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内容
第一节 越窑青瓷与茶文化
茶、咖啡与可可是公认的世界三大饮料。茶是一种原产中国的生命力很强的被子植物，茶起先是作为药物为古人所认识。茶作为饮料的历史，大概不会晚于周代，到汉魏时饮茶已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中国饮茶的方法传入日本以后，形成日本式的茶道，中国茶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很大。
饮茶必备器，茶具的选择直接影响茶文化的质量。较早记载饮茶器具的是西汉王襃的《僮约》：“烹茶尽具，已而盖藏。”（荼即古语中的茶）。虽然第一件真正意义上的茶具难以界定，但20世纪70年代以来浙江上虞出土的一批东汉时期的杯、碗、壶等瓷器具，考古学家认定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瓷质茶具。这时正值考古意义上越窑青瓷时代的开始，也正是这时，茶文化与世界上最早的瓷器原产地结下了不解之缘。随后，越窑瓷器便成了展现茶文化内涵的最好媒材，为中外茶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越窑瓷器也以其质精韵美丰富了茶文化的内涵和美学意蕴。
以单纯的茶本体出现的饮茶方式不能成其为茶文化，茶文化应是茶由物质体向精神体的升华。早期饮茶，多为药用。茶同时也作为果点而食。唐人杨晔在《膳夫经手录》称：“茶古不闻食之，近晋宋以降，吴人采其叶煮，是为茗煮。”卢仝在《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中曰：“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孤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轻，六碗通仙灵..”茶文化的发展直接推动了茶具的发展，越窑瓷器正好迎合了茶文化发展的需要；到唐宋时期，饮茶之风盛行，越窑青瓷将茶文化的内涵演绎得尽善尽美，因此，谈到茶文化是离不开越窑瓷器的。
茶与茶具的关系，密不可分。瓷器在相当长时期内是茶具的首要选择，这主要是因为瓷器较之粗拙的陶器、昂贵的金属器皿有不可替代的优越之处，无论是从材质、色彩、质地还是接受心理上都有相当大的优势，尤其是越窑青瓷的色韵与茶之色调相得益彰，更使之受到饮茶者的青睐。
越窑青瓷与茶文化的关系是体现宋代以前茶文化的重要内容。关于茶具的选择和越窑青瓷茶具的优点，唐代“茶圣”陆羽在《茶经》中已有明确论述：“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晋杜毓《荈赋》所谓：器择陶拣，出自东瓯；‘瓯’，越也。瓯，越州上，口唇不卷，底卷而浅，受半升以下。越州瓷、岳州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可见越因瓷质极佳，故成为茶具之精品。
越窑青瓷对茶文化的演绎，引起诸多诗人、文学家的赞誉。唐代诗人孟郊在《凭周况先辈于朝贤乞茶》诗：“蒙茗玉花尽，越瓯荷叶空。”施肩吾在《蜀茗词》中说：“越碗永盛蜀茗新，薄烟轻处搅来匀。山僧问我将何比，欲道琼浆却畏嗔。”许浑《晨起》诗：“越瓶秋水澄”，《夏日戏题郭别驾东堂》中曰：“沉水越瓶寒”。郑谷《送吏部曹郎中免官南归》诗：“茶新换越瓯”，《题兴善寺》曰：“茶助越瓶深”。韩偓《横塘》诗：“蜀纸麝煤沾笔兴，越瓯犀液发茶香。”
唐代对茶事的日益讲究，丰富了越瓷茶具的造型。唐时，越瓷茶具造型以花瓣式居多，有葵花式、荷叶式（参见图版一八四）、海棠式等，这种花瓣式的茶碗配以边缘起伏的茶托，将嫩翠的茶叶盛于其中，饮品之时颇有“枣花势旋眼，萍沫香沾齿”之美感，妙韵无穷。
饮茶发展到唐代，已由粗放煮茶发展为精工煎茶，特别讲究烹茶技艺，意在其意趣。如杜甫《重过何氏五首》中所说：“落日平台上，春风啜茗时”；钱起在《与越莒茶宴》诗中写道：“竹下忘年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尘心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唐朝时，精于品茶已不再限于士大夫和贵族阶层，已普及到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有的家庭已有24件精致茶具，有全套的碾茶、盛茶、泡茶、饮茶器具。茶具不但品类齐全，而且质地考究，并且因茶择具。陆羽在《茶经》中记述，唐时饮茶有“粗茶、散茶、末茶、饼茶”，其中以饼茶和末茶最具代表性。由于饼茶和末茶，需要经过炙、焙、碾、罗、煎等工序，每一道工序需要不同的器具。唐代茶具的发展同饼茶与末茶饮用有密切的关系。陆羽提倡的饮茶方法重在煎。他认为在碾茶之前，先要烤茶，使其“炎凉”均匀，变软后用纸包好，以保其香。冷却后，再碾成碎末，贮于盒中。煎茶时应用风炉和鍑。煮水时有“鱼目”气泡，“微有气”，烧水至一沸时，加入适量盐调味，并除去浮在表面、状似“黑云母”的水膜，以使茶味纯正。待水边缘气泡“如涌泉连珠”，即烧水至二沸时，舀出一瓢，再用竹夹在沸水中边搅边投茶末。至水气泡如“腾波鼓浪”，即烧水至三沸时，若继续煮，则水已过老，不适合饮用，这时应该加进二沸时舀出之水，使沸腾停止，达到“育其华”的效果。唐时除煮茶外，还有点茶法。其法是先将茶末放入茶瓯，再用茶瓶将沸水注入茶瓯，将茶末调成稠膏，“茶已就膏，宜以造化成其形”，再向茶瓯注入沸水。注汤时，要顺畅，“汤不顺通，茶不匀碎”。注汤要恰到好处，“一瓯之茗，多不二钱，若盏量合宜，下汤不过分”。关于点茶，白居易有《谢李六郎中寄新蜀茶》诗云：“汤添勺水煎鱼眼，末下刀圭搅曲尘。”陆羽在《茶经》中列出28种饮茶器具，包括民间饮茶器具和宫廷饮茶器具。这28种器具分别是风炉、灰承、筥、炭挝、火荚、鍑、交床、夹、纸囊、碾、拂末、罗合、则、水方、漉水囊、瓢、竹夹、熟孟、鹾簋、揭、碗、畚、札、涤方、滓方、巾、具列、都篮等，其中越窑青瓷以茶碗为最多。
碗是越窑青瓷茶具中常见之物，尤其在唐人的诗文中多有记述。陆羽在《茶经》中列出当时制作茶碗的地区有浙江的越州、河北的邢州等，色泽有淡青、白等釉色之分。陆羽认为越州窑烧造的淡青色茶碗能与绿色的茶汤相映生辉，“半瓯青泛绿”，从而达到“益茶”的效果。邢瓷之白、寿瓷之黄、洪瓷之褐，均掩茶汤之色，悉不宜茶。唐青瓷碗之造型，不同时期有不同之特征，初唐时茶碗为盅形，直口深腹，圆饼足；中晚唐时流行玉璧底碗和圈足碗。唐代茶具中还有一种典型的器物便是执壶（又称注子），唐初多继承前代传统，为鸡首壶，中唐以后，执壶变为喇叭口，流较短，流外壁为六至八边形，腹部肥大，配有宽扁形把手。到五代时，嘴延长成曲流，深受文人喜爱。
茶艺发展到宋代，由于斗茶之风兴起，加上越窑瓷器开始走向衰弱，宋人开始崇尚建窑的黑釉茶盏。宋人饮茶，更加讲究技艺，突出精神享受。由于斗茶不但讲究茶的烹制技艺，而且对材料和器具亦精益求精，黑釉盏迎合了这种风气。宋祝穆在《方舆胜览》中载：“斗茶之法，以水痕先退者为负，耐久者为胜。”“茶色白，入黑盏，其痕易验。”黑盏与斗茶所需的“雪白汤花”正好形成对比，黑白分明。黑釉建盏上美丽的花纹如兔毫、油滴等，平添了品茶的艺术美，这与唐代青瓷的清纯之美形成对比。苏东坡有一首赞美兔毫盏的诗：“忽惊午盏兔毫斑，打作春瓮鹅儿酒。”蔡襄也有诗句：“兔毫紫瓯新，蟹眼清泉煮；雪冰作成花，云间未垂缕。”此外，建盏口大小底宛若斗笠的造型，更易吸尽茶汤与茶末，受到斗茶者的珍视。
从煮茶器具看，由于宋徽宗等人的提倡，瓷器具逐渐被金银等取代。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按自己的标准，提出“宜用金银”，这一观点得到了蔡襄等文人的认同，故在宋代出现了大量的金银茶具。越窑茶具随着越窑的衰微而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第二节 唐代咏瓷诗
千百年来，唐诗这一中国文学宝库中的璀璨明珠，不仅以它所表现的积极向上的生活理想和精神风貌给后人以感染，以它所显示的异采纷呈的艺术画面和审美情趣给后人以熏陶，而且还在中国文学史上独辟出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
较之唐诗的其他领域，唐代咏瓷诗论数量及其地位可谓微不足道。然而却是极富特色的。它是唐代诗歌百花园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前辈诗人为后代留下的一笔丰富的历史遗产，是值得今人为之开掘并为之耕耘的一项重要研究课题。
一、唐代咏瓷诗概貌
顾名思义，咏瓷诗指的是咏叹瓷器或瓷窑的诗作。唐代咏瓷诗可粗划成两类：一类是写到瓷器的诗，如：“莫将铅粉匣，不用镜花光”（顾朝阳《昭君怨》）、“茗饮蔗浆携所有，瓷罂无谢玉为缸”（杜甫《进艇》）、“无劳映渠碗，自有色如银”（杜甫《茅堂检校收稻》）、“置之炊甑中，与饭同时熟”（白居易《食笋》）等。唐诗中咏及的瓷器尤以杯、盏、盘、壶、瓯、灯最为多见。通过这些诗作，人们不难发现唐代瓷业生产的鼎盛、瓷器品种的繁杂和人们对瓷质器具使用的普遍。
另一类是描述瓷器的诗。诗家或颂赏其姿，或渲染其色，或托物言志，或借器抒情，藉此以反映时尚，展示当时人们的审美情趣。这些诗作又可细分为两类，一类是专言瓷器的诗作，数量不多，却很著名。如陆龟蒙的《秘色越器》诗为歌咏青瓷的名作：
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
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
