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姚市图书馆

中华民国时期，中共武装的政治工作，在浙东工农红军第1师（简称“红一师”）组建过程中中共领导作用明显；县“战时政治工作队”领导抗日救亡动员民众、形式生动，成效显著；抗日根据地的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和游击区的解放军浙东游击纵队政治工作内容丰富，成效卓著，为促进根据地和游击区的建立、巩固和发展，有效分化瓦解敌军，发动民众抗日和支援人民解放事业，都发挥了重要的政治保障作用。
  第一节 “红一师”政治工作
  “五四”运动后，全省最大的“余姚”盐场10万盐民先后开展声势浩大的反“公仓”斗争，1925年在姚北盐场诞生境内第一个中共基层组织“坎镇支部”。此后又成立了中共马家路支部和余姚城区的中共余姚支部。大革命失败后，3个党支部均被破坏。1927年8月，城区朱亚之和姚北部分共产党员又重新集结，成立了中共余姚独立支部，并成立了中共余姚县委，发展壮大党组织，土地革命风暴再掀工农运动高潮。1930年6月中央上海会议后，武装暴动席卷全国，江浙沪地区由江苏省总行动委员会领导，选择在余姚组建红军。1930年8月初，江苏省总行委再次委派代表到余姚坎墩，宣布总行委指示，正式成立“浙东工农红军第一师”，任命费德昭为师长，史济勋为党代表，赵平为政治部主任，罗希三为组织部长兼民运部长，胡尧田为农运部长。同时，增补鲁云僧和徐云千为县委委员参与暴动的准备工作：鲁负责收集情报和后勤物资的筹措；徐担任宣传部长，负责红一师与县委的联系。为加强党对红一师的领导，部队中成立了中共临时支部，史济勋兼任书记。师部设在坎墩六灶庵。红一师下设一、二、三3个营。营以下设连、排，共有指战员100余人，有长短枪40余支，其余均为刀矛等武器。指战员无统一着装，夜间行动时以手臂扎白毛巾作为识别记号。
  “红一师”筹备成立由以中共余姚县委成员为主体的史济勋、费德昭、赵平、罗希三、徐云千等人组成的军事委员会领导，在研究制定军事行动计划后，即组织实施。胡尧田、费永思等动员青年参军，组织盐民、农民，编造名册，商定联络办法；赵平等负责枪支的筹集和暴动队伍的组建；徐云千、施若愚等拟写、张贴标语，内容有“打倒国民党，拥护共产党！”，“打倒贪官污吏，废除苛捐杂税！”，“建立工农政权！”等等。还制作了红色底面标有白色斧头镰刀图案的军旗。
  “红一师”在姚北的诞生，成为南方最早的红军队伍之一，建立组织机构，制订姚北暴动计划，制作红一师军旗，组建红军队伍，响应全国总暴动，先后在余姚、上虞、慈溪、宁波等地袭击地主武装、摧毁镇乡警察所和盐场缉私武装等，后遭国民党省政府多次“围剿”，姚北暴动失利，却为浙东和江浙沪地区革命斗争播下了种子。
  第二节 县“战时政治工作队”政治工作
  中共余姚县工委领导抗日救亡运动的工作，首先从加强党对政工队的领导着手，通过政工队这一公开合法的组织，积极开展中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和各界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12月23日杭州沦陷。次年2月，余姚抗委会成立。3月，按照省国民政府的统一要求，余姚县政府和抗委会组建余姚政工队，队长由当时倾向抗日的县长林泽担任，副队长由时任县抗日自卫委员会委员的郭静唐担任（主持实际工作）。县政工队下属6个区队的正副队长大多数为共产党员。县工委在县政工队内秘密建立中共支部，使之成为中共在政工队实际的领导核心。为便于深入基层工作，县工委书记陈小平也参加了政工队，不久上级党又调鲍曙林进县政工队任副干事长。鲍进政工队后，在工作布置和人员调遣方面，以及对郭静唐的帮助和影响都起了一定的作用。1938年8月，上级党又派经陕北公学与八路军随营学校学习、派回余姚工作的熊达人、龚乐天、陈肃（陈子方）、楼明山、马青、唐伟（唐敏鹿）、秦鲤等人员，由中共组织安排进入政工队成为领导骨干。同年秋，为了加强盐区和山区抗日救亡运动，在群众运动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并对政工队作了调整，县政工队派第1、2两个区队进驻盐区（不久，合并为1个区队），第4区队进驻山区。