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姚市图书馆

第一节 严子陵
  严子陵（公元前37～公元43年），名光，字子陵，浙江余姚人，东汉初隐士，以高风亮节著称于世。
  严子陵年轻的时候热爱学习，当时著名道学家梅福隐居于余姚四明山修道，严子陵曾拜他为师，学习道学。以后严子陵为了求得更多的知识，外出游学，他在京城长安（今西安市）的太学学习期间认识了南阳人刘秀。严子陵比刘秀大31岁，但他没有以长者自居，两人经常在一起切蹉学问，成为一对忘年朋友。
  西汉末年，汉元帝皇后的侄子王莽控制了国家大权，后来干脆自己做了皇帝，改国号“新”。新朝建立后少数贵族、官僚乘机掠夺土地，农民无所依靠，只能沦为奴隶，最后终于爆发赤眉、绿林农民起义。这时候汉王室成员刘秀乘机发展自己的力量，经过南征北战，削平了各地的军阀和农民起义军，恢复了汉室统治。为了尽快治理战争创伤，刘秀把首都东迁到洛阳，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并且制定了一系列发展生产的措施，经过短时间的努力，汉王朝又呈现稳定和繁荣局面。史家称这段历史为光武中兴，光武是刘秀的帝号，因为他建都的洛阳，位于长安（西安市）东面，史称东汉。
  刘秀执政以后，急需治理国家的人材，他很自然想到当年的同窗好友严子陵，便下诏命令会稽太守到余姚寻访。严子陵听到刘秀当了皇帝的消息后，急忙改换姓名隐藏起来。会稽太守连严子陵的影子都没有看到，只好如实向上报告。光武帝求贤若渴，便口述了严子陵的容貌，让画师画了肖像，下发到全国各地寻找。不久东方故齐国境内有人报告，发现一个披着羊皮在河边钓鱼的老人，与画像上的人十分相似。光武帝觉得这个人十有八九是严子陵了，当即命人驾车把他接进京城。这个钓鱼人果真是严子陵，但他坚决不同意进京，光武帝先后派了三批人去劝说，严子陵才勉强上了车。这时他在长安的熟人有的已经做上大官，严子陵没有去拉关系，而那些大官们知道严子陵和皇上的关系后都想巴结他。一天，大司徒侯霸叫家人带着他的亲笔信来见严子陵，信中解释了自己不能亲自登门拜访的原因。严子陵知道侯霸在摆官架子，于是摆出更大的架子，口述内容叫侯霸的家人记下来回去复命。意思是，大司徒是国家最高级的官员，希望在官位上能多想想老百姓的困难，只有心怀仁义，办事公正，才会得到百姓的欢迎，千万不能阿谀逢承，一天到晚按皇帝的眼色行事。侯霸收到便条后，十分生气，马上报告了光武帝。光武帝听了哈哈大笑说，我那位老朋友狂妄自大，目中无人的臭脾气还没有改掉啊！于是亲自到客栈去看他。严子陵知道后侧向床里，假装睡着。光武帝没有计较，坐在床沿，拍拍他的腹部，轻声说，老朋友，你难道真的不愿意出山来帮助我治理天下吗？严子陵转过身来回答说，远古时代唐尧那样道德高尚的帝王，叫巢父出来做官，巢父认为自己清白的身子受到污染，就去河边洗自己的耳朵。人各有志，何必一定要强加于人呢？光武帝明白再说也没有用了，只好叹息着离开客栈。第二天光武帝把严子陵请到宫中，两人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从白天一直谈到深夜，最后竟像兄弟一样睡在一张床榻上。传说睡觉时严子陵大大咧咧地把脚搁到光武帝身上。第二天太史向皇上禀告说：“客星犯帝座甚急”，意思是你的身边有危险人物，要多加提防。光武帝笑着说，没关系，我的老朋友严子陵和我睡在一起。光武帝想叫严子陵担任谏议大夫的官，但他还是没有接受。几天以后，严子陵悄悄离开京城，来到富春江边，仍旧过他的农耕渔钓的隐士生活。东汉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天下已经太平，光武帝再次邀请严子陵出来做官，严子陵以年老多病的理由推辞了。东汉建武十九年（公元43年），严子陵病逝于家中，终年80岁，安葬于余姚东北的陈山。后人为纪念他，把陈山改名为客星山，又在他后裔聚居的姚北严家建造了高风千古石牌坊。
  严子陵是一位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有着独特地位的人物，但迄今为止尚未发现他有任何著作存世。从他年轻时研习道学的传说和以后钟情山水、不愿出仕为官的人生道路分析，他的思想和我国古代思想家老子、庄子强调自我，主张无为而治的政治观点是一脉相承的。纵观严子陵一生，他在继承老庄哲学的超越世俗社会、超越物欲、超越自我思想的同时，也克服了前辈的厚古薄今，顺世哲学和宿命论等消极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这从他对待光武帝的态度上可以窥视他内心的真实情感。表面上，他拒绝了光武帝对他出山为官的要求，但在具体的处理过程中还是采取一种积极的合作态度，他进了城，而且进入皇宫和光武帝长谈。史籍记载俩人“论道旧故，相对累日”，以至引起群臣猜测，发生“客星犯帝座甚急”的谣传。这里俩人都采用了非常高明的手段，最大限度地扩大了事件的影响。以致三国时代会稽地区士大夫谢承著的《会稽先贤传》和晋代余姚人虞预撰的《会稽典录》中都收入了严子陵的这则故事。
  显然该事件曾引起当时文化人士的普遍关注，影响曾经波及全国。事件中收益最大的当然是光武帝，因为他获得了礼贤下士，求贤若渴的美名，从而能够争取到社会方方面面代表人物对他的支持，最终实现了巩固东汉王朝统治的政治目的。
  光武帝放下架子招聘严子陵为官的做法，与当时社会崇尚隐士风气密切相关。汉初吕后就采用过招聘隐士作为太子顾问的办法，达到巩固太子地位的目的。汉高祖晚年时宠爱妃子戚夫人，打算废掉长子刘盈的太子，改立戚夫人的儿子赵王如意为太子。吕后感觉到儿子的太子地位受到威胁后，向谋士张良求救。张良告诉吕后，在京城附近的商山隐居着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4位高士，高祖几次三番想聘用这4人为官，但始终没有成功，你物色一位能说会道的人，带着金玉璧帛厚礼和太子的亲笔信去邀请，就能够把4人请到，然后让他们担任太子的顾问，跟随太子入朝，皇上看到以后必然会打消废立的念头。吕后采纳张良的意见，果然保住了刘盈的太子地位。这种采用争取社会名流支持，达到巩固和扩大自己影响的策略源于春秋战国时代，汉时这种风气还很盛，所以刘秀乐意采用这个老办法来笼络人心，为其服务。当然对于光武帝的政治目的，严子陵应该是清楚的，作为中兴之主刘秀的雄才大略他也是洞察的，所以他用特殊的方式来支持光武帝。严子陵在继承道家潇洒超脱的哲学思想的时候，还是委婉曲折地介入了世俗社会，表现了两汉时期隐士的时代特色。