此诗首句点明“九秋风露”是烧瓷的最好季节，次句用“千峰翠色”，描绘越器釉色，其中一个“夺”字，不仅充分展示了制瓷艺师巧夺天工的高超水平，也深刻抒发了作者对瓷匠辛勤劳动的敬佩之情。三、四两句则荡开笔墨，通过作者愿在午夜时光，捧着精美的瓷杯，去承接如同清露般的水酒，和嵇中散进行一场豪饮比赛的梦幻式描写，突出表达作者对越瓷的爱恋之心、对古人的思慕之情。全诗一气呵成，既以优美精练的诗句，热情讴歌越窑青瓷的制作成就，又上揖高人，通过意念上的与前辈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共饮，反证越器精致的无与伦比。这种咏物与言情间的亦即亦离、不即不离的表达手法，突出表现了该诗的高妙之处，使之成为瓷坛文化上的一首千古绝唱。
另一类以描述其他景物为主，其间穿插或旁及有关瓷器的描述。如：“荷叶裹江鱼，白瓯贮香粳”（李颀《赠张旭》）、“茶烹松火红，酒吸荷杯绿”（戴叔伦《南野》）、“竹影斜青藓，茶香在白瓯”（齐己《逢乡友》）等。
零星的诗句还可摘录许多。从中，人们不难发现唐代咏瓷诗，数量着实不少，内容也十分丰富，而涉及到的作者及其风格更是广泛多样。
二、唐代咏瓷诗特色
咏瓷诗属咏物诗范畴，有着咏物诗所共有的特色，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咏瓷诗毕竟有着自己所特指的内容，它姓瓷，因此也就必然出现由此而产生的这样或那样的特色。
唐代咏瓷诗的最大特色，表现在诗歌语言的运用上，即瓷语言的出现及瓷语言出现时所采纳的独特的表达手法。
从诸多咏瓷诗分析，所谓瓷语言，大致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瓷的名称，二是瓷的属类，三是瓷的描述。
关于瓷的名称，大凡日常可见到的各式各样的瓷器，在诗歌中都能见到它的身影。
关于瓷的属类，也不甚复杂。大者可划分为青瓷、白瓷两类；细者可根据产地划分之，仅见越瓷、邢瓷、大邑瓷、湘瓷等几种。这与当时“南青北白”的瓷业格局是相一致的。
至于瓷的描述，那就丰富了，一般可划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造型的描述。首先应该指出，瓷器的造型是十分丰富的，器类多达20余种，以碗、盘、壶、碗托的数量最多。例如，碗类就有10多种器形。然而，不论何种器类，9世纪以前的造型多呈稳重圆整、丰满浑厚的特征，9世纪以后的造型多以自然界中的各种事物为创作蓝本，显得活泼而轻松。例如，碗、盘、碗托多为花口、花瓣、荷叶形式，而执壶、瓶类等则多采用瓜棱造型。对此，皮日休在《茶瓯》诗中作过很好的描述。其中“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之句，不仅充分展示了瓷造型的圆整、轻巧和制作的精美，而且想像丰富，比喻绝妙，不愧为千古名句。孟郊的《凭周况先辈于朝贤乞茶》诗，对瓷的造型也作过描述：“蒙茗玉花尽，越瓯荷叶空”，作者一方面将蒙茗喻之为舒坦温润的“玉花”，一方面将越瓯比之以曲弧柔美的“荷叶”，两相映照，既形象又巧妙，令人回味无穷。而诗句中的一“尽”一“空”则以诗作所特有的写实情趣，既显其形体的沉静清澈，又溢其意境的，空灵美妙，使越瓯不仅成为形体美的象征物，更是传达意境美的艺术品，足以激发人们丰富的审美联想。
第二类是质地的描述。这里应该说明，唐人对瓷器质地有着“以玉为美”的审美趋向。杜甫的“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成传”句（《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元稹的“纸乱红蓝压，瓯凝碧玉泥”句（《送王协律游杭越十韵》），陆龟蒙的“岂如圭璧姿，又有烟岚色”句（《茶瓯》），都直接道出了这种审美意识。在他们看来，瓷器只有表现出玉一样的质地，才算达到了最高的艺术境界。它给人以一种含蓄、高雅、内在的美感，从而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所特有的思想情趣和文化素养。
第三类是釉色的描述。唐代瓷器的釉色以青和白为主体，分别称名为青瓷和白瓷。诗句中提及的越瓷、湘瓷属青瓷类，其中越瓷是当时青瓷最高水平的代表者，诗作中的“千峰翠色”、“捩翠融青”、“嫩荷涵露”等优美诗句，就是对越瓷釉色的最为贴切的描述。诗句中提及的邢瓷、大邑瓷属白瓷类，其中邢瓷曾风靡当年，有“天下无贵贱通用之”之盛名，脍炙人口的诗句“君家白碗胜霜雪”（杜甫《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白瓯青竹箸，俭洁无膻腥”（白居易《过李生》），就是对白瓷釉色的最好品评。
在青白二瓷对峙的唐代，人们更为看重的似乎是越窑青瓷。唐代名士陆羽在《茶经》中极力推崇越瓷产品，认为“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他还从色泽上对邢瓷和越瓷加以比较，提出“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从而得出“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的结论。正因为越瓷有着如此的身价，所以颂赞越瓷的诗句也就特别的多。除上述已例举的外，还有：
“越瓯遥见裂鼻香，欲觉身轻骑白鹤。”（1）
“越碗初盛蜀茗新，薄烟轻处搅来匀。”（2）
“蕲簟曙香冷，越瓶秋水澄。”（3）
“散香蕲簟滑，沉水越瓶寒。”（4）
“箧重藏吴画，茶新换越瓯。”（5）
“藓侵隋画暗，茶助越瓯深。”（6）
“蜀纸麝煤沾笔兴，越瓯犀液发茶香。”（7）
此外，还有纹饰上的描绘，如“镂碗传绿酒，雕炉熏紫烟。”（8）但唐代毕竟以“素瓷”居多，讲究的是自然造化之功，神工鬼斧之变。有时，虽也在釉下刻印各种纹样，但这与玉工在古玉上雕琢一样，只是为其增辉，不去喧宾夺主。而这些纹样的母体，诸如荷叶、荷花、朵花等又有其他诗文予以专题传诵，因此，咏瓷诗中也就少见了有关纹饰的描绘。
当然，瓷语言不仅仅是上述所言的一种文字上的单纯表现，它还蕴藏着丰富的情感和细腻的内心体验，从而创造出“或是幽美深婉，或是清旷明丽，但总离不开几分颓唐的诗境”，（1）给人以一种素雅、淡泊的意境美。
由于瓷器是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瓷器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又最为普遍使用的器物，因此瓷语言的出现，不能不说是诗歌创作领域中的一个可喜突破。它不仅拓宽了诗歌的创作内容，丰富了诗歌的表现手段，同时还激励诗家走向人间，走向生活，并藉此以创作出更有时代气息的作品。
上面仅对瓷语言进行了简单介绍。至于瓷语言的表达方式，则自有它的特别之处、创新之举。
首先，瓷语言很少单独运用，它总是和茶呀、酒呀等融合在一起。如：
“滩声起鱼眼，满鼎漂清霞。”（2）
“满火芳香碾曲尘，吴瓯湘水绿花新。”（3）
“金槽和碾沉香末，冰碗轻涵翠缕烟。”（4）
“越人遗我剡溪茗，采得金芽炊金鼎，素瓷雪色漂沫香，何似诸仙琼蕊浆。”（5）
上述例作，诗家泼墨于色、香，重笔于味、形，从不同角度勾勒出酒器、茶具及内涵物的各种呈现和变化，从而达到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艺术效果。
其次，咏瓷诗的体裁多样，除了常见的五古、七古、近体诗外，还有宝塔形、联锦体等，其中二首别具一格的唱和诗，题名均为《茶瓯》，作者分别是皮日休和陆龟蒙。
皮诗云：
邢客与越人，皆能造兹器。
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
枣花势旋眼，苹沫香沾齿。
松下时一看，支公亦如此。
陆诗云：
昔人谢埞，徒为妍词饰。
岂如圭璧姿，又有烟岚色。
光参筠席上，韵雅金罍侧。
直使于闻君，从来未尝识。
由于作者咏叹的角度不同，或者说感受及所处境遇不同，上述两首《茶瓯》诗的情趣也就各异。前者，极力推崇“邢客”与“越人”在瓷业上的造诣，用“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之句，赞叹瓷器造型之美，还远扯到古人支公，使诗意更加盎然生辉。后者则认为昔人评瓷“徒为妍词饰”，没有写出瓷物的实际美态，而另行以“岂如圭璧姿，又有烟岚色”之句颂之，真可谓言极了瓷的质地釉彩的风姿和美色。诗末还提及于阗君识玉而不识瓷，从而突出显示了当年瓷物的无比珍贵和稀奇。
总之，大量瓷语言的出现和巧妙运用，是诗歌创作领域中的一个可喜突破。它不仅拓宽了诗歌的创作内容，丰富了诗歌的表现手段，展示了生活的真实风采，而且还蕴含了丰富的情感和细腻的内心体验，给人以一种素雅、淡泊的意境美，从而构成了咏瓷诗作的基本特色。
三、唐代咏瓷诗盛行的原因
以上，粗略论述了唐代咏瓷诗的盛况及其特色。那么，唐代为什么会盛行咏瓷诗呢？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是瓷业生产的鼎盛。至唐代，中国的制瓷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制瓷技术普遍提高，大批名窑竞相而出。仅陆羽《茶经》一书提到的，就有越州、邢州、婺州、岳州、寿州、洪州等诸窑，并已形成南青北白的庞大窑系。轻便、雅洁、廉价的瓷具，不仅受到人们的普遍喜爱和广泛使用，而且还进贡朝廷，为达官贵人所青睐，输出海外，为世界友人所欢迎。瓷业的高度发展，瓷具的大量生产和使用，瓷器地位在人们心目中的普遍上升，为咏瓷诗的创作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其次是喝酒饮茶风尚的盛行。酒和茶本来就是我国人民最喜爱的饮品。至唐，由于经济发达，人民生活提高，喝酒饮茶便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崇尚。因此，酒和茶不仅祭祀、宴庆、应酬，逢场必致，还频频出现在家人和个人的日常生活中。许多士大夫、文人、僧侣更以喝酒饮茶为韵事，他们“或饮一瓯茗，或吟两句诗”（白居易《首夏病间》），或“泉憩茶数瓯”，或“岚行酒一酌”（白居易《山路偶兴》）。他们喝酒一杯又一杯，“会须一饮三百杯”，从而得出了“一酌发好容，再酌开愁眉，连延四五酌，酣畅入四肢”的经验之谈（白居易《效陶潜体诗十六首》）。他们饮茶一碗又一碗，“聊将茶代酒”，从而发出了“一饮涤昏寐，情来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的解悟之言（皎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而上述喝酒饮茶风尚的盛行，势必牵涉到酒器茶具等瓷质器物的选购和使用，也必然导引诗家从赏酒品茶延伸到赏器品瓷。“长把酒杯凭夜月，每将诗思泥春风”（陈标《赠祝元膺》），“此时吸两瓯，吟诗五百首”（寒山《诗三百三首》），则从另一角度说明，酒和茶还能提神助兴，有利于文学创作。由此可见，唐代喝酒饮茶风尚的盛行，为咏瓷诗的涌现，实在是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社会条件。
