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日本投降后，庵东光复。在中共盐区工委领导下，民国34年（1945）8月20日庵东民主政权——庵东特区政府成立，，在接管日伪机构后，迅速开展访贫问苦，发动群众，进行剿匪、反霸和减租减息等工作，保卫盐场的安定。庵东特区政府奉命北撤后，留守的党组织采取隐蔽坚持，恢复游击战争，开展反“清剿”及策反斗争等，以壮大游击根据地，支持解放战争。同时，支持庵东人民开展反饥饿、反压迫斗争。
  第一节 庵东特区政府
  发动群众斗恶霸通过大量工作，初步弄清日伪军残余活动和盐（恶）霸对盐民压迫、剥削情况，安排各盐业区（乡）分别召开反霸斗争会。逮捕和镇压一批惯匪和盐霸。如傅家路公审枪决惯匪陆守木，福寿乡斗争伪乡公所事务员，大云乡斗争伪县参议员应得良等。还从盐霸高锦泰家搜出不少日伪军物资，没收后堆满庵东小学一大间教室（后供部队北撤之需）。9月中旬，特区政府召开全场公审大会，公审盐场大恶霸冯金标和“海底老虎”高锦泰次子高森遥，各区、乡数千盐农民有组织地举着旗帜，扛着大刀、标枪，从四面八方会集到高兴街西北的白地场。会场正中搭起公审台，台上挂着“公审恶霸地主冯金标”大字横幅。特区自卫大队战士和各乡民兵小分队队员，在会场四周放哨。大会由特区政府田井、杨明、沈一民主持，先由爱国进步人士平凡烈士的妻子上台，控诉冯金标在民国30年（1941）指使土匪暗杀平凡的罪行。接着，盐农民代表怀着深仇大恨，上台血泪控诉。台下“枪毙恶霸地主冯金标”“为平凡报仇”“为受害的穷人报仇”口号声响彻整个会场。特区政府区长田井历数恶霸地主冯金标的罪行，宣读抗日民主政府判处枪决冯金标的判决书。台下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冯金标吓瘫在地。接着，又宣布勒令高森遥交付赎罪费2000万元（特区政府将该款全数发给平凡遗属作为抚恤金），交保释放。反霸斗争大长人民志气，盐农民表示拥护民主政权，建设好人民自己的盐场。
  进行减租减息
  盐场光复后，盐民不但要成为政治上的主人，还要成为经济上的主人。要求少缴租息，废除高利贷。特区政府根据抗日时期党的政策规定，实行“二五”减租，保证缴租办法，经群众评议，棉区减租由倒四六（即收获物交地主六成，农民留四成）或对半分租改为三七五、六二五分租（即收获物每百斤交地主37.5斤，农民留62.5斤），原来缴银租的减交25％。另外，在全区范围内实行分半减息，即按原来的借贷额，每月交月息1分5厘（过去的高利贷借1元，起码要还月息2角；借1斗粮食，每月要加1升归还）。经过减租减息，大大减轻盐民经济负担，同时又保证交租、还账，使板主、债主也有进益。另外，特区政府接管盐场后，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受到盐场各阶层人士欢迎和赞许。与此同时，特区政府还团结部分“篷长”、商行打开盐的销路；发放救济粮，解决盐农民生活困难；进行反内战动员，揭露敌、伪、顽反共的罪行等工作。
  随着日本投降后全国形势急剧变化，中共中央作出浙东根据地解放区主动让出的决定。为此，根据中共浙东区党委和三北中心县委指示，庵东特区政府妥善安排了北撤及北撤后的各项准备工作。在发布《忍痛告别浙东父老兄弟姐妹书》后，于民国34年（1945）年10月6日，随同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北撤。庵东特区政府历时建政48天。
  第二节 维护合法权益
  反欠资 争“千盐石米”
  民国35年（1946）庵东盐场盐价仍未达到“千盐石米”（1000斤盐与150斤大米等价）标准，盐民曾数次，派代表赴京、杭等各处请愿，呼吁要求提高盐价，取消场署核价，组织产销合作社，自由议价。
