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1907年8月24日（农历7月16日），一位坚强的民主主义革命战士——马宗汉被清朝政府杀害了！
  然而革命岂是杀得绝的？千万烈士的鲜血汇成了汹涌澎湃的巨浪，不久就冲决了两千多年封建统治的最后一道堤防，并终于为祖国浇开了自由之花……
  夙负壮志
  马宗汉幼名纯昌，字子畦，1884年春出生在余姚柯东乡（今慈溪市宗汉街道）马家路村一户号称“马朝盛”的大家庭里。祖父据说是一个有学问，富阅历，“以任侠闻，滨海之人咸德之”的人。烈士在他的影响下，自幼便刚直不阿，形成了一种敢作敢为的性格。
  十六岁（1899年），马宗汉进县城达善学堂读书。眼看清廷腐败，外侮迭起，以致国运日蹙，心里十分愤慨，便经常和几个有志气的同学一起议时政，谈理想。当他听到岳飞的《满江红》中“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这些撼人肺腑的英雄诗句时，更不禁热血沸腾，壮怀激烈，终至拍案而起，斩钉截铁地说：“吾长大亦当如此！”并奋笔写下了一首抒发自己抱负的七绝——自述：世上英雄原不亏，雄才亦许常人为；
  如吾夙负平生志，当使声名千古垂。
  一颗决意改变黑暗现实的革命种子在他年轻的心灵中萌芽了！一条犯难涉险、捕风击浪的斗争道路在他的脚下展开了！
  投身革命
  1903年，国难日深。八国联军的铁蹄进一步踏破了华夏河山，《辛丑条约》的签订更丧尽了民族尊严。马宗汉怀着无比耻辱、痛楚和渴望找到救国救民真理的心情考入了浙江高等学堂。果然，他在这里听到了许多从未听到过的革命道理，还结识了不少热血青年，从而信心大增，更加坚定了革命信念。可这时，父亲却给他带来了一个小小的麻烦，逼着他在第二年参加了一场科举考试。由于他根本无意于功名仕进，因而“高中秀才”的喜报到家时，他却早已跑到家乡的润德学堂和三山学堂教书去了。他每天给学生讲“异族之祸，亡国之痛”，还通过外地进步同学，办来好多鼓吹革命的书刊，指导乡里青年阅读，在短短一两年时间里，为播散革命火种、扩大革命影响做了不少工作。
  1905年，各革命团体联合组成了中国同盟会，使革命浪潮急剧高涨，武装起义蓬勃兴起。马宗汉大为鼓舞，便毅然离家，加入了光复会，并在这年冬天随徐锡麟、陈伯平等人为广结同志和学习必要的军事技术而来到了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日本东京。
  哪知到东京后，因清政府的阻挠，竟无法达到学习军事的目的；在留日学生中，又发现除真正的爱国志士外，还有很多是口头革命派、投机分子甚至是革命的反对派，这使他十分失望。当时正好日本当局公然驱逐中国留学生中的革命党人，秋瑾等号召大家“不在日本忍辱求学，立即回国闹革命”，他便在第二年春和徐锡麟、陈伯平联袂归来了。他到家后只住了一夜就又匆匆出走，以后直到祖父病逝才又回家住了一段日子。可见他那时为革命奔走，已是几无暇日。
  马宗汉乡居时，正逢清廷宣称准备“立宪”。他为了揭露清廷这一缓和民心、分化革命的骗局，就一面写文章，一面找那些大谈什么“圣上睿明、皇恩浩荡”的守旧分子辩论，旗帜鲜明地和他们进行了斗争。后来友人来信，说日本政府已经收回了取缔中国留学生的成命，要他继续出国深造，他又断然回绝道：“我辈宗旨已定，自然坚持到底，死而后已，不以他人而怀弍也。”直到农历年底，他得知徐锡麟已按计划捐了道员，打入统治者内部，并要他到安庆去共图大事时，才非常兴奋地接连写出两封急信，说自己“准于阴历正月赴皖”，充分反映了他渴望投入斗争的迫切心情。