  严子陵的处世哲学一直影响着后世的达官贵人、文人学士，他对人生深层次的思考，善于趋利避害，力求保全自我的品格无不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性格。从六朝开始，他的史迹已在社会上广泛流传，成为历代诗人抒怀歌咏的对象。北宋著名政治家范仲淹的“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更是一曲千古绝唱，至今人们仍然耳熟能详。
  人们向往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活，但物质温饱是人的第一需求。世俗社会给人丰富的物质享受的同时，也给人种种束缚和磨难。特别是在2000多年封建社会人治统治的环境下，个人很难把握自己的命运，即使是位尊权大的重臣也要时时担惊受怕，有伴君如伴虎之说。但是要人们离开丰富多彩的物质世界，过一种与世隔绝的清苦生活，也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人们生活在物欲和自由的两难选择之中。所以专家学者认为，严子陵不以阿谀顺旨要禄位，保其谦冲，是固士者所当为，然不易为。严子陵之所以为后世敬仰是贵有操守的表现，而不是简单的文人清高，是古往今来每个人都要做到而极不易做到的行为。人们纪念、向往严子陵，是因为严子陵已成为人们追求精神自由的人格化身。
  第二节 王阳明
  王阳明（1472～1529年），名守仁，字伯安，号阳明。浙江余姚城区人。生于明成化八年（1472年），卒于明嘉靖七年（1529年），享年58岁。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军事家和教育家。
  王阳明出身于诗书世家，从小聪颖异常，余姚民间有许多故事，传说他出生那天，祖母岑氏梦见仙人穿着鲜红的衣服，佩系玉坠，在阵阵鼓乐声中，把一个活泼可爱的小男孩送到她怀里。岑氏惊醒过来，耳畔传来婴儿哇哇的啼哭声。王阳明的爷爷竹轩公对岑氏的梦境非常高兴，就把居住的房屋称为瑞云楼。瑞云楼遗址位于余姚城区龙泉山北麓武胜门路60号。
  王阳明在余姚度过了儿童时代，他的父亲王华在明成化十七年（1481年）考中状元后，他也离开余姚，跟随父亲进京读书。青少年时代的王阳明勤奋好学，对诗文和军事知识有浓厚的兴趣。诗文是封建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古代文人都擅长写诗作文。王阳明出身于诗书世家，耳濡目染，从小就显露出这方面的天才。11岁时他随父进京，途中王华与当地几位文人学士在金山寺喝酒赋诗，题目刚拟好，他就开口吟诵说：“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淮扬水底天。醉倚妙高台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客人们大吃一惊，立马有位客人以《蔽月山房》为题叫他再吟诵一首，王阳明随口应答：“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如月。若有人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这样一来，客人们都点头称赞，叹服他的才思敏捷。王阳明一生诗作极其丰富，《王阳明全集》中收入他的诗歌有607首，他的诗自然、圆融、晓畅、工整，又意境高远，特别是晚年的诗，包括他的哲理诗，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与明文坛四杰的李梦阳、何景明、边贡、徐祯卿的诗作不相上下，只是他在哲学、军事上的名气，掩盖了诗文方面的成就。
  少年王阳明对军事的兴趣比诗文更浓。他在京城的私塾读书时，常常溜出教室与少儿们一起做游戏，他把自己制作的旗子分发给他们，让小朋友们手持小旗左旋右转，他则拿着大旗在中间挥舞，仿佛在指挥各路人马。15岁时王阳明到居庸三关旅游时，看到居庸关峻险的地形和敌我二军对峙的战争气氛，胸中涌起一股保家卫国，干一番事业的激情。长大成人后，王阳明更加关心边疆的形势，当时北方蒙古贵族侵犯边疆的战争越闹越大，而满朝大臣拿不出有效的解决办法，那些被推荐上前线的将军总是以种种理由推辞不去，王阳明知道后非常着急，他把精力转移到军事上，开始潜心研究起兵法来。传说在宴会上，他总要把果核列为各种战阵，摆给大家看，听取各人的意见，虽然这是纸上练兵，但反映他钻研军事战略时的刻苦好学精神。青少年时期王阳明对诗文和军事的爱好为他以后的军事生涯和创立“致良知”的心学思想打下扎实的思想文化基础。
  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王阳明28岁，这年他考中进士，从此以后直至逝世，他走上一条艰难曲折的从政道路。中进士第二年，王阳明被授为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不久改任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主事在朝廷六部虽是一名小官，但因为在国家机关的岗位上，因此可以及时知道国家大事以及宫廷动态，有机会界入宫廷斗争。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明孝宗病死，15岁的太子朱厚照即位，帝号武宗，改元正德，国家大权落到太监刘谨手里。据《明史·刘谨传》记载，刘谨为人狡猾凶狠，与马永成等7个太监结为同伙，人称“八虎”。他们想尽办法讨得皇帝的欢心，把皇帝和大臣分隔开来，从而为非作歹，谋取私利，特别是恣意侵占农民土地，使成千上万农民流离失所。前朝老臣刘健、谢迁等联合其他大臣共同上书皇上，请求诛杀刘谨，但反而被刘谨诬陷为奸党，给予除名赶出朝廷的处罚。这时，南京户科给事中戴铣等站出来为刘健、谢迁解脱罪名，刘谨非常恼火，假传圣旨，把戴铣逮捕入狱。王阳明看到戴铣的危险处境后，明明知道为他辩护的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但为了保护戴铣等官员的生命，也为了主持正义，他毅然上书皇上讲明事实真相，结果被廷杖40，发配到贵州龙场驿当驿丞。王阳明遭到打击逼害后，虽然满腔愤恨，但儒家的积极思想鼓励他顽强地生活下去。在往贵州的路上他写了这样一首诗：“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抒发了他不畏艰难，不计个人得失，勇敢迎接新生活的豪情壮志。
