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内容
一
瓷器，是中华民族奉献给人类的永不凋谢的文明之花。
人类早期之历史、尚未发明文字的民族之历史，是“写”在陶瓷上的。陶瓷中蕴藏的人类发展史之信息不但是全方位的，而且是最具体、生动而真实的。通过现代人的考古发掘、调查研究、科学测定，人们能够了解某个地区、某个民族在某个历史阶段上生产力发展水平、人们的生活状况、审美水平和社会风貌及风土人情，所以古陶瓷备受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艺术史家的重视。他们把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发掘出来的经过科学测定和研究的陶瓷遗存视为人类发展史之最可靠的实物依据之一。
而在世界陶瓷研究中，我国的越窑青瓷是居于首要地位的。
在越窑青瓷研究中，晚唐五代北宋之瓷都——浙江省慈溪市上林湖窑区（群）又是最具吸引力的研究课题。多少著名学者、陶瓷专家为之魂牵梦萦，苦心寻觅其踪迹，发掘其遗址，呕心沥血探索研讨，不断有所发现。上林湖，正在成为全国、全世界青瓷研究之一大宝库，一个露天青瓷大博物馆。
二
唐代以降，人们已经习惯以“越窑”二字统称浙东地区的瓷窑，并以“越窑青瓷”统称东汉至南宋初的浙东青瓷。这样的称呼不仅概括性强而且比较确切。它包括两方面的因素：即空间因素与时间因素。
所谓空间因素，就是历史地域因素：（一）越，首先是指古越民族的聚居地。古越族，自秦汉以降即已分布于长江中下游以南的广大地区，部落众多。繁盛期瓷窑的中心区，正是古越族主要聚居地之一。这对后来这一地区的许多地域、行政区划和特产的命名影响是十分广泛而深远的。（二）越，又指越国。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越国崛起之后，越国的中心地带正是制瓷业得以迅猛发展的地区。春秋战国以后至东汉，正是这一地区培育了青瓷，瓷器的烧制技术正是从这一地区不断向外扩散、传播的。这在中国瓷文化发展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越国都城周边地区发现的大批窑炉遗迹和瓷器遗存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以越国之“越”为这个地区的窑瓷命名，应是很自然的。（三）越，指越州。古瓷都上林湖在晚唐以前基本上属余姚县统辖，晚唐时划归慈溪，五代时又划归余姚；而余姚县古代是隶属越州管辖的，所以后人曾以越州甚至明州各地烧制的瓷碗、瓷瓯、瓷瓶称作“越碗”、“越瓯”、“越瓶”，茶圣陆羽在其名著《茶经》中比较各地瓷窑产品时，就曾将越州、婺州、岳州、邢州等瓷窑的产品加以排比，认为“越州上”“越州第一”，其后诸多著作亦屡用“越州瓷”之语，（1）日本学者的著作也曾出现过“越州窑”字样。（2）这表明，按照我国的传统习惯，将越州地区及其附近地区的瓷窑统称为“越窑”，是理所当然的。（四）越，还与五代时钱氏建立之吴越国有所关联。因为钱氏吴越时期，正是浙东瓷窑生产最辉煌的时期。上林湖窑区之精品秘色瓷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大量烧制的，吴越国王每年都以大量秘色瓷向中原王朝进贡，成为最受朝廷和达官贵人珍视的贡品。吴越国广辟窑场，各地瓷窑亦多仿造，钱塘江以南各窑场生产的瓷器，只要和上林湖窑产品大体一致，人们均以“越窑”称之，这原是极自然的事情。由此，“越窑”之名便进一步为人们广泛认同，以致成为中外古今的不易之名。
尽管越瓷的字样是在晚唐诗人陆龟蒙的七律《秘色越器》（3）中才出现的，但其源流却是很长远的，加上约定俗成之巨大惯性，人们已经不会掂古酌今地去考究它了。总之，由于上述四“越”贯串了浙东瓷器孕育、产生、发展和繁荣之全过程，“越”便和浙东瓷窑结下了不解之缘。
二是时间因素。主要是指晚唐、五代、北宋这段时间。此前，浙东和其他地区烧制青瓷器物的瓷窑，其产品在诸多方面尚不具备越窑典型器物之特征，技艺亦与越窑有别。南宋早期，浙东仍有烧制青瓷的窑场，但时过境迁，烧制技术工艺和烧制条件、氛围，均已非同往日，有的吸纳了北方瓷窑的工艺技术，失去了越窑的一些基本特征和文化内涵而具有北方瓷窑之若干特征，虽然仍在越地，但越窑原创的独特传统已渐渐消失。按考古学界和瓷学界曾遍认同的方法，表述为“先越窑”和“后越窑”。我们这部书则统称为“越窑”。
三
以上林湖区为代表的越窑，不但是中国瓷窑的开山始祖之一，而且是中国瓷窑中最富盛名之瓷窑，它以其青瓷产品之精美独特，在中国前期瓷史上占据了无可比拟的崇高地位；其制瓷技艺水平、装饰工艺和造型水平，均凌驾于其他瓷窑之上，成为其他瓷窑模仿借鉴和引进之对象，加上它有一个从创立、发展、繁荣、鼎盛、衰亡的完整历史进程，使它取得了中国古代青瓷瓷窑代表者之资格。因之，它的影响是极为广泛、深邃而久远的。就是在它衰亡数百年以后，它的生命活力仍在全国各地跃动着。
越窑的影响，首先表现在浙东和全国各地窑场对它的各种生产技艺的继承、发扬和创新上。
这种继承、发扬和创新，最显著的表现是它向周边地区的扩散。东汉以后，上虞曹娥江中游和慈溪上林湖地区庞大窑群的相继出现就是明证。到吴越国时，浙东各地窑场无不竞相烧制秘色瓷，许多产品均已达到可以乱真的水平。稍远一点的窑场亦复如此。临海许市窑烧制的刻花青瓷，除了装饰上略逊于上林湖窑区产品的精制之外，其他方面均十分近似。黄岩沙埠烧制的刻花青瓷，除了刻花刀法上有所不同之外，其他方面几乎找不到多少不同处。显然，它们都是直接承传了上林湖窑的整套技法的。距离更远一些地区的窑场，同样受到上林湖窑的强烈生命光焰的辐射和影响，它们对上林湖窑既有承传，也有创新，从而使其产品与越窑产品既同中有异，又异中见同，体现了越窑的生命力在空间和时间上延续的辩证法。比如远在陕西的耀州窑在烧制青瓷时，其制作技术显然是对上林湖窑有所继承的，有些产品竟和上林湖窑烧制的秘色瓷十分近似。耀州窑遗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确证，耀州窑和以上林湖窑为代表的越窑是有承传关系的。再如温州的瓯窑，从东汉到北宋，一直与越窑保持着密切关系，永嘉启灶在唐五代时烧制的优秀青瓷器所用的瓷质匣钵，与上林湖窑完全相同，其产品在很多方面都酷似越窑，以至有的陶瓷研究者曾将瓯窑纳入越窑范畴。又如龙泉窑的早期产品之样式、窑炉之结构和烧制工具，均与越窑相似，故有学者认为，是越窑衰落时期，大批窑工迁往龙泉再次创业时，把越窑整套技艺、工具都带到龙泉去了。（1）尤其令人感到意趣盎然的是，朝鲜半岛也曾仿制过上林湖窑区的秘色瓷。北宋使臣徐兢于宣和年间出使高丽时，就曾见到那里窑场烧制的一些青瓷产品是仿效“越州古秘色”的。（1）日本等国家的瓷业也都是在中国瓷的直接影响下产生和发展的。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时，曾对周恩来总理说：就瓷器而言，日本是中国的孙子，因为日本的瓷器是从朝鲜传来的，朝鲜又是向中国学习的。（2）
古埃及是人类文明发源地之一。日本的中国古陶瓷专家三上次男曾在《陶瓷之路》中谈到中国古陶瓷对埃及社会的影响：埃及人从9世纪开始到15、16世纪不断从中国进口不同品种的中国陶瓷。在公元前7世纪到12世纪的埃及福斯塔特遗址中，几乎所有的房屋中都有中国陶瓷出土。当时，只要有中国陶瓷新品种出现，无论在哪个时代，埃及都有它的仿制品。伊朗以及阿拉伯国家和欧洲的瓷业发展亦复如此。
