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内容
第一节 越窑青瓷的外销背景
美国人霍布逊和海索林顿在合著的《中国陶瓷艺术》一书中阐述：“中国古今名瓷分布在全世界各个角落，即印度、菲律宾、爪哇、苏门答拉、婆罗州、波斯、阿拉伯以及非洲的埃及和赞稷也都大量使用中国浙江青瓷..”越窑青瓷以其优良的品质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厚爱，并对海外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如此数量巨大的越窑瓷器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销往世界各地的呢？
一、越窑青瓷规模化的生产、优良的品质和尊贵的地位是赢得世界的内在条件。
越窑青瓷历东汉始，至唐宋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制瓷系统，近一千年繁盛不衰，达到了当时制瓷工艺的最高水平。越窑青瓷是世界上最早的瓷器品种，隋唐以前一直居于中国瓷业前列；不仅质地优良，而且美观实用。
唐宋两朝，越窑瓷器一直作为贡品进献，受到了极高的礼遇，得到了统治阶级的喜爱，地位之尊贵，为时钦羡；早在唐代，“茶圣”陆羽就高度评价越窑青瓷，并将“南青北白”两种代表性的瓷器品种进行比较，分析了越瓷之优点；在唐诗文中也出现了相当多的对越窑青瓷赞美的篇章。造型各异、品种繁多、花纹优美、晶莹剔透的越窑青瓷也为世界各国人们所厚爱，作为商品，越窑青瓷也是他们发家致富的重要手段，西方人对越窑青瓷的重视直接导致大量进口的可能。巴格达驿长伊本·考尔达贝在公元864～881年间写的《郡国道里志》一书中提到：“中国出口货物中有精美的瓷器。”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法基在《地理志》中将中国丝、中国瓷器和中国灯列为三大名牌产品。埃及15世纪的历史学家马克里兹引用11世纪的资料时也说：“在开罗宫殿中有几篮子小蛋形瓷器，而在宫殿的储藏室里则放满了各种中国瓷器。”这些瓷器中有北宋时期的越窑青瓷。在非洲苏丹的埃德哈布港，也出土过相当多的中国瓷器，其中有唐末的越窑瓷器，日本学者三上次男感慨地说：“遗址到处散布着中国的瓷片，这里一定是越过万里波涛运来中国瓷器的主要卸货场。”
二、海洋环境的地理优势和先进的造船、航海技术是促成陶瓷外销的必要条件。
形成于汉代贯穿欧亚大陆的陆上“丝绸之路”几乎没有给陶瓷的外销提供机遇，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陶瓷不同于丝绸，陶瓷是易碎品，不适合于陆路上运输。在唐代中后期海上“陶瓷之路”开辟之前，极少有陶瓷沿“丝绸之路”输出，考古亦少有发现；8世纪以后，海洋运输业和造船业的发展为陶瓷的外销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便和可能。史书记载，至迟在公元6世纪，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海上商路已全线贯通。阿拉伯历史学家麦欧斯迪记述唐代以前中国船只已航行至幼发拉底河的希拉城，与阿拉伯人进行贸易。这条海上商道与唐代宰相贾耽在《从边州入四夷道》中记载中国与西方的海道相吻合：即从广州经南海诸岛、西沙群岛、越南东海、印尼、马六甲海峡到印度西南故临，再西行到波斯湾的幼发拉底河口，复傍波斯湾的西海岸到亚丁附近。
唐宋时代，先进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使得中国在繁忙的国际海洋贸易业中长期占主导地位。唐时，中国已能建造巨大的远洋船舶。9世纪阿拉伯商人苏来曼在《东游记》中说：“唐时中国海船特别大，波斯湾风浪险恶，只有中国船航行无阻，阿拉伯东来的货物都要装在中国船上。”北宋朱彧在《萍州可谈》中是这样描述当时的远洋航舶：“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储货，..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海上不畏风涛，..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
越窑地处中国东部沿海，唐朝时明州已成为闻名全国的大商港，并且与时称“雄富甲天下”的大都市扬州相去不远，海陆交通便利。考古证实：扬州输出过越窑瓷器，这同当时扬州“市舶司”的商港地位是分不开。中唐以后，越窑瓷器主要是通过明州港向外输出，这可从宁波和义路唐代海运码头出土的沉船和大量越窑瓷器得到印证。
三、中国政府积极的外销政策是促进陶瓷外销的有力保障。
如果说海洋环境和造船技术使陶瓷外销成为客观可能的话，那么中国政府的外销政策则是最有力的保障。
1.为了保障商业贸易有序的进行，早在唐代就设立了管理对外贸易的机构。唐贞观十七年（643年），太宗谕令在广州、泉州、扬州置“市舶司”，掌管蕃货、海舶贸易之事。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设广州市舶司，“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后又在杭州、明州（今浙江宁波）设市舶司。哲宗元祐二年（1087年），又增设泉州市舶司，大大促进了宋代海外贸易业的发展。明州港地处越窑青瓷产区，为越瓷的对外输出创造了相当便利的条件。
2.中国政府对海外商人采取优待政策。唐太和八年（834年），文宗诏谕：“南海番船，本以慕化而来。故在结以仁恩，使其感悦..；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使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1）《旧唐书》载，李勉在广州任官时，每年来华的商人达十几万人以上，其中主要是波斯、大食等地的信奉伊斯兰教的商人。唐政府对伊斯兰教商人特别优待，允许他们与汉族通婚、开设商店、占田、常住、参加科举、升官等。对待回教商贾，政府任命回教判官一人，依回教风俗治理回民，20世纪在阿拉伯世界普遍发现的唐代名瓷正是这种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
3.为了刺激海外贸易，中国政府派遣使臣拓展海外贸易，同时采取招诱奖进的政策以获其利。宋太宗雍熙四年（987年），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诸蕃国勾召进奉，博买香药、犀牙、真珠、龙脑；每纲赍空名诏书，于所至处赐之。
四、物质欲望的驱使是促使越窑青瓷外销可能的主观条件。
越窑瓷器在海外普遍发现，除了自身开发早和高贵的品质外，物质欲望的驱使是造成青瓷外销可能的主观条件。
中世纪的阿拉伯帝国，以其辉煌的业绩和繁荣驰名世界。美国历史学家希提在《阿拉伯通史》一书中这样描述阿拔斯王朝（8世纪初～13世纪中）巴格达皇宫；凤阁龙楼，巍然屹立，雕梁画栋，极为华美。宫内陈设全是世界珍品，御花园内珍禽奇兽，佳葩异卉，无不具备。他们不惜一切代价订购中国精美的瓷器，或陈列于皇宫，或装饰于清真寺等建筑上。
中国陶瓷很早就为阿拉伯人所熟识，并像中国丝绸一样得到珍视。最早到中国游历的阿拉伯商人苏来曼在游记中记述：“中国人能用一种优质陶土制造各种器皿，透明可比玻璃，里面加酒外面可以看见。”（2）越窑瓷器以其质地精良、美观实用在阿拉伯世界成为极受欢迎的贵重物品，是进口货物中必不可少的项目。阿拉伯学者查希兹（约779869年）在《守财奴》一书中提到一份换货协议，其中一款便是从中国进口瓷器。哈里发·哈仑·拉希德（786～809年）执政时，呼罗珊总督阿里伊本·伊萨向他进献过20件精美的中国御用瓷器以及数达二千件的中国民用瓷器，这在哈里发皇宫是从未见过的。（1）其时正值中国唐五代，越窑瓷器已迈入鼎盛时期，这一点在埃及、西亚等地普遍发现越窑瓷器中体现出来。
8～9世纪以后，海外贸易的发展，作为特殊商品的越窑瓷器更是海外商人追逐的目标，因为这能给他们带来丰厚的利润。10世纪时忽鲁谟斯商人本·沙赫里尔在《印度珍闻集》里记述了一则轶事：一位资金很少的犹太人在公元883年左右来到远东，公元912年前后回到阿曼时，带回大量丝绸和瓷器，后来这位犹太人靠这些丝绸和瓷器成为富翁。曾在埃及作过调查的美国东方文化官员斯堪伦说：“被运往开罗的中国瓷器数量是惊人的，以至有理由完全相信中世纪的开罗居民几乎家家都普遍使用过质地精良的中国瓷器。”据调查分析，在这些瓷器中有大部分是越窑青瓷。据此可以推断：中国瓷器长期以来是海外贸易中持续的大宗物品，并一直受到当地商人和收藏家的青睐。
第二节 海上陶瓷之路