  贵州龙场驿地处西部边陲，四周崇山峻岭，交通不便，气候湿热，蛇虫百毒丛生，有乌烟瘴气之说，加上语言不通，外地人很难适应这里的环境。龙场驿的规模很小，只设驿丞1名，马23匹，铺陈23副。王阳明一行刚到时居无住处，积存的粮食很少，他们在附近的龙冈山上找到一个山洞搬了进去，取名为阳明洞，安下身来。没有几天跟随他的侍从都患了病，王阳明砍柴取水，煮粥端给他们吃，并吟诗、唱戏、讲笑话，用乐观的情绪感染大家，使他们很快恢复了健康。过了一段时间，王阳明慢慢地适应了龙场的环境，并与当地少数民族人民建立起友好关系，在他们的帮助下，王阳明在驿站旁建造了几间木屋，取了“何陋轩”、“宾阳堂”、“君子亭”等室名，结束了住山洞的生活。他们还在驿站附近开辟山地，种上粮食、蔬菜，使物质生活得到保证。“投荒万里入炎州，却喜官卑得自由。心在夷居何有陋？身虽吏隐未忘忧……”在工作、劳动之余，王阳明不忘写诗取乐，表明乐观的生活情趣和对国事的关心。明正德五年（1510年），在朝廷大臣的斗争下，刘谨以谋反罪被诛杀，王阳明才结束贵州深山中的流放日子，升任江西庐陵县知县。年底他回到京城，先后任吏部验封清吏司主事、文选清吏司员外郎、南京太仆寺少卿等职。这些都是闲官闲职，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心学的研究上，完成了《朱子晚年定论》的编纂工作。
  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经兵部尚书王琼的举荐，王阳明升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命他带兵去镇压赣南的农民起义。江西、广东、福建三省交界处，方圆千里都是山区，土地稀薄，易旱、易涝，粮食产量很低，而官府以平原的标准收取粮食、税收，老百姓苦不堪言，农民起义一直连绵不绝，到正德初年（1506年）形成了谢志珊、兰天凤、钟景、池仲容4支起义队伍。王阳明到江西后首先对赣南情况和各支农民义军作了充分的调查，然后制定了一系列备战措施，主要有：①就地选取士兵，精简军官，从实用出发，强化训练；②立社学、举乡约，把军事斗争和社会教育结合起来，争取老百姓支持；③加强对山中义军的政治宣传，奖励下山投诚的农民；④积极为部下请功，调动官兵的积极性。在军事打击和政治宣传双重攻击下，义军力量被分化瓦解。王阳明又采用集中优势兵力逐一消灭和速战速决的战术，不到两年时间就把赣南义军全部镇压下去。然后他奏请朝廷，新设平和、和平、崇义3个县，加强对山区的管辖，奏请减免粮、税，恢复赣南的经济，打击土豪劣绅，使这里出现了长达20年的太平景象。
  王阳明平定赣南农民起义军是他人生历程中不光彩的一面，但历史地看，他作为封建社会的中下级官员不可能违背朝廷命令，也不会站在农民起义军一边的。在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最高利益的同时，王阳明能够实事求是地看待农民造反，认为官府繁重的赋税是赣南人民造反的根本原因，这一点上他的头脑还是清醒的。“功微不愿封侯赏，但乞蠲输绝横征”，可贵的是他未居功沾沾自喜，只希望朝廷轻徭薄赋，不要再导致农民起义。
  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赣南的社会秩序逐渐稳定，这时王阳明要求辞职休养，朝廷没有批准，第二年6月福建三卫军人闹事，王阳明受命去处置，行至丰城时，传来分封江西的宁王朱宸濠反叛朝廷的消息，王阳明深知这是关系国家安危的大事，他立即返回到吉安，观望动静，等候朝廷的指示。这时吉安的地方官和附近各府、县的官员纷纷来到王阳明住处，要求他站出来领导大家抗击叛乱活动。王阳明知道宁王的叛乱蓄谋已久，宫廷内外都有被他收买的党羽，弄不好会祸及自身，但为了国家的安定，江西百姓少受战争的蹂躏，他还是担当起平叛的重任。这时候宁王册立太子、皇后，封李士实为太师，刘养正为国师，闵念四为都指挥，王伦为兵部尚书，杀掉江西都御史孙燧等地方官员，聚兵10万，准备分五路进攻安庆、南京。而王阳明可以动用的部队却只有几千人，敌我力量对比悬殊。他一方面火速向朝廷报告宁王叛乱的军情，另一方面运用疑兵之计，张贴兵部公文，命令各省官兵分路进攻南昌，又使用反间计，假造了李士实、刘养正愿意作为政府军内应的密信以及闵念四投降政府军的密件，叫亲信打入宁王内部，四处散布，使宁王犹豫不决，在南昌滞留了十余天，为政府军的集结赢得了时间。七月初宁王率大部队攻打安庆，王阳明在安庆城留下少数部队防守，自己率精锐部队攻打南昌，消灭宁王防守南昌的万余人，一举攻克南昌，伪宫中的宫妃、太监被迫纵火自焚。宁王获知南昌被攻陷后，人心恐慌，只得撤回部队，想夺回南昌。一路上遭到政府军的袭击，士气低落。八月二十七日，王阳明率政府军与宁王叛军在鄱阳湖上开展决战，政府军火攻大胜，宁王朱宸濠为知县王冕俘获，李士实、刘养正等先后被抓捕，其余的四散逃命。王阳明从起兵至活捉宁王，前后不过一个多月时间，这是战争史上一次以少胜多的辉煌战例，充分表现他卓越的军事才能。
  但是这场平叛战争给王阳明带来的又是一次政治灾难。原来武宗早就想巡游江南，由于大臣们谏止一直未能成行。这一次他抓住机遇，自称威武大将军镇国公，命太监张永、许泰、江彬以及都督刘晖率官军1万余人，前往江西征讨，一路上吃喝玩乐，搜罗珍奇古玩，随从太监趁机勒索受贿，皇帝出巡只会给老百姓带来深重的灾难。宁王被俘虏后，王阳明赶快报告武宗，希望他不要来南昌。但武宗根本不听，他在南京住下，叫许泰、江彬几位太监先行带兵到南昌。许、江到了南昌后向王阳明索要朱宸濠，打算把他释放到鄱阳湖，再让武宗来活捉，大家庆功报喜，按功论赏。这种把国家大事作儿戏的荒唐事情遭到王阳明的拒绝，他不顾个人安危，连夜押送宁王到杭州，把他交给在杭州的太监张永，自己称病住进西湖净慈寺。许、江的阴谋落空后，恼羞成怒，他们在武宗面前挑拨说，王阳明原先与朱宸濠勾结在一起，后来看到形势对他不利时才被逼擒获的。幸亏太监张永在武宗面前为王阳明讲了一些好话，武宗才叫王阳明重新上报擒获宁王的战功了事。重重压力下，王阳明只得把那些祸害国家的太监都写进战功报上去。第二年的十二月，武宗玩乐够了，才浩浩荡荡回归北京。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六月武宗逝世，世宗登位，他的战功才得到朝廷承认，晋升为南京兵部尚书，十月被封为新建伯。但还有些大臣反对，因此“不予铁券，岁禄亦不给”，封爵成了一张空头支票。对此王阳明倒很坦然，他再三推辞给自己封爵，希望能够奖励那些冒死作战的各级官员和士兵。但是那些将官不但得不到奖赏，反而遭到闲退和废斥。对此，王阳明只能以恳请辞职来表示内心的抗议。