第二，越窑对于人类文化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瓷器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是跟人类的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说，瓷器是应人类生存、进步、发展的社会需求而产生的。它始终是与人类生产、生活的发展相伴的。瓷器的产生和发展，大大改善了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瓷器的使用成了人类文明的一大标志。越瓷生产和发展便足以说明这一点。比如，越国崛起之后，已经有了较为发达的青铜器，但与之同时的原始瓷远比青铜器更适应于人类健康，而且瓷器生产比铜器生产容易，成本低，价廉而物美。因之，越国制窑业便迅速发展起来。越国都城附近设置的许多瓷场作坊，集中说明了这一点。又如五代时，吴越国王以瓷器作贡品大批向中原工朝进贡，达官贵人亦竞相购置瓷器，加上民间日益广泛使用瓷器，于是形成了越窑青瓷生产之高峰期。中国如此，国外亦复如此。据宋人赵汝适的《诸蕃志》记载：在中国瓷器未进入东南亚之前，那里人的饮食器皿是很原始的，仅以树叶、蕉叶、贝壳为餐具，“后与华人市，渐用瓷器”。欧洲人亦复如此，在没有获得中国瓷器之前，一般人家均以粗制陶器和木制品为饮食器具，上层社会采用金属器皿。对于人类的生存来说，瓷器比之于金属制品，是十分有益的。英国学者爱特生曾这样写道：“如果没有海外输入各种物品..英国将会成为一个多么枯燥乏味的社会。”他所说的海外输入的“各种物品”，瓷在其中是占极大比重的。所以爱特生接着写道：“怪不得人们称中国是我们的瓷器制造者了。”（1）正因为海内外对瓷器与日俱增的需求，促进了中国瓷制造技术的迅速扩散和瓷器的大量外销。据《诸蕃志》记载：宋代，已有20多个国家从海上陶瓷之路与我国进行瓷器贸易，其中，中国东渡日本的商船已达20余起。世界各地考古发现和沉船打捞表明，外销的瓷器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越瓷。伊朗以及阿拉伯半岛和埃及等非洲国家都很珍视中国瓷器，除了日常生活用具之外，教堂宫殿和墓室的装潢，都以采用中国瓷器为尊荣。（2）
第三，包括越窑青瓷在内的中国古瓷对人类艺术产生的影响是很值得关注的。
瓷器，历来都是生活与艺术、科技与艺术紧密结合的产物，它不但在物质生活方面改善了人类的生存状况，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而且以其独具特色的美的形式和内容引发了人们的审美兴趣、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这构成了瓷器巨大而永恒的艺术魅力。而越窑青瓷最早向世人展示了瓷器的这种艺术魅力。古今中外有多少王公贵族、文人雅士和普通百姓，不约而同地把越瓷作为一种艺术品，放置于大雅之堂乃至生活起居之处，加以玩味和鉴赏。而且，中国古瓷对人类艺术也产生了深刻影响。以欧洲为例，以越窑为代表的瓷器精品通过使臣、传教士和商人传入欧洲之后，对欧洲的罗可可艺术的产生和发展影响之异常深刻，是世所公认的。罗可可艺术的那种天然、清雅、潇洒，显然是从越窑青瓷和其后其他中国瓷器精品的高逸、清悠、雅致中得到启迪和借鉴的。日本的小林太市郎曾这样写道：“所谓罗可可美术的主要特征，完全由中国工艺美术而来。”“罗可可曲线，保存了中国瓷的端庄气派，它含有强大的生命力。”英国学者霍卜逊等亦持相同观点：“罗可可艺术，乃由中国直接借鉴而来，已为美术家所承认。”当然，一切文化交流都是双方的，在世界各国学习中国瓷艺时，中国人民也学习了后来居上的西方各国制瓷的先进技艺。（3）
四
中国瓷文化之源远流长，是举世无匹的，但是，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看，明代以前几乎没有系统的专门性的研究著作，对越窑及其产品的研究就更欠缺了。明以前，只有元代（一说宋代）蒋祈的《陶记》较有史料价值。明以后，有不少士大夫和文人雅士出于对瓷器的爱好，写下了不少文字，但是，他们基本上只是把瓷器当作一种手工艺品来玩赏的，他们所写的有关文字，多为知识性的零散实录和个人欣赏的心得片断。比较有史料价值的，明代有曹昭的《格古要论·古窑器说》、王宗沐的《江西大志·陶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陶埏》，清代有无名氏的《南窑笔记》、乾隆本《浮梁县志·陶政》、唐英的《陶冶图说》、朱琰的《陶说》、寂园叟的《陶雅》，近代有许之衡的《饮流斋说瓷》等。蒋祈的《陶记》，是世界上最早又较为翔实地记述制瓷技法的著述，所以颇受后来陶瓷研究家的重视。唐英是清廷派往景德镇御窑场的督办官员，他于乾隆八年撰写了《陶冶图说》。此书记述了制瓷的全过程，有一些史学、工艺学、民俗学、艺术方面的资料；卷二叙述了陶瓷起源和汉唐以降之名窑，因之也受到后来研究者的重视。较受现代研究者重视的许之衡的《饮流斋说瓷》，虽然是较晚出现的，但较有系统性。从总体上看，由于陶瓷考古发掘工作尚未开展，科学测试更有待来日，因之，这些著作的局限性均较为明显。
由于客观方面的局限，越窑及其产品青瓷，连上述这类较有系统性的著作也没有出现过，更遑论上林湖窑区秘色瓷了。越窑、越瓷只在一些诗文中偶尔出现，如宋代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唐代顾况的《茶赋》、陆羽的《茶经》，唐孟郊、许浑、皮日休、陆龟蒙、韩偓、郑谷等人的诗文作品，一些地方志、史料、杂记等书中偶亦有简略记述。如果把这些著述、诗歌全部汇集起来，人们也是无法获得对于越窑、越瓷史的较为全面、系统的认识的。
对越窑及其烧制之青瓷的考古发掘和科学研究工作，是始于现代的。被公认为在这一重要研究领域中进行开拓性研究的第一功臣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陈万里先生。在本世纪30年代，陈万里慧眼识俊，将其陶瓷学家的敏锐目光投向浙东宁绍地区，特别是上林湖窑区，开始他的拓荒性的寻觅、考察工作，把一直淹没在历史尘土中的越窑及其产品和隐藏在浩瀚典籍中的史料搜寻出来，经过初步的整理、研究，写下了《青瓷之调查与研究》、《瓷器与浙江》、《越瓷图录》三部著作和一些论文，为越瓷研究开辟了新河。此外，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的吴仁敬、辛安潮《中国陶瓷史》也是具有开拓意义的。
40年代，浙江鄞县籍的著名学者童书业先生开始了瓷史的研究工作。1945年，童书业至上海市立博物馆任历史部主任后，他的瓷史研究打开了第一页。1948年，完成了《中国瓷器史》初稿。1949年，童书业至山东大学任教，整理出版了《中国瓷器史论丛》。在这部著作中，收有越窑文献史料《古文献上的“越瓷”》。在此文中，童先生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一一复校了有关越瓷的史料，纠正了不少讹误，明确指出：越窑，是中国瓷史上的第一名窑，是中国真正的瓷窑的开始。这部论文集关于青瓷史的部分，虽以引述文献资料为主，但也参考了一些考古实物，其主要观点是依据考古实物提出来的。1946年中华书局出版陈万里先生的《瓷器与浙江》，这是陈先生对30年代以来越窑研究的总结，对后学者影响甚大。
