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姚市图书馆

严子陵（公元前37～公元43年），名光，字子陵，浙江余姚人，东汉初隐士，以高风亮节著称于世。
  严子陵年轻的时候热爱学习，当时著名道学家梅福隐居于余姚四明山修道，严子陵曾拜他为师，学习道学。以后严子陵为了求得更多的知识，外出游学，他在京城长安（今西安市）的太学学习期间认识了南阳人刘秀。严子陵比刘秀大31岁，但他没有以长者自居，两人经常在一起切蹉学问，成为一对忘年朋友。
  西汉末年，汉元帝皇后的侄子王莽控制了国家大权，后来干脆自己做了皇帝，改国号“新”。新朝建立后少数贵族、官僚乘机掠夺土地，农民无所依靠，只能沦为奴隶，最后终于爆发赤眉、绿林农民起义。这时候汉王室成员刘秀乘机发展自己的力量，经过南征北战，削平了各地的军阀和农民起义军，恢复了汉室统治。为了尽快治理战争创伤，刘秀把首都东迁到洛阳，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并且制定了一系列发展生产的措施，经过短时间的努力，汉王朝又呈现稳定和繁荣局面。史家称这段历史为光武中兴，光武是刘秀的帝号，因为他建都的洛阳，位于长安（西安市）东面，史称东汉。
  刘秀执政以后，急需治理国家的人材，他很自然想到当年的同窗好友严子陵，便下诏命令会稽太守到余姚寻访。严子陵听到刘秀当了皇帝的消息后，急忙改换姓名隐藏起来。会稽太守连严子陵的影子都没有看到，只好如实向上报告。光武帝求贤若渴，便口述了严子陵的容貌，让画师画了肖像，下发到全国各地寻找。不久东方故齐国境内有人报告，发现一个披着羊皮在河边钓鱼的老人，与画像上的人十分相似。光武帝觉得这个人十有八九是严子陵了，当即命人驾车把他接进京城。这个钓鱼人果真是严子陵，但他坚决不同意进京，光武帝先后派了三批人去劝说，严子陵才勉强上了车。这时他在长安的熟人有的已经做上大官，严子陵没有去拉关系，而那些大官们知道严子陵和皇上的关系后都想巴结他。一天，大司徒侯霸叫家人带着他的亲笔信来见严子陵，信中解释了自己不能亲自登门拜访的原因。严子陵知道侯霸在摆官架子，于是摆出更大的架子，口述内容叫侯霸的家人记下来回去复命。意思是，大司徒是国家最高级的官员，希望在官位上能多想想老百姓的困难，只有心怀仁义，办事公正，才会得到百姓的欢迎，千万不能阿谀逢承，一天到晚按皇帝的眼色行事。侯霸收到便条后，十分生气，马上报告了光武帝。光武帝听了哈哈大笑说，我那位老朋友狂妄自大，目中无人的臭脾气还没有改掉啊！于是亲自到客栈去看他。严子陵知道后侧向床里，假装睡着。光武帝没有计较，坐在床沿，拍拍他的腹部，轻声说，老朋友，你难道真的不愿意出山来帮助我治理天下吗？严子陵转过身来回答说，远古时代唐尧那样道德高尚的帝王，叫巢父出来做官，巢父认为自己清白的身子受到污染，就去河边洗自己的耳朵。人各有志，何必一定要强加于人呢？光武帝明白再说也没有用了，只好叹息着离开客栈。第二天光武帝把严子陵请到宫中，两人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从白天一直谈到深夜，最后竟像兄弟一样睡在一张床榻上。传说睡觉时严子陵大大咧咧地把脚搁到光武帝身上。第二天太史向皇上禀告说：“客星犯帝座甚急”，意思是你的身边有危险人物，要多加提防。光武帝笑着说，没关系，我的老朋友严子陵和我睡在一起。光武帝想叫严子陵担任谏议大夫的官，但他还是没有接受。几天以后，严子陵悄悄离开京城，来到富春江边，仍旧过他的农耕渔钓的隐士生活。东汉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天下已经太平，光武帝再次邀请严子陵出来做官，严子陵以年老多病的理由推辞了。东汉建武十九年（公元43年），严子陵病逝于家中，终年80岁，安葬于余姚东北的陈山。后人为纪念他，把陈山改名为客星山，又在他后裔聚居的姚北严家建造了高风千古石牌坊。
