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马承源生平大事记
  1927年11月3日，出生于浙江镇海。
  1947年9月，进入上海大夏大学历史社会系学习。
  1954年12月，调入上海博物馆，正式开始文博生涯。
  1955年，与蒋大沂先生、黄宣佩先生一起赴山西省考察、征集石刻造像。
  1956年秋，赴山西、河南、陕西等省参观考察，调查、采集仰韶文化遗址标本。
  1957年，出版第一部学术著作《仰韶文化的彩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9年3月底至8月，与李鸿业先生共赴甘肃、青海、新疆、陕西、河南等地，征集彩陶和少数民族文物。
  1961年7月，参加接待来上海博物馆视察的周恩来总理，总理指示对西汉透光镜的透光原理要进行研究。
  1962年8月，任上海市文物图书既特种手工艺术品出口鉴定委员会委员兼秘书。
  1963年10月，任上海博物馆陈列部副主任。
  1964年5月，上海市文化局组建上海市文物图书收购鉴别委员会，受聘为委员会委员。
  1973年2月，上海博物馆“中国青铜器陈列”对外开放。马承源设计拟定的陈列内容奠定了以后历次“中国青铜器陈列”的基本框架，体现了陈列体系中的学术性。
  1974年，在上海市科学技术交流站、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单位的协助下，开始模拟试铸透光镜，经过多次试验获得了成功，同时发现了透光效应是由于挤压应力而产生的。
  1975年，在北京筹办赴日本中国出土文物精品展，发现了何尊内的长篇铭文。
  1977年底，为编撰《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率工作人员赴陕西、河南等省实地考察，收集资料，并进行铭文墨拓的工作。
  1978年，与潘建明先生合作对馆藏商周青铜钟进行测音，发现椭圆型钟有两个频率音；赴各省市收集青铜器铭文资料，共收集重要青铜器的铭文拓本二千余张，为《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的编撰打下了坚实基础。
  1979年1月，赴湖北省为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编钟测音；当选为中国考古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11月，赴北京参加赴美国“伟大的中国青铜时代”展的筹备工作。
  1980年4月，任国家文物局组织的赴美国“伟大的中国青铜时代”展览随展组组长，在美国工作近8个月。在美期间，访问了哈佛大学，参观了藏有大量精美青铜器的福格博物馆；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出席古文字讨论会；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参加“中国青铜器学术讨论会”，宣读其论文《商周青铜双音钟》。
  1981年11月，为日本讲谈社出版的《中国博物馆》第八卷《上海博物馆》撰写青铜器、石刻造像文字稿；12月，在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上宣读其论文《汉代青铜蒸馏器的考察和实验》。
  1982年，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先秦史专业研究生讲授“青铜器研究”课程。
  1983年1月，赴香港艺术馆参加“上海博物馆珍藏中国青铜器展览”开幕式，在港期间发表演讲《中国青铜艺术的考古发现》；5月，参加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宣读论文《禾簋》。
  1984年1月，在马承源的主持下，上博新辟的“中国古代雕刻陈列室”对外开放，这是上海博物馆将学术研究成果以现代化手段进行陈列的第一次尝试。
  1985年2月，任上海博物馆馆长；12月，为国家文物局编写的文物教材《中国青铜器》成稿；同年受聘为华东师范大学和复旦大学兼职教授。
  1986年3月，受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8月，开始对“中国青铜器陈列”实施全新的改造。同年，其主编的《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第一卷出版发行（文物出版社）。
  1987年1月，主持筹办的“镇江地区吴文化考古成果展览”在上博开幕。4月，改建后的“中国青铜器陈列”重新对外开放。该陈列从内容到形式的现代化改造获得极大成功，揭开了上海博物馆步入现代化的序幕；6月，主持筹办的殷墟妇好墓出土“中国古代玉雕和青铜艺术珍品展览”在上博开幕。同年，任《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主任。
