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姚市图书馆 内容
姚江平原襟山带海，物阜昌盛，经济繁荣，文化发达。1973年，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确立了姚江是中华民族远古文化摇篮之一的重要历史地位。河姆渡文化以后数千年漫长岁月里，姚江文化长盛不衰，在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史学、教育、文学艺术、天文、地理等各个领域都涌现出一批杰出人物。他们的思想和物质创造为当时的社会进步做出过重要的贡献。百里姚江，世世代代哺育着两岸上百万人民，孕育了像严子陵、王阳明、朱舜水、黄宗羲这样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民族精英。
第一章
河姆渡遗址
河姆渡遗址位于余姚市河姆渡镇浪墅桥村（原罗江乡），东距宁波市25公里，西离余姚市24公里，南临姚江，江南岸是连绵起伏的四明山，北接平原，越过平原有一块丘陵，翻过丘陵即是杭州湾。
河姆渡遗址是我国新石器时代的一处重要聚落遗址。它是1973年夏天当地农民兴修水利时发现的，总面积约4万平方米，自下而上叠压着4个文化层，根据C14测定，第四文化层距今约6500～7000年，第三文化层距今约6000～6500年，第二文化层距今约5500～6000年，第一文化层距今约5000～5500年。该遗址于1973年和1977年冬季进行过两次考古发掘，合计面积2630平方米，出土生产工具、生活器具、原始艺术品等文物6700余件，还发现丰富的栽培稻谷和大面积的木建筑遗迹、捕猎的野生动物和家养动物的骨骸、采集的植物果实等遗存，为研究我国远古时代的农业、建筑、制陶、纺织、艺术和东方文明的起源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使传统的中华民族起源一元论受到强烈的冲击，从而在学术界确立中华民族起源多元论的崭新观点。被学术界公认是中国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命名为河姆渡文化。河姆渡文化体现了浓郁的江南水乡的地域特色，它所展示的种种文化现象与后世的江南文化，特别是百越民族文化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在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982年，国务院公布其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6年，被编入中学历史教科书；日本学术界在1979年将其载入《世界考古学事典》，1980年英国出版的《考古学百科全书》也详实介绍了它并配以彩色图片。2001年，被《考古》杂志社组织的由全国100多位考古文博界和史学界著名专家参加的评审委员会列入《中国二十世纪百项重大考古大发现》名录。
第一节 发现和发掘
和世界上许多重大的考古发现一样，河姆渡遗址也是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被发现的。1973年夏天，河姆渡所在地罗江公社政府为了提高抵御旱涝灾害的能力，决定在河姆渡渡口附近，紧靠姚江的小河边建造一座排涝站。为安装大功率水泵，基础需深挖至生土层。该工程于6月下旬开工，要求在7月、8月台风季节之前投入使用，因此工期很紧。6月底一天，罗江公社副主任罗春华到工地检查工程进展情况，发现基础才挖了2米多深，心里很不高兴，于是找来工地负责人查问原因，听说是泥土中混杂着许多骨头、瓦片，比较难挖，很多民工的手脚被划破，也影响了工程的进度。他到现场仔细察看，果然坑壁、坑底的土中有许多东西，旁边墙角处还有一大堆挖出来的木头、破罐和骨骸等，有几个民工还从口袋里摸出一些做工精致的小器物给他看。罗春华马上想到，这是古器，是国家的财产，应该由国家保管，于是立即派人将流散到民工家里的出土物收缴起来送公社保管，又叫工地负责人向县文化站联系。两天后，县文化站干部许金耀来到河姆渡，他立即被这些出土物吸引住了，经过仔细察看，认定这是一处年代久远、埋藏丰富的古人类文化遗址。许金耀是一位有强烈的文物保护意识和高度责任心的同志，他要求工程暂停施工，并返回余姚向中共余姚县委领导和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紧急报告。省文管会接到报告后，并没有引起重视，因为在当时，浙江的史学界有一种“良渚文化（距今5000年左右）不过钱塘江”的传统观念，有的专家认为河姆渡属海相地貌，地质年代很近，而且地势低洼，地理环境差，不适宜古人类居住，不可能有原始社会的文化遗址。但经不住许金耀的再三要求，才通知在河姆渡附近保国寺出差的王士伦去看一看。王士伦看了遗迹、遗物后，发现坑底部分遗物在浙江其他地方未曾出现过，而坑上部有的器物与杭嘉湖地区的马家浜文化器物相类似，他推测河姆渡可能是浙江省境内一处最早的新石器文化遗址。王士伦请求地方政府保护好现场，并挑选了一些标本，当即返回杭州向领导汇报。几天后，省文管会派汪济英等同志来河姆渡进行抢救性发掘和试掘。一个举世瞩目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就这样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被发现了，当时在水利施工现场劳作的民工，包括世代居住在那里的人们恐怕连做梦也不会想到，它竟然是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块里程碑。河姆渡遗址的发现震惊了考古学界，震惊了史学界。
历史上，河姆渡遗址也曾有过几次被揭露的机会。抗日战争时期，在今天第一次考古发掘现场，即4万平方米范围之内的地方，曾挖过一条战壕；20世纪50年代，姚江北岸修筑土塘时，在遗址上取过土，排涝站里侧的小河就是那时挖掘的；20世纪60年代，一条宽3米、深3米、长80米的水渠东西向贯穿了遗址。这几个工程中都会有文物出土，但因当时人们没有认识到它的价值而与之失之交臂。如今，终于揭开了它尘封已久的面纱，让7000年前的地下村落重见天日。河姆渡遗址的发现，不仅为专家、学者研究远古时代的生态环境、地理、地质、农业、手工业、原始艺术等学科提供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还为向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优秀的教材。罗春华、许金耀、王士伦等同志发现河姆渡遗址的事迹将永远为后人所传扬。
河姆渡遗址发现以后，在1973年和1977年，由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浙江省博物馆对其进行过两次科学发掘，共揭露面积2630平方米。考虑到河姆渡海拔较低，地下水位高，两次发掘都选择在少雨干燥的冬季进行。
第一次发掘选址原渡头自然村北的晒谷场位置，从1973年11月4日开始至1974年1月10日结束，历时71天，共布5米×3米探沟6条和5米×5米探方28个，其中南面有些探方内的文化层已被姚江改道时冲刷掉，因此实际揭露面积630平方米，出土骨、石、木、陶质等各类文物1600多件，还有丰富的稻谷堆积层和大片木建筑遗迹，以及大量的动植物遗存。余姚市（当时为余姚县）为做好本次发掘工作，成立了河姆渡遗址第一次考古发掘领导小组，对发掘有关的事宜作了周密的部署。
第二次发掘选址于第一次发掘区北20米的稻田上，从1977年10月8日开始至1978年1月28日结束，历时112天，共布10米×10米探方20个，揭露面积2000平方米，出土骨、石、木、陶质等各类文物达4700多件，其中许多器物是第一次发掘时没有见到的。发现墓葬27座，灰坑28个，又发现大面积的稻谷堆积层和大片木建筑遗迹，以及大量的动植物遗存。为了有组织地抓好第二次考古发掘工作，协调发掘工作中各方面的关系，宁波地区成立了由中共宁波地委常委陈布衣同志任组长的河姆渡遗址发掘领导小组。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严文明先生亲临现场指导发掘，古建筑专家杨鸿勋先生、南京大学地质系刘泽纯先生到现场分析木结构房屋遗迹和地质情况。
两次考古发掘，发现了大批重要的遗物和遗迹，在6700多件（整理过程中又增补了300余件）编号文物中，有不少是罕见的珍品。河姆渡遗址犹如一座藏品极为丰富的地下博物馆，形象地展示了南方远古先民生产、生活的情景。它的发现和发掘，无论对史学界还是考古界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尤其是改变了长期以来认为中华民族远古文化仅起源于黄河流域的传统一元论观点，雄辩地证明了长江流域也有灿烂的史前文化，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
第二节 地层堆积
河姆渡遗址有4个相互叠压的文化层，文化堆积厚度4米左右，两次考古发掘中，除个别探方被现代水渠等打破之外，其余皆保存完好。各文化层的土色、土质都清晰可辨，出土遗物也明显有别。根据《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和《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主要收获》介绍，该遗址的地层堆积情况，自上而下分别为：
（1）耕土层。土质松软的灰黑色土，厚10～98厘米。
（2）冲积层。土质纯净的黄褐色土，厚0～100厘米。
（3）第一文化层。土质坚硬的黄褐色灰土，厚0～106厘米。发现11座墓葬，3个灰坑和坩锅状柱础，主要出土文物有石器和陶器两大类。石器有斧、锛、凿、钺等。陶器按质料分主要有夹砂红陶、泥质红陶、泥质灰陶等陶系。主要器形有釜、鼎、甑、罐、豆、盆、盘、钵、杯、支脚和器盖等。在文化层底部还发现大量呈颗粒状的红烧土块。
（4）第二文化层。又可分为两个亚层，每层堆积都比较薄。
A层。土质坚硬的黄绿色土，厚0～30厘米。由西向东逐渐减薄，出土陶片甚少。陶器以夹砂红陶居多，少量夹炭红衣陶和泥质黑陶。器形主要有釜、鼎、豆、罐、盆和支脚等。
B层。青灰色粘土。发现墓葬3座，还有零星柱洞、垫板、灰坑6个，第一次考古发掘时，还发现木构水井一座。出土的陶系主要有夹砂灰陶、夹炭灰陶和泥质黑陶等。主要器形有釜、鼎、豆、罐、盆等，另外还发现陶盉、异形鬶、石锛、石刀、石蝶形器、骨耜、木耜等。
（5）第三文化层。堆积较厚，出土遗迹、遗物较丰富，是仅次于第四文化层的重要地层，又可分为三个亚层。
A层。黑色粘土，堆积较薄，厚0～50厘米。出土遗物有骨、石、木、陶器。陶系有夹砂灰陶、夹砂红陶、泥质红陶和泥质黑陶，几乎没有完整器和复原器，可辨器形仅有釜、豆、罐。
B层。土质松软的砂质灰土，堆积厚度10～30厘米。发现有木柱、木板、木桩及木板桩等建筑构件，灰坑7个，墓葬7座。出土遗物丰富，骨、石、木、陶器均有。陶系以夹砂灰陶为主，还有夹炭黑陶和泥质红陶。主要器形有釜、罐、钵、豆、盆、盘、灶、甑、器盖、釜支架、小陶器、纺轮和陶塑制品。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发现了象牙蝶形器和木胎漆碗。
C层。土质略硬的绿色砂土，厚0～60厘米。除发现2个灰坑外，其他遗迹、遗物发现甚少。
（6）第四文化层。为河姆渡遗址的主要堆积层，堆积最厚，内涵也最丰富，遗迹、遗物的保存状况也最好，它又可以分为两个亚层。
A层。土质松软的黑褐色土，厚42～106厘米。发现大面积稻谷、谷壳、稻秆、稻叶及木屑等构成的稻谷堆积层，及大量木构件和建筑遗迹、5个灰坑和不胜细数的动物骨骸与大量保存新鲜的橡子、菱角、酸枣等植物果实，还发现大大小小的苇编。出土的遗物很多，有骨、石、木、陶制成的生产工具、生活器具等，绝大多数为废残品。陶器以夹炭黑陶为主，夹砂黑陶次之。石器以小型石斧、石锛为多见。骨器以骨耜、骨哨为典型。在居址内，还发现一件陶釜、两件陶罐，釜罐内各有一具婴儿骨架。
B层。土质松散的灰褐色土，厚16～90厘米，发现鳞次栉比的木排桩和地龙骨，大部分出土物与上层雷同。新发现少量彩陶片，带藤条捆扎木柄的骨耜和木筒等。
（7）生土层。浅蓝色海相亚粘土沉积层，含有海洋性微生物化石。
第二文化层下青灰色粘土，经现场观察为流塑状淤泥土，自西向东逐渐增厚，最厚处达65厘米。说明第三文化层以后和第二文化层形成以前的一段时间内，这里曾发生过严重的自然灾害。对于灾害的性质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在附录中有专门的论述（见“附录四河姆渡文化兴衰与水环境关系的研究”）。
第三节 文化遗存
一、稻谷
河姆渡遗址两次考古发掘中，在绝大多数探方的第四文化层上部普遍发现了稻谷、稻秆、稻叶和木屑、苇编构成的稻谷堆积层，平均堆积厚度达20～50厘米，最厚处超过100厘米。更令人惊奇的是，刚出土时稻谷外形完好，色泽金黄，有的稻谷甚至连谷壳上的隆脉、稃毛及芸尖等仍清晰可辨。撷取的稻谷经检测每千粒重为14～22克，已接近现代栽培水稻的粒重，但很不平衡，这是粗放生产造成的，是原始稻作农业的特征。这些稻谷经农史学家多次抽样鉴定认为是人工栽培水稻，而且已有粳、籼之分，以籼为主，是一个类粳、类籼及中间型等各种粒型的亚洲栽培稻属杂合群体。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稻谷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在世界考古发掘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它不仅为研究我国稻作农业的起源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纠正了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有粳无籼”的说法，而且有力地证明了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栽培水稻的国家之一。
二、建筑遗迹
河姆渡遗址两次大规模考古发掘，除第一文化层外，在第二、第三、第四文化层都发现了木建筑遗迹，其中尤以第四文化层最为密集和壮观。在发掘区随处可见密密麻麻的木桩和纵横交错的木构件，总数达数千件以上。以第四文化层为例，主要木构件有：
（1）木桩。可分为方桩、圆桩和板桩。方桩一般起承重作用，径大15厘米×18厘米左右，入土深100～115厘米，地面高约100厘米，桩距较大。圆桩起维护作用，径大3～8厘米，入土深30～50厘米，地面高相同。板桩宽15～30厘米，厚3～5厘米，入土更浅。所有的桩木底部都削尖，打入地下。
（2）圆木。有长、短两种，短的仅100～200厘米，长的200～500厘米，少数在500厘米以上，是地梁或屋梁。
（3）地板。厚5～10厘米，长80～100厘米。
（4）柱子。截取树木主干而成，有的柱头上还保留着大丫叉，是为搁置屋梁而预留的。柱子径大10～15厘米，长100～200厘米，其中59号构件长达263厘米。
考古学家和古建筑专家经过对遗迹和木构件的分析后认为，河姆渡的房屋是以一排排桩木为支架，上面架设大小梁承托地板，构成高于地面的架空基座，再于其上立柱、架梁、盖顶的干栏式建筑。对于建筑的立柱方法，学术界还有争议。河姆渡文化鲻山遗址的建筑遗存显示，当时立柱很可能采用与承重桩捆绑的方法，柱下辅以垫板。
河姆渡遗址发掘时共发现29排木桩，分析至少有6栋以上建筑。根据多数排桩的排列与走向分析，当时的房屋基本呈西北——东南走向，并以遗址西南的小山为圆心。呈扇形布置，体现氏族成员的同心凝聚作用。从单体看，当时普遍采用连间长房子形式，其中最长一栋房屋面宽达23米以上，进深7米，房屋后檐还有宽1米左右的走廊过道，过道外边设直棂木栏杆。这栋房子可能是一个家属的住宅，以适应共同劳动、平均分配的氏族制度的需要。建筑的门开在山墙上，朝向为南偏东5°～10°。它在冬天能够最大限度利用阳光取暖，夏季则起到遮阳避光作用，因此被现代人继承。河姆渡时期的房屋布局合理，设计科学，充分利用自然条件，使之有利人类的生活和居住。
河姆渡遗址出土木构件中，还有上百件带榫卯的木构件，全为垂直相交的榫卯。榫头的主要类型有梁头榫、柱头榫、柱脚榫、燕尾榫、双凸榫、双叉榫等。其中有两件木构件榫头的面积与该木料截面积之比为1∶4，符合受力要求，被后世称为“经验截面”而沿用至今。另有一件带销钉孔的榫，用以安插销钉，可防止构件受拉后脱榫。卯孔主要见于较粗壮的木柱等构件上。除此之外，一块残长79厘米、宽17厘米、厚5厘米的木板上，两侧各凿出一道宽1～2.5厘米、深2.3厘米的企口，可用以插入砍削成梯形截面的木板，是当时密接拼板工艺的实证。榫卯结合与启口拼接的应用，为更复杂的木构建筑奠定了基础。
总之，河姆渡文化干栏式建筑，是河姆渡人为适应当时潮湿多雨的自然环境而创造的，它出现以后一直受到人们的欢迎，成为江南地区的传统民居之一，时至今天，在我国的西南地区和东南亚各国还能够见到它。
三、人体遗骸
河姆渡遗址两次考古发掘的地点都在居住区，没有发现氏族公共墓地，只发现了27座零星墓葬，其中第三文化层13座，第二文化层3座，第一文化层11座，除3座为二人合葬墓之外，其余均为单人墓。这些零星墓葬出土的骨架大多保存状况较差，完整或较完整的仅有13具，其余墓葬中有的骨架已朽，有的仅可辨认骨架轮廓或仅见上半身。1978年3月，第二次考古发掘结束后，人类学家韩康信、潘其风先生曾到发掘现场，对13具保存较好的人骨架进行测量、鉴定，根据头部骨缝愈合情况、牙齿萌生和磨损程度以及骨骺的形状特征等，对他们的年龄、性别、体形、人种作出认定，结果表明，绝大多数为未成年的儿童，共9具，成年人仅4具，其中编号M23、M17的头骨保存比较完整，鉴定主要围绕他们展开。
（1）年龄。M23出自第三文化层，头骨硕大，前额接近阔额型，颧骨宽而外突，下颌厚大，男性特征明显。头部骨缝都已缝合，第二、第三臼齿磨蚀度为二级强。根据现代人头骨愈合和臼齿磨蚀度推算，年龄在30岁左右。M17也出自第三文化层，头骨前额膨突，枕外隆凸缺乏，下颌枝内翻，尖形颏，特征显示为接近成年女性。头部骨缝部分愈合，第一、第二臼齿磨蚀度二级，第三臼齿尚在齿槽中，据此推测年龄为13～15岁。在原始社会，妇女15岁已进入生育年龄，由于下肢缺失，是否难产而死不得而知，但这样的话，她的骨骸不会缺失，因为爱护妇女、儿童是人类的天性。综合以上因素，M17的年龄为14岁比较合适。
（2）身高。按照遗骸主要骨骼长度，用我国现代人身长特征，可以换算出身高。M23股骨长45厘米，胫骨长37.2厘米，身高为169.3～170.4厘米。M17的下肢骨缺失，根据其他成年女性的下肢骨，推算河姆渡妇女身高为157.5～158.6厘米。
（3）人种。M23、M17颧骨较高和宽，铲形门齿，与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居民相同，显示蒙古人种的特征。而鼻骨低平、凹形鼻梁、低矮的眼眶，与我国南方新石器时代居民更为接近，带有现代太平洋尼格罗人种的特点。所以应为南方蒙古人种。
（4）容貌。M23、M17额顶圆满，颅腔很大，面骨只占头骨的1/3，具有现代人的面相。俩人眉脊扁平，吻部退缩，下颌伸长前突，与旧石器时代北京人相距已远，而更多了现代人的特征。M23的脑容量达1692毫升，进入现代人1400～2000毫升的范围以内，他的智力已接近或达到现代人的水平。
根据鉴定结果，我们可以描绘出河姆渡人的形体容貌：他们身高约157～170厘米，在黄种人中属中等个子。身子挺直，四肢强健，身材匀称；他们生有长形面孔，前额宽广前突，眼眶较低，鼻子扁平，嘴唇微翘，露出两颗大门齿。如果穿上现代人的服装，很容易认为他们是广东、广西和东南亚一带的居民。
四、动物遗骸
河姆渡遗址两次考古发掘中，均发现不计其数的动物遗骸，一般都比较破碎，特别是在第四和第三两个文化层中尤为丰富，几乎遍及整个发掘区。动物标本数量之多，种属之丰富是国内其他新石器时代遗址无法与之相比的。根据采集的动物标本，经专家详细鉴定共有61个属种，其中脊椎动物有58种，无脊椎动物仅3种。
（1）脊椎动物。
1）鱼类，真鲨、鲟、鲤、鲫鱼、鳙、鲇、黄颡鱼、鲻鱼、灰裸顶鲷、乌鳢。
2）爬行类，海龟、陆龟、黄缘闭壳龟、乌龟、中华鳖、中华鳄相似种。
3）鸟类，鹈鹕、鸬鹚、鹭、鹤、鸭、雁、鸦科、鹰科。
4）哺乳类，丝面猴、猕猴、穿山甲、黑鼠、豪猪、鲸、狗、貂豺、黑熊、青鼬、黄鼬、猪獾、普通水獭、江獭、大灵猫、小灵猫、花面狸、食蟹獴、虎、豹猫、亚洲象、苏门犀、爪哇犀、家猪、野猪、大角麂、小麂相似种、水鹿、梅花鹿、四不像鹿、獐、圣水牛、苏门羚。
（2）无脊椎动物。无齿蚌、方形环棱螺、锯缘青蟹。
上面的动物群中有大量的水生动物，有较多的水陆两栖类动物，还有食草的偶蹄动物和生活在深山密林中的猛兽，它向我们描绘了远古时代河姆渡的地理环境，那时河姆渡附近有大片的湖泊、沼泽，广阔的草地、丘陵和连绵起伏的崇山峻岭。而真鲨、裸顶鲷、锯缘青蟹的出现，则说明当时离海还很近。通过动物个体的分析，还反映了河姆渡先民的食谱和饮食习俗。出土动物遗骸中，数量最多的是鱼，其次是爬行类动物，因为这两种动物都比较容易捕捉，而且对人几乎没有什么危险，它们是河姆渡人肉食蛋白的主要来源。禽鸟类和哺乳类动物很难捕捉，特别是老虎、熊、犀牛、大象等大型偶蹄类动物还会伤害人，有很大的危险，所以出土的遗骸仅个别而已。河姆渡先民花大力气捕猎它们主要还是获取骨骼，制作生产工具的需要。这样，性情温和的鹿类动物成为河姆渡人捕猎的重要目标，据不完全统计，出土的鹿类动物的下颌骨标本达700多个，角也有1400多件。哺乳类动物的遗骸第二位要数家猪了，它们之中极大多数是幼年猪，这一方面说明河姆渡人的家畜饲养已较发展，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们养猪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食肉。
据当年参加考古发掘的专家回忆，河姆渡遗址发掘时，发现一些陶釜中还留有龟、鳖和鱼，说明它们是煮熟后吃的，熟食使人能够更好地消化吸收食物，有利健康发育。河姆渡人几乎是敲骨吸髓地食用兽肉的，但是狗头骨却基本保持完整，狗会帮助人类看家、打猎，河姆渡人不忍心打碎狗的头骨，对它们有怜悯之心。而猴头骨的打破方式又与其他动物不同，像是有意识地从头顶小心凿开的，推测河姆渡人已有吃猴脑的习俗。
五、植物遗存
河姆渡遗址的植物遗存和动物遗存一样，种类丰富，保存完好，数量较多。除稻谷外，橡子、芡实、菱角、酸枣等植物果实都是大堆大堆地出土，还有各种树叶、葫芦（皮、籽）、薏仁、芦苇等。另外，通过地层泥土中孢子花粉取样分析，又发现60余种植物。二者结合起来，可基本复原河姆渡时期的植被情况。
主要木本植物有：栎属、栲属、台湾枫香、松属、鹅耳枥、苦楝、青冈、槭树、漆树、桦木、蕈、枫杨、桑科、樟科、木樨科、榆属、柳、山毛榉、山桃。草本植物中，禾本科占大多数，其他还有：莎草科、蒿属、藜科、葳岩仙、葫芦科、蓼属、茜草、香蒲、眼子菜、莲属、菱角、水龙骨科、伞形科。蕨类植物较少，主要有：海金沙、阴石蕨、带状瓶尔小草、叶星蕨、肉质伏石蕨等。
植被情况进一步印证了动物群所显示的河姆渡古地理，而且孢粉图谱中各类植物的彼消此长的变化，告诉人们，在河姆渡文化漫长的2000年发展过程中，河姆渡的古气候、古水文呈规律性的演变，总的趋向凉爽和湿润。
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孢粉中大量出现台湾枫香、青冈、赤皮椆、细叶香桂、牛筋树、苦楝等众多亚热带常绿落叶阔叶林和柳叶海金沙、带状瓶尔小草、叶星蕨等热带、亚热带蕨类植物，今天在海南岛和广东、广西、云南南部仍然有较多的分布，说明其时河姆渡的气温比较湿润暖和，平均气温比现在高2～3℃C，冬天比现在高10℃C左右。第三文化层孢粉中，水生植物和湿地植物花粉减少，耐旱的榆、松等木本及草本植物增加，说明当时气候虽然温暖，但较为干旱。第二文化层时，喜温暖的枫香、蕈等花粉消失，水生植物大量出现，可透视出当时气温有所下降，森林面积缩小。至第一文化层时，从松、柳及蒿的增加，反映当时气候温凉、湿润，气温比上期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第一文化层孢粉分析显示的气温，与现在气温相同，整个孢粉图谱显示了全新世海进海退过程中，气温从高到低的演变过程。而水生植物菖蒲在图谱中呈现波浪状曲线，反映河姆渡遗址形成后明显的水域扩张至少有四次：第一次在第四文化层中期，菖蒲含量从5％增加到17％；第二次在第三文化层末期，菖蒲从13％增加到20％；第三次在第二文化层中期，菖蒲从2％增加到15％；第四次在第一文化层中期，菖蒲从7％猛增至21％。菖蒲跳跃式增高，这是水域扩展、洪涝灾害持续不息的结果。从时间上推算，每隔800年左右河姆渡一带有一次较大的洪涝灾害，中间每间隔400年左右就有一次中等规模的洪涝灾害。这种时间持续较长的洪涝灾害不但对河姆渡文化带来深刻影响，而且，最终导致河姆渡文化在这一地区消失。河姆渡洪涝灾害带有规律性的周期变化，与竺可桢在《五千年来我国气候变化》中推算的气候变异周期律相同，它警示我们在当今城市化建设中，必须增强防灾、抗灾的意识，以保证城市化建设的成果。
第四节 主要器物
一、陶器
河姆渡遗址是我国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陶器复原率最高的遗址之一，两次考古发掘，共出土陶片达40万件之多，完整的和可复原的陶器占总出土器物的1/6左右，已获得完整器和复原器1221件。如此众多的实物标本，为我们认识和研究河姆渡时期的陶器特点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出土陶器中最具特色的是早期的夹炭黑陶，这是河姆渡先民在陶土中有意识地搀入炭化的植物茎叶和稻壳，主要是为了减少陶土的粘性与干燥收缩和烧成收缩而引起的开裂。而且，烧制这些陶器的时候，温度较低，一般只有800～850℃C之间，再加上还原时缺氧，所以烧成的陶器几乎皆呈现黑色。到了中期即第三文化层阶段，夹炭黑陶的数量下降，而夹砂陶急剧增加，尤其是夹砂灰陶占为主导地位。这时的陶器表面大多已经打磨处理而显得光滑，器形渐趋规整。晚期，即第一、第二文化层阶段，以夹砂红陶为主，还新增了泥质黑皮陶，陶器造型都较规整匀称，圆度较好，器壁厚薄适中。其弧度自上而下有较为一致的中心轴，这是慢修整或慢轮制陶的结果。这时期的陶器烧成温度也有所提高，达到950～1000℃C之间，反映制陶技术的进步。陶器的种类主要有釜、罐、盆、盘、钵、豆、盉、鼎等，按使用功能可以分为炊煮器、饮食器、储存器、水器或酒器。
（1）釜。炊器，300多件，有的釜外底还带着烟火痕迹，有的内底还残留炭化饭粒，炊器的功能明显。根据陶釜口沿变化的特点，基本可分为敞口、折敛口、直口三大类。高17～25厘米，口径12～23厘米，其中敞口釜的口径最大达28.5厘米。不同文化期的陶釜器形特征比较鲜明，是河姆渡文化分期的指示器。
（2）钵。盛食器，350多件，可分为圆角方口形和圆角长方形两大类，又以单把敛口钵为最常见。口径一般为6～10厘米，高6～8厘米。
（3）盘。盛食器，近200件，径大15～25厘米，高3～5厘米。
（4）豆。盛食器，俗称高脚盆子，复原数量不多，共25件。口径约20厘米，高10厘米左右。
（5）罐。储存器，130多件。主要器形有双耳罐、单耳罐、四系罐和小平肩罐，其中双耳罐与四系罐除储存功能之外，尚有汲水的功能。口径15～20厘米，高12～20厘米。
（6）盆。在储存器中所占比例不大，50多件。器形多为大口斜腹而平底。尤以口微敞口居多，折敛口较少。口径20～30厘米，高10厘米左右。
（7）盉。数量较少，仅几件，始见于第三文化层。前有冲天管状嘴，后为喇叭口，中以扁平的半环耳连结，圆腹如垂囊，小平底，形如蹲鸟，通高约15厘米。器表打磨光滑，红陶衣，是河姆渡遗址陶器中主要的水器（或酒器）。
（8）陶灶。形似簸箕，出土数量不多，复原器仅1件。内壁底和两翼有3个乳钉状足，为安放釜而设置。
（9）甑。斜壁、平底、圆口，底钻蜂窝状孔，出土仅几件。
（10）陶纺轮。177件。器形不很规整。多素面，少数有刻划、锥刺等纹饰。按外形看，可分扁平圆形、梯形、“凸”字形、“工”字形、算珠形和半个橄榄球形6种。其中扁平圆形纺轮占了绝大多数，并且纹饰也多见于这种纺轮上。这种纺轮最大直径达8厘米，而最小直径却只有2.5厘米。据说纺轮的大小与轻重对纺出的纱线粗细有关。
二、石器
河姆渡遗址石器的数量和种类都不算丰富，与同时期其他的遗址相比，显得滞后，出土共874件，仅为骨器的1/4。按功能分，主要是生产工具和装饰品两大类。生产工具有斧、锛、凿三种，器形较小，磨制不精，尚留有不少打击和琢制的痕迹。大多属于砍伐树木和加工木构件的工具，有的也可作农业工具或加工骨、木器之用。
