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人与人相识与相知，是一种缘分。无论是亲人、师生、同事，都会有冥冥之中的缘。我与袁可嘉先生第一次相识缘于1989年10月在湖南师范大学召开的全国文学翻译研讨会，经老翻译家刘重德先生介绍，我认识了在大会作主题发言的袁可嘉先生。我那时在读研究生，当时全国学界正兴起讨论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热潮，袁可嘉是此方面研究的权威，他的文章我读过一些，知道其影响力。眼前的大学者并不像我想象中的那么伟岸，而是一位个子不高、安静、慈祥的长辈，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圆圆的大脑袋和闪烁智慧的宽阔额头。我当时想，只有那么亮的大脑袋才能装下那么高深的学问。多少年后我得知，翻译家高莽先生对袁先生圆溜溜的大脑袋也感兴趣，特地给他画了一幅漫画，画中凸显袁先生的圆脑袋，袁先生看了这幅漫画之后幽默地题字：“好一个脑袋！”
  袁先生那次报告题为“新时期现代外国文学翻译工作的成就与问题”，影响了我一生的学术方向。此后我发奋攻读英美诗歌，尤其是英美现代主义诗歌与诗论。1993年我有幸考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攻读英美文学博士生，师从袁可嘉先生，这样我们成为真正的师徒了。三年博士生学习阶段，我与袁先生见面多是社科院上班时间周二或周四，我既可以去外文所图书馆查资料，又可以请教袁先生和其他老师。有时周末袁先生邀我与博士同学彭宇到他家聚聚。袁先生待我如他自己的孩子，他跟陌生人话不多，有时还可能会出现沉默而导致尴尬。可他跟我在一起却有话讲，除了谈学问外，还谈谈文坛往事。我现在还经常梦见：夕阳西下，从中国社科院大楼下班回家，我们爷儿俩并肩走在建国门内大街上，边走边谈学问。我读书期间，社科院可谓名家云集，简直有如一部活生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赫赫有名的人物如钱锺书、冯至、何其芳、卞之琳、罗大纲、杨绛、李健吾等，皆在此工作。冯至先生与袁先生同住在一栋楼。袁先生带我开学术会议时，还为我介绍认识了北外的王佐良先生、北大的李赋宁先生。我博士论文答辩时，袁先生请李赋宁先生做答辩主席。事后李先生跟我说：“我这把年纪很少出来主持答辩，但看了你的论文，还有袁先生的面子，我很高兴来。”袁先生称李先生为老师，我当时纳闷：两位先生年龄相差不大，李先生怎么会是袁先生的师辈？袁先生告诉我，他当年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李先生教他法文。袁先生对他所有的老师都心存敬意，有一次打电话给我，要我给他弄一套岳麓书社出版的《沈从文别集》，因为他思念自己的老师沈从文，并想为他写文章，我立即给他邮寄去了。袁先生称沈从文是引导他走上文学创作和评论道路的恩师。老一辈诗人中，还有卞之琳先生是他很尊敬并且关系很密切的。他曾经要我去看看卞先生，可惜卞先生年事已高，不方便见我这样的学生辈了。在卞之琳先生从事诗歌创作六十周年之际，袁先生撰文《略论卞之琳对新诗艺术的贡献》，其中谈到他在西南联大读卞之琳的诗爱不释手，时隔半个世纪，重读卞先生的诗仍然感到当年初读时的强烈喜悦。卞先生去世后，袁先生不顾高龄，在女儿袁晓敏陪伴下，从美国坐轮椅赶回来参加追思会。我特地从湖南赶到北京与之相聚，那是我们师徒最后的相聚。此后我们虽有书信联系，但他一直住在女儿晓敏的美国家里。我的论文选题“T.S.艾略特研究”，是老师亲自定的，我现在还在琢磨为什么先生要我做这么有意义且富有挑战的题目。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艾略特是西方现代派诗人中的重镇人物，当时国内还缺乏深入和系统的研究，他希望我能做些开拓工作；另一方面，艾略特是他一辈子都感兴趣的人物，他早年开始写文章介绍艾略特及其观点，在“文革”期间由于“反资批修”的需要，写过《托·史·艾略特——美英帝国主义的御用文阀》一文。