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虞洽卿（1867—1945）浙江镇海龙山镇（今属慈溪）人，名和德。1881年到上海商行当学徒。1892年起历任德商鲁麟洋行、华俄道胜银行、荷兰银行买办。1898年起，在四明公所事件中参与同法租界公董局的交涉。1906年发起组织万国商团中华队，1908年开办四明银行，后又组织南洋劝业会，任副会长，曾先后创办宁绍、三北、鸿安轮船公司。辛亥革命中支持上海光复。1920年起任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理事长、全国工商协会会长、上海总商会会长、淞沪商埠市政会办。是早期旅沪“宁波帮”的头面人物之一。五卅运动中，以上海总商会五卅事件委员会名义，擅自修改向帝国主义者提出的交涉条件，提出停止罢市。1927年从财力上支持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任上海特别市参议会董事、中央银行监事、国民党政府全国经委委员、公共租界工商局华董。抗日战争时期，在上海组织中意轮船公司，并任上海难民救济会会长，办理平粜米获取利润。上海沦陷后，拒任伪职。1941年去重庆，先后组织三民、三北运输公司。
  ——《辞海》1999年版缩印本第2238页
  虞洽卿，今慈溪市龙山镇人。
  “民国船王”虞洽卿
  20世纪，中国出了两个“船王”，他们以水上航行为企业，名扬中外。一个是民国时期创业上海的虞洽卿，被称为“民国船王”；一个是五十年代创业香港的包玉则，被称为“世界船王”；事有凑巧，这两个“船王”都是宁波人。
  虞洽卿本是海滨拾泥螺的穷孩子，进入上海滩后，当过商店学徒、跑街、洋行买办、银行董事长、轮船公司总经理，最终成为江浙财团代表，民族资本家阶级的上层人物，“宁波帮”在上海的代表。但他一生的主要精力花在航行事业上，他一生的主要业迹，也表现在航行事业上，为民国时期三家私营航业之魁首，被称为“民国船王”。
  “赤脚财神”的故事
  虞洽卿，字和德，乳名瑞岳，1867年出生于龙山乡山下村。家境贫寒，仅读过三年私塾，粗识文字。14岁时，在族人虞鹏九的带领下，离开故乡，踏上了去上海的征途，临行时母亲含泪叮嘱：千万自重；日后有出头之日，为家乡做些好事。洽卿点头，挥泪与家人道别。
  到上海后，由虞鹏九介绍，虞洽卿进入上海南宁望平街瑞康颜料行当学徒，那是公元1881年（清光绪7年）。120年前的
  上海滩，繁华区尚在南市，以后逐渐向北面苏州河两岸发展。虞洽卿进店时，正是上海开埠不久，国内“在洋务运动趋向高潮，中国近代企业兴办的时候”，是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虞洽卿本人天资聪明、办事灵活，学习刻苦。他白天工作，晚上补习英语，进步很快，工作也取得成绩。有一天，虞洽卿到一家颜料批发洋行去看货，发现有一批听装颜料，因船运途中被海浪泼湿，外壳生锈，洋行决定以“次货”交公证行贱价拍卖，虞洽卿向仓库保管员塞了点香烟钱，买了一听，拿回店来开听检验，听内货色完好无损，奚老板就命洽卿以低价买进这批颜料。这一年瑞康获利两万多两银子，奚老板十分欢喜，年终发给虞洽卿的鞋袜费，由原来的12元，增加到40元。
  瑞康行获得巨额利润和虞洽卿经商有才的消息传出去后，沪上一家叫舒三泰的大颜料店，派人来与虞洽卿商谈，许以高薪聘请虞洽卿去任跑街。奚老板得知消息，怕洽卿“跳槽”，答应虞正式任命他为跑街，提高工资，还让出两股股份给虞，年终可享受分红待遇，设法把虞洽卿留住。虞在瑞康工作十年，由学徒升任跑街，由职员兼任股东之一，还学会了英语会话，沪上传说虞洽卿当过英文翻译，这是误传。当时流传着“赤脚财神”的故事，事情是这样的：原来虞洽卿进店那天，正遇毛毛细雨，他怕沾污了母亲连夜赶制的新布鞋，从脚上脱下来，挟在肋下，在介绍人的带领下跨进店门。虞洽卿“南人北相”，虽只14岁，已长得蛮高，瑞康老板奚润如见虞洽卿手挟新布鞋进来，心里“格噔”一惊，想起昨夜一梦，梦见“赤脚财神”，胁下挟着元宝走进店里，那财神长脸阔嘴，与今天来人十分相像。奚老板认为虞洽卿进店应了梦中吉兆，心中十分高兴，加上虞进店后，店内生意蒸蒸日上，十分器重虞洽卿，就编了个虞洽卿就是“赤脚财神”的故事，在商界流传开来。后来虞洽卿成了江浙财团的代表、三北轮船公司的总经理，又是陈其美、蒋介石寓中的座上客，这“赤脚财神”的故事，更是沸沸扬扬传遍了上海滩。
  从颜料行学徒到外国银行买办
  虞洽卿进入上海滩后，以两个十一年时间，从一个颜料店学徒，而跃上外国银行买办宝座，跻身富商之列，这里有客观的因素，也有他主观努力的因素。买办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替外国资本家在本国市场上经营企业、推销商品的代理人”，洋人称“华人经理”。第一个十一年，虞洽卿从学徒升任颜料店跑街、小股东，学会了做生意，学会了英语会话，了解了上海滩商情；第二个十一年，开始了他的洋行买办生涯，他先后担任三个洋行的买办，即1892年（25岁）由族人虞芗山介绍，进入德商鲁麟洋行；1902年（35岁）进入华俄道胜银行上海分行任买办，觉得不如人意，第二年转任荷兰银行买办。虞洽卿在鲁麟洋行，除做颜料生意外，还兼营西药、大豆、桐油等出口生意，获得高薪加回佣，收入甚丰，干了五年，积蓄了一笔钱。在1896年，以他所积资财（包括瑞康行收入）做了两件事：一是出资四万两银子捐了一个四品候补道台的虚衔，当时清廷国库空虚，官衔可出银子购买，虞洽卿知道要立足上海，干一番事业，必须有财有势，所以出资捐衔，有利于他的商途；二是购买了闸北升顺里、北顺徴里的房地产，组成升顺、顺徴房地产公司，炒起房地产买卖来。当时苏州河以北，市面荒凉，地皮房子很便宜，他自己设寓于高乃依格（今皋兰路）。
  1903年，虞洽卿进入荷兰银行任买办后，独揽大权，干了二十多年（1924年交由长子虞顺恩代理），利用荷兰银行名义，分发远期本期，调转头寸；另独资创设了“通惠银号”，并为今后创办“四明银行”打下基础。第二个十一年，虞洽卿在上海的商途，可谓春风得意、名利双收，此时已跻身绅商、闻人之列了。
  两次与洋人较量，“阿德哥”崭露头角
  虞洽卿在三十至四十岁一段时间内，两次与洋人较量，都获得胜利；“他为宁波同乡的利益，不畏艰难，敢当调人，四出奔走，据理力争，这不能不说是爱国爱乡的表现。”
