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内容
第一节 促成越窑青瓷诞生的基本条件
东汉晚期，青瓷终于在越窑烧制成功，从此，世界有了瓷器，中国成了世界上最早发明瓷器的国家。
青瓷在东汉晚期诞生，在浙东率先烧制成功，这是中国陶瓷工艺成熟和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由多方面的因素促成的。
一、浙东所具有的优越的自然环境，丰富的瓷土、燃料、水资源，为越窑青瓷的烧制准备了最基本的物质基础。
在宁绍平原尚未形成之前，浙东靠海，是丘陵一片。这些丘陵不仅起伏不断，而且多为火山喷发的熔岩所覆盖，显示出极为鲜明的地方特色。重点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一）浙东的山，除主峰外，均为低矮山包。山顶是圆圆的，山坡是缓缓的，这就为生产青瓷的越窑——龙窑的构筑准备了优越的地貌条件。
龙窑的构筑需要一定的倾斜度，需要利用倾斜度使之产生自然的空气抽力，而沿山坡构筑的龙窑，自然能形成一定的倾斜度。这样，人们就无需为窑基的构筑花费大量工本，也不必在窑顶设置烟囱，从而省工省料，降低成本，有利于瓷业的进一步开发。同时，龙窑的窑炉还能随山坡的延伸而自然扩展。这样，既能增加坯件的装载量，又能延长火焰在窑室内的停留时间，既能提高窑室内的烧成温度，又能使余热充分发挥作用，从而既节省了燃料，又能烧制出更多更好的产品。龙窑的这种结构，还具有升温较快的特点，而它较薄的窑壁，又能使其迅速冷却，从而有利于窑室温度的控制。此外，在山上建窑还有其他好处：（一）地势高，不受地下水的影响，可保持干燥；（二）江南古代烧窑都用木柴，山坡建窑，可以就地取材；（三）土地得到合理的利用。浙江山多田少，平地开发利用早，使用价值高，而山岭的开辟较少。窑建在山上，窑基容易解决。（1）总之，龙窑具有体积大、温度高、燃料省、造价低等优点，它的使用和不断改进，为瓷业生产的发展和瓷品质量的提高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从平地设窑发展到山坡建窑，这是我国瓷业生产在窑炉选址、窑炉结构上的重大突破。龙窑在浙江沿山窑区的普遍采用，正是这种发展趋势的突出体现。
绍兴富盛长竹园位于绍兴县城的东侧，陈灶户山的西麓。园中有窑址遗迹2处，相距仅3.5米，每处都保存着上下叠压的窑床5座。1978年经对绍Y1窑炉发掘，表明这是一处我国早期的龙窑遗址，原始瓷与印纹硬陶合烧。
考古调查发现绍Y1是一条东西向的龙窑，窑头在西，窑尾居东，方向北偏西86°。窑头已在建造灌溉渠道时被破坏，原长应在6米，现存窑的中后段，残长3米，宽2.42米。拱顶、墙和窑底都用当地粘性很好的红色粘土做成。窑墙厚12厘米～15厘米，残高20厘米。靠窑内的一面烧结坚硬呈青黑色，有较厚的窑汗一层，墙自底起逐渐向内弧收，说明当时窑的两旁还不用墙，而是从窑底就开始起拱。窑室较矮，拱顶厚15厘米，相当平整地倒塌在窑内，成为一条窑内窑外的分界线，清除窑顶的塌土块后，在窑内发现少量的原始青瓷、几何印纹硬陶碎片和扁圆形托珠等，证明绍Y1是兼烧原始青瓷和几何印纹硬陶的。窑底厚12厘米，倾斜不分级，斜度16°，底上铺砂粒一层，厚8厘米～10厘米，已经烧结成块，比较坚硬，呈灰黑色，在砂底上和废品堆积层中都不见窑底的垫具，说明当时的坯件是直接放在窑底上装烧的。由于窑床底部的温度较低，所以放在窑底上烧成的原始青瓷往往出现器物的中上部已经烧结，胎骨坚硬，底部则严重生烧，胎骨松，呈砖红色、易透水的现象。窑尾结构已保存不全，根据窑的北墙在残长2米处向内弧收和与此相对称的南墙中也有向内弧收的残迹推测，这里可能有一堵挡火墙，墙下有几个烟火柱和烟火弄，挡火墙与东墙之间长方形的一块是出烟孔，基本结构与上虞帐子山东汉龙窑相同。总结这座龙窑的特点是：短、矮、宽，它与后来的龙窑相比，显出了它在结构上的不合理和原始性。例如窑全长不足6米，除去火膛和出烟孔，窑床长仅4米左右，装烧面积小，产量不高。又如窑室虽短，但宽竟达2.42米，火焰流速快，难集中，造成窑内温度不均匀，容易产生一部分制品过烧或生烧，影响产品的质量，同时燃料消耗比较大。再如窑室过宽，拱顶跨度大，在高温燃烧下易于损坏坍塌，使用时间不长，所以出现在同一窑基上先后兴建五座窑床的情况。另外这时还没有创制垫底窑具，不能把坯件垫高到窑内烧成温度最好的部位，致使装在窑底部分的制品底部产生生烧的情况。（1）
（二）浙东山地，瓷土随处可见，距地表又不深，易于开采，这就为越窑青瓷的大量生产——坯体的大量制作，及越窑青瓷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原料保障。
浙东的瓷土，“是由流纹岩、石英粗面岩、长英岩等岩石中长石类矿物，经受后期火山的热液作用绢云母化而生成的岩石”。“风化程度浅的，则会由于部分长石尚未绢云母化而含少量长石，风化程度深的，也会由于长期地质作用而生成少量高岭石”（2）这是一种相当于石英、高岭、绢云母类型的混合型矿物。它含有瓷构成的各种成分，可塑性强，耐火程度高，结合性能好，适合用还原气氛烧成，因之成当时历史条件下制作青瓷的最好材料。
（三）浙东地处亚热带季风区，由于降水丰沛，光照充足，气候温和湿润，连绵起伏的群山上，到处青绿一片，其中以松林最为繁茂。用松木做燃料，火焰长，灰分熔点高，燃烧速度快，有利于窑室温度升降的控制和操纵，因此是烧造青瓷的最好燃料。
（四）浙东有众多的大小湖泊和江河溪流，水资源丰富。这些湖泊和江河溪流，构成了浙东水乡的独特风光，为浙东的瓷业生产，特别是瓷土的淘洗、捣拌和瓷品的运输，准备了丰富的水源。
二、浙东古代悠久而发达的制陶、制瓷传统，为越窑青瓷的烧制创造了必要的技术条件。
早在河姆渡文化时期，浙东的制陶业就已十分发达，特别是胎料的选择、陶衣的施加和轮制工艺的应用，为后世陶瓷业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到了商周时期，浙东的制陶业又获得新的突破。印纹硬陶和原始瓷的相继出现，特别是原始瓷的成功烧制，使浙东的陶瓷业又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原始瓷是在印纹硬陶的工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原始瓷的创烧和发展过程中，瓷土的选取和加工，瓷釉的诞生和提高，龙窑的建立和改进，起着独特的作用。1986年发现的寺山土墩墓位于慈溪城区的南侧，峙山公园的山顶上，遗存器物在离地表0.5米处发现，安放得密密麻麻，且十分的整齐，数量有百余件之多。经整理，器物全系原始瓷，有碗、钵、杯、盅、豆、盆、盘、簋、盂、罐、碟、尊等多种；胎色呈灰白，胎质略感粗疏；用泥条叠筑、慢轮修整的工艺制成，圈足多为粘接，不少足底还刻划有各种符号；釉色有青黄、青绿、酱褐等几种，多数光泽度好，但釉面尚不均匀，施釉不到底，缩釉凝聚斑现象严重；纹饰则以S形纹、弦纹、篦纹、锥刺纹、方格纹为主。在一座小墓中，能有如此数量的原始瓷出土，品种又是如此的齐全，这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收获。它不仅为古代陶瓷史的研究，提供了一大批实物资料，同时亦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古代浙东陶瓷业的兴旺和繁荣，它雄辩地证明，浙东是我国原始瓷的主要产地。它不仅为原始瓷过渡到成熟瓷铺平了前进的道路，也为越窑青瓷的烧制成功和越窑青瓷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物质基础和必要的工艺条件。
尽管如此，新型的窑炉——龙窑毕竟已经诞生，烧成温度已能达到1200℃以上，产品质量也因此而有了明显的改观。同时，龙窑的装烧面积已比原来的窑炉增大不少，加之钵、碗等器物的生产已采用叠烧的先进方法，产量明显提高。此外，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和反复试验，在胎料的选择上，在釉料的制作上，在成型工艺的应用上，人们已积累了较多的经验。所有这一切不仅推动着原始瓷的迅速成长，也为越窑青瓷的烧制成功铺平了道路。原始瓷是越窑青瓷的先声。