  民国36年（1947）1月，盐民发动大请愿，五乡（区）集聚游行示威，要求加价和补发欠资。2日上午，庵东、崇三、福寿、大云、义四乡千余盐民纷纷至场公署请愿，手持“要千盐石米”“快点补发盐资”“我们要组织合作社”“反对场商办事处”等旗帜。中午12时许，盐民们齐至万嵩庵集会，随即游行示威，队伍长达数里。后据场公署告知，两浙盐务局电复不准。由此，盐民们更加愤怒，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牛车业、船员业等公会紧急召开会议，一致为盐民声援，如再无结果，将一致罢工，阻止放盐（时盐场尚有存盐数十万担）；盐资不发，盐不给出仓，以此举对付场署不公。但此次盐民请愿无果而终。3月17日，两浙盐务局局长赵武显来庵东盐场视察。盐民们因上次请愿无果，不但盐价未达“千盐石米”标准，而且盐政总局核浙局盐价应为每担8000元，而场公署故意隐瞒，竟以7500元低价收盐，这更激起盐民不满。盐民们于深夜鸣锣集合商议，拟18日上午向赵武显请愿解决。18日晨，部分请愿盐民早已聚集场公署门口。赵得悉后唯恐盐民滋事，于当日晨匆匆在盐警护送下乘专车驶离盐场返省。盐民向赵直接请愿扑空，心有不甘。仍按原计划，聚集各区盐民千余人到场公署，要求立即调整盐价，补发盐资，群情激昂。场署卫兵与盐民发生冲突，互不相让，情势颇为紧张。场长汪挺被迫撤除卫兵，与盐民代表谈判。盐民代表态度强硬，会谈几经周折，在群情压力下，汪挺被迫宣布自即起盐价调整为每担8000元，按照收盐数量，自当月11日起补发盐资，并允自4月起再行调整至“千盐石米”。请愿盐民始各散去，斗争取得胜利。六七月间，盐民因议订之盐价已接近“千盐石米”，故缴盐颇为踊跃。两月间，场署收盐达80万担之多。至8月间，场署又推翻前议，不顾盐民反对，仍恢复核价制度。当时，米价逐日升涨，盐价核定仅每担2.8万元，又拖欠盐资，屡经催讨，仍置之不理，盐民得悉后不肯多缴盐，各区缴盐稀少。有的区盐民拒缴，而盐务当局竟采取严厉措施，强迫盐民缴盐。西二场务所主任沈以志强迫将张家路、水路湾一带盐民家中存盐悉数封存盖印，并把马万荣、章钊海、陈张章等户盐板公然劈毁，以此高压手段强迫盐民缴盐，由此激起盐民公愤。9月19日，东三区盐民因盐款经久不发，缴盐之后又不能立即得款，乃停缴原盐。该区场务所主任钟福元竟派盐警雇用牛车，将余家水路盐民余长林、余长裕、陈阿毛、姚仁生等民仓存盐悉数强迫收入官仓，并将姚仁生拘捕，毒打成遍体鳞伤。附近盐民闻讯万分愤怒，一致认为盐民人身自由毫无保障，法之不允，聚集数百人到盐警队、场务所质问，要求释放姚仁生。至下午3时许，姚仁生尚未释放，激起东三区盐民极度愤慨，强烈抗议。盐民纷纷捐款接济姚仁生。此事引起全场关注。21日，东西两区（东三、西二）聚集千余人，齐向庵东进发，在庵东街上万嵩庵集合，群情激昂。后盐民们推派代表王渭钊、陈高炎等七八人到场公署说理请愿，向场长汪挺当面提出6点质问和要求：（1）释放被害人姚仁生；（2）撤惩凶手东三区场务所主任钟福元；（3）尊重盐民人身自由，保证不再发生同样事件；（4）付清拖欠盐资，盐民缴盐之后应立即付清盐款；（5）履行“千盐石米”按月议价诺言；（6）10月份起付盐资不能打折扣。盐民代表认为场署各所强收民官仓，不付盐款，更以高压手段捕人刑打，实使盐民难以忍受，故提出严厉质问。盐务当局窘难作答，仅允调查真相后再行惩办，而敷衍了事。因时近傍晚，盐民无果而散。这次盐民请愿，再次警训场署对盐民的不规不公，警告盐潮（即盐民造反）和斗争还要继续。此后，盐潮陷入严重状态，盐民一致拒绝缴盐，并聚集数千盐民，连日向场公署交涉，要求自由议价，速发欠资，严惩拘捕盐民之凶手。但场署仍一无表示，并依然封锁盐板，顿时盐场秩序大乱。