  第一件是四明公所事件。四明公所在上海南市，为旅沪宁波人的会馆。建于清嘉庆二年（1797），公所有会馆办公室、义冢地、停柩房，共占地44亩多。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蓝蔚雯任上海知县时，报官批准，公所编入官图，豁免税赋；道光二十九年，公所地区划入法租界范围；清同治十三年（1874），法租界当局拟筑路，要四明公所迁让义冢，宁波同乡向官厅请求制止未果，双方冲突，引起流血事件，闹到北京总理衙门与法国公使才解决，法方放弃筑路计划，第一次四明公所案事态才平息。二十多年后，光绪二十四年（1898），法租界公董局欲兴办学校、医院、宰牲场，动用军队，强占四明公所，并开枪打死19名中国人。宁波同乡群起抗争，引起宁波籍受雇于法人之工人、佣人、厨司、汽车夫、轮船水手等工人全体罢工，法租界法人住宅停电，一片黑暗，垃圾成堆，无饭可吃，无衣可换，无车可乘，法人处于十分尴尬局面。虞洽卿出谋划策，多方奔走，孤立法租界洋头目，逼使其谈判，法方放弃原计划，从四明公所撤兵，保存了四明公所地盘。罢工获得胜利，事后虞洽卿对人说：“只须工商两界做我后盾，不怕法国人横蛮到底也。”有人说这是运气，他说：“这不是运气，乃是民气压倒洋气也。”
  第二件是黎黄氏案。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广东官眷黎黄氏，带领十来名婢女，自四川回广东，乘长江轮船途经上海逗留，英捕房密探诬告黎黄氏是“人口贩子”，无故将其逮捕起诉公审。当时承审官为副会审官金巩伯，中国人，陪审官为英副领事德为门。审问后，金巩伯认为罪证不足，暂收押拘留所，再作调查，德为门说金包庇华人，令巡捕辱骂殴打金巩伯，旁听席上华人群起护卫金巩伯。消息传开，激起公愤，全沪市民、商界罢市抗议，街上英巡捕被群众围攻，有一所英巡捕房被群众焚毁，英方滥捕群众达五六百人之多，事态扩大，上海秩序紊乱。适逢清大臣载泽路过上海，与有关方面协商，派朱葆三、周金箴、施子英、虞洽卿为代表，与英方谈判。朱葆三等三人，见涉及洋人，事情棘手，谈判无效，中途退出。谈判代表只剩虞洽卿一人。不久，清廷又派两江总督周馥到上海查办此案。虞洽卿不畏洋人强横，多方奔走于官商之间，终于达成协议，谈判获胜。黎黄氏及被捕华人全部无罪释放，英捕头撤职查办，英工部局向华人道歉，商界开市，巡警复岗，以华方获胜而告终。是日，清大臣苏松太道台袁海观、会审公堂正会审官关炯之、上海商界代表虞洽卿三人，步行上海南京路劝令各商户开市。市民放鞭炮庆祝。经过这次对洋人的较量，虞洽卿名声更鹊噪沪上，宁波同乡亲昵地呼虞洽卿为“阿德哥”。
  倾心实业，首创民营“宁波商轮公司”，与洋商斗法
  虞洽卿于1893年、1906年两次赴日本考察实业，学习日本明治维新后经济快速发展的经验；他在日本结识了经济界名人大隈重信、色泽荣一，看到日本工商业发达，国力日益强盛，虞洽卿萌发了办实业兴国的念头，经周密考虑，决定以航行业为起点，出资加入沪—甬轮船航线。
  1908年，沪甬航线上，已有轮船往来行驶载客装货，当时宁绍地区客货均从水路进入上海，而宁波地区在沪谋生者已达40余万人，浙东各县的土特产、药材，如大米、棉花、白蚕豆、金丝草帽、草席、象贝等，在上海销量很大。上海的布匹、肥皂、火油等轻工品、日用品，也从这条航线进入浙东，所以这条航线被人称为“黄金航线”，生意十分红火。沪—甬线上原有三家公司的轮船行驶：一是英商太古公司的“太古轮”，二是法国东方公司的“立大轮”，三是清政府招商局的“江天轮”，每位需价银圆一元；货运价格亦昂贵，洋轮中船员、茶房，倚仗洋人势道对旅客横蛮无理，宁波同乡早有不满。虞洽卿亦有同感，他设想以“平价售票，文明待客”的货轮，出现在这条“黄金航线”上，并可挽回“宁绍两府，每年损失一百万元”之财富。
  1908年7月，虞在沪集资，首创民办轮船运输业“宁绍商轮公司”，向宁绍帮商人集资。资本额100万元，分作20万股，每股5元，当时商界集资28万元，不足之数，向“四明银行”贷款。四明银行是这年初新办起来的，是宁波帮的银行，虞洽卿是该行的发起人之一，任协理（副经理），贷款自然顺利。筹足经费后，虞向福州马尾造船厂购进轮船一艘，载重为2600吨，命名“宁绍轮”，后又购进一轮，载重1600吨，命名“甬兴轮”。“宁绍公司”在沪设公司，宁波设分公司，虞洽卿任经理，两轮进入沪—甬航线，载客运货。
  虞洽卿为了打破洋商垄断的局面，航行一开始，即在船上立一木牌，上书“立永洋五角”字样，票价比洋商低一半，货运价格也便宜。由于“宁绍轮”、“甬兴轮”价格低廉，加上船上茶房、职员大部为宁波人，对旅客招呼亲切，服务文明，“宁绍公司”生意兴隆，一炮打响。“太古轮”、“立大轮”、“江天轮”生意清淡，有时竟然到“放空”的地步。英商法商陷入尴尬境地，他们便想以雄厚实力，企图挤垮新生的“宁绍公司”。轮船票价从一元跌至三角，并随票送毛巾一条（或肥皂一块），官商招商局也忍痛跟上。这一来，“太古”、“立大”、“江天”的生意又好转了，“宁绍”的生意清淡了，虞洽卿的“立永洋五角”，利润不大，如果也降至三角，公司就要亏本了。为了与洋人竞争，虞洽卿忍痛也把票价降至三角，每票优待“淘箩饭一客”（在船上吃），拉住了旅客。宁波商人徐乾麟、孙梅堂等数百名宁波同乡，怕宁绍公司被洋人挤垮，团结起来，立即组成“宁绍航业维持会”开展募捐，向“宁绍公司”每票贴二角，使“宁绍公司”以三角票价与洋商竞争不致亏本，并在同乡中相约把货运荐给“宁绍轮”。这样“宁绍”、“甬兴”的生意又红火了，虞洽卿又露出笑容。如此相持数月，“航业维持会”贴补“宁绍公司”达十余万银元，而洋商亏损很大，只得托人来与虞洽卿协商，大家票价又回至五角。这场中国新生的民族工商业与洋商官商的斗争，在群众的支持下，终于获胜，成为上海工商史上一段佳话。
  “宁绍公司”为了有一个长久的客运、货运码头，在南市沿江与南通巨商张謇协商，出租金在十六铺新建码头——大达码头，这样虞洽卿等人新办的“宁绍商轮公司”，在洋商官商的夹缝中，经过较量，总算站稳了脚跟。
  破釜沉舟，续办独资“三北”“宁兴”“鸿安”轮船公司
  虞洽卿投资航运业，有他自己的见解。他曾说：“商务之发达，端赖交通便利，而航业盛衰，尤觇国势。”“轮船一业兴，商货运输攸关，实为振兴实业之枢纽。”而投资轮船业所获得之高额利润，也符合商人致富的目的。“宁绍公司”的初创成功，更增强了他办航运业的信心。