（1）石斧。276件，长7.2～8.6厘米，最长10厘米，宽4.3～5.5厘米，厚2～3厘米。所占数量最多，体形扁薄，双面刃往往不对称，但很锋利，形状有弧刃、平刃等。柄部正面常见有锤击剁琢的痕迹，有的稍磨制成弧状，顶端有的也可见麻点状琢制痕迹。石斧有梯形扁薄宽刃和长方形弧刃2种，前者平面呈梯形，器身扁而短，刃部多有崩损现象，这是河姆渡最具特色的石斧。
（2）石锛。117件，长4.1～6.5厘米，宽1.6～2.8厘米，厚1～1.6厘米，平面呈梯形和长条形，数量不多，器形较小，单面刃。
（3）石凿。102件，器形稍长，厚重，弧背单面刃，也有作双面刃的，制作较精。有长条形石凿和柄呈圆柱状的石凿等，数量均不多。
晚期的石器质料较软，大多通体磨光。器形也较大而规整，并新出现了穿孔石刀等，石器种类有所增加，器形也较大。尤其以长条形石锛和宽扁形弧刃穿孔石钺最为典型。弥足珍贵的是第二次考古发掘中曾出土了2件角质器柄和数件木质斧柄，分别截取鹿角的分叉部位和分叉的树枝部位制作而成，较细的长叉作手柄，粗壮的短叉作头部，用来捆绑或安装石斧、石锛，制作成为一件复合工具。器柄的使用延长了人的手臂，提高了劳动效率。
其他石器还有：砺石63件，有很深的磨制凹槽，用来磨制骨角器；马鞍形石块和石球，可能是加工谷物和硬壳果实的工具，用来脱壳。
三、骨器
利用动物骨骸和角制作相应的器物，是河姆渡文化的又一特征，它是河姆渡先民的主要生产工具，两次考古发掘出土的骨器有3000多件，占出土文物的45％以上。骨器在河姆渡人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堪称石器时代的“骨器世界”。比较突出的有骨耜、骨镞、骨凿、骨锥、骨针、骨哨、骨管状针等，尤以骨耜、骨哨、管状针最引人注目。
（1）骨耜。170多件。骨料多数取材于大、中型哺乳类动物的肩胛骨。骨耜外形基本保持原骨的自然形状，其上端厚而窄，下端刃部薄而宽，长19～28厘米，刃宽7～11厘米。上端两侧略加修整，顶端也略作加工削平。骨面正中有一道竖向浅槽，浅槽下端呈圆舌形，其两侧有两个平行的长方孔，上端有一横穿方銎。这些孔的边沿都留有明显的凿、琢痕迹，是为了使竖向木柄安装得更加牢固而设计的。骨耜因长期使用而磨蚀，通体光滑，有的刃部因长久与土壤磨擦而残缺或形成双叉、三叉式。这是一种很具特色的农业生产工具。
（2）骨镞。1700多件。取材于大、中型兽类管状骨，剖开成条加工制成，有些骨镞上还能看到骨髓腔，长4～10厘米，径大0.5～1.0厘米。依箭头外形可分柳叶形、斜铤形和圆铤形三类，柳叶形镞数量居各镞之首。柳叶形镞平面呈柳叶形而得名，锋和铤分化不明显，部分箭锋特别尖细如针尖。推测安杆的方法是将镞的后端插入箭杆，可能还加捆绑。
（3）骨哨。160多件。可能取材于同雁、鸭大小的禽鸟类肢骨中段制成。骨哨一般长6～10厘米，管径0.4～1.5厘米，以两端各一孔者最多，单孔和3、4孔者少见。其中有件骨哨的哨腔中还插有一根骨棒，推测在吹奏时移动骨棒使骨哨发出各种不同音律以诱捕飞禽走兽。因此，骨哨是一种狩猎工具，也可作乐器用。
（4）骨凿。250多件。大多数取材于大、中型兽类管状骨剖制的骨条和尺骨经过加工磨出刃部制成的。长10～21厘米，宽1～1.7厘米。一般都在凿的尖端加工成双面刃。有的整体呈三角形，刃端锋利。有少数凿利用鹿角尖稍加错磨而成。
（5）骨锥。170多件。利用大、中型动物的管状骨剖成的骨条、鹿角尖和猪的獠牙为原料磨制加工而成，长8～19厘米。锥尖磨制锋利，后端握手部分作较多的刻削修整。
（6）管状针。40多件。取材于鸟类肢骨，主要是桡骨制成，因为它的骨腔很大，适宜制作管状针。有的后端一侧钻有穿线孔，前端一侧磨成斜向针尖。
（7）骨针。90多件。取材于骨质较坚硬的管状骨加工精磨制作而成，针眼处稍宽扁，针尖锋利，一般针长6～13厘米，最长的达15.7厘米，径大约
0.4厘米，孔径0.15厘米，形似钢针。
（8）骨匕。60多件。长19～25厘米，最长的达41.7厘米，宽2.5～3.1厘米，厚约0.4厘米。取材于大型兽类的肋骨，取其一段，剖成两半，将剖开的内面磨光制作而成。通体光洁，弧曲，前端多呈舌形，后端多平齐并钻有一个小圆孔。骨匕可分有柄和无柄两种。无柄匕系用肋骨对剖而成，前端呈弧形，特别光滑。
除此之外，还有骨梭形器、骨鱼镖、骨镰等，数量很少。
四、木器
共300多件。大多出土于第四文化层，这在其他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是十分少见的。它的发现为研究木质生产工具在新石器时代较早阶段的现状提供了许多不可多得的新鲜资料，说明距今7000年前，木器已被广泛用于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木器制作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1）木铲。2件。长16厘米，宽5.3厘米，厚1.5厘米。用整块硬木料加工制作而成。两侧边沿及刃部薄、中间厚，后端有一近方形的断残柄部。
（2）木斧柄。5件。树杈加工而成。长杈为斧柄，短杈为柄前端，前端下面作凸字形榫，榫左右两侧有一个较宽的平面，这是为了便于与石斧平面紧贴而有意加工的，然后将石斧用藤条或绳索牢牢捆扎在“凸”字形榫上。同期出土木板或木桩的斜向劈砍平面，应是此类有柄石斧的加工痕迹。
（3）木锛柄。12件。树杈做成，长杈作锛柄，短杈为柄的前端，前端上方保持原木自然形态，下端前方有长而宽的平面，以与石锛背部平面相结合，便于捆绑。同期出土的木构件上显示的一个个弧凹的痕迹就是这类有柄石锛加工痕迹。
（4)T字形器柄。24件。大部分以硬木为材料，并多有火烧痕迹，可惜多数已破。少量器柄捉手部位均有刻划花纹。它们可能是用来安装骨耜的。
（5）木矛（镞）。42件。长约20厘米，宽2厘米。硬木精磨制成，器身修长，矛锋锐利，器身后段作圆柱铤并刻有凹口，可能是为了便于绑扎。有些可能是木镞。
（6）木桨。8件。硬木，系用整块木料加工制作，柄部多作圆形，也有少数方形把，这可能是粗坯。桨叶多呈柳叶形，制作精致。其中一件木桨，系用整块硬木加工细磨制成，柄部圆形，已断残，桨叶呈柳叶状，较薄。柄下端阴刻直线与斜线组成的图案。
（7）木杵。2件。硬木制作而成，断面略呈圆形，杵头粗大，长92厘米，杵头径大8.3厘米，柄粗5厘米，当是谷物脱壳工具。
其他还有纺织用的木齿状器、木机刀、木卷布棍、木经轴、木纺轮、圆木棒、尖头小木棒、木匕等。
五、原始艺术品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原始艺术品不仅数量大，而且题材广，造型独特，内容也丰富多彩。制作技法更是采用划画、压印、拍印、戳印、浮雕、钻刻、堆塑、捏塑等多种手段，主要表现在象牙雕刻、陶器纹饰上面，尤其是一些象牙雕刻器，线条流畅，造型美观，令人叹为观止。
（1）象牙雕刻艺术。
1）蝶形器。8件。以扁平的象牙片磨制而成，因形同平展的蝴蝶而命名。蝶形器正面皆磨制光滑，阴刻对称图案，背面略显粗糙，背部中间竖刻2道间隔2～4厘米的突脊，形成纵向的凹槽，凹槽两侧有横脊及小孔，以便绑扎嵌入凹槽的器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件“双鸟朝阳”纹象牙蝶形器，长16.6厘米，宽5.9厘米，厚1.1厘米，上半部残缺，底端也稍残，正面中间以5个大小不等的同心圆构成太阳纹，外圆上端刻有熊熊的火焰纹，象征太阳的光芒，两侧各有一只引昂勾喙的鸷鸟拥载太阳，器物边缘还锥刻羽状纹。整件器物图像布局严谨、雕刻技术娴熟、形象逼真传神、寓意耐人寻味，是河姆渡原始艺术的精品。
2）鸟形圆雕。4件。其中有一件完整器长15.8厘米，宽3.4厘米，厚0.8厘米，柄端雕出俯首的鸟头，圆目勾喙，似鹰类猛禽，中间为鸟身和翅膀，背面平整，阴刻短直线和斜线组成的图案，两侧也有斜线和弯月形短线，羽毛感强烈。腹部较厚，有横向突脊，其上有透孔，作穿绳佩挂之用。尾部扁长，占全身的2/3，略成圆弧。器物表现了猛禽静止形态，造型美观，制作精细，同样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
象牙质地细密、色调柔和，在古代历来被视作上等的工艺材料。但象牙硬度高、韧性大，雕刻难度可想而知。河姆渡人能在遥远的六七千年前，创作出如此精湛的艺术品，令人惊叹不已。
（2）陶器刻画作品。刻画在陶器口沿和腹部。线条苍劲古朴、粗犷有力，既有形象的写实图像，又有抽象的写意作品，内容大多包括自然界的太阳、月亮、花草树木、鱼鸟虫兽等，画面简洁舒展，风格朴实而又生机盎然，既反映了河姆渡先民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的美好情感，也折射出河姆渡先民期望风调雨顺、农业丰收的由衷祝愿。代表作品有鱼藻纹陶盆、稻穗纹陶盆、猪纹陶钵、五叶纹陶块、刻花纺轮等。这些刻画艺术品的陶器出土时基本完整，即使是碎片，也是原地压碎，可以拼复完整，说明河姆渡先民对它们特别珍重。
（3）人体装饰品。有璜、管、珠、环、饼等。珠、环等饰品大多用玉和莹石制成，这些材料一般采自四明山腹地的芝岭。玉和莹石多呈半透明，在阳光下闪烁着淡绿的光彩，晶莹美丽。还有一些以兽类的獠牙或犬牙、鱼类的脊椎骨制成的装饰品。这些装饰品大多钻有小孔，贯穿起来组成串饰，无论挂在脖子上、手腕上还是腰间、脚踝上，既是装饰品，又可显示捕猎者的刚毅和勇敢。
此外，遗址还发现刻有美丽精巧的几何形图案的骨笄，这也是当时审美意识的体现，并为我们了解河姆渡人的发式提供了珍贵的物证。
第五节 河姆渡遗址博物馆
河姆渡遗址博物馆位于遗址西侧，占地面积16000平方米，由6幢单体建筑构成，呈品字形布局，单体之间用连廊相接。地面上高1.5米的465根桩柱悬空托起建筑地坪，人字形坡屋顶上装饰5～7组交错构件，象征河姆渡先民高超的木作技术。序厅高16.5米，其中屋脊高3.5米，宽1米，长40米，斜跨于正方体建筑的对角柱上，屋脊与两侧三角形斜屋面组合，造型犹如一只振翅翱翔的大鸟，表现河姆渡先民敬鸟爱鸟的习俗。整座建筑古朴、野趣、别致，突显河姆渡文化干栏式建筑特色。
1993年5月12日，河姆渡遗址博物馆落成开放，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题写了“河姆渡遗址博物馆”馆名。
遗址现场展示部分占地面积23000平方米，主要内容是重建2630平方米发掘现场，着重展示第四层建筑遗迹和第二层水井遗迹，在姚江边复原5幢干栏式建筑，总面积1050平方米，室内外布置河姆渡先民的生产、生活场景。二期工程于1997年3月31日破土动工，1999年6月竣工开放。
第二章
其他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第一节 上林湖越窑遗址
上林湖位于慈溪市桥头镇（原余姚县桥头乡）栲栳山北面，湖形如柳叶，口狭腹长尾尖，水面曲折，岸线长达20多公里。湖东、西、南三面为低山丘陵，北面连接平原。上林湖是由泻湖演变形成的淡水湖泊，历史上当地人民为解决饮水和灌溉问题，在北面湖口处修筑堤坝，明清时期，湖堤长270米，高2.5米，水域面积1.7平方公里，蓄水量240万立方米。1957年，当地政府在旧堤基础上重建高11米、长300米、宽4米的大坝，成为蓄水量达1240万立方米的上林湖水库。
上林湖生产瓷器始于东汉晚年，历经三国、晋、南朝、隋、唐、五代、北宋，少数窑延至南宋初期，前后时间长达千余年。经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宁波市文化局文物处、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多次调查，库区内共查获97个瓷业遗存，125处窑址，按年代划分，东汉、三国时期7处，南朝晚期1处，唐代70处，五代、宋47处。分布于木杓湾、鳌裙山、茭白湾、黄鳝山、燕子坤、荷花芯、狗头颈山、大埠头、陈子山、吴家溪、周家岙等地的沿湖低山小丘上。由于多数遗存未经发掘，仅凭表面调查判断，所以实际窑址数肯定更多。
从晚唐至北宋300多年，上林湖及其附近的古银锭湖、白洋湖、里杜湖和鄞县的东钱湖是浙江最大的瓷业产地，上林湖是浙东的瓷业中心。晚唐至五代，北方地区战火纷飞，社会动荡不安，南方地区社会相对稳定，特别是五代时期的吴越国采取安境自保的政策，使浙东瓷业有和平的发展环境。而唐宋时期，明州港作为对外贸易主要商埠，瓷器作为对外贸易主要商品之一的市场需求，也促进了浙东瓷业的发展。上林湖窑就是凭借这种特定的天时、地利条件，步入它的黄金时代。“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这一时期上林湖瓷业以越窑青瓷著名于世，在中国陶瓷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越窑时期”上林湖瓷器有3个特点：
（1）产量大。文物部门调查发现，这个阶段上林湖近70处瓷器遗存周围堆积的碎瓷片从百余平方米到上万平方米，堆积厚从十几厘米至10米。其中晚唐后施岙窑址的瓷片堆积面长80米，宽60米，厚8米；北宋早期高车头窑址堆积面长130米，宽90米，厚0.6米；北宋早期后施岙窑址堆积面长85米，宽40米，厚10米。从这些碎瓷堆积状况可以推测当时瓷器产量之巨大。另据《宋会要》、《十国春秋》和《吴越备史补遗》等史料记载，宋初立国的10年间，吴越国供奉中原王朝的越窑青瓷多达14万件，根据各地出土的器物看，其中多数应是上林湖窑的产品。
（2）形式美。上林湖生产的瓷器以日常生活用具为主，有碗、盘、盏、执壶、罐、杯、水盂、水注、粉盒、灯台、熏炉、砚和陈设用的罂等。制作规整，器物口、腹、底、转角、突棱都一丝不苟，线条长短盘曲，大方得体，胎体的厚薄与使用功能相协调。晚唐诗人形容它“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造型之美令文人墨客拍案叫绝。釉色亮丽，多为青黄、青灰，少数青绿，施釉匀称。纹饰繁多，早期纹饰有荷花、团花、鱼纹、水鸟等，到北宋前期，器物盛行刻划花、浅浮雕，花纹图案新出现鸳鸯戏荷、四缠枝纹、鹦鹉对鸣、双蝶相向、双凤穿枝，还有龙、虎、狻猊等凶猛动物和人物等形象，把中国陶瓷器的实用性和艺术观赏性的结合提高到空前水平，形成南青北白（北方邢州窑白瓷）中国制瓷业的两个高峰。
（3）质量高。越窑青瓷胎体细腻致密，颗粒纯净，不见分层现象，有“越泥似玉瓯”之美誉。最为成功的是高档青瓷器釉色青绿，匀净如玉，胎釉结合好，釉中少气泡，无缩釉、剥釉、流釉现象。唐陆羽《茶经》中说，“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次，洪州次。或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邢瓷类雪，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陆羽对唐时中国七大名窑的评价可能带有个人偏爱，但也证明越瓷在部分人的心目中，其质量、声望确实高于其他名窑之上。
上林湖瓷业出现这样兴旺局面，与当时朝廷在上林湖先后设立贡窑和置官监窑特殊需要相关。1977年，上林湖吴家溪出土一件墓志罐，腹部刻墓主人凌倜卒年、埋葬地点等，铭文有“……光启三年（887年）岁在丁未二月五日殡于当保贡窑之北山”，又临安水邱氏（吴越国王钱镠母）墓出土虎头足鼎形炉等青瓷器皿，证明晚唐、五代时上林湖已烧制进贡瓷器。1981年，上林湖张家埭窑址曾发现一片瓷碗残片，胎质细腻坚硬，内刻牡丹，外壁饰莲瓣，制作精细，外底心镌“官样”二字，与文献所载“宋廷遣殿前承旨赵仁济监理越州窑务”相合。宫廷偏爱越窑青瓷，必然影响到朝廷官员，最终扩大到整个社会对它的追求，从而刺激它的生产，并促使技术上的提高。在烧造贡瓷的政治形势下，上林湖窑工发明了密封瓷匣装烧器坯的烧造技术，就是在烧造前，把准备烧造的器坯放在用同样瓷土原料预制的匣钵内，匣钵盖与体交接部的缝隙用釉料密封，使匣钵和器坯同步烧造，克服了原先器坯明火迭烧过程中因器表受热不匀而引起的瓷器釉层起泡、脱落及釉色泛黄的质量问题。新技术烧制的瓷器晶莹滋润，呈半透明状，有如冰似玉的效果，被誉为秘色瓷。用瓷匣钵密封装烧器坯的技术，是国内制瓷技术的一大突破，在唐代其他窑址作坊中现在还未发现。技术上的领先，使越窑青瓷成为全国陶瓷的名品，秘色瓷的称谓由是传遍大江南北。当然，瓷匣钵密封烧造的瓷器在烧成取器时需要把外面包装的瓷匣打破，其价格也相当的昂贵。
上林湖生产的青瓷除少量留为当地使用外，绝大多数运往全国各地，甚至远销到东南亚和中东、非洲。近十几年来，浙江和江苏两省的部分古文化遗址和墓葬中经常有制作精美的越窑青瓷出土，其他广东、福建、台湾、河南、山西、河北、北京、陕西、内蒙古、新疆等省（自治区、直辖市）也都有发现。其中杭州市玉皇山文穆王钱元墓出土青瓷执壶等16件文物和西安法门市地宫出土晚唐越窑青瓷嵌银碗和八棱净水瓶等14件文物，因档次高、数量多而引起轰动。经明州港向海外输出的国家，北达高丽（朝鲜），东至日本，南经广州，又分成两条线路，一是向东南输入到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诸国；另一是向西南，沿海岸线至越南、泰国、缅甸，经孟加拉湾，到印度、巴基斯坦，远抵波斯湾和地中海沿岸的伊朗、埃及等国，最远到达非洲的坦桑尼亚和肯尼亚。这条陶瓷的传播路线被海内外专家学者誉为“海上丝绸之路”。
上林湖越窑遗址湮没已久，但学术界始终没有忘记这颗曾在中国陶瓷史放射过灿烂光辉的明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各级政府非常重视对它的调查保护工作，1963年，上林湖越窑遗址被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慈溪市人民政府建立上林湖越窑遗址文保所，1988年，上林湖越窑遗址晋升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4年，省人民政府公布了上林湖越窑遗址保护范围，使保护工作走上依法管理的轨道。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林湖窑址作过两次考古发掘，第一次在1993年10月至1995年7月，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慈溪市文管会共同对上林湖荷花芯窑址进行发掘，发现唐、宋两座窑炉，从形制看为龙窑。其中唐窑长41米，最宽3.2米，残高0.5米，砖结构，尚存窑墙、窑门、火膛部分。两窑皆依山而建，利用山坡自然高差抽火、出烟，免去了烟囱部分建筑。第二次在1998年下半年至1999年下半年，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文博院和慈溪市文管会联合对位于上林湖西南4公里古银锭湖畔的寺龙口窑址进行发掘。遗址总面积约4000平方米，发掘面积735平方米，发现南宋窑炉一座，窑长50米，宽约2米，残高0.4米；发现宋初作坊遗迹一处，房基一处，用匣钵叠砌的护墙两道。堆积平均厚约6米，最厚处达10米，出土瓷片标本5万多件，其中有官字残片，器物基本上为碗、盘、壶、瓶等传统越窑产品。发掘表明，寺龙口窑在五代、北宋时烧造贡瓷，系上林湖窑群的卫星窑。它再现了从晚唐、五代到南宋初年越窑青瓷发展轨迹，为研究越窑青瓷文化、贡窑和秘色瓷的许多学术问题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受到国家文物局和陶瓷界的关注。
为了保护上述两处越窑遗址，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慈溪市政府投资50万元，建造荷花芯窑炉保护棚，现已对外开放。寺龙口窑址的保护方案也已在编制之中。上林湖越窑遗址在各级政府和文物部门的关心下，一定能够放射出灿烂光彩，成为学习、认识我国青瓷发展历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大课堂。
第二节 保国寺
保国寺位于宁波市江北区洪塘镇北面的灵山南山腰，寺院依山势建造，自下而上依次为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观音堂和藏经楼，两侧有钟楼、鼓楼以及廊庑、僧房、斋房、客房等附属建筑，与主体建筑用墙垣分隔。建筑总面积5700平方米，占地面积13000平方米，呈南北长、东西窄的格局。举目远望，殿阁崔巍，烟蔼缭绕，树影婆娑，一派庄严、肃穆景象。
保国寺历史悠久，据《宁波市志》引历代方志，东汉光武帝时（公元25～公元57年），中书郎张齐芳放弃官职，隐居这个偏僻的地方，后来又把住宅开辟作为寺院，取名灵山寺。唐广明元年（880年），唐僖宗赐予“保国”的匾额，改名为保国寺。北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住持贤德和尚曾作大规模的修缮和扩建，以后清嘉庆元年（1796年），住持和尚敏庵又进行了大规模的修扩建。抗日战争以后寺院渐趋凋蔽、颓败，僧侣纷纷散去。1975年以来，国家投入巨资重新对寺院进行全面修缮，至1984年，共维修大殿、观音堂、藏经楼、钟鼓楼、两侧厢房等十余处建筑，并安装了消防管道，改装电话线，使寺院建筑焕然一新。1961年，保国寺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76年，保国寺划归宁波地区文化部门管理，并建立相应的保国寺文保所，1988年，寺外山林划归宁波市文保所，1992年，“保国寺公园”挂牌。
保国寺系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寺庙建筑之一，现存建筑既有历代维修保存下来的古代建筑，又有从别处迁建进来的优秀古建筑，时间跨越从晚唐至民国1000多年历史，称得上是一座中国的古建博物馆。主要建筑形式、规模如下：
（1）头门。也称外山门，位于山脚下，三开间，抬梁穿斗混合结构，硬山顶。面阔8.1米，进深8.3米。原为清嘉庆年间江北区民居大夫第头门，1993年迁建这里。
（2）山门。也称内山门，三开间，悬山式建筑，面阔7米，进深4米，1989年重建。门匾上“东来第一山”五字原为明万历年间宁波籍御史颜雷所书，现由书法泰斗沙孟海重书。
（3）经幢。位于天王殿前，东、西共2幢，形似宝塔，2米多高，系古代宗教石刻的一种，创始于唐，目的是作功德，祛灾难。东幢建于唐开成四年（839年），原在慈城普济寺，1963年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省级文保单位。1983年经省人民政府批准，迁建于此。西幢建于唐大中八年（854年），原在鄞县永寿庵，在明代曾两次倒坍重建，1984年迁建于此。两座经幢系唐、明遗物，有保护价值。
（4）天王殿。始建于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清时两次大修，后毁于火，现存建筑清末重建，重檐歇山顶建筑，抬梁穿斗混合式结构，五开间，面阔19.08米，进深10.6米，平面呈长方形。天王殿中央原有佛龛，南面塑弥勒像，北面塑韦陀像，东西两侧原塑四大天王，现墙上绘4幅大型壁画：追寻灵山寺由来，讲述保国寺赐名，北宋恢弘景象，清初再度中兴，生动反映保国寺历史。
（5）净土池。由寺僧在南宋时期开凿，长14米，宽6米，文献记载，当时池中曾栽四色莲花，有“楼台倒插水中天，池内曾栽四色莲”之句。池水至今清澈可鉴，一年四季充盈，从未曾枯竭。
（6）大雄宝殿。寺院的主体建筑，供奉佛祖释迦牟尼之处。与天王殿同时建造，虽历有维修，但主体梁架构件保持至今，已有900多年的历史，是我国南方现存最古老的建筑。大殿三开间，重檐歇山顶样式，面阔11.83米，进深13.35米，呈纵长方形。殿首高悬清嘉庆六年（1801年）浙江提督苍保书写的“古刹重辉”额，殿阶石柱刻“象峰迎日顾，蛟水带江回”联。殿内悬匾、联多件，有“大圆满觉”、“香钵恩周”、“放大光明”、“精进开先，历五世，钦承褒赐；灵峰端拱，祝万寿，永藉鸿休”等，映出寺院森森气象，赫赫名声。
（7）观音殿。重檐歇山顶建筑，五开间，面阔23.71米，进深11.66米，前端梢间、尽间接廊，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重建。该建筑顾名思义是供奉观世音菩萨所用。
（8）藏经楼。全寺中轴线上最后一座建筑，民国23年（1934年）建成。五开间，楼下面阔22.84米，进深7.6米。楼上卷棚顶，明间为抬梁式，其余采用穿斗与抬梁相结合的结构，硬山造屋顶。藏经楼是收藏佛经及其他珍宝的地方。收藏着一部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印刷的《大藏经》。该经为皇家刻本，木版印刷，共7173册，分藏20橱。橱门刻“钦赐龙藏”四个金字。每橱36函，共720函，函套系紫红花梨木匣。这部皇家刊刻的佛经全国印刷不到150部，至今保存完整的屈指可数，有很高的经典和版本价值。其他价值较高的有清嘉庆和民国时编纂的《保国寺志》和古今名家字画。
（9）钟楼、鼓楼。分别位于大雄宝殿的东、西侧。钟楼系重檐歇山顶建筑，盖小青瓦，四角翘起。楼下三开间，面阔8.6米，进深相同，平面呈方形。楼上面阔4.60米，深4.64米。脊枋上悬挂大铜钟，高1.8米，口径1.35米，重1.5吨。为清咸丰四年（1854年）重铸。钟壁外面有保国寺二十四世住持方丈〓如撰的《铸钟记》，还有八卦图、佛像及××捐助钱等字样，范铸工艺高超。鼓楼建于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重檐歇山顶，小青瓦，四角翘起，外观与钟楼相同，体积稍大。楼下三开间，面阔8.55米，进深6.55米，楼上面阔4.25米，深4.24米，内置大鼓一面。钟楼、鼓楼是寺庙中的重要建筑，佛教教义认为世事皆空，而钟、鼓声就是提醒教徒去掉世俗杂事，回归净、空的警世之声。现在寺院中这样专门设置的钟楼、鼓楼已不多见。
（10）骠骑井。以张齐芳舍宅为寺之说而命名，在大雄宝殿前左首。井口直径0.44米，深10米，水从石隙中渗出，旱涝都保持平常的水位，这口井过去作为全寺僧侣炊饮用水，现在供游客参观凭吊。
保国寺十几幢建筑中影响最大的是大雄宝殿，不仅建筑历史悠久，而且在建筑结构上有自己的特色。
（1）平面呈纵长方形，有意扩大大殿前半部分深度，以便容纳更多的信徒进行佛教活动。而且大殿三间的前半部分天花板下巧妙地安装三个斗八藻井，降低了空间高度，与后面供奉佛像的高旷空间形成强烈对比，烘托了佛主至高无上的宗教气氛。
（2）从内到外使用许多斗拱，形制粗壮，起着实际作用。外檐的斗拱，中间明间两朵，左右次间各一朵，这种配制方式，与宋代建筑专书《营造法式》相吻合。斗拱向外挑出两个华拱和两个昂，按古建术语是“双杪双下昂单拱造”。此外在柱头上、里面的梁架上都使用斗拱，在承力中起到装饰作用，增加建筑的庄重感。
（3）大殿内柱别具一格。采用以小拼大的办法，在一根较小的木柱周围，包镶几根弧形木条，使整个柱子呈瓜棱状，既解决了粗大木材来源少的困难，又增加了柱子外表的美观。
（4）使用较多的受拉构件，采用柱头微向内倾的“侧脚”做法，增加了建筑物整体构件的抗震动、抗冲击的稳定性。
除此之外，它还有鸟不做窠，没有蝙蝠、蜘蛛、蚊子等虫蚋，斗拱上不积灰尘等奇特现象，引起人们的惊讶和猜测，这应与建筑结构、材料、布局密切相关。
大雄宝殿迄今已有980多年的历史，它能够在江南潮湿多雨的气候条件下保存至今，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是我国江南现存古建筑中罕见的精华，对于研究北宋早期的木构建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保国寺内现在共辟有17个展室，主要文物展品有“钦赐龙藏”佛经、佛像陈列、青铜礼器、砖雕石刻、千工床、万工轿和国际珍贵礼品等。寺外有望日亭、迭锦台、灵龙泉、骠骑坪、仙人桥、青峰亭等名胜古迹。每年到保国寺的游客都在10万人次以上。
第三节 虞洽卿故居
虞洽卿故居天叙堂位于慈溪市龙山镇山下村（原属镇海县）。居宅座北朝南，有前后2座院落、5幢建筑组成，通面宽约60米，通井深94米，建筑总面积约6000平方米，占地面积近10000平方米。2座院落都建于20世纪初，时间相隔不远，但风格迥异，前院为传统民居建筑，后院则体现鲜明的近现代西洋建筑特色。在20世纪初的浙东农村出现这样的居宅，与屋主人的生平经历密切相关。