  明嘉靖元年（1522年）二月，王阳明父亲王华病逝，他回绍兴为父亲服丧，在家乡度过了6年清闲的日子。在这6年中，他一面潜心研究他的心学思想，完成了从“知行合一”到“致良知”的心学理论体系，同时广泛收徒讲学，扩大了心学思想的传播。
  明嘉靖六年（1527年）五月，广西思恩、田州土司头目卢苏和王受发动叛乱，朝廷命王阳明兼任都察院左都御史率兵征讨。王阳明正在病中，要求免去这个任务，但是朝廷不同意，他只好在身体稍有好转时带兵赴广西。一路上他一边调查访问，一边思考对策措施。卢苏、王受叛乱主要还是地方政府处置不当所引起，所以王阳明拟定了以和平手段解决的方略。而卢苏、王受原本对地方政府不满，见朝廷另派王阳明来处置，也产生了和平解决的念头，这样王阳明不费一刀一枪，就平定了思恩、田州的内乱。以后，他又应当地人民的要求，于明嘉靖七年（1528年）七月平定了八寨和断藤峡少数民族头子的叛乱活动。长期繁重的军务和政事及当地炎热的气候使王阳明的病情逐渐恶化，他报告要求回乡养病，但批复迟迟不下来，他只好自己作主回乡。明嘉靖七年（1528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船至江西南安府大瘐县青龙铺时，王阳明已处于半昏迷状态，他的学生周积来见他，过了好长时间王阳明才睁开眼睛对他说：“我要去了。”周积哭着问遗言，王阳明微笑着回答：“此心光明，亦复何言！”不久即瞑目而逝。明嘉靖八年（1529年）十一月他的友人和学生1000多人为他举行隆重的安葬仪式，他的坟墓在绍兴县兰亭乡洪溪。
  王阳明在从政的同时，始终坚持学术研究，他的学术思想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王阳明一开始接触的是应付科举考试的八股文——程朱理学的语录，他拜著名理学家娄谅为师，听他讲析朱熹学派的哲学观点。随着政治活动和学术研究的进展，他感到朱熹学说只强调封建伦理纲常——天理，而忽视人们丰富的、错综复杂的内心世界——吾心，无法救治日渐衰落的封建道德，为挽救明王朝的政治危机，他对程朱理学采取了批判的态度。王阳明又把学术研究的兴趣转向佛、道方面，但终因离不开传统伦理的制约，还是和佛、道二教分手。他对心学研究，始于龙场驿丞期间。初到龙场驿时期，他内心十分痛苦，因为在与刘谨的斗争中，黑白是非完全颠倒了，封建伦理纲常被弃置一边，大臣的正常工作无法开展，连生命安全也得不到保证，那么以后再碰到类似的情况应该怎么办呢？经过一番思考，他终于发现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人生真谛，即人的一切活动不必到圣人那儿去寻找答案，只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够了。
  王阳明心学的核心内容可用“致良知”来概括。“致”有达到、复位的意思，“良知”也就是平常所说的良心。他认为良知是人与生俱来的道德意识和道德准则，即使那些地位低微的人，他们的良知和圣人也没有本质的区别。道德沦丧，黑白颠倒，是人心被物欲蒙蔽所致，只要把物欲的危害说清楚，良知的本能就能显露出来，社会秩序也就能够正常运行。王阳明有著名的四句教，对“致良知”作了很好的注解：“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致良知”是王学关于人生观的哲学命题。
  王阳明的心学思想来源于孟子的性善说，与南宋陆九渊的心理说更有密切的联系，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王阳明把它加以总结和完善，形成自己的心学体系。所以说王阳明是我国古代集唯心主义大成者的评价是恰当的。但是在宋明时期，统治阶级推崇理学，一切以理为是，所谓非理莫言，非礼莫行，理成为禁锢人们思想的精神桎梏。在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王学反对以程朱理学作为判别是非的标准，主张以吾心来衡量是非的准则，这是对人个性的尊重，也是人主体精神的体现，因此曾起过进步作用。所以王学不但在当时风靡一时，而且影响后世，播扬东瀛，直至当代还是海内外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
  王阳明一生最重要的学术活动是讲学。他的讲学活动始于龙场驿丞时期，那时西南边陲有一些从中原逃亡过来的知识分子，听到王阳明当了龙场驿丞后，共同的命运，促使这些人向王阳明去诉说内心的苦闷和感受。于是他在居住过的阳明洞开办了龙冈书院。这一时期著名的学生有贵州陈宗鲁、湖南冀元亨、蒋信等。后来贵州提学副使席书请他到贵阳文明书院讲学，这样他的学生更加多了。龙场谪居期满回京城和南京任职期间，王阳明继续从事他的讲学活动。在京城讲学时他的上级吏部郎中方献夫也来听讲，对王阳明行师生礼，来听讲的还有穆孔晖、顾应祥等20余人。在南京时讲学的规模又有发展，朝夕相处，互相切蹉的学生有徐爱、黄宗明、周积、薛侃等20多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为王学中坚。在镇抚赣南的紧张军事行动中和平定宁王叛乱以后高压的政治势态之下，他依然设帐讲学。当时著名学者王艮到江西与王阳明论学，王艮被王学所折服，拜王阳明为师，行弟子礼。王艮后来成为王学泰州学派的创始人，使王学在下层社会中广泛传播。王阳明讲学时间最长、规模最大是晚年在家乡绍兴，听讲人数最多时达300余人，当时郡守南大吉开辟嵇山书院，他的门生同时设立阳明书院来接纳学生。他讲学时，讲堂里容纳不下，许多人就环座在讲堂廊下听讲学，场面十分壮观。在家乡6年的讲学中，他培养了钱德洪和王龙溪两位高足弟子，俩人进一步发展王阳明的良知学说，成为浙中学派的创始人。
  程朱理学到明代中期以后，日益沦落成为统治者的说教，它已远远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不能回答人们面临的社会实际问题。而王学崭新的理论能够满足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求新、求变的心理，因而受到普遍的欢迎。王阳明逝世后，他讲学的内容由他的学生、门人辑录成《传习录》和《大学问》两书在社会上流行，各地学生还建立书院和祠堂，纪念这位心学大师，传播他的心学思想。据《勋贤祠志》记载，在明世宗嘉靖三四十年间，各地有书院75所、祠堂420所，遍及整个南中国。