后来袁先生对此事多有检讨，认为自己这些文字是在“革命大批判”旗号下写的，混淆了学术与政治的界限，对他是个深刻的历史教训。其实，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有些人犯的错误比这大得多，可有儿人像袁可嘉这样不断反思与检讨呢？他要我做艾略特研究的博士论文，也许希望学生的论文能在此方面为他挣回面子。我博士毕业后回到母校湖南师大工作，学业与工作稍有进步，袁先生辄来信鼓励。我的著作《走向〈四个四重奏〉——T.S.艾略特诗歌艺术研究》出版，先生非常高兴，亲自作序。每当我翻看他用钢笔给我写的几千字的序言，泪水就不禁夺眶而出，心中只有一个念想：好好干，才能对得起先生的在天之灵啊。与袁可嘉先生同时代的许多前辈都有着类似的人生经历。他们早岁因战争而颠沛流离，新中国成立后经历多次政治运动，心中留下创伤。袁先生话不多，除了性格原因之外，可能人生的经历也让他少说为善。他七十岁时整理出版了文集《半个世纪的脚印》（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在回忆自己大半生涯时写道：“半个世纪过去了，人也进入了古稀之年，回顾一步步走过来的脚印，心情是酸甜苦辣，四味俱全的。”他一生的确命运多舛、迍遭坎坷，但他对文学的热爱和对学术的探索终生不止。
  袁先生是集诗人、翻译家和文学批评家于一身的名家。在这些头衔中，他尤看重自己是一位诗人。其实，相比译作和文学评论，他发表的诗歌虽然并不多，但质量很高。他于1921年9月18日出生于浙江省余姚县六塘头袁家村（现为慈溪市崇寿镇大袁家村），家境颇为富裕，幼时受其兄影响，爱好文学。1941年秋，入国立西南联大外语系。当时，一批名师如杨振声、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卞之琳、叶公超、冯至和李广田等，皆在此执教。那时他的人生道路已经明确，他立志以他们为楷模，做一位作家兼学者。入大学后，他与爱好文学的同学一起办名为《耕耘》（双周刊）的壁报，丰富校园生活和练习写作。他的诗歌《我歌唱，在黎明金色的边缘上》被冯至看中，登载在《生活周报》副刊，后来被1943年7月7日的香港《大公报》转载。这首诗可看出初出茅庐的青年诗人袁可嘉的锐气和才华，诗中有云：
  我们——新中国的轻骑兵
  沉重地驮载着世纪的灾难
  曾久久抑郁在霉烂的叹息里
  在惨白的默默里
  罪恶的黑手，骄纵地
  为我们增订一页页痛楚的记忆
  多少年，我们急躁地等待第一声出击。
  终于有一天
  （那在历史上嵌稳了不朽的日子）
  一支复仇的火令闪过北国七月的蓝空
  我们狂笑中噙着眼泪
  向风暴，催动我们骁勇的桃花骑。
  如同该诗所言，年轻的袁可嘉的确像“新中国的轻骑兵”。当时家国灾难深重，但他在这些痛楚的记忆里顽强出击，就像当年的英国诗人济慈那样，在诗的王国里纵马驰骋。大学期间，他的诗歌兴趣逐步从浪漫派转向现代派，他评述说：“我最初喜爱英国浪漫主义和徐志摩的诗，1942年以后接触到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卞之琳的《十年诗钞》和冯至的《十四行集》，觉得现代派诗另有天地，更切近现代人的生活，兴趣就逐渐转移。我学习他们的象征手法和机智笔触，力求把现实、象征和机智三种因素结合起来，使诗篇带上硬朗的理性色彩。”
  与此同时，他读到美国意象派诗和T.S.艾略特、叶芝、奥登、里尔克等人的作
  品，感觉到现代派诗比浪漫派要深沉含蓄些，更为口语化，更有现代味。因此，他说：“从此，我就一头扎进现代派文学中去了。”他在1946年发表的《沉钟》颇有些现代诗的风格：
  让我沉默于时空，
  如古寺锈绿的洪钟，
  负驮三千载沉重，
  听窗外风雨匆匆；
  把波澜掷给大海，
  把无垠还诸苍穹，
  我是沉寂的洪钟，
  沉寂如蓝色凝冻；
  生命脱蒂于苦痛，
  苦痛任死寂煎烘，
  我是锈绿的洪钟，
  收容八方的野风！
  这首诗流传较广，已成为中国现代诗的名篇。诗中沉重基调融亘古与现代为一体，与美国现代诗人斯蒂文斯的名篇《坛子的轶事》意境有些相似。然而，以诗人年仅二十五岁年龄，能有如此强烈的历史沧桑感且能有如此硬朗流畅的语言，实属不易。
