，实际的数字看不到了；如果自己折算不变价的话，多了一道工序，也就多了一次出错的可能，还容易造成全书数字的混乱。
  3.除了来源不一、统计口径不一致而形成入志数字不一外，文表、图表、编章间数字不一致，通常是由于统计图表精细，而行文中使用简数约数所造成。按照通行的书写规则，量特别大的数字，可以“万”或“亿”作单位简写，小数点后的数字一般可以取两位数。如2011年慈溪市社会消费品总额、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统计表中分别为3419625万元、1292975万元，在文字记述中以“亿元”为单位，分别记作341.96亿元、129.30亿元，形成文与表均相差了25万元。也有可能是编章文字记述精细，而表格使用简数约数形成差误。如2011年某装饰市场成交额文字记述为8570万元，在“若干年份慈溪市主要专业市场成交额”表中为0.86亿元，形成文与表相差30万元。这些差误，读者虽然可以从志书行文中区分是使用简数约数而形成的，但同一内容的数值写成了两个不同的数据，给人们使用增加了疑难；此是否符合志书关于文表、图表、编章与概述间相同类项的数据必须一致的要求，也有待于商榷。
  4.列表中的合计数与各分项数相加之和不符的问题，有的是由于取其整数而没有处理好小数点取舍造成的。如在“1988—1997年慈溪市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原值”“1998—2011年慈溪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原值”表中，共发现6个年份的总计数与各分项数相加之和不符，误差1万元（单位为万元），其中1个年份总计数大于各分项数相加之和，5个年份总计数小于各分项数相加之和。显然是由于统计制表取整数，报表中有2项或2项以上相同小数点按四舍五入的取舍引起的误差。因原始资料查证困难，只好将表中总计数调整为各分项数相加之和的实际数处理。同样，结构百分比相加不等于100，也是明显的差错，亦应作相应的处理。此外，数字在摘抄、编写过程中写错，在打印、排版过程中打错，而校对过程中又没有核对出来、纠正错误，这类非技术性的“硬伤”更应力求避免。
  综上所述，数字入志的处理一般要注意把握：选用权威的有代表性的数据入志，首选政府统计部门的统计数据，次选各主管部门、行业的统计数据；注意数据的统计口径、范围，全志同一项数据尽量统一使用同一出处的数据，或在统计表格和随文穿插数据后注明资料来源；认真做好数字校核工作，主要校核表格的数据与资料来源中的原始数据是否一致，校核文表中涉及计算的数据（如增长率、年平均增长率、增加倍数、所占比重、计量单位换算等）是否准确可靠，校核表格中的分项之和是否等于合计数，校核结构百分比相加是否等于100，校核同一项数据文表是否一致、正文与综述和大事记是否一致等。同时，要注意正文不要简单地重复统计表格中已经反映得很清楚的内容，注重记述影响事物量性变化的因素，做到文表相得益彰。
  试论照片在志书中的应用
  罗映堂
  图在志书中的应用由来已久，仅从慈溪市志办收藏的明天启《慈溪县志》、清雍正《慈溪县志》、清光绪《慈溪县志》分析，明清时期图已广泛应用于志书。照片作为图的另一种形式，出现于志书时间还不长，1992年版的《慈溪县志》才开始应用照片。
  照片在《慈溪市志（1988—2011）》（以下简称《慈溪市志》）中的应用，是从《慈溪县志》（1992年版）（以下简称《慈溪县志》）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而来的。相对于《慈溪县志》，《慈溪市志》所处时代段限，正是慈溪在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阔步前进，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其间，慈溪实现前所未有的巨变，经济发展由植棉为主的农业大县成为新兴的工商城市，交通网络由相对闭塞的次要节点成为长江三角洲的重要节点，综合经济实力不断增强，连续5年列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市）前茅。仅用纯文字记述，很难把慈溪这一时期的巨大变化全面、形象地反映出来，而照片的应用正好弥补文字记述的不足，以其“典型性、资料性”起到“一照抵千言”的功效，充分体现了入志照片的存史价值。
  1988—2011年，也是传统照片逐渐向数码照片发展的历史性时期。《慈溪市志》所选用照片，2000年以前基本为传统照片，之后大多为数码照片，留下了照片应用于志书划时代变化的交替轨迹。
  入志照片的应用原则
  照片既是志的一种表述体裁，也是一种形象化的资料。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制定印发的《地方志书质量规定》要求：“图、照注重典型性、资料性，从不同角度反映变化的情况”。因此，《慈溪市志》对于照片的应用注重典型性、资料性，坚持科学性原则、逻辑性原则、规范性原则。