  在“宁绍公司”工作，虞洽卿是总经理，他的上头还有董事会、董事长，这就使他觉得难以施展他的理想和才干。1917年5月，果然为了“甬兴轮”的处理问题，与董事会发生矛盾，虞辞去了“宁绍公司”总经理职务，自己扩展他独资创办的“三北轮埠公司”。
  “三北轮埠公司”总公司设在上海，分公司在宁波、慈溪。虞洽卿是个看重乡谊的传统的中国商人，他牢记14岁时母亲送他赴沪学生意时的叮嘱，要为家乡做些好事。这一年，他着手在镇海县龙山乡（今慈溪市龙山镇）杭州湾南岸的家乡，创建“三北轮埠公司”。他买了三艘轮船（船名镇北轮、慈北轮、姚北轮），建造了码头，铺上简易铁轨，行驶小火车，还在山下村新建电话电报房，与沪甬通电报电话；轮船行驶在慈溪、宁波、镇海、舟山、沈家门之间，三北一带的土特产，如大米、棉花、白蚕头、土布、麦冬，可从龙山出口，免除转口税，使三北农民一年可获利60万元。“三北公司”龙山码头落成之时，在庆祝大会上，虞发表演说，“要把家乡三北建成‘小上海’。”这一年建码头、造电报房、发电厂，同时又办了一所小学，共投资200万元。早在1914年，为了继续扩展航运业务，他就毅然破釜沉舟，把升顺、顺徴两处房地产变卖掉，投资续办航运业。这样，他在1917年建成“宁兴轮船公司”（交长子虞顺恩管理），1919年建成“鸿安”商轮公司，这两个子公司，统一由“三北公司”领导。到1936年，“三北公司”已有轮船19艘，“宁兴公司”有轮船4艘，“鸿安公司”有轮船9艘，共有轮船32艘；各公司还有拖船、驳船、趸船共50艘，共计82艘，载重达9万多吨位，为民营之冠。其航线北至天津、青岛、烟台，西至南京、长沙、宜昌、重庆，南达广州、香港，东至舟山、定海，均有定期航班，不定期的航线到达日本、南洋群岛；形成一个全国性的航运网，实现了虞洽卿梦寐以求的理想。他在“船业”投资达450万元。
  创办机械厂、造船厂、码头仓库栈房，增添趸船拖船驳船，配套齐全，人称“民国船王”
  航运业需要众多配套行业，如修船，配零件，要建码头、仓库、栈房，没有自己的配套企业，大把的钱会被人赚去，虞及时完成了配套工程：
  一、创办修船厂、造船厂。虞洽卿为了节省资金，往往买进旧船，修理油漆后出航，虽较便宜，但修理次数也多；开始到别人厂去修，所费甚巨。1922年，他出资盘入上海肇成机器厂，改为修船厂，名“三北轮埠公司机器厂”，但还不能满足船队需要。1926年6月扩资改建为“三北机器造船厂”，自兼厂长，为船队修理、油漆、配件服务，还制造了中、小型轮船十多艘，并承接外来修船业务，增加了收入。
  二、各埠设立分公司，设立码头栈房仓库并自办煤号。为了配套航运业务，沿线设立“三北”分公司，有天津、广州、重庆、汉口、南京、镇江等地计20多个，并建立码头仓库栈房，较大的有“上海十六铺鸿安栈房”，“上海浦东码头堆栈公司”
  投资40万元。轮船蒸汽机要烧煤，船队所费量大，虞在1919年，与煤商徐贵生合作，在上海合办“大昌煤号”，在用煤上又为自己船队节约开支。
  三、添置趸船、拖船与驳船。货物运输，码头上必需趸船、驳船，内河航行又需拖船。原向别人租来，花费甚大，随着航业的扩大，必须逐步添置。抗战前夕，“三北公司”在长江一线，即拥有趸船21艘，拖船5艘，驳船12艘，总吨位达2万多吨。
  此外，虞洽卿还创办“四明银行”，广交金融界人士，为自己的“航业”解决资金周转困境，“到全面抗战爆发，虞洽卿的轮运势力已发展到了最高峰，其船队规模（包括已与外商订妥但尚未抵华之轮及所有拖、驳、囤船）为82艘，91694.44吨，有人统计这个数字，几占全国轮船总吨的1/7。”虞洽卿的航运业，终于成为全国三大民营轮船公司之魁首。
  上海沦陷，出奇招悬挂挪威旗，创办“中意轮船公司”获巨利
  1937年，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同年11月，上海、无锡、苏州、太原沦陷，特别是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虞洽卿的船队遭受重创，轮船被政府征用，又被日寇炸沉炸伤强占，损失惨重。据1941年调查：虞之船队被日寇炸伤5艘，炸沉5艘，强虏去27艘，共计约5万吨位；被国民党军队征用炸沉以阻塞长江口12艘，拉去装军用物资牺牲6艘，共约2万余吨位，在上海可用的轮船仅27艘，计1.1万吨位，入川的“渝万线”（长江上游）只蜀丰等四小轮，仅1300吨位，虞船队损失占三北公司的70％，留下的又不能出航。虞洽卿正在悲叹一生惨淡经营的航业遭受如此厄运而束手无策时，忽报“三北公司”向挪威国“华伦洋行”订购的三艘海轮，挂着挪威国旗，顺利地通过日军关卡，来沪交货（约2万吨位）。虞洽卿心头一亮，“我挂上挪威旗，不是也可以搞运输吗？”虞向香港汇丰银行贷款，付清船价，以悬挂挪威旗去西贡、仰光运大米来沪，以济沪上粮荒之急。原来上海粮食由江西的九江、安徽的芜湖等三大米市供应，战争一开，日寇封锁严密，商人束手。虞洽卿就用这三艘轮船去西贡、仰光运大米，平粜给上海市民（比市价低50％），还赚了一笔运输费。虞洽卿又与意大利商人泰来那齐合作，创办“中意轮船公司”，言明虞占88％，意商占12％，船由虞出，船上悬挂意大利旗，可顺利通过日军关卡。虞派幼子顺慰为公司代表，出轮船8艘（约2万吨位）也去香港、西贡、仰光一线搞运输，以运粮食为主，解救上海粮食问题，虞也曾运一部分大米到镇海、宁波、慈溪进行平粜，博得同乡好评。如此数次，获利数百万元，此时虞花100万元买进南京西路成都路一块地产，花51万元买进大上海戏院，又花60万元买进泥城桥鸿福里等房产，真是因祸得福获巨利。
  日寇占领上海后，要组织伪政权，几次要虞洽卿当“市长”，大汉奸李士群多次向虞敲诈，逼虞“下水”。1938年2月，虞接到重庆方面在沪特工的警告信，装有子弹一粒，警告虞不得当汉奸，否则以真弹相对。虞洽卿召开家属会议，一致表示坚持民族大义，不当汉奸。在重庆的女婿江一平（原上海名律师），以蒋介石的名义来电，催虞速离沪去渝，以防有失。1941年春，74岁的虞洽卿，与苦心经营的“三北公司”告别，经香港到四川重庆。1943年，意大利退出轴心国，“中意轮船公司”轮船全被日寇掳去，“三北公司”也被日寇“接管”。这是后话。
  舍舟登陆，创办“三民”“三北”“川光”汽车运输公司