  1988年6月，赴意大利米兰艺术博物馆参加“上海博物馆藏中国古代青铜器展”开幕式；7月，受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编辑委员会委员；10月，赴法国里昂高卢—罗马博物馆参加“上海博物馆中国古代青铜器展”开幕式及学术考察活动。
  1989年1月，为《上海博物馆：中国·美的名宝》青铜器分册撰写文字稿；11月，受聘为上海市文物博物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主任；年底赴江西新干考察大洋州出土青铜器。
  1990年7月，与美籍华人收藏家范季融先生考察香港古玩街，发现西周中期晋国青铜器〓鼎，范先生斥资收购赠予上海博物馆；赴英国伦敦参加“第六届中国科技史国际会议食品科学与营养学专题会议”，宣读论文《汉代青铜蒸馏器的考古考察和实验》；9月，赴澳大利亚昆士兰美术馆参加“上海博物馆文物展览”开幕式；11月，在江苏太仓组织召开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八次年会，成立“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丛书编撰会”，为配合古文字年会召开而主持筹办的“陕、湘、赣三省出土重要青铜器展览”在上博开幕。
  1991年1月，赴香港考察期间发现并征集了商代晚期豆、西周康王时期保员簋等18件文物；7月，组织“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丛书编撰会”成员，赴安徽、江苏、上海、浙江、江西、湖南等省市考察出土青铜器；12月，主持筹办的“长江中游的青铜王国——江西新干县商墓出土文物展”在上海博物馆开幕；出席在湖南召开的《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工作会议，确定分卷厘定、撰稿内容、编辑体例等。
  1992年1月，赴日本就青铜器、佛教艺术品研究现状与日本学者进行交流，并在奈良国立博物馆发表演讲《公元三世纪至六世纪中国的金铜造像》；春季考察香港古玩市场时，发现市场上的西周晋国青铜器为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的盗掘品，上博斥资抢救回二十余件，成为研究晋侯墓地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8月，主持在上海博物馆召开的“吴越地区青铜器研究座谈会”，为配合会议筹备策划“南方青铜器内部观摩展览”；9月，上海博物馆“中国钱币馆”开馆，这是中国内地博物馆中的首个钱币陈列专馆。
  1993年1月，任上海市文物出境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3月，任上海博物馆新馆建设工程领导小组副组长；8月，主持上海博物馆新馆工程的试桩仪式，正式拉开上海博物馆新馆建设的序幕；9月，由国家文物局、上海博物馆联合举办的“93中国文物精华展”在上博开幕。
  1994年春，香港古玩市场出现战国楚竹简，由上海博物馆出资收购的第一、二批楚简5月运抵上海；秋冬之际，由在香港的“上博之友”出资收购后捐赠上博的第三批楚简运抵上海；3月，赴墨西哥现代文化艺术中心参加“上海博物馆藏中国古代青铜器展”开幕式；11月，赴美国考察文物市场和文物保护情况，参加大陆文物博物馆界赴台湾地区参观团，赴台湾进行考察和学术交流。
  1995年4月，赴美国丹佛艺术博物馆参加“中国饰品的含意”学术讨论会，宣读论文《中国青铜器艺术与个人饰品的关系》；7月，受聘为《中国美术分类全集》总编辑委员会委员；9月，再次赴台湾访问，在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发表《关于晋侯稣钟》的演讲，在台北故宫发表《上海博物馆新获青铜器》的演讲；12月，上海博物馆新馆试开放，青铜、陶瓷、雕刻三个馆对外展出。
  1996年4月，受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成员；10月，上海博物馆新馆正式对外开放。新馆的建成，使上海博物馆跻身全国乃至世界先进的博物馆之列，并积极推动了全国博物馆事业现代化的步伐。
  1997年3月，任上海市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7月，赴美国纽约接受亚洲文化委员会授予的1996年度洛克菲勒奖，该奖表彰他以杰出的领导才能在上海建成了一座世界一流的博物馆，并在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方面所取得的卓越成就，马承源是首位获得该奖的中国学者；9月，主持召开有关上海博物馆所藏楚简文字内容整理和注释分工的顾问小组会议，启动文字注释工作。