50年代，越窑与越瓷研究是受到重视并有所进展的。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曾组织人员对上林湖及其周围地区进行了实地调查。1956年，浙江省博物馆研究员汪济英先生先后对越窑做了一些考察工作，后又曾陪同陈万里先生在浙东进行了一些越瓷调查。就在这一年，陈万里先生出版了他的重要著作《中国青瓷史略》。1957年9月，童书业完成了《中国瓷器史概论》一文。陈、童二先生在论述中国瓷器发展史时，论述了以浙东为中心的早期青瓷和越窑在中国瓷器中的重要之地位和越瓷精品秘色瓷的创烧及其大量烧制的历史进程，虽然简略，但已概括描述了越窑青瓷的发展全貌。
在这之后不久，越窑的考古发掘工作开始了，于是越窑的研究展开了崭新的一页。
科学研究的第一法则是尊重事实。越窑与青瓷研究必须以考古发掘、调查研究和科学测定作为研究工作的基础。以前的研究者虽然也作过一些调查工作，但大多数主要依据的是文献资料，其局限性是显然的。
1957年11月，越窑中心窑区慈溪上林湖修建水库，考古工作者在上林湖、古银锭湖、杜湖和上岙湖进行考古调查，发现了20余处古窑址，编写、发表了《浙江余姚青瓷窑址调查报告》（当时上林湖划归余姚县）和《余姚窑瓷探讨》。
50年代的考古调查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调查工作进一步展开，不断取得新成果。
30年代以来，日本学者大谷光瑞、小山富士夫、久志卓真等也潜心研究了我国陶瓷，出版、发表了一些有学术价值的著述。
60年代，又有《记五代吴越国的另一官窑——浙江上虞县窑寺前窑址》、《浙江鄞县古窑址调查纪要》等科研成果公诸于世。
1963年3月，浙江省人民政府公布上林湖青瓷窑址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70年代，在上述考古调查的基础上，考古工作者对越窑重点古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工作，越瓷研究工作也开始向深度发展。战国时期古窑址的发掘，揭开了沉睡于地下2千余年的古龙窑的神秘面纱。中国硅酸盐学会开始组织专家编写《中国陶瓷史》，成为瓷学研究深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80年代，大规模的古窑址的考察工作在浙东大地上陆续展开。这次普查自1982年开始，在上林湖周边地区发现了自汉至宋的古窑址120余处。采集的越窑古窑址标本十分丰富。继而，考古工作者作了3个月的潜心研究。这次普查与研究是越窑诞生以来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研究最深入的一次，成果相当丰硕，搞清了浙东地区古窑址的大体情况，揭示了古越瓷业生产的规律和发展轨迹，展示了越窑青瓷文化的历史面貌。这次考察与研究也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上林湖越窑烧制规模之大、延绵时间之久、器物品种之多、纹饰釉色之精美、运销范围之广泛，是北宋以前任何古窑均无可比拟的。
这次考察与研究也产生一批重要文献，如《浙江宁波瓷窑遗址概述》、《勘察宁波唐代古窑的收获》，均受到学术界的瞩目。中国硅酸盐学会为编写《中国陶瓷史》，邀聘曾经参加这次大普查的著名学者朱伯谦先生等五位专家成立了编纂小组，又在浙东地区展开了对汉代窑址的考察，发掘了东汉、三国、西晋时期的窑炉，撰写、发表了《浙江宁波汉代瓷窑调查》、《浙江宁波汉代窑址的勘察》等论文。
1988年1月，国务院公布上林湖越窑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给越窑考古工作者以极大鼓舞。其后，浙江省、宁波市、慈溪市文物部门曾组织人员对上林湖窑区进行多次全面性的考察。
对越窑遗址的考古、考察工作的渐次深入，直接推动了科研工作的进展，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越瓷文化研究呈现出百家争鸣、硕果累累的空前繁荣局面。1982年一年中便有两部《中国陶瓷史》问世（分别由中国硅酸盐学会、冯先铭主编），和全面总结越窑科技工艺的《中国科技史·陶瓷卷》（李家治主编）一样，受到了研究界广泛关注和赞誉。张光福的《中国美术史·陶瓷》，朱伯谦的《中国陶瓷·越窑》，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的《中国的陶瓷》，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中国工艺美术简史·陶瓷工艺》，叶喆民的《中国古陶瓷名窑录》，李家治、周仁等人的《中国陶瓷研究论文集》，程道腴的《陶瓷学概论》，日本三上次男的《陶瓷之路》等等，均堪称力作，影响广泛。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陶瓷研究方面的工具书应运而生，给陶瓷研究者和爱好者带来了多方面的便利，其中，徐荣编纂的《中国陶瓷文献指南》、汪庆正主编的《简明陶瓷辞典》和《中国陶瓷图典》一样，受到了广泛欢迎和重视。
90年代，越窑研究有了厚实的基础，于是迅速向纵深拓展。
首先值得关注的是1990年4月至1991年底的那次上林湖窑址的考察工作。这次考察的背景是：1989年慈溪市因水利建设的需要，有关部门提出了一个扩大上林湖水库库容的施工方案。这涉及到了上林湖窑址之命运问题，因之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与此同时，有学者提出：“把唐代慈溪上林湖窑场视为越窑窑址是不妥的。”（1）这是一个关涉到整个中国陶瓷史的关键问题，因之引起有关各方面的注意。在上述两个背景的影响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组建了上林湖窑址考察小组，由任世龙先生带领来到了上林湖区，在慈溪市党政部门和文物部门的支持和配合下，进行了一次深入而周密的考察工作：其后两年，这项考察又连续进行，取得了多方面的重要成果，向国家文物局提交了内容翔实而完备的考察报告，使上林湖古窑址的重要历史地位得以进一步确立，使这座古代瓷都得到了更为妥善的保护。1996年、1998年，慈溪市人民政府和国家文物局相继拨款，为上林湖古窑址考古成果建设了保护性建筑物。
这些有力的措施，进一步鼓舞和推动了越窑的科学研究。90年代以来，研究成果不断形成专著出版问世。上海辞书出版社的《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陶瓷卷》，杨晋荣、杨永善的《中国陶瓷》，熊寥的《中国陶瓷与中国文化》，冯先铭的《中国陶瓷》，童书业的《童书业说瓷》，刘东瑞等人的《文物鉴定丛录·陶瓷卷》，刘凤君的《中国古代陶瓷艺术》等等，都是很有影响的艺术著作。这里，还应向读者介绍的是曾在浙东从事越窑研究的两位专家。宁波市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林士民先生一如既往，继续在考古事业中辛勤劳作，他提交了为数甚多的考古调查、发掘报告和有关学术论文，如：《谈越窑青瓷中的秘色瓷》、《论浙东的陶瓷文化》、《唐五代越窑青瓷》、《五代吴越国钱氏家族与越窑的发展》、《浙江宁波东门口码头遗址发掘报告》、《论明州的历代青瓷外销》等等。1999年12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越窑与青瓷》。此书是林士民多年来参加越窑考古工作的翔实笔录，其提供的有关考察工作资料、考古实物资料和科学测试数据之丰富是空前的。这给越窑、越瓷研究带来了很大方便。李刚先生是潜心致力于越窑越瓷考察与研究的一位年轻学者，其成就甚丰，颇受学术界关注。李刚在浙东工作期间，曾用10年时间，考察了中国的古窑，同时查阅了多种史籍、地方志、类书和古代笔记、杂志之类著作，从考古学、历史学、宗教学等多学科的角度、运用现代化学分析手段，对古瓷窑出土的瓷器，特别是越窑及其产品进行了比较研究，发表了许多颇为新颖独特的见解。他的这些研究成果已经出版、发表的有：《瓷窑初探》、《古瓷新探》、《越窑论集》、《佛教海路传入中国论》、《古瓷发微》等等，都是越窑与越瓷研究者十分关注的。