另外，在音乐十分发达的唐代，还盛行着一种叫作击瓯的风尚。其方法是取数个瓷瓯，也可用碗、盘、杯、盏等瓷具代之，内注不同量清水，然后用筷敲击沿边，使之发出高低不同的音响。对此，晚唐文人温庭筠、状元郎张曙曾分别以《郭处士击瓯歌》、《击瓯楼赋》为题，作过生动描写。段安节在《乐府杂录》中还称：“武宗庙，郭道源后为凤翔府天兴寺丞，充太常寺调音律官，善击瓯，率以邢瓯、越瓯共十二只，旋加减水于其中，以箸击之。咸通中，有吴蠙洞晓音律，亦为鼓吹署丞，充调音律官，善于击瓯。击瓯盖出于缶。”在其他诗文中也有反映，如白居易《醉赠刘二十八使君》诗中的“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薛逢《老去也》诗中的“老去也，争奈何。敲酒盏，唱短歌”；方干《李户曹小妓天得善击越器以成曲章》诗中的“越器敲来曲调成，腕头匀滑自轻清。随风摇曳有余韵，测水浅深多泛声。昼漏丁当相续滴，寒蝉计会一时鸣。若教进上梨园去，众乐无由更擅名。”诗家们在酒毕茶罢之余，击瓯吟诗，畅抒情思，这无疑为咏瓷诗的创作增添了一项新的内容与气韵。
第三是人们审美情趣的转变。纵观大唐帝国，前期社会高度繁盛，各方面成就卓著，“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王朝迅速地由繁盛转入衰乱，整个国家处在剧烈的震荡中。正由于唐王朝经历了这样一个极其复杂的政治局面，致使一大批成长于盛唐时代的文人士大夫，在心灵中横生出一股强烈的失落感。他们的内心矛盾而痛苦，一方面，“在盛唐时代养成的入世热情和士大夫传统的济世救民思想，羼杂着对开元、天宝盛世的追怀之情，使他们仍然不时地关注着社会，试图在拯救社会中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理想”。（1）但另一方面，“痛苦的现实和士大夫独善其身的观念以及软弱的性格，又使诗人在痛苦之余转向了自身，希望在这纷乱的现世中寻找一片宁静的绿地，在失望的心境中寻找一种新的心理平衡”。（1）至晚唐，这后一方面更成为文人士大夫的主流思潮。他们为摆脱人世间的烦恼，或蜷缩于田间野舍，或寄情于江湖僧寺，或与山水缔结良缘，或与僧侣密切交往。正是这种时代风尚和人生情趣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他们的审美情趣，致使唐后期的诗歌，在审美情趣上表现出一种带有共通性的趋向，“即通过描述自然水山的恬静、幽远、清冷甚至荒寂，以表现对人生的感叹及个人内心的惆怅”。（2）咏瓷诗的大量出现，也与人们审美情趣的这种改变密切相关，因为唐代瓷器无论造型、釉色及纹饰，均崇尚自然、质朴和写实。那一件件玲珑剔透、纯美无比的瓷器，不仅具有圆整、端庄的形体美，滋润、柔和的色泽美，而且还蕴含着素雅、淡泊的意境美，十分适合晚唐时代文人士大夫的性格及人们审美情趣上的需要。它能勾引起使用者内心的深刻联想与丰富想像，从而为咏瓷诗的盛行，造就了一个别致的文化氛围。
总之，唐代咏瓷诗的涌现，再次向人们揭示了这样一条真理：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各门艺术品类的成长、繁荣乃至衰败，除了它自身的因素外，必然会受到社会经济、社会风尚及人们审美情趣改变的制约和催化。
四、唐代咏瓷诗的社会价值
特定的社会造就了咏瓷诗的大量涌现，而这些咏瓷诗则为人们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精神食粮。
首先，作为一种文学作品，它有着独到的艺术欣赏价值，这是不言而喻的。人们通过阅读和鉴赏，不仅可以从中汲取知识，获得艺术上的美的享受和精神上的满足，而且还能帮助人们树立起健康的审美观念，并在潜移默化中陶冶人们的情操。
其次，唐代咏瓷诗的大量产生和传播，客观上还产生了一定的广告宣传效应。它不仅提高了瓷器的声价，使中国瓷器能蜚声中外，而且还促成了制瓷工艺的改进，推动了瓷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当然，唐代瓷业的发展是有着它一定的主客观条件的，但其间咏瓷诗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对此，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的《中国陶瓷史》已作了肯定的回答，并例举了孟郊、卢仝、皮日休、郑谷、徐夤、陆龟蒙、韩偓等诗人，特别指出，这些作者的赞美茶瓯的诗句，“给瓷质茶具增添了声价，促进了茶具生产的发展和工艺的改进。”（1）
第三，唐代咏瓷诗还有着一定的文献史料价值。一首首的咏瓷诗，不仅能帮助人们了解唐代社会的时代面貌、生产状况、文化水准和风俗习气，还能帮助人们了解唐代瓷业的大致梗概及发展脉络。其中，陶瓷史上的几个悬而未决的研究课题，如越窑名称的由来、秘色瓷的涵义、贡瓷制度的形成，人们竟在诗作中找到了可以对应的举证。
总之，唐代咏瓷诗作为一种文学类别，有着一切文学作品所共有的艺术欣赏价值，这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唐代咏瓷诗又与唐代瓷业息息相关，因此又有着一定的广告宣传效应和文献史料价值。它提高了瓷器的声价，促成了制瓷工艺的改进，推动了瓷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还为陶瓷史上几个悬而未决的研究课题，提供了应对的举证，这是人们所始料不及的。
第三节 越窑瓷墓志的文化意义
1919年的农历2月，慈溪鸣鹤人叶宝云为筑寿域，在上林湖附近的山上选了一块地，并雇工挖掘。当掘至80厘米左右时，发现唐长庆三年姚夫人的瓷刻墓志砖一块，叶氏视其稀奇而取之珍藏。此消息不胫而走，于是这块墓志砖初被杭州一古董商人收买，继为上海一位姓毛的人看中，后又听说转到一个广东商人手里。几经波折，至1934年披露于陶瓷学术界而轰动一时。自此之后，人们开始重视越窑瓷墓志的搜集。上林湖地区确又陆续出土了各种型号的瓷刻墓志。兹将已知上林湖地区出土瓷墓志制成简明一览表，与上林湖地区出土瓷墓志分布图一起。
墓志是我国历代人民在葬俗中经常采用的一种形式。墓志一般以石刻为主，但上林湖地区除出土过石刻墓志外，大量出土的是瓷刻墓志，这就不得不使人们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上林湖地区为什么会盛行瓷刻墓志？
我们认为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该地区有着众多的窑场，定货方便，取之及时。有的订货者本身就是窑场业主，或窑场业主的亲戚，或窑场业主的邻居，他们要定制一件瓷刻墓志，尤其方便。二是瓷刻墓志质地轻巧，搬运方便，既经济，又便于长期保存。
那么今天，这些瓷刻墓志还有那些实际价值呢？
一、墓志中的记载是探讨人物、考证行政区域、研究地理变迁最为可靠的珍贵文献。
上述10件瓷刻墓志，文中牵涉到的人物有五十余位。上述人物由于志书中均无记载，因此，墓志中有关这些人物的生卒年月、生平事迹、主要经历乃至婚姻家庭、生儿育女、活动状况等记载，就成了研究这些人物的惟一资料，从中还可以窥见地域姓氏变迁的历史痕迹。
志文中除大量人物记述外，还有可用来说明或佐证诸如行政区域更换、重大事件影踪等事项的一些材料，还出现了一些涉及货币、方位等研究领域的用语。如，关于上林湖归属问题。
上林湖地处浙东沿海，有时属明州，有时属越州，有时归慈溪所辖，有时归余姚所辖。10件瓷刻墓志的出土，其归属已粗略可知。唐咸通七年（866年）且诠墓志文称上林属“明州慈溪”，唐光化三年（900年）马氏夫人墓志文称上林属“明州慈溪”，五代梁龙德二年（922年）罗琏墓志文则称上林属“越州余姚”，据此可见，五代十国前上林湖曾为明州慈溪所辖，其后则归越州余姚所辖。但慈溪、余姚原同属赵州，只是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置明州后，才分而属之，即慈溪属明州，余姚属越州。为保持水系完整，1979年9月20日起，上林湖重归慈溪所辖，现慈溪、余姚同为宁波市所辖。
又如，关于上林湖窑贡窑问题。
上林湖窑是越窑中历史最悠久、产品最精细、声名最显赫的古窑，它在贡窑文献中早有记载。如宋明史料中所提到的“置官监窑”、“以官窑目之”、“承旨监越州窑”、“窑务”、“窑所”等记载均暗示了历史上上林湖窑曾设置过贡窑。光启三年（887年）瓷墓志的出土，终于使“贡窑”这一史料得到了实物佐证。
同时，光启三年瓷墓志的出土，还为贡窑的具体方位点明了方向。志文所载“殡于当保贡窑之北山”，而墓志出土在今吴家溪，由此可见，贡窑位置就在今吴家溪之南。