当西汉王朝迈进鼎盛期时，汉武帝于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派出了杰出的使臣张骞访问西域诸国。这位大使在两次出使十余年间内完成了开拓名垂青史的大陆丝绸之路，促进了我国和西域诸国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发展。当封建社会发展至鼎盛期唐代时，丝绸之路已经不能适应国际交流发展之需，于是，另一条国际大道——海上陶瓷之路的开拓事业应运而生。陶瓷产品不但适宜于大批量海上运输而且安全系数大，不易破损，于是，陶瓷制品便大量地从海上涌向世界各地，特别是创制最早的越窑青瓷和后起之秀龙泉青瓷、邢窑白瓷等等，受到了各国人民的珍视。
瓷器的外运，最初是零散进行的，如朝廷赐赠周边国家的使节作为礼品，各国商人、僧侣等往来中国者将瓷器作为土特产带回自己的国家，数量很有限，但得到各国人民珍视之后，朝廷便予以重视，于是进行有计划、有意识、有目的的开拓，最终形成海上国际交往大通道。
陶瓷之路的源头在明州（今宁波）。宁波的大量考古发现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它是由两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决定的：其一，明州及附近位于杭州湾南岸的慈溪、上虞是世界瓷文化的发祥地。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考古研究证明，远在夏商至东汉明期，瓷器的胚胎已在这里孕育出来，经过两千年的不断培育、成长，瓷器至东汉已经成熟，出落成令人顾盼的文明之花。此后，它便在这一地区持续发展，不断完善。越国崛起后，这里更发展成为令人神往的青瓷重镇。经唐、五代、北宋，慈溪上林湖已经成为美名远扬的瓷都。其二，明州港自古便是中国著名的深水良港，战国时期它便是我国的重要海港，至唐代更成为我国东南沿海一个商贾云集、货物丰沛的大海港，被朝廷指定为大唐帝国对外开放的大港之一，与扬州、广州并列为中国三大口岸。唐廷在这里设置了“市舶司”，五代、北宋均有朝廷设立的专门商贸机构。这一重要地位一直持续了400多年。
由于这两种天赐良缘，明州港自然成为海上陶瓷之路的源头活水。自唐贞元年间，这里的主要贸易品便是越窑青瓷，至唐大中年间形成瓷器贸易的第一高峰。随着瓷器的精品秘色瓷的开创，五代、北宋时期越窑青瓷的外销出现了新的高潮。其后，中国瓷业遍地开花，不但产量大增，而且品种多姿多采，魅力无穷，于是内销、外销量均大增，外销出现一浪更比一浪高的局面。
自于自唐至元，瓷器的对外贸易主要是通过明州港，这里成为全国诸多瓷窑产品的集散地，其辐射面随着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增加而不断扩大，并且由近而远，不断拓展。“万里之舶，五方之贾，南金大贝，委积市肆，不可数知”。将世界各地的考古发现、海底沉船打捞发现的典型瓷器遗存、各种文献资料综合起来，陶瓷之路示意图可以这样来勾勒：自唐代起，闽浙各地瓷器汇集至明州港装船，领取出口证件后，扬帆出海，沿今中南半岛南下，横渡暹罗湾，可至马来半岛中部，穿过克拉地峡进入印度洋，经缅甸、孟加拉、印度东海岸西行；亦可继续南下，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再经南印度、巴基斯坦、阿曼等地抵达波斯湾，至阿拉伯诸国。后来，这条航线进一步疏通，从海上向西亚、北非、东非以及地中海沿岸伸展，越过阿曼，进入红海。
至日本、朝鲜、东南亚诸国：从明州港始发，经山东登州渡海，抵达朝鲜半岛；从明州港起航，横渡东海，抵达日本列岛九州；从明州港起航至泉州，经台湾南部抵达菲律宾南部的吕宋岛，再南航，则可抵达沙捞越（今马来西亚东北部），亦可抵达爪哇岛东部。唐代，商船由明州港驶向广州，出海扬帆，驶向阿拉伯海波斯湾，至阿拉伯诸国，伊朗在这条航线上地位显赫。《新唐书》卷43下，对这条航线已有较为具体、明确的记述。在8世纪70、80年代至8世纪末，外国商船亦由这些航线扬帆至广州，再抵明州。至日本、朝鲜、东南亚诸国，则可直达。成书于9世纪、10世纪的《中国印度见闻录》、《黄金草原和宝石矿》等著作，对此均有简略的描述。后者称：“在黄巢起义以前，中国商舶皆直扬帆至阿曼”等亚非诸国，“而此等地方之商舶，当时亦直接通航于中国诸港。”据宋代学者赵汝适的《诸蕃志》记载：宋时，已有20多个国家从海上陶瓷之路与我国进行贸易交往；其中，宋廷东渡日本的商船已达20余起。明以后，陶瓷之路则继续向外扩展、伸延，由红海至非洲再转由地中海至欧洲。这时的中国瓷器更加孕英含粹、千姿百态，陶瓷之路亦随之不断拓展、延伸，对外贸易港口除三大港以外，杭州、泉州等均成为重要的对外贸易港，中国瓷器如同海水一般涌入亚非欧美洲诸国，外国商人无不视之为奇货。明万历四十二年，荷兰一只商船一次就运载我国瓷器7万多件，瑞典于1750年以后5年内从陶瓷之路进口的中国瓷器达1100万件之多。
陶瓷之路的开辟和畅通，不仅促进了人类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而且在精神文化领域中产生了巨大影响。据《诸蕃志》记载：在中国瓷器未进入东南亚之前，那里的人没有饮食器皿，仅以树叶、蕉叶、贝壳为餐具，“后与华人市，渐用瓷器”。欧洲在未获得中国瓷器前，一般人家以粗陶或木制品为饮食器，上层社会采用金属器皿。法国学者罗伯特·路威的《文明与野蛮》一书对此有所描述。对于人类生活、健康和审美来说，瓷器自然十分优于金属或木头制品。陶瓷之路使他们见到了光彩照人的中国瓷器，所以，无不如获至宝。英国学者马德休斯的《山间邮路》一书记述道：“瓷器精美而昂贵，只有达官显贵才买得起。”海上陶瓷大道的拓展消解了这种状况，17世纪中国瓷器已普及到英国每个较为富裕的市民家庭中。再过一个世纪，中国瓷器已进入一般家庭，“英国的每一个乡村人家都能见到它”。英国著名学者爱特生一唱三叹地写道：“如果没有海外贸易输入各种物品..英国将会成为一个多么枯燥乏味的社会..”不仅英国如此，其他各国亦复如此。他们称瓷器为china。看来，他们是从中国瓷器开始认识中国的。
在非洲，中世纪末便十分珍视中国瓷器，上层社会无不以家藏中国瓷器精品为荣耀。人们将其作为财富和高雅的象征。
在欧洲，中国瓷器对人们的精神生活的影响也是十分深远的。人们把是否藏有中国瓷器作为自己的身份和声望的标识。欧洲瓷器的生产正是在中国瓷的影响和启迪下产生、发展起来的。
陶瓷之路对世界文化的另一重大贡献是推动了世界瓷艺的发展。11世纪，宋代青瓷传入波斯，波斯人民仿制出晶莹润泽的青釉陶，但仍烧制不出瓷器。阿拔斯大帝酷好中国瓷器，于是特聘300名中国瓷艺家前去传授瓷技。中国瓷器传入欧洲后，价重如金，于是欧洲人开始了中国瓷的仿制，法国人的仿制与研究可谓用尽心计。显然，欧洲的现代陶瓷工业，是在继承我国陶瓷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总之，海上陶瓷之路对世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的影响，是绝不亚于物质文化方面的。
自然，在陶瓷之路上，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
随着经济、文化交流的扩大，西域文化渐次传入中国，其中有音乐、舞蹈、服饰和葡萄、鹦鹉等动植物等等。这大量反映在瓷器上。唐代古墓出土的瓷器上的乐俑装饰中，有两个坦胸露背的少女，踏着欢快的鼓乐节奏翩翩起舞，大有奔放刚健的龟兹乐舞风调。这显然是唐代人民引进了这种乐舞并流行起来的结果。浙东出土的五代越窑中以鹦鹉图装饰的瓷器，优美异常，尤其是余姚出土的青瓷碟上的鹦鹉图，更充分表明是以鹦鹉的灵巧、美丽的体态神情为素材构思而成的。随着佛教的传入（按：已有学者经考证后确认，佛教最初并不是由西南陆路传入中国的，而是由东南海路传入中国的。这样，陶瓷之路便增加了佛教的内涵），佛教文化中常见的佛像、莲花等随之成为中国瓷器常用的装饰图案，荷花缸、盆、碟随处可见，有的整个瓷器便是一朵露珠流转的荷花。凡此种种，均表明中华民族既是一个具有高度开拓、创新精神的伟大民族，又是一个从善如流，善于借鉴、吸纳、发展外来文化以丰富发展本民族原生文化的伟大民族。
陶瓷之路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它将永远启示、激励人们不断进行新的开拓。正因如此，当考古家们在古埃及的政治、经济中心福斯塔特（在今开罗南边）发现了大量中国唐宋时期的瓷器之后，人们进一步明白了中埃两大文明古国文化交流的光辉历史。日本学者三上次男1966年到红海岸畔的著名古城库赛尔考察时，又见到了大量唐宋的越窑青瓷，这位学者受到了巨大震撼之后，写成了名著《陶瓷之路》。由于他首先精辟地提出并阐述了这个一崭新概念，科学而完整地揭示了中国瓷文化的历史地位和世界影响，因之得到了各国学者的认同，激发了人们重新认识、评价中国瓷文化的巨大兴趣。
陶瓷之路沿线已发现的考古成果大致如下：
日本：