1939年3月，为了加强政工队内部的领导力量，扩大政工队队伍，队本部的全体干事、各区队的正副队长都由党员担任。5月，队本部建立党团，熊达人为党团书记，加强党对各区队的领导和严密党的组织。根据形势和任务的需要，队员由原来的60多名扩大到90多名，不但有本县的积极分子，还有外地来姚的青年骨干和共产党员，重建了第二区队，进驻周巷一带农村，新增编第5、第6两个区队，分别进驻马渚（包括泗门、临山等姚西一带）和城区。又以各地小学教员、乡镇公务员为对象，招收义务队员50名，以利于开展中层的统战工作。党组织十分重视在队员中发展党员，最盛时期，政工队内中共党员占队员总数的70％以上，政工队实际上成了一支几乎完全由中共领导的抗日救亡工作队，在抗日救亡斗争中成效显著。
  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通过各政工队的宣传、动员，办时事讲座、识字班、歌咏队、业余剧团等工作，组织了30多个以乡镇为单位的、由青年农民、盐民、妇女和手工业工人、店员、小学教员、失学失业青年等自愿参加的抗日救亡团体“青年救亡宣传室”，共有成员2万余人。在城区，还组织了“妇工队”、“少工队”、“商工队”以及知识分子、小学教师组成的“宣传工作队”。党依靠这些群众组织，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城乡抗日救亡运动。
  动员群众参战支战，支援地方抗日武装建设
  为帮助新建立县抗日自卫队，加强政治工作，改善军民关系和官兵关系，提高部队素质，党从政工队中抽出俞震、陈肃、朱孚若（朱之光）等10多名骨干（多数为共产党员），到该部队兼任政治教官和政治指导员。1939年3、4月间动员各“青宣室”的100多名适龄壮丁自动报名，应征入伍，组成“余姚子弟兵连”编入县抗日自卫大队。为支援金声部队（省抗日自卫队第6支队第1总队）渡海抗日，政工队抽调了陈忆姜（女）等20多位政工队员组成“海北政工队”，随军渡杭州湾北征。1939年秋陈忆姜在海盐县与日寇战斗中英勇牺牲。为了部队在海北进行游击战的需要，政工队发动全县“青宣队”紧急募集3000套便衣，供部队化装使用。与此同时，还派代表去海北抗日前线进行慰问。
  为保持群众基本权益，进行必要的斗争
  1938年后，政工队声援大云乡佃农，向恶霸地主高锦泰展开反对撤佃加租的斗争；秋季，帮助泗门乡农会进行要求地主实行“二五”减租的斗争，帮助潭海乡农会反对地主征收“预租”和要求实行“二五”减租的斗争；1938年下半年盐区政工队发动盐民反对廒商、蓬长称量作弊、故意中断收盐、压低盐价、拖欠盐款、造成盐民衣食无着、无以求生的斗争；1939年春政工队支援山区群众反对奸商囤积居奇，无理抬高米价、压低茶价、造成山民生活极度困难的斗争；1939年春节后政工队支援逍林乡青宣室反对反动乡长利用征兵工作，进行敲诈勒索、贪赃枉法的斗争等。
  通过政工队开展统战工作
  政工队的活动要接触到县、区、乡各阶层各党派的人物及其利害关系，因此党通过它积极开展了与有关各方的统一战线工作。对县党部、县政府中的上、中、下层人物和乡、镇、保长，据其不同政治态度，秉着“团结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分子、孤立顽固分子”、“有团结、有斗争”等原则，分别对待，以利工作展开。
  第三节 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的政治工作