9月24日，中央盐政总局局长缪秋杰因盐潮局势严重，便与两浙盐务局副局长李冷等来调查真相，缪等到庵东后即召开紧急会议，听取各方报告和意见后表态承诺：盐民要求提增盐价、速发积欠盐资、惩办姚仁生案首犯等问题，待返京商议后即可解决。10月，两浙盐务局遵总局指示作出5项决定：（1）自是年12月份起改行民产、民运、民销“三民”政策，无论盐民及盐商如确有运销能力者均可组织公司卖盐，自由买卖议价（后此举于民国37年实施）；（2）盐价核定是月1日起由每担2.8万元调整为4万元（当时余姚米价为每石40余万元，则与“千盐石米”已趋相近）；（3）积欠盐资中秋节前汇入盐场结清（后于10月上旬由沪行汇庵东盐场20亿元，始付清所欠盐资）；（4）东三区场务所吊打盐民姚仁生，其执法手段则属不当，交余姚地方法院按法处理（后经盐入，余姚地方法院审结，税警班长邹根朴处拘役20天而了结）；（5）浙省盐民之产盐技术尚在原始形态，远逊东北、台湾等各盐区，拟将各盐区之生产方式作一彻底改良。
  此次盐民反欠资、争“千盐石米”盐价历经近10个月，终于取得斗争胜利。
  船员游行示威
  民国36年（1947）5月，运商屠光岐向场公署承运乍浦食盐4000担，与船员签订合约装运，时船员提出运费要涨，屠不允，船员不肯装运，屠无法，后由其好友陈荣香向船员洽谈，以每担2.75万元运费装运4000担食盐至乍浦，船员见此运价仍坚持不允。于是，陈荣香向庵东警察所密报，诬指船员阮文敖等为匪徒，遂庵东警察所将阮等人拘捕，激起全场船员公愤。6日下午，船员百余人在庵东集镇上结队举行游行示威，声言打倒恶劣势力。并到场公署请愿，要求放人，保障海船船员的人身自由。事后经镇上有关人士调停，并将阮文敖等人保释，始告息事。
  牛车工人罢工
  民国37年（1948）10月，庵东盐场食盐均以牛车运输，牛车工人组织牛车会，下设小组，小组长俗称车头。因物价上涨，黑市买卖，粮价上升，牛车工人生活艰难，要求增加工资，提高牛车运费。16日西二场务所主任沈以志奉令要装运公盐2030担，迫不及待要牛车工人装运出场。而，此期间，车夫们曾一再呈请场公署要求调整运价，却迟迟未获答复，因此车夫们不答应将食盐装运出场，沈以志即派4名盐警将车头俞纪先逮捕扣押，并电告场署，将俞拘送司法机关法办。后等俞纪先答应明日全数赶运，方才释放。但工人们对此事不服。17日车夫们纷纷慰问俞纪先，并召开会议，指出沈以志非法逮捕扣押车头，妨碍人身自由，，决定即日起全场牛车工人罢工3天，以示抗议。场署随即派人与牛车会斡旋，答应近期调整运价。后牛车会见调价仍无动静，又作出无限期罢工决定，并以牛车会名义向社会各界呼吁，对俞纪先被迫害之事提状法院控诉。罢工轰动全场各界，余姚县政府得悉此事后，特派指导员毛子壮到庵东调处了事。
  第三节 支持解放战争
  护送浦东部队上四明山
  民国37年（1948），国民党加强对上海浦东控制，使中共淞沪工委领导的浦东人民解放军总队和大团自卫队活动受到影响，中共上海局决定浦东部队南渡浙东。中共浙东临委先后派人去浦东联络。5月中旬，中共余上县工委书记余先秘密派相公殿的陈庭辉以盐贩身份为掩护，随张任伟和储贵彬的警卫员在庵东租用2艘海船，在地下党员钱珊实、奕五九、姚继毛3位船老大协助下去浦东接运部队。5月15日凌晨，储贵彬、张凡率浦东部队290余名战士从南汇县小洼港出发，当晚在余上县党组织接应下，在临山区上塘乡十六户海湾（今余姚市黄家埠镇）登陆。16日在余上县大队护送下，浦东部队顺利到达四明山。19日与四明山主力会合。当晚，浙东临委召开欢迎大会，中共上海局外县工委副书记林枫，在会上宣布浦东部队改编为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五支队，储贵彬任支队长，张凡任政委，奚德祥任副支队长，吴建功任政治处主任，从而加强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的武装力量。