越窑青瓷输往日本，是在唐代中后期，这时输入日本的瓷器品种很多，有唐三彩、青瓷、白瓷和釉下彩瓷等。越窑青瓷在日本的发现地主要有：鸿胪馆遗址共发现2500多片，数量非常巨大；西部沿海地区共发现近50处有越窑青瓷的遗址；奈良法隆寺，保存着一个高26.4厘米、口径13.6厘米、底径10.1厘米的越窑青瓷四系壶；京都仁和寺出土有唐代的瓷盒；立明寺发现唐代三足鳆等；平城京遗址出土有敞口斜直壁、窄边平底足碗；于治市发现双耳执壶；此外在福冈、久米留市的山本、西谷等地也有出土。
朝鲜：
由汉到唐，中国文化对朝鲜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一时期，中国的文学、艺术、汉字、佛教、建筑以及制瓷技术等相继传入朝鲜。朝鲜出土中国陶瓷主要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江原道原城郡法泉里三、四世纪的墓葬里出土了越州窑青瓷羊形器。百济第二代首都忠靖南道公州发现的武宁王陵（523年卒、525年葬），出土了越窑青瓷灯、碗、四耳壶、六角壶等器。在新罗首都庆州（庆州位于朝鲜半岛的东南部），古新罗时代的墓葬里出土了越窑青瓷水壶。1940年在开城高丽王宫满胎发现北宋早期越窑青瓷碎片；在忠清南道扶余县扶苏山下发现有早期宋代越窑青瓷碟。
泰国：
考古发现在泰国出土的瓷器主要是长沙窑器。近年来也出土了一些越窑瓷器，如在马来半岛苏叻他尼州的柴亚及其附近地区发现了大量残片，其中有越窑钵、水注及壶等。
印度：
20世纪以后在印度的迈索尔邦、詹德拉维利等地均出土有越窑青瓷。印度科罗德海岸的阿里曼陀古遗址本地冶里以南三公里，是罗马时代南印度的对外贸易港口，1945年英国、1947～1948年法国政府先后在此进行发掘，出土有唐末五代时期的越窑青瓷。在南方的迈索尔帮也出土过越窑青瓷瓷片。我国瓷器销往印度，在《诸蕃志》、《岛夷志略》中均有著录。
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与印度仅一水之隔，古称“锡兰”，是区分印度洋上的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湾的重要区域。斯里兰卡在印度洋上也是一个重要的贸易中转基地和中国陶瓷的出土地，古代中国人也称它为“狮子国”。在印度阿育王时代，它是联系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的枢纽，从东西两方驶来的船舶，都在这里停泊。考古证实：在迪迪伽马遗址的佛塔处发现了越窑青瓷残片；在马霍城塞出土有越窑青瓷狮子头；在马纳尔州满泰地区的古港遗址，发现有9～10世纪的越窑青瓷。
菲律宾：
在菲律宾群岛出土的中国瓷器数量居东南亚地区之首。据统计，菲律宾在先后十多年的时间里，共出土大约4万件瓷器。以至菲律宾东方陶瓷学会前任会长庄良有女士在《在菲出土的宋元德化白瓷》一文中说：“菲律宾的每一个省，每一个岛屿都出土过中国古陶瓷。”
从巴武鄢——巴丹尼土岛到北吕宋、伊老多海岸、班丝兰、邦邦牙、中吕宋那福塔示、马尼拉、黎刹及内湖、宿务及苏禄岛等地均有出土，其中越窑青瓷分别是唐越窑青瓷钵，宋刻花青瓷钵、壶、水注及刻有花纹的瓷片，以及刻划粗细条莲花纹瓣的宋代瓷罐和浮雕纹小罐。
马来西亚：
自古以来，马来西亚是中国通往印度的海上要冲。考古学家在柔佛河流域发掘的古文物中，有中国秦、汉陶器的残片。史实证明：这条商路在公元1世纪前后就已开通。刘前度在《马来西亚的中国古瓷器》一文中说：“甚至今天，在柔佛河岸还可见到荒芜的村庄跟营幕的遗地，在黑色的泥土上四散着中国碗碟碎片..。”
越窑青瓷在马来西亚的发现主要是沙捞越河口的各遗址，出土过9～10世纪的越窑器；此外在马来西亚部的彭亨也发现过唐代的青瓷尊。这些瓷器大多收藏在沙捞越博物馆。
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是一个群岛国家，地处太平洋与印度洋及亚洲大陆和澳洲大陆之间，自古以来是海上交通要道，也是各民族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十字路口。中国和印尼群岛之间的联系早在史前时代就已开始。印尼人对中国的瓷器十分重视，将其视之为“珍贵的文物和传家宝”。1963年苏莱曼在《东南亚出土的中国外销瓷》一文中说：“印尼全境都发现了青白瓷，它仅次于青瓷。”可见青瓷在印尼也有大量发现。考古证实，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苏门答腊、苏拉威西、加里曼丹及其他岛屿均出土过越窑青瓷，品种有青瓷钵、壶、水注等。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位于阿拉伯海北部，是我国唐宋以来商舶到西亚地区的必经之地。早在19世纪这里就出土过中国唐宋时期的瓷器标本。
巴基斯坦的布拉明那巴德，是7～11世纪印度河畔的商业中心，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年）毁于地震。出土有唐越窑青瓷残碗，也有五代、北宋期的瓷器。卡拉奇东南的巴博，是13世纪衰落的古港，1958年巴基斯坦考古部在这里发现了9世纪的越窑水注和北宋初期的越窑刻花瓷片等。
阿拉伯：
阿拉伯（中国史书上称为大食）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的联合处，这一优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在世界交通史上的特殊地位。中国与阿拉伯民族的交往在公元前后就已开始，到8～9世纪时达到高潮。中国的丝绸与瓷器一直是阿拉伯世界所喜爱的奢侈品，在中国与阿拉伯世界这条商路上，无论是“陆上丝绸之路”上的驼队，还是“海上陶瓷之路”上的船舶，精明强悍的阿拉伯商人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阿曼：
阿曼，位于阿拉伯半岛，邻近阿曼湾，是印度和中国商船进入波斯湾的通道。阿曼的苏哈尔是阿拉伯商人和印度、中国商人进行贸易的著名港口，古有“通往中国之门户”的美誉。80年代在此地出土过唐越窑青瓷片。此外，在阿拉伯半岛的巴林，50、60年代也出土过唐越窑青瓷残片。
伊朗：
伊朗，古称“波斯”，位于中亚腹地，南靠波斯湾，是古代东西方海陆交通的要道；中国与伊朗是世界上两个拥有悠远历史的文明古国，据史书记载，两国的交往早在距今两千多年前就已开始，中国在汉朝已有使臣到达安息（安息即是伊朗的古称）。唐代与外国的交通共有七条线路，其中一条便是“安息道”。通过安息道，来自中国的造纸、蚕丝、制瓷、指南针等对伊朗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伊朗人民尤珍视中国瓷器，把中国瓷器称为“秦尼”，并且伊朗历代帝王都大量订购中国瓷器。伊朗出土的越窑瓷器主要有：伊朗东部的内沙布尔遗址，出土有越窑青瓷罐；在中部的雷伊遗址，出土过越窑内侧划花钵残片；最著名的要数古代港口席拉夫，是中国陶瓷在伊朗的重要遗址，19561966年英国伊朗考古研究所发掘出唐代越窑系青瓷等。此外，在达卡奴斯、斯萨、拉线司、内的沙里等遗址也发现有越窑瓷器残片。
伊拉克：
伊拉克位于古代文明发祥地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是古巴比伦王国的所在地，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经腹地，土地肥沃，生活富庶。这片土地曾被东方学家普拉丝塔命名为“肥沃的新月形地带”，这一地区在古代既是东方的政治中心，也是经济和文化的枢纽。自1910年以来法国人贝奥雷就在此地进行发掘，巴格达以北120公里处的萨马拉遗址因出土中国陶瓷而闻名。萨马拉位于底格里斯河畔，公元836892年，这里曾作为首都。先后经过三次发掘，出土有唐越窑青瓷等器，与浙江慈溪上林湖出土的标本完全相同。此外在阿比达（有译为阿尔比塔）等地也发现过9～10世纪褐色瓷，晚唐、五代越窑青瓷。
埃及：
埃及是“陶瓷之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位于地中海东南部、非洲的东北部和亚洲的西面，扼红海和地中海咽喉。尼罗河自南向北流贯全境，著名的古城遗址福斯塔特（今埃及首都开罗）位于肥沃的尼罗河三角洲，建于公元641年，当时是埃及工商业中心，9世纪时相当繁荣。埃及从9世纪前后就源源不断地进口中国陶瓷。自1912年日本中东文化调查团的三上次男、小山富士等古陶瓷学者对这座遗址进行发掘以来，福斯塔特共有六、七十万片瓷片出土，其中有1.2万片中国陶瓷，时间跨度为中国唐代至明清时期。
在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越窑瓷器主要有：9～12世纪初期的越窑青瓷，有些刻有莲花、凤凰等纹样；还有比较典型的属于唐代平底小圆凹式的玉璧底碗。20世纪60年代在库赛尔和阿伊扎布等遗址也出土过唐末到宋初青瓷器。