  袁可嘉在“文革”中受到不公待遇，如自传所言：“在外文所接受监督劳动。这样，我有四年时间停止业务工作，每天打扫厕所或从事其他劳动。”“文革”梦魇结束后，他并没有对国家有多少抱怨。如他诗中所写：
  水、泪、爱
  飞机越过太平洋上空，
  眼帘中映出了蓝蓝的海水，
  哦，那不是海洋的水，
  那是你梦中的泪。
  飞机越过太平洋上空，
  眼眶中涌出了梦中的泪，
  哦，那不是梦中的泪，
  那是你心中的爱。
  飞机越过太平洋上空，
  心眼中溢出了深沉的爱，
  哦，那不止是心中的爱，
  那还是梦中泪，海中水。
  这是袁可嘉于1980年9月应邀去美国讲学途中所记，诗中“梦中的泪”、“心中的爱”无疑献给大难之后的祖国。在异国他乡，他对祖国的爱永远不变，如“海中水”那么深。那次访美，美国有几所大学想聘请袁可嘉当教授，被他拒绝，他认为自己的读者与事业在中国。
  袁可嘉的文学批评生涯起步于青年时期。大学毕业后，从1946年至1948年，他在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任助教，在沈从文、朱光潜、杨振声和冯至等人主编的报刊上，发表了新诗二十余首和以“论新诗现代化”为总标题的一系列评论文字，介绍西方现代派，批评当时新诗存在的弊病，倡导新诗走“现实、象征和玄学（指幽默机智）相综合的道路”。20世纪40年代初期，九位年轻诗人曹辛之、辛笛、陈敬容、唐祈、唐湜、穆旦、杜运燮、郑敏、袁可嘉在《诗创作》和《中国新诗》发表风格相近的新诗，这些诗吸取我国民族诗歌和新诗的优秀传统，也借鉴现代欧美诗歌的某些手法，形成了一个新的诗歌流派——“中国新诗派”。他们之间并没有拉帮结派，而是各自创作，并没有多少联系。“文革”结束后，他们发现自己过去的诗歌还可以为新一辈诗人提供借鉴，于是相约出一本诗集，老诗人王辛笛说：“我们知道自己的位置，我们不是鲜花，就做一点绿叶吧，九个人就九叶吧。”于是，他们每个人都挑选出儿首自己20世纪40年代创作的诗，出版了《九叶集》，之后他们也就被大家称为“九叶派”诗人了。然而，“九叶派”在中国文坛生根发芽与袁可嘉的理论贡献密不可分。他在一系列文章如《〈九叶集〉序》（《读书》，1980年7月）、《西方现代派诗与九叶诗人》（《文艺研究》，1982年4月）、《诗人穆旦的位置》（《八方文艺丛刊6辑》，1987年9月）、《怀唐祈》（《光明日报》，1991年6月5日）中，阐明了“九叶派”诗人所诞生的时代背景、诗歌特点以及对中国新诗的贡献。例如，他在《〈九叶集〉序》中谈道：“九位作者作为爱国的知识分子，站在人民的立场，向往民主自由，写出了一些忧时伤世、反映多方面生活和斗争的诗篇。内容上具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艺术上，结合我国古典诗歌和新诗的优良传统，并吸收西方现代诗歌的某些手法，探索过自己的道路，在我国新诗的发展史上构成了有独特色彩的一章。”“将军一去，大树飘零”，“九叶派”的重要理论家与诗人袁可嘉仙逝，如今“九叶派”诗人中仅剩郑敏先生一叶了。
  中国社科院外文所资深研究员吴元迈先生曾对我说过：“中国学者从事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可以说袁可嘉起步最早、贡献最大。他对现代派文学评价的一句名言‘深刻的片面性，片面的深刻性’击中要害，给我印象深刻。”吴先生是袁可嘉多年的老友，是非常了解他的。作为一位诗人，袁可嘉先生的作品并不很多；作为理论家，他从青年时期一直延续到生命的最后。他二十几岁时写了一系列关于新诗与西方现代诗相互借鉴的文章，发表在《大公报》《益世报》《文学杂志》《诗创造》《中国新诗》等报纸杂志上，后来结集为《论新诗现代化》（三联书店，1988年）。这些文章虽然针对的是当时中国诗坛争论的问题，但于今看来对我们的文艺建设仍有启迪意义。首先，他厘清了新诗“现代化”的意义，许多人开始以为新诗“现代化”等同于新诗“西洋化”。袁可嘉指出，新诗一开始就接受西洋诗的影响，但决无理由把“现代化”与“西洋化”混为一谈。从最表面的意义说，“现代化”指时间上的成长，“西洋化”指空间上的变易；新诗之不必或不可能“西洋化”，正如这个空间不是也不可能变为那个空间，而新诗可以或必须现代化正如一件有机生长的事物已接近某一蜕变的自然程序，是向前发展而非连根拔起。鉴于此，他提出了新诗“现代化”的理论依据。每当我读到这一组文章，有时竟没法相信：这么老练且充满锐气的文字，竟出自一位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之手！