  1998年3月，被国家人事部批准为暂缓离退休的杰出高级专家；4月，“新疆丝路考古珍品展”在上博开幕；5月，赴日本考察研究中国古代铜镜并进行学术演讲；9月，赴法国巴黎参加中法文化交流活动，并出席“中国古代的礼仪与盛筵——上海博物馆藏青铜器”展开幕式，在爱丽舍宫接受法国总统希拉克授予的“法兰西共和国国家荣誉勋章”；12月，由马承源担任主编的《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青铜器全集》第1卷至第16卷全部出齐。
  1999年3月，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顾问，上海博物馆顾问；8月，由中国保利集团公司聘为保利艺术博物馆顾问；9月，《中国青铜器全集》获得第四届国家图书奖评比最高奖——国家图书奖；12月，赴日本奈良参加学术交流活动，发表《中国早期青铜器的考古发现》的演讲。
  2000年3月，参加在上海博物馆举办的“青铜乐器学术研讨会”，宣读论文《西周中期青铜钟铸作技术的发展》；8月，出席北京大学召开的“新出简帛国际学术研讨会”，作关于《孔子诗论》的报告；同月赴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参加“北方青铜器展”开幕式及进行青铜器学术考察活动。
  2001年，受聘为上海市文物博物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审定委员会委员；11月，访问日本，在东京大学发表关于楚竹书《孔子诗论》的演讲。
  2002年8月，出席在上海博物馆举行的“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作专题学术报告；9月，获美国纽约“上海博物馆之友基金会”授予的2002年卓越学者奖。
  2003年2月，赴陕西省宝鸡市考察眉县杨家村新出土的27件西周窖藏青铜器；10月至12月，应邀赴美国纽约、华盛顿、克里夫兰、圣路易斯、堪萨斯、明尼阿波利斯以及芝加哥等地访问，考察各地收藏的中国青铜器。
  2004年9月25日，在家中去世，享年77岁。10月9日，在上海龙华殡仪馆大厅举行遗体送别仪式，社会各界近千人参加。
  马承源重要学术成果一览
  著作
  《仰韶文化的彩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书中综合了大量的考古资料，对各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彩陶作了详尽、系统的介绍，并对一些问题提出了新颖的见解。这是首次全面介绍彩陶的书籍。
  《中国古青铜器选》，文物出版社，1975年。
  《中国古代青铜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全书分为三部分：一、商周青铜器概况，包括商周青铜器的铸造、生产工具、兵器、礼器、青铜器的造型、纹饰和封建社会初期的青铜器等章节；二、以时代先后为序，介绍在考古学、古文字学和历史学上有重要意义的青铜器；三、附录，简述商周时代青铜器形制，包括食器、酒器、水器、兵器。
  《中国古代青铜器》（英文版），1986年。
  《青铜礼器》，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96年。
  《中国青铜器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收录了
  马承源四十多年来青铜器研究的主要论文41篇，分为概论、铭文考释、形制和纹样、实验考古等几个部分，就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器形、纹饰、铭文、分期断代以及与之相关的历史史实，乃至铸造、修复、鉴定等诸多方面提出了科学合理的论断和新颖独到的见解。
  主编
  《上海博物馆藏青铜器》（2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
  《商周青铜器纹饰》，文物出版社，1984年。
  《商周青铜器铭文选》（4卷），文物出版社，1986年—1990年。
  《中国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上海博物馆藏宝录》，上海文艺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1989年。
  《上海博物馆：中国·美的名宝》（1），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91年。
  《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青铜器全集》（16卷），文物出版社，1996年—1998年。
  《中国文物精华大全·青铜卷》，上海辞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4年。
  《两汉宫印汇考》（监修），上海书画出版社、（香港）大业公司，1993年。