虞洽卿（1867～1945年），名和德，字洽卿，生活于晚清、北洋政府和民国政府时期动荡不安的社会，但凭他杰出才华和强烈的奋斗精神，创办实业，闯荡十里洋场，成为旧中国上海滩名人。虞氏6岁丧父，依靠母亲做裁缝养家生活，15岁时由信客带到上海当学徒，传说离家起程时全身衣着只有一双布鞋是新的。轮船上他还舍不得穿，到上海十六铺码头才穿上它。上岸后他看到地上湿漉漉的，又脱下来夹在胳肢窝下，赤脚跟着信客走到老板家。由于手脚勤快，做事机灵，满师后升为营销员（俗称跑街）。业余时间他又到外国人开办的学校里学习英语，掌握了熟练的英语口语。1892年起，他先后在德、俄、荷兰等国在上海的分支银行担任代理商（俗称买办），其中任上海荷兰银行代理时间长达38年。其间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自己的实业上，自营进出口业务，经营房地产，又与人合作在上海创办四明银行、宁绍轮船公司。辛亥革命后他又募集股本，创办三北、宁兴、鸿安3家轮船公司，经多年苦心经营，成功地抵挡住外商轮船公司的竞争，到1927年，三北公司已拥有30多条轮船，总吨位达到9.1万吨，为当时国内民营航运之冠。由于他精明强干和在政府、洋人、经济界的崇高威望，先后当选为上海航业公会理事长、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理事长、全国工商协会会长、上海总商会会长、民国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公共租界工部局华董，上海租界纳税华人会主席等职。抗日战争时期，他不顾日伪威胁利诱，站在民族爱国抗日的立场上，任上海难民救济会会长。上海沦陷后去重庆，与人合办三民贸易公司等，转运物资到大后方。虞氏热心家乡公益事业，捐资兴办小学、医院、赈济灾民。还在家乡建造轮船码头，创办电报、电话房，火力发电厂，修筑公路，沟通与镇海、宁波的联系，至今家乡还有口碑。特别是竭尽全力维护宁波帮权益，成为宁波旅沪同乡会终身会长。作为商人，他也卷入政治漩涡，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迅速募集大批资金支持，有他不光彩一面。他的故居与他经历密切相关，有很深的时代烙印。
天叙堂前院建于1916～1919年，从南向北由照壁、大门（含门厅）、厅堂、后楼及厢房等组成。照壁为三开间磨砖构筑物，屋脊饰龙吻，现已毁。大门从外看似三开间牌楼，里面实际上只有三间单椽小屋，门开在中间的明厅。厅堂为二层高平屋，上层较低，作隔热层用，共九间二弄，每三间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单元，分为三个单元。中间单元处于中心位置，传统建筑中这里是屋主人会见贵宾和举行婚丧等重要活动的场所，所以这单元的屋面比两侧的要宽一点。中间单元厅堂明次间之间采用抬梁结构，使室内互相贯通，扩大了室内的空间，能够同时容纳较多的宾客。厅堂正中原挂“天叙堂”匾，意为享受天伦之乐，与建筑格局相配。两边原来还有民国要人黎元洪、于右任等的题匾，说明屋主人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室外有宽大的屋檐，上面做成卷顶式屋廊，厅堂门做成落地式格扇门，显得轻巧、美观、气魄。厅堂前两翼各有三间厢房，近厅堂一间做成高敞的走廊，这样设计既保持了整体格局的统一，又使厅堂前无厢房近距离遮挡，使正厅的地位更显赫，视野更大。东西两侧单元的建筑布局与正厅相同，只是两端增加了一间通往后楼的夹弄。门厅与厅堂、厅堂与后楼之间各有一个天井，前天井纵向距离差不多是后天井的2倍，地面铺设浅红色方块石板。这种建筑格局在清中后期的浙东民居中多能看到，区别仅在露面部分木构件的装饰上。天叙堂门厅、厅堂的抬梁、月形梁、枋、门楣、牛腿等处都有浅浮雕、浮雕装饰，题材有凤凰牡丹、鹿含灵芝、岁寒三友、四君子、杏花、海棠及三国、西游记故事内容，寓吉祥如意、富贵长寿、多子多福及褒扬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繁复的装饰是封建官宅的传统做法，反映主人的传统思想和荣华富贵的社会地位。
按一般传统民居，厅堂后面还应有风格一致的后楼或平屋，前院的后楼却是“外中内西”九间二弄楼屋，廊柱采用砖砌方形直柱，外抹水泥，柱头处用几何形线条装饰，楼上阳台用瓶式水泥栏干作围护。西式后楼的出现，解决了前后院之间两种不同风格的建筑问题，可以看作是中式向西式建筑上的过渡。
后院建于1926～1929年，由院墙（大门）、主楼、后楼组成，两幢建筑布置与前院相一致，都为九间二弄，但面宽于前院。主楼高度、深度大于后楼，总体上呈现西式建筑风格。
后院两幢建筑在外观上采用连排欧式建筑形式，从山墙上可以看出，每三间为一个独立建筑单元。在内部楼上楼下均为二室一厅，即明间为厅，次间为室。在建造方法上采用现代砖混结构支撑楼层和屋面的重量，而不像传统建筑的梁架结构，砖块仅起围护作用。屋顶天花板和二楼地坪仍采用传统阁梁铺地板的方法，梁下装饰成为一楼的平顶。取消了传统木结构楼房建筑一层的前后出檐，后墙砖砌到二层屋檐，前面的檐柱也砖砌到二层前檐，使底楼和二楼建筑面积相同，扩大楼上室内面积。装饰上立柱、枋、门楣都用几何直线或西洋花纹，室内天花板用木条装修成复杂的藻井和几何图形，底层地坪铺彩色马赛克，四角拼成橄榄图形，室外走廊铺浅红色磨石子，嵌黑白相间的宝相花，门窗做成简单明快的棱格式。与传统建筑比较，最突出、最具现代建筑特点的是室内出现卫生沐浴设施和电灯照明设施，这是天叙堂后院现代建筑最鲜明之处。
综上所述，天叙堂除在建筑装修上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外，它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中西合璧，传统建筑风格和外来建筑文化的完美结合表现在4个方面：
（1）广采博取，风格独特。前后两院处在同一条轴线上，自成院落，有高围墙等传统手法。后院的正门东西两侧设有掖门，二者之间还有小门，与前院的后楼小门相对，上架天桥，沟通前后楼，天桥上有天棚。这样从前院大门进入后，穿堂过户可不走湿路。
（2）砖墙瓦顶，风貌协调。外观上前后5幢建筑屋面均为人字坡，上盖小青瓦，山墙为统一的风火墙形式，又吸收西式墙体实砌优点。外抹蛎灰，与周围民居相协调。
（3）错落有序，主体突出。建筑的高低布局很有韵味，从侧面看，一进大门开始逐幢递升，到第四幢主楼到达高峰。
（4）形分气连。前后两院建筑中隔长弄，大门一关各分南北。而两院之间巧妙安置两座天桥，又使其南北整体沟通，气息相连。
建筑体现了人的情感及主人的经历、文化素养、思想意识、个性及理想与追求。虞氏从小接受传统文化熏陶，虽15岁去上海谋生，但忘不了伏龙山下的根脉。因此天叙堂前院建筑仅在局部上进行一些改革，总体上保持了传统建筑文化特色。随着时间的推移，同社会上的达官贵人、洋人的广泛接触以及上海滩风格各异的外来建筑的影响，使其在1929年建成的后院建筑中充分吸收外来建筑高敞、通风、明亮、防潮性能好、季节适应性强等优点，以适应长期在上海滩生活的习惯，但又不能完全脱离传统文化的樊篱。天叙堂的可贵之处在于外来建筑文化和传统建筑文化的完美结合，为我们研究近代建筑发展史提供了实物例证。后院建筑完成至今已有70多年，室内外装饰基本完整，地坪铺设的马赛克、磨石子光洁如新，总体观感舒适、大方，不见落后，当年的设计水平和工匠施工技术由此可见一斑。在20世纪90年代初被列入省近现代优秀建筑名单，2001年6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天叙堂原作校舍使用，现在学校已经搬出，国家准备投入巨资进行修缮，恢复当年布置，经虞氏后代同意，这里将开辟成为宁波帮历史博物馆。
第三章 人物
第一节 严子陵
严子陵（公元前37～公元43年），名光，字子陵，浙江余姚人，东汉初隐士，以高风亮节著称于世。
严子陵年轻的时候热爱学习，当时著名道学家梅福隐居于余姚四明山修道，严子陵曾拜他为师，学习道学。以后严子陵为了求得更多的知识，外出游学，他在京城长安（今西安市）的太学学习期间认识了南阳人刘秀。严子陵比刘秀大31岁，但他没有以长者自居，两人经常在一起切蹉学问，成为一对忘年朋友。
西汉末年，汉元帝皇后的侄子王莽控制了国家大权，后来干脆自己做了皇帝，改国号“新”。新朝建立后少数贵族、官僚乘机掠夺土地，农民无所依靠，只能沦为奴隶，最后终于爆发赤眉、绿林农民起义。这时候汉王室成员刘秀乘机发展自己的力量，经过南征北战，削平了各地的军阀和农民起义军，恢复了汉室统治。为了尽快治理战争创伤，刘秀把首都东迁到洛阳，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并且制定了一系列发展生产的措施，经过短时间的努力，汉王朝又呈现稳定和繁荣局面。史家称这段历史为光武中兴，光武是刘秀的帝号，因为他建都的洛阳，位于长安（西安市）东面，史称东汉。
刘秀执政以后，急需治理国家的人材，他很自然想到当年的同窗好友严子陵，便下诏命令会稽太守到余姚寻访。严子陵听到刘秀当了皇帝的消息后，急忙改换姓名隐藏起来。会稽太守连严子陵的影子都没有看到，只好如实向上报告。光武帝求贤若渴，便口述了严子陵的容貌，让画师画了肖像，下发到全国各地寻找。不久东方故齐国境内有人报告，发现一个披着羊皮在河边钓鱼的老人，与画像上的人十分相似。光武帝觉得这个人十有八九是严子陵了，当即命人驾车把他接进京城。这个钓鱼人果真是严子陵，但他坚决不同意进京，光武帝先后派了三批人去劝说，严子陵才勉强上了车。这时他在长安的熟人有的已经做上大官，严子陵没有去拉关系，而那些大官们知道严子陵和皇上的关系后都想巴结他。一天，大司徒侯霸叫家人带着他的亲笔信来见严子陵，信中解释了自己不能亲自登门拜访的原因。严子陵知道侯霸在摆官架子，于是摆出更大的架子，口述内容叫侯霸的家人记下来回去复命。意思是，大司徒是国家最高级的官员，希望在官位上能多想想老百姓的困难，只有心怀仁义，办事公正，才会得到百姓的欢迎，千万不能阿谀逢承，一天到晚按皇帝的眼色行事。侯霸收到便条后，十分生气，马上报告了光武帝。光武帝听了哈哈大笑说，我那位老朋友狂妄自大，目中无人的臭脾气还没有改掉啊！于是亲自到客栈去看他。严子陵知道后侧向床里，假装睡着。光武帝没有计较，坐在床沿，拍拍他的腹部，轻声说，老朋友，你难道真的不愿意出山来帮助我治理天下吗？严子陵转过身来回答说，远古时代唐尧那样道德高尚的帝王，叫巢父出来做官，巢父认为自己清白的身子受到污染，就去河边洗自己的耳朵。人各有志，何必一定要强加于人呢？光武帝明白再说也没有用了，只好叹息着离开客栈。第二天光武帝把严子陵请到宫中，两人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从白天一直谈到深夜，最后竟像兄弟一样睡在一张床榻上。传说睡觉时严子陵大大咧咧地把脚搁到光武帝身上。第二天太史向皇上禀告说：“客星犯帝座甚急”，意思是你的身边有危险人物，要多加提防。光武帝笑着说，没关系，我的老朋友严子陵和我睡在一起。光武帝想叫严子陵担任谏议大夫的官，但他还是没有接受。几天以后，严子陵悄悄离开京城，来到富春江边，仍旧过他的农耕渔钓的隐士生活。东汉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天下已经太平，光武帝再次邀请严子陵出来做官，严子陵以年老多病的理由推辞了。东汉建武十九年（公元43年），严子陵病逝于家中，终年80岁，安葬于余姚东北的陈山。后人为纪念他，把陈山改名为客星山，又在他后裔聚居的姚北严家建造了高风千古石牌坊。
严子陵是一位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有着独特地位的人物，但迄今为止尚未发现他有任何著作存世。从他年轻时研习道学的传说和以后钟情山水、不愿出仕为官的人生道路分析，他的思想和我国古代思想家老子、庄子强调自我，主张无为而治的政治观点是一脉相承的。纵观严子陵一生，他在继承老庄哲学的超越世俗社会、超越物欲、超越自我思想的同时，也克服了前辈的厚古薄今，顺世哲学和宿命论等消极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这从他对待光武帝的态度上可以窥视他内心的真实情感。表面上，他拒绝了光武帝对他出山为官的要求，但在具体的处理过程中还是采取一种积极的合作态度，他进了城，而且进入皇宫和光武帝长谈。史籍记载俩人“论道旧故，相对累日”，以至引起群臣猜测，发生“客星犯帝座甚急”的谣传。这里俩人都采用了非常高明的手段，最大限度地扩大了事件的影响。以致三国时代会稽地区士大夫谢承著的《会稽先贤传》和晋代余姚人虞预撰的《会稽典录》中都收入了严子陵的这则故事。
显然该事件曾引起当时文化人士的普遍关注，影响曾经波及全国。事件中收益最大的当然是光武帝，因为他获得了礼贤下士，求贤若渴的美名，从而能够争取到社会方方面面代表人物对他的支持，最终实现了巩固东汉王朝统治的政治目的。
光武帝放下架子招聘严子陵为官的做法，与当时社会崇尚隐士风气密切相关。汉初吕后就采用过招聘隐士作为太子顾问的办法，达到巩固太子地位的目的。汉高祖晚年时宠爱妃子戚夫人，打算废掉长子刘盈的太子，改立戚夫人的儿子赵王如意为太子。吕后感觉到儿子的太子地位受到威胁后，向谋士张良求救。张良告诉吕后，在京城附近的商山隐居着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4位高士，高祖几次三番想聘用这4人为官，但始终没有成功，你物色一位能说会道的人，带着金玉璧帛厚礼和太子的亲笔信去邀请，就能够把4人请到，然后让他们担任太子的顾问，跟随太子入朝，皇上看到以后必然会打消废立的念头。吕后采纳张良的意见，果然保住了刘盈的太子地位。这种采用争取社会名流支持，达到巩固和扩大自己影响的策略源于春秋战国时代，汉时这种风气还很盛，所以刘秀乐意采用这个老办法来笼络人心，为其服务。当然对于光武帝的政治目的，严子陵应该是清楚的，作为中兴之主刘秀的雄才大略他也是洞察的，所以他用特殊的方式来支持光武帝。严子陵在继承道家潇洒超脱的哲学思想的时候，还是委婉曲折地介入了世俗社会，表现了两汉时期隐士的时代特色。
严子陵的处世哲学一直影响着后世的达官贵人、文人学士，他对人生深层次的思考，善于趋利避害，力求保全自我的品格无不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性格。从六朝开始，他的史迹已在社会上广泛流传，成为历代诗人抒怀歌咏的对象。北宋著名政治家范仲淹的“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更是一曲千古绝唱，至今人们仍然耳熟能详。
人们向往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活，但物质温饱是人的第一需求。世俗社会给人丰富的物质享受的同时，也给人种种束缚和磨难。特别是在2000多年封建社会人治统治的环境下，个人很难把握自己的命运，即使是位尊权大的重臣也要时时担惊受怕，有伴君如伴虎之说。但是要人们离开丰富多彩的物质世界，过一种与世隔绝的清苦生活，也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人们生活在物欲和自由的两难选择之中。所以专家学者认为，严子陵不以阿谀顺旨要禄位，保其谦冲，是固士者所当为，然不易为。严子陵之所以为后世敬仰是贵有操守的表现，而不是简单的文人清高，是古往今来每个人都要做到而极不易做到的行为。人们纪念、向往严子陵，是因为严子陵已成为人们追求精神自由的人格化身。
第二节 王阳明
王阳明（1472～1529年），名守仁，字伯安，号阳明。浙江余姚城区人。生于明成化八年（1472年），卒于明嘉靖七年（1529年），享年58岁。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军事家和教育家。
王阳明出身于诗书世家，从小聪颖异常，余姚民间有许多故事，传说他出生那天，祖母岑氏梦见仙人穿着鲜红的衣服，佩系玉坠，在阵阵鼓乐声中，把一个活泼可爱的小男孩送到她怀里。岑氏惊醒过来，耳畔传来婴儿哇哇的啼哭声。王阳明的爷爷竹轩公对岑氏的梦境非常高兴，就把居住的房屋称为瑞云楼。瑞云楼遗址位于余姚城区龙泉山北麓武胜门路60号。
王阳明在余姚度过了儿童时代，他的父亲王华在明成化十七年（1481年）考中状元后，他也离开余姚，跟随父亲进京读书。青少年时代的王阳明勤奋好学，对诗文和军事知识有浓厚的兴趣。诗文是封建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古代文人都擅长写诗作文。王阳明出身于诗书世家，耳濡目染，从小就显露出这方面的天才。11岁时他随父进京，途中王华与当地几位文人学士在金山寺喝酒赋诗，题目刚拟好，他就开口吟诵说：“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淮扬水底天。醉倚妙高台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客人们大吃一惊，立马有位客人以《蔽月山房》为题叫他再吟诵一首，王阳明随口应答：“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如月。若有人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这样一来，客人们都点头称赞，叹服他的才思敏捷。王阳明一生诗作极其丰富，《王阳明全集》中收入他的诗歌有607首，他的诗自然、圆融、晓畅、工整，又意境高远，特别是晚年的诗，包括他的哲理诗，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与明文坛四杰的李梦阳、何景明、边贡、徐祯卿的诗作不相上下，只是他在哲学、军事上的名气，掩盖了诗文方面的成就。
少年王阳明对军事的兴趣比诗文更浓。他在京城的私塾读书时，常常溜出教室与少儿们一起做游戏，他把自己制作的旗子分发给他们，让小朋友们手持小旗左旋右转，他则拿着大旗在中间挥舞，仿佛在指挥各路人马。15岁时王阳明到居庸三关旅游时，看到居庸关峻险的地形和敌我二军对峙的战争气氛，胸中涌起一股保家卫国，干一番事业的激情。长大成人后，王阳明更加关心边疆的形势，当时北方蒙古贵族侵犯边疆的战争越闹越大，而满朝大臣拿不出有效的解决办法，那些被推荐上前线的将军总是以种种理由推辞不去，王阳明知道后非常着急，他把精力转移到军事上，开始潜心研究起兵法来。传说在宴会上，他总要把果核列为各种战阵，摆给大家看，听取各人的意见，虽然这是纸上练兵，但反映他钻研军事战略时的刻苦好学精神。青少年时期王阳明对诗文和军事的爱好为他以后的军事生涯和创立“致良知”的心学思想打下扎实的思想文化基础。
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王阳明28岁，这年他考中进士，从此以后直至逝世，他走上一条艰难曲折的从政道路。中进士第二年，王阳明被授为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不久改任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主事在朝廷六部虽是一名小官，但因为在国家机关的岗位上，因此可以及时知道国家大事以及宫廷动态，有机会界入宫廷斗争。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明孝宗病死，15岁的太子朱厚照即位，帝号武宗，改元正德，国家大权落到太监刘谨手里。据《明史·刘谨传》记载，刘谨为人狡猾凶狠，与马永成等7个太监结为同伙，人称“八虎”。他们想尽办法讨得皇帝的欢心，把皇帝和大臣分隔开来，从而为非作歹，谋取私利，特别是恣意侵占农民土地，使成千上万农民流离失所。前朝老臣刘健、谢迁等联合其他大臣共同上书皇上，请求诛杀刘谨，但反而被刘谨诬陷为奸党，给予除名赶出朝廷的处罚。这时，南京户科给事中戴铣等站出来为刘健、谢迁解脱罪名，刘谨非常恼火，假传圣旨，把戴铣逮捕入狱。王阳明看到戴铣的危险处境后，明明知道为他辩护的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但为了保护戴铣等官员的生命，也为了主持正义，他毅然上书皇上讲明事实真相，结果被廷杖40，发配到贵州龙场驿当驿丞。王阳明遭到打击逼害后，虽然满腔愤恨，但儒家的积极思想鼓励他顽强地生活下去。在往贵州的路上他写了这样一首诗：“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抒发了他不畏艰难，不计个人得失，勇敢迎接新生活的豪情壮志。
贵州龙场驿地处西部边陲，四周崇山峻岭，交通不便，气候湿热，蛇虫百毒丛生，有乌烟瘴气之说，加上语言不通，外地人很难适应这里的环境。龙场驿的规模很小，只设驿丞1名，马23匹，铺陈23副。王阳明一行刚到时居无住处，积存的粮食很少，他们在附近的龙冈山上找到一个山洞搬了进去，取名为阳明洞，安下身来。没有几天跟随他的侍从都患了病，王阳明砍柴取水，煮粥端给他们吃，并吟诗、唱戏、讲笑话，用乐观的情绪感染大家，使他们很快恢复了健康。过了一段时间，王阳明慢慢地适应了龙场的环境，并与当地少数民族人民建立起友好关系，在他们的帮助下，王阳明在驿站旁建造了几间木屋，取了“何陋轩”、“宾阳堂”、“君子亭”等室名，结束了住山洞的生活。他们还在驿站附近开辟山地，种上粮食、蔬菜，使物质生活得到保证。“投荒万里入炎州，却喜官卑得自由。心在夷居何有陋？身虽吏隐未忘忧……”在工作、劳动之余，王阳明不忘写诗取乐，表明乐观的生活情趣和对国事的关心。明正德五年（1510年），在朝廷大臣的斗争下，刘谨以谋反罪被诛杀，王阳明才结束贵州深山中的流放日子，升任江西庐陵县知县。年底他回到京城，先后任吏部验封清吏司主事、文选清吏司员外郎、南京太仆寺少卿等职。这些都是闲官闲职，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心学的研究上，完成了《朱子晚年定论》的编纂工作。
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经兵部尚书王琼的举荐，王阳明升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命他带兵去镇压赣南的农民起义。江西、广东、福建三省交界处，方圆千里都是山区，土地稀薄，易旱、易涝，粮食产量很低，而官府以平原的标准收取粮食、税收，老百姓苦不堪言，农民起义一直连绵不绝，到正德初年（1506年）形成了谢志珊、兰天凤、钟景、池仲容4支起义队伍。王阳明到江西后首先对赣南情况和各支农民义军作了充分的调查，然后制定了一系列备战措施，主要有：①就地选取士兵，精简军官，从实用出发，强化训练；②立社学、举乡约，把军事斗争和社会教育结合起来，争取老百姓支持；③加强对山中义军的政治宣传，奖励下山投诚的农民；④积极为部下请功，调动官兵的积极性。在军事打击和政治宣传双重攻击下，义军力量被分化瓦解。王阳明又采用集中优势兵力逐一消灭和速战速决的战术，不到两年时间就把赣南义军全部镇压下去。然后他奏请朝廷，新设平和、和平、崇义3个县，加强对山区的管辖，奏请减免粮、税，恢复赣南的经济，打击土豪劣绅，使这里出现了长达20年的太平景象。
王阳明平定赣南农民起义军是他人生历程中不光彩的一面，但历史地看，他作为封建社会的中下级官员不可能违背朝廷命令，也不会站在农民起义军一边的。在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最高利益的同时，王阳明能够实事求是地看待农民造反，认为官府繁重的赋税是赣南人民造反的根本原因，这一点上他的头脑还是清醒的。“功微不愿封侯赏，但乞蠲输绝横征”，可贵的是他未居功沾沾自喜，只希望朝廷轻徭薄赋，不要再导致农民起义。
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赣南的社会秩序逐渐稳定，这时王阳明要求辞职休养，朝廷没有批准，第二年6月福建三卫军人闹事，王阳明受命去处置，行至丰城时，传来分封江西的宁王朱宸濠反叛朝廷的消息，王阳明深知这是关系国家安危的大事，他立即返回到吉安，观望动静，等候朝廷的指示。这时吉安的地方官和附近各府、县的官员纷纷来到王阳明住处，要求他站出来领导大家抗击叛乱活动。王阳明知道宁王的叛乱蓄谋已久，宫廷内外都有被他收买的党羽，弄不好会祸及自身，但为了国家的安定，江西百姓少受战争的蹂躏，他还是担当起平叛的重任。这时候宁王册立太子、皇后，封李士实为太师，刘养正为国师，闵念四为都指挥，王伦为兵部尚书，杀掉江西都御史孙燧等地方官员，聚兵10万，准备分五路进攻安庆、南京。而王阳明可以动用的部队却只有几千人，敌我力量对比悬殊。他一方面火速向朝廷报告宁王叛乱的军情，另一方面运用疑兵之计，张贴兵部公文，命令各省官兵分路进攻南昌，又使用反间计，假造了李士实、刘养正愿意作为政府军内应的密信以及闵念四投降政府军的密件，叫亲信打入宁王内部，四处散布，使宁王犹豫不决，在南昌滞留了十余天，为政府军的集结赢得了时间。七月初宁王率大部队攻打安庆，王阳明在安庆城留下少数部队防守，自己率精锐部队攻打南昌，消灭宁王防守南昌的万余人，一举攻克南昌，伪宫中的宫妃、太监被迫纵火自焚。宁王获知南昌被攻陷后，人心恐慌，只得撤回部队，想夺回南昌。一路上遭到政府军的袭击，士气低落。八月二十七日，王阳明率政府军与宁王叛军在鄱阳湖上开展决战，政府军火攻大胜，宁王朱宸濠为知县王冕俘获，李士实、刘养正等先后被抓捕，其余的四散逃命。王阳明从起兵至活捉宁王，前后不过一个多月时间，这是战争史上一次以少胜多的辉煌战例，充分表现他卓越的军事才能。
但是这场平叛战争给王阳明带来的又是一次政治灾难。原来武宗早就想巡游江南，由于大臣们谏止一直未能成行。这一次他抓住机遇，自称威武大将军镇国公，命太监张永、许泰、江彬以及都督刘晖率官军1万余人，前往江西征讨，一路上吃喝玩乐，搜罗珍奇古玩，随从太监趁机勒索受贿，皇帝出巡只会给老百姓带来深重的灾难。宁王被俘虏后，王阳明赶快报告武宗，希望他不要来南昌。但武宗根本不听，他在南京住下，叫许泰、江彬几位太监先行带兵到南昌。许、江到了南昌后向王阳明索要朱宸濠，打算把他释放到鄱阳湖，再让武宗来活捉，大家庆功报喜，按功论赏。这种把国家大事作儿戏的荒唐事情遭到王阳明的拒绝，他不顾个人安危，连夜押送宁王到杭州，把他交给在杭州的太监张永，自己称病住进西湖净慈寺。许、江的阴谋落空后，恼羞成怒，他们在武宗面前挑拨说，王阳明原先与朱宸濠勾结在一起，后来看到形势对他不利时才被逼擒获的。幸亏太监张永在武宗面前为王阳明讲了一些好话，武宗才叫王阳明重新上报擒获宁王的战功了事。重重压力下，王阳明只得把那些祸害国家的太监都写进战功报上去。第二年的十二月，武宗玩乐够了，才浩浩荡荡回归北京。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六月武宗逝世，世宗登位，他的战功才得到朝廷承认，晋升为南京兵部尚书，十月被封为新建伯。但还有些大臣反对，因此“不予铁券，岁禄亦不给”，封爵成了一张空头支票。对此王阳明倒很坦然，他再三推辞给自己封爵，希望能够奖励那些冒死作战的各级官员和士兵。但是那些将官不但得不到奖赏，反而遭到闲退和废斥。对此，王阳明只能以恳请辞职来表示内心的抗议。
明嘉靖元年（1522年）二月，王阳明父亲王华病逝，他回绍兴为父亲服丧，在家乡度过了6年清闲的日子。在这6年中，他一面潜心研究他的心学思想，完成了从“知行合一”到“致良知”的心学理论体系，同时广泛收徒讲学，扩大了心学思想的传播。
明嘉靖六年（1527年）五月，广西思恩、田州土司头目卢苏和王受发动叛乱，朝廷命王阳明兼任都察院左都御史率兵征讨。王阳明正在病中，要求免去这个任务，但是朝廷不同意，他只好在身体稍有好转时带兵赴广西。一路上他一边调查访问，一边思考对策措施。卢苏、王受叛乱主要还是地方政府处置不当所引起，所以王阳明拟定了以和平手段解决的方略。而卢苏、王受原本对地方政府不满，见朝廷另派王阳明来处置，也产生了和平解决的念头，这样王阳明不费一刀一枪，就平定了思恩、田州的内乱。以后，他又应当地人民的要求，于明嘉靖七年（1528年）七月平定了八寨和断藤峡少数民族头子的叛乱活动。长期繁重的军务和政事及当地炎热的气候使王阳明的病情逐渐恶化，他报告要求回乡养病，但批复迟迟不下来，他只好自己作主回乡。明嘉靖七年（1528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船至江西南安府大瘐县青龙铺时，王阳明已处于半昏迷状态，他的学生周积来见他，过了好长时间王阳明才睁开眼睛对他说：“我要去了。”周积哭着问遗言，王阳明微笑着回答：“此心光明，亦复何言！”不久即瞑目而逝。明嘉靖八年（1529年）十一月他的友人和学生1000多人为他举行隆重的安葬仪式，他的坟墓在绍兴县兰亭乡洪溪。
王阳明在从政的同时，始终坚持学术研究，他的学术思想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王阳明一开始接触的是应付科举考试的八股文——程朱理学的语录，他拜著名理学家娄谅为师，听他讲析朱熹学派的哲学观点。随着政治活动和学术研究的进展，他感到朱熹学说只强调封建伦理纲常——天理，而忽视人们丰富的、错综复杂的内心世界——吾心，无法救治日渐衰落的封建道德，为挽救明王朝的政治危机，他对程朱理学采取了批判的态度。王阳明又把学术研究的兴趣转向佛、道方面，但终因离不开传统伦理的制约，还是和佛、道二教分手。他对心学研究，始于龙场驿丞期间。初到龙场驿时期，他内心十分痛苦，因为在与刘谨的斗争中，黑白是非完全颠倒了，封建伦理纲常被弃置一边，大臣的正常工作无法开展，连生命安全也得不到保证，那么以后再碰到类似的情况应该怎么办呢？经过一番思考，他终于发现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人生真谛，即人的一切活动不必到圣人那儿去寻找答案，只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够了。
