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1.与希拉克的友谊
  因为青铜器，马承源与法国前总统希拉克还结成了一段传为佳话的友谊。希拉克是一位文化修养和品位极高的政治家，他对包括中国艺术在内的亚洲艺术的偏爱，在法国早已传为美谈。希拉克曾对采访他的中国记者谈及他对亚洲艺术的浓厚兴趣。他酷爱中国古代文物，并颇有研究，巴黎专门陈列亚洲文化艺术品的吉美博物馆是他年轻时最喜欢去的地方。1997年5月，希拉克总统访问中国。他在上海专程参观了上博新馆青铜器展厅，马承源陪同讲解。几句话交流下来，马承源就知道，总统先生对中国青铜器的研究到了相当专业的程度。两人言谈甚欢，大有一见如故之感。本来安排的参观时间只有半小时，只够匆匆忙忙走马观花，希拉克却看得非常仔细，几乎对每一件青铜器都要提问，还没看到一半时间就快到了。陪同的外办工作人员数次催促，希拉克干脆直接告诉领队说，我要看完，专机迟点起飞不要紧。他一直坚持看完青铜展厅才离开。为此，总统专机推迟了一小时才起飞。
  1998年，希拉克总统在法国巴黎向马承源颁发了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军团勋章。那次见面时，马承源向希拉克赠送了自己主编的专著《中国青铜器全集》前16卷。希拉克在翻看图册时，指着一幅青铜器的图片问马承源：“这件器物是不是二里头文化三期的？”接着，他又准确说出了二里头文化三期距今的大致时间。如此的专业水准令马承源大为意外。200年12月，巴黎举办了“中国考古发现展”，希拉克参观了这个被认为是“法中文化交流的经典之作”的展览盛会。在这次展览上，他再次见到了马承源。两人的谈话依然从二里头文化开始，一口气谈了两小时青铜器。2004年10月9日，马承源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在上海龙华殡仪馆举行，近千名各界人士前来为马先生送行。这一天正是法国文化年开幕式的前一天。早已从总统位置上卸任的希拉克先生正在上海访问，本来他是想邀请马承源一同观看法国空军的特技飞行表演的，现在却只能送上寄托哀思的花圈，悼念老朋友的离去。
  2.宝岛台湾行
  1994年11月，马承源参加大陆文物博物馆界赴台湾地区参观团，赴台湾进行考察和学术交流。这是大陆第一个出访台湾的最高级文博代表团，一行14人，团长是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局长张德勤。团员中除上博馆长马承源外，还有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先生、著名文物学者朱家溍先生等，被台湾媒体称为“大陆文博界顶尖人物济济一团”。
  台湾方面专门在台北安排了三天时间进行两岸文博界的学术交流活动，参加者十分踊跃。全台湾各大学的学者和博物馆的馆长都参加了学术交流。大陆代表团的每个成员都宣读了各自的学术论文，马承源的发言尤其受到与会者的欢迎。他在论文中不仅阐述了他对上海博物馆馆藏青铜器的研究成果，还介绍了上博的发展情况，澄清了很多台湾文化界人士对大陆文物保护和博物馆建设方面的误解。在此期间，马承源和张德勤、朱家溍、李学勤4人受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之邀，到台北故宫演讲，到场听讲的有台北故宫领导层、学术骨干四五十人。大陆代表团还参观了台北故宫博物院，参观后秦孝仪院长设午宴招待。宴会中，秦院长颇为自豪地问代表团成员们对台北故宫的展览陈列和管理有什么感想，代表团大多数成员都不吝溢美之词，只有马承源在赞扬了台北故宫的成就外，还充满豪情地说道，上海博物馆将借鉴台北故宫和世界各国优秀博物馆的经验，建成不仅是中国最好的、而且在世界上也是一流的博物馆。他还诚恳地向秦院长发出了邀请，希望上博新馆开馆当天秦院长也能光临。马承源与众不同的大家风范和渊博的学识深深折服了台湾文化界人士和媒体。访台期间，台湾文博界的同行们纷纷找到马承源，提出与上海博物馆开展交流活动的要求，希望在学术上得到马先生的指导。台湾的媒体每天详细报道大陆代表团的行程和活动，马承源的一言一行更是台湾媒体重点报道的对象。从马先生的身上，他们看到了大陆博物馆的学术和管理水平，大大加深了台湾各界对大陆文博界专业人士的印象。在访问台中市时，马承源与台中自然科学博物馆进行了会谈，商议决定1995年在台中举办上海博物馆藏青铜器展。
  3.学术访问