  《上海博物馆文物保护科学论文集》，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1996年。
  《文物鉴赏指南》，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上海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
  《中国青铜器》（繁体字版），上海古籍出版社，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96年。
  《吴越地区青铜器研究论文集》，香港两木出版社，1997年。
  《上海文物博物馆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丝路考古珍品》，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
  《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玺印篆刻全集》，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前4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2004年。《中国青铜器（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论文
  《“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物质文化”一文的商榷》，《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2期。文中就彩陶文化的称谓、西北地区仰韶文化的分期、墓葬中的彩陶是否属于明器以及仰韶文化是否处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等问题展开商榷和讨论。
  《鸟兽龙纹壶》，《文物》1960年第4期。1923年山西省浑源李峪村出土一批青铜器，鸟兽龙纹壶为其中之一，后由上海博物馆收藏。文中详尽介绍了此壶的纹饰。
  《陈喜壶》，《文物》1961年第2期。文中对陈喜壶铭文作了考释，指出此壶的绝对年代是公元前488年，为齐国之器。文章发表后，学术界就这件器物进行了热烈讨论。
  《漫谈战国青铜器上的画像》，《文物》1961年第10期。文中将战国青铜器上画像纹的主题分为贵族生活和水陆攻战两类，分析了其艺术特点，指出这种画像乃是汉画像的真正先驱。文中还详细介绍了上海博物馆所藏的一件宴乐画像杯。
  《略论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问题》，《考古》1961年第7期。通过对甘肃灰地儿及青岗岔新石器时代遗址材料的整理，对于黄河流域仰韶、马家窑、半山和马厂诸遗址是否仅能区分为两种不同的文化，以及这种区分方法还存在什么问题展开了讨论。
  《甘肃灰地儿及青岗岔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考古》1961年第7期。
  《越王剑、永康元年群神禽兽镜》，《文物》1962年第12期。两件文物均为上海博物馆藏品。文中考释了越王剑上的铭文，认为“越王丌北古”，即越王盲姑，盲姑即越王勾践的孙子越王不寿。又从镜铭和纹饰解析了东汉永康元年群神禽兽镜的价值，认为该镜的纹饰结构及其布局特点，可以作为东汉后期同类镜的断代标准。
  《关于“大武戚”的铭文及图像》，《考古》1963年第10期。“大武戚”出土于湖北荆门。文中讨论了“大武戚”的铭文、国属及图像问题，认为应是楚国之物，为战国前期的铸品。此文的发表引起了一场学术争鸣。
  《德方鼎铭文管见》，《文物》1963年第11期。德方鼎为上海博物馆藏品，此文主要考释了铭文中的“〓武王福”，认为“福”是祭名，不是等候“致福’或“馈福”。“〓武王福”，也就是〓福于武王的意思，即对武王用福祭。
  《中国青铜器的发展阶段》，《上海博物馆藏青铜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按照青铜器艺术发展的历史，将之大致划分为五个时期：一、育成期，即商代早期，为青铜器艺术形成和开始发展的时期；二、鼎盛期，包括商代晚期到西周康王、昭王之间，为青铜器蓬勃发展时期；三、转变期，包括西周穆王、恭王到春秋早期，这一时期列国青铜器大量出现，器形、纹饰及铭文书体，都出现显著的变革；四、更新期，包括春秋中晚期到战国，此时的青铜器艺术出现新的高涨。因为漆器、早期青瓷和釉陶的广泛使用，汉代便成为青铜艺术的衰退期。
  《记上海博物馆新收集的青铜器》，《文物》1964年第7期。文章从形制、纹饰、铭文和时代介绍了三鸠鬲、父丁卣、鲁少司寇封孙宅盘、蟠龙纹钟等10件青铜器。
  《再论“大武舞戚”的图像》，《考古》1965年第8期。文章就“大武舞戚”舞具的图像问题展开讨论，认为图像中表现的珥蛇以及操龙御龙等特征见于三晋、郑以及长江流域的荆楚等地区所出文物中，因此不能认定舞具必定是巴人之物。