三、浙东地区经济的发展，广泛的市场需求及四通八达的水上交通，为越窑青瓷的烧制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浙东地区经济是富饶的。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争霸，越王勾践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越国国力迅速强盛，不仅消灭了吴国，还渡江北上，称霸于中原。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大大巩固了中央集权制。他曾亲临浙东巡视，“上会稽，祭大禹，立石刻，颂秦德”，在浙东建会稽郡，置鄞、句章、山阴、诸暨等县，浙东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得到进一步发展。汉承秦制，汉王朝又成功地采取了一系列巩固政权、巩固统一的措施，农业、手工业、商业迅速发展，经济水平显著提高。经浙东人民的世代开发，汉末会稽已被称作“沃野万里”的“乐土”，崛起了不少大族强宗，推动了包括陶瓷业在内的手工业工场、作坊的发展。
此外，浙东地处杭州湾畔，靠山面海的地理位置，四通八达的江河体系，为浙东瓷业的发展和越窑青瓷的对外运销，提供了极为便捷的交通条件。
第二节 越窑青瓷烧制成功的主要因素
把瓷器出现的时间定为东汉晚期，是有大量考古资料作为依据的。仅浙东地区，先后发现的东汉窑址就有59处，其中上虞34处，慈溪10处，宁波江北5处，鄞县4处，诸暨3处，绍兴2处，余姚1处；先后出土于东汉古墓葬的越窑青瓷器就有数百件，其中有明确纪年的有上虞蒿坝“永初三年”（109年）墓和奉化白杜“熹平四年”（175年）墓，前者出土了簋、钟、罐、钵、罍、耳杯等18件器物，后者出土了五联罐、井、耳杯、灶、熏炉等5件器物。
是什么力量推动着这一历史进程发展的呢？主要是科学技术的变革和进步。从瓷业角度来说，主要是瓷土的选取及加工、瓷釉的诞生和提高，龙窑的建立和改进，以及陶车的发明、水碓的使用、鼓风机的引进、窑具的设置等一系列制瓷工艺的不断创新和运用。仅择其要概述如下：
一、瓷土的选取和加工
在瓷器的制作中，瓷土所起的作用最大。用陶土制作的只能是陶器，惟有用瓷土制作，才能烧造成瓷器。瓷土是制瓷所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
原始瓷和成熟瓷选用的原料都是瓷土，但烧制出来的器物质地却大相径庭。前者粗糙松散，后者细腻坚实；前者气孔大而多，后者气孔小而少；前者吸水率强而硬度低，后者吸水率弱而硬度高。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烧成温度的提高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制瓷原料的取舍和再加工，制坯工艺的改进和提高，则是一个首要因素。
制瓷原料一般可分成二类，一类为基础材料，如高岭土、瓷石等矿物；一类为辅助材料，如长石、石英等矿物。
瓷石是一种由石英、绢云母组成，并含有若干长石、高岭土等成分的岩石状矿物，呈致密块状，外观为白色、灰白色、黄白色和灰绿色。有的呈玻璃光泽，有的呈土状光泽，断面常呈贝壳状，无明显解理。瓷石本身含有构成瓷的各种成分，并具有制瓷工艺与烧成所需要的性能，因此也是制作瓷器的主要原料。
瓷土与瓷石，化学成分极其相似，而存在形态却大相径庭，一为粘土状，一为岩石状。可以这样说，瓷土是瓷石的再分化。此外，瓷石由长石类矿物经热液作用而诞生时，还伴有绢云母生成，这是瓷土所不及的。
长石是一族矿物的总称，呈架状硅酸盐结构，化学成分主要是钾、钠、钙和少量钡的铝硅酸盐。在成瓷过程中，长石在一定温度范围内逐渐熔融，变成乳白色的粘稠玻璃体。这种玻璃体的特点是，冷却后不再析晶，并能在高温下熔解一部分高岭土分解物与石英颗粒，促进成瓷反应的进行，并可降低烧成温度，减少燃料消耗，起到助熔作用。此外，由于长石熔体在高温下具有较大的粘度，还可以起到高温热塑作用与高温胶结作用，防止高温变形。同时，冷却后的长石熔体以透明玻璃体状态存在于瓷体中，构成瓷的玻璃态基质，增加透明度，提高光泽与透光度，从而改善了瓷的外观质量与使用效能。在瓷业生产中，长石多作坯料、釉料、色料熔剂用，用量很大，作用也很重要。
石英是自然界中构成地壳的主要成分，其化学成分主要是：二氧化硅，另含有少量杂质，如三氧化二铝、氧化铁、氧化钙、氧化镁、氧化钛等。它一部分以硅酸盐化合物状态存在，构成各种矿物岩石；另一部分则以独立状态存在，成为单独的矿物实体。石英的外观视其种类不同而异。脉石英作致密块状结晶态或凝固为玻璃态，并呈矿脉状产出，多呈白色、乳白色或灰色，不透明或半透明，质地坚硬，断面有玻璃光泽或油脂光泽，表面常染有深浅不一的铁锈。石英岩作致密坚固的块体，杂质含量比脉石英略多。石英也是瓷业生产中不可缺少的原料。
上述制瓷的基础原料和辅助原料，可以“瓷土”一词统称之，其化学成分则由二氧化硅（SiO2）、三氧化二铝（Al2O3）、三氧化二铁（Fe2O3）、二氧化钛（TiO2）、氧化钙（CaO）、氧化镁（MgO）、氧化二钾（K2O）、氧化二钠（Na2O）、氧化锰（MnO）和五氧化二磷（P2O5M）等组成。其中二氧化硅和三氧化二铝，是瓷器成型的基本材料，如果将二氧化硅视为瓷胎的肉，那么，三氧化二铝即是瓷胎的骨。三氧化二铁则是瓷胎中的重要媒熔原料。
就某一特定的瓷土原料来说，上述化学成分及其含量，会因产地的不同、存世年代的远近和分化作用的深浅，而显示出多与少、主与次、强与弱的差别。各地各窑经烧制而成的瓷器胎质，会因此而显示出各自的个性和特色，产生出器物质地的高低和优劣。在缤纷繁缛的瓷器大家族中，之所以有原始瓷和成熟瓷的区别，之所以有南方青瓷和北方青瓷的区别，之所以有此一窑和彼一窑的区别，其主要原因也在此。
正由于上述原因，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认识到对制瓷原料的获取，不能局限于“取”字，随地取之，随手取之，而应在“选”字上做文章。也就是说，应选取质地纯、杂质少的原料作为制瓷的坯土，从而多了一层理性化的思考。同时也认识到，自然界只能找到大体适合的制瓷原料，而不能找到百分之百符合制作要求的原料，因此选取原料后，为提高原料的纯度和工艺性能，还得继续加工。
加工的第一步是对原料的粉碎，使其成为研末状。然后通过筛选，去其石块，剔除颗粒，拣去草根；通过淘洗，去其浮泥，减少含砂成分及其他杂质，使原料更纯洁、更细腻。
两汉之际，我国已出现水碓。这是一种利用水的冲击，带动木轮，并使之附着的舂体作上下挥动的机械装置。东汉末年又出现翻车、渴乌等提水工具。史书上的“设机车以引水”、“为曲筒以气引水”的记载，就是指此。这些进步的生产工具，有利于当时生产力的解放，因此很快得到推广。特别是瓷业，原料的粉碎，不仅量大，而且必须捣得很细，改用水碓后，省力不少，效果更为显著。再则，越窑大多建在近河靠湖处，有充足的水力资源，使用水碓尤觉方便。水碓等机械装置的使用，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生产工效，从而促进了瓷业的发展。
经过上述加工后的原料，还需进行配制，以调整原有成分的含量，使之更符合制瓷工艺的要求。补充哪些成分，配制多少数量，均得视实际情况，通过实践，通过长期观察和反复的比较确立之，而最后结果如何，还得待烧成后才见分晓。经配制而形成的坯土，尚需经过捣拌、陈腐工序。捣拌有利于增大密度，减少气孔率，使颗粒和水分密切结合，分布匀称；陈腐有利于坯土的充分氧化和水解反应，进一步增强粘性，改善性能，提高可塑性。
从选用陶土到选用瓷土，这是瓷器形成的主要因素。从选用自然的未作任何处理的瓷土，到选用经过选择的、并且经过配制加工的瓷土，这是烧制原始瓷还是烧制成熟瓷的一个重大区别。陶瓷工艺正是经历了从易熔粘土配方、到瓷石质粘土配方、到瓷石加高岭土配方这三个阶段性的变化，才导致由陶到瓷的转变，才导致由原始瓷到成熟瓷的转变。
总之，越窑青瓷的烧制成功，不仅与原料的选取有关，更与原料的再加工有关。正是粉碎、筛选、淘洗、配制、捣拌、陈腐等一道道工序的逐步建立，才保证了越窑青瓷的成功烧制。
二、关于瓷釉的诞生和提高
中国的传统瓷釉是中国古代窑工长期实践、长期观察的结晶。在长期的生产过程中，人们曾发现，烧成温度接近或达到1200℃时，用陶土制成的陶器就会被融解；人们又发现，由于高温的长期熏烤，窑炉内壁的表面会产生一层被俗称为“窑汗”的玻璃态物质；而积聚在坯体上的草木灰，当烧成温度达到1200℃左右时，也会熔融成玻璃态物质而附着在坯体的表面上。于是，人们在这些现象的启发下，通过反复试验，终于在商代发明了瓷釉，并成功烧制了原始瓷。尽管此时的瓷釉尚带有一定的原始性，却是中国瓷釉之鼻祖。