  1998年，马承源参加国家文物局组织的中国文博代表团，赴美国纽约参加古根海姆博物馆举办的“中华文明艺术五千年”展览开幕活动。除参加开幕式外，代表团成员还参观了纽约、华盛顿、波士顿等地的多个博物馆。几乎每到一个博物馆，无论是市立的、私立的还是大学的博物馆，接待方博物馆负责人总是首先问：“请问哪位是马承源馆长？”可见马先生在国外文博界名气之大、影响之深。他们见到马先生时，那种尊敬和仰慕之情溢于言表，皆称美国博物馆界都知道上海博物馆是中国最好的博物馆，更知道上博之所以成为中国最好的博物馆，正是因为有马承源馆长。那时距上博新馆建成开放不久，上海博物馆和马承源的名声如日中天，代表团里因为有马承源先生这样的重量级人物，处处受到优待和欢迎。代表团参观各大博物馆时，美方人员总是恭敬地征询马先生的意见，问他是否想提看博物馆库房里的什么文物，马承源也总是谦逊地征求代表团其他成员们的意见，大家因此看到了许多平时深锁库房秘不示人的馆藏珍品。在波士顿艺术博物馆，代表团在库房里看到了他们的镇馆之宝——宋徽宗赵佶摹唐代画家张萱的《捣练图》和他的《五色鹦鹉图》。在哈佛大学博物馆，馆方也因马承源的到来，特地在库房为代表团提看了青铜器、玉器、瓷器等珍品。在纽约期间，马承源应邀参加了美国上海博物馆之友为欢迎他访美的一次会议。这个组织是由居住在美国的部分热爱并支持上海博物馆事业的著名收藏家、企业家组成，他们身在异国，却心系上博，把上博的发展和壮大视为自己的责任，并为能成为“上博之友”的成员而感到自豪。他们积极捐款捐物，上博新馆的建设资金有很大一部分就来自海外“上博之友”的捐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国内的博物馆中只有上海博物馆在海外有这样的组织，可见马承源领导下的上海博物馆在海外的影响力之惊人。在这次会议上，美国“上博之友”向马承源表示，准备向上海博物馆捐赠50万美元，用作上博的发展资金。与马承源一起参加会议的代表团成员们亲眼目睹了“上博之友”们对马先生的尊重和对上博的关爱，也深深体会到了马承源在海外的巨大影响力给上博带来的福祉。
  2000年，美国西雅图艺术博物馆举办了“千古遗珍——四川省出土文物精品展”，策展人许杰是西雅图艺术馆的东方部主任，未出国前在上海博物馆工作，曾担任马承源的秘书有四五年之久。四川省的这一出国展览也得到了马承源的热情支持和帮助，他专门为该展览的图册题写了中文书名：千古遗珍。西雅图艺术馆的馆长倪密（MimiGardnerGates）女士对马承源充满崇敬之情，她本人是耶鲁大学中国艺术史的博士，对中国书画和陶瓷都有精深的研究。马承源去世后，倪密女士亲自写了一封吊唁函表达对马先生的缅怀，信中写道：“我谨代表西雅图艺术博物馆员工和我本人向马承源先生亲属、上海博物馆同仁表示最深切的吊唁。马先生博闻强识，眼光远大，是中国艺术考古界许多优秀学者的良师益友。他不光在中国古代青铜器和中国古文字学方面有重大的建树，并且亲自主持了上海博物馆新馆的建设，使之成为世界第一流、亚洲最好的博物馆。我个人会永远缅怀和珍视马承源馆长杰出的才学、富有魅力的人格。他的去世是世界整个博物馆界的巨大损失，是世界汉学界的巨大损失。”
  马承源对青铜器的热爱始终如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2003年10月，马承源与陈佩芬去美国考察青铜器，日程安排得极其紧凑，一星期跑5个州，5天跑5个城市。那时候马先生已经是76岁的老人了，依然是每天一大早起来背着包急匆匆地赶飞机。陈佩芬回忆道：“在美国那些日子里，各个博物馆的人都非常尊重他，大凡马老要看的青铜器，他们马上掏出钥匙打开展柜拿出来给他看，还把周围区域隔开，给他一个人仔仔细细慢慢看。”那时许杰已从西雅图迁居至芝加哥，在芝加哥艺术博物馆担任亚洲艺术部主任。再次在美国见到老馆长马先生，许杰非常高兴，除了给马、陈两位老师提看库房里的藏品外，芝加哥艺术馆还特地临时关闭了展厅，把展柜一一打开，请马先生现场指导。马承源耐心细致的讲解令馆方研究人员获益良多，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们也专门赶来聆听马先生的讲课。许杰清楚得记得，1990年，他即将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求学，临行前夕，马承源先生送给他几本书留念，在其中一本书上，马先生为他写下了这样的临别赠言：“锲而不舍，必有大成。”回过头来看，这几个字正是马承源先生一生的最好写照。
  4.参与设计“世纪宝鼎”
  1995年，为庆贺联合国成立50周年，中国向联合国赠送了一尊气势非凡的青铜巨鼎——世纪宝鼎。世纪宝鼎是具有商周青铜风格的艺术精品，采用整体铸造法，一次浇注成功。宝鼎高2.1米，象征即将到来的21世纪；口径1.5米，重1.5吨。三足鼎立，双耳高耸，腹略鼓，底浑圆，器身饰饕餮纹，浮雕兽面，云纹填底。鼎内壁铸有金文“铸赠世纪宝鼎，庆贺联合国五十华诞”。鼎禁（即底座）2米见方，高50厘米，象征联合国成立50周年；上铸56条夔龙纹饰，象征着中华大地56个民族都是龙的传人。鼎禁前后分别以金文铸有“世纪宝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赠一九九五年十月”的字样。这尊宝鼎造型雄伟，鼎圆禁方，气势宏大，古朴典雅，美观庄重，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文化。