  当然，真正奠定袁可嘉先生学术地位的，是他在改革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所发表的一系列成果。他的著作主要有：《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四册（与董衡巽、郑克鲁合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1985），《现代派论·英美诗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上、下）（与叶廷芳等合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欧美现代十大流派诗选》（与绿原等合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在当代中国封闭那么多年之后，从袁可嘉译介的作品里，中国文艺界第一次认识到西方现代派的多种表现手法，如“意识流”、“荒诞派”、“黑色幽默”等。很多作家借鉴这些技巧，用于自己的创作之中。
  从理论上对西方现代主义给予总体认识，并将其运用于我们的文化建设，这有着重要的意义。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文艺界与学术界由于受“左倾”思潮影响，一直将西方现代派视为毒草，将其列为批判的对象，更没有人对它进行客观的分析与认识。袁可嘉自1978年以来，在中国大陆勇敢地向这一学术禁区发起挑战，并对中西方关于这一领域许多有争议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有理有据。首先，关于欧美现代主义文学的边界线问题。由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广泛，内容复杂，学术界对它的起讫期限的界定聚讼纷纭。袁可嘉避免给它下简单的定义，而是从它的起讫期限、思想和艺术特征、它与其他近似的文艺思潮的比较来勾勒其边界线。他把现代主义文学的起迄期定在1890年至1950年间，即从法国象征派兴起（1886）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50年以后的新流派划入后现代主义文学，以便与正统的现代主义相区别，虽说这两者之间又有相当密切的联系。他还把现代主义和其他相近的文艺思潮（如先锋派、颓废派、象征派、广义的现代文学、唯美派等）相比较，以求明确现代派在整个现代文学中的位置。他将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史分为四个阶段：孕育期（1840—1890），从唯美主义到早期象征主义，即从爱伦·坡和波德莱尔到兰波、马拉美；肇始期（1890—1910），即后象征主义在欧美扩散的时期；鼎盛期（1910—1930），各种流派纷呈的年代，如未来主义、意象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超现实主义都崛起于这一期间，20世纪20年代则是巅峰；衰退期（1930—1950），由于国际反法西斯运动的开展，欧美出现“左倾”文学，现代主义阵营开始分化，逐渐走向衰退，到20世纪40年代为存在主义文学所代替。袁可嘉这种分析与划分虽不能说精确到位，但至少是饱读西方现代派许多著作与评论、经过自己思考得来的看法。