  1.科学性原则。入志照片的科学性主要表现在构图的合理性、信息表达的准确性两个方面。一张照片可以多角度、多层次反映被志事物，作者或编者要用最简洁明快的图像语言去反映被志事物。应用照片的最终目的在于传达地情信息，反映的地情信息是否准确，是衡量入志照片优劣的主要标准之一。《慈溪市志》入志照片应当向读者表达可靠和丰富的地情信息。
  2.逻辑性原则。入志照片的逻辑性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随文照片内容与志书正文在逻辑上要一致，照片的主题必须高度凝练，内容与志书文字高度统一。二是照片自身要符合逻辑，随文照片既不能与卷首彩照重复，更不能和正文矛盾；严格服从《慈溪市志》纲目的总体设计，提高志书的质量和使用价值。卷首彩照应起到全志的“窗口”作用，随文照片则是画龙点睛、图文并茂。
  3.规范性原则。入志照片的规范性主要表现在构图要素齐全、编配合理、图题准确精练等方面。尤其涉及机密等的图题表述，必须规范得体，符合有关部门的统一口径。
  入志照片的编配设计
  《慈溪市志》纲目拟定后，开始着手入志照片的编配设计。相对于第一轮志书，第二轮志书应用照片数量较多，有的志书入志照片按每万字最少配4幅的比例编配，有的志书每万字编配不足1幅，一般志书为每万字配1～2幅。《慈溪市志》开始编修段限为1988—2008年，设置概述、大事记，正文专志48编，约200万字，按每万字配2.5幅照片，共约500幅。2010年，《慈溪市志》段限决定下延3年，且纲目又作了多次较大调整，文字约250万～300万字，计划入志照片600幅。2014年6月，纲目篇幅基本确定，根据收集到的照片内容和质量，最后选用入志照片425幅（不包括人物头像），比例为每万字编配1.5幅左右。照片按位次排列分：卷首彩照120幅，占28.2％；随文黑白照片305幅，占71.8％。照片按内容分：基础类132幅，占31.1％；经济类104幅，占24.5％；政治类82幅，19.3％；文化类107幅，占25.1％。
  1.卷首彩照。彩照编配设计原则旨在浓墨重彩突出志书的“窗口”作用。第二轮修志以来，卷首彩照已被越来越多的志书所采用。
  首先来谈谈《慈溪市志》的封面设计。从《慈溪县志》的封面（青瓷碎片满目皆是的上林湖），我们得到启发：此照画面朴实无华，然“青瓷碎片”以其无可替代的慈溪历史厚重感，且让读者深度解读，使志书的档次提升。《慈溪市志》把气势恢宏的航拍彩照“杭州湾跨海大桥”设计为封面，凸显慈溪“大桥经济”的涌动，暗示慈溪融入海洋经济的辉煌时代，一座举世闻名的大桥涵盖了慈溪历史里程碑式的华丽嬗变，“舍我其谁”的气派油然而生。
  其次在彩照内容分类上大多增加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慈溪市志》入志领导为省部级以上级别）在本地活动的照片。当然对要不要设置党和国家领导人视察工作的照片，在方志界也有不同的观点。我们觉得从尊重历史的角度来说，应持肯定态度。
  再次彩照（除封面）排列按具体内容分：反映城区景观的3幅，占
  2.5％；反映党和国家领导人活动的12幅，占10.0％；反映外事活动的2幅，占1.7％；反映自然环境的4幅，占3.3％；反映水利建设的5幅，占4.2％；反映人文景观的6幅，占5％；反映农业的11幅，占9.2％；反映工业的14幅，占
  11.7％：反映商贸业的8幅，占6.7％；反映城市建设的22幅，占18.3％；反映居民住宅的2幅，占1.7％；反映交通运输的5幅，占4.2％；反映教育卫生事业的8幅，占6.7％；反映文化体育事业的12幅，占10.0％；反映文物的5幅，占4.2％。
  2.随文黑白照片。随文照片的入志，以其在志书中的历史厚重感和史料真实感，深受方志界和读者的认同。随文照片与志中文字内容相互补充所带来的图文并茂效果，可使志书省去很多繁文，节省若干篇幅，起到文约事丰的效果，如：第一编《建置境域区划》第一章第一节《建置》第二目“慈溪市”下配置了一幅《慈溪撤县设市大会》（1988年）随文照片，而正文仅写了60个字。对于慈溪撤县设市，不管是亲历或不是亲历的读者，看了这幅定格的历史照片，都能读懂其所蕴含的诸多信息。
  《慈溪市志》设专志50编，每编都有随文照片编排，每个章平均配1.5幅，使入志照片均衡化，从不同的角度反映慈溪各行各业都在均衡健康地发展；《城市建设》等一些重点编章每节配1幅，以突出慈溪现代化建设的重点和亮点。随文照片按专志内容分：反映基础类的101幅，占33.1％；反映经济类的70幅，占23％；反映政治类的68幅，占22.3％；反映文化类的66幅，占21.6％。
  入志照片的收集制作
  入志照片的收集制作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慈溪市志》根据志书内容，曾两次向有关单位和个人发出征集照片通知，共收集到近3000幅照片（含市志办自拍500幅）。（一）收集照片途径
  1.市志承编单位按内容要求组织收集。照片数量按入志编配计划幅数加倍选送。在实际操作中，各单位选送照片的数量差距很大，有的单位超出几倍甚至几十倍，选择余地很大；有的单位按1∶1的比例选送，无选择余地；个别单位由于变迁、调整、管理等种种原因，拿不出一张照片来。