  纵观王阳明的一生，他文武兼备，具有立德、立功、立言的成就，被称为封建时代的完人。他的心学思想在当时曾起过积极作用，对后世也有深刻影响，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
  第三节 朱舜水
  朱舜水（1600～1682年），名之瑜，字楚瑜，又字鲁屿，号舜水，浙江余姚人，家住余姚城区。生于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享年83岁。明清之际著名学者、中日文化交流先驱。
  朱舜水出身于读书人家，大哥朱启明，曾在松江柘林当守备（武官职务）。朱舜水8岁时父亲去世，只好投奔大哥。他在松江完成蒙童教育，后来又拜学者朱永佑、张肯堂和吴钟峦为师，学习儒家经典，因为学业优秀，被推举为恩贡生。20岁时朱舜水回到余姚，依靠祖业生活，当时连续7年遭遇灾害，粮食几乎绝收，朱舜水日夜奔波在外，购买玉米、薯干等粗杂粮回家，使一家十几口人渡过灾荒。晚明时期，社会政治黑暗，各级官吏千方百计搜刮老百姓的财产，许多中小地主家庭也被盘剥得倾家荡产，人们怨声载道，痛恨社会黑暗无道。朱舜水对妻子叶氏说，我如果考中进士，任命做一个县令，第一年做出成绩，三年下来会得到老百姓的拥护，但这样做肯定要得罪许多人，说不定还会招致大祸，连身家性命都保不住，我生性刚强，不会阿谀奉承，迎合别人，所以立志不去做官。叶氏是一位识大局的人，愿意与丈夫过清苦的生活，支持丈夫蔑视功名富贵。但是宗族中的长辈和亲友常常要来规劝，使朱舜水十分为难，无奈之中，他就去考场随便应付一下。朱舜水为人正直，遇事有主见，邻里之间有矛盾，都喜欢找他评理，族里有事，也愿意听他的意见。明崇祯九年（1636年），族中有人获得一部宋代大儒朱熹的家谱，里面有朱熹曾做过余姚县令，在余姚安过家的记载。家谱中的祖先画像、赞美词、祖上封官及朝廷嘉奖令等内容都和朱舜水祖上的家谱相同，区别在两家的一世祖不同。讨论时，族中大多数人都赞成把朱熹奉为自己的远祖，而朱舜水反对说，朱文公是新安人，我们是余姚人。如果我们能够自强、自立的话，为什么要硬拉圣人作自己的祖宗呢？何况两部家谱的一世祖不相同，证据本来就不充分嘛！族人觉得朱舜水分析得有道理，所以没有把朱熹拉作自己的祖先。朱舜水自强、自立的言论在社会上流传后，当地官员把他作为“文武全才第一”的优秀人才上报到礼部，刚巧他的老师吴钟峦在礼部任职，就把他评为“开国以来第一”人才，准备赐给他官职。朱舜水听到这个消息后，连忙逃到舟山海岛躲避起来。从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至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明王朝和鲁王抗清政府多次赐给他各种官职，他都不为名利所动，每次都被他推辞掉。
  清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清顺治二年（1645年）渡过长江，攻克南京，南明弘光小朝廷溃散。这时候朱舜水正在舟山，听到国土沦陷的消息，只好逃亡到日本避难。不久他听到鲁王在绍兴监国，成立抗清政府的事，立即从日本返回舟山，参加黄斌卿将军的抗清斗争。过了几年，清军攻克浙东地区，鲁王政府的残兵败将退驻舟山，朱舜水的老师朱永佑、张肯堂、吴钟峦也随鲁王来到舟山，经老师的引见，朱舜水拜见鲁王，表达了抗清的决心。在舟山期间，他跟随冯京弟、黄孝卿将军赴日本借兵，日本萨摩国侯答应给予10万洪武钱和3000步兵的援助。口头协议后，冯京弟先行回舟山汇报，朱舜水陪同黄孝卿留下继续谈判。因为黄孝卿在异国饮酒作乐，纵情享受，被日本人轻视，萨摩侯取消了援助。清顺治七年（1650年），清军攻克舟山，将军张名振保护鲁王逃到厦门投靠义军郑成功，朱永佑、张肯堂等一班文官自杀身亡。朱舜水再次逃亡到日本，以后又飘泊到安南（今越南海防）、暹罗（今泰国）等地，在安南朱舜水经历了一次生死考验。当时安南国规定，旅居该国的外国人需为他们服役3个月，朱舜水等难民被翻译带去朝见国王，许多人见了国王都伏地跪拜，而他却站着作揖行礼。翻译以为他不懂规矩，用木棒在沙滩上写了个“拜”字，朱舜水拿过木棒，在拜字上写了个“不”字。国王非常愤怒，威胁他如果不拜，就把他拉出去杀头。朱舜水毫无惧色，整衣束冠，转过身，大步向外走去。安南国王钦佩他不怕死的精神，命人把他软禁起来，调查他的身份。开始阶段，有人每天在他居室外杀人，让老鹰、野狗啃咬尸体，用这种手段来恐吓他。查明他的身份后，又送上好酒好菜和美女进行拉拢引诱，但朱舜水态度始终如一，没有做出丧失国格、人格的事。最后安南国王认为他是“好汉子”，挽留他在安南做官，朱舜水以国家正处于危难之中，不能离开的理
  由，谢绝了安南国的聘请，获得了人生自由。
  鲁王到了厦门以后，身边没有像样的文臣，于是派人带了他的“诏书”到安南国寻找朱舜水。朱舜水转辗到达厦门，但是鲁王已去掉监国称号，流亡到金门岛去了。厦门抗清将领郑成功知道朱舜水的身份后，邀请他参加抗清斗争，并派他去象山港与在那里坚持抗清斗争的张苍水将军联系，准备联合起来共同与清军作战。其时清军已经控制整个大陆和海上的主要交通线，朱舜水知道这个任务极其危险，但要与清军斗争，必须加强义军之间的联合，所以他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担起了郑成功、张苍水两支义军之间的联络重任。为此他丢掉了儿子的性命，自己也差点被清军抓住。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年），有人在海上看到朱舜水，才知道他还活着，他的第二个儿子朱大咸千辛万苦到厦门找到了他。这时他正忙着协助郑成功第一次北伐抗清，没有时间陪儿子。不巧的是朱大咸患了伤寒，邻居老太太好心盛了一碗冷粥给他充饥，致使他病情加剧，竟在一夜之间死去。朱舜水心痛不已，在他晚年的著述中常常提及此事，表示对儿子的思念和歉意。还有一次从厦门赴舟山的途中，他乘坐的小舢板被清军海上巡逻队包围了，清军看他们一身明朝服饰，掷过来一句“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命令。小船上护送的水手惊慌万分，准备投降，而朱舜水镇定自若，他把后事托咐别人，准备以死争抗。在他凛然正气的鼓舞下，水手们振作精神，团结一致，突出包围，胜利抵达象山港。由于朱舜水不顾生命危险，频繁往返于两支义军之间传递消息情报，终于促成郑成功、张苍水义军联合起来二度北伐抗清。永历十三年（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两军在舟山汇合，从长江口溯江而上，一度攻占瓜州、镇江，收复江南4府24县，取得很大的战果。朱舜水随军北伐，异常兴奋。但因敌强我弱，清军迅速调集大部队增援，而义军则犯了骄傲轻敌的错误，几乎被清军歼灭。第二次北伐战争失败后，郑成功收拾残兵退守台湾，张苍水也回到象山港隐蔽起来，义军再也没有力量主动和清军交战。眼看复明无望，而且形势日益险恶，朱舜水只得再次逃亡到日本，这时他已经是60岁的老人，而且患上严重的肺病。