除埃及以外，非洲的其他地方也出土有越窑瓷器。如20世纪60年代在苏丹的埃哈布、哈拉伊卜等地出土有唐末五代青瓷；50年代中期在基尔瓦岛也出土唐末宋初青瓷，据统计，该国出土中国瓷器的遗址有46处之多。40年代末在肯尼亚的曼达岛出土有9～10世纪的青瓷。
第三节 越窑青瓷对世界的影响
从唐代中后期开始销往海外的越窑瓷器，给国外人们的文化生活带来了巨大影响，丰富了世界文明史的内涵。
一、越窑青瓷丰富了海外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越窑瓷器的输出，改变了一些国家和地区人们的风俗习惯，同时越窑瓷器也成了世界许多国家日用生活品的替代品。约卡诺说：“无论是直接贸易或间接贸易，在这种接触中，不要忘记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通过贸易才使新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接触到菲律宾人的文化中去，这个评价也大致适用于其他国家和地区。”（1）
《诸蕃志》记载：流眉国（今马来半岛）“饮食以葵叶为碗，不施匙筋，掬而食之。”苏吉旦（今爪哇）“饮食不用器皿，缄树叶以事，食已则弃之。”东南亚这些落后的国家，原本“饮食不用器皿”，中国瓷器输入以后，成了他们理想的生活用具，从而改变了饮食习惯。
越窑青瓷输入日本以后，被当作各种日用生活用器和艺术品，受到了极高的礼遇。五代乾祐三年（950年），日本史籍《仁和寺御室御物实录》记载：日本宇多法皇在宫廷收藏的中国工艺品中就有越窑的青瓷茶壶、茶碗、罐等，并且说：“青瓷多盛天子御食”，是“大臣朝夕之器”；日本天皇常将中国瓷器作为国宝赐给有功之臣，作为至高无上的嘉奖，可见中国瓷器在日本占有极高的地位。越窑青瓷在日本的宫廷中还被作为装饰墙壁用，以美化环境。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瓷器的考古发现开启了东非历史研究的新篇章。英国考古学家惠勒说：“10世纪以后的坦葛尼喀地下埋藏的历史，是用中国瓷器写成的。”据统计，在东非坦桑尼亚一带出土有中国瓷器的遗址达46处之多，故东非有“中国瓷器之储仓”的美誉。
二、越窑青瓷的对外输出，促进了世界陶瓷工艺的发展。唐末以后，越窑青瓷一直受到世界许多国家的厚爱，并一度取代丝绸成为中国海外贸易中最大宗的物品；由于瓷器不同于丝绸，是易碎物品，且易占空间，故运输量不大；于是作为日用消费品的越窑瓷器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世界上许多国家开始仿制越窑青瓷，促进了世界陶瓷工艺的发展。
日本是与中国隔海相望的东亚国家，唐朝中国文化对日本产生了全面而广泛的影响。在民间贸易中，唐时中国输往日本最多的瓷器是越窑青瓷，其次是长沙窑瓷器。从历史上看，日本对中国陶瓷工艺垂慕已久，早在5世纪时，日本天皇就派使臣到朝鲜，邀请我国匠师前往日本传授制陶技艺，其中包括陶部的汉族手工艺匠师数十人。（1）8世纪时，日本开始了对中国陶瓷的仿制，日本猿投窑烧制的淡青釉陶器，其烧造方法是模仿越窑青瓷，造型和纹饰也受到越窑青瓷影响，出现了与越窑青瓷刻划花纹同样的暗花。另一种绿釉陶器，呈淡绿色，类似于北宋时期的越窑青瓷，也刻有与越窑青瓷钵刻划花纹相同的暗花；中国陶瓷对日本的影响正像中岛健藏先生所说：“我们可以断言，如果不谈中国的影响，那么根本无法说明日本的传统工艺美术。”（2）
唐代，越窑青瓷就传到了朝鲜。10世纪初，朝鲜人学会了仿造中国青瓷的技术。11世纪末，高丽陶工仿照越窑青瓷烧成了青釉瓷器，时称“高丽秘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太平老人袖中锦》评：“高丽秘色”与“定窑”同称“天下第一”。公元1123年北宋徐兢出使高丽后著述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有这样的叙述：“有狻香炉，亦翡色，..此物最精。其余则越州古秘色。”可见，高丽人仿造越窑瓷器取得了巨大成就。此外，在亚洲的其他国家，如：泰国、伊朗（古称波斯）等也相继模仿越窑青瓷，形成了自己的陶瓷艺术。
越窑青瓷销行的西限是非洲的埃及，20世纪60年代在埃及的福斯塔特（今埃及首都开罗）遗址出土了六七十万片陶瓷片，其中绝大部分是埃及制造的，据统计，中国瓷器有1.2万片；在埃及制造的陶瓷片中，百分之七八十是中国陶瓷的仿制品。埃及在仿制中国陶瓷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在世界上也是最成功的。埃及在输入越窑青瓷后，即仿制出了黄褐釉刻划纹陶器；据在埃及做调查的日本古陶瓷学者三上次男先生反映，在青瓷系统或青釉系统的陶器中，简直难以分清中国产品和埃及仿制品之间的差异。
三、越窑青瓷的对外输出，进一步推动了海外贸易的发展。唐宋时期，越窑青瓷的对外输出，主要是通过“陶瓷之路”实现的。从考古发现看，“陶瓷之路”沿岸出土越窑青瓷的国家都发现有转运中国瓷器的运输港、卸货码头以及瓷器集市销售点的遗迹。从7世纪以后，阿拉伯与中国的海上贸易往来是从“巴格达经波斯湾、印度洋绕马来半岛到广州”，然后由广州北行抵达朝廷指定签证出入的港埠明州。到了10世纪，“陶瓷之路”仍唐之旧。
总之，越窑青瓷的对外输出，不仅促进了世界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也繁荣了世界经济，同时也增进了世界各国人民间的友谊。
四、中国瓷器的输出，不仅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同时在精神意志领域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许多国家和地区，越窑青瓷与宗教意识紧紧联系在一起。在日本，越窑瓷器被作为一种崇拜物，成为宗教仪式的祭祀用具。在东南亚地区，普遍存在着对中国瓷器的崇拜观念，在这一地区，中国瓷器既是他们崇拜的对象，又是作为传家之宝而富有价值的财产；一些土著居民还以拥有中国瓷器作为衡量财富和地位的象征。菲律宾人的葬俗文化里，有用中国瓷器随葬的习惯，艾迪斯说：“除去某些大碟子作为传家宝而传下来以及在山区某些举行仪式场合下仍作为盛酒用的大罐外，在菲律宾出现的所有陶瓷，都是从坟墓里找到的。”（1）这种器物随葬的习惯显然是与菲律宾土著居民的“瓮崇拜”有关，据苏继庼先生考证：他加禄语称瓮为kaong，是汉语“缸”的对音；称瓷缸为gusi，是汉语“古瓷”的对音。（2）因此，他们崇拜的“瓮”其实就是中国古瓷。鉴于菲律宾如此普遍随葬中国瓷器，故在当时中国瓷器被称为“坟墓里的器皿”。菲律宾人除了用瓷器作随葬品外，还用瓷器直接作为棺具以葬，这便是古代菲律宾人“祖骨崇拜”的“瓮棺葬”。《厦门志》记载：“俗用中国瓷器，好市瓷瓮为棺具”。《东西洋考·文郎马神》也记载：加里曼丹居民“..又好市华人瓷瓮画龙其外者，人死，贮瓮中以葬。”在加里曼丹盛行一种“圣瓮节”，即每年农作物收获后举行“拜瓮”的祭典。
东南亚的穆斯林使用一种特别的中国瓷器“军持”。军持是印度梵语的音译，原为印度和尚游方使用的一种水器，后为伊斯兰教徒普遍惯用的一种器物。在马来民族，举行宗教宴会时，有用中国瓷盘盛饭、席地围坐、用手撮食的习惯。在东非的伊斯兰教地区，一些重要的宫殿或伊斯兰清真寺建筑上用中国瓷器作装饰；由于伊斯兰教不允许用器物随葬，一些地方在死者的坟墓上举行摔破中国瓷器的仪式以作纪念；也有一些土著居民，如加里曼丹的帝雅克人用中国瓷碗装饰木制墓标。
陶瓷之路还催发了欧洲的罗可可艺术思潮的产生和发展（表现在绘画、建筑和工艺美术等诸多领域中）。罗可可艺术的那种天然、清逸、潇洒，显然是和中国青瓷的优美清悠、中原白瓷的高逸风韵、南北青花瓷的瑰丽多姿直接相关的。所以日本学者小林太市郎称：“所谓罗可可美术的主要特征，完全由中国工艺美术而来。”英国学者霍卜逊等人亦持相同观点：“罗可可艺术，乃由中国直接借鉴而来，已为美术家所承认。”
当然，在陶瓷之路上，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后来，中国的陶瓷匠们也从后起的国外瓷艺中汲取有益的东西，藉以丰富我国的陶瓷艺术。
美国人霍布逊和海索林顿在合著的《中国陶瓷艺术》一书中阐述：“中国古今名瓷分布在全世界各个角落，即印度、菲律宾、爪哇、苏门答拉、婆罗州、波斯、阿拉伯以及非洲的埃及和赞稷也都大量使用中国浙江青瓷..”越窑青瓷以其优良的品质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厚爱，并对海外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如此数量巨大的越窑瓷器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销往世界各地的呢？