瓷釉的产生需要两个重要条件。一是内部条件，即有一合适之釉料。釉料通常用较纯的原料制成，它的主要成分与坯料相同，只是助熔剂的含量较大，还有适量的着色剂。青瓷中的主要助熔剂是氧化钙，在烧成过程中，它可加速低温易熔物的形成，并降低坯体的烧成温度；青瓷的主要着色剂是氧化铁，它的多寡与烧成后的釉色浓淡，有着极大的联系。含铁量高，呈色则深，胎体的透明度也低，只有减少含铁量，才能变深为淡，才能增加透明度。二是外部条件，即烧成的温度必须达到1200℃左右。只有在这样高的温度下，具有中、低熔融温度的一些物质，才有可能转变成玻璃态物质，人们也才有机会看到瓷釉现象的产生。而商代，正由于龙窑的建立，烧成温度提高到1200℃左右，从而使瓷釉之诞生成为可能。
原始瓷时期虽已发明了瓷釉，但毕竟带有一定的初创性。特别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窑工施釉，靠的是经验，凭的是直觉，各种组成成分的比例，烧成温度及烧成气氛的控制，极难准确调定，所以釉色的深浅、厚薄，只好听任自然。更由于此时制成的瓷釉属石灰釉，这种由石灰石和某些植物的枝叶灰，再配以适当的粘土和着色剂做成的釉料，氧化钙含量较高，氧化钾含量较低，因而在高温下，粘度迅速减弱，从而使釉层显得过于单薄，并易发生流釉和聚釉现象。加之在当时的胎釉中，氧化铁、氧化钛含量均偏高，故而烧成的胎釉，透明度不佳，色调不正，胎色时而偏灰，时而近褐，釉色时而偏黄，时而近黑，距炉火纯青之色甚远。此外，由于窑炉结构也欠佳，烧成温度尚低，故而烧成之器，裂纹、气泡多有发生，胎釉结合不好，易于剥落。
为克服上述弊端，东汉窑工对瓷釉配制作了较大调整，即通过充分的清洗，以降低氧化钙含量；掺入一定量的高岭土，以增加氧化钾含量；减少氧化铁含量，以增强胎釉透明度，从而使烧制成的瓷釉，质地明显好于原始瓷，釉层厚度明显高于原始瓷。同时利用高温，使斜长石晶体自胎向釉生长并形成一个反应层，增强了胎釉的结合强度。
应该说明的是，在烧制青瓷的同时，越窑还烧制过黑瓷，青瓷与黑瓷的区别主要是瓷釉的色彩。这表明此时窑工已能较好地控制釉料的配制，从出土器物看，黑釉常用于粗制产品上，可见施黑釉的目的是为了遮其粗糙缺陷，从而扩大了瓷土的利用量。
三、龙窑的建立和改进烧制越窑青瓷的窑炉窑身狭长，前后倾斜，头低尾高，犹如向下俯冲的一条火龙，故而以“龙窑”称之。
龙窑的历史十分悠久，现有考古资料表明，至迟在商代，已用龙窑烧制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前文已述及，其特点是：（一）窑炉位置在山坡上；（二）火焰流向为平焰；（三）烧造燃料用柴木。正是这些关键性的举措，使烧成温度从800℃左右，提高到1100℃左右，从而为成功烧制第一代青瓷——原始瓷，准备了必要的工艺条件。
但是，此阶段的龙窑也有诸多缺点和不足，主要是长度不足，高度不够。这不仅阻碍了烧成温度的提高，也限制了装烧面积的扩大，产品的质量和数量因此而大受影响。于是，人们开始重视对龙窑窑炉结构的改进，采取各种方法，以谋求高温技术的突破。
浙东多处发现的东汉龙窑遗址，不仅表明龙窑已为当时浙东窑场所普遍采用，而且，与绍兴富盛所发现的战国龙窑相比，又有了很大的改进和提高。
朱伯谦《试论我国古代的龙窑》一文，对浙江上虞县帐子山发现的两座东汉龙窑作了介绍，转引之：
两窑作东西并列，两窑的前段亦遭破坏。东边的一号窑残长3.9米，宽1.97米～2.08米。窑底的倾斜度前段28°，后段21°，前后段交接处有明显的凸棱一道。窑底用粘土抹成，底面铺砂二层，下层已经烧结坚硬，上层松软，圆筒形和喇叭状窑具的底部插入上层砂内，证明砂层起固定窑具的作用。窑墙用粘土做成，残高32厘米～42厘米，经过长期高温锻烧，壁面有窑汗。其中前段窑汗凝结很厚，往后渐渐减薄，在靠近窑尾挡火墙处窑汗甚薄，而且所出的碗、盏等器物，胎色淡红，质地疏松，极易破碎，说明窑的最后部分温度不高，不足以使坯件烧成瓷器。窑顶用粘土砖坯砌成拱形，根据窑墙加拱顶高度和窑具加最大器物的高度等推算，拱顶正中至窑底的垂直高度在110厘米左右。窑室后面有挡火墙一堵，厚26厘米，墙的下部筑有烟火弄。墙后有横向长方形的出烟坑，宽与窑床同。出烟坑是个土坑，四壁不甚规整，表面有薄薄的一层烧结面。
二号窑的结构和建筑用材与一号窑相同，只是窑底的倾斜度不同，前段为31°，后段为14°，前后段倾斜度的差距更大，交接处的凸腰现象更加明显。
在这两座东汉龙窑的窑床内，都保存着部分垫底窑具，位置未经移动。说明汉代装窑时，坯件已用窑具垫高，从而避免了因窑底温度偏低而出现产品底部生烧的现象，提高了制品的质量，这是装窑方法的一项重大改进。
上述报道表明，此时的窑炉已有较大改进，主要表现在：（一）增加了窑室长度。尽管这两座龙窑由于残缺，长度不明，但从窑墙后段窑汗甚薄、产品严重生烧的情况分析，可能是火膛中的火焰难以达到窑尾。根据木柴的火焰长度和附近三国时期的龙窑已长达13余米推测，窑的长度在10米左右，与战国时期龙窑相比，其长度增加近1倍。窑室长度的增加，加强了空气的抽力，这恰恰是提高窑室温度的最为关键的一着。同时，窑床面积也成倍扩大，装烧量因此而显著增加，热的利用率得到提高，单件产品的燃料消耗相应减少，从而降低了产品的成本。（二）调整了窑床坡度。从战国时期的16°，提高到28°。同时窑床前段坡度大，有利于加大自然抽力，有利于发火和升温，后段坡度小，并设置凸棱，还缩小出烟孔，以减少抽力，延长火焰在窑内的停留时间。所有这一切，都有利于龙窑烧成温度的提高和对火焰流动速度及还原气氛的控制，从而为瓷器的烧成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龙窑设计对产品的要求是：装得多，烧得好；对火焰的要求是：烧得旺，熄得快，同时火焰走向须合理，热量分布应均匀，烧成气氛能得到有效控制。龙窑的上述改进，正是在这种目标的指导下，大大向前推进的。
综上所述，越窑青瓷的烧制成功，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变革和进步的产物，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长期生产实践的结果和聪明才智的结晶。它的诞生，不仅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价值，而且还为三国、两晋、南北朝瓷业的空前发展，以及唐、五代、两宋时期瓷业的繁荣鼎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节 工艺特征
一、成型工艺
东汉瓷窑址在浙东的普遍发现，表明这一时期越窑青瓷的烧制，已成为一个独立的生产部门，已有专门的作坊和专门的匠工队伍，从而为青瓷产品的增加、青瓷质量的改善和青瓷工艺水平的提高，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这时期的成型方法主要为轮制（也有部分采用手工的）。
轮制的主要工具是陶车。陶车约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之后，随着陶瓷手工业的发展，陶车的构造也逐步完善。完善的陶车由旋盘、轴顶帽、轴、复杆、荡箍组成。旋盘为圆形木质，轴顶帽嵌于旋盘背面中心部，覆置在插埋于土中的直轴顶端。荡箍套置于轴下部。复杆安在轴两侧，起平衡、定位作用。
在上虞帐子山东汉窑址的发掘中，有陶车构件——瓷质轴顶帽出土。这种轴顶帽内作臼状，壁面施以均匀的青釉，十分光滑；它的外壁成八角形，上小而下大，镶嵌在旋盘的正中部位，加于轴顶上，一经外力推动，即可使旋盘快速而持续的旋转。
在具体操作上，轮制还有快轮、慢轮之分。快轮常用于圆形器的拉坯成型，方法是将坯泥置放于陶车旋盘上，然后，快速转动旋盘，用双手将坯泥向上提拉，通过双手的屈伸拉放，把坯泥拉成所需形状。慢轮是快轮的前身，原也是成型的主要工具，但由于速度不快，劳动效率虽有提高，却不甚显著，至快轮应用后，就专作修坯和装饰花纹用了。轮制成型的器物，器形规整，厚薄均匀，还可制作器壁很薄的器物。这种相当进步的半机械设备与熟练的拉坯技术的紧密配合，不仅大大提高了陶瓷手工业的生产效率，还保证了瓷器产量和质量的提高。
手制成型法可分为三类：（一）捏塑法。一般小型器物多用手捏制而成。用这种方法成型的器物，器形不大规整，器壁常留有指纹痕迹。（二）模制法。常用于特殊器形的制作。方法是先制成模型，然后将坯泥置入模内，用手或机械压制，稍干后取出，即成器坯。（三）泥条叠筑法。方法是先将坯泥制成泥条，圈起来，一层一层地叠上去，然后将里外抹平，并进行拍打，使之粘接紧密，胎壁结实。此外，还有采用分段拉坯，然后粘接成器的。器物成型后还要在阴凉通风处晾干，但不宜在烈日下曝晒，以免坯胎开裂。
