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内容
千百年来，唐诗这一中国文学宝库中的璀璨明珠，不仅以它所表现的积极向上的生活理想和精神风貌给后人以感染，以它所显示的异采纷呈的艺术画面和审美情趣给后人以熏陶，而且还在中国文学史上独辟出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
较之唐诗的其他领域，唐代咏瓷诗论数量及其地位可谓微不足道。然而却是极富特色的。它是唐代诗歌百花园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前辈诗人为后代留下的一笔丰富的历史遗产，是值得今人为之开掘并为之耕耘的一项重要研究课题。
一、唐代咏瓷诗概貌
顾名思义，咏瓷诗指的是咏叹瓷器或瓷窑的诗作。唐代咏瓷诗可粗划成两类：一类是写到瓷器的诗，如：“莫将铅粉匣，不用镜花光”（顾朝阳《昭君怨》）、“茗饮蔗浆携所有，瓷罂无谢玉为缸”（杜甫《进艇》）、“无劳映渠碗，自有色如银”（杜甫《茅堂检校收稻》）、“置之炊甑中，与饭同时熟”（白居易《食笋》）等。唐诗中咏及的瓷器尤以杯、盏、盘、壶、瓯、灯最为多见。通过这些诗作，人们不难发现唐代瓷业生产的鼎盛、瓷器品种的繁杂和人们对瓷质器具使用的普遍。
另一类是描述瓷器的诗。诗家或颂赏其姿，或渲染其色，或托物言志，或借器抒情，藉此以反映时尚，展示当时人们的审美情趣。这些诗作又可细分为两类，一类是专言瓷器的诗作，数量不多，却很著名。如陆龟蒙的《秘色越器》诗为歌咏青瓷的名作：
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
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
此诗首句点明“九秋风露”是烧瓷的最好季节，次句用“千峰翠色”，描绘越器釉色，其中一个“夺”字，不仅充分展示了制瓷艺师巧夺天工的高超水平，也深刻抒发了作者对瓷匠辛勤劳动的敬佩之情。三、四两句则荡开笔墨，通过作者愿在午夜时光，捧着精美的瓷杯，去承接如同清露般的水酒，和嵇中散进行一场豪饮比赛的梦幻式描写，突出表达作者对越瓷的爱恋之心、对古人的思慕之情。全诗一气呵成，既以优美精练的诗句，热情讴歌越窑青瓷的制作成就，又上揖高人，通过意念上的与前辈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共饮，反证越器精致的无与伦比。这种咏物与言情间的亦即亦离、不即不离的表达手法，突出表现了该诗的高妙之处，使之成为瓷坛文化上的一首千古绝唱。
另一类以描述其他景物为主，其间穿插或旁及有关瓷器的描述。如：“荷叶裹江鱼，白瓯贮香粳”（李颀《赠张旭》）、“茶烹松火红，酒吸荷杯绿”（戴叔伦《南野》）、“竹影斜青藓，茶香在白瓯”（齐己《逢乡友》）等。
零星的诗句还可摘录许多。从中，人们不难发现唐代咏瓷诗，数量着实不少，内容也十分丰富，而涉及到的作者及其风格更是广泛多样。
二、唐代咏瓷诗特色
咏瓷诗属咏物诗范畴，有着咏物诗所共有的特色，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咏瓷诗毕竟有着自己所特指的内容，它姓瓷，因此也就必然出现由此而产生的这样或那样的特色。
唐代咏瓷诗的最大特色，表现在诗歌语言的运用上，即瓷语言的出现及瓷语言出现时所采纳的独特的表达手法。
从诸多咏瓷诗分析，所谓瓷语言，大致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瓷的名称，二是瓷的属类，三是瓷的描述。
关于瓷的名称，大凡日常可见到的各式各样的瓷器，在诗歌中都能见到它的身影。
关于瓷的属类，也不甚复杂。大者可划分为青瓷、白瓷两类；细者可根据产地划分之，仅见越瓷、邢瓷、大邑瓷、湘瓷等几种。这与当时“南青北白”的瓷业格局是相一致的。
至于瓷的描述，那就丰富了，一般可划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造型的描述。首先应该指出，瓷器的造型是十分丰富的，器类多达20余种，以碗、盘、壶、碗托的数量最多。例如，碗类就有10多种器形。然而，不论何种器类，9世纪以前的造型多呈稳重圆整、丰满浑厚的特征，9世纪以后的造型多以自然界中的各种事物为创作蓝本，显得活泼而轻松。例如，碗、盘、碗托多为花口、花瓣、荷叶形式，而执壶、瓶类等则多采用瓜棱造型。对此，皮日休在《茶瓯》诗中作过很好的描述。其中“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之句，不仅充分展示了瓷造型的圆整、轻巧和制作的精美，而且想像丰富，比喻绝妙，不愧为千古名句。孟郊的《凭周况先辈于朝贤乞茶》诗，对瓷的造型也作过描述：“蒙茗玉花尽，越瓯荷叶空”，作者一方面将蒙茗喻之为舒坦温润的“玉花”，一方面将越瓯比之以曲弧柔美的“荷叶”，两相映照，既形象又巧妙，令人回味无穷。而诗句中的一“尽”一“空”则以诗作所特有的写实情趣，既显其形体的沉静清澈，又溢其意境的，空灵美妙，使越瓯不仅成为形体美的象征物，更是传达意境美的艺术品，足以激发人们丰富的审美联想。