一、越窑青瓷规模化的生产、优良的品质和尊贵的地位是赢得世界的内在条件。
越窑青瓷历东汉始，至唐宋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制瓷系统，近一千年繁盛不衰，达到了当时制瓷工艺的最高水平。越窑青瓷是世界上最早的瓷器品种，隋唐以前一直居于中国瓷业前列；不仅质地优良，而且美观实用。
唐宋两朝，越窑瓷器一直作为贡品进献，受到了极高的礼遇，得到了统治阶级的喜爱，地位之尊贵，为时钦羡；早在唐代，“茶圣”陆羽就高度评价越窑青瓷，并将“南青北白”两种代表性的瓷器品种进行比较，分析了越瓷之优点；在唐诗文中也出现了相当多的对越窑青瓷赞美的篇章。造型各异、品种繁多、花纹优美、晶莹剔透的越窑青瓷也为世界各国人们所厚爱，作为商品，越窑青瓷也是他们发家致富的重要手段，西方人对越窑青瓷的重视直接导致大量进口的可能。巴格达驿长伊本·考尔达贝在公元864～881年间写的《郡国道里志》一书中提到：“中国出口货物中有精美的瓷器。”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法基在《地理志》中将中国丝、中国瓷器和中国灯列为三大名牌产品。埃及15世纪的历史学家马克里兹引用11世纪的资料时也说：“在开罗宫殿中有几篮子小蛋形瓷器，而在宫殿的储藏室里则放满了各种中国瓷器。”这些瓷器中有北宋时期的越窑青瓷。在非洲苏丹的埃德哈布港，也出土过相当多的中国瓷器，其中有唐末的越窑瓷器，日本学者三上次男感慨地说：“遗址到处散布着中国的瓷片，这里一定是越过万里波涛运来中国瓷器的主要卸货场。”
二、海洋环境的地理优势和先进的造船、航海技术是促成陶瓷外销的必要条件。
形成于汉代贯穿欧亚大陆的陆上“丝绸之路”几乎没有给陶瓷的外销提供机遇，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陶瓷不同于丝绸，陶瓷是易碎品，不适合于陆路上运输。在唐代中后期海上“陶瓷之路”开辟之前，极少有陶瓷沿“丝绸之路”输出，考古亦少有发现；8世纪以后，海洋运输业和造船业的发展为陶瓷的外销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便和可能。史书记载，至迟在公元6世纪，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海上商路已全线贯通。阿拉伯历史学家麦欧斯迪记述唐代以前中国船只已航行至幼发拉底河的希拉城，与阿拉伯人进行贸易。这条海上商道与唐代宰相贾耽在《从边州入四夷道》中记载中国与西方的海道相吻合：即从广州经南海诸岛、西沙群岛、越南东海、印尼、马六甲海峡到印度西南故临，再西行到波斯湾的幼发拉底河口，复傍波斯湾的西海岸到亚丁附近。
唐宋时代，先进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使得中国在繁忙的国际海洋贸易业中长期占主导地位。唐时，中国已能建造巨大的远洋船舶。9世纪阿拉伯商人苏来曼在《东游记》中说：“唐时中国海船特别大，波斯湾风浪险恶，只有中国船航行无阻，阿拉伯东来的货物都要装在中国船上。”北宋朱彧在《萍州可谈》中是这样描述当时的远洋航舶：“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储货，..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海上不畏风涛，..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
越窑地处中国东部沿海，唐朝时明州已成为闻名全国的大商港，并且与时称“雄富甲天下”的大都市扬州相去不远，海陆交通便利。考古证实：扬州输出过越窑瓷器，这同当时扬州“市舶司”的商港地位是分不开。中唐以后，越窑瓷器主要是通过明州港向外输出，这可从宁波和义路唐代海运码头出土的沉船和大量越窑瓷器得到印证。
三、中国政府积极的外销政策是促进陶瓷外销的有力保障。
如果说海洋环境和造船技术使陶瓷外销成为客观可能的话，那么中国政府的外销政策则是最有力的保障。
1.为了保障商业贸易有序的进行，早在唐代就设立了管理对外贸易的机构。唐贞观十七年（643年），太宗谕令在广州、泉州、扬州置“市舶司”，掌管蕃货、海舶贸易之事。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设广州市舶司，“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后又在杭州、明州（今浙江宁波）设市舶司。哲宗元祐二年（1087年），又增设泉州市舶司，大大促进了宋代海外贸易业的发展。明州港地处越窑青瓷产区，为越瓷的对外输出创造了相当便利的条件。
2.中国政府对海外商人采取优待政策。唐太和八年（834年），文宗诏谕：“南海番船，本以慕化而来。故在结以仁恩，使其感悦..；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使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1）《旧唐书》载，李勉在广州任官时，每年来华的商人达十几万人以上，其中主要是波斯、大食等地的信奉伊斯兰教的商人。唐政府对伊斯兰教商人特别优待，允许他们与汉族通婚、开设商店、占田、常住、参加科举、升官等。对待回教商贾，政府任命回教判官一人，依回教风俗治理回民，20世纪在阿拉伯世界普遍发现的唐代名瓷正是这种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
3.为了刺激海外贸易，中国政府派遣使臣拓展海外贸易，同时采取招诱奖进的政策以获其利。宋太宗雍熙四年（987年），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诸蕃国勾召进奉，博买香药、犀牙、真珠、龙脑；每纲赍空名诏书，于所至处赐之。
四、物质欲望的驱使是促使越窑青瓷外销可能的主观条件。
越窑瓷器在海外普遍发现，除了自身开发早和高贵的品质外，物质欲望的驱使是造成青瓷外销可能的主观条件。
中世纪的阿拉伯帝国，以其辉煌的业绩和繁荣驰名世界。美国历史学家希提在《阿拉伯通史》一书中这样描述阿拔斯王朝（8世纪初～13世纪中）巴格达皇宫；凤阁龙楼，巍然屹立，雕梁画栋，极为华美。宫内陈设全是世界珍品，御花园内珍禽奇兽，佳葩异卉，无不具备。他们不惜一切代价订购中国精美的瓷器，或陈列于皇宫，或装饰于清真寺等建筑上。
中国陶瓷很早就为阿拉伯人所熟识，并像中国丝绸一样得到珍视。最早到中国游历的阿拉伯商人苏来曼在游记中记述：“中国人能用一种优质陶土制造各种器皿，透明可比玻璃，里面加酒外面可以看见。”（2）越窑瓷器以其质地精良、美观实用在阿拉伯世界成为极受欢迎的贵重物品，是进口货物中必不可少的项目。阿拉伯学者查希兹（约779869年）在《守财奴》一书中提到一份换货协议，其中一款便是从中国进口瓷器。哈里发·哈仑·拉希德（786～809年）执政时，呼罗珊总督阿里伊本·伊萨向他进献过20件精美的中国御用瓷器以及数达二千件的中国民用瓷器，这在哈里发皇宫是从未见过的。（1）其时正值中国唐五代，越窑瓷器已迈入鼎盛时期，这一点在埃及、西亚等地普遍发现越窑瓷器中体现出来。
8～9世纪以后，海外贸易的发展，作为特殊商品的越窑瓷器更是海外商人追逐的目标，因为这能给他们带来丰厚的利润。10世纪时忽鲁谟斯商人本·沙赫里尔在《印度珍闻集》里记述了一则轶事：一位资金很少的犹太人在公元883年左右来到远东，公元912年前后回到阿曼时，带回大量丝绸和瓷器，后来这位犹太人靠这些丝绸和瓷器成为富翁。曾在埃及作过调查的美国东方文化官员斯堪伦说：“被运往开罗的中国瓷器数量是惊人的，以至有理由完全相信中世纪的开罗居民几乎家家都普遍使用过质地精良的中国瓷器。”据调查分析，在这些瓷器中有大部分是越窑青瓷。据此可以推断：中国瓷器长期以来是海外贸易中持续的大宗物品，并一直受到当地商人和收藏家的青睐。
第二节 海上陶瓷之路
当西汉王朝迈进鼎盛期时，汉武帝于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派出了杰出的使臣张骞访问西域诸国。这位大使在两次出使十余年间内完成了开拓名垂青史的大陆丝绸之路，促进了我国和西域诸国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发展。当封建社会发展至鼎盛期唐代时，丝绸之路已经不能适应国际交流发展之需，于是，另一条国际大道——海上陶瓷之路的开拓事业应运而生。陶瓷产品不但适宜于大批量海上运输而且安全系数大，不易破损，于是，陶瓷制品便大量地从海上涌向世界各地，特别是创制最早的越窑青瓷和后起之秀龙泉青瓷、邢窑白瓷等等，受到了各国人民的珍视。