王阳明心学的核心内容可用“致良知”来概括。“致”有达到、复位的意思，“良知”也就是平常所说的良心。他认为良知是人与生俱来的道德意识和道德准则，即使那些地位低微的人，他们的良知和圣人也没有本质的区别。道德沦丧，黑白颠倒，是人心被物欲蒙蔽所致，只要把物欲的危害说清楚，良知的本能就能显露出来，社会秩序也就能够正常运行。王阳明有著名的四句教，对“致良知”作了很好的注解：“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致良知”是王学关于人生观的哲学命题。
王阳明的心学思想来源于孟子的性善说，与南宋陆九渊的心理说更有密切的联系，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王阳明把它加以总结和完善，形成自己的心学体系。所以说王阳明是我国古代集唯心主义大成者的评价是恰当的。但是在宋明时期，统治阶级推崇理学，一切以理为是，所谓非理莫言，非礼莫行，理成为禁锢人们思想的精神桎梏。在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王学反对以程朱理学作为判别是非的标准，主张以吾心来衡量是非的准则，这是对人个性的尊重，也是人主体精神的体现，因此曾起过进步作用。所以王学不但在当时风靡一时，而且影响后世，播扬东瀛，直至当代还是海内外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
王阳明一生最重要的学术活动是讲学。他的讲学活动始于龙场驿丞时期，那时西南边陲有一些从中原逃亡过来的知识分子，听到王阳明当了龙场驿丞后，共同的命运，促使这些人向王阳明去诉说内心的苦闷和感受。于是他在居住过的阳明洞开办了龙冈书院。这一时期著名的学生有贵州陈宗鲁、湖南冀元亨、蒋信等。后来贵州提学副使席书请他到贵阳文明书院讲学，这样他的学生更加多了。龙场谪居期满回京城和南京任职期间，王阳明继续从事他的讲学活动。在京城讲学时他的上级吏部郎中方献夫也来听讲，对王阳明行师生礼，来听讲的还有穆孔晖、顾应祥等20余人。在南京时讲学的规模又有发展，朝夕相处，互相切蹉的学生有徐爱、黄宗明、周积、薛侃等20多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为王学中坚。在镇抚赣南的紧张军事行动中和平定宁王叛乱以后高压的政治势态之下，他依然设帐讲学。当时著名学者王艮到江西与王阳明论学，王艮被王学所折服，拜王阳明为师，行弟子礼。王艮后来成为王学泰州学派的创始人，使王学在下层社会中广泛传播。王阳明讲学时间最长、规模最大是晚年在家乡绍兴，听讲人数最多时达300余人，当时郡守南大吉开辟嵇山书院，他的门生同时设立阳明书院来接纳学生。他讲学时，讲堂里容纳不下，许多人就环座在讲堂廊下听讲学，场面十分壮观。在家乡6年的讲学中，他培养了钱德洪和王龙溪两位高足弟子，俩人进一步发展王阳明的良知学说，成为浙中学派的创始人。
程朱理学到明代中期以后，日益沦落成为统治者的说教，它已远远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不能回答人们面临的社会实际问题。而王学崭新的理论能够满足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求新、求变的心理，因而受到普遍的欢迎。王阳明逝世后，他讲学的内容由他的学生、门人辑录成《传习录》和《大学问》两书在社会上流行，各地学生还建立书院和祠堂，纪念这位心学大师，传播他的心学思想。据《勋贤祠志》记载，在明世宗嘉靖三四十年间，各地有书院75所、祠堂420所，遍及整个南中国。
纵观王阳明的一生，他文武兼备，具有立德、立功、立言的成就，被称为封建时代的完人。他的心学思想在当时曾起过积极作用，对后世也有深刻影响，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
第三节 朱舜水
朱舜水（1600～1682年），名之瑜，字楚瑜，又字鲁屿，号舜水，浙江余姚人，家住余姚城区。生于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享年83岁。明清之际著名学者、中日文化交流先驱。
朱舜水出身于读书人家，大哥朱启明，曾在松江柘林当守备（武官职务）。朱舜水8岁时父亲去世，只好投奔大哥。他在松江完成蒙童教育，后来又拜学者朱永佑、张肯堂和吴钟峦为师，学习儒家经典，因为学业优秀，被推举为恩贡生。20岁时朱舜水回到余姚，依靠祖业生活，当时连续7年遭遇灾害，粮食几乎绝收，朱舜水日夜奔波在外，购买玉米、薯干等粗杂粮回家，使一家十几口人渡过灾荒。晚明时期，社会政治黑暗，各级官吏千方百计搜刮老百姓的财产，许多中小地主家庭也被盘剥得倾家荡产，人们怨声载道，痛恨社会黑暗无道。朱舜水对妻子叶氏说，我如果考中进士，任命做一个县令，第一年做出成绩，三年下来会得到老百姓的拥护，但这样做肯定要得罪许多人，说不定还会招致大祸，连身家性命都保不住，我生性刚强，不会阿谀奉承，迎合别人，所以立志不去做官。叶氏是一位识大局的人，愿意与丈夫过清苦的生活，支持丈夫蔑视功名富贵。但是宗族中的长辈和亲友常常要来规劝，使朱舜水十分为难，无奈之中，他就去考场随便应付一下。朱舜水为人正直，遇事有主见，邻里之间有矛盾，都喜欢找他评理，族里有事，也愿意听他的意见。明崇祯九年（1636年），族中有人获得一部宋代大儒朱熹的家谱，里面有朱熹曾做过余姚县令，在余姚安过家的记载。家谱中的祖先画像、赞美词、祖上封官及朝廷嘉奖令等内容都和朱舜水祖上的家谱相同，区别在两家的一世祖不同。讨论时，族中大多数人都赞成把朱熹奉为自己的远祖，而朱舜水反对说，朱文公是新安人，我们是余姚人。如果我们能够自强、自立的话，为什么要硬拉圣人作自己的祖宗呢？何况两部家谱的一世祖不相同，证据本来就不充分嘛！族人觉得朱舜水分析得有道理，所以没有把朱熹拉作自己的祖先。朱舜水自强、自立的言论在社会上流传后，当地官员把他作为“文武全才第一”的优秀人才上报到礼部，刚巧他的老师吴钟峦在礼部任职，就把他评为“开国以来第一”人才，准备赐给他官职。朱舜水听到这个消息后，连忙逃到舟山海岛躲避起来。从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至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明王朝和鲁王抗清政府多次赐给他各种官职，他都不为名利所动，每次都被他推辞掉。
清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清顺治二年（1645年）渡过长江，攻克南京，南明弘光小朝廷溃散。这时候朱舜水正在舟山，听到国土沦陷的消息，只好逃亡到日本避难。不久他听到鲁王在绍兴监国，成立抗清政府的事，立即从日本返回舟山，参加黄斌卿将军的抗清斗争。过了几年，清军攻克浙东地区，鲁王政府的残兵败将退驻舟山，朱舜水的老师朱永佑、张肯堂、吴钟峦也随鲁王来到舟山，经老师的引见，朱舜水拜见鲁王，表达了抗清的决心。在舟山期间，他跟随冯京弟、黄孝卿将军赴日本借兵，日本萨摩国侯答应给予10万洪武钱和3000步兵的援助。口头协议后，冯京弟先行回舟山汇报，朱舜水陪同黄孝卿留下继续谈判。因为黄孝卿在异国饮酒作乐，纵情享受，被日本人轻视，萨摩侯取消了援助。清顺治七年（1650年），清军攻克舟山，将军张名振保护鲁王逃到厦门投靠义军郑成功，朱永佑、张肯堂等一班文官自杀身亡。朱舜水再次逃亡到日本，以后又飘泊到安南（今越南海防）、暹罗（今泰国）等地，在安南朱舜水经历了一次生死考验。当时安南国规定，旅居该国的外国人需为他们服役3个月，朱舜水等难民被翻译带去朝见国王，许多人见了国王都伏地跪拜，而他却站着作揖行礼。翻译以为他不懂规矩，用木棒在沙滩上写了个“拜”字，朱舜水拿过木棒，在拜字上写了个“不”字。国王非常愤怒，威胁他如果不拜，就把他拉出去杀头。朱舜水毫无惧色，整衣束冠，转过身，大步向外走去。安南国王钦佩他不怕死的精神，命人把他软禁起来，调查他的身份。开始阶段，有人每天在他居室外杀人，让老鹰、野狗啃咬尸体，用这种手段来恐吓他。查明他的身份后，又送上好酒好菜和美女进行拉拢引诱，但朱舜水态度始终如一，没有做出丧失国格、人格的事。最后安南国王认为他是“好汉子”，挽留他在安南做官，朱舜水以国家正处于危难之中，不能离开的理由，谢绝了安南国的聘请，获得了人生自由。
鲁王到了厦门以后，身边没有像样的文臣，于是派人带了他的“诏书”到安南国寻找朱舜水。朱舜水转辗到达厦门，但是鲁王已去掉监国称号，流亡到金门岛去了。厦门抗清将领郑成功知道朱舜水的身份后，邀请他参加抗清斗争，并派他去象山港与在那里坚持抗清斗争的张苍水将军联系，准备联合起来共同与清军作战。其时清军已经控制整个大陆和海上的主要交通线，朱舜水知道这个任务极其危险，但要与清军斗争，必须加强义军之间的联合，所以他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担起了郑成功、张苍水两支义军之间的联络重任。为此他丢掉了儿子的性命，自己也差点被清军抓住。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年），有人在海上看到朱舜水，才知道他还活着，他的第二个儿子朱大咸千辛万苦到厦门找到了他。这时他正忙着协助郑成功第一次北伐抗清，没有时间陪儿子。不巧的是朱大咸患了伤寒，邻居老太太好心盛了一碗冷粥给他充饥，致使他病情加剧，竟在一夜之间死去。朱舜水心痛不已，在他晚年的著述中常常提及此事，表示对儿子的思念和歉意。还有一次从厦门赴舟山的途中，他乘坐的小舢板被清军海上巡逻队包围了，清军看他们一身明朝服饰，掷过来一句“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命令。小船上护送的水手惊慌万分，准备投降，而朱舜水镇定自若，他把后事托咐别人，准备以死争抗。在他凛然正气的鼓舞下，水手们振作精神，团结一致，突出包围，胜利抵达象山港。由于朱舜水不顾生命危险，频繁往返于两支义军之间传递消息情报，终于促成郑成功、张苍水义军联合起来二度北伐抗清。永历十三年（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两军在舟山汇合，从长江口溯江而上，一度攻占瓜州、镇江，收复江南4府24县，取得很大的战果。朱舜水随军北伐，异常兴奋。但因敌强我弱，清军迅速调集大部队增援，而义军则犯了骄傲轻敌的错误，几乎被清军歼灭。第二次北伐战争失败后，郑成功收拾残兵退守台湾，张苍水也回到象山港隐蔽起来，义军再也没有力量主动和清军交战。眼看复明无望，而且形势日益险恶，朱舜水只得再次逃亡到日本，这时他已经是60岁的老人，而且患上严重的肺病。
清顺治十六年（永历十三年，1659年）冬，朱舜水搭商船抵达日本长崎，当时日本国的海禁令尚未解除，因为冬季海上航行比较困难，所以允许外国船员和商人上岸暂住。日本关西学者安东省庵早年已和朱舜水相识，知道他为保持人格尊严，迫不得已来日本避难的处境后，联合一些知名人士报告长崎镇巡守黑川正直，要求给予朱舜水居住权，经长崎镇巡守的努力，萨摩侯破例予以批准。在安东省庵的妥善安排下，朱舜水在日本定居下来。1665年（清康熙四年）7月，日本水户侯德川光国听说朱舜水是中国著名的儒家学者，聘请他到江户（今东京）居住。当时江户是日本的政治、文化中心，朱舜水意识到去江户是他在日本生活的一个转机，因此接受了德川光国的邀请。
17世纪的日本佛教盛行，儒学衰微，德川光国企图弘扬儒学来振兴水户，所以他和他的臣僚、水户的学者都拜朱舜水为师，向他学习中国的儒学。朱舜水是明清之际进步的知识分子，和黄宗羲、顾炎武等一样，在学术上主张经世致用，实理实学，他能够把握程朱理学和王阳明心学的利弊，把儒学科学地传授给日本学者，给日本的“水户学派”造成很大的影响。朱舜水不迷信科举而重视学习技艺百工，在江户他把中国的工程设计、建筑技术、农艺、生物、地理知识和服装裁制技术等介绍给日本人民，得到江户各界的欢迎。他与日本人民长期交往的过程中，发现日本人民具有勤俭自强、勤奋好学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优良品质，表示要向日本人民学习，希望日本文化发达，繁荣富强，早日实现理想的大同世界，希望中日两国世世代代保持友好关系。他还批评国内一些人以先进民族自居，看不起周围邻国长处的大国主义观点，盼望有一天能够杖节归来，把日本的真实情况介绍给国人。在言行中他十分尊敬德川光国、安觉积、安东省庵、山鹿素行等日本江户名人，这些人既是他的学生，又是友谊笃深的朋友。1682年（清康熙二十二年）4月，朱舜水在江户寓所病逝，德川光国把他安葬在自己家族的墓地，墓在日本常陆太田市大田乡瑞龙山麓。
朱舜水的著述极大多数是他在江户讲学时的问答、信札等文稿，他逝世后德川光国把它整理编辑成《朱舜水文集》28卷行世。朱舜水在日本起到中国人民友好使者的作用，他是一位中日文化交流的先驱。
第四节 黄宗羲
黄宗羲（1610～1695年），字太冲，号南雷，又号梨洲，浙江余姚通德乡黄竹浦人（今梁辉镇李家塔自然村）。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卒于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享年86岁。我国杰出的民主启蒙思想家、史学家和教育家。
黄宗羲生活在社会剧变的明清之际，一生经历十分坎坷曲折。他在自己的画像上记述一生的经历时，概括为“三变”：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其为人也，盖三变而至今。参照这个概括，他的生平可分为读书游学、抗清斗争和著述讲学三个阶段。
黄宗羲出身于读书农耕的家庭，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他的父亲黄尊素考中进士，被授于宁国府推官，7岁的黄宗羲在父亲的指导下于官衙内读书。他的求知欲望非常强烈，完成父亲布置的作业后，还偷看《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等休闲小说。黄尊素认为这些书籍能够增加知识，开阔眼界，所以没有阻止。开明的父亲保护了儿子的学习兴趣，养成他博览群书的习惯。
正当黄宗羲日渐长大，学业俱进的时候，一场政治灾难突然降临。明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黑暗、最腐朽的王朝，其政治特点是太监执掌国家大权，对大臣实行残酷的特务统治。明熹宗时太监魏宗贤掌权，他培植亲信，打击异己，搜刮民脂民膏，许多中小地主家庭都被剥削得倾家荡产，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一些正直的官员反对魏忠贤擅权，把他们称为阉党。这些正直的官员经常聚集在无锡东林书院，议论朝政，谋划反魏计划，人称“东林党”。黄尊素是东林党的骨干分子，许多人经常在他家里议论朝政，对阉党祸国殃民的罪行痛心疾首。那时，黄宗羲已开始懂事，听了他们的议论，了解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充满了对阉党的仇恨。明天启五年（1625年），黄尊素升任山东道监察御使，因上疏弹劾魏忠贤而获罪，被剥夺官职，不久又以谋反罪在家乡遭逮捕，第二年六月被逼害致死。黄尊素被解押进京途中叮嘱儿子，一要拜著名儒家绍兴人刘宗周为师，二要重视学习历史。黄宗羲遵照父亲遗命发愤续史，用2年时间读完21史，通过历史这面镜子，他看到历朝历代忠、奸之间激烈斗争，决心继承父志与奸佞斗争到底。20岁时他拜刘宗周为师，开始系统地学习。刘宗周是明末大儒，学识渊博，品德高尚。在老师的指导下，黄宗羲打下扎实的文化基础。他还到杭州、苏州、南京等地游学，晚明时期，这一带已成为全国的棉纺、丝织业中心，经济发达，城市繁华，知识分子集聚一起，结社风气很盛，黄宗羲通过诗社、文社活动，谈学论道，结识了众多江南名士，而且也积累了社会经验。
青年时代的黄宗羲曾两次同阉党开展殊死的斗争，在江南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第一次发生在明天启七年（1627年），这年熹宗逝世，毅宗朱由检即位，他就是在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破北京城后上吊自尽的崇祯帝。他做皇帝不久，为了摆脱阉党对自己的控制，下令处死魏忠贤，罢斥、追究其党羽的罪责。黄宗羲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激动，立即带着诉讼状纸，进京为父申冤报仇。五月，刑部会审许显纯、崔应元两个党羽，他俩是逼害黄尊素等东林党人的主谋。黄宗羲还只有19岁，但在森严的刑部大堂上毫无惧色，严厉地揭发俩人的罪行。作完证词后，他突然从衣袖中抽出铁椎向许显纯脸上刺去，又一把拔下崔应元的胡须，把俩个贪官搞得狼狈不堪。他还与周廷祚、夏承等被害东林党的后人一起，刺死了杀害黄尊素等官员的狱卒叶咨、颜文仲两名凶手，在监狱的中门祭奠了父亲。在崇祯帝政治需要的特定条件下，黄宗羲对阉党的第一次斗争取得胜利。但崇祯帝刚愎自用，生性多疑的性格必然被太监利用，很快另一个太监阮大铖赢得他的信任，原先蛰伏的阉党分子纷纷投靠阮大铖，重新执掌了国家大权。以黄宗羲和其他东林弟子为主的复社名士毅然担当起反对阉党势力的第二次斗争。他们多方搜集阮大铖和其同伙的罪行，于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七月，在南京城内贴出公告——《南都防乱揭》，揭露阮大铖的桩桩罪行，呼吁大家同心协力，扫除奸佞。这份揭上有145位社会名流署名，黄宗羲和顾杲代表前朝遗孤和东林子弟名列在前，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影响。在社会舆论的压迫下，阮大铖不得不作了收敛。然而，随着北京城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破，山海关总兵吴三桂降清，清军大举入侵，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南明小朝廷等国内形势的剧变，马士英、阮大铖等阉党受到福王的重用。这时他们不顾大敌当前，国家危在旦夕的险恶形势，首先把斗争矛头指向复社人士。阮大铖的爪牙编造《蝗南录》，大肆逮捕杀害反对他们的人，黄宗羲和顾杲不幸被捕入狱。只是由于清军迅速南下，南明小朝廷土崩瓦解，俩人才死里逃生。两次反对阉党的斗争，使黄宗羲加深了对封建君主制度腐朽没落本质的认识，同时也积累了政治斗争的经验，为下阶段的抗清斗争打下坚实基础。
清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占领南京、杭州后，在钱塘江北面布防。这时浙东地区少数有民族气节的地方官员和绅士自发组织了抗清义军，拥戴鲁王朱以海在绍兴监国，建立了浙东抗清政府。同样性质的抗清政府还有福建的唐王和西南地区的桂王。这时黄宗羲已逃回到家乡，他获知鲁王监国的消息后，毅然变卖家产，购置武器装备，招募姚江儿女，组成义军，奔赴钱塘江南岸，加入鲁王政府的抗清大军。当时北岸清军只有5万人，而且背后的宁镇、杭嘉湖地区还有小股抗清武装骚扰，立足未稳。南岸的政府军加上新加入的义军有10万人，而且义军的斗志高昂，形势明显有利鲁王政府。黄宗羲分析了双方军事形势后建议鲁王主动出击，渡过钱塘江，进军浙西，扩大地盘，同时接纳更多的义军，壮大军事力量。他还指出鲁王政府军的不利因素，认为10万军队集钱塘江南岸，军饷需求大，而地方供给能力有限，不适宜久守。但是那些政府军的将领忙于封官晋爵，热衷权力斗争，无心与清军作战，根本不理睬黄宗羲的建议。不久义军因筹措不到粮饷而逐渐溃散，政府军又因抢掠老百姓的钱粮而失去人民的支持，鲁王政府的军事力量就在内部争执中消耗削弱了。清顺治三年（1646年）六月，清军乘夏季钱塘江水位较低的有利条件，大举渡江，鲁王军队全线崩溃。鲁王带着少数人从海上逃到福建依附唐王。黄宗羲只好带领500余义军退入四明山，在杖锡寺安营扎寨，坚持斗争。不久，他听到鲁王在三门湾海上监国，封他左佥都御史的官职，召他去上任的消息，于是安置好义军后，只身往闽浙沿海地区寻找鲁王。鲁王行朝设在三门湾一条大船上，文武大臣的条件差多了，只能两人合用一条小船。黄宗羲在《鲁王监国》一书中描述当时的艰苦生活：“仓大周身，穴而下，两人侧卧……海泊中最苦于水，清晨洗沐，不过一盏……零丁飘絮，未馨其形容也。”当时行朝实权掌握在几个将领手中，鲁王只是一个傀儡，至于文臣更无足轻重。黄宗羲知道行朝已不可能有所作为，自己也不可能发挥任何作用。这时驻守浙东地区的清帅下令，命地方政府编造那些不肯投降的明朝官员家属名册，将给予严惩。黄宗羲担心母亲、兄弟和妻儿的安危，得到鲁王同意后，回到家乡。
黄宗羲家位于余姚至宁波的驿路边，居宅早已被清军拆毁，一家十几口人寄宿在附近亲戚家中，惩处令下以后，没有人再敢收留他们。黄宗羲回家后，全家人住到老家南面四明山麓的化安山中。黄尊素的衣冠冢下有三间守墓用的小茅屋，这时成为黄氏兄弟十几口人的栖身之处。在这简陋的茅屋里，黄宗羲奋笔写下誓与清军斗争到底的壮丽诗篇：“锋镝牢囚取次过，依旧不废我弦歌。生犹未肯输心去，贫亦其能奈我何。廿两棉絮当破被，三根松木煮空锅。一冬也是堂堂地，岂信人间胜著多。”在这里，他一直与舟山的鲁王政府保持着联系，也曾奉命跟随义军将领冯京弟到日本借兵，还派人把刺探到的情报传送到舟山。为此他多次遭到清政府的画像通缉，由于他的机智和友人的掩护才化险为夷。在与清军的斗争中他始终没有害怕和退缩过，除了竭尽全力支持鲁王政府的抗清斗争外，还一直关注着唐王、桂王政府的抗清斗争。清顺治十年（1653年），鲁王去掉监国称号。康熙元年（1662年），桂王在云南被杀，持续了10多年的武装抗清斗争最终失败，黄宗羲才终止了抗清活动，转入到总结明王朝灭亡教训的深层次思考之中。
清康熙元年（1662年）以后，清王朝的统治已经十分稳固。黄宗羲开始步入耄耋之年，他的主要活动是从事教育、学术研究及指导儿子参加编修明史的工作。
黄宗羲的教育活动一方面是做私塾教书先生，目的是养家糊口，另一方面是作学术讲座，传播学术思想、培养高层次文化人才。他的讲学活动主要在宁绍平原和杭嘉湖地区，邀请他讲学和听讲的人主要是他的友人及其晚辈，另有少数地方官员和慕名而来的文化人。其中绍兴和宁波两地讲学时间最长，成效也最大。他在绍兴证人书院讲学自康熙五年（1666年）至康熙十年（1671年），前后时间长达5年。经过明清之际社会动乱，当时绍兴的文化人都表现出茫然不知所措的思想。黄宗羲向他们指出了“读书论道”的治学方向，启发他们树立文字以外还有大事业的读书理念，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他在宁波讲学自康熙七年（1668年）至康熙十四年（1675年），前后历时7年。宁波听讲的学生主要是抗清志士及他们的后人，由于这些人的特殊身份，因此没有像绍兴证人书院那样的固定讲堂，而是轮流在学生的家、祠堂或寺庙中进行，条件相当简陋，但取得的成绩却是最大的。黄宗羲在宁波讲学时十分强调经世致用思想，这是他从晚明时期教育与实践严重脱离，读书人只会背诵圣人语录，不会处理、应对社会实际问题的恶果中悟出的教育思想。他主张要熟读名人原著，并重视用书本知识去认识社会和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他还主张学习历史以及天文、地理、数学等等，认为只有掌握多种知识，才能成为社会有用的人才。他的治学思想使人耳目一新，受到宁波学人的欢迎。他在宁波讲学时听讲的学生有名可查的达66人之多，培养了一批史学、经学、哲学、文学等方面的人才，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国学术史上著名的清代浙东学派，对浙东，乃至整个清代的文化学术的发展做出重大的贡献。
黄宗羲的著作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涉及领域也很广阔。大体可分成两大类：一类是他编选前人的著作，主要是宋、元、明三代的名人名著及乡人遗著，有10余种，1000多卷，1000万字以上；另一类是他撰写的著作，有100余种，300多卷，300万字以上，内容涉及哲学、经学、史学、文字学、天文地理、历法、数学以及文学、艺术等众多领域。这些著述大多数是在他60岁以后岁月里完成的，其中最大一部文集《明文海》共482卷，参考明各家文集两千余种，前后费时26年，到85岁时才编辑完成。“一年功课复如何，文案已完学案多。岂为声名垂后世，难将岁月浪销磨。”这首诗生动地反映老人沉重的社会责任感和争分夺秒勤于笔耕的精神。为此，他把亲属、子女的婚丧节庆等生活礼仪活动都一概免去。特别是康熙年间，清廷为了笼络汉族地主阶级，三次征召黄宗羲出山，赐予官职，黄宗羲都一一予以推辞。这里固然有民族气节的因素，但主要的还是担心时间被无谓的公务活动浪费掉。惟在编修明史的大事上，他本人没有进京，而派他的门生万斯同、儿子黄百家以普通百姓的身份参与修史工作，并把自己保存的南明史料移交史馆，或让地方官派人抄录给史馆，对万斯同、黄百家的工作予以认真指导，促进明史修编工作。
黄宗羲的宏富巨著中以《明儒学案》和《明夷待访录》两部书著称于世，奠定了他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巨匠的地位。《明儒学案》共60卷，把明代近300年间产生的200多位著名学者论著，按他们生卒年代与各人的学术宗旨进行分类归案，共立为19家学案，每案前先作简要的介绍说明，然后分述案下各学者的生平、主要学术观点及代表作品（节录），这样既阐明学者个人的学术思想，个体间的继承发展关系，同时也揭示了整个学派宗旨的变化轨迹。所以当时就有人称赞该书如大禹导水，脉络分明，经纬灿然。《明儒学案》是我国第一部学术思想专著，它为后人研究明代的思想文化开辟了一条绿色通道，加快了思想文化人才的培养，为繁荣我国的学术文化做出了贡献。《明夷待访录》是一部政治著作，共1卷，分为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等12章。在这部著作中，黄宗羲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封建法制、兵役、土地以及财税等制度都进行了猛烈的揭露和有力地批判，他尖锐地指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批判矛头所指不仅仅是明清两代帝王，而是整个封建制度。接下去他提出了自己的理想社会，其基本前提是“天下为主，君为客”，人民群众是国家主人的国家政治理念，又具体描述了“置相”、“学校”的政治制度和“田制”、“计财”的经济制度。在“置相”章中，黄宗羲认为君臣都是管理国家事务的人，“每日便殿议政，天子南面，宰相、六卿、谏官东西面以次坐。其执事皆用士人。凡章奏进呈，六科给事中主之，给事中以白宰相、宰相以白天子，同议可否”。很明显，这里他已经把封建君臣之间的主奴关系否定了，提出崭新的同事关系，因而在工作上只有先后顺序关系而不是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他主张学校不单纯是为养士而开设，而是国家重大决策需要而设立的政治场所，在这里“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这种学校的性质与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的议会相接近。在经济方面，黄宗羲认为国家要把发展经济放在首位，他主张合理确定税赋，提出“工商皆本”主张，声称“人各有自私，人各有自利”的人个权益问题。这种经济思想既代表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也反映了城市工商业主的要求。专家学者认为黄宗羲的政治、经济思想与近代启蒙主义者的主张几乎如出一辙，《明夷待访录》实为一部民主启蒙主义的纲领性著作。
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黄宗羲病逝于家中。生前他立下遗嘱，死后不用棺椁，不作佛事，死后第二天用一块床板、一条被褥把遗体抬到化安山墓穴。这是老人对封建礼教所作的最后一次斗争。墓在今陆埠镇十五岙村化安山麓，文革时遭破坏，1982年重修，现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明清之际，围绕着明王朝灭亡的教训问题，我国历史上出现过一次短暂的百家争鸣式的思想解放运动。一些先进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对晚明时期的腐朽政治痛心疾首，进行无情地鞭挞和强烈地批判，在这一思想解放运动之中出现了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三位著名的思想家。黄宗羲的民主启蒙思想来源于他伟大的社会实践，是在总结历史经验，反映新兴市民阶层思想、政治要求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一思想代表了时代前进的方向，为促进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鸣锣开道，这是十分珍贵和值得纪念的。