  1941年春，74岁的老人虞洽卿，风尘仆仆，来到重庆与蒋介石会晤，蒋要他在政府中任高官，以报多年来对他蒋介石的经济援助之恩。虞洽卿说“在商言商”，婉言谢绝了。他着手组织陆路运输，把国外军用民用物资运进来，在香港向英商“华伦洋行”借款5万英镑，购汽车300辆，与王晓籁、朱联馥合伙组成“三民运输公司”，负责滇缅公路的运输任务。第二年去云南与龙云合作，在昆明创办“三北运输公司”，购买汽车120辆，负责仰光—昆明—重庆的运输业务，主要是采办汽车零件和五金器材的进口。又命三子顺慰在重庆组织“川光运输公司”，负责运输供应重庆一带所需的日用百货。他请原“三北公司重庆分公司”经理郑鲁斋，集资90万元，购入4艘小货轮，行驶宜宾、万县等地，赚来的钱以维持三公司大批内迁职工的生活。虞洽卿以74岁高龄还亲自采货押车到仰光装货，用英语与洋人打交道，他的亲临运输第一线，加上蒋的手谕“通告证”，使他在西南大通道上搞运输“春风得意”。他组建的“三民”、“三北”、“川光”三个运输公司，为抗战干了一件好事，也为自己获得巨额利润。笔者1986年在虞的家乡采访时，碰到一位年已88岁的当年驻云南边境某镇的采购员韩维表说：曾在防空洞里看到虞，虞一停下来，就拿出文件披阅，两鬓如霜，精神很好，可谓“老当益壮”。虞有一辆小轿车，出入滇缅边境，因他持有蒋的“特准证”，关卡员、海关人员一见虞的车号就放行，可谓畅通无阻。
  从支援辛亥革命到亲蒋仇共
  虞洽卿是近代史上一个有影响的人物，也是一个具有复杂政治思想的人物，他声称平生崇拜四个人：孙中山、陈其美、段祺瑞、蒋介石。他一生经历了晚清政府、北洋政府、民国政府时期，期间先后发生了维新变法、洋务运动、辛亥革命、八年抗战，他病逝在抗战胜利前4个月的重庆。
  虞洽卿支援辛亥革命，既出钱又出力，同盟会在上海秘密活动期间，他自掏腰包为陈其美提供活动经费8000圆，还在租界提供了一个秘密会议场所，以成立“宁商总会”为革命党作掩护。上海发难成功，虞奉陈其美命令到苏州劝巡抚程德全起义成功，虞花银100万两助程军饷，虞还冒险亲送弹药到南京接济革命军。民国元年（1912年），孙中山发行公债，以解决财政困难，他认购了大量公债，支持民国政府。他还推动同乡大资本家方樵苓，共同支援辛亥革命，为其募捐，后虞任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理事长时，每月为东南一带的国民党人提供一、二万圆的活动费。总的来说，这时他的政治倾向是积极向上的，对四明公所案及黎黄氏案，他表现了正义反帝、爱国爱乡的政治倾向，也因此赢得上海“宁波帮”的爱戴。
  1925年“五卅”惨案在上海发生，激起上海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这时的虞洽卿（58岁）已是“三北轮船公司”总经理、上海“宁波同乡会”会长、上海总商会会长、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理事长，一人身兼数职的上海闻人和大资本家。虞在北京奉段祺瑞令“回沪调停”，他以上海总商会会长身份参加调处。当时中共领导人李立三在沪成立“工商学联”，提出17条向租界当局交涉，虞洽卿与商会协商改为13条。在调停中，虞洽卿、方椒伯、傅筱庵等人，表现了一个民族资本家在反帝斗争中的软弱性与妥协性。1927年春，蒋介石在沪发动“四·一二”事变，捕杀在沪中共人士，实行“清党”。以虞洽卿为代表的上海大资本家们，首先在经济上支援蒋介石：4月1日给蒋300万圆，4月25日又给蒋300万圆，以“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名义，认购3000万圆，第二年初又以以上名义认购4000万圆。蒋介石得到虞等大资本家在经济上的支援，十分得意，虞洽卿为此被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封为“清党”五大功臣之一（另四人为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杨虎）。虞还公开说：“今日全国共产党完全消灭，清党工作业己完成，当时吾人参加清共，不过开其端耳。”他还策划组织武装“商团”来对付上海工人，后因故未能实现。蒋介石因虞助其反共有功，欲安排虞当中央财政部次长，虞答“在商言商”没有接受，只接受了中央银行监事、上海市参议会董事等虚衔。
  毛泽东曾论证过：“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面性，决定了他们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革命，他们可以成为革命的一种力量，而在另一时期，就有跟在买办大资产阶级后面，作为反革命助手的危险。”虞洽卿的所作所为，印证了这一点。
  戴尧宏
  洋场斗智
  一
  1909年的一天，上海《申报》等多家报纸，以引人注目的地位刊出了消息：
  “宁绍轮船公司日前在沪成立，宁绍籍同乡集资百万，购轮一艘，近日即将赴甬作处女航，欢迎各界光临！”
  一旁还用特大号宋体字套着红，赫然写道：
  “沪甬之间，立永洋五角！”
  万商云集，被人称为“冒险家的乐园”的大上海，每天都有种种光怪陆离的新闻发生。这条看似平常的广告，对许多市民来说，也许是无足轻重。可是对于历史悠久、以实力雄厚而名扬中外的英国太古洋行来说，不啻是一个晴天霹雳，其在华总行老板巴特费尔德，见到这则广告，他那保养得极好的面颊肌肉，忍不住一阵痉挛。他迅速从写字间的沙发上站起身来，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把双手反背在笔挺的隐条花呢西装背后，挺着一个大肚子，把桃木拼花地板踏得格吱格吱响，他终于丢掉手上大半支雪茄烟，推开窗户，望了望桅樯如林的黄浦江上往来如梭的各国轮船，然后，回身抓起了电话筒。
  半个小时后，太古洋行门前，先后开来两辆高级轿车。只见其中一辆内走出一个身穿马褂子，头戴瓜皮帽，年约三十余岁的中国人；另一辆中走下来的是一个身高体胖，满头黄发，西装革履的洋人。他们是应巴特费尔德电话之召，前来商量对策的清政府官督商办的招商局轮船公司董事傅筱庵和法华合资的东方轮船公司法国老板柯乐思。为什么这一则简短的广告，竟会惊动这几个上海滩上的显赫要人呢？说来话长。
  自从鸦片战争后，宁波、上海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特别是随着洋人把经商的重点由宁波转移到上海之后，善于做生意的宁波人来上海经商谋生者，犹如风起云涌，不计其数。那时浙东三北的棉花、大白蚕，四明山的茶叶，鄞县的浙贝、草席，舟山的海鲜..恰如潮水一般涌向上海，由上海经宁波运往浙江内地的西药、五金、水泥、生铁、玻璃等数量越发巨大。
