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内容
茶、咖啡与可可是公认的世界三大饮料。茶是一种原产中国的生命力很强的被子植物，茶起先是作为药物为古人所认识。茶作为饮料的历史，大概不会晚于周代，到汉魏时饮茶已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中国饮茶的方法传入日本以后，形成日本式的茶道，中国茶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很大。
饮茶必备器，茶具的选择直接影响茶文化的质量。较早记载饮茶器具的是西汉王襃的《僮约》：“烹茶尽具，已而盖藏。”（荼即古语中的茶）。虽然第一件真正意义上的茶具难以界定，但20世纪70年代以来浙江上虞出土的一批东汉时期的杯、碗、壶等瓷器具，考古学家认定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瓷质茶具。这时正值考古意义上越窑青瓷时代的开始，也正是这时，茶文化与世界上最早的瓷器原产地结下了不解之缘。随后，越窑瓷器便成了展现茶文化内涵的最好媒材，为中外茶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越窑瓷器也以其质精韵美丰富了茶文化的内涵和美学意蕴。
以单纯的茶本体出现的饮茶方式不能成其为茶文化，茶文化应是茶由物质体向精神体的升华。早期饮茶，多为药用。茶同时也作为果点而食。唐人杨晔在《膳夫经手录》称：“茶古不闻食之，近晋宋以降，吴人采其叶煮，是为茗煮。”卢仝在《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中曰：“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孤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轻，六碗通仙灵..”茶文化的发展直接推动了茶具的发展，越窑瓷器正好迎合了茶文化发展的需要；到唐宋时期，饮茶之风盛行，越窑青瓷将茶文化的内涵演绎得尽善尽美，因此，谈到茶文化是离不开越窑瓷器的。
茶与茶具的关系，密不可分。瓷器在相当长时期内是茶具的首要选择，这主要是因为瓷器较之粗拙的陶器、昂贵的金属器皿有不可替代的优越之处，无论是从材质、色彩、质地还是接受心理上都有相当大的优势，尤其是越窑青瓷的色韵与茶之色调相得益彰，更使之受到饮茶者的青睐。
越窑青瓷与茶文化的关系是体现宋代以前茶文化的重要内容。关于茶具的选择和越窑青瓷茶具的优点，唐代“茶圣”陆羽在《茶经》中已有明确论述：“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晋杜毓《荈赋》所谓：器择陶拣，出自东瓯；‘瓯’，越也。瓯，越州上，口唇不卷，底卷而浅，受半升以下。越州瓷、岳州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可见越因瓷质极佳，故成为茶具之精品。
越窑青瓷对茶文化的演绎，引起诸多诗人、文学家的赞誉。唐代诗人孟郊在《凭周况先辈于朝贤乞茶》诗：“蒙茗玉花尽，越瓯荷叶空。”施肩吾在《蜀茗词》中说：“越碗永盛蜀茗新，薄烟轻处搅来匀。山僧问我将何比，欲道琼浆却畏嗔。”许浑《晨起》诗：“越瓶秋水澄”，《夏日戏题郭别驾东堂》中曰：“沉水越瓶寒”。郑谷《送吏部曹郎中免官南归》诗：“茶新换越瓯”，《题兴善寺》曰：“茶助越瓶深”。韩偓《横塘》诗：“蜀纸麝煤沾笔兴，越瓯犀液发茶香。”
唐代对茶事的日益讲究，丰富了越瓷茶具的造型。唐时，越瓷茶具造型以花瓣式居多，有葵花式、荷叶式（参见图版一八四）、海棠式等，这种花瓣式的茶碗配以边缘起伏的茶托，将嫩翠的茶叶盛于其中，饮品之时颇有“枣花势旋眼，萍沫香沾齿”之美感，妙韵无穷。