第一章
河姆渡遗址
河姆渡遗址位于余姚市河姆渡镇浪墅桥村（原罗江乡），东距宁波市25公里，西离余姚市24公里，南临姚江，江南岸是连绵起伏的四明山，北接平原，越过平原有一块丘陵，翻过丘陵即是杭州湾。
河姆渡遗址是我国新石器时代的一处重要聚落遗址。它是1973年夏天当地农民兴修水利时发现的，总面积约4万平方米，自下而上叠压着4个文化层，根据C14测定，第四文化层距今约6500～7000年，第三文化层距今约6000～6500年，第二文化层距今约5500～6000年，第一文化层距今约5000～5500年。该遗址于1973年和1977年冬季进行过两次考古发掘，合计面积2630平方米，出土生产工具、生活器具、原始艺术品等文物6700余件，还发现丰富的栽培稻谷和大面积的木建筑遗迹、捕猎的野生动物和家养动物的骨骸、采集的植物果实等遗存，为研究我国远古时代的农业、建筑、制陶、纺织、艺术和东方文明的起源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使传统的中华民族起源一元论受到强烈的冲击，从而在学术界确立中华民族起源多元论的崭新观点。被学术界公认是中国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命名为河姆渡文化。河姆渡文化体现了浓郁的江南水乡的地域特色，它所展示的种种文化现象与后世的江南文化，特别是百越民族文化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在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982年，国务院公布其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6年，被编入中学历史教科书；日本学术界在1979年将其载入《世界考古学事典》，1980年英国出版的《考古学百科全书》也详实介绍了它并配以彩色图片。2001年，被《考古》杂志社组织的由全国100多位考古文博界和史学界著名专家参加的评审委员会列入《中国二十世纪百项重大考古大发现》名录。
第一节 发现和发掘
和世界上许多重大的考古发现一样，河姆渡遗址也是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被发现的。1973年夏天，河姆渡所在地罗江公社政府为了提高抵御旱涝灾害的能力，决定在河姆渡渡口附近，紧靠姚江的小河边建造一座排涝站。为安装大功率水泵，基础需深挖至生土层。该工程于6月下旬开工，要求在7月、8月台风季节之前投入使用，因此工期很紧。6月底一天，罗江公社副主任罗春华到工地检查工程进展情况，发现基础才挖了2米多深，心里很不高兴，于是找来工地负责人查问原因，听说是泥土中混杂着许多骨头、瓦片，比较难挖，很多民工的手脚被划破，也影响了工程的进度。他到现场仔细察看，果然坑壁、坑底的土中有许多东西，旁边墙角处还有一大堆挖出来的木头、破罐和骨骸等，有几个民工还从口袋里摸出一些做工精致的小器物给他看。罗春华马上想到，这是古器，是国家的财产，应该由国家保管，于是立即派人将流散到民工家里的出土物收缴起来送公社保管，又叫工地负责人向县文化站联系。两天后，县文化站干部许金耀来到河姆渡，他立即被这些出土物吸引住了，经过仔细察看，认定这是一处年代久远、埋藏丰富的古人类文化遗址。许金耀是一位有强烈的文物保护意识和高度责任心的同志，他要求工程暂停施工，并返回余姚向中共余姚县委领导和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紧急报告。省文管会接到报告后，并没有引起重视，因为在当时，浙江的史学界有一种“良渚文化（距今5000年左右）不过钱塘江”的传统观念，有的专家认为河姆渡属海相地貌，地质年代很近，而且地势低洼，地理环境差，不适宜古人类居住，不可能有原始社会的文化遗址。但经不住许金耀的再三要求，才通知在河姆渡附近保国寺出差的王士伦去看一看。王士伦看了遗迹、遗物后，发现坑底部分遗物在浙江其他地方未曾出现过，而坑上部有的器物与杭嘉湖地区的马家浜文化器物相类似，他推测河姆渡可能是浙江省境内一处最早的新石器文化遗址。王士伦请求地方政府保护好现场，并挑选了一些标本，当即返回杭州向领导汇报。几天后，省文管会派汪济英等同志来河姆渡进行抢救性发掘和试掘。一个举世瞩目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就这样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被发现了，当时在水利施工现场劳作的民工，包括世代居住在那里的人们恐怕连做梦也不会想到，它竟然是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块里程碑。河姆渡遗址的发现震惊了考古学界，震惊了史学界。
历史上，河姆渡遗址也曾有过几次被揭露的机会。抗日战争时期，在今天第一次考古发掘现场，即4万平方米范围之内的地方，曾挖过一条战壕；20世纪50年代，姚江北岸修筑土塘时，在遗址上取过土，排涝站里侧的小河就是那时挖掘的；20世纪60年代，一条宽3米、深3米、长80米的水渠东西向贯穿了遗址。这几个工程中都会有文物出土，但因当时人们没有认识到它的价值而与之失之交臂。如今，终于揭开了它尘封已久的面纱，让7000年前的地下村落重见天日。河姆渡遗址的发现，不仅为专家、学者研究远古时代的生态环境、地理、地质、农业、手工业、原始艺术等学科提供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还为向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优秀的教材。罗春华、许金耀、王士伦等同志发现河姆渡遗址的事迹将永远为后人所传扬。
河姆渡遗址发现以后，在1973年和1977年，由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浙江省博物馆对其进行过两次科学发掘，共揭露面积2630平方米。考虑到河姆渡海拔较低，地下水位高，两次发掘都选择在少雨干燥的冬季进行。
第一次发掘选址原渡头自然村北的晒谷场位置，从1973年11月4日开始至1974年1月10日结束，历时71天，共布5米×3米探沟6条和5米×5米探方28个，其中南面有些探方内的文化层已被姚江改道时冲刷掉，因此实际揭露面积630平方米，出土骨、石、木、陶质等各类文物1600多件，还有丰富的稻谷堆积层和大片木建筑遗迹，以及大量的动植物遗存。余姚市（当时为余姚县）为做好本次发掘工作，成立了河姆渡遗址第一次考古发掘领导小组，对发掘有关的事宜作了周密的部署。
第二次发掘选址于第一次发掘区北20米的稻田上，从1977年10月8日开始至1978年1月28日结束，历时112天，共布10米×10米探方20个，揭露面积2000平方米，出土骨、石、木、陶质等各类文物达4700多件，其中许多器物是第一次发掘时没有见到的。发现墓葬27座，灰坑28个，又发现大面积的稻谷堆积层和大片木建筑遗迹，以及大量的动植物遗存。为了有组织地抓好第二次考古发掘工作，协调发掘工作中各方面的关系，宁波地区成立了由中共宁波地委常委陈布衣同志任组长的河姆渡遗址发掘领导小组。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严文明先生亲临现场指导发掘，古建筑专家杨鸿勋先生、南京大学地质系刘泽纯先生到现场分析木结构房屋遗迹和地质情况。
两次考古发掘，发现了大批重要的遗物和遗迹，在6700多件（整理过程中又增补了300余件）编号文物中，有不少是罕见的珍品。河姆渡遗址犹如一座藏品极为丰富的地下博物馆，形象地展示了南方远古先民生产、生活的情景。它的发现和发掘，无论对史学界还是考古界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尤其是改变了长期以来认为中华民族远古文化仅起源于黄河流域的传统一元论观点，雄辩地证明了长江流域也有灿烂的史前文化，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
第二节 地层堆积
河姆渡遗址有4个相互叠压的文化层，文化堆积厚度4米左右，两次考古发掘中，除个别探方被现代水渠等打破之外，其余皆保存完好。各文化层的土色、土质都清晰可辨，出土遗物也明显有别。根据《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和《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主要收获》介绍，该遗址的地层堆积情况，自上而下分别为：
（1）耕土层。土质松软的灰黑色土，厚10～98厘米。
（2）冲积层。土质纯净的黄褐色土，厚0～100厘米。
（3）第一文化层。土质坚硬的黄褐色灰土，厚0～106厘米。发现11座墓葬，3个灰坑和坩锅状柱础，主要出土文物有石器和陶器两大类。石器有斧、锛、凿、钺等。陶器按质料分主要有夹砂红陶、泥质红陶、泥质灰陶等陶系。主要器形有釜、鼎、甑、罐、豆、盆、盘、钵、杯、支脚和器盖等。在文化层底部还发现大量呈颗粒状的红烧土块。
（4）第二文化层。又可分为两个亚层，每层堆积都比较薄。
A层。土质坚硬的黄绿色土，厚0～30厘米。由西向东逐渐减薄，出土陶片甚少。陶器以夹砂红陶居多，少量夹炭红衣陶和泥质黑陶。器形主要有釜、鼎、豆、罐、盆和支脚等。
B层。青灰色粘土。发现墓葬3座，还有零星柱洞、垫板、灰坑6个，第一次考古发掘时，还发现木构水井一座。出土的陶系主要有夹砂灰陶、夹炭灰陶和泥质黑陶等。主要器形有釜、鼎、豆、罐、盆等，另外还发现陶盉、异形鬶、石锛、石刀、石蝶形器、骨耜、木耜等。
（5）第三文化层。堆积较厚，出土遗迹、遗物较丰富，是仅次于第四文化层的重要地层，又可分为三个亚层。
A层。黑色粘土，堆积较薄，厚0～50厘米。出土遗物有骨、石、木、陶器。陶系有夹砂灰陶、夹砂红陶、泥质红陶和泥质黑陶，几乎没有完整器和复原器，可辨器形仅有釜、豆、罐。
B层。土质松软的砂质灰土，堆积厚度10～30厘米。发现有木柱、木板、木桩及木板桩等建筑构件，灰坑7个，墓葬7座。出土遗物丰富，骨、石、木、陶器均有。陶系以夹砂灰陶为主，还有夹炭黑陶和泥质红陶。主要器形有釜、罐、钵、豆、盆、盘、灶、甑、器盖、釜支架、小陶器、纺轮和陶塑制品。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发现了象牙蝶形器和木胎漆碗。
C层。土质略硬的绿色砂土，厚0～60厘米。除发现2个灰坑外，其他遗迹、遗物发现甚少。
（6）第四文化层。为河姆渡遗址的主要堆积层，堆积最厚，内涵也最丰富，遗迹、遗物的保存状况也最好，它又可以分为两个亚层。
A层。土质松软的黑褐色土，厚42～106厘米。发现大面积稻谷、谷壳、稻秆、稻叶及木屑等构成的稻谷堆积层，及大量木构件和建筑遗迹、5个灰坑和不胜细数的动物骨骸与大量保存新鲜的橡子、菱角、酸枣等植物果实，还发现大大小小的苇编。出土的遗物很多，有骨、石、木、陶制成的生产工具、生活器具等，绝大多数为废残品。陶器以夹炭黑陶为主，夹砂黑陶次之。石器以小型石斧、石锛为多见。骨器以骨耜、骨哨为典型。在居址内，还发现一件陶釜、两件陶罐，釜罐内各有一具婴儿骨架。
B层。土质松散的灰褐色土，厚16～90厘米，发现鳞次栉比的木排桩和地龙骨，大部分出土物与上层雷同。新发现少量彩陶片，带藤条捆扎木柄的骨耜和木筒等。
（7）生土层。浅蓝色海相亚粘土沉积层，含有海洋性微生物化石。
第二文化层下青灰色粘土，经现场观察为流塑状淤泥土，自西向东逐渐增厚，最厚处达65厘米。说明第三文化层以后和第二文化层形成以前的一段时间内，这里曾发生过严重的自然灾害。对于灾害的性质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在附录中有专门的论述（见“附录四河姆渡文化兴衰与水环境关系的研究”）。
第三节 文化遗存
一、稻谷
河姆渡遗址两次考古发掘中，在绝大多数探方的第四文化层上部普遍发现了稻谷、稻秆、稻叶和木屑、苇编构成的稻谷堆积层，平均堆积厚度达20～50厘米，最厚处超过100厘米。更令人惊奇的是，刚出土时稻谷外形完好，色泽金黄，有的稻谷甚至连谷壳上的隆脉、稃毛及芸尖等仍清晰可辨。撷取的稻谷经检测每千粒重为14～22克，已接近现代栽培水稻的粒重，但很不平衡，这是粗放生产造成的，是原始稻作农业的特征。这些稻谷经农史学家多次抽样鉴定认为是人工栽培水稻，而且已有粳、籼之分，以籼为主，是一个类粳、类籼及中间型等各种粒型的亚洲栽培稻属杂合群体。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稻谷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在世界考古发掘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它不仅为研究我国稻作农业的起源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纠正了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有粳无籼”的说法，而且有力地证明了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栽培水稻的国家之一。
二、建筑遗迹
河姆渡遗址两次大规模考古发掘，除第一文化层外，在第二、第三、第四文化层都发现了木建筑遗迹，其中尤以第四文化层最为密集和壮观。在发掘区随处可见密密麻麻的木桩和纵横交错的木构件，总数达数千件以上。以第四文化层为例，主要木构件有：
（1）木桩。可分为方桩、圆桩和板桩。方桩一般起承重作用，径大15厘米×18厘米左右，入土深100～115厘米，地面高约100厘米，桩距较大。圆桩起维护作用，径大3～8厘米，入土深30～50厘米，地面高相同。板桩宽15～30厘米，厚3～5厘米，入土更浅。所有的桩木底部都削尖，打入地下。
（2）圆木。有长、短两种，短的仅100～200厘米，长的200～500厘米，少数在500厘米以上，是地梁或屋梁。
（3）地板。厚5～10厘米，长80～100厘米。
（4）柱子。截取树木主干而成，有的柱头上还保留着大丫叉，是为搁置屋梁而预留的。柱子径大10～15厘米，长100～200厘米，其中59号构件长达263厘米。
考古学家和古建筑专家经过对遗迹和木构件的分析后认为，河姆渡的房屋是以一排排桩木为支架，上面架设大小梁承托地板，构成高于地面的架空基座，再于其上立柱、架梁、盖顶的干栏式建筑。对于建筑的立柱方法，学术界还有争议。河姆渡文化鲻山遗址的建筑遗存显示，当时立柱很可能采用与承重桩捆绑的方法，柱下辅以垫板。
河姆渡遗址发掘时共发现29排木桩，分析至少有6栋以上建筑。根据多数排桩的排列与走向分析，当时的房屋基本呈西北——东南走向，并以遗址西南的小山为圆心。呈扇形布置，体现氏族成员的同心凝聚作用。从单体看，当时普遍采用连间长房子形式，其中最长一栋房屋面宽达23米以上，进深7米，房屋后檐还有宽1米左右的走廊过道，过道外边设直棂木栏杆。这栋房子可能是一个家属的住宅，以适应共同劳动、平均分配的氏族制度的需要。建筑的门开在山墙上，朝向为南偏东5°～10°。它在冬天能够最大限度利用阳光取暖，夏季则起到遮阳避光作用，因此被现代人继承。河姆渡时期的房屋布局合理，设计科学，充分利用自然条件，使之有利人类的生活和居住。
河姆渡遗址出土木构件中，还有上百件带榫卯的木构件，全为垂直相交的榫卯。榫头的主要类型有梁头榫、柱头榫、柱脚榫、燕尾榫、双凸榫、双叉榫等。其中有两件木构件榫头的面积与该木料截面积之比为1∶4，符合受力要求，被后世称为“经验截面”而沿用至今。另有一件带销钉孔的榫，用以安插销钉，可防止构件受拉后脱榫。卯孔主要见于较粗壮的木柱等构件上。除此之外，一块残长79厘米、宽17厘米、厚5厘米的木板上，两侧各凿出一道宽1～2.5厘米、深2.3厘米的企口，可用以插入砍削成梯形截面的木板，是当时密接拼板工艺的实证。榫卯结合与启口拼接的应用，为更复杂的木构建筑奠定了基础。
总之，河姆渡文化干栏式建筑，是河姆渡人为适应当时潮湿多雨的自然环境而创造的，它出现以后一直受到人们的欢迎，成为江南地区的传统民居之一，时至今天，在我国的西南地区和东南亚各国还能够见到它。
三、人体遗骸
河姆渡遗址两次考古发掘的地点都在居住区，没有发现氏族公共墓地，只发现了27座零星墓葬，其中第三文化层13座，第二文化层3座，第一文化层11座，除3座为二人合葬墓之外，其余均为单人墓。这些零星墓葬出土的骨架大多保存状况较差，完整或较完整的仅有13具，其余墓葬中有的骨架已朽，有的仅可辨认骨架轮廓或仅见上半身。1978年3月，第二次考古发掘结束后，人类学家韩康信、潘其风先生曾到发掘现场，对13具保存较好的人骨架进行测量、鉴定，根据头部骨缝愈合情况、牙齿萌生和磨损程度以及骨骺的形状特征等，对他们的年龄、性别、体形、人种作出认定，结果表明，绝大多数为未成年的儿童，共9具，成年人仅4具，其中编号M23、M17的头骨保存比较完整，鉴定主要围绕他们展开。
（1）年龄。M23出自第三文化层，头骨硕大，前额接近阔额型，颧骨宽而外突，下颌厚大，男性特征明显。头部骨缝都已缝合，第二、第三臼齿磨蚀度为二级强。根据现代人头骨愈合和臼齿磨蚀度推算，年龄在30岁左右。M17也出自第三文化层，头骨前额膨突，枕外隆凸缺乏，下颌枝内翻，尖形颏，特征显示为接近成年女性。头部骨缝部分愈合，第一、第二臼齿磨蚀度二级，第三臼齿尚在齿槽中，据此推测年龄为13～15岁。在原始社会，妇女15岁已进入生育年龄，由于下肢缺失，是否难产而死不得而知，但这样的话，她的骨骸不会缺失，因为爱护妇女、儿童是人类的天性。综合以上因素，M17的年龄为14岁比较合适。
（2）身高。按照遗骸主要骨骼长度，用我国现代人身长特征，可以换算出身高。M23股骨长45厘米，胫骨长37.2厘米，身高为169.3～170.4厘米。M17的下肢骨缺失，根据其他成年女性的下肢骨，推算河姆渡妇女身高为157.5～158.6厘米。
（3）人种。M23、M17颧骨较高和宽，铲形门齿，与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居民相同，显示蒙古人种的特征。而鼻骨低平、凹形鼻梁、低矮的眼眶，与我国南方新石器时代居民更为接近，带有现代太平洋尼格罗人种的特点。所以应为南方蒙古人种。
（4）容貌。M23、M17额顶圆满，颅腔很大，面骨只占头骨的1/3，具有现代人的面相。俩人眉脊扁平，吻部退缩，下颌伸长前突，与旧石器时代北京人相距已远，而更多了现代人的特征。M23的脑容量达1692毫升，进入现代人1400～2000毫升的范围以内，他的智力已接近或达到现代人的水平。
根据鉴定结果，我们可以描绘出河姆渡人的形体容貌：他们身高约157～170厘米，在黄种人中属中等个子。身子挺直，四肢强健，身材匀称；他们生有长形面孔，前额宽广前突，眼眶较低，鼻子扁平，嘴唇微翘，露出两颗大门齿。如果穿上现代人的服装，很容易认为他们是广东、广西和东南亚一带的居民。
四、动物遗骸
河姆渡遗址两次考古发掘中，均发现不计其数的动物遗骸，一般都比较破碎，特别是在第四和第三两个文化层中尤为丰富，几乎遍及整个发掘区。动物标本数量之多，种属之丰富是国内其他新石器时代遗址无法与之相比的。根据采集的动物标本，经专家详细鉴定共有61个属种，其中脊椎动物有58种，无脊椎动物仅3种。
（1）脊椎动物。
1）鱼类，真鲨、鲟、鲤、鲫鱼、鳙、鲇、黄颡鱼、鲻鱼、灰裸顶鲷、乌鳢。
2）爬行类，海龟、陆龟、黄缘闭壳龟、乌龟、中华鳖、中华鳄相似种。
3）鸟类，鹈鹕、鸬鹚、鹭、鹤、鸭、雁、鸦科、鹰科。
4）哺乳类，丝面猴、猕猴、穿山甲、黑鼠、豪猪、鲸、狗、貂豺、黑熊、青鼬、黄鼬、猪獾、普通水獭、江獭、大灵猫、小灵猫、花面狸、食蟹獴、虎、豹猫、亚洲象、苏门犀、爪哇犀、家猪、野猪、大角麂、小麂相似种、水鹿、梅花鹿、四不像鹿、獐、圣水牛、苏门羚。
（2）无脊椎动物。无齿蚌、方形环棱螺、锯缘青蟹。
上面的动物群中有大量的水生动物，有较多的水陆两栖类动物，还有食草的偶蹄动物和生活在深山密林中的猛兽，它向我们描绘了远古时代河姆渡的地理环境，那时河姆渡附近有大片的湖泊、沼泽，广阔的草地、丘陵和连绵起伏的崇山峻岭。而真鲨、裸顶鲷、锯缘青蟹的出现，则说明当时离海还很近。通过动物个体的分析，还反映了河姆渡先民的食谱和饮食习俗。出土动物遗骸中，数量最多的是鱼，其次是爬行类动物，因为这两种动物都比较容易捕捉，而且对人几乎没有什么危险，它们是河姆渡人肉食蛋白的主要来源。禽鸟类和哺乳类动物很难捕捉，特别是老虎、熊、犀牛、大象等大型偶蹄类动物还会伤害人，有很大的危险，所以出土的遗骸仅个别而已。河姆渡先民花大力气捕猎它们主要还是获取骨骼，制作生产工具的需要。这样，性情温和的鹿类动物成为河姆渡人捕猎的重要目标，据不完全统计，出土的鹿类动物的下颌骨标本达700多个，角也有1400多件。哺乳类动物的遗骸第二位要数家猪了，它们之中极大多数是幼年猪，这一方面说明河姆渡人的家畜饲养已较发展，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们养猪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食肉。
据当年参加考古发掘的专家回忆，河姆渡遗址发掘时，发现一些陶釜中还留有龟、鳖和鱼，说明它们是煮熟后吃的，熟食使人能够更好地消化吸收食物，有利健康发育。河姆渡人几乎是敲骨吸髓地食用兽肉的，但是狗头骨却基本保持完整，狗会帮助人类看家、打猎，河姆渡人不忍心打碎狗的头骨，对它们有怜悯之心。而猴头骨的打破方式又与其他动物不同，像是有意识地从头顶小心凿开的，推测河姆渡人已有吃猴脑的习俗。
五、植物遗存
河姆渡遗址的植物遗存和动物遗存一样，种类丰富，保存完好，数量较多。除稻谷外，橡子、芡实、菱角、酸枣等植物果实都是大堆大堆地出土，还有各种树叶、葫芦（皮、籽）、薏仁、芦苇等。另外，通过地层泥土中孢子花粉取样分析，又发现60余种植物。二者结合起来，可基本复原河姆渡时期的植被情况。
主要木本植物有：栎属、栲属、台湾枫香、松属、鹅耳枥、苦楝、青冈、槭树、漆树、桦木、蕈、枫杨、桑科、樟科、木樨科、榆属、柳、山毛榉、山桃。草本植物中，禾本科占大多数，其他还有：莎草科、蒿属、藜科、葳岩仙、葫芦科、蓼属、茜草、香蒲、眼子菜、莲属、菱角、水龙骨科、伞形科。蕨类植物较少，主要有：海金沙、阴石蕨、带状瓶尔小草、叶星蕨、肉质伏石蕨等。
植被情况进一步印证了动物群所显示的河姆渡古地理，而且孢粉图谱中各类植物的彼消此长的变化，告诉人们，在河姆渡文化漫长的2000年发展过程中，河姆渡的古气候、古水文呈规律性的演变，总的趋向凉爽和湿润。
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孢粉中大量出现台湾枫香、青冈、赤皮椆、细叶香桂、牛筋树、苦楝等众多亚热带常绿落叶阔叶林和柳叶海金沙、带状瓶尔小草、叶星蕨等热带、亚热带蕨类植物，今天在海南岛和广东、广西、云南南部仍然有较多的分布，说明其时河姆渡的气温比较湿润暖和，平均气温比现在高2～3℃C，冬天比现在高10℃C左右。第三文化层孢粉中，水生植物和湿地植物花粉减少，耐旱的榆、松等木本及草本植物增加，说明当时气候虽然温暖，但较为干旱。第二文化层时，喜温暖的枫香、蕈等花粉消失，水生植物大量出现，可透视出当时气温有所下降，森林面积缩小。至第一文化层时，从松、柳及蒿的增加，反映当时气候温凉、湿润，气温比上期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第一文化层孢粉分析显示的气温，与现在气温相同，整个孢粉图谱显示了全新世海进海退过程中，气温从高到低的演变过程。而水生植物菖蒲在图谱中呈现波浪状曲线，反映河姆渡遗址形成后明显的水域扩张至少有四次：第一次在第四文化层中期，菖蒲含量从5％增加到17％；第二次在第三文化层末期，菖蒲从13％增加到20％；第三次在第二文化层中期，菖蒲从2％增加到15％；第四次在第一文化层中期，菖蒲从7％猛增至21％。菖蒲跳跃式增高，这是水域扩展、洪涝灾害持续不息的结果。从时间上推算，每隔800年左右河姆渡一带有一次较大的洪涝灾害，中间每间隔400年左右就有一次中等规模的洪涝灾害。这种时间持续较长的洪涝灾害不但对河姆渡文化带来深刻影响，而且，最终导致河姆渡文化在这一地区消失。河姆渡洪涝灾害带有规律性的周期变化，与竺可桢在《五千年来我国气候变化》中推算的气候变异周期律相同，它警示我们在当今城市化建设中，必须增强防灾、抗灾的意识，以保证城市化建设的成果。
第四节 主要器物
一、陶器
河姆渡遗址是我国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陶器复原率最高的遗址之一，两次考古发掘，共出土陶片达40万件之多，完整的和可复原的陶器占总出土器物的1/6左右，已获得完整器和复原器1221件。如此众多的实物标本，为我们认识和研究河姆渡时期的陶器特点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出土陶器中最具特色的是早期的夹炭黑陶，这是河姆渡先民在陶土中有意识地搀入炭化的植物茎叶和稻壳，主要是为了减少陶土的粘性与干燥收缩和烧成收缩而引起的开裂。而且，烧制这些陶器的时候，温度较低，一般只有800～850℃C之间，再加上还原时缺氧，所以烧成的陶器几乎皆呈现黑色。到了中期即第三文化层阶段，夹炭黑陶的数量下降，而夹砂陶急剧增加，尤其是夹砂灰陶占为主导地位。这时的陶器表面大多已经打磨处理而显得光滑，器形渐趋规整。晚期，即第一、第二文化层阶段，以夹砂红陶为主，还新增了泥质黑皮陶，陶器造型都较规整匀称，圆度较好，器壁厚薄适中。其弧度自上而下有较为一致的中心轴，这是慢修整或慢轮制陶的结果。这时期的陶器烧成温度也有所提高，达到950～1000℃C之间，反映制陶技术的进步。陶器的种类主要有釜、罐、盆、盘、钵、豆、盉、鼎等，按使用功能可以分为炊煮器、饮食器、储存器、水器或酒器。
（1）釜。炊器，300多件，有的釜外底还带着烟火痕迹，有的内底还残留炭化饭粒，炊器的功能明显。根据陶釜口沿变化的特点，基本可分为敞口、折敛口、直口三大类。高17～25厘米，口径12～23厘米，其中敞口釜的口径最大达28.5厘米。不同文化期的陶釜器形特征比较鲜明，是河姆渡文化分期的指示器。
（2）钵。盛食器，350多件，可分为圆角方口形和圆角长方形两大类，又以单把敛口钵为最常见。口径一般为6～10厘米，高6～8厘米。
（3）盘。盛食器，近200件，径大15～25厘米，高3～5厘米。
（4）豆。盛食器，俗称高脚盆子，复原数量不多，共25件。口径约20厘米，高10厘米左右。
（5）罐。储存器，130多件。主要器形有双耳罐、单耳罐、四系罐和小平肩罐，其中双耳罐与四系罐除储存功能之外，尚有汲水的功能。口径15～20厘米，高12～20厘米。
（6）盆。在储存器中所占比例不大，50多件。器形多为大口斜腹而平底。尤以口微敞口居多，折敛口较少。口径20～30厘米，高10厘米左右。
（7）盉。数量较少，仅几件，始见于第三文化层。前有冲天管状嘴，后为喇叭口，中以扁平的半环耳连结，圆腹如垂囊，小平底，形如蹲鸟，通高约15厘米。器表打磨光滑，红陶衣，是河姆渡遗址陶器中主要的水器（或酒器）。
（8）陶灶。形似簸箕，出土数量不多，复原器仅1件。内壁底和两翼有3个乳钉状足，为安放釜而设置。
（9）甑。斜壁、平底、圆口，底钻蜂窝状孔，出土仅几件。
（10）陶纺轮。177件。器形不很规整。多素面，少数有刻划、锥刺等纹饰。按外形看，可分扁平圆形、梯形、“凸”字形、“工”字形、算珠形和半个橄榄球形6种。其中扁平圆形纺轮占了绝大多数，并且纹饰也多见于这种纺轮上。这种纺轮最大直径达8厘米，而最小直径却只有2.5厘米。据说纺轮的大小与轻重对纺出的纱线粗细有关。
二、石器
河姆渡遗址石器的数量和种类都不算丰富，与同时期其他的遗址相比，显得滞后，出土共874件，仅为骨器的1/4。按功能分，主要是生产工具和装饰品两大类。生产工具有斧、锛、凿三种，器形较小，磨制不精，尚留有不少打击和琢制的痕迹。大多属于砍伐树木和加工木构件的工具，有的也可作农业工具或加工骨、木器之用。
（1）石斧。276件，长7.2～8.6厘米，最长10厘米，宽4.3～5.5厘米，厚2～3厘米。所占数量最多，体形扁薄，双面刃往往不对称，但很锋利，形状有弧刃、平刃等。柄部正面常见有锤击剁琢的痕迹，有的稍磨制成弧状，顶端有的也可见麻点状琢制痕迹。石斧有梯形扁薄宽刃和长方形弧刃2种，前者平面呈梯形，器身扁而短，刃部多有崩损现象，这是河姆渡最具特色的石斧。
（2）石锛。117件，长4.1～6.5厘米，宽1.6～2.8厘米，厚1～1.6厘米，平面呈梯形和长条形，数量不多，器形较小，单面刃。
（3）石凿。102件，器形稍长，厚重，弧背单面刃，也有作双面刃的，制作较精。有长条形石凿和柄呈圆柱状的石凿等，数量均不多。