瓷器的外运，最初是零散进行的，如朝廷赐赠周边国家的使节作为礼品，各国商人、僧侣等往来中国者将瓷器作为土特产带回自己的国家，数量很有限，但得到各国人民珍视之后，朝廷便予以重视，于是进行有计划、有意识、有目的的开拓，最终形成海上国际交往大通道。
陶瓷之路的源头在明州（今宁波）。宁波的大量考古发现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它是由两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决定的：其一，明州及附近位于杭州湾南岸的慈溪、上虞是世界瓷文化的发祥地。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考古研究证明，远在夏商至东汉明期，瓷器的胚胎已在这里孕育出来，经过两千年的不断培育、成长，瓷器至东汉已经成熟，出落成令人顾盼的文明之花。此后，它便在这一地区持续发展，不断完善。越国崛起后，这里更发展成为令人神往的青瓷重镇。经唐、五代、北宋，慈溪上林湖已经成为美名远扬的瓷都。其二，明州港自古便是中国著名的深水良港，战国时期它便是我国的重要海港，至唐代更成为我国东南沿海一个商贾云集、货物丰沛的大海港，被朝廷指定为大唐帝国对外开放的大港之一，与扬州、广州并列为中国三大口岸。唐廷在这里设置了“市舶司”，五代、北宋均有朝廷设立的专门商贸机构。这一重要地位一直持续了400多年。
由于这两种天赐良缘，明州港自然成为海上陶瓷之路的源头活水。自唐贞元年间，这里的主要贸易品便是越窑青瓷，至唐大中年间形成瓷器贸易的第一高峰。随着瓷器的精品秘色瓷的开创，五代、北宋时期越窑青瓷的外销出现了新的高潮。其后，中国瓷业遍地开花，不但产量大增，而且品种多姿多采，魅力无穷，于是内销、外销量均大增，外销出现一浪更比一浪高的局面。
自于自唐至元，瓷器的对外贸易主要是通过明州港，这里成为全国诸多瓷窑产品的集散地，其辐射面随着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增加而不断扩大，并且由近而远，不断拓展。“万里之舶，五方之贾，南金大贝，委积市肆，不可数知”。将世界各地的考古发现、海底沉船打捞发现的典型瓷器遗存、各种文献资料综合起来，陶瓷之路示意图可以这样来勾勒：自唐代起，闽浙各地瓷器汇集至明州港装船，领取出口证件后，扬帆出海，沿今中南半岛南下，横渡暹罗湾，可至马来半岛中部，穿过克拉地峡进入印度洋，经缅甸、孟加拉、印度东海岸西行；亦可继续南下，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再经南印度、巴基斯坦、阿曼等地抵达波斯湾，至阿拉伯诸国。后来，这条航线进一步疏通，从海上向西亚、北非、东非以及地中海沿岸伸展，越过阿曼，进入红海。
至日本、朝鲜、东南亚诸国：从明州港始发，经山东登州渡海，抵达朝鲜半岛；从明州港起航，横渡东海，抵达日本列岛九州；从明州港起航至泉州，经台湾南部抵达菲律宾南部的吕宋岛，再南航，则可抵达沙捞越（今马来西亚东北部），亦可抵达爪哇岛东部。唐代，商船由明州港驶向广州，出海扬帆，驶向阿拉伯海波斯湾，至阿拉伯诸国，伊朗在这条航线上地位显赫。《新唐书》卷43下，对这条航线已有较为具体、明确的记述。在8世纪70、80年代至8世纪末，外国商船亦由这些航线扬帆至广州，再抵明州。至日本、朝鲜、东南亚诸国，则可直达。成书于9世纪、10世纪的《中国印度见闻录》、《黄金草原和宝石矿》等著作，对此均有简略的描述。后者称：“在黄巢起义以前，中国商舶皆直扬帆至阿曼”等亚非诸国，“而此等地方之商舶，当时亦直接通航于中国诸港。”据宋代学者赵汝适的《诸蕃志》记载：宋时，已有20多个国家从海上陶瓷之路与我国进行贸易交往；其中，宋廷东渡日本的商船已达20余起。明以后，陶瓷之路则继续向外扩展、伸延，由红海至非洲再转由地中海至欧洲。这时的中国瓷器更加孕英含粹、千姿百态，陶瓷之路亦随之不断拓展、延伸，对外贸易港口除三大港以外，杭州、泉州等均成为重要的对外贸易港，中国瓷器如同海水一般涌入亚非欧美洲诸国，外国商人无不视之为奇货。明万历四十二年，荷兰一只商船一次就运载我国瓷器7万多件，瑞典于1750年以后5年内从陶瓷之路进口的中国瓷器达1100万件之多。
陶瓷之路的开辟和畅通，不仅促进了人类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而且在精神文化领域中产生了巨大影响。据《诸蕃志》记载：在中国瓷器未进入东南亚之前，那里的人没有饮食器皿，仅以树叶、蕉叶、贝壳为餐具，“后与华人市，渐用瓷器”。欧洲在未获得中国瓷器前，一般人家以粗陶或木制品为饮食器，上层社会采用金属器皿。法国学者罗伯特·路威的《文明与野蛮》一书对此有所描述。对于人类生活、健康和审美来说，瓷器自然十分优于金属或木头制品。陶瓷之路使他们见到了光彩照人的中国瓷器，所以，无不如获至宝。英国学者马德休斯的《山间邮路》一书记述道：“瓷器精美而昂贵，只有达官显贵才买得起。”海上陶瓷大道的拓展消解了这种状况，17世纪中国瓷器已普及到英国每个较为富裕的市民家庭中。再过一个世纪，中国瓷器已进入一般家庭，“英国的每一个乡村人家都能见到它”。英国著名学者爱特生一唱三叹地写道：“如果没有海外贸易输入各种物品..英国将会成为一个多么枯燥乏味的社会..”不仅英国如此，其他各国亦复如此。他们称瓷器为china。看来，他们是从中国瓷器开始认识中国的。
在非洲，中世纪末便十分珍视中国瓷器，上层社会无不以家藏中国瓷器精品为荣耀。人们将其作为财富和高雅的象征。
在欧洲，中国瓷器对人们的精神生活的影响也是十分深远的。人们把是否藏有中国瓷器作为自己的身份和声望的标识。欧洲瓷器的生产正是在中国瓷的影响和启迪下产生、发展起来的。
陶瓷之路对世界文化的另一重大贡献是推动了世界瓷艺的发展。11世纪，宋代青瓷传入波斯，波斯人民仿制出晶莹润泽的青釉陶，但仍烧制不出瓷器。阿拔斯大帝酷好中国瓷器，于是特聘300名中国瓷艺家前去传授瓷技。中国瓷器传入欧洲后，价重如金，于是欧洲人开始了中国瓷的仿制，法国人的仿制与研究可谓用尽心计。显然，欧洲的现代陶瓷工业，是在继承我国陶瓷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总之，海上陶瓷之路对世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的影响，是绝不亚于物质文化方面的。
自然，在陶瓷之路上，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
随着经济、文化交流的扩大，西域文化渐次传入中国，其中有音乐、舞蹈、服饰和葡萄、鹦鹉等动植物等等。这大量反映在瓷器上。唐代古墓出土的瓷器上的乐俑装饰中，有两个坦胸露背的少女，踏着欢快的鼓乐节奏翩翩起舞，大有奔放刚健的龟兹乐舞风调。这显然是唐代人民引进了这种乐舞并流行起来的结果。浙东出土的五代越窑中以鹦鹉图装饰的瓷器，优美异常，尤其是余姚出土的青瓷碟上的鹦鹉图，更充分表明是以鹦鹉的灵巧、美丽的体态神情为素材构思而成的。随着佛教的传入（按：已有学者经考证后确认，佛教最初并不是由西南陆路传入中国的，而是由东南海路传入中国的。这样，陶瓷之路便增加了佛教的内涵），佛教文化中常见的佛像、莲花等随之成为中国瓷器常用的装饰图案，荷花缸、盆、碟随处可见，有的整个瓷器便是一朵露珠流转的荷花。凡此种种，均表明中华民族既是一个具有高度开拓、创新精神的伟大民族，又是一个从善如流，善于借鉴、吸纳、发展外来文化以丰富发展本民族原生文化的伟大民族。
陶瓷之路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它将永远启示、激励人们不断进行新的开拓。正因如此，当考古家们在古埃及的政治、经济中心福斯塔特（在今开罗南边）发现了大量中国唐宋时期的瓷器之后，人们进一步明白了中埃两大文明古国文化交流的光辉历史。日本学者三上次男1966年到红海岸畔的著名古城库赛尔考察时，又见到了大量唐宋的越窑青瓷，这位学者受到了巨大震撼之后，写成了名著《陶瓷之路》。由于他首先精辟地提出并阐述了这个一崭新概念，科学而完整地揭示了中国瓷文化的历史地位和世界影响，因之得到了各国学者的认同，激发了人们重新认识、评价中国瓷文化的巨大兴趣。
陶瓷之路沿线已发现的考古成果大致如下：
日本：
越窑青瓷输往日本，是在唐代中后期，这时输入日本的瓷器品种很多，有唐三彩、青瓷、白瓷和釉下彩瓷等。越窑青瓷在日本的发现地主要有：鸿胪馆遗址共发现2500多片，数量非常巨大；西部沿海地区共发现近50处有越窑青瓷的遗址；奈良法隆寺，保存着一个高26.4厘米、口径13.6厘米、底径10.1厘米的越窑青瓷四系壶；京都仁和寺出土有唐代的瓷盒；立明寺发现唐代三足鳆等；平城京遗址出土有敞口斜直壁、窄边平底足碗；于治市发现双耳执壶；此外在福冈、久米留市的山本、西谷等地也有出土。
朝鲜：