  它的设计和制作经过多次论证，是在国内专家、文物考古学者们的悉心指导下完成的。它的铸造成功，也凝聚着马承源的心血。1994年10月底，上海嘉丰特艺公司接到上海市外事办公室的指示，抓紧设计世纪宝鼎，以庆贺即将来到的联合国50华诞。赠鼎之举情系中华炎黄子孙。鼎是中国古代青铜文化的代表，是中国悠久历史、古代文化的一个象征，也是世界文明史与艺术宝库中的一颗明珠。作为上古时期极为普遍的烹饪器具，鼎自古以来就备受重视。后来鼎的实用意义逐渐减弱，转而成为立国重器，是国家和权势的象征物。夏铸九鼎的传说，表明了青铜器在古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历商至周，都把定都或建立王朝称为“定鼎”。发生于春秋时代的“问鼎中原”事件，是这种观念的延续。鼎同时又是旌功记绩的礼器，周代的国君或王公大臣在重大庆典或接受赏赐时都要铸鼎，以旌表功绩，记载盛况。鼎上的铭文记载了商周时代的典章制度和册封、祭祀、征伐等史实，把西周时期的大篆文字传给了后世，形成了具有很高审美价值的金文书法艺术，鼎也因此更加身价不凡，成为比其他青铜器更为重要的历史文物。“鼎”字被赋予了“显赫”、“尊贵”、“盛大”等引申意义，“定鼎天下”、“钟鸣鼎食”、“一言九鼎”等成语，说明了鼎在中国人生活中的独特地位。鼎在美学上的意义也是非凡的，美学家李泽厚认为，中国青铜器以其“特有的三足器——鼎为核心代表，器制沉雄厚实，纹饰狞厉神秘，刻镂深重凸出”，鼎是我国青铜艺术成熟期最具审美价值的青铜艺术品。作为礼器的鼎象征着团结、统一和权威，在现代更喻示着和平、发展、昌盛，作为赠送给联合国的礼物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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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鼎中原：这个典故语出《左传·宣公三年》。楚庄王为讨伐外族入侵者来到洛阳，在周天子境内检阅军队。周定王派大夫王孙满去慰劳，楚庄王借机询问周鼎的大小轻重。王孙满回答说：政德清明，鼎小也重；国君无道，鼎大也轻。周王朝定鼎中原，权力天赐，鼎的轻重你不应当询问。楚庄王问鼎，大有欲取周王朝天下而代之的意思，结果遭到定王使者王孙满的严词斥责。后来就把图谋篡夺王位叫做“问鼎”。
  设计世纪宝鼎，首先是确定鼎的风格。在中国科技考古学会的帮助下，嘉丰特艺公司邀请了陕西、上海、北京等国内一流的青铜器专家，对宝鼎的初步设计及已铸成实模的小鼎进行评审，听取意见。在马承源先生的亲自指导下，最终确定以中国青铜时代最负盛名的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的大鼎为范本进行设计。随后由卢银涛领衔的设计师们在马承源的指导下，一边观看研究上博馆藏的青铜鼎实物，一边查阅大量资料进行鼎身纹饰设计，请有关雕塑工艺师做出了1∶1大小的鼎模，再逐步修改完善鼎的造型。从开始设计到定稿，前后花了一百多个昼夜。
  鼎禁座参照商周青铜禁进行设计是马承源先生的主意。这样做，不仅鼎、座年代一致，风格融合，而且达到了联合国要求宝鼎重量尽量要轻的要求。马老还亲自撰文《“世纪宝鼎”铸造之意见》，对完善鼎的设计提出了要求，对纹饰、器座、铭文、铸造提出了非常宝贵的意见。马承源先生的亲自把关，使世纪宝鼎的设计、造型进展顺利，少走了许多不必要的弯路，保证了“世纪宝鼎”高水平的设计和所具有的商周时期的青铜艺术风格。铸造完工的整个宝鼎古朴凝重，气势雄伟，国内外专家高度评价“世纪宝鼎”是一尊设计成功的宏伟之作。
  1995年10月21日，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在联合国总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向联合国赠送了世纪宝鼎。江主席与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加利为世纪宝鼎赠送仪式揭幕。这一重要事件是当年重要国际新闻之一，在全球掀起的“宝鼎新闻热”所涉及范围之广，延续时间之长，实属空前。现在，“世纪宝鼎”安放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北花园的草坪上。联合国珍藏着世界各国赠送的礼品，各有意义。中国赠送的这座宝鼎寓意深远。鼎志昌盛，龙兆吉祥，表达了中国人民对联合国的美好祝愿，对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新世纪的希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