  可惜开春后他竟连续患了两场大病。为了不误大事，后来赶到上海才把病治好。1907年6月10日，他刚出院便和陈伯平溯江西上，到安庆去了。临行前，他还写了绝命书，说“此行不能灭虏，终不返矣！”没想到这竟成了他给故乡亲友最后的遗言。
  勇举义旗
  马宗汉到安庆时，徐锡麟因为安徽巡抚恩铭的信用，已被任命为负责全省治安工作的巡警处会办兼巡警学堂会办。徐和孙中山、秋瑾等人反复联系并在安庆新军中做好策反工作后，决定7月8日那天趁安徽主要头目都要到巡警学堂参加毕业典礼时举行武装起义，还约定秋瑾在浙江同时发难，以相互声援。马宗汉和陈伯平眼看时间紧迫，便立即投入紧张的准备工作。6月22日，按照徐的命令，两人重赴上海采办武器；经费不足，马宗汉毫不犹豫地典卖了自己的衣服，千方百计把需用的枪支弹药全部办齐。
  7月5日，当他们匆匆赶回安庆时，起义日期却又被迫提前了。原来恩铭已有所觉察，临时命令毕业典礼改在6日举行。这给起义带来了极大困难：对外地同志已来不及通知，连城外那一部分准备发兵响应的新军也已来不及联系。要干就是孤军作战，十分危险。但如果再不动手，不但会失去打击反动统治者的一个大好机会，也将使浙江等地的起义陷于孤立和被动。为了顾全大局，三人毅然决定第二天照样举事。
  7月6日，震惊全国的安庆起义爆发了！上午十时左右，当安徽省的抚、藩、臬、道大员陆续到校，进入礼堂就座，毕业学生列队进场，向检阅台站定后，徐锡麟便趁呈送学生名册时，大声向恩铭宣布：“今有革命党起事！”陈伯平随声从窗口掷进一个土炸弹来。徐锡麟见炸弹没有爆炸，立即双枪齐发，向恩铭连续射击；陈、马俩人也冲入堂内，向恩铭开枪猛射。一时堂内秩序大乱，一些大小官员都东窜西遁，夺门而逃，徐锡麟便命职员顾松迅速关上大门，以便一网打尽。不料顾松拒不从命，以致除恩铭被击重伤、当天毙命外，其余反动头目竟被逃逸一空。
  接着，三人率领众学生急奔军械所，准备散发武器，扩大斗争。可是武库关锁极严，一时无法打开，而清兵已四面赶到，将军械所团团包围了。三人便指挥学生与敌人苦战，从中午十二时直打到下午四时。在坚持斗争时，陈伯平准备炮轰抚台衙门，马宗汉也曾建议火烧军械所，以便招引城外新军前来接应。
  但徐锡麟担心这样做会祸及无辜，伤害百姓，都坚决没有同意。不久伯平战死，清兵发起冲锋，形势已万分危急，徐锡麟断然对马说：“徒委死无益，亟走，犹可为后图。”他命马宗汉立即撤走，自己和二十多个学生却因弹尽援绝而当场被捕了。马宗汉突围后因四面城门都已紧闭，无法越出，最后竟也被清兵俘获。一场辛亥革命历史上赫然有名的安庆第一次起义就这样被镇压下去了！
  马宗汉被捕后，被整整折磨了五十天，终于坚贞不屈地在敌人屠刀下结束了他二十四岁的短暂而又壮丽的一生。
  烈士被害后，当地群众为他偷偷收殓，后来还千里迢迢将他的灵柩护送回家。由于当时株连很严，家属只得含悲忍痛地将灵柩寄厝在离家数里的施家山上，冷月荒丘，备极凄凉。直到民国成立，大地重光，他的遗骸才由政府迎往杭州，与徐锡麟、陈伯平合葬在西湖孤山南麓（后迁南天竺），称为“三烈士墓”，受到了万民瞻仰。1930年，烈士的老家柯东乡正式改名宗汉乡，从此他的业绩便更被家乡人民传诵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