这一时期的器型以日常用品及生活器皿为主。有罍、壶、钟、瓿、罐、灶、水井、洗、盆、盏、钵、碗、盘、瓶、尊、耳杯、唾壶、熏炉、砚台、水盂等多种。
罍、壶、钟、瓿、罐出现较早。器型高大厚重，胎壁致密坚硬，制作简单粗糙，保留着较多的原始瓷和印纹硬陶之遗风。
罍，古代盛器，有敛口宽平唇、直口短颈平唇二种。均圆肩、鼓腹、平底，肩施四耳。用泥条叠筑法成型，外壁拍有窗棂纹、斜方格纹、回纹、三角纹、叶脉纹、席纹等纹饰，内壁布满凹窠。
壶，盘口，鼓腹，平底或矮圈足，肩及腹部饰有弦纹或水波纹等纹饰，采用分段拉坯，然后粘接成器。
浙江上虞出土的一件青瓷盘口壶更为典型。斜肩，肩部有一对叶脉纹附耳。腹部呈圆球形，最大腹径在腹中部。平底。颈部饰一圈水波纹；自肩至上腹部饰有3道等距离凹弦纹；下腹部有7道粗凹弦纹。施釉不及底，釉层较厚，釉色青黄，明亮清澈，表面有光泽。胎釉结合较紧密，但施釉厚薄不匀，有流釉现象。这件盘口壶值得特别重视的是，肩部釉下刻有“熹平年”三字款。“熹平”为东汉灵帝刘宏年号，自公元172至178年，共7年。这就为瓷器产生于东汉晚期，提供了一个十分难得的直接物证。（1）
钟，形似壶，长颈，肩部安双直耳或贴有铺兽，腹部扁圆，高圈足，肩及腹部饰弦纹。采用分段拉坯，然后粘结成器。如浙江省博物馆所藏的一件青瓷钟较为典型，口微敛，长颈，扁圆腹，喇叭状高圈足。口沿和上腹饰有弦纹和波浪纹，肩贴模印，双耳对称。釉色淡青，光亮滋润，造型稳重端庄。浙江鄞县出土的一件青瓷“王尊”铭文钟亦甚为典型。该器高9厘米，口径3.6厘米，腹围7厘米。假圈足，直口圆腹，釉色淡青，外底刻有隶书“王尊”二字，可能是工匠之名，也可能是买主王尊定制。该器为东汉时期成熟青瓷的代表作之一。
瓿，古代贮水、盛酒的器皿。形体高大，敛口，宽平唇，圆球腹，形如大罐。
罐，种类较多，有直口罐、敛口罐、双口罐、五联罐等。釉色有淡青釉、青黄釉、褐色釉等。如浙江省慈溪市博物馆所藏的一件罐，口微敛，溜肩，鼓腹，平底。肩部置四系，腹印麻布纹，施淡青釉，不及底。浙江省奉化市文管会所藏熹平四年（175年）墓出土的青瓷罐，敛口，平唇，斜肩，折腹，平底。肩部堆贴绳纹交叉成网络纹，施青釉，底部露胎。造型规整、别致，是一件东汉成熟瓷器的代表作。浙江省博物馆所藏的二件青瓷罐，其中一件印纹罐，直口，矮颈，鼓腹，平底。器身通体拍印杉叶纹所组成的方块纹，施淡褐色釉。另一件为直口，高颈，鼓腹，平底。肩部置对称双系，施淡青釉，光泽滋润，玻璃质感强。浙江省上虞博物馆所藏的一件青瓷罐，直口，高颈，鼓腹，平底内凹。肩部饰弦纹、水波纹和四系。施淡青釉，不及底，开细纹片，釉层莹润（图版六）。浙江省鄞县文管会所藏的一件五联罐，由大罐和五个小罐组成，上部有五个小管，中间一个大而高，外围四个较小，小罐间堆塑羊、龟、飞鸟、狗、人物等，形象生动，强烈地表现出五谷丰登的喜悦心情，是一件难得的佳作。
洗、盆、盏、钵、碗，是最为常用的生活器皿，数量较多。它们的基本特征是：洗大，盆浅，盏小，钵敛口，碗直口。盘、瓶、尊、耳杯、唾壶、熏炉、砚台、水盂等则形态各异，各有用处。
瓶，较少见。浙江省博物馆所藏的一件壶，小口，细长颈，扁圆腹，矮圈足外撇。足部有两道凹弦纹，釉色青黄。造型简洁别致，是这一时期的佳作。
尊，是这一时期的主要产品之一。上虞博物馆馆藏的三足尊具有代表性。侈口，溜肩鼓腹，三足。腹部贴三个模印的铺首，施褐色釉，造型敦厚，简洁，是件难得的珍品。
水井，是这一时期比较常见的器物。形似筒状，有青釉和褐色釉器两类。上虞博物馆所藏的一件水井，直口，矮颈，上腹稍鼓，深腹，平底。口沿至上腹有三道弦纹和堆贴绳纹，施褐色釉不及底。
灶，似船形。浙江省鄞县文管会藏的青瓷灶，面宽平，上设前后两个灶眼，其中后灶眼上置有釜和甑，前灶眼一侧放一个小罐，灶的前端有一个三角形出烟孔，灶门呈半圆形，釉色淡青，底部露胎。釉色光亮滋润，是一件精美的陪葬明器。
以上介绍的器物均为发轫时期越窑青瓷的经典之作。但就总体来说，此时期尚处于越窑青瓷的初级阶段，基础尚薄弱，成型经验尚不足，期待着在实践中逐步提高。
二、装饰工艺
与其他工艺相比，发轫期越窑青瓷的装饰工艺，虽然也有鲜明的文化特征和强烈的地方色彩，但更多地体现了它的承继性，即有着原始瓷和印纹硬陶时期的明显烙印。
具体地说，装饰工艺可分为刻划、拍印、堆贴、镂空等几项。刻划，是用尖锥形器具，在胎体上刻划出各种纹饰。最为多见的是弦纹和水波纹。
拍印，大多用于体形较大并用泥条叠筑的瓷坯上。拍印的纹饰种类较多，常见的有麻布纹、斜方格纹、窗棂纹、绳纹、网纹、三角纹、回纹、席纹、曲折纹、圆圈纹、叶脉纹等。这些纹饰有的是先在木板或陶拍上刻成阴文，再拍到半干的瓷坯上，有的是用粗细适当的绳子缠绕在拍子上，然后再拍印到半干的瓷坯上。
堆贴，是先用手捏或模制的方法，制成器物所需要或可装饰器物的耳、系及人物、动物、亭阙等堆塑件，然后有规律地将其粘接到器身上。
镂孔，一种在器物坯体未干时，用刻划刀将装饰图案雕通的技法，多见于香熏等器物。
尽管发轫期越窑青瓷的装饰工艺是简单、朴实，但仍体现了中国古代陶瓷艺术简洁大方、对称均衡的特色，从而为后期装饰工艺的成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烧制工艺
发轫期阶段，越窑烧制工艺的基本特色是：使用窑具，出现叠烧，以松木做燃料，灵活控制烧成气氛，用明火裸烧。其中窑具的发明和使用、烧成气氛的控制和运用，对我国制瓷业的发展和繁荣，更起了重大的作用。
窑具一般由耐火粘土或瓷土制成。按其使用性质可区分为三类，即垫具、间隔器和匣钵。匣钵是后来才有的，越窑青瓷的发轫期只有垫具和间隔器两类。
垫具，指垫在器物下面，用于支托的窑具。其功能是支托瓷坯，使之不着地，藉以减少泥砂对瓷坯的污染。同时，将瓷坯抬高至窑室内最佳烧成位置上，以利于瓷胎的完全烧结和瓷釉的完全玻化，从而提高产品质量，降低废品率。
垫具样式，常见的有喇叭形、圆筒形、覆钵形、束腰形及圆饼形、双足器等多种。为与窑床的斜度相吻合，前4种垫具的器底多成斜向形，并置于窑底砂石中，使之固定。为均衡窑具内外壁温度，便于火焰流通，前4种垫具的腰部处常镂有对称的气孔。
上述垫具均有高低不一、大小不等之分。使用者可根据烧造产品的高、低、大、小及烧造产品在窑室内所处位置的不同，而分别选择或叠用之。
间隔器，指放在器物与器物之间、使之隔开不致粘连的窑具。其功能是：最大限度地利用窑室空间，增加器物的装烧数量。常见样式有三足支钉。它托面呈圆形，下设间距相等的圆锥形三足。使用时三足朝下，托面向上。
三足支钉的体型一般较小，也有用泥点替代的。后来出现的锯齿状间隔器、盂形状间隔器、环圈状间隔器及托珠、泥条等手法，都是在三足支钉和泥点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成的。
另外，还发现刻有铭文的窑具出土。如上林湖黄鳝山东汉窑址出土的筒形垫具上，刻有“徐师有”三字，周家岙东汉窑址出土的三足支钉上，刻有“大”、“吉”等字。在瓷业的研究上，这些都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
还有烧成气氛的控制。要保证青瓷的烧造质量，不仅要使窑温提高到1200℃左右，而且还要很好地控制窑室内的烧成气氛。烧成气氛有氧化气氛和还原气氛之分。所谓氧化气氛，即瓷坯在整体烧成过程中，均在充分供给氧气的情况下加热升温，直至烧成；在这种气氛下，瓷釉中的铁成分会随着氧化气氛的强弱而呈现出各种黄色调。所谓还原气氛，即瓷坯在高温阶段的某一温度内，处于缺氧状态时的加热升温；在这种气氛下瓷釉中的铁成分会随着还原气氛的强弱而呈现出各种青色调。在成熟瓷的烧制过程中，还原气氛的控制受到特别的注重。当然，这里还需要注意烧成后的冷却过程，慢了会发生二次氧化，使釉色“青中带黄”，快了又易产生“惊风”现象，使釉层开裂。
总之，在越窑青瓷烧制过程中，古代窑工创造过许多提高产量、保证质量、增进美观和减少成本的新工艺。正是这些新工艺的诞生和普及，才换来越窑青瓷的美好声誉和灿烂前景。它不仅为越窑青瓷的成功烧制提供了必要条件，是越窑烧造工艺的一大进步，还为越窑青瓷的成长及后世瓷业的发展和繁荣铺垫了重要基础。
东汉晚期，青瓷终于在越窑烧制成功，从此，世界有了瓷器，中国成了世界上最早发明瓷器的国家。
青瓷在东汉晚期诞生，在浙东率先烧制成功，这是中国陶瓷工艺成熟和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由多方面的因素促成的。