  反“清剿”
  民国37年（1948）10月中旬，为支援余上地区反“清剿”斗争，中共四明工委根据余上县办要求，由五支队抽调20余名有战斗经验的指战员，配备精良武器，组成1个临时小分队，由教导员何敏和中队附顾生顺率领在姚北活动。11月上旬，临时小分队2人在余上县武工队肖林等4人配合下奇袭庵东盐场。在东二区将小枪帮头子、盐警参谋、特务宋公炎击毙。
  做好策反工作
  民国38年（1949）随着国民党在浙东统治的迅速崩溃，浙东地区国民党军官兵思想发生动摇，纷纷开，始寻找后路。针对这种情况，中共浙东临委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做好策反工作。三北地区党组织根据临委指示，在已开展对国民党军官兵策反工作基础上，加强此项工作力度。
  抗日战争时期苏中军区的中共特别党员陈振，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后，到庵东任两浙税警第三区中校区长，统率庵东盐场税警部队。陈振在庵东任区部军官后，又与中共闽浙赣区党委江西工委上海联络站取得联系，以“合法”活动来反对国民党统治。此时，余上县飞虎队长肖林也布置有关人员与税警官兵广泛接触，伺机做好税警策反工作。为加速此项工作进程，民国38年（1949）3月2日晚，余上县工委书记余先率“勇猛”队、“飞虎”队部分武装包围驻小安街税警第三区第十五队队部，俘其1个排，缴获机枪1挺、长短枪22支、枪榴弹筒2个。战斗中，排长张根怀牺牲，4名战士负伤。陈振的活动引起国民党财政部盐务总局警务处中将处长曾锡圭的注意，在3月下旬，把陈振强行开除。陈振离开庵东前，在区部建立王蔚筠、李自强、项复初3人组成的策反小组。4月上旬，曾锡圭到庵东盐场视察，过悦来市公路时，遭余上飞虎队袭击，其卫士戴立安在公路上被击伤，德国造手枪1支和自行车1辆被缴获，曾锡圭率部逃跑。两浙盐务局为防庵东第三区税警部队发生意外，于4月11日下令，撤销第三区税警部队，把第三区税警分编为2个独立中队，划归余姚税警指挥部管辖。在此情况下，策反小组即派项复初到上海，向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税警工作核心小组的陈振汇报庵东情况，要求立即起义。16日，中共上海局外县工作委员会派员急到四明山，向中共四明工委组织部长薛驹通报浙东沿海税警策反工作情况，希望浙东党组织“早点解决该部”的起义问题。中共浙东临委26日指示中共四明工委，“沿海起义之事确系上海党关系，可即由你们组织起义”。于是，中共四明工委开始着手这项工作。5月初，国民党两淮（江苏淮南、淮北）税警大批逃到庵东盐场，两浙盐务局税警办事处为扩大自己实力，把逃到庵东的两淮税警和在庵东的两浙税警合编为税警总队，并决定把税警总队带到定海。面对此情，策反小组决定由总队参谋李自强等人立即与余上县工委书记余先取得联系。5月6日晚9时，李自强和独立中队长王干卿等人经过周密计划，即率两浙税警总队第二支队独立第三、第四两个中队近300人，散发《告盐场同仁书》，宣布起义。起义部队在余上县武装接应下几经转移，于10日到达四明山，被整编为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第五支队第四大队，李自强任大队长。5月24日在中共上海和浙东党组织积极工作下，驻庵东的两浙盐务税警总队第一支队支队长王，启森，率3个大队930余人宣布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