90年代的中国的越窑越瓷考古与研究成果日益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为适应越瓷研究工作深入开展之需求，1995年1月在上海召开了“越窑秘色瓷国际学术研讨会”，有来自全国各省、市，港、台地区和美、英、日、菲律宾、新加坡等国家的100多位专家与会，除了对越窑精品秘色瓷进行集中而深入的探讨之外，也对越窑越瓷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研讨，并分批至上林湖实地考察，会后编纂、出版了《越窑·秘色瓷》和《越窑秘色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这次群彦毕至的国际越瓷学术研讨会，是一次重点突出、继往开来的学术盛会，对越窑越瓷考古与研究的影响与促进是很大很深的。（1）
对唐一宋瓷都上林湖的研究，国内很多著名的专家如朱伯谦、李家治、任世龙、汪庆正、李德金等和日本、埃及、美国、英国、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古陶瓷专家都曾对这个古代瓷器圣地进行深入考察，发表各自的创见。此外，值得提及的是1998年对慈溪市匡堰镇寺龙口村古窑址的考古发掘。这次考古发掘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它取得了突破性成果。这次考古发掘是1998年9月至1999年初，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联合进行的。寺龙口村距上林湖约4公里。这次考察是继1993年荷花芯窑址发掘、1995年溪滩窑址发掘、1995年荷花芯窑址二次发掘之后的又一次发掘，收获大大超过了前几次。这次发掘表明，越窑在经历北宋末的衰落期之后，至南宋初又出来了一个新的短暂的繁荣期。这在陶瓷史研究上是一个重要发现，有重要学术价值，以往关于越窑至北宋中后期或北宋末已经完全消亡的结论是不符合实际的。在这座古窑址中还发现了一座越窑作坊，在越窑考古中属首次发现。由于上述重要成果，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奖评审委员会对1998年度田野考古奖项目进行评审后定其为我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决定给慈溪寺龙口窑址的发掘颁发了国家级的二等奖。国家文物局负责人张文彬先生认为：目前此窑的发掘结果已显示出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这表明，上林湖区的越窑越瓷的学术价值正有待于进一步发掘。
世纪之交，由中国陶瓷全集编辑委员会编纂的《中国陶瓷全集》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此书以时代分期，从原始社会到清代，共15卷，是中国陶瓷集大成之著。全书选录了自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的传世陶瓷精品3600多件，对我国陶瓷艺术的发展作了全面、系统的汇集，是目前中国最具权威性的一部陶瓷全集。全集前有启功先生写的前言，江庆正先生写的序言，安金槐先生写的总论。每册前均有专论。图片均附有详细说明。全书兼顾学术价值与艺术价值。此书的出版发行，为越窑研究提供了大型文献资料。（1）
50年来，相继在浙东发现的越窑遗址已达数百处，其中，以慈溪市、上虞市境内最为集中，以上林湖周围最为密集。20世纪，越窑青瓷文化研究已经成为浙东和中国文化研究的一个令人瞩目的课题。在21世纪，它将成为成果巨大而纷呈的课题。
作为浙东学派的学术后裔，在人类满怀豪情迈向新世纪之际，我们应该向新纪元献上怎样一份礼物？这是我们三年来殚精竭虑思考的一个问题。最终，我们决定从浙东人民为全人类的文明作出的举世公认的伟大贡献——越瓷确立课题。我们竭尽心力，在前贤和当代学者的考古发掘、实地考察和千年研讨所积累的丰厚成果的基础上，从文化史这个角度切入，编纂一部《越窑青瓷文化史》，在众说纷纭的基础上，为越窑作出简明的界定，全面而系统地描述越窑青瓷从发轫、发展、繁盛到衰落之全过程，概述越窑青瓷烧制的原料、釉彩、窑炉、环境、主要工艺技术和瓷器外销，评估越窑青瓷在瓷史上的开拓性地位及其深广久远的影响。南方有嘉木，越窑仿佛就是一株生长于浙东大地上的参天古树，古今中外各个阶级阶层的人们都曾为之倾倒的一株人类文明之树！所以，曾有学者作了这样一个形象贴切的比喻：“在古瓷系统树上，越窑相当于生物学上的‘纲’这样一个大概念，从它分化出的‘目’、‘科’、‘属’、‘种’及‘亚种’的不计其数的窑群和窑场，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以县或窑址所在地命名的具体窑名。不过，古瓷系统树上的越窑实际上已成为优异技术基因的代名词，当它在越地终止绵延时，其旁生斜长之枝杈却早已在更广阔的空间里别开生面，并继续分化出更多的类型。不难想像，古瓷系统树那枝繁叶茂的巨大树冠，有很大部分是由越窑这根粗壮挺拔的树干支撑着，这图景自然是极其雄伟而瑰丽的。”（2
为了能够从文化史的角度描绘出越窑这株粗壮、挺拔、雄奇瑰丽的大树及其分化绵延过程中的摇曳多姿，我们将其分为4编13章38节，以简明的文字加以构建，同时，用较大的篇幅，以具有代表性的图片加以展示，以期达到图文并茂、相得益彰之效果，也试图做到深入浅出、雅俗共赏，广大读者可以将其作为家藏本常常展阅、鉴赏，研究者也可以从这里获得较为系统而明晰的越窑青瓷发展的史料和线索。
我们这样努力了，我们将继续这样努力。
瓷器，是中华民族奉献给人类的永不凋谢的文明之花。
人类早期之历史、尚未发明文字的民族之历史，是“写”在陶瓷上的。陶瓷中蕴藏的人类发展史之信息不但是全方位的，而且是最具体、生动而真实的。通过现代人的考古发掘、调查研究、科学测定，人们能够了解某个地区、某个民族在某个历史阶段上生产力发展水平、人们的生活状况、审美水平和社会风貌及风土人情，所以古陶瓷备受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艺术史家的重视。他们把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发掘出来的经过科学测定和研究的陶瓷遗存视为人类发展史之最可靠的实物依据之一。
而在世界陶瓷研究中，我国的越窑青瓷是居于首要地位的。
在越窑青瓷研究中，晚唐五代北宋之瓷都——浙江省慈溪市上林湖窑区（群）又是最具吸引力的研究课题。多少著名学者、陶瓷专家为之魂牵梦萦，苦心寻觅其踪迹，发掘其遗址，呕心沥血探索研讨，不断有所发现。上林湖，正在成为全国、全世界青瓷研究之一大宝库，一个露天青瓷大博物馆。
二
唐代以降，人们已经习惯以“越窑”二字统称浙东地区的瓷窑，并以“越窑青瓷”统称东汉至南宋初的浙东青瓷。这样的称呼不仅概括性强而且比较确切。它包括两方面的因素：即空间因素与时间因素。
