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上林湖是唐宋时期越窑的中心窑场，也是唐、五代至北宋时期全国的窑业中心，代表了公元9—11世纪中国青瓷烧造技艺的最高成就。
  后司岙窑址位于上林湖中部的西岸边，编号为Y66，是上林湖越窑遗址中最核心窑址，产品中秘色瓷比例高、质量精、种类丰富，是晚唐五代时期秘色瓷的最主要烧造地。
  为配合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和“海上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工作、探索秘色瓷的产地和唐、五代时期宫廷用瓷的来源与生产管理状况，同时为窑址群的下一步保护与展示规划编制提供依据，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于2015年10月开始，对后司岙窑址及包括该窑址在内的上林湖水下遗存进行考古发掘与勘探。2015年、2016年的发掘主要集中在晚唐五代时期的烧造区域，2017年主要集中在北宋时期的烧造区域。
  此次发掘是国家文物局批准实施的《上林湖越窑遗址2014—2018年考古工作计划》的重要一环，发掘过程严格按照新版田野考古工作规程进行。2015至2018年，发掘面积约2000平方米。揭露包括龙窑炉、房址、贮泥池、釉料缸等在内的丰富作坊遗迹，清理了厚达5米多的废品堆积，出土包括秘色瓷在内的大量晚唐五代至北宋时期越窑青瓷精品。基本理清了以后司岙窑址为代表的晚唐五代时期秘色瓷的基本面貌与生产工艺、秘色瓷窑场基本格局、唐代法门寺地宫与五代吴越国钱氏家族墓出土秘色瓷的产地问题。
  一、考古学方法的探索与创新
  本次发掘过程尝试了许多新的考古学方法，取得理想成果。
  首先，整个窑场，包括废品堆积区，均以遗迹方式进行清理。每一探方的文化层在按传统方法以土质土色与包含物进行分层的基础上，发掘过程中仅剔除泥土，留下所有的窑具、窑炉砖块以及各种青瓷产品，再进行三维扫描，制作每一层的三维立体图、正摄影像图等，全面记录每一层所有遗物的分布情况。文化层较厚的地层分成多个小层完成发掘，第一小层的清理过程亦严格按上述的遗迹方式进行。重要的标本在三维立体图上进行定位编号，使每一件编号器物都有清晰的三维坐标。
  其次，以九宫格方法进行标本的清理与采集。越窑遗址堆积通常可达5米以上，窑业废品堆积疏松，为防止塌方，探方壁一般以较大的斜度内收，这一类型窑址发掘一般以10×10米的规格进行。为防止遗失一些遗物分布的重要信息，此次发掘在10×10米探方的基础上以九宫格法将整个探方划分成九格，每一小格独立采集标本。这样，除去隔梁，实际上将探方细化成了3×3米小探方进行发掘，使废品分布情况能得到更细致而全面的反映。
  第三，所有标本均采用统计与采集的方法。后司岙窑址窑场废品数量庞大，唐宋时期的窑场以整个山头来计算，一个窑场的发掘，会将整个山头削低数米。本次发掘以九宫格法分多个层级全部采集。首先将数量相对较少的青瓷产品全部采集回工作站，以备日后整理研究。窑具及其他遗物全部进行现场统计，之后按三个层级分别采集：典型及重要的标本在进行编号和三维坐标标示基础上作小件采集带回工作站；基本完整或较特殊但重复的标本全部采集带回工作站整理研究；剩余的大量重复、保存不完整的标本现场装袋、写上标签后放置在窑址边上临时的工棚中，以备将来的整理研究与展示。
  第四，发掘过程三维化全记录和古代窑场废弃过程的三维化重建。本次发掘过程中，与杭州野人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大量使用包括地面激光扫描、低空无人遥感、GPS—RTK、普通相机海量照片叠加等多种现代科技手段进行全方位三维记录。每一探方的每一文化层在三维建模的基础上，将前后探方相关的地层合并后，得到整个窑场同一时期内的大文化层，依此层层揭开与记录，成为整个窑场的发掘过程的记录。而将此三维记录由早到晚层层叠加，则成为整个窑场的使用与废弃过程的记录。三维模型的分辨率，达到看清每一件标本器型、胎、釉等特征的清晰度。这一发掘与记录过程，对今后报告的编写与资料的公布，将产生重大影响。
  第五，田野考古工地数字化管理平台的使用。为实现田野考古资料与信息记录的规范化、科学化与高效化，与北京博科鸿图公司展开合作，针对瓷窑址考古的特征，开发专门的记录系统，有效提高田野考古信息采集技术水平和工作效率，促进考古工地管理的规范化。
  第六，水陆考古的结合。作陆上发掘，水下考古工作运用多波束测深仪、侧扫声呐、磁力仪、浅地层剖面仪与探地雷达等多种技术手段，系统获取了上林湖湖底地形地貌的高精度三维数字模型、平面声呐图像，以及环湖道路、古湖堤、古水道、古水坝等丰富的水下遗存信息，为内陆浅水水域的水下考古提供宝贵经验。