  其次，关于现代主义文学的成就、局限和问题。在改革开放之前，人们碰到西方现代派这一敏感话题往往噤若寒蝉，更不敢肯定其成就。袁可嘉经过全面细致的清理与分析之后，对欧美现代主义文学所取得的成就、它所暴露的严重局限以及它所带来的复杂问题，进行了客观的梳理和比较。他认为，现代派文学的主要成就首先是：它广泛而深刻地表现了现代西方工业社会的危机意识，这对我们认识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有益的。“所谓危机意识不仅包括经济危机、信仰危机、价值危机等等，更根本的是在人类四个基本关系方面——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产生的脱节和扭曲；所谓变革意识是指在思维方式、感觉方式和表达方式上的剧烈变化。”对现代主义表现人类四个基本关系的深刻分析，西方学术界还没有如此展开论证，这是袁可嘉在理论上的一大重要贡献，这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存在与意识的关系为指导、经过自己理论提炼而得出的结论。袁可嘉的分析是以辩证法的观点来看现代派的局限，“现代派作家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局限，使他们看不到出路，只能提出反传统、反理性的主张，散布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情绪。在意识变革方面也有做过了头的地方。在一个具体作品里，这种成就和局限往往是混淆在一起的，我们只能肯定其成就，批判其局限，而不能全部肯定或全盘否定，何况具体作家和作品的情况又千差万别，需要区别对待”。他除了在理论上进行了很好的梳理和把握之外，还深入到现代主义每个流派的重要作家及其作品进行阐释，组织人将这些流派的文本代表作进行翻译或者节译，让国人了解现代主义文学的风貌，给中国文坛注入了新鲜气息。
  再次，袁可嘉不仅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进行分析和解读，还讨论了西方现代派文学与中国的关系，总结了七十五年来我国译介和借鉴现代派文学的成绩与教训——“五四前后（1915—1924）鲁迅、郭沫若、茅盾、田汉和胡适等作家对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和意象主义的译介评论；30年代（1925—1937）李金发、戴望舒、卞之琳等对法国象征主义的引进，施蛰存、刘呐鸥等对日本新感觉小说的仿效，曹禺、洪深等对奥尼尔戏剧手法的吸收；40年代西南联大师生，主要是冯至、卞之琳、燕卜荪以及后来所谓九叶诗人等对里尔克、瓦雷里、叶芝、奥登、纪德等翻译和述评及其所受的影响；60年代对现代派的猛烈批判和全盘否定；70、80年代对现代派的重新引进和在创作界、理论界产生的影响。”例如他在《西方现代派与九叶诗人》一文中指出了九叶诗人在中国新诗发展中的独特色彩，在他看来：“独特在他们既坚持了三十年代新诗反映重大社会问题的主张，又保留了抒写个人心绪波澜的自由，而且力求个人感受与大众心志相沟通；既继承了民族诗歌（包括新诗本身）的优秀传统，又吸收了西方现代诗艺，努力尝试走新旧贯通、中西结合的道路，有所继承又有所创新；在九叶诗人中间，既有共同的创作倾向，又有各人的鲜明风格。简言之，一向被许多人认为水火不容的事物——反映论与表现论，社会性与个人性，继承与创新，民族传统与外来影响，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在他们那里得到了较好的虽然远不是完美的结合。”经过袁可嘉这些有根有据、辩证客观的分析，“九叶派”诗人在中国诗坛获得了应有的地位。
  诗歌翻译家江枫先生对我说过，袁先生学问好，为人厚道正派，还帮助过他。他对袁先生的翻译评价说：“因为袁可嘉先生作为一位前辈，在各个领域都做出了卓越的成绩，轻易将他遗忘掉，只能说明我们的无知和愚昧。”“即便一百年后，大家忘记了作为诗人的他，写过些什么，也不会忘记作为翻译家的他，翻译了什么。”能得到江枫先生这么高的赞扬当然不易。袁可嘉自叙：“我最早搞翻译是在四十年代，但专门从事翻译则在五十年代的最初六年。这以后以研究为主，翻译是副业了。”于他而言的副业，对我们常人来说却是难以企及的丰硕成果。