晚期的石器质料较软，大多通体磨光。器形也较大而规整，并新出现了穿孔石刀等，石器种类有所增加，器形也较大。尤其以长条形石锛和宽扁形弧刃穿孔石钺最为典型。弥足珍贵的是第二次考古发掘中曾出土了2件角质器柄和数件木质斧柄，分别截取鹿角的分叉部位和分叉的树枝部位制作而成，较细的长叉作手柄，粗壮的短叉作头部，用来捆绑或安装石斧、石锛，制作成为一件复合工具。器柄的使用延长了人的手臂，提高了劳动效率。
其他石器还有：砺石63件，有很深的磨制凹槽，用来磨制骨角器；马鞍形石块和石球，可能是加工谷物和硬壳果实的工具，用来脱壳。
三、骨器
利用动物骨骸和角制作相应的器物，是河姆渡文化的又一特征，它是河姆渡先民的主要生产工具，两次考古发掘出土的骨器有3000多件，占出土文物的45％以上。骨器在河姆渡人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堪称石器时代的“骨器世界”。比较突出的有骨耜、骨镞、骨凿、骨锥、骨针、骨哨、骨管状针等，尤以骨耜、骨哨、管状针最引人注目。
（1）骨耜。170多件。骨料多数取材于大、中型哺乳类动物的肩胛骨。骨耜外形基本保持原骨的自然形状，其上端厚而窄，下端刃部薄而宽，长19～28厘米，刃宽7～11厘米。上端两侧略加修整，顶端也略作加工削平。骨面正中有一道竖向浅槽，浅槽下端呈圆舌形，其两侧有两个平行的长方孔，上端有一横穿方銎。这些孔的边沿都留有明显的凿、琢痕迹，是为了使竖向木柄安装得更加牢固而设计的。骨耜因长期使用而磨蚀，通体光滑，有的刃部因长久与土壤磨擦而残缺或形成双叉、三叉式。这是一种很具特色的农业生产工具。
（2）骨镞。1700多件。取材于大、中型兽类管状骨，剖开成条加工制成，有些骨镞上还能看到骨髓腔，长4～10厘米，径大0.5～1.0厘米。依箭头外形可分柳叶形、斜铤形和圆铤形三类，柳叶形镞数量居各镞之首。柳叶形镞平面呈柳叶形而得名，锋和铤分化不明显，部分箭锋特别尖细如针尖。推测安杆的方法是将镞的后端插入箭杆，可能还加捆绑。
（3）骨哨。160多件。可能取材于同雁、鸭大小的禽鸟类肢骨中段制成。骨哨一般长6～10厘米，管径0.4～1.5厘米，以两端各一孔者最多，单孔和3、4孔者少见。其中有件骨哨的哨腔中还插有一根骨棒，推测在吹奏时移动骨棒使骨哨发出各种不同音律以诱捕飞禽走兽。因此，骨哨是一种狩猎工具，也可作乐器用。
（4）骨凿。250多件。大多数取材于大、中型兽类管状骨剖制的骨条和尺骨经过加工磨出刃部制成的。长10～21厘米，宽1～1.7厘米。一般都在凿的尖端加工成双面刃。有的整体呈三角形，刃端锋利。有少数凿利用鹿角尖稍加错磨而成。
（5）骨锥。170多件。利用大、中型动物的管状骨剖成的骨条、鹿角尖和猪的獠牙为原料磨制加工而成，长8～19厘米。锥尖磨制锋利，后端握手部分作较多的刻削修整。
（6）管状针。40多件。取材于鸟类肢骨，主要是桡骨制成，因为它的骨腔很大，适宜制作管状针。有的后端一侧钻有穿线孔，前端一侧磨成斜向针尖。
（7）骨针。90多件。取材于骨质较坚硬的管状骨加工精磨制作而成，针眼处稍宽扁，针尖锋利，一般针长6～13厘米，最长的达15.7厘米，径大约
0.4厘米，孔径0.15厘米，形似钢针。
（8）骨匕。60多件。长19～25厘米，最长的达41.7厘米，宽2.5～3.1厘米，厚约0.4厘米。取材于大型兽类的肋骨，取其一段，剖成两半，将剖开的内面磨光制作而成。通体光洁，弧曲，前端多呈舌形，后端多平齐并钻有一个小圆孔。骨匕可分有柄和无柄两种。无柄匕系用肋骨对剖而成，前端呈弧形，特别光滑。
除此之外，还有骨梭形器、骨鱼镖、骨镰等，数量很少。
四、木器
共300多件。大多出土于第四文化层，这在其他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是十分少见的。它的发现为研究木质生产工具在新石器时代较早阶段的现状提供了许多不可多得的新鲜资料，说明距今7000年前，木器已被广泛用于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木器制作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1）木铲。2件。长16厘米，宽5.3厘米，厚1.5厘米。用整块硬木料加工制作而成。两侧边沿及刃部薄、中间厚，后端有一近方形的断残柄部。
（2）木斧柄。5件。树杈加工而成。长杈为斧柄，短杈为柄前端，前端下面作凸字形榫，榫左右两侧有一个较宽的平面，这是为了便于与石斧平面紧贴而有意加工的，然后将石斧用藤条或绳索牢牢捆扎在“凸”字形榫上。同期出土木板或木桩的斜向劈砍平面，应是此类有柄石斧的加工痕迹。
（3）木锛柄。12件。树杈做成，长杈作锛柄，短杈为柄的前端，前端上方保持原木自然形态，下端前方有长而宽的平面，以与石锛背部平面相结合，便于捆绑。同期出土的木构件上显示的一个个弧凹的痕迹就是这类有柄石锛加工痕迹。
（4)T字形器柄。24件。大部分以硬木为材料，并多有火烧痕迹，可惜多数已破。少量器柄捉手部位均有刻划花纹。它们可能是用来安装骨耜的。
（5）木矛（镞）。42件。长约20厘米，宽2厘米。硬木精磨制成，器身修长，矛锋锐利，器身后段作圆柱铤并刻有凹口，可能是为了便于绑扎。有些可能是木镞。
（6）木桨。8件。硬木，系用整块木料加工制作，柄部多作圆形，也有少数方形把，这可能是粗坯。桨叶多呈柳叶形，制作精致。其中一件木桨，系用整块硬木加工细磨制成，柄部圆形，已断残，桨叶呈柳叶状，较薄。柄下端阴刻直线与斜线组成的图案。
（7）木杵。2件。硬木制作而成，断面略呈圆形，杵头粗大，长92厘米，杵头径大8.3厘米，柄粗5厘米，当是谷物脱壳工具。
其他还有纺织用的木齿状器、木机刀、木卷布棍、木经轴、木纺轮、圆木棒、尖头小木棒、木匕等。
五、原始艺术品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原始艺术品不仅数量大，而且题材广，造型独特，内容也丰富多彩。制作技法更是采用划画、压印、拍印、戳印、浮雕、钻刻、堆塑、捏塑等多种手段，主要表现在象牙雕刻、陶器纹饰上面，尤其是一些象牙雕刻器，线条流畅，造型美观，令人叹为观止。
（1）象牙雕刻艺术。
1）蝶形器。8件。以扁平的象牙片磨制而成，因形同平展的蝴蝶而命名。蝶形器正面皆磨制光滑，阴刻对称图案，背面略显粗糙，背部中间竖刻2道间隔2～4厘米的突脊，形成纵向的凹槽，凹槽两侧有横脊及小孔，以便绑扎嵌入凹槽的器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件“双鸟朝阳”纹象牙蝶形器，长16.6厘米，宽5.9厘米，厚1.1厘米，上半部残缺，底端也稍残，正面中间以5个大小不等的同心圆构成太阳纹，外圆上端刻有熊熊的火焰纹，象征太阳的光芒，两侧各有一只引昂勾喙的鸷鸟拥载太阳，器物边缘还锥刻羽状纹。整件器物图像布局严谨、雕刻技术娴熟、形象逼真传神、寓意耐人寻味，是河姆渡原始艺术的精品。
2）鸟形圆雕。4件。其中有一件完整器长15.8厘米，宽3.4厘米，厚0.8厘米，柄端雕出俯首的鸟头，圆目勾喙，似鹰类猛禽，中间为鸟身和翅膀，背面平整，阴刻短直线和斜线组成的图案，两侧也有斜线和弯月形短线，羽毛感强烈。腹部较厚，有横向突脊，其上有透孔，作穿绳佩挂之用。尾部扁长，占全身的2/3，略成圆弧。器物表现了猛禽静止形态，造型美观，制作精细，同样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
象牙质地细密、色调柔和，在古代历来被视作上等的工艺材料。但象牙硬度高、韧性大，雕刻难度可想而知。河姆渡人能在遥远的六七千年前，创作出如此精湛的艺术品，令人惊叹不已。
（2）陶器刻画作品。刻画在陶器口沿和腹部。线条苍劲古朴、粗犷有力，既有形象的写实图像，又有抽象的写意作品，内容大多包括自然界的太阳、月亮、花草树木、鱼鸟虫兽等，画面简洁舒展，风格朴实而又生机盎然，既反映了河姆渡先民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的美好情感，也折射出河姆渡先民期望风调雨顺、农业丰收的由衷祝愿。代表作品有鱼藻纹陶盆、稻穗纹陶盆、猪纹陶钵、五叶纹陶块、刻花纺轮等。这些刻画艺术品的陶器出土时基本完整，即使是碎片，也是原地压碎，可以拼复完整，说明河姆渡先民对它们特别珍重。
（3）人体装饰品。有璜、管、珠、环、饼等。珠、环等饰品大多用玉和莹石制成，这些材料一般采自四明山腹地的芝岭。玉和莹石多呈半透明，在阳光下闪烁着淡绿的光彩，晶莹美丽。还有一些以兽类的獠牙或犬牙、鱼类的脊椎骨制成的装饰品。这些装饰品大多钻有小孔，贯穿起来组成串饰，无论挂在脖子上、手腕上还是腰间、脚踝上，既是装饰品，又可显示捕猎者的刚毅和勇敢。
此外，遗址还发现刻有美丽精巧的几何形图案的骨笄，这也是当时审美意识的体现，并为我们了解河姆渡人的发式提供了珍贵的物证。
第五节 河姆渡遗址博物馆
河姆渡遗址博物馆位于遗址西侧，占地面积16000平方米，由6幢单体建筑构成，呈品字形布局，单体之间用连廊相接。地面上高1.5米的465根桩柱悬空托起建筑地坪，人字形坡屋顶上装饰5～7组交错构件，象征河姆渡先民高超的木作技术。序厅高16.5米，其中屋脊高3.5米，宽1米，长40米，斜跨于正方体建筑的对角柱上，屋脊与两侧三角形斜屋面组合，造型犹如一只振翅翱翔的大鸟，表现河姆渡先民敬鸟爱鸟的习俗。整座建筑古朴、野趣、别致，突显河姆渡文化干栏式建筑特色。
1993年5月12日，河姆渡遗址博物馆落成开放，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题写了“河姆渡遗址博物馆”馆名。
遗址现场展示部分占地面积23000平方米，主要内容是重建2630平方米发掘现场，着重展示第四层建筑遗迹和第二层水井遗迹，在姚江边复原5幢干栏式建筑，总面积1050平方米，室内外布置河姆渡先民的生产、生活场景。二期工程于1997年3月31日破土动工，1999年6月竣工开放。
第二章
其他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第一节 上林湖越窑遗址
上林湖位于慈溪市桥头镇（原余姚县桥头乡）栲栳山北面，湖形如柳叶，口狭腹长尾尖，水面曲折，岸线长达20多公里。湖东、西、南三面为低山丘陵，北面连接平原。上林湖是由泻湖演变形成的淡水湖泊，历史上当地人民为解决饮水和灌溉问题，在北面湖口处修筑堤坝，明清时期，湖堤长270米，高2.5米，水域面积1.7平方公里，蓄水量240万立方米。1957年，当地政府在旧堤基础上重建高11米、长300米、宽4米的大坝，成为蓄水量达1240万立方米的上林湖水库。
上林湖生产瓷器始于东汉晚年，历经三国、晋、南朝、隋、唐、五代、北宋，少数窑延至南宋初期，前后时间长达千余年。经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宁波市文化局文物处、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多次调查，库区内共查获97个瓷业遗存，125处窑址，按年代划分，东汉、三国时期7处，南朝晚期1处，唐代70处，五代、宋47处。分布于木杓湾、鳌裙山、茭白湾、黄鳝山、燕子坤、荷花芯、狗头颈山、大埠头、陈子山、吴家溪、周家岙等地的沿湖低山小丘上。由于多数遗存未经发掘，仅凭表面调查判断，所以实际窑址数肯定更多。
从晚唐至北宋300多年，上林湖及其附近的古银锭湖、白洋湖、里杜湖和鄞县的东钱湖是浙江最大的瓷业产地，上林湖是浙东的瓷业中心。晚唐至五代，北方地区战火纷飞，社会动荡不安，南方地区社会相对稳定，特别是五代时期的吴越国采取安境自保的政策，使浙东瓷业有和平的发展环境。而唐宋时期，明州港作为对外贸易主要商埠，瓷器作为对外贸易主要商品之一的市场需求，也促进了浙东瓷业的发展。上林湖窑就是凭借这种特定的天时、地利条件，步入它的黄金时代。“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这一时期上林湖瓷业以越窑青瓷著名于世，在中国陶瓷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越窑时期”上林湖瓷器有3个特点：
（1）产量大。文物部门调查发现，这个阶段上林湖近70处瓷器遗存周围堆积的碎瓷片从百余平方米到上万平方米，堆积厚从十几厘米至10米。其中晚唐后施岙窑址的瓷片堆积面长80米，宽60米，厚8米；北宋早期高车头窑址堆积面长130米，宽90米，厚0.6米；北宋早期后施岙窑址堆积面长85米，宽40米，厚10米。从这些碎瓷堆积状况可以推测当时瓷器产量之巨大。另据《宋会要》、《十国春秋》和《吴越备史补遗》等史料记载，宋初立国的10年间，吴越国供奉中原王朝的越窑青瓷多达14万件，根据各地出土的器物看，其中多数应是上林湖窑的产品。
（2）形式美。上林湖生产的瓷器以日常生活用具为主，有碗、盘、盏、执壶、罐、杯、水盂、水注、粉盒、灯台、熏炉、砚和陈设用的罂等。制作规整，器物口、腹、底、转角、突棱都一丝不苟，线条长短盘曲，大方得体，胎体的厚薄与使用功能相协调。晚唐诗人形容它“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造型之美令文人墨客拍案叫绝。釉色亮丽，多为青黄、青灰，少数青绿，施釉匀称。纹饰繁多，早期纹饰有荷花、团花、鱼纹、水鸟等，到北宋前期，器物盛行刻划花、浅浮雕，花纹图案新出现鸳鸯戏荷、四缠枝纹、鹦鹉对鸣、双蝶相向、双凤穿枝，还有龙、虎、狻猊等凶猛动物和人物等形象，把中国陶瓷器的实用性和艺术观赏性的结合提高到空前水平，形成南青北白（北方邢州窑白瓷）中国制瓷业的两个高峰。
（3）质量高。越窑青瓷胎体细腻致密，颗粒纯净，不见分层现象，有“越泥似玉瓯”之美誉。最为成功的是高档青瓷器釉色青绿，匀净如玉，胎釉结合好，釉中少气泡，无缩釉、剥釉、流釉现象。唐陆羽《茶经》中说，“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次，洪州次。或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邢瓷类雪，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陆羽对唐时中国七大名窑的评价可能带有个人偏爱，但也证明越瓷在部分人的心目中，其质量、声望确实高于其他名窑之上。
上林湖瓷业出现这样兴旺局面，与当时朝廷在上林湖先后设立贡窑和置官监窑特殊需要相关。1977年，上林湖吴家溪出土一件墓志罐，腹部刻墓主人凌倜卒年、埋葬地点等，铭文有“……光启三年（887年）岁在丁未二月五日殡于当保贡窑之北山”，又临安水邱氏（吴越国王钱镠母）墓出土虎头足鼎形炉等青瓷器皿，证明晚唐、五代时上林湖已烧制进贡瓷器。1981年，上林湖张家埭窑址曾发现一片瓷碗残片，胎质细腻坚硬，内刻牡丹，外壁饰莲瓣，制作精细，外底心镌“官样”二字，与文献所载“宋廷遣殿前承旨赵仁济监理越州窑务”相合。宫廷偏爱越窑青瓷，必然影响到朝廷官员，最终扩大到整个社会对它的追求，从而刺激它的生产，并促使技术上的提高。在烧造贡瓷的政治形势下，上林湖窑工发明了密封瓷匣装烧器坯的烧造技术，就是在烧造前，把准备烧造的器坯放在用同样瓷土原料预制的匣钵内，匣钵盖与体交接部的缝隙用釉料密封，使匣钵和器坯同步烧造，克服了原先器坯明火迭烧过程中因器表受热不匀而引起的瓷器釉层起泡、脱落及釉色泛黄的质量问题。新技术烧制的瓷器晶莹滋润，呈半透明状，有如冰似玉的效果，被誉为秘色瓷。用瓷匣钵密封装烧器坯的技术，是国内制瓷技术的一大突破，在唐代其他窑址作坊中现在还未发现。技术上的领先，使越窑青瓷成为全国陶瓷的名品，秘色瓷的称谓由是传遍大江南北。当然，瓷匣钵密封烧造的瓷器在烧成取器时需要把外面包装的瓷匣打破，其价格也相当的昂贵。
上林湖生产的青瓷除少量留为当地使用外，绝大多数运往全国各地，甚至远销到东南亚和中东、非洲。近十几年来，浙江和江苏两省的部分古文化遗址和墓葬中经常有制作精美的越窑青瓷出土，其他广东、福建、台湾、河南、山西、河北、北京、陕西、内蒙古、新疆等省（自治区、直辖市）也都有发现。其中杭州市玉皇山文穆王钱元墓出土青瓷执壶等16件文物和西安法门市地宫出土晚唐越窑青瓷嵌银碗和八棱净水瓶等14件文物，因档次高、数量多而引起轰动。经明州港向海外输出的国家，北达高丽（朝鲜），东至日本，南经广州，又分成两条线路，一是向东南输入到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诸国；另一是向西南，沿海岸线至越南、泰国、缅甸，经孟加拉湾，到印度、巴基斯坦，远抵波斯湾和地中海沿岸的伊朗、埃及等国，最远到达非洲的坦桑尼亚和肯尼亚。这条陶瓷的传播路线被海内外专家学者誉为“海上丝绸之路”。
上林湖越窑遗址湮没已久，但学术界始终没有忘记这颗曾在中国陶瓷史放射过灿烂光辉的明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各级政府非常重视对它的调查保护工作，1963年，上林湖越窑遗址被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慈溪市人民政府建立上林湖越窑遗址文保所，1988年，上林湖越窑遗址晋升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4年，省人民政府公布了上林湖越窑遗址保护范围，使保护工作走上依法管理的轨道。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林湖窑址作过两次考古发掘，第一次在1993年10月至1995年7月，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慈溪市文管会共同对上林湖荷花芯窑址进行发掘，发现唐、宋两座窑炉，从形制看为龙窑。其中唐窑长41米，最宽3.2米，残高0.5米，砖结构，尚存窑墙、窑门、火膛部分。两窑皆依山而建，利用山坡自然高差抽火、出烟，免去了烟囱部分建筑。第二次在1998年下半年至1999年下半年，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文博院和慈溪市文管会联合对位于上林湖西南4公里古银锭湖畔的寺龙口窑址进行发掘。遗址总面积约4000平方米，发掘面积735平方米，发现南宋窑炉一座，窑长50米，宽约2米，残高0.4米；发现宋初作坊遗迹一处，房基一处，用匣钵叠砌的护墙两道。堆积平均厚约6米，最厚处达10米，出土瓷片标本5万多件，其中有官字残片，器物基本上为碗、盘、壶、瓶等传统越窑产品。发掘表明，寺龙口窑在五代、北宋时烧造贡瓷，系上林湖窑群的卫星窑。它再现了从晚唐、五代到南宋初年越窑青瓷发展轨迹，为研究越窑青瓷文化、贡窑和秘色瓷的许多学术问题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受到国家文物局和陶瓷界的关注。
为了保护上述两处越窑遗址，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慈溪市政府投资50万元，建造荷花芯窑炉保护棚，现已对外开放。寺龙口窑址的保护方案也已在编制之中。上林湖越窑遗址在各级政府和文物部门的关心下，一定能够放射出灿烂光彩，成为学习、认识我国青瓷发展历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大课堂。
第二节 保国寺
保国寺位于宁波市江北区洪塘镇北面的灵山南山腰，寺院依山势建造，自下而上依次为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观音堂和藏经楼，两侧有钟楼、鼓楼以及廊庑、僧房、斋房、客房等附属建筑，与主体建筑用墙垣分隔。建筑总面积5700平方米，占地面积13000平方米，呈南北长、东西窄的格局。举目远望，殿阁崔巍，烟蔼缭绕，树影婆娑，一派庄严、肃穆景象。
保国寺历史悠久，据《宁波市志》引历代方志，东汉光武帝时（公元25～公元57年），中书郎张齐芳放弃官职，隐居这个偏僻的地方，后来又把住宅开辟作为寺院，取名灵山寺。唐广明元年（880年），唐僖宗赐予“保国”的匾额，改名为保国寺。北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住持贤德和尚曾作大规模的修缮和扩建，以后清嘉庆元年（1796年），住持和尚敏庵又进行了大规模的修扩建。抗日战争以后寺院渐趋凋蔽、颓败，僧侣纷纷散去。1975年以来，国家投入巨资重新对寺院进行全面修缮，至1984年，共维修大殿、观音堂、藏经楼、钟鼓楼、两侧厢房等十余处建筑，并安装了消防管道，改装电话线，使寺院建筑焕然一新。1961年，保国寺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76年，保国寺划归宁波地区文化部门管理，并建立相应的保国寺文保所，1988年，寺外山林划归宁波市文保所，1992年，“保国寺公园”挂牌。
保国寺系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寺庙建筑之一，现存建筑既有历代维修保存下来的古代建筑，又有从别处迁建进来的优秀古建筑，时间跨越从晚唐至民国1000多年历史，称得上是一座中国的古建博物馆。主要建筑形式、规模如下：
（1）头门。也称外山门，位于山脚下，三开间，抬梁穿斗混合结构，硬山顶。面阔8.1米，进深8.3米。原为清嘉庆年间江北区民居大夫第头门，1993年迁建这里。
（2）山门。也称内山门，三开间，悬山式建筑，面阔7米，进深4米，1989年重建。门匾上“东来第一山”五字原为明万历年间宁波籍御史颜雷所书，现由书法泰斗沙孟海重书。
（3）经幢。位于天王殿前，东、西共2幢，形似宝塔，2米多高，系古代宗教石刻的一种，创始于唐，目的是作功德，祛灾难。东幢建于唐开成四年（839年），原在慈城普济寺，1963年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省级文保单位。1983年经省人民政府批准，迁建于此。西幢建于唐大中八年（854年），原在鄞县永寿庵，在明代曾两次倒坍重建，1984年迁建于此。两座经幢系唐、明遗物，有保护价值。
（4）天王殿。始建于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清时两次大修，后毁于火，现存建筑清末重建，重檐歇山顶建筑，抬梁穿斗混合式结构，五开间，面阔19.08米，进深10.6米，平面呈长方形。天王殿中央原有佛龛，南面塑弥勒像，北面塑韦陀像，东西两侧原塑四大天王，现墙上绘4幅大型壁画：追寻灵山寺由来，讲述保国寺赐名，北宋恢弘景象，清初再度中兴，生动反映保国寺历史。
（5）净土池。由寺僧在南宋时期开凿，长14米，宽6米，文献记载，当时池中曾栽四色莲花，有“楼台倒插水中天，池内曾栽四色莲”之句。池水至今清澈可鉴，一年四季充盈，从未曾枯竭。
（6）大雄宝殿。寺院的主体建筑，供奉佛祖释迦牟尼之处。与天王殿同时建造，虽历有维修，但主体梁架构件保持至今，已有900多年的历史，是我国南方现存最古老的建筑。大殿三开间，重檐歇山顶样式，面阔11.83米，进深13.35米，呈纵长方形。殿首高悬清嘉庆六年（1801年）浙江提督苍保书写的“古刹重辉”额，殿阶石柱刻“象峰迎日顾，蛟水带江回”联。殿内悬匾、联多件，有“大圆满觉”、“香钵恩周”、“放大光明”、“精进开先，历五世，钦承褒赐；灵峰端拱，祝万寿，永藉鸿休”等，映出寺院森森气象，赫赫名声。
（7）观音殿。重檐歇山顶建筑，五开间，面阔23.71米，进深11.66米，前端梢间、尽间接廊，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重建。该建筑顾名思义是供奉观世音菩萨所用。
（8）藏经楼。全寺中轴线上最后一座建筑，民国23年（1934年）建成。五开间，楼下面阔22.84米，进深7.6米。楼上卷棚顶，明间为抬梁式，其余采用穿斗与抬梁相结合的结构，硬山造屋顶。藏经楼是收藏佛经及其他珍宝的地方。收藏着一部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印刷的《大藏经》。该经为皇家刻本，木版印刷，共7173册，分藏20橱。橱门刻“钦赐龙藏”四个金字。每橱36函，共720函，函套系紫红花梨木匣。这部皇家刊刻的佛经全国印刷不到150部，至今保存完整的屈指可数，有很高的经典和版本价值。其他价值较高的有清嘉庆和民国时编纂的《保国寺志》和古今名家字画。
（9）钟楼、鼓楼。分别位于大雄宝殿的东、西侧。钟楼系重檐歇山顶建筑，盖小青瓦，四角翘起。楼下三开间，面阔8.6米，进深相同，平面呈方形。楼上面阔4.60米，深4.64米。脊枋上悬挂大铜钟，高1.8米，口径1.35米，重1.5吨。为清咸丰四年（1854年）重铸。钟壁外面有保国寺二十四世住持方丈〓如撰的《铸钟记》，还有八卦图、佛像及××捐助钱等字样，范铸工艺高超。鼓楼建于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重檐歇山顶，小青瓦，四角翘起，外观与钟楼相同，体积稍大。楼下三开间，面阔8.55米，进深6.55米，楼上面阔4.25米，深4.24米，内置大鼓一面。钟楼、鼓楼是寺庙中的重要建筑，佛教教义认为世事皆空，而钟、鼓声就是提醒教徒去掉世俗杂事，回归净、空的警世之声。现在寺院中这样专门设置的钟楼、鼓楼已不多见。
（10）骠骑井。以张齐芳舍宅为寺之说而命名，在大雄宝殿前左首。井口直径0.44米，深10米，水从石隙中渗出，旱涝都保持平常的水位，这口井过去作为全寺僧侣炊饮用水，现在供游客参观凭吊。
保国寺十几幢建筑中影响最大的是大雄宝殿，不仅建筑历史悠久，而且在建筑结构上有自己的特色。
（1）平面呈纵长方形，有意扩大大殿前半部分深度，以便容纳更多的信徒进行佛教活动。而且大殿三间的前半部分天花板下巧妙地安装三个斗八藻井，降低了空间高度，与后面供奉佛像的高旷空间形成强烈对比，烘托了佛主至高无上的宗教气氛。
（2）从内到外使用许多斗拱，形制粗壮，起着实际作用。外檐的斗拱，中间明间两朵，左右次间各一朵，这种配制方式，与宋代建筑专书《营造法式》相吻合。斗拱向外挑出两个华拱和两个昂，按古建术语是“双杪双下昂单拱造”。此外在柱头上、里面的梁架上都使用斗拱，在承力中起到装饰作用，增加建筑的庄重感。
（3）大殿内柱别具一格。采用以小拼大的办法，在一根较小的木柱周围，包镶几根弧形木条，使整个柱子呈瓜棱状，既解决了粗大木材来源少的困难，又增加了柱子外表的美观。
（4）使用较多的受拉构件，采用柱头微向内倾的“侧脚”做法，增加了建筑物整体构件的抗震动、抗冲击的稳定性。
除此之外，它还有鸟不做窠，没有蝙蝠、蜘蛛、蚊子等虫蚋，斗拱上不积灰尘等奇特现象，引起人们的惊讶和猜测，这应与建筑结构、材料、布局密切相关。
大雄宝殿迄今已有980多年的历史，它能够在江南潮湿多雨的气候条件下保存至今，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是我国江南现存古建筑中罕见的精华，对于研究北宋早期的木构建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保国寺内现在共辟有17个展室，主要文物展品有“钦赐龙藏”佛经、佛像陈列、青铜礼器、砖雕石刻、千工床、万工轿和国际珍贵礼品等。寺外有望日亭、迭锦台、灵龙泉、骠骑坪、仙人桥、青峰亭等名胜古迹。每年到保国寺的游客都在10万人次以上。
第三节 虞洽卿故居
虞洽卿故居天叙堂位于慈溪市龙山镇山下村（原属镇海县）。居宅座北朝南，有前后2座院落、5幢建筑组成，通面宽约60米，通井深94米，建筑总面积约6000平方米，占地面积近10000平方米。2座院落都建于20世纪初，时间相隔不远，但风格迥异，前院为传统民居建筑，后院则体现鲜明的近现代西洋建筑特色。在20世纪初的浙东农村出现这样的居宅，与屋主人的生平经历密切相关。
虞洽卿（1867～1945年），名和德，字洽卿，生活于晚清、北洋政府和民国政府时期动荡不安的社会，但凭他杰出才华和强烈的奋斗精神，创办实业，闯荡十里洋场，成为旧中国上海滩名人。虞氏6岁丧父，依靠母亲做裁缝养家生活，15岁时由信客带到上海当学徒，传说离家起程时全身衣着只有一双布鞋是新的。轮船上他还舍不得穿，到上海十六铺码头才穿上它。上岸后他看到地上湿漉漉的，又脱下来夹在胳肢窝下，赤脚跟着信客走到老板家。由于手脚勤快，做事机灵，满师后升为营销员（俗称跑街）。业余时间他又到外国人开办的学校里学习英语，掌握了熟练的英语口语。1892年起，他先后在德、俄、荷兰等国在上海的分支银行担任代理商（俗称买办），其中任上海荷兰银行代理时间长达38年。其间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自己的实业上，自营进出口业务，经营房地产，又与人合作在上海创办四明银行、宁绍轮船公司。辛亥革命后他又募集股本，创办三北、宁兴、鸿安3家轮船公司，经多年苦心经营，成功地抵挡住外商轮船公司的竞争，到1927年，三北公司已拥有30多条轮船，总吨位达到9.1万吨，为当时国内民营航运之冠。由于他精明强干和在政府、洋人、经济界的崇高威望，先后当选为上海航业公会理事长、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理事长、全国工商协会会长、上海总商会会长、民国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公共租界工部局华董，上海租界纳税华人会主席等职。抗日战争时期，他不顾日伪威胁利诱，站在民族爱国抗日的立场上，任上海难民救济会会长。上海沦陷后去重庆，与人合办三民贸易公司等，转运物资到大后方。虞氏热心家乡公益事业，捐资兴办小学、医院、赈济灾民。还在家乡建造轮船码头，创办电报、电话房，火力发电厂，修筑公路，沟通与镇海、宁波的联系，至今家乡还有口碑。特别是竭尽全力维护宁波帮权益，成为宁波旅沪同乡会终身会长。作为商人，他也卷入政治漩涡，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迅速募集大批资金支持，有他不光彩一面。他的故居与他经历密切相关，有很深的时代烙印。
