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袁可嘉先生在“九叶派”诗人中，素以理论著称，他被认为是这个诗人群体中始终高举理论精神旗帜的一位。当然九叶诗人当中，从事理论的不止袁可嘉先生一人，唐湜先生也以理论著称，但唐先生与袁先生不一样，他的诗歌创作没有被理论的成就所遮蔽，而袁先生的诗歌创作成就是被他的理论光辉遮蔽了。人们读“九叶派”诗人当中的袁可嘉，从内心深处更愿意接受他作为理论家、批评家和翻译家这样的身份，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他的创作。也许别人没有这样的看法，但至少在我个人内心曾是这样认为的。最近我认真读了袁可嘉先生的诗歌创作，我觉得我这个看法是偏颇的，袁先生的诗歌创作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我一会儿要用一点点时间讲一下我对他的诗歌创作的看法。我记得袁可嘉先生发表在1948年第12期《诗创造》上的《新诗戏剧化》这篇文章。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还是个初中生，理解不了袁先生的理论精神，以及他的“新诗戏剧化”对以后诗歌的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但是我从那时候开始就认定了袁可嘉先生的理论家的地位。
  袁先生对英美文学深刻的造诣是学界公认的。我知道袁先生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了英美文学的介绍，他介绍英美诗歌到中国来，在英译汉方面，他先后系统地介绍了很多诗人如叶芝、彭斯、哈代、布莱克、米列等的诸多名作。袁先生从40年代开始就致力于理论和创作实践，鼓吹并推进中国新诗现代化，不遗余力地向国内学界介绍国外文学特别是诗歌潮流等。袁先生从理论到创作，全方位地覆盖。我们都怀念伟大的80年代。在20世纪80年代，袁先生是国内介绍外国诗歌流派最有力的一位。他以沉稳的作风，扎实的学风，低调的姿态，向国内介绍外国的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潮流。回顾那个年代，袁先生几乎就是一位站在新潮流前面的最勇敢、最睿智的先锋性的诗人和理论家。他主编的《欧美现代十大流派诗选》《现代主义文学研究》《外国现代派作品选》，著作的《现代派论·英美诗论》，这些简直就是现代主义新潮启蒙的经典性作品。80年代我们对外国诗歌和外国理论的了解，袁先生所提供的这些文本几乎是《圣经》似的，影响了整个的几代人，影响了整个的中国文学的新时代。我想，不仅我个人，我们所有在80年代生活过的人都会感谢袁先生在这些方面所做的工作。我刚才说过，作为诗人的袁可嘉被理论遮蔽了，他的诗歌创作立意高远，意境空旷，而且诗韵极为精美。我读了袁先生的一些十四行诗，还有十二行的诗，他对音韵和节奏的感悟，我觉得，我们现在一些不讲究诗韵的，不讲究诗歌音乐性的诗人，应该感到汗颜。我提议大家多研究一下袁先生诗歌的那种对音韵的讲究，那是非常让人感动的。
  我现在想离开这些话，来谈谈我个人和袁先生的交往。我和“九叶派”诗人，除了穆旦先生没有来得及见面外，其他八位，我都有过接触甚至较多的接触。我个人非常感谢“九叶派”诗人在80年代诗歌创作、诗歌理论方面所做的非常亲切的、非常友好的、非常温馨的一种支持。袁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这些先生应该都是我的师长，但是后来由于接触多了，交流多了，就变成朋友了，所以我和“九叶派”的八位诗人几乎就是亦师亦友的关系。记得那时候我和艾青先生有一些误解，关系有一些紧张，因为我还不认识艾青先生，在袁可嘉先生、郑敏先生、陈敬容先生、曹辛之先生等的帮助和推动之下，完成了我和艾青先生的一次见面，而且这个见面是非常友好的。我想袁先生他们这种用心，是为了诗歌界形成一种非常和谐的气氛，能加深了解的一种气氛。我和袁先生的接触不仅是在与艾青先生的这个会面上，而且在曹辛之先生家里，在郑敏先生的家里，我们都有过非常好的接触，几乎是“九叶诗派”的很多聚会，他们都会邀请我参加。所以我对袁先生这种作为老师也作为朋友的感情，始终怀着一种非常感激的心情。
  2009年10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