第二类是质地的描述。这里应该说明，唐人对瓷器质地有着“以玉为美”的审美趋向。杜甫的“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成传”句（《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元稹的“纸乱红蓝压，瓯凝碧玉泥”句（《送王协律游杭越十韵》），陆龟蒙的“岂如圭璧姿，又有烟岚色”句（《茶瓯》），都直接道出了这种审美意识。在他们看来，瓷器只有表现出玉一样的质地，才算达到了最高的艺术境界。它给人以一种含蓄、高雅、内在的美感，从而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所特有的思想情趣和文化素养。
第三类是釉色的描述。唐代瓷器的釉色以青和白为主体，分别称名为青瓷和白瓷。诗句中提及的越瓷、湘瓷属青瓷类，其中越瓷是当时青瓷最高水平的代表者，诗作中的“千峰翠色”、“捩翠融青”、“嫩荷涵露”等优美诗句，就是对越瓷釉色的最为贴切的描述。诗句中提及的邢瓷、大邑瓷属白瓷类，其中邢瓷曾风靡当年，有“天下无贵贱通用之”之盛名，脍炙人口的诗句“君家白碗胜霜雪”（杜甫《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白瓯青竹箸，俭洁无膻腥”（白居易《过李生》），就是对白瓷釉色的最好品评。
在青白二瓷对峙的唐代，人们更为看重的似乎是越窑青瓷。唐代名士陆羽在《茶经》中极力推崇越瓷产品，认为“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他还从色泽上对邢瓷和越瓷加以比较，提出“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从而得出“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的结论。正因为越瓷有着如此的身价，所以颂赞越瓷的诗句也就特别的多。除上述已例举的外，还有：
“越瓯遥见裂鼻香，欲觉身轻骑白鹤。”（1）
“越碗初盛蜀茗新，薄烟轻处搅来匀。”（2）
“蕲簟曙香冷，越瓶秋水澄。”（3）
“散香蕲簟滑，沉水越瓶寒。”（4）
“箧重藏吴画，茶新换越瓯。”（5）
“藓侵隋画暗，茶助越瓯深。”（6）
“蜀纸麝煤沾笔兴，越瓯犀液发茶香。”（7）
此外，还有纹饰上的描绘，如“镂碗传绿酒，雕炉熏紫烟。”（8）但唐代毕竟以“素瓷”居多，讲究的是自然造化之功，神工鬼斧之变。有时，虽也在釉下刻印各种纹样，但这与玉工在古玉上雕琢一样，只是为其增辉，不去喧宾夺主。而这些纹样的母体，诸如荷叶、荷花、朵花等又有其他诗文予以专题传诵，因此，咏瓷诗中也就少见了有关纹饰的描绘。
当然，瓷语言不仅仅是上述所言的一种文字上的单纯表现，它还蕴藏着丰富的情感和细腻的内心体验，从而创造出“或是幽美深婉，或是清旷明丽，但总离不开几分颓唐的诗境”，（1）给人以一种素雅、淡泊的意境美。
由于瓷器是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瓷器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又最为普遍使用的器物，因此瓷语言的出现，不能不说是诗歌创作领域中的一个可喜突破。它不仅拓宽了诗歌的创作内容，丰富了诗歌的表现手段，同时还激励诗家走向人间，走向生活，并藉此以创作出更有时代气息的作品。
上面仅对瓷语言进行了简单介绍。至于瓷语言的表达方式，则自有它的特别之处、创新之举。
首先，瓷语言很少单独运用，它总是和茶呀、酒呀等融合在一起。如：
“滩声起鱼眼，满鼎漂清霞。”（2）
“满火芳香碾曲尘，吴瓯湘水绿花新。”（3）
“金槽和碾沉香末，冰碗轻涵翠缕烟。”（4）
“越人遗我剡溪茗，采得金芽炊金鼎，素瓷雪色漂沫香，何似诸仙琼蕊浆。”（5）
上述例作，诗家泼墨于色、香，重笔于味、形，从不同角度勾勒出酒器、茶具及内涵物的各种呈现和变化，从而达到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艺术效果。
其次，咏瓷诗的体裁多样，除了常见的五古、七古、近体诗外，还有宝塔形、联锦体等，其中二首别具一格的唱和诗，题名均为《茶瓯》，作者分别是皮日休和陆龟蒙。
皮诗云：
邢客与越人，皆能造兹器。
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
枣花势旋眼，苹沫香沾齿。