  1941年4月余姚沦陷后，中共上海党领导的浦东部队分批南渡杭州湾，立足“三北”（余姚、慈溪、镇海北部），继之开辟以四明山为中心的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四明山腹地梁弄镇为浙东区党委和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司令部驻地。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与日伪顽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最后发展到万余人，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全国19个根据地之一。1945年10月，浙东根据地党政军奉命北撤，留下少数干部分散隐蔽活动、斗争。1946年10月，根据中共中央华中局指示，重建革命武装3、5支队和第4支队，姚南四明山地区为游击活动中心和中共浙东临委常驻地。浙东解放前夕，革命武装发展成6个支队，6000余人。1949年5月，四明山革命武装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会师，解放余姚县城。
  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所开展的政治工作，对于实现中共对武装力量的绝对领导，对于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对于教育部队、团结群众，为取得抗日战争和其后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在余姚的最后胜利作用甚为重大。政权建设
  抗日战争时期
  浙东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经历了初创、发展巩固和正式建政3个阶段。
  初创抗日民主政权1941年，共产党领导的浦东武装进入三北地区。“5支4大”先后在慈东和镇北设立古窑浦、海旬戎家、龙头场、蟹浦、洞桥虞家5个办事处。7至10月，“暂3纵”在虞北和姚北先后设立逍路头、长河市、临山3个办事处。浙东区党委成立后，加快建立部队和地方联合办事处，“5支4大”办事处即改组为三北总办事处，统一领导三北各地的办事处。是年底，三北总办事处改组为三北游击司令部总办事处，下辖虞北、中河、临山、马渚4个区级办事处，并逐步向行政机构过渡。这些办事处在交通要隘设税卡，征收进出口货物税，为部队提供给养；担负交通联络和情报传递工作；开展统战工作；维护社会秩序。因此是带有政权性质的机构，行使政府的部分职能。对开展抗日游击活动，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
  发展巩固抗日民主政权1943年4月，浙东游击队主力收复并控制四明山重镇梁弄，随后浙东区党委和三北游击司令部进驻四明山区，根据地党和民主政权建设随之推进。7月，建立姚虞办事处。中共四明地委建立了鄞（县）奉（化）、鄞慈（溪）、（余）姚慈、姚南、嵊（县）新（昌）、（上）虞东南、上虞县委和奉西工委。同时，姚慈办事处扩建为三北游击司令部南山总办事处，辖姚南（后称姚虞）、慈南（后称鄞慈）、鄞县、奉西、虞东（亦称上虞）5个办事处。翌年3月，南山总办事处上虞办事处改为地方政权性质的上虞临时办事处。这些办事处机构进一步完善，行使更多的政府职能，是抗日民主政府的雏形。
  正式创建抗日民主政府1944年1月15日，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临时最高行政机构“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成立，并制定颁布施政纲领，基本任务是：团结浙东敌后各界人民，反对内战，坚持抗日；巩固扩大抗日根据地，缩小日伪占领区；发展根据地经济，改善人民生活；逐步改造原有乡保机构，使其成为抗日廉洁政府，并向抗日民主政府的方向发展。同月，撤销三北游击司令部总办事处，成立专署级的慈镇姚虞办事处。4月，慈镇姚虞办事处撤销，分设慈溪、余上、慈姚三县办事处。其中余上县办事处辖崧夏、中和、马渚、临山区署。1945年2月，浙东行政公署成立，行政公署下设秘书、民政、财经、文教等4处，辖四明、三北、会稽、浦东等4个地区。四明行政专员公署辖南山县、鄞县、上虞县县政府和嵊新奉县办事处。至此，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民主建政工作基本完成。