一、浙东所具有的优越的自然环境，丰富的瓷土、燃料、水资源，为越窑青瓷的烧制准备了最基本的物质基础。
在宁绍平原尚未形成之前，浙东靠海，是丘陵一片。这些丘陵不仅起伏不断，而且多为火山喷发的熔岩所覆盖，显示出极为鲜明的地方特色。重点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一）浙东的山，除主峰外，均为低矮山包。山顶是圆圆的，山坡是缓缓的，这就为生产青瓷的越窑——龙窑的构筑准备了优越的地貌条件。
龙窑的构筑需要一定的倾斜度，需要利用倾斜度使之产生自然的空气抽力，而沿山坡构筑的龙窑，自然能形成一定的倾斜度。这样，人们就无需为窑基的构筑花费大量工本，也不必在窑顶设置烟囱，从而省工省料，降低成本，有利于瓷业的进一步开发。同时，龙窑的窑炉还能随山坡的延伸而自然扩展。这样，既能增加坯件的装载量，又能延长火焰在窑室内的停留时间，既能提高窑室内的烧成温度，又能使余热充分发挥作用，从而既节省了燃料，又能烧制出更多更好的产品。龙窑的这种结构，还具有升温较快的特点，而它较薄的窑壁，又能使其迅速冷却，从而有利于窑室温度的控制。此外，在山上建窑还有其他好处：（一）地势高，不受地下水的影响，可保持干燥；（二）江南古代烧窑都用木柴，山坡建窑，可以就地取材；（三）土地得到合理的利用。浙江山多田少，平地开发利用早，使用价值高，而山岭的开辟较少。窑建在山上，窑基容易解决。（1）总之，龙窑具有体积大、温度高、燃料省、造价低等优点，它的使用和不断改进，为瓷业生产的发展和瓷品质量的提高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从平地设窑发展到山坡建窑，这是我国瓷业生产在窑炉选址、窑炉结构上的重大突破。龙窑在浙江沿山窑区的普遍采用，正是这种发展趋势的突出体现。
绍兴富盛长竹园位于绍兴县城的东侧，陈灶户山的西麓。园中有窑址遗迹2处，相距仅3.5米，每处都保存着上下叠压的窑床5座。1978年经对绍Y1窑炉发掘，表明这是一处我国早期的龙窑遗址，原始瓷与印纹硬陶合烧。
考古调查发现绍Y1是一条东西向的龙窑，窑头在西，窑尾居东，方向北偏西86°。窑头已在建造灌溉渠道时被破坏，原长应在6米，现存窑的中后段，残长3米，宽2.42米。拱顶、墙和窑底都用当地粘性很好的红色粘土做成。窑墙厚12厘米～15厘米，残高20厘米。靠窑内的一面烧结坚硬呈青黑色，有较厚的窑汗一层，墙自底起逐渐向内弧收，说明当时窑的两旁还不用墙，而是从窑底就开始起拱。窑室较矮，拱顶厚15厘米，相当平整地倒塌在窑内，成为一条窑内窑外的分界线，清除窑顶的塌土块后，在窑内发现少量的原始青瓷、几何印纹硬陶碎片和扁圆形托珠等，证明绍Y1是兼烧原始青瓷和几何印纹硬陶的。窑底厚12厘米，倾斜不分级，斜度16°，底上铺砂粒一层，厚8厘米～10厘米，已经烧结成块，比较坚硬，呈灰黑色，在砂底上和废品堆积层中都不见窑底的垫具，说明当时的坯件是直接放在窑底上装烧的。由于窑床底部的温度较低，所以放在窑底上烧成的原始青瓷往往出现器物的中上部已经烧结，胎骨坚硬，底部则严重生烧，胎骨松，呈砖红色、易透水的现象。窑尾结构已保存不全，根据窑的北墙在残长2米处向内弧收和与此相对称的南墙中也有向内弧收的残迹推测，这里可能有一堵挡火墙，墙下有几个烟火柱和烟火弄，挡火墙与东墙之间长方形的一块是出烟孔，基本结构与上虞帐子山东汉龙窑相同。总结这座龙窑的特点是：短、矮、宽，它与后来的龙窑相比，显出了它在结构上的不合理和原始性。例如窑全长不足6米，除去火膛和出烟孔，窑床长仅4米左右，装烧面积小，产量不高。又如窑室虽短，但宽竟达2.42米，火焰流速快，难集中，造成窑内温度不均匀，容易产生一部分制品过烧或生烧，影响产品的质量，同时燃料消耗比较大。再如窑室过宽，拱顶跨度大，在高温燃烧下易于损坏坍塌，使用时间不长，所以出现在同一窑基上先后兴建五座窑床的情况。另外这时还没有创制垫底窑具，不能把坯件垫高到窑内烧成温度最好的部位，致使装在窑底部分的制品底部产生生烧的情况。（1）
（二）浙东山地，瓷土随处可见，距地表又不深，易于开采，这就为越窑青瓷的大量生产——坯体的大量制作，及越窑青瓷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原料保障。
浙东的瓷土，“是由流纹岩、石英粗面岩、长英岩等岩石中长石类矿物，经受后期火山的热液作用绢云母化而生成的岩石”。“风化程度浅的，则会由于部分长石尚未绢云母化而含少量长石，风化程度深的，也会由于长期地质作用而生成少量高岭石”（2）这是一种相当于石英、高岭、绢云母类型的混合型矿物。它含有瓷构成的各种成分，可塑性强，耐火程度高，结合性能好，适合用还原气氛烧成，因之成当时历史条件下制作青瓷的最好材料。
（三）浙东地处亚热带季风区，由于降水丰沛，光照充足，气候温和湿润，连绵起伏的群山上，到处青绿一片，其中以松林最为繁茂。用松木做燃料，火焰长，灰分熔点高，燃烧速度快，有利于窑室温度升降的控制和操纵，因此是烧造青瓷的最好燃料。
（四）浙东有众多的大小湖泊和江河溪流，水资源丰富。这些湖泊和江河溪流，构成了浙东水乡的独特风光，为浙东的瓷业生产，特别是瓷土的淘洗、捣拌和瓷品的运输，准备了丰富的水源。
二、浙东古代悠久而发达的制陶、制瓷传统，为越窑青瓷的烧制创造了必要的技术条件。
早在河姆渡文化时期，浙东的制陶业就已十分发达，特别是胎料的选择、陶衣的施加和轮制工艺的应用，为后世陶瓷业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到了商周时期，浙东的制陶业又获得新的突破。印纹硬陶和原始瓷的相继出现，特别是原始瓷的成功烧制，使浙东的陶瓷业又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原始瓷是在印纹硬陶的工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原始瓷的创烧和发展过程中，瓷土的选取和加工，瓷釉的诞生和提高，龙窑的建立和改进，起着独特的作用。1986年发现的寺山土墩墓位于慈溪城区的南侧，峙山公园的山顶上，遗存器物在离地表0.5米处发现，安放得密密麻麻，且十分的整齐，数量有百余件之多。经整理，器物全系原始瓷，有碗、钵、杯、盅、豆、盆、盘、簋、盂、罐、碟、尊等多种；胎色呈灰白，胎质略感粗疏；用泥条叠筑、慢轮修整的工艺制成，圈足多为粘接，不少足底还刻划有各种符号；釉色有青黄、青绿、酱褐等几种，多数光泽度好，但釉面尚不均匀，施釉不到底，缩釉凝聚斑现象严重；纹饰则以S形纹、弦纹、篦纹、锥刺纹、方格纹为主。在一座小墓中，能有如此数量的原始瓷出土，品种又是如此的齐全，这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收获。它不仅为古代陶瓷史的研究，提供了一大批实物资料，同时亦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古代浙东陶瓷业的兴旺和繁荣，它雄辩地证明，浙东是我国原始瓷的主要产地。它不仅为原始瓷过渡到成熟瓷铺平了前进的道路，也为越窑青瓷的烧制成功和越窑青瓷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物质基础和必要的工艺条件。
尽管如此，新型的窑炉——龙窑毕竟已经诞生，烧成温度已能达到1200℃以上，产品质量也因此而有了明显的改观。同时，龙窑的装烧面积已比原来的窑炉增大不少，加之钵、碗等器物的生产已采用叠烧的先进方法，产量明显提高。此外，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和反复试验，在胎料的选择上，在釉料的制作上，在成型工艺的应用上，人们已积累了较多的经验。所有这一切不仅推动着原始瓷的迅速成长，也为越窑青瓷的烧制成功铺平了道路。原始瓷是越窑青瓷的先声。
三、浙东地区经济的发展，广泛的市场需求及四通八达的水上交通，为越窑青瓷的烧制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浙东地区经济是富饶的。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争霸，越王勾践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越国国力迅速强盛，不仅消灭了吴国，还渡江北上，称霸于中原。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大大巩固了中央集权制。他曾亲临浙东巡视，“上会稽，祭大禹，立石刻，颂秦德”，在浙东建会稽郡，置鄞、句章、山阴、诸暨等县，浙东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得到进一步发展。汉承秦制，汉王朝又成功地采取了一系列巩固政权、巩固统一的措施，农业、手工业、商业迅速发展，经济水平显著提高。经浙东人民的世代开发，汉末会稽已被称作“沃野万里”的“乐土”，崛起了不少大族强宗，推动了包括陶瓷业在内的手工业工场、作坊的发展。