饮茶发展到唐代，已由粗放煮茶发展为精工煎茶，特别讲究烹茶技艺，意在其意趣。如杜甫《重过何氏五首》中所说：“落日平台上，春风啜茗时”；钱起在《与越莒茶宴》诗中写道：“竹下忘年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尘心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唐朝时，精于品茶已不再限于士大夫和贵族阶层，已普及到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有的家庭已有24件精致茶具，有全套的碾茶、盛茶、泡茶、饮茶器具。茶具不但品类齐全，而且质地考究，并且因茶择具。陆羽在《茶经》中记述，唐时饮茶有“粗茶、散茶、末茶、饼茶”，其中以饼茶和末茶最具代表性。由于饼茶和末茶，需要经过炙、焙、碾、罗、煎等工序，每一道工序需要不同的器具。唐代茶具的发展同饼茶与末茶饮用有密切的关系。陆羽提倡的饮茶方法重在煎。他认为在碾茶之前，先要烤茶，使其“炎凉”均匀，变软后用纸包好，以保其香。冷却后，再碾成碎末，贮于盒中。煎茶时应用风炉和鍑。煮水时有“鱼目”气泡，“微有气”，烧水至一沸时，加入适量盐调味，并除去浮在表面、状似“黑云母”的水膜，以使茶味纯正。待水边缘气泡“如涌泉连珠”，即烧水至二沸时，舀出一瓢，再用竹夹在沸水中边搅边投茶末。至水气泡如“腾波鼓浪”，即烧水至三沸时，若继续煮，则水已过老，不适合饮用，这时应该加进二沸时舀出之水，使沸腾停止，达到“育其华”的效果。唐时除煮茶外，还有点茶法。其法是先将茶末放入茶瓯，再用茶瓶将沸水注入茶瓯，将茶末调成稠膏，“茶已就膏，宜以造化成其形”，再向茶瓯注入沸水。注汤时，要顺畅，“汤不顺通，茶不匀碎”。注汤要恰到好处，“一瓯之茗，多不二钱，若盏量合宜，下汤不过分”。关于点茶，白居易有《谢李六郎中寄新蜀茶》诗云：“汤添勺水煎鱼眼，末下刀圭搅曲尘。”陆羽在《茶经》中列出28种饮茶器具，包括民间饮茶器具和宫廷饮茶器具。这28种器具分别是风炉、灰承、筥、炭挝、火荚、鍑、交床、夹、纸囊、碾、拂末、罗合、则、水方、漉水囊、瓢、竹夹、熟孟、鹾簋、揭、碗、畚、札、涤方、滓方、巾、具列、都篮等，其中越窑青瓷以茶碗为最多。
碗是越窑青瓷茶具中常见之物，尤其在唐人的诗文中多有记述。陆羽在《茶经》中列出当时制作茶碗的地区有浙江的越州、河北的邢州等，色泽有淡青、白等釉色之分。陆羽认为越州窑烧造的淡青色茶碗能与绿色的茶汤相映生辉，“半瓯青泛绿”，从而达到“益茶”的效果。邢瓷之白、寿瓷之黄、洪瓷之褐，均掩茶汤之色，悉不宜茶。唐青瓷碗之造型，不同时期有不同之特征，初唐时茶碗为盅形，直口深腹，圆饼足；中晚唐时流行玉璧底碗和圈足碗。唐代茶具中还有一种典型的器物便是执壶（又称注子），唐初多继承前代传统，为鸡首壶，中唐以后，执壶变为喇叭口，流较短，流外壁为六至八边形，腹部肥大，配有宽扁形把手。到五代时，嘴延长成曲流，深受文人喜爱。
茶艺发展到宋代，由于斗茶之风兴起，加上越窑瓷器开始走向衰弱，宋人开始崇尚建窑的黑釉茶盏。宋人饮茶，更加讲究技艺，突出精神享受。由于斗茶不但讲究茶的烹制技艺，而且对材料和器具亦精益求精，黑釉盏迎合了这种风气。宋祝穆在《方舆胜览》中载：“斗茶之法，以水痕先退者为负，耐久者为胜。”“茶色白，入黑盏，其痕易验。”黑盏与斗茶所需的“雪白汤花”正好形成对比，黑白分明。黑釉建盏上美丽的花纹如兔毫、油滴等，平添了品茶的艺术美，这与唐代青瓷的清纯之美形成对比。苏东坡有一首赞美兔毫盏的诗：“忽惊午盏兔毫斑，打作春瓮鹅儿酒。”蔡襄也有诗句：“兔毫紫瓯新，蟹眼清泉煮；雪冰作成花，云间未垂缕。”此外，建盏口大小底宛若斗笠的造型，更易吸尽茶汤与茶末，受到斗茶者的珍视。