  其时，沪甬铁路还未通车，沪甬交通全靠海轮，那时仅有三艘轮船来往于沪甬之间：英国太古公司的北京轮，东方公司的立大轮，招商局的江天轮。三家公司攻守同盟，互相默契，一起垄断了这条生财之道，一致规定沪甬之间三等舱票价为大洋一元。票价昂贵不说，俗话说“行大欺客”，这些老爷船从不把一般旅客看在眼里，轻辄辱骂呵斥，重的竟是拳脚相加，乘船犹如出钱买气受。但只因当时宁绍一带来沪人多，就是这种情况，每天在三家轮船公司门口排长队买船票的人，竟如蜂拥蚁聚一般！
  吃尽了苦头的宁波人实在忍无可忍，终于决定自筹资金，创办轮船公司。可不要小看了上海的这批宁波帮，原来自唐宋越窑瓷器出口起，已成为国际港口的宁波，是一向闻名于世的商港，时历元明清，到这时创办轮船公司时，宁波人在广东、福建、上海，甚至国外日本、印尼、美国等地，因语言、习俗相同，竟在各地形成了帮，有的叫宁波同乡会，有的叫三江同业会，有的称甬人企业公司..不论贫富，一人有难，众人相帮，十分讲义气，因此帮内颇团结。
  如今这宁绍轮船公司就是由这宁波帮搞起来的，主要发起人就是三北虞洽卿，此外还有严筱舫、朱荷三、叶澄衷、王晓籁等，采用集资入股，规定五元一股，多少不论，一时响应的宁波人如风行云集，即刻集到几十万元，买下轮船，租了南通状元张謇的大达码头作轮埠，开张营业。为了替宁波人争气，也为了给那三家轮船公司一点颜色看看，开张伊始，居然规定票价减半，“三等舱立永洋五角”，这么一来，还有谁再会去搭乘那三家公司的轮船？只见这几天宁绍公司码头门庭若市，十天半月的船票已预售一空，那太古等轮船公司门口，门可罗雀，甚至要放空舱，这怎不叫巴特费尔德之辈，气得暴跳如雷，恨不能一拳把宁绍公司砸烂？！
  现在三家轮船公司的巨头就汇集到太古公司巴特费尔德的高级账房间，商量对策。
  “两位先看看这张《申报》。”待两人坐定，巴特费尔德随即把那登有广告的报纸递给了柯乐思，只见柯乐思注视了片刻，轻蔑地耸耸肩膀说：“看来，当初鄙人不肯租借码头是太英明了。但如今也不必大惊小怪，虞洽卿那几十万元是靠五元一股凑起来的，他的后台是四明银行，敝公司手头现有四明银行支票十余万元，我叫人顷刻前去兑换，这用中国俗话说是釜底抽薪，我看他阿德哥还有何能耐？”
  巴特费尔德点点头，接着说：“不过当务之急，这宁绍轮一开，我们的乘客将越来越少，偌大一只轮船，放一次空舱可亏本不起呀！我提议，我们三家咬咬牙，奉陪到底，把沪甬的船票，索性改成三角，三角以外再送毛巾、牙膏，特等舱内还可以免费赠吸‘福寿膏’，这样一来，乘客还不都到我们处来了？等到宁绍垮台，我们仍可恢复原价，这用中国俗话说，也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知两位以为如何？”
  他说完用双目瞧了瞧傅筱庵。傅筱庵是浙江镇海人，也可算是宁波帮，不过他应该说是宁波帮的败类，后来成为臭名远扬的汉奸，这是后话。他是清朝大买办盛宣怀的干儿子，自从攀上盛家高亲，从英商祥生造船厂的“仆欧”，步步高升，终于成为今天招商局轮船公司董事。他和虞洽卿是同乡，但向来政见各异，矛盾甚深。
  这会儿，他只听两个洋人哇啦哇啦用英语交谈，他表面上装作似懂非懂，实际上却句句听得明白，用一双老鼠眼滴溜溜乱转，巴特费尔德见他不吭声，故意激了一句：
  “傅先生可不能因为是宁波人，出卖了我们三家的利益噢。”听到这里，傅筱庵眨了眨绿豆眼，用熟练的英语，一字一句，慢条斯理地说：
  “刚才两位先生所说都颇有道理，降票价，兑钞票，都是很不错的主意，也切实可行，但鄙人以为这些都是下策，决非上策，这些都是明争，太偏激了有失西方人常说的‘绅士风度’，反显得我辈真如市侩小民，雅量不够，不得人心，这成千上万在沪宁波人，心民也不可侮呀！”
  傅筱庵不愧是深谙中国国情的大买办，他这几句话一讲，着实叫两个洋人刮目相看。他也不等两人插话，接着说：“镇海是我老家，我当然不缺愿替我办事的朋友。但是宁波江北岸不是有你们两贵国的领事机构吗？只要略施小计，不愁此事不能解决。”
  于是三个人交头接耳，如此这般，终于想出一个自以为万无一失的妙计来。
  再讲那天上海黄浦江边大达码头上下，披红挂绿，张灯结彩，面貌焕然一新，只见买船票的，候轮船的，观光轧闹猛的，人头济济，水泄不通。一会儿功夫，只听“叭叭——”汽笛一声长鸣，偌大一艘簇刮崭新的宁绍轮，轰然作响，徐徐离岸。从那轮船的大烟囱上挂下两条醒目的条幅：“庆贺宁绍轮船首航宁波！”“开张大吉，顺风顺水！”
  在宁绍轮船特等舱内，装饰格外富丽堂皇：一盏巨大的荷花形吊灯，放射出柔和的光线，留声机中，正播送着悦耳的音乐，一场热闹的华宴正在西餐厅中开始，十几张铺了洁白台布的圆台面上，摆满了山珍海味，高级烟酒。宁绍轮船公司的全体董事正在这里举行盛大的答谢宴会，上海滩上宁绍帮的名流：虞洽卿、朱葆三、严筱舫、王晓籁..一个个面带笑容，频频打躬作揖，招呼着来自沪、杭、甬、绍、台各路大亨、名流。仅上海的就有上海市商会、上海市农会、上海市银行商业公会、上海轮船商业公会、上海市总工会、宁波旅沪同乡会、上海地方协会、上海市教育会、四明公所、鸿升码头堆栈公司、四明商业储蓄银行等，甚至连上海青帮头子张啸林也带了四姨太前来捧场。
  这时可以看到狭长面颊、高鼻梁、大阔口，穿着玄色派力司长衫的虞洽卿正在频频举杯祝酒：“敝公司能有今日——得以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开张营业，全仗在座诸位仁兄神力，鄙人谨代表公司董事会全体同仁，今日略备薄酒，以示十万分谢忱之意！”一向在稠人广众之中应酬自如的阿德哥，到了今天这个场合，也由于心情激动，他的言行显得有点拘谨，在一片灯红酒绿、觥筹交错中，煞有介事地表演着平时少见的文质彬彬的鞠躬礼，话音刚落，西餐厅内爆发出一声声的吆喝：“好，好！干，干！”
  仅以太古公司一半票价坐上宁绍轮船的三等舱的普通乘客，也一个个毫不掩饰内心的喜悦之情，或卧或坐，有的用纯正的绍兴方言，有的用地道的宁波话，放声畅谈者有之，窃窃私语者有之。他们没有资格参加特等舱内的华宴，却在这人和行李的小小间隙中自得其乐，准备度过这不算太长的十几个小时，顺利到达终点——宁波。
  经过一夜的航程，凌晨四时左右，宁绍轮船来到甬江入海口——镇海拗猛江口。这里距离终点宁波大约还有一二小时的航程。