此外，浙东地处杭州湾畔，靠山面海的地理位置，四通八达的江河体系，为浙东瓷业的发展和越窑青瓷的对外运销，提供了极为便捷的交通条件。
第二节 越窑青瓷烧制成功的主要因素
把瓷器出现的时间定为东汉晚期，是有大量考古资料作为依据的。仅浙东地区，先后发现的东汉窑址就有59处，其中上虞34处，慈溪10处，宁波江北5处，鄞县4处，诸暨3处，绍兴2处，余姚1处；先后出土于东汉古墓葬的越窑青瓷器就有数百件，其中有明确纪年的有上虞蒿坝“永初三年”（109年）墓和奉化白杜“熹平四年”（175年）墓，前者出土了簋、钟、罐、钵、罍、耳杯等18件器物，后者出土了五联罐、井、耳杯、灶、熏炉等5件器物。
是什么力量推动着这一历史进程发展的呢？主要是科学技术的变革和进步。从瓷业角度来说，主要是瓷土的选取及加工、瓷釉的诞生和提高，龙窑的建立和改进，以及陶车的发明、水碓的使用、鼓风机的引进、窑具的设置等一系列制瓷工艺的不断创新和运用。仅择其要概述如下：
一、瓷土的选取和加工
在瓷器的制作中，瓷土所起的作用最大。用陶土制作的只能是陶器，惟有用瓷土制作，才能烧造成瓷器。瓷土是制瓷所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
原始瓷和成熟瓷选用的原料都是瓷土，但烧制出来的器物质地却大相径庭。前者粗糙松散，后者细腻坚实；前者气孔大而多，后者气孔小而少；前者吸水率强而硬度低，后者吸水率弱而硬度高。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烧成温度的提高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制瓷原料的取舍和再加工，制坯工艺的改进和提高，则是一个首要因素。
制瓷原料一般可分成二类，一类为基础材料，如高岭土、瓷石等矿物；一类为辅助材料，如长石、石英等矿物。
瓷石是一种由石英、绢云母组成，并含有若干长石、高岭土等成分的岩石状矿物，呈致密块状，外观为白色、灰白色、黄白色和灰绿色。有的呈玻璃光泽，有的呈土状光泽，断面常呈贝壳状，无明显解理。瓷石本身含有构成瓷的各种成分，并具有制瓷工艺与烧成所需要的性能，因此也是制作瓷器的主要原料。
瓷土与瓷石，化学成分极其相似，而存在形态却大相径庭，一为粘土状，一为岩石状。可以这样说，瓷土是瓷石的再分化。此外，瓷石由长石类矿物经热液作用而诞生时，还伴有绢云母生成，这是瓷土所不及的。
长石是一族矿物的总称，呈架状硅酸盐结构，化学成分主要是钾、钠、钙和少量钡的铝硅酸盐。在成瓷过程中，长石在一定温度范围内逐渐熔融，变成乳白色的粘稠玻璃体。这种玻璃体的特点是，冷却后不再析晶，并能在高温下熔解一部分高岭土分解物与石英颗粒，促进成瓷反应的进行，并可降低烧成温度，减少燃料消耗，起到助熔作用。此外，由于长石熔体在高温下具有较大的粘度，还可以起到高温热塑作用与高温胶结作用，防止高温变形。同时，冷却后的长石熔体以透明玻璃体状态存在于瓷体中，构成瓷的玻璃态基质，增加透明度，提高光泽与透光度，从而改善了瓷的外观质量与使用效能。在瓷业生产中，长石多作坯料、釉料、色料熔剂用，用量很大，作用也很重要。
石英是自然界中构成地壳的主要成分，其化学成分主要是：二氧化硅，另含有少量杂质，如三氧化二铝、氧化铁、氧化钙、氧化镁、氧化钛等。它一部分以硅酸盐化合物状态存在，构成各种矿物岩石；另一部分则以独立状态存在，成为单独的矿物实体。石英的外观视其种类不同而异。脉石英作致密块状结晶态或凝固为玻璃态，并呈矿脉状产出，多呈白色、乳白色或灰色，不透明或半透明，质地坚硬，断面有玻璃光泽或油脂光泽，表面常染有深浅不一的铁锈。石英岩作致密坚固的块体，杂质含量比脉石英略多。石英也是瓷业生产中不可缺少的原料。
上述制瓷的基础原料和辅助原料，可以“瓷土”一词统称之，其化学成分则由二氧化硅（SiO2）、三氧化二铝（Al2O3）、三氧化二铁（Fe2O3）、二氧化钛（TiO2）、氧化钙（CaO）、氧化镁（MgO）、氧化二钾（K2O）、氧化二钠（Na2O）、氧化锰（MnO）和五氧化二磷（P2O5M）等组成。其中二氧化硅和三氧化二铝，是瓷器成型的基本材料，如果将二氧化硅视为瓷胎的肉，那么，三氧化二铝即是瓷胎的骨。三氧化二铁则是瓷胎中的重要媒熔原料。
就某一特定的瓷土原料来说，上述化学成分及其含量，会因产地的不同、存世年代的远近和分化作用的深浅，而显示出多与少、主与次、强与弱的差别。各地各窑经烧制而成的瓷器胎质，会因此而显示出各自的个性和特色，产生出器物质地的高低和优劣。在缤纷繁缛的瓷器大家族中，之所以有原始瓷和成熟瓷的区别，之所以有南方青瓷和北方青瓷的区别，之所以有此一窑和彼一窑的区别，其主要原因也在此。
正由于上述原因，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认识到对制瓷原料的获取，不能局限于“取”字，随地取之，随手取之，而应在“选”字上做文章。也就是说，应选取质地纯、杂质少的原料作为制瓷的坯土，从而多了一层理性化的思考。同时也认识到，自然界只能找到大体适合的制瓷原料，而不能找到百分之百符合制作要求的原料，因此选取原料后，为提高原料的纯度和工艺性能，还得继续加工。
加工的第一步是对原料的粉碎，使其成为研末状。然后通过筛选，去其石块，剔除颗粒，拣去草根；通过淘洗，去其浮泥，减少含砂成分及其他杂质，使原料更纯洁、更细腻。
两汉之际，我国已出现水碓。这是一种利用水的冲击，带动木轮，并使之附着的舂体作上下挥动的机械装置。东汉末年又出现翻车、渴乌等提水工具。史书上的“设机车以引水”、“为曲筒以气引水”的记载，就是指此。这些进步的生产工具，有利于当时生产力的解放，因此很快得到推广。特别是瓷业，原料的粉碎，不仅量大，而且必须捣得很细，改用水碓后，省力不少，效果更为显著。再则，越窑大多建在近河靠湖处，有充足的水力资源，使用水碓尤觉方便。水碓等机械装置的使用，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生产工效，从而促进了瓷业的发展。
经过上述加工后的原料，还需进行配制，以调整原有成分的含量，使之更符合制瓷工艺的要求。补充哪些成分，配制多少数量，均得视实际情况，通过实践，通过长期观察和反复的比较确立之，而最后结果如何，还得待烧成后才见分晓。经配制而形成的坯土，尚需经过捣拌、陈腐工序。捣拌有利于增大密度，减少气孔率，使颗粒和水分密切结合，分布匀称；陈腐有利于坯土的充分氧化和水解反应，进一步增强粘性，改善性能，提高可塑性。
从选用陶土到选用瓷土，这是瓷器形成的主要因素。从选用自然的未作任何处理的瓷土，到选用经过选择的、并且经过配制加工的瓷土，这是烧制原始瓷还是烧制成熟瓷的一个重大区别。陶瓷工艺正是经历了从易熔粘土配方、到瓷石质粘土配方、到瓷石加高岭土配方这三个阶段性的变化，才导致由陶到瓷的转变，才导致由原始瓷到成熟瓷的转变。
总之，越窑青瓷的烧制成功，不仅与原料的选取有关，更与原料的再加工有关。正是粉碎、筛选、淘洗、配制、捣拌、陈腐等一道道工序的逐步建立，才保证了越窑青瓷的成功烧制。
二、关于瓷釉的诞生和提高
中国的传统瓷釉是中国古代窑工长期实践、长期观察的结晶。在长期的生产过程中，人们曾发现，烧成温度接近或达到1200℃时，用陶土制成的陶器就会被融解；人们又发现，由于高温的长期熏烤，窑炉内壁的表面会产生一层被俗称为“窑汗”的玻璃态物质；而积聚在坯体上的草木灰，当烧成温度达到1200℃左右时，也会熔融成玻璃态物质而附着在坯体的表面上。于是，人们在这些现象的启发下，通过反复试验，终于在商代发明了瓷釉，并成功烧制了原始瓷。尽管此时的瓷釉尚带有一定的原始性，却是中国瓷釉之鼻祖。
瓷釉的产生需要两个重要条件。一是内部条件，即有一合适之釉料。釉料通常用较纯的原料制成，它的主要成分与坯料相同，只是助熔剂的含量较大，还有适量的着色剂。青瓷中的主要助熔剂是氧化钙，在烧成过程中，它可加速低温易熔物的形成，并降低坯体的烧成温度；青瓷的主要着色剂是氧化铁，它的多寡与烧成后的釉色浓淡，有着极大的联系。含铁量高，呈色则深，胎体的透明度也低，只有减少含铁量，才能变深为淡，才能增加透明度。二是外部条件，即烧成的温度必须达到1200℃左右。只有在这样高的温度下，具有中、低熔融温度的一些物质，才有可能转变成玻璃态物质，人们也才有机会看到瓷釉现象的产生。而商代，正由于龙窑的建立，烧成温度提高到1200℃左右，从而使瓷釉之诞生成为可能。