所谓空间因素，就是历史地域因素：（一）越，首先是指古越民族的聚居地。古越族，自秦汉以降即已分布于长江中下游以南的广大地区，部落众多。繁盛期瓷窑的中心区，正是古越族主要聚居地之一。这对后来这一地区的许多地域、行政区划和特产的命名影响是十分广泛而深远的。（二）越，又指越国。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越国崛起之后，越国的中心地带正是制瓷业得以迅猛发展的地区。春秋战国以后至东汉，正是这一地区培育了青瓷，瓷器的烧制技术正是从这一地区不断向外扩散、传播的。这在中国瓷文化发展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越国都城周边地区发现的大批窑炉遗迹和瓷器遗存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以越国之“越”为这个地区的窑瓷命名，应是很自然的。（三）越，指越州。古瓷都上林湖在晚唐以前基本上属余姚县统辖，晚唐时划归慈溪，五代时又划归余姚；而余姚县古代是隶属越州管辖的，所以后人曾以越州甚至明州各地烧制的瓷碗、瓷瓯、瓷瓶称作“越碗”、“越瓯”、“越瓶”，茶圣陆羽在其名著《茶经》中比较各地瓷窑产品时，就曾将越州、婺州、岳州、邢州等瓷窑的产品加以排比，认为“越州上”“越州第一”，其后诸多著作亦屡用“越州瓷”之语，（1）日本学者的著作也曾出现过“越州窑”字样。（2）这表明，按照我国的传统习惯，将越州地区及其附近地区的瓷窑统称为“越窑”，是理所当然的。（四）越，还与五代时钱氏建立之吴越国有所关联。因为钱氏吴越时期，正是浙东瓷窑生产最辉煌的时期。上林湖窑区之精品秘色瓷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大量烧制的，吴越国王每年都以大量秘色瓷向中原王朝进贡，成为最受朝廷和达官贵人珍视的贡品。吴越国广辟窑场，各地瓷窑亦多仿造，钱塘江以南各窑场生产的瓷器，只要和上林湖窑产品大体一致，人们均以“越窑”称之，这原是极自然的事情。由此，“越窑”之名便进一步为人们广泛认同，以致成为中外古今的不易之名。
尽管越瓷的字样是在晚唐诗人陆龟蒙的七律《秘色越器》（3）中才出现的，但其源流却是很长远的，加上约定俗成之巨大惯性，人们已经不会掂古酌今地去考究它了。总之，由于上述四“越”贯串了浙东瓷器孕育、产生、发展和繁荣之全过程，“越”便和浙东瓷窑结下了不解之缘。
二是时间因素。主要是指晚唐、五代、北宋这段时间。此前，浙东和其他地区烧制青瓷器物的瓷窑，其产品在诸多方面尚不具备越窑典型器物之特征，技艺亦与越窑有别。南宋早期，浙东仍有烧制青瓷的窑场，但时过境迁，烧制技术工艺和烧制条件、氛围，均已非同往日，有的吸纳了北方瓷窑的工艺技术，失去了越窑的一些基本特征和文化内涵而具有北方瓷窑之若干特征，虽然仍在越地，但越窑原创的独特传统已渐渐消失。按考古学界和瓷学界曾遍认同的方法，表述为“先越窑”和“后越窑”。我们这部书则统称为“越窑”。
三
以上林湖区为代表的越窑，不但是中国瓷窑的开山始祖之一，而且是中国瓷窑中最富盛名之瓷窑，它以其青瓷产品之精美独特，在中国前期瓷史上占据了无可比拟的崇高地位；其制瓷技艺水平、装饰工艺和造型水平，均凌驾于其他瓷窑之上，成为其他瓷窑模仿借鉴和引进之对象，加上它有一个从创立、发展、繁荣、鼎盛、衰亡的完整历史进程，使它取得了中国古代青瓷瓷窑代表者之资格。因之，它的影响是极为广泛、深邃而久远的。就是在它衰亡数百年以后，它的生命活力仍在全国各地跃动着。
越窑的影响，首先表现在浙东和全国各地窑场对它的各种生产技艺的继承、发扬和创新上。
这种继承、发扬和创新，最显著的表现是它向周边地区的扩散。东汉以后，上虞曹娥江中游和慈溪上林湖地区庞大窑群的相继出现就是明证。到吴越国时，浙东各地窑场无不竞相烧制秘色瓷，许多产品均已达到可以乱真的水平。稍远一点的窑场亦复如此。临海许市窑烧制的刻花青瓷，除了装饰上略逊于上林湖窑区产品的精制之外，其他方面均十分近似。黄岩沙埠烧制的刻花青瓷，除了刻花刀法上有所不同之外，其他方面几乎找不到多少不同处。显然，它们都是直接承传了上林湖窑的整套技法的。距离更远一些地区的窑场，同样受到上林湖窑的强烈生命光焰的辐射和影响，它们对上林湖窑既有承传，也有创新，从而使其产品与越窑产品既同中有异，又异中见同，体现了越窑的生命力在空间和时间上延续的辩证法。比如远在陕西的耀州窑在烧制青瓷时，其制作技术显然是对上林湖窑有所继承的，有些产品竟和上林湖窑烧制的秘色瓷十分近似。耀州窑遗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确证，耀州窑和以上林湖窑为代表的越窑是有承传关系的。再如温州的瓯窑，从东汉到北宋，一直与越窑保持着密切关系，永嘉启灶在唐五代时烧制的优秀青瓷器所用的瓷质匣钵，与上林湖窑完全相同，其产品在很多方面都酷似越窑，以至有的陶瓷研究者曾将瓯窑纳入越窑范畴。又如龙泉窑的早期产品之样式、窑炉之结构和烧制工具，均与越窑相似，故有学者认为，是越窑衰落时期，大批窑工迁往龙泉再次创业时，把越窑整套技艺、工具都带到龙泉去了。（1）尤其令人感到意趣盎然的是，朝鲜半岛也曾仿制过上林湖窑区的秘色瓷。北宋使臣徐兢于宣和年间出使高丽时，就曾见到那里窑场烧制的一些青瓷产品是仿效“越州古秘色”的。（1）日本等国家的瓷业也都是在中国瓷的直接影响下产生和发展的。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时，曾对周恩来总理说：就瓷器而言，日本是中国的孙子，因为日本的瓷器是从朝鲜传来的，朝鲜又是向中国学习的。（2）
古埃及是人类文明发源地之一。日本的中国古陶瓷专家三上次男曾在《陶瓷之路》中谈到中国古陶瓷对埃及社会的影响：埃及人从9世纪开始到15、16世纪不断从中国进口不同品种的中国陶瓷。在公元前7世纪到12世纪的埃及福斯塔特遗址中，几乎所有的房屋中都有中国陶瓷出土。当时，只要有中国陶瓷新品种出现，无论在哪个时代，埃及都有它的仿制品。伊朗以及阿拉伯国家和欧洲的瓷业发展亦复如此。
第二，越窑对于人类文化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瓷器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是跟人类的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说，瓷器是应人类生存、进步、发展的社会需求而产生的。它始终是与人类生产、生活的发展相伴的。瓷器的产生和发展，大大改善了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瓷器的使用成了人类文明的一大标志。越瓷生产和发展便足以说明这一点。比如，越国崛起之后，已经有了较为发达的青铜器，但与之同时的原始瓷远比青铜器更适应于人类健康，而且瓷器生产比铜器生产容易，成本低，价廉而物美。因之，越国制窑业便迅速发展起来。越国都城附近设置的许多瓷场作坊，集中说明了这一点。又如五代时，吴越国王以瓷器作贡品大批向中原工朝进贡，达官贵人亦竞相购置瓷器，加上民间日益广泛使用瓷器，于是形成了越窑青瓷生产之高峰期。中国如此，国外亦复如此。据宋人赵汝适的《诸蕃志》记载：在中国瓷器未进入东南亚之前，那里人的饮食器皿是很原始的，仅以树叶、蕉叶、贝壳为餐具，“后与华人市，渐用瓷器”。欧洲人亦复如此，在没有获得中国瓷器之前，一般人家均以粗制陶器和木制品为饮食器具，上层社会采用金属器皿。对于人类的生存来说，瓷器比之于金属制品，是十分有益的。英国学者爱特生曾这样写道：“如果没有海外输入各种物品..英国将会成为一个多么枯燥乏味的社会。”他所说的海外输入的“各种物品”，瓷在其中是占极大比重的。所以爱特生接着写道：“怪不得人们称中国是我们的瓷器制造者了。”（1）正因为海内外对瓷器与日俱增的需求，促进了中国瓷制造技术的迅速扩散和瓷器的大量外销。据《诸蕃志》记载：宋代，已有20多个国家从海上陶瓷之路与我国进行瓷器贸易，其中，中国东渡日本的商船已达20余起。世界各地考古发现和沉船打捞表明，外销的瓷器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越瓷。伊朗以及阿拉伯半岛和埃及等非洲国家都很珍视中国瓷器，除了日常生活用具之外，教堂宫殿和墓室的装潢，都以采用中国瓷器为尊荣。（2）