1944年12月初，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调派20多名干部在姚南左溪乡进行民主政权建设的试点，通过广泛宣传，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各村选举产生乡民代表，由乡民代表民主选举乡长，然后各村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村行政委员和村长，废止旧的保甲制度。通过乡民代表民主选举，朱其书（朱镇南）当选为左溪乡民主乡政府乡长，这是浙东最早诞生的真正民主选举的乡村人民政权。在试点的基础上，各地开始进行基层政权的建设。原余姚各地（除盐区与姚城）和丈亭、陆埠等地区均按照“三三制”原则建立起抗日民主乡（镇）政权。至此，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民主建政工作基本完成，实现了抗日游击根据地到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过渡。
  解放战争时期
  1947年6月，在姚南成立四明特派员办公处，特派员朱之光。“特办”对外称浙东行政公署临时总办事处，主任郭静唐（虚设），副主任朱之光（兼）：先后辖姚虞、余上、鄞慈、慈镇、山心和嵊新奉办事处。
  余姚境内的县级和县以下行政机构有：
  姚虞县办事处1947年10月在姚南成立。主任薛驹（兼）。1948年9月，主任朱之光（兼），副主任李华。属四明特派员办公处。辖梁弄、沿江、虞东区21个乡镇（余姚境内14个乡镇）。区建区署，设区长。面积585余平方公里，人口30余万。
  余上县办事处1947年10月在万圣乡祠堂丘成立。主任张克胜（余先），副主任雷行。属四明特派员办公处。辖临山、马渚、周巷、庵东、浒山、崧厦（上虞县）等6个区48个乡镇（余姚境内36个乡镇）。面积1000余平方公里，人口45万。
  基层政权根据地党政军北撤后，国民党政府强化反共措施，根据地大多数民主乡保长被撤换。部分留任乡保长仍同情和倾向革命，继续与中共地下党员保持联系，掩护和支持共产党活动。1948年秋，姚虞、余上2县建立区级临时民主政权后，加强对乡保长教育，团结争取大多数人支持共产党的革命武装斗争。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根据地不断巩固壮大，姚虞县在梁弄、沿江2区全面恢复乡级民主政权。余上县地处平原，国民党控制较严，大多数乡发展成明是国民党政权暗中支持革命的“革命两面派”政权。
  组织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
  中共浙东区委员会1942年7月在慈溪宓家埭成立，书记谭启龙，委员兼军事何克希，委员兼组织杨思一，委员兼宣传顾德欢。12月2日，区党委改组，书记谭启龙，委员何克希、张文碧。区党委下辖四明、三北、三东（后撤销）、会稽、浦东等5个地区级工委（后改地委）。1943年4月进驻梁弄镇。
  中共四明工（地）委书记王文祥，副书记罗白桦。9月，改为中共四明地委。1945年5月，中共三北、四明地委合并，称中共四明地委，书记王仲良，副书记刘清扬。
  中共三北工（地）委1942年7月成立，书记王仲良。9月，改为中共三北地委，辖余上、慈姚县委和慈镇（县）工委。1945年5月，与四明山地委合并为四明地委，所属县（工）委改属四明地委。
  余姚境内的县级党组织
  中共姚虞（姚慈、姚南、南山）县委1942年8月建立。书记陈金昌（陈布衣）。设组织、宣传2部。属四明地委。
  中共余上（余姚）县委1942年8月建立。书记张光，副书记周明。设组织、宣传、军事3部。属三北地委。三北地委与四明地委合并后，属四明地委。
  解放战争时期
  中共浙东工作委员会1947年1月成立，属中共上海分局。书记刘清扬，副书记马青，委员王起。上海分局代表张瑞昌（顾德欢）驻浙东帮助工作。工委辖四明、金萧、三东（后改东海）、台属4个地区工委。机关流动于姚南、慈南（今陆埠）山区。中共浙东临时工作委员会在刘清扬上海被捕后建立。