  清顺治十六年（永历十三年，1659年）冬，朱舜水搭商船抵达日本长崎，当时日本国的海禁令尚未解除，因为冬季海上航行比较困难，所以允许外国船员和商人上岸暂住。日本关西学者安东省庵早年已和朱舜水相识，知道他为保持人格尊严，迫不得已来日本避难的处境后，联合一些知名人士报告长崎镇巡守黑川正直，要求给予朱舜水居住权，经长崎镇巡守的努力，萨摩侯破例予以批准。在安东省庵的妥善安排下，朱舜水在日本定居下来。1665年（清康熙四年）7月，日本水户侯德川光国听说朱舜水是中国著名的儒家学者，聘请他到江户（今东京）居住。当时江户是日本的政治、文化中心，朱舜水意识到去江户是他在日本生活的一个转机，因此接受了德川光国的邀请。
  17世纪的日本佛教盛行，儒学衰微，德川光国企图弘扬儒学来振兴水户，所以他和他的臣僚、水户的学者都拜朱舜水为师，向他学习中国的儒学。朱舜水是明清之际进步的知识分子，和黄宗羲、顾炎武等一样，在学术上主张经世致用，实理实学，他能够把握程朱理学和王阳明心学的利弊，把儒学科学地传授给日本学者，给日本的“水户学派”造成很大的影响。朱舜水不迷信科举而重视学习技艺百工，在江户他把中国的工程设计、建筑技术、农艺、生物、地理知识和服装裁制技术等介绍给日本人民，得到江户各界的欢迎。他与日本人民长期交往的过程中，发现日本人民具有勤俭自强、勤奋好学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优良品质，表示要向日本人民学习，希望日本文化发达，繁荣富强，早日实现理想的大同世界，希望中日两国世世代代保持友好关系。他还批评国内一些人以先进民族自居，看不起周围邻国长处的大国主义观点，盼望有一天能够杖节归来，把日本的真实情况介绍给国人。在言行中他十分尊敬德川光国、安觉积、安东省庵、山鹿素行等日本江户名人，这些人既是他的学生，又是友谊笃深的朋友。1682年（清康熙二十二年）4月，朱舜水在江户寓所病逝，德川光国把他安葬在自己家族的墓地，墓在日本常陆太田市大田乡瑞龙山麓。
  朱舜水的著述极大多数是他在江户讲学时的问答、信札等文稿，他逝世后德川光国把它整理编辑成《朱舜水文集》28卷行世。朱舜水在日本起到中国人民友好使者的作用，他是一位中日文化交流的先驱。
  第四节 黄宗羲
  黄宗羲（1610～1695年），字太冲，号南雷，又号梨洲，浙江余姚通德乡黄竹浦人（今梁辉镇李家塔自然村）。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卒于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享年86岁。我国杰出的民主启蒙思想家、史学家和教育家。
  黄宗羲生活在社会剧变的明清之际，一生经历十分坎坷曲折。他在自己的画像上记述一生的经历时，概括为“三变”：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其为人也，盖三变而至今。参照这个概括，他的生平可分为读书游学、抗清斗争和著述讲学三个阶段。
  黄宗羲出身于读书农耕的家庭，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他的父亲黄尊素考中进士，被授于宁国府推官，7岁的黄宗羲在父亲的指导下于官衙内读书。他的求知欲望非常强烈，完成父亲布置的作业后，还偷看《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等休闲小说。黄尊素认为这些书籍能够增加知识，开阔眼界，所以没有阻止。开明的父亲保护了儿子的学习兴趣，养成他博览群书的习惯。
  正当黄宗羲日渐长大，学业俱进的时候，一场政治灾难突然降临。明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黑暗、最腐朽的王朝，其政治特点是太监执掌国家大权，对大臣实行残酷的特务统治。明熹宗时太监魏宗贤掌权，他培植亲信，打击异己，搜刮民脂民膏，许多中小地主家庭都被剥削得倾家荡产，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一些正直的官员反对魏忠贤擅权，把他们称为阉党。这些正直的官员经常聚集在无锡东林书院，议论朝政，谋划反魏计划，人称“东林党”。黄尊素是东林党的骨干分子，许多人经常在他家里议论朝政，对阉党祸国殃民的罪行痛心疾首。那时，黄宗羲已开始懂事，听了他们的议论，了解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充满了对阉党的仇恨。明天启五年（1625年），黄尊素升任山东道监察御使，因上疏弹劾魏忠贤而获罪，被剥夺官职，不久又以谋反罪在家乡遭逮捕，第二年六月被逼害致死。黄尊素被解押进京途中叮嘱儿子，一要拜著名儒家绍兴人刘宗周为师，二要重视学习历史。黄宗羲遵照父亲遗命发愤续史，用2年时间读完21史，通过历史这面镜子，他看到历朝历代忠、奸之间激烈斗争，决心继承父志与奸佞斗争到底。20岁时他拜刘宗周为师，开始系统地学习。刘宗周是明末大儒，学识渊博，品德高尚。在老师的指导下，黄宗羲打下扎实的文化基础。他还到杭州、苏州、南京等地游学，晚明时期，这一带已成为全国的棉纺、丝织业中心，经济发达，城市繁华，知识分子集聚一起，结社风气很盛，黄宗羲通过诗社、文社活动，谈学论道，结识了众多江南名士，而且也积累了社会经验。