从煮茶器具看，由于宋徽宗等人的提倡，瓷器具逐渐被金银等取代。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按自己的标准，提出“宜用金银”，这一观点得到了蔡襄等文人的认同，故在宋代出现了大量的金银茶具。越窑茶具随着越窑的衰微而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饮茶必备器，茶具的选择直接影响茶文化的质量。较早记载饮茶器具的是西汉王襃的《僮约》：“烹茶尽具，已而盖藏。”（荼即古语中的茶）。虽然第一件真正意义上的茶具难以界定，但20世纪70年代以来浙江上虞出土的一批东汉时期的杯、碗、壶等瓷器具，考古学家认定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瓷质茶具。这时正值考古意义上越窑青瓷时代的开始，也正是这时，茶文化与世界上最早的瓷器原产地结下了不解之缘。随后，越窑瓷器便成了展现茶文化内涵的最好媒材，为中外茶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越窑瓷器也以其质精韵美丰富了茶文化的内涵和美学意蕴。
以单纯的茶本体出现的饮茶方式不能成其为茶文化，茶文化应是茶由物质体向精神体的升华。早期饮茶，多为药用。茶同时也作为果点而食。唐人杨晔在《膳夫经手录》称：“茶古不闻食之，近晋宋以降，吴人采其叶煮，是为茗煮。”卢仝在《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中曰：“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孤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轻，六碗通仙灵..”茶文化的发展直接推动了茶具的发展，越窑瓷器正好迎合了茶文化发展的需要；到唐宋时期，饮茶之风盛行，越窑青瓷将茶文化的内涵演绎得尽善尽美，因此，谈到茶文化是离不开越窑瓷器的。
茶与茶具的关系，密不可分。瓷器在相当长时期内是茶具的首要选择，这主要是因为瓷器较之粗拙的陶器、昂贵的金属器皿有不可替代的优越之处，无论是从材质、色彩、质地还是接受心理上都有相当大的优势，尤其是越窑青瓷的色韵与茶之色调相得益彰，更使之受到饮茶者的青睐。
越窑青瓷与茶文化的关系是体现宋代以前茶文化的重要内容。关于茶具的选择和越窑青瓷茶具的优点，唐代“茶圣”陆羽在《茶经》中已有明确论述：“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晋杜毓《荈赋》所谓：器择陶拣，出自东瓯；‘瓯’，越也。瓯，越州上，口唇不卷，底卷而浅，受半升以下。越州瓷、岳州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可见越因瓷质极佳，故成为茶具之精品。
越窑青瓷对茶文化的演绎，引起诸多诗人、文学家的赞誉。唐代诗人孟郊在《凭周况先辈于朝贤乞茶》诗：“蒙茗玉花尽，越瓯荷叶空。”施肩吾在《蜀茗词》中说：“越碗永盛蜀茗新，薄烟轻处搅来匀。山僧问我将何比，欲道琼浆却畏嗔。”许浑《晨起》诗：“越瓶秋水澄”，《夏日戏题郭别驾东堂》中曰：“沉水越瓶寒”。郑谷《送吏部曹郎中免官南归》诗：“茶新换越瓯”，《题兴善寺》曰：“茶助越瓶深”。韩偓《横塘》诗：“蜀纸麝煤沾笔兴，越瓯犀液发茶香。”
唐代对茶事的日益讲究，丰富了越瓷茶具的造型。唐时，越瓷茶具造型以花瓣式居多，有葵花式、荷叶式（参见图版一八四）、海棠式等，这种花瓣式的茶碗配以边缘起伏的茶托，将嫩翠的茶叶盛于其中，饮品之时颇有“枣花势旋眼，萍沫香沾齿”之美感，妙韵无穷。