  二、后司岙窑址本身的发掘收获
  此次发掘基本理清了以后司岙窑址为代表的晚唐五代时期秘色瓷的基本面貌与生产工艺、秘色瓷窑场基本格局、唐代法门寺地宫与五代吴越国钱氏家族墓出土秘色瓷的产地问题。
  后司岙窑址始于唐代晚期，止于五代，基本与唐五代时期秘色瓷延续的年代相始终。堆积中分别发现了带有“大中”“咸通”与“中和”年款窑具的地层。据此可以确定至少在大中年间开始生产秘色瓷，在咸通年间秘色瓷占相当比例，在中和年间则达到兴盛，这过程一直一持续到五代中期左右，在五代中期以后质量有所下降。
  秘色瓷的产品种类相当丰富，以碗、盘、钵、盏、盒等为主，亦有执壶、瓶、罐、碟、炉、盂、枕、扁壶、八棱净瓶、圆腹净瓶、盏托等，每一种器物又有多种不同的造型，如碗有花口高圈足碗、玉璧底碗、玉环底碗等，盘有花口平底盘、花口高圈足盘等。胎质细腻纯净，完全不见青瓷上普遍存在的铁锈点等杂质；釉色呈天青色，施釉均匀，釉面莹润肥厚，达到了如冰似玉的效果。均为素面，以造型与釉色取胜。许多器物为首次出土，不见于公私博物馆馆藏与历年来的考古出上品中。
  从装烧工艺上看，秘色瓷的出现与瓷质匣钵的使用密切相关。瓷质匣钵的胎与瓷器基本一致，极细腻坚致，匣钵之间使用釉封口，以在烧成冷却过程中形成强还原效果。这种瓷质匣钵在大中年间开始出现，但普通的粗质匣钵仍旧在大量使用，此后瓷质匣钵的使用比例不断提高，到了咸通年间，瓷质匣钵已占相当的比例，而在中和年间完全取代粗质匣钵，一直到五代中期，均完全使用高质量的细瓷质匣钵。五代晚期，匣钵的颗粒开始变粗，密封性下降。因此瓷质匣钵及由此带来的秘色瓷生产，当是以后司岙为代表的上林湖地区窑场的重大发明。
  瓷质窑具主要是匣钵与匣钵盖，以及少量的垫具。匣钵主要有M型、钵型、筒型与直筒型等。均大小不一。匣钵之间除均用釉封口外，部分匣钵在套叠后作为盖部分的内面施有釉，封口的釉常见窑变现象。匣钵盖极浅，近M型，匣钵盖与M型匣钵中心均呈圆形浅下凹以放置器物，并有多个泥点。绝大多数器物为满釉单件仰烧，器物与匣钵之间使用多个泥点间隔。少量器物为覆烧，覆烧器物使用环型匣钵，剖面呈L形，多个叠烧，宽沿上有泥点痕。匣钵的叠烧方式因器物高矮大小不同而不同，以M型与直筒型匣钵直接叠烧最为常见，此外还有钵型与M型、钵型与匣钵盖、钵型与钵型对扣后再多组叠烧、钵型上叠多个重叠的环型匣钵等。净瓶使用特殊的喇叭形匣钵。垫具总体上数量不多，以垫饼为主，亦见有少量的垫圈。垫饼中心多有较大的圆孔而呈圆环状，偶见实心呈饼状的。
  瓷质匣钵上常见有刻划文字，以姓氏为主，也有纪年、器物的自命名、吉祥语、“官”字款等。
  在窑场格局上，以窑炉为中心进行布局。窑炉为依山而建的南方传统龙窑，基本为正南北向，除窑头部分没入上林湖水库中外，其余部分保存较好，保留了包括窑尾排烟室、多个窑门、窑炉两侧的多道挡墙等在内的较完整结构。窑炉使用砖坯砌筑，而外围的挡墙则用废弃的匣钵叠砌。窑炉西边是丰厚的废品堆积，是主要倾倒窑业垃圾处，废品与窑炉之间使用多道匣钵挡墙隔开。东边主要是作坊遗址，包括两座房址、多个釉料缸、贮泥池等。它与普通窑场以窑炉为中心、两侧均堆积废品的布局有明显区别。
  后司岙窑址出土的秘色瓷产品，与唐代法门寺地宫中以及五代吴越国钱氏家族墓中出土的秘色瓷不仅在器型、胎釉特征上十分接近，而且装烧方法亦几乎完全相同，其中八棱净瓶目前仅见于后司岙窑址中。因此可以确定，晚唐五代时期的绝大多数秘色瓷器当为本窑址的产品。
  同时，在后司岙窑址发现多个“官”字款的匣钵。1971年，在窑址北边的吴家溪一带出土有光化三年墓志罐一件，内有“殡于当保贡窑之北山”等内容，与本窑址位置暗合。据此，后司岙窑址是晚唐五代时期烧造宫廷用瓷的主要窑场，代表这一时期的最高制瓷水平。其开创的以天青色为特征的秘色瓷产品烧造工艺，实现了制瓷史上的一大飞跃，同时“秘色瓷”也成了此后高等级青瓷的代名词，影响到后代包括汝窑、官窑、龙泉窑、高丽青瓷等一大批名窑的生产以及整个社会的审美取向。
  2017年，发掘后司岙窑址北宋地层，发掘面积近900平方米。揭露出龙窑炉1座，残品堆积厚6米，出土大量北宋早期越窑青瓷精品。发掘基本理清了以后司岙窑址为代表的北宋早期越窑基本面貌、生产工艺，以及北宋皇陵、辽祖陵等高等级墓葬出土秘色瓷的产地问题。
  鉴于后司岙窑址考古发掘工作在考古学方法应用上的新突破和取得的重大成果，该考古发掘项目成功入选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是继寺龙口越窑遗址考古发掘后，慈溪市第二个获得该殊荣的项目。
  后司岙窑址考古发掘期间，举办了现场专家论证会、“秘色重光”展览等系列活动，出版阶段性学术成果《秘色越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