由汉到唐，中国文化对朝鲜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一时期，中国的文学、艺术、汉字、佛教、建筑以及制瓷技术等相继传入朝鲜。朝鲜出土中国陶瓷主要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江原道原城郡法泉里三、四世纪的墓葬里出土了越州窑青瓷羊形器。百济第二代首都忠靖南道公州发现的武宁王陵（523年卒、525年葬），出土了越窑青瓷灯、碗、四耳壶、六角壶等器。在新罗首都庆州（庆州位于朝鲜半岛的东南部），古新罗时代的墓葬里出土了越窑青瓷水壶。1940年在开城高丽王宫满胎发现北宋早期越窑青瓷碎片；在忠清南道扶余县扶苏山下发现有早期宋代越窑青瓷碟。
泰国：
考古发现在泰国出土的瓷器主要是长沙窑器。近年来也出土了一些越窑瓷器，如在马来半岛苏叻他尼州的柴亚及其附近地区发现了大量残片，其中有越窑钵、水注及壶等。
印度：
20世纪以后在印度的迈索尔邦、詹德拉维利等地均出土有越窑青瓷。印度科罗德海岸的阿里曼陀古遗址本地冶里以南三公里，是罗马时代南印度的对外贸易港口，1945年英国、1947～1948年法国政府先后在此进行发掘，出土有唐末五代时期的越窑青瓷。在南方的迈索尔帮也出土过越窑青瓷瓷片。我国瓷器销往印度，在《诸蕃志》、《岛夷志略》中均有著录。
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与印度仅一水之隔，古称“锡兰”，是区分印度洋上的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湾的重要区域。斯里兰卡在印度洋上也是一个重要的贸易中转基地和中国陶瓷的出土地，古代中国人也称它为“狮子国”。在印度阿育王时代，它是联系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的枢纽，从东西两方驶来的船舶，都在这里停泊。考古证实：在迪迪伽马遗址的佛塔处发现了越窑青瓷残片；在马霍城塞出土有越窑青瓷狮子头；在马纳尔州满泰地区的古港遗址，发现有9～10世纪的越窑青瓷。
菲律宾：
在菲律宾群岛出土的中国瓷器数量居东南亚地区之首。据统计，菲律宾在先后十多年的时间里，共出土大约4万件瓷器。以至菲律宾东方陶瓷学会前任会长庄良有女士在《在菲出土的宋元德化白瓷》一文中说：“菲律宾的每一个省，每一个岛屿都出土过中国古陶瓷。”
从巴武鄢——巴丹尼土岛到北吕宋、伊老多海岸、班丝兰、邦邦牙、中吕宋那福塔示、马尼拉、黎刹及内湖、宿务及苏禄岛等地均有出土，其中越窑青瓷分别是唐越窑青瓷钵，宋刻花青瓷钵、壶、水注及刻有花纹的瓷片，以及刻划粗细条莲花纹瓣的宋代瓷罐和浮雕纹小罐。
马来西亚：
自古以来，马来西亚是中国通往印度的海上要冲。考古学家在柔佛河流域发掘的古文物中，有中国秦、汉陶器的残片。史实证明：这条商路在公元1世纪前后就已开通。刘前度在《马来西亚的中国古瓷器》一文中说：“甚至今天，在柔佛河岸还可见到荒芜的村庄跟营幕的遗地，在黑色的泥土上四散着中国碗碟碎片..。”
越窑青瓷在马来西亚的发现主要是沙捞越河口的各遗址，出土过9～10世纪的越窑器；此外在马来西亚部的彭亨也发现过唐代的青瓷尊。这些瓷器大多收藏在沙捞越博物馆。
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是一个群岛国家，地处太平洋与印度洋及亚洲大陆和澳洲大陆之间，自古以来是海上交通要道，也是各民族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十字路口。中国和印尼群岛之间的联系早在史前时代就已开始。印尼人对中国的瓷器十分重视，将其视之为“珍贵的文物和传家宝”。1963年苏莱曼在《东南亚出土的中国外销瓷》一文中说：“印尼全境都发现了青白瓷，它仅次于青瓷。”可见青瓷在印尼也有大量发现。考古证实，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苏门答腊、苏拉威西、加里曼丹及其他岛屿均出土过越窑青瓷，品种有青瓷钵、壶、水注等。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位于阿拉伯海北部，是我国唐宋以来商舶到西亚地区的必经之地。早在19世纪这里就出土过中国唐宋时期的瓷器标本。
巴基斯坦的布拉明那巴德，是7～11世纪印度河畔的商业中心，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年）毁于地震。出土有唐越窑青瓷残碗，也有五代、北宋期的瓷器。卡拉奇东南的巴博，是13世纪衰落的古港，1958年巴基斯坦考古部在这里发现了9世纪的越窑水注和北宋初期的越窑刻花瓷片等。
阿拉伯：
阿拉伯（中国史书上称为大食）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的联合处，这一优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在世界交通史上的特殊地位。中国与阿拉伯民族的交往在公元前后就已开始，到8～9世纪时达到高潮。中国的丝绸与瓷器一直是阿拉伯世界所喜爱的奢侈品，在中国与阿拉伯世界这条商路上，无论是“陆上丝绸之路”上的驼队，还是“海上陶瓷之路”上的船舶，精明强悍的阿拉伯商人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阿曼：
阿曼，位于阿拉伯半岛，邻近阿曼湾，是印度和中国商船进入波斯湾的通道。阿曼的苏哈尔是阿拉伯商人和印度、中国商人进行贸易的著名港口，古有“通往中国之门户”的美誉。80年代在此地出土过唐越窑青瓷片。此外，在阿拉伯半岛的巴林，50、60年代也出土过唐越窑青瓷残片。
伊朗：
伊朗，古称“波斯”，位于中亚腹地，南靠波斯湾，是古代东西方海陆交通的要道；中国与伊朗是世界上两个拥有悠远历史的文明古国，据史书记载，两国的交往早在距今两千多年前就已开始，中国在汉朝已有使臣到达安息（安息即是伊朗的古称）。唐代与外国的交通共有七条线路，其中一条便是“安息道”。通过安息道，来自中国的造纸、蚕丝、制瓷、指南针等对伊朗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伊朗人民尤珍视中国瓷器，把中国瓷器称为“秦尼”，并且伊朗历代帝王都大量订购中国瓷器。伊朗出土的越窑瓷器主要有：伊朗东部的内沙布尔遗址，出土有越窑青瓷罐；在中部的雷伊遗址，出土过越窑内侧划花钵残片；最著名的要数古代港口席拉夫，是中国陶瓷在伊朗的重要遗址，19561966年英国伊朗考古研究所发掘出唐代越窑系青瓷等。此外，在达卡奴斯、斯萨、拉线司、内的沙里等遗址也发现有越窑瓷器残片。
伊拉克：
伊拉克位于古代文明发祥地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是古巴比伦王国的所在地，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经腹地，土地肥沃，生活富庶。这片土地曾被东方学家普拉丝塔命名为“肥沃的新月形地带”，这一地区在古代既是东方的政治中心，也是经济和文化的枢纽。自1910年以来法国人贝奥雷就在此地进行发掘，巴格达以北120公里处的萨马拉遗址因出土中国陶瓷而闻名。萨马拉位于底格里斯河畔，公元836892年，这里曾作为首都。先后经过三次发掘，出土有唐越窑青瓷等器，与浙江慈溪上林湖出土的标本完全相同。此外在阿比达（有译为阿尔比塔）等地也发现过9～10世纪褐色瓷，晚唐、五代越窑青瓷。
埃及：
埃及是“陶瓷之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位于地中海东南部、非洲的东北部和亚洲的西面，扼红海和地中海咽喉。尼罗河自南向北流贯全境，著名的古城遗址福斯塔特（今埃及首都开罗）位于肥沃的尼罗河三角洲，建于公元641年，当时是埃及工商业中心，9世纪时相当繁荣。埃及从9世纪前后就源源不断地进口中国陶瓷。自1912年日本中东文化调查团的三上次男、小山富士等古陶瓷学者对这座遗址进行发掘以来，福斯塔特共有六、七十万片瓷片出土，其中有1.2万片中国陶瓷，时间跨度为中国唐代至明清时期。
在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越窑瓷器主要有：9～12世纪初期的越窑青瓷，有些刻有莲花、凤凰等纹样；还有比较典型的属于唐代平底小圆凹式的玉璧底碗。20世纪60年代在库赛尔和阿伊扎布等遗址也出土过唐末到宋初青瓷器。
除埃及以外，非洲的其他地方也出土有越窑瓷器。如20世纪60年代在苏丹的埃哈布、哈拉伊卜等地出土有唐末五代青瓷；50年代中期在基尔瓦岛也出土唐末宋初青瓷，据统计，该国出土中国瓷器的遗址有46处之多。40年代末在肯尼亚的曼达岛出土有9～10世纪的青瓷。
第三节 越窑青瓷对世界的影响
从唐代中后期开始销往海外的越窑瓷器，给国外人们的文化生活带来了巨大影响，丰富了世界文明史的内涵。