他出版的翻译诗集，英译中的有：《布莱克诗选》（与查良铮等合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米列诗选》（新文艺出版社，1957），《彭斯诗钞》（新文艺出版社，1959；上海译文出版社增订版，1986），《英国宪章派诗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60；修订版，1984），《美国歌谣选》（外国文学出版社，1985）。中译英的有：陈其通的《万水千山》（外文出版社，1957），杨朔的《三千里江山》（外文出版社，1957）。他还将英美作家的文论翻译成中文：《现代美英资产阶级文学理论文选》（上、下）（作家出版社，1961），《试论独创性作品》（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面对如此丰硕的翻译成果稍加整理，我们发现他的翻译活动至少有如下特点：
  一、翻译着眼于时代需要。袁可嘉的翻译选题往往从高处着眼，针对现实需要，一方面将中国的优秀作品译介到国外，另一方面将外国的文学作品输进中国，为我国的文化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成果。1950年夏至1953年底，袁可嘉从北大调离，参加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的《毛泽东选集》的英文翻译工作。这一时期，袁可嘉自述认真地学习了毛泽东著作和一部分马列主义经典作品，思想上大有长进；在翻译业务上，又得到著名学者钱锺书先生的指导，也颇有提高。毛选英译是中国翻译界的汉译英经典之作，是以钱锺书为首的老一辈翻译家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中也凝聚了袁可嘉先生的一份心血。1958年，袁可嘉被派到农村接受劳动锻炼，他觉得当时的环境与英国诗人彭斯很吻合，就从牛津版《彭斯诗选》中选译了七十首，编成《彭斯诗钞》，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赶上当时中国诗界正兴起向民间歌谣学习的热潮，袁可嘉的译本既为这位苏格兰农民诗人彭斯二百周年诞辰的纪念活动献了礼物，同时也为中国的新民歌运动输送了新的材料。故这本诗集出版后很受欢迎，以后扩充翻译并多次重印。袁可嘉1986年访问英国时受到彭斯故乡人民的热情接待，成为当地的新闻人物。学术界许多人认为袁可嘉最重要的贡献是译介西方现代派文学，此话有些道理。因为西方现代派文学在新中国成立后儿十年处于被封杀状态，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又急需引进新的文学思想与手法。1979年袁可嘉复出之后，迎来了学术上的第二个春天。他和董衡巽、郑克鲁主持编译了一套《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共四册八本，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系统引进西方现代派文学，译文质量高，切合当时社会需要，为中国作家的创作提供了新的视野。当代中国作家、诗人如王蒙、莫言、韩少功、北岛、高行健等深受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他们大多从这套书以及袁先生的著作中得到过启发。
  二、译论深刻，译诗形神皆备。袁可嘉除对所翻译的诗人及其作品有深刻的研究之外，在翻译过程中还非常善于总结经验，并形成了他独特的翻译理论。他发表的翻译方面的研究心得在他的译作序言、报刊文章与采访中有不少。此外还有以下研究论文：《论翻译中对待中外语言的态度》（《翻译通报》1951年3卷4期），《习语译法的商榷》（《翻译通报》1951年3卷5期），《论译注和加注的原则》（《翻译通报》1952年1月号），《十年来的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与卞之琳、叶水夫、陈荥合作，《文学评论》1959年第5期），《译诗点滴谈》（《青年翻译家》1985年），《关于英诗汉译的几点随想》（《中国翻译》1989年第5期）。