原始瓷时期虽已发明了瓷釉，但毕竟带有一定的初创性。特别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窑工施釉，靠的是经验，凭的是直觉，各种组成成分的比例，烧成温度及烧成气氛的控制，极难准确调定，所以釉色的深浅、厚薄，只好听任自然。更由于此时制成的瓷釉属石灰釉，这种由石灰石和某些植物的枝叶灰，再配以适当的粘土和着色剂做成的釉料，氧化钙含量较高，氧化钾含量较低，因而在高温下，粘度迅速减弱，从而使釉层显得过于单薄，并易发生流釉和聚釉现象。加之在当时的胎釉中，氧化铁、氧化钛含量均偏高，故而烧成的胎釉，透明度不佳，色调不正，胎色时而偏灰，时而近褐，釉色时而偏黄，时而近黑，距炉火纯青之色甚远。此外，由于窑炉结构也欠佳，烧成温度尚低，故而烧成之器，裂纹、气泡多有发生，胎釉结合不好，易于剥落。
为克服上述弊端，东汉窑工对瓷釉配制作了较大调整，即通过充分的清洗，以降低氧化钙含量；掺入一定量的高岭土，以增加氧化钾含量；减少氧化铁含量，以增强胎釉透明度，从而使烧制成的瓷釉，质地明显好于原始瓷，釉层厚度明显高于原始瓷。同时利用高温，使斜长石晶体自胎向釉生长并形成一个反应层，增强了胎釉的结合强度。
应该说明的是，在烧制青瓷的同时，越窑还烧制过黑瓷，青瓷与黑瓷的区别主要是瓷釉的色彩。这表明此时窑工已能较好地控制釉料的配制，从出土器物看，黑釉常用于粗制产品上，可见施黑釉的目的是为了遮其粗糙缺陷，从而扩大了瓷土的利用量。
三、龙窑的建立和改进烧制越窑青瓷的窑炉窑身狭长，前后倾斜，头低尾高，犹如向下俯冲的一条火龙，故而以“龙窑”称之。
龙窑的历史十分悠久，现有考古资料表明，至迟在商代，已用龙窑烧制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前文已述及，其特点是：（一）窑炉位置在山坡上；（二）火焰流向为平焰；（三）烧造燃料用柴木。正是这些关键性的举措，使烧成温度从800℃左右，提高到1100℃左右，从而为成功烧制第一代青瓷——原始瓷，准备了必要的工艺条件。
但是，此阶段的龙窑也有诸多缺点和不足，主要是长度不足，高度不够。这不仅阻碍了烧成温度的提高，也限制了装烧面积的扩大，产品的质量和数量因此而大受影响。于是，人们开始重视对龙窑窑炉结构的改进，采取各种方法，以谋求高温技术的突破。
浙东多处发现的东汉龙窑遗址，不仅表明龙窑已为当时浙东窑场所普遍采用，而且，与绍兴富盛所发现的战国龙窑相比，又有了很大的改进和提高。
朱伯谦《试论我国古代的龙窑》一文，对浙江上虞县帐子山发现的两座东汉龙窑作了介绍，转引之：
两窑作东西并列，两窑的前段亦遭破坏。东边的一号窑残长3.9米，宽1.97米～2.08米。窑底的倾斜度前段28°，后段21°，前后段交接处有明显的凸棱一道。窑底用粘土抹成，底面铺砂二层，下层已经烧结坚硬，上层松软，圆筒形和喇叭状窑具的底部插入上层砂内，证明砂层起固定窑具的作用。窑墙用粘土做成，残高32厘米～42厘米，经过长期高温锻烧，壁面有窑汗。其中前段窑汗凝结很厚，往后渐渐减薄，在靠近窑尾挡火墙处窑汗甚薄，而且所出的碗、盏等器物，胎色淡红，质地疏松，极易破碎，说明窑的最后部分温度不高，不足以使坯件烧成瓷器。窑顶用粘土砖坯砌成拱形，根据窑墙加拱顶高度和窑具加最大器物的高度等推算，拱顶正中至窑底的垂直高度在110厘米左右。窑室后面有挡火墙一堵，厚26厘米，墙的下部筑有烟火弄。墙后有横向长方形的出烟坑，宽与窑床同。出烟坑是个土坑，四壁不甚规整，表面有薄薄的一层烧结面。
二号窑的结构和建筑用材与一号窑相同，只是窑底的倾斜度不同，前段为31°，后段为14°，前后段倾斜度的差距更大，交接处的凸腰现象更加明显。
在这两座东汉龙窑的窑床内，都保存着部分垫底窑具，位置未经移动。说明汉代装窑时，坯件已用窑具垫高，从而避免了因窑底温度偏低而出现产品底部生烧的现象，提高了制品的质量，这是装窑方法的一项重大改进。
上述报道表明，此时的窑炉已有较大改进，主要表现在：（一）增加了窑室长度。尽管这两座龙窑由于残缺，长度不明，但从窑墙后段窑汗甚薄、产品严重生烧的情况分析，可能是火膛中的火焰难以达到窑尾。根据木柴的火焰长度和附近三国时期的龙窑已长达13余米推测，窑的长度在10米左右，与战国时期龙窑相比，其长度增加近1倍。窑室长度的增加，加强了空气的抽力，这恰恰是提高窑室温度的最为关键的一着。同时，窑床面积也成倍扩大，装烧量因此而显著增加，热的利用率得到提高，单件产品的燃料消耗相应减少，从而降低了产品的成本。（二）调整了窑床坡度。从战国时期的16°，提高到28°。同时窑床前段坡度大，有利于加大自然抽力，有利于发火和升温，后段坡度小，并设置凸棱，还缩小出烟孔，以减少抽力，延长火焰在窑内的停留时间。所有这一切，都有利于龙窑烧成温度的提高和对火焰流动速度及还原气氛的控制，从而为瓷器的烧成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龙窑设计对产品的要求是：装得多，烧得好；对火焰的要求是：烧得旺，熄得快，同时火焰走向须合理，热量分布应均匀，烧成气氛能得到有效控制。龙窑的上述改进，正是在这种目标的指导下，大大向前推进的。
综上所述，越窑青瓷的烧制成功，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变革和进步的产物，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长期生产实践的结果和聪明才智的结晶。它的诞生，不仅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价值，而且还为三国、两晋、南北朝瓷业的空前发展，以及唐、五代、两宋时期瓷业的繁荣鼎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节 工艺特征
一、成型工艺
东汉瓷窑址在浙东的普遍发现，表明这一时期越窑青瓷的烧制，已成为一个独立的生产部门，已有专门的作坊和专门的匠工队伍，从而为青瓷产品的增加、青瓷质量的改善和青瓷工艺水平的提高，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这时期的成型方法主要为轮制（也有部分采用手工的）。
轮制的主要工具是陶车。陶车约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之后，随着陶瓷手工业的发展，陶车的构造也逐步完善。完善的陶车由旋盘、轴顶帽、轴、复杆、荡箍组成。旋盘为圆形木质，轴顶帽嵌于旋盘背面中心部，覆置在插埋于土中的直轴顶端。荡箍套置于轴下部。复杆安在轴两侧，起平衡、定位作用。
在上虞帐子山东汉窑址的发掘中，有陶车构件——瓷质轴顶帽出土。这种轴顶帽内作臼状，壁面施以均匀的青釉，十分光滑；它的外壁成八角形，上小而下大，镶嵌在旋盘的正中部位，加于轴顶上，一经外力推动，即可使旋盘快速而持续的旋转。
在具体操作上，轮制还有快轮、慢轮之分。快轮常用于圆形器的拉坯成型，方法是将坯泥置放于陶车旋盘上，然后，快速转动旋盘，用双手将坯泥向上提拉，通过双手的屈伸拉放，把坯泥拉成所需形状。慢轮是快轮的前身，原也是成型的主要工具，但由于速度不快，劳动效率虽有提高，却不甚显著，至快轮应用后，就专作修坯和装饰花纹用了。轮制成型的器物，器形规整，厚薄均匀，还可制作器壁很薄的器物。这种相当进步的半机械设备与熟练的拉坯技术的紧密配合，不仅大大提高了陶瓷手工业的生产效率，还保证了瓷器产量和质量的提高。
手制成型法可分为三类：（一）捏塑法。一般小型器物多用手捏制而成。用这种方法成型的器物，器形不大规整，器壁常留有指纹痕迹。（二）模制法。常用于特殊器形的制作。方法是先制成模型，然后将坯泥置入模内，用手或机械压制，稍干后取出，即成器坯。（三）泥条叠筑法。方法是先将坯泥制成泥条，圈起来，一层一层地叠上去，然后将里外抹平，并进行拍打，使之粘接紧密，胎壁结实。此外，还有采用分段拉坯，然后粘接成器的。器物成型后还要在阴凉通风处晾干，但不宜在烈日下曝晒，以免坯胎开裂。
这一时期的器型以日常用品及生活器皿为主。有罍、壶、钟、瓿、罐、灶、水井、洗、盆、盏、钵、碗、盘、瓶、尊、耳杯、唾壶、熏炉、砚台、水盂等多种。
罍、壶、钟、瓿、罐出现较早。器型高大厚重，胎壁致密坚硬，制作简单粗糙，保留着较多的原始瓷和印纹硬陶之遗风。