第三，包括越窑青瓷在内的中国古瓷对人类艺术产生的影响是很值得关注的。
瓷器，历来都是生活与艺术、科技与艺术紧密结合的产物，它不但在物质生活方面改善了人类的生存状况，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而且以其独具特色的美的形式和内容引发了人们的审美兴趣、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这构成了瓷器巨大而永恒的艺术魅力。而越窑青瓷最早向世人展示了瓷器的这种艺术魅力。古今中外有多少王公贵族、文人雅士和普通百姓，不约而同地把越瓷作为一种艺术品，放置于大雅之堂乃至生活起居之处，加以玩味和鉴赏。而且，中国古瓷对人类艺术也产生了深刻影响。以欧洲为例，以越窑为代表的瓷器精品通过使臣、传教士和商人传入欧洲之后，对欧洲的罗可可艺术的产生和发展影响之异常深刻，是世所公认的。罗可可艺术的那种天然、清雅、潇洒，显然是从越窑青瓷和其后其他中国瓷器精品的高逸、清悠、雅致中得到启迪和借鉴的。日本的小林太市郎曾这样写道：“所谓罗可可美术的主要特征，完全由中国工艺美术而来。”“罗可可曲线，保存了中国瓷的端庄气派，它含有强大的生命力。”英国学者霍卜逊等亦持相同观点：“罗可可艺术，乃由中国直接借鉴而来，已为美术家所承认。”当然，一切文化交流都是双方的，在世界各国学习中国瓷艺时，中国人民也学习了后来居上的西方各国制瓷的先进技艺。（3）
四
中国瓷文化之源远流长，是举世无匹的，但是，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看，明代以前几乎没有系统的专门性的研究著作，对越窑及其产品的研究就更欠缺了。明以前，只有元代（一说宋代）蒋祈的《陶记》较有史料价值。明以后，有不少士大夫和文人雅士出于对瓷器的爱好，写下了不少文字，但是，他们基本上只是把瓷器当作一种手工艺品来玩赏的，他们所写的有关文字，多为知识性的零散实录和个人欣赏的心得片断。比较有史料价值的，明代有曹昭的《格古要论·古窑器说》、王宗沐的《江西大志·陶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陶埏》，清代有无名氏的《南窑笔记》、乾隆本《浮梁县志·陶政》、唐英的《陶冶图说》、朱琰的《陶说》、寂园叟的《陶雅》，近代有许之衡的《饮流斋说瓷》等。蒋祈的《陶记》，是世界上最早又较为翔实地记述制瓷技法的著述，所以颇受后来陶瓷研究家的重视。唐英是清廷派往景德镇御窑场的督办官员，他于乾隆八年撰写了《陶冶图说》。此书记述了制瓷的全过程，有一些史学、工艺学、民俗学、艺术方面的资料；卷二叙述了陶瓷起源和汉唐以降之名窑，因之也受到后来研究者的重视。较受现代研究者重视的许之衡的《饮流斋说瓷》，虽然是较晚出现的，但较有系统性。从总体上看，由于陶瓷考古发掘工作尚未开展，科学测试更有待来日，因之，这些著作的局限性均较为明显。
由于客观方面的局限，越窑及其产品青瓷，连上述这类较有系统性的著作也没有出现过，更遑论上林湖窑区秘色瓷了。越窑、越瓷只在一些诗文中偶尔出现，如宋代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唐代顾况的《茶赋》、陆羽的《茶经》，唐孟郊、许浑、皮日休、陆龟蒙、韩偓、郑谷等人的诗文作品，一些地方志、史料、杂记等书中偶亦有简略记述。如果把这些著述、诗歌全部汇集起来，人们也是无法获得对于越窑、越瓷史的较为全面、系统的认识的。
对越窑及其烧制之青瓷的考古发掘和科学研究工作，是始于现代的。被公认为在这一重要研究领域中进行开拓性研究的第一功臣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陈万里先生。在本世纪30年代，陈万里慧眼识俊，将其陶瓷学家的敏锐目光投向浙东宁绍地区，特别是上林湖窑区，开始他的拓荒性的寻觅、考察工作，把一直淹没在历史尘土中的越窑及其产品和隐藏在浩瀚典籍中的史料搜寻出来，经过初步的整理、研究，写下了《青瓷之调查与研究》、《瓷器与浙江》、《越瓷图录》三部著作和一些论文，为越瓷研究开辟了新河。此外，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的吴仁敬、辛安潮《中国陶瓷史》也是具有开拓意义的。
40年代，浙江鄞县籍的著名学者童书业先生开始了瓷史的研究工作。1945年，童书业至上海市立博物馆任历史部主任后，他的瓷史研究打开了第一页。1948年，完成了《中国瓷器史》初稿。1949年，童书业至山东大学任教，整理出版了《中国瓷器史论丛》。在这部著作中，收有越窑文献史料《古文献上的“越瓷”》。在此文中，童先生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一一复校了有关越瓷的史料，纠正了不少讹误，明确指出：越窑，是中国瓷史上的第一名窑，是中国真正的瓷窑的开始。这部论文集关于青瓷史的部分，虽以引述文献资料为主，但也参考了一些考古实物，其主要观点是依据考古实物提出来的。1946年中华书局出版陈万里先生的《瓷器与浙江》，这是陈先生对30年代以来越窑研究的总结，对后学者影响甚大。
50年代，越窑与越瓷研究是受到重视并有所进展的。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曾组织人员对上林湖及其周围地区进行了实地调查。1956年，浙江省博物馆研究员汪济英先生先后对越窑做了一些考察工作，后又曾陪同陈万里先生在浙东进行了一些越瓷调查。就在这一年，陈万里先生出版了他的重要著作《中国青瓷史略》。1957年9月，童书业完成了《中国瓷器史概论》一文。陈、童二先生在论述中国瓷器发展史时，论述了以浙东为中心的早期青瓷和越窑在中国瓷器中的重要之地位和越瓷精品秘色瓷的创烧及其大量烧制的历史进程，虽然简略，但已概括描述了越窑青瓷的发展全貌。
在这之后不久，越窑的考古发掘工作开始了，于是越窑的研究展开了崭新的一页。
科学研究的第一法则是尊重事实。越窑与青瓷研究必须以考古发掘、调查研究和科学测定作为研究工作的基础。以前的研究者虽然也作过一些调查工作，但大多数主要依据的是文献资料，其局限性是显然的。
1957年11月，越窑中心窑区慈溪上林湖修建水库，考古工作者在上林湖、古银锭湖、杜湖和上岙湖进行考古调查，发现了20余处古窑址，编写、发表了《浙江余姚青瓷窑址调查报告》（当时上林湖划归余姚县）和《余姚窑瓷探讨》。
50年代的考古调查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调查工作进一步展开，不断取得新成果。
30年代以来，日本学者大谷光瑞、小山富士夫、久志卓真等也潜心研究了我国陶瓷，出版、发表了一些有学术价值的著述。
60年代，又有《记五代吴越国的另一官窑——浙江上虞县窑寺前窑址》、《浙江鄞县古窑址调查纪要》等科研成果公诸于世。