松下时一看，支公亦如此。
陆诗云：
昔人谢埞，徒为妍词饰。
岂如圭璧姿，又有烟岚色。
光参筠席上，韵雅金罍侧。
直使于闻君，从来未尝识。
由于作者咏叹的角度不同，或者说感受及所处境遇不同，上述两首《茶瓯》诗的情趣也就各异。前者，极力推崇“邢客”与“越人”在瓷业上的造诣，用“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之句，赞叹瓷器造型之美，还远扯到古人支公，使诗意更加盎然生辉。后者则认为昔人评瓷“徒为妍词饰”，没有写出瓷物的实际美态，而另行以“岂如圭璧姿，又有烟岚色”之句颂之，真可谓言极了瓷的质地釉彩的风姿和美色。诗末还提及于阗君识玉而不识瓷，从而突出显示了当年瓷物的无比珍贵和稀奇。
总之，大量瓷语言的出现和巧妙运用，是诗歌创作领域中的一个可喜突破。它不仅拓宽了诗歌的创作内容，丰富了诗歌的表现手段，展示了生活的真实风采，而且还蕴含了丰富的情感和细腻的内心体验，给人以一种素雅、淡泊的意境美，从而构成了咏瓷诗作的基本特色。
三、唐代咏瓷诗盛行的原因
以上，粗略论述了唐代咏瓷诗的盛况及其特色。那么，唐代为什么会盛行咏瓷诗呢？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是瓷业生产的鼎盛。至唐代，中国的制瓷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制瓷技术普遍提高，大批名窑竞相而出。仅陆羽《茶经》一书提到的，就有越州、邢州、婺州、岳州、寿州、洪州等诸窑，并已形成南青北白的庞大窑系。轻便、雅洁、廉价的瓷具，不仅受到人们的普遍喜爱和广泛使用，而且还进贡朝廷，为达官贵人所青睐，输出海外，为世界友人所欢迎。瓷业的高度发展，瓷具的大量生产和使用，瓷器地位在人们心目中的普遍上升，为咏瓷诗的创作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其次是喝酒饮茶风尚的盛行。酒和茶本来就是我国人民最喜爱的饮品。至唐，由于经济发达，人民生活提高，喝酒饮茶便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崇尚。因此，酒和茶不仅祭祀、宴庆、应酬，逢场必致，还频频出现在家人和个人的日常生活中。许多士大夫、文人、僧侣更以喝酒饮茶为韵事，他们“或饮一瓯茗，或吟两句诗”（白居易《首夏病间》），或“泉憩茶数瓯”，或“岚行酒一酌”（白居易《山路偶兴》）。他们喝酒一杯又一杯，“会须一饮三百杯”，从而得出了“一酌发好容，再酌开愁眉，连延四五酌，酣畅入四肢”的经验之谈（白居易《效陶潜体诗十六首》）。他们饮茶一碗又一碗，“聊将茶代酒”，从而发出了“一饮涤昏寐，情来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的解悟之言（皎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而上述喝酒饮茶风尚的盛行，势必牵涉到酒器茶具等瓷质器物的选购和使用，也必然导引诗家从赏酒品茶延伸到赏器品瓷。“长把酒杯凭夜月，每将诗思泥春风”（陈标《赠祝元膺》），“此时吸两瓯，吟诗五百首”（寒山《诗三百三首》），则从另一角度说明，酒和茶还能提神助兴，有利于文学创作。由此可见，唐代喝酒饮茶风尚的盛行，为咏瓷诗的涌现，实在是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社会条件。
另外，在音乐十分发达的唐代，还盛行着一种叫作击瓯的风尚。其方法是取数个瓷瓯，也可用碗、盘、杯、盏等瓷具代之，内注不同量清水，然后用筷敲击沿边，使之发出高低不同的音响。对此，晚唐文人温庭筠、状元郎张曙曾分别以《郭处士击瓯歌》、《击瓯楼赋》为题，作过生动描写。段安节在《乐府杂录》中还称：“武宗庙，郭道源后为凤翔府天兴寺丞，充太常寺调音律官，善击瓯，率以邢瓯、越瓯共十二只，旋加减水于其中，以箸击之。咸通中，有吴蠙洞晓音律，亦为鼓吹署丞，充调音律官，善于击瓯。击瓯盖出于缶。”在其他诗文中也有反映，如白居易《醉赠刘二十八使君》诗中的“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薛逢《老去也》诗中的“老去也，争奈何。敲酒盏，唱短歌”；方干《李户曹小妓天得善击越器以成曲章》诗中的“越器敲来曲调成，腕头匀滑自轻清。随风摇曳有余韵，测水浅深多泛声。昼漏丁当相续滴，寒蝉计会一时鸣。若教进上梨园去，众乐无由更擅名。”诗家们在酒毕茶罢之余，击瓯吟诗，畅抒情思，这无疑为咏瓷诗的创作增添了一项新的内容与气韵。