罍，古代盛器，有敛口宽平唇、直口短颈平唇二种。均圆肩、鼓腹、平底，肩施四耳。用泥条叠筑法成型，外壁拍有窗棂纹、斜方格纹、回纹、三角纹、叶脉纹、席纹等纹饰，内壁布满凹窠。
壶，盘口，鼓腹，平底或矮圈足，肩及腹部饰有弦纹或水波纹等纹饰，采用分段拉坯，然后粘接成器。
浙江上虞出土的一件青瓷盘口壶更为典型。斜肩，肩部有一对叶脉纹附耳。腹部呈圆球形，最大腹径在腹中部。平底。颈部饰一圈水波纹；自肩至上腹部饰有3道等距离凹弦纹；下腹部有7道粗凹弦纹。施釉不及底，釉层较厚，釉色青黄，明亮清澈，表面有光泽。胎釉结合较紧密，但施釉厚薄不匀，有流釉现象。这件盘口壶值得特别重视的是，肩部釉下刻有“熹平年”三字款。“熹平”为东汉灵帝刘宏年号，自公元172至178年，共7年。这就为瓷器产生于东汉晚期，提供了一个十分难得的直接物证。（1）
钟，形似壶，长颈，肩部安双直耳或贴有铺兽，腹部扁圆，高圈足，肩及腹部饰弦纹。采用分段拉坯，然后粘结成器。如浙江省博物馆所藏的一件青瓷钟较为典型，口微敛，长颈，扁圆腹，喇叭状高圈足。口沿和上腹饰有弦纹和波浪纹，肩贴模印，双耳对称。釉色淡青，光亮滋润，造型稳重端庄。浙江鄞县出土的一件青瓷“王尊”铭文钟亦甚为典型。该器高9厘米，口径3.6厘米，腹围7厘米。假圈足，直口圆腹，釉色淡青，外底刻有隶书“王尊”二字，可能是工匠之名，也可能是买主王尊定制。该器为东汉时期成熟青瓷的代表作之一。
瓿，古代贮水、盛酒的器皿。形体高大，敛口，宽平唇，圆球腹，形如大罐。
罐，种类较多，有直口罐、敛口罐、双口罐、五联罐等。釉色有淡青釉、青黄釉、褐色釉等。如浙江省慈溪市博物馆所藏的一件罐，口微敛，溜肩，鼓腹，平底。肩部置四系，腹印麻布纹，施淡青釉，不及底。浙江省奉化市文管会所藏熹平四年（175年）墓出土的青瓷罐，敛口，平唇，斜肩，折腹，平底。肩部堆贴绳纹交叉成网络纹，施青釉，底部露胎。造型规整、别致，是一件东汉成熟瓷器的代表作。浙江省博物馆所藏的二件青瓷罐，其中一件印纹罐，直口，矮颈，鼓腹，平底。器身通体拍印杉叶纹所组成的方块纹，施淡褐色釉。另一件为直口，高颈，鼓腹，平底。肩部置对称双系，施淡青釉，光泽滋润，玻璃质感强。浙江省上虞博物馆所藏的一件青瓷罐，直口，高颈，鼓腹，平底内凹。肩部饰弦纹、水波纹和四系。施淡青釉，不及底，开细纹片，釉层莹润（图版六）。浙江省鄞县文管会所藏的一件五联罐，由大罐和五个小罐组成，上部有五个小管，中间一个大而高，外围四个较小，小罐间堆塑羊、龟、飞鸟、狗、人物等，形象生动，强烈地表现出五谷丰登的喜悦心情，是一件难得的佳作。
洗、盆、盏、钵、碗，是最为常用的生活器皿，数量较多。它们的基本特征是：洗大，盆浅，盏小，钵敛口，碗直口。盘、瓶、尊、耳杯、唾壶、熏炉、砚台、水盂等则形态各异，各有用处。
瓶，较少见。浙江省博物馆所藏的一件壶，小口，细长颈，扁圆腹，矮圈足外撇。足部有两道凹弦纹，釉色青黄。造型简洁别致，是这一时期的佳作。
尊，是这一时期的主要产品之一。上虞博物馆馆藏的三足尊具有代表性。侈口，溜肩鼓腹，三足。腹部贴三个模印的铺首，施褐色釉，造型敦厚，简洁，是件难得的珍品。
水井，是这一时期比较常见的器物。形似筒状，有青釉和褐色釉器两类。上虞博物馆所藏的一件水井，直口，矮颈，上腹稍鼓，深腹，平底。口沿至上腹有三道弦纹和堆贴绳纹，施褐色釉不及底。
灶，似船形。浙江省鄞县文管会藏的青瓷灶，面宽平，上设前后两个灶眼，其中后灶眼上置有釜和甑，前灶眼一侧放一个小罐，灶的前端有一个三角形出烟孔，灶门呈半圆形，釉色淡青，底部露胎。釉色光亮滋润，是一件精美的陪葬明器。
以上介绍的器物均为发轫时期越窑青瓷的经典之作。但就总体来说，此时期尚处于越窑青瓷的初级阶段，基础尚薄弱，成型经验尚不足，期待着在实践中逐步提高。
二、装饰工艺
与其他工艺相比，发轫期越窑青瓷的装饰工艺，虽然也有鲜明的文化特征和强烈的地方色彩，但更多地体现了它的承继性，即有着原始瓷和印纹硬陶时期的明显烙印。
具体地说，装饰工艺可分为刻划、拍印、堆贴、镂空等几项。刻划，是用尖锥形器具，在胎体上刻划出各种纹饰。最为多见的是弦纹和水波纹。
拍印，大多用于体形较大并用泥条叠筑的瓷坯上。拍印的纹饰种类较多，常见的有麻布纹、斜方格纹、窗棂纹、绳纹、网纹、三角纹、回纹、席纹、曲折纹、圆圈纹、叶脉纹等。这些纹饰有的是先在木板或陶拍上刻成阴文，再拍到半干的瓷坯上，有的是用粗细适当的绳子缠绕在拍子上，然后再拍印到半干的瓷坯上。
堆贴，是先用手捏或模制的方法，制成器物所需要或可装饰器物的耳、系及人物、动物、亭阙等堆塑件，然后有规律地将其粘接到器身上。
镂孔，一种在器物坯体未干时，用刻划刀将装饰图案雕通的技法，多见于香熏等器物。
尽管发轫期越窑青瓷的装饰工艺是简单、朴实，但仍体现了中国古代陶瓷艺术简洁大方、对称均衡的特色，从而为后期装饰工艺的成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烧制工艺
发轫期阶段，越窑烧制工艺的基本特色是：使用窑具，出现叠烧，以松木做燃料，灵活控制烧成气氛，用明火裸烧。其中窑具的发明和使用、烧成气氛的控制和运用，对我国制瓷业的发展和繁荣，更起了重大的作用。
窑具一般由耐火粘土或瓷土制成。按其使用性质可区分为三类，即垫具、间隔器和匣钵。匣钵是后来才有的，越窑青瓷的发轫期只有垫具和间隔器两类。
垫具，指垫在器物下面，用于支托的窑具。其功能是支托瓷坯，使之不着地，藉以减少泥砂对瓷坯的污染。同时，将瓷坯抬高至窑室内最佳烧成位置上，以利于瓷胎的完全烧结和瓷釉的完全玻化，从而提高产品质量，降低废品率。
垫具样式，常见的有喇叭形、圆筒形、覆钵形、束腰形及圆饼形、双足器等多种。为与窑床的斜度相吻合，前4种垫具的器底多成斜向形，并置于窑底砂石中，使之固定。为均衡窑具内外壁温度，便于火焰流通，前4种垫具的腰部处常镂有对称的气孔。
上述垫具均有高低不一、大小不等之分。使用者可根据烧造产品的高、低、大、小及烧造产品在窑室内所处位置的不同，而分别选择或叠用之。
间隔器，指放在器物与器物之间、使之隔开不致粘连的窑具。其功能是：最大限度地利用窑室空间，增加器物的装烧数量。常见样式有三足支钉。它托面呈圆形，下设间距相等的圆锥形三足。使用时三足朝下，托面向上。
三足支钉的体型一般较小，也有用泥点替代的。后来出现的锯齿状间隔器、盂形状间隔器、环圈状间隔器及托珠、泥条等手法，都是在三足支钉和泥点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成的。
另外，还发现刻有铭文的窑具出土。如上林湖黄鳝山东汉窑址出土的筒形垫具上，刻有“徐师有”三字，周家岙东汉窑址出土的三足支钉上，刻有“大”、“吉”等字。在瓷业的研究上，这些都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
还有烧成气氛的控制。要保证青瓷的烧造质量，不仅要使窑温提高到1200℃左右，而且还要很好地控制窑室内的烧成气氛。烧成气氛有氧化气氛和还原气氛之分。所谓氧化气氛，即瓷坯在整体烧成过程中，均在充分供给氧气的情况下加热升温，直至烧成；在这种气氛下，瓷釉中的铁成分会随着氧化气氛的强弱而呈现出各种黄色调。所谓还原气氛，即瓷坯在高温阶段的某一温度内，处于缺氧状态时的加热升温；在这种气氛下瓷釉中的铁成分会随着还原气氛的强弱而呈现出各种青色调。在成熟瓷的烧制过程中，还原气氛的控制受到特别的注重。当然，这里还需要注意烧成后的冷却过程，慢了会发生二次氧化，使釉色“青中带黄”，快了又易产生“惊风”现象，使釉层开裂。
总之，在越窑青瓷烧制过程中，古代窑工创造过许多提高产量、保证质量、增进美观和减少成本的新工艺。正是这些新工艺的诞生和普及，才换来越窑青瓷的美好声誉和灿烂前景。它不仅为越窑青瓷的成功烧制提供了必要条件，是越窑烧造工艺的一大进步，还为越窑青瓷的成长及后世瓷业的发展和繁荣铺垫了重要基础。
附注
（1）朱伯谦：《试论我国古代的龙窑》，《文物》1984年第3期。
（1）《浙江绍兴富盛战国窑址》，《考古》1979年第3期第231～234页。
（2）李家治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科学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114页。
（1）关战垒：《东汉熹平年款青瓷盘口壶》，《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长征出版社199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