  中共四明地区工作委员会根据地党政军北撤后，地方党组织改特派员制，四明地区特派员刘清扬（兼）隐蔽在姚南、慈南山区坚持斗争。1947年1月，改四明特派员为中共四明地区工作委员会，书记刘清扬（兼），副书记陈布衣，委员朱之光、陈爱中。1948年2月初，四明工委调整成员，书记陈布衣，副书记朱之光，委员丁友灿、薛驹、钱鸣歧。同年10月又调整，书记陈布衣，副书记朱之光、张凡，委员刘发清、薛驹、钱鸣歧、吴建功。
  余姚境内的县级党组织
  中共姚虞县工作委员会1945年10月，中共南山县委由委员会制改为特派员制。中共南山特派员陈布衣，隐蔽在屏风山等地坚持斗争。1947年5月，改特派员制为委员会制，成立中共姚虞县工委，书记朱之光（兼），委员肖东、梁辉。
  中共余上县工作委员会1945年10月，中共余上县委由委员会制改为改为特派员制。中共余上特派员项耿，副特派员肖贻、寿静涛，隐蔽在姚北地区坚持斗争。1947年成立中共余上县工作委员会（简称县工委），书记徐先，委员寿静涛、雷行。
  宣传和教育工作
  宣传工作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浙东抗日根据地宣传工作任务是宣传抗日守土人人有责以团结各阶层人民共同坚持浙东敌后抗战。解放战争时期，游击区党的宣传工作任务是：揭露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反动面目，为彻底推翻蒋介石统治，取得浙东与全国的最后解放。对党员主要进行党的基本知识、党的建设、群众路线、统一战线和军事基本知识等教育。
  根据地初创时，群众宣传工作由部队与地方党组织相配合，政治宣传与发动群众相结合进行，部队组成民运组，地方党委组成民运工作队。1942年10月，四明地委组成由罗白桦任队长、杨明任副队长的民运工作队，初期活动在茭湖、南黄一带，后逐步推进到陆埠地区。1943年4月，姚南县委民运队在梁弄、大岚两区开展宣传活动。余上县委民运队深入马渚、临山区及敌占区姚城、周巷边缘地区开展工作。
  民运队、民运组每到一地，张贴抗日宣传标语，召开群众座谈会，宣传抗日救国，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斗争，帮助群众生产渡荒，动员青年积极分子参军，建立不脱产抗日自卫队、冬防队、防务队、复仇队、土枪队及游击小组等群众自卫武装组织。平时站岗放哨，巡逻盘查，捕捉奸细，探查敌情，破坏敌人电讯、交通。战时负责担架运输、护理伤员等。民运队、组还帮助地方政府组织农会、妇女会、手工业联合会、青年会、商会等群众组织，协助当地党组织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
  1945年10月，根据地党政军北撤，地方党组织转入隐蔽活动，宣传工作由公开活动转入秘密进行，通过党员和红色堡垒户与基本群众个别串连，扩大党的影响。1946年底，武装斗争复起，宣传工作转向公开。组织兄弟会、复仇会、游击小组等群众自卫武装，配合部队战斗，掩护党政干部活动。
  教育工作除平时坚持党小组活动和上党课，对党员进行党的基本知识和思想教育，根据地游击区党委还多次举办党训班，培训骨干，加强党的组织思想建设。1942年11月，余上县委在逍林二九房毛家举办党支部书记训练班，学员10余人，张光、周明、陈竹青讲课，学习内容为党的建设，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等。1942年冬，姚虞县委在左溪乡大山岙（后转黄娘堂雄鸡冠头）举办党训班，学员30余人，区党委委员、浙东游击纵队政治部主任张文碧讲课。1943年3～5月，区党委在袁马举办2期党员干部训练班，每期2个月，党员60人左右。红军女干部谢飞任班主任，学习内容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民主主义、党的建设、群众路线和军事基本知识等。1944年底，浙东区党委在横坎头举办党训班，区党委书记谭启龙兼班主任，轮训浙东地区部队连以上和地方区以上干部。第一期12月开学，次年6月结业。后因抗战胜利，形势变化未续办。1947年1月，四明工委在桃花岭举办姚虞、余上两县党员骨干训练班，黄明任班主任，学员20余人，时间1个月，学习内容为党的基本知识和革命理论。1948年初，姚虞县工委在桃花岭举办有区乡负责人20余人参加的党训班，为扩大革命武装，恢复发展党的基层组织作思想组织准备。
