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永嘉县图书馆

叶适，字正则（1150～1223），永嘉县城郊水心村人，学者称水心先生。孝宗淳熙五年（1178）中进士第二名（榜眼），授平江节度推官，召为太学正。光宗时，由秘书郎出知蕲州（今湖北蕲春西南）。宁宗时，起为湖南转运判官，迁知泉州，除权兵部侍郎。时韩侂胄当政，将攻金，叶主张规复故疆，但反对无准备之冒险。除权工部侍郎，旋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屡败金军。及韩侂胄兵败被杀，叶反以“阿附权臣（指韩侂胄）”，被夺职奉祠，回乡从事讲学著述。
  叶适出生于水心村，后“连困厄，无常居，随僦随迁，凡迁二十一所”。十四五岁时，迁住永嘉楠溪档溪，受学于刘愈，并有深刻影响。后向永嘉学者郑伯熊、王楠等人问学，均不是正式门生，与陈傅良“从游四十年”，受其影响最大。现存著作有《习学记言序目》50卷、《水心文集》29卷（内拾遗1卷）、《水心别集》16卷。继承薛季宣、陈傅良事功学说，集永嘉学派之大成。与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相鼎足。以经济、政治、哲学、史学、教育等方面，代表南宋时期进步倾向。
  经济思想
  叶适生长于当时商品经济发达的东南地区，故乡永嘉县是个海上交通发达，海外贸易繁盛的地方。面对商品经济发达的形势，叶适认识到工商业生产对国家、对社会的重要作用，在承认农业重要性的前提下，反对政府限制工商业发展，批评“抑末厚本”思想。认为政府应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发展工商业生产，然后才能使“治化兴”。又要求政府给予工商界优秀人士以出仕机会，在政治上有代表人物和发言权。说：“四民古今未有不以世，至于烝进髦士，则古人盖曰无类，虽工商不敢绝也。”感叹当时税收之重，一直反对盐、茶禁榷。他的理财概念是：“夫山泽之利，三代虽不以与民，而亦未尝禁民以自利也”，“若茶则民所自种，官直禁而夺之尔”。在《财计上》中认为圣君贤臣必须善于理财，“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财而为圣君贤臣者也”。将理财与聚敛严格区别开来，“理财与聚敛异，今之言理财者，聚敛而已矣”。指出理财是以“天下之财与天下共理之者”；聚敛则是“务以多取为悦”。反对抑制兼并，把土地私有制看作天经地义，承认富人（地主）占有土地剥削农民完全是正当行为，对后世资本主义萌芽有促进作用。
  政治思想
  叶适是个从社会下层出身的士大夫，对当时政治危机，人民疾苦，更为关心和敏感。南宋时期，女真贵族军事集团灭亡北宋后，侵占中原，又不断南下掳掠，而宋对外敌却举棋不定，主和派始终占据上风，终而灭亡。叶适希望南宋转弱为强，从当时人民切身利益的“冗官”、“冗兵”耗费民财，吏胥作恶荼毒百姓等问题着眼，提出意见，企图进行改革。
  叶适曾数次向孝宗皇帝慷慨陈辞，坚持抗金和收复失地。在《治势》等三篇文章中，反复论述：“顾今天下之势，……（陛下）如责成将率，使各尽力，执大义以诛强仇，则天下可以拱揖而定也。”开禧二年（1206）春间，韩侂胄决定北伐，叶适向宁宗连上三札，认为北伐这样头等大事，应该深谋熟虑，不能仓卒从事，否则后果严重。他说：“移迫动应久之兵，而为问罪骤兴之举，……此至大至重事也。诚宜深谋，诚宜熟虑，宜百前而不慑，不宜一却而不收。”提出“备成而后动，守定而后战”战略方针和具体措施。对当时困扰南宋的冗官（包括吏胥）、冗兵、冗费问题，叶适在《吏胥》中提出具体办法，说：“今官冗而无所置之，士大夫不习国家台省故事，一旦冒居其位，见侮于胥。今胡不使新进士及任子之应仕者更迭为之，三考而满，常则调出官州县，才能超异者，或遂禄之。”他想从提高吏胥素质入手，进而解决冗官问题。当时宋金对峙，军队常在百万以上，冗兵是当时财政最大负担，叶适主张精减军队，发遣散费，使之经商或从事个体手工业生产；主张招集流民屯垦，训练民兵以卫边防。
  哲学思想
  叶适在哲学的根本问题上，明确地认为客观世界是物质的统一体：“夫形于天地之间者，皆物也。”吸收古代以五行为五物（水、火、木、金、土）以八卦为八物（天、地、水、火、雷、风、山、泽）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进而用五行八卦来概括世界总体的物。叶适说：“五行之物，遍满天下，触之即应，求之即得”；“按卦所象，惟八卦，推八物之义为乾、坤、艮、巽、坎、离、震、兑。”他认为，五行八卦所代表的具体事物都是由气构成，气是造化根本，其本身无始终。