天叙堂前院建于1916～1919年，从南向北由照壁、大门（含门厅）、厅堂、后楼及厢房等组成。照壁为三开间磨砖构筑物，屋脊饰龙吻，现已毁。大门从外看似三开间牌楼，里面实际上只有三间单椽小屋，门开在中间的明厅。厅堂为二层高平屋，上层较低，作隔热层用，共九间二弄，每三间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单元，分为三个单元。中间单元处于中心位置，传统建筑中这里是屋主人会见贵宾和举行婚丧等重要活动的场所，所以这单元的屋面比两侧的要宽一点。中间单元厅堂明次间之间采用抬梁结构，使室内互相贯通，扩大了室内的空间，能够同时容纳较多的宾客。厅堂正中原挂“天叙堂”匾，意为享受天伦之乐，与建筑格局相配。两边原来还有民国要人黎元洪、于右任等的题匾，说明屋主人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室外有宽大的屋檐，上面做成卷顶式屋廊，厅堂门做成落地式格扇门，显得轻巧、美观、气魄。厅堂前两翼各有三间厢房，近厅堂一间做成高敞的走廊，这样设计既保持了整体格局的统一，又使厅堂前无厢房近距离遮挡，使正厅的地位更显赫，视野更大。东西两侧单元的建筑布局与正厅相同，只是两端增加了一间通往后楼的夹弄。门厅与厅堂、厅堂与后楼之间各有一个天井，前天井纵向距离差不多是后天井的2倍，地面铺设浅红色方块石板。这种建筑格局在清中后期的浙东民居中多能看到，区别仅在露面部分木构件的装饰上。天叙堂门厅、厅堂的抬梁、月形梁、枋、门楣、牛腿等处都有浅浮雕、浮雕装饰，题材有凤凰牡丹、鹿含灵芝、岁寒三友、四君子、杏花、海棠及三国、西游记故事内容，寓吉祥如意、富贵长寿、多子多福及褒扬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繁复的装饰是封建官宅的传统做法，反映主人的传统思想和荣华富贵的社会地位。
按一般传统民居，厅堂后面还应有风格一致的后楼或平屋，前院的后楼却是“外中内西”九间二弄楼屋，廊柱采用砖砌方形直柱，外抹水泥，柱头处用几何形线条装饰，楼上阳台用瓶式水泥栏干作围护。西式后楼的出现，解决了前后院之间两种不同风格的建筑问题，可以看作是中式向西式建筑上的过渡。
后院建于1926～1929年，由院墙（大门）、主楼、后楼组成，两幢建筑布置与前院相一致，都为九间二弄，但面宽于前院。主楼高度、深度大于后楼，总体上呈现西式建筑风格。
后院两幢建筑在外观上采用连排欧式建筑形式，从山墙上可以看出，每三间为一个独立建筑单元。在内部楼上楼下均为二室一厅，即明间为厅，次间为室。在建造方法上采用现代砖混结构支撑楼层和屋面的重量，而不像传统建筑的梁架结构，砖块仅起围护作用。屋顶天花板和二楼地坪仍采用传统阁梁铺地板的方法，梁下装饰成为一楼的平顶。取消了传统木结构楼房建筑一层的前后出檐，后墙砖砌到二层屋檐，前面的檐柱也砖砌到二层前檐，使底楼和二楼建筑面积相同，扩大楼上室内面积。装饰上立柱、枋、门楣都用几何直线或西洋花纹，室内天花板用木条装修成复杂的藻井和几何图形，底层地坪铺彩色马赛克，四角拼成橄榄图形，室外走廊铺浅红色磨石子，嵌黑白相间的宝相花，门窗做成简单明快的棱格式。与传统建筑比较，最突出、最具现代建筑特点的是室内出现卫生沐浴设施和电灯照明设施，这是天叙堂后院现代建筑最鲜明之处。
综上所述，天叙堂除在建筑装修上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外，它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中西合璧，传统建筑风格和外来建筑文化的完美结合表现在4个方面：
（1）广采博取，风格独特。前后两院处在同一条轴线上，自成院落，有高围墙等传统手法。后院的正门东西两侧设有掖门，二者之间还有小门，与前院的后楼小门相对，上架天桥，沟通前后楼，天桥上有天棚。这样从前院大门进入后，穿堂过户可不走湿路。
（2）砖墙瓦顶，风貌协调。外观上前后5幢建筑屋面均为人字坡，上盖小青瓦，山墙为统一的风火墙形式，又吸收西式墙体实砌优点。外抹蛎灰，与周围民居相协调。
（3）错落有序，主体突出。建筑的高低布局很有韵味，从侧面看，一进大门开始逐幢递升，到第四幢主楼到达高峰。
（4）形分气连。前后两院建筑中隔长弄，大门一关各分南北。而两院之间巧妙安置两座天桥，又使其南北整体沟通，气息相连。
建筑体现了人的情感及主人的经历、文化素养、思想意识、个性及理想与追求。虞氏从小接受传统文化熏陶，虽15岁去上海谋生，但忘不了伏龙山下的根脉。因此天叙堂前院建筑仅在局部上进行一些改革，总体上保持了传统建筑文化特色。随着时间的推移，同社会上的达官贵人、洋人的广泛接触以及上海滩风格各异的外来建筑的影响，使其在1929年建成的后院建筑中充分吸收外来建筑高敞、通风、明亮、防潮性能好、季节适应性强等优点，以适应长期在上海滩生活的习惯，但又不能完全脱离传统文化的樊篱。天叙堂的可贵之处在于外来建筑文化和传统建筑文化的完美结合，为我们研究近代建筑发展史提供了实物例证。后院建筑完成至今已有70多年，室内外装饰基本完整，地坪铺设的马赛克、磨石子光洁如新，总体观感舒适、大方，不见落后，当年的设计水平和工匠施工技术由此可见一斑。在20世纪90年代初被列入省近现代优秀建筑名单，2001年6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天叙堂原作校舍使用，现在学校已经搬出，国家准备投入巨资进行修缮，恢复当年布置，经虞氏后代同意，这里将开辟成为宁波帮历史博物馆。
第三章 人物
第一节 严子陵
严子陵（公元前37～公元43年），名光，字子陵，浙江余姚人，东汉初隐士，以高风亮节著称于世。
严子陵年轻的时候热爱学习，当时著名道学家梅福隐居于余姚四明山修道，严子陵曾拜他为师，学习道学。以后严子陵为了求得更多的知识，外出游学，他在京城长安（今西安市）的太学学习期间认识了南阳人刘秀。严子陵比刘秀大31岁，但他没有以长者自居，两人经常在一起切蹉学问，成为一对忘年朋友。
西汉末年，汉元帝皇后的侄子王莽控制了国家大权，后来干脆自己做了皇帝，改国号“新”。新朝建立后少数贵族、官僚乘机掠夺土地，农民无所依靠，只能沦为奴隶，最后终于爆发赤眉、绿林农民起义。这时候汉王室成员刘秀乘机发展自己的力量，经过南征北战，削平了各地的军阀和农民起义军，恢复了汉室统治。为了尽快治理战争创伤，刘秀把首都东迁到洛阳，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并且制定了一系列发展生产的措施，经过短时间的努力，汉王朝又呈现稳定和繁荣局面。史家称这段历史为光武中兴，光武是刘秀的帝号，因为他建都的洛阳，位于长安（西安市）东面，史称东汉。
刘秀执政以后，急需治理国家的人材，他很自然想到当年的同窗好友严子陵，便下诏命令会稽太守到余姚寻访。严子陵听到刘秀当了皇帝的消息后，急忙改换姓名隐藏起来。会稽太守连严子陵的影子都没有看到，只好如实向上报告。光武帝求贤若渴，便口述了严子陵的容貌，让画师画了肖像，下发到全国各地寻找。不久东方故齐国境内有人报告，发现一个披着羊皮在河边钓鱼的老人，与画像上的人十分相似。光武帝觉得这个人十有八九是严子陵了，当即命人驾车把他接进京城。这个钓鱼人果真是严子陵，但他坚决不同意进京，光武帝先后派了三批人去劝说，严子陵才勉强上了车。这时他在长安的熟人有的已经做上大官，严子陵没有去拉关系，而那些大官们知道严子陵和皇上的关系后都想巴结他。一天，大司徒侯霸叫家人带着他的亲笔信来见严子陵，信中解释了自己不能亲自登门拜访的原因。严子陵知道侯霸在摆官架子，于是摆出更大的架子，口述内容叫侯霸的家人记下来回去复命。意思是，大司徒是国家最高级的官员，希望在官位上能多想想老百姓的困难，只有心怀仁义，办事公正，才会得到百姓的欢迎，千万不能阿谀逢承，一天到晚按皇帝的眼色行事。侯霸收到便条后，十分生气，马上报告了光武帝。光武帝听了哈哈大笑说，我那位老朋友狂妄自大，目中无人的臭脾气还没有改掉啊！于是亲自到客栈去看他。严子陵知道后侧向床里，假装睡着。光武帝没有计较，坐在床沿，拍拍他的腹部，轻声说，老朋友，你难道真的不愿意出山来帮助我治理天下吗？严子陵转过身来回答说，远古时代唐尧那样道德高尚的帝王，叫巢父出来做官，巢父认为自己清白的身子受到污染，就去河边洗自己的耳朵。人各有志，何必一定要强加于人呢？光武帝明白再说也没有用了，只好叹息着离开客栈。第二天光武帝把严子陵请到宫中，两人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从白天一直谈到深夜，最后竟像兄弟一样睡在一张床榻上。传说睡觉时严子陵大大咧咧地把脚搁到光武帝身上。第二天太史向皇上禀告说：“客星犯帝座甚急”，意思是你的身边有危险人物，要多加提防。光武帝笑着说，没关系，我的老朋友严子陵和我睡在一起。光武帝想叫严子陵担任谏议大夫的官，但他还是没有接受。几天以后，严子陵悄悄离开京城，来到富春江边，仍旧过他的农耕渔钓的隐士生活。东汉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天下已经太平，光武帝再次邀请严子陵出来做官，严子陵以年老多病的理由推辞了。东汉建武十九年（公元43年），严子陵病逝于家中，终年80岁，安葬于余姚东北的陈山。后人为纪念他，把陈山改名为客星山，又在他后裔聚居的姚北严家建造了高风千古石牌坊。
严子陵是一位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有着独特地位的人物，但迄今为止尚未发现他有任何著作存世。从他年轻时研习道学的传说和以后钟情山水、不愿出仕为官的人生道路分析，他的思想和我国古代思想家老子、庄子强调自我，主张无为而治的政治观点是一脉相承的。纵观严子陵一生，他在继承老庄哲学的超越世俗社会、超越物欲、超越自我思想的同时，也克服了前辈的厚古薄今，顺世哲学和宿命论等消极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这从他对待光武帝的态度上可以窥视他内心的真实情感。表面上，他拒绝了光武帝对他出山为官的要求，但在具体的处理过程中还是采取一种积极的合作态度，他进了城，而且进入皇宫和光武帝长谈。史籍记载俩人“论道旧故，相对累日”，以至引起群臣猜测，发生“客星犯帝座甚急”的谣传。这里俩人都采用了非常高明的手段，最大限度地扩大了事件的影响。以致三国时代会稽地区士大夫谢承著的《会稽先贤传》和晋代余姚人虞预撰的《会稽典录》中都收入了严子陵的这则故事。
显然该事件曾引起当时文化人士的普遍关注，影响曾经波及全国。事件中收益最大的当然是光武帝，因为他获得了礼贤下士，求贤若渴的美名，从而能够争取到社会方方面面代表人物对他的支持，最终实现了巩固东汉王朝统治的政治目的。
光武帝放下架子招聘严子陵为官的做法，与当时社会崇尚隐士风气密切相关。汉初吕后就采用过招聘隐士作为太子顾问的办法，达到巩固太子地位的目的。汉高祖晚年时宠爱妃子戚夫人，打算废掉长子刘盈的太子，改立戚夫人的儿子赵王如意为太子。吕后感觉到儿子的太子地位受到威胁后，向谋士张良求救。张良告诉吕后，在京城附近的商山隐居着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4位高士，高祖几次三番想聘用这4人为官，但始终没有成功，你物色一位能说会道的人，带着金玉璧帛厚礼和太子的亲笔信去邀请，就能够把4人请到，然后让他们担任太子的顾问，跟随太子入朝，皇上看到以后必然会打消废立的念头。吕后采纳张良的意见，果然保住了刘盈的太子地位。这种采用争取社会名流支持，达到巩固和扩大自己影响的策略源于春秋战国时代，汉时这种风气还很盛，所以刘秀乐意采用这个老办法来笼络人心，为其服务。当然对于光武帝的政治目的，严子陵应该是清楚的，作为中兴之主刘秀的雄才大略他也是洞察的，所以他用特殊的方式来支持光武帝。严子陵在继承道家潇洒超脱的哲学思想的时候，还是委婉曲折地介入了世俗社会，表现了两汉时期隐士的时代特色。
严子陵的处世哲学一直影响着后世的达官贵人、文人学士，他对人生深层次的思考，善于趋利避害，力求保全自我的品格无不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性格。从六朝开始，他的史迹已在社会上广泛流传，成为历代诗人抒怀歌咏的对象。北宋著名政治家范仲淹的“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更是一曲千古绝唱，至今人们仍然耳熟能详。
人们向往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活，但物质温饱是人的第一需求。世俗社会给人丰富的物质享受的同时，也给人种种束缚和磨难。特别是在2000多年封建社会人治统治的环境下，个人很难把握自己的命运，即使是位尊权大的重臣也要时时担惊受怕，有伴君如伴虎之说。但是要人们离开丰富多彩的物质世界，过一种与世隔绝的清苦生活，也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人们生活在物欲和自由的两难选择之中。所以专家学者认为，严子陵不以阿谀顺旨要禄位，保其谦冲，是固士者所当为，然不易为。严子陵之所以为后世敬仰是贵有操守的表现，而不是简单的文人清高，是古往今来每个人都要做到而极不易做到的行为。人们纪念、向往严子陵，是因为严子陵已成为人们追求精神自由的人格化身。
第二节 王阳明
王阳明（1472～1529年），名守仁，字伯安，号阳明。浙江余姚城区人。生于明成化八年（1472年），卒于明嘉靖七年（1529年），享年58岁。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军事家和教育家。
王阳明出身于诗书世家，从小聪颖异常，余姚民间有许多故事，传说他出生那天，祖母岑氏梦见仙人穿着鲜红的衣服，佩系玉坠，在阵阵鼓乐声中，把一个活泼可爱的小男孩送到她怀里。岑氏惊醒过来，耳畔传来婴儿哇哇的啼哭声。王阳明的爷爷竹轩公对岑氏的梦境非常高兴，就把居住的房屋称为瑞云楼。瑞云楼遗址位于余姚城区龙泉山北麓武胜门路60号。
王阳明在余姚度过了儿童时代，他的父亲王华在明成化十七年（1481年）考中状元后，他也离开余姚，跟随父亲进京读书。青少年时代的王阳明勤奋好学，对诗文和军事知识有浓厚的兴趣。诗文是封建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古代文人都擅长写诗作文。王阳明出身于诗书世家，耳濡目染，从小就显露出这方面的天才。11岁时他随父进京，途中王华与当地几位文人学士在金山寺喝酒赋诗，题目刚拟好，他就开口吟诵说：“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淮扬水底天。醉倚妙高台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客人们大吃一惊，立马有位客人以《蔽月山房》为题叫他再吟诵一首，王阳明随口应答：“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如月。若有人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这样一来，客人们都点头称赞，叹服他的才思敏捷。王阳明一生诗作极其丰富，《王阳明全集》中收入他的诗歌有607首，他的诗自然、圆融、晓畅、工整，又意境高远，特别是晚年的诗，包括他的哲理诗，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与明文坛四杰的李梦阳、何景明、边贡、徐祯卿的诗作不相上下，只是他在哲学、军事上的名气，掩盖了诗文方面的成就。
少年王阳明对军事的兴趣比诗文更浓。他在京城的私塾读书时，常常溜出教室与少儿们一起做游戏，他把自己制作的旗子分发给他们，让小朋友们手持小旗左旋右转，他则拿着大旗在中间挥舞，仿佛在指挥各路人马。15岁时王阳明到居庸三关旅游时，看到居庸关峻险的地形和敌我二军对峙的战争气氛，胸中涌起一股保家卫国，干一番事业的激情。长大成人后，王阳明更加关心边疆的形势，当时北方蒙古贵族侵犯边疆的战争越闹越大，而满朝大臣拿不出有效的解决办法，那些被推荐上前线的将军总是以种种理由推辞不去，王阳明知道后非常着急，他把精力转移到军事上，开始潜心研究起兵法来。传说在宴会上，他总要把果核列为各种战阵，摆给大家看，听取各人的意见，虽然这是纸上练兵，但反映他钻研军事战略时的刻苦好学精神。青少年时期王阳明对诗文和军事的爱好为他以后的军事生涯和创立“致良知”的心学思想打下扎实的思想文化基础。
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王阳明28岁，这年他考中进士，从此以后直至逝世，他走上一条艰难曲折的从政道路。中进士第二年，王阳明被授为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不久改任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主事在朝廷六部虽是一名小官，但因为在国家机关的岗位上，因此可以及时知道国家大事以及宫廷动态，有机会界入宫廷斗争。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明孝宗病死，15岁的太子朱厚照即位，帝号武宗，改元正德，国家大权落到太监刘谨手里。据《明史·刘谨传》记载，刘谨为人狡猾凶狠，与马永成等7个太监结为同伙，人称“八虎”。他们想尽办法讨得皇帝的欢心，把皇帝和大臣分隔开来，从而为非作歹，谋取私利，特别是恣意侵占农民土地，使成千上万农民流离失所。前朝老臣刘健、谢迁等联合其他大臣共同上书皇上，请求诛杀刘谨，但反而被刘谨诬陷为奸党，给予除名赶出朝廷的处罚。这时，南京户科给事中戴铣等站出来为刘健、谢迁解脱罪名，刘谨非常恼火，假传圣旨，把戴铣逮捕入狱。王阳明看到戴铣的危险处境后，明明知道为他辩护的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但为了保护戴铣等官员的生命，也为了主持正义，他毅然上书皇上讲明事实真相，结果被廷杖40，发配到贵州龙场驿当驿丞。王阳明遭到打击逼害后，虽然满腔愤恨，但儒家的积极思想鼓励他顽强地生活下去。在往贵州的路上他写了这样一首诗：“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抒发了他不畏艰难，不计个人得失，勇敢迎接新生活的豪情壮志。
贵州龙场驿地处西部边陲，四周崇山峻岭，交通不便，气候湿热，蛇虫百毒丛生，有乌烟瘴气之说，加上语言不通，外地人很难适应这里的环境。龙场驿的规模很小，只设驿丞1名，马23匹，铺陈23副。王阳明一行刚到时居无住处，积存的粮食很少，他们在附近的龙冈山上找到一个山洞搬了进去，取名为阳明洞，安下身来。没有几天跟随他的侍从都患了病，王阳明砍柴取水，煮粥端给他们吃，并吟诗、唱戏、讲笑话，用乐观的情绪感染大家，使他们很快恢复了健康。过了一段时间，王阳明慢慢地适应了龙场的环境，并与当地少数民族人民建立起友好关系，在他们的帮助下，王阳明在驿站旁建造了几间木屋，取了“何陋轩”、“宾阳堂”、“君子亭”等室名，结束了住山洞的生活。他们还在驿站附近开辟山地，种上粮食、蔬菜，使物质生活得到保证。“投荒万里入炎州，却喜官卑得自由。心在夷居何有陋？身虽吏隐未忘忧……”在工作、劳动之余，王阳明不忘写诗取乐，表明乐观的生活情趣和对国事的关心。明正德五年（1510年），在朝廷大臣的斗争下，刘谨以谋反罪被诛杀，王阳明才结束贵州深山中的流放日子，升任江西庐陵县知县。年底他回到京城，先后任吏部验封清吏司主事、文选清吏司员外郎、南京太仆寺少卿等职。这些都是闲官闲职，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心学的研究上，完成了《朱子晚年定论》的编纂工作。
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经兵部尚书王琼的举荐，王阳明升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命他带兵去镇压赣南的农民起义。江西、广东、福建三省交界处，方圆千里都是山区，土地稀薄，易旱、易涝，粮食产量很低，而官府以平原的标准收取粮食、税收，老百姓苦不堪言，农民起义一直连绵不绝，到正德初年（1506年）形成了谢志珊、兰天凤、钟景、池仲容4支起义队伍。王阳明到江西后首先对赣南情况和各支农民义军作了充分的调查，然后制定了一系列备战措施，主要有：①就地选取士兵，精简军官，从实用出发，强化训练；②立社学、举乡约，把军事斗争和社会教育结合起来，争取老百姓支持；③加强对山中义军的政治宣传，奖励下山投诚的农民；④积极为部下请功，调动官兵的积极性。在军事打击和政治宣传双重攻击下，义军力量被分化瓦解。王阳明又采用集中优势兵力逐一消灭和速战速决的战术，不到两年时间就把赣南义军全部镇压下去。然后他奏请朝廷，新设平和、和平、崇义3个县，加强对山区的管辖，奏请减免粮、税，恢复赣南的经济，打击土豪劣绅，使这里出现了长达20年的太平景象。
王阳明平定赣南农民起义军是他人生历程中不光彩的一面，但历史地看，他作为封建社会的中下级官员不可能违背朝廷命令，也不会站在农民起义军一边的。在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最高利益的同时，王阳明能够实事求是地看待农民造反，认为官府繁重的赋税是赣南人民造反的根本原因，这一点上他的头脑还是清醒的。“功微不愿封侯赏，但乞蠲输绝横征”，可贵的是他未居功沾沾自喜，只希望朝廷轻徭薄赋，不要再导致农民起义。
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赣南的社会秩序逐渐稳定，这时王阳明要求辞职休养，朝廷没有批准，第二年6月福建三卫军人闹事，王阳明受命去处置，行至丰城时，传来分封江西的宁王朱宸濠反叛朝廷的消息，王阳明深知这是关系国家安危的大事，他立即返回到吉安，观望动静，等候朝廷的指示。这时吉安的地方官和附近各府、县的官员纷纷来到王阳明住处，要求他站出来领导大家抗击叛乱活动。王阳明知道宁王的叛乱蓄谋已久，宫廷内外都有被他收买的党羽，弄不好会祸及自身，但为了国家的安定，江西百姓少受战争的蹂躏，他还是担当起平叛的重任。这时候宁王册立太子、皇后，封李士实为太师，刘养正为国师，闵念四为都指挥，王伦为兵部尚书，杀掉江西都御史孙燧等地方官员，聚兵10万，准备分五路进攻安庆、南京。而王阳明可以动用的部队却只有几千人，敌我力量对比悬殊。他一方面火速向朝廷报告宁王叛乱的军情，另一方面运用疑兵之计，张贴兵部公文，命令各省官兵分路进攻南昌，又使用反间计，假造了李士实、刘养正愿意作为政府军内应的密信以及闵念四投降政府军的密件，叫亲信打入宁王内部，四处散布，使宁王犹豫不决，在南昌滞留了十余天，为政府军的集结赢得了时间。七月初宁王率大部队攻打安庆，王阳明在安庆城留下少数部队防守，自己率精锐部队攻打南昌，消灭宁王防守南昌的万余人，一举攻克南昌，伪宫中的宫妃、太监被迫纵火自焚。宁王获知南昌被攻陷后，人心恐慌，只得撤回部队，想夺回南昌。一路上遭到政府军的袭击，士气低落。八月二十七日，王阳明率政府军与宁王叛军在鄱阳湖上开展决战，政府军火攻大胜，宁王朱宸濠为知县王冕俘获，李士实、刘养正等先后被抓捕，其余的四散逃命。王阳明从起兵至活捉宁王，前后不过一个多月时间，这是战争史上一次以少胜多的辉煌战例，充分表现他卓越的军事才能。
但是这场平叛战争给王阳明带来的又是一次政治灾难。原来武宗早就想巡游江南，由于大臣们谏止一直未能成行。这一次他抓住机遇，自称威武大将军镇国公，命太监张永、许泰、江彬以及都督刘晖率官军1万余人，前往江西征讨，一路上吃喝玩乐，搜罗珍奇古玩，随从太监趁机勒索受贿，皇帝出巡只会给老百姓带来深重的灾难。宁王被俘虏后，王阳明赶快报告武宗，希望他不要来南昌。但武宗根本不听，他在南京住下，叫许泰、江彬几位太监先行带兵到南昌。许、江到了南昌后向王阳明索要朱宸濠，打算把他释放到鄱阳湖，再让武宗来活捉，大家庆功报喜，按功论赏。这种把国家大事作儿戏的荒唐事情遭到王阳明的拒绝，他不顾个人安危，连夜押送宁王到杭州，把他交给在杭州的太监张永，自己称病住进西湖净慈寺。许、江的阴谋落空后，恼羞成怒，他们在武宗面前挑拨说，王阳明原先与朱宸濠勾结在一起，后来看到形势对他不利时才被逼擒获的。幸亏太监张永在武宗面前为王阳明讲了一些好话，武宗才叫王阳明重新上报擒获宁王的战功了事。重重压力下，王阳明只得把那些祸害国家的太监都写进战功报上去。第二年的十二月，武宗玩乐够了，才浩浩荡荡回归北京。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六月武宗逝世，世宗登位，他的战功才得到朝廷承认，晋升为南京兵部尚书，十月被封为新建伯。但还有些大臣反对，因此“不予铁券，岁禄亦不给”，封爵成了一张空头支票。对此王阳明倒很坦然，他再三推辞给自己封爵，希望能够奖励那些冒死作战的各级官员和士兵。但是那些将官不但得不到奖赏，反而遭到闲退和废斥。对此，王阳明只能以恳请辞职来表示内心的抗议。
明嘉靖元年（1522年）二月，王阳明父亲王华病逝，他回绍兴为父亲服丧，在家乡度过了6年清闲的日子。在这6年中，他一面潜心研究他的心学思想，完成了从“知行合一”到“致良知”的心学理论体系，同时广泛收徒讲学，扩大了心学思想的传播。
明嘉靖六年（1527年）五月，广西思恩、田州土司头目卢苏和王受发动叛乱，朝廷命王阳明兼任都察院左都御史率兵征讨。王阳明正在病中，要求免去这个任务，但是朝廷不同意，他只好在身体稍有好转时带兵赴广西。一路上他一边调查访问，一边思考对策措施。卢苏、王受叛乱主要还是地方政府处置不当所引起，所以王阳明拟定了以和平手段解决的方略。而卢苏、王受原本对地方政府不满，见朝廷另派王阳明来处置，也产生了和平解决的念头，这样王阳明不费一刀一枪，就平定了思恩、田州的内乱。以后，他又应当地人民的要求，于明嘉靖七年（1528年）七月平定了八寨和断藤峡少数民族头子的叛乱活动。长期繁重的军务和政事及当地炎热的气候使王阳明的病情逐渐恶化，他报告要求回乡养病，但批复迟迟不下来，他只好自己作主回乡。明嘉靖七年（1528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船至江西南安府大瘐县青龙铺时，王阳明已处于半昏迷状态，他的学生周积来见他，过了好长时间王阳明才睁开眼睛对他说：“我要去了。”周积哭着问遗言，王阳明微笑着回答：“此心光明，亦复何言！”不久即瞑目而逝。明嘉靖八年（1529年）十一月他的友人和学生1000多人为他举行隆重的安葬仪式，他的坟墓在绍兴县兰亭乡洪溪。
王阳明在从政的同时，始终坚持学术研究，他的学术思想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王阳明一开始接触的是应付科举考试的八股文——程朱理学的语录，他拜著名理学家娄谅为师，听他讲析朱熹学派的哲学观点。随着政治活动和学术研究的进展，他感到朱熹学说只强调封建伦理纲常——天理，而忽视人们丰富的、错综复杂的内心世界——吾心，无法救治日渐衰落的封建道德，为挽救明王朝的政治危机，他对程朱理学采取了批判的态度。王阳明又把学术研究的兴趣转向佛、道方面，但终因离不开传统伦理的制约，还是和佛、道二教分手。他对心学研究，始于龙场驿丞期间。初到龙场驿时期，他内心十分痛苦，因为在与刘谨的斗争中，黑白是非完全颠倒了，封建伦理纲常被弃置一边，大臣的正常工作无法开展，连生命安全也得不到保证，那么以后再碰到类似的情况应该怎么办呢？经过一番思考，他终于发现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人生真谛，即人的一切活动不必到圣人那儿去寻找答案，只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够了。
王阳明心学的核心内容可用“致良知”来概括。“致”有达到、复位的意思，“良知”也就是平常所说的良心。他认为良知是人与生俱来的道德意识和道德准则，即使那些地位低微的人，他们的良知和圣人也没有本质的区别。道德沦丧，黑白颠倒，是人心被物欲蒙蔽所致，只要把物欲的危害说清楚，良知的本能就能显露出来，社会秩序也就能够正常运行。王阳明有著名的四句教，对“致良知”作了很好的注解：“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致良知”是王学关于人生观的哲学命题。