1963年3月，浙江省人民政府公布上林湖青瓷窑址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70年代，在上述考古调查的基础上，考古工作者对越窑重点古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工作，越瓷研究工作也开始向深度发展。战国时期古窑址的发掘，揭开了沉睡于地下2千余年的古龙窑的神秘面纱。中国硅酸盐学会开始组织专家编写《中国陶瓷史》，成为瓷学研究深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80年代，大规模的古窑址的考察工作在浙东大地上陆续展开。这次普查自1982年开始，在上林湖周边地区发现了自汉至宋的古窑址120余处。采集的越窑古窑址标本十分丰富。继而，考古工作者作了3个月的潜心研究。这次普查与研究是越窑诞生以来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研究最深入的一次，成果相当丰硕，搞清了浙东地区古窑址的大体情况，揭示了古越瓷业生产的规律和发展轨迹，展示了越窑青瓷文化的历史面貌。这次考察与研究也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上林湖越窑烧制规模之大、延绵时间之久、器物品种之多、纹饰釉色之精美、运销范围之广泛，是北宋以前任何古窑均无可比拟的。
这次考察与研究也产生一批重要文献，如《浙江宁波瓷窑遗址概述》、《勘察宁波唐代古窑的收获》，均受到学术界的瞩目。中国硅酸盐学会为编写《中国陶瓷史》，邀聘曾经参加这次大普查的著名学者朱伯谦先生等五位专家成立了编纂小组，又在浙东地区展开了对汉代窑址的考察，发掘了东汉、三国、西晋时期的窑炉，撰写、发表了《浙江宁波汉代瓷窑调查》、《浙江宁波汉代窑址的勘察》等论文。
1988年1月，国务院公布上林湖越窑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给越窑考古工作者以极大鼓舞。其后，浙江省、宁波市、慈溪市文物部门曾组织人员对上林湖窑区进行多次全面性的考察。
对越窑遗址的考古、考察工作的渐次深入，直接推动了科研工作的进展，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越瓷文化研究呈现出百家争鸣、硕果累累的空前繁荣局面。1982年一年中便有两部《中国陶瓷史》问世（分别由中国硅酸盐学会、冯先铭主编），和全面总结越窑科技工艺的《中国科技史·陶瓷卷》（李家治主编）一样，受到了研究界广泛关注和赞誉。张光福的《中国美术史·陶瓷》，朱伯谦的《中国陶瓷·越窑》，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的《中国的陶瓷》，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中国工艺美术简史·陶瓷工艺》，叶喆民的《中国古陶瓷名窑录》，李家治、周仁等人的《中国陶瓷研究论文集》，程道腴的《陶瓷学概论》，日本三上次男的《陶瓷之路》等等，均堪称力作，影响广泛。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陶瓷研究方面的工具书应运而生，给陶瓷研究者和爱好者带来了多方面的便利，其中，徐荣编纂的《中国陶瓷文献指南》、汪庆正主编的《简明陶瓷辞典》和《中国陶瓷图典》一样，受到了广泛欢迎和重视。
90年代，越窑研究有了厚实的基础，于是迅速向纵深拓展。
首先值得关注的是1990年4月至1991年底的那次上林湖窑址的考察工作。这次考察的背景是：1989年慈溪市因水利建设的需要，有关部门提出了一个扩大上林湖水库库容的施工方案。这涉及到了上林湖窑址之命运问题，因之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与此同时，有学者提出：“把唐代慈溪上林湖窑场视为越窑窑址是不妥的。”（1）这是一个关涉到整个中国陶瓷史的关键问题，因之引起有关各方面的注意。在上述两个背景的影响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组建了上林湖窑址考察小组，由任世龙先生带领来到了上林湖区，在慈溪市党政部门和文物部门的支持和配合下，进行了一次深入而周密的考察工作：其后两年，这项考察又连续进行，取得了多方面的重要成果，向国家文物局提交了内容翔实而完备的考察报告，使上林湖古窑址的重要历史地位得以进一步确立，使这座古代瓷都得到了更为妥善的保护。1996年、1998年，慈溪市人民政府和国家文物局相继拨款，为上林湖古窑址考古成果建设了保护性建筑物。
这些有力的措施，进一步鼓舞和推动了越窑的科学研究。90年代以来，研究成果不断形成专著出版问世。上海辞书出版社的《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陶瓷卷》，杨晋荣、杨永善的《中国陶瓷》，熊寥的《中国陶瓷与中国文化》，冯先铭的《中国陶瓷》，童书业的《童书业说瓷》，刘东瑞等人的《文物鉴定丛录·陶瓷卷》，刘凤君的《中国古代陶瓷艺术》等等，都是很有影响的艺术著作。这里，还应向读者介绍的是曾在浙东从事越窑研究的两位专家。宁波市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林士民先生一如既往，继续在考古事业中辛勤劳作，他提交了为数甚多的考古调查、发掘报告和有关学术论文，如：《谈越窑青瓷中的秘色瓷》、《论浙东的陶瓷文化》、《唐五代越窑青瓷》、《五代吴越国钱氏家族与越窑的发展》、《浙江宁波东门口码头遗址发掘报告》、《论明州的历代青瓷外销》等等。1999年12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越窑与青瓷》。此书是林士民多年来参加越窑考古工作的翔实笔录，其提供的有关考察工作资料、考古实物资料和科学测试数据之丰富是空前的。这给越窑、越瓷研究带来了很大方便。李刚先生是潜心致力于越窑越瓷考察与研究的一位年轻学者，其成就甚丰，颇受学术界关注。李刚在浙东工作期间，曾用10年时间，考察了中国的古窑，同时查阅了多种史籍、地方志、类书和古代笔记、杂志之类著作，从考古学、历史学、宗教学等多学科的角度、运用现代化学分析手段，对古瓷窑出土的瓷器，特别是越窑及其产品进行了比较研究，发表了许多颇为新颖独特的见解。他的这些研究成果已经出版、发表的有：《瓷窑初探》、《古瓷新探》、《越窑论集》、《佛教海路传入中国论》、《古瓷发微》等等，都是越窑与越瓷研究者十分关注的。
90年代的中国的越窑越瓷考古与研究成果日益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为适应越瓷研究工作深入开展之需求，1995年1月在上海召开了“越窑秘色瓷国际学术研讨会”，有来自全国各省、市，港、台地区和美、英、日、菲律宾、新加坡等国家的100多位专家与会，除了对越窑精品秘色瓷进行集中而深入的探讨之外，也对越窑越瓷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研讨，并分批至上林湖实地考察，会后编纂、出版了《越窑·秘色瓷》和《越窑秘色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这次群彦毕至的国际越瓷学术研讨会，是一次重点突出、继往开来的学术盛会，对越窑越瓷考古与研究的影响与促进是很大很深的。（1）