第三是人们审美情趣的转变。纵观大唐帝国，前期社会高度繁盛，各方面成就卓著，“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王朝迅速地由繁盛转入衰乱，整个国家处在剧烈的震荡中。正由于唐王朝经历了这样一个极其复杂的政治局面，致使一大批成长于盛唐时代的文人士大夫，在心灵中横生出一股强烈的失落感。他们的内心矛盾而痛苦，一方面，“在盛唐时代养成的入世热情和士大夫传统的济世救民思想，羼杂着对开元、天宝盛世的追怀之情，使他们仍然不时地关注着社会，试图在拯救社会中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理想”。（1）但另一方面，“痛苦的现实和士大夫独善其身的观念以及软弱的性格，又使诗人在痛苦之余转向了自身，希望在这纷乱的现世中寻找一片宁静的绿地，在失望的心境中寻找一种新的心理平衡”。（1）至晚唐，这后一方面更成为文人士大夫的主流思潮。他们为摆脱人世间的烦恼，或蜷缩于田间野舍，或寄情于江湖僧寺，或与山水缔结良缘，或与僧侣密切交往。正是这种时代风尚和人生情趣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他们的审美情趣，致使唐后期的诗歌，在审美情趣上表现出一种带有共通性的趋向，“即通过描述自然水山的恬静、幽远、清冷甚至荒寂，以表现对人生的感叹及个人内心的惆怅”。（2）咏瓷诗的大量出现，也与人们审美情趣的这种改变密切相关，因为唐代瓷器无论造型、釉色及纹饰，均崇尚自然、质朴和写实。那一件件玲珑剔透、纯美无比的瓷器，不仅具有圆整、端庄的形体美，滋润、柔和的色泽美，而且还蕴含着素雅、淡泊的意境美，十分适合晚唐时代文人士大夫的性格及人们审美情趣上的需要。它能勾引起使用者内心的深刻联想与丰富想像，从而为咏瓷诗的盛行，造就了一个别致的文化氛围。
总之，唐代咏瓷诗的涌现，再次向人们揭示了这样一条真理：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各门艺术品类的成长、繁荣乃至衰败，除了它自身的因素外，必然会受到社会经济、社会风尚及人们审美情趣改变的制约和催化。
四、唐代咏瓷诗的社会价值
特定的社会造就了咏瓷诗的大量涌现，而这些咏瓷诗则为人们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精神食粮。
首先，作为一种文学作品，它有着独到的艺术欣赏价值，这是不言而喻的。人们通过阅读和鉴赏，不仅可以从中汲取知识，获得艺术上的美的享受和精神上的满足，而且还能帮助人们树立起健康的审美观念，并在潜移默化中陶冶人们的情操。
其次，唐代咏瓷诗的大量产生和传播，客观上还产生了一定的广告宣传效应。它不仅提高了瓷器的声价，使中国瓷器能蜚声中外，而且还促成了制瓷工艺的改进，推动了瓷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当然，唐代瓷业的发展是有着它一定的主客观条件的，但其间咏瓷诗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对此，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的《中国陶瓷史》已作了肯定的回答，并例举了孟郊、卢仝、皮日休、郑谷、徐夤、陆龟蒙、韩偓等诗人，特别指出，这些作者的赞美茶瓯的诗句，“给瓷质茶具增添了声价，促进了茶具生产的发展和工艺的改进。”（1）
第三，唐代咏瓷诗还有着一定的文献史料价值。一首首的咏瓷诗，不仅能帮助人们了解唐代社会的时代面貌、生产状况、文化水准和风俗习气，还能帮助人们了解唐代瓷业的大致梗概及发展脉络。其中，陶瓷史上的几个悬而未决的研究课题，如越窑名称的由来、秘色瓷的涵义、贡瓷制度的形成，人们竟在诗作中找到了可以对应的举证。
总之，唐代咏瓷诗作为一种文学类别，有着一切文学作品所共有的艺术欣赏价值，这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唐代咏瓷诗又与唐代瓷业息息相关，因此又有着一定的广告宣传效应和文献史料价值。它提高了瓷器的声价，促成了制瓷工艺的改进，推动了瓷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还为陶瓷史上几个悬而未决的研究课题，提供了应对的举证，这是人们所始料不及的。
较之唐诗的其他领域，唐代咏瓷诗论数量及其地位可谓微不足道。然而却是极富特色的。它是唐代诗歌百花园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前辈诗人为后代留下的一笔丰富的历史遗产，是值得今人为之开掘并为之耕耘的一项重要研究课题。
一、唐代咏瓷诗概貌
顾名思义，咏瓷诗指的是咏叹瓷器或瓷窑的诗作。唐代咏瓷诗可粗划成两类：一类是写到瓷器的诗，如：“莫将铅粉匣，不用镜花光”（顾朝阳《昭君怨》）、“茗饮蔗浆携所有，瓷罂无谢玉为缸”（杜甫《进艇》）、“无劳映渠碗，自有色如银”（杜甫《茅堂检校收稻》）、“置之炊甑中，与饭同时熟”（白居易《食笋》）等。唐诗中咏及的瓷器尤以杯、盏、盘、壶、瓯、灯最为多见。通过这些诗作，人们不难发现唐代瓷业生产的鼎盛、瓷器品种的繁杂和人们对瓷质器具使用的普遍。