  青年时代的黄宗羲曾两次同阉党开展殊死的斗争，在江南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第一次发生在明天启七年（1627年），这年熹宗逝世，毅宗朱由检即位，他就是在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破北京城后上吊自尽的崇祯帝。他做皇帝不久，为了摆脱阉党对自己的控制，下令处死魏忠贤，罢斥、追究其党羽的罪责。黄宗羲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激动，立即带着诉讼状纸，进京为父申冤报仇。五月，刑部会审许显纯、崔应元两个党羽，他俩是逼害黄尊素等东林党人的主谋。黄宗羲还只有19岁，但在森严的刑部大堂上毫无惧色，严厉地揭发俩人的罪行。作完证词后，他突然从衣袖中抽出铁椎向许显纯脸上刺去，又一把拔下崔应元的胡须，把俩个贪官搞得狼狈不堪。他还与周廷祚、夏承等被害东林党的后人一起，刺死了杀害黄尊素等官员的狱卒叶咨、颜文仲两名凶手，在监狱的中门祭奠了父亲。在崇祯帝政治需要的特定条件下，黄宗羲对阉党的第一次斗争取得胜利。但崇祯帝刚愎自用，生性多疑的性格必然被太监利用，很快另一个太监阮大铖赢得他的信任，原先蛰伏的阉党分子纷纷投靠阮大铖，重新执掌了国家大权。以黄宗羲和其他东林弟子为主的复社名士毅然担当起反对阉党势力的第二次斗争。他们多方搜集阮大铖和其同伙的罪行，于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七月，在南京城内贴出公告——《南都防乱揭》，揭露阮大铖的桩桩罪行，呼吁大家同心协力，扫除奸佞。这份揭上有145位社会名流署名，黄宗羲和顾杲代表前朝遗孤和东林子弟名列在前，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影响。在社会舆论的压迫下，阮大铖不得不作了收敛。然而，随着北京城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破，山海关总兵吴三桂降清，清军大举入侵，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南明小朝廷等国内形势的剧变，马士英、阮大铖等阉党受到福王的重用。这时他们不顾大敌当前，国家危在旦夕的险恶形势，首先把斗争矛头指向复社人士。阮大铖的爪牙编造《蝗南录》，大肆逮捕杀害反对他们的人，黄宗羲和顾杲不幸被捕入狱。只是由于清军迅速南下，南明小朝廷土崩瓦解，俩人才死里逃生。两次反对阉党的斗争，使黄宗羲加深了对封建君主制度腐朽没落本质的认识，同时也积累了政治斗争的经验，为下阶段的抗清斗争打下坚实基础。
  清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占领南京、杭州后，在钱塘江北面布防。这时浙东地区少数有民族气节的地方官员和绅士自发组织了抗清义军，拥戴鲁王朱以海在绍兴监国，建立了浙东抗清政府。同样性质的抗清政府还有福建的唐王和西南地区的桂王。这时黄宗羲已逃回到家乡，他获知鲁王监国的消息后，毅然变卖家产，购置武器装备，招募姚江儿女，组成义军，奔赴钱塘江南岸，加入鲁王政府的抗清大军。当时北岸清军只有5万人，而且背后的宁镇、杭嘉湖地区还有小股抗清武装骚扰，立足未稳。南岸的政府军加上新加入的义军有10万人，而且义军的斗志高昂，形势明显有利鲁王政府。黄宗羲分析了双方军事形势后建议鲁王主动出击，渡过钱塘江，进军浙西，扩大地盘，同时接纳更多的义军，壮大军事力量。他还指出鲁王政府军的不利因素，认为10万军队集钱塘江南岸，军饷需求大，而地方供给能力有限，不适宜久守。但是那些政府军的将领忙于封官晋爵，热衷权力斗争，无心与清军作战，根本不理睬黄宗羲的建议。不久义军因筹措不到粮饷而逐渐溃散，政府军又因抢掠老百姓的钱粮而失去人民的支持，鲁王政府的军事力量就在内部争执中消耗削弱了。清顺治三年（1646年）六月，清军乘夏季钱塘江水位较低的有利条件，大举渡江，鲁王军队全线崩溃。鲁王带着少数人从海上逃到福建依附唐王。黄宗羲只好带领500余义军退入四明山，在杖锡寺安营扎寨，坚持斗争。不久，他听到鲁王在三门湾海上监国，封他左佥都御史的官职，召他去上任的消息，于是安置好义军后，只身往闽浙沿海地区寻找鲁王。鲁王行朝设在三门湾一条大船上，文武大臣的条件差多了，只能两人合用一条小船。黄宗羲在《鲁王监国》一书中描述当时的艰苦生活：“仓大周身，穴而下，两人侧卧……海泊中最苦于水，清晨洗沐，不过一盏……零丁飘絮，未馨其形容也。”当时行朝实权掌握在几个将领手中，鲁王只是一个傀儡，至于文臣更无足轻重。黄宗羲知道行朝已不可能有所作为，自己也不可能发挥任何作用。这时驻守浙东地区的清帅下令，命地方政府编造那些不肯投降的明朝官员家属名册，将给予严惩。黄宗羲担心母亲、兄弟和妻儿的安危，得到鲁王同意后，回到家乡。
  黄宗羲家位于余姚至宁波的驿路边，居宅早已被清军拆毁，一家十几口人寄宿在附近亲戚家中，惩处令下以后，没有人再敢收留他们。黄宗羲回家后，全家人住到老家南面四明山麓的化安山中。黄尊素的衣冠冢下有三间守墓用的小茅屋，这时成为黄氏兄弟十几口人的栖身之处。在这简陋的茅屋里，黄宗羲奋笔写下誓与清军斗争到底的壮丽诗篇：“锋镝牢囚取次过，依旧不废我弦歌。生犹未肯输心去，贫亦其能奈我何。廿两棉絮当破被，三根松木煮空锅。一冬也是堂堂地，岂信人间胜著多。”在这里，他一直与舟山的鲁王政府保持着联系，也曾奉命跟随义军将领冯京弟到日本借兵，还派人把刺探到的情报传送到舟山。为此他多次遭到清政府的画像通缉，由于他的机智和友人的掩护才化险为夷。在与清军的斗争中他始终没有害怕和退缩过，除了竭尽全力支持鲁王政府的抗清斗争外，还一直关注着唐王、桂王政府的抗清斗争。清顺治十年（1653年），鲁王去掉监国称号。康熙元年（1662年），桂王在云南被杀，持续了10多年的武装抗清斗争最终失败，黄宗羲才终止了抗清活动，转入到总结明王朝灭亡教训的深层次思考之中。
  清康熙元年（1662年）以后，清王朝的统治已经十分稳固。黄宗羲开始步入耄耋之年，他的主要活动是从事教育、学术研究及指导儿子参加编修明史的工作。
  黄宗羲的教育活动一方面是做私塾教书先生，目的是养家糊口，另一方面是作学术讲座，传播学术思想、培养高层次文化人才。他的讲学活动主要在宁绍平原和杭嘉湖地区，邀请他讲学和听讲的人主要是他的友人及其晚辈，另有少数地方官员和慕名而来的文化人。其中绍兴和宁波两地讲学时间最长，成效也最大。他在绍兴证人书院讲学自康熙五年（1666年）至康熙十年（1671年），前后时间长达5年。经过明清之际社会动乱，当时绍兴的文化人都表现出茫然不知所措的思想。黄宗羲向他们指出了“读书论道”的治学方向，启发他们树立文字以外还有大事业的读书理念，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他在宁波讲学自康熙七年（1668年）至康熙十四年（1675年），前后历时7年。宁波听讲的学生主要是抗清志士及他们的后人，由于这些人的特殊身份，因此没有像绍兴证人书院那样的固定讲堂，而是轮流在学生的家、祠堂或寺庙中进行，条件相当简陋，但取得的成绩却是最大的。黄宗羲在宁波讲学时十分强调经世致用思想，这是他从晚明时期教育与实践严重脱离，读书人只会背诵圣人语录，不会处理、应对社会实际问题的恶果中悟出的教育思想。他主张要熟读名人原著，并重视用书本知识去认识社会和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他还主张学习历史以及天文、地理、数学等等，认为只有掌握多种知识，才能成为社会有用的人才。他的治学思想使人耳目一新，受到宁波学人的欢迎。他在宁波讲学时听讲的学生有名可查的达66人之多，培养了一批史学、经学、哲学、文学等方面的人才，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国学术史上著名的清代浙东学派，对浙东，乃至整个清代的文化学术的发展做出重大的贡献。