另，志文中还有“上林乡石仁里”、“上林乡石仁里石贵保”、“上林乡石仁里三渎保”、“上林乡使司北保”、“当乡湖内山北保”、“当乡湖东保内地”、“上林内湖”、“上林东白洋西小山之岗”等涉及上林乡保组织、上林境域、上林湖域的用语。有“其坟甲首”、“其坟甲向”、“其坟丙向”、“其坟作丙向”及“见缗四贯文”等涉及方位、货币的用语。这些用语看来并不显眼，其实大有潜在的研究价值。如一篇深受国内外科技界注目的学术论文——《古代磁性指南器源流及有关年代新探》，就是根据上述瓷墓志中出现的方位用语，结合其他史料物证写成的，对指南针始于唐而非宋的命题作了详细论证，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二、墓志中的书体是研究我国文字演变、书法文体源流的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上述10件瓷刻墓志，涉及的范围虽局限于一个地区，反映的时代也只限于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片断，然而，它凝聚着唐至五代民间书法的精华，反映了一定历史阶段内的写作水平，人们能从中窥寻出书法文字演变的痕迹。所以，它与碑碣、石刻等其他文化遗产一样，同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是研究文字演变、探讨体裁规律、追溯书法源流的具体实例。
当然，瓷刻墓志与石刻墓志有着许多不同的地方。这里有质地的不同，石刻用石，其质硬而密，瓷刻用坯，其质软而粘。在软而粘的瓷坯上刻划出笔锋，制造成意境，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还有刻写工具及刻写方法的不同。石刻可由他人先成蓝本，然后照样摹凿，而瓷刻需要窑师以刀代笔，直接刻划，同时需一笔成就，一气呵成，这对窑师来说，其要求之高也是可想而知的。但尽管如此，它们同属于墓志，起同样作用，则是无疑的。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墓志中的文字书体并非大家之作。但无论出自何人之手，都是当时能工巧匠的精心之作。它那粗犷庄重的字体，自然朴素的线条，合理顺当的布局，不仅表达了刻写者的书法艺术水平，还体现了一定的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
三、从考古及古陶瓷研究的角度看，更为重要的是，为考古断代提供了依据，为瓷墓志的研究准备了条件。
上述10件瓷刻墓志多数有具体年代，在考古发掘中是墓葬断代的确凿证据。同时，瓷刻墓志又是一件实实在在的瓷的器物，其胎质，其造型，其釉色，其烧造方法，又是鉴定同时期其他瓷器的标尺。10件瓷刻墓志的出土，还为瓷墓志的研究和瓷墓志形体演变的探讨，准备了必要条件。
值得一提的是唐光化三年（900年）马氏夫人墓，出土墓志时，还伴随出土了一批瓷器，这就更为唐晚期瓷器的鉴定提供了实物依据。
上林湖地区至今已收集了10件瓷墓志，随着时间的推进和考古事业的发展，还可以收集到更多的瓷刻墓志。已经发现的10件瓷刻墓志已解决了不少学术上的问题，深信，随着瓷刻墓志的增多和研究工作的开展，会给人们带来更多有益的东西。
附一： 唐长庆三年（823年）姚夫人墓志录文
唐故彭城钱府君姚夫人墓志并序
夫人吴兴郡人也自帝舜之苗汉晋过江
居于武康前溪卜室皇祖皇考夫人笄年令淑礼归钱氏之门
□行和顺兼并四德贤夫钱公讳昌为仁克嗣愠良
□□乡党在于府幕远镇首涉册余年爵封位至
□□□披朱紫去大历年中举家游于闽瓯卜宅
□□□林立焉呜呼受性差牙一剑先沉夫人再周
□□三岁侍灵礼制已逾容华弗改育男有五
育女一长国荣二华三朝四进其五国泰不幸而
早逝其女礼过范门夫人春秋八十有一长庆二年
壬寅季夏六月朔廿八日殁于私第仪礼有怛府从礼
窆以长庆三年建仲秋八月癸未朔二日甲申葬于上林
东白羊西小山之岗其坟甲首新莹是礼也东西南北
四至恐陵谷迁移桑田改变乃为铭曰
呜呼夫人容华永逝高堂寂寂空增泣涕幽冥难测
泉门永闭雪起□松白杨摇曳记号克石
镌号万岁
背文：
长□□□□月贰日□□□记并序□□□记之
附二：唐（？）墓志录文
唐故
夫人吴兴
善侯之
□清
附三：唐会昌二年（842年）徐胜墓志录文
唐故东海徐府君墓志铭并序
侄弼述
天地寥廓阴阳运矣存没其中生
聚形象数尽化穷灭壁知火薪尽火
灭人生厮也有定盖乎淑人不永天乃
无私府君未终天命之年而凶衅四旬
有九即周偃后汉洪祖之苗裔曾祖
乔祖尧父环府君讳胜因渡济河而居
越余姚邑焉何图善福未崇而尝染瘵
不逾旬日身谢时会昌初岁冬十一月廿五
日奄逝太平坊界以二年岁在壬戌二月七日
归于宅地迁坟于县西北圣龟山东南之
隅即窀穸之所府君娶谯郡戴氏有子良
甫弱冠之年而悼坟亦所有女七人长聘
汝南周氏次归彭城刘氏次子赵孝婴稚
余视孤幼倍切哀情立斯铭志用记后来
乃以词云
尺波电谢隙驷难留余叔瘿疴药饵不疗
一朝已矣魂奄千秋孀妻奠酒檘殒贯心
婴婴孤稚无父何怙痛哉泉壤冥路攸攸
志虽不朽终成古丘
附四：唐大中四年（850年）朱氏四娘墓志录文
维唐故大中四
年岁次庚午
八月丙午溯胡
珍妻朱氏四娘
于此租地自
立墓在此以
恐于后代无志
故记此罂
附五：唐咸通七年（866年）颍川府君且诠墓志录文
颍川府君墓铭并序
巨唐咸通七年岁在丙戌十月
贡进陈亚周
且府君讳诠祖华父胜
颍川人也裔胄轩冕家亲
备阙后嗣胤回官散居回一工
咭而行江右皇考放浪敖游
明州慈溪上林乡石仁里卜胜
处逐立园建舍乃藉于兹
府君于家温克乡里闻之
有不嗟亲戚闻之无有不
若群鸟之从凤也娶许氏
妻且夫人家传四美孝行有
有子三人长子元芳次子元政娶
周氏小子元杲娶钱氏此三子
孝四方慕义况当子贡齐时
正月谢非疑之辨有女二人长女丁
刘门次女纳马氏特达君子行
子儒宗有孙五人珍玉相影府君
夭年八十是岁八月十五日卒于私第
克取当年八月廿九日葬于上林湖
西首从宜吉也东冢墓西大石南坑
东去慈县七十里是曰也凄悲白杨
慈皓露魂归夜基光阴永谢鸣
虑恐桑田代换陵谷□□□
颍川烈贞坚芳传后嗣
铭名曰
垅色萧萧兮
桑榆之景
人之浮也兮如
电如影
道德长新
兮吉吉□□
方流万祀兮
夷齐可盟
附六：唐咸通七年（866年）颍川府君且诠墓志录文
颍川府君墓铭并序
巨唐咸通七年在丙戌十九日
乡贡进士陈周撰
且府君讳诠祖华父胜先
颍川人也裔胄轩冕家亲
详备阙后嗣回官散江左晋
时而行皇考放浪敖游□于
明州慈溪县上林乡石仁里卜
胜而处瞻眄湖山谷志尚于
期遂植园建舍乃藉于兹
邑且府君于家温克阁里闻之无
有不嗟亲戚闻之无有不叹
府君家传儒雅艺术精通里闻
风犹若群之从凤也娶许氏为
妻且夫人家传且夫人家传四
美孝行有闻有子三人长元芳娶俞
氏次子元政娶周氏小子杲娶钱氏
此三子至孝四方慕义况当子贡齐
时正月谢非疑之辨有女二人长女疋刘门
次女纳马氏□特正君子行立儒宗
有孙五子珠玉相影府君夭年八十是岁
八月十五日卒于私第取当年八月
十九葬于上林内湖西首从宜礼也
东为冢墓西大石南坑北龙□
东至慈溪县七十里是日也
凄悲白杨慈悬皓露魂归夜台光阴
永谢虑恐桑田代换陵谷频颍川
烈贞坚芳传后嗣
附七：唐光启三年（887年）凌倜墓志录文
唐故河涧郡亡府君凌氏墓铭
府君凌倜祖讳太讳习父讳则
己中和五年岁在乙巳三月五日终
于明州慈溪县上林乡石仁里石贵
保娶曹氏长三子二女焉长子曰敬
娶王氏次子曰□兼次一女存次子曰
爽长女一人以乙巳岁夭命将尽
府君年五十有六因四方不宾天
下不通云汉罹灾染患百药
无医致斯奄弃自考绵历
数代廿叶移溪导一宗之源讫
九族之统人德俱备众皆贵
之时由盛衰苗胤辽隔具注
精显则上下无范今古递承
慕略俱定己光启三年岁在丁
未二月五日殡于当保贡窑
之北山其坟丙向乃为铭曰
福兮祸兮如何不变去兮从兮空怀兆憧
青阳正当心悲思别兮邪月临窗
表名故里永守于方黄绮撰
附八：唐光化三年（900年）马氏夫人墓志录文
唐故扶风郡马氏夫人墓铭并序
明州慈溪县上林乡石仁里三渎保
维夫人姓马扶风郡人也享年六
十三十月生夫人四德柔和九仪
克备性同白玉行比青莲似镜
无尘如松凌汉夫人适琅琊王
弘达为琴瑟未尽契志路隔泉
关而育一男二女男曰仲琚长
女适凌郎次女适陈郎并高
闻德望也夫人去光化三年八月
中忽染疾百药不疗至九月廿
六日终乎私第当年十一月初一
日择吉日葬于当乡湖内山
北保其坟甲向永为万岁之
坟也其墓地夫主王弘达去
中和五年十月十三日于马氏堂
弟马弁边买得当湖山北保
内荒废桑园永为墓田东至
湖南至旧屋基堪力西至横古
路及马中冢科泥涂东西直出至
湖北至湖及马三叔冢右四至内
王自买得并不关上下门閍六
亲之事谨记
铭曰
人世不坚亦同风烛
窀穸万年山河记录
附九：五代梁龙德二年（922年）罗琏（？）墓志录文
□□□□□□墓志铭罗表正撰
□□□□□□晋时过干吴江遨公之裔永
度公之后乃廿七□□孙祖墓在青州千乘县
任村小墓在越州余姚县双雁乡中埭
祖讳□翁讳□父讳翼并承上荣显品荫
功勋守官多在诸州皆性乐丘园不上荣禄
具载家谱焉府君讳琏禀性幽贞志闲高
道爵禄莅罹休点向指下驱分不以华饰为
荣自然高尚后因良媲彭城邹氏妻育
男六人三人不幸少女孟曰庶宥娶扶风郡焦氏新
妇有孙男一人孙女三人方当草角童雉之岁仲曰
佳采季曰寮并当弱冠未因伉俪各处苫虑
俱存孝道矣
□□膺少提之高辉斆老采之深智遐令未
□□□辞归以贞明六年庚辰岁三月廿九日
□□□□余姚县上林乡使司北保之私舍缘
□□□□□乃用见缗四贯文于罗招远
边买得当乡湖东保内地为坟至龙德二年
十月初三己酉安葬其坟作丙向乃制其文用
彰不朽敬为铭曰
六纪遐令五常英彦幻世流空浮生若□
□膺悬辉日宫月殿任改桑田此坟不变
附一〇：（？）骆氏夫人墓志录文
向孝男孝
焉呜呼秀山献平云
萝蔽曰奉命刊
天胡茫茫兮
青松蔚蔚兮
骆氏夫
茶、咖啡与可可是公认的世界三大饮料。茶是一种原产中国的生命力很强的被子植物，茶起先是作为药物为古人所认识。茶作为饮料的历史，大概不会晚于周代，到汉魏时饮茶已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中国饮茶的方法传入日本以后，形成日本式的茶道，中国茶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很大。