王阳明的心学思想来源于孟子的性善说，与南宋陆九渊的心理说更有密切的联系，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王阳明把它加以总结和完善，形成自己的心学体系。所以说王阳明是我国古代集唯心主义大成者的评价是恰当的。但是在宋明时期，统治阶级推崇理学，一切以理为是，所谓非理莫言，非礼莫行，理成为禁锢人们思想的精神桎梏。在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王学反对以程朱理学作为判别是非的标准，主张以吾心来衡量是非的准则，这是对人个性的尊重，也是人主体精神的体现，因此曾起过进步作用。所以王学不但在当时风靡一时，而且影响后世，播扬东瀛，直至当代还是海内外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
王阳明一生最重要的学术活动是讲学。他的讲学活动始于龙场驿丞时期，那时西南边陲有一些从中原逃亡过来的知识分子，听到王阳明当了龙场驿丞后，共同的命运，促使这些人向王阳明去诉说内心的苦闷和感受。于是他在居住过的阳明洞开办了龙冈书院。这一时期著名的学生有贵州陈宗鲁、湖南冀元亨、蒋信等。后来贵州提学副使席书请他到贵阳文明书院讲学，这样他的学生更加多了。龙场谪居期满回京城和南京任职期间，王阳明继续从事他的讲学活动。在京城讲学时他的上级吏部郎中方献夫也来听讲，对王阳明行师生礼，来听讲的还有穆孔晖、顾应祥等20余人。在南京时讲学的规模又有发展，朝夕相处，互相切蹉的学生有徐爱、黄宗明、周积、薛侃等20多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为王学中坚。在镇抚赣南的紧张军事行动中和平定宁王叛乱以后高压的政治势态之下，他依然设帐讲学。当时著名学者王艮到江西与王阳明论学，王艮被王学所折服，拜王阳明为师，行弟子礼。王艮后来成为王学泰州学派的创始人，使王学在下层社会中广泛传播。王阳明讲学时间最长、规模最大是晚年在家乡绍兴，听讲人数最多时达300余人，当时郡守南大吉开辟嵇山书院，他的门生同时设立阳明书院来接纳学生。他讲学时，讲堂里容纳不下，许多人就环座在讲堂廊下听讲学，场面十分壮观。在家乡6年的讲学中，他培养了钱德洪和王龙溪两位高足弟子，俩人进一步发展王阳明的良知学说，成为浙中学派的创始人。
程朱理学到明代中期以后，日益沦落成为统治者的说教，它已远远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不能回答人们面临的社会实际问题。而王学崭新的理论能够满足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求新、求变的心理，因而受到普遍的欢迎。王阳明逝世后，他讲学的内容由他的学生、门人辑录成《传习录》和《大学问》两书在社会上流行，各地学生还建立书院和祠堂，纪念这位心学大师，传播他的心学思想。据《勋贤祠志》记载，在明世宗嘉靖三四十年间，各地有书院75所、祠堂420所，遍及整个南中国。
纵观王阳明的一生，他文武兼备，具有立德、立功、立言的成就，被称为封建时代的完人。他的心学思想在当时曾起过积极作用，对后世也有深刻影响，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
第三节 朱舜水
朱舜水（1600～1682年），名之瑜，字楚瑜，又字鲁屿，号舜水，浙江余姚人，家住余姚城区。生于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享年83岁。明清之际著名学者、中日文化交流先驱。
朱舜水出身于读书人家，大哥朱启明，曾在松江柘林当守备（武官职务）。朱舜水8岁时父亲去世，只好投奔大哥。他在松江完成蒙童教育，后来又拜学者朱永佑、张肯堂和吴钟峦为师，学习儒家经典，因为学业优秀，被推举为恩贡生。20岁时朱舜水回到余姚，依靠祖业生活，当时连续7年遭遇灾害，粮食几乎绝收，朱舜水日夜奔波在外，购买玉米、薯干等粗杂粮回家，使一家十几口人渡过灾荒。晚明时期，社会政治黑暗，各级官吏千方百计搜刮老百姓的财产，许多中小地主家庭也被盘剥得倾家荡产，人们怨声载道，痛恨社会黑暗无道。朱舜水对妻子叶氏说，我如果考中进士，任命做一个县令，第一年做出成绩，三年下来会得到老百姓的拥护，但这样做肯定要得罪许多人，说不定还会招致大祸，连身家性命都保不住，我生性刚强，不会阿谀奉承，迎合别人，所以立志不去做官。叶氏是一位识大局的人，愿意与丈夫过清苦的生活，支持丈夫蔑视功名富贵。但是宗族中的长辈和亲友常常要来规劝，使朱舜水十分为难，无奈之中，他就去考场随便应付一下。朱舜水为人正直，遇事有主见，邻里之间有矛盾，都喜欢找他评理，族里有事，也愿意听他的意见。明崇祯九年（1636年），族中有人获得一部宋代大儒朱熹的家谱，里面有朱熹曾做过余姚县令，在余姚安过家的记载。家谱中的祖先画像、赞美词、祖上封官及朝廷嘉奖令等内容都和朱舜水祖上的家谱相同，区别在两家的一世祖不同。讨论时，族中大多数人都赞成把朱熹奉为自己的远祖，而朱舜水反对说，朱文公是新安人，我们是余姚人。如果我们能够自强、自立的话，为什么要硬拉圣人作自己的祖宗呢？何况两部家谱的一世祖不相同，证据本来就不充分嘛！族人觉得朱舜水分析得有道理，所以没有把朱熹拉作自己的祖先。朱舜水自强、自立的言论在社会上流传后，当地官员把他作为“文武全才第一”的优秀人才上报到礼部，刚巧他的老师吴钟峦在礼部任职，就把他评为“开国以来第一”人才，准备赐给他官职。朱舜水听到这个消息后，连忙逃到舟山海岛躲避起来。从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至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明王朝和鲁王抗清政府多次赐给他各种官职，他都不为名利所动，每次都被他推辞掉。
清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清顺治二年（1645年）渡过长江，攻克南京，南明弘光小朝廷溃散。这时候朱舜水正在舟山，听到国土沦陷的消息，只好逃亡到日本避难。不久他听到鲁王在绍兴监国，成立抗清政府的事，立即从日本返回舟山，参加黄斌卿将军的抗清斗争。过了几年，清军攻克浙东地区，鲁王政府的残兵败将退驻舟山，朱舜水的老师朱永佑、张肯堂、吴钟峦也随鲁王来到舟山，经老师的引见，朱舜水拜见鲁王，表达了抗清的决心。在舟山期间，他跟随冯京弟、黄孝卿将军赴日本借兵，日本萨摩国侯答应给予10万洪武钱和3000步兵的援助。口头协议后，冯京弟先行回舟山汇报，朱舜水陪同黄孝卿留下继续谈判。因为黄孝卿在异国饮酒作乐，纵情享受，被日本人轻视，萨摩侯取消了援助。清顺治七年（1650年），清军攻克舟山，将军张名振保护鲁王逃到厦门投靠义军郑成功，朱永佑、张肯堂等一班文官自杀身亡。朱舜水再次逃亡到日本，以后又飘泊到安南（今越南海防）、暹罗（今泰国）等地，在安南朱舜水经历了一次生死考验。当时安南国规定，旅居该国的外国人需为他们服役3个月，朱舜水等难民被翻译带去朝见国王，许多人见了国王都伏地跪拜，而他却站着作揖行礼。翻译以为他不懂规矩，用木棒在沙滩上写了个“拜”字，朱舜水拿过木棒，在拜字上写了个“不”字。国王非常愤怒，威胁他如果不拜，就把他拉出去杀头。朱舜水毫无惧色，整衣束冠，转过身，大步向外走去。安南国王钦佩他不怕死的精神，命人把他软禁起来，调查他的身份。开始阶段，有人每天在他居室外杀人，让老鹰、野狗啃咬尸体，用这种手段来恐吓他。查明他的身份后，又送上好酒好菜和美女进行拉拢引诱，但朱舜水态度始终如一，没有做出丧失国格、人格的事。最后安南国王认为他是“好汉子”，挽留他在安南做官，朱舜水以国家正处于危难之中，不能离开的理由，谢绝了安南国的聘请，获得了人生自由。
鲁王到了厦门以后，身边没有像样的文臣，于是派人带了他的“诏书”到安南国寻找朱舜水。朱舜水转辗到达厦门，但是鲁王已去掉监国称号，流亡到金门岛去了。厦门抗清将领郑成功知道朱舜水的身份后，邀请他参加抗清斗争，并派他去象山港与在那里坚持抗清斗争的张苍水将军联系，准备联合起来共同与清军作战。其时清军已经控制整个大陆和海上的主要交通线，朱舜水知道这个任务极其危险，但要与清军斗争，必须加强义军之间的联合，所以他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担起了郑成功、张苍水两支义军之间的联络重任。为此他丢掉了儿子的性命，自己也差点被清军抓住。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年），有人在海上看到朱舜水，才知道他还活着，他的第二个儿子朱大咸千辛万苦到厦门找到了他。这时他正忙着协助郑成功第一次北伐抗清，没有时间陪儿子。不巧的是朱大咸患了伤寒，邻居老太太好心盛了一碗冷粥给他充饥，致使他病情加剧，竟在一夜之间死去。朱舜水心痛不已，在他晚年的著述中常常提及此事，表示对儿子的思念和歉意。还有一次从厦门赴舟山的途中，他乘坐的小舢板被清军海上巡逻队包围了，清军看他们一身明朝服饰，掷过来一句“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命令。小船上护送的水手惊慌万分，准备投降，而朱舜水镇定自若，他把后事托咐别人，准备以死争抗。在他凛然正气的鼓舞下，水手们振作精神，团结一致，突出包围，胜利抵达象山港。由于朱舜水不顾生命危险，频繁往返于两支义军之间传递消息情报，终于促成郑成功、张苍水义军联合起来二度北伐抗清。永历十三年（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两军在舟山汇合，从长江口溯江而上，一度攻占瓜州、镇江，收复江南4府24县，取得很大的战果。朱舜水随军北伐，异常兴奋。但因敌强我弱，清军迅速调集大部队增援，而义军则犯了骄傲轻敌的错误，几乎被清军歼灭。第二次北伐战争失败后，郑成功收拾残兵退守台湾，张苍水也回到象山港隐蔽起来，义军再也没有力量主动和清军交战。眼看复明无望，而且形势日益险恶，朱舜水只得再次逃亡到日本，这时他已经是60岁的老人，而且患上严重的肺病。
清顺治十六年（永历十三年，1659年）冬，朱舜水搭商船抵达日本长崎，当时日本国的海禁令尚未解除，因为冬季海上航行比较困难，所以允许外国船员和商人上岸暂住。日本关西学者安东省庵早年已和朱舜水相识，知道他为保持人格尊严，迫不得已来日本避难的处境后，联合一些知名人士报告长崎镇巡守黑川正直，要求给予朱舜水居住权，经长崎镇巡守的努力，萨摩侯破例予以批准。在安东省庵的妥善安排下，朱舜水在日本定居下来。1665年（清康熙四年）7月，日本水户侯德川光国听说朱舜水是中国著名的儒家学者，聘请他到江户（今东京）居住。当时江户是日本的政治、文化中心，朱舜水意识到去江户是他在日本生活的一个转机，因此接受了德川光国的邀请。
17世纪的日本佛教盛行，儒学衰微，德川光国企图弘扬儒学来振兴水户，所以他和他的臣僚、水户的学者都拜朱舜水为师，向他学习中国的儒学。朱舜水是明清之际进步的知识分子，和黄宗羲、顾炎武等一样，在学术上主张经世致用，实理实学，他能够把握程朱理学和王阳明心学的利弊，把儒学科学地传授给日本学者，给日本的“水户学派”造成很大的影响。朱舜水不迷信科举而重视学习技艺百工，在江户他把中国的工程设计、建筑技术、农艺、生物、地理知识和服装裁制技术等介绍给日本人民，得到江户各界的欢迎。他与日本人民长期交往的过程中，发现日本人民具有勤俭自强、勤奋好学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优良品质，表示要向日本人民学习，希望日本文化发达，繁荣富强，早日实现理想的大同世界，希望中日两国世世代代保持友好关系。他还批评国内一些人以先进民族自居，看不起周围邻国长处的大国主义观点，盼望有一天能够杖节归来，把日本的真实情况介绍给国人。在言行中他十分尊敬德川光国、安觉积、安东省庵、山鹿素行等日本江户名人，这些人既是他的学生，又是友谊笃深的朋友。1682年（清康熙二十二年）4月，朱舜水在江户寓所病逝，德川光国把他安葬在自己家族的墓地，墓在日本常陆太田市大田乡瑞龙山麓。
朱舜水的著述极大多数是他在江户讲学时的问答、信札等文稿，他逝世后德川光国把它整理编辑成《朱舜水文集》28卷行世。朱舜水在日本起到中国人民友好使者的作用，他是一位中日文化交流的先驱。
第四节 黄宗羲
黄宗羲（1610～1695年），字太冲，号南雷，又号梨洲，浙江余姚通德乡黄竹浦人（今梁辉镇李家塔自然村）。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卒于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享年86岁。我国杰出的民主启蒙思想家、史学家和教育家。
黄宗羲生活在社会剧变的明清之际，一生经历十分坎坷曲折。他在自己的画像上记述一生的经历时，概括为“三变”：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其为人也，盖三变而至今。参照这个概括，他的生平可分为读书游学、抗清斗争和著述讲学三个阶段。
黄宗羲出身于读书农耕的家庭，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他的父亲黄尊素考中进士，被授于宁国府推官，7岁的黄宗羲在父亲的指导下于官衙内读书。他的求知欲望非常强烈，完成父亲布置的作业后，还偷看《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等休闲小说。黄尊素认为这些书籍能够增加知识，开阔眼界，所以没有阻止。开明的父亲保护了儿子的学习兴趣，养成他博览群书的习惯。
正当黄宗羲日渐长大，学业俱进的时候，一场政治灾难突然降临。明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黑暗、最腐朽的王朝，其政治特点是太监执掌国家大权，对大臣实行残酷的特务统治。明熹宗时太监魏宗贤掌权，他培植亲信，打击异己，搜刮民脂民膏，许多中小地主家庭都被剥削得倾家荡产，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一些正直的官员反对魏忠贤擅权，把他们称为阉党。这些正直的官员经常聚集在无锡东林书院，议论朝政，谋划反魏计划，人称“东林党”。黄尊素是东林党的骨干分子，许多人经常在他家里议论朝政，对阉党祸国殃民的罪行痛心疾首。那时，黄宗羲已开始懂事，听了他们的议论，了解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充满了对阉党的仇恨。明天启五年（1625年），黄尊素升任山东道监察御使，因上疏弹劾魏忠贤而获罪，被剥夺官职，不久又以谋反罪在家乡遭逮捕，第二年六月被逼害致死。黄尊素被解押进京途中叮嘱儿子，一要拜著名儒家绍兴人刘宗周为师，二要重视学习历史。黄宗羲遵照父亲遗命发愤续史，用2年时间读完21史，通过历史这面镜子，他看到历朝历代忠、奸之间激烈斗争，决心继承父志与奸佞斗争到底。20岁时他拜刘宗周为师，开始系统地学习。刘宗周是明末大儒，学识渊博，品德高尚。在老师的指导下，黄宗羲打下扎实的文化基础。他还到杭州、苏州、南京等地游学，晚明时期，这一带已成为全国的棉纺、丝织业中心，经济发达，城市繁华，知识分子集聚一起，结社风气很盛，黄宗羲通过诗社、文社活动，谈学论道，结识了众多江南名士，而且也积累了社会经验。
青年时代的黄宗羲曾两次同阉党开展殊死的斗争，在江南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第一次发生在明天启七年（1627年），这年熹宗逝世，毅宗朱由检即位，他就是在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破北京城后上吊自尽的崇祯帝。他做皇帝不久，为了摆脱阉党对自己的控制，下令处死魏忠贤，罢斥、追究其党羽的罪责。黄宗羲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激动，立即带着诉讼状纸，进京为父申冤报仇。五月，刑部会审许显纯、崔应元两个党羽，他俩是逼害黄尊素等东林党人的主谋。黄宗羲还只有19岁，但在森严的刑部大堂上毫无惧色，严厉地揭发俩人的罪行。作完证词后，他突然从衣袖中抽出铁椎向许显纯脸上刺去，又一把拔下崔应元的胡须，把俩个贪官搞得狼狈不堪。他还与周廷祚、夏承等被害东林党的后人一起，刺死了杀害黄尊素等官员的狱卒叶咨、颜文仲两名凶手，在监狱的中门祭奠了父亲。在崇祯帝政治需要的特定条件下，黄宗羲对阉党的第一次斗争取得胜利。但崇祯帝刚愎自用，生性多疑的性格必然被太监利用，很快另一个太监阮大铖赢得他的信任，原先蛰伏的阉党分子纷纷投靠阮大铖，重新执掌了国家大权。以黄宗羲和其他东林弟子为主的复社名士毅然担当起反对阉党势力的第二次斗争。他们多方搜集阮大铖和其同伙的罪行，于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七月，在南京城内贴出公告——《南都防乱揭》，揭露阮大铖的桩桩罪行，呼吁大家同心协力，扫除奸佞。这份揭上有145位社会名流署名，黄宗羲和顾杲代表前朝遗孤和东林子弟名列在前，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影响。在社会舆论的压迫下，阮大铖不得不作了收敛。然而，随着北京城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破，山海关总兵吴三桂降清，清军大举入侵，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南明小朝廷等国内形势的剧变，马士英、阮大铖等阉党受到福王的重用。这时他们不顾大敌当前，国家危在旦夕的险恶形势，首先把斗争矛头指向复社人士。阮大铖的爪牙编造《蝗南录》，大肆逮捕杀害反对他们的人，黄宗羲和顾杲不幸被捕入狱。只是由于清军迅速南下，南明小朝廷土崩瓦解，俩人才死里逃生。两次反对阉党的斗争，使黄宗羲加深了对封建君主制度腐朽没落本质的认识，同时也积累了政治斗争的经验，为下阶段的抗清斗争打下坚实基础。
清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占领南京、杭州后，在钱塘江北面布防。这时浙东地区少数有民族气节的地方官员和绅士自发组织了抗清义军，拥戴鲁王朱以海在绍兴监国，建立了浙东抗清政府。同样性质的抗清政府还有福建的唐王和西南地区的桂王。这时黄宗羲已逃回到家乡，他获知鲁王监国的消息后，毅然变卖家产，购置武器装备，招募姚江儿女，组成义军，奔赴钱塘江南岸，加入鲁王政府的抗清大军。当时北岸清军只有5万人，而且背后的宁镇、杭嘉湖地区还有小股抗清武装骚扰，立足未稳。南岸的政府军加上新加入的义军有10万人，而且义军的斗志高昂，形势明显有利鲁王政府。黄宗羲分析了双方军事形势后建议鲁王主动出击，渡过钱塘江，进军浙西，扩大地盘，同时接纳更多的义军，壮大军事力量。他还指出鲁王政府军的不利因素，认为10万军队集钱塘江南岸，军饷需求大，而地方供给能力有限，不适宜久守。但是那些政府军的将领忙于封官晋爵，热衷权力斗争，无心与清军作战，根本不理睬黄宗羲的建议。不久义军因筹措不到粮饷而逐渐溃散，政府军又因抢掠老百姓的钱粮而失去人民的支持，鲁王政府的军事力量就在内部争执中消耗削弱了。清顺治三年（1646年）六月，清军乘夏季钱塘江水位较低的有利条件，大举渡江，鲁王军队全线崩溃。鲁王带着少数人从海上逃到福建依附唐王。黄宗羲只好带领500余义军退入四明山，在杖锡寺安营扎寨，坚持斗争。不久，他听到鲁王在三门湾海上监国，封他左佥都御史的官职，召他去上任的消息，于是安置好义军后，只身往闽浙沿海地区寻找鲁王。鲁王行朝设在三门湾一条大船上，文武大臣的条件差多了，只能两人合用一条小船。黄宗羲在《鲁王监国》一书中描述当时的艰苦生活：“仓大周身，穴而下，两人侧卧……海泊中最苦于水，清晨洗沐，不过一盏……零丁飘絮，未馨其形容也。”当时行朝实权掌握在几个将领手中，鲁王只是一个傀儡，至于文臣更无足轻重。黄宗羲知道行朝已不可能有所作为，自己也不可能发挥任何作用。这时驻守浙东地区的清帅下令，命地方政府编造那些不肯投降的明朝官员家属名册，将给予严惩。黄宗羲担心母亲、兄弟和妻儿的安危，得到鲁王同意后，回到家乡。
黄宗羲家位于余姚至宁波的驿路边，居宅早已被清军拆毁，一家十几口人寄宿在附近亲戚家中，惩处令下以后，没有人再敢收留他们。黄宗羲回家后，全家人住到老家南面四明山麓的化安山中。黄尊素的衣冠冢下有三间守墓用的小茅屋，这时成为黄氏兄弟十几口人的栖身之处。在这简陋的茅屋里，黄宗羲奋笔写下誓与清军斗争到底的壮丽诗篇：“锋镝牢囚取次过，依旧不废我弦歌。生犹未肯输心去，贫亦其能奈我何。廿两棉絮当破被，三根松木煮空锅。一冬也是堂堂地，岂信人间胜著多。”在这里，他一直与舟山的鲁王政府保持着联系，也曾奉命跟随义军将领冯京弟到日本借兵，还派人把刺探到的情报传送到舟山。为此他多次遭到清政府的画像通缉，由于他的机智和友人的掩护才化险为夷。在与清军的斗争中他始终没有害怕和退缩过，除了竭尽全力支持鲁王政府的抗清斗争外，还一直关注着唐王、桂王政府的抗清斗争。清顺治十年（1653年），鲁王去掉监国称号。康熙元年（1662年），桂王在云南被杀，持续了10多年的武装抗清斗争最终失败，黄宗羲才终止了抗清活动，转入到总结明王朝灭亡教训的深层次思考之中。
清康熙元年（1662年）以后，清王朝的统治已经十分稳固。黄宗羲开始步入耄耋之年，他的主要活动是从事教育、学术研究及指导儿子参加编修明史的工作。
黄宗羲的教育活动一方面是做私塾教书先生，目的是养家糊口，另一方面是作学术讲座，传播学术思想、培养高层次文化人才。他的讲学活动主要在宁绍平原和杭嘉湖地区，邀请他讲学和听讲的人主要是他的友人及其晚辈，另有少数地方官员和慕名而来的文化人。其中绍兴和宁波两地讲学时间最长，成效也最大。他在绍兴证人书院讲学自康熙五年（1666年）至康熙十年（1671年），前后时间长达5年。经过明清之际社会动乱，当时绍兴的文化人都表现出茫然不知所措的思想。黄宗羲向他们指出了“读书论道”的治学方向，启发他们树立文字以外还有大事业的读书理念，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他在宁波讲学自康熙七年（1668年）至康熙十四年（1675年），前后历时7年。宁波听讲的学生主要是抗清志士及他们的后人，由于这些人的特殊身份，因此没有像绍兴证人书院那样的固定讲堂，而是轮流在学生的家、祠堂或寺庙中进行，条件相当简陋，但取得的成绩却是最大的。黄宗羲在宁波讲学时十分强调经世致用思想，这是他从晚明时期教育与实践严重脱离，读书人只会背诵圣人语录，不会处理、应对社会实际问题的恶果中悟出的教育思想。他主张要熟读名人原著，并重视用书本知识去认识社会和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他还主张学习历史以及天文、地理、数学等等，认为只有掌握多种知识，才能成为社会有用的人才。他的治学思想使人耳目一新，受到宁波学人的欢迎。他在宁波讲学时听讲的学生有名可查的达66人之多，培养了一批史学、经学、哲学、文学等方面的人才，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国学术史上著名的清代浙东学派，对浙东，乃至整个清代的文化学术的发展做出重大的贡献。
黄宗羲的著作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涉及领域也很广阔。大体可分成两大类：一类是他编选前人的著作，主要是宋、元、明三代的名人名著及乡人遗著，有10余种，1000多卷，1000万字以上；另一类是他撰写的著作，有100余种，300多卷，300万字以上，内容涉及哲学、经学、史学、文字学、天文地理、历法、数学以及文学、艺术等众多领域。这些著述大多数是在他60岁以后岁月里完成的，其中最大一部文集《明文海》共482卷，参考明各家文集两千余种，前后费时26年，到85岁时才编辑完成。“一年功课复如何，文案已完学案多。岂为声名垂后世，难将岁月浪销磨。”这首诗生动地反映老人沉重的社会责任感和争分夺秒勤于笔耕的精神。为此，他把亲属、子女的婚丧节庆等生活礼仪活动都一概免去。特别是康熙年间，清廷为了笼络汉族地主阶级，三次征召黄宗羲出山，赐予官职，黄宗羲都一一予以推辞。这里固然有民族气节的因素，但主要的还是担心时间被无谓的公务活动浪费掉。惟在编修明史的大事上，他本人没有进京，而派他的门生万斯同、儿子黄百家以普通百姓的身份参与修史工作，并把自己保存的南明史料移交史馆，或让地方官派人抄录给史馆，对万斯同、黄百家的工作予以认真指导，促进明史修编工作。
黄宗羲的宏富巨著中以《明儒学案》和《明夷待访录》两部书著称于世，奠定了他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巨匠的地位。《明儒学案》共60卷，把明代近300年间产生的200多位著名学者论著，按他们生卒年代与各人的学术宗旨进行分类归案，共立为19家学案，每案前先作简要的介绍说明，然后分述案下各学者的生平、主要学术观点及代表作品（节录），这样既阐明学者个人的学术思想，个体间的继承发展关系，同时也揭示了整个学派宗旨的变化轨迹。所以当时就有人称赞该书如大禹导水，脉络分明，经纬灿然。《明儒学案》是我国第一部学术思想专著，它为后人研究明代的思想文化开辟了一条绿色通道，加快了思想文化人才的培养，为繁荣我国的学术文化做出了贡献。《明夷待访录》是一部政治著作，共1卷，分为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等12章。在这部著作中，黄宗羲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封建法制、兵役、土地以及财税等制度都进行了猛烈的揭露和有力地批判，他尖锐地指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批判矛头所指不仅仅是明清两代帝王，而是整个封建制度。接下去他提出了自己的理想社会，其基本前提是“天下为主，君为客”，人民群众是国家主人的国家政治理念，又具体描述了“置相”、“学校”的政治制度和“田制”、“计财”的经济制度。在“置相”章中，黄宗羲认为君臣都是管理国家事务的人，“每日便殿议政，天子南面，宰相、六卿、谏官东西面以次坐。其执事皆用士人。凡章奏进呈，六科给事中主之，给事中以白宰相、宰相以白天子，同议可否”。很明显，这里他已经把封建君臣之间的主奴关系否定了，提出崭新的同事关系，因而在工作上只有先后顺序关系而不是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他主张学校不单纯是为养士而开设，而是国家重大决策需要而设立的政治场所，在这里“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这种学校的性质与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的议会相接近。在经济方面，黄宗羲认为国家要把发展经济放在首位，他主张合理确定税赋，提出“工商皆本”主张，声称“人各有自私，人各有自利”的人个权益问题。这种经济思想既代表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也反映了城市工商业主的要求。专家学者认为黄宗羲的政治、经济思想与近代启蒙主义者的主张几乎如出一辙，《明夷待访录》实为一部民主启蒙主义的纲领性著作。
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黄宗羲病逝于家中。生前他立下遗嘱，死后不用棺椁，不作佛事，死后第二天用一块床板、一条被褥把遗体抬到化安山墓穴。这是老人对封建礼教所作的最后一次斗争。墓在今陆埠镇十五岙村化安山麓，文革时遭破坏，1982年重修，现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明清之际，围绕着明王朝灭亡的教训问题，我国历史上出现过一次短暂的百家争鸣式的思想解放运动。一些先进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对晚明时期的腐朽政治痛心疾首，进行无情地鞭挞和强烈地批判，在这一思想解放运动之中出现了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三位著名的思想家。黄宗羲的民主启蒙思想来源于他伟大的社会实践，是在总结历史经验，反映新兴市民阶层思想、政治要求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一思想代表了时代前进的方向，为促进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鸣锣开道，这是十分珍贵和值得纪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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