  创办报刊
  抗战期间，根据地十分重视利用报刊向军内外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抗日战况、动向。
  《新浙东报》1942年6月发行《电讯稿》，7月改名《时事简讯》，1944年4月，改名《新浙东报》，为区党委机关报，谭启龙、何克希、张文碧和报社负责人组成党报委员会，确定每一时期报导的政治方针、撰写社论等。社长张瑞昌，副社长兼总编辑于岩。9月，每周增至3期，4开4版，遇重要新闻，扩至6～8版。
  《战斗报》1943年6月在梁弄横坎头创刊，主编丁柯。8开4版，始每周1期，后每周2期。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交流战斗、工作经验为主。11月，第二次反顽自卫战爆发停刊，1944年3月复刊。
  《解放周报》（日文）1945年1月创刊，在纵队政治部和敌工部领导下，由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浙东支部主办，原日军官兵吉永、栗原、田中等任翻译。8开4版，主要转发延安电台发来的日文电迅，发行对象为驻宁波、余姚等地日军官兵。
  以上报刊，均在1945年10月停刊。
  《余上通讯》1946年7月出刊。中共余上县委主办。刊登全国各重要战场战讯及当地重要新闻。转载上海等地《展望》、《民主》等进步刊物文章。不定期，共出6、7期。
  《四明简讯》1948年3月下旬创刊。中共四明工委机关报，初期负责人乐子型、梅寒白。12月后，徐炎代理社长，邹清任编辑主任，社址始设陆埠杜徐，后多次转移，原为8开4版不定期油印报，第8期后改为4版3日刊，发行量由不200份增至500份，发行面除根据地外，秘密送国民党统治区青年学生及下层官兵。1949年2月22日，国民党“浙保”一部袭击报社驻地梅林山村（今陆埠），工作人员2人被害，3人被捕，收报机、印刷机等设备被劫，一度停刊，57天后恢复出版，至5月余姚解放终刊。
  浙东（韬奋）书店1944年，浙东区党委宣传部决定成立浙东书局，还设立出版发行科，以设立在梁弄镇上的该书店作为总发行部。发行部的通讯员，越过敌人封锁线，天天把根据地报刊送到各部队各地方，甚至化装进城，趁黄昏将报纸投入日本宪兵司令部院内，以瓦解敌军思想。
  文艺团体
  根据地抗日战地文化十分活跃，文艺团体众多，有如：
  浙东游击纵队政治工作队。1942年8月成立，队员10人左右，队长弋扬，政治指导员俞菊生，由纵队政治部领导。1943年3～7月，苏北鲁迅学院文艺工作者和上海来四明山知识青年加入，队员增至25人。队长金虹，副队长丁柯，设戏剧组、音乐组，自编自导自演歌剧、歌咏在部队、地方及友军驻地开展文艺宣传，亦担负战勤、民运等工作。
  浙东行署社会教育工作队。1943年7月成立，属区党委、纵队政治部领导，伊兵任党支部书记兼政治指导员，高岗（韩秉三）任队长。吸收“的笃班”高升舞台参加，有演职员六七十人，以文艺演出为主，亦搞民运工作，战时参加救护伤员。1945年6月，社教队并入浙东鲁艺工作团。
  四明专署社会教育工作队。1945年1月在袁马（今陆埠）成立。专署文教科长商白苇兼任队长，柳萌任副队长，吴春帆任副政治指导员，队员多时37人，以演地方戏形式进行社会教育宣传。曾探索越剧男女合演和试演地方戏。
  浙东鲁艺文艺工作团。1945年6月成立，以行署社会教育工作队为基础，由浙东鲁迅学院学员及部分敌占区来的知识青年组成。编写“的笃戏”（越剧）为主，同时编演话剧、曲艺，创作宣传画，收集整理民间歌谣，谱写新歌词等。
  还有东南文化社、浙东解放区美术工作者协会筹备委员会等等。