另一类是描述瓷器的诗。诗家或颂赏其姿，或渲染其色，或托物言志，或借器抒情，藉此以反映时尚，展示当时人们的审美情趣。这些诗作又可细分为两类，一类是专言瓷器的诗作，数量不多，却很著名。如陆龟蒙的《秘色越器》诗为歌咏青瓷的名作：
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
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
此诗首句点明“九秋风露”是烧瓷的最好季节，次句用“千峰翠色”，描绘越器釉色，其中一个“夺”字，不仅充分展示了制瓷艺师巧夺天工的高超水平，也深刻抒发了作者对瓷匠辛勤劳动的敬佩之情。三、四两句则荡开笔墨，通过作者愿在午夜时光，捧着精美的瓷杯，去承接如同清露般的水酒，和嵇中散进行一场豪饮比赛的梦幻式描写，突出表达作者对越瓷的爱恋之心、对古人的思慕之情。全诗一气呵成，既以优美精练的诗句，热情讴歌越窑青瓷的制作成就，又上揖高人，通过意念上的与前辈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共饮，反证越器精致的无与伦比。这种咏物与言情间的亦即亦离、不即不离的表达手法，突出表现了该诗的高妙之处，使之成为瓷坛文化上的一首千古绝唱。
另一类以描述其他景物为主，其间穿插或旁及有关瓷器的描述。如：“荷叶裹江鱼，白瓯贮香粳”（李颀《赠张旭》）、“茶烹松火红，酒吸荷杯绿”（戴叔伦《南野》）、“竹影斜青藓，茶香在白瓯”（齐己《逢乡友》）等。
零星的诗句还可摘录许多。从中，人们不难发现唐代咏瓷诗，数量着实不少，内容也十分丰富，而涉及到的作者及其风格更是广泛多样。
二、唐代咏瓷诗特色
咏瓷诗属咏物诗范畴，有着咏物诗所共有的特色，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咏瓷诗毕竟有着自己所特指的内容，它姓瓷，因此也就必然出现由此而产生的这样或那样的特色。
唐代咏瓷诗的最大特色，表现在诗歌语言的运用上，即瓷语言的出现及瓷语言出现时所采纳的独特的表达手法。
从诸多咏瓷诗分析，所谓瓷语言，大致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瓷的名称，二是瓷的属类，三是瓷的描述。
关于瓷的名称，大凡日常可见到的各式各样的瓷器，在诗歌中都能见到它的身影。
关于瓷的属类，也不甚复杂。大者可划分为青瓷、白瓷两类；细者可根据产地划分之，仅见越瓷、邢瓷、大邑瓷、湘瓷等几种。这与当时“南青北白”的瓷业格局是相一致的。
至于瓷的描述，那就丰富了，一般可划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造型的描述。首先应该指出，瓷器的造型是十分丰富的，器类多达20余种，以碗、盘、壶、碗托的数量最多。例如，碗类就有10多种器形。然而，不论何种器类，9世纪以前的造型多呈稳重圆整、丰满浑厚的特征，9世纪以后的造型多以自然界中的各种事物为创作蓝本，显得活泼而轻松。例如，碗、盘、碗托多为花口、花瓣、荷叶形式，而执壶、瓶类等则多采用瓜棱造型。对此，皮日休在《茶瓯》诗中作过很好的描述。其中“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之句，不仅充分展示了瓷造型的圆整、轻巧和制作的精美，而且想像丰富，比喻绝妙，不愧为千古名句。孟郊的《凭周况先辈于朝贤乞茶》诗，对瓷的造型也作过描述：“蒙茗玉花尽，越瓯荷叶空”，作者一方面将蒙茗喻之为舒坦温润的“玉花”，一方面将越瓯比之以曲弧柔美的“荷叶”，两相映照，既形象又巧妙，令人回味无穷。而诗句中的一“尽”一“空”则以诗作所特有的写实情趣，既显其形体的沉静清澈，又溢其意境的，空灵美妙，使越瓯不仅成为形体美的象征物，更是传达意境美的艺术品，足以激发人们丰富的审美联想。
第二类是质地的描述。这里应该说明，唐人对瓷器质地有着“以玉为美”的审美趋向。杜甫的“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成传”句（《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元稹的“纸乱红蓝压，瓯凝碧玉泥”句（《送王协律游杭越十韵》），陆龟蒙的“岂如圭璧姿，又有烟岚色”句（《茶瓯》），都直接道出了这种审美意识。在他们看来，瓷器只有表现出玉一样的质地，才算达到了最高的艺术境界。它给人以一种含蓄、高雅、内在的美感，从而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所特有的思想情趣和文化素养。