  《商鞅方升和战国量制》，《文物》1972年第6期。文章对上海博物馆所藏的商鞅方升进行了容积实测，并校对了铭文。同时实测了馆藏其他战国量器和刻有容量校合的战国器容积，所得数据反映出当时量制不一致的情况，进而指出秦以商鞅规定的量制代替列国复杂的量制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何尊铭文初释》，《文物》1976年第1期。文章探讨了何尊的铭文，指出铭文涉及了武王灭商和武王、成王相继营造成周洛邑的史实。《何尊铭文再释——关于“营宅”一词的研究》（手稿），1976年1月。
  《关于翏生盨和者减钟的几点意见》，《考古》1979年第1期。上海博物馆所藏翏生盨以前未见著录。文中讨论了该器的铭文和器形，指出铭文所记涉及一次征伐淮夷的事件，并断此器为西周厉王时。关于者减钟，则从形制、纹饰、铭文等方面重新断为春秋中期的铸品，并认为此钟是中原地区的文化对吴的文化影响的实例。
  《商周青铜双音钟》，《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文章论述了商周钟构造的基本特点及其发展、商周钟的振动模式、商周钟的双音在音阶上的应用、双音钟的使用和编钟的产生以及双音钟的校音等诸方面的问题。
  《新莽无射律管对黄钟十二律研究的启示》（与潘建明合著），《上海博物馆馆刊》第一期，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上海博物馆藏有一件残损的新莽无射律管。文章首先从铭文排列的距离、孔径以及三分损益法推算出其长度的数值，再就黄钟长度和孔径的证实、管径的修正及其相关问题、黄钟与度量的关系进行了讨论。
  《美国博物馆的体制——对美国博物馆体制所作的调查》（手稿），1981年1月。就在美随展期间的考察，对美国博物馆的组织领导、行政业务等诸多问题进行了阐述和评论。
  《商和西周的金文》，《书法》1982年第1期。探讨了商至西周晚期金文书体的风格特征。
  《西周金文和周历的研究》，《上海博物馆集刊》第二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文章首先讨论了月相问题，肯定王国维的“四分说”，否定“定点说”。其次，通过金文合历来推算恭王至厉王的王年。穆王以前诸王年数则以文献史料为主，辅以金文的佐证，以此推拟了共和以前西周王世的年份，并推定武王克商的时间为公元前1105年。文章独创了西周金文组合的闰年规律；在金文合历的研究上，采取金文按王世分组，根据金文历法资料的内在联系，由近及远逐次地追溯王年的方法，从而增加了诸王年代研究的科学性。这一方法对周历的研究极具启发意义。
  《墙盘铭文别解》，《上海图书馆建馆三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上海图书馆编印，1982年。墙盘是当时古文字学界讨论最热烈的西周青铜器，文中对墙盘铭文的9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何尊铭文和周初史实》，《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第1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文中首先就何尊铭文首句进行了考辨，认为应解释为营建成周，并指出成周为武王营之、成王继之而最后完成。其次就周公摄政七年说、成周洛邑的经营始于武王、周初青铜器编年等与何尊铭文有关的周初史实进行了讨论。
  《中国古代的青铜艺术》，《上海博物馆珍藏中国青铜器》，香港艺术馆，1983年。
  《商周青铜器纹饰综述》，《商周青铜器纹饰》，文物出版社，1984年。论述了研究青铜器纹饰的重要性，并对纹饰的艺术作用、各种纹饰的演变情况以及图案学变化等诸方面作了系统的分析和阐述。
  《说〓》，《古文字研究》第12辑，中华书局，1985年。《西周金文中的货币专名》，《上海市钱币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上海市钱币学会编，1985年。《西周金文中一月四分月相再证》，《上海博物馆集刊》第三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通过推算17件铭文中没有纪年仅有月序、月相和干支的青铜器，进一步检验了一月四分月相的合理性，并对“初吉”非月相说提出了商榷意见。
  《长江下游土墩墓出土青铜器研究》，《上海博物馆集刊》第四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文章论述了长江下游地区土坑墓、土墩墓的并存，两种不同的青铜器传统的并存以及所出青铜器的差异；分析了土墩墓出土青铜器的类型、纹饰，并论证土墩墓出土青铜器的时代在西周晚期之后。文章指出：“土坑墓出土的青铜器，除少量以外，大多是清一色的时尚式样，还没有发现西周的青铜器伴同随葬。土墩墓常有少量的西周青铜器随葬，但是除了兵器以外，一般没有中原时尚的青铜礼器随葬..显示了夷蛮民族与华夏文化融合过程中的原型。”