  透过拂晓薄薄的晨雾，轮船上的大副、二副虽然已一夜未合眼，但依然精神拌擞，不敢懈怠，因为这里江狭、水深、流急，是历史上有名的“事故多发地段”。真是越怕鬼，越是有鬼，当大副从望远镜向港口了望时，似乎觉得眼前有一只只蝗虫从镜片前飞过，他以为自己整夜未眠，看花了眼，用手擦擦发红的双目，再仔细瞧，才发现，港面是一大片飞蝗般的小舢板船。它们一只连一只，一只挨一只，正从拗猛口港湾内飞出来，分成几排，摆成一字长蛇阵，横拦在港面上，少说也有一二百条。那些船工，居然不声不响，悠然自得地坐在船头吸早烟。大有“天王老子也奈何我不得”的派头。
  如果以吞吐量数千吨的宁绍轮，照眼前这种时速行驶过去，那些小船危在旦夕，大副一声令下，轮船来个紧急刹车，然后赶紧向特等舱虞洽卿的卧室走去。
  趁大副向虞洽卿报告紧急情况的空隙，我们先说说这些小船的来历：
  原来这是昨天巴特费尔德、柯乐思、傅筱庵精心策划的“妙计”一部分。
  率领着这一百几十只装满了臭气熏天的大粪的舢板船的为首分子名叫屠宝生，本是傅筱庵在镇海的爪牙，他的正式身份是宁波港码头专门仗势包揽搬运业务的杠棒头头。平时里，他依仗傅筱庵和自己牵丝绊藤的一点沾亲带故关系，凡立大轮、江天轮、北京轮有装卸货物事，需要用杠棒工装运的，一律要通过这个屠宝生，否则这个号称“活阎王”的屠宝生，就会用残忍的手段，叫那些不会“孝敬”他的民工，难以有存身之地。
  昨天，傅筱庵带来密信，告诉他宁绍轮从此来往沪甬，不但公司方面有损失，而且屠宝生更是直接受害，傅要他想方设法给“处女航”的宁绍轮一个下马威。于是屠宝生就唆使、要挟了一批不明真相的民工，雇了许多舢板船，阻拦在拗猛口，心想轻则拖延宁绍轮到达终点宁波港的时间，给乘客一个“宁绍轮买相好，走势勿灵”的印象；如果事情弄大，万一人船伤亡，也可借此扩大事端，说宁绍轮驾驶术“推板”，首航出事故，草菅人命，从此失去信誉。
  这屠宝生原本是一个三天不惹是非就要生病的无赖，听到上海方面主子说“事情闹大呒关系，一切由公司担保”，兴奋得他一夜睡不着，但等天一亮好显显他的威风。所以大清早就来到这港口，吩咐船上民工，一律听他指挥，不得擅自行动，否则他腰间的“白朗宁”不是吃素的。
  当大副敲开虞洽卿的卧室，昨天由于宴会之后又叉麻将，其实虞洽卿这时正刚刚在打瞌睡，听到大副一番话，知道苗头不对，赶紧长衫一披，用一只手撩着长衫衣角，跟着大副来到船头驾驶室，果然见港面上泊满了密密麻麻的小船，虞洽卿也读过《三国演义》，用三北话骂了一句：
  “娘希匹，我阿德又勿是曹阿瞒，何用这许多‘草船借箭’！”
  话虽说得不无一点幽默，但他内心毕竟有点紧张，也来不及和船上别的董事们商量，撕起喉咙喊道：“父老乡亲，我就是三北虞和德，轮船马上要进港到宁波，乡亲们的小船先让让道，有什么困难，请派一个兄弟到轮船上讲。”虞洽卿在上海也常和一些地痞流氓打交道，知道常有一些泼皮为了一些钱财，撒无赖，今天或许也是这样。
  谁知他这几句话等于石沉大海，一点回声也没有，于是他只得再次喊：
  “各位父老听明白，我是三北虞洽卿，有事慢慢好讲，我这轮船上载的人是宁波人，载的货是宁波人的货，大家都是本乡本土的，你们切不可听信谣言，受人蒙骗，等会儿轮船一开，撞着谁就是谁，就不好收场啦！”
  泊在轮船旁边、正挡道的那些小船上的民工，内心有点动摇了。谁知这些船却是互相用绳索拴住的，那些人原本听过屠宝生的吩咐，也没有胆量去解开绳缚头，只是互相你看我，我看你。
  坐在小船内的屠宝生也看出动静，于是忽的站出来，对着轮船，也对着那些“蠢蠢欲动”的小船大声说：
  “阿德哥，今天也叫你认识认识我屠宝生。实话对你讲，大江朝天，各走一边，这大港口，你宁绍轮开得，难道我镇海父老乡亲粪船都行不得了？你放明白点，今日你敢动我粪船上一根草，可别怪我屠某不给面子！”
  接着狠狠吐了一口唾沫在江上，“说得好听，为宁波人开轮船公司，呸，还不是为了捞钞票！”
  虞洽卿和屠宝生俩你来我往在江上顶嘴，却惊动了轮船里的一个人——张啸林。张啸林的四姨太一向和张啸林混得还算不错，只是没有子女，早就吵着要张啸林陪着她到舟山普陀拜拜送子观音，张啸林正想趁宁绍轮首航在姨太太面前摆摆阔气，二则他在上海弄到几箱“公班土”（鸦片），也要到宁波脱手，坐别的轮船，只怕不识相的人若出乱子。谁知今日乌清大早，这么一只堂堂皇皇的轮船，会被这一大批臭船拦住，听听轮船上这许多乘客没有一个不骂屠宝生，这张啸林于是骂了句：“从哪里钻出这么个阿物儿来，我让你也尝尝张啸林的弹头是什么味道！”
  话音未落，使出他的拿手好戏来，早已从腰边摸出手枪，对着屠宝生，一梭子弹扫过去。说时迟，那时快，站在张啸林身边的虞洽卿，知道这梭子弹射出去，十之八九要出人命，急忙用手把张啸林开枪的右手向上一抬，只听“叭叭叭”，子弹向天空飞去。
  那些粪船上的人，听见枪响，各自逃命要紧，顾不得屠宝生什么“擅自不得行动”的命令，纷纷向后退。谁知这“活阎王”屠宝生见粪船后退，众人害怕，他为了壮胆，竟也拔出手枪，喊声：“谁敢动，我就毙了谁！”也是接连三枪。
  枪声一响，粪船上不明真相的民工顿时乱作一团：有的抱头鼠窜，有的大呼“救命”，有的因船翻而落水，有的为逃命而跳江，可怜亦有一二个不谙水性的，被急流卷走，葬身鱼腹。
  屠宝生见事情闹大，嘿嘿一阵冷笑：“今日这笔账，倒要好好算一算。”虞洽卿见一阵混乱后，江面上已让开一条道，他立即吩咐大副：“全速前进，出了事，由我虞和德一人当待。”
  宁绍轮汽笛一声长鸣，冲出了粪船的重重包围，不久来到了宁波江北岸外马路轮埠码头。
  三
  谁知船还未靠岸，岸上早已站着一排脚踩长筒马靴、头戴硬壳大檐帽、穿着笔挺英国武装巡捕服装的巡警，他们个个挂枪佩刀，全副武装如临大敌。为首一个军官模样的人，一步跳进宁绍轮，直奔特等舱船长室，从衣袋内摸出一张纸片，对着虞洽卿等众人念道：
  “本捕房奉宁绍道台及大英国驻宁波领事馆之令，着宁绍轮船船长速交出镇海口外开枪肇事凶手，捉拿归案！”
  虞洽卿这时才恍然大悟，知道凌晨屠宝生的挑衅不过是戏的开场锣鼓，如今好戏才正式开场，地方行动如此神速，倒也令他暗暗吃惊。不过，他毕竟是大场面见得多了，心想我在上海洋场混了这许多年，被外国领事扣押，倒还是大姑娘坐花轿——头一遭。只是今天正逢宁绍轮开仗首航，自己作为宁绍公司总经理，居然在此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广众之中，受此“礼遇”，实在坍台。想到这里正想发作，不过一看到那几十个巡捕明晃晃亮晶晶的真刀实枪，只怕吃眼前亏，只得隐忍不发，说：