  根据地文艺团体演出的剧目，大多由文艺工作者创作或移植，以反映现实斗争和生活的短剧为主，剧目有：《劝降歌》、《梁弄之战》、《最后一个手榴弹》、《红鼻子》、《农村曲》、《血钟记》、《大义灭亲》、《桥头烽火》、《英烈缘》、《生死路》、《秋收抢粮》、《朝鲜亡国恨》、《保卫秋收》、《打倒土豪劣绅》、《歌唱军民大团结》、《坎墩战斗》、《反抢粮》、《反清乡》、《劝郎挑军粮》、《延安好》、《流寇队长》、《儿女英雄》、《放下你的鞭子》等。
  统一战线工作
  浙东抗日根据地初创时期，统战工作主要是贯彻统一战线政策，团结爱国民主人士，教育争取国民党县、区、乡党政人员以及游杂部队、帮会、绿林人士加入抗日阵线，成为根据地党组织一项重要工作。
  团结社会上层开明人士姚北三管乡毛契农，民国16年（1927）任国民党第10军中将参议，为三北地区有影响的民主人士。区党委书记谭启龙，三北地委书记王仲良亲自邀请毛参加浙东知名人士座谈会，共商抗日救国大事。1945年1月，毛出席浙东敌后各界临时代表大会，任浙东临时参议会议员。三北地委对“减租减息”、“民主建政”等重大问题，都征求听取他的意见。在毛契农影响下，三北地区不少民主人士靠拢共产党。如梁弄正蒙小学校长邵之柄、姚城无党派人士、普文明书店经理姜枝先、慈南籍宁波绅商马启渭、教育界沈宗汉、工商界陈一欧、中医界童泉如等，均作过掩护和营救党的干部，救护伤病员，向根据地输送粮食、食盐、药品，协助征收敌占区爱国公粮、爱国特捐，宣传形势，推动国民党部队投诚起义等工作。
  教育争取当局政要人士1942年6月，慈溪县长盛世謦率奋勇队、特务大队等袭击浙东党政机关驻地石门（今陆埠）时被生俘，经教育释放，后多次与何克希通信，表示愿意联合抗日。马渚区长汪秉铨，经中共余上县委工作，愿联合抗日，拉出天（华）青（港）冬防队编入余上自卫大队2中队。柯义乡乡长陈干金，与中共余上工委联系后，1948年11月率乡自卫队起义。一大批乡保长，在共产党统战政策感召下，成为“两面派”，表面应付国民党，暗中为共产党送情报，征收公粮，保护革命干部、战士。
  争取当局部队和股绿林队伍余姚境内国民党杂牌部队股匪多，帮会势力强，情况复杂，根据地党组织采取又团结又斗争方针，争取他们抗日，投诚起义。当局原新编第30师第89团（后改为“挺5”纵队）团长张俊升一度与党合作抗日，但在第2次反顽战争时，调转枪口攻打浙东游击纵队。共产党捐弃前嫌，继续团结争取。张终于率部起义，改编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第2旅。国民党驻余姚盐场税警队，经中共余上县工委长期工作，在总队参谋李自强、中队长王干卿带领下起义。四明山土匪王鼎山、单孝生，经过长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教育，1944年12月10日，率部500余人（其中家属200余人）携机枪4挺，长短枪150余支及大批弹药参加浙东抗日武装。姚北陈春泉、吴阿尧等2股帮会武装，经中共余上县委长期教育，1943年春分别率部携械投诚参加抗日行列。
  敌工工作
  1944年秋，在姚城建立中共余姚工作委员会，书记袁啸吟。1945年1月撤销，分别建立中共余姚城市工作委员会和中共余姚保安团工作委员会。同年，中共姚保工委书记王培良组织保安团起义事泄，遭汪伪县长劳乃心杀害，工委被破坏，余姚保安团工作由中共余姚城工委兼管。通过结交各阶层人士，开展统战工作的同时，广泛接触敌伪军政人员，获取情报，掩护党的干部进城活动。中共保工委利用王培良与余姚保安团团长张妙根私人关系，在“姚保”内安插中共党员，何若望任团参谋，王联芳任团军需主任，张德兴任团部文书，特务中队安插中共党员周一民、张志杰、陈湃、陆修明、叶大车等，另有倪兆雷打入日军特务机关联络部任翻译，杨金标为便衣密探。工委得以基本掌握“姚保”活动和日军军事动态。经王培良工作，团长张妙根与区党委敌工部达成提供日伪军事行动情报等协议，并配合救护受伤被俘的余上自卫大队长蔡英，支持运送钢轨等军用物资进四明山，以“姚保”名义向宁波、上海等地为根据地采购药品、文具纸张等等。
  1945年10月，浙东区党委北撤后，原中共余姚城工委干部，中共党员闻志林及陆克峰、吕觉民等在中共余上县特派员单线领导下，以经营鸿兴面店、大同油烛店帐房等为掩护，开展隐蔽斗争，为解放姚城做了大量思想组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