  2.向社会公开征集。主要面向专业摄影工作者和业余摄影爱好者，动员他们为《慈溪市志》提供有价值的照片。《慈溪市志》断限较之《慈溪县志》，社会摄影队伍更为庞大，摄影器材更趋高档，随着数码技术的发展，照片质量优良。2008年，市摄影协会主席俞白桦明确表示：“市摄影协会会员都要大力支持市志工作，积极主动提供所需要照片。”所以卷首彩照及有一定拍摄难度的随文照片大多由专业摄影工作者提供。
  3.市志编辑部补充拍摄。编辑部将收集到的各类照片进行筛选后，在不影响志书文意的前提下，对尚有缺位或质量差的照片进行补拍。一是编辑深入基层进行补拍；二是督促承编单位或撰稿单位请专业人员补拍。
  （二）照片的制作要求
  1.照片主题明确、主次分明、画面清晰、构图美观、层次丰富。没有涉及有关泄密或不易入志的照片。
  2.每幅照片均有简洁明了的文字说明，体现时间、地点、事情等要素。
  3.传统照片冲晒尺寸3R以上，光面。
  4.提供的数码照片，要求数码相机配置在400万像素以上（含400万）；不得进行电脑创意和改变原始影像，不得作合成、添加、大幅度改变色彩等技术处理。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数字化摄影技术为传统摄影技术注入了新的活力，照片的质量要求势必会越来越高。然而入志照片必须具有“典型性、资料性”价值则是永恒不变的。照片在志书中的应用必将会越来越受到方志界和广大读者的热切关注。

①《公共图书馆加强新方志开发利用刍议》，见《中国图书馆学报》（双月刊）1999年第1期 ②谭其骧《长水粹编》，第388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①本节中有关传统类书的评析，参考了戚志芬著《中国的类书、政书和丛书》，商务印书馆1996年12月版。 ②[美]黄仁宇著，张皓、张升译《明代的漕运》，第248页，新星出版社2005年4月版 ①绍兴县志编委会编《绍兴县志》，中华书局1999年5月版。 ②《绍兴县志》电子版，是本文作者参与制作的一种多煤体光盘读物，宁波金轮计算机有限公司制作，电子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 ①②谭其骧《长水粹编》，第394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①谭其骧《长水粹编》，第401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①见《浙江方志论坛》第五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11月版。 ①高俊，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测绘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于20世纪90年代在《地图的空间认知与认知制图学》一文中率先提出心象地图的概念。 ①参阅史青瑞《地质专业地理底图编绘方法浅谈》，《西部探矿工程》2006年第8期。 ②《新编慈溪市图志》序二，西安地图出版社2013年5月版。 ①据360百科：POI是PointofInterest的缩写，中文可以翻译为“兴趣点”。在地理信息系统中，一个POI可以是一栋房子、一个商铺、一个邮筒、一个公交站等。 ①万历《绍兴府志》卷五十孙鑛《序志》。 ①②③万历《绍兴府志》赵锦序。 ①据陈桥驿称，“附图一百零二幅”。见《绍兴地方文献考录》，第39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①（明）张元忭《张阳和先生不二斋文选》卷三，“四库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年版。 ②万历《绍兴府志》卷四十三“人物志·九乡贤之四·儒林”。 ③（明）张元忭《张阳和先生不二斋文选》卷三《与孙越峰论志书事三通》之三。 ①《与孙越峰论志书事三通》之一。 ②万历《绍兴府志》卷四十二“人物志八·乡贤之三·理学”小序。 ③洪焕椿编著《浙江方志考》，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卷六“绍兴府县志”称：“北图、科学院（缺卷一至六）、南大、浙图庋藏。中图所藏万历原刊本，有罗振玉手书题记。上图有胶卷。”陈桥驿《绍兴地方文献考录》称：“仅知北京图书馆、江苏地理研究所、南京大学图书馆、浙江图书馆等各藏有一部，上海图书馆所藏已残缺，绍兴鲁迅图书馆所藏残缺尤甚，天一阁所藏已残破不堪。” ①万历《绍兴府志》卷五十孙鑛《序志》。②（明）张元忭《张阳和先生不二斋文选》卷一小传。 ③万历《绍兴府志》卷四十九“人物志十五·方伎”。 ①②周炳麟《重修余姚县志叙》。 ①光绪《余姚县志》卷二十三“列传五”。 ①光绪《余姚县志》卷二十三“列传五”。 ②戴良《九灵山房集》卷二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