  对当时思想家所论“物”与“道”关系问题，叶适明确指出“物之所在，道则在焉”。认为道在物中，不能离物而独存，“道”即是“物之理”。他认为世界不断运动变化，“夫物之推移，世之变革，流行变化，不常其所，此天地之至数也”；阴与阳，刚与柔等都是“相禅”即互相依存而又互相转化，以致使万物处于无穷无尽变化之中。这种认识论肯定知识来源于物质的客观世界。他认为人们要获得关于道或理的正确认识，就必须详尽地考察天下之事物。“无验于事者，其言不合；无考于器者，其道不化。论高而实违，是又不可也”。认为言、道、论，即理论原理，都必须符合于事、器实，即客观事物实际情况，才能是正确的。叶适对于认识论问题提出许多深刻而丰富的思想，批评朱熹、陆九渊等人的“心性之学”。
  史学思想
  叶适是“具有良史之才”的思想家，也曾任过史官，著有《叶学士唐史钞》、《名臣事纂》等。所研究史学从事功思想出发，吸取历史上国家兴亡的经验教训，企图使南宋政府改良政治，变弱为强，光复中原。他说：“臣尝窃悲当世之故，而其义不得以尽言，请泛论前世之帝王得失成败可考之迹，以见其意。”“至于经国之规，御世之要，切近而不少陋，宏阔而不为迂，盛衰之相因，治乱之相易，若此者，臣皆有以发之。”因为叶适以历史为殷鉴，尤其重视历史“古为今用”，“不深于古，无以见后，不监于后，无以明前”，“考古虽若无益，而不能知古，则不能知今”。叶适注重近代史编写，主张直书史实。在古代经史中最推崇《春秋》，认为这是当时人所写的近代史，“因诸侯之史，录世变，述霸政……述其悖缪以示后世”。并认为它的作用非《诗》、《书》等著作所可比拟。正因为叶适赞扬当代人物编纂当代史事，因而对后世史家追记前代史事，认为容易发生错误。“（班）彪言司马迁汉事，止（只）据陆贾，无别书。彪及固自著亦不言所云何书，但云‘继承前史遗事，傍贯异闻’而已，今史家用官文书比次日月，犹尚错谬，则迁、固缀集所闻而成者，安得传信！”他进一步要求纂修史书要“以信信，言必有所从受”，记录史事必须有根有据，实事求是，不能“或因所闻遂记之”。在以事功思想研究历史的指引下，叶适认为经书即是史籍，最早提出“五经皆史”的说法，对后世史学界影响甚大。同时叶适毕竟是为儒家理论所限的封建社会思想家，也宣扬一些历史倒退论，认为三代之治优于后世，“春秋以来，人心渐失，然犹有礼义之余焉；至于战国，人心无复存矣”。而总的说来，瑕不掩瑜，他的史学思想在今天仍有许多值得研究和借鉴。
  教育思想
  叶适作为我国古代一位大教育家，教育思想和方法值得后人称道和研究。叶适一生经历，从事教育工作，约有30多年。从16岁在乐清县白石村塾开始执教，至29岁中进士以前，都在乐清白石、雁荡山寺院和永嘉茶院寺学塾教书以及到金华“游学”（实际上是在富人“家学”中教书）。出仕后，任太学正，成为国家最高学府教师和负责人。59岁时罢官回乡后，又一直讲学授徒和著述，到74岁时为止。在南宋内忧外患交困形势下，叶适认为教育能培养安邦定国的人才。“求天下豪杰特起之士，所以恢圣业而共治功”。这种治国人才是“其规营谋虑，无一身之智而有天下之义，无一时之利而为万世之计。”在教学中很重视书本知识，“古之成材者，其高有至于圣，以是书也”。同时也要求学生注意外界事物，扩大自己见闻，“观众器者为良匠，观众方者为良医”，而且要能“内外交相成”，从感性知识到理性知识。并要求以实际事物来检验理论是否正确，“无验于事者其言不合”。叶适认为当时教育制度的弊病是：“养而不取”和“取而不养”。南宋朝廷设立官学虽多，可是由于“养而不取”和“无取士之法”，致使许多官学成为弃材之地。另一方面，朝廷又是“取而不养”，“今三岁诏举进士，州以名闻者数十万人……天下多以其词艺为不当得……朝廷既以取之，虽知其不可而亦不敢较，则取而不养，此天下之所共知面莫能革者也”。如何克服“养而不取”与“取而不养”？他针对当时情况提出三点改革措施：第一，必须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第二，要加强对州县官学的考察；第三，要加强对学生的封建道德教育。叶适特别强调师友相互讲习的作用，说：“《记》称‘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诚是。然择友最难，有通国旷世而不获者矣。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故造次颠沛皆道所在，而无难求难得之患，圣人所以能终其身于学而不厌，由此也。”叶适还对宋代科举制度、“荫补”制度提出批评，认为培养人才，只有通过学校教育才是正确途径。官僚子弟如果具有一定才能，可以为国家任用，应该养之于学校，通过学校教育培养，然后再加任用。