饮茶必备器，茶具的选择直接影响茶文化的质量。较早记载饮茶器具的是西汉王襃的《僮约》：“烹茶尽具，已而盖藏。”（荼即古语中的茶）。虽然第一件真正意义上的茶具难以界定，但20世纪70年代以来浙江上虞出土的一批东汉时期的杯、碗、壶等瓷器具，考古学家认定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瓷质茶具。这时正值考古意义上越窑青瓷时代的开始，也正是这时，茶文化与世界上最早的瓷器原产地结下了不解之缘。随后，越窑瓷器便成了展现茶文化内涵的最好媒材，为中外茶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越窑瓷器也以其质精韵美丰富了茶文化的内涵和美学意蕴。
以单纯的茶本体出现的饮茶方式不能成其为茶文化，茶文化应是茶由物质体向精神体的升华。早期饮茶，多为药用。茶同时也作为果点而食。唐人杨晔在《膳夫经手录》称：“茶古不闻食之，近晋宋以降，吴人采其叶煮，是为茗煮。”卢仝在《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中曰：“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孤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轻，六碗通仙灵..”茶文化的发展直接推动了茶具的发展，越窑瓷器正好迎合了茶文化发展的需要；到唐宋时期，饮茶之风盛行，越窑青瓷将茶文化的内涵演绎得尽善尽美，因此，谈到茶文化是离不开越窑瓷器的。
茶与茶具的关系，密不可分。瓷器在相当长时期内是茶具的首要选择，这主要是因为瓷器较之粗拙的陶器、昂贵的金属器皿有不可替代的优越之处，无论是从材质、色彩、质地还是接受心理上都有相当大的优势，尤其是越窑青瓷的色韵与茶之色调相得益彰，更使之受到饮茶者的青睐。
越窑青瓷与茶文化的关系是体现宋代以前茶文化的重要内容。关于茶具的选择和越窑青瓷茶具的优点，唐代“茶圣”陆羽在《茶经》中已有明确论述：“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晋杜毓《荈赋》所谓：器择陶拣，出自东瓯；‘瓯’，越也。瓯，越州上，口唇不卷，底卷而浅，受半升以下。越州瓷、岳州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可见越因瓷质极佳，故成为茶具之精品。
越窑青瓷对茶文化的演绎，引起诸多诗人、文学家的赞誉。唐代诗人孟郊在《凭周况先辈于朝贤乞茶》诗：“蒙茗玉花尽，越瓯荷叶空。”施肩吾在《蜀茗词》中说：“越碗永盛蜀茗新，薄烟轻处搅来匀。山僧问我将何比，欲道琼浆却畏嗔。”许浑《晨起》诗：“越瓶秋水澄”，《夏日戏题郭别驾东堂》中曰：“沉水越瓶寒”。郑谷《送吏部曹郎中免官南归》诗：“茶新换越瓯”，《题兴善寺》曰：“茶助越瓶深”。韩偓《横塘》诗：“蜀纸麝煤沾笔兴，越瓯犀液发茶香。”
唐代对茶事的日益讲究，丰富了越瓷茶具的造型。唐时，越瓷茶具造型以花瓣式居多，有葵花式、荷叶式（参见图版一八四）、海棠式等，这种花瓣式的茶碗配以边缘起伏的茶托，将嫩翠的茶叶盛于其中，饮品之时颇有“枣花势旋眼，萍沫香沾齿”之美感，妙韵无穷。
饮茶发展到唐代，已由粗放煮茶发展为精工煎茶，特别讲究烹茶技艺，意在其意趣。如杜甫《重过何氏五首》中所说：“落日平台上，春风啜茗时”；钱起在《与越莒茶宴》诗中写道：“竹下忘年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尘心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唐朝时，精于品茶已不再限于士大夫和贵族阶层，已普及到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有的家庭已有24件精致茶具，有全套的碾茶、盛茶、泡茶、饮茶器具。茶具不但品类齐全，而且质地考究，并且因茶择具。陆羽在《茶经》中记述，唐时饮茶有“粗茶、散茶、末茶、饼茶”，其中以饼茶和末茶最具代表性。由于饼茶和末茶，需要经过炙、焙、碾、罗、煎等工序，每一道工序需要不同的器具。唐代茶具的发展同饼茶与末茶饮用有密切的关系。陆羽提倡的饮茶方法重在煎。他认为在碾茶之前，先要烤茶，使其“炎凉”均匀，变软后用纸包好，以保其香。冷却后，再碾成碎末，贮于盒中。煎茶时应用风炉和鍑。煮水时有“鱼目”气泡，“微有气”，烧水至一沸时，加入适量盐调味，并除去浮在表面、状似“黑云母”的水膜，以使茶味纯正。待水边缘气泡“如涌泉连珠”，即烧水至二沸时，舀出一瓢，再用竹夹在沸水中边搅边投茶末。至水气泡如“腾波鼓浪”，即烧水至三沸时，若继续煮，则水已过老，不适合饮用，这时应该加进二沸时舀出之水，使沸腾停止，达到“育其华”的效果。唐时除煮茶外，还有点茶法。其法是先将茶末放入茶瓯，再用茶瓶将沸水注入茶瓯，将茶末调成稠膏，“茶已就膏，宜以造化成其形”，再向茶瓯注入沸水。注汤时，要顺畅，“汤不顺通，茶不匀碎”。注汤要恰到好处，“一瓯之茗，多不二钱，若盏量合宜，下汤不过分”。关于点茶，白居易有《谢李六郎中寄新蜀茶》诗云：“汤添勺水煎鱼眼，末下刀圭搅曲尘。”陆羽在《茶经》中列出28种饮茶器具，包括民间饮茶器具和宫廷饮茶器具。这28种器具分别是风炉、灰承、筥、炭挝、火荚、鍑、交床、夹、纸囊、碾、拂末、罗合、则、水方、漉水囊、瓢、竹夹、熟孟、鹾簋、揭、碗、畚、札、涤方、滓方、巾、具列、都篮等，其中越窑青瓷以茶碗为最多。
碗是越窑青瓷茶具中常见之物，尤其在唐人的诗文中多有记述。陆羽在《茶经》中列出当时制作茶碗的地区有浙江的越州、河北的邢州等，色泽有淡青、白等釉色之分。陆羽认为越州窑烧造的淡青色茶碗能与绿色的茶汤相映生辉，“半瓯青泛绿”，从而达到“益茶”的效果。邢瓷之白、寿瓷之黄、洪瓷之褐，均掩茶汤之色，悉不宜茶。唐青瓷碗之造型，不同时期有不同之特征，初唐时茶碗为盅形，直口深腹，圆饼足；中晚唐时流行玉璧底碗和圈足碗。唐代茶具中还有一种典型的器物便是执壶（又称注子），唐初多继承前代传统，为鸡首壶，中唐以后，执壶变为喇叭口，流较短，流外壁为六至八边形，腹部肥大，配有宽扁形把手。到五代时，嘴延长成曲流，深受文人喜爱。
茶艺发展到宋代，由于斗茶之风兴起，加上越窑瓷器开始走向衰弱，宋人开始崇尚建窑的黑釉茶盏。宋人饮茶，更加讲究技艺，突出精神享受。由于斗茶不但讲究茶的烹制技艺，而且对材料和器具亦精益求精，黑釉盏迎合了这种风气。宋祝穆在《方舆胜览》中载：“斗茶之法，以水痕先退者为负，耐久者为胜。”“茶色白，入黑盏，其痕易验。”黑盏与斗茶所需的“雪白汤花”正好形成对比，黑白分明。黑釉建盏上美丽的花纹如兔毫、油滴等，平添了品茶的艺术美，这与唐代青瓷的清纯之美形成对比。苏东坡有一首赞美兔毫盏的诗：“忽惊午盏兔毫斑，打作春瓮鹅儿酒。”蔡襄也有诗句：“兔毫紫瓯新，蟹眼清泉煮；雪冰作成花，云间未垂缕。”此外，建盏口大小底宛若斗笠的造型，更易吸尽茶汤与茶末，受到斗茶者的珍视。
从煮茶器具看，由于宋徽宗等人的提倡，瓷器具逐渐被金银等取代。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按自己的标准，提出“宜用金银”，这一观点得到了蔡襄等文人的认同，故在宋代出现了大量的金银茶具。越窑茶具随着越窑的衰微而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第二节 唐代咏瓷诗
千百年来，唐诗这一中国文学宝库中的璀璨明珠，不仅以它所表现的积极向上的生活理想和精神风貌给后人以感染，以它所显示的异采纷呈的艺术画面和审美情趣给后人以熏陶，而且还在中国文学史上独辟出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
较之唐诗的其他领域，唐代咏瓷诗论数量及其地位可谓微不足道。然而却是极富特色的。它是唐代诗歌百花园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前辈诗人为后代留下的一笔丰富的历史遗产，是值得今人为之开掘并为之耕耘的一项重要研究课题。
一、唐代咏瓷诗概貌
顾名思义，咏瓷诗指的是咏叹瓷器或瓷窑的诗作。唐代咏瓷诗可粗划成两类：一类是写到瓷器的诗，如：“莫将铅粉匣，不用镜花光”（顾朝阳《昭君怨》）、“茗饮蔗浆携所有，瓷罂无谢玉为缸”（杜甫《进艇》）、“无劳映渠碗，自有色如银”（杜甫《茅堂检校收稻》）、“置之炊甑中，与饭同时熟”（白居易《食笋》）等。唐诗中咏及的瓷器尤以杯、盏、盘、壶、瓯、灯最为多见。通过这些诗作，人们不难发现唐代瓷业生产的鼎盛、瓷器品种的繁杂和人们对瓷质器具使用的普遍。
另一类是描述瓷器的诗。诗家或颂赏其姿，或渲染其色，或托物言志，或借器抒情，藉此以反映时尚，展示当时人们的审美情趣。这些诗作又可细分为两类，一类是专言瓷器的诗作，数量不多，却很著名。如陆龟蒙的《秘色越器》诗为歌咏青瓷的名作：
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
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
此诗首句点明“九秋风露”是烧瓷的最好季节，次句用“千峰翠色”，描绘越器釉色，其中一个“夺”字，不仅充分展示了制瓷艺师巧夺天工的高超水平，也深刻抒发了作者对瓷匠辛勤劳动的敬佩之情。三、四两句则荡开笔墨，通过作者愿在午夜时光，捧着精美的瓷杯，去承接如同清露般的水酒，和嵇中散进行一场豪饮比赛的梦幻式描写，突出表达作者对越瓷的爱恋之心、对古人的思慕之情。全诗一气呵成，既以优美精练的诗句，热情讴歌越窑青瓷的制作成就，又上揖高人，通过意念上的与前辈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共饮，反证越器精致的无与伦比。这种咏物与言情间的亦即亦离、不即不离的表达手法，突出表现了该诗的高妙之处，使之成为瓷坛文化上的一首千古绝唱。
另一类以描述其他景物为主，其间穿插或旁及有关瓷器的描述。如：“荷叶裹江鱼，白瓯贮香粳”（李颀《赠张旭》）、“茶烹松火红，酒吸荷杯绿”（戴叔伦《南野》）、“竹影斜青藓，茶香在白瓯”（齐己《逢乡友》）等。
零星的诗句还可摘录许多。从中，人们不难发现唐代咏瓷诗，数量着实不少，内容也十分丰富，而涉及到的作者及其风格更是广泛多样。
二、唐代咏瓷诗特色