  “我和德作事光明正大，走就走。”于是随怒目圆睁的张啸林、唉声叹气的大副，向江北岸大英公馆而来。
  且说英国在宁波的领事馆，又称宁波外人居留地，位于江北岸外马路边，这是一幢中西合璧的房子，二层楼，但见门口挂了块白底黑字牌子，写着：奉道宪设立巡捕房。
  虽名为中国政府批准认可的机构，实际完全是一个英国人的衙门。这里戒备森严，大门两旁站着四个荷枪实弹的印度巡捕。
  三人刚到房中坐落，只听屠宝生伊哩哇啦在隔壁与一个英国领事官用半是英语，半是宁波官话说话，一会儿屠宝生走了过来，冷笑一声，说：
  “阿德哥，今日宁绍轮祸闯大了，我们粪船上许志祥弟兄，被贵轮上凶手枪弹击中，不幸落海身亡，现家眷正在门外，吵着要求赔人，总经理看这事如何了结吧！”
  虞、张等人正欲辨白，英领事一拍惊堂木用不很纯熟的中国话说：
  “虞先生，本领事收到被告许志祥家眷及证人屠宝生先生证词，查实此案应由宁绍轮负全部之责，现宣读审理结果如下：1、宁绍轮擅自驶入粪船群，毁坏民船，伤害无辜，应负一切赔偿费，计大洋三千元。
  2、宁绍轮自即日起，暂行停航，听候处理。
  3、凶手及大副应负直接刑事责任，即日起送入捕房，听候判案定罪。
  宁绍道台×××
  驻甬大英领事×××
  ×年×月×日”
  虞洽卿听到这里，仰天哈哈一阵大笑，说：“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此事不是天大的误会，便是领事先生惊人的无知造成的极其荒唐的胡闹！”说完，从长衫衣袋里摸出一本宁绍轮船的注册执照，轻轻丢在那英领事案桌上：
  “请先生仔细看清楚本公司轮船执照，本经理尚且不论贵领事在中国国土上，在没有中国审判官的情况下，是否有审理中国民事的权力，仅就今日而言，无理取闹，寻衅滋事，威胁、阻拦我东方公司客轮正常航行，今又擅自扣押本客轮经理大副等人，如此作为，该当何罪？如果领事先生有勇气，我一定把此判决书带回上海，请贵国驻华总领事看看今天情由如何？”
  那英国人接过轮船执照一看，才真正吓昏了头，原来今天扣留的客轮，并非什么宁绍公司宁绍轮船，竟是法华合资东方公司的新客轮。自己听信屠宝生竟会扣押盟国的客轮，日后上司吃罪下来，削脱职务还算最轻可的。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那时浙东慈北有一个旅日爱国侨商吴作镆（字锦堂），他东瀛获富，曾投资于东方轮船公司，他曾以东方公司名义向福建马尾船坞订购轮船一艘，结果因东方公司百般挑剔，此船一直搁在船坞里。
  虞洽卿和吴锦堂同属宁波帮，而且两家又是亲戚，1905年虞洽卿到日本，拜见了吴锦堂，谈起自己想办航海业的打算，并说要开发三北，开发宁波。一向热心桑梓的吴锦堂，被虞洽卿一通鼓吹立即满怀欣喜，问他还有什么困难，虞洽卿当然正是等他这句话。这时吴锦堂就痛快地告诉他，自己在马尾船坞还有一艘客轮，没有启锭，可交宁绍公司用。这个中情况，虞洽卿当然守口如瓶，外人哪会晓得。
  想不到今天这张已经过时的“护身符”，彻底吓退了这两个“地头蛇”。这时虞洽卿板着脸，张啸林等趾高气扬，轮到英领事和屠宝生左一个“虞先生”，右一个“阿德哥”，再三说明：
  “我等有眼不识泰山，还望先生海量包涵，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虞洽卿知道，这时候不给这两个地头蛇颜色看看，不好好教训一番，日后宁绍轮来往沪甬之间，麻烦还多着呢，于是声色俱厉，且软中有硬地说：
  “我虞和德做事上海人都晓得，别人都叫我‘和事佬’，我最听得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今日这件事非同小可，决不是我虞某一个人所能担保的。明日早晨，沪甬各报，新闻一发，我最有法道也不能一手遮天呀！”
  屠宝生这时内心暗暗叫苦，他只怪傅筱庵做事太莽撞，也太阴险，出头的事叫自己去做，于是只好问虞洽卿：
  “那阿德哥，依你之见，此事如何了结呢？”
  虞洽卿停了片刻说：“为平息沪甬两地民愤，只好委屈你屠先生，先坐几天捕房班房，实际是避避风头，为你好。不过对此次客轮受阻及声誉的损失，你屠先生至少得赔洋三千元。否则，有些事就很难交账了。因为这笔款本公司要用于新闻舆论界。”
  那屠宝生抬头看看一旁张啸林铜铃般凶神恶煞的眼睛，不由心里一阵发冷，于是只得点头应承。
  过了几天，有一个好事的小报记者，写了一篇《宁绍轮处女航目击记》，在上海某报刊出，遂使太古公司、招商局傅筱庵等人嘴脸原形毕露。从此宁绍公司的生意也越做越大，终于在上海站住了脚跟。那个驻甬英领事不久也调回英国，“活阎王”屠宝生，从此也不知其下落了。
  吴开棠 创作
  虞洽卿的传说
  “龙山大泥螺”
  上海滩的大亨虞洽卿人称“龙山大泥螺”。为什么叫他“龙山大泥螺”呢？三北民间有这种说法：
  虞洽卿是龙山山下人，他奶名叫和德，出身很苦。他娘生他的时候梦见一个白胡子老头捧了颗斗大的泥螺进门来。虞母十分欢喜，便迎上前去把泥螺捧在手里，想看个仔细。不料大泥螺突然变小，骨碌碌地滚进虞母的嘴里，一直滚落肚子。虞母吃了一惊，醒来时满室异香。她当天生下和德。她想和德是泥螺王投胎的，将来一定是大好佬，便熬苦熬省培养他读书识字。
  虞洽卿十五岁去上海瑞康颜料行学生意，博得老板的信任。不久当上跑街、二老板，后来又当上德商、俄商和荷兰银行的买办，创办“宁绍”、“三北”轮船公司，成为上海滩上的一代大亨。
  虞洽卿发了迹，在家乡造起中西合璧的虞家大院。虞母念念不忘来投胎的泥螺王，出高价收购大泥螺。龙山渔民便挑选最大的泥螺卖给虞母。起先收进一斤十六颗的泥螺，这就是“龙山黄泥螺，一斤十六颗”谚语的来历。后来收进碗口大、锅大的泥螺。虞母命人取来海水把大泥螺养着，每逢请菩萨、祭祖的时候，虞母总要把大泥螺供在桌上。（故事的口述者是撑航船的，过去常送货去虞家，好几次看到虞家请菩萨和祭祖时供着锅大的泥螺。）
  虞洽卿从娘嘴里得知自己是泥螺王投胎，所以也以龙山大泥螺自居，久而久之，“龙山大泥螺虞洽卿”就在上海出了名。
  邱兆成口述 滕占能整理
  巧传生意经
  一天，虞洽卿准备乘宁兴轮回宁波，一到码头，他发现有不少旅客因买不到船票失望而归。上船以后，他找来了船长、大副及茶房等人，问道：“你们在夜间休息吗？”船长回答说：“为了确保行船的安全，在夜间一般不休息。”洽卿听了，微微点头，表示赞许。接着又说：“光这样还不够，你们可以将自己的铺位卖掉，这样，你们可以赚到钱，又可解决旅客困难，也为公司争了光。此事一举多得，何乐不为？我们是商人，要学会做生意。”一席话，说得大家开了窍。从此以后，三北公司不仅服务周到的美名远扬，而且生意也越发兴旺了。