  《关于商周贵族使用日干称谓问题的探讨》，《王国维学术研究论丛》第1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此文就日干称谓的性质、日干为名首先是生称、日干人称与冠礼的关系、日干称谓与婚礼进行了讨论。
  《从刚卯到玉琮的探索——兼论红山文化玉器对良渚文化玉器的影响》，《辽海文物学刊》，1989年第1期。文章认为，刚卯的祖形是良渚文化的长柱形玉琮或琮形管。刚卯不是汉人的首创，它是琮形玉管或方柱形琮退化的结果，由于琮形玉管所具有的祛邪去鬼的作用，民俗相传，在新的阴阳五行之说的背景下，以铭刻的形式获得复苏。从器型或表现方式上看，红山文化玉器对良渚文化玉器存在一定的影响，红山文化玉器的部分纹饰，对良渚文化玉器纹饰的形成起了相当的作用。
  《小臣单觯》，《上海博物馆藏宝录》，上海文艺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1989年。文章探讨了小臣单觯的铭文与成王消灭武庚叛乱的周初史实。
  《保卣》，《上海博物馆藏宝录》，上海文艺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1989年。探讨了保卣的形制、纹饰、铭文的有关问题。
  《西周金文中有关贮字辞语的若干解释》，《上海博物馆集刊》第五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文中论证了“宁”字的本义为缠，进而对一些青铜器铭文中的“贮”字之义进行了探讨。
  《有关周初史实的几个问题》，《中华文史论丛》第46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文中从武王是否营建过洛邑、周公是否摄政称王、成王营成周之年、关于《康诰》周公称王问题等方面，再次论证了武王曾营成周与何尊铭文成王五祀营建成周的观点。
  《新干青铜器参观随笔》，《中国文物报》，1990年11月21日。文章认为新干青铜器的出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并将这批青铜器分为三个来源：大部分礼器和部分兵器来自某通都大邑的青铜器铸造作坊；第二个来源是典型的中原商器；另一个来源是越族青铜器。
  《中国古代的青铜艺术》，《上海博物馆：中国·美的名宝》（1），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91年。
  《新获西周青铜器研究二则》，《上海博物馆集刊》第六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文中对保员簋、〓鼎铭文进行了考释，指出前者记载了西周第二次伐东夷战争，后者则为青铜器中晋侯因军功而赐命的第一件器，也是当时所发现最早的铸有长篇铭文的晋器。
  《汉代青铜蒸馏器的考古考察和实践》，《上海博物馆集刊》第六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通过对上海博物馆藏的一件青铜蒸馏器形制、纹饰方面的考察，以及各种蒸馏实验，论证了公元一世纪左右已经出现青铜蒸馏器，从而将中国古代蒸馏技术产生的时间从传统说法的金元时期提早到了汉代。
  《中国的工艺美术》，《上海博物馆：中国·美的名宝》（5），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92年。
  《晋侯〓盨》，《第二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问学社有限公司承印，1993年。文中考释了分属两组的4件晋侯〓盨铭文，指出此晋侯为《史记·晋世家》世次中的晋厉侯。
  《商代勾兵中的瑰宝》，《辽宁省博物馆藏宝录》，上海文艺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1994年。《新淦大洋洲遗存的启示》，《江西新淦出土青铜艺术》，香港两木出版社，1994年。
  《上海博物馆藏中国古代青铜器·序论》，《上海博物馆藏中国古代青铜器》（西班牙文），墨西哥电视集团文化中心编，1994年。
  《夏商青铜器考古成就的若干探讨》，《文物考古论丛——敏求精舍三十周年纪年论文集》，香港敏求精舍、两木出版社，1995年。
  《爵和斝的口沿为什么要设一对柱》，《鉴赏家》第1辑，上海世界图书出版社，1995年。文中考证了青铜器中爵、斝设置一对柱的作用与过滤酒渣有关。
  《中国青铜艺术总论》，《中国青铜器全集》（1），文物出版社，1996年。文章全面论述了夏至战国青铜器的概貌。《晋侯稣编钟》，《上海博物馆集刊》第七期，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年。文中论述了晋侯稣编钟的形制、音乐性能以及钟上铭文的刻制形态，考释了长达355字的铭文，就其纪年、征战、地理等问题发表了许多重要见解。文章还指出：铭文完整记载了厉王三十三年正月八日开始，晋侯稣受命伐夷的全过程；记载了厉王亲征的功烈，弥补了史料的阙佚；铭文所载的月相和日干，也密合于一月四分月相说。