咏瓷诗属咏物诗范畴，有着咏物诗所共有的特色，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咏瓷诗毕竟有着自己所特指的内容，它姓瓷，因此也就必然出现由此而产生的这样或那样的特色。
唐代咏瓷诗的最大特色，表现在诗歌语言的运用上，即瓷语言的出现及瓷语言出现时所采纳的独特的表达手法。
从诸多咏瓷诗分析，所谓瓷语言，大致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瓷的名称，二是瓷的属类，三是瓷的描述。
关于瓷的名称，大凡日常可见到的各式各样的瓷器，在诗歌中都能见到它的身影。
关于瓷的属类，也不甚复杂。大者可划分为青瓷、白瓷两类；细者可根据产地划分之，仅见越瓷、邢瓷、大邑瓷、湘瓷等几种。这与当时“南青北白”的瓷业格局是相一致的。
至于瓷的描述，那就丰富了，一般可划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造型的描述。首先应该指出，瓷器的造型是十分丰富的，器类多达20余种，以碗、盘、壶、碗托的数量最多。例如，碗类就有10多种器形。然而，不论何种器类，9世纪以前的造型多呈稳重圆整、丰满浑厚的特征，9世纪以后的造型多以自然界中的各种事物为创作蓝本，显得活泼而轻松。例如，碗、盘、碗托多为花口、花瓣、荷叶形式，而执壶、瓶类等则多采用瓜棱造型。对此，皮日休在《茶瓯》诗中作过很好的描述。其中“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之句，不仅充分展示了瓷造型的圆整、轻巧和制作的精美，而且想像丰富，比喻绝妙，不愧为千古名句。孟郊的《凭周况先辈于朝贤乞茶》诗，对瓷的造型也作过描述：“蒙茗玉花尽，越瓯荷叶空”，作者一方面将蒙茗喻之为舒坦温润的“玉花”，一方面将越瓯比之以曲弧柔美的“荷叶”，两相映照，既形象又巧妙，令人回味无穷。而诗句中的一“尽”一“空”则以诗作所特有的写实情趣，既显其形体的沉静清澈，又溢其意境的，空灵美妙，使越瓯不仅成为形体美的象征物，更是传达意境美的艺术品，足以激发人们丰富的审美联想。
第二类是质地的描述。这里应该说明，唐人对瓷器质地有着“以玉为美”的审美趋向。杜甫的“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成传”句（《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元稹的“纸乱红蓝压，瓯凝碧玉泥”句（《送王协律游杭越十韵》），陆龟蒙的“岂如圭璧姿，又有烟岚色”句（《茶瓯》），都直接道出了这种审美意识。在他们看来，瓷器只有表现出玉一样的质地，才算达到了最高的艺术境界。它给人以一种含蓄、高雅、内在的美感，从而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所特有的思想情趣和文化素养。
第三类是釉色的描述。唐代瓷器的釉色以青和白为主体，分别称名为青瓷和白瓷。诗句中提及的越瓷、湘瓷属青瓷类，其中越瓷是当时青瓷最高水平的代表者，诗作中的“千峰翠色”、“捩翠融青”、“嫩荷涵露”等优美诗句，就是对越瓷釉色的最为贴切的描述。诗句中提及的邢瓷、大邑瓷属白瓷类，其中邢瓷曾风靡当年，有“天下无贵贱通用之”之盛名，脍炙人口的诗句“君家白碗胜霜雪”（杜甫《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白瓯青竹箸，俭洁无膻腥”（白居易《过李生》），就是对白瓷釉色的最好品评。
在青白二瓷对峙的唐代，人们更为看重的似乎是越窑青瓷。唐代名士陆羽在《茶经》中极力推崇越瓷产品，认为“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他还从色泽上对邢瓷和越瓷加以比较，提出“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从而得出“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的结论。正因为越瓷有着如此的身价，所以颂赞越瓷的诗句也就特别的多。除上述已例举的外，还有：
“越瓯遥见裂鼻香，欲觉身轻骑白鹤。”（1）
“越碗初盛蜀茗新，薄烟轻处搅来匀。”（2）
“蕲簟曙香冷，越瓶秋水澄。”（3）
“散香蕲簟滑，沉水越瓶寒。”（4）
“箧重藏吴画，茶新换越瓯。”（5）
“藓侵隋画暗，茶助越瓯深。”（6）
“蜀纸麝煤沾笔兴，越瓯犀液发茶香。”（7）
此外，还有纹饰上的描绘，如“镂碗传绿酒，雕炉熏紫烟。”（8）但唐代毕竟以“素瓷”居多，讲究的是自然造化之功，神工鬼斧之变。有时，虽也在釉下刻印各种纹样，但这与玉工在古玉上雕琢一样，只是为其增辉，不去喧宾夺主。而这些纹样的母体，诸如荷叶、荷花、朵花等又有其他诗文予以专题传诵，因此，咏瓷诗中也就少见了有关纹饰的描绘。
当然，瓷语言不仅仅是上述所言的一种文字上的单纯表现，它还蕴藏着丰富的情感和细腻的内心体验，从而创造出“或是幽美深婉，或是清旷明丽，但总离不开几分颓唐的诗境”，（1）给人以一种素雅、淡泊的意境美。
由于瓷器是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瓷器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又最为普遍使用的器物，因此瓷语言的出现，不能不说是诗歌创作领域中的一个可喜突破。它不仅拓宽了诗歌的创作内容，丰富了诗歌的表现手段，同时还激励诗家走向人间，走向生活，并藉此以创作出更有时代气息的作品。
上面仅对瓷语言进行了简单介绍。至于瓷语言的表达方式，则自有它的特别之处、创新之举。
首先，瓷语言很少单独运用，它总是和茶呀、酒呀等融合在一起。如：
“滩声起鱼眼，满鼎漂清霞。”（2）
“满火芳香碾曲尘，吴瓯湘水绿花新。”（3）
“金槽和碾沉香末，冰碗轻涵翠缕烟。”（4）
“越人遗我剡溪茗，采得金芽炊金鼎，素瓷雪色漂沫香，何似诸仙琼蕊浆。”（5）
上述例作，诗家泼墨于色、香，重笔于味、形，从不同角度勾勒出酒器、茶具及内涵物的各种呈现和变化，从而达到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艺术效果。
其次，咏瓷诗的体裁多样，除了常见的五古、七古、近体诗外，还有宝塔形、联锦体等，其中二首别具一格的唱和诗，题名均为《茶瓯》，作者分别是皮日休和陆龟蒙。
皮诗云：
邢客与越人，皆能造兹器。
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
枣花势旋眼，苹沫香沾齿。
松下时一看，支公亦如此。
陆诗云：
昔人谢埞，徒为妍词饰。
岂如圭璧姿，又有烟岚色。
光参筠席上，韵雅金罍侧。
直使于闻君，从来未尝识。
由于作者咏叹的角度不同，或者说感受及所处境遇不同，上述两首《茶瓯》诗的情趣也就各异。前者，极力推崇“邢客”与“越人”在瓷业上的造诣，用“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之句，赞叹瓷器造型之美，还远扯到古人支公，使诗意更加盎然生辉。后者则认为昔人评瓷“徒为妍词饰”，没有写出瓷物的实际美态，而另行以“岂如圭璧姿，又有烟岚色”之句颂之，真可谓言极了瓷的质地釉彩的风姿和美色。诗末还提及于阗君识玉而不识瓷，从而突出显示了当年瓷物的无比珍贵和稀奇。
总之，大量瓷语言的出现和巧妙运用，是诗歌创作领域中的一个可喜突破。它不仅拓宽了诗歌的创作内容，丰富了诗歌的表现手段，展示了生活的真实风采，而且还蕴含了丰富的情感和细腻的内心体验，给人以一种素雅、淡泊的意境美，从而构成了咏瓷诗作的基本特色。
三、唐代咏瓷诗盛行的原因
以上，粗略论述了唐代咏瓷诗的盛况及其特色。那么，唐代为什么会盛行咏瓷诗呢？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是瓷业生产的鼎盛。至唐代，中国的制瓷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制瓷技术普遍提高，大批名窑竞相而出。仅陆羽《茶经》一书提到的，就有越州、邢州、婺州、岳州、寿州、洪州等诸窑，并已形成南青北白的庞大窑系。轻便、雅洁、廉价的瓷具，不仅受到人们的普遍喜爱和广泛使用，而且还进贡朝廷，为达官贵人所青睐，输出海外，为世界友人所欢迎。瓷业的高度发展，瓷具的大量生产和使用，瓷器地位在人们心目中的普遍上升，为咏瓷诗的创作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其次是喝酒饮茶风尚的盛行。酒和茶本来就是我国人民最喜爱的饮品。至唐，由于经济发达，人民生活提高，喝酒饮茶便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崇尚。因此，酒和茶不仅祭祀、宴庆、应酬，逢场必致，还频频出现在家人和个人的日常生活中。许多士大夫、文人、僧侣更以喝酒饮茶为韵事，他们“或饮一瓯茗，或吟两句诗”（白居易《首夏病间》），或“泉憩茶数瓯”，或“岚行酒一酌”（白居易《山路偶兴》）。他们喝酒一杯又一杯，“会须一饮三百杯”，从而得出了“一酌发好容，再酌开愁眉，连延四五酌，酣畅入四肢”的经验之谈（白居易《效陶潜体诗十六首》）。他们饮茶一碗又一碗，“聊将茶代酒”，从而发出了“一饮涤昏寐，情来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的解悟之言（皎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而上述喝酒饮茶风尚的盛行，势必牵涉到酒器茶具等瓷质器物的选购和使用，也必然导引诗家从赏酒品茶延伸到赏器品瓷。“长把酒杯凭夜月，每将诗思泥春风”（陈标《赠祝元膺》），“此时吸两瓯，吟诗五百首”（寒山《诗三百三首》），则从另一角度说明，酒和茶还能提神助兴，有利于文学创作。由此可见，唐代喝酒饮茶风尚的盛行，为咏瓷诗的涌现，实在是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社会条件。