饮茶发展到唐代，已由粗放煮茶发展为精工煎茶，特别讲究烹茶技艺，意在其意趣。如杜甫《重过何氏五首》中所说：“落日平台上，春风啜茗时”；钱起在《与越莒茶宴》诗中写道：“竹下忘年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尘心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唐朝时，精于品茶已不再限于士大夫和贵族阶层，已普及到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有的家庭已有24件精致茶具，有全套的碾茶、盛茶、泡茶、饮茶器具。茶具不但品类齐全，而且质地考究，并且因茶择具。陆羽在《茶经》中记述，唐时饮茶有“粗茶、散茶、末茶、饼茶”，其中以饼茶和末茶最具代表性。由于饼茶和末茶，需要经过炙、焙、碾、罗、煎等工序，每一道工序需要不同的器具。唐代茶具的发展同饼茶与末茶饮用有密切的关系。陆羽提倡的饮茶方法重在煎。他认为在碾茶之前，先要烤茶，使其“炎凉”均匀，变软后用纸包好，以保其香。冷却后，再碾成碎末，贮于盒中。煎茶时应用风炉和鍑。煮水时有“鱼目”气泡，“微有气”，烧水至一沸时，加入适量盐调味，并除去浮在表面、状似“黑云母”的水膜，以使茶味纯正。待水边缘气泡“如涌泉连珠”，即烧水至二沸时，舀出一瓢，再用竹夹在沸水中边搅边投茶末。至水气泡如“腾波鼓浪”，即烧水至三沸时，若继续煮，则水已过老，不适合饮用，这时应该加进二沸时舀出之水，使沸腾停止，达到“育其华”的效果。唐时除煮茶外，还有点茶法。其法是先将茶末放入茶瓯，再用茶瓶将沸水注入茶瓯，将茶末调成稠膏，“茶已就膏，宜以造化成其形”，再向茶瓯注入沸水。注汤时，要顺畅，“汤不顺通，茶不匀碎”。注汤要恰到好处，“一瓯之茗，多不二钱，若盏量合宜，下汤不过分”。关于点茶，白居易有《谢李六郎中寄新蜀茶》诗云：“汤添勺水煎鱼眼，末下刀圭搅曲尘。”陆羽在《茶经》中列出28种饮茶器具，包括民间饮茶器具和宫廷饮茶器具。这28种器具分别是风炉、灰承、筥、炭挝、火荚、鍑、交床、夹、纸囊、碾、拂末、罗合、则、水方、漉水囊、瓢、竹夹、熟孟、鹾簋、揭、碗、畚、札、涤方、滓方、巾、具列、都篮等，其中越窑青瓷以茶碗为最多。
碗是越窑青瓷茶具中常见之物，尤其在唐人的诗文中多有记述。陆羽在《茶经》中列出当时制作茶碗的地区有浙江的越州、河北的邢州等，色泽有淡青、白等釉色之分。陆羽认为越州窑烧造的淡青色茶碗能与绿色的茶汤相映生辉，“半瓯青泛绿”，从而达到“益茶”的效果。邢瓷之白、寿瓷之黄、洪瓷之褐，均掩茶汤之色，悉不宜茶。唐青瓷碗之造型，不同时期有不同之特征，初唐时茶碗为盅形，直口深腹，圆饼足；中晚唐时流行玉璧底碗和圈足碗。唐代茶具中还有一种典型的器物便是执壶（又称注子），唐初多继承前代传统，为鸡首壶，中唐以后，执壶变为喇叭口，流较短，流外壁为六至八边形，腹部肥大，配有宽扁形把手。到五代时，嘴延长成曲流，深受文人喜爱。
茶艺发展到宋代，由于斗茶之风兴起，加上越窑瓷器开始走向衰弱，宋人开始崇尚建窑的黑釉茶盏。宋人饮茶，更加讲究技艺，突出精神享受。由于斗茶不但讲究茶的烹制技艺，而且对材料和器具亦精益求精，黑釉盏迎合了这种风气。宋祝穆在《方舆胜览》中载：“斗茶之法，以水痕先退者为负，耐久者为胜。”“茶色白，入黑盏，其痕易验。”黑盏与斗茶所需的“雪白汤花”正好形成对比，黑白分明。黑釉建盏上美丽的花纹如兔毫、油滴等，平添了品茶的艺术美，这与唐代青瓷的清纯之美形成对比。苏东坡有一首赞美兔毫盏的诗：“忽惊午盏兔毫斑，打作春瓮鹅儿酒。”蔡襄也有诗句：“兔毫紫瓯新，蟹眼清泉煮；雪冰作成花，云间未垂缕。”此外，建盏口大小底宛若斗笠的造型，更易吸尽茶汤与茶末，受到斗茶者的珍视。
从煮茶器具看，由于宋徽宗等人的提倡，瓷器具逐渐被金银等取代。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按自己的标准，提出“宜用金银”，这一观点得到了蔡襄等文人的认同，故在宋代出现了大量的金银茶具。越窑茶具随着越窑的衰微而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附注
（1）李涉：《春山三朅来》，《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20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