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张静庐（1898—1969）中国出版家。浙江慈溪人。1920年任上海泰东图书馆编辑。1924—1934年，先后创办光华书局、现代书局、联合书店、上海杂志公司，出版《读书生活》、《译文》、《战地》等十种进步杂志。1943年在重庆任新出版业联合总处经理。建国后历任出版总署计划处处长、古籍出版社编审等职。编著有《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中国现代出版史料》、《在出版界二十年》等。
  ——《辞海》1999年版缩印本第1318页
  张静庐，慈溪市龙山镇人。
  出版家张静庐轶事
  与郭沫若亲密合作
  1921年初，张静庐已在上海泰东图书局任了将近一年的编辑，他还主编《新的小说》月刊。这时，在日本留学的郭沫若因出版书籍和酝酿成立创造社，来到上海，与张静庐一家同住泰东宿舍。这年，郭沫若29岁，张静庐23岁，张极慕郭的才华，加上俩人都是热血青年，相处得十分和洽。郭沫若还常和张3岁的大儿子鸿志逗着玩。翌年，张静庐为郭沫若编辑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新诗集《女神》，这是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新诗集，出版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接着，张静庐又为他编印了《茵梦湖》一书。
  1923年，郭沫若与创造社主要成员、著名作家郁达夫等来泰东任职，编辑《创造周报》。张静庐与郭沫若共事半年多，相互间更加亲密。而泰东俨然成了创造社的大本营，除出版创造社的杂志外，还出版创造社成员的许多作品，如郁达夫的《沉沦》、《茑萝集》，张资平的《冲积期化石》，郭沫若的《星空》等。向来不为人注意的泰东图书局，忽然间遐迩闻名，门庭若市。
  1924年，张静庐与人合作创办了光华书局。新书店需要有好书撑门面，否则难以立足上海滩。正在学艺大学任教的郭沫若立即伸出援助之手，他先将刚完成的剧作《聂■》交光华出版，不久，又增补另外二个新剧合编成《三个叛逆的女性》一书，另将他已发表的理论文章选编成《文艺论集》一书，都交光华印行。光华书局出版的第一本书是慈溪人冯都良的小说集《怅惘》。
  1926年，郭沫若随北伐军到了南昌，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张静庐为了迎接革命胜利，去南昌找到郭沫若。张静庐在郭沫若的帮助下，在南昌设立了光华书局分店。1929年4月，郭沫若自传第一部《我的幼年》由光华书局出版，即遭当局禁止发行。另一本《水平线下》，张静庐只得先向图书局审查官“孝敬”300元大洋才得以出版发行。
  张静庐还与同乡洪雪帆在上海合办过现代书局，出版过郭沫若的《反正前后》、《创造十年》、《黑猫》等著作。张静庐曾打算编辑出版《郭沫若全集》，后因他在现代书局遭排挤，未能实现。
  1929年，张静庐创办以出版社会科学书籍为主的上海联合书店。流亡日本的郭沫若又以极大的热情支持了他。1930年3月，郭沫若新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由上海联合书店出版发行。
  抗战时期，张静庐任中共领导的重庆新出版业联合总处的总经理。为抗议国民党当局的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文化界发动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拒检运动”。郭沫若亲自起草，342位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合发表了《文化界对政局进言》，刊于1945年2月重庆《新华日报》。在成都举行的国民党政府军委文化工作委员会的一次集会上，张静庐慷慨陈词，喊出了“这个制度不取消，将使中国文化倒退五十年”的呼声。不久，国民党当局终于被迫废除这个反民主的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
  辞退学识浅薄的张春桥
  1934年5月，张静庐在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独资创办了上海杂志股份无限公司，简称上海杂志公司。起初以经营杂志为主，继而公司自己出版杂志，如李公朴主编的《读书生活》月刊、黄源主编的《译文》月刊、孟十还主编的《作家》月刊等；抗战时又编印了许多战时新书，张静庐本人还编辑了《西线血战》、《平汉前线》和《闸北血史》等书出版。
  1935年5月，18岁的张春桥进入上海杂志公司做校对员，因他在报刊上发表过文章，很快被提拔为助理编辑。是年9月，张静庐聘请阿英、施蛰存主编《中国文学珍本丛书》，计划每周出版一种，陆续发行，得到鲁迅等文学家的欢迎。
  自命为“前进新作家”的张春桥认为标点古书不难，且容易名利双收，就主动向张静庐要求承担几本。张静庐给了他一部《柳亭诗话》和五本《金瓶梅词话》。但是，张春桥的学识十分浅薄，尤其对古诗懂得实在太少。他只知道有五言七言，而不知道还有四言以至杂言诗，结果把《柳亭诗话》里的四言诗硬作五言或七言来标点。当他碰到一首长短句的古风诗时，发现用五言或七言读不通，用七言也点不断的时候，他就断定是《柳亭诗话》原本写错了。于是，他就在原书上批了一个大大的疑问符号，另附一信给张静庐，说：“原书有误，请注意。”张静庐一看不对劲，交给主编施蛰存。施蛰存一看大吃一惊，连忙将张春桥以前所标点的原书拿来一读，糟了，都被张春桥点了破句，狗屁不通了。施蛰存简直笑破了肚皮，张静庐自然也怪自己用错了人，连忙派人送去30元大洋给张春桥，将他辞退了。那套《金瓶梅》的生意，当然与张春桥无缘了。
  张春桥恼羞成怒，当即写了封“义正辞严”的信给张静庐：“..标点古书，实系市侩行为，欺骗读者，贻害大众，尤非浅鲜，且该项珍本乃由施某编辑，更令人不齿。早知如此，我亦不愿加入矣……”
  张春桥先是不懂装懂，然后乱标一气，再倒打一把，这“三部曲”正是张春桥当年形象的生动写照。此事早于1935年11月18日上海《小晨报》上给予无情的揭露和辛辣的讽刺，标题为《张春桥标点珍本记》，作者署名“岂以”。现在已鲜为人知了。
  在重庆与毛主席会面
  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与周恩来、王若飞等中央领导人到重庆同蒋介石协商和平建国大计，史称“重庆谈判”。从1945年8月28日到10月11日，毛泽东主席在重庆停留43天，在毛主席返回延安前的10月8日晚，张治中邀请参政员和重庆文化界、新闻出版界等各方面人士500余人举行欢送宴会。
  在宴会上，周恩来副主席来到张静庐面前，向他敬酒，然后介绍张静庐和毛主席见面。毛主席热烈地握着张静庐的手说：“静庐先生，久仰！久仰！你过去办的光华书局、现代书局和现在的杂志公司都很好，出过许多进步书刊，不简单！”
  “主席过奖了，过奖了。”张静庐握着毛主席温暖的大手，倍受鼓舞。
  当时，张静庐的上杂总公司由于战乱，损失惨重。尤其是1944年湘桂大撤退途中，总公司的资金在黔桂路金城江车站遭日机轰炸，毁于战火。见了毛主席后，张静庐决心恢复业务。12月初他来到汉口，终于在1946年春重新竖起杂志公司的牌子。
  同时在上海设立了出版部，还在长沙等地设立了分公司，直至全国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