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即便是后来走上了领导岗位，党总支书记、馆长等行政职务牵扯了大量时间和精力，马承源也从未放弃对学术的追求。他在所剩不多的休息时间里挤出些许空闲搞研究，撰写论文和专著。几十年寒暑潜心学术，获得丰硕成果也是必然的。
  马承源主编的《商周青铜器纹饰》和《商周青铜器铭文选》是青铜器研究者和爱好者的必备工具书。他主编的《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青铜卷》和泱泱16卷巨著《中国青铜器全集》，更是集学术性、艺术性为一体的佳作。其中16卷的《中国青铜器全集》是《中国美术全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20世纪重点文化工程项目，是20世纪以来最系统、最完整、最权威的中国青铜器图录与研究大全。这部图文并茂的中国青铜艺术的历史性综录共收录器物三千余件。整个编辑出版工作于1991年启动，1996年出版第一册，1998年16册全部出齐，共耗时七年。为保证《中国青铜器全集》高质量地全面反映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历史、艺术和学术价值，体现青铜器研究的最高水平，马承源为之付出了诸多的心血。全集中每一件器物的取舍都由他定夺，每一篇文章和每一卷印样都经他审阅。业内专家评论说，这部著作像一座大型建筑一样，构成了中国青铜器发展历程的一座“博物馆”，荣获中国出版界最高奖项“国家图书奖”是当之无愧的。
  《商周青铜器铭文选》是一部研究青铜器铭文的重要著作，对商、西周、春秋、战国各代的青铜器铭文重新进行断代研究。铭文是青铜器研究的重要方面，而且历代都最被关注。马承源毕生研究青铜器铭文的成果主要体现在这四大本《商周青铜器铭文选》上。为了编著此书，他带领有关人员遍访青铜器的出土地和收藏处，一一拓片，逐件研究，共收进1985年前出土和传世的重要青铜器铭文925件，提供了专家学者们继续研究、学子们初步入门的重要工具书。为了这部著作能够早日问世，亲自担纲主编的马承源干脆在上博青铜部搭了个行军床，经常加班开夜车，晚了就睡在馆里。从1980年冬到1981年夏，整整八个月时间，他经常从华灯初上不眠不休地工作到东方既白。长期超负荷加班，终于导致健康出现状况。一次，马承源胰腺炎和胆囊炎一起急性暴发，送到医院后整整打了一个星期的点滴。可即便是躺到了病床上，马承源还是念念不忘这本书的编辑进度。
  1984年出版的《商周青铜器纹饰》一书也同样重要。纹饰是青铜器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马承源在对青铜器的器型、器类、铭文及其组合进行研究的同时，也对青铜器纹饰做了具有开创之功的研究。在他主持下出版的《商周青铜器纹饰》是有史以来第一本青铜器纹饰的研究和著录工具书。在篇首的长篇综述中，他对青铜器纹饰的起源、纹饰与神话的关系、纹饰与人们的审美观念都做了详尽的分析。特别重要的是，马承源把青铜器的纹饰分为十个大类，每一大类中又据其结构差异和时代演变，再分为若干个样式。他将人们一般所认定的“饕餮纹”命名为“兽面纹”，将人们一般所认定的“窃曲纹”命名为“变形兽面纹”。在纹饰研究的分类学上，他以动物的角来代替眼睛、身躯作为分类的主要标准，这是一个提纲挈领式的创新。这样，那些似乎没有规律可循的兽面纹就可以分为内卷角式、外卷角式、麒麟角式、老虎角式。对于后兽面纹时代的纹样和变形兽面纹之间出现的一个新几何纹，马承源给予了诸如“活泼的动态和某种旋律感”等高度评价。对于波曲纹的出现，他认为其宽阔萦回犹如海浪般起伏，给人以“欢畅和解放的愉快感”，是变形兽面纹饰的最佳成就。这种总结说明了马承源对青铜器纹饰研究有了质的飞跃，从构图、线条的本体化研究上升到了对历史、人生、美学的理性化认识。马承源还提出了纹饰上的配置概念；对兽面纹的来源，从良渚文化开始，将其来龙去脉梳理得非常清楚。对于同一花纹在不同时代的变化，马承源观察到了极致，比如不同时代兽面纹眼睛是圆形的还是臣字目、眼珠的大小、眼白的多少等都成为分期断代的重要标准。这些细微变化，仅看照片和拓片是无法分清的，只有像马承源这样过手成千上万件青铜器之后才能总结出其中的奥妙。
  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青铜器》一书也很重要。马承源主编的这本著作不仅系统地对中国青铜器的类别、纹饰、铭文、断代、铸造等诸多方面做出了总结，还独辟“青铜器鉴定”一节，对古往今来的各类作伪手段详加说明，在学术价值之外兼具极高的实用性。这本著作多次再版，印数惊人，并成为海峡两岸共用的大学教材。后来，此书由牛津大学翻译成英文版刊行，影响深远，是青铜器研究学者必备的入门书。
  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青铜器研究》一书则是马承源一生专注青铜器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这本专著收录了马承源从业四十多年来有关青铜器研究的论文40多篇，分为概论、铭文考释、形制和纹样、实验考古等几个部分。他的论著中既有对青铜器的综合研究，也有对诸多个别器物铭文、纹饰的考释；既有利用铭文、图像结合典籍研究古史的鸿文，也有考古探索的成功记录。他就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器型、纹饰、铭文、分期断代以及与之相关的历史史实乃至铸造、修复、鉴定等诸多方面，提出了科学合理的论断和新颖独到的见解，对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的青铜器及其鉴别、辨伪、研究及与史实的联系等都做出了深入的分析，开创了全新的中国青铜器分期体系。早在1964年，马承源就对中国青铜器的发展阶段作出比较科学的划分，即育成期、鼎盛期、转变期、更新期和衰退期共五个阶段。商代盘庚迁殷以前是青铜艺术形成和开始发展的时期，可谓育成期；自商代晚期至西周昭王止，为鼎盛期；西周穆王以后至春秋早期，是青铜器艺术的转变期；春秋中期至战国、秦，是青铜器的更新期；到了汉代，由于漆器、早期青瓷和釉陶的广泛使用，青铜艺术进入了衰退期。后来，随着二里头文化等田野考古的新发现，加之马承源认为汉代不应属于青铜时代，他省去了汉代的衰退期，在育成期之前增加了萌生期，建立了新的五期说，从而把青铜器自身的发展历史分解得更加科学。
  马承源在《中国青铜器研究》的自序中写道：“往昔的岁月里有各种各样的挫折，但不论在何种条件下，我都不会放弃求索青铜器各种知识的初衷。”这也正是马承源一生醉心学术、孜孜以求的写照。一个早年投身革命、担任博物馆馆长并从事行政工作多年的老人能取得如此高的学术成就，确实令人惊叹。要知道，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真正做到学术研究与行政管理两不误的人凤毛麟角。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作为文物教材的《中国青铜器》年年再版外，专业性极强、受众面较窄的《中国青铜器研究》一书在短短的时间里也得以再版，这种现象极为罕见，充分体现了学术界对马承源先生研究水平认同度之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