另外，在音乐十分发达的唐代，还盛行着一种叫作击瓯的风尚。其方法是取数个瓷瓯，也可用碗、盘、杯、盏等瓷具代之，内注不同量清水，然后用筷敲击沿边，使之发出高低不同的音响。对此，晚唐文人温庭筠、状元郎张曙曾分别以《郭处士击瓯歌》、《击瓯楼赋》为题，作过生动描写。段安节在《乐府杂录》中还称：“武宗庙，郭道源后为凤翔府天兴寺丞，充太常寺调音律官，善击瓯，率以邢瓯、越瓯共十二只，旋加减水于其中，以箸击之。咸通中，有吴蠙洞晓音律，亦为鼓吹署丞，充调音律官，善于击瓯。击瓯盖出于缶。”在其他诗文中也有反映，如白居易《醉赠刘二十八使君》诗中的“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薛逢《老去也》诗中的“老去也，争奈何。敲酒盏，唱短歌”；方干《李户曹小妓天得善击越器以成曲章》诗中的“越器敲来曲调成，腕头匀滑自轻清。随风摇曳有余韵，测水浅深多泛声。昼漏丁当相续滴，寒蝉计会一时鸣。若教进上梨园去，众乐无由更擅名。”诗家们在酒毕茶罢之余，击瓯吟诗，畅抒情思，这无疑为咏瓷诗的创作增添了一项新的内容与气韵。
第三是人们审美情趣的转变。纵观大唐帝国，前期社会高度繁盛，各方面成就卓著，“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王朝迅速地由繁盛转入衰乱，整个国家处在剧烈的震荡中。正由于唐王朝经历了这样一个极其复杂的政治局面，致使一大批成长于盛唐时代的文人士大夫，在心灵中横生出一股强烈的失落感。他们的内心矛盾而痛苦，一方面，“在盛唐时代养成的入世热情和士大夫传统的济世救民思想，羼杂着对开元、天宝盛世的追怀之情，使他们仍然不时地关注着社会，试图在拯救社会中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理想”。（1）但另一方面，“痛苦的现实和士大夫独善其身的观念以及软弱的性格，又使诗人在痛苦之余转向了自身，希望在这纷乱的现世中寻找一片宁静的绿地，在失望的心境中寻找一种新的心理平衡”。（1）至晚唐，这后一方面更成为文人士大夫的主流思潮。他们为摆脱人世间的烦恼，或蜷缩于田间野舍，或寄情于江湖僧寺，或与山水缔结良缘，或与僧侣密切交往。正是这种时代风尚和人生情趣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他们的审美情趣，致使唐后期的诗歌，在审美情趣上表现出一种带有共通性的趋向，“即通过描述自然水山的恬静、幽远、清冷甚至荒寂，以表现对人生的感叹及个人内心的惆怅”。（2）咏瓷诗的大量出现，也与人们审美情趣的这种改变密切相关，因为唐代瓷器无论造型、釉色及纹饰，均崇尚自然、质朴和写实。那一件件玲珑剔透、纯美无比的瓷器，不仅具有圆整、端庄的形体美，滋润、柔和的色泽美，而且还蕴含着素雅、淡泊的意境美，十分适合晚唐时代文人士大夫的性格及人们审美情趣上的需要。它能勾引起使用者内心的深刻联想与丰富想像，从而为咏瓷诗的盛行，造就了一个别致的文化氛围。
总之，唐代咏瓷诗的涌现，再次向人们揭示了这样一条真理：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各门艺术品类的成长、繁荣乃至衰败，除了它自身的因素外，必然会受到社会经济、社会风尚及人们审美情趣改变的制约和催化。
四、唐代咏瓷诗的社会价值
特定的社会造就了咏瓷诗的大量涌现，而这些咏瓷诗则为人们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精神食粮。
首先，作为一种文学作品，它有着独到的艺术欣赏价值，这是不言而喻的。人们通过阅读和鉴赏，不仅可以从中汲取知识，获得艺术上的美的享受和精神上的满足，而且还能帮助人们树立起健康的审美观念，并在潜移默化中陶冶人们的情操。
其次，唐代咏瓷诗的大量产生和传播，客观上还产生了一定的广告宣传效应。它不仅提高了瓷器的声价，使中国瓷器能蜚声中外，而且还促成了制瓷工艺的改进，推动了瓷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当然，唐代瓷业的发展是有着它一定的主客观条件的，但其间咏瓷诗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对此，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的《中国陶瓷史》已作了肯定的回答，并例举了孟郊、卢仝、皮日休、郑谷、徐夤、陆龟蒙、韩偓等诗人，特别指出，这些作者的赞美茶瓯的诗句，“给瓷质茶具增添了声价，促进了茶具生产的发展和工艺的改进。”（1）
第三，唐代咏瓷诗还有着一定的文献史料价值。一首首的咏瓷诗，不仅能帮助人们了解唐代社会的时代面貌、生产状况、文化水准和风俗习气，还能帮助人们了解唐代瓷业的大致梗概及发展脉络。其中，陶瓷史上的几个悬而未决的研究课题，如越窑名称的由来、秘色瓷的涵义、贡瓷制度的形成，人们竟在诗作中找到了可以对应的举证。
总之，唐代咏瓷诗作为一种文学类别，有着一切文学作品所共有的艺术欣赏价值，这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唐代咏瓷诗又与唐代瓷业息息相关，因此又有着一定的广告宣传效应和文献史料价值。它提高了瓷器的声价，促成了制瓷工艺的改进，推动了瓷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还为陶瓷史上几个悬而未决的研究课题，提供了应对的举证，这是人们所始料不及的。
第三节 越窑瓷墓志的文化意义
1919年的农历2月，慈溪鸣鹤人叶宝云为筑寿域，在上林湖附近的山上选了一块地，并雇工挖掘。当掘至80厘米左右时，发现唐长庆三年姚夫人的瓷刻墓志砖一块，叶氏视其稀奇而取之珍藏。此消息不胫而走，于是这块墓志砖初被杭州一古董商人收买，继为上海一位姓毛的人看中，后又听说转到一个广东商人手里。几经波折，至1934年披露于陶瓷学术界而轰动一时。自此之后，人们开始重视越窑瓷墓志的搜集。上林湖地区确又陆续出土了各种型号的瓷刻墓志。兹将已知上林湖地区出土瓷墓志制成简明一览表，与上林湖地区出土瓷墓志分布图一起。
墓志是我国历代人民在葬俗中经常采用的一种形式。墓志一般以石刻为主，但上林湖地区除出土过石刻墓志外，大量出土的是瓷刻墓志，这就不得不使人们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上林湖地区为什么会盛行瓷刻墓志？
我们认为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该地区有着众多的窑场，定货方便，取之及时。有的订货者本身就是窑场业主，或窑场业主的亲戚，或窑场业主的邻居，他们要定制一件瓷刻墓志，尤其方便。二是瓷刻墓志质地轻巧，搬运方便，既经济，又便于长期保存。
那么今天，这些瓷刻墓志还有那些实际价值呢？
一、墓志中的记载是探讨人物、考证行政区域、研究地理变迁最为可靠的珍贵文献。
上述10件瓷刻墓志，文中牵涉到的人物有五十余位。上述人物由于志书中均无记载，因此，墓志中有关这些人物的生卒年月、生平事迹、主要经历乃至婚姻家庭、生儿育女、活动状况等记载，就成了研究这些人物的惟一资料，从中还可以窥见地域姓氏变迁的历史痕迹。
志文中除大量人物记述外，还有可用来说明或佐证诸如行政区域更换、重大事件影踪等事项的一些材料，还出现了一些涉及货币、方位等研究领域的用语。如，关于上林湖归属问题。
上林湖地处浙东沿海，有时属明州，有时属越州，有时归慈溪所辖，有时归余姚所辖。10件瓷刻墓志的出土，其归属已粗略可知。唐咸通七年（866年）且诠墓志文称上林属“明州慈溪”，唐光化三年（900年）马氏夫人墓志文称上林属“明州慈溪”，五代梁龙德二年（922年）罗琏墓志文则称上林属“越州余姚”，据此可见，五代十国前上林湖曾为明州慈溪所辖，其后则归越州余姚所辖。但慈溪、余姚原同属赵州，只是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置明州后，才分而属之，即慈溪属明州，余姚属越州。为保持水系完整，1979年9月20日起，上林湖重归慈溪所辖，现慈溪、余姚同为宁波市所辖。
又如，关于上林湖窑贡窑问题。
上林湖窑是越窑中历史最悠久、产品最精细、声名最显赫的古窑，它在贡窑文献中早有记载。如宋明史料中所提到的“置官监窑”、“以官窑目之”、“承旨监越州窑”、“窑务”、“窑所”等记载均暗示了历史上上林湖窑曾设置过贡窑。光启三年（887年）瓷墓志的出土，终于使“贡窑”这一史料得到了实物佐证。
同时，光启三年瓷墓志的出土，还为贡窑的具体方位点明了方向。志文所载“殡于当保贡窑之北山”，而墓志出土在今吴家溪，由此可见，贡窑位置就在今吴家溪之南。
另，志文中还有“上林乡石仁里”、“上林乡石仁里石贵保”、“上林乡石仁里三渎保”、“上林乡使司北保”、“当乡湖内山北保”、“当乡湖东保内地”、“上林内湖”、“上林东白洋西小山之岗”等涉及上林乡保组织、上林境域、上林湖域的用语。有“其坟甲首”、“其坟甲向”、“其坟丙向”、“其坟作丙向”及“见缗四贯文”等涉及方位、货币的用语。这些用语看来并不显眼，其实大有潜在的研究价值。如一篇深受国内外科技界注目的学术论文——《古代磁性指南器源流及有关年代新探》，就是根据上述瓷墓志中出现的方位用语，结合其他史料物证写成的，对指南针始于唐而非宋的命题作了详细论证，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二、墓志中的书体是研究我国文字演变、书法文体源流的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上述10件瓷刻墓志，涉及的范围虽局限于一个地区，反映的时代也只限于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片断，然而，它凝聚着唐至五代民间书法的精华，反映了一定历史阶段内的写作水平，人们能从中窥寻出书法文字演变的痕迹。所以，它与碑碣、石刻等其他文化遗产一样，同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是研究文字演变、探讨体裁规律、追溯书法源流的具体实例。