  《李荫轩所藏中国青铜器选集·序言·综合介绍》、《李荫轩所藏中国青铜器选集》，上海博物馆，1996年。
  《吴越文化青铜器的研究——兼论大洋洲出土的青铜器》，《吴越地区青铜器研究论文集》，香港两木出版社，1997年。文章论述了土墩墓出土两类青铜器，即仿造的西周青铜器和土著型青铜器；新干大洋州出土的青铜器中也有仿造的青铜器，其年代很难早到商代。吴越青铜器的研究不能以中原商周青铜器发展的序列来套用，但也不能不注意到中原地区对吴越诸国青铜器铸造的影响。
  《跋子仲姜盘》，《子仲姜盘》，上海博物馆编印，1997年。文章对子仲姜盘的造型、纹饰、铭文进行了论述。
  《上海博物馆藏中国古代青铜器·前言》，《上海博物馆藏中国古代青铜器（法文版）》，池努奇亚洲艺术博物馆编，巴黎，1998年。
  《吴越王剑——人间瑰宝》，《古越阁藏铜兵萃珍·铜剑篇》，古越阁编，1998年。
  《关于神面纹卣》，《保利藏金》，岭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文章从造型、纹饰等方面论述了神面纹卣，并指出其装饰就是人创造神过程中某种愿望的反映，因而是古代神话难得的实物例证。
  《戎生钟铭文的探讨》，《保利藏金》，岭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文章就戎生钟铭文中的几个问题进行了探讨，并结合历史地理的记录，认为戎生就是西周戎的邦君，即今曹县和开封之间的西周时戎国。
  《亢鼎铭文——西周早期用贝币交易玉器的记录》，《上海博物馆集刊》第八期，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文中考释了上海博物馆藏亢鼎的铭文，指出此篇铭文是西周用贝币交换玉器的最早记录，且有5个字为以前金文中所未见。
  《论犅伯卣》，《保利藏金》续集，岭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在铭文、形制、纹饰诸方面论述了犅伯卣。《孔子诗论》，《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商代青铜器纹饰属性溯源》，《上海博物馆集刊》第九期，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文章认为：同一件青铜器上的相关纹样是彼此有联系的整体，这样才能解读青铜器纹样的装饰语言；兽面纹配置鸟纹的现象在商代青铜器上比较常见，具有鲜明的商代宗教文化特征，其源流可以上溯到良渚文化玉器上神与鸟相配置的纹样；在中国东部远古时期的东夷，普遍存在着神可使鸟的风俗，而良渚玉器上的神像可能是良渚文化的始祖神，鸟则是神的使者，因为良渚文化可能是东夷集团的一部分；商代青铜器上大量兽面纹配置鸟纹的出现，则是这种风俗的继承和发展。
  《商周时代火的图像及有关问题的探讨》，《中国青铜器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此文认为青铜器上的“圆涡纹”是火与太阳的图案；火的图像的使用，反映了古代对火神祝融的崇拜和对太阳崇拜的风俗；经籍上关于明火明水的记载是有根据的，青铜器上的太阳纹象征明火，蟾蜍纹象征明水；不能混淆火神与日神，青铜器中铸有囹氏的组合名称的氏族是火神祝融或祝融氏部落的后裔；祀于灶的火神是祝融而不是炎帝，祀灶的古老风俗在汉代仍然存在。
  《子羔》、《鲁邦大旱》，《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诗论〉讲授者为孔子之说不可移》，《中华文史论丛》2001年第3辑（总第67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陕西眉县出土窖藏青铜器笔谈》，《文物》2003年第6期。
  《盛事吉金——陕西宝鸡眉县青铜器窖藏·前言》，《盛事吉金——陕西宝鸡眉县青铜器窖藏》，北京出版社，2003年。文章指出这批青铜器是国家的重器鸿宝，铭文所述文王、武王等十二代王世与《史记·周本记》所列西周王世一致，而且使后人得知西周时代王名的真实称谓。铭文更重要的是提出西周晚世王年和合历问题，因为逨父考曾效劳于厉王，诸逨器定为宣王时所铸，吴逨四十二年鼎和四十三年鼎的纪年也合于宣王在位46年之数。然而，铭文中的月序、月相和干支，都与传统使用西周共和以后月朔干支表的序数相距较远。四十二年鼎铭中还记录了一次追击戎人的战争，这是西周战争史的新史料。
  《采风曲目》、《逸诗》，《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竹书（孔子诗论）兼及诗的有关资料》（摘要），《新出简帛研究》，文物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