第三类是釉色的描述。唐代瓷器的釉色以青和白为主体，分别称名为青瓷和白瓷。诗句中提及的越瓷、湘瓷属青瓷类，其中越瓷是当时青瓷最高水平的代表者，诗作中的“千峰翠色”、“捩翠融青”、“嫩荷涵露”等优美诗句，就是对越瓷釉色的最为贴切的描述。诗句中提及的邢瓷、大邑瓷属白瓷类，其中邢瓷曾风靡当年，有“天下无贵贱通用之”之盛名，脍炙人口的诗句“君家白碗胜霜雪”（杜甫《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白瓯青竹箸，俭洁无膻腥”（白居易《过李生》），就是对白瓷釉色的最好品评。
在青白二瓷对峙的唐代，人们更为看重的似乎是越窑青瓷。唐代名士陆羽在《茶经》中极力推崇越瓷产品，认为“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他还从色泽上对邢瓷和越瓷加以比较，提出“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从而得出“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的结论。正因为越瓷有着如此的身价，所以颂赞越瓷的诗句也就特别的多。除上述已例举的外，还有：
“越瓯遥见裂鼻香，欲觉身轻骑白鹤。”（1）
“越碗初盛蜀茗新，薄烟轻处搅来匀。”（2）
“蕲簟曙香冷，越瓶秋水澄。”（3）
“散香蕲簟滑，沉水越瓶寒。”（4）
“箧重藏吴画，茶新换越瓯。”（5）
“藓侵隋画暗，茶助越瓯深。”（6）
“蜀纸麝煤沾笔兴，越瓯犀液发茶香。”（7）
此外，还有纹饰上的描绘，如“镂碗传绿酒，雕炉熏紫烟。”（8）但唐代毕竟以“素瓷”居多，讲究的是自然造化之功，神工鬼斧之变。有时，虽也在釉下刻印各种纹样，但这与玉工在古玉上雕琢一样，只是为其增辉，不去喧宾夺主。而这些纹样的母体，诸如荷叶、荷花、朵花等又有其他诗文予以专题传诵，因此，咏瓷诗中也就少见了有关纹饰的描绘。
当然，瓷语言不仅仅是上述所言的一种文字上的单纯表现，它还蕴藏着丰富的情感和细腻的内心体验，从而创造出“或是幽美深婉，或是清旷明丽，但总离不开几分颓唐的诗境”，（1）给人以一种素雅、淡泊的意境美。
由于瓷器是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瓷器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又最为普遍使用的器物，因此瓷语言的出现，不能不说是诗歌创作领域中的一个可喜突破。它不仅拓宽了诗歌的创作内容，丰富了诗歌的表现手段，同时还激励诗家走向人间，走向生活，并藉此以创作出更有时代气息的作品。
上面仅对瓷语言进行了简单介绍。至于瓷语言的表达方式，则自有它的特别之处、创新之举。
首先，瓷语言很少单独运用，它总是和茶呀、酒呀等融合在一起。如：
“滩声起鱼眼，满鼎漂清霞。”（2）
“满火芳香碾曲尘，吴瓯湘水绿花新。”（3）
“金槽和碾沉香末，冰碗轻涵翠缕烟。”（4）
“越人遗我剡溪茗，采得金芽炊金鼎，素瓷雪色漂沫香，何似诸仙琼蕊浆。”（5）
上述例作，诗家泼墨于色、香，重笔于味、形，从不同角度勾勒出酒器、茶具及内涵物的各种呈现和变化，从而达到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艺术效果。
其次，咏瓷诗的体裁多样，除了常见的五古、七古、近体诗外，还有宝塔形、联锦体等，其中二首别具一格的唱和诗，题名均为《茶瓯》，作者分别是皮日休和陆龟蒙。
皮诗云：
邢客与越人，皆能造兹器。
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
枣花势旋眼，苹沫香沾齿。
松下时一看，支公亦如此。
陆诗云：
昔人谢埞，徒为妍词饰。
岂如圭璧姿，又有烟岚色。
光参筠席上，韵雅金罍侧。
直使于闻君，从来未尝识。
由于作者咏叹的角度不同，或者说感受及所处境遇不同，上述两首《茶瓯》诗的情趣也就各异。前者，极力推崇“邢客”与“越人”在瓷业上的造诣，用“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之句，赞叹瓷器造型之美，还远扯到古人支公，使诗意更加盎然生辉。后者则认为昔人评瓷“徒为妍词饰”，没有写出瓷物的实际美态，而另行以“岂如圭璧姿，又有烟岚色”之句颂之，真可谓言极了瓷的质地釉彩的风姿和美色。诗末还提及于阗君识玉而不识瓷，从而突出显示了当年瓷物的无比珍贵和稀奇。
总之，大量瓷语言的出现和巧妙运用，是诗歌创作领域中的一个可喜突破。它不仅拓宽了诗歌的创作内容，丰富了诗歌的表现手段，展示了生活的真实风采，而且还蕴含了丰富的情感和细腻的内心体验，给人以一种素雅、淡泊的意境美，从而构成了咏瓷诗作的基本特色。
三、唐代咏瓷诗盛行的原因