  严子陵是一位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有着独特地位的人物，但迄今为止尚未发现他有任何著作存世。从他年轻时研习道学的传说和以后钟情山水、不愿出仕为官的人生道路分析，他的思想和我国古代思想家老子、庄子强调自我，主张无为而治的政治观点是一脉相承的。纵观严子陵一生，他在继承老庄哲学的超越世俗社会、超越物欲、超越自我思想的同时，也克服了前辈的厚古薄今，顺世哲学和宿命论等消极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这从他对待光武帝的态度上可以窥视他内心的真实情感。表面上，他拒绝了光武帝对他出山为官的要求，但在具体的处理过程中还是采取一种积极的合作态度，他进了城，而且进入皇宫和光武帝长谈。史籍记载俩人“论道旧故，相对累日”，以至引起群臣猜测，发生“客星犯帝座甚急”的谣传。这里俩人都采用了非常高明的手段，最大限度地扩大了事件的影响。以致三国时代会稽地区士大夫谢承著的《会稽先贤传》和晋代余姚人虞预撰的《会稽典录》中都收入了严子陵的这则故事。
  显然该事件曾引起当时文化人士的普遍关注，影响曾经波及全国。事件中收益最大的当然是光武帝，因为他获得了礼贤下士，求贤若渴的美名，从而能够争取到社会方方面面代表人物对他的支持，最终实现了巩固东汉王朝统治的政治目的。
  光武帝放下架子招聘严子陵为官的做法，与当时社会崇尚隐士风气密切相关。汉初吕后就采用过招聘隐士作为太子顾问的办法，达到巩固太子地位的目的。汉高祖晚年时宠爱妃子戚夫人，打算废掉长子刘盈的太子，改立戚夫人的儿子赵王如意为太子。吕后感觉到儿子的太子地位受到威胁后，向谋士张良求救。张良告诉吕后，在京城附近的商山隐居着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4位高士，高祖几次三番想聘用这4人为官，但始终没有成功，你物色一位能说会道的人，带着金玉璧帛厚礼和太子的亲笔信去邀请，就能够把4人请到，然后让他们担任太子的顾问，跟随太子入朝，皇上看到以后必然会打消废立的念头。吕后采纳张良的意见，果然保住了刘盈的太子地位。这种采用争取社会名流支持，达到巩固和扩大自己影响的策略源于春秋战国时代，汉时这种风气还很盛，所以刘秀乐意采用这个老办法来笼络人心，为其服务。当然对于光武帝的政治目的，严子陵应该是清楚的，作为中兴之主刘秀的雄才大略他也是洞察的，所以他用特殊的方式来支持光武帝。严子陵在继承道家潇洒超脱的哲学思想的时候，还是委婉曲折地介入了世俗社会，表现了两汉时期隐士的时代特色。
  严子陵的处世哲学一直影响着后世的达官贵人、文人学士，他对人生深层次的思考，善于趋利避害，力求保全自我的品格无不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性格。从六朝开始，他的史迹已在社会上广泛流传，成为历代诗人抒怀歌咏的对象。北宋著名政治家范仲淹的“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更是一曲千古绝唱，至今人们仍然耳熟能详。
  人们向往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活，但物质温饱是人的第一需求。世俗社会给人丰富的物质享受的同时，也给人种种束缚和磨难。特别是在2000多年封建社会人治统治的环境下，个人很难把握自己的命运，即使是位尊权大的重臣也要时时担惊受怕，有伴君如伴虎之说。但是要人们离开丰富多彩的物质世界，过一种与世隔绝的清苦生活，也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人们生活在物欲和自由的两难选择之中。所以专家学者认为，严子陵不以阿谀顺旨要禄位，保其谦冲，是固士者所当为，然不易为。严子陵之所以为后世敬仰是贵有操守的表现，而不是简单的文人清高，是古往今来每个人都要做到而极不易做到的行为。人们纪念、向往严子陵，是因为严子陵已成为人们追求精神自由的人格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