当然，瓷刻墓志与石刻墓志有着许多不同的地方。这里有质地的不同，石刻用石，其质硬而密，瓷刻用坯，其质软而粘。在软而粘的瓷坯上刻划出笔锋，制造成意境，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还有刻写工具及刻写方法的不同。石刻可由他人先成蓝本，然后照样摹凿，而瓷刻需要窑师以刀代笔，直接刻划，同时需一笔成就，一气呵成，这对窑师来说，其要求之高也是可想而知的。但尽管如此，它们同属于墓志，起同样作用，则是无疑的。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墓志中的文字书体并非大家之作。但无论出自何人之手，都是当时能工巧匠的精心之作。它那粗犷庄重的字体，自然朴素的线条，合理顺当的布局，不仅表达了刻写者的书法艺术水平，还体现了一定的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
三、从考古及古陶瓷研究的角度看，更为重要的是，为考古断代提供了依据，为瓷墓志的研究准备了条件。
上述10件瓷刻墓志多数有具体年代，在考古发掘中是墓葬断代的确凿证据。同时，瓷刻墓志又是一件实实在在的瓷的器物，其胎质，其造型，其釉色，其烧造方法，又是鉴定同时期其他瓷器的标尺。10件瓷刻墓志的出土，还为瓷墓志的研究和瓷墓志形体演变的探讨，准备了必要条件。
值得一提的是唐光化三年（900年）马氏夫人墓，出土墓志时，还伴随出土了一批瓷器，这就更为唐晚期瓷器的鉴定提供了实物依据。
上林湖地区至今已收集了10件瓷墓志，随着时间的推进和考古事业的发展，还可以收集到更多的瓷刻墓志。已经发现的10件瓷刻墓志已解决了不少学术上的问题，深信，随着瓷刻墓志的增多和研究工作的开展，会给人们带来更多有益的东西。
附一： 唐长庆三年（823年）姚夫人墓志录文
唐故彭城钱府君姚夫人墓志并序
夫人吴兴郡人也自帝舜之苗汉晋过江
居于武康前溪卜室皇祖皇考夫人笄年令淑礼归钱氏之门
□行和顺兼并四德贤夫钱公讳昌为仁克嗣愠良
□□乡党在于府幕远镇首涉册余年爵封位至
□□□披朱紫去大历年中举家游于闽瓯卜宅
□□□林立焉呜呼受性差牙一剑先沉夫人再周
□□三岁侍灵礼制已逾容华弗改育男有五
育女一长国荣二华三朝四进其五国泰不幸而
早逝其女礼过范门夫人春秋八十有一长庆二年
壬寅季夏六月朔廿八日殁于私第仪礼有怛府从礼
窆以长庆三年建仲秋八月癸未朔二日甲申葬于上林
东白羊西小山之岗其坟甲首新莹是礼也东西南北
四至恐陵谷迁移桑田改变乃为铭曰
呜呼夫人容华永逝高堂寂寂空增泣涕幽冥难测
泉门永闭雪起□松白杨摇曳记号克石
镌号万岁
背文：
长□□□□月贰日□□□记并序□□□记之
附二：唐（？）墓志录文
唐故
夫人吴兴
善侯之
□清
附三：唐会昌二年（842年）徐胜墓志录文
唐故东海徐府君墓志铭并序
侄弼述
天地寥廓阴阳运矣存没其中生
聚形象数尽化穷灭壁知火薪尽火
灭人生厮也有定盖乎淑人不永天乃
无私府君未终天命之年而凶衅四旬
有九即周偃后汉洪祖之苗裔曾祖
乔祖尧父环府君讳胜因渡济河而居
越余姚邑焉何图善福未崇而尝染瘵
不逾旬日身谢时会昌初岁冬十一月廿五
日奄逝太平坊界以二年岁在壬戌二月七日
归于宅地迁坟于县西北圣龟山东南之
隅即窀穸之所府君娶谯郡戴氏有子良
甫弱冠之年而悼坟亦所有女七人长聘
汝南周氏次归彭城刘氏次子赵孝婴稚
余视孤幼倍切哀情立斯铭志用记后来
乃以词云
尺波电谢隙驷难留余叔瘿疴药饵不疗
一朝已矣魂奄千秋孀妻奠酒檘殒贯心
婴婴孤稚无父何怙痛哉泉壤冥路攸攸
志虽不朽终成古丘
附四：唐大中四年（850年）朱氏四娘墓志录文
维唐故大中四
年岁次庚午
八月丙午溯胡
珍妻朱氏四娘
于此租地自
立墓在此以
恐于后代无志
故记此罂
附五：唐咸通七年（866年）颍川府君且诠墓志录文
颍川府君墓铭并序
巨唐咸通七年岁在丙戌十月
贡进陈亚周
且府君讳诠祖华父胜
颍川人也裔胄轩冕家亲
备阙后嗣胤回官散居回一工
咭而行江右皇考放浪敖游
明州慈溪上林乡石仁里卜胜
处逐立园建舍乃藉于兹
府君于家温克乡里闻之
有不嗟亲戚闻之无有不
若群鸟之从凤也娶许氏
妻且夫人家传四美孝行有
有子三人长子元芳次子元政娶
周氏小子元杲娶钱氏此三子
孝四方慕义况当子贡齐时
正月谢非疑之辨有女二人长女丁
刘门次女纳马氏特达君子行
子儒宗有孙五人珍玉相影府君
夭年八十是岁八月十五日卒于私第
克取当年八月廿九日葬于上林湖
西首从宜吉也东冢墓西大石南坑
东去慈县七十里是曰也凄悲白杨
慈皓露魂归夜基光阴永谢鸣
虑恐桑田代换陵谷□□□
颍川烈贞坚芳传后嗣
铭名曰
垅色萧萧兮
桑榆之景
人之浮也兮如
电如影
道德长新
兮吉吉□□
方流万祀兮
夷齐可盟
附六：唐咸通七年（866年）颍川府君且诠墓志录文
颍川府君墓铭并序
巨唐咸通七年在丙戌十九日
乡贡进士陈周撰
且府君讳诠祖华父胜先
颍川人也裔胄轩冕家亲
详备阙后嗣回官散江左晋
时而行皇考放浪敖游□于
明州慈溪县上林乡石仁里卜
胜而处瞻眄湖山谷志尚于
期遂植园建舍乃藉于兹
邑且府君于家温克阁里闻之无
有不嗟亲戚闻之无有不叹
府君家传儒雅艺术精通里闻
风犹若群之从凤也娶许氏为
妻且夫人家传且夫人家传四
美孝行有闻有子三人长元芳娶俞
氏次子元政娶周氏小子杲娶钱氏
此三子至孝四方慕义况当子贡齐
时正月谢非疑之辨有女二人长女疋刘门
次女纳马氏□特正君子行立儒宗
有孙五子珠玉相影府君夭年八十是岁
八月十五日卒于私第取当年八月
十九葬于上林内湖西首从宜礼也
东为冢墓西大石南坑北龙□
东至慈溪县七十里是日也
凄悲白杨慈悬皓露魂归夜台光阴
永谢虑恐桑田代换陵谷频颍川
烈贞坚芳传后嗣
附七：唐光启三年（887年）凌倜墓志录文
唐故河涧郡亡府君凌氏墓铭
府君凌倜祖讳太讳习父讳则
己中和五年岁在乙巳三月五日终
于明州慈溪县上林乡石仁里石贵
保娶曹氏长三子二女焉长子曰敬
娶王氏次子曰□兼次一女存次子曰
爽长女一人以乙巳岁夭命将尽
府君年五十有六因四方不宾天
下不通云汉罹灾染患百药
无医致斯奄弃自考绵历
数代廿叶移溪导一宗之源讫
九族之统人德俱备众皆贵
之时由盛衰苗胤辽隔具注
精显则上下无范今古递承
慕略俱定己光启三年岁在丁
未二月五日殡于当保贡窑
之北山其坟丙向乃为铭曰
福兮祸兮如何不变去兮从兮空怀兆憧
青阳正当心悲思别兮邪月临窗
表名故里永守于方黄绮撰
附八：唐光化三年（900年）马氏夫人墓志录文
唐故扶风郡马氏夫人墓铭并序
明州慈溪县上林乡石仁里三渎保
维夫人姓马扶风郡人也享年六
十三十月生夫人四德柔和九仪
克备性同白玉行比青莲似镜
无尘如松凌汉夫人适琅琊王
弘达为琴瑟未尽契志路隔泉
关而育一男二女男曰仲琚长
女适凌郎次女适陈郎并高
闻德望也夫人去光化三年八月
中忽染疾百药不疗至九月廿
六日终乎私第当年十一月初一
日择吉日葬于当乡湖内山
北保其坟甲向永为万岁之
坟也其墓地夫主王弘达去
中和五年十月十三日于马氏堂
弟马弁边买得当湖山北保
内荒废桑园永为墓田东至
湖南至旧屋基堪力西至横古
路及马中冢科泥涂东西直出至
湖北至湖及马三叔冢右四至内
王自买得并不关上下门閍六
亲之事谨记
铭曰
人世不坚亦同风烛
窀穸万年山河记录
附九：五代梁龙德二年（922年）罗琏（？）墓志录文
□□□□□□墓志铭罗表正撰
□□□□□□晋时过干吴江遨公之裔永
度公之后乃廿七□□孙祖墓在青州千乘县
任村小墓在越州余姚县双雁乡中埭
祖讳□翁讳□父讳翼并承上荣显品荫
功勋守官多在诸州皆性乐丘园不上荣禄
具载家谱焉府君讳琏禀性幽贞志闲高
道爵禄莅罹休点向指下驱分不以华饰为
荣自然高尚后因良媲彭城邹氏妻育
男六人三人不幸少女孟曰庶宥娶扶风郡焦氏新
妇有孙男一人孙女三人方当草角童雉之岁仲曰
佳采季曰寮并当弱冠未因伉俪各处苫虑
俱存孝道矣
□□膺少提之高辉斆老采之深智遐令未
□□□辞归以贞明六年庚辰岁三月廿九日
□□□□余姚县上林乡使司北保之私舍缘
□□□□□乃用见缗四贯文于罗招远
边买得当乡湖东保内地为坟至龙德二年
十月初三己酉安葬其坟作丙向乃制其文用
彰不朽敬为铭曰
六纪遐令五常英彦幻世流空浮生若□
□膺悬辉日宫月殿任改桑田此坟不变
附一〇：（？）骆氏夫人墓志录文
向孝男孝
焉呜呼秀山献平云
萝蔽曰奉命刊
天胡茫茫兮
青松蔚蔚兮
骆氏夫
附注
（1）李涉：《春山三朅来》，《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209页。
（2）施肩吾：《蜀茗词》，《全唐诗》版本同上，第1250页。
（3）许浑：《晨起二首》，《全唐诗》版本同上，第1338页。
（4）许浑：《夏日戏题郭别驾东堂》，《全唐诗》版本同上，第1339页。
（5）郑谷：《送吏部曹郎中免官南归》，《全唐诗》版本同上，第1697页。
（6）郑谷：《题兴善寺》，《全唐诗》版本同上，第1703页。
（7）韩偓：《横塘》，《全唐诗》版本同上，第1719页。
（8）陆龟蒙：《子夜警歌二首》，《全唐诗》版本同上，卷627第1582页。
（1）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236页。
（2）李群玉：《龙山人惠石禀方及团茶》，《全唐诗》版本见前注，第1450页。
（3）李群玉：《答友人寄新茗》，《全唐诗》版本见前注，第1456页。
（4）徐夤：《尚书惠蜡面茶》，《全唐诗》版本见前注，第1789页。
（5）皎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全唐诗》版本见前注，第2014页。
（1）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122～124页。
（1）（2）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122～124页。
（1）引自《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9月版第21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