以上，粗略论述了唐代咏瓷诗的盛况及其特色。那么，唐代为什么会盛行咏瓷诗呢？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是瓷业生产的鼎盛。至唐代，中国的制瓷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制瓷技术普遍提高，大批名窑竞相而出。仅陆羽《茶经》一书提到的，就有越州、邢州、婺州、岳州、寿州、洪州等诸窑，并已形成南青北白的庞大窑系。轻便、雅洁、廉价的瓷具，不仅受到人们的普遍喜爱和广泛使用，而且还进贡朝廷，为达官贵人所青睐，输出海外，为世界友人所欢迎。瓷业的高度发展，瓷具的大量生产和使用，瓷器地位在人们心目中的普遍上升，为咏瓷诗的创作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其次是喝酒饮茶风尚的盛行。酒和茶本来就是我国人民最喜爱的饮品。至唐，由于经济发达，人民生活提高，喝酒饮茶便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崇尚。因此，酒和茶不仅祭祀、宴庆、应酬，逢场必致，还频频出现在家人和个人的日常生活中。许多士大夫、文人、僧侣更以喝酒饮茶为韵事，他们“或饮一瓯茗，或吟两句诗”（白居易《首夏病间》），或“泉憩茶数瓯”，或“岚行酒一酌”（白居易《山路偶兴》）。他们喝酒一杯又一杯，“会须一饮三百杯”，从而得出了“一酌发好容，再酌开愁眉，连延四五酌，酣畅入四肢”的经验之谈（白居易《效陶潜体诗十六首》）。他们饮茶一碗又一碗，“聊将茶代酒”，从而发出了“一饮涤昏寐，情来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的解悟之言（皎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而上述喝酒饮茶风尚的盛行，势必牵涉到酒器茶具等瓷质器物的选购和使用，也必然导引诗家从赏酒品茶延伸到赏器品瓷。“长把酒杯凭夜月，每将诗思泥春风”（陈标《赠祝元膺》），“此时吸两瓯，吟诗五百首”（寒山《诗三百三首》），则从另一角度说明，酒和茶还能提神助兴，有利于文学创作。由此可见，唐代喝酒饮茶风尚的盛行，为咏瓷诗的涌现，实在是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社会条件。
另外，在音乐十分发达的唐代，还盛行着一种叫作击瓯的风尚。其方法是取数个瓷瓯，也可用碗、盘、杯、盏等瓷具代之，内注不同量清水，然后用筷敲击沿边，使之发出高低不同的音响。对此，晚唐文人温庭筠、状元郎张曙曾分别以《郭处士击瓯歌》、《击瓯楼赋》为题，作过生动描写。段安节在《乐府杂录》中还称：“武宗庙，郭道源后为凤翔府天兴寺丞，充太常寺调音律官，善击瓯，率以邢瓯、越瓯共十二只，旋加减水于其中，以箸击之。咸通中，有吴蠙洞晓音律，亦为鼓吹署丞，充调音律官，善于击瓯。击瓯盖出于缶。”在其他诗文中也有反映，如白居易《醉赠刘二十八使君》诗中的“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薛逢《老去也》诗中的“老去也，争奈何。敲酒盏，唱短歌”；方干《李户曹小妓天得善击越器以成曲章》诗中的“越器敲来曲调成，腕头匀滑自轻清。随风摇曳有余韵，测水浅深多泛声。昼漏丁当相续滴，寒蝉计会一时鸣。若教进上梨园去，众乐无由更擅名。”诗家们在酒毕茶罢之余，击瓯吟诗，畅抒情思，这无疑为咏瓷诗的创作增添了一项新的内容与气韵。
第三是人们审美情趣的转变。纵观大唐帝国，前期社会高度繁盛，各方面成就卓著，“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王朝迅速地由繁盛转入衰乱，整个国家处在剧烈的震荡中。正由于唐王朝经历了这样一个极其复杂的政治局面，致使一大批成长于盛唐时代的文人士大夫，在心灵中横生出一股强烈的失落感。他们的内心矛盾而痛苦，一方面，“在盛唐时代养成的入世热情和士大夫传统的济世救民思想，羼杂着对开元、天宝盛世的追怀之情，使他们仍然不时地关注着社会，试图在拯救社会中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理想”。（1）但另一方面，“痛苦的现实和士大夫独善其身的观念以及软弱的性格，又使诗人在痛苦之余转向了自身，希望在这纷乱的现世中寻找一片宁静的绿地，在失望的心境中寻找一种新的心理平衡”。（1）至晚唐，这后一方面更成为文人士大夫的主流思潮。他们为摆脱人世间的烦恼，或蜷缩于田间野舍，或寄情于江湖僧寺，或与山水缔结良缘，或与僧侣密切交往。正是这种时代风尚和人生情趣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他们的审美情趣，致使唐后期的诗歌，在审美情趣上表现出一种带有共通性的趋向，“即通过描述自然水山的恬静、幽远、清冷甚至荒寂，以表现对人生的感叹及个人内心的惆怅”。（2）咏瓷诗的大量出现，也与人们审美情趣的这种改变密切相关，因为唐代瓷器无论造型、釉色及纹饰，均崇尚自然、质朴和写实。那一件件玲珑剔透、纯美无比的瓷器，不仅具有圆整、端庄的形体美，滋润、柔和的色泽美，而且还蕴含着素雅、淡泊的意境美，十分适合晚唐时代文人士大夫的性格及人们审美情趣上的需要。它能勾引起使用者内心的深刻联想与丰富想像，从而为咏瓷诗的盛行，造就了一个别致的文化氛围。
