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年少志高
  包伯度出生于白沙墙里村一户农家，家境并不优裕，父母含辛茹苦，克己勤劳，供他读完小学。他自幼颖悟好学，深知读书不易，十分珍惜这个机会，因此成绩名列前茅。16岁那年考入锦堂初等农业学校。
  1911年（民国元年），吴锦堂先生从日本回到故乡，巡视学生成绩。当时，校方正新办蚕桑学课，包伯度画了一幅《万绿丛中一点红》的图画，上面画了一位采桑的少女在一片翠绿中露出红线发髻，十分别致，新颖夺目。吴锦堂先生见此，连连称赞说：“画得好，画得好。这位学生将来定是有用之才。”也许由于这个契机，吴锦堂先生回到日本后，立即决定由学校选派二名学生去日本专攻农学，希望将来对故乡发挥更大的作用。于是，经学校推荐，由包伯度和童玉民前往日本。
  自强不息
  包伯度刚入冈山农业学校学习时，由于日语基础薄，上课时听讲、发言感到困难，但他知难而进，学习十分用功。三个月后，便能应付；半年后，与人交谈，已完全与日人无二。每日攻读至深夜，年底考试，名居榜首，因此获得享受特优生待遇，令全校师生刮目相看。
  冈山农校毕业后，包伯度与童玉民一同投考鹿儿岛高等农林学校（后改称鹿儿岛大学农学部），以优异成绩录取。揭榜那天，日本报纸以“优秀之中华民国留学生”为题，赞扬他们两人的成绩为一般人所不及。
  当时日本学校在集会或体操时点名，常例均直呼其姓名，由于他俩成绩特优，全校师生均另眼相看，对他俩特加“君”字称谓。又如有些课目，不准他国人听讲，包、童两人亦被邀参加。
  毕业时，学校填写的文凭有两种：对日本学生称卒业，对中国学生称毕业。校长玉利喜造在签发时，特将包、童俩人的文凭中写了卒业，可见其器重。玉利校长还约他俩到办公室，主要介绍他们去东京帝国大学的日本农艺化学泰斗铃木梅太郎的化学实验室实习研究。
  言传身教
  包伯度回国后，在保定直隶公立农业专门学校任教7年（后4年改为河北大学农学院）。他在教育方法上，改革原有墨守成规的那一套，而从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上着眼。他曾说：“对于学生，在教室既不放任，亦不主张过度严肃，诱导其趋向活泼进取之途，免步昔日腐儒后尘，使学子形成顽固笨拙，而不适于时代需要。自身一本谦诚勤信原则，以作规范。故学生类能听从受教。”
  1927年，包伯度任浙江大学农学院教授，同时兼任上海劳动大学农学院农业化学系主任。每周奔波于沪杭道上。两校一在杭州笕桥，一在上海江湾，离车站均远，须转车或步行。由于时间紧迫，讲义须在车厢内编写。后来又在上海市农林场、南通学院农科兼职，他都尽心尽职，不论风雨寒暑，从不迟到缺课，深为学生爱戴。
  1942年春，包伯度就任浙大龙泉分校教授。他翻山越岭，来到龙泉山麓。时因战乱，环境十分恶劣。学生多由北部流亡而来，教师亦自各方转辗汇集，没有正规的校舍，都是租赁民房作教室或宿舍，没有电灯，用土产桐油取亮，烟雾弥漫，鼻孔都被熏黑，呼吸也很困难。包伯度任教分析化学、土壤肥料及酿造等课，许多实验器材都付阙如，他就设法自制，如以铅皮管代替试验管或玻璃瓶等等，就在这颠沛流离之际，他还培养出了许多有用之才。如岑卓卿曾在这里学习，受包的悉心传教，后来得加拿大博士学位，为美国堪萨斯大学终生教授，在研究粮食营养化方面成就突出，有“面包大王”之美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