作为诗人与翻译家，他对诗歌翻译有许多独到的体会。例如，他在《关于英诗汉译的几点随想》一文中，提醒译者在采用“顿”的方法来译格律诗时，要防止绝对化，切勿胶柱鼓瑟。他说：“我以为比较明智的办法是宽严有度，不作绝对化的追求，在影响译文流畅或风格表现时，宁可在形式上做点让步。”他告诫译诗者要避免两种做法：一是语言一般化，即“以平板的语言追踪原诗的字面，既不考虑一般诗歌语言的应有的特点，也不照顾个别诗人的语言特色，结果既不能保住原诗的真正面貌，更谈不上传出原诗的神味”（《十年来的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二是语言的“民族化”，把外国诗歌汉译成整齐划一的中国五言、七言或者中国民歌，这样虽有诗意，但经常导致削足适履，矛盾重重。他举例说：“译的是美国歌谣，那又怎样把美国的民族性‘民族化’过来呢？如果硬要民族化，便是改成中国化的东西了，结果作品不伦不类，甚至庸俗化。”经过自己多年的译诗实践，袁可嘉先生深有体会地说：“文学翻译是一种很特殊的行业。就语言说，它要求熟谙本国语（母语）和外国语（外语）以及它们背后的不同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这就涉及广泛的文化修养；在文学内部，翻译又居于创作与研究之间，既要有创作家的创造性，又不可离开原作；既要有研究家的深入理解，又不能故弄玄虚。它经常处于创造与模仿，本能与规律的张力之间。要在这些矛盾之间保持平衡，掌握分寸，是相当困难的事。有些译者做得较好，全仗他们的悟性与功夫。悟性部分是天生的，同样需要通过治学来培养，功夫则全赖勤奋刻苦。一个好的文学翻译家应当是通晓母语和外语，熟悉中外历史文化，有较高创造才能和研究功夫的作家兼学者。”袁可嘉事实上就是这样，集诗人、学者和翻译家为一体，故他翻译的选材、译文的艺术以及相关的研究都是非同凡响的。可他总是谦虚地称自己“算是一个业余译者”。我们不妨重温他所译的叶芝《当你老了》：
  当你老了
  当你老了，头白了，睡意昏沉，
  炉火旁打盹，请取下这部诗歌，
  慢慢读，回想你过去眼神的柔和，
  回想它们昔日浓重的阴影；
  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
  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
  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
  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
  垂下头来，在红光闪耀的炉子旁，
  凄然地轻轻诉说那爱情的消逝，
  在头顶的山上它缓缓踱着步子，
  在一群星星中间隐藏着脸庞。
  这首诗海内外至少有十来个译文，其中不乏出自名家之手，但网上评论还是袁可嘉的译文好。我想袁先生的译文好，源自他熟知叶芝，他本人是诗人，诗的语言与节奏把握到位，故手下别具炉锤。
  袁可嘉1988年8月写下《茫茫》一首诗：“生也茫茫，/死也茫茫，/宇宙洪荒，/我将何往？//我将何往？/地狱？/天堂？/我将何往？/火化？/水葬？//何处我来，/何处我往，/青山绿水，/皆我故乡。”他晚年与家人团聚在美国，直至2008年11月8日去世，这首二十年前写的诗如今似乎在冥冥之中变为谶语。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位老人，他的诗文没有国界，所谓“青山绿水，皆我故乡”也；他的诗文如同洪钟，永恒长鸣，令我们奋发前进。
  蒋洪新
  1964年出生，湖南省永州市人。1993年至1996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师从袁可嘉攻读英语语言文学博士学位，获文学博士。现任湖南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翻译，中外文化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