总之，唐代咏瓷诗的涌现，再次向人们揭示了这样一条真理：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各门艺术品类的成长、繁荣乃至衰败，除了它自身的因素外，必然会受到社会经济、社会风尚及人们审美情趣改变的制约和催化。
四、唐代咏瓷诗的社会价值
特定的社会造就了咏瓷诗的大量涌现，而这些咏瓷诗则为人们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精神食粮。
首先，作为一种文学作品，它有着独到的艺术欣赏价值，这是不言而喻的。人们通过阅读和鉴赏，不仅可以从中汲取知识，获得艺术上的美的享受和精神上的满足，而且还能帮助人们树立起健康的审美观念，并在潜移默化中陶冶人们的情操。
其次，唐代咏瓷诗的大量产生和传播，客观上还产生了一定的广告宣传效应。它不仅提高了瓷器的声价，使中国瓷器能蜚声中外，而且还促成了制瓷工艺的改进，推动了瓷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当然，唐代瓷业的发展是有着它一定的主客观条件的，但其间咏瓷诗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对此，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的《中国陶瓷史》已作了肯定的回答，并例举了孟郊、卢仝、皮日休、郑谷、徐夤、陆龟蒙、韩偓等诗人，特别指出，这些作者的赞美茶瓯的诗句，“给瓷质茶具增添了声价，促进了茶具生产的发展和工艺的改进。”（1）
第三，唐代咏瓷诗还有着一定的文献史料价值。一首首的咏瓷诗，不仅能帮助人们了解唐代社会的时代面貌、生产状况、文化水准和风俗习气，还能帮助人们了解唐代瓷业的大致梗概及发展脉络。其中，陶瓷史上的几个悬而未决的研究课题，如越窑名称的由来、秘色瓷的涵义、贡瓷制度的形成，人们竟在诗作中找到了可以对应的举证。
总之，唐代咏瓷诗作为一种文学类别，有着一切文学作品所共有的艺术欣赏价值，这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唐代咏瓷诗又与唐代瓷业息息相关，因此又有着一定的广告宣传效应和文献史料价值。它提高了瓷器的声价，促成了制瓷工艺的改进，推动了瓷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还为陶瓷史上几个悬而未决的研究课题，提供了应对的举证，这是人们所始料不及的。
附注
（2）施肩吾：《蜀茗词》，《全唐诗》版本同上，第1250页。
（3）许浑：《晨起二首》，《全唐诗》版本同上，第1338页。
（4）许浑：《夏日戏题郭别驾东堂》，《全唐诗》版本同上，第1339页。
（5）郑谷：《送吏部曹郎中免官南归》，《全唐诗》版本同上，第1697页。
（6）郑谷：《题兴善寺》，《全唐诗》版本同上，第1703页。
（7）韩偓：《横塘》，《全唐诗》版本同上，第1719页。
（8）陆龟蒙：《子夜警歌二首》，《全唐诗》版本同上，卷627第1582页。
（1）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236页。
（2）李群玉：《龙山人惠石禀方及团茶》，《全唐诗》版本见前注，第1450页。
（3）李群玉：《答友人寄新茗》，《全唐诗》版本见前注，第1456页。
（4）徐夤：《尚书惠蜡面茶》，《全唐诗》版本见前注，第1789页。
（5）皎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全唐诗》版本见前注，第2014页。
（1）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122～124页。
（1）（2）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122～124页。
（1）引自《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9月版第21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