一、越窑青瓷丰富了海外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越窑瓷器的输出，改变了一些国家和地区人们的风俗习惯，同时越窑瓷器也成了世界许多国家日用生活品的替代品。约卡诺说：“无论是直接贸易或间接贸易，在这种接触中，不要忘记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通过贸易才使新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接触到菲律宾人的文化中去，这个评价也大致适用于其他国家和地区。”（1）
《诸蕃志》记载：流眉国（今马来半岛）“饮食以葵叶为碗，不施匙筋，掬而食之。”苏吉旦（今爪哇）“饮食不用器皿，缄树叶以事，食已则弃之。”东南亚这些落后的国家，原本“饮食不用器皿”，中国瓷器输入以后，成了他们理想的生活用具，从而改变了饮食习惯。
越窑青瓷输入日本以后，被当作各种日用生活用器和艺术品，受到了极高的礼遇。五代乾祐三年（950年），日本史籍《仁和寺御室御物实录》记载：日本宇多法皇在宫廷收藏的中国工艺品中就有越窑的青瓷茶壶、茶碗、罐等，并且说：“青瓷多盛天子御食”，是“大臣朝夕之器”；日本天皇常将中国瓷器作为国宝赐给有功之臣，作为至高无上的嘉奖，可见中国瓷器在日本占有极高的地位。越窑青瓷在日本的宫廷中还被作为装饰墙壁用，以美化环境。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瓷器的考古发现开启了东非历史研究的新篇章。英国考古学家惠勒说：“10世纪以后的坦葛尼喀地下埋藏的历史，是用中国瓷器写成的。”据统计，在东非坦桑尼亚一带出土有中国瓷器的遗址达46处之多，故东非有“中国瓷器之储仓”的美誉。
二、越窑青瓷的对外输出，促进了世界陶瓷工艺的发展。唐末以后，越窑青瓷一直受到世界许多国家的厚爱，并一度取代丝绸成为中国海外贸易中最大宗的物品；由于瓷器不同于丝绸，是易碎物品，且易占空间，故运输量不大；于是作为日用消费品的越窑瓷器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世界上许多国家开始仿制越窑青瓷，促进了世界陶瓷工艺的发展。
日本是与中国隔海相望的东亚国家，唐朝中国文化对日本产生了全面而广泛的影响。在民间贸易中，唐时中国输往日本最多的瓷器是越窑青瓷，其次是长沙窑瓷器。从历史上看，日本对中国陶瓷工艺垂慕已久，早在5世纪时，日本天皇就派使臣到朝鲜，邀请我国匠师前往日本传授制陶技艺，其中包括陶部的汉族手工艺匠师数十人。（1）8世纪时，日本开始了对中国陶瓷的仿制，日本猿投窑烧制的淡青釉陶器，其烧造方法是模仿越窑青瓷，造型和纹饰也受到越窑青瓷影响，出现了与越窑青瓷刻划花纹同样的暗花。另一种绿釉陶器，呈淡绿色，类似于北宋时期的越窑青瓷，也刻有与越窑青瓷钵刻划花纹相同的暗花；中国陶瓷对日本的影响正像中岛健藏先生所说：“我们可以断言，如果不谈中国的影响，那么根本无法说明日本的传统工艺美术。”（2）
唐代，越窑青瓷就传到了朝鲜。10世纪初，朝鲜人学会了仿造中国青瓷的技术。11世纪末，高丽陶工仿照越窑青瓷烧成了青釉瓷器，时称“高丽秘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太平老人袖中锦》评：“高丽秘色”与“定窑”同称“天下第一”。公元1123年北宋徐兢出使高丽后著述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有这样的叙述：“有狻香炉，亦翡色，..此物最精。其余则越州古秘色。”可见，高丽人仿造越窑瓷器取得了巨大成就。此外，在亚洲的其他国家，如：泰国、伊朗（古称波斯）等也相继模仿越窑青瓷，形成了自己的陶瓷艺术。
越窑青瓷销行的西限是非洲的埃及，20世纪60年代在埃及的福斯塔特（今埃及首都开罗）遗址出土了六七十万片陶瓷片，其中绝大部分是埃及制造的，据统计，中国瓷器有1.2万片；在埃及制造的陶瓷片中，百分之七八十是中国陶瓷的仿制品。埃及在仿制中国陶瓷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在世界上也是最成功的。埃及在输入越窑青瓷后，即仿制出了黄褐釉刻划纹陶器；据在埃及做调查的日本古陶瓷学者三上次男先生反映，在青瓷系统或青釉系统的陶器中，简直难以分清中国产品和埃及仿制品之间的差异。
三、越窑青瓷的对外输出，进一步推动了海外贸易的发展。唐宋时期，越窑青瓷的对外输出，主要是通过“陶瓷之路”实现的。从考古发现看，“陶瓷之路”沿岸出土越窑青瓷的国家都发现有转运中国瓷器的运输港、卸货码头以及瓷器集市销售点的遗迹。从7世纪以后，阿拉伯与中国的海上贸易往来是从“巴格达经波斯湾、印度洋绕马来半岛到广州”，然后由广州北行抵达朝廷指定签证出入的港埠明州。到了10世纪，“陶瓷之路”仍唐之旧。
总之，越窑青瓷的对外输出，不仅促进了世界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也繁荣了世界经济，同时也增进了世界各国人民间的友谊。
四、中国瓷器的输出，不仅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同时在精神意志领域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许多国家和地区，越窑青瓷与宗教意识紧紧联系在一起。在日本，越窑瓷器被作为一种崇拜物，成为宗教仪式的祭祀用具。在东南亚地区，普遍存在着对中国瓷器的崇拜观念，在这一地区，中国瓷器既是他们崇拜的对象，又是作为传家之宝而富有价值的财产；一些土著居民还以拥有中国瓷器作为衡量财富和地位的象征。菲律宾人的葬俗文化里，有用中国瓷器随葬的习惯，艾迪斯说：“除去某些大碟子作为传家宝而传下来以及在山区某些举行仪式场合下仍作为盛酒用的大罐外，在菲律宾出现的所有陶瓷，都是从坟墓里找到的。”（1）这种器物随葬的习惯显然是与菲律宾土著居民的“瓮崇拜”有关，据苏继庼先生考证：他加禄语称瓮为kaong，是汉语“缸”的对音；称瓷缸为gusi，是汉语“古瓷”的对音。（2）因此，他们崇拜的“瓮”其实就是中国古瓷。鉴于菲律宾如此普遍随葬中国瓷器，故在当时中国瓷器被称为“坟墓里的器皿”。菲律宾人除了用瓷器作随葬品外，还用瓷器直接作为棺具以葬，这便是古代菲律宾人“祖骨崇拜”的“瓮棺葬”。《厦门志》记载：“俗用中国瓷器，好市瓷瓮为棺具”。《东西洋考·文郎马神》也记载：加里曼丹居民“..又好市华人瓷瓮画龙其外者，人死，贮瓮中以葬。”在加里曼丹盛行一种“圣瓮节”，即每年农作物收获后举行“拜瓮”的祭典。
东南亚的穆斯林使用一种特别的中国瓷器“军持”。军持是印度梵语的音译，原为印度和尚游方使用的一种水器，后为伊斯兰教徒普遍惯用的一种器物。在马来民族，举行宗教宴会时，有用中国瓷盘盛饭、席地围坐、用手撮食的习惯。在东非的伊斯兰教地区，一些重要的宫殿或伊斯兰清真寺建筑上用中国瓷器作装饰；由于伊斯兰教不允许用器物随葬，一些地方在死者的坟墓上举行摔破中国瓷器的仪式以作纪念；也有一些土著居民，如加里曼丹的帝雅克人用中国瓷碗装饰木制墓标。
陶瓷之路还催发了欧洲的罗可可艺术思潮的产生和发展（表现在绘画、建筑和工艺美术等诸多领域中）。罗可可艺术的那种天然、清逸、潇洒，显然是和中国青瓷的优美清悠、中原白瓷的高逸风韵、南北青花瓷的瑰丽多姿直接相关的。所以日本学者小林太市郎称：“所谓罗可可美术的主要特征，完全由中国工艺美术而来。”英国学者霍卜逊等人亦持相同观点：“罗可可艺术，乃由中国直接借鉴而来，已为美术家所承认。”
当然，在陶瓷之路上，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后来，中国的陶瓷匠们也从后起的国外瓷艺中汲取有益的东西，藉以丰富我国的陶瓷艺术。
附注
（1）《全唐文》卷75版。
（2）苏来曼：《中国印度见闻录》，穆根来等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
（1）应德：《阿拉伯史纲610～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1）朱培初：《明清陶瓷与世界文化交流》，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84年8月版。
（1）朱培初：《明清陶瓷与世界文化交流》，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84年8月版。
（2）唐杏煌等：《中国古代瓷器在国外社会生活中的使用与影响》，《景德镇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第1辑。
（1）富斯译载：《菲律宾发掘的中国陶瓷》，《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1辑。
（2）苏继庼：《夷岛志略校略》，中华书局198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