  黄宗羲的著作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涉及领域也很广阔。大体可分成两大类：一类是他编选前人的著作，主要是宋、元、明三代的名人名著及乡人遗著，有10余种，1000多卷，1000万字以上；另一类是他撰写的著作，有100余种，300多卷，300万字以上，内容涉及哲学、经学、史学、文字学、天文地理、历法、数学以及文学、艺术等众多领域。这些著述大多数是在他60岁以后岁月里完成的，其中最大一部文集《明文海》共482卷，参考明各家文集两千余种，前后费时26年，到85岁时才编辑完成。“一年功课复如何，文案已完学案多。岂为声名垂后世，难将岁月浪销磨。”这首诗生动地反映老人沉重的社会责任感和争分夺秒勤于笔耕的精神。为此，他把亲属、子女的婚丧节庆等生活礼仪活动都一概免去。特别是康熙年间，清廷为了笼络汉族地主阶级，三次征召黄宗羲出山，赐予官职，黄宗羲都一一予以推辞。这里固然有民族气节的因素，但主要的还是担心时间被无谓的公务活动浪费掉。惟在编修明史的大事上，他本人没有进京，而派他的门生万斯同、儿子黄百家以普通百姓的身份参与修史工作，并把自己保存的南明史料移交史馆，或让地方官派人抄录给史馆，对万斯同、黄百家的工作予以认真指导，促进明史修编工作。
  黄宗羲的宏富巨著中以《明儒学案》和《明夷待访录》两部书著称于世，奠定了他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巨匠的地位。《明儒学案》共60卷，把明代近300年间产生的200多位著名学者论著，按他们生卒年代与各人的学术宗旨进行分类归案，共立为19家学案，每案前先作简要的介绍说明，然后分述案下各学者的生平、主要学术观点及代表作品（节录），这样既阐明学者个人的学术思想，个体间的继承发展关系，同时也揭示了整个学派宗旨的变化轨迹。所以当时就有人称赞该书如大禹导水，脉络分明，经纬灿然。《明儒学案》是我国第一部学术思想专著，它为后人研究明代的思想文化开辟了一条绿色通道，加快了思想文化人才的培养，为繁荣我国的学术文化做出了贡献。《明夷待访录》是一部政治著作，共1卷，分为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等12章。在这部著作中，黄宗羲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封建法制、兵役、土地以及财税等制度都进行了猛烈的揭露和有力地批判，他尖锐地指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批判矛头所指不仅仅是明清两代帝王，而是整个封建制度。接下去他提出了自己的理想社会，其基本前提是“天下为主，君为客”，人民群众是国家主人的国家政治理念，又具体描述了“置相”、“学校”的政治制度和“田制”、“计财”的经济制度。在“置相”章中，黄宗羲认为君臣都是管理国家事务的人，“每日便殿议政，天子南面，宰相、六卿、谏官东西面以次坐。其执事皆用士人。凡章奏进呈，六科给事中主之，给事中以白宰相、宰相以白天子，同议可否”。很明显，这里他已经把封建君臣之间的主奴关系否定了，提出崭新的同事关系，因而在工作上只有先后顺序关系而不是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他主张学校不单纯是为养士而开设，而是国家重大决策需要而设立的政治场所，在这里“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这种学校的性质与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的议会相接近。在经济方面，黄宗羲认为国家要把发展经济放在首位，他主张合理确定税赋，提出“工商皆本”主张，声称“人各有自私，人各有自利”的人个权益问题。这种经济思想既代表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也反映了城市工商业主的要求。专家学者认为黄宗羲的政治、经济思想与近代启蒙主义者的主张几乎如出一辙，《明夷待访录》实为一部民主启蒙主义的纲领性著作。
  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黄宗羲病逝于家中。生前他立下遗嘱，死后不用棺椁，不作佛事，死后第二天用一块床板、一条被褥把遗体抬到化安山墓穴。这是老人对封建礼教所作的最后一次斗争。墓在今陆埠镇十五岙村化安山麓，文革时遭破坏，1982年重修，现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明清之际，围绕着明王朝灭亡的教训问题，我国历史上出现过一次短暂的百家争鸣式的思想解放运动。一些先进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对晚明时期的腐朽政治痛心疾首，进行无情地鞭挞和强烈地批判，在这一思想解放运动之中出现了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三位著名的思想家。黄宗羲的民主启蒙思想来源于他伟大的社会实践，是在总结历史经验，反映新兴市民阶层思想、政治要求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一思想代表了时代前进的方向，为促进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鸣锣开道，这是十分珍贵和值得纪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