对唐一宋瓷都上林湖的研究，国内很多著名的专家如朱伯谦、李家治、任世龙、汪庆正、李德金等和日本、埃及、美国、英国、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古陶瓷专家都曾对这个古代瓷器圣地进行深入考察，发表各自的创见。此外，值得提及的是1998年对慈溪市匡堰镇寺龙口村古窑址的考古发掘。这次考古发掘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它取得了突破性成果。这次考古发掘是1998年9月至1999年初，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联合进行的。寺龙口村距上林湖约4公里。这次考察是继1993年荷花芯窑址发掘、1995年溪滩窑址发掘、1995年荷花芯窑址二次发掘之后的又一次发掘，收获大大超过了前几次。这次发掘表明，越窑在经历北宋末的衰落期之后，至南宋初又出来了一个新的短暂的繁荣期。这在陶瓷史研究上是一个重要发现，有重要学术价值，以往关于越窑至北宋中后期或北宋末已经完全消亡的结论是不符合实际的。在这座古窑址中还发现了一座越窑作坊，在越窑考古中属首次发现。由于上述重要成果，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奖评审委员会对1998年度田野考古奖项目进行评审后定其为我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决定给慈溪寺龙口窑址的发掘颁发了国家级的二等奖。国家文物局负责人张文彬先生认为：目前此窑的发掘结果已显示出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这表明，上林湖区的越窑越瓷的学术价值正有待于进一步发掘。
世纪之交，由中国陶瓷全集编辑委员会编纂的《中国陶瓷全集》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此书以时代分期，从原始社会到清代，共15卷，是中国陶瓷集大成之著。全书选录了自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的传世陶瓷精品3600多件，对我国陶瓷艺术的发展作了全面、系统的汇集，是目前中国最具权威性的一部陶瓷全集。全集前有启功先生写的前言，江庆正先生写的序言，安金槐先生写的总论。每册前均有专论。图片均附有详细说明。全书兼顾学术价值与艺术价值。此书的出版发行，为越窑研究提供了大型文献资料。（1）
50年来，相继在浙东发现的越窑遗址已达数百处，其中，以慈溪市、上虞市境内最为集中，以上林湖周围最为密集。20世纪，越窑青瓷文化研究已经成为浙东和中国文化研究的一个令人瞩目的课题。在21世纪，它将成为成果巨大而纷呈的课题。
作为浙东学派的学术后裔，在人类满怀豪情迈向新世纪之际，我们应该向新纪元献上怎样一份礼物？这是我们三年来殚精竭虑思考的一个问题。最终，我们决定从浙东人民为全人类的文明作出的举世公认的伟大贡献——越瓷确立课题。我们竭尽心力，在前贤和当代学者的考古发掘、实地考察和千年研讨所积累的丰厚成果的基础上，从文化史这个角度切入，编纂一部《越窑青瓷文化史》，在众说纷纭的基础上，为越窑作出简明的界定，全面而系统地描述越窑青瓷从发轫、发展、繁盛到衰落之全过程，概述越窑青瓷烧制的原料、釉彩、窑炉、环境、主要工艺技术和瓷器外销，评估越窑青瓷在瓷史上的开拓性地位及其深广久远的影响。南方有嘉木，越窑仿佛就是一株生长于浙东大地上的参天古树，古今中外各个阶级阶层的人们都曾为之倾倒的一株人类文明之树！所以，曾有学者作了这样一个形象贴切的比喻：“在古瓷系统树上，越窑相当于生物学上的‘纲’这样一个大概念，从它分化出的‘目’、‘科’、‘属’、‘种’及‘亚种’的不计其数的窑群和窑场，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以县或窑址所在地命名的具体窑名。不过，古瓷系统树上的越窑实际上已成为优异技术基因的代名词，当它在越地终止绵延时，其旁生斜长之枝杈却早已在更广阔的空间里别开生面，并继续分化出更多的类型。不难想像，古瓷系统树那枝繁叶茂的巨大树冠，有很大部分是由越窑这根粗壮挺拔的树干支撑着，这图景自然是极其雄伟而瑰丽的。”（2
为了能够从文化史的角度描绘出越窑这株粗壮、挺拔、雄奇瑰丽的大树及其分化绵延过程中的摇曳多姿，我们将其分为4编13章38节，以简明的文字加以构建，同时，用较大的篇幅，以具有代表性的图片加以展示，以期达到图文并茂、相得益彰之效果，也试图做到深入浅出、雅俗共赏，广大读者可以将其作为家藏本常常展阅、鉴赏，研究者也可以从这里获得较为系统而明晰的越窑青瓷发展的史料和线索。
我们这样努力了，我们将继续这样努力。
附注
（1）陆羽《茶经》多次谈及越州瓷：“越州瓷、岳州瓷皆青，青则益茶。”“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2《器皿》中有“越州古秘色”。朱琰《陶说》卷2有《古窑考·唐越州窑》条。
（2）参见日本大坂市东洋陶磁美术馆《越州■青磁》，1993年版。
（3）见《全唐诗》卷23。
（1）参见李刚《古瓷发微》，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19～21页和禚振西、卢建国《耀州窑遗址调查发掘新收获——兼谈对耀州瓷的几点新认识》，《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
（1）参见李刚《古瓷发微》，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19～21页和禚振西、卢建国《耀州窑遗址调查发掘新收获——兼谈对耀州瓷的几点新认识》，《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
（2）参见霍华《陶瓷述古》，上海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马争鸣《古陶瓷篇》，浙江摄影出版社1999年版第102～103页。
（1）（3）参见熊寥《中国陶瓷与中国文化》，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408～417页、第433～443页和王国秀《十八世纪中国的茶和工艺美术品在英国流传现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
（2）参见熊寥《中国陶瓷与中国文化·中国陶瓷的世界影响》，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1991年6月版和周世荣、魏止戈《海底瓷器与海外珍瓷·中国的海外贸易》，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
（1）见熊寥《中国陶瓷与中国文化·陆羽〈茶经〉与越窑》，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1991年6月版。
（1）祥见林士民《越窑与青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1）其中，宋代下册和明清部分待出。
（2）李刚：《古瓷发微》，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