  还有一次，虞洽卿看到一个司务长愁眉不展，就派人去打听。原来这个司务长因家庭负担过重而发愁。问明了原因，虞洽卿找来了这个司务长，批评说：“你连自己一家人都养不活，怎么能替我做事呢？我现在发给你一百元钱作资本，你应该尽力而为，把家庭生活改善，否则，我将把你开除。”
  就这样，这个司务长怀着既感激又害怕的心理，领来了一百元钱。从此以后，他千方百计动脑筋，找窍门，终于扭转了家庭困难的情况。
  戴尧宏 搜集整理
  撞车做生意
  1893年，虞洽卿26岁，在瑞康颜料行已11年了。由于经营得法，使瑞康获得不少盈利，在商场上初露头角，即为德商鲁麟洋行看中，重金聘请，任买办之职。
  鲁麟洋行专营进出口业务，进口颜料、西药，出口大豆、桐油及茶叶，范围较大，除上海外，天津、青岛、济南、蚌埠等地，均设有分支机构，虞洽卿凭着机智灵活的手腕，在进出口业务中，赚取了不少佣金。
  试举他在鲁麟洋行销售大量积压的棉布一例：当时虞为扫清库存棉布，正苦无销路，听到清廷大员来沪筹办军衣之事，即灵机一动，喜上眉梢，他探明那大员下榻旅邸后，即备下厚礼，亲诣晋谒。不料这位大员不屑与商贾应接，下令杜门谢客，任虞买办恳求，怎奈警卫森严，无法谒见。
  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一天，虞洽卿乘马车外出，望见不远处有一辆极其华丽的马车，执辔缓行，他即料到绝非一般人物所乘，差人一打听，踏破铁鞋无觅处，果正是他朝思暮想所要接近的清廷大员。机不可失，他灵机一动，计上心来，即令驭车者加快速度，务要冲撞那辆官车，驭者胆小怕祸，虞即许以重金，并声称如有差失，由己承担全部责任。于是只听皮鞭声起，他们的马车如箭飞驶，“嘭”的一声，官车倾侧，险些掀翻那位大员。此事非同小可，那大员惊魂甫定，怒不可遏，正待下车发作，洽卿早已下车上前扶持，连连赔礼认罪，一面呵斥随从迅速去修复车子，一面扶大员登上自己的马车，打躬作揖大献殷勤，顿使大员满腔怒火减去一半，他又百般阿謀奉承，
  说得大员火气全消，于是放下车上帷幕，并坐而行，一路上他口若悬河，语语能迎合大员心意，乘机达到这笔棉布如数成交的目的。
  戎康年口述 戴尧宏整理
  与状元张謇争码头
  1909年，虞洽卿在上海集资创设了宁绍轮船公司，当时黄浦江沿岸设置码头的较好地段，已被外商占用。虞初时向日商租用外白渡桥东洋公司码头，但遭拒绝；又拟租用法领事馆对面的外洋泾桥南首码头，又受法领事百般刁难，碰壁而归，他满腔怒火，认为在大清帝国境内，发展自己的民族企业，竟无立足之地，这简直是一种耻辱，遂下决心，一定要与垄断我国航运业的外资轮船公司开展激烈竞争。
  经过许多周折，最后他才租用了大达码头，宁绍轮得以开航营业。为了打开局面，招徕乘客，他在船上立了一块“立永洋五角”的字牌，表示永不涨价。这时当时外资轮船的高价船票（三等舱也要一元）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有利于国计民生，受到广大乘客的赞美。
  至于大达码头的租用，也并不是一帆风顺、唾手可得的，其间也经过多方面的争执和绞尽了脑汁才获得部分使用权。
  原来，这座码头的主人，是江苏南通人张謇，此人在清光绪二十年（1894）曾中过状元，是个官职多、实业多、财大势大之人。他从1900年起，陆续在上海创建了大达外江轮埠公司和天生港轮埠公司，幸亏虞洽卿此时也属头面人物，数次拜访恳谈，始获张謇给些面子，同意暂时商借，讲明每年租用金为五千大洋，绝不允许有拖欠等情况，条件是十分苛刻的。
  虞洽卿为码头之事，受过洋气，今又遭国人张謇乘机大敲竹杠，气上加气，心甚不平。半年之后，虞洽卿即施展手腕，吩咐手下众人，广为传扬，说这大达码头是归宁绍公司的了。
  张謇闻悉，怒冲冲前来交涉评理，双主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于是只好上衙门打官司。
  由于双方均为大名鼎鼎闻人，官司非京都大员莫办。
  其时，宣统年幼，全赖摄政王载沣处理政事，载沣先命江
  苏巡抚瑞征至大达码头查核，那里的码头工、搬运力夫和附近摊贩、商店店员中有不少是三北人，早已为虞洽卿买通，众口同声地说码头是宁绍公司所有，判决之期，张急赴京师，出示契据力争，怎奈瑞征的调查资料也有证有据，载沣与虞洽卿又有一面之交，有意袒护，但也要顾全这位状元公的面子，即判明此后大达码头的产权属张，使用权属宁绍、大达共有，并对二人慰勉有加，一场风波，硬是平息。
  虞银德口述 戴尧宏整理
  决不当汉奸
  抗战爆发不久，日本侵略军侵占了上海。日军为了全面控制上海的经济实力，拉拢“海上闻人”，想方设法促使工商界的一些资本家出面当汉奸。作为上海总商会会长的虞洽卿自然是首当其冲了。
  次年春，虞洽卿召集所有家眷，开了一个秘密的家庭会议。他说他不想当汉奸，但忧虑重重，恐怕全家遭日军的暗害。所以向全家人征求意见，要求他们表态或想个两全之计。他的老妻、子女甚至曾孙，都一致反对他为日本鬼子效劳，纷纷表示不当亡国奴。此时此刻，虞洽卿也回忆起一些往事：
  1905年12月，上海英租界发生了英国副领事和捕头侮辱、殴打中国会审官的事，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他和徐润等十九人代表上海工商界人士致电清政府当局表示强烈抗议。他还发动为外国人服务的中国厨师、西崽罢工，直到英国人让步为止。
  辛亥革命时期，他积极支持，提供经费、运送弹药，直至民国成立，他又大量购买孙中山发行的公债，支持临时政府。他清楚地认识到，卖国是可耻的，也是中国人民所永远不能宽容的。于是，虞洽卿决然拒绝了日方的要求。
  过了几年，日方又派了一个八十多岁的日本人来上海。这个日本人是虞洽卿的老朋友，他劝虞洽卿与日方合作，将来更可飞黄腾达，但也遭到虞洽卿的坚决拒绝。可就在这时期，上海的“闻人”傅筱庵、袁履登等人却堕落为汉奸，分别出任了伪上海大道政府市长、上海特别市商会理事长。毕竟，傅筱庵好运不长，不久就一命呜呼，再也做不了他的“市长”了。
  童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